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三部门研究(第12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家良(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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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部门研究(第12卷)试读：

主编的话

2016年下半年，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在举办和参加学术会议、智库建设、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获得民政部全国社会组织教育培训基地称号。经过梳理，第三部门研究中心做了如下十件事，国内外的影响力继续扩大。

第一件事，举办学术会议。7月25日，中心与国家行政学院合办民法总则研讨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进行讨论，会后，以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名义向全国人大法工委递交专家意见稿。8月18日，中心与英国慈善委员会、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联合举办“中英慈善法双边研讨会”，介绍英国慈善法的经验，探讨中国慈善法的实施路径。10月25日，中心举办“上海慈善超市创新发展研究”课题研讨会，分析讨论慈善超市的现状与创新发展新模式。

第二件事，参与社会组织负责人能力建设研修班。7月29日，我赴浙江德清参加由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主办的惠泽人新公益领导力高级研修班，授课并对学员的案例进行点评。

第三件事，参加系列论坛和相关学术活动。我应邀参加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国务院参事室联合在宁夏固原召开的中国当代农村社会变迁乡村治理与途径创新研讨会。会议期间，考察了宁夏农村社区建设情况，并在8月2日实地参观了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师地西吉县将台堡。1936年10月，将台堡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8月13日，应邀参加第八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江苏主题论坛，做了题为“社区基金会的跨界发展与政策导向”的报告，探讨社区基金会的新前景。9月5日，出席由上海慈善基金会举办的“2016年上海慈善论坛”，发表“从《慈善法》看慈善组织——有关配套政策和法规的思考”的主题演讲。9月6日，出席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组织的世界公益慈善论坛，对分论坛基金会与财富分享的“家族基金会的理想主义与现实改造”这一主题的演讲进行点评。9月29日，应邀参加浙江德清民政局举办的“社区发展基金会主题沙龙”，做了题为“县域社区发展基金会运营与发展”的演讲，探讨在县级层面推进社区基金会改革创新的可能性。10月11日，应邀参加民政部在北京举办的2016年全国民政论坛，做了题为“社会组织培育动力机制与三圈资源互动”的报告，对社会组织培育的重要性进行说明。

第四件事，为有关社会组织和政府官员做学术报告。8月24日，为深圳南山区民政局领导和社会组织负责人讲授“社会组织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相关内容。9月30日，应西南大学和重庆民政局邀请，给重庆社会组织负责人做有关“行业协会体制改革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分析行业协会商会发展的新趋势。10月13日，为上海市委组织部局级干部班做“三圈互动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报告，介绍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形式、新动态。

第五件事，在浦东公益服务园设立研究基地。10月28日，中心在浦东公益示范基地举行社会实践基地揭牌仪式，设立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研究基地，为研究生提供实习和调研便利，让他们第一时间了解社会组织的动向，为他们撰写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收集第一手的社会组织研究资料。

第六件事，与地方民政部门建立合作关系。9月21日，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与黑龙江省民政厅签署“农村社区信息化标准建设”的课题协议书与合作协议书，这是继2015年中心与韩国忠清南道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后又一个合作项目。

第七件事，邀请民政部官员来中心做报告。10月22日，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副主任刘锋应邀到中心做“学习贯彻中央意见，服务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讲座，让中心人员了解了民政部最新的政策动态。

第八件事，参加民政部社会组织抽查监督办法讨论会，参与决策咨询。11月3日，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在京召开《社会组织抽查监督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研讨会。我应邀参加会议，肯定了抽查这一做法，并结合办法草案，对抽查人员的执法资格、抽查方式与抽查结果的应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第九件事，到各地讲读《慈善法》的意义与价值。7月5日、7月12日、7月23日、7月27日、7月28日、8月23日、10月21日分别在浙江德清民政局、上海松江区民政局、国家行政学院、广东东莞、上海慈善基金会杨浦分会、南京市江宁区民政局、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上海普陀区万里街道等做了有关《慈善法》方面的报告，与上半年解读《慈善法》一样，为政府官员和社会组织实务界人士提供知识介绍和政策咨询。

第十件事，获民政部教育培训基地称号，推进智库建设。11月7日，民政部在北京召开会议，第三部门研究中心获全国社会组织教育培训基地称号，这是继2014年1月民政部社会组织与社会建设基地后又一个在上海交通大学落地的民政部基地。与民政部之间的合作，推动了中心智库建设，从7月至11月，有14份基地要报递交民政部和中央有关部门，多份要报得到领导批阅。

通过梳理2016年下半年的工作可以发现，中心做了一些实事，在国内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本卷的论文，共有5篇。第一篇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郑晓华副教授和她的研究生于瑞川、刘星宇合写的论文，题目是《政社互动关系视角下的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研究——以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和凌云绿主妇为案例的考察》。这篇论文以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和上海市凌云绿主妇两个社会组织为案例，从社会组织的内部自主性路径和外部协调性路径两个维度对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选择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在政府“选择性支持”的大环境下，社会组织一方面要获取合法身份和政府信任，另一方面要力求取得“资源依赖”以外的独立性，并尽可能两者兼顾。

第二篇论文为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政治科学系普拉巴特·库马尔·达塔教授所写的《印度志愿部门发展史：变革与挑战》。文章介绍了印度志愿部门的历史。诞生于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志愿部门，在印度独立后曾与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在20世纪70年代遇到过波折。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下，印度政府建立了新的志愿部门相关法律体系，颁布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构建了可持续的政府与志愿组织合作机制。随着与政府的关系日益紧密，印度志愿部门在未来也面临活动空间变小、公众代表性减弱等挑战。

第三篇论文是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仲鑫所写的《慈善公益活动中志愿者的多元动机——对慈济基金会南京志工的访谈研究》。文章对慈济基金会南京会所19名志工（志愿者）进行了深入访谈，就慈济志工在慈善公益活动中的志愿服务动机展开研究，分析志愿服务的多元动机。慈善公益组织应正视志愿者的需要，建立激励机制，适当调整组织角色，更有效地激发和引导大众的志愿参与热情。

第四篇论文由北京科技大学唐德龙副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史秋媛所写，题目为《妇联项目管理的政府化逻辑：制度性同构的角度》。J省L市妇联建立了“好苏嫂”家政服务门店，并在此项目管理过程中，强化政府化特征，固化项目运作中的强制性同构、模仿性同构和规范性同构三种机制。研究认为，有必要深化政社分开，强调妇联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强化妇联组织的社会性、独立性和自主性，加强妇联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建设，提高项目管理能力。

第五篇论文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韩啸、程坤鹏所写，题目为《国内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现状与格局：基于文献计量的分析》。论文以778篇CSSCI（含扩展版）检索期刊论文为样本，运用知识可视化工具CiteSpace，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的整体情况、知识基础、热点主题、作者合作等进行量化分析，指出当下研究存在的不足与未来的研究进路，以期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的未来发展与实践推进提供参考。

除以上五篇论文外，本卷还有书评、访谈录和域外见闻三部分内容。“书评”栏目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俞祖成所写，对日本学者后房雄、藤冈喜美子所著的《盈利型NPO》一书进行评述。后房雄为日本名古屋大学法学部教授，是日本著名政治学者和行政学者，现担任日本公共政策学会会长，是一名“行动型学者”。藤冈喜美子是日本资深非营利活动实践家。此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非营利组织应该努力实现盈利”。作者独自开发出一套专门面向非营利组织的“逻辑模型清单”和“商业模型清单”，并用案例进行详细解说。这是一本极富现实性、借鉴性和操作性的佳作。“访谈录”栏目中的“人物访谈”介绍了牛津大学技术管理发展中心创始主任、国际发展系教授傅晓岚。傅晓岚教授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领域：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创新的开创性研究、关于中国创新政策及战略的多层次系统研究、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框架研究、科学技术创新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傅晓岚教授出版了《中国创新之路》、《世界经济复苏和中国作用》、《新兴经济体技术能力的崛起》和《出口、外国直接投资和中国经济发展》等专著，在国内外有非常高的学术知名度。“访谈录”栏目中的“机构访谈”介绍了马鞍山公益文化交流中心。马鞍山公益善食馆由马鞍山公益文化交流中心发起，是安徽省首家众筹式公益素食餐厅，旨在搭建一个开放多元的公益平台，赋予慈善以造血功能。公益善食馆秉承“纯公益”、“全透明”和“利润不分配”等原则，运营情况良好，有非常好的社会效果。“域外见闻”栏目介绍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益与非营利创新中心。这个中心与印第安纳大学慈善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哈佛大学的豪斯研究中心等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一样，同样具有社会影响力。这篇域外见闻介绍了该创新中心的运作情况、人才培养情况和社会服务情况。

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建设处吴建南处长，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钟杨教授、党委书记曹友谊等领导对第三部门研究中心和《中国第三部门研究》集刊给予好多的特殊政策，提供了诸多的便利。感谢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孙春苗秘书长的热心支持。与前几期一样，本期除了约稿以外，已经有多篇论文投稿，这说明《中国第三部门研究》集刊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关注。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杨群总编辑的关心及编辑们的辛勤工作！《中国第三部门研究》将努力为国内外第三部门学术界、实务界和管理机构提供一个信息交流与平等对话的平台，倡导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规范，发表创新性的论文，不懈追求对理论的新贡献。我们共行，我们一同成长！徐家良2016年12月20日

内容提要

摘要：本文基于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选取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和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两个社会组织为案例，从社会组织的内部自主性路径和外部协调性路径两个维度对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选择进行比较分析，并运用“4C模型”对两个案例与政府不同阶段的互动关系进行动态分析。分析显示，在政府“选择性支持”的大环境下，社会组织一方面要获取合法身份和政府信任，另一方面要力求取得“资源依赖”以外的独立性，以实现组织使命和服务职能为最终目标。

关键词：生存策略 政社互动关系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推进，社会组织逐渐成为影响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重要力量，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公共职能。从社会组织发展进程的特征来看，我国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可大致分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条路径。社会组织不可避免地与外界产生互动，其生存也依赖于包括政府资源、社会资源等多种资源。社会组织为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积极利用内外资源、改善内外环境。这种为实现其组织目的、使命和价值而做出的策略性行为便是本文所指的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不同的社会组织面对复杂的现实环境，会做出不同的生存策略选择，这与其自身的产生和生存环境有密切联系。由上述两种不同路径产生的社会组织，其发育生长的背景也存在明显差异，在组织内外环境上和组织策略选择上也具有明显差异。

本文旨在分析上述两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并尝试比较不同社会组织选择生存或发展策略的现实路径。社会组织采取什么样的生存策略，才能适应现行制度环境并持续性地获取社会资源、进而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对于生存策略的分析又包括哪些关键维度？本文试图通过在案例间建立可行的比较分析框架，回答上述问题并为社会组织有序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二 文献梳理（一）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

国内有关社会组织和政府的互动关系研究，集中在互动关系的模式界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以及如何增进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实现协同共治的路径建议。

在“政社互动关系”这一概念的界定上，康晓光（2000）认为这种关系实际上是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体现，认为两者的关系会随着国家和社会之间权力结构的变化而产生变动。何增科（2000）认为，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可以表述为制衡关系、对抗关系、共生关系、合作互补关系等。柏必成（2005）认为民间性社会组织与政府多是互补关系，而官方性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多是依赖关系。部分学者认为这种关系的多样性更多地体现为社会组织和政府互动中的不平衡性。徐宇珊（2008）提出“非对称”依赖关系的概念，认为“政府资源与慈善资源的转化造就了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非对称依赖关系”。在操作层面上，我国社会组织在筹资渠道、项目实施等领域都会和政府部门产生联系，都会受到政府权力的影响。

关于社会组织和政府的互动过程的研究，国内学者多从因素分析的角度指出社会组织生存或发展上面临的问题。部分社会组织存在“虚弱的自主性”和“模糊的专业性”的困境（肖小霞，2012）。部分社会组织是政府主导型组织，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彭善民，2010），这会使其在资金筹集方面存在来源单一、自主筹办能力弱的问题，始终过于依赖政府购买服务（陆士桢，2013）。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主要体现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但是项目审批烦琐、税收制度不合理、所获资金到位不及时，以及购买服务的评估与反馈体系不完善等原因，都限制了社会组织和政府的良性互动。

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社会组织只有不断发展自身能力和展现自身独特价值，政府和社会组织才能实现相对平等的互动。社会组织应提升服务质量，探索多元化筹资渠道，从而减少对政府的依赖，增强自身服务与发展的自主性，并在此基础上着重提高服务的能力、与政府谈判的能力以及与其他社会力量竞争合作的能力。而处于转变职能关键时期的政府，也应给予社会组织更多的发展空间，在放宽对社会组织的管制的同时加大培育力度，提供恰当的、多元化的支持，保障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和自主性。（二）社会组织生存策略

生存策略是指社会组织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各个阶段，为能够可持续地实现其组织使命、体现社会价值而做出的策略性行为。在我国，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是影响社会组织生存策略选择的基础因素（康晓光，2011）。“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路径产生的社会组织在策略手段上因自身条件和环境限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自身合法化、利用政府权威或行政网络等方式尝试改变其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或影响政府行为；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提高财务与运作的透明度来提升社会公信力，主动取得政府与民众的支持和信任，努力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尽最大努力争取社会资源（盛男，2012；高海虹、王彩云，2013）；社会组织也可以通过加强与政府、企业的合作，借助政策项目、公益服务园平台等，凝聚分散的公益力量，形成合力，显示规模效应（姬中宪，2012），不断满足社会公众对于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与社会需求。

国内学者对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的差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张紧跟、庄文嘉（2008）提出了“非正式政治”这一概念来描述草根社会组织没有依靠正式制度，而是寻求非正式的渠道进行运作的状况。和经纬等（2009）通过研究草根性农民工维权性质的社会组织，发现其通过着眼于制度外的道义正当性以期获得社会的支持及政府的默认。何艳玲等（2009）通过“依赖-信任-决策者”理论框架来解释草根社会组织行动策略，发现社会组织会因为对其他组织的依赖或信任程度不同以及自身决策者因素而选择不同的生存策略。

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影响着社会组织自身的策略选择。社会组织为保证自身使命的持续实现，需要处理好内部发展与外部协同两层关系。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研究仍集中于增强自身公信力和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等层面，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所处的不同环境和自身特点缺少比较分析。三 研究设计（一）分析框架

我们从社会组织生存的内部自主性路径与外部协调性路径，分别分析其生存策略。1.社会组织资源依赖下的内部自主性路径

在内部自主性路径上，一个组织最重要的存活目标是想办法降低对外部关键资源供应组织的依赖程度，并寻求能够稳定持续获取关键资源的策略选择。社会组织生存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政府部门的政策法规、政府购买项目或资金等的依赖；另一类是对社会公众的捐赠资金、志愿者资源和信誉口碑等的依赖。社会组织通过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等方式回应和满足外界的需求。不同生长途径的社会组织在身份合法性、资源获取等方面存在差异，但都会极力向资源提供方和服务对象证明自身服务的质量、自身使命和对自身声誉与公信力的努力维护。社会组织一般通过内部成员管理、服务质量控制、资源来源方式等维度来改善内部治理状况，获得持续性生存。2.政府选择性支持影响下的外部协调性路径（1）“选择性支持”下的“选择性应对”

社会组织的外部生存策略的路径选择，主要基于“选择性支持”理论。社会组织在公共空间中的功能包括公共利益表达和公共服务提供两个方面。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因弥补政府与市场失灵而获得认可，即所谓“选择性支持”下的“选择性应对”。一是社会组织主动划定“政治语境下敏感地带”，弱化相关职能或外在标志，更加集中地致力于多重领域和层次的公共服务方面，扮演为政府或社会提供帮助的角色，从而在合法性等方面获得政府认可。二是“获取自主性”，争取政府认可是为了实现社会组织的核心使命，社会组织并非一味去迎合政府甚至最终依附于政府，而是在公共服务提供这一功能上实现自主化。这种生存、发展模式是“选择性支持”的产物。社会组织的价值使命和定位使社会组织努力争取在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上持续获得非官方的资金支持，在生存策略的选择上获得更大自主权。（2）社会组织外部生存策略的动态分析

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随着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而影响其策略变化的外部因素“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笔者基于“4C模型”，从“目标”和“偏好策略”两个层面阐释政府和社会组织彼此互动的策略性选择。该模型将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分为四种类型（Najam，2000），分别是合作关系（coordination）、对抗关系（confrontation）、互补关系（complementarity）和笼络关系（co-optation）。“合作”指社会组织与政府用相似的行动策略追求相同的目标，“笼络”指二者用相似的行动策略追求不相同的目标，“互补”指二者用不同的行动策略追求相同的目标，“对抗”指二者用不同的行动策略追求不同的目标。表1 “4C模型”

从表1呈现的四种互动结果中可以看出，这四种互动关系最利于社会组织长期发展的是合作关系，但是并非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都能和政府维持这种关系，这与社会组织的内部管理建构和外部环境互动有密切的关系。（二）案例选择1.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

国际狮子会组织（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以下简称：狮子会）于1917年成立，1955年在香港、澳门地区已经建立分会，2002年经政府批准在广东深圳正式成立了境内第一家服务性社团。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隶属于中国狮子联会浙江会员管理委员会，后者达到国际狮子会标准区要求，有51支服务队1326名会员。狮子会的中国分支机构自身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几乎不受国际狮子会的直接管理。

虽然对于社会组织的成立、登记等国家有统一的规定，但是在具体实施上地方政府拥有裁量权，所以狮子会获得不同地方政府认可的难度并不同。目前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的四支队伍是以挂靠在浙江狮子会名下的方式进行活动的。该组织在上海的产生与发展一直处于“草根”和“自由”的状态，具有“自下而上”的生长路径。2.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

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以下简称：凌云绿主妇或绿主妇）于2012年注册成立，其前身是上海市徐汇区梅陇三村居委会召集成立的低碳环保自治行动小组。该组织的成立与成长具有政府组织的引导和背书，其在机构运营和资源转换等方面与官方机构密切相关，具有“自上而下”的生长路径。该组织的理事长尚女士是梅陇三村居委会主任兼党总支书记，两名副理事长分别来自凌云街道社区学校以及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目前该组织的环保类项目有垃圾回收积分兑换、“家庭一平方米小菜园”和爱心编织社，同时还运营老年读报组、夕阳老人结对帮困、听证议事会等多个领域的社区服务。

这两个社会组织分别具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大类社会组织的特征。本文对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和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进行了实地调研，对组织负责人分别进行了结构性访谈。访谈侧重以下方面：社会组织的产生背景与组织领导人产生方式、社会组织的业务领域与日常运作、社会组织的成员管理、社会组织的资源来源、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等。在对访谈资料进行提炼与整理的基础上，笔者对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进行内部自主性路径和外部协调性路径的梳理与对比分析。其中，内部自主性路径，主要聚焦于成员管理、公共服务状况以及资源来源这三个维度；外部协调性路径，则主要聚焦于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这一个维度。四 社会组织生存策略分析（一）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内部自主性路径

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提升程度对组织使命的实现具有正向影响。在资源依赖视角下，社会组织希望通过完善的内部治理提高服务质量，以获取较好的社会声誉和政府信任，提升组织公信力。1.组织成员管理（1）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邀请入会制与年费注册制相结合

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对组织成员的管理可概括为邀请入会制和年费注册制。根据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的章程，任何声誉良好并受会员邀请的成年人均可入会，入会同时需要每年缴纳上千元的年费。在入会方式上，除会员直接邀请外，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专门开设培训课程，非会员可通过报名此类收费课程加入狮子会，这一实际存在的入会门槛使得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的会员大多为中高阶层人士。

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的成员们所缴纳的年费和培训费用会统一由狮子会浙江会员管理委员会管理，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可在举办活动时提出支款申请，由狮子会浙江会员管理委员会进行拨付。因为会员的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和会员志愿服务的心理，很多活动实际上不需要狮子会浙江会员管理委员会的拨款，而是以会员之间自行筹集活动经费的方式进行。

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这种成员管理模式是“选择性支持”的政策产物，其依靠持续稳定的非官方资金支持来保持在财务收支上的独立，通过这种方式使其拥有举办活动的经济自主权。（2）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机构成员与社区居委会高度重合

该社会组织的诞生与社区负责人有着直接关系，社区居委会负责人是该机构的发起者和实际管理者。从组织成立的动机上，凌云街道的建议是重要因素。虽然名为社会组织，凌云绿主妇在具体的服务提供方式上有自决权，但该组织理事长的居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等多重身份确保了基层政府可以对该组织的运营方向进行把控，因此这是一个政府主导的整合依附型社会组织。

……在街道领导授意下，我将社区原本的环保项目注册为民办非企业组织，即凌云绿主妇环境保护指导中心；之后又在此基础上成立“绿主妇议事会”，结合社区居委工作实际，承担一些综合事务，如矛[2]盾纠纷矛盾处理……

在机构成员设置上，除了两位兼职性质的名誉副理事长外，实际运行负责人和组织成员均为社区居委会成员或社区党支部成员。机构成员与社区居委高度重合，便于该社会组织借用社区资源开展活动，在成员管理上也具有便利性，降低了社会组织的运行成本。

……居委会工作人员共8人，其中主任1人，干事7人。干事中有1人单独负责中心事务。居委会书记1人；居委会党支有5个党支部，[3]党支部成员26人，每个支部5人。

但在实际工作中，居委会成员大多是以兼职的形式处理该社会组织的工作，客观上将社会组织工作放在次要位置。2.公共服务实现（1）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对接社会需求，提供公共服务

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开展的志愿活动内容和领域都比较广，包括组织举办上海市盲人音乐会、组织春运火车站志愿者、举办腊八节施粥活动、赴地震灾区进行抗震救灾活动等。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在这些活动中与政府产生的接触不是合作，而是备案或申请。例如举办盲人音乐会是在上海市残联默许甚至是支持下进行，春运期间在火车站引导客流需要车站方面的批准等。在这些活动中，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向地方政府表明自己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动机，同时其不需要政府提供资金支持，所以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的活动给予理解。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较完善的组织管理和独立资金运作，使其具有独立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并且能够保证服务质量。（2）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弥补居委会职能方面的不足，提供社区服务

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属于政府支持发起的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具有独特优势。该组织扎根于基层社区，在组织体制和运行方式上具有很大的弹性和适应性，能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推进居民自我行动、自我治理。该机构所依托的社区摒除了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转向高效化的社区改造与绿化行动，由主妇们牵头的项目在居民中的支持率进一步上升，读报组、编织社等极为具体而小众的项目也得以发展。这得益于组织根植于熟人社区的灵活性。某些基层政府或居委会等原有的正式组织几无可能解决的部分治理难题，依托政府培育的社会组织，得以顺利解决了。3.资源来源（1）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财务收支独立于政府

该社会组织资源主要来自于会费和社会资助，具备独立的、可持续的、相对雄厚的经济基础，不需要政府划拨场地、拨付资金，因此该组织在组织活动时能够享有自主性，能够自行决定提供何种公共服务和相应的提供方式。

每办一次活动，都要狮子会内部主要领导成员负责人力、物力、财力的征集，也就是说每次办活动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机构运行依赖的是负责人的责任心，队长的责任心到位了，活动可能就会多办些，[4]可能办得更好一些。（2）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利用资源对接引入优势

以社会组织的名义来组织策划社区活动，社区居民具有更强的参与动机，可以打造新的社区服务队伍。居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性质较为特殊，人力财力编制有限，不具备扩大服务范围的能力，牵头这类活动容易给居民造成无形的压迫感，反而不利于居民培养参与的积极性。

在资源筹措上，居委会获得的预算极其有限，其作为体制内的正式组织获得社会捐赠的机会很小。而社会组织的成立使其与其他社会组织、特别是基金会的合作的机会大大增加，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吸引北京和广州不同的社会组织的项目加入或资金支持，实现了资源的有效对接与引入。

我更希望增加一些“带资金、带项目”的理事……中心的“爱心编织项目”得到了广州传递希望慈善基金会的支持，并且这个项目推广到了10多个居委会……“家庭一平方米小菜园”项目得到了市妇联的资金支持，同时我们也利用这个项目帮扶金山区的小区美化改造工程。“家庭微绿地”项目也因北京地球村的牵线，得到了埃克森美孚[5]的资金支持。（二）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外部协调性路径1.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主动去“政治化”

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以挂靠在浙江狮子会名下的方式进行活动。政府态度对于其功能定位和使命实现具有决定性作用。该组织选择“弱化国际属性、强化服务功能”的策略，在弱化自身公共利益表达的功能的同时，致力于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扮演为政府提供帮助的角色，从而在合法性等方面获得政府的支持和认可。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在队名的选择上对“狮子会”的名称进行了淡化，以“东方阳光服务队”等名称凸显其志愿服务功能，向政府展现其“本土化”的意愿，使政府逐渐默许该组织在相关部门监督下进行一些社区服务或弱势群体帮扶等活动。在“选择性支持”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下，该类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外部协调性路径主要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回避敏感地带”，主动让自身定位与使命符合国情需求；二是“获取自主性”，在社会服务职能上发挥特长，从服务社会弱势群体开始，逐渐获得民众与社会的支持和政府认可，逐渐实现其举办在地化活动的权利，即在提供公共服务这一功能上实现自主化。图1 社会组织生存策略外部协调性路径

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生存策略的外部协调性路径可以总结为“主动去敏感地带且不依赖于政府资源”。该组织与政府保持着有限的互动和微妙的博弈。在具有提供公共服务能力且内部资源获取自主化的基础上，社会组织能够通过保持跟政府的界线，但又主动“回避敏感地带”以获得政府默许的空间，得到生存和活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此类社会组织需要选择合适的策略进行充分的“本土化”改造与适应过程，从而获得进一步发展。2.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主动依附策略

由社区内生的社会组织在资源筹措上对于政府是极度依赖的。以“家庭一平方米小菜园”为例，基层政府扮演中介组织的角色，推动社会组织和基金会进行资源对接，但实际的决策权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处于明显的主导地位，拥有给予资源的权力。社会组织依赖政府的登记注册、资金提供和活动许可，发挥其社区居委会“助手”的角色，实现社区治理和基层稳定。此类社会组织在服务提供上具备一些独特优势，但政府更多的是需要这种“以社会组织的形式提供的”公共服务，对于此类社会组织的依赖是极其有限的。作为政府主导下的内生依附型社会组织体现的社会组织和政府的互动关系是具有普遍性的。图2 依附型社会组织的外部互动关系

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因其组织负责人的多重身份，该组织的运作方式较难在其他社区中复制。组织负责人的多重身份和 “光环效应”，使该组织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得与政府资源对接的机会。与此同时，机构领导者在社区居民中享有足够高的号召力使该机构可以较为顺利地实现社区服务职能。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以居委会为媒介培育社会组织来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问题，是短期颇为有效的方法，既能弥补居委会职能无法深入的死角，亦能实现基层组织有力的监管。3.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动态分析

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务，扮演为政府提供帮助的角色，这与政府的目标是相似的。在实现目标的策略上，政府往往采取的是强制性手段，给目标对象施加压力。而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采用的是“去政治性”的温和的方式，两者的策略偏好不同，因而政府对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的关系是互补关系。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的生存策略之一即是厘清与政府的界线，不断获取更多的资源，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但是随着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会员数量的增加、队伍规模的不断扩大，当其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决策的时候，两者更有可能就某些议题进行协商，发展成一种协调的合作关系：政府降低对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的管理与控制，该机构的生存策略将转向在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的同时，积极地配合政府的监管。

同时也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境：在某一个阶段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偏离了原有的组织使命与功能定位，违背政府政策规定，那么两者可能发展为对抗关系。此时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要获得发展机会必须回归初始使命，缓解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种情况是在某一发展阶段上海市狮子会服务队虽然偏离了最初的目标，与政府预期目标不一致，但因为政府与该组织拥有着相同的社会使命与目标，此时政府更有可能对该组织采取笼络或吸纳的策略，企图改变其组织目标，让该组织回归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使命。此时该组织的生存策略之一是在回归使命的同时，增强获取资源的能力，避免依附政府发展。

对于上海市凌云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而言，政府资源的提供很大程度上源于组织负责人的“光环效应”和资源聚集能力。社会组织的发展过度地依赖组织负责人个人，这种模式能否长期有效地运营下去取决于组织领导人的身份是否发生变化，取决于组织领导人的聚合资源能力和社区影响力。

……党建工作、社区事务、中心事务三条线，工作项目化，以党建为中心……我计划在环保中心内也建立党支部，始终贯彻以党建为中心，也便于开展工作……这件事上缺乏激励，很多人认为我做“环保中心”是“分外之事”。一个潜在隐患是目前没有副书记，培养一个，调走一个，我也在考虑“如何延续”的问题，即新书记上任后如[6]何对待“环保中心”？

一旦该组织与社区居委会实现人事分离，那么极有可能失去“光环”，不利于其继续得到政府的资源输入。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是适应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下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关系的结果。五 结论

通过对上述两个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的内部自主性路径、外部协调性路径，以及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动态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在于组织生存的可持续性和组织核心使命的实现程度。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的选择，受到资源依赖和政府选择性支持的影响，在组织内部，通过成员管理、服务质量控制、资源来源自主性等方式获得生存。在组织对外关系上，通过自身主动调整定位获得政府支持，或者通过实现资源获取独立性实现与政府关系的平衡，得到必要的生存资源。表2 生存策略内外部协调性的路径比较“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类社会组织在产生方式和生长环境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也明显不同，在选择自身的生存策略上有着差异化的考虑。对于“自上而下”型社会组织，其自身的生长与政府组织的引导和支持息息相关，其主动将“支持”作为资源优势，采取主动依附策略引入资源，在自身服务范围内充分发挥了基层职能组织的服务优势，在最终的实际效果上实现了基层社区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发展的多方共赢。在生存策略的路径选择上，对于“自上而下”型社会组织来说，外部协调性路径优于内部自主性路径，是基础性和先决性条件。

对于“自下而上”型社会组织，在目前“分类管理、分流引导”的环境下，首先通过内部治理行为实现资源支持和组织运作的可持续性，然后再寻求改善社会形象和政府对其印象的切入口，通过“目的宣誓”的自我改造和“目的契合”的社会服务，获取“自上而下”型社会组织自然拥有的政府信赖。在生存策略的选择上，内部自主性路径是基础性条件，只有形成足够的内部资本，才有可能通过社会服务质量的展现获得与社会和政府交换信赖的可能。

对于服务型社会组织来说，社会公信力是关乎其生存发展的生命线。社会组织要想社会公信度高，就必须完善自身治理机制，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满足社会多样性需求。在政府“选择性支持”的环境下，社会组织一方面要进行内部建设，提高组织公信力，善于运用“去敏感地带”的方式获取合法身份和政府信任，以实现组织使命和服务职能为最终目标，在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另一方面要扩大外部联系，实现积极争取包括政府资源在内的外部资源，建立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提升与积累社会资本，增强资源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力求获得资源依赖上的独立性，实现良性循环。【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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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晓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政治理论与地方治理，E-mail：sjtuzhxh@gmail.com。于瑞川，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刘星宇，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本文是上海交通大学“大学生创新计划”的研究成果。感谢项目组王哲、杨树飞、顾天文等同学的前期参与。

[2] 访谈资料来源：对绿主妇负责人的访谈（一），20150401LYMLS。

[3] 访谈资料来源：对绿主妇负责人的访谈（一），20150401LYMLS。

[4] 访谈资料来源：对上海市狮子会负责人的访谈，20150425JRT。

[5] 访谈资料来源：对绿主妇负责人的访谈（二），20150425JRT。

[6] 访谈资料来源：对绿主妇负责人的访谈（二），20150427LYMLS。印度志愿部门发展史：变革与挑战[1]普拉巴特·库马尔·达塔 著 张其伟 译

摘要：印度志愿部门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诞生于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志愿部门，在印度独立后曾与政府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也在20世纪70年代遇到过波折。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下，印度政府建立了新的志愿部门相关法律体系，并颁布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构建了可持续的政府与志愿组织合作机制。当代的印度志愿部门在经济发展、人权提升和边缘群体维权、政府行为监督等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与政府的关系日益紧密，印度志愿部门在未来也面临着活动空间变小、公众代表性减弱等挑战。

关键词：志愿部门 发展历史 政策变迁

印度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25年将成为继美国与中国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该国人口总数为11亿，是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国。行政区划上，印度由27个邦（省）和少数联邦属地组成，各级地方政府的数量超过20万个，且建立了完善的横向及纵向政府问责机制。作为典型的议会民主制国家，印度的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对行政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管。同时，印度还有独立的司法机关，督促立法和行政机关履行责任。在不同的工作领域，印度政府还设有各类部门或专门委员会，行使问责职能。总的来说，印度的政治体制已经保持了五十年以上的良好运转。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7）所发布的2007/2008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在全球第128位，被定义为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印度的人均预期寿命为63.7岁，4/5的人口每日生活开销不足2美元，成人识字率则为61%。一 背景：印度志愿部门的复苏

在印度，志愿组织（或称非政府组织、NGO）有相当长的发展历史。根据Tandon（2002）的研究，下列几类组织共同构成了印度的志愿部门：社区组织（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CBOs）、群众团体（Mass Organizations）、宗教组织（Religious Organizations）、志愿发展组织（Voluntar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VDOs）、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企业慈善（Corporate Philanthropy）、消费者团体（Consumer Groups）、文化协会（Cultural Associations）、行业协会（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经济协会（Economic Associations）以及其他组织（包括媒体和学术机构）。

有观点认为，当前的印度正在经历NGO的高速发展期。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估算，印度当前的NGO数量约为200万家，即每600人拥有一家NGO。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约有22000家NGO共计从海外接收到20亿美元的捐赠，其中仅美国就贡献了6.5亿美元。不过，本届政府已经加紧了对NGO从海外接收捐赠的限制。

两个不久前发生的案例足以说明问题。2015年初，一名印度籍的绿色和平（Greenpeace）活动人士被请下了一趟国际航班；差不多同期，安德拉邦的1100多家NGO被取消了接收捐赠资格。两条新闻都登上了报纸头版。而2014年下半年以来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显示，印度政府早已开始密切关注NGO的动向。

2014年10月，印度内政部宣布，NGO在银行转账的单笔金额不得高于20000卢比（约合人民币1300元）。12月，印度联邦储备银行（RBI）公布了一批NGO名单，宣布这些机构的账户会被银行监控。2015年1月，内政部又公布了10家国际性资助机构名录，其中包括丹麦国际发展署（Danida）、美国美慈（Mercy Corps US）、荷兰Hivos国际机构、美国气候工作基金会以及绿色和平。凡是要从这些组织接收捐赠的印度本土NGO，都需要事先征得内政部的同意。事实上，从2015年4月开始，所有根据《国外捐赠规制法案》（FCRA）注册的机构都需要在一年内重新申请执照。按照之前的规定，由印度外交部发放的该执照有效期为5年，但根据新规，2015年4月之前获得接收捐赠资格的机构，其执照将于2016年4月自动到期。

上述现象可以反映出“NGO威胁论”正在印度变成主流看法。一份由多家智库联合向总理办公室（PMO）提交的报告中包含了相关论述。这份报告列举了一系列NGO的名字，包括国际绿色和平、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以及天主教救济与发展援助组织（CORDAID）等机构，并指控他们“窃取”印度的发展成果。该报告无疑对本土NGO和国际资助机构在印度开展活动造成了负面影响。二 近现代印度志愿部门发展轨迹（一）百花齐放：殖民时期的印度志愿组织

从历史上来讲，印度传统文化中最早的与志愿服务相关的概念是daana（赠与）和seva（服务）。早在中世纪，以文化传播、教育、卫生和灾难援助为宗旨的志愿性非营利组织就已经活跃在印度的土地上了。到了英国殖民时期，志愿部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社会福利、基础教育和社会救济等领域发挥作用（Tandon，2002）。19世纪下半叶，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社会政治运动的重心也转移到了民族自救方面。这一时期诞生了一系列著名的志愿组织，包括困境之友社团（Friend-in-Need Society，1858）、祷告者联盟（Prarthana Samaj，1864）、绍德汉真理会（Satya Shodhan Samaj，1873）、贵族协会（Arya Samaj，1875）、印度妇女联会（National Councilfor Womenin India，1875）以及印度全国大会（Indian National Conference，1887）。

英国殖民政府对不同形式的NGO注册有具体规定：以慈善信托形式注册的NGO，接受邦一级慈善委员会管辖；以社团形式注册的NGO，则接受社团管理局的管辖。而在国家层面，这些组织还要受到税务部门的监管。对于从境外接收捐赠的组织，内政部也负有一部分管理责任。

在适当的法律框架下，即使各邦的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对所有非营利实体实行统一管辖也是可实现的。在部分地区的制度框架内，法院也可以通过在立法时增加管理对象的方式，将慈善组织和宗教组织纳入相应的管理体系内。1860年颁布的《社团注册法案》（SRA）作为当时向NGO提供法律保护的重要政策文件，在各邦都被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修改。

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基督教传教士们也相当活跃。他们的主要工作领域包括扶贫济困和主持修建各类基础设施（如医院、学校、公路等），并为此成立了一批NGO。世俗化的志愿服务活动则直到1905年才兴起，其标志则是著名NGO“印度公仆”（Servantsof India）的成立。

在18、19世纪的多次社会革命运动中都能找到志愿组织的身影。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有六类组织在印度被殖民时期参与过公民社会活动。第一类组织如Brahmo和贵族协会，其项目关注女童教育和丧偶女性再婚。这些组织反对种姓制度、仪式主义和偶像崇拜，希望实现印度教的理性化及重构。第二类组织如贱民服务社（Harijan Sevak Sangha），被称为“甘地型组织”，大多活跃于20世纪前期，致力于贫民生活的改善。第三类组织如劳工之友社团（Friendsofthe Labourer Society），主要活动在孟买、艾哈迈达巴德等工业城市，是劳工群体发起的自助型组织。第四类为反抗社会压迫的大型运动组织，以实现民众自尊为宗旨。第五类是由能流利使用英语的印度人组成的各种协会，专门向殖民政府施压要求提升中产阶级的受教育和工作权利。第六类则是印度解放运动的先驱——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 National Congress），该党还下设了一系列附属机构，包括部分妇女组织和青年组织。根据Tandon（2002）的研究，上述的志愿组织无论是在背景、处境还是战略导向上都存在着显著差异。

根据Chandhoke（2012）的观察，印度志愿组织并不是中产阶级所独创的。它们既不是发端于自由市场环境当中，也不是法治环境下的个性化产物，更不是诞生于强调自主权利的语境之下。相反，这些组织兴起于反抗殖民主义和反思传统文化的双重运动当中，是现代教育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过，当圣雄甘地于1916年回到印度之后，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心就转移到了经济自足之上。甘地认为，建设能够自给的乡村是印度实现繁荣发展的关键。同时他也相信，建设乡村委员会，将志愿活动分散到各个村落中，是激发印度发展活力的好办法。（二）短暂蜜月：独立之初的印度政府与志愿部门关系

由于甘地强调实现政治自由的基础是社会责任意识的建立，志愿部门在印度得以保留。后殖民时代，印度政府加强了在社会福利和发展领域的投入，同时也把志愿组织看作是对其投入的一种补充。该国政府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指出：“任何社会和经济重构方面的计划，都要将志愿组织纳入其中，利用它们提供的服务，并由政府给予最大程度的配合。”

1953年组建的中央社会福利委员会（The Central Social Welfare Board）以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和支持平民通过NGO实现政治参与为宗旨。由于该机构所提供的资助使印度专业化NGO的规模进一步扩大，20世纪50年代，印度政府实施分权化的发展模式，早期实践包括国家社区发展项目和国家推广服务计划。1958年启动的三级地方委员会制度（Panchayati Raj System）则是分权改革的进一步尝试。这一时期还有大量的农民协会和农业合作社宣告成立，集体协作在公民社会中成为常见现象。

1958年，农村发展类志愿组织联会（AVARD）宣告成立，成为当时主要的志愿部门行业联合体。1965～1966年以及1966～1967年间，连续两个生产年度印度都经历严重干旱，大量的国际NGO借此机会进入印度提供抗旱援助，其中一部分从那时起在印度开设长期办公室。同时，境外资金开始流入印度本土NGO，再一次改变了印度志愿部门生态。（三）龃龉滋长：1970年代的印度政府与志愿部门关系

20世纪70年代的印度风波不断，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诉求。早期的参与式发展观与公平、高效利用公共资源的呼声产生了碰撞。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借鉴了不少NGO试点调查的经验，并对NGO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70年代，政府推动了一个“最低需求”项目，旨在通过解决基本问题来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的提升，包括推动基础教育、电力供应和医疗卫生的发展。

几个政府发展事务主管机构在这一时期成立，例如印度人民发展行动（People’s Action for Development of India）。从海外归来的印度精英大量进入志愿领域，促成了该部门的专业化发展。由于政治环境的驱使和政府对贫困、边缘化等问题的关注，印度NGO的数量在这一时期迅速增长，同时呈现更显著的多样性。以社会福利和社会赋权为关注领域的机构都在这一时期出现，其他组织的关注重点还包括发展、公民自由、教育、环境、卫生和民生。1970～1990年，一批社会领域的项目将社区参与纳入到议题当中，使得NGO成为政府在发展战略中的正式合作伙伴。而NGO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干预、倡导和边缘群体维权动员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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