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挺经右手冰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曾国藩,盛琳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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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挺经右手冰鉴试读：

序言　识人以用事，自知以修身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有着谜一般的人生。他一介儒生，昂然崛起于湘楚之间，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不容抹杀的一笔。他持一定之规，为人、为官、为民、为国，处处体现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成为时人推崇的圣人，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毛泽东曾说，他一生中只佩服过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曾国藩。他在《致黎锦熙书》中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并称其为“近代中国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曾国藩是每个渴望成功的人应该学习的楷模。而学习曾国藩，他的两本书是必须研读的，一是《

挺经

当今社会，人际关系与我们的生活事业息息相关，《挺经》教会人们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既游刃从容，又不失真诚与仁爱；既立志于事业，又不失家庭的和谐。在《挺经》中，你能看到曾国藩身处顺境中的修养与知足，逆境中的坚挺与忍耐；做事的勇毅与做人的勤廉；决策时的虚心与明强。《挺经》是曾国藩的“压案之作”。用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的话来说，《挺经》是曾国藩“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秘诀”。如果说《挺经》是曾国藩为人、为官的典范之作，那么《冰鉴》则是一部鉴人、识人之专著。《冰鉴》一书集中国历代识人学之大成，是中国古代相术流派中“书房派”的代表作。冰鉴，取其以冰为镜，能察秋毫之义。它和江湖上流传的相书不同之处就在于重神而兼形，特别强调人的精神和气质。据说曾国藩但凡用人，必要先看其相。《清史稿·曾国藩传》上说：“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冰鉴》一书对后世影响颇大，蒋介石的相人之法，就得益于《冰鉴》。他在安排重要人事时，也常常观察其相貌颜色，以决定是否起用。蒋纬国在担任三军大学校长期间，该书被指定为学生的重要参考书。《冰鉴》曾在大陆绝迹几十年，近年被整理出版，受到读者青睐。《挺经》和《冰鉴》这两本书本身就是一块冰、一面镜子。世人对照其中论述，皆可清晰看到自身的影子，也即看到自己有哪些优点可以获致成功，有哪些缺点可以导致失败。总之，作用可以归结为两点：识人以用事，自知以修身。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魅力的神秘人物。近百年来，曾国藩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曾国藩是一个谜，近年来已有很多学者的著述试图解开这个谜。本书以独特的视角，从阐述曾国藩《挺经》和《冰鉴》的智慧入手，走进曾国藩的心灵深处，解剖和展示曾国藩的内心世界，系统地阐述曾国藩的思想智慧，展示他的人生谋略，以供读者学习和借鉴。编者2010年1月挺经

第一卷　内诚自养，慎独自生——“内圣”法

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

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

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

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歁，至诚相感，故神钦。【《挺经》原典】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歁，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原典精译】

仔细考察古人的工夫，其中成效特别明显的大约有四个方面：谨慎独处，则心胸安泰；端肃恭敬，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人们悦服；专守诚意，则神灵钦敬。慎独，就是说遏止私欲，连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过，循理而行，时时刻刻都如此，内省而无愧，所以心里坦然。主敬，就是说外表整齐严肃，内心思虑静定专一，时时端恭庄严，所以身体强健。求仁，就是说从本体上讲，能保养心性，从运用上来说，有爱民惜物之胸怀，大公无私，所以人们悦服。思诚，就是说内心忠贞坚定，言语笃实无欺，以致诚与万物感应，所以神灵也钦服。如果真能达到上述四方面的修身功夫，这四种效验就自然而至。我年纪已老迈了，却还想在修身方面下功夫，来求得万一的成效。

我曾说过“独”这个东西，是君子和小人共同感受到的。小人认为自己是独自一人时，会产生一个非分的念头，非分之想积聚多了就会任意妄为，由此欺人的坏事发生。君子忧惧自己是单独一人时，会生出真诚的意念。真诚念头积聚多了就会处事谨慎，由此对自己不满意的德行下功夫匡正。君子和小人都是独自处事，两者的差距却可由此得到评论。

自从《大学》穷究事物的原理并获得知识之后，过去的言论行为都可用作个人开阔眼界充实知识的资料，日常处理的琐事问题，更可深化个人的阅历见识。君子这样做了，他的心在遇到事情时，已能剖析公私的区别；他的心在联系道理时，又足以精辟地研究其得失。对于善事应当做，不善的坏毛病应去掉，早已经形象鲜明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却不能有实在的见识，去实行他该做的事。办一件好事，唯恐别人不知道是自己干的，因此去办时迟疑不决。改正一个不好的毛病，侥幸别人可能窥视不到，因此改正得很不得力。背地里自己独处，虚假的情弊自然产生，这就是欺骗啊！而君子，唯恐办一件善事不彻底，在晦暗中产生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不改正，就会像涓涓的流水长年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邪念如同面对天神，主心骨坚硬如同金石。在自己主持工作的地方单独行事，一定要慎之又慎。这就是圣人遵奉的准则要点，也是后世贤人切实研究的问题呀！

自身修养和治理国家的道理，有四句话可终身适用而受益无穷，这就是“勤于政事，节俭治家，话语忠信可靠，行事诚恳无欺”。真话不在多少，也不在于多么深刻呀。

古往今来圣哲们的胸怀极为宽广，而可达至圣大德的，约有四种境界：诚恳谦恭，注重自我修养而生出聪明睿智，是二程的主张；精诚感动神灵而天生就有知识，是子思的遗训；安贫乐道而身体健康面无忧色，是孔子、颜回、曾子、孟子的要旨；欣赏大自然的美妙，吟诗作赋，而意志安适、精神愉悦，是陶渊明、白居易、苏轼、陆游的人生乐趣。我常自己悔恨少壮不知努力，而到老年往往多出悔惧之感，对于古代圣哲们的心境情趣，不能领略获取一二分。只能反复寻思，叹息感慨不已。智慧解析

一、慎独为入德之方

慎独，关键是一个“独”字。“独”是什么？独是别人看不见听不见的地方，它不仅是指外在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指人的心灵，朱熹就说过：“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只要心中有道德，脑中有纪律，手脚有约束，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做到慎独。朱子讲过：“非特显明之处是如此，虽至微至隐，人所不知之地，亦常慎之。小处如此，大处亦如此。显明处如此，隐微处亦如此。表里内外，精粗隐显，无不慎之。”

子夏是孔子的著名弟子。有一天，子夏去拜见曾参，曾参也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一向严于律己，以孝行著称。曾参看了看子夏，打趣地说：“怎么一阵子不见，你就如此发福啊。”子夏不以为意，反而乐呵呵地回答说：“我打了一个大胜仗，心情舒畅无忧，所以身体就胖起来了。”曾参有些摸不着头脑了，疑惑地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子夏说：“我终日在家读书，学习先王（泛指贤帝尧舜等）之道，觉得他们的仁义道德和高尚的德行，实在是高山仰止，令我心生敬佩仰慕之情，觉得能效仿他们一定很快乐。可是出门之后，当我看见富贵人家身穿绫罗绸缎，享受豪宅美食，夜夜笙歌曼舞，逍遥自在，我又不由得心生向往之情，觉得能像那样生活一定很幸福。两个念头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激烈争斗，难分胜负，我寝食难安，心中不宁，所以身体日益消瘦。现在先王之道终于在心中占上风，取得了绝对胜利，我的心情又恢复了安宁祥和，所以身体自然发胖了。”曾参听了，连连称赞子夏，对他更为敬重。子夏无疑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典型。如果一个人通过反身自省，感到自己是忠诚踏实的，那便是最大的快乐。正因为这样，子夏才由瘦而胖，并因此而欢欣愉悦。

二、曾国藩十二条慎独修身法

对于古代的读书人，“慎独”这一理论是无人不知的，但只知道理论，不加实践，无补于实际。曾国藩的高明，不在于他创造了一套什么新说，而是对这一古老真理做了一辈子的实践，既使自己大受其益，又使家庭大受其益，更使社会大受其益。

关于慎独，曾国藩曾总结有十二条修身之法？，分别是：

一、主静：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应事时专一不杂，心无旁物。

二、静坐：每日须静坐，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绝不恋床。

四、读书不二：书未看完，绝不翻看其他，每日须读十页。

五、读史：每日至少读二十三史十页，即使有事亦不间断。

六、谨言：出言谨慎，时时以“祸从口出”为念。

七、养气：气藏丹田，修身养性。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随时将自己当作养病之人。

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记下茶余偶谈一篇，分为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不可一味耽搁，否则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皆作为功课看待，绝不留待次日。

十二、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

在曾国藩率领部将攻破南京，消灭太平天国之后，湘军高级将领三十余人曾集体“劝进”曾国藩当时写下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王闿运看到这副对联后感慨道：“涤丈襟怀，今日之前，我只知一半，今而后，乃全知。”并自书一联曰：“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他说：“吾不敢着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王闿运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二十几岁开始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深入研究，他通经在于致用，尤其是在于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他为人慷概激昂，向以霸才自居。王闿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他看中了曾国藩。

他在湘军成立之初，便对曾国藩说：“鹿死谁手，尚未可料，明公岂有意乎？”曾国藩未予理睬，后再入曾府，仍劝曾“彼可取而代之”。但曾国藩不为所动，以食指蘸杯茶汁，在茶几上写了个“妄”字。曾国藩之所以能远离痴心妄想，与他的慎独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严于律己，日日不忘反省，不该做的事情，他想都不会去想。曾国藩认为小人与君子的区别就在于独处时小人妄念丛生，而君子则会更加谨慎。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若要慎独，其前提是心静，假如欲火炽然，心粗气浮，则慎独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如果能静下心来，就不会产生妄念，就会淡泊名利，把万事看开，就可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和改过。他在日记里写道：“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心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曾氏自称）素有忿狠不顾习气，偏于刚恶，既而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务当力主求静，使神明如日之升……知此而不行，真暴弃矣！真小人矣！”“静”字功夫，是曾国藩从老师唐鉴、倭仁处学到的。唐鉴对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影响极大。曾国藩曾向唐鉴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唐鉴告诉他，读书应当以《朱子全集》为宗，修身的最好办法是记日记自我检讨，并且一定要实事求是。此后，曾国藩经常跟唐鉴一起研究学问，推究兴衰治乱，学习程朱理学；他还把自己的日记拿给唐鉴检查，找出检讨不深刻的地方，深挖病根。后在唐鉴的推荐下，曾国藩又拜访倭仁。倭仁是唐鉴的弟子，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倭仁对于自省要求更加严格，一念之差，一事之失都要记下自省。受倭仁的影响曾国藩在内省方面更严格要求自己了。

曾国藩每天坚持静坐半个时辰，战争越激烈的时候，他越注意静坐。通过静坐来省察自己的毛病，他一生坚持写日记，于日记中检点自己的一念之差、一事之失，毫不留情。

曾国藩不仅自己注重“慎独”，还提醒儿女们“慎独”是全面修身养性的必要条件。他在遗嘱的第一条就提到慎独：“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告诫儿女只有做到了慎独，才可以对鬼神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

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以“慎独”出名的人物，名声最大的是东汉安帝时的荆州刺使杨震。杨震以“性公廉，不受私谒”著称，留下了个“清廉诫四知”的典故。《后汉书·杨震传》有这样的记载：杨震去荆州赴任，道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是杨震当年举荐上来的，王密为了表示对杨震当年提挈之恩的感谢，“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杨震拒绝接受，说“我举荐你是因为我了解你，你这样做是太不了解我了。”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听了杨震的一番话，“羞愧而出”。后人就把这件事当成“慎独”的典型，流传下来。

杨震说的“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其实说到底了，如果是两个人办的事，那是“你知、我知”，如果是一个人办的事，那是“我知”，说“无人知道”，那是自欺欺人。所谓“慎独”，就是要捅破“无人知道”这层窗户纸。宋代学人陆九渊就明明白白地说过：“慎独即不自欺。”宋人袁采也说，慎独即“处世当无愧于心”。这样，把慎独与诚实、不自欺欺人、无愧于心相联系，就达到了一种相当高的道德境界，它表明了人对遵守道德规范和法度要求的高度理性自觉。

慎独是一种人生境界。慎独是一种修养，慎独是一种自律，慎独是一种自我的挑战与监督。慎独的最高境界是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这里讲的随心所欲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指道德修养到一定程度后所达到的一种道德境界。慎独虽然是古人提出来的，但并没有因时代的更迭变迁而失去现实意义，是因为它是悬挂在你心头的警钟，是阻止你陷进深渊的一道屏障，是提升你自身修养走向完美的一座殿堂。

第二卷　明理立德，自强不息——“砺志”法

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精进而不觉。【《挺经》原典】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能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累月奔驰酬应，犹能不失常课，当可日进无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息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原典精译】

明道德、教新民、办好事，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以为上面三项与自身毫不相干，那么读书有什么用？即使能写文章作诗篇，洋洋自得于自身的高雅渊博，其实也只算得认识几个字的放猪仔罢了，哪能称得上深明大理的有用之才呢？现今，国家依据科举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正是认为这些人既然能按照圣贤的意图立论写文章，当然也必能明白圣贤有益于社会的道理，从而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可以官居显位而不脱离百姓，鞠躬尽瘁地遵循常理办事。如果认为深明德行、教化民众是分外的事，那么虽能写诗作文，但对修养自身、治理国家的道理茫然无知，国家用这种人做官，和用放猪仔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成年累月地奔走应酬，还能坚持学习，当然能大有长进，不会停息。人生惟有做事持之以恒是第一美德。我早年对于书法一道，也曾苦力探索，却终无成就，近日来天天摹写，从无间断，就觉得字有长进，可说日新月异。年龄无论大小，事情无论难易，只要持之以恒地做了，就像种树养禽一般，天天看它长大却感觉不到。尽力前进，坚持不懈，不过一二年工夫，自然有无形的长进。言语沉稳，举止端重，则品德性情有长进。文章有峥嵘雄骏之气，则学业有长进。智慧解析

一、确立远大的志向

曾国藩认为做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志。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目标，一个方向。许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别人，意志不如别人，条件不如别人，而是许多时候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他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也就是说，我想仁，我就朝着仁的方向去努力，并达到它。我要学孔孟，我就日夜孜孜以求，如果我没有这些志向的话，我就是和尧舜禹汤同住，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我不努力什么也实现不了。人如果能立志，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因此，曾国藩一生都在立志，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的志向。

曾国藩出生在湖南山乡一个普通的农家，曾国藩的祖上一直与功名科第无缘，甚至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读书毫无起色，接连考了17次，直到43岁才考取了秀才。曾麟书深知自己与功名仕途无望，回家办了个私塾，于是把全部的希望也都寄托在曾国藩兄弟身上。此时他读书的志趣并不高，完全是为了科举考试。曾玉屏父子认为曾国藩的确有培养之前途，继续跟曾麟书学习，恐怕会贻误这个孩子的前程。遂决定将曾国藩送往衡阳，后又将他送到本县的涟滨书院，接受名家的指点。曾国藩在涟滨书院改号为“涤生”，意在“涤其旧染之污”，涤除旧习，焕然新生。从改号这一举动，可以看出曾国藩努力求学，希图长进的志向与决心。曾国藩22岁，考中了秀才，第二年考取了举人。

曾国藩中举后不久，便离开湖南家乡，进京准备会试，第三次会试才中了进士，在朝试中名列一等第三名，进入了翰林院继续深造。进了翰林院以后，更有锐意进取之意，决心要做一个藩屏国家的忠臣。对张良、陈平、诸葛亮、魏征、范仲淹、司马光等人的辉煌相业，神往不已。也曾暗下决心今后一定也要入阁拜相，彪炳史册，留名后世。曾国藩曾给自己定下了这样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耕耘，只问收获。他把圣贤视为自己最大的目标。圣贤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圣人和贤人的合称，那是品德高尚、才智超凡的完人，所以中国历史上能够称得上圣人和贤人的是屈指可数的，可见曾国藩的志向之大。

曾国藩还常常在诗歌中抒发自己高远的志向，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其中《感春六首》最能表现他的雄心：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从金钟。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的志向激励着他的进取，他的进取引领他走向更大的成功。

曾国藩还经常告诫弟弟们要树立宏伟的志向，在写给诸弟的信中说：六弟埋怨自己的命运不佳，我也深以为然。但只是小试失利，就发牢骚，我暗笑他志向大而心中忧虑的不大，君子的立志，有为民众请命的器量，有内修圣人的德行，外建王者称霸天下的雄功，然后才不负父母生育自己，不愧为天地间的一个完全的人。

曾国藩认为要建立远大的志向首先就要读书，只有读书才能使人有志、有识。要想做到有志、有识关键是一个恒字，曾国藩在给弟弟的家书中提到读书要有志有识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无止境，不敢以一得而自足，才不会像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观天；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这三方面缺一不可。曾国藩在给弟弟得家书中曾记载：“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素，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暮暮摹写，久不间断，逐觉日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细思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真。若真见得不主一之害废学，便如食乌喙之杀人，则必主一类。不能主一，无择无守，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亦只算游思杂念，心无统摄故也，况本为歧念乎？”

恒字就是坚持，不给自己找借口。曾国藩的弟弟见到自己的哥哥科举及第在北京做了高官，认为无非是曾国藩的读书条件好。弟弟们写信给曾国藩说，我们在家里一边干农活，一边还要料理家务，读书的环境不好，我们想到一个专门的学校，以便有一个非常好的读书环境。曾国藩回信说得很明确：你要立志发愤图强的话，那么家里的私塾可以读书，即使是在旷野、闹市也可以读书，你背着柴火放着猪，都可以读书；如果你没有立志奋发图强的话，自己家里的私塾不可以读书，就是给你神仙之地、清净之地你一样都不会去读书。

经过曾国藩的一番劝诫，弟弟们都心悦诚服地用功读书，最终都学有所成。其中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更是成为了湘军的一代名将。可见，客观因素并不能成为立志的障碍。

二、读书要明道经世

曾国藩一生酷爱读书，他认为读书是为了建立远大的志向，不读书是难以励志的，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即要有益于国计民生。他一反清代尚空谈的理学风气，和乾嘉以来尚考据的“实学”风气，讲求实事求是的学问。他反对死读书，读死书，认为如果不能把书上的知识同现实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读书就毫无意义了。曾国藩最佩服的学者就是顾炎武和王夫之了，顾炎武所称的“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极大的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曾把顾炎武列入到古今三十三圣贤之中，推崇备至，并解释说：“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业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

曾国藩认为读书就应该从中悟出方法，悟出明道经世之术，他瞧不起那种只会读书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大毛病：“读书人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符也”，后又指责读书人往往只注重读书，而不注重应用，写文章时，连篇累牍，办起事来，毫无条理。

曾国藩在京做官期间，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候，外有英国的侵略，内有农民起义。此时，他更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常常是“右手拿书，左手拿图”耐心钻研；从军以后，更是熟读兵法，翻阅大量古籍，分析进攻战略，从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曾国藩所倡导的力行、务实学风，很是推崇。他在《讲堂录》中强调：“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第三卷　崇俭鄙奢，以和为本——“家范”法

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

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

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挺经》原典】家中兄弟子侄，惟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士大夫之家不旋踵而败，往往不知乡里耕读之耐久。所以致败之由大约不出数端。家败之道有四，曰：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身败之道有四，曰：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未有八者全无一失而无故倾覆者也。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此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舄奕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服劳，可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原典精译】

家中兄弟子侄，应当牢记祖父训戒的八个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当谨记祖父的三不信：“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我日记中又讲到八本的说法，是：“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怒为本。立身以诚信为本，居家以早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八本，都是我亲身经历、行之有效的经验之谈，弟弟们应当教育众子侄谨记实行。只要能坚守祖父的这八字与八本就可以保持家族的昌盛。

士大夫之家有的很快衰败，往往还不如乡里耕读人家家运持久。造成衰败的原因，大约不出以下几方面。家庭衰败的原因有四：没有礼仪之家衰败；兄弟相互欺诈之家衰败；妇女淫荡秽乱之家衰败；子弟骄傲轻侮别人之家衰败。一个人衰败的原因也有四方面：骄傲自满、轻侮别人的人衰败；昏暗懒惰、偏信下人的人衰败；贪婪而且苛刻的人衰败；反复无信的人衰败。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弊病一点也没有而无故败家覆身的事情。

天下凡是官宦家族，往往至多一代人便享用殆尽，其子孙后代也开始骄逸懒散，继而放荡不羁，最终走向堕落，能延续一二代是很少见的。巨商富贾的家族，勤俭的能延续三四代；农耕读书的家族，谨慎朴实的能延续五六代；孝敬长辈、与人友善的家族，则能延续十代八代。我今生依赖祖宗积德，顺利得志，唯恐我一人享用殆尽，因此教育各位弟弟和儿辈，共同立志发奋成为耕读、孝悌、与人友善的家族，而不愿成为仕宦家族。各位弟弟读书不可以不多，用功不可以不勤，切不可时刻为了达到科名仕宦的目的着想。如果不能识透这层道理，即使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取得显赫的仕宦官位，也终究算不上先辈的贤德孝顺的后代，算不上我家的功臣。若能识透这层道理，那我就异常的钦佩。澄弟常以我升官得志，便说我是孝子贤孙，殊不知这并非贤德孝顺。如果以升官得志为贤德孝顺，那么李林甫、卢怀慎之流，何尝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显赫一时的人物，岂不可以说得上是孝子贤孙吗？我深知自己学浅才疏，误得高位，于是事事留心，现在我虽在仕途宦海之中，却时刻作着弃官上岸的打算，假如到了弃官回家的时候，我本身可以还追求任何名利，妻子可以在家劳动，可以对得起祖父兄弟，对得起家族乡党，仅此而已。智慧解析

一、曾家的齐家之宝

曾国藩的祖父总结了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字家训，要求儿女们严格遵守。“早”就是要早起，曾国藩一生以身作则，黎明即起，每天只休息四五个小时；“扫”是洒扫庭院；“考”是诚修祭祀；“宝”就是要善待亲戚邻里；“书”就是教育子女要多读书；“蔬”就是指的是种菜；“鱼”就是养鱼；“猪”就是养猪。

曾国藩在此基础上由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又总结了八本堂。即：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怒为本。立身以诚信为本，居家以早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曾国藩曾反复告诫曾家后代，一定要一边种地，一边读书，以保持祖上的传统，千万不要沾染半点官场习气，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或许还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曾对儿子约法三章：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插秧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

曾国藩长期在外为官，很少回家，无法监督子弟的言行。但曾国藩自有曾国藩的方法，那就是写家信督促。他曾写信给次子曾纪泽，要求他每天起床后，穿戴整齐后，必须先向伯、叔问安后，把家中所有房子亲自打扫一遍，然后静坐读书。且每天必练一千个字，千字中“俭”字是必练之字。

在信中他还会把很多生活细节教育给孩子们，比如读书之法，他告诉孩子看生书宜求速、温旧书宜求熟、习字宜求恒。现在能看到的曾国藩家书浩浩一百多万字，加在一起有一千多封信，写给子女的信件也有几百封，每一封信都饱含着一个父亲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

曾国藩还为子女们制定了日课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慎独，即谨慎独处：一个人在独处时也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不妄取不苟为。在儒家学说中，慎独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养生首在养心，最大的快乐在于心情的愉悦。慎独则是最好的养心，将可使人得到最大的快乐。“主敬则身强”，实际上讲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的重要性，他希望儿子做精神状态好的人，自强自信自立，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庄敬严肃。日课第三条就是要告诉儿子们要有爱心，做到“仁者爱人”。“仁”即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一种爱心，对父母的爱，为“孝”；对兄长的爱，为“悌”；对他人的爱，为善；对社会对国家的爱，为“忠”。那么“习劳则神钦”则是“节俭、节用”的教育思想了，在曾国藩看来，能够俭约自持者，才可谓君子。他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他以此来告诫儿子无论智慧也好，才技也好皆来自于勤劳艰苦，困知勉行。他还告诫家人，生活要“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

曾国藩在家庭教育过程中非常重视这个“孝”字，他认为孝敬和友爱是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和睦祥瑞的体现，是家庭能兴旺发达的根本。曾国藩反复告诫诸子弟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在为人治学方面，曾国藩则教育儿女要虚心，曾国藩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并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曾国藩一生饱读诗书，然而他非常谦虚，在教育子弟如何治学时，从不夸耀自己，总是说到自己的不足。如一封家书所说：“余所作古文，黎莼斋钞录颇多，顷渠已照抄一份寄余存稿，此外黎所未钞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当其弟来信向他请教有关读书事项时，他回信说：“说到此处，兄不胜悔恨，恨早岁不曾用功，如今虽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导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误难矣。”如此谦虚谨慎的做法，为子弟们树立了良好的学习榜样。

二、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曾国藩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家败，离不得个‘奢’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曾国藩时常举前汉霍光的例子来告诫子弟们要戒骄戒奢，霍光为前汉大将军，总揽朝政二十年，他的儿孙及女婿无不高官厚禄，起阴宅，缮阳宅，晏游无度，骄横无礼，最后被灭族，连坐者数千家。当初霍家奢侈之时，茂陵有个姓徐的书生预言道：“霍氏一定灭亡。他奢侈又不谦逊，不谦逊定轻怠了皇上，轻怠了皇上就背了礼。权倾朝野，妒忌他的人很多。天下人妒忌他，他言行又不注意怎能不亡！”徐生的话，不幸而言中。所以，曾国藩在家训中，时时强调一个“俭”字。俭而不奢，家道恒兴；俭而不奢，居官清廉，这是中国的古训，也是曾国藩谆谆告诫子弟的重要方面之一。

曾国藩为官几十年，不敢稍微沾染官僚习气。在饮食起居上仍然保持贫民的寒素家风，极其节俭，始终不敢奢华。不是他无力奢华，而是他不愿奢华！一个家族很少能持续发达下去，总有拮据的时候，总有艰难和困苦的时候。因此，人们就该理性地去生活，居安思危，戒骄戒奢。曾国藩所说的“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终身受益的。

俭朴同勤劳是分不开的，只知道俭朴还不行，还要勤劳，勤劳才能致富。

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清朝衰落之期，他亲眼见八旗子弟之堕落，他认识到国之衰由惰性引起。越是处于极盛之后越要倍加小心，月中则炅，月盈则亏。曾国藩感觉到天下平庸之人都是因为惰性而导致失败的。曾国藩时刻提醒自己的家人要远离懒惰，要以勤俭持家。曾纪泽娶媳妇时，曾国藩亲自写信给诸弟并曾纪泽，论以教诲新妇：“新妇始至以奉长上，温和以待同辈，此二者，妇道之最要者也。但须教之以渐，渠系富贵子女，未习劳苦，由渐而习，则日变月化而迁善不知。若改之太骤，则难期有恒，凡此祈诸弟一一告之。”

对于内眷、女儿等，曾国藩也从不姑息，同样严饬勤劳。同治七年（1868年）在金陵节署，他的女儿等早已是贵不可言的“千金小姐”了，但曾国藩却给她们制定了每天习劳的繁重功课单，并写了四句话：

家勤则兴，人勤则俭。

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曾国藩说：“人败，离不得个‘逸’字。”又说：“天下百病，生于懒也。”“人不勤则万事俱废。”不懒不逸，就是勤，“勤者，逸之反也。”“勤所以儆惰也。”他深刻地指出：“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

曾国藩生平也是以勤字自勉，勤俭自持。在朝服官20年，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污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一直遵守着寒素的家风。他时常告诫子女们早晨要早起，不要扔掉了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故持家必以勤字为主，福不多享，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势不多使，则少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亦无怕者，自然悠久矣。

曾国藩一生重视家庭教育，以身作则，注重言传身教，不仅对于自家的兄弟子侄的教育卓有成效。他的长子曾纪泽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次子曾纪鸿则是一位数学人才，著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等书，还计算出一百位的圆周率。两个儿子的成材与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是有很大关系。

第四卷　不逞不妄，自修求强——“明强”法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

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挺经》原典】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譬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最易暗销锐气。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迎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原典精译】

智、仁、勇”这三个达德中，排在首位的是智。智就是明。……所谓“明”有两种：他人只看到近前东西，我则可以看到极远的东西，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的东西，我则可以看到精细的东西，这叫精明。所说的高明，好比是身在一室，所能看到的距离毕竟有限，登上高楼所能看到的就更远了，登上高山的话，看得就更远了。所说的精明，好比是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来观察它，它就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好比是粗糙的米，捣两遍的话，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捣上三遍、四遍，那么它就精细白净至极了。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精明则有赖于后天方面的学问。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居高位，开赋方面算不上十分高明，全靠学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如同购置显微镜观察事物，好学如同捣击熟透了的米。总而言之，必须心里了如指掌，然后才能说出自己的决断。心里明白再做决断这叫英断，心里不明白就做出决断，这叫武断。对自己武断的事情，产生的危害还不大；对他人武断的事情，招致怨恨实在太深了。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决断，才能保住自己的福份。

担当大事，全要在明强两个字上下工夫，《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五方面，主要归结为使不明白的弄明白，使不坚强的变坚强。天下的事，没有志气就不能发起去做，不坚定就做不成功，即使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难禁风浪”四字说得很好，大慰我心，合乎我意。自古豪杰之士都以拥有这四字为大忌。我家祖父教导别人，也说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所以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的气概。只是数万人被困在坚固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消磨锐气。老弟能够保持数万人的刚猛士气，长时间不至于消靡折损，这是你的过人之处，更应在此下工夫呀。

凡是国家要强盛，必须得到贤良的群臣相辅佐；家庭的强盛，必须多出贤良的子弟。这也是由于天命，不全靠人来谋划。至于一个人的刚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形。孟子能聚义而慷慨，这和曾子的自我反省而能屈能伸一样。只有曾子、孟子与孔子告诉仲由的强的道理，才稍微可以久长。此外斗智斗力的强，则有因为强壮而十分兴旺，也有因为强壮而惨败。古往今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他们的智力都超越世人，而他们的灾难与失败也超乎寻常。近代如陆、何、萧、陈也都是雄健过人，而他们都不能善终。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谋求比别人强是可以的，在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比人强就不好。福益外家，假如专门在比别人强处逞强，他能否强到底还不得而知。即使他终身都强横，并能安稳度日，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智慧解析

一、从自修处求强

强即刚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也就是人要有倔强之气，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舍此而以求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曾国藩认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明是强的前提，须先明而后强；强从明出，不明不强。明就是高明、精明，它要靠学习得来，而且要终身学习，才能保持对新生事物和变化的认知与分析能力，才可以正确地决断。有了明，才能求强，强即经得起风浪、刚强、倔强、奋发图强。明强分解开就是对智力的提升与实力的提升的追求。

怎样才能明强？曾国藩认为，一是能自胜者谓强；二是从自修处求强。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通过日积月累，逐步形成圣贤标准的道德品行，这样就能求得真正的明强。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强大有两种：一是将仁义与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二是斗智斗力的强大，这种强大就是逞强或逞能。他认为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陷入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终归会失败。

早年的曾国藩却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喜欢直来直去，“每日总是话过多”，而且常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这还不算，他还有“议人短”的毛病，经常伤及别人的面子，得罪别人。他也知道自己“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每当朋友间切磋时，曾国藩又常常自持己见，强言争辩，只是要压倒他人，获取名誉。

曾国藩身居翰林，谈学论道乃常有之事，而他往往强言争辩，“词气虚骄”。曾国藩的好朋友为此没少吃苦头。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曾国藩至友人陈源衮处为其母拜寿，“席前后气浮言多”，同汤鹏等人讨论诗文时“多夸诞语”。几天后，曾国藩设家宴为父亲祝寿，他的一个朋友前来助兴，吃饭的时候，他与朋友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结果他跟这位朋友吵了起来，双方都搞得很不愉快。曾麟书看不过去，责令曾国藩亲自登门赔礼道歉。曾国藩虽也知道自身的毛病，但从未有人严厉提出。父亲的一席话，使他幡然醒悟，于是登门赔礼道歉，两人重归于好。

二、逞强斗胜注定会失败

曾国藩还时常告诫自己的弟弟曾国荃不要争强好胜。曾国荃受其母亲影响，生性刚直倔强，处处想胜人一等。就是曾国荃的这种性格，险些惹出一场大祸。

在攻下天京中立下头功的曾国荃，在曾国藩的劝说下，功成身退回到家乡隐居。不过，后来清廷又让他重新出山，前往湖北任巡抚。但曾国荃的到来，使久与曾氏兄弟有矛盾的湖广总督官文心生敌意。

官文坐镇湖广，是清政府插在长沙上游的一颗钉子。湘、淮军在长江流域的崛起，清朝满洲贵族是不放心的，而利用官文控扼长江，是清政府对付湘、淮的一个筹码。胡林翼做湖北巡抚时，知道其中原由，所以一直对官文采取笼络政策，督抚同城，关系融洽，官文对胡林翼也是有求必应。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的矛盾暴露，湘军进攻安庆时他不发兵，不供饷，曾国荃兵驻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时他奏调多隆阿去陕甘“剿回”。但当时清廷用得着湘军，曾氏兄弟与他亦无多大干系，所以矛盾也没有公开爆发。可是，如今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又在那里组建“新湘军”，加上曾老九其人锋芒毕露，目空一切，并没把他这个满洲贵族放在眼里。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整一整这个不可一世的曾国荃。

官文与湖北臬司唐际盛商量对策，唐为官出谋划策，让官文出面给皇帝上奏折，保奏曾国荃为“帮办军务”，让他率军去鄂北“剿捻”，离开武昌，驻兵襄阳，拔去这个眼中钉。官文依计而行，谕旨很快批复，正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不知是计，一直带兵打仗也不知“帮办军务”的官衔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只好写信给大哥。曾国藩回信说，帮办军务属于极其毫无实权的空名，如李昭寿、陈国瑞等降将，刘典、吴棠等微品职衔时，都曾得到过帮办军务之名目。故此不必谢恩，但也不可推辞或气恼，权当没有此事，以后在公牍上也别署这个头衔，不然会惹人笑话。

恰在此时，湖北粮道丁守存向曾国荃拨弄是非，说湖北“新湘军”组建，所需粮草由粮台筹集，但官文却不让给“新湘军”供粮。原来这个丁守存曾因贪污公款被官文发现，敲诈了他大部家产才没有参劾他，他这次想借曾氏兄弟之手报复官文。曾国荃把这两件事合起来考虑后，大为恼火，决定向皇帝告发他。

曾国荃幕中并无文吏，恰在此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来到湖北，遂同侄子商量拟稿。曾纪泽时年已27岁，由于父亲的薰陶，已知官场之险恶，叔叔之鲁莽。所以当即提出官文是满洲贵族，为太后和皇上所宠信，要弹劾他实非小事，最好先同父亲商量后再定。然而曾国荃却认为自咸丰八年复出后，哥哥的胆子越来越小，反而办不成大事，这次弹劾官文最好不要让他知道，以免被他阻挠。曾纪泽只好按九叔提供的内容拟稿，最终稿成，列举了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肃顺党孽等多条罪状，此折在襄阳郭松林营中发出。

曾氏叔侄不甚明了弹劾官文的利害，也不善于具疏与人争辩。因此奏折过于草率，文字洋洋大观数千余，语言也未甚斟酌，参劾内容虽多是事实，但疏奏多不中肯。曾国藩闻到九弟具疏弹劾官文，深恐此举会遭大祸，赶紧从曾国荃手中要来底稿，看看奏言是否立得住脚，或可设法补救。看罢底稿，曾国藩认为所奏倒是事实，但言辞涉及军机处和“肃党”、怕是要引出更多的麻烦。他立即写信给九弟，信中写道：“强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给你的信也讲“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是强字必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屈不挠。如果对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蛮横，等到别人用正确的道理进行驳斥，并用事情的后果来验证，这时再俯首服输，前倨后恭，这就是京师讲的瞎闹。我也并不是不要强，只是因为见闻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轻易要强。信中对儿子反复责怪，不该做出此等招非惹患之举。

曾国荃读罢哥哥的来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后悔已迟，只能等着事态的发展。曾纪泽受责，赶紧离开武昌，避开这个是非圈子。

李鸿章出主意让曾国藩在此时拟折密保官文，请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这样做可以挽回满贵对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宁人。曾国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于形势，只好照此办理了。队，这样他才保全了自己，使自己不断壮大，积蓄力量，以求一逞。

从以上可知曾是位血气之人，但他是有一颗热情的心外加冷静的头脑，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要强，即在信中所讲的要“明强”。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官场官运亨通，八面玲珑。

第五卷　浑厚包容，坚忍自重——“坚忍”法

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

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挺经》原典】子长尚黄老，进游侠，班孟坚讥之，盖实录也。好游侠，故数称坚忍卓绝之行。如屈原、虞卿、田横、侯赢、田光及此篇之述贯高皆是。尚黄老，故数称脱屣富贵、厌世弃俗之人。如本纪以黄帝第一，世家以吴太伯第一，列传以伯夷第一，皆其指也。此赞称张、陈与太伯、季札异，亦谓其不能遗外势利、弃屣天下耳。昔耿恭简公谓，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雪琴与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寡合也。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旺，子孙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耳。稍论时事，余谓当竖起骨头，竭力撑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联云：“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自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联句颇多，惜皆未写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联云：“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用木板刻出，与此联略相近，因附识之。夜阅《荀子》三篇，三更尽睡，四时即醒，又作一联云：“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至五更，又改作二联，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一云：“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原典精译】

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班固以此来讥讽他，确合事实。敬仰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赢、田光以及贯高都是此类人物。崇尚黄老，所以多次称赞鄙视富贵、厌世弃俗的人，如本纪以黄帝为第一，世家以吴太伯为第一，列传以伯夷为第一，都是这个宗旨。此篇称赞中说张耳、陈余和太伯、季札不一样，也是讲他们没有能够回避势利、抛弃天下。

从前，耿恭简公说过，做官要把保持坚忍作为最重要的，即使是心中怀有奋勇之气，也应该是这样。在官场中应酬，我们兄弟的毛病都在稍稍了解世态而又有满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显得孤立。迪安的好处在全然不识世态，他虽然也常常不合时宜，但却一味浑厚，永不外露。我们兄弟则常常外露，总不是带来福气的办法。雪琴与我们兄弟最相像，也到处少有投合的人。弟应当以我为戒，保持浑厚，永不外露。将来把这一性格养得纯熟，身体也会健康，子孙也能获益，不要沉湎于官场机变诈伪，恐怕越久德行就越浅薄。

在泛论时事时，我说应当挺起骨头，尽力支撑。三更时睡不着，于是作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以自警。我一生中作过很多的联句自箴，可惜没有写下来。丁未年在家写有一联：“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经用木板刻写出来，与这个联较近似，就附记在这里。

夜里读《荀子》三篇，三更过了才睡，四更时醒来，又作一联：“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到五更时，又修改了两联，一联是：“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另一条是：“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智慧解析

一、曾国藩的坚忍之道

曾国藩的成功家喻户晓，梁启超在总结曾国藩获得成功的原因时，认为其“自制之力力甚强”，换句话说就是“坚忍”。美国汉文学家史密斯·金评价说：“曾氏不以善战名，而能坚忍耐烦”。曾国藩则认为：“面对命运，忍耐、坚持是走向成功的唯一法门，只要坚忍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什么是“坚忍”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道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

曾国藩对于坚忍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从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与之为伍，为此经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和刁难。在湘勇攻克武昌、汉阳后，取得了与太平军作战的头一次大胜仗。曾国藩的恩师穆彰阿送给他一张条幅，上写“好汉打脱牙和吞血”。曾国藩很快意识到了，如果想实现自己平生的志向的话，就必须学会忍耐。此后，这句话变成了曾国藩的守身之道。李鸿章对老师坚忍的心境极其佩服，在劝告脾气暴躁的手下大将刘铭传时曾动情地说：“‘打脱牙和吞血’乃吾师忍道心境的最佳注解，汝牢记在心必能建不世之功。”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而改变了的处世方法，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为此，他说：“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式曰：“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那些往年的许多事已不全记得了，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属我所带领的兵勇仆从，每次进城，必定遭痛骂毒打，这种情景都是四弟、季弟亲眼所见。谤怨之声沸腾，万口讥笑嘲讽，这也是四弟、季弟亲眼所闻。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这里，景况更加令人难堪。我只有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曾国藩就是凭借着屡败屡战的坚忍精神，最终战胜了太平军。

二、咬牙立志图自强

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在决计会战湘潭时，太平天国的声势正盛。以南京为中心，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全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中，清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力量组织进剿了。在这种情况下，湘潭决战的胜负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攸关全局。曾国藩认为太平军若能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便能顺势攻取长沙，控制湖南，从而在湖南和两广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下，迅速南下，控制两广和闽浙等地，占有半壁江山。这样太平天国政权才有条件发动北伐战争，夺取全国政权。而对湘军来说，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着湘军的兵饷来源有保证；一旦失去湖南，犹如鱼离开水一样，就会因干枯而消亡。

曾国藩充分认识到了湘潭战场的重要性，除派手下第一悍将塔齐布率军开赴湘潭外，又急调水师总统褚汝协助陆师摆开了与太平天国生死搏斗的架势。这样，在湘潭战场上，湘军的兵力占了优势，加上太平军主帅林绍璋本人忠厚有余，但“无大本领”，指挥不当，致使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使太平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湘潭之战，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湘潭一战，使得官兵个个有杀敌的信心了。

湘潭全胜后，曾国藩却上折陈述自己的失误，咸丰帝不但没奖励曾国藩反而革去了他礼部侍郎之职，责成他戴罪立功。

曾国藩回到长沙以后，咬牙立志徐图自强，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二次战争的惨痛经验教训，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为湘军日后出外作战积累了经验。不过曾国藩也发现，湘军各营在几次战斗中暴露出不少弱点，其最主要的是功罪不分，赏罚不明；良莠不分，勇懦不一。因此，他对湘军进行了整编。经过长沙整军以后，湘军面貌一新，能战能守，这与曾国藩努力改正自己的弱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曾国藩在以后提到此事时说：“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岳州之败，靖港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矣。”

三、适应环境，学会忍耐

曾国藩深知身居高位的人，凡事如果不能容忍的话，就会给别人、自己带来灾难。

曾国藩认为，要达到善忍的心境首先必须除去内心的愤怒。他强调愤怒是一个人涵养不够，气量不足的表现，要想担当大事，就必须去除这种情绪。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一般来说，担当天下大事靠的是精神状态，积蓄郁结的过，也就倔强之至，也就不能不表现出一些忿恨行动。以后我兄弟凡有动气的时候，彼此要互相劝说告诫，保存倔强，去除愤怒激动，这就行了。如何才能去除心中愤怒激动的情绪呢？曾国藩认为主要是以静制动，通过静心来克服内心急躁的情绪。

在曾国藩看来，为官者如果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做出情绪化的反应来，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实际上曾国藩是一个十分倔强的人，倔强的极端，是容易控制不了脾气。早年的曾国藩正是有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毛病，一次他在家中为父亲祝寿，他的一个朋友也前来助兴。吃饭的时候，两人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结果曾国藩对着这位朋友破口大骂，几乎忘了场合和身份。曾国藩脾气最坏的时候，是咸丰皇帝免去他的兵权、他回家守制的时候。这期间，曾国藩因为心情不顺，变得性情格外粗暴，经常因为小事而大骂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妇。他在家的一年中，与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闹过别扭，而且这些别扭都是曾国藩挑起来的。曾国藩后来对这段经历感到十分后悔，尤其是第二年曾国华战死于三河镇，他更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认为正是他的情绪化反应引起了这样的灾祸。此后的曾国藩下了一番在力气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且逐渐改掉了易怒的毛病。虽然有不顺心的事情，但都能理智地去处理。

为了适应官场环境，学会忍耐，曾国藩一生潜心钻研老子、庄子的思想，把《老子》、《庄子》、《易经》等史籍排在了重要的地位。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道：“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

在曾国藩看来，古往今来的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大都败在气度不够开阔、不能耐烦、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上，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我一天天老了，也还经常有控制不了自己的肝火的时候。但是我总是提醒自己要抑制住怒气，这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火，虎就是肝气。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没有过去这两关啊，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让他随便发作。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而言之，不能情绪化，这样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

同治三年，发生了沈葆桢与曾国藩争饷的事情。沈葆桢是他一手提拔起来，在最关键的时刻，却拆起了他的后台，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愤懑。然而他最后还是从大局出发，没有将事情弄大，而是以忍让一步而息事宁人：

近日因沈葆桢截留军饷，心中很愤懑。然而细心想来，古人办事，被牵制、遇抵触的情况很多，每个朝代都有。人的天性不免会厌恶抵触。那些一定要别人顺从，总是设法铲除异已的行为，是权臣的行径。听任别人的抵触而百般忍耐，委曲求全的行为，才是圣贤的良苦用心啊。我正可以借用别人的抵触，来磨砺我的品德修养，这也许才差不多吧！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得曾国藩处事多了几分成熟理智，少了几分意气用事。这使得他在处理与其他人的关系的时候，更加游刃有如。曾国藩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常人难以想像的忍耐力，走出困境，等待时机，以图自强，从而最终能够成就令世人羡慕的伟业。

第六卷　不卑不亢，刚柔互济——“刚柔”法

近来见得天地之道，

刚柔互用，不可偏废，

太柔则靡，太刚则折。

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

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挺经》原典】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肝气发时，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特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释儒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而已。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原典精译】

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没有不是从自立自强而成功的。即使成为圣贤的人，他们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所以才能够独立不惧，确定不移。过去我在京城，好与各位有大名高位的人对立，也确实有挺然独立不畏强暴之意。近年来体会到天地之道，要刚柔互用，不可偏执，太柔了会萎靡不振，太刚了则容易折断。刚指的不是暴虐，而是说强矫；柔也不是说要卑弱，而只是谦让。办事为公，就应该强矫，争名夺利，就应当谦退；开创家业，应该强矫，守成安乐，则应谦退；出外与人应酬，应当强矫；回家与妻儿享受，则要谦让。如果一面建功立业，外面享有大名，一面又追求田地房产，希享富贵，这两者都求盈满，全无谦退之意，这是肯定不能长久的。

肝火上升时，不只不平和，也不会恐惧，确有这种境况。不只是弟年轻气盛是这样，即使像我渐渐衰老了，也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但是要强迫自己控制它，降服这样的心情，这就是释迦牟尼所说的降龙伏虎。龙是相火，虎是肝气。多少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两关，也不仅仅是你我兄弟这样。重要的是要稍稍地控制，不使它过分强烈。降龙用以养水，伏虎用以养火。古代圣人所说的熄灭欲望，就是降龙；所说的控制怒火，就是伏虎。佛教、儒教的教义不同，但在节制血气这一点上，没有不同，总是不能让自己的欲望残害自己的身体寿命。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缺少。一个人的功名、事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否则柔弱委靡，一件事也做不成。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都是由倔强二字引出来的。咱们兄弟都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品德，它的好处也正是倔强。如果除去愤怒和欲望而使身体强壮，保持倔强来激励志气，那么就可以不断进步了。

至于刚毅之气，绝对不能没有。然而刚毅与刚愎不同。俗语说：“自己战胜自己称为强。”强制、强恕、强为善，这都是自己战胜自己的意思。如果你不习惯于早起，就强迫自己天未亮就起床；如果你不习惯于端坐，就强迫自己端坐；如果你不习惯劳苦，就强迫自己与士卒同甘共苦，强迫自己辛苦劳作，这就是强。自己不习惯有恒心而强迫自己有恒心，这就是毅。如果不按上述方法去做，却想去战胜别人，这就是刚愎。这两者看起来很相似，但事实上相差很远。不能不小心留意！智慧解析

一、懦弱无刚则耻，太刚则折

曾国藩的祖父从小就教导他“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如果一个人如果没有阳刚之气，是做不成大事的。

受其祖父影响，曾国藩从小就崇尚刚直，认为汉代的樊哙就是充满了刚直之气的大丈夫。樊哙是汉高祖刘邦的手下大将，骁勇善战，屡立战功，深得刘邦喜爱。后人皆言其性情“刚烈”，刘邦人咸阳后，力劝刘邦还军霸上（今西安东南），勿贪秦宫奢丽的亨受；刘邦赴鸿门谢罪，樊哙随往，没有樊哙闯帐谴责项羽刘邦就很难脱身；当初英布造反时，高祖病重，讨厌见人，诏令守宫侍卫，不准大臣人见，群臣中就连周勃、灌婴都不敢人内。十几天后，樊哙终于忍不住，带领群臣“排闼直入”——推门径直闯进宫中。高祖这时正在休息。樊哙见到高帝痛哭流涕地说：“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说得高祖笑着起来了。

他早年在京城做官，敢和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就具备了挺然持立不畏强御的精神，他也因此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遭遇了诸多曲折磨难。带兵之后，更是处处失利，得不到友军的支持。他把所学的知识和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找出了失败的原因：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法达到自强之目的。他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在曾国藩看来，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实质。

曾国藩再次出山后，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其次是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经过曾国藩的一番拜访、联络，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曾国藩又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也主动答应为湘军供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了。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

二、争名逐利当谦让

曾国藩认为，功高名显，必然会带来对自己的嫉妒和仇视，所以与人分享利益和名誉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将下属或是同僚的名字放在前头。每每听到曾国藩谈及收复安庆之事，他总是会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及后来攻下金陵之壮举，他总是会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有一句话提及他自己以及他的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时，曾国藩总是会赞扬僧格林沁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时，他总是会称颂他们是一代名流，有时候会说自己自愧不如，有时候则说自己谋略莫及。有了功劳，首先归功于别人。

在担任两江总督时，曾国藩就特别注意将满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摆在自己之前。后来，曾国藩费尽心思将长江水师改经制水师，这样一件很大的事，曾国藩又将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面。官文一向仇视湘军，为什么曾国藩还要推崇他呢？曾国藩是从好友胡林翼那学到的方法。胡林翼担任湖北巡抚时，官文担任湖广总督。两人关系“往往以征兵调饷互有违言”，为此，胡林翼打算向朝廷参他一本。但在与幕僚阎敬铭商量时，阎立即劝阻。阎认为，参掉一个官文，并不见得局面会改观。官文虽然才具平庸，又贪名利，但却颇受朝廷的重用，如果处处让利与他，有大事课请他出面上奏，朝廷定会批准。这要的人我们正求之不得呢，你却要参奏他，不是太可惜了吗？

胡林翼一听，豁然开朗，就决定设用权术结交官文。于是胡林翼一反此前对官文的反感，转而投其所好，每月都以办公经费的名义送官文数千两银子供他奢靡享乐。当胡林翼接到官文为其爱妾举行的生日宴会邀请时，其他湖北官员多半不乐于拍这等马屁，借口不去，胡林翼却欣然赴会，给官文一个意外惊喜。胡林翼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认了官文爱妾做干妹，让母亲收下她作干女儿。从此结好官文。

原先，曾国藩对胡林翼这种曲意迎逢的做法也颇为不屑、反感，当他看到胡林翼的做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后，也深受启发，改变了对官文的态度。以后凡有军功，均首署官文大名，这样既可以减轻官文对湘军的嫉恨，又可拉拢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满人对湘军的仇恨和排挤。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曾国藩采用的这种以柔克刚的做法，获得了极大成功。

三、趋事赴公当强矫

当然柔也是有限度的，如果超出了柔的底线，就成了懦弱。因此曾国藩主张刚柔并济，该柔时要柔，该刚时要刚。

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逼近北京时，咸丰帝忙令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现已逼近北京，“人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

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人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肯令鲍超归胜保管带，而胜保乃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车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的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

人生在世不可一味懦弱，“柔”并非懦弱，人生在世也不可一味的刚强，做人只有刚柔并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七卷　知人知事，人才为定——“英才”法

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

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

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挺经》原典】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所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后生考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出缩者，果骧首而红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进。《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功夫也。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原典精译】

尽管有良药，如果不对病症，效果不如一般的药物；虽然是贤才，但所干之事不适合于他专长，那么还不如去找平凡人来干。质地坚韧的木梁可以撞开牢固的城门，却不能用来堵住老鼠洞。强壮的水牛不会捕捉老鼠，日行千里的骏马也不能守住家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不如斧头好用。三代传世的宝鼎，用来开垦荒地，还不如普通的木犁。面对具体时刻，具体的事物，只要用得适合恰当，普通的东西也会产生神奇的效验。世人不忧虑没有人才，而忧虑使用人才的人不知量才适用。魏无知在评论陈平时说：“现在有个年轻人，很有孝德之行，却不懂战争胜负的谋略，您该如何用他呢？”当国家处于战争时期，如果一个人不懂战争胜负谋略，虽有高深德行也没地方应用他。我生平喜欢用忠实可靠的人，如今老迈了，才知道药物虽很多，却也有治不了的病。

没有军兵，尚不足焦虑；没有粮饷，也不足痛哭，只有举目当世，想求得一个见利不争、义字当头、忠诚耿直的人才，不可立即得到，或者仅得一个，却又因地位卑下，往往因此抑郁不舒，受尽挫折，终至罢官死亡。而那些暴虐贪婪善于钻营的人却因占据高位而享受富贵，受人尊重，健康长寿，直至衰老，这是真正令我慨叹无奈的事啊！静观天下大局，这种不平之事万难挽回。而我们所能够勉力去办的，就是尽量重用一些正人君子，培养几个好官，作为变革时事的种子力量。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人才大多都是勉力坚强磨炼出来的。《淮南子》说：“功劳可强迫威逼而使之成就，声名也可在强迫威逼环境中立起来。”董仲舒说：“努力做学问，所见所闻就会广博；顽强地寻求真理，道德修养就会进步。”《中庸》里所说的“他人知道一件事，自己要知道一百件。他人了解十件事，自己要了解一千件。”就是要勉励自己多付出功夫。现在人们都企盼为世所用，却缺乏社会需要的才能谋略。如果真正能从古代典籍中得到验证，再向那些事业有成之士学习，苦苦思索通用于当世的途径方法，并亲身去实践，检验它的成效。努力又努力，那么就可通达识见，才能也就逐渐培养起来了。才能见识足以有益社会，还用得着担心世人不知道自己吗？智慧解析

一、不拘一格，网罗人才

曾国藩的幕府号称晚清天下第一幕府。其人才之盛，无人能比；其知人之明，也无人异议。

对人才的重要性，曾国藩认识非常透彻，他认为办天下事要用天下才，办的事越大需要的人才就越多。曾国藩时代是需很多人才的时代，曾国藩曾跟皇帝说：当今的官场是一个没有人才的官场。他用八个字形容当时的官场，说北京城的京官是“退缩、琐屑”，大家都不负责任，遇事往后退，都不务大事，不想大局；地方官员则是“敷衍，颟顸（man han）”。“敷衍”就是应付，“颟顸”就是糊涂。所以他很尖锐地指“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创办湘军后，曾国藩自知领兵打仗非自己的长项，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推行人才战略，“集众人之长，补一已之短”，“合众人之私，成一已之功”，“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处。”据不完全统计，曾氏幕府二十多年间召集的幕僚达四百多人，其中像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沈葆桢、刘蓉、李元度、罗泽南等晚清的栋梁之材，悉出曾门。

曾国藩为到处搜罗人才，只要看准了的人决不放过，曾效仿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彭玉麟；他还嘱咐师友同僚，随时推荐各类人才；对于任何前来投奔的人才，他都礼遇有加，盛情接待。在选人上，曾国藩曾提出了四个标准：第一要有治民之才，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名利心别太强，第四要能吃苦。

曾国藩选拔幕府人员，包括湘军士兵及将领时，一般秉持这样三个标准：一、忠义血性就是一定要具备忠义、血性，这一点是曾国藩最为重视的。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够为国为朝廷尽忠尽义，那么这个人是绝对不可用的。

二、踏踏实实，简朴之人就可以，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湘军士兵的。曾国藩一直有一个看法，他认为，绿营军之所以堕落到如此程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绿营军士兵中存有奸猾之风，所以要打造成一支坚强的部队，必须由新的人员来组成，因此他常说这样一句话：“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以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蔼然。”

三、拥有坚韧耐劳的精神。无论打仗，还是做事，咬牙坚持是最重要的；没有坚韧的精神，没有耐劳的精神，是很难打造一支钢铁之师的。

同时曾国藩还提出选人切勿眼光过高，人无完人，才无全才，如果对人才一味求全责备，“眼光过高”，难免会让你感觉“无人可用”。曾国藩很反对以出身、资历来衡量人任用人。他对于人才的延揽从来都是不拘一格的。像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李世忠、陈国瑞这些人，有的秀才出身，有的农夫出身，有的行伍出身，有的土匪出身，有的叛将出身，但曾国藩对他们都能以至诚相待，使他们的长处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有一个人叫做雷嘉澍，曾是一个知县，由于太平军进击，他戍守不当而失去了这个县，因此被免职。雷嘉澍是一个爱民如子、爱兵如子的人，赏罚分明，人又极其公正。离职以后，有一天太平天国的一支部队又打到了他原来所在的德兴，这时雷嘉澍组织当地的百姓一同抗击，并且取得了成功。曾国藩因此不计他以前的失误，觉得这个人应该继续保荐，于是他把雷嘉澍纳到了自己的军营听差。

曾国藩要到北方去剿捻的时候，曾到处张贴广罗人才的告示。当时薛福成就是看到告示，写了一万言的有关治理国家等方方面面的书信，曾国藩看他确实是个人才，无论治国、治军，还是经济等方方面面他都能够畅谈自己的观点，并且有自己的主张，于是选入曾府。

正是曾国藩这种求贤若渴的美名，让全国各地第一流人才对这位曾“伯乐”趋之若鹜，甚至许多新科进士不愿履朝廷之任而愿意进入曾国藩的幕府。

二、考察人才的能力

对于选来的人才，曾国藩一旦初步判断认为是可用的，就先发给少量薪资，把他们安顿在幕府之中，然后亲自接见，暗中观察。待到他感觉对被考察之人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且确有把握后，再根据这个人的才华的具体情况，保以官职，委以重任。对于那些他认为将来可堪大用之人，他对其考察得会更加细致，时间也会更加长。例如他对鲍超的考察，就故意制造了一番曲折。

鲍超是四川人，身材短小精悍，性情却十分豪爽。同乡李申甫向曾国藩推荐了他。刚开始时，曾国藩只交给了他两营人马。鲍超嫌少，便对李申甫说想要投奔到胡林翼帐下，申甫回来后对鲍超说：“曾大人待人，未必不如胡大人，你刚来，还不了解情况，还是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再说吧。”不久传来警报说，太平军正大举前来进攻。于是，曾国藩派遣鲍超前去增援，结果大胜而回。曾国藩马上对他进行奖励，同时给他加了好几个营的兵力辎重。从此以后，鲍超再也没提过要走的事情了，曾国藩对他也越来越重用。

为了考验门生李鸿章的耐心，喜欢洗脚养生的曾国藩想到了很妙的一招。有一天，当李鸿章登门求教之时，曾国藩故意在他的面前继续洗脚洗了一刻钟。这让李鸿章感觉蒙受了很大的侮辱，于是便脸红脖粗地拂袖而去。凭借这一观察，曾国藩知道李鸿章尚年轻气盛，在短时间内很难委以重任，于是继续把李鸿章留在身边历练。

曾国藩还时常利用与部属吃饭的机会，暗中观察他们。每天中午，他都会与幕僚们一起用餐。话说有一次，大家在用餐时发现，饭里面有没去壳的稻谷，大多数人都是把壳整掉，然后吃里面的米。但这时曾国藩忽然发现一位戚姓幕僚，居然仔细地把每一颗稻谷都挑出扔掉。当时曾国藩并没有说话，但饭后他却立即差遣账房拿出20两白银给这位幕僚，请他走人。众幕僚忙问其故，曾国藩解释道：“他从农村到湘军总部还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忘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若留在军营里，难免见异思迁。”

在大家求情之下，曾国藩最后勉强留下了他，但将他从幕府的参谋调去了负责管理菜园。戚某在了解了这件事情的始末后，马上改过，每天都与菜园的仆役一起耕作，甚至比别人更努力地去劳动。

曾国藩则一直都在观察他的改变。一年后，曾国藩重新起用他。后来，戚某从一个乡下人，一路因功晋升，最后官至观察使。

三、人才皆由磨炼而出

经过考察，对于那些可造之才，曾国藩在培养上所花的工夫可谓不遗余力。他认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磨砺而成”。曾国藩一生以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乐趣，他说君子有三乐，第一乐就是拿一本书高声朗诵，声音清脆我心里非常高兴。第二乐就是鼓励别人使得别人每一天都在进步。第三乐就是勤劳，辛苦一天后躺在床上感觉很快乐。

太平天国爆发后，李鸿章也回安徽老家办团练，但几年之内被打得一败涂地。李鸿章走投无路，想入曾幕。对李鸿章的才识，曾早有所知，但认为他性情不稳，妄自尊大，所以故意不见他。一个多月后，李鸿章又托人说情，曾国藩说道：李鸿章也是翰林，志大才高，我这里局面窄狭、只是一条浅沟，容不下他这条大船呀，他何不回京供职？经幕僚反复说情，李鸿章终于成为曾的幕宾。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想要他，只是想打一打他的傲气，让他更加内敛沉稳。？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初到曾国藩幕时，比较懒散的李鸿章很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深以为苦。一天早晨，他以头痛为名想多睡一会儿，但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多睡，所以几次派人请李鸿章起来一起吃饭，最后告李必须所有幕僚全都到齐才开饭，李鸿章匆忙披衣“踉跄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严肃地教训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说罢生气地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对他要求格外严格，尽力雕琢，陶冶其性情，培养其道德。许多年后，李鸿章对人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主要方法有“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四种。教诲之法即教训、教导；甄别之法即对能力、品质考核鉴定；保举之法即向上级荐举有才或有功的人，使得到提拔任用；超擢之法即超级提升。以教诲为例，凡手下将领来拜见，曾国藩总抽时间接见，并谆谆训诲、告诫他们对上要精忠报国，对下要力戒骚扰百姓；平时，他也经常以书信、饭前闲谈的形式对手下提些要求。因此，属下从士兵到将领，无不将他视为楷模。

曾国藩不仅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还善于使用人才。他清楚地认识到，“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

四、贤才当适于用

曾国藩有一句名言，他说用人就是要用在这个时候，用在这个地方，叫做“当其时，当其事”。如果“当其时，当其事”，庸才也能成神才。“因量器使”是曾国藩用人的一个准则，什么意思呢？“量”就是一个人的才。在哪个方面才大才小就是“量”，就是有多大的“量”。“器使”就是你把这个人当作工具去使用，当作机器去使用。

他手下有一个人，没有别的什么才能，这个人就是会写字，写那种蝇头小楷，一天可以写一万二千个字，而且还不要开夜班。曾国藩说这是一个人才，把他招到帐下，发他三十两银子一个月。三十两银子是二等秘书的待遇，在当时酬劳很高。别人就说我们过里写文章的人也就三十两银子，他不就是个誉抄员而已。觉得给他三十两银子不公平。曾国藩说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我今天很需要这个人才。因为那个时候，每天有很多的公文，尤其是给朝廷发的奏折，就是要字写得非常好的人来写，而且要写得快。那么这个人有这个本事，在我这里就是人才，他就值得发三十两银子，就是要跟你们起草报告、文书的人一样的待遇。对一个人能真正看到他的才干的地方，把他当作一个这方面的工具来使用，这是曾国藩用人的一个特点。

曾国藩的量才而用，使得曾氏幕府中的幕僚们，有不少在当时就享有盛誉，有的在后来也卓有成就。例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是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成了著名的经学家，郭嵩焘成为了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容闳成为了洋务运动的骨干人才。

然而曾国藩也有用人失误的时候。曾国藩曾让李元度把守徽州。曾国藩是很清楚李元度不擅长带兵作战，所以他对李元度一再叮嘱，在遇到太平军攻城时，他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没想到，到了徽州后，李元度就把曾国藩的话抛到了脑后。他不但没有固守在城中，急于立功的他还每天出城向太平军挑战，甚至当曾国藩对李元度不放心，又加派了两千人前往增援时，李元度竟然完全违背用兵之道，让疲惫不堪的援军，立即出城与太平军交战！

太平军将领摸清了李元度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这使得李元度更加狂妄，于是大胆出击，结果中了埋伏，大败而归。太平军于是乘胜追击，大举进攻徽州。这时，李元度还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轻率地打开城门，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结果一败涂地，令徽州城只守了一天，便告失守。更严重的是，徽州失守使得曾国藩的大营被直接暴露在了太平军的兵锋之下。幸好曾国藩急令李续宜带兵增援，这才稳住了阵脚。在李元度惨败的事实面前，曾国藩只好将他弹劾革职。

事后，曾国藩对自己把李元度用在了错误的位置上的做法非常后悔。正是自己“用违其才”，毁了李元度的一世英名。

五、立人还须达人

曾国藩深谙人的心理，认为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而要多鼓励扶助。他说：“衡人亦不可眼界过高。人才靠奖励而出。大凡中等之才，奖率鼓励，便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不用，则慢慢地就会坠为朽庸。”曾国藩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皆大欢喜，军心一统。

除了用丰厚的报酬来吸引将领外，曾国藩还非常重视对将领的保举。刚出来带兵时他保举的将领并不多。结果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不妄保举，人才都流向了胡林翼幕府。后来才渐渐发现，主要是对下属保举得太少，使追随自己的人感到升迁无望而离开。因为人才长期没有出路，就很容易产生离心倾向。

湘军攻克了武汉，这是清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回的第一座省城，朝廷上下都振奋异常。曾国藩把握住这个机遇，给皇帝上了个折子，开出了一大堆的名单，请求奖励。咸丰皇帝高兴之余，批准了曾国藩的全部请求。罗泽南、杨载福、李续宾这些人由此崭露头脚，这对鼓舞湘军的士气，起了极大的作用。于是，此后凡是有重大的战功，他都要保举一大批人。

曾国藩在自己升迁时，总会荐举幕僚和下属升迁。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其荐举的人才甚多，其中大部分属于他的幕僚和下属。曾国藩幕僚约有4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受过他的保举。其中有26名当上了督抚、堂官（相当于省部级以上），50名成为了三品以上的大员，以及难以数计的道、府、州、县官员。这些人几乎都受过曾国藩的保举，有的甚至一保再保。不仅是曾国藩的幕僚将佐，甚至在曾家当过差的下人也都发了达成了材。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不怕部属与自己同职齐名，鼓励他们“自立门户”“自辟乾坤”，并为之铺路搭桥。也正是这样，才有了后来李鸿章、左宗棠等晚清重臣。

曾国藩的举荐是有原则的，有几种人他是不荐的，比如才高德薄名声不好的人他不荐。

很多时候人的名声和德行是相辅相成的，但也有特例，就是才高德薄之人。曾国藩的原则是，你有再高的才能，但是你的德行和名声不好，口碑不好，我是绝对不荐的。其典型就是金安清。金安清特别擅长钻营，再加上口才极好，文笔又好，特别是理财的能力极强，还有非常好的书法才能，其书法可以说是一绝，但这个人有一个最不好的名声，那就是特别贪恋女色，名声非常不好。

曾国藩曾在家信中表达了对金安清的想法，说金安清其人的计策可用，但是金安清其人是不敢用的，因为用了他无益于我，他的不好的名声对我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不敢用他。

还有一种人也不能举荐，即才德平平，但升迁过快之人，也就是他的能力和他所占有的位置是不相匹配的。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叫恽世临，在曾国藩的保举之下升迁极快，最后做到了湖南巡抚，但很快就被罢官了。这一罢官，对于曾国藩这个举荐之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否定。曾国藩反复思考之后得出结论是，自己没有看清这个人其实是才德平平的。恽世临生性特别倔强，而且任性，做起事来不顾大局，他到湖南做巡抚后，居然和总督毛鸿宾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并以巡抚的身份去弹劾总督，可以说是一个犯上之人，因此也很难处理好与同僚的关系，这是导致恽世临被罢官的很重要的原因。

六、靠“诚”笼络人心

曾国藩认为名利还不足以笼络人心，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和大才，必靠一个“诚”字。在评价曾国藩的用人上，湖广总督李瀚章说：“推诚布公，不假权术，故人人乐意为他所用。”他对待部下就如亲兄弟一般，有一次曾国藩的手下勇将塔齐布，在一次作战中寡不敌众，马陷泥潭，迷了路，被当地的一位农民发现，将他带回了自己的家中休息。塔齐布的部下以为他战死了，都哭作一团，曾国藩也悲痛不已。正在这时候，塔齐布回来了，曾国藩听说后，连鞋子都没有穿，光着脚就跑了出去，抱住塔齐布大哭了起来。塔齐布说：“我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吧。”曾国藩这才破啼为笑。当李续宾在三河力战而死的消息传到曾国藩大营时，心如刀绞的曾国藩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当着众人的面放声大哭了起来。李续宾死后其部队由其弟李续宜带领，曾国藩与李续宜感情也很好，几乎无话不谈。一次李续宜在曾国藩的大营中冶病，曾国藩每天都要到他的病床上去探视，晚上还要去看一看李续宜的睡眠情况。

爱才的特点是由曾国藩的性格决定的。他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从而起用人才。曾国藩在评价某一个人的时候，都是赞美的词语。曾国藩有200万字的日记，还有2000多封家书，从这些文字里我们看出他经常称别人是奇才、美才，贬低别人的话几乎没有。爱才，首先要看到别人的才之所在。

曾国藩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能够成就他的“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他：“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奠九土，踣此狂丑”。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善于奇谋战策的左宗棠，自视甚高、目空一切，然而在识人和用人这一块，对同乡曾国藩心悦诚服，“知人之明，自愧弗如元辅”；即使是老对手石达开，也不得不承认，曾国藩“虽不以善战闻名，却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半个世纪后的蒋介石，对曾国藩相人的工夫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经专门研究曾氏用人得失，并将其用在自己的识人、用人上。

第八卷　淡泊利欲，勤求廉矩——“廉矩”法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

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挺经》原典】翰臣方伯廉正之风，令人钦仰。身后萧索，无以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亦殊觉善不可为。其生平好学不倦，方欲立言以质后世。弟昨赙之百金，挽以联云：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登高之呼，亦颇有意。位在客卿，虑无应者，徒用累歔。韩公有言：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盖自古而叹之也。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莩，则吾人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回矣。【原典精译】

龙翰臣为官清正廉洁，令人敬佩。但他死后却家境萧索，没有剩下什么。所以说，不光清廉之官不好当，就是做善事也是不容易的。龙翰臣一生好学不倦，曾想著书以引导后人。我昨天赠给曾赠送百金以助其丧事，并写了一副挽联：“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我也曾想登高一呼，号召为官之人要廉洁勤政，但是考虑到自己现在的身份，估计也没有人会回应，也只是徒增感叹罢了。韩愈就曾说过：“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德之人常常是不能容存于世，而不贤之人却经常是志得意满。

古代的君子修养德行是如何竭尽心力，我们是不能看到了。但他们修养身心，管理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却全依仗的是礼。从内部说，舍弃了礼法就无所谓道德；从外部说，舍弃了礼法就无所谓政务。春秋的时候，熟知礼仪、能言善辩的士大夫，常常可以使人钦服，使国家强大。战国以后，却认为繁琐的仪文为礼，这也正是被叔齐一直讥讽的一点。荀卿、张载兢却以礼为自己行事之标准，可谓符合古意，不同于凡俗。近世张尔岐作《中庸论》，凌廷堪作《复礼论》，也算是大体符合了先王的本意。秦蕙田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归入“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归入“体国经野门”。对著书的体例来说，可谓是驳杂而不精练，但是对于古时的治世之礼来说，则无不包括，所以此书也不算是太差。

崇尚节俭，可以养廉。州县的助手杂役到省城当差，并没有固定的薪水。如今，每月可以得到数十两银子，还嫌得到的少，这就是不知足了。要学到廉俭二字，必须要先知足。看到各地的难民，到处都是饿死的人，我们不缺衣食住房，已属万幸了，还有什么奢望呢？还敢任意糟踏东西吗？我们不仅要在利益方面做到“廉”字，还应当在名誉获取上做到一个“廉”字。智慧解析

一、俭以养廉

曾国藩的起居生活非常俭朴。穿衣方面，曾国藩平素穿着家人为其织的土布衣服，不穿绸缎衣服。一件天青缎马褂是曾国藩最好的衣服。这件衣服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用，平时放起来，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旁人提及此事，曾国藩道：“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每天晚上总督府内，曾国藩办理公事，全家长幼女眷则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这在当时的督抚大员中可说是绝无仅有。”曾国藩有一件事常常令人津津乐道，那就是他曾经告诉家人，他的衣服一共不过三百两银子，而且有的时候，做了一件衣服之后，会十几年乃至三十年他都在穿用。这对一个享受高官厚禄的人来说，确实不容易。

吃饭上，曾国藩亦不讲究，简单至极。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因此都称他为“一品宰相”。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时候，有一天他到扬州的一个盐商家去做客。那个时候的盐商可以说是富冠天下的。曾国藩面对满桌子的山珍海味，只是低头吃自己身边的一点东西，吃过饭之后，属下问他，大人你是不是对这一桌子饭感觉不可口，曾国藩说了一句话让大家非常吃惊：“一食千金，吾不忍食，吾不忍睹。”一顿饭吃了千把两银子，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不忍吃不忍看啊。

曾国藩所要求的勤俭，特别是他对子女衣着的要求特别严格，曾国藩的小女儿晚年留下一个年谱，这个年谱记载了家人的一些生活琐事，其中有这样一件事情：曾国藩小女儿只有十几岁时，跟随母亲来到两江总督府。小女儿入总督府总要穿得体面一些，光鲜一点，所以上面穿了一件蓝色的小夹袄，下边穿了一条缀青边的黄绸裤，就这条黄绸裤其实也不是她的，而是她的长嫂，也就是曾纪泽过世的妻子留给她的。但就是这条裤子的一个青色花边让曾国藩觉得太繁复、太华贵了，就指责小女儿不应该穿这样的裤子，让她赶快换掉。小女儿赶紧回到房间换了一条没花边的绿裤子。由此可见，曾国藩是见不得繁复，见不得孩子身上带有太富贵的东西的。为提倡节俭，教育家人，曾国藩于大堂上亲书一联：“惜食惜衣，不惟惜时兼惜福；求名求利，但知求己不求人。

从居住方面看，曾国藩反对大兴土木，在家乡修建巨宅。曾氏湘乡旧宅已有百余年历史，曾门兄弟发达后人丁日渐兴旺，亦经常有客人登门拜访，旧屋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曾国荃出资七千串铜钱将旧宅改造一新。曾国藩得知后非常生气，认为九弟“奢靡若此”，新房入住则易，搬出却难，此种作法没有为子孙后代做出好的表率，贻害无穷。当今世上不太平，有多余的钱财就可能会导致祸害，也不可生活的太安逸。官宦人家不易积累财产，子孙们会觉得如果一天不劳动的话就会挨饿，这样子孙们才会变得勤快，能够自己独立生活。曾国藩每次回乡都住旧宅，平生从未进过新屋。曾国藩还反对家中购置私田。他在日记中写道：“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官恶习，誓不为之。”咸丰五年，欧阳夫人在衡阳娘家私自买田置地，曾国藩知晓后立即将土地转让出去，并在家信中表达了反对置田的态度。

二、曾国藩的“三难”

1863年，已升至中校的戈登在位于安庆的两江总督府与曾国藩会面，随行的丁美绅记下了他对曾的印象：

他在各个方面都与李鸿章成对比。后者身材高大、举止稳重、神态威严，眼睛里闪烁着智慧，每句话、每个手势都表现出他思想敏捷、行动果断；他的服饰也显示出了他的家财和修养。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他们两人的个性也是截然不同的。李鸿章是出名的贪得无厌，在这方面他们几个弟兄——尤其李瀚章——是素享盛名的，他们一家在长期的官宦生涯中搜刮了大量的财富。而根据一般的报道，曾国藩的勒索是颇有节制的，他的开支也较为适中，甚至有些吝啬……

曾国藩生活简朴与曾家良好家风有着密切的关系。曾国藩父亲曾麟书有意效法林则徐之父，将林父家训中“粗衣淡饭好些茶，这个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由儿任之”的名联略作改动，变为曾氏家训：“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曾国藩成名后，继承父亲的治家经验，亦将林则徐作为榜样。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道：“昔年林文忠公有三个儿子，分家时各人仅得钱六千串。林公身膺督抚要职二十余年，其家底清寒如此，高风劲节，实不可及。我辈兄弟实在应向林公学习。”

曾国藩中进士后任职京官七年，从未回过家乡。他时时想念堂上老人，他写给家人的信中说：“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如堂上老人全无望我归省之意，则我亦不敢轻举妄动”。可见，曾国藩不回乡自有不得已的苦衷。曾国藩归结不能归省有“三难”：第一是：在京寓欠帐五百多金，欲归则无钱还帐，而来往途费亦须四百金，甚难措办；第二是：不带家眷而归，则恐怕在家有事留住，不能遽还京师，是两头牵扯，如带家眷，则途费更多，家中又无房屋；第三是：曾国藩一个人回家，轻身快马，不过半年可以还京。第开缺之后，明年恐尚不能补缺，又须在京闲住一年。”

从以上三难中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不回家乡均与其经济拮据有关。前两难犯愁的是回乡盘缠无从筹措，后者则是若赋闲京师则失去经济来源。当时曾国藩已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四个月后又升授礼部侍郎，可算居京官高位。然他连回家省亲的盘缠都难以筹措，清廉程度可见一斑。清代官员俸禄非常微薄，俸禄显然不能维持官员的基本开销，贪污之风自然蔓延。曾国藩为扭转官场积重难返的贪污纳贿之风，曾在三十岁时立誓，终身保持清廉之身。他誓云：“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曾国藩临终前仍不忘此誓，留下遗嘱：“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第九卷　虚怀若谷，恪尽职守——“勤敬”法

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

须臾不可离之道。

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

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挺经》原典】为治首务爱民，爱民必先察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慎于听言。魏叔予以孟子所言“仁术”，“术”字最有道理。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即“术”字之的解也。又言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观人当就行事上勘察，不在虚声与言论；当以精己识为先，访人言为后。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傥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懊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事身外，亦惟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原典精译】

从事政务，首先在于爱民，爱护人民必须先督察官吏，察访官吏要点在于知人，而知人必须慎于听取言论。魏叔子认为孟子所说“仁术”中，“术”字最有道理，耐人寻味。喜爱一个人却能知晓他的短处，厌恶一个人却可以看见他的长处，就是“术”最好的解释。又说遵行大道、顺应时势的就是君子；违反大道、只谋私利的就是小人。观察一个人应当从他具体行为上去勘察，不在于虚假的名声和浮夸的言论。应当以提高自己的识见能力为先，访察别人的言论在后。

古人修身治国的方法，不外乎“勤于政事、胸怀广大、谦虚谨慎”几点。勤于政事如同文王那样，胸怀宽大如同舜禹那样，谦虚谨慎如同汉文帝那样。而勤于政事、谦虚谨慎两点，更要自始至终地贯彻到底，一刻也不能背离。勤于政事可以使懒惰的习气警醒，谦和谨慎可以警惕骄傲情绪滋生。能够勤劳、谦和，那么胸怀宽广自然在其中了。古往今来，圣贤豪杰，哪怕奸雄，只要想自立于世，不外乎也是一个“勤”字。能够通晓千古的真理大道的，不外乎一个“谦”字。我将终身遵守这两个字来行事，就是所说的“早晨听到了人间至理真谛，晚上死了也值得了”呀！

身边的许多事情都很难处理，焦急烦恼的时候，时常想到了死，能够酣然入睡，发生再多的事情也不用去理会，这样或许会快乐。越是焦急烦恼，公事就越是烦恼。长夜快乐的时候也是遥遥无期。并且现在加官进级，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们往往以极品为荣，我现在实在是为之苦懊。然而由于时势所处，所有的事情都不能置事身外，也不能不做，只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了。智慧解析

一、谦虚谨慎为人之道

曾国藩为人谦虚谨慎，为官多年，无论是对上级还是对幕僚，都谦虚待人，没有半点傲慢的样子。正是这种谦虚谨慎的美德，使曾国藩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应对自如，从而始终处于不败之地。曾国藩认为，傲气太盛，说话太多，是历代士大夫和近世官场导致灾祸的两个原因。

官宦之家，一是有权，二是有势，有权有势就少有顾忌，多有优越感。有了优越感，往往不大注意他人的感受，不把别人当回事。言谈举止中总有不可一世的感觉，时时处处都显出高人一等的气派，久而久之，就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养成一种傲气。人生的衰败也由此开始。

当曾国藩身居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曾国荃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他觉得古代的君主有直言进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积极相助的贤弟。自己的官位太高，听到的规劝声音越来越少，正在为此忧虑。如果弟弟能对自己多加规劝，再加上一二好友，这样也许能帮自己避祸免灾。凡是身居高位的人，都是败在自以为是、不听忠言上的。

曾国藩劝诫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同荃总是置若罔闻。曾国藩在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中再次规劝道：“你对我的劝诫，总是不肯虚心接受，动辄辩论一番，这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边所有的逆耳之言，你也应该仔细回味思考。”

曾国藩对左右近习之人约束也很严。他做两江总督时，官署中有一个很高的亭子，凭栏远望，可看见官署内外。一天，他在亭中徘徊，看见一个头戴耀眼花翎的人拿着手版，向守门的仆人在苦苦请求着什么。仆人举止傲慢，摆手让他离去了。第二天登亭，又看见那个人，情景和昨天一样。第三天，看见那人拿出一包东西献给仆人，仆人马上就往里走。一会儿，仆人来到签押房，说有新补的某位监司求见。曾国藩立即请他进来，原来就是这几天被仆人所阻的那人，曾国藩问他何日来的，答说已来三日。又问何不早些来见，则支唔不能答。曾国藩对监司说：“我推荐一个人给你如何？”监司答说，衙署中虽已人满为患，但您推荐的人，也不敢不从命。曾国藩说：“那好，我派这守门的仆人到你那里，只让他得一口饭吃就足够了。”又召来那位仆人说：“特推荐你到某大人处，望你尽心尽力，不得怠慢。”仆人只得弯一条腿以示谢意，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李鸿章就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也非常谨慎。当发现有人指出他犯有各方面的错误时，他便立即改过不吝。

一次某个下官进见他，行半跪的礼节，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髭，像没看见一样。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问有何事来见，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李鸿章说：“没有的事，可能是外间的传闻吧。”官员说道：“不，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笑道：“这就更荒谬了。”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反而没有觉察到吧。”于是李鸿章向他举手谢过。

二、天道酬勤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然他小时候的天赋却不高。

有一天在家读书，对一篇文章重复不知道多少遍了，还在朗读，因为，他还没有背下来。这时候他家来了一个贼，潜伏在他的屋檐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好处。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他睡觉，还是翻来复去地读那篇文章。贼人大怒，跳出来说，“这种水平读什么书？”然后将那文章背诵一遍，扬长而去！

贼人是很聪明，至少比曾先生要聪明，但是他只能成为贼，而曾先生却成为毛泽东主席都钦佩的人：“近代最有大本夫源的人。”“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那贼的记忆力真好，听过几遍的文章都能背下来，而且很勇敢，见别人不睡觉居然可以跳出来“大怒”，教训曾先生之后，还要背书，扬长而去。但是遗憾的是，他名不经传，曾先生后来启用了一大批人才，按说这位贼人与曾先生有一面之交，大可去施展一二，可惜，他的天赋没有加上勤奋，变得不知所终。

第十卷　见机而行，因势利导——“诡道”法

练兵如八股家之揣摩，

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

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

而腔调亦左右逢源。

凡读文太多，

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挺经》原典】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成立，尝望其发达，则人之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羊牛犬佾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练兵如八股家之揣摩，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而腔调亦左右逢源。凡读文太多，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亦宜有简练之营，有纯熟之将领，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此时自治毫无把握，遽求成效，则气浮而乏，凡心不可有察。进兵须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牵制。非特进兵为然，即寻常出队开仗亦不可受人牵制。应战时，虽他营不愿而我营亦必接战；不应战时，虽他营催促，我亦且持重不进。若彼此皆牵率出队，视用兵为应酬之文，则不复能出奇制胜矣。【原典精译】

带兵之道，用施恩的方法不如用仁的方法！用立威的方法不如用礼的方法。仁就是自己要想建立的就让别人也建立，自己想要发达的，就让别人也发达。对待部下，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子弟一样，一心希望他们能够发达，能够建功立业？这样，他们就知道感恩戴德了。礼就是无论人多人少，无论是大还是小，不敢有所怠慢，安泰但不骄横；衣冠整齐，举止严肃，令人望而生畏，威严但不凶暴。做事恭谨有礼，对待部下庄重，在不知不觉之中，常常保持凛然难犯的样子，这样，部属就感觉到你的威严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两条，即使蛮夷之国都可以畅行，还会有什么军队不能治好呢！

用兵是一种残酷的事情……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每次战斗下来，看到死的死，伤的伤，断头穿胸，失足断臂，血肉狼藉，每天呈现在我们面前，哀戚有余，有什么可欢喜的呢？所以军队中不应有欢乐的气象。有欢乐的气象，无论是喜悦，还是骄盈，终归要失败的。田单在即墨时，将军有死的决心，士兵没有生的愿望，因此终于击破燕军。攻狄人时穿着华丽的衣服，驰骋在淄渑两地之间，有生的欢乐，没有死的心意，因此鲁仲连预言他们决不能取胜。用兵之事应哀伤悲戚，不应有欢欣之象，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练兵如同作八股文的大家的思维一样，只要有百篇烂熟的文章在心中打底，那么文章的结构布局、立意主题之法，常有熟路可寻，行文腔调也会左右逢源，有一定准则。凡是那些读书太多，却潦草浮泛没有心得的人，一定不会写文章。用兵也应该有简达易练的军兵、纯熟有谋略的将领，阵法也不可贪多不切实际。

这时自己想控制全局是毫无把握的。立即追求成效，就会虚火上浮而身体困乏，内心不可不察觉这一点。我们常说进兵必须由自己作主，不可由于顾及他人言论而受牵制。不仅进兵这样，即便寻常出兵打仗也不能受人牵制。应该作战时，即使别的营垒不愿出战，我的营垒也必须接战开火；不应该作战时，即使别的营催促，我也要坚持稳重不轻易进兵。如果彼此都牵制关联勉强出兵，把用兵看作写应酬文章，那么就再不能出奇致胜了。智慧解析

曾国藩制定的湘军营规规定，营中必须有三勤，勤点名，勤操练，勤站墙子（防守营墙）；其用意是，勤点名则士兵不能私出游荡，勤操练则士兵体魄强健、技艺娴熟，勤站墙子则日日如临大敌，战时方能镇定。有了这三勤，士兵便人人不懒散，精力旺盛，斗志常存。他每次都要亲自去点名、看操、站墙子，给下属作表率。初练湘军时，每逢三、八操演，他都亲自训话，一讲就是两三个钟头。许多营规都是他亲自起草的，什么“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之类，他都要考虑，并写成文字。他还亲自起草了通俗的《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和《爱民歌》，令士兵诵唱。有时打仗他还亲自执刀督战。曾国藩作为一军统帅，如此躬亲实务，必会对湘军起到激励、督催作用，增强其战斗力。

营规还规定，士兵每逢朔望日必须向长官请安。表面看，请安只是行一普通礼节，实质上则是为了养成士兵“尊上敬长，辨等明威”的心理，以便战时服从号令，为曾国藩、为朝廷效死。对营中幕客，曾国藩则以不睡懒觉、不撒谎两件事严绳他们。曾国藩认为，能做到不睡懒觉、不撒谎，便是做到了“诚敬”，能“诚敬”，就能负巨艰，当大难。

一、厚饷以养兵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财，因而他在用人选将上也反对选用为名利而来的人。曾国藩在用兵上，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财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因而得到了一支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就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军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下降。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过于丰厚。王闽运在《湘军志》中指出：“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麻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他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予将领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盈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之色”。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一条新的出路，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

二、用兵坚持己见

在带兵上曾国藩反对因别人的议论、部署而改变自己的战略部署。

曾国藩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抗清廷圣旨，而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击败。

第一次是在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熟练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接到吴的信函后仍不想赴援，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皆复函拒绝，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轻发的道理。吴文镕终于被其说服，虽自度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而出。还特致书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份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亦拒绝出征，仅派刘长佑和江忠睿率1000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江、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

安庆会战的计划制订后不久，曾国藩就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这种压力先是来自朝廷。1860年，太平军施“围魏救赵”之计，先攻杭州，吸引围攻南京的清军来支援，然后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趁着清军调动围攻南京的兵力救援杭州之机，一举攻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并乘胜追击，连下苏州、常州，使苏南地区全部落入手中。

为了解安庆之围，太平军发动第二次西征。太平军兵分两路，合取武汉，以迫使清军回兵，从而解安庆之围。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率部自桐城出发，很快逼近武汉。当时湘军的主力都在安庆前线，湖北兵力极为空虚，只有湖广总督官文所率的3000防兵驻守武昌，而且战斗力极差。听闻太平军来攻，整个武汉三镇的官员富户逃徙一空。

面对此情此景，湘军内部也开始发生意见纷歧。许多人包括胡林翼都要求撤安庆之围，回救武汉。然而，曾国藩却仍然十分清醒和坚定，坚决要死死地盯着安庆，不为浮议所动。他非常清楚：即使太平军有破湖北之势，亦无守湖北之力，武汉即使一时失去也会马上收复，而围攻安庆的军队一撤，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攻城掠地，无非是要分散我的兵力而已。我只求攻破安庆，此外的得失一概不与之争，再过一两个月，大局即定。结果湘军攻下安庆，直接威胁天京的安全。

第十一卷　且挺且韧，久战之道——“久战”法

夫战，勇气也，

再而衰，三而竭，

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

大约用兵无他巧妙，

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挺经》原典】久战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贼以坚忍死拒，我亦当以坚忍胜之。惟有休养士气，观衅而动，不必过求速效，徒伤精锐，迨瓜熟蒂落，自可应手奏功也。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战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从逼阳，气已竭而复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原典精译】“势穷力竭”是打持久战最忌讳的四个字。力，是指将士的精力而言；势，是指战略大局、全盘作战计划及粮饷的补充。敌人以坚忍之气抵抗，我也要以坚忍之气抗衡，直至胜利。只有养兵蓄锐，观而不战，不必要求速战速决，白白的耗损士卒的锐气，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自然会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的。

凡是与敌人对峙很长时间的，最忌讳轻浮的战斗。兵士轻浮作战，就会疲劳。敌人轻浮出战，就会浮滑取巧，耍弄小聪明。以我疲困之师战与浮滑取巧的敌人作战，终有一天会失败的。因此，我原来在营中时常告诫各位将军：宁可几个月不开战，也不打无准备之战。

打仗是要靠士气的，第二次进攻，士气就会减弱，第三次进攻，力量几乎衰竭了，我对这些话，经常在内心仔细体会。一般用兵没有其他奥秘，只不过经常保存有不可用尽的士气而已。孙权攻打合肥，被张辽击败；诸葛亮攻打陈仓，被郝昭击败，都是由于起初士气太盛，难以持久，逐渐衰竭的缘故。只有荀蓥攻逼阳时，原本衰竭的士气又再次振作；陆抗攻西陵时，预料难以一时攻下城池，因而养精蓄锐，先安排好外援，等待城中敌人自行灭亡。这两个人都善于利用士气。智慧解析

一、用兵应当稳慎

曾国藩认为用兵应当稳慎，不可过急。他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就是以“稳”字为主，不求速效。并多次告诫急功贪利的曾国荃要在“稳慎”二字上用心：“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曾国藩是反对速战速决，在剿捻过程中，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接战，而自己壁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饷道。吴楚军经过与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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