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德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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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书试读：
前言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晚清重臣，著名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湘军创立者和统率者，晚清散文“湘乡派”创始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今湖南省双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兄妹9人，其为长子。他自幼勤奋好学，6岁时入塾读书；8岁时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道光十三年（1833年）考取秀才。道光十八年（1838年）会试中贡士，改名国藩；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后授翰林院庶吉士。自此供职京师，结交穆彰阿、倭仁及唐鉴等人，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咸丰三年（1853年）丁忧在籍，奉诏督办团练，创建湘军。咸丰四年（1854年）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咸丰十年（1860年）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负责镇压太平天国事务，并开创中国洋务运动的先河。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今南京），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毅勇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同治四年（1865年）任剿捻钦差大臣；翌年因无功而去职，回任两江总督。同治七年（1868年）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奉命前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因屈从洋人而遭朝野舆论谴责，旋回任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南京病逝，朝廷追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由于其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完成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大事业，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叱咤于清朝末年的风云人物，他打败太平天国，是清王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己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致的拥戴；他的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作为为官、治军、治家及为人处世等方面的楷模，他熟读中国历史，对为官之道参深悟透，在官场风风雨雨几十年，始终屹立不倒；他治军有方，认为“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用封建伦理观念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使士兵或下级易于遵从官长的命令；他是结交、培养、推荐和使用人才的高手，他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最著名的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他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虽资质一般，但志向远大、意志超强、勤学好问，待上、待下、待同僚谦恕自抑、豁达大度，朋友极多；他自始至终坚持个人道德修养，克己复礼，更有传世家书成为家教样板，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他是中国传统持家教子的典范，其家族一百多年来没有纨绔子弟，代代有英才……
其门生故吏颂之曰：“德埒诸葛，功迈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一代名臣、名将、名相。”晚清政府旌表他：“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梁启超称赞道：“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蔡锷将军对其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毛泽东也曾有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则认为其可以做自己的老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捧读不辍。
曾国藩一生著述颇多，其中尤以成功心法《挺经》、传世良言《家书》、识人秘要《冰鉴》、治家方略《家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涉及修身、为学、齐家、处世、从政、治军等诸多方面。《挺经》详细记录了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总结出的18条心法，是其从自身的成败得失中总结出的一套独到的为人为官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展现了其“内圣外王”的睿智权谋。《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十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冰鉴》是一部关于识人、相人的经典文献，是曾国藩对于自身识人、用人心得的总结，被称为曾国藩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家训》则记载了曾国藩继承先人遗训，结合自身体会，教导兄弟子侄成人成才的高妙策略。本书分别对曾国藩所著《挺经》、《家书》、《冰鉴》、《家训》中的慧语箴言进行解读，借助曾国藩的传奇经历和生活事例，讲述了曾国藩做人做事的艺术和生活感悟，以及从中引申于现世的有益的经验和方法，让现代人在重温古人传奇的同时，感受、品味、反思这位晚清风云人物的多变人生，体悟其给予后人的人生启示和提点。本书堪称现代人案头、枕边必备的智谋宝典，对于研究曾国藩的成功谋略，学习其修身智慧、齐家准则、用人方略、处世技巧、为官之道、治军韬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卷一挺经第一章内圣慎独处身，心境泰然【原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译文】
仔细回想古代人在修身方面所作的努力，其中效果特别明显的情况，大概有以下四种：第一，谨慎独处，就会使得心胸泰然自若；第二，庄严恭敬，就会使人身体强壮；第三，追求仁义，就会使得别人心悦诚服；第四，思想诚实，待人真诚，就会使神灵都为之钦佩。【解读】“慎独”之“慎”主要是指，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要小心管理自己的心，意即自省，是一种通过自我意识来自我检查的行为。经常自省的人，能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和缺点，如能及时改正，会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发生的概率。这也从间接说明了自省是慎独的形式，而知错能改是慎独的目的。
人在自省的时候仅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心生悔意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做到知错能改，时刻告诫自己以后不应再犯类似的错误，只有做到这样，才是真正了解了慎独的真谛并发挥了慎独的最大作用。
对于自省、慎独，荀子有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译文意思是君子广泛学习，并且应该经常用所学到的知识来检查自己的言行举止，这样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可以很明智，行为也没有过失。这句话挂在嘴边说说很简单，但是要真正做到确是非常不易的。曾国藩的博学众所周知，他是一位集众家之所长于一身的智者，这样一位智者，他的一生都在遵循着荀子的这句话，在骄傲自满时及时反省，自我省察，然后改正并时刻鞭策自己做到更好。
曾国藩自省的习惯，单从他的字与号就可以看出来。在他就学于湘乡涟滨书院时，自号“涤生”，意思就是“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试图通过自省来清除心中的污垢，实现人生的更新。而后曾国藩师承理学名家唐鉴、倭仁，几乎每天都遵循着先生教导的“克己省复”。他曾将自己的日记命名为《过隙影》，当作是自己人生的错题簿。不但如此，自从他开始写日记以来，更是不曾间断，一直到他过世。
做到自我反省并不难，难的是每天都能做到自我反省，并且在自省中获得收益，让自己的人生减少遗憾并实现最大的价值。能做到一生中都在自我反省的人，本已世间少有，又能对自己作出客观、深刻的剖析，这样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人们生活和工作的脚步不断加急，忙碌、疲惫变为常态，致使很多人忽于自省，觉得与其劳神劳力想些烦心事，不如蒙头大睡、游玩放松。其实从实质上来说，一刻的不想只是暂时的逃避，早晚都得有面对的一天，反而是及时自省，静心慎独，清理思想上的垃圾，才能使人们在面对时不至于太难堪、太慌乱。
在当代社会，慎独或者自省作为一种心灵修炼，不是可以随意丢弃的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是一种对工作、对生活认真负责的态度。要学会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要有担当，要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无论做了什么事，都要有勇气去承担。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如果能通过一个错误进行自我反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这样可以把坏事变好事，把可能潜伏的错误累积成进步的阶梯。
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曾参勤奋好学，深得孔子的喜爱，同学问他为什么进步那么快。曾参说：“我每天都要多次问自己：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力？与朋友交往有没有不诚实的地方？先生教的学生是否学好？如果发现做得不妥就立即改正。”
曾参进步飞快并不是在于他有多聪明，也不是他用了多么神奇、多么神秘的绝招，他只是在一个人时候尝试着和自己对话，谨慎地回顾自己走过的路、说过的话、办过的事情，如此慎独、反省、发现问题、改正问题，才逐步在精进的路上不断向前。
这四个步骤看起来一点都不难，但是能做到并坚持的人并不多。也正因如此，能坚持下来的，会在这个过程中正视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改正自己的过错，弥补自己的缺陷，从而获得成功或者得到更好的发展。
实际上，做到自省很简单，贵在坚持的彻底。所谓慎独自省，就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像对镜自照一样，反过身来察看自己的言行举止，找出自己的不足，看自己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常常自省是通往成熟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省，直视自己所犯的错误和遇到的挫折失败，这样才能真正成长起来，慢慢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者。君子独积诚为慎，小人独积妄生肆【原文】
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译文】
君子戒惧的是，当独自一人时，就会产生诚实的念头，这种诚实的念头积累多了，就会变得小心谨慎，继而自谦自律的品性行为更加缜密。
当小人独自一人时，就会产生狂妄的念头，这种狂妄的念头积累多了，就会产生放肆的行为，继而欺负别人的坏事这种行为也就形成了。【解读】
在中国，千百年来，儒家思想始终推崇诚信。“诚”被认为是人的道德修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它是一个人的美好内在，相比于一个人外在华丽的衣饰，内心的“诚”是一件永不过时的衣饰。与人交往，以“诚”为基础说话办事，是对他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时候以“诚”为原则，反观自我言行，是对自己的诚实和负责。对自己诚实，还要不断累积自己诚实的念头，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守诚之人。曾国藩是一个主张“诚”的人，但他遵循的“诚”和一般的“诚”相比略有不同，带有几分为臣的忠诚、血性的义气，以及不容人质疑的坚定。
咸丰初年，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样子。臣子们于是直陈时弊，各抒己见，一时纷纷纭纭，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被以“毋庸议”的上谕而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他口中的“书生之血诚”与“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义词。咸丰三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曾国藩对国家、朝廷的赤诚之心。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的奏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绝不含糊。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朴诚”当作医治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副良药。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功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又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这里，“忠义血性”与“血诚”也是同义词。
总之，“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的精神力量，也是他实现“复礼”、“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徵所说“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在政治上如此，在军事方面，曾国藩也努力实践“诚”。
金陵之战时，曾国荃呕心沥血，不过是为了占有攻破天京的头功，对于曾国荃的这点心思胡林翼知道，李鸿章知道，左宗棠知道，他们只能按兵不动，只能眼睁睁看着这颗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氏兄弟手中。当李泰国将要把轮船开进长江里时，可急坏了曾国荃。于是曾国荃上疏皇上：“轮船不必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
曾国藩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给弟弟写了一封信：“你是怕李泰国到了金陵搅乱局面，抢夺功劳，为什么不以实情剀切相告？十年苦战，却让外国人以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使我忠义将士心灰意冷，使我中华臣民气节受侮，这样的话都可如实上奏。心中本来想说这一件事情，上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危言耸听，这是道光末年督抚的陋习，欺蒙宣宗可以，文宗就难欺蒙了，现在更不能欺蒙了。”“七条轮船入江一事，我已上奏过三次询问过两次，就是不准李泰国帮助攻克金陵、苏州。李鸿章也曾两次上书恭亲王，想必恭亲王定会心怀内疚。只是太平军还没有消灭，不想再树一个大敌，所以隐忍下来出此一计。君相都把我们兄弟视为心腹，而弟弟你上疏却言不由衷。恐怕朝廷会怀疑我们兄弟意见不合，甚至会怀疑你善用权术。”
信中，曾国藩对弟弟的批评之意不掩而发，其千言万语背后不过一个主旨：无论从哪个层面上来说，言不由衷都是不合乎为臣原则的行为。曾国藩虽然理直气壮地指责弟弟，但他本人也并不是时时处处都以“诚”为原则。在他看来，偶尔的不诚并不代表全部，也不能否定一个人的处事原则，就像对敌人、对恶人，就没有诚的必要。
生活中也有很多善意的谎言，是没有任何恶意，也不会造成伤害的，这样的不“诚”我们可以接受，但是毕竟这样的善意谎言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我们还是应该做到诚实，真诚待人，真诚做事。
曾国藩的一生对人诚恳，做事诚实，他的生活少些遮掩，胸怀中多些坦荡。在现代，“诚”是情商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诚还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何时何地，对待怎样的人或事，尽量做到诚实，会让我们的人生减少许多遗憾，多很多色彩。诚为人立之本，没有诚，一个人也就不能称之为人了。坚守“诚”这一字，是对别人、对自己最大的尊敬。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原文】
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译文】
谨慎独处的人，就是要遏制自己的欲望，就连最隐蔽最微小的部分也不会疏忽，为人处世遵循自然之理，一刻都不会间断，每当自我反省时都会问心无愧，所以，心胸泰然自若。【解读】
在只有自己的时候，人会暴露出最真实的本性，显露出最真实的自己。这种情境下，我们可以不用去考虑任何人的感受，不用为了说一句话就思前想后，心思千回百转，所以人们可以在独自一人时放开一切束缚，无拘无束地做自己。这样独立而没有束缚的空间是每个人在心底的渴望。
有这样的空间，做回最真实的自己固然好，但是物极必反，在好的同时弊端也在悄然出现，如果不注意不克制，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没有众人眼光的注视下，偶尔地为自己松绑可以减轻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公众眼光的约束而毫无节制地放纵自己，有可能会演变出一些不合理的行为，这样反而会让人远离安然。
一个擅长与自己独处的人，反而在一个人的时候严格要求自己。这种带着镣铐舞蹈的人，之所以要给自己一个框架规范，目的是为了让自己不因放松而放纵。这考验的是一个人的自制力和自知力，以求做到“在独处无人注意时，也要谨慎不苟”。
曾国藩在逝世前，总结自己一生的处世经验，写了著名的“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他把“慎独”列为四条处世经验之首，足见他对“慎独”的重视。一个人的时候能够慎独，管好自己，那么在人多的时候，对自己会有更大的把控力，从而对人际往来应对自如，游刃有余。
曾国藩真正开始慎独的修养历程是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了这一天的经历：“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知几也……”所谓“知几”、“研几”，都是对自我的省察。《易经》中说：“几者，动之微也，”内心深处每一个念头的活动，每一个念头都自己察知，如此才能在“独”时“慎”。
曾国藩在倭艮峰先生的督促下，每天都学着倭艮峰先生的样子静坐，读《易经》，写日记检查自己的心理、行为。他每日静坐半时，以求提高自己的心性修养。静坐的过程中，两耳屏蔽嘈杂的声音，两眼默闭不看沧桑变幻，身体和心灵在沉寂和思维中安静，从而获得心境的升华和清明的认识。他的静坐已不再仅仅是养性的方式，而是一种对人生进行沉淀和积累的行为。
心静对一个人的作用非常重要。一个人如果心浮气躁，没法静下来的时候，根本没办法客观地看待事情，也就不可能觉察出自身的错误；但是只要稍稍入静，稍作停留，仔细反思，自然会恍然有所悟，认识到自己错在何处。沉静中获得自知，而人一旦有了自知之明，有了这一觉悟，就能慢慢加深自己心静的功夫。当这番功夫到一定的火候“遏欲”、“循理”就不会是刻意，而是自然而然的一种行为。有了这样一门慢慢加深的静功，就算不静坐，也能时时警惕自己的想法，把每一个不像话的念头扼杀在萌芽状态。
梁启超先生说，曾国藩其实并不算天资聪颖，他的成功就在于能够反省自己的不足，日渐改进。曾国藩没有过人的天资，却能做到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他能真正做到一个人的时候恪守“慎独”二字，能够做到“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如此内省不疚，心无所避，自然胸怀泰然。剖析公私，精研得失【原文】
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译文】
在心遇到问题的时候，已经能够解剖分析其中公私间的区别，在心联系道理的时候，又能够足够精辟地研究其中的得失。【解读】
人在遇到问题时，难免会在心中思量，权衡利弊。在没有他人督促和指导的情况下，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做出不一样的决定。而从其所做的决定，可以看出他是君子还是小人。君子即使是在独处之时，也能做到严于律己，恪守道德；而小人在独处时，心中的妄念会不受约束，可能会因为利欲熏心做一些贪图私利的事。
孔子说过：“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对自己严格要求，自立自强，凭自己的能力来获得成功；而小人却满心想着怎样通过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怎样从别人身上得到好处。曾国藩饱读诗书，对于修身立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君子慎独论》中指出，君子与小人的差异，可以从他们是否做到慎独来判断，所谓君子“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即使没有他人的眼光逼视，君子依然时刻秉持原则处理问题，从纷杂的事务中抽丝剥茧，将私事与公事分开对待，充分地研究得失，从而对于自己所做之事是善是恶成竹在胸。
战国时，鲁穆公的丞相公孙仪有吃鱼、爱鱼的嗜好，于是全国的人都争相买鱼来献给他，公孙仪却不接受。他的弟子问其中缘由，公孙仪回答说：“正是因为爱吃鱼，所以我才不接受别有用心之人送的鱼。如果我收了，将来一定会迁就他们的表现；而这种迁就的行为可能会影响我对事物的合理判断，导致对法律、道理的歪曲和破坏，结果就会有被罢免相位的危险。到时且不说不会有人再送我鱼，我自己可能也不会有能力买鱼了。相反，如果我现在不收别人给的鱼，一切的假设都不会实现，也就不会被罢免宰相，这样我也就能长期给自己买鱼吃了。”
公孙仪在处理问题时公私分明，处理问题时能在一个较高、长远的角度看问题，作出明智的决定，这便是一种慎独的表现。人在处理一些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之时，总是会有偏向自己的心理，这无可厚非。然而一旦做错了决定，作出了有违自己良心，有违社会道德之事，则需要以更大的代价来偿还。
春秋末年，楚平王为达到联秦制晋的目的，想让太子建和秦女孟嬴结婚。为实现这一企图，他派费无忌到秦国迎接秦女孟嬴。孟嬴年轻貌美，费无忌一见倾心，于是动歪念，转而劝楚平王迎娶孟赢。
楚平王好色，费无忌的提议正好遂了他的心思，将孟嬴纳为自己的妃子，费无忌转而侍奉平王。由于担心太子建登位后对自己不利，费无忌便不断离间平王和太子建，迫害太子建与伍奢全家，伍奢之子伍子胥侥幸逃到吴国，给楚国大乱埋下了伏笔。
公孙仪和费无忌两相对比，一个公私分明，能从未来的角度看现在的诱惑，所以能耐住诱惑作出明智的决定；一个公私不分，经不起诱惑，徇私情的同时为自己的未来埋下了祸根。
当面对公事与私事的冲突、个人得与失的抉择之时，权衡利弊，公私分明，目光长远，这是曾国藩所推崇的一种慎独表现。自古君子受人尊敬而小人遭人唾弃。一个人可以没有君子的学识，但可以通过修身养性、慎独自处而使自己不沦为小人之列。“剖析公私，精研得失”寥寥数字，包含的却是古人修身养性的大智慧。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原文】
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译文】
那么，对于良善的事情应当去做，不良善的事情应该远离，这个道理，早就了然于胸，并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了。【解读】
慎独包含很多方面，严于律己，不苟私利是慎独，面对复杂的选择，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并能做自认为对的、远离自认为不对的，也是慎独的表现。
曾国藩所强调的“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针对的就是第二种层面说的。所谓的“善”是慎独中最基本的要求。没有对善的认识和主动向善的心，那么一切慎独都毫无意义。
在众人面前摆出一副慈善的面孔并不难，难的是在独处的时候也怀有一颗善心。善根植于灵魂深处，有其自身的生命力，而非一件衣服穿在身上就有了。善是由内而外的一种焕发，其根系越是发达，其枝叶也就越繁茂，即使一个人长得丑陋，其内心友善，也会让人在跟他的接触中感受到他内心散发的温暖。如果仅仅把善当作一件出门见人时要穿的衣服，那么衣服总有破旧的一天，到时候真面目公之于众，再华丽的善之伪装也不过分文不值。
曾国藩说：“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意思是说一件事是善的就去做，不是善的就远离。做一件事时，在内心形成了对善恶评判，然后就是行动了。然而真正的善是发自内心的，是顺遂心意的，如果只是拿来炫耀，那么这种“善”付诸行动，反而会适得其反。
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个炙手可热的大臣赵简子。这个人有个喜好，每逢过年，都要让城中百姓为自己捉很多斑鸠，然后由他统一放生。
有一个门客问他为什么这么做，赵简子回答说：“为了表现我对生灵的爱护，彰显我的仁慈之心。”
门客听会说：“您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大人没有想到，老百姓在追捕斑鸠的时候，可能会无意中弄伤、弄死很多斑鸠。固然，有大批的斑鸠被您放生了，但是在您不知情的背后，已经有更多的斑鸠为您的仁慈之心葬送了生命。如果您真的想要展现慈悲，不如从今以后禁止捕捉斑鸠。”
赵简子听了门客的一席话，背着双手在府门里踱来踱去，仔细地思考了一阵子，默默地点了点头说：“你说得很对。”
有行善固然是好的，但是在行善之前，先要判定这件事是否真的能起到善的效果，所要付出的行动本质是否真的是善。行善不只是需要一个善的初衷或是善的外表，最主要的是它所带来的后果是否是善的。善也有真善和伪善，如果只是追求一种形式，而不去考虑其真正的意义，那么这种善就是伪善，它可以掩人耳目，但无法长久，真正的善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其实，行善就如曾国藩说的，善的就去做，不善的就不去做，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难的是有些人把善当作一种手段，把善想复杂了，把很多利益得失掺进善中，那么这种善也就并非是善了。而慎独对善的追求，最本质的就是去除私利，这样的话，无论是在众人面前还是独处，善都会永存于心，而善根治于心时，其他方面的慎独也就容易得多了。心忠贞不贰，言笃实不欺【原文】
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译文】
思想诚实，待人真诚的人，内心就会忠实、坚贞，没有二心，言行则真实没有欺瞒，特别的真诚感动天地万物，所以神灵为之钦佩。【解读】
诚信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它决定了一个人的道德高度，以及我们在他人眼中基本的形象。以诚待人，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和尊敬；满口谎话，口是心非，不但令人厌恶，对于自身也是一种折磨，毕竟谎话藏在心里就像一根刺扎在心里。心中藏着秘密的人，总是捕风捉影，生怕别人识破自己的真面目，为了一句谎话，而不得不编出更多的谎言来弥补，如此恶性循环最终就成了弥天大谎。一旦谎言被拆穿，不但是对他人情感上或是物质上的伤害，同时也会给自己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为此，曾国藩强调内心的忠诚和言行的笃实不欺，希求通过这样的要求做到正直无私。他有一个“尚诚尚拙”的人生哲学，认为“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诚信乃立人之本，古之成大事者，莫不是诚信之人，诡诈狡黠之人即使获得成功，也被冠以“枭雄”的名号。
所谓“得人心者的天下”，而得人心说的就是博得天下人的信任。一个贤明的君主，如果没有诚信，会失去治国的根基。古往今来，关于诚信的事例不胜枚举。宋濂连夜抄书，曾参诚信教子，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那就是：只有诚信的人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才能有所作为。
秦朝末年，楚地的季布性情耿直，为人侠义，凡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履行诺言。楚汉相争时，季布作为项羽的手下，曾多次建言献策，让刘邦的军队吃了不少苦头。后来刘邦当皇帝，想起这事，便下令通缉季布以消心头之恨。
曾经受过季布帮助的人，得知季布的遭遇后，纷纷出手帮忙，不久，乔装后的季布来到山东，在一家姓朱的人家当了佣工。
朱家明知他是季布，仍不顾杀头危险收留了他。后来，朱家又到洛阳托刘邦的老朋友汝阴侯夏侯婴为季布说情。最后刘邦听从了夏侯婴的劝说，撤销了对季布的通缉令，还封季布为郎中。
季布为人耿直，恪守诚信，所以能博得他们人的敬重，因此别人能在他遭遇危难时施以援手，使他不但保住了性命，还重新步入了仕途。如果季布乃华而不实之人，也许早就命丧黄泉了。
孔子在《论语》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说话不算数，这个人就不可能做成什么事情，更不可能在社会上立身。
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真诚是打开人们心灵的钥匙。在人际交往中，真诚待人，与人建立和保持友好的关系，赢得他人的信任，办起事来就可以左右逢源，自然也就奠定了成功的基础。曾国藩的诚信之道，不是获取成功的一种手段，它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表现，是一种做人的原则。诚信做人、以诚相待不是一时之需，而需时刻坚守，能坚守诚信的人，自身修养自然就会提高，也才有了做一个品德高尚之人的先决条件。笃恭修己而生睿智【原文】
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译文】
诚恳谦恭，注重自我修养才能萌生出聪明睿智，这即是程颢和程颐所说的内圣之道。【解读】“笃”是坚定，是求实，“恭”是郑重，是脚踏实地的求取，以坚定而郑重的心修持自我，获得内心澄明和思想的智慧光华，这是曾国藩所认同的进德修业之道。他说能做到“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的人，是“达于德”的圣哲。这样的人能获得“圣哲”的好名声，首先是因为他们有与这个称号相匹配的才德，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只为求得虚名而不择手段，这样华而不实的人用一句孟子的话来形容，就是“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人人都追求有个好名声，都希望自己美名远扬，但除了务实之外，没什么东西能让名声免为虚名。务实就是讲究实际、实事求是。务实的人，不会好高骛远，不会去幻想不切实际的东西，不会去追逐虚名浮梦，不会去弄虚作假，更不会被一点点成功或赞扬冲昏头脑，他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进，也唯有务实之人可以成就大业，因为他们走向成功的每一步都是实实在在的。
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或多或少有点好名之心，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真正赢得没有瑕疵的好名声，赢得好名声之后也不一定会通过自己的言行、信誉善始善终地守护得来不易的名声。曾国藩是一个既好名又爱名的人，他说“名者，大器也”，“造物所珍重爱惜”。好的名声人人都想要，但是要知道千金易得，一名难求，不是随便做做事情就能获得好名声的，必须要用真心去做，用务实的行动去换。
名声是靠行动来博取的，如果空有虚名，那就是名不副实。这样的人被曾国藩命名为“盗名者”，他在日记中说“盗名者必有不测之祸”，提醒自己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也时常对自家兄弟说“我们兄弟报国，总求名实相符，劳赏相当，才足任事，从此三点切实做去，或可免于大祸”，足以看出他对偏好虚名的坏处有深刻的认识。倘若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事业，名声也自然就随之而来了。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已有其实，何患无名。
曾国藩是较早提倡使用西洋新武器的人，他知道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既能“平内患”，又能“勤远略”以抵御外侮。在曾国藩的主持下，安庆内军械所只用一年时间，就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轮机。在此基础上，于1863年元月初，在安庆造出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该船“长二丈八九尺，一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曾国藩“登船试行江面”，批示“试造此船，将此放大，续造多矣”。
曾国藩、李鸿章还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即今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此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工生产单位，具有机器、木工、轮船、锅炉、枪炮等厂（工场）以及船坞和码头，1869年有工人一千三百余名。该局曾制造“怡吉”、“操江”、“测海”、“威靖”等多艘轮船，由此成为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开端。
曾国藩能摆脱“夷夏大防”的心理，并凭借务实精神，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曾国藩曾说：“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也正是他这种“多觅榜样”、“知其效验”的做事态度，成就了他中兴名臣的好名声。
好名声需要一点点积累，时间可能会很漫长，虚荣的人、想不劳而获的人会等不及，所以很多人选择用旁门左道获得虚名。虚名也是名声，也会在短时间内让人享尽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凭借虚名确实可以飞黄腾达，但终不长久，没有辛苦付出就得来的东西，到头来终不免会变粪土。强烈的虚荣心、好胜心只会让我们失去理智，变得疯狂，这种不理智的疯狂会让我们堕入深渊，最终为此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不要为虚名去做那些得不偿失的事情，牺牲自己换来的不一定都是好事，还可能是追悔莫及，不要因为一时的意气之争而让自己变成浅薄虚伪之人。要学习曾国藩的务实精神，脚踏实地地去走自己以后的人生道路，有一天你会发现，务实的人生才是你真正的好名声。以仁义之心待人，人以仁义馈赠【原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译文】
仔细回想古代人在修身方面所作的努力，其中效果特别明显的，大概有以下四种情况：谨慎独处，就会使得心胸泰然自若；庄严恭敬，就会使得身体强壮；追求仁义，就会使得别人心悦诚服；思想诚实，待人真诚，就会使得神灵都为之钦佩。【解读】
孔子说：“仁者爱人。”“仁”包含爱的意思。因为心怀仁心，所以能付出爱的行动。曾国藩强调仁爱，他说只有自身具备爱人之心，别人才会反过来感恩、回报，从而达到悦人、悦己的双赢。仁爱之道，作为内圣的一个法门，能增强个人魅力、赢得他人信任，也能帮助一个领导者获得留人、驭人的影响力。
西周太师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灭商，一天，武王问他治国方法，太公回答说：“治理国家的方法，最根本一点就是爱民。”
周武王又问：“怎样爱民呢？”
姜太公回答说：“对人民要有利而不要有害，帮助他们成功而不要使他们失败，使他们生活下去而不要被杀害，给他们财物而不要掠夺他们的财物，使他们欢乐而不要使他们受苦，使他们高兴而不要使他们发怒，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方法。使用人民的道理，也就是爱护他们。老百姓失去了本职工作，就是害他们；使农民错过耕种季节，就是让他们失败；对有罪的人加重惩罚，就是杀他们；加重征税搜刮，就是抢夺他们的财物；徭役繁多会使人民疲惫，就是坑害他们；劳苦扰乱人民，就会引起人民的愤怒。所以，善于治国者对待人民，就如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兄长爱护自己的弟弟一样，听到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就可怜他们，见到他们劳苦，就为他们悲伤。”
武王听从了姜太公仁爱为民的建议，用心体恤百姓，和商纣王残暴的统治方式形成鲜明对比，最终赢得了民心，赢得了战胜纣王的机会。
在武王和纣王的对决中，武王并不是先天拥有打胜仗的优势，可以说最初的时候，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在财力上，纣王都是远远胜过武王的。但是在对待百姓的问题上，武王爱民，能不断地吸引人们投靠自己；纣王虐民，只能不断地让曾经效忠自己的人远离自己。长此以往，曾经弱小武王实力不断强大，并最终战胜了不断丧失民心的纣王。
曾国藩作为一介书生，最终走上带兵打仗之路，选择的也是这种仁爱带兵的方法，他在戎马倥偬中极为重视爱民，声称“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又自号其家曰八本堂，八本之一是“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作《劝诫州县》说：“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所以，必须“重农以厚生”。又作《劝诫营官》说：“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居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所以，必须“禁骚扰以安民”。
虽然曾国藩在提倡仁爱的同时也做过一些扰民的决定，这看似矛盾的言行背后，曾国藩的真实想法后人已无法探究。不过，他提倡过的、推广过的仁爱之道，作为一个自古就有文化依据的思想，在今天依旧有其现实意义。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心存仁爱，语言、行为都会有一种轻柔质感，跟人接触时，避免给人冷冰冰的感觉。对于一个稍有权力的领导、主管来说，加点仁爱在管理中不仅可以和谐公司的文化氛围，还能更有效地凝聚团队力量。存心养性为体，民胞物与为用【原文】
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私，故人悦。【译文】
追求仁义的人，本体要心存仁义滋养的天性，作用是对百姓的养护之心，如此从公众的利益着想，不存私心，才能够使人心悦诚服。【解读】
时人常言，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如果人们总是否定自己，觉得自己只能做小池塘中的虾，那么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亲身体验大海的广博。无论在生活中跋涉，还是在职场中打拼，人要想使自己的内在丰盈起来，达到内圣的境界，首先要从选择好的起点开始，给自己一个宏大的目标。
对于这样的解读，有人会一笑置之，有人会嗤之以鼻，认为这就是痴人说梦。但是试想一下，就算是做梦又怎样，倘若连这样的梦都不敢做，又何来做成一说呢？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对命运都有着种种疑惑、埋怨，甚至怨怼，觉得命运不公，自己总是不得志，把一切失败的理由都推给命运，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失败之人给自己找的借口而已。曾国藩的弟弟也曾这样抱怨过，对此曾国藩在信中如此劝解弟弟：“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曾国藩的六弟曾跟他抱怨说自己的命运实在是不好，总是遇到挫折，然后郁郁不得志。曾国藩就宽慰弟弟说，虽然他也认为六弟的命运不佳，但只是小受挫折就发牢骚，显得他的志向太小而心中忧虑太大。君子的立志，有为民众请命的器量，有内修圣人的德行，外建王者称霸天下的雄功，然后才不负父母生育自己，不愧为天地间的一个完全的人。曾国藩认为，既然人立下了这样那样的志向，再提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就应该扪心自问当初的志向是不是真实了。
一个人的志向包括两个层面。从小的层面来说，立志要以自我提升为根底；从大的层面来说，立志要有为国、为他人的愿景。把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他把“存心养心”放在首位，因为这层面上个人有绝对的掌控力，毕竟为国、为民不是每个人必须有、能有的情怀。
人的梦想千万种，梦想有大有小，有崇高有平凡，但无论梦想是什么，都没有人会去拒绝让自己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生。那么不妨把目标定得大一点，远一点，给自己一点动力，让自己平凡的人生多一些色彩，要敢做梦，因为只有敢做梦，将来才有实现的可能，不要因为目标太远就不敢想，别让让自己连做梦的权利都失去了。
曾国藩少年立志：“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材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委其难之！”
曾国藩成年之后，再次立志：“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在参加科举考试的过程中，他意识到自己眼下的素质同内圣的境界尚有很大距离，所以一到北京，他就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当作座右铭，时时以“君子当以不如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来鞭策自己。为此，他特意写就《立志箴》以自励：“煌煌行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与之以言；一尚息活，永矣弗谖。”
曾国藩在清朝晚期内忧外患之际，能办团练，带领湘军取得与太平天国战斗的最终胜利，还能办洋务，倡海禁，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梦作支撑。有了这个梦，他就不会束手束脚，就能痛快淋漓地大干一场。也是这个梦最终成就了他晚清四大中兴之臣之首的美名。
如果一个人想要取得成功，那么高瞻远瞩的目光和敢于做梦的勇气是不可或缺的，这个道理是经几千年岁月检验而得出的真理。有些梦想可能看起来会有些不切实际，但是它们是成功路上的无价之宝。有梦想，才会有勇气去追求、去奋斗、去拼搏。梦想永远不会太晚，有梦就有着无限可能。内圣的四种境界【原文】
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于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彦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译文】
古今圣贤先哲们的心胸情怀都非常宽广，然而能够达到至圣大德境界的人，大约有四种：如程颢和程颐所说的那样，诚恳谦恭，注重自我修养而萌生出聪明睿智的人；如子思的遗训所表达的那样，诚恳到极点感动了神灵，进而达到预知未来的境界的人；如孔子、孟子、颜回、曾子等所说的那样，安于贫穷，乐于奉行自己信仰的道德标准，进而身体健康、面色红润的人；如陶渊明、白居易、苏轼、陆游等所说的那样，欣赏大自然的美景，闲适地吟咏诗赋，因而意态舒适、神色恬然的人。【解读】“内圣”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下》，指的是人格理想，其内涵通俗地讲，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个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虽然“内圣”一词不是直接出自儒学和孔子之说，但《天下篇》作者所阐述的“内圣”与孔子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孔子认为，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
曾国藩总结了古人在修身方面的经验，提出了“内圣之四大境界”的说法，他认为，人的修为达到这四种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说是达到一定的高度。这四种境界分别是程颢和程颐所说的“笃恭修己而生睿智”，子思所说的“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孔子、孟子等人所说的“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陶渊明、苏轼等人所说的“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
第一种境界：笃恭修己而生睿智。
程子，即程颢和程颐，他们在中国儒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儒学第二次复兴的主要骨干人物。在修身的问题上，他们都主张诚恳谦恭，认为要想变得聪明睿智，需要“以诚敬存之”，要从正心、诚意、修身做起。
北宋时期，进士杨时好寻师访友，探讨学问。他曾经拜师程颢门下，深得程颢器重。程颢死后，杨时被推荐到程颐门下，在洛阳伊川书院中求学。当时杨时已过不惑之年，学问造诣已经很高了，但他依旧虚怀，不骄不躁，尊师敬友，被程颐视为得意门生。
一天，杨时同一起学习的游酢向程颐探讨学问，正逢程颐在午睡。杨时便劝告游酢不要打扰老师，于是两人只得静候门外。这时鹅毛大雪越下越急，天越来越冷，他们的脚已经被冻得不行了。游酢有些受不了，几次想叫醒程颐，都被杨时拦了下来。
不知过来多久，程颐才起身推门，赫然发现门外的两个“雪人”。明白了其中缘由后，程颐大受感动，更加尽心尽力地向杨时倾授自己的学问，杨时不负众望，学有所成。之后，杨时回到南方传播程氏理学，且形成独家学派，世称“龟山先生”。
无论做什么事情，好的态度是有所成的基础，能“诚”能“敬”，赢得他人的青睐，换得的成就无论大小，都是一种成功。杨时正是因为其诚恳恭俭的态度才深得老师的青睐，也才有其之后的成就。不论是学习还是办事，都本着诚恳恭俭的心态，既可以赢得他人的尊重，同时也会使自己变得聪明睿智。
第二种境界：至诚感神而致前知。“至诚感神而致前知”是孔子的嫡孙子思提出的，“诚”是子思思想体系的道德准则。子思在《中庸》中曾说“至诚如神”，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达到至诚的境界，连神明都会感动。这一点与曾国藩的“思诚则神钦”颇为相似。不管子思的之一说法是否属实，但却是对“诚”这种态度的肯定。做人诚实守信，态度诚恳是修生养德的一个重要途径。诚实守信，为人正直，胸中就会有刚正之气；态度诚恳，心态就会平稳，会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而这也正是内圣的另一重境界。
第三种境界：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
孔孟推崇安贫乐道，他说“安于贫穷，以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乐”，人的一生注定波澜起伏，有得有失，在经历大起大落之时，心态如果向海浪中的帆船一样随着风浪跌宕起伏，那帆船很有可能会被海浪推翻。如果能以安贫乐道的心态坦然面对，把自己的信仰化成汪洋中的磐石，那么任风浪再大，我们的心灵依然可以不变应万变。
人的欲望无休无止，荣华富贵的诱惑往往使人们忘记了最初的目的。其实无论荣华还是富贵，最本质的还是寻求一种内心的快乐与安逸。有些人虽然衣食无忧，但整日眉头紧锁；有些人虽然家境贫寒，却过得轻松自在，他们的区别正在于有着怎么样的心态：若内心富足，则可身处陋室而不知；若内心贫瘠，住在豪宅也仍觉凄凉。曾国藩追求的内圣，在于修炼这种安贫乐道的心态，已达到无欲则刚，无欲则强的境界。
第四种境界：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
陶渊明是众所周知的隐士，因仕途不顺而归隐山林，每天过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曾国藩自小接受儒家的思想，自然提倡儒家的积极入世，像陶渊明这种出世的做法并不被曾国藩推崇。但是归隐田园毕竟只是一种形式，虽然曾国藩不提倡隐居乡野，但他也追求观物闲吟的悠然心态。尤其在现代这种追求效率，生活节奏快的社会，每个人都忙忙碌碌，神经紧绷，急着向前赶路，没有时间停下来放松一下心情。
生活在红尘俗世中的人总是为俗世所累，在曾国藩看来，这样的人注定是凡夫俗子，不会有所作为，更无法达到内圣的境界。其实，即使身处尘世，也不必把自己逼得太紧，尽管生活压力有时会很大，但偶尔也应放松，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归隐，也可以试着体验一下那份悠闲恬淡的心情，精神放松，心态就会更加泰然，自身的修为也就会更上一层楼。
在为人做事时本着一颗诚恳恭俭，守信正直的心态；面对有起有落的人生际遇，懂得以安贫乐道的心态处之；在纷纷扰扰的生活中，偶尔放慢脚步怡然自得的修养身心，那么人生就会无往不胜、逍遥自在。第二章砺志欲变化气质，须先立坚卓之志【原文】
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译文】
古代的人精通相术，并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的骨相。但是，想要得到改变人气质的方法，最重要的还是要先确立坚定的志向。【解读】
曾国藩在给好友刘蓉的信中曾写道：“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意思是说，仔细分析人们的志向会发现，志向远大之人希望能够在天下推行仁义，让万物各得其所；目光短浅的人只顾及自己，只会考虑自己的妻儿及宗族乡党。
理想决定一个人的高度。古语有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立大志的人要像鸿鹄那样展翅翱翔于九天之上，尽收天下于眼中；而燕雀便是那蜩与学鸠，笑它不知道去千万里之远有何用，自然对能够触及到榆树和枋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如此看来，有无志向，志向大小，对一个人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曾国藩解释这种重要性时说：“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这句话中的“之”指代的是个人骨相，即一个人的精神内涵和外在气质。他说对于这种无形无相的东西，要想求其改变，必须通过读书，但随便读些书不会有收效，因为读书也需要有“坚卓之志”做引导和动力。曾国藩曾立志“行仁义于天下”读遍儒家经典，并曾赋诗道“树德追孔孟，拯时俪诸葛”，借以明志。
但立志不难，难的是立志之后志，哪怕遇到千难万险，只想仍然不倒，才是“坚卓”之谓。为帮助自己坚守志向，不因随机的问题、坎坷而中途改道，曾国藩在与太平军决一死战的时候，以中国几千年来三十三位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作为素材，写出了《圣哲画像记》提醒自己，并且特地让儿子曾纪泽画出这三十三位圣哲的画像，挂在自己的房间里，每天端详，视这些先人为终生效法的人物，为的是用古代先贤的精神来检查自己的志向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坚定。
我们可以想象，当曾国藩盯着三十三位圣贤的画像时，画已非画，而是一个个提醒自己坚持的理由。曾国藩一生几经沉浮，有得势时的辉煌，也有不少失意时的晦暗，穿梭于明暗交错中，如果没有志向的支撑，就不会有久经后人传诵的曾国藩。
在这方面曾国藩不独自己如此，在给家中诸弟的信中也多次循循教导他们立志之于成事的重要性。同治六年二月十八日，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战场失利，“内心绪之忧恼万难自解”，于是曾国藩去信劝慰道：“然事已如此，只好硬心狠肠，付之不问，而一意料理军务。补救一分，即算一分……此时须将劾官相之案、圣眷之隆替、言路之弹劾一概不管，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锅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
这封信不是很长，整篇下来不足三百字，但是字里行间的力量却力透纸背。曾国藩在风云激变的时代，立志不难，难的是克服时常遭遇的困难和厄运。在《感春六首》之一中，曾国藩曾写道：“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既然想要实现龙之抱负，就不应该拒绝波涛，为了有朝一日飞腾于宇宙之间，便不甘心潜伏于深渊，埋没于草莽，如此才有日后被称为是“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的曾文正。
如果说，一个人立下人生志向、并为之努力时就拥有远洋的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畏生命中的风浪、永远向前，那么我们就把人生的舵盘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没有这份定力的人，无论使出多远终归会随波逐流，一生平庸、懒惰，永远也到达不了成功的彼岸。
在今天，曾国藩的砺身之道对于现代人立志、做人的裨益在于，它不仅告诉我们立志的重要性，同时也告知我们坚持和毅力的可贵。
首先，要时刻提醒自己要去哪里，该实现什么，那么我们就不会因一时一刻的挫折而心生郁结半途而废。
其次，要放开胸怀，吞吐人生的磨难，磨砺心中的大志，锐意进取，登上人生一座又一座的高峰。
最后，尽心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论一个人当下的工作状况如何，也不论现在的职位高低，都要勤劳用事，用心做好。
这三点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坚其志，苦其心，勤其力”。“坚其志”即坚定志向，中途不改道；“苦其心”以求在磨难中磨砺自身自心；“勤其力”可图不失当下，为未来铺路。前者是后两者的前提也是目的，后两者这是前者的表现和途径。苦心勤力之人必然有种种痛苦委屈，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忍受这些都是值得的。有志则不甘为下流【原文】
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译文】
有志气，就不会甘心成为社会底层之人；有见识，就知道学无止境，不敢稍有所获就自满。【解读】
志向之于人生，是一股催人奋进、自我提升的力量，诚如曾国藩所言“有志则不甘为下流。”“下流”，即品级低下，在曾国藩看来，甘于“下流”的人，即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庸人。有志向的人不会留恋于现状的安稳，而是希求在突破中不断向志向中预设的理想人生迈进。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几乎会在各个领域中立志，或立志德业惊人，或立志出人头地。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一件是青年曾国藩在任翰林后自勉而不松懈；一件则是官拜帮办团练大臣后，曾国藩不得施展拳脚，因而愤走衡阳，练成湘军。
道光十八年，年仅二十八岁的曾国藩得皇帝召见，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职位。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远大。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再在书本上用太多功夫，只需钻钻门路，便可坐等授官了。可曾国藩在京十余年，不仅用心研习，勤读史书，还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被咸丰皇帝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协同办理湖南省的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等事务。曾国藩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接受了这一任务。帮办团练大臣虽不属省里的三台——抚台、藩台、臬台之内，不属地方绅士，但毕竟是朝廷的命官，这种“不官不绅”的特殊地位，使帮办团练大臣在募勇、练兵及其他举措方面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办事可以比较灵活，另一方面却不受地方官的支持、认同，造成政策推行不力。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曾国藩决定辞去此职。
决定在心中定下后不久，他便给朝廷奏上了《移驻衡州折》，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在案”，现移驻衡州，正是实现原有“查办土匪”的计划。递折后的第二天曾国藩匆匆离开长沙返乡。在乡间曾国藩沉思多日，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阳。
曾国藩从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衡阳起至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自衡阳起程出征止，共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五个月。曾国藩愤走衡阳之后，摆脱了许多应酬、牵制与无谓的烦恼，故得以放手发展和训练乡勇，终于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军容之盛，使他人军队相形见绌。即便是到了这么一个令人歆羡的程度，曾国藩依旧“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
在探究原因的过程中，他说，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方向。没有方向，就会迷茫而不能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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