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胜伟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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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外交谋略试读：
前言
序外交，反映着国家之间相互的利益联系。这些利益联系，不仅有着相互的利益需求，而且也存在着相互的利益矛盾。而如何做到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的利益需求，最大限度地化解国家间的利益矛盾，则完全取决于国家对外政策和策略。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所敬爱的邓小平，不仅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创立者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且也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国际战略家和外交家。国际形势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清醒冷静地观察，实事求是地分析，科学缜密地思考，大胆准确地判断，得出了世界战争可以避免，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结论。基于这样一种结论，邓小平以战略家的胆略和气魄，一方面，适时作出了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另一方面，在我国的对外政策上陆续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实施了全面的改革和创新。
邓小平果断地改变了我国长期采取的“一条线”战略，对一切国际事务和国际问题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推进人类进步事业；邓小平向世界宣告，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邓小平调整了过去曾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主张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邓小平积极倡导建立和维护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效地推进南北问题、南南问题的解决，谋求各国的共同发展与繁荣；邓小平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促进各国共同发展；邓小平敏锐抓住祖国统一的历史机遇，创造性地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的回归问题；邓小平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中国面临西方反华势力的遏制、制裁的威胁，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应对策略，不仅打破了遏制和制裁，发展了经济，而且还广交了朋友，壮大了自己。
邓小平的外交谋略思想高屋建瓴，智深计远，内容丰富，辨证务实，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精神，体现着主权意识和国家统一，捍卫着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邓小平的外交谋略思想，是我党和我国国际战略理论的宝贵财富，也是我党和我国国际战略实践的光辉典范。邓小平的外交谋略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继承、坚持和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的智慧结晶。他的外交谋略思想博大精深，他的外交实践丰富多彩，他的外交风格独树一帜，他的外交成果丰硕累累，是我们学之不尽、收益无穷的精神食粮。为此，作者通过学习邓小平的外交理论和实践，并对其从谋略的角度加以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希望有助于准确把握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本质特征，全面理解邓小平外交理论的丰富内涵，为结合不断发展的国际、国内形势，把我们的外交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服务。第一章胜于全胜——邓小平外交谋略的最高目标一、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全胜”是中国谋略宝库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它强调的是，如何通过非军事手段达到“兵不用而利可全”的最佳效果。“全胜”的谋略思想，表现出了中国谋略对“胜”的更深刻而准确的理解，和所追求的更高境界。邓小平坚持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的自立富强的最高利益出发，从国际形势与国家环境两个方面来思考问题，善于在复杂变化的国际局势中权衡利弊，趋益避害，加强对话，消除对抗，抓住机遇，发展关系，创立了一整套“全胜”的外交政策和策略，由此打开了全面交往的局面，踏上了全面开放的坦途，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着力营造和睦、和谐、和平的对外关系，大大地促进了国内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科技振兴，国家富强，赢得了“全胜”的可喜形势。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参加了新中国外交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及外交实践。当我国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之后，他结合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需要，全面领导了我国的外交工作，并亲自参加了许多重大的外交活动。邓小平冷静观察国际风云变幻，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科学认识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确定了我国新时期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为我国对外工作的各个方面制定了一整套方针和政策，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邓小平外交理论，并闪烁着谋略思想的光辉。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而且也是创立新中国外交事业的第一人。他对外交战略的深刻思考，驾驭国际局势的高超本领，处理外交事务的宏大气魄，都展现了他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所独具的风采。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已经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外事工作的方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战略、策略和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领导外交工作，从根本上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创建了新中国的新型外交。根据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两个阵营、两个中间地带、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和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还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等外交方针。
他认为，帝国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走向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反动派也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对于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一是不怕，二是反对，全世界人民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用正义的革命战争，反对一切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争取和维护持久的世界和平；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是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要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只要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世界将走向进步，而不是走向反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要从战略上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战术上把它们看成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资本主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等一系列斗争原则和策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制定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目标。中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关系，不输出革命，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强加于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对外工作坚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广泛开展人民外交，加强同世界人民的联系，多做工作，广交朋友，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文体交流先行，以交流促外交”的方针，推动并巩固与各国关系的发展。在对外交往中，要破除迷信，不骄不躁，不卑不亢，既不能狂妄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照抄照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永远不称霸。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所创立的这些外交方针、政策、策略，不仅有效地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迅速打开了崭新的局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且也为我党留下了外交思想、理论和实践的宝贵财富。
邓小平实践并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外交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来源。邓小平经常告诫我们说：“老祖宗不能丢”。这就是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丢了就意味着背叛，就是丧失根本。所以，邓小平外交思想与毛泽东外交思想在根本立场、思想基础、基本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是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化，结合我国的外交实践，以巨大的政治胆略、外交远见和理论勇气，提出了许多马、恩、列、斯、毛未曾提出过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如战争与和平问题，当今世界主题问题，改革开放问题，不以国家制度、意识形态论取舍等等。可以说，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把继承与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外交思想辩证地统一起来了，把坚持我国已有外交实践、经验与创新科学地结合起来了，是继承之中有发展、丰富之中有创新。二、邓小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国的对外工作如同国内工作一样，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例如：如何正确地认识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深刻变化；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如何估计经济、科技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如何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如何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等。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新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实际紧密结合，鲜明而精辟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为我们开展各项对外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精髓。邓小平在指导新时期我国对外工作的实践中，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本本主义和思想僵化，不断总结经验，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可以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贯穿于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各个方面，又贯穿于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
邓小平具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他亲自领导和直接处理了我国对外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他的主持下，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正常关系，改善和促进了同欧洲的关系，增进了同周边国家的睦邻互信友好关系，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分别同英国和葡萄牙达成了关于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协议，实现了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丰富的外交实践活动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形成的基础。邓小平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我国的外交实践，解决了我国外交面临的一个又一个重大课题，同时他又对我国外交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维和理论概括，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邓小平外交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形成过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当代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分析国际形势，不断调整我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过程。
邓小平外交思想高屋建瓴，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实事求是。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作出重大调整。认为虽然两极争霸，世界充满矛盾，天下并不太平，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连绵不断，但国际形势总体上是趋向缓和的，世界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因为和平的力量在增长，所以今后较长一段时期里，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三世界国家应当利用这段时间发展经济，逐渐摆脱贫困落后状况。这就改变了过去“燕子低飞，山雨欲来风满楼”，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从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依据。
——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邓小平深刻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其他许多问题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发展问题越来越突出。现在的趋势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却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障碍。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因为当代世界经济日趋国际化，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了。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这种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国际形势，对于发展中的我国来说，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利用这个历史机遇，我国可以在较长的和平环境中，集中精力、集中力量、集中时间进行国内经济建设，使中华民族迅速强大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强调对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和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和开放，在国内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我们的对外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要打破以往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同一切国家，包括过去反对过我们的国家搞好关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来搞好国内的经济建设，抓紧一切时间发展自己。
——提出了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强调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决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我们的发展离开了国际合作是不可能的。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是一个战略问题。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为我所用。
——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作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我们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
——确定了在处理任何国际事务中，都要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不称霸，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还是要有所作为。
——调整了对大国的关系，改变过去“一条线”的战略。强调在对外关系中，要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传统文化和民族习惯的差别。
——高度重视第三世界的战略地位并强调发挥其作用。强调加强同第三世界也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关系我国长远战略利益的根本大计，要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中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
——提出了要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指出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使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是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作为今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
——指出了科学技术进步突飞猛进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中国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强调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不能安于落后。
——提出了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为国际社会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找到了一个新的出路。认为世界上的许多争端可以用类似这样的办法去解决。提出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提出了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办法来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领海争端问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设想，是根据客观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
——强调要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处理党际关系。指出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指手画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
——坚信社会主义必胜，前途依然一片光明。指出尽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取了教训，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强调在外交工作中要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在原则问题上，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怕压力，敢于斗争；在策略问题上，要权衡利弊，不失灵活。注意把握好斗争的时机和分寸。在进行必要的斗争时，要注意阶段性，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遇到国际风云变幻时，要沉着冷静，处变不惊，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孤立、不怕制裁、不受挑动。对外表态，要深思熟虑，分寸恰当，信守承诺，说话算数。在整个对外交往中，要坚持平等相待，以理服人，不卑不亢，落落大方，体现出泱泱大国的风范，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我国的外交实践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英明的、正确的，是符合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发展趋势的。三、邓小平外交战略指导思想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紧密联系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实践。邓小平外交战略指导思想集中体现了这一时代特色。（一）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是邓小平外交战略指导上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
邓小平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倡导者，他曾明确地表示：“我是实事求是派。”并深有体会地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泽东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可以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自然也是邓小平外交战略的思想基础。所以，邓小平在面对乱云飞渡、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诸多历史遗留的疑难问题时，始终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从国际形势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发，研究新对策，寻找新办法。“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以实事求是作为外交谋略的总的指导思想，首先表现在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就是全面分析成败得失，科学总结经验教训，为制定正确的外交方略提供有价值的借鉴。比如，中国共产党和欧洲一些国家工人阶级政党之间曾经建立了友好关系，但是后来却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政治观念的差异以及复杂的国际斗争环境而疏远了。对此，邓小平很客观地分析了这一段历史，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自己有相当的责任，我们确实也犯过对别的党指手画脚、强加于人的错误，我们也做过以“左”的思想评价别人和要求别人的蠢事，从而，影响了我党同其他党派的关系，也影响了国家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合作。我们应该吸取这样的教训，从实际出发，尊重兄弟党的意愿、尊重别人的选择，不干涉兄弟党的内政。
其次是实事求是地分析现实。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就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的政治、经济、制度、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现实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这正如他所说的：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实践证明，只有按“一国两制”的方针收回香港、澳门，才能既实现祖国的统一，又保持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繁荣、稳定，从而振兴整个中华民族。再比如，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也是根据当今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实事求是，提出来的。这一著名论断，改变了过去我们一贯坚持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思想，而是把握时代主题，确定了广泛发展国际关系，努力促进和平，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的战略思想，并把争取世界和平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总目标。
1987年3月，在同美国客人谈话时，邓小平称自己为“实事求是派”。他说：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我既不是改革派，也不是保守派，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同年7月，他又具体地说：“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评价是很客观的。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重申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意义。可见，实事求是是贯穿于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之中的一根主线，是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总的指导思想。（二）总的战略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邓小平外交战略的中心内容就是一切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无论是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以及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还是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等等，其总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更快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可以认为，邓小平所有的外交谋略思想和外交政策策略，都是围绕这个中心提出来的，也是为了实现这个中心而展开的。
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1975年，在他主持党政日常工作期间，就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全党的大局，大刀阔斧地进行各方面的调整，为发展生产服务，为实现现代化服务。刚进入80年代，邓小平就严肃地指出：“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
围绕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总任务，邓小平提出了许多战略思想和一系列战略措施。尤其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针对一些模糊认识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他要求我们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排除一切“左”的和右的干扰，大胆改革开放。他还针对一些思想障碍进一步提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告诫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同时也是密切联系世界发展的大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解决了世界上近五分之一人口生活改善的大问题，这自然是对世界发展的最大贡献，是对人类历史的最大推动。同时，中国发展强大了，由于其坚定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永远不称霸，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贡献。不仅如此，中国强大了，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也就增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也就增强了，也就更有资格主持正义、坚持真理，更有能力反对强权政治，为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正常运行而贡献力量。中国的发展，不仅是稳定亚太地区和平的重要力量，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对人类的最大贡献。邓小平的一切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不仅仅是国内的一般方针政策，而是具有深刻理论意义和深远现实意义的外交战略。（三）总的战略原则是独立自主
坚持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点。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对独立自主思想有了更多的论述，并在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高度上进一步发展了独立自主的思想。1982年9月1日，在中共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首先，搞国内建设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过去我们照搬他国的经验，也有过一些成绩，但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就是坚持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自己的力量，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革命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探索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实践。经验证明，强调“中国特色”，理论上是正确的，实践中是成功的。为什么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是如何形成的呢？关键就在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排除国际社会对我们建设事业的不利影响和干扰，只要认准了目标，就一往无前地勇敢前进。我们进行改革开放的实践并获得成功，就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结果。
但是，邓小平又辩证地强调指出，我们所坚持的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我们要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尽早实现现代化，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及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还要吸收和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人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才能更好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其次，我们对外发展关系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实现真正的不结盟，不打大国的牌，也不允许别人打我们的牌。中国同任何国家都没有结盟的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任何外国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所以，邓小平曾将中国的对外政策概括为两句话：第一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句就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我们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富贫，一律平等，各国都有权利独立处理自己的事务，反对干涉他国内政。我们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我们一再声明，只有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国际政治经济的新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才会是合理的，有益于人类进步的。在国际关系实践中，邓小平指出，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只有真正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的原则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邓小平说：中国看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而是看具体情况，根据具体情况，我们独立自主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处理国家间关系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处理政党间关系也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一个政党对别国政党的言行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肯定是会出问题的。政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大国的党不能充当老子党，发号施令、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中国共产党坚持按独立自主的原则处理同别国政党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对别国政党发号施令、说三道四，也不接受别国政党对我们的号令，不允许别国政党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中国共产党处理同别国政党之间关系的原则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总的战略方法是全方位改革开放
我们集中精力建设现代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其根本的战略方法不是别的，就是邓小平倡导的全方位改革开放。
改革是使我们更好地面对中国的现实，实事求是地改造中国的现实。换一个角度看，改革就是要转变机制、改革体制，进一步下放权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开放是使我们破除闭关自守的状态，打破霸权主义设置的障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发展国家间、政党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同世界各国的一切事务，实事求是地创造有利于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就是使我们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更坚定地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实践证明，坚持改革开放是正确的、成功的。
再进一步地说，改革就是根据生产力的状况及其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根据经济基础的状况及其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自觉调整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经济基础的部分，从而更好地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开放就是通过积极的努力，寻求有利于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尽可能地寻找机会，充分利用和吸收一切对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资金和人才。这就是说，通过改革开放，我们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而闭关自守，只能是死路一条。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并不是一条措施，也不是一项政策，而是一项重大的外交战略，同时也是实现其他外交战略的总方法。正是通过这一战略的实施，其他外交战略才有所遵循，才得以展开，才有所保障。四、邓小平外交思想开创了我国外交领域新局面
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外交工作十分活跃，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中国进一步巩固了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恢复并发展了同前苏联（俄罗斯）等国的正常关系，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有了明显改善。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断拓宽多边外交活动领域，为推动地区冲突的政治解决，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90年代初，中国与外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30多个国家，并接待了100多位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的来访。世界上同中国正式建交的国家达140多个。
——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睦邻安邦符合中国和邻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发展。1991年，中国同邻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更加巩固和发展。国家领导人对蒙古首次正式访问，促进了中蒙两国睦邻友好合作领域的进一步扩大；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巩固了中朝两国传统的友谊和团结；同大韩民国互设贸易办事处之后，双方又签署了民间贸易协定，为双边贸易的不断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与老挝签署了边界条约，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越南高级代表团访华，中越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国家领导人访问了印尼、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随着同东盟关系的日益加强，中国同东盟各国的友好关系已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南亚各国以及缅甸继续保持和发展友好睦邻关系。特别是在时隔31年之后，中国与印度打开了交流的大门，对增进相互了解，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关系，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点。1991年，中国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双方往来频繁，十多个非洲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问了中国。中国支持非洲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自主选择适合本国情况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支持非洲国家谋求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南非人民为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种族平等的新南非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欢迎南非出现的积极变化。
——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继续稳步发展。中国愿意同拉美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进一步推进双边关系。中国同南太平洋岛国及南太论坛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中国政府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策，继续保持和发展了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中苏签署联合公报和边界东段协定，为中国与苏联（俄罗斯等）保持和发展关系奠定了基础。中国政府宣布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和各共和国的独立，并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波罗的海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俄两国政府确认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个联合公报所确定的各项原则仍为中俄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愿意承担原苏联和中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所规定的义务，愿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政府愿意同原苏联境内各独立国家进一步发展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同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东欧各国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
——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明显改善。日本首相访华，中日关系完全恢复正常，并且有了新的进展。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合作关系。中日关系保持健康顺畅的发展，不仅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中国与欧共同体各国的关系已逐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英国首相和意大利总理以及英、日、法、意等国外长先后访问了中国。中国总理和副总理等领导人访问了西欧一些国家和欧共体委员会。中国与西欧国家的贸易往来和各个领域的合作正在稳定发展。
——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两国高级官员进行了多次会晤。双方就经贸等方面的问题达成一些原则性协议和谅解，这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尽管中美之间仍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中国政府一贯认为，中美两国保持正常、良好的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平衡、和平与稳定。只要中美双方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就能排除障碍，推动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此外，中国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动荡不定的国际形势下，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创造一个有利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环境，破除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旧秩序，创立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已成为时代的要求。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并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中国认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各国应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友好合作，和睦相处；任何国家都不应谋求霸权，操纵国际事务，不得推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的讨论和解决；各国有权根据各自的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不应把自己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互相尊重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侵犯或吞并他国领土；国家之间发生争端应通过和平方式合理解决，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目前国际经济关系中，南北矛盾更加突出，经济差距仍在扩大。为了促进共同发展，缩小南北差距，必须建立公正、合理、互利、合作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五、“胜于全胜”外交谋略的特点（一）高瞻远瞩的预见性
新的世界大战能否爆发？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到底是什么？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将对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的制定产生巨大的影响，历来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方针、步骤和布局的战略性问题。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于是，“我们好多的决策，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但是，“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判断。这个判断结论，表现了邓小平对国际风云变幻的洞察力和高瞻远瞩的预见性。因为邓小平作出上述判断的80年代中期，正“是个危险的年代”，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和争霸正从陆、海、空进入了外层空间，达到了前所采有的激烈程度。在这种严峻的时刻，邓小平作出了世界大战“至少十年打不起来”的判断。作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辩证思维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的预见性，是完全不可能的。邓小平认为：“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在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如果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在上述判断的基础上，邓小平从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中，又进一步分析概括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英明论断。他认为：“现在世界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还有其它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由此充分地反映了邓小平高瞻远瞩的预见能力。（二）独立自主的和平性
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战略，总是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时也要实现自己的国际原则的。邓小平认为，中国在当前的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就必须有一个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中国至少需要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而“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谁”。小国应当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但是，中国“决不当头”，要坚持“真正的不结盟”。“不参加任何集团”。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总之，只有实现了和平，只有具备了稳定的环境，才有搞好经济建设的条件，才有发展自己的可能。所以，邓小平外交谋略的精髓就是：要围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发展一切可发展的关系，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创造和平发展的环境。（三）审时度势的辩证性
世界形势的变化，矛盾的转变，扑朔迷离，特别是在世界格局大变幻、大转折的时期，更是如此。对此，邓小平审时度势，缜密辩证地制定我国的外交战略策略。首先，他认为，对国际形势“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善于把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即尽管国际形势出现转折，世界格局新旧交替，但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至少在下个世纪中叶以前这两个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这既是给我们自己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是对我们能否在国际事务中更好地发挥大国的作用提出了挑战；其次，面对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低潮。但是，要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教训，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走自己的路。同时，邓小平还给我们及时提出了新的工作方针。即冷静观察，“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稳住阵脚，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沉着应付，即在国际压力下，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四）旗帜鲜明的民族性
邓小平始终站在正义、进步和发展的立场上，思考和制定外交工作的大政方针。他始终强调，我们一切工作的目标都是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改革开放政策上，邓小平之所以敢为天下先，能为天下先，根本就在于他是从民族利益、民族未来的发展出发，认为不改革，不开放，就无法使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兴旺发达。必须坚持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他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说：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邓小平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利益的核心是国家主权，强调：“国家的主权，……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在对待香港、澳门回归问题上，他斩钉截铁地向世人宣告：“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四十八周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这不仅表现出他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原则性，也表现了他崇高的民族精神。（五）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一致性
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从不隐讳自己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但是，邓小平并非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首先，他并不认为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是对立的，相反，他认为对中国人民的利益的负责与对世界人民利益的负责是一致的。中国的利益是世界利益的一部分。他认为，如果中国“基本上实现现代化”，就“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相反，“如果中国动乱，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这是其一。其二，他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应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中国“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求同存异”，更好地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实现共同的发展，而不能只“追求单方面利益”。（六）立足于历史与现实的创新性
邓小平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这个大局出发，立足于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纠纷的新办法。为了解决祖国统一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新构想。“一国两制”的设想，既考虑到了大陆的现实情况，也考虑了尊重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的实际，并照顾到当地人民长期以来的生活习惯，只有这样立足于历史与现实的两种实际，才即有利于祖国的统一、繁荣和发展，也有利于世界局势的稳定。这不能不说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创造。“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即如果有争议的领土的归属问题，不影响或者不直接影响到争议的双方或一方的整个国家的主权，双方可暂不说争议领土的主权问题，先协商如何对有争议的领土进行共同开发。这样，不仅对有争议的双方有利无害，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邓小平对世界和平的杰出贡献。（七）全方位的开放性
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历史经验教训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第二，“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第三，“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第四，对外开放是国际竞争的需要。“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像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更不容易，没有改革开放政策，竞争不过。”正是在邓小平亲自指导和关心下，我国的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开始，不断推进，已形成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以及内陆省份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全方位的开放，激发了全方位的活力，带动了全方位的经济建设，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八）充满自信的成熟性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国面临着许多重要涉外事务。例如，如何对付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的所谓“制裁”？如何应对西方反华势力掀起的围攻社会主义运动的逆流？如何看待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剧变？如何分析冷战后的局势？如何判断国际各派政治关系走向等等。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一旦出现差错，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将不堪设想。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地剖析了世界形势，做出了全面正确的判断，表现了充满自信的、不为风云变幻所动的成熟性。首先，面对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带有全局性的总的战略策略和新的工作方针。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这样就为我国在新时期的国际斗争中指明了方向。其次，面对苏东剧变，邓小平汲取历史教训，提出新的方针。他除了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记住那三句话以外，还特别指出：“不管苏联怎样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不但如此，邓小平还提醒我们“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这是个机遇”，要抓住机遇。再次，面对西方一些反华势力企图趁苏东剧变，乘势也使中国动乱，走上非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这一图谋，邓小平也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敏感和辨别力。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和所施加的政治、经济压力，充满信心。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充分表现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伟大从容和宽阔胸怀。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攻势，邓小平认为，反和平演变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冲淡经济建设，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九）继承、发展、创造的统一性
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第一，毛泽东主张必须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的安全。邓小平则始终强调必须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是不能谈判和退让的。同时，他又从开放的世界的现实出发，主张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彼此要相互尊重和通过协商解决。第二，毛泽东制定和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与各国进行交往。邓小平则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使之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发展为“独立自主的和平的外交”政策，树立了中国作为一个坚决主张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形象，并真正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独特的大国地位和重要角色。第三，毛泽东为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我国一个长期的方针。而邓小平更强调：这一原则，不仅要作为处理中外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也可以作为处理国内问题（祖国统一问题），建立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基本原则。第四，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并以此制定了三个世界的国际战略，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争取第二世界，结成反帝反霸的统一战线和同盟军，反对美苏争霸，制止世界大战的爆发，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邓小平则坚持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原则，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同时，从全球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的角度，找出解决第三世界的矛盾问题的途径与办法，并把他们放到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大背景下来考虑。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是在“和平与发展”这个主题下去思考、去酝酿、去筹划的，这一点是“胜于全胜”谋略最鲜明的特色。第二章审时度势——邓小平外交谋略的基本前提一、世界主题的历史性转变
审时度势，是谋略策划的前提。简单地说，就是要根据时间的推移，对客观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尤其是在战略决策时，这种审时度势，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审时度势，要有很宽广的战略视野，要善于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对“势”进行综合分析判断。这是由于“势”的成因很多，并且往往是综合作用的，仅就一段时间、一个方面和局限于某个领域，是不可能对“势”作出正确判断的。因为审时度势，还要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从大量的综合比较、分析中，找出规律，依据规律判断趋势，为决策提供正确的依据；因为审时度势，还要洞悉“势”之成因，细察“势”之发端，这样才能早做准备，提前运筹，争取主动，占据有利之“势”，以利于依“势”而谋，随“势”而为，因“势”而备。审时度势，是中国谋略思想的基本要求，简单地说，就是要根据时间的推移，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尤其是在战略决策时，这种审时度势，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列宁所说：“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够以此为根据，估计这国或那国更详细的特点。”善于纵观国际风云、洞悉各派力量重组、熟谙发展大势的邓小平，审时度势，纵论世界格局。
所谓主题，即主要矛盾或主要任务。世界主题，则是指世界范围内最重要、最突出的基本矛盾或根本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世界主题不是固定不变的，它要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世界基本矛盾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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