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本约束与解约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平养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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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本约束与解约束试读：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产生的问题也日趋严重。最明显也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的粗放性导致了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一问题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压力已经越来越明显，而随着2001年以来国际油价的迅速上涨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然资源价格的全面上扬，这一压力正在迅速增加。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早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那么我们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必将刚性化，我国的经济发展将因为资源环境的“短板效应”而陷入停滞。

从整体上看，我国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发展的不稳定性增加，发展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发展的成果迅速贬值。1.1.1 发展的不稳定性增加

我国并不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按照联合国的分类，我国充其量只是“中等丰度国家”；如果计算人均资源拥有量，我国许多指标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人口占世界22%，但是只有世界9%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1.8%的石油、0.7%的天然气、不足9%的铁矿石、不足5%的铜矿和不足2%的铝土矿。大多数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煤、油、天然气人均占有量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55%、11%和4%。如果考虑到我国自然资源中支柱性资源储量少、大型矿床少、富矿少等特点，我国的实际可获得性自然资源的人均水平将更低。这就意味着我国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将有很大一部分必须依赖进口。考虑到我国对自然资源巨大的需求量，将希望寄托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上，显然会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1）国际自然资源贸易损失惨重

自2001年以来，我国主要自然资源对国际市场进口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1993年，我国从石油净输出国变成石油净进口国，此后石油进口量每年递增1000万吨左右，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到2004年，对外依存度超过40%；到2009年，我国生产原油1.89亿吨，净进口原油却达到1.99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1.3%；按照当前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对外依存度将接近70%。其他工业基础原材料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例如：1996—2007年，我国铁矿石及其精矿进口量增长了8.7倍，年均对数增长率达19.7%；铜矿及其精矿增长5.5倍，年均对数增长率达15.5%。

如果考虑到我国庞大的进口基数，那么如此高的进口增长速度意味着我国已经严重依赖国际市场来满足原材料需求。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不可能出现飞跃式增长，因此，我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远比数值上体现出来的严重得多。然而，将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的原材料供给寄托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上，即使不考虑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威胁，也极有可能使我国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

目前，自然资源的国际贸易已经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的“中国因素”。从表1.1-1可以看出，相对于2002年，2007年我国主要的自然资源进口平均到岸价格均出现了大幅度上涨。其中，铁矿石价格被国际铁矿石巨头控制的态势非常明显：从2004年开始，国际铁矿石巨头接连提高价格，2005年提价幅度竟高达71.5%。2010年以来，全球三大矿业集团迫使我国接受了由它们主导的定价机制。如果按照2007年与2002年的差价以及2007年的进口量计算，我国2007年为这些矿产资源多付出的价值就达到311.4亿美元，约占2007年GDP的1%{L-End}。但是，由于我国无力挣脱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最终不得不继续忍受这种巨大的损失。相对于2002年，2007年我国主要自然资源进口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在增加。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矿产巨头能够肆无忌惮地提高价格的主要原因。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2002—2007年短短5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在国际资源市场遭受的损失已经近乎天文数字。这意味着我国物质财富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迫割让给国际原材料供应巨头。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那么这种损失将越来越大。表1.1-1 我国2007年与2002年进口情况对比注：P、Q、V分别表示价格、数量和贸易额。数据来源：《中国国土资源年鉴2003》以及中国航贸网“2007年我国矿产品及其相关产品进出口贸易概况”。数字均按照当年价格统计。

即使相对保守地估计，2007—2015年，由于增长惯性，假设我国主要矿产资源进口量年均增长率为10%（1996—2007年实际年均增长率均在15%以上），进口价格维持在2007年到岸平均水平，那么2010年我国将在铁、铜、铬、锰、铝以及石油进口上花费2608.08亿美元，到2015年将增加到4200.34亿美元。假设我国GDP在2007—2015年依然保持10%的增长率，并且到2010年人民币升值达到1∶7.0，到2015年达到1∶6.5，那也意味着我国GDP中约5%的GDP将用于自然资源进口。如果将自然资源价格自2002年以来剧烈上涨的因素也考虑进去，那么这一数值将更大（见表1.1-2）。

另外，不得不考虑如此高的自然资源对外依存度对我国经济的安全性可能产生的影响。以石油供应为例，随着国际上对石油资源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一些主要的石油产地（如伊拉克、伊朗、委内瑞拉等国）政治形势不稳，一旦出现问题，国际原材料市场必将受到冲击，而我国经济的安全性就得不到保障。这不符合一个国家的长期利益。表1.1-2 我国主要矿产资源支出增长估计（2）国际压力越来越大

即使我国能够承担如此巨大的经济损失，我国现在的自然资源进口和消耗速度已经使我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政治压力。2006年，我国能源消耗量已经占全球的15%，钢材消耗量占30%，水泥消耗量占54%。国际能源署（IEA）《世界能源展望2007》中指出，到2010年后不久，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谁能喂饱能源饥渴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世界为中国提供自然资源的局势显然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同时，我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已经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2003—2008年，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年均增长10%，很快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2006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达到2589万吨，占世界总排放量的14%，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如果我们接受国际社会的压力，那就意味着我国将面临巨大的节能减排压力；如果我们继续回避这些压力，那么我国的国际形象可能会严重受损。

而且，我们还能回避多久本身是个大问题。我国以往的某些正当性正在逐步丧失。以能源消耗为例。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尽管我国能源消耗总量很大，但是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还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马凯2006）。表1.1-3的数据似乎印证了这种观点。表1.1-3 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区域人均能耗对比（2004）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但是，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我国人均能耗水平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考虑到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实际上我国的人均能源消耗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例如，同为“金砖四国”之一并且发展迅速的印度，2004年人均能耗仅为530.55千克油当量，不到我国的1／2。

第二，2001—2004年，主要发达国家人均能耗水平基本不变，世界平均水平仅增长7%，而我国人均能耗却在短短4年的时间里增长了41%。如果按照年均增长10%计算，到2013年，我国人均能耗将达到3吨油当量，超过2004年希腊（2755千克）、葡萄牙（2528千克）的能耗水平，接近意大利（3170千克）和西班牙（3331千克）的人均水平；到2017年，我国的人均能耗水平将达到4284千克油当量，超过日本2004年的人均水平。问题是，到那时我们的社会发展能够进入哪怕是初步发达阶段吗？

第三，考虑到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严重不均衡，能源消费集中在发达地区。以上海为例。1998年，上海人均能耗达到1.72吨标准油，而人口、面积与上海类似的日本东京都人均能耗仅为1.62吨标准油。2008年，上海能源消费总量将突破1亿吨标准煤，并且快速增长的趋势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实际上，我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城市，人均能耗均已经不低，许多已经超过东京、伦敦等国际性大都市了。那么，我国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社会发展程度和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是否也已经接近东京、纽约和伦敦？

第四，目前占我国面积和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地区的能源消费水平非常低，人均能耗约为城市人均能耗的1／4。随着农村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我国当前的快速城市化进程，相应的能源消费水平也将会提高。这意味着我国当前的人均能耗还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因此，再提我国人均能源消耗水平低的口号已经不合时宜。更为严重的是，在我国人均能耗并不低并且增长如此迅速的情况下，我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未来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完善都将消耗大量的能源。我们将用多少人均能源消费来建设一个初级发达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紧迫而棘手的挑战。1.1.2 发展成本大幅度提高

自然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主要约束是发展成本的大幅度上升。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的基础上，因此最为明显的是自然资源的大幅度上涨导致的发展成本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按照1997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如果每桶油价上涨10美元并保持一年时间，我国遭受的损失将达到GDP的0.5%。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则进一步指出，除此之外，由此引发的对消费者的补贴也将达到GDP的0.5%。也就是说，如果每桶油价上涨10美元，我国的各类成本支出将至少增加1%。

除了自然资源供给和消耗的问题之外，更为严重的是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问题。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千米；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L-End}；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37%。另据环保部门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已经严重超过环境承载能力。例如：超载过牧、退化的草原面积已占草原面积的90%；按十大水系常年平均径流量计算，我国地表水全部达到国家III级水质标准时的COD排放必须控制在800万吨，但是2005年我国COD排放量达到1414万吨，超过容量76.8%；如果我国空气质量要达到二级标准，那么二氧化硫最大排放量不能超过1200万吨{L-End}，而2006年我国排放量为2588.8万吨，2001—2006年的年均增长率为5.7%。

在耕地方面，1996—2007年的11年间，中国的耕地面积大幅减少了1.25亿亩，年均减少1136万亩。考虑到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中期，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依然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耕地仍将继续减少。截至2008年12月31日，我国耕地面积为18.26亿亩，勉强保住了18亿亩的红线。如果考虑到耕地质量因素的变化，即在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作用下，大量肥沃的土地被占用，而增加的土地往往都是生产力低下的偏远的土地、滩涂、盐碱地或坡地，整体的耕地质量已经大幅下降，那么耕地保护的形势将更不乐观（见表1.1-4）。

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退化使我国的发展成本大幅度上升。根据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2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我国的综合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5%，其中1／10是由于先天的资源条件造成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发展成本的增加是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退化导致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表1.1-4 我国环境破坏主要指标情况注：（1）废水、工业废气、二氧化硫的数据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7》，单位分别为亿吨、亿标立方米和万吨。（2）耕地面积根据国土资源部各年国土资源公报整理，单位为千公顷；另2004年数据包括往年已经建设但未变更上报的建设占用耕地面积147.7千公顷。（1）经济增长的水约束

如果其他商业性能源和资源还可以通过国际市场解决，那么水资源就只能靠自身的努力保障供给。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主要的水体已经被严重污染。如2006年，全国22个大型淡水湖泊、水库中，水质在IV或者劣于IV的占到50%;75%的湖泊富营养化（2003）；在全国流域分区河流水质状况评价中，水质在IV或者劣于IV的占总评价河长的41.7%{L-End}。

更为严重的是，与水资源供给保障相关的各种自然要素都发生了严重的退化。例如，我国森林整体质量和生态功能下降严重，天然林所占比例不足十分之一。这直接导致了我国许多地方原水的成本大幅度上升。以上海为例，在20世纪上海的取水口从苏州河上移到黄浦江，由于污染的进一步加剧，不得不再次上迁到长江口，据估计取水费约为0.1元／立方米。如果按照2006年上海市供水量338236万立方米计算，仅取水成本就达到4亿元。在某些缺水或者水污染严重的地区，形势已经发展到阻碍资本进入和妨碍正常的经济活动的程度。（2）环境危机严重侵占社会资源

因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导致地面沉降，许多地区都不得不花费巨资进行治理。仅长三角地区因过度开采地下水造成地面沉降，导致的地面损失就将近3150亿元{L-End}。由于森林的退化、耕地的占用以及水系的阻断、淤积，导致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被大幅度削弱，不断威胁水源地安全，因此不得不频繁调整取水口（上海的取水口短短几十年就调整了4次），或者上马大量的水源地保护和治理工程。同时，由于上游的森林砍伐、水土流失、生态环境破坏，导致我国不得不年复一年地进行“抗洪抢险”，进行河流堤坝的加固加高。诸如此类的先污染／破坏、后治理的现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中的常态。

我国近年来环境保护的投入增长迅速，既是必需之举，也属无奈之策。其中的绝大部分并非用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而是大量用于污染的治理工程。这表明我们的GDP中的很大一块是被动应对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的产物。这部分资源的利用，并不实质性地提高我们的发展水平。生态退化越严重，这样的使用模式越是吸收我们的社会资源，从而阻碍我们将更多的资源投入那些能真正提升竞争力的方向。（3）综合竞争力的实质性损害

由于我国自然本底的退化，我们不得不过多地使用各类化学品。例如，我国农药、化肥的施用量平均是发达国家上限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同时，环境污染也导致大气、土壤和水体中污染物含量的增加。这意味着我国许多地区实际上已经不能开展某些对于环境质量要求较高的经济活动。例如：我国许多地区的耕地由于化肥、农药的大量残余已经难以开展有机农业；许多资源条件非常好的农村地区以及风景区，由于整体景观的破坏和大气、水质量的下降，生态旅游的开发也不现实。这些环境友好型的产业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附加值高而环境影响低，已经在发达国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国未来在这一领域的追赶也将非常艰辛。

另外一个直接的影响是新贸易保护主义主要集中在环境领域。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逐渐从污染残余标准转移到碳关税方面。前者已经导致我国大量的农业和工业产品巨大的出口损失，而后者一旦正式确立，对我国产品的影响是难以衡量的。我国大量的产品都将失去国际竞争力。这最终将使严重依靠出口和投资的我国经济陷入危机。1.1.3 发展的成果贬值

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导致我国的社会财富严重缩水。许多研究对我国的环境损失进行了评估。例如2006年，原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祝光耀认为其数值大概在GDP的10%左右；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分析的结果为8%，而世界银行认为达到13%{L-End}。在我国首次尝试绿色GDP核算公布的结果中，2004年这一比例为3.05%{L-End}。尽管此类估计在模型和方法上都存在严重的缺陷，很难得到一致的结论，但是如果考虑同样的商品，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牢牢占据着利润空间最大的高端市场，而本土产品通常处于低端这一事实中的环境因素，考虑经济增长对国民财富的实际贡献，应该承认损失是巨大的。例如，我国吨钢生产成本与美国综合钢厂的成本已经非常接近，但是我国的钢产品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只能在国际低端市场竞争，而美国则占据中高端市场，两者之间利润有天壤之别。例如，2006年我国钢材出口均价仅为610美元／吨，进口则高达1071美元／吨{L-End}，并且对于质量要求较高的钢材，72%依赖进口。

不难看出，我国单位自然资源消耗及环境污染对国民财富的贡献非常有限，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成果缩水是难以估量的。

我国长期以来的低成本经济增长战略已经难以为继，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约束将成为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如果考虑到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我国绝大部分中西部地区还处于贫困、落后状态，那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压力也将长期存在。在这两难之下，中国经济增长将走向何方？中国能不能解除当前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约束？回答这些问题已经迫在眉睫。1.2约束与解约束下的社会发展1.2.1 文明的进程与自然资源的约束

如果将时间轴拉长，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面临着自然资源的约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土地和能源。马尔萨斯通过比较人口的增长以及土地产出的增长，认为土地供给的有限性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束缚，并最终导致经济的崩溃。马尔萨斯描绘的悲惨世界并没有出现。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埃利希发表《人口炸弹》，重申了有限的土地资源对社会发展的巨大约束，并且预言“数亿人将饿死”。直到1994年，美国人布朗看到我国庞大的人口以及急剧减少的耕地、水资源等后，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再一次引发了关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的讨论。

能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指标。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能源的约束也始终存在；而正是这些约束，使人们不断探索新的能源和新的能源利用方式，从而推动了人类文明从原始社会走入农业社会，再进入工业社会。在西方，当人类还依靠木柴作为主要燃料时，由于人口的增加，薪柴的供给跟不上需求的增长，导致木柴价格大幅度上涨，出现了“木柴危机”。随后，人类学会了大量使用煤炭。到了19世纪末，随着英国工业化进程的迅速推进，煤的大量消耗使Jevons等人忧心忡忡，认为煤炭价格会大幅度上涨，并使英国工业最终衰落。

20世纪50—70年代对自然资源的约束作用的担忧达到了顶峰。当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并且引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自然资源的危机似乎迫在眉睫。其中最为典型的是Meadows等人发布的《增长的极限》。书中运用大量的计算模型，分析结果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已经面临严重的自然资源束缚，地球将在1981年耗尽金，1985年耗尽汞，1987年耗尽锡，1990年耗尽锌，1992年耗尽铜、铅和石油，1993年耗尽天然气（Meadows, Zahnet al.1972）。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似乎意味着Meadows等人的预言已经成真。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众多的自然资源约束，但是人类社会依然发展到现在，并且整体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意味着在自然资本的约束下，人类解约束的努力同样存在。例如，在有限的土地上，人们培育出更加高产的作物，并且通过大量的农业投入，实现了粮食产出的大幅度增加，有效地解决了马尔萨斯的难题。在能源利用上，人类从燃烧木柴到利用煤炭，再到开发利用石油、天然气、核电，一直到现在的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人类利用能源的能力越来越强，以此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约束。但是，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口的增长导致总需求扩大、新的需求不断产生，因此新的自然资源约束可能随时会产生。总体来看，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相互作用的过程。

因此，我国当前面临的自然资源约束是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即便是自然资源条件非常优越的美国，也曾面临这样的问题，更不用说日本、韩国等自然资源条件很差的经济大国了。例如，美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从1949年的5.5%上升到46.5%，一度引发美国朝野恐慌，并促使美国成立能源部。日本石油进口占消费的比例更是长期维持在80%左右的水平。

因此，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对自然资源约束的应对方式如何。如果对此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相应的知识、技术等储备不足，那么自然资源的约束就可能加剧，甚至会爆发危机。1973年石油危机之所以会使世界经济剧烈震荡，主要是由于二战后“一美元石油”的充足供应，大部分国家对与石油相关的替代技术的研发投入明显不足所导致的。另一方面，如果能够认清形势，注重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节约自然资源以及自然资源的替代等相关技术的开发，做好充足的准备，那么自然资源的约束就可以逐步缓解，一个国家和社会解约束的能力也将得以增强。例如，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以后，尽管能耗巨大的美日等发达国家刚开始时受到了剧烈的冲击，相继出现了GDP的负增长，但是随后节约能源的技术进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带来的冲击被迅速缓解。日本仅用了1年经济就开始复苏，美国也只用了2年的时间。最终在能源危机中损失最为严重的，反而是当时能耗并不大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戴星翼1997）。并且，这一趋势至今依然明显。200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评估表明，在能源价格上涨中受损失最为严重的是高负债贫困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OECD 2005年发布的经济发展评估也指出，发达国家对于能源价格上涨的“免疫力”显著强于发展中国家{L-End}。

在自然资源的整体约束面前，不同国家的解约束能力也存在显著的不同。发达国家虽然也曾经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其环境质量出现了明显的改善（Shafik, Bandyopadhyay 1992; Grossman, Krueger 1995）。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与70年代初对比，大气质量水平改善了20%，水质大幅度提高；日本20世纪70年代初环境污染严重，但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环境质量的迅速改善已经为世界所认可。以色列在荒漠之中建国，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之差难以想象；但是通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以色列不仅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也就是说，环境质量的约束也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进行解约束的。

但是，发展中国家解约束的能力依然远远不如发达国家。以我国为例。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大量的与治理污染相关的先进技术。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近年来自然资源约束呈现明显的刚性化趋势。

解约束能力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个国家发展成果的再投入的产物（Hartwick 1977）。我国与发达国家在解约束能力上存在巨大差距，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对可持续能力的培养，忽视了与解约束能力相关的投入过程。1.2.2 “乌鸦”与“喜鹊”

关于自然资源的约束与人类的解约束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乌鸦”，主要栖息在生态学和环境学等自然科学背景的大树上。他们从人口不断增长、资源不断耗竭、环境不断恶化的未来趋势反观现在，悲叹自然资源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限制因素：由于地球系统的有限性，它能容纳的人类活动规模是有限的。因此，人类“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产业能力的骤然且不可控的下降”（Meadows, Zahn et al. 1972），且未来的出路只有进入“稳态”——人口和经济的零增长（Daly 1996）。按照这种悲观派的观点，人们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是刚性的、牢不可破的，因此人们必须将与存量相关的自然资源都保存下来，以此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

另一种是“喜鹊”，活跃在主流经济学领域。他们将过去人类社会的发展经验外推到未来，认为过去人类能够不断地破解自然资源的约束，未来必定也可以；自然资源与物质财富之间是可以替代的。他们坚信市场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是治理污染、改善环境的根本路径（Beckerman 1992）。在《增长的极限》发表之后，经济学家就展开了反击。他们指出Meadows的模型中都是物理参数，如果按照经济学的规则，模型输出的结果将完全不同。其中核心的区别就是他们引入了外生增长的资源总量（通过探测和回收利用）和污染控制能力（Ekins 1993）。

但是，无论喜鹊的欢唱还是乌鸦的哀鸣，都无法为陷入困境的人们提供足够的信心、踏实的路径以及未来的图景。Lecomber（1975）指出，能够缓解资源耗竭或污染的三个要素是产出结构的改变、投入要素之间的替代以及技术进步，而在根本上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和要素替代的可能性。但问题是技术进步本质上是不确定的。虽然经济增长存在许多问题，或者存在所谓的“物理极限”，但是发展中国家依然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摆脱贫困；即使发达国家也不大可能接受零增长的局面。例如，对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共服务高度重视的英国，一旦经济增长不足，政府也是高度紧张的；美国也是如此，历届政府不止一次对经济可能停滞表示担忧。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增长是它们争取与发达国家平等的基本权利。并且，一个基本的共识是“贫穷是环境保护最大的敌人”。一个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更容易发生大量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

那么，如果经济必须继续增长，就必然面临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约束问题。大量的事实证明，市场无力解决自然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大量的自然资源滥用，很大程度上是以GDP为导向的增长饥渴所导致的。并且，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伴随解约束能力的增强。迄今为止，我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我国所面临的自然资源约束反而趋紧。

导致出现这种矛盾局面的原因很多。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是，乐观派和悲观派将各自的理论体系建立在很强的假设基础之上：经济学家们假设自然资源与其他资本投入之间可实现无限替代，而生态学派则认为自然资源与其他资本之间主要是互补关系，许多关键的自然资源根本不存在可替代性。也正是因为出发点截然不同，长期以来乐观派与悲观派的研究都处于“自说自话”的局面，从而使自然资本研究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1.3自然资本的替代性争议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本能否被有效替代是问题的核心。而以往的研究对此的分析显然并不充分，缺乏系统性。本书试图从两个方面来剖析这个问题：

首先，放松关于自然资本的替代性的假设。其他资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替代自然资本，在何种程度上与自然资本是互补的关系，这不应该是分析的前提，而是分析的重点领域。

其次，自然资本的替代性可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经济增长中，自然资本与其他资本形式（如人造资本、人力资本等）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而市场结构、制度安排等都会影响这种结合方式，从而影响自然资本的替代性；并且结合方式会随着时间轴变化。这都意味着自然资本的替代性是一个可变的过程。1.3.1 如何界定自然资本的范畴

要讨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约束—解约束作用，首先必须明确经济系统的自然资源和自然资本的范畴。

随着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日益显著，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将它视为经济系统的一种生产投入要素，即经济投入从传统的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扩展到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

自然资本的提出是人类突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的一种表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是，自从Pearce（1988）提出“自然资本”{L-End}到现在20多年，自然资本理论的发展却很有限。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一理念更多地成长于生态学和环境学领域，缺乏严谨的经济学基础，而主流经济学对此关注甚少。因此，两大对立阵营经常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这反过来严重妨碍了自然资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限制了它对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贡献。

相对而言，自从舒尔茨和贝克尔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以后，人力资本理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回顾其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以及这一理论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可以发现，如果一种理论要影响传统的经济运行方式，就必须与传统的经济理论相融合，进而才能改造之。因此，对于自然资本而言，如果要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理论，就必须像人力资本理论那样，注重与传统资本理论的关系并影响之，改造之，丰富之。

自然资本理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它的范畴。生态学和环境学对自然资源的认识往往建立在有用性的基础上，同时忽视了自然资本所必需的资本属性，而采用了功能性定义。这种做法混淆了自然资本与自然环境的区别，模糊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边界。甚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及其服务都被纳入自然资本的范围中来。自然资本范畴的泛化也是导致经济学家与生态环境学家无法沟通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需要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重新梳理自然资本的经济学范畴，并以此寻找自然资本与传统资本理论的结合点，以实现两者最终的融合。1.3.2 如何界定自然资本与其他资本的关系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约束—解约束关系，主要指的是不同的资本形式（人造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以什么样的关系对经济系统产生影响。如果自然资本与其他资本之间是互补关系，那么就意味着人类反约束的努力存在一个极限，那么要维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将经济增长限制在“短板”的资本形式上；如果自然资本与其他资本之间是替代关系，那么经济增长只需要保持资本总量的不下降，人类的反约束能力就能够实现各资本形式之间的有效转化。

这种替代或者互补关系，还必须放在不同的维度进行区分。例如，不同区域范围的自然资本，它的替代或者互补性是可能变化的：在某个有限的区域内可能是可以替代的，但在更大的区域内可能就是互补的。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时间维度的影响。由于自然资本具有发展性，而人的能力提高需要一段较长的过程，因此，在某个时间点和长期的时间轴上，替代和互补的关系可能是不同的。

同时，要注意的是，“反约束”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它必然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投入的结果，受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的影响。因此，在不同的国家，自然资本的替代性或互补性，不可能是相同的。关键在于如何提高这种反约束能力。1.3.3 如何选择基于自然资本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经济增长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过程。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在自然资本约束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明确以下几点：（1）我们追求的发达是什么样子的？是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还是其他？（2）在自然资本的约束下，我们怎样才能可持续地进入发达状态？（3）如果反约束能力是多种因素投入的结果，那么，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投入机制应该如何？1.4本书的主要内容

除第1章外，本书其余部分共分八章。

第2章通过回顾不同发展时期的自然资源约束以及前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指出约束与解约束是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可持续发展理论也可视为这对矛盾的产物，但是目前来看已有研究对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可持续实践的导向能力作用有限。

第3章主要回顾了经济学派（乐观派）与生态学派（悲观派）对可持续发展的不同阐释，并指出矛盾的核心在于自然资本。围绕自然资本的范畴、替代性以及替代路径，两派得到了迥然不同的结论。通过回顾两派的研究，我们指出，自然资本的替代性必须重新界定。

第4章从经济学角度重新界定了经济系统内自然资本的范畴。本章尝试以竞争性使用界定稀缺性，并认为，对于自然物品和服务，只有满足稀缺性的条件，才能被视为自然资本；如果要作为一种资本形式，自然资源必须能够实现自我增殖。

第5章建立了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计算能源的替代性。能源是人类经济社会的核心自然资本，无论在过去还是当前，都能很好地代表自然资本的约束以及人类解约束的动态变化过程。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资本与能源、人力资本与能源之间存在长期的替代性和短期的互补性，并且人力资本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第6章和第7章将能源的替代性逐步推广到所有自然资本。按照价值市场化的难度，自然资本可以分为市场产品类自然资本、混合产品类自然资本和公共物品类自然资本。不同的自然资本满足替代性的条件不尽相同，替代的路径也不相同。但是，人力资本始终都发挥着核心作用。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替代性与互补性可能互相转化。

第8章架构了一个基于自然资本替代性的可持续能力框架，并讨论了我国走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可持续能力培育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9章是主要结论和讨论。

全书的框架如图1.4-1所示。图1.4-1 全书内容框架参考文献Beckerman, W.,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Whose Growth? Whose Environment? World Development, 1992, 20（4）:481-496.Daly, H. E., Beyond Growth: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acon Press, 1996.Ekins, P., “Limits to Growth”and“Sustainable Development”:Grappling with Ecological Realities,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3, 8（3）:269-288.Grossman, G.M., A.B.Krueger,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2）:353-377.Hartwick, J.M.,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the Investing of Rents from Exhaustible Resourc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67（5）:972-974.Lecomber, R., Economic Growth Versus the Environment, Halsted Press, 1975.Meadows, D.H., E.Zahn, et al., 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Universe Books, 1972.Pearce, D., Economics, Equ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utures, 1988,20（6）:598-605.Shafik, N., S.Bandyopadhyay,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Time-series and Cross-country Evidence,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World Bank, 1992.戴星翼：《环境资源：现代文明的基石》，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马凯：“驳‘中国能源威胁论’”, 《求是》,2006年第21期。第2章自然资本理论的产生与发展2.1自然资源的稀缺性2.1.1 早期经济学对自然资源稀缺性的认识

对于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威廉·配第。他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L-End}。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更是将土地视为人类财富的唯一源泉。在早期的文献中，土地就是自然资源的总称。

对自然资源稀缺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他认为，经济发展将受到有限的土地供给和土地产出的约束。在人的天性的作用下，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需求将无限扩大，而土地的供给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有限的，土地产出仅能实现算术级数增长，因此，最终经济必然会陷入崩溃，维持在温饱的收入水平{L-End}。马尔萨斯的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中最为主要的一点，是他忽视了技术进步对提高土地产出的这种“反约束”的作用。

李嘉图在1817年正式引入了“稀缺性”的概念（Fisher 1996），即缺乏高质量低成本的资源，如耕地；但也包括可提取的矿产资源。但是，他不赞同马尔萨斯的“绝对稀缺”的观点。他认为，自然资源存在非均质性，随着稀缺性的增强，会有更多次优的资源进入市场；另一方面，随着产量的增加，无论是对现有土地的进一步密集利用，还是开发新的次优土地，都存在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如果缺乏技术进步，那么这将导致经济进入一种相当长时期的均衡状态，人口数量和总量水平将维持在人均收入等于支出的生存水平{L-End}。李嘉图的相对稀缺理论体现了市场对自然资源的配置作用，边际收益递减也成为经济学中最为重要的规律之一。但是，由于李嘉图坚持认为技术进步的作用是暂时的，因此，当科技革命、规模经济等现象发生时，他的理论就无法解释。

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斯图亚特·穆勒认为自然资源存在一个物理极限：“有限的土地数量和有限的土地生产力构成真实的生产极限”（潘家华1997）；同时，他全面继承了李嘉图的相对稀缺理论，认为人们完全有能力克服在“无限未来”才会发生的极限，而且社会进步和技术革新能够无限推迟这个极限的到来。

古典经济学理论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的有限供给及生产成本增加将拖经济增长的后腿，甚至会阻碍在可忍受水平上达到稳定状态。因此，一旦自然资源的供给在可预见的未来出现问题，人们对于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经济增长的历史，就是自然资源约束和人类解约束的努力互相制衡的过程。以能源为例。几乎全部人类的能量都来自太阳。按照苏联著名地球化学家维尔纳茨基的说法，我们都是“太阳的孩子”。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都在不断探索如何从太阳获取更多的能量。在工业革命之前，由于能够利用的太阳能有限，人类社会的发展规模受到很大的限制。木材可能是较早体现能源约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它不仅是主要的建筑材料、工业原料等，还是燃料的主要来源。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森林被开垦为农田以及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森林大量消失，木柴短缺成为西欧和北欧人民生活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到16世纪和17世纪初叶，英国的木材危机已经十分严重，还成立了皇家委员会来管理木材的砍伐，但无济于事。木材的价格大幅度飙升，其上涨倍数达平均价格的3倍，是15世纪末价格的2.5倍。

随后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被认为是这种严重的资源危机所促成的（Thomas 1980）。在短短的25年时间里，英国涌现了13项发明，意图克服木材供给带来的危机。到了1784年，Henry Cort发明“钢辊”工艺之后，这一问题终于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便宜的煤炭替代了作为燃料和动力的木材，充裕的铁器替代了正在迅速消失的林木资源。煤炭对木柴的替代直接影响了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产业和城市布局。“由于英格兰西北部是英国储藏丰富的地区，在工业革命当中，其新的优势逐渐显现。借助充沛的能源——煤炭，英国新兴的大机器工业在英格兰西北部迅速发展起来。一大批有活力的新工业城市，在该地区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伯明翰、曼彻斯特、利兹、设菲尔德，都是著名的新兴工业化城市。其中曼彻斯特是当时英国的棉纺织业中心，这里数百家工厂都有六七层高的厂房，硕大无比的烟囱日夜不停地将滚滚浓烟吐向天空。利物浦不久以前还是黑奴贸易中心，现在主要经营原煤的进口。英格兰西北部一些传统的手工业城市也在工业革命中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伯明翰生产五金；设菲尔德生产刀具……”（李宏图等2001）煤炭业、纺织业和冶金业的快速发展，推动英国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实现，并初步建立了英国独立的，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生产体系。

17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为215万吨，取代木材成为国家的能源基础；到1854年，煤炭产量已增加到6476万吨，煤炭占总能耗的比重超过80%。数以千计的工厂和锻造车间都靠使用煤炭来做动力；居住在城市里的数十万英国人都使用煤炭来取暖和做饭。仅伦敦这个拥有60多万人口、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和商业中心，每天就要消耗掉1000吨煤炭，而且需求每年都在增长。

煤炭对木柴的替代在其他国家也大量出现。1850—1869年，法国的煤产量由440万吨上升到1330万吨；德国的煤产量由420万吨上升到2370万吨。1850年，美国矿产能源只占能源消费总量的不到10%，而木材占到90%；到了1915年，木材所占比例下降至不到10%，煤炭则上升至75%（Dasgupta 1993）。全世界的煤炭消耗量，1830年时占整个能源消耗量的比重不到30%，在1888年迅速达到48%；尔后迅速超过木材使用量，成为主要能源。

但是，煤炭的大量消耗导致其供应也逐渐出现了问题，并使英国重新处于燃料危机之中。煤炭的可开采量不多，开采速度越来越缓慢。在威尔士、英格兰中部地区和其他产煤区，容易开采的煤层很快就被掏空了，不得不继续往更深的空间发展。但是，这种矿井经常被涌出的地下水淹没。因为生产力下降或者坍塌而完全关闭的煤矿不胜枚举。19世纪后半叶，煤炭供应的不足使整个社会陷入绝望（Crosby 2006），人们预计燃料价格可能无限上升。经济学家Jevons（1865）哀叹道：

我想每个人都会得出我的这个结论：我们无法长期维持我们现有的消费的增长速度；我们永远无法推进到理论上的更高的消费水平……燃料的价格必然上升，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达到足以威胁我们商业和制造业优势的水平。这个结论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这种悲观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实际上，随后燃料的价格并未上升，反而出现了下降。目前，煤炭已经不是人类利用的主要能源形式。即使发展到近代，关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整体上也体现了“约束与解约束”过程。只是很难说明，谁将是最终的胜利者。

要注意的是，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自然资源经济学家所研究的对象是指土地、森林、矿产、鱼群等典型的资源，它们能够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各种原材料以生产经济商品。此时，自然资源与环境之间含义并不一致：环境被认为是一种介质，通过它而使得空气污染、噪声、水污染以及舒适性资源等与外部性紧密相连（Freeman 2003）。直到新古典时期，自然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区别才逐渐失去实际意义。2.1.2 稀缺的抽象化和自然资源的虚化

经济学对自然资源的态度在新古典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技术进步、规模经济等现象的出现，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大减小。相对于自然资源，经济增长对资本和劳动的需求更大，而且社会的供给能力也更为有限。因此，“稀缺”的概念从与自然资源的直接关联转移到了资本、劳动等因素上。它被抽象化为“基于人类的需求以及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Montani 1996）。新古典经济学的潜在假设认为，市场总能够解决自然资源的配置问题（Smith, Krutilla 1979）。马歇尔甚至认为，自然的投入是“免费的礼物”，并且它的供给是无限的，而经济学则是研究“自然的礼物”的配置的科学（Victor 1991）。

自然资源虚化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在经典的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中，自然资源不再作为关键因素考虑。Harold-Domar模型中，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是资本形成的增加；Solow-Swan模型修正了该模型关于资本产出比固定不变的假设，认为总产出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量，而且这两种生产要素可以互相替代。环境与自然资源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被简化了。这种理论的导向对高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损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的“增长热”中，自然资源被大量消耗和浪费，导致了世界范围的资源危机、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的退化，引发了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以及对唯增长论的反思。2.1.3 反思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的约束

在20世纪50—60年代，自然和生态问题开始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同时涌现了一批产生深远社会影响的经典环境著作。一些学者已开始从地球对人类的支持能力角度来探索人类的发展问题。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的“飞船经济”理论。该理论将地球视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生态系统，其承载人口的能力、资源总量和接受消纳废弃物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外界物质和能量供应不受限制的“牛仔经济”不可能长期维持。经济生产过程必然导致低熵资源的消耗和高熵废物的增加。最终，无节制的经济增长和人口膨胀会导致系统的崩溃（Roger, Yue et al. 1996）。Mishan（1967）、Georgescu Roegen（1975）、Meadows（1972）等人在考察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时，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即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环境损害的加剧。

Meadows et al.（1972）发布了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将对经济增长的反思推到了极致。它明确指出决定和限制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即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污染。实际上，其中自然资源与其他四个因素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人口增长加剧了自然资源的稀缺，粮食供应也与耕作面积相关，工业生产需要自然资源提供主要的原材料，而污染则可视为自然资源所具有的生态服务——纳污和净化——能力不足。尽管该报告利用计算机模型模拟的预测结果最终落空，但是它对可持续发展研究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增长的极限》的另一个贡献，是它的“零增长”理念使人们逐步意识到增长与发展的区别。在唯增长论中，经济增长被视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GNP或GDP成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但是，人们逐步意识到，增长和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同：（1）片面追求GNP增长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贫困、失业和社会不公正问题。（2）以追求GDP上升为主要指标的传统发展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并不一致。（3）增长强调数量和规模的扩大，而发展更强调质量的提升。

因此，“有增长无发展”和“有发展无增长”都是可能出现的。例如，经济增长带来的增量不一定能够转化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包括社会分配的不合理和错置；也可能是GDP当中有很多“不好”的成分，如军火、烟草（又如活立木不计价值，而砍下后却增加了GDP）；还可能在扣除污染造成的成本之后，经济增长实际上为零甚至负值，例如我国西部不胜枚举的小煤矿、重金属矿的开采。

许多经济学家注意到，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段时间内，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实现了经济增长的目标，但大部分国民的贫困状况却依然如故。于是，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开始呼吁，要“把国民生产总值赶下台”。例如，达德里·西尔斯（1969）提出自己的发展理念：“对一个国家提出的问题是：贫困问题已经并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失业发生了哪些变化？不平等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所有这三个方面都从过去的高水平降下来了，那么，对于这个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个发展时期。如果这些中心问题的一个或两个方面的状况继续恶化，特别是在三个方面都越来越糟的话，即使人均收入倍增，把它叫作‘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经济发展的含义要广泛得多。除了增长之外，还强调增加就业、减轻贫困、分配公平和乡村发展等经济社会各方面功能的完善。根据西蒙·库兹涅茨（1971）的定义，经济发展不但包括数量和规模的增长，还包括技术进步、制度优化和意识形态的调整。迈克尔·托达罗（1999）总结认为，所有社会的发展都至少必须具备下述三个目标：增加能够得到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数量；提高生活水平，既不断增加物质上的福利，而且还能给个人与国家带来更大程度的自尊；扩大个人与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选择的范围。1976年，国际劳工组织在日内瓦世界就业大会上提出了“基本需求发展战略”。它的出现，标志着发展观的转变，即把发展的根本内涵从“经济增长第一”转到了人的全面发展之上。1983年，联合国在其出版的《新发展观》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发展理论，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综合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以民族、历史、文化、环境、资源等内在条件为基础，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文化观念、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过程。

对于自然资源而言，澄清增长与发展的努力始于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反过来也促进了人们对这种约束作用的认识。但是，这种约束的真实性如何？人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缓解甚至克服这种约束？这些问题，促使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但是由于缺乏一致的认识，又反过来限制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2.1.4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困境

对经济增长的反思促使人们开始寻找新的发展道路。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召开，并达成了共识，称“如果人们不适当关注环境约束，这样的经济发展既是浪费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两年后的布加勒斯特会议着重讨论了人口增长、资源利用、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世界各国开始综合地考虑这些问题。197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进一步提出，“保存可再生资源，以减缓或调整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速度，并控制残余物的排放”。

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迅速传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目前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战略。

但是，与理论上的先进性和巨大影响力相比，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应用却异常艰难。归根到底，是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原则、实现路径等都缺乏有效的共识。Pezzey（1997）感叹道：“将我在1989年归纳的50个有关可持续的概念扩展到今天唾手可得的5000个，我丝毫看不出这样做的意义所在。”

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来看，自然资源依然是关注的核心。首先，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共识认为：贫困是导致环境退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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