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劼人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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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一个古城试读：
回忆我的父亲（代序）
李眉“自由著述”从我上小学起，每次在填写学生登记表一类的东西时，父亲总是在“家长职业”一栏内填上“自由著述”几个字。什么是“自由著述”呀？我弄不懂，问父亲，他爽朗一笑：“著述吗？写书嘛。你不是天天都看到我在写字吗？自由吗！我不当官，不攒钱。想写就写，想读就读，起居无时，怡然自得。”当时，我年纪还小，对他的话，似懂非懂，只觉得父亲好像很喜欢“自由著述”这个行道。那时，他大约40岁出头，《死水微澜》还没有开始写。以后，我年龄渐长，常常听见父亲讲他以前的事，才慢慢地悟出父亲选择“自由著述”这条道路对他的确是较为合适的。父亲在中学时代，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巨大社会变革——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作为这次革命的前奏，四川省的保路风潮（即争取铁路民办权利）曾引起全国的注意。那时候，父亲正在中学念书，他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保路运动，初步感受到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又苦难重重的国家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后。辛亥革命成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俗积重难改，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翻滚横流。成都地处西南边陲，封建势力、军阀、哥老会、奉洋教的帝国主义追随者，种种恶势力竞相争夺，和全国的封建势力、军阀遥相呼应。这一切引起了父亲的深思。恰巧在这个时候，父亲中学毕了业。家里没有钱供给他继续上学，一个做县官的亲戚把父亲带去做县衙门的秘书。父亲在县衙门中工作近两年，看到了社会的许多阴暗面，其丑恶程度简直使他大为吃惊。他没有想到经过了辛亥革命，清朝末期的种种腐朽东西在这里又改头换面的出现了。他十分愤懑。决心不再跨入官场，要用自己的笔来鞭挞社会的黑暗。这样，父亲从1921年开始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写了100多篇揭露社会黑暗面的短篇小说，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评论、杂文等等。这些就构成了他早期作品的主要内容。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父亲28岁。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新鲜空气使他精神为之一振。同年底，他就离开了残废的母亲和新婚八天的妻子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行前，他的一个朋友问他到法国将学什么？他回答：“还是学文学吧，这个天地好像很广阔，我的兴趣，我的性格，还是学文学好些吧！”父亲善于思索，但性格却很开朗、豪放，谁要是同他开诚相见，他就会滔滔不绝，一见如故。他一到法国，住在贫民区的学生公寓，左邻右舍都是些工人、小职员。这些法国人乐观、爽朗、善良、健谈，同他很合得来。以后很多年，父亲一直怀念在法国这一段时期的生活。特别使他难以忘掉的是1921年他得了一场急性盲肠炎和腹膜炎的经历，他在免费的平民医院里住了62天，病得九死一生，但却获得了中国穷学生和法国贫贱者阶层的无比宝贵的同情。大病初愈，他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中篇小说，用日记体载记下这几十天中的所见、所闻、所想，小说的题目就叫《同情》。在法国四年多，父亲接触了大量的法国文学艺术。研究了知名和不知名作家的作品。他说：“要懂得法兰西近代小说的真相，最好的方法，便是从各家的作品上去探讨。”他觉得这好比是“读千赋而后作赋，阅千剑而知使剑”的办法。1935年，父亲开始创作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历史为背景的三部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少年时代在历史激流中的感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法国名家著作的启示，浑然一体地融合在这几部著作中。父亲在写作这几部长篇小说前后，虽然做过一些其他的事，如教书，开过小餐馆，当过造船厂厂长，经营过一个小小的造纸厂，但是，几十年间，他立志于“自由著述”的思想始终未曾改变。不管他做什么事，他的创作和翻译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1924年，他从法国回到成都不久，一些依附于军阀的留法同学很想把他拉入政界。那个时候，留学生很吃香，当官很容易，军阀和旧官吏们都喜欢用他们来装潢门面。可是父亲回到故乡不久，就说：“我要闭门著书，不问外事。”著书是真的，“外事”却没有“不问”。他当报馆编辑，写评论时，对军阀颇有抨击，因而，惹怒了一个军阀，报馆被封，他和几个同事还被抓去关押了几天。为这件事，父亲后来还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编辑室的风波》。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却做了13年共产党的“官”！1950年，成都解放刚半年多，父亲被委任为成都市副市长。委任书刚送来，他就把它退了回去。这件事使好多人大为不解，有人问他：“你不喜欢共产党？不愿意向共产党合作？”他哈哈大笑，说：“什么话？我早就同共产党合作了，而且合作得很好。”这确实不假。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一成立，父亲就参加了协会的领导工作，整整十年间，他同党配合得很好，至今还有一些同志在怀念这一段往事。成都解放前夕，父亲代表成都文艺界写了一份《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宣言，热情洋溢，流露出久盼解放的心情。成都一解放，父亲就当选为市人民代表，他是极为高兴的。没有想到，委任书又送回来了。这一下，父亲认真思索了一番，终于，他接受了委任，一直到他去世。后来，我曾向他提起这件事，问他为什么退回委任书，为什么又接受？他十分坦然地说：“这有什么奇怪？我只是想恪守年轻时候的誓言。再说，我年纪也大了，时间不太多，想集中精力写一点像样的东西，以了心愿。”他停了停，若有深思地说：“清朝时候的官，我看过，民国时候的官，我也看过，真是腐败透顶。共产党的朋友，我认识不少，都是好人哪！我们这个国家，国民党搞不好，看来，只有共产党来。我参加工作，时间是要花费一些，不过，我要写作，我相信共产党是会支持的。”“小雅”1930年，父亲在成都大学当教授。当时学校校长张澜是一个进步人士。他主张共和、民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四川的军阀割据。父亲很钦佩张老先生。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四川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们逮捕和枪杀了一些中共秘密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其中就有父亲的朋友和学生。张澜先生也受到军阀的排挤、威胁，在成都无法安身，决意离开。父亲平日支持张先生的言行，张先生一走，他自知在成都大学也待不下去。那么，干什么呢？父亲从小对一切都井井有条，穿着朴素、整洁，他的手稿向来是工整的，同学们给他一个外号叫“精公”。他也很讲究吃，对菜的做法也有一些研究。母亲做得一手好菜，在亲戚、朋友中相当知名。这一点父亲的朋友刘大杰在1946年写的回忆文章中有这样的描述：“到劼人家去喝酒，是理想的乐园，菜好酒好环境好。开始是浅斟低酌，继而是高谈狂饮，终而至于大醉。这时候，他无所不谈，无所不说，惊人妙论，层出不穷，对于政府社会的腐败黑暗，攻击得痛快淋漓。在朋友中，谈锋无人比得上他。酒酣耳热时，脱光上衣，打着赤膊，手执蒲扇。雄辩滔滔，尽情地显露出他那种天真浪漫的面目。”这段回忆同时也形象地反映了我父亲的性格。由于母亲有一手做菜的手艺，因此联想到经营一个小餐馆，既可解决一家四口的生活，又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经过一番准备，父亲在自己租住的家门旁另租了一大间房子，一隔两间。前间约20多平方米，临街，作餐厅；后间约十几平方米，作厨房。餐厅粉刷一新，临街的门窗漆成蓝色。门上挂着一块招牌：“小雅”，字迹清秀，是父亲的手笔。“小雅”来自《诗经》。《诗经》中这部分诗歌多是辑录古代民间传诵的反抗暴政的歌谣。餐馆取名“小雅”，可见餐馆主人的用心。“小雅”的开业，在成都引起了轰动，新闻界也很注意。开业那天，成都各报都当做一大新闻来报道；标题更是各式各样，有的是：“文豪作酒佣”，有的是：“大学教授不当教授开餐馆”。实际上母亲是餐馆的主持人。她帮助几个厨师安排菜肴、点心、面食的品种花样。每天亲手做六种主菜，每周变换一次花样，这些菜别具风味，极受顾客欢迎。因此，生意十分兴隆，整天座无虚席，小小的餐馆门前经常停放着有钱人的小汽车和装备得很华丽的私人人力车。餐馆开了一年多。“李劼人做生意赚了钱”的说法渐渐传了开去，这就给我家带来了一场灾难。当时，成都土匪横行，他们同哥老会、军界串通一气，结成一股恶势力，走私、贩毒、抢劫、绑架，无恶不作。1931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保姆带着刚满四岁的弟弟一去不回。到了晚上，家里明白出了事，全家顿时陷入极端悲痛和恐惧之中，亲戚、朋友四处找人，打听消息，毫无下落。半个多月后，一个亲戚通过一个军官，找到一个哥老会头头，才打听出弟弟被土匪绑架到成都远郊一个地方。这个哥老会的头头没有子女，经这位亲戚从中斡旋，父亲答应等孩子放回来后，拜他为干爹。于是，这个人就传出话：拿600块银元去取人。父亲没有积蓄，开了一年多餐馆，表面上生意很好，实际上除了付给堂倌的工资，解决一家的生活外，所剩无几。赎人要600块银元，加上请客送礼，打通关节，总共要1000块银元，父亲实在没有办法。这时候，父亲一个朋友慨然相助，拿出1000块银元借给父亲，不要利息，不限还期。经过许多波折，1931年农历除夕前夕，弟弟赎回来了。“小雅”呢，自从弟弟被绑走，就关了门。父亲和母亲也无心再经营这个行业，只有另找谋生的办法。那个哥老会的头头成了弟弟的干爹后常来我家走动，经常讲些哥老会的内幕，父亲对这些很感兴趣，又仔细观察研究了他和他的三朋四友。以后，在父亲的一些小说中，就出现了这些人物的影子。“菱窠”从成都市中心往东约八公里，有一个小镇，名沙河堡。从沙河堡往南，走过半华里泥土小路，就能看见一片果林，面临着一个大水塘，这里就叫菱角堰。1939年春天，日本飞机开始轰炸成都，城里的人纷纷向城外疏散。一些用竹、木、草临时搭盖起来的房子遍布了成都的近郊。当时，大家都把这类房子叫做“疏散房子”。父亲有一个朋友，在菱角堰经营果园。他把果园的一角廉价卖给父亲，作为修建“疏散房子”的地方。于是父亲就自己设计，找了几个泥瓦匠、木工，赶修了几间茅草顶、黄土墙的房子。房子不大，连院子在内一共两亩多地。面临着菱角堰，院内有十几棵苹果树、几棵柠檬树、几棵桃树和梨树。院子周围，刺藜作墙，屋前屋后，一丛丛玫瑰、月季和蔷薇。院外，柳树和桃树相间，一直伸延到菱角堰周围，这是父亲初到那里时亲手种下的。我家从来就是租宅而居。父亲从小吃够了搬家之苦，他最痛心的是家里积存的书和资料，每搬一次家就丢失一些。“疏散房子”建好后，他十分满意这个地方和这几间茅草房，决心一辈子住在这里。他在院子大门门楣上题了“菱窠”二字，就是说，这里是菱角堰的一个窠。每年，他总要积蓄一点钱来修整房子，慢慢地，“菱窠”从临时的“疏散房子”成了永久的住宅。父亲在“菱窠”住了24年。解放前11年，解放后13年。解放前的11年，日子比较难过。特别是1948年至1949年这两年。父亲自抗日战争以来，积极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活动。据陈翔鹤同志的回忆，父亲当时“并不管组织工作或日常工作。但他却自始至终从不曾放松过他领袖群伦的理事职责。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们一去同他商量，他就会一马当先，毫不退缩”。“每次开大会，我们必定推他作主席，而他不管有无危险，也从不推辞。发言时，更是精神奋发，声如洪钟，把我们事先商量好的话，全都说了出来，可以说他是替大家在发言。这在特务横行、白色恐怖日甚一日的蒋管区，确实是十分难得的。”“这些活动早已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1948年，父亲又在成都一家报纸上发表了连载长篇小说《天魔舞》，揭露国民党买办官僚资本家的腐朽和特务的横行。父亲自己说：“这部小说写得并不精炼，可是却受到了官方的警告”。那个时候，国统区的进步学生运动正蓬勃开展，我和弟弟在大学校里也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学运。1948年冬天，成都笼罩着白色恐怖，特务到处抓人。弟弟受到追捕，躲到亲戚家，我没有跑掉，被逮捕关押在特务私设的监牢里。父亲到处找人说情，总算把我保释了出来。但是，“菱窠”却从此不得安宁。特务三天两头借故到“菱窠”来，可能是监视我和父亲的行动，也可能是看弟弟到底是不是在家。恐怖、愤怒、压抑充满着“菱窠”。好几次，父亲气得要把特务赶出去，可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强咽着气硬把父亲拉住。好容易盼来了成都的解放！1949年12月28日，下午，父亲兴冲冲地从城里回来，一进门就扬着手中红字印刷的“号外”，大声嚷道：“快看，快看，解放军要入城了。”这天晚上，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要母亲做几个可口的菜，把弟弟接回家，大家围坐在一起，他高举着酒瓶说：“都喝酒，庆祝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的13年，日子过得很顺畅。父亲每天进城到市人民政府工作，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和文艺界的活动，一回到家，就到自己的书房兼卧室里翻阅各类报纸、杂志和史料，少年和中年时代的许多往事重又在他脑子里浮现。他开始考虑一个宏大的创作计划。1954年，作家出版社要重新出版他的三部长篇小说。父亲决定修改后再付印。于是，他集中精力，大量阅读了中外名著，重新研究有关史籍资料，进行调查访问，征求读者意见，为再创作进行着紧张的准备。《死水微澜》改动不大，《暴风雨前》改写和重写的地方较多；《大波》完全是另起炉灶，重新写过。他那时已经年过60，但是精力相当充沛。他自信能够写到85岁。他打算写完《大波》（约120多万字）后，再写一部反映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动态的长篇小说，已定名为《激湍之下》。接着改写《天魔舞》。然后，再写一部反映解放后人民生活的长篇，完成一套反映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小说史。由于生活安定，父亲在精心进行创作的同时，就着意把“菱窠”修缮了一番：把草屋顶改成瓦顶，把原来存放小杂品的小阁楼改建成宽敞明亮的楼房，里面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几十个大书橱和几十个小书匣，存放着他几十年来，特别是解放以来购买的两万几千册书籍、装订成册的解放前后的报纸、杂志和两千多件中国字、画。父亲不是收藏家，在他购存的书中，珍贵版本极少，但却种类庞杂。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中外文学名著、地方志等等最多，甚至还有一些科学常识书籍。这些，全是为了创作而准备的。父亲很喜爱他的这个小小的“书楼”。在家里的时间，除了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作外，就是在这个“书楼”上浏览书籍了。有一次，他颇含深意地对母亲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存了这一点书和画，我死了以后，你把它捐献给国家。”1962年12月12日，父亲心脏病发作。在离家去医院的时候，他对母亲说：“‘大波’还没有写完，过几天，我们就回‘菱窠’。”在医院里，他在昏迷中还不停地喃喃自语：“我这部书还有30万字……30万字……。”是的，《大波》还剩下30万字没有写出来，《大波》以后的几部已有具体计划的长篇小说还来不及动笔，父亲就离开了“菱窠”，离开了他住了24年的家，再也没有回来了。一九八一年五月 北京原载一九八一年五月《中国文学》（英文版）成都是一个古城
成都是中国西南部一个古城。还在三千多年前的部落时代，已有相当高的文化。那时部落号为蚕丛氏，国名叫蜀。蜀就是蚕蛹的古义。以氏族和国度名称来看，可说中国蚕丝的发明便在这地方。蚕丛氏时代的蜀国幅员相当庞大。川西大平原是它的根据地。但那时川西大平原尚是一片沼泽地带。由灌县漫溢出来的岷江江水，尚无一定过流河床。所以在蚕丛氏以前的部落号为鱼凫氏，它的意义就是说明了那时代的人民还生活在水中。蚕丛氏后为开明氏。这时的蜀国与秦国有了交通。公元前三一六年，蜀国在秦岭南部开辟通道，可以驰行车马。之后，秦国遂派大兵侵蜀，灭开明氏。那时统率大兵的是秦大夫张仪和司马错。蜀灭之后，张仪和司马错为了统治和镇压土著人民，便相度地势，在重要地点筑了三座土城，专门用来屯驻军队和官吏。这三座土城，一为邛城，在今邛崃县；一为郫城，在今郫县；一为成都城，在今成都旧城内。据书籍所载，成都城因土质恶劣，筑成了又圮，圮了又筑，直到公元前三一○年方才筑成。并因曲折不规矩颇似龟形，故在早又叫龟城。后来不知在何年代又在龟城之西筑了一座较小的城，用来居处平民和商贾，称少城。龟城称为大城。尚在秦朝时代，蜀国改为蜀郡。曾有一郡守李冰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治水专家。他在四川的功绩人人皆知。治理灌县的都江堰，成都城外的两条河也是他疏治的。于是，四川西部平原的积水才有固定的排泄河床，并成功建了沟渠网。成都城外两条河因地形关系都是由西北并流向东南，到今九眼桥地方才合而为一。从这时起，交通更为方便。秦朝时代最为考究的能走四匹马并排拉车的“驰道”，已纵横于川西地方。从而手工业也发达起来了。成都城南便有了两处手工业集中的小土城，一为专门造车的车官城；一为专门用川西特产蚕丝制锦的锦官城。经过若干年这两座城都消灭了，但因制锦为成都特殊的手工业，故成都又称锦官城，简称锦城，并把城外两条河之一称为濯锦江，简称锦江。其余一条呼为流江，又呼沱江。到西汉武帝时代（公元前一四一年至公元八七年）为了沟通西南少数民族（即今茂县专区、西康、云南、贵州省的大部分），以成都为重点，遂在公元前一一五年扩大成都大城、少城。经以前少少几道城门开辟为十八门，而使四川许多地方都筑了城，并以成都为模范，造了许多防御工事，如楼橹雉堞之类。西汉之末，中国大乱。公孙述据蜀称王（公元二四年）。到公元三六年为东汉大将吴汉所灭。这是成都建城后第一次城下之战，也是第一度作为帝王之都。成都第二次作为帝王之都是在魏、蜀、吴三国鼎立时代。从蜀汉先主刘备于公元二一一年攻入成都算起，到公元二六三年后主刘禅出降于魏国大将钟会之时止，成都作为蜀汉都城四十八年。直到现在尚确可指为蜀汉遗迹的只有公元二二一年刘备筑坛即皇帝位于五担山之南的那座差不多已将坍平的、由开明时代遗留下来号称五担山的土丘和可能作过蜀汉丞相府第中的一口水井，即今东城锦江街的诸葛井，以及曾经是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桑园，并且是刘备的陵墓所在，即今城南外面的武侯祠和昭陵（一般称为皇坟）。蜀汉时的成都，仍然是大城少城两座城，仍然是大城住官吏，少城住平民商贾。蜀汉的宫殿也在大城。当时蜀汉全国人口不上二百万，成都是国都，据估计两座城的人口绝不会超过十万。这是张仪筑城之后五百七十年中人口最盛的一个时期。成都第三次作为帝王之都，是在公元三○四年到三四七年，当中国西晋到东晋的时候，也是四川和成都在历史上最为衰败的一段时间。那时正是少数民族散处中国，纷起割据，由陇西侵入到四川来的巴氐人李氏。侵入原因是由于饥荒，侵入人数不过三万。李氏夺得政权自立为蜀主，当地人民不能相安，四川土著曾经一次举族流亡到湖南湖北等地去的便达四十万家。因此，川西平原和成都人口在这四十三年当中减少得很厉害。所以在公元三四七年东晋朝大将恒温溯江伐汉时，如入无人之境。并且在灭李氏之后，便因成都人口太少，用不着分住两城，仅保留了一座大城，而将少城拆为平地。这是成都筑城以来第一次大变更。经过二百三十五年的南北朝，虽然变乱频频，但四川却因是边疆地方，尤其是成都偏在西陲，没有遭到许多大兵灾，人口反而渐渐增多了。因此，隋统一中国之后，在公元五八二年，隋文帝杨坚封他第四子杨秀为蜀王兼益州总管。他到成都时，便感到一座城太小。据书籍记载，杨秀遂附着大城的西南，增筑了一道城墙，说是“通广十里”，也称少城。不过与琴汉时少城不同之处在于附着大城而非与大城相犄角。杨秀所筑少城，也是土城，而所取土就在少城内。取土既多，其地遂天然成为一个大池，名摩诃池，在唐宋时是有名的胜境，不亚于今天北京的三海。元、明时，已渐淤塞。清代二百八十多年中还剩有“水光一曲”。最近四十年来，已无踪影，只是摩诃池的名字还在。成都在唐宋二朝都是中国西南部一个大都会。当时全国最富庶繁荣的，一是扬州，一是成都。尤其在唐玄宗李隆基时代（公元七一三年到公元七五五年），所谓天下四大名城（长安，成都，扬州，敦煌），成都便居第二。成都恰又处在当时首都长安之南，故在李隆基逃避安禄山之乱，迁居成都时，还一度将成都改称为南京。稍后中国大诗人杜甫从甘肃避兵到成都，所作诗还题为“南京道上”。而且唐朝二百八十三年中（公元六一八年到九○五年），西川节度使大都是由负有全国威望的大臣出任。又因常与西藏云南少数民族作战，今天的茂县专区和西康省的西昌专区，都是那时的战场，成都是兵粮转运据点，故又是当时的重镇。在公元八五七年南诏国（今云南省大理地方的白族，后即更号大理国）大兵从会理、西昌越过大渡河，由宜宾、乐山沿岷江攻到成都城外，大肆杀掠，四郊人民避入城内，不但无屋可居，据史书言，连摩诃池的水都喝干了。南诏兵围城一个半月，才被战败向新津退去，这是成都遭受外患的第一次。又在公元八七四年南诏大兵又进攻，前锋达于新津县，成都又一度恐慌，四郊居民又纷纷入城。据史书载：“数十万人蕴积城中，生死共处，污秽郁蒸，将成疠疫”。这是成都遭外患的第二次。距上次不过一十七年。因此，在公元八七五年，唐朝大臣高骈调任西川节度使到成都，把南诏兵逐回大渡河南岸之后，便建议在成都城外当西南一面，再筑一道罗城。这时成都城只算是一座城。原来的大城和杨秀附着西南增筑“通广十里”的少城，已是混而为一，通名为子城。虽然比起原有一城大了许多，但其中既容了一片很大的摩诃池，又因唐朝信奉佛教、道教，在城内修建了许多占地极大的崇宏寺、庙、观、宇，如今天尚部分存留的大慈寺、文殊院，已经没有了的石牛寺、严真观、江渎祠，便是一例，因而容纳人民居住的坊和作商业交易的市，便非常不够。即在两次遭受外患以前，当公元八○○年前后韦皋作西川节度使时，便曾在南门内外锦江之南修建过一片可容纳一万户的“廛闬楼阁”，名为新南市。但据史书记载，人口的增加也不能拿今天的情况来推想。因为就在唐朝极盛时代，全中国人口不过五千一百多万，四川绝不会占其十分之一。因为在公元九六五年，后蜀主孟昶投降北宋时所缴的户籍才五十万四千零二十九户，从前的户要大些，平均每户八人计，也不过四百二十余万，即以十人以上计也不过五百五十余万。但唐朝末年和五代时候，还因中国大乱，四川是比较安定的地方，长江一带和陕西甘肃等地许多人家不断逃到四川，所以才增加了那么多人口。据这种理由来估计，在唐朝的四川人口绝不会达到四百万。成都固然是繁华地方，也是重镇，那时的人口也不过是占总数的二十分之一。所以当两次外患，四郊居民纷纷躲入城内，连摩诃池水都不够供给，然而据史书记载也止“数十万人”而已。就因为连二十万人都不够容纳的成都之城，所以在公元八七六年高骈便相度地势在西北角上先筑了一道长九华里的高堤，即今天的九里堤，当时称为縻枣堰。把原来的两条像衣带一样的、经由西北流向东南的内面一条河流，即称为流江又名沱江的，从这堤下另掘了一道河床，使它分由西北向正北绕正东流向今天的九眼桥，与剩下的那条外面流的锦江仍然在今天安顺桥口合流。其次，便在干涸的河床南岸，用当时由四郊坟墓掘得的砖石，砌成了一道周长二十五华里的罗城。成都在唐朝时已很繁荣了。连在于城罗城内所修建的人民居住的坊，即今天所称的街，共有一百二十坊。有东南西北中五处商业交易的市，有全国驰名的手工业如蚕绵织锦，制药、花笺纸绢扇等。但它极盛时代尚不在唐朝，而是在从公元九○七年到公元九六五年，五十八年的五代时期。在此时期，四川前后有两个独立国，都称蜀国。前一个称前蜀，为唐朝大将王建于公元九○八年称帝，至九一八年病死，其子王衍即位，至公元九二五年被后唐所灭，计立国十七年。后蜀为后唐大将孟知祥于公元九三四年称帝，九三五年病死，其子孟昶即位到公元九六五年被北宋所灭，计立国三十一年。前后蜀都城都在成都。故成都可算是第四第五次的帝王之都。这五十八年中，成都的繁荣可谓达于顶点。所以致此的原因，第一，由于四川，尤其成都不像中原和其他城市遭到不停息的战争。第二，四川的财富不但不曾外溢，而且还以四川的特产、尤其是织锦之类，换人许多财富。第三，前后蜀国的两个后主都爱好文艺逸豫，朝野之间，形成一种享乐风气。第四，赋税较轻，劳役较省，人民较安定。第五，前后蜀的灭亡都没有经过城下之战。在这时期中，成都最为显著的事件有：一、孟知祥时为了加强外御，又在罗城之外加筑了一道比较低而不很厚的土城，用以限制骑兵驰突，当时名羊马城。长四十华里，从东北角起逶迤到西南角止，一则东南西面限于河流不易兴筑，二则也因外患之来止在西北二面。但筑城之后未使用。到孟昶时作为花坛，沿四十华里的土城上种了无数的木芙蓉，甚至连旧有罗城上都种遍了，秋来开花，斓如云锦。故成都又称为芙蓉城，简称蓉城。二、从王建起就着意兴建宫室苑囿。他们两代帝宫都在唐节度使公署内，即今天成都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不过那两代规模却大多了。从今天东顺城街以西，几乎半个成都城的地方都是。似乎比今天北京清朝故宫和三海还为富丽优美的宫苑。从当时一位著名女诗人，即孟昶宠爱的小徐妃的一百首宫词中可以看出。除了原有摩诃池更加扩大外，还在今天半个少城地方掘了一片更大、更曲折、优美，并且具有岛屿、浦、溆、台榭楼阁等许多仙境似的龙池。而达官贵人的园林也到处都是，此外还有供平民大众游玩的胜境，如高骈改流以后那一条包在城内的无所用之的河床，便改为一片名胜的江渎池（即今天从南较场经由上莲池、中莲池、直到新南五门之西，所谓下莲池那一大带市街的地方）；还有崇楼杰阁的五担山；西门外的浣花溪、百花潭；还有东门外的合江亭、梅园，东山；东城角外的千顷池；北门外的宣华苑，威凤山，学射山等等，都是可以四时去游玩之处。许多地方虽在宋时更为著名和美化，但建基却在这五十八年比较承平的时候。三、文学艺术盛绝一时。这是因为成都在文艺方面本有良好基础，加以那时中国大乱，许多文人艺匠都避乱来到成都，启发了许多新的东西。今天从书籍所载确可考出的，第一是雕刻书版，在当时不但只有成都有此一门艺术，而且传到今天，还是以那时蜀刻木为最精美。只要得到一页半页，便珍若拱璧了。第二是绘画，无论是画在绢上，纸上，壁上，都以成都为最好，为最多。尤其壁画，除宫殿中的外，凡画在各寺、庙、观、宇壁上的都有记载，可惜从北宋起，历经变化，大都无存了。第三是诗词的著作，那时只有在江南的南唐才能与之匹敌。就在今天，讲五代文学，也不能不以西蜀南唐作代表。成都在公元九六五年到北宋，仅仅二十九年，便遭了一次大兵灾。据史书言，是由于北宋认为蜀地太富庶了，灭蜀之后，除将孟氏所搜刮储积的财富都全夺去外，对于蜀地人民复想出各式各样花样来尽量剥削。平民百姓简直活不下去了，于是青城县（即今青城山一带）一个平民王小波便率众反抗，不久王小波病死，众人推李顺为领袖，继续作战四年，于公元九八四年攻入成都。可惜李顺仍不免陷于历史上农民革命的规律，一人成都便忘了起义的目的，而称大蜀王登基改元，以四个月的悠长时间，坐等宋朝官吏调兵遣将反攻进成都，把他捉住了。这次战争中，城市破坏很大，许多好的建筑物烧毁了，许多难得的文物艺术也破坏无存。尤其古今无匹的壁画，所余也不到一半。但是不到五年，即公元一○○○年初，又遭一次兵变。起因是由于统兵官歧视土著士兵，待遇不平，土著士兵愤而生变。打了八个月，使宋朝官吏很吃了些苦头，几乎从新都方面一里一里地攻到成都城外，又费了许多劲攻入罗城（是时羊马城已经颓圮了），又几乎是逐坊逐巷地才从北门攻到南门，奔出南门完事。经过这次激烈巷战，对城市破坏更大。据宋朝人笔记说：自此以后，由唐朝到宋朝初积累下来的文物几乎百不存一，数十年前营造得像仙景似的摩诃池，龙池，在北宋时已荒芜，到南宋便渐渐淤塞。据一位爱国诗人陆游说，许多地方已经变为“平陆”。不过在整个宋代（公元九六○年到一二七六年），成都也还有它特盛处。第一，织锦手工业特别发达，并全部为官营。因为宋朝朝廷要利用这种特种手工艺品去博取辽、金、元人的欢心，并用它去掉换马匹。第二，雕刻书版愈多愈好，始终居当时临安的这项手工艺之上。第三，花笺纸也继续着唐朝余绪，未曾衰败。第四，城市建设除了前后蜀的宫苑限于当时体制未能恢复旧观外，其他很多名园胜境似乎比唐朝还要多些、好些。第五，城内河流除唐朝已开辟的一条金河外（即今天的金河，稍有变更），还开辟一条解玉溪（明末已淤为平陆），解决城内饮水、交通、消防问题。第六，创始地在“红尘涨天”的土路面上铺石板为全国各大城市取法。这都是由于三百年间除了宋初两次激烈巷战外，并未经过大变乱，只管黄河、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流，襄河秦岭等处有过若干次大战，而四川内地尤其成都到底还是小康地方，人民比较得以安宁之故。从公元一二二五年起，蒙古兵曾三次攻占成都。直到公元一二五八年元人才在成都树立了基础。蒙兵入城之初，杀戮破坏都很厉害，后来安定后也没大的恢复。而且，据书载当时科差繁重，而就戍往来者扰民尤重，且军官或“抑良民为奴……”。充分说明了当时四川，也是成都人民的痛苦情况。可这一百余年当中，成都是再度衰败了。公元一三五七年（元朝末年），四川政权转移到一个湖北起义农民明玉珍手。明玉珍死于一三六六年，其子明升承继，至一三七一年为明所灭。到公元一三七三年（时明已取得四川），曾两度修复了颓圮不堪的城墙。大概城墙范围仍然照唐宋传下来的一般大小或小有修改，但已不可考了。只是唐宋时在正北、正西、南这三方面是两重城墙，故有子城、罗城之分。而从明朝起，便仅止是一道砖石土混合筑的城墙。公元一三七八年朱元璋封他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并在一三八○年大修城墙时起，派人在五代前后蜀国宫苑遗址上，即是在摩诃池的东边，即今天成都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给他修了一座藩王府第。虽然规模比五代时宫苑小，但以今天街市情况考起来，还是相当大的。北起今天骡马市街，南至今天红照壁街，东至今天的西顺城街，西至今天的东城根街，以今天成都街道来看，恰在城中心占了个大长方形地方。藩王府有两道城墙，内面一道在今天正在恢复的御河内沿，正南有三洞城门，一座名端礼门，上有两重城楼。此门楼今已修复，不过比原样低了三至四尺。上半截的龙形琉璃砖瓦更无法恢复。门楼还未修复。当明朝时这中间有十几殿，很多崇楼杰阁，并有比往昔小一些的摩诃池。外面一道墙名夹城，只有东、北、西三面用以隔绝平民百姓。内城之外，夹城之内为园苑。但在明朝中叶有一位蜀王还越前夹城范围，修建了一些别馆，今天在西顺城街南段之东已变为中心菜市场的安乐寺，和北段之东处在鼓楼南街，今天已改为交通所和商业所的一部分的太平寺便是一例。南面端礼门之外，原有拱桥三道，跨于御河之上。再南又有大桥三道，跨于金河之上两侧。当东御街口上原有鼓吹亭两座名龙吟和虎啸亭，一九五二年修建人民南路始发现二亭石基。大三桥之南有长达二十余丈的影壁一座，故此街称为红照壁，在一九二五年方为当时军阀拆卖无余。从明朝起，成都又渐渐繁荣起来。丝织特产在元时也未消灭，到明朝因为民生安定，需要量大，便又兴旺了。其他许多内外销的手工业品也是这样。故成都在明朝除了藩王府建筑外，其他官署寺庙园林名胜一般地都修得很好，尤其在今天的华西坝和新村一带，是当时最有名的中园，梅花极多，并有唐宋遗留下来的号称梅龙的古梅。虽然明朝二百七十五年间四川别的地方发生过几次战事，但成都还是安静的。不过那时成都人口也并不多，因为城市并没比宋时大，而城内也是除了藩王府占去一大片地面外，东城一个大慈寺就有九十六个院落，西城一个圣寿寺就占去今天少城南面一大半，北门除了五担山和今天的文殊院外，东北角还有一个绝大的益州书院。此外，官署也大也多。而为人民居住处和商场所用的地方很少，而且限于体制，平民百姓的房子大都是平房，没有高楼。以此估计在明朝算是复兴了的成都，它的人口也不过十万上下，顶多十五万罢了。明朝复兴的成都是在公元一六四六年上半年被消灭的。事情是由于张献忠。因为大半个四川既为明朝和各地土豪据守着，不但不能征取，而且颇有联合起来向川西进逼之势。同时清兵业已进入山海关，与他同时起义的李自成退出北京，撤向山西陕西，有向湖北发展的情形。他便率领大军想由川北去湖北。但他恨极敌人，故决计绝对不留一人一物给敌人。因此，在公元一六四六年初开始有计划地将成都和川西平原上所有未曾跑散的人民都集中起来，所有城墙都拆平，所有房屋东西都烧毁。单以成都而言，在他彻底破坏了六个月，将人民和军队一起带走后，城内城外几乎全光了。古代的遗迹只剩下五担山和金河以及城外的邱陵河流，那是无法变更的。至于人力建设的只有藩王府的端礼门，跨越金河的三座大桥，桥南两只大石狮，一道影壁，这都是明朝的建筑。有些较古艺术，如铜铁佛像等，大抵在他攻入成都时埋藏在土内，尚零星保存了一些。据书记载，就是公元一六四六年起一直到公元一六五九年，十三年中成都是一片荒芜。城内只有野兽而无一个人的踪迹的。到公元一六五九年清四川巡抚高民滕奏请将省会由阆中仍移成都，才开始有了人烟。城墙和房产才因陋就简逐渐修建。到公元一六八三年，据当时最可靠的记载说：因为奖励外省移民到此的结果，城内“通衢”才有了“瓦屋百十所，余皆诛茅编竹为之，而北隅则颓垣败砾，萧然惨人”。这是在大破坏之后三十七年的景象。又经十五年到公元一六九六年，距大破坏后又五十年了，据书籍所载，成都的“人民廛市”已增多，然而也不过几千人口瓦屋数百家而已。成都的恢复是在公元一七一六年前后，才陡然增加了进度。一是地方安定，出产丰富，生活较易，使人民住得下去。二是交通不便，因而凡是从前作官吏、商贾的外省人，到成都一住定就不愿再走。三是这一年清朝为征伐西藏，从湖北荆州调来满洲蒙古兵二十四旗，一千五百名连同家属约计六千人到成都来协助后防，后来就驻成都，因而人口疾遽增多。其次是公元一七七五年清朝对大小金川的用兵，公元一七九一年对廓尔喀的用兵及那时前后十几年川北、陕南、鄂西白莲教的战争，成都一直是大后方兵粮转运据点。求名、求利、求安定生活的都麇集于此，故成都又很快复兴起来，但距大的破坏之年，也经过了一百四十五年。过此，每逢四川省内外一次变乱，成都人口就有或多或少的增加，一直到对日抗战发生以后也没有变更这条规律（所以成都人口全都是外来客籍）。故成都这地方在公元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前，无论怎样繁荣，人口怎样增多，到底是个消费城市。虽然它也有相当数量和不少的手工业（但从历史上传留的手工艺如织锦、制花笺纸、制扇等，经战争的消灭，特别是张献忠那次破坏，果真就消灭了）却始终进入不到大的手工业生产。在清朝时代（从公元一六四四到一九一一年），成都比较可说的建筑物计有：一、大城城墙。据公元一八七三年重修的成都县志载，第一次修复在公元一六六二年，系土筑，周长二十二里三分，计四千零一十四丈（旧营造尺），高三丈又八尺，厚一丈。东西南北四门，外环以壕。第二次大改修由当时四川总督福康安奏发币银六十万两，全部用大砖大石砌成，从公元一七三三年开始，经过三年到公元一七八五年竣工。据同一成都县志载：周长二十二里八分，计四千一百二十二丈六尺，垛口八千一百二十二垛，砖高八十一层，压脚石条三层，大雉房一十二座，小雉房二十八座，八角楼四座，炮楼四座。四门城楼顶高五丈。又记说在一八六二年四角添筑了小炮台二十四处。周围的城壕也浚深浚宽了。二、贡院。公元一六六五年，四川官吏奏请就明朝旧藩王府原址改修为三年一次的，由全省秀才考取若干定额举人的考试院。因为考取举人要于当年贡到北京去考进士，故又称贡院。各省贡院也一样有至公堂，明远楼，但都没有成都的崇宏伟丽。因为成都贡院的至公堂是就明蜀王府端和殿原址建成，明远楼就是端和门原址建成。一六六五年以后，曾有若干次重修补修，以公元一七四五年增修为最好。以今天成都市人民政府大礼堂（即至公堂改建的）外那一座有石刻乾隆十年御制诗的石坊为例，足见一斑。贡院最后重修在公元一八六三年，成都县志上有所记载，特录于下：“同治元年壬戌，各大宪因贡院多所倾圮，通省筹款，彻底重修。以二年癸亥三月创始（即公元一八六三年），越三年甲子七月告竣（即公元一八六四年），共成堂楼院所大小五百余间，如明远楼、至公堂、清明堂、衡文堂，文昌殿及监临主考提调、监试、内外帘官住院，虽牵循旧制，但高大宏敞。又添建弥封所一院，抄录房十五间，受卷所、布科所共十余间，统用银七万两有奇”。只是没提到每三年秀才们最欣喜而又最烦恼的仅仅三尺高，照千字文编了号的一长列一长列用木板钉成的考棚子一万三千九百三十五间。但贡院范围已比蜀王府为小，御河之外，已是民居，仅止端礼门外直到红照壁，在科举未废，贡院未改为学堂以前犹留下一片大广场，平时客人搭棚小贸。到科举时就必须拆光，故后来三桥以北虽已改称贡院街（即今天人民南路的北段），但至今一般人尚呼为皇城坝。三、满城。在清朝恢复成都大城墙时，仍照明时的规模，在原有基础上修建的一个完整的城。公元一七八一年，因由荆州调来之满洲蒙古兵丁及其家属要长住成都，以防御和镇压汉人和边疆少数民族，便在大城西部修了一道较为低薄的砖墙，一般称为满城。《成都县志》说：满城“周四里五分，计八百一十一丈七尺三寸，高一丈三尺八寸。门五：御街小东门（今天祠堂街东口与西御街正对）；羊市小东门（今天东门街东口与羊市街正对）；小北门（在今长顺街北口与宁夏街正对）；小南门（在今小南街南口与君平街斜对）；大城西门。城楼四，共十二间（只小北门无楼）。每旗官街一条，披甲兵丁小胡同三条。八旗官街共八条，兵丁胡同共三十二条”。满城修建当时是有整个计划的。据书籍载：凡划入满城区域内的汉人官署和住宅，一律迁移到大城。满洲将官一家占地若干平方丈，骑兵、步兵每家占地若干方丈，都有一定制度。甚至房屋修建格式高低也是定制划一了的。在今天成都街道图上，还可明显看出长顺街是一条主要大街，俨然如鱼的脊背，几十条胡同分列东西，俨然若鱼刺。在公元一九一二年革命后，打破满汉界限，改称满城为少城，改胡同为街巷以来已经变了，变得顶厉害的是把一个近二百年的极为幽静的绿阴地区变为个极不整齐、杂乱而不好整理和改建的住宅区。四、河流沟渠。清朝时代成都建设最足纪录的便是金河、御河的随时修理疏浚。考明朝时候成都城内除金河御河外，还有一条是在金河入城后分出一支绕由中城东流到铁板桥仍合于金河；还有一条是从西北城角流入、横经北城向东，在今天落虹桥处出城。这两河可能都是宋朝的遗迹，到清朝都淤塞了。有些变成没水道的大塘，叫淖塘，有些变为洼地，叫淖坝。后来便只剩下一些桥名湖名。但就这仅有的金河、御河而言在清末前，不惟是成都城内风景河流，且对于交通、饮用，消防都发生过一定作用。其次是沟渠（即今天所称下水道）。当时的官沟即干沟是全用条石砌得相当深广的。以前的官沟图有二份，一存成都府衙门，一存藩台衙门内，至清末都不存在了。据老人言，以前的官沟也是分北城中城南城三个系统，独满城没有官沟，不知何故。三个系统的总汇在今天劳动人民文化宫西侧，当时各大阳沟和今天的沟头巷一带。据说六十年前，即当公元一八九○年时候，那带总沟还像小溪一样，水流。也从那时起，政治更趋腐败，官吏只知贪污。以前的一些善政，没能维持，加以成都人口日益增加，地面使用迫切，当时腐败政府既没规划也不干涉，一任私人侵占，因此河流就越来越窄，原有两岸都变成屋基，官沟就越退越后。原规定官沟以外的公地都是商店和住宅，不惟街道变为小巷，而且从宋朝以来一直没有遭过洪水的城市，在公元一九○九年和一九一○年竟两次因为河流沟渠不通畅，而且在豪雨之后，许多较低房屋都曾被淹过好几天。清朝一代成都人口，在公元一九一○年前无统计。直到一九一○年，成都已经开办了几年警察，做了一次户籍调查。虽不很精确，大体还可靠。据正式发表数字，在城内为二十七万七千二百零三人，在城外的（当时只有北门外、东门外多一些街道，南门外较少，西门外更少），为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一人，共计三十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二人。也因仅止为数二十七万多人，城内便显得十分拥挤，许多园林胜地都被破坏，变作住宅，许多菜园荒地及城脚淖坝都变成了低帘矮户、简陋污秽的若干小街巷。因此更足证明唐宋明三代时候成都人口总之从不可能超过十五万。由公元一九一二年起推倒清朝专制统治后，直到一九四九年年底解放时止，三十八年当中，成都的变化太大，但不是变好，而是向坏的方向走。虽然在清末时候已渐渐有了一些小型的机器工业，如造枪弹的兵工厂，造纸厂，造银元、铜元的造币厂，也渐渐有了一些现代设备如有线电报局，直流电发电公司等，但毕竟由于没有铁路，没有重工业，创造不出有利条件。更由于一九一一年以后军阀的争权夺利，有人统计从一九一三年起四川省的军阀土匪的战争便达四百多次。成都是一省的政治中心，凡有野心的军阀都想霸占它。因此，争城之战（连围攻和巷战在内），前后大小有二十多次，对日抗战期中日本飞机前来轰炸又若干次。每次焚烧杀掠的结果，还是人民吃亏，而且长期处在被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军阀的武力压迫和剥削阶级压迫之下，人民日益穷困。而军阀政客匪徒特多，投机倒把的奸商们只知自私自利剥削压榨，过他腐化堕落生活，根本不想建设。所以在此段时期中，总的说来，成都是继西晋末巴氐人李氏入侵之后，是继宋末蒙古兵侵入之后，是继明末张献忠夺占之后第四次衰败了。不过这次衰败与前有所不同处，是看起来好像有些小小的建设，但事实上都是甚至都破坏了。例如：一、大城城墙。这是从一九二四年开始被破坏的，直到现在一大半已成了摇摇欲坠的黄土堆，一小半已不完整，现在尚未决定如何处理。二、满城之墙。从一九一三年就陆续拆毁了。原来墙基已改为许多街道，今天的东城根街就是其间一大段。三、皇城城墙。从一九二七年破坏，现在只剩一座三洞城门，还是一九五一年初才彻底培修，成为今天的模样。但城门的楼还未设计。四、贡院内部和红照壁。红照壁系一九二五年拆毁的。贡院是从一九○六年科举废后就改为若干学校和一所官署。从一九一五年起，几次改为官署，并曾作过两次战场，最后划为四川大学校舍。抗日战争起后，四川大学迁走，曾遭日本飞机轰炸，原有建筑物被毁不少，一般平民遂移住其中。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初，整个贡院除一部分仍是实验小学，一部分改为博物馆，一部分驻公安部队外，几乎全为私人霸占，并化为几千家贫民窟。一九五一年，成都市人民政府迁入后，始逐渐建立一人民新村将贫民移去，并首先将半圮的至公堂改为大礼堂。其次将博物馆移到人民公园，整修了明远楼作会议之用。一九五二年底复将部分贫民移去新村，以那地段建修一个可容纳五万观众的运动场。五、金河和御河。金河早已变成一道窄窄的阳沟。到一九五二年整修人民公园时，始将祠堂街的一段加以整理，祠堂街靠金河西的铺房西头一段是一九一五年以后修建的，东头一段是一九四一年修建的，把一长段金河风景破坏了。御河是一九一二年起便逐渐为人侵占，创成无数条极其卑陋的小街巷，是成都几次大瘟疫的发源地。现在已着手修复。六、沟渠街面。官沟系统自清末业已紊乱，难于清理，但总沟尚部分完好。从一九二四年城内开始修建马路，始完全破坏。也从这时起，城内街面才渐渐拓宽，将全城石板街面完全改为三合土路。但拓宽街面并无整个计划，两畔街房有在三年中拆让到五次之多，使人民财产浪费不少。因而改修的街房都甚为简陋。现在几乎半数都成为危险建筑物。路面也因偷工减料之故，几乎无时无刻需要修补。雨天烂泥满街，晴天尘土飞扬，使成都成为一个不清洁的城市。现在下水道和路面工程已经有计划地开始了。七、全城所有的中等庙宇、名胜古迹，大会馆、大官署都是从一九二四年起逐渐被侵占被破坏，被改修成私宅、大街、小巷、弄堂式的租佃小屋和贫民窟。如臬台衙门修为春熙路，藩台衙门修为藩署街、华兴东街和几条弄堂与私人住宅（今天四川日报社的房子便是其间的一部）。从唐朝著名的江渎庙改修为弄堂房子（现改为卫生学校），上、中、下三个莲池都填平了，修成大型住宅和若干小街。这太多了，举不胜举。总的说来，成都在解放前确是在向坏的方面变。以前良好的具有民族风格，历史意义的建筑物，无论公的私的，全都受了殖民地码头建筑的恶劣影响，而向坏的方面变。虽然成都是有二千四百多年历史的一座古城，就因为在历史上经过三次的衰败时期和近三十八年的无意义的破坏，它需要重新建设，需要有规划的，某些可以恢复，某些可以不恢复，全面的使它发展成一个适合将来环境条件的现代化城市。追念刘士志先生
于今将近四十年了，然而每每和几位中学老同学相聚处时，还不免要追念到当时的监督——即今日之所谓校长——刘士志先生。至今我记忆犹新的，还是和刘先生初次见面的那一幕。时为光绪三十四年，我刚由华阳中学戊班，为了一个同班学生受欺侮，不惜大骂了丁班一个姓盛的学生一顿，而受了监督陆绎之、教务冯剑平不公道的降学处分——即是将我由华阳中学降到华阳小学去——我愤然自行退学出来，到暑假中去投考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的丁班时，因了报名的太多，试场容不下，刘先生乃不能不在考试之前，作为一度甄别的面试，分批接见的那一幕。刘先生是时不过三十多岁，个儿很矮小，看上去绝不会比我高大。身上一件黄葛布长衫，袖口不算太小，衣领也不太高，以当时的款式而论，不算老，也不算新。脑瓜子是圆的，脸蛋子也近乎圆，只下颏微尖。薄薄的嘴唇上，有十几二十茎看不十分清楚的虾米胡，眉骨突起，眉毛也并不浓密。脑顶上的头发，已渐渐在脱落。光看穿着和样子，那就不如华阳中学的监督与教务远矣！他们不但衣履华贵，而且气派也十足。刘先生，只能算一位刚刚进城的乡学究罢了！不过在第二瞥上，你就懂得刘先生之所以异乎凡众的地方，端在他那一双清明、正直、以及严而不厉，威而不猛的眼光上。其时，刘先生坐在一张铺有白布的长桌的横头，被接见的学生，一批一批的分坐两边。各人面前一张自己填写好的履历单子。刘先生依次取过履历单，先将他那逼人的眼光，把你注视一阵，然后或多或少问你几句话；要你投考哩，履历单子便收下，不哩，便退还你。有好些因为年龄大了点，被甄别掉了。有一位，好像是来见官府的乡绅，漂亮的春罗长衫，漂亮的铁线纱马褂不计外，捏在手上的，还有一副刚卸下的墨晶眼镜，还有一柄时兴的朝扇，松三把搭丝绦的发辫，不但梳得溜光，而且脑顶上还蓄有寸半长一道笔伸的流海。刘先生甚至连履历单子都不取阅，便和蔼的向他笑说：“老哥尽可去投考绅班法政学堂。”这乡绅倒认真地说：“那面，我没有熟人。”“我兄弟可以当介绍人的。”就这样，在初试时，还是占了四个讲堂。到复试结果，丁班正取四十名，备取六名。就中年纪最大的，恐怕要数我了，是十七岁。其次如魏崇[1]元（乾初）虽与我同岁，但月份较小。在榜上考取第一名，入学即提升到丙班，第二学期又升到乙班的李言[2]蹊，或许比我大点。而顶年轻的如魏嗣銮（时珍）、谢盛钦、刘茂华、[3]白敦庸、黄炳奎（幼甫，此人有数学天才，可惜早死。绰号叫老弟。）[4]杨荫堃（樾林）等，则为十三岁。周焯（朗轩，民国元年后改名无，改字太玄而以字行）虽然块头大些，其实也只十三岁。如以籍贯而言，倒是近水楼台的华阳县籍，只有两个人，[5]我之外，第二个为胡嘉铨（选之）；成都县籍仅一个人雍克元。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是光绪三十三年秋季开办的，第一任监督为[6]徐子休（后来通称徐休老，又称霁园先生），招考的甲乙两班学生，大抵以成都、华阳两县籍居多，而大抵又以当时一般名士绅以及游宦世族的子弟为不少，个个聪明华贵，风致翩翩。丙班学生是光绪三十四年春季招考的，刘先生已经当了监督，如以丁班学生为例，可以知道丙班学生也大抵外州县人居多，也大抵山野气要重些。刘先生对于甲、乙班学生的看法，起初的确不免怀有一种偏见——虽然他的儿子也在乙班肄业，总认为城市子弟难免近乎浮嚣，近乎油滑，所以每每训诫丙、丁班学生，一开头必曰：“诸君来自田间……”刘先生对待学生的态度，在高等学堂那方面，大概也无二致，就我们这方面而言，的确是光明、公正、热忱、谨严。学生有一善可纪，一长足称，总是随时挂在口上。大概顶喜欢的还是踏实而拙于言辞的学生。至今我们犹然记得刘先生常常嗟叹说：“丙班之萧云，丁班之胡助（少襄，是时也才十三岁）吾深佩服！……”（胡助后来在陆绎之代理监督时，不知为了一件什么小事，因要拿几个学生来示威，遂没缘没故的同别的五个学生，一齐被悬牌斥退。大家都知道胡助是着了冤枉的好人，陆绎之之所以未能蝉联下去，大概于这件错误的处分上，也略有关系，因为学生们不太服了。）但是一般桀骜不驯，动辄犯规的学生，刘先生也一样的喜欢。这里，我且举几个例。先说我自己。我是刘先生认为浮嚣、油滑的城市子弟之一，而且又知道我是一个不大安分，曾被华阳中学处分过的学生，（大概是陆绎之告知的。那时，陆正任丁班的经学教习[7]——教《左传》，虽然是寻行数墨的教法，但对于今古地域的印证，却有见地。）于头一次上讲堂时，就望见了我，并立刻走到我的座位前，察看我的名字。我曾大不恭敬的回说：“还是这个名字，并没有改。”而且后来在斥退胡助的那事件时，他到丙班讲堂训话，头一名是点着我，大言曰：“这一回可没你在罢？”后来，尚起过两度纠纷，不在题内，可不必博引它了。平常到夜间巡视自习室，在我书案前勾留的时间，必较多些，问这样，问那样，还要翻翻抄本，查询一下所看的书，整整一学期，都如此。大概后来看见我被记的小过多了，从记过的行为上，看出了我并不怎么坏罢，方对我起了好感。直到有一次，因我和张新治（春如）开玩笑，互相发散四六文传单，彼此讥骂。而我用的是自己发明的复写纸，发得多些，因才被监学无意间查获了两张；正遇刘先生照例在空坝上公开教训学生时，他立即告发前去。于是把洪垂庸（秉[8]忠）和人骂架的案子一结，立刻就[9]点到李家祥这一案。李家祥的过失太大，当然从头教训到脚，从小演说到大，其后论到本题：“看语气，自然是在对骂。那吗，张新治也不对，张新治呢？站过来！”张新治站过来了。一件蓝洋布长衫满是油渍墨渍，而且从腰到衩三个纽扣，都宣告脱离。刘先生于是话头一转，从衣冠不整，则学不固，一直发挥到名士乃无用之物。然后才徐徐问到正案。张新治是绝口否认他也发过传单。取证到我时，且故意说：“两个人共犯，处分要轻些的。”但我决意不牵引张新治在内，并且概乎其言的顶回去道：“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我不要人分过。请你处分我一个人好了。”刘先生微微笑了笑：“那没别的说头，记两大过。”教务在旁边说：“李家祥，我记得已记了十一个小过，倘再记二大过，就应该斥退的。”刘先生不假思索的道：“那吗，暂时记一大过五小过再说。”大过、小过的确记了。但刘先生从此就不再把李家祥当作一个浮嚣而油滑的城市子弟。其次一件事，在当时实算是学堂内政上一件大事，若交给任何监督来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