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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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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宋秘史试读：

简介

和清朝相比，今天的人们似乎对明朝一直有种说不出的偏见，或者说是成见，当人看事物一旦带有强烈的主观意志，那么他所看到的就已经远离事实真相了！宋朝是中国历代朝代中经济最发达的、国民文化最兴旺的、科技创新成果最多的、人口基数增长最健康的、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荣鼎盛朝代。

第一章　明朝那点事儿

满清对明朝的极端污蔑！

和清朝相比，今天的人们似乎对明朝一直有种说不出的偏见，或者说是成见，当人看事物一旦带有强烈的主观意志，那么他所看到的就已经远离事实真相了！以前我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观点，说什么清朝几乎没有一个昏君或暴君，而明朝几乎没有明君或圣君，明朝的皇帝在很多文人眼中，不是暴君、屠夫，就是色鬼、吸毒犯，而清朝则从努尔哈赤开始，到光绪帝，好像不是粲然文治，就是十全武功。正德皇帝下了一次江南，就成了荒淫腐朽的无道昏君，而康熙、乾隆都先后六下江南，却成了盛世美谈，到最后丧权辱国、山河破碎也都可以归罪到慈禧太后这个坏女人身上，说明皇帝还是贤明的，只不过后宫干政，抱负无法施展一样，但是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吗？

让我们打开真实的历史，还原一个个曾经生动的形象。

先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说，恐怕除了我们伟大的毛主席，就是他在中国最家喻户晓了，为什么这么有名，还不是那首民歌惹的祸！“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然而经过考证，这首歌是清初开始流传的，而大明王朝的丑化也从这首儿歌开始……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从农民到皇帝，从乞丐到元首的传奇帝王，也是自汉武帝马踏匈奴，唐太宗远征阴山600多年后，第一个大举北伐，统一中国的皇帝，“驱除靼虏，恢复中华”这句让人热血沸腾的口号不是孙中山同志发明的，早在700年前，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挥师北伐，誓师的檄文就是以此开头，朱元璋也是第一个真正执法如山，刚正不阿的皇帝，虽然惩处贪官的手段有点残酷，但是要理解人家的历史局限性，那个年代没人讲人道主义，朱元璋创立了大明律。废除了丞相制度，创立了地方三权分立的伟大尝试，经过他的辛勤工作开创了中国又一个超长的汉人政权！顺便说一句，朱元璋杀功臣确实过于残暴，但是也的确在客观上使明朝几乎没有权臣可以完全左右朝政，也没有武将割据一方，整个明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稳定统一和强大的一个朝代，两汉有无数的宫廷叛乱，唐朝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就毁掉了一个如此强盛的朝代，当然朱元璋的自毁长城也带了一定的短期的恶果，就是他亲定的皇太孙却没法安全的坐稳天下！

建文帝朱允汶是一位真正的仁君，也是明朝所有皇帝中士大夫口碑最好的，但也无法巩固自己的政权，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纪念他，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好人，他即位之初就平反了很多他爷爷当年刚猛治国带来的冤案，同时也继续推行休养生息的国策，只是历史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就遇上了“靖难之变”……

推翻侄子做了皇帝的明太宗（历史上也叫明成祖）朱棣是个彻底的武夫，实行的也是绝对的独裁统治，但是我们不能一味夸大他灭方孝儒十族时的野蛮，无论如何他不仅仅是个暴君和屠夫，否则我们就看不到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和首都北京了，永乐皇帝是一个彻底的坏人，却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好皇帝，历史其实很幽默，很多坏人都最终成为万民称颂的好皇帝，比如最著名的贞观之治的开创者唐太宗李世民，还上演过真实版《哈姆雷特》呢，连自己的亲兄弟都杀的人怎么也不能算好人吧，但是他却是中国历史上排名第一的好皇帝，此外永乐大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军事家，对付野蛮的蒙古强盗也更凶狠，你不是要骚扰边境吗，那我就干脆把首都放到边境上，以天子之威守国门，五征漠北打出了中华国威军威、迁都北京则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决定。否则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辉煌无比的故宫太和殿，永乐帝的这一自信做法，让我每每读到这一段历史就感到无比振奋，对比很多之前之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皇帝总统们，我认为成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君王，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民族英雄之一。

成祖之后就是著名的仁宣之治（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这两个皇帝是好还是不好就不需要我来评价了吧，而中国的文人也确实可恶，宣德帝做了那么多减轻赋税、鼓励生产的好事不去宣传，人家业余偶尔斗个蛐蛐也拿来大书特书，还给人家起外号，叫“促织天子”（促织是古人对蛐蛐的学名），真是够酸，这里不展开了。

宣德皇帝之后，就是曾经被历史学家大骂特骂的明英宗朱祁镇，这个皇帝确实前期很失败，反正土木之变是整个大明朝最丢脸的事情已经盖棺定论了！这个我也完全同意历史学家的观点，杀错一人，打错一仗，但是英宗也不是一昏到底，因为自己体验了人生从皇帝到俘虏再到囚犯的巨变，让他更能理解别人的痛苦，英宗晚年废除了残忍的“人殉制度”，此外把建文帝被囚禁的儿子建庶人放了也是这位兄台人性的一面，对这一人格魅力，鄙人认为颁发个“诺贝尔和平奖”也是不为过的，另外英宗为人宽厚，虽说出于不得已冤杀了一代明臣于谦，为此从被史官唾骂，但是还不属于死不悔改的那种，后来自己也十分后悔。

明宪宗朱见深是个比较软弱的君主，但在爱情上却十分专一，宠爱大他十七岁的万阿姨（贵妃万贞儿），一宠就是20多年，的确是爱情的力量啊，为了爱情，差点就不爱江山了（很多的骨肉都被这位慈祥的万阿姨扼杀在孕育中），宪宗时朝政很乱，宦官、佞臣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国家机器还是照常运转，缘于明朝强大的文官制度。

到了阿深的儿子孝宗朱佑镗当皇帝时候，又一次伟大的黄金时代开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拥有近乎完美的人格，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奉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勤于政事，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在他的呕心沥血下，经过一番整顿，又是一番盛世气象。

孝宗后有一个比较幽默的家伙做了皇帝，就是著名的正德皇帝朱厚照，这哥们可能觉得当皇帝太不刺激，缺乏挑战性，就自贬两级，封自己为镇国公，威武大将军，但是这位仁兄玩归玩，大权还是牢牢抓在自己手中，而且在他统治的阶段，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出现了，那就是蒋委员长都佩服的五体投地，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王阳明，而且正德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军事家，在一次对蒙古军队的做战中，大破蒙古小王子精锐部队，还亲手杀敌一人，（这段历史被当时的文人丑化了，但历史应该还正德一个清白），之后在正德一朝，边关宁静无比！这在成祖以后，思宗之前都是空前绝后的，所以说他有可笑之处，也有可圈之点，不能完全一笔摸杀，另外正德皇帝还是一个比较宽厚的君主，举一个例子，一次他请手下吃饭，结果因为人太多，居然服务人员忘记了给皇帝陛下桌前放筷子，这位“昏君”只是一笑而过……

正德后 就是以修行为主要工作的道士皇帝—嘉靖帝朱厚璁，这位神童皇帝的事迹太多，在他执政期间，用群星闪烁来形容丝毫不为国，坏的有号称明朝第一奸臣的严嵩，好的如军事家戚继光、胡宗宪、仅次于包拯，敢骂皇帝的中国第二清官海瑞，很多人在宣扬明朝皇帝的横暴和荒淫上都不遗余力，尤其是骂这位世宗皇帝的更是罄竹难书，但我却觉得，在海瑞那接近指着鼻子骂街的奏章面前，尽管嘉靖皇帝也气的七窍生烟，却并没有他的老祖宗那样，动不动就来个剥皮实草的人体艺术，或者灭十族的大串联，只是命令收监，而且在刑部送上的死刑判决建议上迟迟不予签字，所以后来当海瑞听说嘉靖驾崩的消息后大哭昏厥，恐怕也不能完全理解成一种表演吧，这位皇帝在这件事情上的度量确实很值得我们思考。

世宗后是穆宗朱载厚，也是一位真正垂拱而治的天子（也就是无为而治），为什么，下面的内阁都是实力派，听听这名字，徐阶、张居正、高拱，全是名臣。有时在想，如果明朝有幸不亡，中国倒真有可能提前进入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发展，从穆宗到神宗前十年，明朝的发展还是很健康的。

下面说到著名的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均，也是中国不多的几位统治时间超长的皇帝，当然也是明朝口碑最坏的一个皇帝，最大的罪证就是几十年不上朝，但是，恐怕连最严肃的历史学家，也无法否定万历三大征的历史功绩，这次几乎同时展开的大型军事行动，基本上是在这位神宗皇帝的遥控指挥下完成的！所以可以批评万历基本上是个昏君，而且本人也同意“明实亡于万历”的观点，但不能把神宗贬的一无是处，毕竟在他执政的前期，还是有过一些业绩的。当然，万历的横征暴敛与爱财如命，的确是直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急剧恶化，万历期间，很多隐患已经暴露并且逐步升级，比如辽东的后金分裂势力，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等等……

万历后，光宗朱常洛只当了一月皇帝就OVER了……（这是一件真正的千古疑案-红丸案，喜欢听侦破故事的朋友等着看下回分解）

然后，随着一位专业木匠、业余皇帝的登基，明朝的丧钟敲响了，明熹宗朱由校是明朝皇帝中动手能力最强的，史书上记载他做的木匠活巧夺天工，出神入化，但是治理国家方面就显得太不专业了。于是，中国历史中点击率最高的死太监魏忠贤出场了，仅用了七年时间，就把一个已经非常破败的帝国搞的体无完肤、摇摇欲坠了，而这位仁兄，倒成为了历史上最成功的太监而遗臭万年，他创造了诸多的迪斯尼记录，第一个被封九千岁的太监，第一个在生前就被人永远纪念的太监，第一个拥有自己的政党的太监“阉党”等等等等，但是在如此暗无天日的日子里，这位才艺皇帝还是没有彻底的昏庸，他成功的保护了两个人，因为保护好这两个人，明朝才没有立刻亡国，又支撑了几十年，这两个人就是皇后张嫣和皇弟信王朱由检，使得这位卓越的太监没有更加卓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由九千岁直接升万岁。

信王朱由检即位后，是为明思宗，史称崇祯皇帝，上台伊始，就非常老练的清除了魏忠贤，时人的评价是“神明自运”，政治手段那是相当老辣，可谓含而不露，不动声色，（遗憾的是这一手法在后面继续发挥作用，不过对象却是一代名将袁崇焕）然而，这位仁兄的英明没有坚持多久，之后就频频犯错，让人哭笑不得，明虽实亡于万历，但是朱由检也负有极其重要的领导责任，就凭他的多疑和擅杀，就已经为明朝的坟墓掘好了第一锹土，性格决定命运啊，明末的悲剧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几次成功的自毁长城，50任内阁的走马观花，两线做战的错误战略，造成了崇祯帝尽管极端自律，却无法回天，也只有倒挂媒山以谢天下了。

综上所述，明朝将近300年历史，16位天子，可以说有大半还都是功大于过的，1/3虽然有着昏君的称号，但也做出了一些贡献，有些甚至影响到后代。

我们应该更加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是人云亦云，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为明朝的皇帝平反，是希望朋友们了解真正的历史，历史是不能戏说的，现在的很多导演在犯罪，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在为正史而努力，这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脊梁，一个不能正确认知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明朝时期的抚优

公元1368年，元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人物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率兵推翻元朝统治，自立为帝始建明朝。明朝前后历经十六帝，统治长达277年之久，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强盛的国家之一。明朝是我国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

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和发展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国力大为增强。明初统治者十分重视军队建设，把军权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手中，军队编制最多时达到二百几十万人，成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明朝中晚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斗争日趋激烈，经济、军事制度遭到破坏，封建官僚变得腐败，人民生活江河日下，封建统治从它的顶峰迭落下来，逐步走向衰败，直至灭亡。

明朝的兵制，是在改革元代兵制并吸取了唐宋以来兵制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军队的基本组织形式实行卫所制。兵制的突出特点是加强皇帝对军权的控制。明初中央设立大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关，统掌全国军队和军事行动。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为避免“权臣握兵之害”，改大都督府为左、右、前、后、中五个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各卫所和在外地的各都司卫所。但调兵权仍为中央军部，所谓“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王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一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春明梦余录·兵部》）按明朝军卫法规定，”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明史·兵志序》）全国卫军的精锐部队包括皇帝亲军锦衣卫等主要集中在京师，国家有战事时，以京师为主同时抽调部分地方都司所辖之军。

地方设立统军的都司，都司之下，府县两级分设卫所。一府设几所，几个府连起来设卫。卫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百户所由百人左右组成，千户所由千人左右组成，大体上每个兵卫约统五、六千人。卫所军平时分驻各地，“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明史·兵制序》）。《明会要》上也有类似记载：“卫所者，分屯设兵，控扼要害，钳置京省，统于都司而兑隶王军都督府。王府无兵，卫所兵即其兵。洪武七年八月，甲定兵卫之制。征调则统于诸将，无事则散归各卫”。（《明会要·兵二》）

明朝前期，承袭元朝兵民分籍的做法，实行军户制度。士兵有专门的军籍，世袭为兵，平时屯田或驻防习武，遇有战事，朝廷命将统领出征，战争结束，即各归卫所。明朝二百几十万军队其来源是多方面的：一是军户从征，原来跟随朱元璋起义的义军全部被迫定为军户；二是招纳降军和败军，接收元朝军队的残部；三是滴发罪人充军；四是垛集，具体办法是以民户三户为一个垛集单位，定其中一户为正户，另两户为贴户，正户以一丁充军，如正户军死亡，贴户要抽丁补额。此外还有“简拔”、“抑配”等手段。按明朝的法令规定，兵役主要由军户承担，而且父死子继，如无子孙，则由兵士原籍族人中的壮丁顶替。民户既不准冒充军户，同样军户也不得随意更改为民户。一般军户必须随军屯戍，全家老少被固定在屯戍地，除调防终生不得离开。

明朝的兵制与当时在经济上实行的屯田制密切相关。据《明史·太祖本纪》所载：“诏天下卫所军十之七屯田”，可见明朝军队除一少部分专门担任京师戍卫和扼守要害地域外，大部分要参加屯田。军队的庞大开支，包括粮响主要靠屯田解决。规定边地卫所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田种地；内地卫所军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授田五十亩为一份，由政府发给耕牛、种子、农具等，屯田所获除一部分自用外，还要按规定向国家缴纳税粮。

明朝初年，朱元璋用军屯种，开始采取的是营田方式，即集体授田，种子、农具、耕牛等一切均由国家供给，所收粮食全部入官，军队所需另行调剂。顺帝十六年（公元1356年）七月，朱元璋做了吴国公，接着“置营田使”或“营田司”。二年之后，据说戍守江阴的吴良、吴祯兄弟，边训练士卒边“屯田以给军晌”，使敌部张士诚不敢轻举进犯。但总的来说，功效不大。（《太祖实录》6·二月乙亥）于是，于癸卯年（公元1363年）二月，颁发“申明将士屯田之令”，指出“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并令“将士屯田，且耕且战”，坐收地利，充填兵食。（《太祖实录》12·癸卯年二月壬申）此后，按卫所制度“凡新立守御卫分，例拨军垦田屯种。”这在《大明会典》中记载得尤为详细：“国初，兵荒之后，民无定居……后设各卫所，创制屯田……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土肥瘠，地方缓冲为差。”（《大明会典》18·户部5·屯田）朝廷对参加屯田的军队，从物质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和扶助。具体到军户身上，有这样一些优待：“每军授田五十亩为一份，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初亩税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份，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所官军俸粮。永乐初，定屯田官军赏罚例：岁食米十二石外余六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又规定，“屯兵年六十与残疾及幼者，耕以自食，不限于例。”（《明史·食货一》）按照明朝制度规定，正式军役由特定的军户担任。每户出正军一名外还可以带户中余丁一名，在营所生活，佐助正军，供给军装。这种余丁在营可以逃避徭役，所以明朝搞屯田的军队中不仅正军可以带家口，余丁有的也有妻子儿女随居，只不过待遇方面与正军有所差别，余丁只能“出息供办牛具，开荒布种，所收子粒，津贴正军。”（英宗实录53·正统四年三月庚戍）

明朝统治者集历代屯田经验之大成，通过制定实行军户军屯制度，采取适当优待军户的措施，在建立一支自给自足的武装力量方面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但这并不是说军户的生活很丰裕，事实上士兵们及其家属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士兵的粮饷本来不高、加上军官们的克扣，“衣食即窘，遂至逃亡”的现象屡有发生。（《明宣德实录》卷108）

明朝的宗藩权贵们无功受禄，奢侈腐败，导致国库日绌。军粮匿乏，军晌不支的现象也不乏其例。据史科所载，洪武二十八年，在一个将领的上书中曾反映：“以河南而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指屯粮），而宗禄百九十二万石，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故自都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垢有司。”（《明史·食货六》）军官们尚因发不出军饷而聚众闹事，可以想见士兵们的生活情景了。

长期的军屯生活，因兵士缺乏应有的训练，战斗力大为削弱，加之军屯田地被权贵豪强不断侵占，士兵们的生活更加困窘，出现了大量逃亡。至明朝中叶以后，军屯制日遭破坏，原来的卫所制逐渐被募兵制取而代之。

除以上提到的对军户参加屯田的有所优待外，明朝在军人优抚方面也先后制定了一些制度和办法。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官兵及其家属的优待

1、免除丁役和丁徭。明成祖即位时，“遣给事等官分阅天下军，重定垛集军更代法。初，三丁以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至是，令正军、贴户更代，贴户单丁者免；当军家蠲其一丁徭。”（《明史·兵四》）

2、免除军户杂役。洪武三年，“令各府县军户悉免杂役。”洪武七年，“令山东正军全免差役。”（《明会要》）

3、选武袭职。洪武五年正月，规定武选之法。从色目、状貌、才德诸方面选武，中试者可被封世职或袭荫。按照当时的规定，军职子弟年至20岁，才允许参加选武袭职。初试不中老，拿半俸的待遇；再试不中的，降为充军。但需要指出，这神选武袭职实际上是给予军官的一种特权，真正受益的主要是权贵人物子弟，一般平民是轮不到的。这种选武场所又往往成为官僚权贵的勾心斗角、营私舞弊之地。正如史学家所评述灼，“今悉赂权贵，虽乳臭小儿无不中者”。尽管官方提出“严纳贿之禁，举比武之实”的要求，但终因官风败坏，难以令行禁止。

二、对战亡、伤残官兵的抚恤

洪武元年九月曾明确规定：“优给阵亡将士之家”（《大政记》）洪武三年十月已亥，太祖设坛亲自祭悼阵亡将士。洪武七年八月辛丑诏：军士阵没，父母妻子不能自存者，官为存养洪武十九年六月甲辰诏：将校阵亡，其子世袭加一秩。十月，命：官军卫亡，子女幼或父母老，皆给全俸。著为令。（以引文均参见《明会要》）这说明，从明初开始，对阵亡官兵家属的抚恤已有定制。《明会要》中还有如下一些记载：“建文二年十一月乙已，燕王亲为文祭南北阵亡将士。”“永乐七年二月已丑，遣官祭灵壁等处阵亡将士。”“正统十四年八月己已，恤阵亡将士。九月甲午，祭宣府、土木陈亡将士，痊遣骸。十二月戍辰，祭阵亡官军于西直门外”。“成化二十年正月，恤大同阵亡士卒”“弘治十四年，奏红总制三边军务，驰至固原，按行败所；躬祭阵亡将士，掩其骼；俸禄死事指挥官朱鼎等五年；恤士卒战没者家”。“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祭阵亡士卒”“崇祯十五年六月，筑坛，亲祭死事文武大臣。”

在对伤残军人给予抚恤方面，洪武十九年六月，曾诏定：“士卒战汤，除其籍，赐复三年。”即免除军籍复为民户，三年之内可以不缴纳税租。

建文元年二月诏：“……笃废残疾者收养济院，列支衣粮。”这种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残废士卒可以直接收容到养济院中，由国家拨发口粮衣物，供养终身。另据《明史》所载，对作战致残的军人还有其他一些照顾，如：军士战斗伤残，难备行伍，可于宫墙外（指守城的京师部队驻防地之外——作者注）造舍以居之，昼则治生，夜则巡警。（《明史》）白天边养伤病边做点力所能及的营生，夜晚帮助进行一些巡逻。

三、奖励军功，封赠职爵

明朝初年，军队作战论功行赏，都是临时请旨，没有固定的制度。直到承平以来，“意存激劝，率以首功定赏格，条例渐广”（《明会要·兵4》）这说明明朝奖励军功的制度有一个发展完善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已经形成了制度。从有关史料记载中也得到了进一步验证。洪武三年十月丙申，太祖朱元璋大封功臣，下令让大都督府、兵部整理记录诸将功绩，吏部规定勋爵，户部备赏物，礼部定礼仪，翰林院撰写制诰，接着颁爵行赏。当时所定勋阶武勋从低到高由六品至正一品计为12级，每一级又分三至四个散阶。散阶从武骑尉、忠显校尉，忠武校尉至左右柱国、特进荣禄大夫、特进光禄大夫计30阶。生日封，死日赠。凡因有军功而被封被赠军阶的，均按规定获得相应的待遇。（《明会要》）

永乐初年，考虑到将士久劳，又命令礼部依照太祖定下的升赏之例，作了一些补充修改。将战功细分为奇功、首功、次功三等，分别给予恩赐。按照明初的有关定例，这些军职勋爵是可以世袭的。“嫡子袭替，长幼次及之；绝者，嫡子、庶子、孙次及之；又绝者，以弟继。”永乐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强调有军功者方得袭，非获得军功者不再承袭。“取公舍旗军余丁曾立战功者，令原带俸及管事，袭替悉因之。”对阵亡的有功之人从优照顾，“其阵亡，保袭者流官一等。”（《明会要》）

四、退休待遇

洪武六年曾记载，兵部单安仁请老归，“赐田三十亩，牛七十角，岁给尚书半俸。”（一说给全俸·见《明史·本传》）天顺以后，“始令致仕（即退休一一作者注），官七十以上者，皆得给酒肉布帛或进阶。”（《明会要·民政二》）

五、慰劳军队

这方面的事例较多，择其要者抄录如下：“丙午正月，张士诚军遮海口，吴良大败之，太祖旨江阴劳军。”“洪武二年，两广即平，廖永忠还京师，帝命太子率百官迎劳于龙江。”三年十一月，徐达振旅还京师，帝迎劳于龙江。“永乐八年七月，车驾次开平，宴劳军士。”“崇祯十二年二月，曹变蛟从洪承畴入卫。帝遣使迎劳，将士各有赐。”（《明会要》）这一时期，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对军民关系、军人优抚还是很重视的。他们认识到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不仅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还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同时还需加强军人的优抚，以便不断提高战斗力。曾任过兵部尚书的张鹏（？—1491年）在明代宗时期，率兵镇守大同（今山西省大同市）、宣府（今河北省宣化市）两镇时，曾上书皇帝提出了“医病恤死，以励边兵”的建议。他指出：“两镇军士敝衣菲食，病无药，死无棺，乞官给医药棺槽，设义家，俾飨厉祭，死者蒙恩，则生者劝。”（《明史·卷一百六十·张鹏传》）他针对边兵生活困窘，缺医少药的状况，提出要由官府及时给予医药，保证治疗。如有死者，要给棺材，设立公墓，使死者能够受到隆重庄严的祭奠，认为这样做不仅使死者受到了应有的恩典，活着的人也能箕到激励，对提高战斗力是大有好处的。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明代宗的赏识和支持。

明神宗万历年间的进士朱燮元（1566—1636年），在任四川右布政使及朝廷兵部尚书期间，极力主张筑城屯田，军需自给，尽量减轻军队和民众负担，以此增强军事力量，稳定军心民心。他指出：“军民愿耕者给田，且耕且守，卫所自实，无勾军之累。军耕抵晌，民耕输粮，以屯课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明史·卷二百四十九朱燮元传》）他认为只要有人愿耕种土地，不论军民均可给田，通过屯田的办法，把人们集中起来，边耕边守卫边疆，军队耕种所得充做军饷，百姓所得可供军粮，从屯田收入中还可以完成缴纳官税的任务，这样军民负担都不大，国家可以得到安宁。

在征兵和百姓对军队的负担方面，明末清初的著明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年）从经济与军事关系的角度，提出了“按人征兵，按户养兵”的主张。他指出：“余以谓天下兵，常取之于口；而天下为兵之养，当取之于户。”（《明夷待访录·兵制一》）为此，他详细地算了一笔帐，如果按万历六年全国的户口数计算，人口为60962856人，户数为1062436户，按征兵时5人取一人，约129万兵，按每十户养一兵，则可养兵106万余人，这样兵役不算繁重，人民负担的费用也不很为难。这一措施对加强军队建设无疑是有利的。这些思想家、军事家的一些主张和建议，自然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但他们的某些建军及军人优抚思想，仍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明朝还有哪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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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我被中国作协招去开青创会。一位中宣部官员莅临讲演，号召与会代表认真学习各种文件、思想。坐在我后排不远处，是一个公务员背景的小说家。台上领导讲演，他在下面给一个文友即时解读。领导说，非常希望和大家广交朋友，但本人愚钝，拙于交际，等等。公务员作家当即翻译，这是要求诸位主动上门，云云。

那位深谙官场文化的老兄，后来成了畅销书作家，但据说也因此提早致仕。从他身上我隐约看到一种传统在复活。中国历代历朝的文学家，除了李贺、曹雪芹，你能数出几个没干过公务员的？不同于古代士大夫的诗酒酬唱，当下作者的散文叙事写作，需要面对广大的市场。他们或多或少继承了《官场现形记》那类传统。

那位作家私下流露心曲，说那个体制非常人所能屈就。且举一例，为获领导青眼，你在积极工作之余，还要偶尔犯些无足轻重的小过失，让上司有机会批评斥责一番，这样才能成为领导信任的人。当时我相信，那种文化和生活方式，一定会有人书写记载。后来寓居国外，和国内的文学生活基本绝缘，直到去年在慕尼黑一个文学节上，遇见翻译家丁娜女士，向我推荐《明朝那些事儿》。

回到纽约，专门跑了一回唐人街的公共图书馆，借了一套，利用一个周末全部看完。这般如饥似渴，原因只有一个：我没读过《明史》，于是心里总在问那个“后来呢”。本人作为非专业读者，发现此书的长处之一，就是引发读者对于那段历史的兴趣。我有从半截开始看书的恶习。当时刚好翻到武宗一节。那是个动作性较强的人物——豹房啊，还有后来那些北征、南巡——简直就是一个亚洲版卡里库拉。作者的描述，又很有些电子游戏的视效。强调一句，我没跳读，前前后后每页全看了。

书不错，语言平白如话，口头文学的痕迹稍嫌重了一些，卖给电台广播，效果也许更好。其中点缀着故事主角的心理独白，那是作者的小说笔法。称历史人物为同志，或许也会因此书而成为时尚。就像国内多数的“后王朔”写作，《明朝》的姿态放得很低，对于诸多社会、文化、历史现象，书中也不无褒贬，口锋偶尔还很激烈，但做为历史评述，行文过程中夹杂了太多余秋雨式的抒情议论；而这些，似乎又是该书卖点所在。

有些议论应该讲究点修辞。比如作者形容陈友谅是朱元璋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我们知道古代希腊的悬剑典故，是说拥有无上权势，乃是一件极端危险的任务，并不特指来自某一竞争者的威胁。再有，明朝真像作者所说，是一个实行封建制的国家吗？欧洲最早的大学是巴黎大学吗？所谓“北欧海盗（应该叫维京人）”，能有机会遭遇西班牙无敌舰队吗？那可真是关公战秦琼。这些简单的知识，该书的编辑难道不会上网核对？一家出版社，至少有责任不向社会推广错误知识吧？

作者谦逊地解释说，曾打算给书起名为《明札记》。作为一份札记，此书大有可读之处。首先它填补了我的很多知识漏洞。比如以前我不知道郑和去过麦加。此外作者对于明武宗、锦衣卫头目陆炳等人物的评述，也很别开生面，大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成见。开始我觉得本书更像一部明史摘译。所谓译，就把《明史》中的情节翻译成当代流行语，然后大功告成。但纵观全书，起伏有致的叙事节奏，完全来自作者的剪裁功夫。否则不要说六本书，就算六十本，也未必能说清“那些事儿”。

同样因为剪裁，遗漏之处也就在所难免。比如朱元璋的籍贯，我就没在作者为他设立的档案中找到。此外那位全身心支持朱元璋的马姑娘（就是后来的皇后吧？），到底什么身世来历？我很好奇。还有到底什么是明教？

2

都说历史不能假设，可人就是断不了假设历史这个念想。我们中国人最爱假设两段历史，一是明朝中后期，一是清末民初。这可以理解。首先，黄河般曲折的中国历史，曾在这两个河段急剧改道。更重要的是，上述两个历史时段——内忧外患，改革还是不改革，如何改革——决定了中国近五百年历史叙事的主干，以及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现有想象。

平生遇到一些志向高远的人士，喜欢手上夹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指指点点。他们回顾上述两段历史，痛心疾首之余，论述中最常使用一个词，就是“假如”。而明朝恰好提供了太多的假如。

大明王朝由始及终，凡276年，而这近三个世纪的历史，又和欧洲文艺复兴大体并行。中国人和西方的文化心理，便是在那一时期，分别特化发展。欧洲发展出一套全新的政治、金融、宗教、科学、教育体系，而中国虽然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但终于随着农民革命和女真人入侵，全部被扼杀在摇篮中。这些历史的偶然因素，使得中国历史终于未能走到一个，引向繁荣进步的拐点。于是有了种种“假如”。

这种文明格局的变化，似乎不在《明朝》作者的兴趣范围内。我们在书中更多看到，作者对于官场文化和帝王之术的津津乐道，尤其是朋党斗争中的官僚们，如何玩弄手腕和心眼。对于明朝如何发展文化、技术并积累物质财富，这里甚少解释，好像路线对了头，文明自然更上一层楼。作者（也许包括多数读者）的兴趣，显然在于最高权力的觊觎、争夺与守护。既然如此，真不如把书名改成《明朝宫廷、官场那些事儿》。

我知道，手腕和心眼非常值得玩味；它们代表一种高超的的智慧，操作上的微妙和精致，不亚于任何艺术。代价是我们玩味之余，不再把目光投向远大的领域，以致我们的世界微缩成一桌麻将。这也是一种玩物丧志。人际智慧的房中术，使我们失去了那种好奇和渴望。人们的兴趣不是集中在财富的创造，而是财富的分配。分配意味着占有，包括隐性的占有，而且越是没得可分，就越要讲究怎么分；这就叫做懂政治。所以人们争着当领导。

这种事情讲多了，就会成为马基雅维利式的逆向道德训诲。结果是公德、私德分离；君子之仁义，小人之仁义分离，而且无所不用其极，像明朝很多小说那样，假劝善之名，行诲淫诲盗之实，并最终被误读成赌徒的励志读物。不苛求古人，并不意味着为古人的负面遗产无端回护。

3《明朝》的最大功劳，不是对于人事纠葛的喋喋不休，而是普及关于明朝制度的知识，从科举到官制。朱元璋为限制官僚机器的权利扩张煞费苦心，设计出来的制衡机制密如凝脂，并由此引出一个问题：明朝政治何以仍然腐败如此？今天大家终于明白：一切只限制别人，不限制自己的制度安排，都是这个结果。直到现代政体出现，这个问题才有了解决的可能。

明朝统治者中的少数精英，也深知改革之必要，甚至取得过重大成果，比如被作者称之为明朝最伟大政治家的张居正，但最终人亡政息。不管明帝国实行多么严厉的孤立政策，但它的经济活动已经在无意之中，纳入一个全球体系。张居正的税制改革不能善始善终的原因之一，就是作为货币流通的白银大量来自新大陆。当荷兰、英国派出游击舰只，劫掠西班牙和葡萄牙船队，加之西班牙着手打击其美洲殖民地到亚洲的白银走私，中国银价立刻上升，人民的税收负担（法定以白银为缴纳手段），也随之变得不堪忍受。

作者显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不时调整笔锋所向。由于明朝很多事儿发生在全球背景下，他在叙述当中作出了相应努力。郑和舰队为他提供了理想的故事平台。但同样，这里充斥着抒情和感慨，而不是着力于那七次伟大远航，对于一个新生帝国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成本。毕竟当时的明帝国，正面临这向北迁都、应对蒙古残余势力威胁、疏凿运河等重大任务。

据马欢（船队翻译官之一）的《瀛涯胜览》记载，郑和船队单宝船便有63只，中等以下舰船不算。所谓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排水量至少5千吨，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木质船只。我见过一组数据，关于英国建造于18世纪中叶的“胜利号”战列舰。该舰尺度远小于郑和宝船，全长不到70米，排水量3千5百吨，后来成为纳尔逊上将的旗舰，赢得过特拉法尔加海战。为建造该舰，砍伐了超过100英亩林地的6千多棵树木。这一规模的战舰，当时皇家海军也只拥有一艘。

无法想象为建造郑和船队，需要砍光多少森林，而当时新都北京正在大兴土木。对于任何帝国，那样规模的远航，恐怕都会难乎为继。但就造船而言，宝船无疑代表当时人类工程技术的的高成就。除了巨大的体量和复杂的结构，宝船还有一些极为巧妙的设计，以维持风暴中的稳定航行。对于这样的成就，书中同样语焉不详，好像作者下定决心，严守君子不器的古训。

正是这些成就，造就了另一个明朝。这个明朝除了勾心斗角，党同伐异，还干过更有意思的事情。除了文学、书画、戏剧上的辉煌成就，明朝人还发展出一套精致的生活方式，虽然有机会享受的人不是太多。关于这些，作者偶有提及，但也仅仅是点到为止，比如谈到《西游记》和《本草纲目》。读到李时珍，我自然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和同代的瑞士人盖斯纳一样，独自建立起一套生物分类体系，但何以未被后人发展成完善的林奈式学说？我不能满足于中国人缺少纯粹知识的兴趣，这样的解释。《西游记》我最近重读过。除前人曾经指出的，孙悟空可能是《罗摩衍那》中的哈努曼在汉语中投胎转世，我惊讶于小说中对于各种异国动物的准确描述，比如犀牛、狮子和大象（象头神格涅沙的变形？）。因此我相信明朝人的知识状况，远比我们以前了解的，更为复杂。

我更感兴趣的，是这类《明朝》一类读物流行的原因。某种意义上说，你读什么书，你就是什么人。从书籍（以及包括电影在内的其他文化产品）的流行，可以看穿一个社会的内心。阅读大多是个心理上的移情过程。老实本分的人，未必热衷政治上的阴谋诡计，而是守着电视，看看韩剧什么的。这部书的热销，说明我们的社会中，有创业欲望，或是有家业可守的人多了。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抑制这些人的发展欲望，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4《明朝》还是一本关于帝国的书。因此除了官僚之间的斗争，作者对于帝国之间的更替，同样有所着墨。我相信中国朝野上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即我们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更多受制还是受益于现行的国际体系。至于这种思考所依据的信息是否可靠，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一体系中，中国眼下排名第二。剩下要做的，就是期待美国持续衰落，并在加速其衰落的过程中有所作为，然后以第一顺位，取而代之；还有一个可能成本更高，那就是公开的暴力对抗。

大家很少讨论另一种可能：随着美国出局——且不管亡国、解体还是沦为二流——那个我们姑且称之为Pax Americana的东西，也将随之消亡；而新的霸主必须有能力通过军事或其他什么手段，维持相对的世界和平，并在这一前提下，对国际间的经济、文化、集体安全等进行安排。中国目前这个世界第二的位置，也只在现行国际体系中受到承认。一旦出现乱局，群雄起而逐鹿，大家从小组赛从新干起。那时我们的胜算究竟还有几成？

当然我也清楚，这种问题从来都是白问，除了给我自己找麻烦。因为权利的角逐中，理性从来都是手段，激情才是原动力。

直到20年前，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体系，在和目前这个年轻人熟悉的体系对抗。当时的对抗有个术语叫“冷战”。那个体系的老大是苏联，也就是今天俄罗斯的前身。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很多同胞对那个国家感情暧昧，而且至今为其退出历史舞台耿耿于怀。于是就有了另外一个“假如”。假如苏共拒不收缩其势力范围，结果就将如何如何；诸如此类。且不说当年莫斯科的新沙皇是否吃素，以及他们是否还有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外的其它选项。何况做为历史的输家，加上所犯种种罪孽（包括对中国），苏联的结局已经算善终了。

第二章　明朝的百年启示

明朝百年启示录刊

西汉、明朝“得国最正”

在中国的历朝历代中，西汉和明朝是两个比较特殊的朝代，称得上是“得国最正”，也就是推翻前朝，来得最为理直气壮。汉高祖刘邦，原来就是一个亭长，相当于一个不领工资的居委会主任，他靠着人格魅力和运气，推翻了暴秦的统治。而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就是一个和尚，幼年父母双亡，他跑到凤阳出家，结果遇到自然灾害，四处都在起义。他毅然加入了起义队伍，中国历史上又多了一位平民皇帝。

从西汉、明朝这两个朝代看来，都符合历史的一种发展规律。都有从兴起到发展，从强盛到衰落，再到不得不灭亡的境地，整个过程非常完整，能够让人得到一些教训。我们现在学历史，也是为现代所服务，就如同《资治通鉴》，在现在仍然有着现实意义一样。

汉高祖建立西汉政权后，吕后和她的子侄们，曾经想发动政变，把刘家政权改为吕家的。但是，大臣们发动攻势，压制了吕后，这才有了后来的“文景之治”，西汉也是盛极一时。

就算是多么昌盛的年代，都避免不了社会矛盾的产生。没有一个朝代，是可以完全消除矛盾的。在解决固有的矛盾后，又会产生各种新的矛盾。到了汉武帝时期，社会矛盾已经非常繁多了，他采取了很多办法来解决矛盾，甚至向全国发布了“罪己诏”，向全国人民坦陈，他有些地方做错了。相比较他开疆扩土，这种精神更值得称赞。

到了汉朝后期，矛盾已经非常激化。这时的刘氏统治者，想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办法，那就是“换一个皇帝”，换王莽上台，建立“新朝”。但是这种换换招牌的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社会矛盾依然非常激烈，引发了一系列的起义。结果，王莽倒成了替罪羊。后来还是不行，还是换成刘秀上台。

明成祖时期对外关系辉煌

明太祖建立了明朝政权后，大明帝国统治了中国276年，这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比较长的年代。唐代更长些，但是在“安史之乱”后，唐代对于全国疆土的控制，四处藩镇割据，朝廷已经无法对全国进行统治了。而明朝在整个执政过程中，对全国都有着强有力的统治。

在明成祖朱棣时期，对外关系达到了一种辉煌的地步。很多丰功伟绩，都是在那时缔造的，比如郑和下西洋。如果明朝以后的皇帝，一直让“郑和”们继续下西洋，可能发现新大陆的，就不是哥伦布了。一个英国学者，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说他找到了郑和船队在美洲登陆过的证据，这让国内学术界也是一片哗然。其实，我们现在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可能在船队中，真有那么几艘船，被飓风或者暖流，送到了美洲。

但是，对于一个农业社会来说，是需要很多资金来支持下西洋的。经常下西洋，让当时的户部非常头疼。因为明朝带过去的都是瓷器、丝绸、银子，换回来的却是胡椒、香料等，又不能当饱。户部尚书拿这些抵官员工资，官员们纷纷表示不满。

其实，这种举动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我认为，这是一种战争机器的惯性。为什么拿破仑、希特勒在征服欧洲之后，还要去继续进攻，因为战争机器一旦启动之后，就很难自己停下来，要么是内力不济，要么是外力阻止。在战争中，地主收获利益，平民也有工作，所以大明帝国一个车轮往现今的越南之地，一个车轮往西北，一个车轮往蒙古，一个车轮开往西洋。

明朝建国80年后，发生了一件大事。蒙古入境抢夺东西，明英宗亲率大军迎战，却在土木堡惨败，明英宗被俘。很多人都认为，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是事实上，明朝并未崩溃，而是重新立了一个皇帝明景帝。于谦带领着居民，击溃了蒙古军队。而于谦也是名垂青史。“仕途”和“官本位”

等到战争车轮停下来以后，明朝进入了传统的轨道行进，那就是科举考试。明代从洪武至正统时期，“仕途”和“官本位”成了民众公认、国家倡导的最基本的社会价值标准。

明太祖和明成祖期间，都曾经“劫富济国”。当时明成祖朱棣起兵时，第一个打下的就是苏州，那些地区是当时国内最富有的地区。当然，扬州也很富裕。

明成祖把有钱人全都迁到凤阳，让他们在凤阳开垦荒地。而他们原来的田地，就交给佃户耕作。但是，要交的赋税特别多，这样就给国家增加税收了。后来，又把有钱人迁到北平。这些有钱人对生活的要求都很高，逐渐就让这座城市繁荣起来了。

当时的科举考试进入正轨，虽说有很多读书人看不起朱元璋，认为他是个穷和尚。但是朱元璋有自己的手段，如果文人不参加科举，那就是对朝廷有意见，那就是有反心，那就是要杀头的。所以很多文人不得不参加科举，但是科举也是很严格的，很多文人都考不过去，比如唐寅，就是因为屡试不中，最后放浪形骸，反而在文艺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当时的文人，只有通过科举，才是报国的唯一途径。

科举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有人考到了80多岁，还在继续考。有时候，能否中举，除了看读书，还要看运气。还有很多偶然的因素。

明太祖建立政权后，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治国理念，叫“治乱国用重典”，意思是国家刚刚建立起来，各种矛盾激化，要用重典来治理这个国家，严刑峻法。比如当时的县官贪污，只要贪了60两到80两的银子，就要被剥皮，还要塞进稻草，竖在县衙门口，给后继者看。但是，当时的贪官却是越杀越多杀不尽。官员早上出门，如果晚上还能回来，一家人就会很开心因为又可以度过一天了。

社会进入“财富”阶段

明朝正统至成化时期，严峻冷酷的政治气氛开始化解。随着社会经济的渐次复苏，社会财富开始积累，各地城市趋向繁荣，人们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变得强烈起来，于是出现了第二种价值标准：财富。

有钱人越来越多，统治者也不能老是和他们作对，这相当于是和自己过不去。这时候又出现了自然灾害，国家的粮仓不能满足赈灾的需要。因为粮仓不等于金库，管理起来非常麻烦，需要通风透气换粮食，各地官员们平时懒得打理，到时候就拿不出粮食来了。这时候，就有富商开始捐献粮食，并成为了赈灾的中坚力量。

在公元1437年，明朝政府公开表彰了“十大义民”，就是捐献了一千石粮食的富商们，其实这不是这一年中发生的，而是近五年的时间。这就给其他富商一种信号，于是各地的富商都开始捐献，不但能够得到“义民”的称号，当地官员还会立碑纪念。

社会财富成了又一价值理念，在推动明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到了明朝建立100年前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开始追求享受。明朝做官困难，知县40两银子，到手的只有1.9两银子，一石大米。官员们希望打打牌，听听戏，喜欢养生，社会上也提供了很多的选择。

文化成了社会价值标准之一

明成化年间印刷品，内容很多是孝子贤孙的理念，治病、养生，还有练习气功的等等，此外有各种小说、戏曲，还有人因此而成了社会名流，发了财。文化人也开始标明价钱了。

很多文化人，传播文化产品，变得富有。社会有三条路可以走，做官、经商、从事文化，这是一个很广泛的变化。不少人编戏，写剧本，扬州在当时是一个著名的雕刻中心。英雄传奇、历史小说，乃至爱情小说。但是，当时最有钱的还是做生意的人。文化加大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力度。

曾经有一段时间，皇帝不断派宦官，拿着一张纸，宣布某某为官，吏部对此根本不知情，第二天上朝还问问，后来干脆不问了。

明朝建立120年的时候，全国共有这样的官员4700人，变成了一大社会的祸害，动摇了明朝的人事制度，国家要花很多的钱养活他们。

其中，1300多人是能工巧匠，300多人是书法家、画家，200多人是民间文学家，各种各样。他们都是非科举考试有所作为的顶尖人才。

在当时，出售文化技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不符合正统的社会，这也成了一大弊端，成了社会转型期间的新生事物，在当时是一种怪异的方式，但以后就见怪不怪了。

明朝呈现出多元化格局

文化艺术对社会产生了变革的作用，在文学作品的嬉笑怒骂中，一些黑暗的现实，原形毕露。明朝开始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还出现了三大中心。

自从迁到北京，北京一直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是随着社会财富成为第二大价值标准，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北京的物质靠南方输送，通过运河输送。京师的能工巧匠大多也是出自南方。

苏州、南京，以及扬州成为文化中心，北京的文化人想出名，也要到这个码头、这个圈子来，得到认可才行。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三大价值标准并存，导致了错位。走仕途的，想拿到社会财富，也想拥有一定的文化；商人，希望得到官位……这也成了一大社会问题。就像高速公路上，各种类型的车辆占道，全都乱套了。

当时，新兴的文化出现了，作为社会价值标准，明王朝对舆论的控制越来越失控。国家没有统一的意志。到明王朝后期，官位都被瓜分了。话语权掌握在经济发达地区，遭到经济落后地区的不满。明朝有法律，但是都被当成了祖训，不得违反，因此在当社会发生变动时，没有人挺身而出。明朝的经济政策没有清朝那么灵活，只是在争论中，进行着小小的微调。而且单盯着农业税，政府实际上为财政所痛。军队的作用被忽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兵需要大量的投入，军队受到排斥。军队的战斗力下降。

我觉得我们研究历史，要用两种眼光来看待，一是历史的眼光，一是当代的眼光。这样，历史才能成为一面镜子，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明朝出了什么问题？

2006年是《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问世30周年。今天，国人对明史抱有好奇，这本引人入胜的史著居功厥伟，它的观点却与钱穆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通常强调此书是“大历史观发轫之作”，并从而生发出无数讨论，却往往忽略了它以“现代化”为评史标准的特征。大概是出身工科的缘故，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的内涵除了“结论看远不顾近”之外，同样重要的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据以否定理想的道德统治的，不仅是长时段历史的检验，更是以技术和法律为符号的“数目字管理”。《万历十五年》即直陈明朝的统治是一种理想化、模糊化的道德程式，不是现代意味的理性治国精神的实施。由此出发，我们才能明白黄仁宇自叙本书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举凡皇帝、文官、武将、思想家，无论主角与配角，命运皆归于此。这是万历的失败、明朝的失败和中国历史的失败，现代化的标准统摄全书，万历十五年，黄仁宇称其为中国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恰是要以对历史常态的分析来说明传统中国与近代之间的距离，并且这种距离绝非中性，而是导致失败。《南明史》：明亡清兴的两大问题

明朝失败的最直接例证是被清朝取代，美国学者司徒琳在她的《南明史》（上海书店出版社）中指出明朝由强变弱乃至终亡于清，主要在于两个问题：“文武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正是这两个问题即使危机关头仍纠葛不已，对勤王造成致命伤，南明十八年的统治随付流水。与黄仁宇的写作理念鲜明不同，司徒琳的论述没有定性的升华，而是就事论事的历史分析。黄仁宇探讨的层面是管理制度和政治运转，略有宏观、抽象的意味，像在为五千年历史作总结，司徒琳则是从权力结构入手具体著史。黄仁宇也曾形象地论到大约明朝建立后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但这只是矛盾的一面，文官集团在明朝也经受了历史上最为沉重的打击，即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深重指出的洪武废相和刑上（士）大夫，士大夫不仅终明之世不能作丞相，而且鞭笞廷杖成为寻常之辱。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形成的“君权——相权”架构被摧毁，君主集权达到新的高度。顺此逻辑往下思考，明朝的政治权力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相权的微弱制衡被取消，君权膨胀，附着于君权的“阉党”乃可坐大；文臣虽然压着武将，但因为在君主面前无地位，只要政局动荡，武人即有拥兵自重的可能。南明时，辖淮安府的“四镇”总兵之一刘泽清竟倡言：“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尽坏。此曹宜束之高阁，俟臣杀贼后，取而拂拭用之，以听其受享可也。”已是丝毫不把文官放在眼里。至于马士英密疏福王：“上之得位，由臣及四镇力。其余诸臣皆意戴潞藩。今日弹臣去，明日且拥立潞藩矣。”更有威胁主上的意思。对此，明末清初的大儒孙奇逢只能发出“时平以大帅仰小吏之鼻息，世乱以悍将制僝儒之性命”的浩叹。《明朝的皇帝》、《张居正大传》：思考君臣权力架构的两端

思考作为君臣权力架构的两端，高阳的《明朝的皇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百花文艺出版社）颇可参考。高阳以史为文，一支妙笔将明朝的皇帝们写得唯妙唯肖。《万历十五年》还有一点没有得到重视的，就是它是一部向《史记》开创的纪传体著史方式遥远致敬的作品，“知人论世”，通过人物命运突显历史局势，是中国史学传统所擅长的，但黄仁宇之所以如此写法，其公开的理由是“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高阳则是就皇帝说皇帝，发说史传统的幽光，纳学术研究所得入之而没有现代史学规范的羁绊。在高阳笔下，明朝的皇帝及其家族出了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主观的也有意料之外的，却都有些吊诡的意味：朱元璋梦想建立的封建体制被燕王朱棣颠覆；朱元璋定制内侍参预政务者斩，而恰恰就是高阳认为的“明朝有个很够格的皇帝”宣宗开了宦官干政的门洞；至于“不是什么暴君庸主，资质亦在中人以上，只不知如何，生来就不自爱，由不自爱其国到不自爱其身”的明武宗，则开启了其后几朝人君“不自爱”的风气，尤以万历的“怠工”为著名。如上引对武宗的评价，在高阳这里，明朝的皇帝大都获得了人性的光辉，但问题没有就此掩盖，制度的弊端和人性的温暖并不能彼此抵消，失却贤相的君权独裁全倚仗明君一人，明君的前提是教育，而明朝皇帝的教育恰恰很成问题，光宗和熹宗就没怎么读过书。但这也让人费解，万历皇帝是张居正从严教出来的学生，学得还不错，却是张居正身后亡其政、抄其家的主谋，随后便是长期的怠政。这一点，朱东润说得一针见血：“居正当国十年，效忠国家，但是居正所揽的大权，是神宗的大权。居正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效忠国家便是蔑视皇上：这是最显然的逻辑。自古以来，究竟是”要是皇帝不管事，就给他一个能管的什么人吧，“还是”皇帝必须要管事，同时我们有责任照顾他能管和真管，“士大夫从来没有搞清楚过，废相之下尺度更难把握，何况纵使自己有意把握，其他人尤其是皇帝也可能作相反的判断，”难题是怎样设法在已经取消宰相的制度下成为一名宰相“（贺凯Hucker,Charles O.）。由此说来，制度的弊端同样不能被良好的教育抵消，张居正的悲剧即在于此。他”平生以法绳天下，“但恰恰没有真正认识到”有人若以大学士身份而真正执行宰相职权，那在明代的政治法理上讲是越权的（钱穆）。《制度·言论·心态》：大变局下的士大夫心态史

对明朝政治结构性问题的反思始于明清之际，镇痛之中，政治成为士人思想言说集中的话题，其中又以君臣关系为最。赵园的《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讲述的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士人心灵史。在继承正编“话题”研究的同时，作者回向包括君臣关系在内的传统概念，通过叙士大夫的经世与任事之风、对军事之热衷、对师道与士风的反思与重建、对井田与封建的研究、对文与质的探讨等等，为认识君臣关系勾勒了宏阔而丰富的背景。并发挥女文学史家敏感、细腻、从叙述中发现问题细节的特长，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对君臣政治伦理关系的反思提供了新面相。黄宗羲说：“有明无善治，自高皇帝废丞相始也。”是立论一方的典型。但我们大都没有注意到其实思想家李塨还说过：“明之末也，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这就与崇祯临终御书衣襟上的抱怨一致了：“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在一个几至于从现实到文学、学术“反思一切”的时段，君臣关系确曾被置于一个千年未有的启发环境之中，明初遭禁的孟子的部分思想又进入广泛的讨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也确实令人振奋，但这些都只是朝代鼎革过程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思，远谈不上“启蒙”云云，在“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之后，一切便又复归于平静，他们讨论过的话题在二百多年后又让思想家和革命家感到新鲜。《帝国政界往事》：通俗史中的厚黑学

君臣关系或者说是皇权与官僚集团的关系是传统史学中的核心命题，但在经济史、社会史等“新史学”的进逼下，已有黯然之势。幸好有出了大问题的明史提醒我们：这些传统问题或许具有“母题”的意义，它们默默地伏在过去的时光中不做声，但我们离其愈远，心里就愈是不踏实。大众喜欢政治史，喜欢由揣摩君臣关系推及自身的处世，但政治史也最易写成“厚黑史”，近几年较为畅销的通俗史著中即不乏此倾向，看过《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北京出版社），只是感到权谋运用遮蔽了历史发展，人性的阴暗化约了政治的复杂，几句痛快话替代了求是的史论，却在重视中离真正的君臣关系形态、真正的政治发展渐行渐远了。

到明朝去看风景

我曾写过一本明史札记《读了明朝不明白》，与著名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撰写的《读了明朝就明白》一起，于2006年交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单看书名，会以为我故意和王先生抬杠，其实不然。我与王先生是忘年交，数年来向他请益颇多。两个书名闹别扭，原出于我俩的一次笑谈。明代乃集封建王朝之大成，读其史籍，研判人事，常常会感到明白中有不明白之处，不明白时又会突然明白。明白与不明白，乃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自写了这本札记之后，各路文友及读者给予颇多鼓励。承蒙《人民文学》与《美文》两杂志的执事者，不啬版面邀请我开专栏续写明史札记。一年下来，又有了十几万字。感谢中华书局及刘树林女士的鼓励，又辑为一册付梓。

我自写作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以来，一直对明史抱有浓厚的兴趣。我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我曾对人讲，我的旅游分两部分，一是在大地上旅游，二是在历史中旅游。有的地方游了一次就不想去，有的地方却常去常新。明朝便是我历史旅游的目的地，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收拾思想的行囊，到明朝去看风景。

大凡称得上风景区的地方，若非藏有奇山异水，肯定就有名胜古迹。明朝这个风景区里藏有什么呢？它没有汉朝的剑气横溢，也没有唐朝的雍容大度，在它的英雄谱系里，没有荆轲、霍去病、岳飞这样的铮铮铁汉；在它的文苑林中，也没有屈原、李白、苏东坡这样雄视千古的俊杰。简单地说，明朝的土壤，产生不了一流的侠士与文人。也就是说，它的人文风景中没有奇山异水。但我们仍可以说明朝的风景大有看头，这乃是因为明朝的社会形态与政治形态，都是中国历史中独一无二的范本。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人，他的出身与经历使他醉心于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他呆板与多疑的性格，使他注重伦理而厌恶卓尔不群的人。皇帝的好恶决定了帝国的发展方向。明朝的制度适宜于循规蹈矩的人。长此以往，庙堂中多保守卑琐之士，民间多怯懦狷介之人。若遇上较强的皇帝，这样的制度倒也可以保全帝国的安宁。遗憾的是，明朝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他们对自己的掌控能力缺乏自信，因此不得不借助于非正常的手段来管理朝廷，这样就导致特务政治的横行。

庙堂多奸佞，民间则多宵小之徒；君王好灵异，民间则多方士妖术；显宦爱金钱，朝廷则多敛财贿赂之徒。明朝中叶之后的社会众生相，实乃是光怪陆离、乱象丛生。

纵观历史，可以说，小人永远是君子的克星。小人在朝则必定贤人在野，若贤人在朝，则必遭群小暗算而死无葬身之地。徜徉于明朝，君子的悲剧比比皆是。就我看来，悲剧最盛者，莫过于方孝孺、于谦、杨涟、袁崇焕四人。张居正的悲剧虽然怵目惊心，但毕竟是祸发身后，他本人已无从知晓。这四个人不一样，他们都是含冤而死，且都死得极为惨烈。我写过的明朝人物，诸如杨慎、王阳明、李贽等等，凡为后世所推崇者，几乎也全都是以悲剧收场。

如果某一朝代的精英人物，都只能在悲剧中让后人怀想，则这个朝代满布黑暗。它所有的人文风景，亦只能在血腥与残暴中展现。

我喜欢到明朝去看风景，但我并不是欣赏这风景。每一朝的执政者，都在建造自己的人文风景，孰优孰劣，当世之人虽然语焉不详，但后人评说便无顾忌了。毫无顾忌并不等于是不负责任地滥加批评，而是应该以一个历史学者的清醒和人文精神建设者的责任，为我们当下国人文化复兴的伟大理想，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

从葡萄牙人曾德昭写的《大中国志》看明朝

最近看了明朝时期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曾德昭写的《大中国志》一书，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曾德昭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他在中国呆了22年之多，对当时处于明朝末期的中国，应该说了解还是比较透彻的。

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里介绍的明朝，时间段主要是万历十年以前，基本上属于明朝中期到晚期的过渡阶段，根据的材料主要是这个时期，亲自到中国的一些葡萄牙军人，还有葡萄牙西班牙的传教士的记载，比如在嘉靖时期海战中被明朝政府抓住并关进监狱的加列奥特的《中国见闻录》，在中国广州住了几个月的克鲁兹写的《中国情况记》，还有出使中国商议消灭海盗事情的马丁，德。拉达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门多萨对中国的富裕繁荣，以及文明程度，文化礼仪，政治经济做了高度的评价。

而曾德昭与之不同，他在中国跨越了万历，天启，崇祯三个时代，基本已经属于明朝灭亡的前夜，那么他记载下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呢？是否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在明朝政府极端黑暗腐败的高压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极端痛苦之中云云？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曾德昭笔下的明朝依然是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如果把笔下的明朝末期的中国和1793年英国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马嘎尔尼记载下满清统治的中国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明朝末期的中国居然远比那个所谓康乾盛世的中国富裕文明的多，各方面都优越的多。

当然，曾德昭在中国大部分的时间都停留在南方，根据记载，他“复入内地后，留居浙江数年，居杭州时为多”。而南方远比北方富裕繁荣，难免让他的记载显得不够全面，但这并不能影响我们的对照判断，因为要知道马嘎尔尼访问满清的时候，也是从南方再到北方的。而马嘎尔尼记载下的中国南方都是那样的令人厌恶丑陋。

下面我摘录一些曾德昭的记载“我曾在流往杭州的南京河的一个港湾停留8天……，一个砂漏时辰过去，仅仅数数往上航行的船，就有三百艘。那么多的船都满载货物，便利旅客，简直是奇迹。船只都有顶篷，保持清洁。有的船饰以图画，看来是作为游乐之用的，不是运货的”“所有的省都不乏长寿和愉快的人，可以看见许多精力旺盛和健壮的老人”“他们的住房因设计良好而便于住宿，整洁舒适”“他们种植许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们在各地，即使小村镇，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猪肉，牛肉去骨售卖，他们的鹿肉很少，也不怎么爱吃它”“中国人特别喜欢花，他们有非常美丽，但不同于我们的花。我们有的，他们也有。有一种没有甚么味道的丁香紫罗兰。他们极力在园子里种植全年各个季节的花，在园里，它们看来很希奇。”“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决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在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象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如果我们查看总户籍簿，其中只登录纳税人口，而不记载妇女儿童、太监、文武教师（人数几乎无穷），共有5805万5180人人（引者注：明末中国人口至少在两亿以上，应该接近三亿。这也可以和曾德昭这里的记载相印证，5千多万的人口不包括女性，不包括儿童，也不包括文官阶层，应该还不包括一大部分的流民和商人阶层，所以接近三亿应该是保守的估计）”“这个国家的财富值得称羡，从上述可以看出，除盛产各种谷物以及一切生活所需东西以外，他们还把所有东方最好最贵重的商品售卖给外国人。”“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引者注：这里指的是广州）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有100匹真丝，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段，还有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200块金锭，此外的货物还有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大黄，麝香……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福建省）这个省滨海，是中国输出大量商品又一个优良港口，当地的勤劳百姓，把货物运往马尼拉、日本等地区”。“在海关……有更多的方便。没有堆放、过磅和检查货物的房间，也不需从船上取出货物，只察看一下并根据商人的簿册，征收一笔适当的税。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带着奴仆，载运五、六口箱子以及许多其他物品，他从一地赴另一地时，一般都把东西留在船上，并不打开检查，更不付税。这对欧洲的海关和税务所是一个好榜样，欧洲的穷旅客遭到凶狠野蛮的劫掠搜夺，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还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税”。“（浙江）论富庶它超过许多其他省，可以称作中国商品潮流的最佳源头。它的特产是丝绸，无论生丝还是成品，也不管是茧还是原料，都运往各地。总之，中国输出的丝绸，都产自该省”。“南方九省的最后一省是南京……是中国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的精华……其西部地区最富庶，盛产棉纱……仅在常州城（Xanuchi）城及附属广大地区，就有20万台织布机……由于织布机小巧，一间屋子内常常安放许多台，差不多所有的妇女都从事这种行业”。“南京城……我认为它是全国最大最好的城市，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风度优雅的百姓，以及丰富优良的种种物品。它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各处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此外，无数的宫殿、庙宇、楼塔以及桥梁，使城市显得非常壮丽。”“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里有的东西，街上几乎都有售卖……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葡人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点）”“中国人温良多礼，喜交谈，因此，在这点上，我们那些仅住在澳门和广州的人是不相信的，因为他们在那里可以说是处于不断的战争状态，起因是葡萄牙人的奴仆和中国人之间每天都发生矛盾冲突……但在中国其他省份和内地，如我们所述，他们恭敬有礼的和我们交谈，所有集会上都把我们当作上宾，不为别的，只因我们是异邦人，因此他们称我们是来自远方国土的客人，有所需要时，他们从不拒绝借给我们所需求的东西，即使价值超过我们给他们的抵押，也不要利息”。“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他们最喜欢的欧洲工艺品是我们的钟，但现在他们已生产很好的桌钟，并能生产类似的小钟，价钱和我们的相当，他们生产的某些东西，如在我们这儿生产，价钱会十分昂贵”。

老实说，在曾德昭的记载中，最让我注意的并非是关于物质财富或其他方面的描述，而是这一段话：“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这样的评价和长期以来灌输给我们的明朝中国人的形象大概是完全不符合的吧，一直以来，从小到大，我们被灌输的明朝中国的形象都是，首先明朝和清朝是一样的，所以明清明清，总是放在一起说，其次，那时候的中国人都是愚昧僵化，盲目自大，井蛙观天，以天朝上国自居，对西方外来事物不屑一顾或者一律看成是奇技淫巧，等等。

这样的灌输，当然根本是错误的。最根本错误就在于把明朝和清朝混淆起来，实际上明朝是明朝，清朝是清朝，从明朝到清朝，文明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中国人的气质和心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明朝的中国人眼界宏大，心胸开阔，能热情积极的引进吸收外国先进的事物，这从曾德昭的记载中也得到了证明！而到了将近两百年后的满清统治下，那个“英明圣武”的乾隆皇帝写出的却是这样愚昧的令人鄙视的文字“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第三章　揭开明朝的历史谜团

文明断裂的悲剧

看了一本《李渔传》，作者在楔子里说“李渔是被历史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李渔这样一个另类的人物，创造出他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能够理解他的只有我们今天吧”！

作者认为李渔有着多方面的成就，他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是一个杰出的戏剧家，是一个伟大的戏剧理论家，创造了一个中国戏剧叙事文学理论，堪称“东方的黑格尔”，李渔还是一个出版家，运用五色套版叠印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出版《芥子园画传》，还是生活美学家，是园林建筑艺术家。

作者认为李渔多方面的成就和思想，只有到了近现代的中国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所以称他是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然而我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李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到明亡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三岁了，比后来壮烈殉国的明朝少年英雄夏完淳还大上十九岁多，他的个性和思想都在明朝形成，明朝的文化氛围经济氛围政治氛围哺育了他的成长。如果说在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同一个年龄段的人物中，只有他这么一个人，那么或许可以说他超前三百多年，可如果是有一大批的人物，那还能够说他是超前三百年吗？

比如和李渔同时代的有一个张岱！

在夏咸淳著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中有这么一段话！“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其实说那个时代的人超前历史三百年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有人说李贽是超前了三百年，有人说黄宗羲超前了三百年，王夫之是超前了三百年，顾炎武是超前了三百年，方以智是超前了三百年，等等，当这么多的人都是所谓的超前了三百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究竟是他们超前了三百年呢，还是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了落后了三百年，停滞了三百年，以致三百年后回首古人，才发出这些古人超前三百年的感叹！

其实明朝晚期和中国近现代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人所注意。

清末的维新变法派和革命党人使用的许多思想武器都是来自两百多年前的明末，甚至直接把明末的思想家的言论作为宣传的武器！

下面我们一一列举明代中国出现的与近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和事实！

一、政治上

在君臣关系上，嘉靖万历年间的思想家何心隐藏提出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

在舆论监督上！

万历年间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在权力分配上，

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

王夫之提出的虚君立宪思想“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黄宗羲提出的揭露君主本质的思想“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二、经济上

王夫之明确提出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的主张！“若土，则非王者所得私也。”“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

不干涉的经济主张：“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三、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

瞿太素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

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四、在开眼看世界上

人们把林则徐，魏源所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错误，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殖民强盗！

徐光启在《复苏伯润柱史》信中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

五、在以人为本，张扬个性上

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罗汝芳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

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贵生书信记》《明复说》）

明末大思想家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

六、在破除束缚，解放思想上

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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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把“唯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唯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

象不象鲁迅在五四时期说的话，然而这是提前了将近三百多年说的话。

七、在社会进化论方面

嘉靖时期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在《雅述》下篇中说。“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唯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楫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八、在文明演变发展方面

王夫之说“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大昊以前，中国人不过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临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比中国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会，只不过因为人力不通，所以那边文明正处于强盛时期的时候，中国这边由于处于野蛮状态，而不能知道罢了。而到了中国文明强盛起来的时候，那边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显示出它的光辉，所以中国这边也还是不能知道罢了。“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非谓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于此土，则其德毁矣”。“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将来必定消失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没有一个不是夷狄（“蔑不夷矣”）。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意词。

九、在捍卫文明，抵抗野蛮上

王夫之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夷夏者，义之犹严者”“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

痛斥“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

朱舜水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有梁启超和李大钊的话为证。

梁启超说“舜水尤为伉烈，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舜水的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二十年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李大钊说“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国大痛，间关出走，飘零异域，无时不以恢复中原为念。虽至势穷力尽，曾无灰心挫志，直至死而后己……钊生当衰季之世，怆怀故国，倾心往哲。每有感触，辄复凄然”（1913年《言》月刊）

十、在节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上

冯梦龙说“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少，何以养之？”（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卷七，1626年，天启六年出版）

宋应星说“一人两子算盘推，积到千年百万胎，幼子无孙犹不瞑，争叫杀运不重来”。

十一、在提倡妇女解放，恋爱自由上

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

2006-5-3“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则于妇人女子也？”

凌蒙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中说：“却有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十二、在物竞天择，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观念上

明朝中期大思想家王廷相明确提出自然界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自然万物并非为人所设，人不过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员，只不过人比其他动物聪明，所以才能驾驭趋势食用其他生物而已。

王廷相说“天地之生物，势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强食弱，大贼小，智残愚，物之势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人物之生于造化。一而已矣。无大小，无灵蠢，无寿夭，各随气之所秉而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为公也……但人灵于物，其智力机巧足以尽万物而制之，或驱逐而远避，或拘系而役使，或戕杀而肉食，天之意岂如是哉？物势之自然耳。故强凌弱，众暴寡，智戕愚，通万物而皆然，虽天亦无如之何矣！”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大自然产生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是按照同一的规律。无论形体的大小，无论智力的灵蠢，无论寿命的长短，都不过是按照其各自秉承的物质基础而进行生命活动。天地变化规律之所以为公正就体现在这里……人比其他生物聪明，智力机巧足够穷尽所有其他生物来加以控制，把有的生物驱逐远离人类，有的生物则加以拘系役使，有的生物则戕杀吃它们的肉，上天的意思难道愿意这样吗？不过是事物的必然趋势而已，所以强大的欺凌弱小的，数量多的镇压数量少的，聪明的戕杀愚蠢，这个道理在世间万物都是相通的都是一样。就算是上天也无可奈何，也不能加以改变王夫之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

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在这里王夫之，已经提出了动物禽兽进化成人的概念。

十三、在文学思想上面

明代万历时期有著名的袁氏三兄弟，建立的文学派别叫做派而这个派居然直接成为了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四十三页中说“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响，那便是派的思想和主张了”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晚明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

十四、文字改革，汉字拉丁化拼音化，以及创建世界语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同时也是明末四大思想巨头之一的方以智，主张汉字拼音化（比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主张早了将近三百年）

在《方以智评传》中说“方以智主张文字拼音化，他仿西文列汉字成字母，依照音韵变化列出《旋韵图》”“方以智欣赏西方的拼音文字，希望中国和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他设想进行文字改革必须先设立一个共同遵循的法则，有了它，可‘以近推远，以今推古’。”

他说“数千载之下，亿万里之外，皆可以对翻，小则明文字之音义，一贯而知，大则知无声之原，以尽声音之变，和乐律，通鬼神，格鸟兽”。

2006-5-3

0：22：00举报帖子《方以智评传》的作者感慨道：“这对于一个坚持改革的启蒙思想家，是何等博大的气魄，但是方以智的时代却不能给予他施展抱负的必要条件。他的愿望停留在纸上，近三百年之后，才被炎黄后裔逐步化为现实”。

事实上方以智在1639年（崇祯24年，这个时候他才28岁）完成他的的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识》之后两三年，满清就入关了，方以智投入了反清洪流中，他身为明朝进士，受过崇祯皇帝亲自见解，自然成为满清肉中钉眼中刺，后流亡各地，被迫削发为僧，但到康熙十年，还是没有能逃过满清毒手，被抓捕，押解途中，经过惶恐滩，也就是文天祥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方以智当然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报复。

十五，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十六，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划分，以及两者关系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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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点上，明朝的学者领先于同期的西方，当西方还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的时候，明朝的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方以智提出“质测”的概念，并下了一个定义。“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显然这里“质测”的概念就是现在自然科学的概念。

然后方以智提出“通几”的概念，并下了定义。“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

这里的通几就是现在所说的哲学。

然后方以智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意扫质测，而？几护质测之穷”。“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

方以智通过自己深厚的自然科学修养和哲学修养，对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传过来的知识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而志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

方以智通过对《崇祯历书》中第谷宇宙体系的分析得出结论“绝对静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谓‘大造之主’不过是运转不已的自然之天体。传教士所谓的上帝不过是臆说。他用理论用逻辑批判了传教士的创世说，讽刺他们‘详于质测而不善言通几，往往意以语阂’”

十七，军事上

徐光启在崇祯四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以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臣今所拟，每一营所用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战士两千人，队兵二千人……行之为阵，止之为营。遇大敌，先以大小火器更迭击之……敌在近，则我步兵以出击之；若铁骑来，直以炮击之，亦可以步兵击之。此则实选实练所致，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而不如是，又不足以破敌……臣言三聚当用6万人。若悉皆招募，费必不资，亦未可遽得……若先练一营之人，先办一营之器，两者齐备，既成营矣。一营既成，更办次营，6万人当为15营。若成就四五营，可聚可散，则不忧关内；成就十营，则不忧关外；十五营俱就，则不忧进取矣。倘止完一二营，仅可协助大城为守，未堪野战也。此臣所谓车战之制，应须选募同强，教练同习，营阵同法，器械同利者也。其见在之兵，则速召孙元化于登州，令统兵以来，可成一营矣”这个计划得到了崇祯皇帝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

遗憾的是几个月以后孙元化被贼叛军孔有德俘，后放回，孙元化因为渎职罪而被处死。使得徐光启的练军计划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了。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只会领先于同期的西方而不可能落后。

这里介绍一下孙元化，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登州事变，没有孔有德这个丧心病狂的贼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是没有问题的。

十八，海洋力量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根据当时书籍记载，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在王春瑜《闽南海商势力的扩张》一文中说，崇祯元年，荷兰人，和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2006-5-3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

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接替郑芝龙的郑成功集团，虽然实力至少缩水一大半，但仍旧拥有惊人的财力。郑成功为了抗清，筹集资金，发展海上贸易，设立“裕国库”和“利民库”，相当于现在的大银行，为海商们提供资金进行贸易，顺治十一年，海商曾定老一次就领出25万两白银，进行出海贸易；顺治十二年领出5万两商贩日本，十一月又领出10万两。

十九、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

明朝人王徵，万历二十二年中举人，天启二年中进士，根据台湾方豪先生著《中西交通史。王徵自制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

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西儒耳目资》，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

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王徵在自序中说明了自己的取舍原则：“不甚关切民生日用……又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则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

全书分三卷，第一卷导言九则：（一）列举从事机械学必须先学习的七个学科；（1）重学（2）借资（3）格物穷理之学（4）度学（5）数学（6）视学（7）吕律学。（二）列举参考书十八种（都是当时明朝政府和民间已经组织编写或者翻译出版的书籍）（1）《勾股义》（2）《圆容校义》（3）《浑盖通宪图说》（4）《泰西水法》（5）《几何原本》（6）《坤舆全图》（7）《简平仪》（8）《浑天仪》（9）《天问略》（10）《同文算指》（11）《敬天实义》（12）《畸人十篇》（13）《七克》（14）《自鸣钟说》（15）《望远镜说》（16）《职方外纪》（17）《西学或问》（18）《西学凡》（三）列举工具十九种（1）度数尺（2）有验地平尺（3）合用分方分圆尺（4）分方分圆各由一分起至十分尺等（5）规矩（6）有两足规矩（7）三足规矩。（8）两螺丝转阖闭定用规矩（9）单螺丝转阖闭任用规矩（10）画铜铁规矩（11）画纸规矩（12）作鸡蛋形规矩（13）作螺丝转形规矩（14）移远画近规矩。（15）写字以大作小以小作大规矩（16）螺丝转母（17）活锯（18）双翼钻（19）螺丝转铁钳。（四）记号，列拉丁字母二十，附葡文读法之华字对音（五）每所用物品名目，六十六项（1）柱分长柱（2）短柱（3）梁分横梁（4）侧梁（5）架分高架

……

斜轮、飞轮、行轮、星轮、鼓轮、齿轮……

……（六）列举动力二十九种（下略）

卷一　研究力学，言重、重心、重容、比例以及其他问题。

卷二　论述机械学基本原理，言天平、等子、杠杆、滑车、轮、螺丝，还有斜面等问题。

卷三　是图说

除了和邓玉函合作的《远西奇器图说》外，王徵还有独立撰写的《新制诸器图说》，记录的是他个人的发明如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等等。

王徵另外有一部他写的手稿，是对他的《新制诸器图说》补充，新增加了二十四种机器。

天球自转，地堑自收……水轮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

神威惊敌

在王徵写的其他著作中还收录一些其他发明的机器，如运重机器，活动地平，生火机，西洋神器测量定表，活闸自动开闭及常闸上下转移之器，榨油活机，螺丝转梯等等。

王徵在崇祯年间去登州协助孙元化训练火器新军，是孙元化的一个得力助手，应是在孔有德的登州叛乱中遇害了。

二十、现代医学的萌芽

引用李申著《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

不论对错利弊如何，明代医学家都力求在医学领域走一条古人没有走过的路。这种探索最积极的成果，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吴有性的《瘟疫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吴有性的《瘟疫论》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吴有性认真考察了瘟疫的起因、症状，写出了他的《瘟疫论》

……

现代医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细菌病因说。虽然许多病因并非细菌，现代医学也有赖于生理学甚至生物、化学的成就……“吴有性的成就，主要就是冲破传统的病因说”

吴有性根据自己对瘟疫的观察，把致病的病因抽象出厉气的概念（就象现代医学起初得出病毒的概念，抽象出病菌的概念，以及生物学最初得出基因的概念一样）他描绘出厉气致病的17个特点：

……

……“吴有性的叙述，就是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也难有更多的挑剔。”

在六气之后，致病的真正原因是杂气。所以一定要找到致病的杂气，并且要寻找新的治病方法。这一切都是新医学的曙光。“然而曙光初露，吴有性即遭亡国之痛，他的事业已经无人继承下来”。

所有上面这些列举出来的方面都可以看出明代中国与近现代中国的接轨，但遗憾的是由于满清的统治，导致文明的发展被拦腰截断，中国的文明倒退停滞了三百年的时间！

另外我上面列举的人物决大部分在明灭亡前就死掉了，都是正宗的明朝人，少部分跨越明清的人物，也都是在明朝培育下长大的，正如龚鹏程所说“明朝灭亡时，吴梅村已经三十六岁，黄梨州三十四岁、方以智三十四岁、顾炎武三十二岁，王夫之二十五岁，朱舜水44岁，傅山38岁，李渔三十四岁，张岱47岁，金圣叹36岁，陈确40岁，这些人的气格及思想体式早得成就”。

明朝十万人大阅兵震惊世界

对于现代各国来说，阅兵既是宣示国家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方式，也是扩大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苏联和美国都曾有举世瞩目的阅兵行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几次大阅兵，令人心潮澎湃。而在明朝历史上，永乐皇帝朱棣也曾经有过一次震惊世界的“大阅兵”。

说到明朝阅兵，就不得不说说明王朝建立初期的“国际形势”。

明朝是推翻元朝而起，但成吉思汗建立的“四大汗国”三个仍在。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调动40万大军，分三路北进，把远逃漠北的北元皇庭彻底打成“游牧民族”，但此后，大量曾在元朝任职的蒙古族、回族官员，流亡到中亚、西亚各国，这些“外来的和尚”拼命地鼓动所在国君主对明朝采取敌视态度。

1370年，西察合台汗国权臣帖木儿发动政变，推翻西察合台汗国，建立了赫赫有名的“帖木儿帝国”。帖木儿在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后，随即开始了远征中国的准备，派间谍到北京活动，并在接待埃及使臣时当众羞辱被扣押8年的中国使臣郭骥，随后在撒马尔罕召开“蒙古人大会”，高举起“反明复元”的大旗。但蒙古本部的鞑靼以及瓦剌反派使者至南京通报消息。

永乐四年，帖木儿大举东征，号称百万大军，实际兵力20万，而此时，明王朝在河西以及哈密早已严阵以待。然而不久后，帖木儿病逝于东征路上，一场大战烟消云散。

此后，帖木儿帝国诸皇子争位，陷入内战，所谓东征中国，可谓痴人说梦。

明朝方面，朱棣登基后，一面派遣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另一面派遣陈诚出使西域，帖木儿帝国的继任者沙哈鲁放弃仇华政策，遣使向明通好，恢复了朱元璋时代“宗主国”的关系。但是中亚各国“反华势力”仍在。

另一面，郑和在永乐十八年前五下西洋，却行至印度洋就返回，原因是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控制了红海流域，严禁东方船队进入。此后中亚以及西亚诸国正式承认了大明朝继元之后的“天朝”地位。但对于明王朝的真实实力，各国也存有怀疑，因此，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宣示大明的强大实力，巩固大明与中亚、西亚国家的“朝贡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阅兵，恰是最好的机会。

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明朝以陈诚为使，出使中亚，随后，中亚、西亚国家均组使团随中国使团回访。永乐十八年七月，这支云集了20个中西亚国家、人数多达600人的使团抵达嘉峪关，朱棣派遣6000精锐骑兵一路护送，沿嘉峪关经明朝九边军镇“参观”。

在每个军镇，明朝都特意派遣在明军中的蒙族、回族军官接待，介绍明朝的民族平等政策，“明朝虐待蒙古和回回人”的谣言不攻自破。而明朝“九边”强大的军事实力，也在各国使臣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朱棣在北京皇宫接见各国使臣，诸使臣皆行叩拜礼，唯独帖木儿国使臣以“我国无此风俗”为由，坚持行鞠躬礼，朱棣却并不在意。

这次帖木儿使团的首领是帖木儿帝国宰相阿尔都沙，副使是曾跟随帖木的名将盖苏耶丁，在本国也是免跪拜礼的。外交礼仪后，朱棣安排使团先是在山东、河南、江苏“旅游观光”，游览包括山东孔庙在内的诸多名胜古迹，亲眼见识中国内地城市的富庶繁华，两个月后，各国使团接到通知，朱棣将在北京周边开始大规模的“狩猎”，邀请各国使团前往观览。

永乐十九年三月，“狩猎”在北京北边的怀来正式开始，共调军队10万人，朱棣精心挑选的明朝“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精锐相继表演了明军骑兵包抄、步兵突击、步骑合击等项目，从广西、云南、四川调来的“土狼兵”、白杆兵演练了步兵劲弩齐射、长枪步兵刺杀训练等“军事科目”。

史载“军容齐整”、“步调如一”、“兵甲鲜艳”，“列国使节俱惊”，尤其是明朝“神机营”的火器操练，展示的“虎威炮”、“火龙枪”（骑兵专用火枪）、安南铳（抬枪）、“一窝蜂”（火箭炮）、“火龙车”（火焰喷射器）等诸多“高科技”武器，令各国使节大开眼界。大规模的“狩猎”行动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阅兵结束后，朱棣在土木堡的行营接见了各国使节。

这一次，帖木儿国使臣带头下跪磕头，“叩首触地”，全然不顾“我国无此风俗”。帖木儿使臣更奉承说，这次帖木儿进献的名马，正是当年帖木儿国王的父亲帖木儿生前南征北战专用的“御用坐骑”，赠送给朱棣，正是为了表达“最崇高敬意”。朱棣则手书信札托使臣转交帖木儿国王，在信中表示“愿两国臣民永享太平安乐之福”。

这次声势浩大的阅兵无疑取得了良好效果，这次“观礼”的各国使节，总数达27个国家。明朝军威之盛与睦邻友好的国策在各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其后中亚、西亚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一直绵延到明末，单是帖木儿帝国，终明一世向中国派遣使节的次数就有60多次。

有关这次阅兵的详情，也详细记录于中亚国家的典籍里。帖木儿副使盖苏耶丁在回忆录里坦言：“我不得不承认，大帝（帖木儿）死在东征的路上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这使他保全了一生的英名。”

而另一个“连锁反应”是，观览阅兵的埃及使臣回国后，埃及随即解除了在红海对东方商船的禁令，而此后最后一次下西洋的郑和，也终抵红海沿岸，不但结好了红海地区国家，更实现了他作为一个穆斯林终生的愿望——麦加朝觐。

明朝为什么有先进的火器技术却会输掉野战

明朝的军力主要体现在车阵上，车阵中除了炮兵，还有步兵和骑兵的配合，如此才能在野战中发挥功效，相互保护，相互协同，但这需要训练有素才行，如果一味“火器齐射”那是肯定要惨败的。

后金骑兵一般分为两队，一队为死兵，穿上重甲在前突击，基本上是招打，所以称之为“死兵”。后队为轻骑兵，是作战的主力，冲锋的时候跟在死兵后面，拉开一段距离，当明朝火炮火枪放完第一次打在死兵身上以后，加速冲锋，在二次装药的时间差里冲到明军战阵里，如此可以破简单的火器部队。

在机关枪没有发明的年月里，火炮部队，火枪兵，以及配有火器的骑兵是很难单独抵挡大规模的骑兵冲锋的。

但明朝的车阵有所不同，炮车一般有三门火炮，一大两小，而且是后填装速射炮——“佛郎机”，每次发射时间间隔很断，一分钟内能发射5-9次，速度奇快，这样的速度能保证密集的火力阻击骑兵的冲锋，但是彈藥消耗量很大，明朝有好几支车阵部队在与后金的作战中被全歼都是因为彈藥消耗光了，但后金也付出了比明军更多的死伤，若明军装备和训练都有如此的水平，那后金早就趴下了。

在少量敌军来袭的时候，训练有素的明军可以用火箭、铳、骑兵交替使用保护炮车，可以节约彈藥，而当判明敌军主力来袭时则可催动“佛朗机”密集发射，以大量杀伤敌军。明朝这种战术是戚继光发明的，所以在北镇练兵以后蒙古几乎被打得抬不起头。

戚继光死后明军依然保持了这种军事传统，所以在“抗倭战争”期间打得日本人抬不起头，明朝军队经常是以少胜多，以少攻多，跟当年戚继光剿灭倭寇差不多，明军在朝鲜除“蔚山之战”和日军伤亡持平以外，其他战役每每都是日军伤亡大大超过明朝，经常达到两倍以上，这足以说明了当时明朝军队火器运用的优势。

但是在1598年“抗倭战争”结束以后，明朝受小冰河期的影响逐渐明显起来，小冰河期的作用也逐渐加剧，经过20年的肆虐，明朝的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了，在此期间明军队也没有经过大的战事，在军械和训练两方面都出了问题。

万历打“抗倭战争”时动用的是额外的资金，而非财政收入，是那些盐监矿监从商贾那里收上来的，若是用国库的银子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抗倭战争”以后，万历和文官集团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文官集团多是商贾子弟通过科举获得官位的，自然和商贾是联盟，所以大肆抵制万历的税收改革，誓死不加商业税收，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极不正常，和当时的國M经济规模严重不符，其重心依然在农业而非工商业，而小冰河期的加剧又让旱灾、饥荒、流民、瘟疫肆虐，可怜的财政还要负担赈济灾民的重担，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后来万历干脆不搭理这些文官集团也可想而知，这种局面不加收商业税收是不可能解决的。

国家没有财力自然不能置办足够的军械，没有足够的军械，训练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明朝军队的战斗力锐减。到了萨尔浒之战的时候，明朝不仅军械不充足，训练不到位，甚至就连将帅都缺乏。萨尔浒的将帅组合刚好是明军20多年前在朝鲜唯一一次重大失利的组合，而当时明朝能找到经历过战事的将帅还就只有那么些了。

如果说“抗倭战争”时还留下一些装备的话，那么20多年以后，以当时的保养水平来说，那基本就是破烂了。打造新的装备不是不可以，但制，造技术和工艺水平自然不如以前那些如火如荼的年月，质量也整体下降，数量也因为财政匮乏而严重不足。不过最致命的还是在训练上，在军械不足的情况下，训练基本就是空谈。

缺乏大量训练有素的士兵，缺乏精明强干的基层指挥人员，要将一个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阵充分发挥出来那是天方夜潭。

在萨尔浒战役中当后金军重甲骑兵冲过来的时候，明军一般火器齐射击，然后以骑兵和人家对冲，这是找死的打法。马林和杜松基本上是这种打法，都是将火炮部队和骑兵分开使用，根本不是戚继光的战术战法。刘铤尽管兵力最少，但却依据营盘挫败了后金的进攻，后来被骗出来中伏才败的。

后来，关宁军引进“红夷炮”企图扭转局面，结果是犯了天大的错误，“红夷炮”是前装火炮，笨重且不说了，发射速度相当低下，要开第二跑起码要等两分钟。刘翔跑110米栏只用了12.88秒，还是从静止到冲刺的，而一匹冲刺的战马跑110米要快过刘翔很多，两分钟的时间足够跑上几公里了，所以若用“红夷炮”是根本提高不了对后金的野战能力的，开一炮就得回头开跑了。

另外，“红夷炮”是用来攻城的，用这种火炮对城墙进行轰击，可以在城墙下炸出洞来，反复轰击同一个地方，能让洞扩大，最终导致上部城墙塌陷下来，形成缺口，这可比后金军用手挖的土方作业强多了，而红夷炮的射程也很远，比“佛郎机”远，若用红夷炮去轰击密集的火炮战阵，那也是致命的，所以后金军获得“红夷炮”以后形势更加严峻。“红夷炮”本身不适合野外作战对付骑兵，但若辅以“佛郎机”和火枪、骑兵进行交替保护，那将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强悍战阵，若再加上“白杆兵”这种长枪为主的兵种那对付骑兵只会更强。可惜有些白痴只知道以最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方式，最蠢笨的战略去对付机动性很强的后金军，那是就狂修城堡，搞什么“凭坚城，用大炮”，这简直是白痴，其后果导致明军野战能力下降到了可悲的地步不说，最后连一座座城池也成了“马其诺”防线。

在有的白痴空耗了国家的财力以后，明朝在小冰河期最严酷的年月里再也没有挣扎的机会了，几个边镇连军粮筹集都困难，根本没有可能去造办什么军械，训练多少戚继光时代威镇蒙古的精锐来。

俞大猷的战阵：“当战时，车环于外，马步援兵贯之于内，而营外复连以拒马，枪锋刃向外，不必挑濠而濠之险在我，不用依城而城之势在营，况以火器更番举放，杀手三叠出追，则步骑递用，而出奇无穷，且战且前，而虏自不支矣。”

事后俞大猷写信向他的挚友戚继光报告：“近日兵车三千，当虏数万，大挫其锋。边方之人，谓百十年来无有堂堂正正若此一胜。”

从俞大猷“发明炮车”开始到戚继光“北镇练兵”集其大成，明朝军队的火器装备实现了不小的军事革M，让明军的战力有了飞跃的提升。

戚继光制定的步兵操典如下：

至六十步，贼以零骑数十冲至车前，以试我者，我兵具静守不可应。又益贼百数前来，我且攒鸟铳，每车照准一贼打放，只用口传，不用炮鼓喇叭等号令。望贼拥众而来，望旗向贼磨下垂，车上旗急点，举变令炮一声，吹天鹅声一次，随车铳手每车四人，作二班，每班二门，齐打一次。又吹天鹅声，又打放，轮打不绝。候放起火一枝，又吹天鹅声一次，火箭放无次，佛狼机一齐举放。鸟、快等少停，又吹天鹅声一次，仍前放铳，与机、箭相轮，周而复始，务使炮声分番络绎不绝，乃为合彀。

这些都比西方和日本当时强多了，是全新的军事革M。

赵士祯在《神器谱舫虏车锐议》中写道：“一经用车用锐，虏人不得恃其勇敢，虏马不得态其驰聘，弓矢无所施其劲疾，刀甲无所用其坚利，是虏人长技尽为我所掩。我则因而出中国之长技以制之”。

明朝有1350艘战舰不向海外扩张原因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西欧的海上霸权是在朱棣派出的舰队耀武于南海纵横无敌若干年之后才开始出现，朱棣攻打安南所留下来的不利后果，没在他生前暴露出来，却遗患他的子孙。朱棣的作为已超过他可以支付的能力，他的帝国承受了过重的负担，已近乎破裂点，他的继承人必须全面地紧缩，才能避免朝代之沦亡。

1424年朱棣逝世后，皇位由太子朱高炽继承，但朱高炽登基不到一年就驾崩了，接位者为明宣宗朱瞻基。朱瞻基虽未停止郑和的远航，但减少了远航的次数，他在位期间只批准了一次。随后的继位者明英宗朱祈镇在登基当年就终止了郑和的远航。

明政府为何作出这样的决定？黄仁宇说：“现存的资料证实，郑和准备航海时有权向沿海地区直接征用人力与物资。这舰队之出动虽也有商人参加，可是其被抨击，仍是由于其缺乏利润……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种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规模的载运，因之其劳师动众，更为人指摘。这些船舶所载出口商品为绸缎、铜钱、瓷器和樟脑，回程的入口商品有香料、珍宝、刀剪、油膏、药料及奇禽异兽，此类物品可以增加宫廷生活之色彩，却不适用于大众化市场。即使胡椒与苏木被政府使用当作文武官员薪俸的一部分，其价格仍不值得建造和维持如此巨大舰队。郑和所率领的军队虽在海陆战役里获胜，可是一次战役也可能死伤数千。另外南京之龙江船厂曾造大小船只数千，所有的人力和物料全系向民间征用，此更招民怨。”

事实上也是如此，明英宗“罢诸处采买及造下西洋船木诸冗费”后，民困才得以缓解。

肯尼迪：

欧洲人用武力取得海上霸权《大国的兴衰》是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一部历史学巨著。该书探讨近500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规律。肯尼迪强调，国家力量的强弱，只有在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中才能显现出来，而一国的兴衰，主要取决于由多种力量要素构成的综合国力的强弱。

1500年的欧洲既不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方，也不是人口最多的地区。欧洲既没有大片的平原，也没有宽广富饶的河流地区，发展农业先天不足。但欧洲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却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从政治地理来说，欧洲的地形并不有利，北部和西部被冰和水包围，东部常有来自陆上的入侵，南部易受战略包抄。为什么欧洲会发生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的不可阻止的过程，并迅速成为世界事务中的商业和军事领袖？这个问题如同中国的明朝突然宣布禁止远航并停止造大船一样令历史学家难寻答案。

肯尼迪认为，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多元化以及知识自由的结合，不断互相起作用，造成了“欧洲的奇迹”。而欧洲之所以出现政治上的多元化，主要是由于它的地理及气候特征。欧洲的自然环境是破碎的，山岭和森林分隔了散布在山谷里的人口中心，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气候变化较大，它使建立统一的控制很困难，即使是强有力的军阀也做不到。同时，又减少了欧洲大陆被外来力量如蒙古游牧民族占领的可能性。另外，这种多样化的环境鼓励了地方分权的发展和继续存在。在地方分权的情况下，商业、商人、港口和市场在基本上没有监督的条件下发展，再加上拥有许多可以航行的河流，中世纪后期，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间已经有蓬勃发展的海上贸易。经常长距离交换商品，反过来又促进了证券交换、贷款制度和国际范围银行业务的发展。

随着贸易的发展，欧洲造船厂不得不建造坚固的大船来运载货物，为了便于操纵，欧洲人又在船上增加了更多的帆和桅柱及尾舵。虽然教皇反对高利贷剥削，但欧洲不存在可以有效地遏制商业发展的统一权威，更难设想一项禁止海外贸易的命令会有任何效力。

欧洲政治上的地方分权也导致了军事的多元化，互相竞争的政治实体都有能力购买维护自己独立的军事物资，船上的武器也不断得到改进。当欧洲各国拥有装有大炮的远航船后，就开始控制海上贸易路线，侵略沿海各国。与郑和航队的访问不同，16世纪初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者是要用大炮和长枪改变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对比，通过不断的扩张获取更多的财富。后来，荷兰、法国和英国等国家也加入争夺海上霸权的行列，并且后来居上，非洲、亚洲、美洲的许多地区都成了他们的盘中珍肴。

由于中国明朝、中东和亚洲的穆斯林帝国都没有出现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多元化以及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因此他们都停滞不前，而欧洲却前进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学者观点

禁造大船：明朝政府主动放弃海上贸易

由于蒙古人的入侵统治和元末战争，使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科举考试断断续续，人口减少，田地荒芜。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后，通过实行移民垦荒、兴修水利、打击贪官污吏、废除奴隶制、编制黄册（登记人口的本子）和鱼鳞图册（土地形状图）、恢复科举考试等措施，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建中国文化，收到了很大的效果。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全国户口达1600多万。“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办理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明海军有1350艘战舰

尽管朱元璋死后发生了叔抢侄位的“靖难之役”，但明成祖朱棣上台后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使国力进一步增强。当时的中国不仅农业发达，工商业也同样达到了先进的程度，此前纸币的出现便利了商业流通和市场的发展，国内水陆交通发达，城市规模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炼铁作坊每年炼铁十几万吨，供百万军队使用，比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多得多。火药在军队中已得到广泛应用。造船业也得到空前的发展，早在鄱阳湖大战时陈友谅所造巨舰已高达数丈，分上中下三层，船上设走马棚，“上下人语不相闻”。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明朝海军已拥有1350艘战舰，其中包括62艘大战舰和250艘远航舰。

中国的航海技术也领先于其他国家，据《萍州可谈》、《梦粱录》等书记载，最迟在南宋舟师已开始使用罗盘航海。到了元代，人们航海都以罗盘导航，并专门编制出罗盘“针路”。所谓“针路”，就是将航行至各地时应采用的针位一一标明画出的航线。至明初，拥有先进航海技术的明朝海军已完全有能力向海外扩张。

郑和遍历西南洋诸国

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六月，朱棣命令“三保太监”郑和及王景弘等率将士27800人首次下西洋，其舰队有大船62艘，小船225艘，最大的船长44丈，宽18丈，排水量达1500吨以上。舰队由江苏刘家港出发，“泛海至福建，自福州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西南洋诸国”。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共七次率舰队远航，每次远航都携带大量金币，每到一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使之朝贡，有不服者则以兵慑之。”郑和的舰队曾在马六甲海峡与海盗作战，擒获企图劫夺明朝海军船只的旧港酋长陈祖义，沿途南洋各国均派使者随郑和入朝，有些国王还亲自来中国观光。

郑和下西洋可以说是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只可惜1433年明朝海军的远航成为最后一次。三年后，明朝皇帝就传下圣旨，禁止再造远洋帆船，不久又下令禁止建造两个桅杆以上的帆船。郑和的大战舰都搁置起来，逐渐烂掉，航海图被焚毁。从此以后，明朝政府闭关自守，与海外隔绝。

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对明政府自废海军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认为是因为受北方蒙古人侵扰，为把军事力量集中在容易受攻击的地区，才放弃发展海军；有人认为明政府财政压力太大才决定停止远航。其实，明政府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并非偶然，在政治、经济、地理等方面是有其必然性的。《皇明祖训》

从政治层面限制中国向海外扩张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经过十几年的奋斗，打败各路起义军，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大明王朝。他身经百战，深知创业不易，守业更难，登基后“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每天天没亮就起床批阅公文，直到深夜。

朱元璋辛苦一生，是想为明朝的巩固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他认为自己打下的江山已足够大，后代子孙的责任就是使江山永固，没有必要再向外拓展。他担心后代子孙中有人“不自量力”侵占“四方诸夷”，在晚年立下《皇明祖训》颁示中外，并刻在京都右顺门的西庑上。

在序言中，朱元璋说：“创业之君，备尝艰苦，阅人既多，更事亦热，以视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及僻处山林之士自矜己长者，甚相远矣。”意思是说后代子孙从小生长在深宫之中，未尝试过艰苦的日子，阅世不深，不能和自己相比。朱元璋接着又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处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度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详；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详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以干天和，此甚不可。”朱元璋还下圣旨：“后世有敢言更制者，以奸臣论，毋赦。”

从这段“祖训”可以看出，在朱元璋的心目中，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四方诸夷”都在山海之外，无论“得其民”还是“得其地”都无价值可言。如果“四方诸夷”来侵扰中国，当然要用军事手段来制裁他们，但如果他们没有不利于中国的举动，就没有必要对他们动武，因此他严禁后代子孙“无故兴兵”。朱元璋的《皇明祖训》是写给后代继承者和天下臣民的最高指示，这也是后来明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政治根源。

朱棣用兵安南，是因为安南侵扰中国边境，又袭杀由明朝军队护送回国的前安南国王陈天之弟陈天平，并没有违背朱元璋的《皇明祖训》。朱棣派郑和率舰队下西洋，也并非为了向海外扩张，其主要原因是朱棣听说被他打败的侄子建文帝并未自焚而死，而是出走海外，所以命令郑和出海寻找他的踪迹，同时“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所以郑和的远航舰队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从来没有对南洋诸国进行武力掠夺，与后来入侵印度洋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及其他欧洲人有明显区别。欧洲人每到一处都以掠夺财富为目的，葡萄牙水手们甚至说：“我们不是来乘船，而是来开炮作战。”欧洲的崛起是依靠不断进行海外扩张，明朝中国的保守是因朱元璋看不到海外蕴藏的机会，从政治层面限制了中国向海外扩张。

再有远见的皇帝

也不可能看到未来几百年的发展

从经济层面来讲，中国历来是农业大国，农业在封建社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中国幅员辽阔，山脉众多，水系丰富，既有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小湖泊也星罗棋布，这种地理环境极有利于农业生产。司马迁说，天下万物无不“待农而食之，虞（山林湖海的管理者）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表明中国历来把农放在首位，商放在末位，重农轻商是一贯的传统。《明史·食货志》称：“取财于地而取法于天，富国之本在于农桑。”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一直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他通过实行移民垦荒政策，把农民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田多人少的地方去垦荒，并给牛具种子，三年不征税，路途远的政府还给迁移路费，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还大力兴修水利，从而保障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朱元璋还把强本节用作为理财原则，他认为，“不节用则民财竭”，经常告诫所有王室成员不得生活奢侈，对各级官吏的俸禄也严格限制，为防止消耗粮食，还多次下禁酒令。

朱元璋把国家视为一个大农村，他的治国理念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却不利于经济的多元化。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他所规划的长久影响则只有令人扼腕，这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他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政府本身既不对服务性质之组织与事业感到兴趣，也无意于使国民经济多元化。”

受朱元璋治国理念的影响，他的继承者对商业和贸易都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把海外贸易视为可有可无。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十二月，南洋某国来朝，并带来了胡椒做贸易，当时有司请征其税，朱棣不同意，他说：“商税者，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根本不把海外贸易所得利益放在眼里。后来明英宗下令停止造船，主动放弃海外贸易，显然也受到其先祖以农为本思想的影响。

平心而论，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尚能维持国民经济稳定的情况下，明政府放弃海外贸易是“理性”的选择。明政府靠农业维持国民经济固然不易，但没有理由放弃农业去追求另一种没有把握取得成功的经济发展方式。即使是再有远见的皇帝，也不可能看到未来几百年的世界发展潮流。

明朝是个很有意思的朝代

明朝仿佛是历史的幽默，大家共晒之。

明朝的建立者是真正的贫农出身，按说这样的朝代应该对百姓好一些吧，可是偏不，明朝对百姓的剥削压迫却是极重，三饷、观音土就是明证，最后明朝被百姓所灭。

明朝的创建者对官员的贪污腐败发自内心的痛恨，为此使用了剥皮实草的酷刑，可是在他大力惩治腐败的同时，他却在不自觉地制造腐败，明朝官员的薪俸很低，但官员们的灰色收入很多，那些钱从哪来，当然是搜刮百姓了，朱元璋为了反腐败，他却创造了制度性腐败。

朱元璋严令太监不得干政，但明朝太监干政却是历朝之最，堪称太监帝国。

朱元璋为了孙子的江山，杀尽了功臣，结果孙子的江山却被叔叔夺去。

朱元璋想让日本称臣，日本却一封书信嘲讽了他，朱元璋大怒，结果宣布日本是“不征之国”。

明朝中期倭寇猖獗，倭寇者，日本海盗是也，结果逮住了一看，大半都是东南百姓。

明朝看到元朝时期，各国对中国的朝贡，很是羡慕，但是明朝却没有元朝那么大的号召力，怎么办？朝贡贸易，主动抬高外国货物的价格，以此吸引外人入贡。仅此一项，中国不知损失了多少银子。

明成祖又派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向各国奉送财物，想炫耀中国财富，结果搞了几次，搞不下去了，钱财耗光了。官员的工资用郑和购买的“宝物”支付，比如花椒，明朝确实富有。

还有明朝皇帝的荒唐事，比如明英宗被俘，回来后遵奉蒙古意旨，杀了抗蒙英雄于谦，死后庙号是英宗，真不知他英在哪里。明武宗不当皇帝当将军。明世宗喜欢喝月经血，结果被宫女暗杀，事后阳痿成了太监。明光宗在父丧期间淫乐，结果一月即亡，而且是“精尽而亡”，好光荣啊。

明朝的历史，仿佛是一幕精彩的喜剧大片。

煮酒论史：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骨气的王朝

有人对明朝极尽污蔑之能事，好像明朝是最不中用的朝代。其实，只要细心比较，就会发现明朝实为历史上最有骨气的王朝！和号称最强大的汉、唐比，明朝亦毫无愧色！

长期为明朝边患的是蒙古，而汉则是匈奴。老糊涂们总是津津乐道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可是汉高祖当年也被匈奴兵围在白登山七天七夜！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汉朝去给单于老婆送礼，请她吹枕边风，放了汉高祖一条生路；而明朝则断然拒绝蒙古索求财物换英宗的要求，另立新君打败了蒙古。汉武帝派兵北伐匈奴，而明成祖则是亲征蒙古。“敢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并不适用于整个汉朝，而明朝也有过类似的辉煌。

与唐朝比。不错，唐初国力强盛，四海咸服。可盛唐以后呢？安史叛兵和黄巢匪兵以及吐蕃蛮兵都曾攻入长安。可以比较的是：在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中，唐玄宗和唐僖宗弃都南逃蜀中。明朝则从未有过这种例子。在李自成兵进入北京前，崇祯皇帝拒绝迁都，最终也以自己的行动实现了“君王死社稷亡”的志向，这和清帝溥仪向日本驱膝称臣更有天壤之别；也是在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中，唐朝向回鹘借兵，结果回鹘兵在长安附近烧杀掠夺，无恶不作。而明朝在“靖难之役”等内乱中，可曾向蒙古借过兵？还有一点，汉唐长期实行“和亲政策”，而明朝则从没有拿宗室女子嫁蒙古、满洲去换和平！

明朝无论是遇到多大压力，既没有屈膝投降，也没有割地赔款。在明末那种内忧外患中，明朝依然兵分两路对付满清和造反的李自成，对关外的土地依然没有放弃“全辽可复”的计划。从英宗到崇祯的几次北京保卫战中，明廷更是坚定，兵临城下宁死不迁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第四章　宋朝社会与中华文明

宋朝社会与中华文明

宋朝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经历了北宋、南宋两个阶段，历时共320年（公元960年—1279年），北宋（960—1127）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南宋（1127—1279）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宋朝的疆域比较小。同宋朝并立的较大的政权，先后有契丹（辽）、夏（西夏）、金、蒙古（元）等。宋代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

对于宋朝在中国古代史和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历来有不同熟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有四个盛世即汉、唐、明、清，而宋朝则是“积贫积弱”；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宋朝虽不能说是盛世，但其社会是继续发展的。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在唐朝；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在宋朝。一种意见认为，宋朝政策因循保守，社会相对封闭，没有多大作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

就学术界而言，对宋朝历史一贯比较重视，近几十年来对它的研究愈益广泛而深入，已取得许多成绩。然而，社会上一般来说，对于宋朝历史还缺乏必要的、如实的了解，对宋朝社会与中华文化发展的关系也缺乏应有的熟悉。至于在国外，这种情况更是如此。比如，近见1997年8月21日《成都晚报》载：“日本一家青年报最近对800余名日本在校大学生作了调查，要求他们各自举出自己最熟悉的5 位古今中国名人”。统计结果显示，他们最熟悉的中国名人的前25人中，中国古代依次为孔子、李白、孟子、杜甫、刘备、秦始皇、诸葛亮、杨贵妃、关羽、老子、刘邦、司马迁、项羽、曹操、张飞等。这15人中，没有一位是宋代的，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这些日本大学生对中国宋朝的了解程度至少是不很熟悉的。

那么，宋朝社会发展的情况怎样，发展高度如何？它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应该占有什么地位？这是两个关乎正确熟悉宋朝历史、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是关乎正确熟悉中国国情和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二、宋朝社会发展的高度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汉、唐、明、清确乎是很强大的四个王朝。宋朝疆域较小、边事多、国力不强、相对封闭，在这些方面是比不上汉、唐、明、清的。但是，宋朝在社会发展方面并不比汉、唐低，而是在汉、唐社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总的来说，其发展程度高于汉、唐。

史学界一般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中，把唐朝作为“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把宋朝列入“民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时期。我认为这种分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宋朝都在唐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而且从总体而言其发展程度是高于唐朝。（一）物质文化方面

农业。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唐代平均每亩约1.5石（比汉代高50%），宋代约2石，比唐代高约30%。经济作物，无论种茶、种甘蔗、栽桑养蚕、种棉，均比唐代发展。非凡是棉花种植的普遍推广、小麦种植在南方的推广尤为显著。

手工业。在许多方面都比唐代进步。如制盐、制茶、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除了产地扩大、产量增加而外，技术提高是很明显的，如“单筒井”的开凿；“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精良，等等。

商业。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的发展。“坊制”的突破，集镇的兴起，以及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产生，等等。

以地区而言，宋代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且持续发展的地区主要是江浙和四川。这一时期，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较大发展。

科学技术。

1.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

2.天文学。“水运仪象台”，制作精良科学，是世界最早的一台天文钟。黄裳的《天文图》，以北极为中心，刻有1440颗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的石刻天文图。

3.数学。闻名数学家有沈括、贾宪、秦九韶、杨辉等，南宋后期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高峰。贾宪的“增乘开方法”比意大利的鲁菲尼和英国的霍纳提出的这种算法早800年。秦九韶的《数学九章》是数学名著。他提出的大衍求一术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欧洲的尤拉和高斯的有关研究要早500年。

4.医学。宋朝时医学分工更细，此前为脉科（内科）、针科、疡科（外科）三科，宋时分为九科，即：大方脉科、小方脉科、风科、眼科、产科、疮肿兼析疡科、口齿、咽喉科、针炙科、金镞书禁科。还出现了宋慈的《洗冤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针炙有了很大的发展，闻名的有王唯一的《铜人腧穴针炙图经》和针炙铜人模型。药物学方面，宋时修纂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共收药物1558种，比《唐本草》新增476种，是《本草纲目》问世前的权威药学著作。

其他如建筑学、地学等都达到新的水平。如“虹桥”（飞桥）是无柱木梁拱桥，即垒梁拱，达到了我国古代木桥结构的最高水平。（二）精神文化方面

1.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也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

2.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

3.宋词。词自唐末兴起，经五代至宋达到全盛。

4.话本。宋时兴起的话本，在我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是明清白话小说发展高潮的先河。

5.史学。宋代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史学著作丰富；闻名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

其他如书法、雕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有了新的发展。书院的成型与发展，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三）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也可列入精神文化。宋朝在政治制度上“以唐为鉴”、“守内虚外”、“强干弱枝”，不仅有其特色，而且较之唐代有所发展。

1.强化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心集权制度，极力分化宰相事权。

2.加强对官员的治理和控制。建立了更为完善的科举考试制度、官员铨选制度、考核制度和退休制度，以及对地方官的监察制度等。

3.比较有效地防止了文臣、武将、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专政。

4.贯彻“誓不杀士大夫”的传统政策，在政治上对儒士较为宽舒。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汉、唐发展的基础上，宋朝社会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都有新的发展，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空前的。可以说，宋朝社会发展的高度总体来说是超过了唐朝社会。有学者认为，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文化出现过三次高潮，即：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两宋时期的文化复兴、“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邓广铭先生曾指出：“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些评价是很值得重视的。

三、宋朝社会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

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文化史的学者，素来对宋朝的研究比较重视，这是因为：

第一，宋朝历史内容丰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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