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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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密码（中）试读：
简介
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历史真相
历史上真实的秦桧
秦桧（1090年～1155年），字会之，江宁人（今江苏南京），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进士。秦桧是南北宋期间的一个传奇人物，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汉奸或卖国贼。但也有不少人为他鸣不平，比如，2006年中国考古界的发现了据称是秦桧亲笔写给家人的“政治遗嘱”，后来证明仅是文学创作，“年终考古大发现：秦桧政治遗嘱出土，预见身后骂名 严责空言误国 敦嘱子孙避祸”。
这里说说真实的秦桧遗嘱：秦桧《遗表》《三朝北盟会编》，宋代史学名著，南宋徐梦莘编，二百五十卷，采编年体例。徐梦莘（1126年—1207年），江西清江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大部份时间在家著述，《三朝北盟会编》成书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记载自政和七年（1117年）“海上之盟”迄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完颜亮伐宋，共计四十六年宋金关系的史料。三朝系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成书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史料收罗广泛，凡诏敕、制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悉取尽收，按年月日标示事目，加以编排，征引的文献达二百多种，后又编《北盟集补》50卷，惜已失传。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〇：
秦桧《遗表》曰：‘死生夜旦之常，难逃大数命义。臣子之戒，敢竭愚衷。属馀息之将辞。恋清时而何及？伏念臣早缘末学，奋自书生。当见危致命之秋，守策名委质之分。画疆之遣，元枢飞掩。报之符存赵之陈，具寮奉惩断之指。仓皇皇奔走从君，衣冠不变于中华，觐会自依于常度。虽历九死其未悔，犹冀一言而可兴。草徽庙之二策，身居营窟，心在周行。洎浮海以言旋，举同朝而趣异。下石而挤者纷至，奉身而退者累年。荷上圣之深知，排群疑而复用。延登右揆，峻陟维垣。专秉任于钧衡，奉畴咨于帷幄。入而告后，玉音常许。其无心出则称君，舆论共推于得体。上遵成算，复建中兴，惟聪明睿智之绝伦，因古昔帝王之未有。挺身死难，救民于仗节之初；修睦休兵；寻盟于奏峨眉山之后。是谓乐天，以保天下继代，以率功名居然。甯亲以甯神，盈城而盈野。德之厚也，臣何力焉？臣感陛下推心委用之诚，进期毕命；睹陛下求治焦劳之切，退欲忘身。但知方疾以尽公，不敢辞难而避事。仰勤宸注，亲屈帝尊训词矜恻于孱躯，天步迈临于寝室。戴恩慈之俯逮，徒感咽以何言。顾愚臣知遇之若斯，虽举族捐糜而曷报。而臣上负乾坤之造，莫知药石之功，病在膏盲，命垂晷刻。阙廷注想，难瞻穆穆之光；黾鼎妥安，尚抱拳拳之恨。念吁天而靡逮，忍将死以犹言。文虽不伦，义或有取。伏望皇帝陛下，惟新盛德，谨保清躬，万寿无疆。行奉东朝之养五兵，不试永居北极之尊。益坚邻国之欢盟，深思社稷之大计，谨国是之摇动，杜邪党之窥觎。以治乱为著黾，以贤才为羽翼，事有未形而宜戒，言或逆耳而可从，缓刑乃得众之方，训本乃富民之术。虽渊衷之素定，在愚虑之实深。凡此数端，愿留圣念臣形留神往，泪尽辞穷。忧国有心，敢忘城吨之策；报君无路，尚怀结草之忠。’
秦桧的《遗表》很是感人，可以称得上忠肝义胆，不比诸葛亮的出师表差，秦桧他主张修养生息，养兵，以利后战。他说：“行奉东朝之养五兵，不试永居北极之尊。益坚邻国之欢盟，深思社稷之大计，谨国是之摇动，杜邪党之窥觎。以治乱为著黾，以贤才为羽翼，事有未形而宜戒，言或逆耳而可从，缓刑乃得众之方，训本乃富民之术。虽渊衷之素定，在愚虑之实深。凡此数端，愿留圣念臣形留神往，泪尽辞穷。忧国有心，敢忘城吨之策；报君无路，尚怀结草之忠。”
早期的秦桧也是个忠义之人。公元1126年，金兵突袭北宋京城成功。在金人未攻破汴京前，秦桧一直主张抗金，反对割地求和。在金人的威逼下，宋朝百官议立张邦昌为帝。秦桧竟站出来反对，立议状要存赵氏。结果秦桧被金人俘虏北去。秦桧此举，颇受人民赞扬。可以说秦桧若不出站来立议状要存赵氏，就不大可能会被虏走受苦受罪。或许还会在伪齐政府里做大官享受荣华富贵。秦桧到金国后，受到金元帅粘罕另眼看待。忍辱负重为徽宗写乞和书。可以说这完全是忠臣之举，谁那么傻写乞和书，给自己找后人唾骂的理由。其后他被金太宗完颜晟赐给左监军完颜昌。在金国期间并不无任何变节之举。公元1130年完颜昌攻楚州时秦桧趁机逃回宋朝。
后来的秦桧主和并没什么不对，宋高宗赵构本人在秦桧的生前和死后，多次把对金议和的首功归于秦桧，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卷一五八，绍兴十八年八月癸丑日（阳历1148年9月12日），赵构和秦桧的谈话：
朕记卿初自虏归，尝对朕言：“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讲和之议，朕心固已判然。而梗于众论，久而方决。今南北罢兵六年矣，天下无事，果如卿言。
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丁酉（阳历1155年11月19日），即秦桧死后次日：
执政奏事，上曰：“秦桧力赞和议，天下安宁。自中兴以来，百度废而复备，皆其辅相之力，诚有功于国。”
卷一七〇，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乙未（阳历1156年1月16日）：
上谓魏良臣、沈该、汤思退曰：“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预有力。今日尤宜协心一意，休兵息民。”
和、战问题，是两军对垒中经常发生的事，其共同目的，是取决于是否有利保存自己，和争取时间发展自己。南宋绍兴情势如何呢？清人赵翼说：“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以不和议而亡。”“澶渊盟，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虽韩（琦）范（仲淹）名臣，犹不能制，亦终以岁币饵之，而中国始安枕。当北宋强盛时已如是，况南渡乎？”，见《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十六，近人陈登元先生把赵翼这个观点具体化，以为“秦桧在偷安半壁，中原残破之时，其所以力主和议，实不得已中之不得已也。”其主要理由：（一）国家经济困难，支持不了庞大的军费开支；（二）军事力量不强，至收溃卒群盗，以充王旅，将骄卒惰，军纪废弛，不足以战；（三）文武不和，不可与图大业。“因此可知秦桧议和，有人以为保全东南者，非无以也。”，见《金陵学报》第一卷第一期，陈登元先生列举的这些现象，在南宋初年都是存在的，因而建炎间屡屡败给金人。
和约对宋朝是有利的。绍兴和议是南宋和金国在1141年达成的和议，南宋朝廷在急于求和下，接受了金国的苛刻条件。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南宋军在反击金军的南下中，取得了顺昌等地。至此，南宋可战而不战。为了彻底求和，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朝廷解除了韩世忠、张俊、岳飞等大将的兵权，同年十一月宋、金双方达成共识，十二月末，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与子岳云、部将张宪被害。次年三月才完成“绍兴和议”全部之手续。随著和议达成，金亦放还宋徽宗灵柩和高宗生母归宋。绍兴和议使宋、金之间维持了近二十年的和平，期间双方虽然偶有冲突，但冲突之规模不大。
条约内容要点如下：
重划宋、金两国的边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宋割唐、邓二州（在今河南省内），又重定陕西地界，宋失去商（今陕西内）、秦（今甘肃内）两州约一半土地予金。
宋奉表称臣于金，金册宋主为皇帝。
每逢金主生日及元旦，宋均须遣使称贺。
宋每年向金国缴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为什么秦桧被后人视为卖国贼呢？这完全是后来南宋政治的需要，明朝和辛亥革命也继续把这个历史谎言散布扩大。秦桧是政客们争名夺利的牺牲品，同时，一个性格有缺陷的战将岳飞被无限的神化。
秦桧身后，对于他的评价问题，有宋一代，官方就几经变化。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高宗为褒其主和之功，题其神道碑额曰：“决策元功，精忠全德”。追封为申王，赠谥曰“忠献”。太常博士曹冠撰谥议说：
故太师赠申王秦桧，光弼圣主，绍开中兴。安宗社于阽危之中，恢太平于板荡之后；道德光天地，勋业冠古今，虽备道全美，不可主一善名一功，而崇报之典，严于定谥。尤当先其报国之大节，传道之效焉。谨按谥法：虑国忘家曰忠，文贤有成曰献。宜赐谥曰：“忠献”。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
事过五十一年，宁宗开禧二年四月，以外戚入主大政的韩侂胄准备兴师北伐，使礼部侍郎李壁奏贬秦桧，奏疏说：
秦桧首倡和议，使父兄百世之仇，不复开于臣子之口，宜亟贬秦桧以示天下。
于是削夺秦桧王爵，改谥号为“谬丑”。制词说：“兵于五材，谁不能去之，首弛边疆之备；臣无二心，天之道也，忍忘君父之仇。”“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见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百五十七，评价全部翻了个个，制词成为当时传诵之作。
结果，开禧北伐失败，韩侂胄成为妄启兵端的罪魁祸首。时任礼部侍郎的史弥远献计诛杀韩侂胄，函韩侂胄之首向金人乞和。为了讨好金人，还恢复了秦桧的王爵，再赠以谥号。《续通鉴》评论说：“当时用事者，亟欲反侂胄之政，而不颐公议如此。”见《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百五十八。
元代修的《宋史》，照抄岳飞子孙写的美化岳飞的家集，同时，也把秦桧列入《奸臣传》。
上述种种，无论是褒是贬，都是当权者根据政治需要来确定的，秦桧不过是个皇帝手中的玩物。但秦桧本身却总是忠贞爱国的，可以说是死而后已。他没有错，赵构主和也没有错。想象汉武帝，他的武功不是因为前面文景之治，才有本钱大打特打么？赵构时代休养生息，为后来南宋挥兵北上创造了基础，尽管南宋北伐还是败了。
元代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华，对儒家所讲的“严华夷之辨”多所避忌，然修《宋史》仍将秦桧列入《奸臣传》。但是，历来的史家也不无异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点：（一）秦桧力主和议，乃“保全东南”之举；（二）南宋向金人屈膝投降，高宗作为最高统治者，应负主要责任；（三）秦桧所以得政、专国，是因为他的主张迎合了高宗的愿望。
到了明朝，为了鼓励抗击北元的斗志，秦桧再次遭难。秦桧和岳飞名声在南宋的大起大落很有戏剧性色彩，非常容易包装成正反派的明星。明朝文人伪造岳飞的诗词“满江红”。位于浙江杭州西湖西北角的岳王庙，有与岳飞被杀有关的秦桧、王氏、万俟_、张俊等四人跪像，也铸造于明代。
到了辛亥革命，民国把明朝的驱除靼虏的一套又全部学来了，当然，也再次掀起了贬低秦桧和神化岳飞的新高潮。个人对明朝和民国没有任何好感，明朝200年没有统一北元，却反复大修长城，民国更差，武昌起义的时候就是打的是十八星旗，意思是把满蒙藏疆出卖给各个列强以换取支持他们的革命，最后真的把外蒙给驱除了。
再说说宋高宗（1107年—1187年）赵构，南宋开国皇帝，北宋皇帝宋徽宗第九子，宋钦宗之弟。靖康元年（1126）赵构曾以亲王身份在金营中短期为人质，后得以回国。1127年汴京沦陷时，他在当时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与江苏省的南京市有别）登基做皇帝，改元“建炎”。期间赵构被金兵追杀，一度在海上飘泊，至绍兴元年（1131年）正式定都于临安（今浙江杭州）。民间有传说“泥马渡康王”。在位初期因为动乱，起用主战派李纲、岳飞等等。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重用主和派的黄潜善、汪伯彦、秦桧等人，并处死岳飞、罢免李纲、韩世忠等等。由于当时金国已经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领土，宋高宗授意丞相秦桧和金议和，签定绍兴和议，以称臣赔款为代价，取回一部分实际上由金控制的领土，迎回宋钦宗（后来金未放钦宗）。宋金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宋高宗仅有一亲生之子赵旉，早夭。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以“倦勤”想多休养为由，禅位于太子赵眘，是为宋孝宗。从高宗禅位看，他并不贪恋皇位，而岳飞屡劝没有子嗣的宋高宗立嗣，为高宗所忌，最后以“莫须有”罪名杀死岳飞。从这个罪名看，按当时宋朝的法律，岳飞确实该杀。
莫须有，南宋时期中古汉语的口语，历史学家李傲的解释是“难道没有吗？”，后来为了包装岳飞这个明星，莫须有被文人解释成了凭空捏造。
岳飞由于深受重用而干涉高宗立嗣的问题，不需要证实其谋反罪名就可处死：
南宋张戒《默记》记录如下：薛弼以甲字正月，道由建康谓戒曰：弼之免于祸，天也。往者丁巳岁（注：绍兴七年为丁巳年），被旨从鹏（注：岳飞字鹏举）入觐，与鹏遇于九江之舟中。鹏说曰：“某此行将陈大计。”弼请之，鹏云：“近牒报：虏酋以丙午元子（注：指宋钦宗之嫡长子赵谌。靖康元年为丙午年，当时宋钦宗立赵谌为太子）入京阙，为朝廷计，莫若正资宗之名，则虏谋沮矣。”弼不敢应。抵建康，与弼同日对，鹏第一班，弼次之。鹏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飞适来奏，乞正资宗之名。朕喻以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弼曰：“臣虽在其幕中，然初不与闻。昨至九江，但见飞习小楷，凡密奏，皆飞自书耳。”上曰：“飞意似不悦，卿自以意开喻之。”弼受旨而退。嗟夫！鹏为大将，而越职及此，取死宜哉！弼又云：“不知若个书生教之耳。”《金佗粹编》卷二十一《吁天辨诬》卷一《建储辨》引熊克《中兴小历》如下：绍兴七年夏四月，上诏飞入觐，弼亦移书趣飞行。至是飞偕弼入奏事，飞以手疏言储贰事，冲风吹纸动摇，飞声战不能句。飞退，弼进，上视之色动。弼曰：“臣在道，常怪飞习写细字，乃作此奏。虽其弟子无知者。”
赵鼎《忠正德文集》卷九《辨诬笔录·资善堂汲引亲党》：鼎丁巳秋再相，适岳飞入朝奏事。翌日，上曰：“飞昨日奏乞立皇子，此事非飞所宜与。”鼎奏曰：“飞不循分守，乃至于此！”退，召飞随军运使薛弼谕之曰：“大将总兵在外，岂可干预朝廷大事！宁不避嫌？飞武人，不知为此，殆幕中村秀才教之。公归语幕中，毋令作此态，非保全功名终始之理。”弼深以为然，曰：“当子细谕飞，且谕幕中诸人也。”
有关岳飞背后的字是否为其母所刺，到现在还有争议；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岳飞背后的字应是“尽忠报国”而非“精忠报国”（宋史岳飞传亦有记载），多数研究认为现今不少人认知的“精忠报国”，应是受到宋高宗御赐“精忠岳飞”四字，并由岳家军以之为旗帜与金兵作战的误导。
慷慨激昂，脍炙人口的《满江红》“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为全世界华人所熟知。但是，岳飞的传世文才《满江红》，并非岳飞写的，实际是明代人伪作，写作年代不早于明代中叶，此事史学界李傲，余嘉锡，夏承焘等人有定论。该词的伪造要从岳飞被神话的两个阶段谈起。岳飞和关羽一样，被神话成忠义的代表。岳飞子孙神话其先辈，手法是对岳飞败仗不提而隐藏起来，而夸大甚至编造岳飞的胜仗，这些美化的历史竟然收入《宋史》。
有趣的是，二十四史中，《宋史》，《辽史》，《金史》，这三史均由元脱脱等撰写。的纪传体史书。由于《宋史》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仓卒写定，检校难周，又出于众人之手，因此，它在文字修饰，史料剪裁、史事考订、全书体例等方面，难免有错误，甚至互相矛盾，因此后世有重修宋史的提议，清代陈黄中编《宋史稿》219卷、陆心源编《宋史翼》40卷，朝鲜的李算编了148卷的《宋史筌》。
岳飞的美化恨容易从《金史》中的记载揭穿出来。岳飞不是百战百胜，《金史，王伯龙传》中就记载“军渡采石，击败岳飞、刘立、路尚等兵，获刍粮数百万计。”。《金史，完颜昂传》记载“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东平有兵五千，仓卒出御之。时桑柘方茂，昂使多张旗帜于林间，以为疑兵，自以精兵阵于前。飞不敢动，相持数日而退。”“昂举兵以为声援，飞乃退”。《金史，仆散浑坦传》记载“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拒。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败宋护粮饷军七百余人，多所俘获。”。《金史，完颜宗秀传》记载“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亳、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宋史》动不动就说岳家军杀敌“数千数万”，甚至有“以五百骑兵破金兵十万”的胡编，除了上面澄清了的伪造之外，还有偷换概念，实际上，岳家军在大部分战斗中所歼灭的敌人，并不是真正的女真“金兵”，而只是“伪齐”政权的“伪军”，以及被金兵抓壮丁来的“签军”，这种“签军”，只是作为一次性使用的炮灰性质的部队，用来在交战时挡在前面消耗对方的箭石，是从老百姓中抓来的壮丁人，后来也经常使用这种手段。甚至很多都不算是军队，连“签军”的名义都没有，所谓岳家军的赫赫战功很多就是靠杀这些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本民族的“签军”和“伪军”建立起来的。大家应该记得，当时“金兵”中有人称岳飞为“岳爷爷”，这些人就是“金军”中的汉人“伪军”“签军”部队，这是当时汉人的口语。从情理上来说，女真金人也根本不可能去称呼异族敌人而且是自己手下败将为“爷爷”。
岳飞子孙如此美化其祖先，但是，《满江红》竟然没有收录入其家集里，连相关记载也没有，一直到了明代才突然出现在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人考证也是伪作。此外，词中“踏破贺兰山阙”也是一个破绽。贺兰山入于史书，始于北宋。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贺兰山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而金国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岳飞不可能以在西夏境内的“贺兰山”来比喻攻打金国黄龙府的志愿，这是牛头不对马嘴。实际上是，明代北方鞑靼族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因此，有学者推测“踏破贺兰山阙”是王越或者王越手下文人所作歌颂胜利的诗词。
邓广铭在其文“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辩护说，“第一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如果《满江红》词确系岳飞所作，何以不曾被岳霖、岳珂收集到，不曾编入《家集》之中？据岳珂在《家集序》中所说，其父岳霖对于搜集岳飞的各类作品，确实是作过一番极大努力的，而岳珂本人在这方面却没有作过什么工作，只是加以编次刊印而已。”。
邓广铭的辩解软弱无力，毛选才5卷，而岳飞子孙的家集竟然有10卷，谁能想象的出数百年后，今天的毛诗词里面没有毛最佳诗词？有网友说，“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是在他死后近200年才被发现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满江红》这么动人的诗词是直观的，有点知识的都知道，而音乐是5线谱，没有相当的音乐修养的人看不懂，也奏不出来，极少数人才可以发现的，岳飞的《满江红》词的确是伪作，否则，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宋朝没有，元朝的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没有，怎么在明朝突然冒出来？
最后，总结一下，秦桧力主和议，乃“保全东南”之举，南宋向金人屈膝投降，高宗作为最高统治者，应负主要责任，议和本身并没什么错。秦桧是爱国的忠义之士，岳飞也是爱国的将领，两个人都爱国的，不过是主战或者主和的差别。岳飞的死是他自己的责任，他不该干涉本来无后的高宗立嗣。
过去，政客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丑化秦桧而神化岳飞是错误的，今天，我们不再需要一个虚假的历史人物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国的历史上爱国人物很多，比如，晚清抗着棺材收复新疆的左宗堂。教科书上已经不再称岳飞是民族英雄了，这是个进步。促使我写这个帖子的根源是我无意中看了一个文章，说某地为了开发旅游资源，要树立秦桧跪在岳飞母亲坟头的雕像，这也太过分了。为此，写此贴还秦桧的历史清白。
岳飞被害之迷
疑似秦桧墓惊现人间，激起了人们对谁是忠臣，谁是奸臣的又一次大辩论，谁是杀死岳飞的幕后黑手，岳飞是不是非杀不可，秦桧是奸臣，还是替罪羔羊？岳飞是大忠臣还是偏执狂？
去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凉风一阵紧似一阵，南京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秦老汉吃过晚饭后，照旧去自家山上的茶园转悠，走着走着，忽然看到茶园旁的祖坟附近，好像有个黑影在晃动，老汉心里一惊，莫非有鬼？秦老汉赶紧俯下身，打量了半天，终于看是清两个人，背着一个大大的包裹，从坟里钻了出来，消失在夜幕之中。是盗墓贼吗？为什么偏偏选中他家的祖坟？
秦老汉是南京市江宁镇清秀乡邵庄村人，茶园旁就是他家的祖坟地，这坟面积不小，坟头又多又大，可是就是一块墓碑都没有立，要说为什么秦老汉自己也不知道。他只记得祖上留下了这么一条规矩，那就是老老实实做人，绝对不能对外界讲任何有关祖坟的事。可自从发现了这群盗墓贼，老汉有点坐不住了，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秦老汉最终还是走进了派出所。
没想到，在公安人员抓到的盗墓贼手里，缴获了他们刚挖出的那些盆盆罐罐，居然就是宋朝王公贵族所使用的器具，秦老汉家真的是宋朝皇族的后代？当挖掘人员把上面覆盖的泥土全打开时，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扇墓室的门！那是为了防止盗墓者掘墓“鞭尸”而特意设计的吗？一般来讲，怕“鞭打尸体”的人应该是生前罪大恶极、背着千古骂名的罪人，秦老汉？秦家墓？人们想到了宋朝宰相“秦桧”！果然不出所料，经过千辛万苦的挖掘，大家终于找到了这扇墓室的门，打开墓门之后，您猜发现了什么？经过南京当地媒体报道说，发现了一个宽2.2米，长5米的一个绢书，据说这就是秦桧留下的一份遗嘱！
在这份遗嘱上，秦桧居然高度评价了他的死对头岳飞的战功，并说杀死岳飞不是他一个人所为！这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所为，参观过岳飞墓的人都知道，墓前面除了秦桧，还有他的老婆和三个帮凶被铸成铁人，在岳飞坟前跪了将近一千年。然而，遗嘱里透露的并不只是这一些，似乎还另有隐情。这个疑似秦桧墓的惊现人间，一时间激起了谁是忠臣，谁是奸臣的又一次的大辩论，于是上万篇有关岳飞和秦桧的文章陆续出现在报纸和网络上，各种新材料也陆续被披露。
我们对岳飞之死的最早印象是来自评书《岳飞传》，但是秦桧墓的挖掘，让我们对岳飞的死因产生质疑，之前说到在秦桧遗嘱中称自己并非杀死岳飞的真凶。他为什么要在临死前否认这一事实呢？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秦桧在说谎还是历史错怪了他？岳飞到底是谁杀死的？
有一份资料，说当时岳飞正在于敌对国金国作战。而且岳飞是抗金的一个主将，只要这岳家军一出征，经常会打得金兵是落花流水，闻名丧胆。有一次岳飞正准备乘胜追击的时候，突然接到皇帝下的十二道金牌急令，把他调回了京师囚禁了起来，岳飞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呢？一个作战如勇猛，对皇上如此衷心的英雄，怎么一夜之间竟成了阶下囚了呢！那天半夜岳飞偷偷的问那个看守说，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呢？没想到看守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这君臣之间若没了信任，做臣子的也就只有死的份了。岳飞听完之后，感到非常的冤枉，他大声的叫道：“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意思就是说，老天爷长着眼呢，我岳飞对皇帝哪曾有过二心啊！
第二天，皇帝还真召见了他，岳飞见到皇帝誓死也不下跪，并说自己没罪不能跪，跪下便是认罪了。宋高宗也没有因此而愤怒，还好言安抚了一番，岳飞还以为会免于一死呢，可没想到皇帝前脚刚走，秦桧就进来了，而且当场宣布，岳飞为死罪，为了保留全尸，以毒酒赐死。岳飞当时真是悲愤难当，大骂秦桧。所以说岳飞直到死，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犯的是什么罪？
当满朝文武大臣得知岳飞被杀的消息之后大为震惊，纷纷质问宰相秦桧，岳飞到底是犯得什么罪？秦桧只是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岳飞的罪是“莫须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也许有罪”的意思。那么，真的是秦桧害死了岳飞吗？历史学教授游彪认为：岳飞死于公元1141年12月29日，根据准确的历史资料记载，说秦桧害死岳飞，这种说法很难成立。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像岳飞这么高级别的官员，涉及到他的死生问题，一定要经过皇帝特别安排的，另外从两人当时在朝廷的地位上看，秦桧是最高的文官宰相，岳飞是最高的武官之一。所以，秦桧要杀岳飞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舆论的压迫下，最后宰相秦桧承担了一切罪名。
据说秦桧本来想保住岳飞的儿子岳云和手下张宪，但是皇帝却下旨，一个都不留下令必须全部处理，皇命不可违，秦桧也只好奉命从事，但是他预料到自己替皇帝出面干掉岳飞，死后必定遗臭万年，所以对外就含糊其词，而对自己家人则在遗嘱中透露了真情。有人说：虽然没有皇帝的批允，谁也不敢捍动权倾满朝的一个武臣，但有可能是高宗受了秦桧的唆使才把岳飞误杀的？这种说法也不在少数。那么，是皇帝受了下属秦桧进的谗言而杀害了岳飞吗？
从管理的视角分析岳飞的死因：皇帝是杀岳的主谋，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高宗为什么要杀岳，因为他坐在一个来之不易的皇位上，本来天下不是他的，是他哥哥的，由于战争他坐上了皇位，所以他特别害怕失去这个皇位。同时高宗又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一个能人下属就怕遇到性格软弱的领导。软弱的人，第一不自信爱怀疑别人，第二，没有自己的主见，耳根子软，容易听信别人的谗言，岳飞就陷到这里边了。
据说有一次岳飞为感谢皇上对他的重用，向皇帝表忠心表过了头，他说皇帝您放心吧，我一定要攻克黄龙府，迎二圣回朝，那么二圣是谁呢？就是高宗的父亲与他的哥哥，大家想想，如果高宗的父亲跟他的哥哥回来，那他的位子还能坐得稳吗？后来秦桧还跑到皇帝那去打小报告，声情并茂的说了一番，还画了三个太阳，意思是提醒皇上，这国无二主，天无二日啊。难道就因为这，皇帝就记了岳飞的仇？
如果说“迎回二圣”是岳飞死因中的一个传言，那么岳飞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呢？在秦桧的遗嘱中曾提到岳飞有惹怒宋高宗的过失，难道一代英雄岳飞果真是居功自傲，不识大体的吗？这使岳飞的死因变得越来越复杂，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位英雄的性格。
从岳飞的个性看，岳飞不向领导提任何的要求，清高和无欲无求的个性，正好是小人告岳飞的一个把柄。历史上的岳飞的确是既不贪财，也不好色还不沾酒的人。有人要送美女给他，被岳飞退回；年轻时岳飞喜欢喝酒，皇上劝了他一次，他从此就滴酒不沾；皇上要给他盖房子，他不要，并且说：“敌未灭，何以家为？”这样一个不爱钱、不好色、不好酒、不置家产、不怕死，再不贪财的人，图的是什么呢？难道图我的江山？这让赵构心里犯嘀咕。我们讲忠诚度，核心就是相互的依赖感，而“无欲无求”恰恰影响了这种依赖感，所以反而遭人怀疑，这是岳飞犯的一个错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种太完美没有缺点的人也会让人觉得可怕！
有人说岳飞的性格很不适于做官，这一点秦桧在遗嘱中也提到说，岳飞和宋高宗因为一件事发生了根本的分歧，以后皇帝便不再喜欢岳飞了。除此之外，作为一个下属，岳飞在工作的过程中，还有做的不够明智的地方，但是尽管如此，岳飞的这种不适合官场的个性，也不至招来杀身之祸。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一代名将惨死风波亭呢？有人提出，他一再主战，反对与金议和，才是真正的死因。
其实，宋高宗对金的态度，可以说是国仇家恨，不共戴天。只是从军事上、经济上苦于没有大举兴兵反击金国的本钱。当时金国几乎每三年就要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入侵，在内忧外患之中的高宗皇帝可以说焦头烂额，高宗一方面重用岳飞等武将四处扑火，高举北伐大旗，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让秦桧牵头一次次对金“议和”，以便得到喘息之机。
可岳飞固执，认为皇上如此重用我，就认定皇上这是要让他收复河山，把金国打出中原。于是“抗金”的想法在他心里是根深蒂固，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高宗为了取得武将对“议和”的支持，特别赐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三大将新的封号和官爵，并提升岳飞为开府议同三司。升迁本来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然而固执的岳飞连上四折表示不接受。并指出，现今的形势不容乐观，应加紧训练士兵，以备不测。他要求皇上追回成命，以便“保全臣节”。如此的不识抬举，这回可真是激怒了赵构。因为此时的南宋内忧外患已经让皇帝不堪重负了，而岳飞所想的只是收复领土、恢复大宋这么一件事，却没有考虑到各方面的政治利益和战争的最后结局。其实就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宋高宗的考虑也并不糊涂。
显然，岳飞没有看到这步棋，他在做着一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一打起来就不回头，而金兵对岳飞早已是闻风丧胆，就向宋朝放话要挟：如果要想议和，必需杀死岳飞，否则将吞并宋朝。而岳飞的做法，完全与皇上的旨意背道而驰。所以皇上连下12道金字牌，催促岳飞立即班师也是在情理之中。
据说当时有两个小道消息促成了皇帝杀岳的决心，第一是说，岳飞三十出头就当上了节度使，岳飞有一句话，说在我朝这些大将里面，能三十出头当节度使的，除了太祖，只有我岳飞一个人；第二是说，岳飞解了兵权之后，岳云和张宪在湖北襄阳举兵要拥岳飞，武力要挟朝廷恢复岳飞的兵权，结果就偏偏在这个时候，岳飞不合时宜的上表，言词激烈，要求恢复自己的兵权。做法实属太傻，所以授小人以柄，让皇帝更加疑心了。
绍兴十一年（1142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与其子岳云及部将张宪一起被害于临安的风波亭。一生光明磊落的岳飞在供状上写下八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即服毒酒身亡，时年仅三十九岁。
有关岳飞的死因至此似乎已是水落石出了，岳飞并不是因为要迎回“二圣”才被宋高宗杀害的，也不是因为他不听调令，有性格缺陷。真正导致岳飞被杀的原因是岳飞固执得有些“不合时宜”。是当时的政治形势杀害了他。而事实证明，自岳飞死后宋朝又存活了138年，所以说议和也并不意味着就是投降。倒是秦桧在自己的遗嘱中让他的后世一定要“远离政治”。
一代精忠报国的英雄、善于谋略治军严明的南宋将帅岳飞，在其戎马生涯中，亲自参与指挥了126次战役，没有一次失败，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他文武双全，著有《岳武穆遗文》（又名《岳忠武王文集》），其《满江红》词成为千古绝唱……
朱元璋屠戮功臣始末
朱元璋的所谓洪武功臣的下场无外乎三种，第一是获罪被杀；第二是无罪赐死；第三是侥幸逃脱。而第三种在洪武一朝为数极少，仅仅限于汤和、邓愈、郭英、沐英、耿炳文等几人而已。其中，邓愈早死，儿子还是没有逃过，沐英远镇云南，郭英则因宁妃的缘故，耿炳文虽则逃过暂时，可是，永乐时终难免橫死。所以，包里归堆，也只有汤和一个人罢了。
朱元璋若是以功业和规模来论，在宋太祖之上，他之后的两位号称是一时的雄才大略的人物康熙和毛泽东对朱元璋的评价都不低，康熙本人尽管有借朱元璋缓和民族矛盾的政治意图，但是，如果不是敬佩有加的话，也没有必要对这位胜国太祖说出“治隆唐宋”一类标语口号式的评语，而毛泽东一向目无余子，唯独对朱元璋情有独衷，想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盲目崇拜。
朱元璋出身草莽，当于乱世，适时，群雄并起，情形并不下隋末，朱元璋没有门荫可依，也没有背景可靠，空以徒手夺取天下，所以，他后来以此自骄并非虚夸。朱元璋亲手创立的一些重要的制度以致于影响到近现代，长达五六百年之久，不能不说其人的能力出类拔萃。朱元璋在历代开国帝王中也是以励精图治著称的，他精于政治、目光深邃，在治理国家方面力矫元朝之失，赢得斯民小康的局面，在他执政的三十一年中，百姓得以粗安，诚属难得。然而，很多史家并不以此来买朱元璋的帐，朱元璋虽敬业劳著，可是，获得的评价实在是低的很，至少和他的个人努力不成正比。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上层一再拔高朱元璋，但是，仍然可以听到许多来自不同层面的对这位明太祖的冷嘲热讽，毛泽东死后，大骂朱元璋的作品接连上市，时至今日，朱元璋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是面目可憎。为什么呢？除了臭名昭著的八股等封建桎梏以外，就是他晚年的肆意屠杀功臣留给后世的阴影，所以，研究一下洪武功臣的下场对于整体了解朱元璋的为人行政也是一个很好的辅助。
众所周知，朱元璋为了巩固一姓之天下，兴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政治屠杀，也就是著名的胡蓝党狱，经过这两次集中杀戮之后，活跃在十四世纪中国政坛长达三十年的淮西政治集团土崩瓦解、不复存在。然而，这两次屠杀也只不过是朱元璋杀戮功臣的庞大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章节，并非全部，其实，如果细细读来，朱元璋早在洪武七年就开始有计划的清洗功臣了，只是因为那时候数量较少、手段比较隐蔽、方法比较柔和，所以，并不引人瞩目。
洪武十年之前，朱元璋前后一共杀害了两名功臣，如果把死因不明的刘伯温算上，则有三个。他们是：淮安侯华云龙、德庆侯廖永忠。他们两个人的罪名都是违制。华云龙是因为“据元相脱脱第宅，僭用故元宫中物”得罪，《明史》上没有说明华云龙的死因，只是含糊的说他“未至京，道卒”，但是，也语焉不详的道出了一点细节——“召（华云龙）还，命何文辉往代。”，何文辉是何许人也呢？只要看一下他的在明史的本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和李文忠等人齐名的军事特务，是朱元璋的义子，长年负责代替朱元璋监临统军诸将的类似于后来的锦衣卫头子似的人物，以他这样的身份被派到北平显然是特别具有深意的。据谈迁考证，华云龙是被赐死的，死的也还算是体面，因为随后朱元璋让他的儿子华中接替了侯爵，功臣没有除爵，应该是洪武朝的“善终”。
德庆侯廖永忠是兄弟共同辅佐朱元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廖永忠为朱元璋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奉命凿沉小明王韩林儿的坐船，给朱元璋解除了后顾之忧，然而，朱元璋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居然没有封给廖永忠上赏，当然，理由还是老一套，就是亲近儒生、窥测朕意等。曾几何时，廖永忠几乎杀身于鄱阳湖，朱元璋手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赐给廖永忠，而后平蜀，以永忠军功最高，呼之为“傅一廖二”（意为傅友德第一、廖永忠第二），洪武八年，永忠因“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五年之后，儿子廖权才被允许袭爵，而廖永忠的孙子廖镛兄弟是方孝孺的弟子，后来奉命劝降方孝孺，不果被杀（理由居然是给方孝孺收尸）。
朱元璋本人出身微寒，深知民间疾苦，所以，比较痛恨官吏违反的事情，他执政期间处分贪污、挪用、空印、盗饷等罪行最重，不惜以骇人听闻的剥皮实草置之。因而，即使功臣如傅友德、周德兴等人以功乱法也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朱元璋自己的驸马因为乱法而被处死，因此，其他人更加不在话下。可是，唯独像所谓的僭越龙凤这一类的事情最为模糊，类似于莫须有，比如后来明成祖嫉恨耿炳文，就指使陈瑛以这样的罪名揭发耿炳文，以致于炳文自杀，可见，这种罪名其实完全可以说是欲加之罪，和朱亮祖等人的罪过有本质的区别。不过，联系到华云龙赐死当年朱元璋颁发的《资世通训》中警告臣僚，“勿欺、勿蔽”的话语时也就不难理解廖永忠和华云龙的取死之道了。
刘伯温的死是比较离奇的，刘伯温和杨宪都是淮西集团的眼中钉，所以，刘伯温虽以大功，止封伯爵，而且，在洪武初年就致仕还乡了。按照朱元璋和刘伯温的次子刘璟的对话，刘伯温是死在胡惟庸的手中，但是，洪武八年，刘伯温死的时候，胡惟庸正是宠信正隆、如日中天，刘伯温之入京的原因按照明史的说法是胡惟庸离间朱元璋造成的，但是，明史作者同时比较晦涩的指出：“帝虽不罪基（刘伯温），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惧入谢，乃留京，不敢归。”刘伯温活着的时候就被夺取爵位，处分显然相当严重，刘伯温佐命朱元璋，屡出奇谋，朱元璋当然不能不考虑他的存在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的比例。而刘伯温能够受之胡惟庸推荐的医生之药而不疑，自然是医生来的有背景。这点，刘伯温自己有过预见：“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所以，刘伯温的后人见到朱元璋从来只提胡惟庸的毛病，一语不及朱元璋，联系到后来的徐达、李文忠的死因之蹊跷，得证刘伯温之死也应该不是胡惟庸这一层面人物能够下手解决的了的。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一直以元朝的弊政作为提醒自己的名言，他多次表态说：“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明太祖实录》卷五九）从朱元璋称吴王时期，李善长、徐达就是中书省的右左丞相，但是，到了开国后的洪武四年，朱元璋让李善长致仕，徐达虽然还一直兼任着中书省的丞相，但是，徐长年领兵在外，并不参与朝政，这时，朱元璋的亲信是汪广洋、杨宪这几个人，随后，杨宪被淮西集团构陷遭杀头，汪广洋成为朱元璋的实际办事的丞相，朱元璋把他比作张良一流的人物。此时，胡惟庸进入了宰执的行列。
胡惟庸是在朱元璋起兵后的第三年投靠的朱元璋，他是安徽定远人，是淮西集团核心的籍贯，李善长也是定远人，沐英也是定远人，当时有人写诗比喻淮西集团是：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胡惟庸在朱元璋手下混了十二年也才做到县主簿，但是，后来由于李善长的援引，很快被提拔到了中书省参知政事，而后又代替汪广洋出任中书省左丞，杨宪死后，胡惟庸逐步得宠，朱元璋问策于刘伯温关于宰相的人选时已经把胡惟庸列在其中，这还是洪武三年之前的事情，可见，胡惟庸当时在朱元璋的眼中的地位了。
但是，包括胡惟庸、李善长在内都不明白朱元璋的本意，朱元璋其实早就不想设置宰相了，他之所以让李善长罢相，贬逐汪广洋，并不是为了给胡惟庸腾出空间，而是给自己兼任宰相制造口实，这点只有聪明的汪广洋读懂了，所以，朱元璋让他回来做右丞相以钳制胡惟庸的时候，汪广洋只是喝酒，不问政务，联系到汪广洋之前的“屡献忠谋”，几乎很难令人理解，而实际上，汪广洋看透了朱元璋的本意，也正为此，朱元璋后来才下决心整死汪广洋。
胡惟庸之所以被提拔重用，并不完全是李善长的功劳，朱元璋在用人行政上从来都是不肯假手与人的，何况像宰相这样重要的位置，朱元璋虽然依靠淮西集团起家，但是，一旦大功告成，这个羽翼丰满的政治军事集团就成为朱元璋在背的芒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文臣的头子，经年经营地盘，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势力，所以，朱元璋虽然口头上说善长“功甚大，宜进封大国。”而暗中则指使汪广洋、陈宁弹劾李善长，败坏李善长的政治声誉。胡惟庸不过是朱元璋原来帐下的一个文书，朱元璋正是看中了胡惟庸并无党羽而且又是李善长阵营的力量，才决定把胡惟庸抬起来以制约善长的，然而，他没有想到胡惟庸居然不能体会皇帝的本意不过是想把宰相变成高级秘书、帮办的宏伟战略意图，反而加紧和李善长搞好个人关系，这让朱元璋不能不紧张，不能不恼火，不能不重视了。史称胡惟庸“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胡惟庸的所作所为和朱元璋的骨子里的的指导思想“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已经完全南辕北辙了，皇帝不杀他已经不行了，有点时不我待的感觉。
朱元璋的步骤很紧凑，先是杀了他一直觉得不对劲的汪广洋，然后让涂节上表告变，说是胡惟庸联络陈宁等人准备造反，就此杀掉了一大批功臣宿旧，包括依附胡惟庸的官员和六部官属。大小官员被处死者多至一万五千余人，而后在洪武十九年穷治胡党，竟然编造出了胡惟庸通倭的证据，就此又杀了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最后连李善长也成了胡党最后的党徒。其中，吉安侯陆仲亨十七岁开始追随朱元璋起义，朱元璋说他是“此我初起时腹心股肱也”，而后在所谓的谋反审讯过程中，朱元璋明明知道陆仲亨并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大逆不道，仍然自己编造了一个借口说：“朕每怪其居贵位有忧色”这简直就是莫须有的罪名了。平凉侯费聚连儿子费超的命都给朱元璋赔进去了，反过头来还要被朱元璋说是胡党，朱元璋说费聚是“聚曩使姑苏不称旨，朕尝詈责，遂欲反耶！”陈年的老帐都翻了出来，可见，费聚不死都不行。这点就是《明史》作者都看不过眼去。
在胡惟庸死后，朱元璋毅然废除了丞相制度，暴露出他蓄谋已久的真实想法。
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虽然和胡惟庸有姻亲的关系，但是，并没有把李善长牵连进来，只是贬斥了李存义而已，但是，李善长不知是什么缘故居然没有谢恩，这让朱元璋老大的不快活，联系到洪武初年李善长的种种骄横的做法，朱元璋准备对李善长动手了。
对付李善长这样的功臣第一，自然不能向对付胡惟庸那样简单，偏偏李善长因为建造府邸的缘故向汤和借了三百人使用，让汤和给告发了，善长又给丁斌求情，这让朱元璋抓住了把柄，用严酷的刑讯逼供丁斌，得出了李存义奉了胡惟庸的口信请李善长加入谋反同盟的所谓的证据，还有李善长不举报胡惟庸交通倭寇的旁证，总之，一个家奴居然把主人在密室内说的话都举到了御前。
朱元璋这样才从容的下命令说：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然而，还是不杀善长，直到有司说星变，需要杀大臣消灾，于是，善长为了朱元璋做了最后一次贡献，全家七十多口人同时被杀，李善长时年已经是七十七岁的人了，赐死给予全尸，算是朱元璋对这位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的“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的多次称之为“赛萧何”的最大的功臣的酬劳。
李善长冤死之后，郎中王国用上表抗言，以朱元璋的暴烈的性格也竟然是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胡惟庸一案标志着淮西集团文官势力的基本铲除殆尽。下面的目标就是武将势力了。
明初武将的首领是徐达、常遇春，洪武三年之后，经常统兵在外，剿灭北元势力的也就是徐达、李文忠、邓愈、汤和、冯胜等人，洪武十八年，徐达、李文忠死后，克靖沙漠的基本就是冯胜、傅友德、蓝玉三人了。其中，蓝玉成为明太祖朱元璋晚年的军事上的主要助手，朱元璋把他比作卫青，可见，信任之专，宠遇之隆。然而，也就是因为这个开平王常遇春的内弟、淮西集团军事首领，在朱元璋临死前的几年中，竟然掀起了一起比之胡惟庸一案更大的政治谋杀案。原因自然是比较复杂的。
蓝玉本人，史称：“饶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开平既没，数总大军，多立功。”特别是在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大败元军于捕鱼儿海，杀太尉蛮子等，降其众。元主与太子天保奴数十骑遁去。玉以精骑追之，不及。获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余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三千人，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并宝玺、符敕金牌、金银印诸物，马驼牛羊十五万余。焚其甲仗蓄积无算。奏捷京师，“这是明朝建国之后对北元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一战，至此，北元一蹶不振，不敢再与明朝正面相较于北方。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2年）元降将月鲁帖木儿在建昌起兵反。蓝玉领兵平乱，擒月鲁帖木儿父子，送京师处斩，进封太子太傅。蓝玉早年追随沐英、傅友德、冯胜等人或定云南、或平蜀中、或征沙漠，军功显赫无比，朱元璋以大将军冯胜获罪在军中任蓝玉为大将军，恩比徐达、常遇春。但是，蓝玉本人是一个赳赳武夫，对待朱元璋的宠信显然估计不足，以为可以就此子孙万代了，所以，经常暴露出功臣素有的骄纵来，”黜陟将校，进止自专，平北归来，就有人告发蓝玉逼奸元妃，又闯喜峰口，蓝玉以军功最大，封为太傅，本人居然说：难道我不配做太师吗？蓝玉的干儿子实在太多，这和元末的起义军的传统有关，朱元璋的干儿子据说就有数十人之多，关键是蓝玉的这些义子平素狗仗人势，四处惹是生非，御史告发他们，蓝玉一怒之下把御史给赶跑了。朱元璋曾经在颁发给蓝玉的铁券中写进了蓝玉的不法之事，在于警告蓝玉安守人臣之分，但是，蓝玉并没有重视起来，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死，皇长孙朱允炆孱弱，朱元璋开始对功臣的存在倍感不爽起来，而这时候，一贯干犯法度的蓝玉成为首当其冲的靶子。
早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一案初起时，朱元璋就开始有计划的诛杀武将了，只是还没有大规模的铺开而已，洪武二十三年先后杀了陆仲亨、费聚等人之后，朱元璋的态度已经相当明显，特别是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借故儿子不法杀害老朋友江夏侯周德兴一事在功臣中引起很大的波澜，在朱元璋的老乡和朋友中，幼年和朱元璋关系最好的就是周德兴和汤和，周德兴年长，朱元璋呼之为兄，洪武十四年五溪蛮乱，朱元璋不顾周德兴年高，仍然请周德兴出面，还给周德兴戴了一顶高帽子，说德兴是马援和赵充国，后来，福建有事，朱元璋又找到周德兴，说的更加恳切，“福建功未竟，卿虽老，尚勉为朕行”，结果，周德兴仍然不免赐死的下场，即使是这样，蓝玉也没有感觉到朱元璋的屠刀正在逼进自己。当然，朱元璋并不会因为蓝玉的浑然不觉而放弃屠杀。相反，则加快了屠杀的步伐。
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受命告发蓝玉蓝玉在私第蓄养家奴披甲，将有变。又拘审元将纳哈出之子察罕，追讯蒙古降将与蓝玉来往事。朱元璋以谋反罪将蓝玉处以磔刑，牵连到十三侯、二伯，前后诛杀二万余人，军中为之一空。和胡惟庸一案同样编造了里通外寇的所谓证据，而编造的手法比之胡惟庸一案更差，在明末谷应泰所著的《明史纪事本末》中就公开怀疑蓝玉的谋反的真实性，谷应泰指出蓝玉之死是由于朱元璋“遂疑尾大之图”属于“傅会难明之事”，最为朱元璋隐讳的《明史》作者也不相信蓝玉的谋反，仍把蓝玉归入本传系列，而没有像胡惟庸那样列入奸臣传中。
蓝玉死后不久，定远侯王弼就对傅友德说：帝晚岁峻诛杀，我辈几无噍类矣。结果，谈话被朱元璋侦知，王弼赐死。王弼人称“双刀王”，骁勇善战、万夫莫当，连常遇春都对他敬礼有加，女儿嫁给朱元璋的儿子楚王，以亲家的身份犹不能免于一死。王弼死后，朱元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的把最后的两员功勋赫赫的名将冯胜和傅友德也给杀了。傅友德其人能征惯战、为诸将之冠，曾经三易其主（刘福通、明玉珍、陈友谅），最后选择跟定朱元璋，史称傅友德“喑哑跳荡，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将，每战必先士卒。虽被创，战益力。”先后从徐达、冯胜等人平定云南、四川，功勋卓著。儿子尚公主，女儿做了皇帝的孙子媳妇，阖门贵重，然而，傅友德做梦也没有想到蓝玉死后不久，他就被架到了肉案之上，成为朱元璋杀戮的对象。傅友德之死在明朝内部也被视作是冤假错案，后来，在明孝宗的时候，身为亲王的晋王亲自给皇帝上书要求给傅友德平反，但是，没有获准，直到南明弘光时才给予平反，而这时明朝已经接近灭亡了。
冯胜和他的兄长冯国用一起跟随朱元璋起兵，是有名的宿将，“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胜居第三”，仅次于徐达、常遇春。后来因为在征讨北元的过程中获罪归第，朱元璋大杀功臣时，冯胜不自安，来南京见朱元璋，朱元璋安慰他，哪知道，转过头来竟然也赐死。明初开国六位公爵，徐达、常遇春（实际是他儿子常茂）、邓愈、冯胜、李文忠、李善长，如果徐达坐实被暗杀的话，那么，这六个人除了邓愈早死之外，可以说无一善终。而冯胜之死最为蹊跷，连《明史》那样回护朱元璋的都不得不说“太祖春秋高，多猜忌。胜功最多，数以细故失帝意”，这样看来，冯胜既不是陷于胡蓝党狱，也不是其他的骄横不法，实在是朱元璋找茬杀人罢了。所以，谈迁在谈及冯胜之死时不无惋惜的说：“去傅友德之死才两月，开边之猛将尽矣”冯胜和傅友德一样直到南明时期才给予昭雪。其时已经几百年过去了。
此外，我们再来看看号称是“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的中山王徐达的下场，徐达是被朱元璋难得在称帝之后仍然呼之为兄的功臣，徐达本人一直非常谨慎，胡惟庸想和他攀附，徐达都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朱元璋对他赏赐最厚，徐达三个女儿，长女为朱棣的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长子辉祖封魏国公、袭爵，幼子增寿因为给朱棣通风报信死于建文帝之手被追封定国公，一门二公，有明一代也就徐达一家。徐达死于洪武十八年，有一种一直以来流行的说法是徐达患病不能吃蒸物，朱元璋知道以后故意赐给徐达吃蒸鹅，结果，疽发身死。虽然，这个说法不见诸于正史，但是，历来的明史专家对此都不敢轻易否定，包括吴晗在被暗示的情况下修改了自己的著作《朱元璋传》之后的再版中仍然没有放弃这个说法。
如果我们来看看刘伯温和李文忠、朱文正的死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史家一直不肯放弃这个说法的原因了，刘伯温之死我已经提到过，明太祖、明成祖两代对刘伯温的事情一直心存愧疚本身就说明刘伯温死因不是正常的，而且，皇帝本身也是知道的。刘伯温的伯爵是及身而止的，不世袭，但是，朱元璋却大发慈悲，让刘伯温子孙世袭，明成祖朱棣被刘伯温的次子刘璟指着鼻子骂作：“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可是，当有司准备籍没刘璟全家时，明成祖却不允许，这在发明瓜蔓抄的朱棣真是不可思议，更是不可思议的是一生都效法朱棣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居然把刘伯温的位置抬高到徐达同列，封为太师。
李文忠是朱元璋顶顶亲信的人了，不仅是外甥还是义子，数总兵权、多领征伐，国初封为曹国公，死后追封郡王、配享太庙。李文忠其人“恂恂若儒者”，亲近读书人，曾经多次劝阻朱元璋“少诛戮，又谏帝征日本，及言宦者过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义”。
惹得朱元璋不高兴，洪武十六年，李文忠患病，朱元璋让淮安侯华中护理医药（华云龙的儿子），结果，才几个月的功夫李文忠病死了。朱元璋大怒“诸医并妻子皆斩”，淮安侯华中也被责罚，继而杀掉。历来史家就指出朱元璋之杀华中是杀人灭口，《明史·李文忠传》中说，“帝疑中毒之，贬中爵，放其家属于建昌卫”，试想一下，华中位在李文忠之下，年辈也在李文忠之下，从来没有恩怨纠缠，何以要毒死李文忠呢？这里面至少披露出一点就是李文忠不是正常死亡。只不过没有交待杀害李文忠的凶手是华中还是朱元璋，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所以，吴晗在著作中称李文忠死于朱元璋之手，并非虚妄。而侄子朱文正，明史没有明言他的死因，但是，从记载来看也非善终，所以，史家一般都取文正死于鞭刑，类同朱亮祖。
功臣中唯一得以保全首领的就是汤和，汤和为人直爽，但是，并不愚笨，他自认功劳远在邓愈之上，但是，酬庸却在邓愈之下，所以，借着喝酒的时候，向朱元璋发牢骚，自谓“左顾则左，右顾则右”，后来发觉朱元璋不愿同功臣始终，所以，立刻敛容谢罪，态度一直非常恭顺，特别是徐达、李文忠死后，汤和自解兵权，再加上揭发李善长立功，所以，死后封为郡王，享受李文忠一样的待遇。不过，以汤和的谨守如果不是在洪武二十八年这个关键的年份上死掉，恐怕也不见得一定能死于枕上。这点从汤和的后裔自汤和死后居然四十年不得袭爵的结果就能看出来了。汤和的爵位直到孝宗时才录以世袭指挥使，嘉靖十一年也才奉还侯爵。武将中还有一人也是比较幸运的，那就是沐英，不过，都是因为西南军务紧要，离不开亲信，所以，朱元璋才放手让沐英世领云南，为明朝之屏藩。
再有，明史中记载宋濂的死因是病故，因为得力于马皇后的担保，而谈迁在《国榷》中则记为自杀（《国榷》卷七）。清代学者赵翼说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可谓定评。司马温公在《资治通鉴》中关于杨坚的评论基本取自《隋书》，因为他看不惯杨坚。
难识孔明几千年
——三国演义与管理中的“均衡思维”赤壁大战，曹操“樯橹灰飞烟灭”而败走华容道，途中三笑孔明、周郎智谋不足，未在险要暗设伏兵。然而这一笑笑出赵子龙，二笑笑出张翼德，幸亏将士拼死抵挡才逃脱性命；三笑却笑出了关云长——曹操无奈只得亲自哀求关羽放行。念及旧日恩情，关羽义释曹操，一代枭雄才得以回归江陵。
诸葛亮料事如神，却用关羽把守最后一道关口，导致煮熟的鸭子飞掉，这令许多古人今人扼腕叹息——然而另有说辞却是：诸葛亮放走了曹操。
曹操、刘备、孙权三雄之中，刘备势力最为薄弱而曹操最强；并且曹操还“挟天子以令诸侯”，具有政统上的“正宗”优势。曹操一除，孙权自可用全部力量绞杀刘备，而此时的刘皇叔无丝毫还手之力，只能引颈待戮。因而惟有曹操才能牵制孙权，使孙有所顾忌而不得不联刘抗曹——对于刘备而言，此时的曹操可败而绝对不可死。
然而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却不能不给世人演出一出戏，要让戏逼真又不出丝毫破绽，就必须连自己人也要蒙在鼓里。于是，神机妙算的孔明自然选择了关羽——只可惜了关羽至死都没明就里，认为欠军师的不杀之恩——这却也成就了关羽的义薄云天之名。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更富颠覆性的说辞是诸葛孔明同样被人放了一马，而这却是源于孔明妖魅思维般的“空城计”。
马谡拒谏失守街亭，蜀军门户洞开，魏军十五万直取蜀军指挥部西城。西城仅余二千五百老弱残兵，孔明令偃旗息鼓，大开城门。司马懿兵临城下，但见众老军旁若无人，于城门之下低头洒扫；诸葛亮神情自若，于城门之上焚香操琴——清风左持宝剑，明月右执麈尾——何等祥和平静，却又似乎充满杀机。于是乎这样一座空城，吓得司马懿后军做前军，前军作后军望风而逃。“官方”的答案是：司马懿认为“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宜速退”；而诸葛亮正是利用了司马懿的认知误区——“此人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
然而，另类的推理却是，诸葛亮弹琴退仲达，是因为仲达老狐狸同样妖魅般的思维——司马懿前来就是为了取西城，那有不攻的道理？如此狡猾的狐狸谍报工作也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唯一的解释就是司马懿并不是没有看出这是一座空城，借此天赐良机除掉诸葛亮，就基本等同于灭亡蜀国；而三国鼎立的力量均衡一旦被打破，灭吴就只能是个时间问题。然而司马懿深知狡兔尽走狗烹、飞鸟绝良弓藏的道理，在自身羽翼尚未丰满之前，除去诸葛孔明这个魏国的心腹大患之时，也基本上就是他司马懿的死期到来之日——特别是自己一直备受魏主猜忌，就在不久前还因蜀国的反间计被削去兵权，魏国形势危急才不得不请其复出。
因而，有了诸葛亮这位强大的对手，才有司马懿生存的必要，也才有司马懿日后发家的资本——诸葛亮也正是勘透了这一点，所以并不忌讳向司马懿摊牌。
因而，空城计，是专属于孔明和司马懿的博弈经典。这场两个智者在将近2000年前的联袂演出，演绎出如此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不得不叹为观止。
现代“三国演义”对“均衡论”的妙用
2004年4月6日，朗讯以存在涉嫌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的内部管理不力行为为由，解雇其中国区包括总裁、首席运营官、财务经理以及销售经理在内的4名高级管理人员。
FCPA——这是一部旨在限制美国公司和个人贿赂国外政府官员行为并对在美公开交易公司的财会制度做出规定的法律。法案对适用范围界定得非常明晰：行贿的对象是外国政府官员。很显然，在经意不经意间，朗讯中国事件的第一指向是某些中国政府官员。按照媒体的表述，朗讯遇到了“已经严重到无法在公司内部加以解决的问题”，在这种半遮半掩、欲语还休的暧昧态度中，却清晰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一旦朗讯不能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而进入诉讼状态的话，联邦法院有可能会强制披露行贿细节，这样涉嫌收受贿赂的人员将难以隐藏——如此，即使美国不享有司法管辖权，中国政府的相关涉嫌受贿人员，也会因中国《刑法》中对此的具体规定而难脱法律制裁；并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承诺了此种情况下国与国之间进行司法合作以及协助的责任。
媒体还透漏出这样一种可能，这就是中国目前的主要电信运营商如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都是在美国上市，FCPA因之可以对其进行司法裁定。朗讯中国事件一旦波及到这几家公司，一个可以预见的严重后果是，公司以及内部相关人员不仅可能遭到美国证监会的严厉处罚，并且可能面临股民集体诉讼的困境。
如是，朗讯中国贿赂事件已不啻于一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隐绰之间，我们明显感受到的是一种对中国政府、电信运营商以及相关企业的沉重压力，或者说是对一种几近讹诈的隐忧——从某种程度而言，这种压力已足以影响到我们某些政策的出台以及走向。
看一看移动通信两大统领阵营，我们就会明白许多——欧洲是GSM的策源地，而美国则是CDMA的大本营。阵营双方虽然互有渗透，但都难以打破目前势均力敌的基本平衡。在博弈双方实力均衡的情况下，中国的3G取向将是决定天平倒向的重要砝码。
美国高通在CDMA450MHz技术上拥有超过90%的知识产权，而朗讯公司则拥有450MHz频段CDMA的全套解决方案——4月22日，也就是在朗讯中国事件后不久，中美商贸会谈的结果，是中国做出实质性让步——中方同意在关于本国采用何种第三代移动通讯（3G）技术标准问题上采取技术中立立场，即允许运营商自行选择3G标准，这意味着信息产业部已经松动了对CDMA450的管制——而我们对信息产业部于去年3月份和8月份连续颁布的两条CDMA450封杀令应该仍然记忆犹新。
高通朗讯们在欧洲GSM阵营撕开了一道道口子之后，此次中美商贸会谈的结果便基本决定了欧美未来博弈的最终结局。在这场由美国人导演的“挥泪斩马谡”“捉放曹”“空城计”连环中，我们再次体会到了“均衡”思维于战略的意义。“均衡”思维下的“管理失效”
历史无时无刻不向我们或阴或明地昭示力量平衡的重要，阴阳学说更是将其发展到了极至，这种思维于是也就同样体现于我们本土企业管理之中——据说某通信设备巨头设置了八、九位副总的初衷，就是因为其领袖深谙其中三味。
就管理思维而言，我们所在意的是管理者对力量平衡的误读以及曲解——有些老总正是希望通过或明或暗促成、鼓励下属的争斗，进而通过平衡各方利益关系从而实现对全局的控制，达到独裁甚至“毒”裁的目的，并将此理解为领导力。
我们看到，这已经成为许多本土管理者“办公室政治学”的“不传之秘”。而通过我长期企业工作中的亲身感受，它的“秘技”之一，就是人为制造信息不对称的环境。
经济学上的“信息不对称”源于英文Asymmetry Information（Incomplete Information），它的真实含义是“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是生活中的常态，信息完全则几乎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事情——然而当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人为刻意制造出来时，事情就完全另当别论了。
诸葛亮没有告诉关羽真相，才有了捉放曹以及关羽后来的自咎及感恩于军师；正是所有的人都蒙在鼓里，才有了孔明与司马懿在“空城计”合作上的默契；正是朗讯对行贿事件含糊其辞的表述，才让事件本身具有了无比的威慑力——这种信息不对称就是当权者利用自己的权力人为剥夺了公众（部属）的知情权，而造就的对真实信息垄断控制的相对优势——问题是，诸葛亮是为了国家，而司马懿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私利考虑，朗讯却是自身利益与美国利益的统一；并且，我们看到，这种行为往往与故意曲解与误导信息联系在一起，因而它的本质是反沟通的，也就更接近甚至等同于企业内部的“愚民”行为——“愚”者自然受制于“智”者。然而如果是在私欲的驱动之下，这样的企业之“智”能达到什么层次也就可想而知。
其“秘技”之二，就是在企业中潜移默化出一套潜规则。公开的规章制度具有刚性的约束力——失去了弹性，均衡就往往难以达成。因而在制度之外，必须形成另外一套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游戏规则——正是这套潜规则让诸葛亮与司马懿达成了如此的默契，进而产生敌对状态下的相互信任——当权者明白，水至清则无鱼，也就失却了所有的韵味；因而唯有将水搅浑，自身具有的信息相对优势才能体现出来，才能得以在混沌与无序中把握涌动的暗流。
理性分析这种“均衡”，我们就不能不提及博弈论中的经典对局——“囚徒困境”。
这场博弈讲的是两个被指控共同犯罪的囚徒被检察官分隔提审。囚徒明白，如果他们都不坦白，因证据不足，两人将会被释放；如果两人都坦白，两人都会因罪判监。然而两人却被告知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个不坦白，坦白的人将被释放并获得赏金，而抗拒者将被判重刑且被罚款。由于谁都不知道对方的选择，博弈的结果就是两人相互背叛，共同选择坦白。
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由于人为的非公正规则设局（潜规则），博弈双方不得不放弃了最佳选择，而同时选择了背叛——这里的问题在于，囚徒并不指望通过背叛来获得“最大利益”，而是为了避免可能的“最大损失”。具体到管理思维，这就会使其整体的战略追求下降到很低的层次，并且难以良性配置人力资源产生应有的群聚效应，1+1＜2的情形将不可避免——当某人因为不守信用而获得了更大的利益（或者说避免了最大损失），其他人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也会放弃守信——这样的结果就是最终所有人都会变得诚信全无——公众对于团队的信心将彻底崩溃，这将导致完全的“管理失效”。
因而，这种对“均衡”的追求实在是对领导力的一种曲解，一个典型的东方权术陷阱——在一家山头林立的公司是不可能有真正的长远战略目标与共同利益可言的，它使成熟的商规难以张扬，而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被催化得无以复加。曾诞生过孙子、张良、诸葛亮这些权谋天才的古老国度，有着煌煌数千册兵书谋略的五千年文明，最终没能挡住区区几艘坚船几门利炮，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管理失效”的破解：源于制度的信息完全透明
因而，这种“均衡”的打破，就需要必要信息的完全透明，因而这就需要制度保障下的沟通体系，以确保真实的信息不仅仅为少数“智”者所心知肚明；并且，以制度的刚性彻底绞杀潜规则于企业、社会之中——通过对过程的标准控制来达至结果的唯一，这样我们可能会从此失去那些权谋阴影下的所谓成果，得到的却是阳光下的枝茂叶盛。
第二章 明朝秘闻
朱元璋
出身布衣
朱元璋幼名重八，又名兴宗，后改名元璋，字国瑞。朱重八的父亲，也不叫朱世珍，原名朱五四。朱元璋的妈妈陈氏，叫陈二娘；朱元璋的大哥叫朱重四，二哥叫朱重六，他本人排行老三，所以叫朱重八。清朝人俞樾在他的《春在堂随笔中》写道：“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冉证以明高皇（朱元璋）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他又举当时绍兴乡间为例：“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命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即名‘五九’”，五九相乘，四十五也。据俞樾钩沉，明朝大将常遇春的曾祖父叫常四三，爷爷叫常重五，父亲叫常六六；大将汤和的曾祖叫汤五一，爷爷叫汤六一，父亲叫汤七一，等等，皆为佐证。
和大多数封建皇帝一样，朱元璋的出世也被人为增加了几分传奇色彩，据《明史》记载：朱元璋的母亲刚怀孕时，曾经做了个梦，梦中有一个神仙给了她一粒仙药，放在手中闪闪发光，于是她就吃了下去，他母亲从梦中惊醒，但是仍余香满口。等到朱元璋出生时，红光满屋，时值夜晚，红光从屋中射出，邻居见后，以为失火，忙奔走相救，结果是虚惊一场。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人。元天历元年（1328年），朱元璋出生于凤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由于营养不良，朱元璋小时候体弱多病，瘦得皮包骨头。朱元璋父母十分迷信，认为只有观音菩萨才能救他一命，保佑他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于是，他们就把幼小的朱元璋送到附近的皇觉寺，并让朱元璋拜寺里的老和尚高彬为师。当然也有说是朱元璋活不下去才去投奔寺院的。
朱元璋到了10岁时，其父亲朱世珍为了躲避沉重的赋役，再次搬家。后来就在太平乡的孤庄为地主刘德种地，朱元璋就为刘德家放牛。
在放牛的过程中，朱元璋结识了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人，并成为要好的朋友。日后，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人为建立明朝南征北战，立下了功勋，成为开国元老。
朱元璋自幼聪明顽皮，并曾经读过几天书，所以鬼主意最多。常玩的游戏就是扮皇帝，他穿着破衣烂衫，把棕树叶撕成丝丝缕缕，粘在嘴上当胡子，用一块车辐板放在头上顶着当作平天冠，然后往土堆上一坐，就装模作样称起皇帝来，还让伙伴每人捡一木块，用双手捧着，三跪九叩，并高呼万岁。
当放牛娃，不仅常挨主人打骂，而且经常吃不饱，只有饿肚子放牛，于是发生了朱元璋宰牛的事情。一天放牛时，朱元璋和徐达、汤和、周德兴都觉得肚子饿，于是朱元璋出点子，将一头小牛犊杀掉，大家烤着吃了。没多久，只剩下一张牛皮、一堆骨头和一条牛尾巴。吃完了，但回去怎么向地主交待呢？大家都发愁了，于是互相埋怨。朱元璋于是站出来，想了个办法，他让大家把牛骨和牛皮埋了，把血迹掩盖起来，然后把牛尾巴插到山上的岩缝里，就说小牛钻进山洞里去了，拉不出来。小伙伴都纷纷赞同。这个天真的想法当然瞒不过地主刘德，结果是朱元璋被毒打一顿并赶回了家，而且给父亲增添了赔偿小牛的债务。但是朱元璋却因敢作敢当而深得小伙伴的信任。
流浪行童
元朝统治时期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杀蒙古人偿命，杀回回罚银八十两，杀汉人罚交一餐头毛驴价钱。汉人村里新媳妇的头一夜一定要给蒙古保长，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赋役沉重，再加上灾荒不断，广大汉人在死亡线上挣扎。
1343年，濠州发生旱灾。不料次年春天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庄稼被蝗虫吃得干干净净。祸不单行，接着又发生了瘟疫。一时间，家家户户都死人，一个村子中一天中竟死去十几人，甚至几十人。
不久，朱元璋家也染上了瘟疫，不到半个月，其64岁的父亲、大哥以及母亲陈氏先后去世。朱元璋和二哥眼看着亲人一个个死去，家里又没钱买棺材，甚至连块埋葬亲人的土地也没有。可叹朱世珍一生劳苦，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处。朱元璋和二哥放声痛哭，惊动邻居刘继祖，于是继祖给了他们一块坟地。他们兄弟二人好不容易找了几件破衣服包裹好尸体，将父母安葬在刘家的土地上。三十五年以后，朱元璋回忆起此事时，仍难抑悲痛之情，他在《皇陵碑》中写道：“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不到半个月，昔日和睦温暖的家不存在了，父母的疼爱也一去不复返了。家破人亡的惨痛，深深地影响着朱元璋的心境，使他仿佛跌进了无底深渊。这时，为了活命，朱元璋与他的二哥、大嫂和侄儿被迫分开，各自逃生。朱元璋实在走投无路之下，想起幼时曾经许愿舍身的皇觉寺，于是就去投奔了高彬和尚，在寺里剃度为僧，做了小行童。他在寺里每日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烧饭洗衣，整天忙得团团转，有时仍会受到老和尚的斥责。日子一长，朱元璋憋了一肚子气。一天，他扫地，被伽蓝神座绊了一下，于是他就顺手打了伽蓝神几扫帚。
还有一次，老和尚见大殿上的蜡烛让老鼠咬坏了，就当众训斥了朱元璋。朱元璋心想，伽蓝神连自己面前的东西都管不住，还怎么管殿宇？更害得自己受骂，越想越气。于是，朱元璋就找管笔，在伽蓝神的背后写了“发配三千里”几个字。这些都反映了朱元璋不甘于受压迫的性格。
可是，朱元璋做行童不久，寺里的粮食不够和尚们吃了，寺里也得不到施舍，主持高彬法师只好罢粥散僧，打发和尚们云游化缘。这样，朱元璋才做五十天行童，而且还不会念经、做佛事，但是没有办法，也只好扮成和尚的样子，离开寺院托钵流浪。这时朱元璋年仅17岁。
朱元璋边走边乞讨，他听人说哪里年景好就往哪里走，他从濠州向南到了合肥，然后折向西进入河南，到了固始、信阳，又往北走到汝州、陈州等地，东经鹿邑、亳州，于1347年又回到了皇觉寺。在这流浪的三年中，他走遍了淮西的名都大邑，接触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社会生活经验。艰苦的流浪生活铸就了朱元璋坚毅、果敢的性格，但也使他变得残忍、猜忌。这段生活对朱元璋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元璋在外云游的三年，也正是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明王出世，普度众生”的说法，北方的白莲教也在进行同样的宣传。朱元璋在流浪中，也接触到这样的宣传，他目睹国是日非、人民生活恶化的现状，意识到天下大乱很快就会来临了。于是在回到皇觉寺后，朱元璋发奋勤学，广交朋友，准备干出一番事业来。
1351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发动起义，并推韩山童为明王。同年八月，彭莹玉、徐寿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起义。这些起义者用红巾裹头，故称红巾军。1352年，郭子兴和孙德崖在濠州起义。
朱元璋闻听起义的消息，不由心想，老在寺院里，随时可能被元官军抓走，性命难保。正在此时，朱元璋收到儿时伙伴汤和的信，汤和在信中邀请朱元璋参加郭子兴的义军。恰在此时，朱元璋的师兄秘密告诉他，说有人知道此信，要去告密。于是，朱元璋放下钵盂，赶紧去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这一年，朱元璋25岁。
将帅之才
朱元璋入伍后，因为他作战勇敢，而且机智灵活、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于是郭子兴就把朱元璋调到帅府当差，任命为亲兵九夫长。朱元璋精明能干，处事得当，打仗时身先士卒，获得的战利品全部都上交郭子兴元帅，得了赏赐，又说功劳是大家的，就把赏赐分给大家。不久，朱元璋在部队中的好名声传播开来。郭子兴也把他视作心腹知己，有重要事情总是和朱元璋商量。当时郭子兴有一养女，是其至交马公的女儿。马公死后，他最小的女儿便由郭子兴收养。此时，郭子兴见朱元璋是个人才，对自己的事业将会有很大的帮助。于是便把21岁的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从此军中改称他为朱公子。有了身份，便不能再用从前的小名重八了，于是就另起了正式名字元璋，字国瑞。
当时，在濠州城中，红巾军有五个元帅。郭子兴一派，孙德崖与其他三个元帅一派，两派之间矛盾重重。这年九月，徐州红巾军主将芝麻李被元军杀害，其部将彭大和赵均用率兵到了濠州，彭大与郭子兴交好，而孙德崖等人则拉拢赵均用。在孙德崖的鼓动挑拨下，赵均用绑架了郭子兴，并将郭子兴弄到孙家毒打一顿，准备杀掉郭子兴。朱元璋闻讯后，在彭大的支持下，率兵救回了郭子兴。从此，两派结怨更深了。
朱元璋见濠州城诸将争权夺利，矛盾重重，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创新局面。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六月中旬，朱元璋回乡募兵，少年时的伙伴徐达、周德兴、郭英等和同村邻乡的熟人听说朱元璋做了红巾军的头目，纷纷前来投效。于是朱元璋很快就募兵七百多人，回到濠州，郭子兴十分高兴，就提升朱元璋做了镇抚。
这年冬天，彭大的儿子彭旱住自称鲁淮王，赵均用自称永义王，而郭子兴等仍是元帅。
朱元璋见这些人半年没出濠州城，于是他从自己招募的新兵中挑选了心腹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离开濠州，南略定远。在南略定远途中，朱元璋先招抚了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后又招降了豁鼻子秦把头的八百人。统率着这支队伍，朱元璋向东进发，乘夜攻破定远横涧山的元军营地，元帅缪大亨投降。朱元璋从降军中挑选了精壮汉人二万人编入了自己的队伍，并南下滁州（今安徽滁县）。
在南下滁州途中，定远名人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李善长和朱元璋一见如故，李善长以汉高祖刘邦为例劝说朱元璋：只要效法刘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很快便可平定天下。朱元璋认为很有道理，于是留李善长做了幕府的书记，并嘱咐李善长好好协调将领间的关系，共创大业。
朱元璋很快攻下了滁州，其亲侄儿文正、姐夫李贞带着外甥保儿（后来取名文忠）前来投靠。从他们口中，朱元璋得知二哥、三哥、姐姐都去世了，不免伤心。其时还有定远孤儿沐英，甚是可怜，于是，朱元璋就将这三个孩子收作养子，改姓朱。后来，朱元璋又收养了二十几个义子。
在朱元璋进攻滁州时，郭子兴受到赵均用、孙德崖等人的排挤，所以，朱元璋攻下滁州城不多久，郭子兴也来到了滁州。朱元璋立即交出兵权，三万人的队伍，纪律严明，军容肃整，郭子兴见了十分欢喜。
1353年，朱元璋任命虹县（今安徽泗县）人胡大海为前锋，一举攻克了和州。消息传来，郭子兴即刻任命朱元璋为总兵官，镇守和州。一次，朱元璋外出，看到一个小孩在哭，朱元璋问他为什么哭，答说是等父亲。朱元璋仔细一询问才知道，原来孩子的父亲和母亲都在军营，父亲在营中养马，母亲和父亲不敢相认，只好以兄妹相称。朱元璋意识到，部队军纪存在问题，他们攻破城池后，扰民滋事，掳掠妇女，这样下去，部队将失去民心。于是，朱元璋召集众将，申明纪律，下令归还军中有夫之妇，让城中许多被拆散的夫妻团圆。此事广为传颂，朱元璋深得民心。
此年三月，郭子兴病逝，小明王韩林儿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名义上，都元帅是军中之主，右副元帅的地位也比左副元帅高。但是滁州和和州的军队，多是由朱元璋招募收编的，而且朱元璋比郭天叙和张天佑有勇有谋，并且手下又有人才。所以，朱元璋事实上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帅。
朱升献策
在朱元璋称帝之前，所奉行的策略是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高筑墙是指加强军事防备，巩固后方；广积粮是指发展经济生产，储备粮食，增强经济实力；缓称王则是指不要过早称帝，以免树敌过多。这三条建议极具战略眼光，是朱元璋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
朱元璋在和州驻守几个月后，粮食供应成了问题。与和州相对，紧靠长江南岸的太平（今安徽当涂）、芜湖是盛产稻米的地方，但是没有船只，只能望江兴叹。这时恰好两支红巾军的巢湖水军前来归附，朱元璋亲自处理合并事宜。七月间，巢湖水军千余只战舰突破元军封锁抵达和州。朱元璋的步马军登上巢湖水军的船只，从和州东渡长江。到达对岸的采石，常遇春一马当先，率军冲杀，攻克采石，获得大量粮食。将士想把粮食和战利品运回和州慢慢享用。见此，朱元璋果断地命人砍断船缆，任船顺流而下，断绝退路。将士们见无路可退，一鼓作气，在朱元璋率领下攻克太平。进入太平，朱元璋重申军纪，严禁掳掠，有个别兵士犯禁，立即处死，因此，朱元璋的军队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朱元璋于是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己做元帅，任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这样，朱元璋便开始了稳固根据地的工作。
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三月，张士诚在长江三角洲地带发起攻势，进攻江南元军。乘此机会，朱元璋亲自统率水陆大军，第三次进攻集庆（今江苏南京）。在第三天，攻破城外的陈兆先军营，其部三万六千人归降朱元璋。但是，朱元璋看出降军心存疑虑，军心不定。于是朱元璋就从降军中挑选了五百名勇士当亲军，在夜里守卫，而自己身边，只留有亲兵统领冯国用一人。
第二天，降军知道此事，都十分感动，疑虑全消，甘愿跟随朱元璋打天下。于是，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不到十天，朱元璋便攻下集庆。
朱元璋进城后，下令安抚百姓，改集庆为应天府。小明王韩林儿获报后，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朱元璋在应天则设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以廖小安为统军元帅，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
此时，尽管朱元璋拥有十万兵力，声势比过去大了很多，但是占有的地盘仍然很少，而且四面受敌。东面和南面是元军，东南是张士诚，西面是徐寿辉，虽然同是反元武装，但是张、徐二人同小明王却相互敌视。不过，北面小明王、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大大牵制了元军，而且，张士诚、徐寿辉的力量还不足以兼并朱元璋。这样一来，朱元璋暂时没有对付不了的敌人，并且面临着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朱元璋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巩固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于是在占领应天不久，朱元璋立即派徐达攻取镇江。出战前，为了严明军纪，朱元璋故意以放纵士卒的罪名将徐达抓起来，并准备以军法处斩。此时，李善长出来求情，众将不知是计，也一起求情。于是朱元璋就顺水推舟，说看在众人的面上，暂时免去徐达死罪，不过要徐达攻下镇江后，做到不烧不抢，方可完全赦免徐达之罪。众将见对待主将尚且如此严厉，因此，无不严守军纪，镇江很快攻下。到1357年冬，朱元璋在一年的时间里先后攻下了金坛、丹阳、江阴、常州、常熟、扬州等地，控制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到1359年，从现在的地图看，朱元璋已经占领了江苏南京、太湖以西，往南经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交界处，到浙东的一块长方形地区。与四年前刚占领应天时相比，形势已大有改观。
在完成了“高筑墙”的部署后，朱元璋便着手实行“广积粮”了。在初期，军粮的解决主要是靠强征，即征收“寨粮”。但是长此以往，军队就会成为纯粹的破坏力量，失去民心。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朱元璋除了动员百姓进行生产外，决定推行屯田法，大力开展军队屯田，任命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用使，负责兴修水利，又分派诸将在各地开垦种田。几年工夫，到处兴屯，府库充盈，军粮充足。在1360年，朱元璋下令不再征收“寨粮”，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了积粮，朱元璋明令禁酒，但是其手下大将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与别人违法犯禁，私自酿酒获利，朱元璋知道后，下令杀了胡三舍，有人进谏说胡大海此时正在攻打绍兴，希望朱元璋可以看在胡大海的面子上放了胡三舍。朱元璋大怒，坚决严明军纪，于是自己动手将胡三舍杀掉。
在争取民心的同时，朱元璋还不断网罗人才，特别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朱元璋在应天还专门修建了礼贤馆来接待他们。这些人在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李善长、朱升。朱元璋十分尊重儒士，他曾在1358年召见儒生唐解实，询问汉高帝、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定天下之道，这也表明朱元璋决心要开创一个新的封建皇朝。
削陈平张
朱元璋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在长江上游有陈友谅，长江下游有张士诚，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方国珍、陈友定的目标在于保土割据，张士诚则对元朝首鼠两端，没有多大雄心；陈友谅最强，是朱元璋占领应天后遇到的最危险的敌人。
陈友谅本是徐寿辉手下大将倪文俊的部下。后来他杀死倪文俊，并于1360年挟持徐寿辉，攻占了太平、采石。于是陈友谅以为应天唾手可得，就杀了徐寿辉，在采石称帝，国号汉，改元大义。
接着，陈友谅约张士诚东西夹击应天，平分朱元璋的领地，应天大震。朱元璋只好召集众将商量对策，一时众说纷纭。惟有刘基默不作声，朱元璋知道刘基有主张，于是征求他的意见，刘基认为目前最危险的敌人莫过于陈友谅，必须集中力量消灭他。虽然陈友谅势力强大，但是他杀君自立，部众离心，人民疲敝，故而不难战胜，只要等他们深入，再以伏兵击之，不难取胜。
朱元璋同意刘基的判断，于是设计诱敌深入，制造战机。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和陈友谅是老朋友，于是康茂才修书一封，派人送到陈友谅营中，约陈攻击应天，并说愿意在江东桥作内应。
六月二十三日早晨，陈友谅率舰队主力赶到应天郊外的江东桥，才发现桥是石桥而非木桥，方知受骗中计。但为时已晚，朱元璋的伏兵奋起攻击，陈友谅大败。朱元璋收太平，占领信州、安庆。陈友谅败逃九江，第二年八月攻下安庆，于是朱元璋率军直取陈友谅的老巢江州，陈友谅逃往武昌，朱元璋攻克江西和湖北东南部。
正在这时，中原红巾军发生分裂，力量削弱。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乘人之危，派部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向朱元璋求救。待到朱元璋率军赶到安丰时，刘福通已被吕珍杀死，朱元璋只救出小明王韩林儿，把他安排在滁州居住。
朱元璋率主力营救小明王时，陈友谅认为反攻时机已到，于是率兵进攻洪都（今江西南昌）。
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率领将士坚守八十五天。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七月，朱元璋统兵二十万，进发洪都，陈友谅获悉后，撤出围军，迎战朱元璋，双方在鄱阳湖展开决战。
鄱阳湖水战，从八月二十九日开始，至十月三日结束，进行了三十六天。朱元璋的军队充分发挥小船灵活的长处，火攻陈军，最终取胜，陈友谅被乱箭射死。
1364年元旦，朱元璋称吴王，建百官司属，仍以龙凤纪年，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因1363年张士诚早已自立为吴王，故历史上称张士诚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
至正二十四年三月，朱元璋再次到武昌督兵攻城，陈理最终出城投降。在吞并了陈友谅后，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
张士诚是泰州（今属江苏大丰市草堰镇）人，早年贩卖私盐为业。元末发动盐徒起义，于1354年在高邮称诚王，建国号为周，建元天。1356年，建都平江（今苏州）。消灭陈友谅父子后，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五年十月进攻张士诚，一举攻下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安丰诸州县，将东吴的势力赶出江北地区。
至正二十六年五月，朱元璋发表檄文声讨张士诚。檄文列举了张士诚八大罪状，除了第四款和第八款与西吴有关外，其余的全都是指责张士诚背叛元朝。不看开头和结尾，非常容易使人误以为是元朝的讨伐令。这表明朱元璋已经以顺承天命的王自居，准备继承王朝的正统。
朱元璋的军队攻势迅猛，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杭州、湖州先后投降，平江成为孤城。于是朱元璋以重兵包围平江，发动平江战役。
在围城的同时，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滁州接小明王韩林儿到应天来，但在瓜州渡江时悄悄将船底凿漏，小明王沉于江底。接着，朱元璋宣布不再以龙凤纪年，称1367年为吴元年。平江战役开始时，朱元璋筑墙围城，并造有三层的木塔楼，高过城墙，以弓弩、火铳向城内射击，还设襄阳炮日夜轰击。城内一片恐慌，张士诚几次突围都以失败告终。张士诚反复无常，贪图享受，对部下也十分放纵。平江被围困的最后一天，张士诚弟弟张士信在城头督战，仍不忘享乐，坐在银椅上饮酒，左右侍奉的人递桃子给他，结果桃子还没到口，恰好一炮打来，脑袋被打得粉碎。朱元璋曾多次派人劝降，都被张士诚拒绝。张士诚死守平江，粮尽后，便以老鼠、枯草为食；箭尽了，便以屋瓦为弹。直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九月初八，朱元璋率军攻入平江城，张士诚则展开巷战相抵抗。最后，张士诚被俘，解往应天。朱元璋问话，他不搭理；李善长问他，他则破口谩骂。无奈，朱元璋只得命手下卫士以乱棍打死张士诚。当时张士诚47岁，东吴灭亡。
明朝统一
消灭东吴张士诚后，朱元璋大体上占据了今天的湖北、湖南、河南东部、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这些是全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此，进行大规模南征北伐的时机成熟了。
当时南方的形势是方国珍占据浙东、陈友定据有福建、明玉珍控制着四川，广东和广西则仍处在元朝统治中。在平江战役快结束之时，朱元璋已派参政朱亮祖率兵进攻方国珍，然后又命汤和为征南将军，从宁波进攻方国珍，方国珍于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十二月归降。与此同时，朱元璋与刘基细细商定了北伐计划。此时常遇春提议：直取大都，以其精兵消灭元朝的疲卒，占领大都后，分兵出击，则大功告成。为此，朱元璋不赞成，他认为大都是元朝经营了上百年的都城，防御工事坚固，孤军深入进攻，太过危险，应先取山东，再占河南，折攻潼关，取得东西南三方面的军事要点，然后再攻取大都，必将成功。诸将对此表示赞同。
于是，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统率全军；以常遇春为副将军，另以参将冯胜、右丞薛显、参将傅友德各领一军，全力北伐。
朱元璋再三申明军纪，告诫出征将士，北伐不是攻城略地，而是推翻蒙元暴政、解除人民痛苦。随后还发布了由宋濂起草的告北方官吏和人民的檄文，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这对中原地区的广大汉族人民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檄文还表示，对于蒙古人和色目人若愿为新皇朝臣民，则与中原人民一样看待。
北伐军节节胜利，迅速攻下山东诸郡。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四月占领开封，平定河南，同时攻克潼关。八月，攻克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元顺帝见孤城难守，于是带着后妃太子慌忙弃城逃走，奔向漠北，统治中原长达九十九年的蒙元被赶出了中原。一如宋之丞相文天祥所说的一样，胡运不过百年。
在南征北伐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至正二十八（公元1368年）正月，40岁的朱元璋告祀天地，于应天南郊登基，建国号大明，改元洪武，以应天为南京。经过了九十九年的努力，汉人终于重掌了政权，坐回自己的主人。
经过十六年的征战讨伐，朱元璋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从一个横笛牛背的牧童、小行僧，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1371年，明军入川，夏主明升暗降，四川平定。1381年，朱元璋命傅友德、沐英、蓝玉进攻云南，次年攻破大理，基成上完成了南方的统一。1387年，冯胜、傅友德、蓝玉奉命进攻辽东元朝残将纳哈出，纳哈出无路可走，只好投降，辽东平定。至此，除漠北草原和新疆等地外，全国已基本上光复。
休养生息
明朝建立伊始，中华大地经过近二十年战乱的破坏，一片凋敝。对此情形，朱元璋实行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1368年，朱元璋称帝不久，外地州县官来朝见，朱元璋对他们说：“天下初定，老百姓财力困乏，像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如同新栽的树，不可动摇它的根。现在重要的是休养生息”。1370年，朱元璋接受大臣建议，鼓励开垦荒地，并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他还采取强制手段，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对于垦荒者，由政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规定免税三年，所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还规定，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种桑、棉、麻各半亩，有田十亩以上者加倍种植。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除了民屯外，明初还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管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明军士屯守比例是：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田。军粮基本上自给自足。商屯是指商人在边境雇人屯田，就地交粮，省去了贩运费用，获利更丰。商屯的实行，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开发了边疆。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和赈济灾荒。在即位之初，朱元璋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须及时奏报，否则加以处罚。到1395年，全国共开塘堰40987处，疏通河流4162道，成绩卓然。朱元璋出身农民，深知灾荒给农民造成的痛苦，在他即位后，常常减免受灾和受战争影响的地区的农民的赋税，或给以救济。朱元璋还十分爱惜民力，提倡节俭。他即位后，在应天修建宫室，只求坚固耐用，不求奇巧华丽，还让人在墙上画了许多历史故事，以提醒自己。按惯例，朱元璋使用的车舆、器具等物，应该用黄金装饰，朱元璋下令全部以铜代替。主管的官员报告说用不了很多黄金，朱元璋却说，他不是吝惜这点黄金，而是提倡节俭，自己应作为典范。在朱元璋积极措施的推动下，农民生产热忱高涨。明初农业发展迅速，元末农村的残破景象得以改观。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促进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朱元璋的休养生息政策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稳定了农民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清除权臣
明初，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了元朝，朱元璋逐渐认识到其中的弊病，于是进行了改革。
首先是废除行省制。1376年，朱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
在军事上，朱元璋废除了管理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将其分为中、左、前、后、右五军都督府，并和兵部互相牵制。兵部有权颁发命令，但是不直接统帅军队，都督府掌管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是没有调遣军队的权力。这样，军权便集于皇帝之手。
在中央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废除丞相制。明初中书省负责处理天下政务，地位最高。其长官为左、右丞相，位高权重，丞相极易与皇帝发生矛盾，明朝时以胡惟庸任相后最甚。
胡惟庸是凤阳定远人，1373年由右丞相升任左丞相。胡门生故吏遍于朝野，形成一个势力集团，威胁皇权。1378年，朱元璋对中书省采取行动。一天，胡惟庸的儿子骑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结果跌落马下，被一辆过路的马车压了，胡惟庸将马夫抓住，随即杀死。朱元璋十分生气。十一月又发生了占城贡使事件。占城贡使到南京进贡，把象、马赶到皇城门口，被守门的太监发现，报与朱元璋，朱元璋大怒，命令将左丞相胡惟庸和右丞相汪广洋抓进监狱。但是，两丞相不愿承担罪责，便推说接待贡使是礼部的职责，于是，朱元璋便把礼部官员也全部关了起来。
两相入狱，御史们理解了皇上的意图，便群起攻击胡惟庸专权结党。于是，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和有关的官员，同时宣布废除中书省，以后不再设丞相。
朱元璋以专权枉法之罪杀了胡惟庸后，胡案就成为他打击异己的武器，以致受牵连而被杀者达三万多人，最后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也受牵连，77岁的李善长全家被杀。
接着，朱元璋又于1393年杀掉功臣蓝玉。蓝玉是明朝开国大将，被朱元璋封为凉国公。1391年，四川建昌发生叛乱，朱元璋命蓝玉讨伐，临行前，朱元璋面授机宜，命蓝玉手下将领退下，连说三次，竟无一人动身，然而蓝玉一挥手，他们却立刻没了身影。这使朱元璋下决心要除掉蓝玉。1392年的一天，早朝快结束时，锦衣卫指挥使参奏蓝玉谋反，朱元璋随即令人将其拿下，并由吏部审讯。当吏部尚书詹徽令蓝玉招出同党时，蓝玉大呼：“詹徽就是我的同党！”话音未落，武士们便把詹徽拿下，审判官们目瞪口呆，不再审了。三天后，朱元璋将蓝玉杀死，尔后，就是大规模的清洗和株连。胡、蓝两案，前后共杀四万人。
对于朱元璋的滥杀，皇太子朱标深表反对，曾进谏说：“陛下诛戮过滥，恐伤和气。”当时朱元璋没有说话。第二天，他故意把长满刺的荆棘放在地上，命太子拣起。朱标怕刺手，没有立刻去拣，于是朱元璋说：“你怕刺不敢拣，我把这些刺去掉，再交给你，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杀的都是对国家有危险的人，除去他们，你才能坐稳江山。”然而朱标却说：“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臣民。”朱元璋大怒，拿起椅子就扔向太子，朱标只好赶紧逃走。
打击贪官
朱元璋出身贫苦，从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他的父母及长兄就是死于残酷剥削和瘟疫，自己被逼迫从小出家当和尚。所以，在他参加起义队伍后就发誓：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
后来他登基皇位不食言，果然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贪官”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他的办法很特别：
首先，朱元璋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当他发现御史宇文桂身藏十余封拉关系拍马屁私托求进的信件后，立即派人对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从上到下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他龙颜大怒，立即诏令天下：“奉天承运，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并称：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
其次，朱元璋敢于从自己身边“高干”开刀。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由于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他们有恃无恐贪赃枉法。朱元璋大胆对这些官员进行惩处。
洪武十五年，户部官员与地方官府勾结，采取预先空白报表盖印后私自填充虚假支出数额营私肥己贪污财物。朱元璋发现后，立即将各地衙门管印的长官全部处死；副长官打百棍边疆充军。三年后，又查出户部侍郎（相当今天的副部长）郭桓和各司郎中（司长）、员外郎（副司长）与各地到中央缴纳课税的官员结成贪污团伙，采取多收少纳、捏报侵欺手段贪污国库物资折合粮食达两千四百万石的犯罪事实。他将这些贪官统统处死，各省、府、县牵连人员无一幸免，一时几万贪官人头落地，受到不同处理的人就更多了。洪武二十五年，户部尚书赵勉伙同老婆内外受贿十几万银两东窗事发，结果夫妻二人双双成了刀下鬼。
洪武十六年，刑部尚书开济接受一死囚家贿银万两，用另一死囚做替死鬼。他还勒索其他罪囚家人钱物，并导致一家20口人全部自杀的悲剧。洪武十九年，刑部郎中、员外郎受贿虚报死亡并私放两死囚。这些大贪官都被朱元璋斩首。
洪武十八年，工部许多官员借营建宫廷之机，采取虚报工匠工役人数天数多领工银，发放时克扣工匠银两私吞。朱元璋在一次突击检查中就查处侍郎韩铎、李桢贪污受贿案，并且带出中央专门派去监督工部的工科给事中。
洪武十八年，兵部侍郎王志把征兵之机当作生财之道，接受逃避服兵役的世袭军户所送贿银达23万两。朱元璋把他也送上断头台。
洪武十九年，礼部侍郎章祥，伙同员外郎辛钦，竟然私自侵吞皇帝赏赐公主婚礼的银两，也被朱元璋拿了个正着。
朱元璋为了监督各级官吏行为，专设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职位。然而这些监督部门也被腐败了。洪武十九年，都察院御史刘志仁奉命去淮安处理一宗案件。到达后他故意拖着案子不审，吃了原告吃被告，勒索两家许多钱物，还诱奸良家民女。后被朱元璋处死。朱元璋又查出六科有61个给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贪污受贿行为，一一做了处理。
第三，朱元璋发明“剥皮实草”的残酷刑法处置贪官。一天，朱元璋在翻阅一批处死贪官的卷宗时突发奇想：百姓痛恨的贪官一刀斩首太便宜了他们，何不采取挑筋、断指、断手、削膝盖等酷刑。他还创造了“剥皮实草”刑法，把那些贪官拉到每个府、州、县都设有的“皮场庙”剥皮，然后在皮囊内填充稻草和石灰，将其放在处死贪官后任的公堂桌座旁边，以警示继任之官员不要重蹈覆辙，否则，这个“臭皮统”就是他的下场。这种触目惊心的举措震慑了一批官员，使他们行为大为收敛。
第四，朱元璋对自己培养的干部决不姑息迁就。为了培养和提拔新力量，朱元璋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为没有入仕的年轻读书人提供升迁机会。他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然而洪武十九年，他派出大批进士和监生下基层查勘水灾，结果有141人接受宴请，收受银钞和土特产品。朱元璋在斩杀他们时伤心的连连叹气。
第五，朱元璋制定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近两年时间编纂的《大诰》一书是他亲自审讯和判决的一些贪污案例成果的记录，书中还阐述他对贪官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朱元璋下令全国广泛宣传这本书；他还叫人节选抄录贴在路边显眼处和凉亭内，让官员读后自律，让百姓学后对付贪官。
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人在政举”，借助自己的崇高威望，以极其残酷的法律严惩贪官污吏。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之精确，收到了强烈震慑作用。朱元璋从登基到驾崩，他“杀尽贪官”运动贯穿始终没有减弱，但贪官现象始终没有根除。他晚年只能发出“为何贪官如此之多，早晨杀了，晚上又生一拨”的哀叹。
集权统治
由于朱元璋是开国皇帝，明初皇帝的力量比较强大，到了明朝中后期则文官的力量变的强大起来。朱元璋利用特务机构，派出大量名为“检校”的特务人员，遍布朝野，暗中监视。有一次，学士宋濂上朝，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在家喝酒没有，请了哪些客人，宋濂一一照实回答。朱元璋听后满意地说：“你果然没有骗朕。”著名儒士钱宰被征参编《孟子节文》，一日散朝回家，随口吟诗道：“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日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结果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便问钱宰：“昨天的诗不错，不过朕没有‘嫌’迟，改作‘忧’字，如何？”钱宰一听，吓得忙磕头请罪。
1382年，出于监控官员的需要，朱元璋将管辖皇帝禁卫军的亲军都尉府改为锦衣卫，并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权力，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控。它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俗称“诏狱”，诏狱里采取剥皮、抽肠、刺心等种种酷刑。朱元璋还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有很多大臣惨死杖下，工部尚书薛禄就是这样被活活打死的。
在地方上，在各府县的重要地方，朱元璋还设置了巡检司，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
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规定以八股文作为取士的标准，以“四书”、“五经”为题，不允许有自己的见解，必须依照古人的思想。这种考试的内容比较僵化，限制了人们的思想。
同时，对于不肯合作的地主知识分子，朱元璋则想尽办法加以镇压。他出生贫寒，并且早年做过和尚，所以十分忌讳“光”、“秃”等字眼，就连“僧”也不喜欢，甚至连和“僧”读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样厌恶；他曾参加过红巾军，因此不喜欢别人说“贼”、“寇”，连和贼读音相近的“则”也厌恶。有好多人因此送命，如浙江府学林元亮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其中有“作则帝宪”一语，杭州府学徐一夔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便硬说文中的“则”是骂他做“贼”，“光”是光头，“生”是僧，是骂他做过和尚。据说，有一年元旦夜里，朱元璋外出，发现一则灯谜：上画了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西瓜，坐在马背上，其中马蹄画得特别大。对此，朱元璋大怒，认为这是暗讽马皇后是个大脚，于是即命查缉，将作灯谜的人杖责至死。
文字狱从1384年一直延续到1396年，长达十三年，造成了人人自危、不敢提笔的局面，以致文官们不得不请求设计出一种标准的文牍的措辞，以免犯忌。
紧抓教育
朱元璋在创立明王朝的过程中认识到，元朝之所以灭亡，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因此，一登上皇位，他就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
洪武九年（1376年）六月，山东日照县知县马亮任职考满，入京觐见皇帝，州里给他下的评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针对这个鉴定，朱元璋的批示是：农桑乃衣食之本，学校是风化之源，这个县令放着分内的事不做却长于督运，这是他的职责吗？结果，那位马县令不但没有晋升反而被“黜降”了。（《明太祖实录》卷106）
除了政府官员要大力抓教育以外，朱元璋还要求直接担任教育工作的各级“教师”必须负起责任。洪武十五年四月，朱元璋任命吴颙为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的生源一部分是公侯、功臣子弟，一部分是从全国范围内选拔出来的有才华的人，因此，对这些人的管理有很大的难度。朱元璋对吴颙说，要搞好教育必须师道严而后模范正，师道不立则教化不行，天下学校就无从效仿。意思就是要大胆管理、严格教育。（同上，卷144）然而吴老先生却没有按照皇帝的旨意办事，任祭酒不到一年，因为治纪不严，放纵不爱学习的武臣子弟，朱元璋就把他罢免了。（同上，卷151）
朱元璋认为，教育不仅是以文辞为务、记诵为能，从事教育的人要关心时事，关注国计民生。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全国各地到了任职年限的学正、教谕、训导（不同级别的教师）进京考绩，等待升迁。朱元璋借机向他们询问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其中岚州（属山西）学正吴从权、山阴（今绍兴）教谕张恒都说不知道，声称这不是他们的职责，他们的任务只是教书。朱元璋听罢十分生气，举了宋朝儒士胡瑗的故事，并说，圣贤之道是用来济世安民的，你们连民情都不知道，天天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呢？结果可想而知，这两个人被流放到边疆去了。（《明史纪事本末》卷14）
其实，类似的事很久以前就发生过了。洪武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退朝之后，朱元璋召儒臣谈论治国之道，大家畅所欲言，只有国子学官李思迪和马懿沉默不语。朱元璋极不高兴，把他们给贬了。之后，在下发给国子监的“通报”中说：身为人师，应该“模范其志，竭胸中所有，发世之良能，不隐而训……”李思迪和马懿，出身草野，现在能与皇帝议论国是，皇帝这么虚心请教，他们竟连一句话都不愿说，对皇帝尚且如此，还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教学生吗？（《国榷》卷6；《明通鉴》卷6）
显然，对待“高级教师”（国子学官），朱元璋的标准更高了，除了关注国计民生，还要具备参政议政的素质。呵呵，可以想见，那些生活在洪武朝的老师，尤其整天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晃悠的国子学官们，日子真是如履薄冰呀！
朱元璋真相
明太祖朱元璋被称为“平民皇帝”，他甚至被一些旧式史学家捧为“民族英雄”。这类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根据。元廷灭宋，朱元璋在元末抗元起义中，削平群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不正是“民族英雄”吗！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朱元璋的家庭层次低得不能再低，穷得不能再穷。他当叫化子讨不到饭，当小和尚化不到缘，经常饿得头昏眼花，冷汗淋漓。他的投军，最初不过是混碗饭吃，哪有什么雄心、野心，后来居然打下了江山，这都是给环境逼出来的。这不是“平民皇帝”又是什么！既然是穷人出身的皇帝，对百姓总应该好点。现在让我们揭开史书一层一层的面纱，看看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不打元兵专打友军
在元廷的暴政统治之下，老百姓长期过着“窦娥冤”式的生活，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公元1351年，当元廷征集数十万民工治理黄河之时，在工地上挖出了一个石人，只有一只眼睛，于是民间盛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以黄河工地为中心，抗元的怒火燃遍了中华大地。英雄四起，各据一方。元廷虽然派兵镇压，但是起义军此伏彼起，元廷穷于应付。四年之后，起义军首领刘福通部打出“反元复宋”的旗帜，拥宋徽宗的后裔韩林儿为帝，在亳州建立政权，国号大宋，年号龙凤。各地起义军虽多使用龙凤年号，不过是遥相呼应，虚张声势而已，大家仍然是各自为战，并未听从大宋政权的指挥。
朱元璋自己没有任何本钱，投身的还是一个小首领郭子兴的队伍。作为郭的贴身卫兵——亲兵，由于忠心、作战勇敢，他逐渐取得郭子兴的信任，娶了郭的义女马氏为妻。郭子兴死后，他取而代之，自己就有了本钱。
在这一场大混战之中，朱元璋的表现如何呢？当时他的根据地在今安徽省的中部，如果他真正是抗元的“民族英雄”，那他进军的矛头应该直指北方——元廷的所在地。但是从他率领郭子兴的部众开始，到他于1368年登上帝位之前，这10余年间他的进军方向始终是向东——打张士诚，向西——打陈友谅，向南——打方国珍，从来没有向北进军去打过元兵。
这些行动是不是出于某种不得已的原因，或者是由于某些偶然因素所造成？不，这种“不打元兵，专打友军”的做法是朱元璋的“既定方针”，这个“既定方针”是由他的一个同乡同宗儒士朱升代他拟定的，有史为据，有案可查。朱升向他建议的行动纲领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所谓“高筑墙，广积粮”就是筑好防御工事，多存粮草，暂取守势，不要出击，自己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等到别人实力耗尽，再出来收拾残局。所谓“缓称王”，是指对付元廷的策略。许多友军称帝称王，成了元兵打击的目标，太不合算，不如先做缩头乌龟，在别人大事招摇之时，深藏不露，设法自保；等到时机成熟，然后一鸣惊人。从后来朱元璋所吟的《菊花诗》看来，他对朱升的建议已经心领神会。《菊花诗》曰：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的黄金甲。
从许多有记载的历史事实看来，朱元璋也是诚心地奉行这一斗争策略。在许多抗元起义军纷纷北上之时，他按兵不动，坐视友军与元兵血战，付出重大牺牲。在友军互相火并之时，他又拉一方打一方，从中获利。他从起兵到登上皇帝宝座，一共15年。前10年中，他在夹缝中生存，坐大；到后5年，他才重拳出击。1363到1364年，他消灭了陈友谅这一股势力，尽得江西与两湖之地；1367年，他又集中力量，一举消灭了张士诚和方国珍两股势力，取得江苏、浙江、福建这一大片地方。
10多年中，他一直“缓称王”，只打“大宋”的旗帜，用“龙凤”的年号，让刘福通、韩林儿做自己的挡箭牌。待韩林儿兵败前来投奔，他觉得这个傀儡已无利用价值，就害死了韩林儿，自己先称吴王，再登位做了大明皇帝。这时南方已被削平，消除了后顾之忧，他才大举北伐，挥军直捣元廷。经过十几年的战斗，许多勇敢北伐的起义军早已击破了元兵的主力，再加上元廷的大将“窝里斗”愈演愈烈，已经无力对外，朱元璋大军北伐，如入无人之境，坐待“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光荣。
朱元璋一直把抗元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却在后方蚕食友军，耐心等待元廷主力的溃败，和各路友军实力的耗尽。时机成熟，他才下手，不仅摘了许多“大桃子”，而且坐得“民族英雄”的美名。
十几年中，他韬光养晦，不显山不露水，如果和元兵接触，他又是怎么处理的呢？请看《明史，大祖本纪》中的一段记载：1354年冬，元兵大败张士诚于高邮，进而围攻六合。这已经威胁到朱元璋的根据地，他不能不介入，与元兵发生冲突，缴获了许多马匹。他因此觉得不妥，赶快进行了补救。派地方父老牵牛担酒去向元将谢罪，并送还所获马匹，还向元将解释说：“我们之所以守城，是在防他盗（实指友军）耳！”当时元兵正集中力量打击张士诚，也不想过多追究，此事才过了关。请问：这样的民族英雄，是不是要打折扣？
杀人为乐，其乐无穷
朱元璋多次在文告中说“予本布衣”。在封建社会里，“布衣”是指的无官无爵的老百姓，劳动人民，但是我们从他的经历看来，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而是一个不务正业无所不为的流氓无产者，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清代的史学家赵翼说得好：“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朱元璋既是一代开国之君，赵翼不能不奉承一下，所谓“圣贤豪杰”是虚，“盗贼之性”是实。至于“布衣之性”，他是从来就没有的。称他为“平民皇帝”，不太妥当；像鲁迅等人那样，称他为“无赖皇帝”、“流氓皇帝”，庶几近之。
认为这位出身微贱的皇帝会对百姓好一点，未免太天真了。不要说对老百姓，请看看他对共同打江山的弟兄们，对自己的三亲六戚，对为他办事的文武百官又是如何对待的？史书上明文记载：百官每日早朝，必与家人妻子诀别，朝罢无事归来，相庆又活一日。那么，为免每日提心吊胆，不当这个官行不行？也不行。当时又有这样的规定：凡“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者”一律处极刑。你“不为君用”，就是看不起我这个皇帝，那还了得，杀无赦！
朱元璋嗜杀成性，杀人是每日必修的功课。至于杀人多少，则视他的心情变化而定。如果上朝之时，他的玉带高高贴在胸前，说明情绪不错，杀人将不多；如果玉带吊在肚皮以下，说明心情烦燥，大祸将至，人人变色。他每日必杀人，只有杀多杀少之分，要想他不杀人是不可能的。被杀的对象是哪些人？首先是共同打江山的功臣。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历代有之。但是杀功臣之彻底，朱元璋堪称古今第一。除了少数几个人侥幸病死外，可谓一网打尽，寸草不留。而且株连甚广，胡惟庸、蓝玉两案，前后株连四万余人，明初的功臣宿将，包括亲朋故旧，一时俱尽。至于那些儒生，本来就看不顺眼，说错了一句话，杀！写错了一个字，杀！至于罪名，那就不必多说了，既然皇帝要杀你，当然是你犯了该杀之罪，何必再问！
朱元璋为什么这样以杀人为乐事，并其乐无穷。我想不妨从当时的客观环境和他自己的的心理状态两方面来找原因。
遇到大的灾荒，人们易子而食的事历代有之。但到了元末明初，居然出现了以人肉为美味的记载。请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一书中的如下文字：“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来袋中，入巨锅活煮。或作事件以淹之。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
作者后来还在明朝当了官，文中虽未明言，但记事的时间地点正是朱元璋活动的时间与地方。所谓“淮右之军”，当然包括朱元璋的队伍。大概在从军的10多年中，朱皇帝已经尝够了用各种方法烹调的美味人肉。既然无辜被吃的人都要受那么多的痛苦（不先宰杀而活烤活煮，是为了味美可口），有罪受刑的人受一点折磨又算得了什么！朱皇帝能够发明许多前无古人的酷刑，也许正是受到这些活烤活煮的烹调方法的启发吧！
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这样不断地杀人，生命不息，杀人不止，他的遗嘱中的“优危积心”四个字最能说明他的心态。他出身下层社会，从小吃了不少苦，也受尽了凌辱，对社会充满了猜疑和仇恨。以后在不断地残杀中夺得帝位，时时害怕别人来报复他，长期在恐惧和防范中过日子。要想有安全感，唯一的办法是不断地杀人。古今中外许多杀人魔王的心态大都如此。杀人魔王当了皇帝，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命运竟然由这样的人来掌握，真是令人揪心。
在史书上，御用文人对于任何“太祖高皇帝”都是一片歌颂之声，不必多说；但是民间对于朱元璋的评价又是如何？笔者和这位朱皇帝谊属同乡，从小听熟了凤阳花鼓。鼓词曰：“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马，小户人家卖儿郎。我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
600年来，大家对于这首鼓词作了许多不同的解释，至今尚无定论。不管如何解释，结论大概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朱皇帝带给老百姓的不是幸福，而是祸害。不管什么阶级——大户人家、小户人家——同样受害，并无例外。
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重用知识分子。文人得了势，打江山的武将们就开始不平衡了。心说自己拼命打出来的天下，怎么就让你们这帮书生占了便宜，于是就向朱元璋进馋言：虽说治理天下要靠文人，但千万不能太相信他们，因为知识分子实在是一群心怀叵测的坏东西，阳奉阴违，阴毒得很呐。
朱元璋一听，来了兴趣，几个“铁哥们儿”便七嘴八舌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话说当年朱元璋的死对头张士诚，一向待知识分子不薄，好吃好住，高工资、高福利，可这帮知识分子表面上尊敬，骨子里却根本看不起他。张士诚原名张九四，称王以后，也觉着这名俗，想取个官名，他们便替他起了个官名叫士诚。
朱元璋插了一句：这名字不错呀。不错什么呀！张九四被人家戏弄了。《孟子》一书上不是有“士，诚小人也”一句吗？这句也可读做“士诚，小人也”（古代没有标点符号）。唉，张士诚文化不高，让人叫了半辈了的小人，到死还觉得知识分子不错，也真够可怜的。——所以说啊，知识分子根本就信不得。
朱元璋听了故事，回去一查《孟子》，还真是那么回事，这心里可就不是滋味了。以后他每次翻阅臣下所上的表笺，就留了个心眼儿，看见里面有“光”、“秃”、“僧”这些字眼，就要杀那个撰写表笺的人，甚至与之音义相近的字都不行，如“生”（僧）字和“则”（贼）字，一经发现，照样要被砍头。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的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所则”一句，朱元璋读后幽幽说道：“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薙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做过贼。”好家伙，一句话三个停顿就变着法儿地骂了三次，连朱元璋也怀疑自己是否多虑了。这次还好，朱元璋权当是场巧合，饶了徐教授一命。不过政府机关从此便多了一份庆贺谢恩的表式，要求所有官员严格按规定的表式抄录表笺。
后来打击面扩大了，谁的文章里有个词用得不妥也要被杀。著名诗人高启应苏州知府之请，为其新宅写了《上梁文》，结果因文中有“龙蟠虎踞”一词被腰斩。教书教“错”一句，也要被杀。状元出身的翰林院修撰张信是小王子们的家庭教师，有一次他教小王子写字，随手写了杜甫的一句诗“舍下笋穿壁”作为临摹贴，碰巧给前来巡视的朱元璋看见了，朱皇帝认定张信是想借古讽今，怒骂道：“堂堂天朝，讥诮如此！”随即下令将张信腰斩。
明朝开国文臣第一：刘伯温
秦汉以来，满腹经纶，且能学以致用者，有汉之留侯张良、蜀之丞相诸葛亮、明之诚意伯刘基诸人。他们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代表。其中，刘基被世人称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伟人。刘基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广泛影响，主要在于他以自己的学识智慧辅佐朱元璋翦除群雄、肇建明朝和推翻元朝的杰出表现。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县（今浙江文成县）南田镇武阳村人。其学问涉及程朱理学、诸子百家、天文、兵法等诸多领域，为人刚毅，慷慨任事，注重大节。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23岁的刘基科举中第。其时元末的吏治已病入膏肓，作为新进之人，怀抱治世安民理想的刘基不愿迎合行将倾圮的官场，同流合污，蝇营狗苟。只要他认定于国于民有利的事，就会尽力而为，不怕官场的险恶，不计个人的私利，认真践行儒家“忠君爱民”的政治理念。在高安任县丞时，刘基体察民情，关爱百性，谢绝宴请，对官府的苛政深恶痛绝，对国家的命运深感忧虑。其诗言：“安得廉循吏，与国共欣戚。清心罢苞苴，养民瘳国脉。”（《诚意伯文集》卷13）尽管被百姓颂为“刘青天”，然而面对官场的尔虞我诈和既得利益者私欲的极度膨胀，耿直的刘基难以施展抱负，在极度失望之际，毅然决然辞官回家。
刘基在元朝官场上的遭遇表面上看是他个人的不幸，实际上是元朝行将瓦解的集中反映。此时的刘基就像楚国的屈原，空有报国之志，而无报国之门，但他并不像屈原那样绝望地投江自杀，而是期待明主的出现。换言之，他在元末官场中的三进三出，对他个人来说是一场特殊的经历，对丰富人生和磨练意志具有积极的作用。刘基没有选择自尽，也没有选择隐逸，而是渴望以自己的智慧通过行政来实现济世安民的远大志向。元朝主昏臣庸，不识人才，最终将刘基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使其选择了元末群雄中的朱元璋。
选择辅佐朱元璋，是刘基人生的重大转机。入仕元朝，是刘基当时唯一的出路，而辅佐朱元璋，则是刘基善于选择的集中表现。朱元璋后来对刘基这一选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对刘基之孙说：“朕曩与群雄并驱数年之间，异声教而擅征伐者不可胜数，孰辨真伪？尔祖诚意伯刘基乃括苍之士，居勍敌之陲，密尔山寨，一闻朕命，乃间道兼程，星驰来归。”（《明太祖实录》卷208）朱元璋之所以能够消灭群雄和推翻元朝，就是拥有了像刘基这样一大批当时的杰出人才。当刘基与章溢、叶琛、宋濂四人到应天（今南京）面见朱元璋时，朱元璋欣然说道：“我为天下屈四先生。”（《明史》卷128）在设宴款待刘基等人时，朱元璋以桌上的竹筷让刘基赋诗，刘基应声道：“一对湘江玉并看，二妃曾洒泪痕斑。”朱元璋双目颦蹙，认为秀才气味太浓。刘基接着吟道：“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张良一借间。”（《尧山堂外纪》卷78）刘基后两句立意深邃，自比张良，表达了其辅佐朱元璋成就帝业的鸿鹄之志。朱元璋听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当朱元璋询问良策时，刘基便呈“时务十八策”，朱元璋大喜，“筑礼贤馆以处基等，宠礼甚至。”（《明史》卷128）
朱元璋曾就刘基等人的才能询问饱学之士陶安，陶安答道：“臣谋略不及刘基，学问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叶琛。”（《明太祖实录》卷35）刘基的才智和忠诚赢得了朱元璋的信任，史载：“上察其诚，任以心膂，基以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言无不用。急难之时，计画立就，外人莫能察，累赞成大功。”（《明太祖实录》卷99）举凡朱元璋摆脱韩林儿、谋灭陈友谅、计俘张士诚、策划南征北伐等重大战略决策，刘基都起了关键性作用。所谓“赞画帷幄之奇谋，恢复中原之大计，往往属之刘基，故在军有子房之称，剖符乱孔明之喻。推其登基之功，基实为多。”（《明世宗实录》卷127）在中国古代社会，把天象和人事结合起来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刘基的学识能力在当时能够适应朱元璋的这一要求，比如在讨伐陈友谅的时机问题上，刘基曾对朱元璋说：“昨观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后，此师胜之兆，愿主公顺天应人，早行吊伐。”朱元璋也说：“吾亦夜观天象，正如尔言。”（《明太祖实录》卷9）以相互理解的天象为媒介，往往能使刘基与朱元璋更好地沟通思想，相互默契。人们之所以称颂刘基“功媲留侯”、“才侔诸葛”，就是因为他能从实际出发，出谋划策，帮助朱元璋渡过了一个个险关，并取得了一次次胜利。
明朝建立以后，在朱元璋的大力支持下，刘基卜地营建新宫，清理狱囚，制定律令，详定历法，参与制定天子及文武官的朝服公服，完善科举制度，奏立军卫法，建议减轻民众负担等立法创制之大事。同时，在礼贤馆与刘基、宋濂等人经常谈经论史、讨论天文，也大大提高了这位布衣皇帝的学识，使得凡“诏诰天下，皆出御制。”（《明世宗实录》卷20）史家论道：刘基“以儒者有用之学，辅翊治平”（《明史》卷128），所言非虚。
然而明初的官场依旧险恶，无论担任元朝的地方官，还是明朝的京官，刘基耿直的秉性并未改变，加上当时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两大势力的矛盾冲突，使他处境日艰。从朱元璋向刘基征求宰相人选的对话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朱元璋曾想以杨宪为相，但刘基力言其不可重用，说杨宪“有相才无相器”。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此人“褊浅殆甚于宪”（《明史》卷128）。接着又问胡惟庸，刘基答道：“此小犊，将偾辕而破犁矣。”（《七修类稿》卷18）朱元璋又追问：“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刘基则说：“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明史》卷128）
但朱元璋没有听取刘基之言，先后任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为相，结果如刘基所言，个个不堪相职，任用后不久皆受惩处。而刘基则因据实品评而招致胡惟庸等人的嫉恨，故世传胡惟庸毒死了刘基。实际上，胡惟庸等人排斥、憎恨刘基是实，但由此推论其毒杀刘基，未免牵强。明初功臣大都死于非命，而刘基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有惊无险，能够全身而退，在故里寿终正寝，亦是他的过人之处。且日后盛誉渐隆，配享太庙，享有明朝开国文臣第一的殊荣，诚如蔡元培先生给刘基庙所撰楹联所言：“时势造英雄，帷幄奇谋，功冠有明一代；庙堂馨俎豆，木分榆故里，群瞻遗像千秋。”
害死岳飞 鲜为人知的六大真正原因
一代精忠报国的英雄、善于谋略治军严明的南宋将帅岳飞，在其戎马生涯中，亲自参与指挥了126次战役，没有一次失败，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他文武双全，著有《岳武穆遗文》（又名《岳忠武王文集》），其《满江红》词成为千古绝唱。
长期以来，岳飞之所以受到国人的敬仰，是因为他一方面壮怀激烈，精忠报国，另一方面壮志未酬，却屈死在风波亭上。“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在西子湖滨岳飞的坟墓旁边，长跪着秦桧的铁像，提到岳飞之死，人们没有不归罪秦桧的。但是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岳飞会身死功灭？
时光过了近千年，人们对岳飞之死的元凶不断提出质疑。人们不再把观念停留在忠奸之争上。在《国史概要》和许多普及的书里，都明确提出来，宋高宗才是杀害岳飞的真实凶手。秦桧只是迎合高宗的意思，代高宗承罪而已。宋史对此也有所描写：审问岳飞的大理寺的官员何铸，向秦桧辩白，说岳飞实在无辜，为什么一定要杀。秦桧讲：此上意耳。
那么，为什么宋高宗一定要杀害岳飞呢？博主刘照兴对此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分析，终于揭开了岳飞之死的疑团。
一、宋代猜忌武臣的传统政策是罪魁祸首。历史上的岳飞既是一个好学习、不扰民、得军心的人，也是一个不好色、不爱钱、不贪财的人。有人要送美女给他，被岳飞退回；年轻时岳飞喜欢喝酒，皇上劝了他一次，他从此就滴酒不沾；皇上要给他盖房子，他不要，并且说：“敌未灭，何以家为？”这样一个不好色、不好酒、不置家产、不怕死的人，图的是什么呢？难道图我的江山？这让宋高宗赵构心里犯嘀咕。在宋代猜忌武臣的传统政策下，只容得住贪财好色糊涂虫似的将领，可决不许任何将领有知识有志趣得民心得军心。像岳飞这样的人，无论是宋代那一个君主在位，均必不能相容。宋高宗处南宋草创之际，顾虑危疑，对岳飞更是不能相容的。因为岳飞的为人行事有许多优点，而这些优点都为宋高宗不愿武臣具有者，于是他的优点便成为他的死因。纵无秦桧，岳飞仍将屈死，他正和狄青一样，也是被宋代传统的政策牺牲掉的。我们与其痛骂秦桧，还不如诅咒宋代的传统政策，并谴责宋高宗的自坏长城。
二、淮西事变是岳飞被害的重大伏笔。朝廷采用宰相张浚的意见，让文官吕祉接管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部队。他的部将后来在要求归岳飞节制而不得的情况下，发生哗变，杀了吕祉，率领全军五万多人集体叛变，投降了伪齐。淮西事变，不但搅乱了北伐大计，而且改变了敌我态势和力量对比，北伐收复中原在赵构看来是不行了，急令岳飞转入防御，保住长江防线。淮西事变，使赵构认识到这些军队和他们的首脑是不可靠的，名义上是国家的军队，但实质上，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私家军队。要不，老百姓为什么叫他们作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刘家军？没有一支皇家军？四大主力军全是这些首领们自己拉扯出来拚杀出来的部队，这些兵将只认多少年来带领他们出生入死的首领，而不怎么认朝廷的。如果再来一次“淮西事变”，甚至回过头来打朝廷，该如何是好呀？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北伐，而是整顿军制，把这些军队变成真正的皇家军队！但要整军，就不能打仗；要不打仗，就只有和谈。赵构不是个无能的皇帝，他马上开始行动了。第一步是和谈。第二步是剥夺韩世忠，岳飞和张俊三将（刘光世早已交过军权了）的带兵权，让他们离开自己的部队。第三步是把管兵、调兵两权分开，由两个部门管辖。淮西事变，是南宋时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它促使主战派张浚离开了政坛、议和派秦桧当上了宰相，使岳飞由信任到受猜忌并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被害。难怪岳飞死后有悼诗曰：“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
三、提出的北伐口号“直捣黄龙，迎回二圣”不合时宜。据说有一次岳飞为感谢皇上对他的重用，向皇帝表忠心表过了头，他说皇帝您放心吧，我一定要攻克黄龙府，迎二圣回朝。并把此作为北伐的口号。黄龙是金军老窝，捣了也罢。迎回朝的二圣是谁呢？一个是皇帝老爸徽宗，一个是皇帝哥哥钦宗，大家想想，如果他的父亲跟他的哥哥回来，那他的位子还能坐得稳吗？后来秦桧还跑到皇帝那去打小报告，声情并茂的说了一番，还画了三个太阳，意思是提醒皇上，这国无二主，天无二日啊。高宗口上不说，心里肯定不悦。口号这东西似乎颇为国人所钟爱，它简洁明了，便于凝聚人心，同心协力。如早些年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如近些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等，无不简洁有力，颇具奇效。可口号这东西也不能乱提，弄不好就会涣散人心，模糊目标，甚至会丢掉身家性命。
四、尽忠报国以致不顾形迹。1137年，岳飞听说金人想在汴京立饮宗之子，就上疏高宗请立太子以安定人心。当时同行的随军转运使薛弼就劝他，作为在外领兵的武将，不应该在这样的问题上发表意见。岳飞却以正辞严地道：“臣子一体，也不当顾虑形迹。”“不当顾虑形迹”这几个字中可以看出，岳飞在政治上是幼稚到了何等可爱可笑的程度。一个武将却干预起皇帝的“家事”，这是赵构无法容忍的。高宗本来就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因为战乱败亡，泥马渡江，受了惊吓而不举，本就是大烦恼，唯一的一个儿子也在苗刘兵变后死了，现在的两个皇子还是过继来的。而后来岳飞还经常干预“国事”，这也让赵构十分不爽。赵构认为，战和这样的国家大事由文臣们讨论决定，武将只要能够忠实执行决策就行了。岳飞却经常在这个问题上指手划脚，一点都不懂的韬光隐晦。在这点上韩世忠就做得很好，被解除兵权之后就当起了发型设计师，颇能引导京城潮流。
五、性格固执以致意气用事。岳飞一味主战、反对议和的这一点秦桧在遗嘱中也提到说，岳飞和宋高宗因为一件事发生了根本的分歧，以后皇帝便不再喜欢岳飞了。其实，宋高宗对金的态度，可以说是国仇家恨，不共戴天。只是从军事上、经济上苦于没有大举兴兵反击金国的本钱。当时金国几乎每三年就要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入侵，在内忧外患之中的高宗皇帝可以说焦头烂额，高宗一方面重用岳飞等武将四处扑火，高举北伐大旗，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让秦桧牵头一次次对金“议和”，以便得到喘息之机。可岳飞岳飞一味主战、反对议和的想法根深蒂固，没有一点回旋余地，认为皇上如此重用我，就要把金国打出中原，有时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高宗为了取得武将对“议和”的支持，特别赐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三大将新的封号和官爵，并提升岳飞为开府议同三司。升迁本来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然而固执的岳飞连上四折表示不接受。并指出，现今的形势不容乐观，应加紧训练士兵，以备不测。他要求皇上追回成命，以便“保全臣节”。这样，迫使赵构在三下诏令之外，又好言宽慰。更有甚者有些要求得不到满足（如合并淮西军和强令撤军）时，就闹性子，撂挑子，上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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