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冯爱东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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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孔子那样思考：孔子的哲学思想试读：
第一章 孔子生平及其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孔子生平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曲阜人（今山东曲阜市），生于公元前552年（鲁襄公二十一年），死于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享年73岁（一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则其享年72年）。（一）家庭身世
孔子的先祖是殷国贵族微子的后裔，世为宋国公族。远祖孔父嘉为宋国大司马，死于宋殇公时宫廷内乱，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金父生睾夷，睾夷生防叔，防叔为避难流亡到鲁国，从此为鲁国人。孔子的父亲孔纥（以祖名“孔”字为姓氏，从此，其后裔姓“孔”），号叔梁，人称叔梁纥。孔纥孔武有力，因为战功，被封为陬邑（在今山东曲阜市境内）大夫，又称陬叔纥。孔纥晚年与少女颜徵在结合，生孔子。
孔子出生的第三年，孔纥去世。孔子幼年丧父，由勤劳俭朴的母亲教养成人。鲁国是礼仪之邦（《左传》说：“周礼尽在鲁矣”），孔子小时，“为儿嬉戏”，常常模仿祭祀典礼仪式，“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养成了好礼的习惯，稍长，即知发愤为学（《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同时由于家贫，养成了许多独立生活的本领。
孔子十六七岁时母亲去世，18岁时娶宋人亓（读其，qí）宫氏女为妻（据《孔子家语·本性解》），次年生子，为家室之累，曾做过鲁国大夫季氏的委吏和乘田，委吏是管理仓库，乘田是管理牛羊，都是小差使，俗称“小吏”，相当于现在的管理员。孔子担任委吏时，把会计账目弄得清清楚楚；担任乘田时，把牛羊养得肥肥壮壮。他还管理过土木工程一类的事情，这些劳务实践增加了他的生产知识，丰富了他的人生经验。后来，孔子相当自许地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于罕》）
孔子着力学习的尚不是维持生活需求的生产管理技能。他是陬大夫孔纥的后裔，属于贵族阶层，他着力学习的是作为一个贵族所必需的六种基本知识和技能，这六种基本知识和技能即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当时学校教育的六种必修课程。
礼，即在殷礼的基础上经过损益而形成的周礼（史称周公制礼制乐）；
乐，是配合礼的音乐；
射，是射箭的技术；
御，是驾驶马车（即赶大车）的技术（直到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士”一级的人才有赶大车的资格.战国才开始改变）；
书，是识字、写字；
数，是算术。
孔子对这六种基本知识和技能尤其是礼乐，学习很认真。他说过“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在他做官后有资格进入太庙（祭祀周公的祖庙）时还是认真学礼。《论语》就记载着：“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陬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八佾》）这是和鲁国的文化传统分不开的。他向乐官师襄学“乐”的故事，也很感人。《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十日不进（只复习旧曲，不另学新曲）。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可以学新的乐曲了）。”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节拍）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己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还不能从乐曲的风格和表达的情操上了解作曲的人）。”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退席再拜，曰：“师葢云《文土操》也。”
射箭的技术，孔子也学得相当好。有一次在曲阜的矍相圃举行习射活动，“观者如堵墙”。（《礼记·射义》）
除了这六种课目，孔子对古代的历史，古代的诗歌，古代的文物制度等等。也下大功夫钻研，他自称“信而好古”“敏以求之”（《述而》）对各种古代知识，总是“学而不厌”（《子罕》），从不放弃任何可以学习的机会。有一次鲁国附庸郯国来了一位使臣，名叫郯子。此人对古帝少昊氏以鸟命官的制度很熟悉，孔子听说后，马上虚心造访，向郯子询问以鸟命官制度的源起和具体内容，回来后感叹地说：“吾闻之，天子失官盲，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孔子特别重视学习古代诗歌，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
经过刻苦的学习，孔子在20岁左右就已经成为鲁国有名的学者。经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政治上，孔子也逐渐成熟起来，常对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发表评论。孔子少年时曾未经邀请而去参加鲁国大夫季氏招待土族的宴会，结果被挡驾，到孔子20岁（公元前532年）生儿子时，鲁国国君听到消息，马上结他送去了鲤鱼。这证明孔子当时已很有名声了。国君的馈赠，对孔了是极大的荣耀，于是为自己的儿子命名为鲤。（二）从事教育
从公元前531年（鲁昭公十年）到前501（鲁定公九年）这30年间（孔子21岁到51岁），孔子主要是在鲁国从事教育事业。商周时代，学在官府，教育为奴隶主贵族垄断，只有代表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官方才能办学，只有他们的子弟才能入学。平民不能办学，他们的子弟也没有进官方学校学习的资格。春秋中期，奴隶制生产方式开始向封建生产方式转变，社会发生大变动，奴隶主阶级衰落，古典学制遭到破坏，从而出现“文化下移”趋势。所谓“文化下移”就是过去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文化知识，逐渐向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阶层推广普及。孔子适应这种“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办起私人教育事业，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育为专业的私人教育家。当时在鲁国私人办学的，还有后来成为他政敌的少正卯，但其影响不及孔子。孔子办学的时间最长，学生最多，据说他教过的弟子有三干多人，其中成绩突出的贤人有72位。72贤人，大多是鲁国人，但也有卫、陈、齐、楚、吴、宋、晋、秦等国的人。他的弟子中有不少是新兴地主阶级和富裕起来的平民。他的弟子有许多人学孔子的榜样以私人教育为专业，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情。儒家学派也就是这样兴起的。
孔子创设的私人学校，有讲学的学堂，有弟子居住的内室。他吸收学生的方针是“有教无类”（《卫灵公》），有人说“有教无类”就是不分阶级，这是不对的，当时无论孔子还是其他人，都不可能有阶级的观点，“有教无类”应是不分族类。孔子还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有人说束脩是十条干肉，这不对，束脩指的是春秋时童子15岁时要行束发礼，这句话的意思是，凡是15岁以上的少年，都可以收做学生，接受教育。（参阅《〈论语〉白话解读》）
孔子教学的基础课程是传统的课程，即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基本知识和技能。礼和乐是带有阶级性的课程，射、御、书、数都是没有阶级性的。不管是有阶级性的课程，还是没有阶级性的课程，孔子都是认真地进行传授，力求使学生以较少的时间和精力获得较多的知识和技能。
除了这些基础课程，孔子还用大力气向学生传授做人处世的各种原则，如礼、义、仁爱、孝梯、忠信等等，培育学生的世界观、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这些方面也体现了孔子的哲学思想，并进一步向学生传授尧、舜、禹汤和西周的历史知识以及典箱、礼仪制度等文化知识，孔子很重视诗教，经常向学生讲解以“三百篇”为代表的古典诗歌。
孔子给学生讲课，“因材施教”，学生发问，孔子按每人的具体情况给以应答。孔子把他教育出来的学生分为德行、语言、政治、文学四科，德行科里的高足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等；语言科里的高足有子贡、宰我等；政治科里的高足有冉有、子路等；文学科里的高足有子游、子夏等。（见《先进》等篇）
孔子在政治上主张恢复周礼，以维护奴隶制统治，他的教育活动除了传授一般的知识以外，就是为他保守的政治主张服务的，他教育的政治目标是培养能够为奴隶主政权服务的仁人君子。这一点，随着孔子政治思想的成熟，到他办校的后期，就越来越明确了。但是社会进步力量以其强大的历史推动力调整着孔子的教育活动，加之孔子实行的“有教无类”方针，使孔子教育出来的学生不可能都成为清一色的旧制度的维护者，相反，他的学生有不少在政治上都站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一边，如冉有、有若在鲁，子贡、子路在卫，都积极赞助和支持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活动，这一点我们在估价孔子教育活动的客观作用时。是必须看到的。孔子为适应春秋时期“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在教育事业和传授文化知识方面以及教育学说特别教学方法方面所做的巨大历史贡献，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中国之有教育学，是从孔子开始的。本书主要探讨的是孔子的哲学思想，关于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多做论述。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述，鲁昭公曾给孔子一乘车、两马、一仆，让他到周王朝的京城考察周礼。孔子在京城向周室的守藏史老子问礼。老子比孔子年长约十五六岁，他带着孔子观礼，并告诉他“深藏若虚、盛德若愚”的处世哲学。在孔子离开京城向他辞行时又告诉以“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的道理。孔子对老子印象深刻，把老子比作“乘风云而上天”的飞龙。《史记·老于列传》：“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乎？”孔子后来在教学中提倡的忠、孝观念，与老子的临别赠言思想是一致的。适周问礼以后，孔子的学识大有增进，跟他修业的学生也比以前增加了许多。
孔子从京城回鲁不久，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亡齐国。孔子奉行“乱邦不居”的原则，也离开鲁国到达齐国，为齐大夫高昭子家臣。孔子当时已颇有名气，齐景公向他问政，孔子答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很赞成孔子的话，欲以尼溪田封孔子，但受到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齐国大夫晏婴的反对，景公终于没有用他，他只好由齐返鲁，继续教书。在齐国时，孔子曾向齐太师认真学习过《韶》乐——《韶》乐是齐国保存的舜时的古乐。（三）在鲁从政
孔子的一生，可以50岁分为界线分为前后两期，前期，50岁以前，他基本是个学者，虽然有时也参与某些政治活动，但主要从事教育事业，是著名的教育家，在这个时期，他的贡献是主要的；但他的世界观和政治思想也在这个时期远渐形成，并且臻于成熟。后期，50岁以后，他放弃教书而从政，做到了鲁国大司寇这样的高官，成了著名的政治家、政治活动家。
孔子所在的鲁国，在春秋列国中属于中等国家。它是西周开国时周武王分封的诸侯国，地处今山东省四南部，首府曲阜。开国国君是周公之子伯禽。到春秋时，随着新出现的封建制经济的发展，鲁国国君所依赖的奴隶制经济基础不断缩小。
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各国宣布废除井田制，公开承认土地私有，对私有田地一律课税。这就是史书上说的“初亩税”。“初亩税”之后鲁国的军权、政权、财权逐渐为代表新兴封建制经济势力的鲁国大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所掌握，季、孟、叔分别为鲁桓公三个儿子的后裔，史称“三桓”。到孔子生活的年代，“三桓”已两次瓜分鲁国国君的公室，实行封建主义的地租制，生产奴隶基本上获得了解放。各国国君的权力更加式微。“三桓”中，季孙氏的势力最大，在瓜分公室中得益也最多。他是鲁国最大的当权派。但是他的权力也不稳定，季氏的家臣阳虎等执掌了季氏的大权，企图从内部夺取季氏的权力。
公元前502年（鲁定公八年）阳虎组织了—批地方实力派公山不狃、季寐、公组极等，企图谋杀“三桓”。当时阳虎的盟友公山不狃占据费邑，要招呼孔子去帮助他反对“三桓”，孔子对当时形势估计错误，认为“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三桓’之子孙微矣。”于是很想到公山不狃那里去，借助公山不狃等人的势力以“张公室”、反“三桓”，恢复鲁国国君的权势。但是阳虎的反叛活动很快被“三桓”打败，阳虎逃亡齐国。公山不狃为保存自己的势力，放弃了反对“三桓”活动，暂时荫蔽下来。孔子就没有到公山不狃那里去，这一年孔子正好是50岁。
孔子正式参政是在51岁，即公元前500年（鲁定公九年）。当时孔子为中都（在今山东汉上县）宰，相当于今日的县长。为政一年，颇有政绩，第二年即被提到中央任小司空，小司空管理土地、山林，是司空的助理。不久又提升为大司寇，大司寇是可以同鲁国三卿（司徒、司马、司空）并列的高级官员。相当于今日的公安、司法首长。这是孔子任职最高、最长的职务，从鲁定公十年到十三年，（孔子52岁至55岁），前后三年左右。这是孔子一生中仅有的官运亨通的几年。
孔子任大司寇后不久，即襄助鲁定公赴夹谷（在今山东莱芜境内）会见齐景公。这是孔子在大司寇任上办的第一件大事。在夹谷之会中孔子表现了出色的政治外交才能。
当时的鲁国处于齐、晋两大国之间，在齐晋争霸的斗争中，鲁国倾向晋国，所以齐鲁两国关系不好。在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齐国提出要与鲁国改善关系，约好在夹谷会盟。孔子以大司寇身份任鲁定公相礼（司仪），齐国原企图在会盟中用莱人武装向鲁定公进行逼迫，以使鲁国就范。齐景公预先在会场埋伏了莱人武装，准备对鲁定公进行武力威胁。孔子根据“虽有文事，必有武备”的思想，在赴会前建议鲁定公带上武装力量，以做应变准备。果然，在会盟中齐景公以奏乐为名，要莱人武装鼓噪而上，意图动武；孔子令鲁军战士还击莱人，并向齐景公说：“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指东夷莱人）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样，于法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左传》定公十年）齐景公只好把莱人赶走。在最后签订盟约时，齐国提出“齐师出境”鲁国要以“甲车三百乘”相从。孔子针对这一条，提出新条款，要齐国退出侵占鲁国的汶阳（在今山东泰安西南一带，汶水以北）之田。齐景公为了与鲁国联盟，只好满足孔子提出的这个条件，在会后把侵占鲁国汶阳地区的郓、灌、龟阴之田归还鲁国。
孔子在大司寇任上办的第二件大事，是诛少正卯。少正卯是鲁国贵族的后裔，当时也在鲁国招收学生从事私人办学的教育事业，但他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同孔子对立。少正卯当时在鲁国颇有影响，他讲课时连孔子的学生也跑去听讲，孔子对他很反感。公元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孔子在大司寇任上处死了少正卯。据《荀子·宥坐》篇记叙，孔子杀少正卯后，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按：子产诛邓析是传闻之误，儒家后学记孔子杀少正卯，是很难说是传闻之误）。
孔子是否杀少正卯，是历史上一大争论。后世尊孔的人，大多认为此事是后人误传，但此事《荀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史记》、《说苑》、《淮南子》、《白虎通》、《后汉书》、《论衡》、《孔子家语》等史籍都言之凿凿，其中多数是儒家的文献，不会是某一个人闭门伪造的。少正卯以与孔子对立之观点，煽惑时人，连孔子的门徒都受他的影响。孔子掌公安、司法大权后执而杀之，以维护鲁国社会之稳定，这自然而合情理，有其客观必然性。孔子在《论语·阳货》篇说，他员恨“紫之夺朱”、“利口之覆邦家者”，这话同荀子引述的孔子对少正卯“行僻而坚”、“言伪而辩”的斥责，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否认孔子杀少正卯的，既提不出事实的或文献的根据，又讲不出合乎形式逻辑充分理由的道理，不足以服人。
孔子在大司寇任上办的第三件大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坠三都”。坠，就是平毁，三都是“三桓”的三座城邑，即叔孙氏的郈邑，季孙氏之费邑，孟孙氏的郕邑。为什么要“坠三都”呢？因为按照传统的也是孔子最尊祟的周礼，天子、诸侯、大夫筑城的高度、广度都有定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大夫的城邑是不能超过百雉的。这里的“百雉”是指的城邑的面积，城邑每一面的长度三百丈（每雉30尺），全城面积方1. 66里强，是侯伯之国都（方五里）的三分之一。“三桓”的三个城邑都超过了周礼的定制，这在孔子看来是不合礼、不合法的。大夫的城邑超过百雉，增强了臣下向国君对抗的力量，不符合公室利益，为维护代表奴隶制势力的鲁国国君的统治地位，也必须平毁之。《公羊传》记载，孔子“坠三都”的决定开始执行得很顺利，“孔子行科季孙，三月不违。”所谓不违，是孔子同执掌鲁国大权肘和季孙合作得很好，三个月来关系都很融洽。其实，这个“三月不违”不过表明孔子加强公室，维护鲁国国君统治权力的决定，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与“三桓”反对“陪臣”（三桓的家臣）的要求相符合，因而取得了“三桓”一定程度的认可，孔子不过是被季氏利用了一番。当然孔子在这个期间也增强了自己的声望和实力。这个时期孔子的高足担任政府职务的不少。
原来“三桓”虽然掌握了公室的大权，但在他们自己的家族里却又受到“家臣”控制。在“三桓”的城邑里，盘据着反对自己的强大势力。特别是盘据在费邑的公山不狃，早就是逃亡在外的叛臣阳虎的同党，是季氏的心腹之患。因此“坠三都”在孔子是恢复周礼，维护公室利益，把落在“三桓”手中的军权、政权、财权逐步夺回来；在“三桓”则是利用代表鲁公室（鲁公的名份也是一种实际的力量）的孔子，削平叛逆的家臣。这是三种势力的斗争，鲁国国君和孔子与“三桓”结成了暂时的联合战线。
孔子派自己的高足子路为季氏宰（家臣、总管），坚决推行“坠三都”的决定。先平毁了叔孙氏的郈邑，接着平毁季孙氏的费邑。在平毁费邑时，遇到了盘据费邑的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叔孙辄等人的顽强抵抗。他们先发制人，组织费邑的武装力量，袭击鲁国的首都曲阜。公山不狃的兵力相当强大，竞攻开了曲阜城门，鲁国国君和“三桓”都跑到城中季氏的宫室内躲避。公山不狃又率人围攻季氏的宫室，国君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在这紧急时刻，孔子发挥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结果把公山不狃等打败，公山不狃逃亡齐国，费邑终于被平毁。
费邑平毁以后，按原定计划就要平毁盂孙氏的郕邑，孟孙氏的家臣公敛处夫比较忠诚于孟孙氏，他劝阻孟孙氏保留郕邑，说郕邑是孟氏利益的保障，而且郕城面对齐国，一旦平毁，齐国来攻，便无险可守。“三桓”原来支持“坠三都”是想借孔子的力量削平危及他们利益的叛臣公山不狃等，他们并不反对忠实于自己的家臣，所以等公山不狃被打败，“三桓”目的达到，即不再支持继续“坠三都”了。孔子和鲁国国君率人围攻郕邑，“三桓”暗中支持公敛处夫坚决抵抗。鲁国国君打不下郕邑，孔子的“坠三都”计划只好半途而废。
围郕不克，是鲁定公十二年十二月的事情，此后不久，孔子就离职去国了。《论语》和《史记》都说孔子的离职去国是因为季氏和鲁国国君接受了齐国送来的由80多个漂亮的姑娘组成的女乐，三日不上朝，惹得孔子生了气。其实这只是孔子要离开鲁国的一个借口。在当时的鲁国，国君已无大权，三日不朝是普通的事情，不足为奇。季氏和国君的宫廷里美女很多，平素也不会没有女乐。孔子不会为这件事离职去国。他是坚决反对和防止“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卫灵公》）。孔子出走的真正原因应是在鲁国政治上的碰壁。反三桓的家臣的势力已经削平，三桓与孔子的暂时“联合战线”已失去存在的客观条件，孔子强公室、复周礼的路线同“三桓”实行封建主义、篡夺君权的路线的矛盾突出、尖锐起来，已不能调和。要么是孔子打倒“三桓”，要么是“三桓”打倒孔子，或者孔子向“三桓”妥协，孔子没有力量打倒“三桓”，他又不肯向“三桓”妥协，只有离国出走一条路了。齐国女乐与三日不朝不过是孔子离职去国的一个借口。孔子没有正式辞职，就率领他的一批高材生，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他企图在别的国家寻找从政的机会，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找这样一个借口，不公开与三桓摊牌，也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后来，因季桓子病故，他的儿子季康子当时就召孔子回国，表面上还说要用孔子为政，孔子也抱着被任用的希望回到昏国。（四）周游列国
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孔子离开鲁国，率领学生颜渊、子路、子贡、冉有、子游、子夏等开始周游列国。于公元前489年（鲁哀公十一年）返回故国。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是游说诸侯，找寻出仕行道，实现恢复周礼，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他在周游列国期间，从言论和行动都以维护西周奴隶主制度，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为中心的。这个立场直到他返回鲁国以后也没有改变。
周游列国的第一站：由鲁适卫
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先后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均在今山东、河南、湖北境内）其第一站是去古老的卫国。
孔子选择卫国为其周游列国的第一站是因为卫国是鲁国的兄弟之邦。孔子曾向子路说：“鲁卫之政，兄弟也。”（《子路》）鲁国为周公之后，卫国为周公亲弟康叔之后，两国建国历史悠久，政治制度与发展情况相似。
孔子对故国依依不舍，去国时车子走得很慢。到达卫国边境，卫国的守边官吏对孔子表示欢迎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意思是天下无道很久了，上天将会使孔子得到职位，制作法度，教化天下。
当时卫国同鲁国一样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汲阶段，虽然也是公室衰弱，大夫执国命，但卫文公在位时，曾主动进行过一些改革，所以国君的权力要比鲁国国君大一些。孔子的车队进入卫国，沿途一片人丁兴旺、物产丰富的景象，孔子的情绪很好，兴致勃勃地同驾车的冉有大谈庶、富、教的治国之道，对前程充满希望。
孔子到了卫国，受到国君卫灵公的接待，卫灵公按照孔子在鲁国的俸禄标准，“奉粟六万”（一年的俸禄六万石谷子），孔子及其弟子的生活得到了保障。
但是卫灵公和执掌卫国大权的当权派，对孔子恢复周礼的政治主张都不感兴趣，他们在生活上优待孔子，却不要孔子参与政治活动。孔子得不到卫灵公的重用，就离开卫回到卫国南边的陈国去（以后，又三次再回卫国）。孔子一行的马车南下到匡邑（今河南长垣县境内），匡人误以为是鲁国的阳虎来了，阳虎前几年曾欺凌过匡人，所以匡人把孔子围困了五天，弄清了情况才放他走。于是，孔子只好再回到卫国。
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在宫廷中权力很大，南子向孔子示意，若要取得卫灵公的信任，需要先同她会面。孔子不得已而与南子会面。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在帷帐中答礼。子路认为孔子见南子是一种类似现代“走后门”一类不合于礼的行为，很不高兴。孔子对天发誓说：“我若不是为得君行道的意图去见她，就天打雷轰。”后来卫灵公与南子同车出游，要孔子随车相从，招摇过市，孔子叹息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史记·孔子世家》）不得已，孔子只好离开卫国，打算到陈国寻找从政机会。
孔子多次到卫国去，但始终未得到任用。卫灵公老而怠惰，政务废弛，孔子感叹地说：“如果肯用我掌管国政，一年初步改变面貌，三年便有成效。”（据《子路》篇今译）但是卫灵公仍不能用他。孔子击磬表达自己的哀愁，给一个挑担的人听说了，他说，“击磐的人孤独呀，既然没有人赏识自己，那就算了吧！”但是孔子依然不肯消极遁世。（据《宪问》篇今译）
当时是战乱迭起的年代，卫灵公关心的是军事，他向孔子询问兵阵的事，孔子说：“关于祭祀典礼，我知道一些，军旅战阵，却不曾学过。”（据《卫灵公》今译）第二天再见面。一群大雁飞过，卫灵公抬头观望，神色间并不关注孔子。孔子觉得再在卫国呆下去也没有意思了，于是再次率领弟子离开卫国向陈国进发。
周游列国的第二站：孔子第一次到卫国不得任用，就经曹、宋、郑去陈。
公元前493年（鲁哀公二年），孔子离开卫国向陈国进发。在这之前，孔子曾想西去晋国会见晋国的当权者赵简子。走到黄河边，听说赵简子杀了两个贤者，物伤其类，孔子中止了去晋的计划。
孔子这次去陈国路经曹、宋两国，但都没有受到礼遇。春秋时曹是小国，但宋是大国，宋还是孔子先人的故国，是令人向往的礼仪之邦，但孔子进入宋国时不仅没有受到接待，反而受到宋国大夫司马桓魁的迫害。原因是司马氏曾花费三年时间为自己预制了一座石椁，因为不合礼制，受到孔子的批评。孔子说：“这样的糜费，还不如死了早点烧掉好！”（《礼记·檀弓》篇今译）司马桓魋听了这活怀恨在心，这一次狭路相逢，要报复孔子。孔子率领弟子在大树下习礼，司马氏派人砍了大树。孔子的弟子催促孔子快走，孔子说：“天生德于子，桓魋其如予何（桓魋他能拿我怎么样）！”（《史记·孔子世家》、《述而》）
因为从宋国走得匆忙，孔子与弟子们失散了。走到宋、陈之间的郑国时，孔子一个人站在郑国国都的东门外，子贡到处找他。郑国人说，东门那里站着一个人，疲惫倒霉的样子，像个“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之，孔子笑着说：“说我像‘丧家之狗’，对呀，对呀！”（据《史记·孔子世家》篇今译）
孔子在郑国也没受到礼遇。
公元前492年（鲁哀公三年）孔子到达陈国，当时孔子年已61岁。陈国的大夫司城贞子向陈湣公推荐孔子，陈湣公发给孔子俸禄，以示礼遇，但也未任用孔子。有一次陈国的宫廷前落下了一些被楛木箭射中的鹰隼，陈湣公请教孔子，孔子叙说曲故，说这箭是肃慎人（东北境内的少数民族）制造的，周王曾将肃慎人进贡的这种箭分送陈国。陈湣王叫人查库，果然找到了这种箭。（据《史记·孔子世家》）
公元前490年（鲁哀公五年），孔子在陈国。这一年晋国中牟（在今河南汤阴）邑宰佛肸反叛晋国的当权派赵简子，派人来访孔子去帮助他。赵筒子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掌有实权，近似鲁国的“三桓”。孔子对赵简子印象不好，他很想依靠佛肸的力量复兴晋国公室，所以有意前往。但他的学生子路不同意，说孔子不应该前去支持叛上作乱的人。孔子不从，坚决要去（见《论语·阳货》篇），只因佛肸的“反叛”很快失败，所以没去成。后来有人用这件事和“孔子欲应公山不狃召”（前而已叙述此事），证明孔子肯帮助“乱党”闹革命（郭沫若：《十批判书》），这是误会。孔子从来没有帮助“乱党”闹革命，他只是想利用“乱党”反对“大夫执国命”，以振兴公室，恢复周礼。
公元前489年（鲁哀公六年），吴楚交兵，陈国处于战乱局面。孔子离开陈国前往蔡、楚。
周游列国的第三站：由陈去蔡、去楚
古代寓言里有个叶公好龙的故事，春秋时楚国大夫诸梁，采邑在叶（今河南省叶县），人们也称他叶公。他当时正驻守负函（今河南省信阳县），这个人颇有点名气，孔子离开陈国以后即由蔡国到负函去看望他。叶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为政之理在使远方的人来归，使近地方的人服从。”（《子路》篇，此处述其大意）叶公问子路：孔子为人何如？子路不好回答。孔子听说后告诉子路，可以这样回答：“其为人也，学而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亡忧，不知老之将至子。”（《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从叶公那里返回蔡国，要子路去向两个耕田的人询问渡口。这两个人劝说于子路不要跟着孔子到处奔波了，要子路同他们一起避开乱世，隐居山林耕种为生。孔子听了说，“人对社会应当尽责任，怎么可自顾自地隐居山林与鸟兽为伍呢！”（《微于》，此处述其大意）
有一天，子路与孔子走散，子路问一个老农：“子见夫子乎？”老农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微子》）
在吴楚为争夺陈国交战的时候，孔子正拄往返于陈蔡之间，楚昭王听说孔子在陈蔡，就派人聘请孔子去楚。陈蔡的大夫害怕孔子到了楚国会不利于自己，就指使徒役在荒郊野外围因孔子，孔子无法行进，绝粮七日，随从弟子都饿病了。孔子一如既往，“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懊恼地说：“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穷困时能把握自己，小人穷困了，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据《卫灵公》篇今译）孔子知道弟子们思想动摇了，就问“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般地步？”于路说：“大概是我们仁德不够。”子贡说：“也许我们的政治主张基调太高了”，孔子都不同意。最后颜渊说：“夫子之道的真理性无可怀疑，各国君主和执政的人不能认识和任用夫子是他们的耻辱，这与夫子无干！”（以上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听了高兴地笑了起来。于是，孔子派子贡去向楚昭王求救，楚国发来救兵，替孔子解了围。
楚昭王想“以书社七百里封孔子”（《史记·孔子世家》末后《索隐》注：“古者二十五家为里，里则各立社，……盖以七百里书社之人封孔子也。”不是以方七百里的地域封孔子），楚国令尹子西反对，说文王、武王以百里得天下，楚之先人封于周时才五十里地。现今孔子祖述三皇五帝，效法周、召两公，他又有那么多贤能的弟子，封之七百里书社不是什么好事！楚昭王听了，打消了这个念头。此后不久，楚昭王就去世了。
孔子刚到楚国的时候，楚国隐士接舆想感化孔子，佯狂而歌曰：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现在楚国从政的人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微子》）
孔子想下车同接舆交谈，接舆却快步地走开了。（见《微子》）
这时卫国的新国君辄（后来因与其父蒯聩争国失败被赶出国去，故谥为“出公”）当政，孔子的许多弟子在卫国做官，卫辄希望孔子到卫国帮助他治理政事。孔子于是由楚返卫。
周游列国的第四站：由楚返卫
公元前488年（鲁哀公七年），孔子由楚返回卫国。这一年孔子64岁。这是他最后一次到卫国去。在前往卫国的路上，子路问孔子：到卫国主理政事，先做什么？孔子说：“先正名！”子路觉得孔子想法不切合实际。说他“迂”。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段话可以看做是孔子的一项政治纲领，所谓正名就是恢复周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恢复周礼规定的等级制度，不恢复周礼，一切乱了套。礼乐、刑罚一切都不中，民无所措手足！当时卫出公的父亲原太子蒯聩因与卫灵公的夫人南子不合，正逃亡在国外，卫灵公死后，南子扶持蒯聩的儿子辄为国君，但蒯聩的太子地位并未取消，他正在晋国赵鞅的支持下召集国内外反对卫君辄的力量与儿子争夺国君的位置，孔子既要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卫出公就无法任用孔子来佐理政事。所以孔子返卫以后呆了三年多，虽然得到了“公养”的礼遇，但仍然得不到任用，就应季康子之召，回到鲁国去了！后来，蒯聩果然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支持下，打败了卫出公，当时孔子的高足子路也因为保卫卫出公而战死于卫国。（五）孔子晚年
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鲁国掌实权的季桓子去世，由他儿子季康子继位，他有请孔子回鲁国的意思。孔子就陆续派回一些弟子回鲁国从政，这时，冉有、子贡、有若、樊迟等都在鲁国做官，冉有为季孙氏宰，帮助季康子执掌鲁国大权。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春天，齐国进犯鲁国，冉有率领鲁军左师，与齐军作战，获得胜利。季康子极欣赏冉有的军事指挥才能，冉有说，自己的军事才能是从孔子那里学来的，季康子过去也听他父亲说过孔子当年在鲁国任大司寇时，曾帮助季氏战胜了反叛季氏的公山不狃。于是，派出专门使臣到卫国以隆重的礼节邀请孔子返国。这时，孔子在卫国，正当卫父（蒯聩）子（辄）争国之际，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而大失所望。所以孔子就借此回国。当年孔子已68岁。
孔子返国后被尊为“国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府的高级顾问，有荣誉但无实权。鲁哀公、季康子都向他问政。他回答鲁哀公的话是：“政在选臣”，即任用贤明的大臣。回答季康子的话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这个“正”，当然是以符合周礼为标准的。因为孔子继续坚持以周礼行道，很快又和执掌鲁国大权的季康子发生矛盾。当时鲁国在经济上已完成了封建制的经济改革，过去是奴隶制经济，国家发生战事，各级大大按受封的领地的多少向国家提供兵车、甲士，武器、粮草，有战事则征，无战事则不征。这种办法叫丘赋（四邑为丘，故以丘为单位摊派军赋）。现在大部分由大夫分割，成为私有财产分下去了，各级大夫向租种土地的农民收取地租，兵车、甲士、武器、粮草只能向土地私有者摊派。于是季康氏提出改丘赋为田赋，即按土地私有者土地收入的多少征收经常的军费。新的制度既收取地祖又要按土地收入收取军费。孔子认为这是加倍收赋，属于暴敛，不合周礼。所以在冉有要他支持田赋改革时，他一直不肯表态。冉有急了说：“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这才说：“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问焉！”（《左传》哀公十一年）其实“丘赋”，早已成为历史，新的田赋制度按土地收入与赋税的比例不一定比旧制度高多少（生产大发展了，军队数量多了，军费也大为增加）。孔子主张与当时鲁国的实际不合。季康子和冉有都没有听孔子的话，第二年照样实行田赋改革。孔子气坏了，他对弟子们说：“季氏富于周公”，冉有还为他“聚敛”。“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这以后，季康子和冉有表面上仍然尊重孔子，但实际上把他放在一边，连国事也不让他知道了。孔子企图影响、改变鲁国的政治，已无希望，转而把自己的精力投入整理古代文献。
在这以后，他致力于收集和整理古代文献，为保存中华古代文化遗产作了重要的贡献，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杰出的古文献整理专家。孔子是一位勤奋自励的人，于是，他就把“不知老之将至”的晚年的主要精力用于教学工作和整理保存古代文献，主要是用在“六艺”或“六经”的编纂核定工作上。虽然孔子对教学工作从未停顿过，对文献收集整理工作也很早就开始，但对这两项工作，孔子利用晚年时间都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因为本书主要探讨孔子的哲学思想，对这方面就不多作论述。
孔子在晚年时候，夫人、儿子和一些学生相继死去，特别是七十一岁时死去颜回，七十二岁时死去子路，不能不给这位“乐以忘忧”的老人的心灵打上忧伤的印痕。
自从弟子颜回和子路相继去世后，孔子就病了。快要死的前七天的早晨，他扶杖站立门前，意态逍遥，很有感慨而又自信地自吟自歌道：“高高的泰山啊，快要崩颓！直直的梁柱啊，快要断折！炯炯的哲人啊，快要枯萎！”歌罢入门，当户而坐，悠然长叹道：“大概我快要死了啊！”自此卧床不起。七天后，即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孔子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孔子死后，葬在曲阜城北约一里路的泗水旁边。许多弟子都服丧三年，又相对哭泣尽哀，然后相别而去。独有子贡一人留下，在墓旁筑了茅舍继续守丧三年，才离开老师坟墓。有些弟子和鲁国人因为追念孔子，把家搬到墓旁住下的约百余人家，于是就把这里叫做“孔里”。后来又把孔子的住房和讲堂以及弟子宿舍改为孔庙，用以纪念孔子并收藏孔子衣冠、琴、车、书等生前用物。像孔子这样一位生长于封建社会、又忠诚地维护封建社会贵族统治秩序的人物，一生碰壁，无权无势，仅凭他的学问。道德和品格而赢得了弟子们对他的如此的爱戴，如此的深情，其间必有值得我们加以玩味和深思的地方。
司马迁是我国第一个伟大历史学家，他距孔子约三百余年，离孔子尚不算远。他在写完《孔子世家》后很有感慨地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对中国封建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孔子的恰当评语。
我们当然不能停留在这个评语上。对我们来说，除了肯定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应有的历史地位外，更重要的在于认真地通过批判和清理，把真孔子和假孔子或半真半假的孔子区别开来，探索孔子思想中有哪些东西至今仍有生命力。应该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因为那是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前做出的对我们、对人类的有益贡献。我们应该做这样的探索者。
二、产生的社会背景
在思想的时候，人们常常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他就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他的哲学也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这些就构成这个哲学的特色。（一）春秋时期的地理背景《论语》说：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读这段话，我悟出其中的一些道理，暗示着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的不同。
中国是大陆国家。古代中国人以为，他们的国土就是世界。汉语中有两个词语都可以译成“世界”。一个是“天下”，另一个是“四海之内”。海洋国家的人，如希腊人，也许不能理解这几个词语竟然是同义的。但是这种事就发生在汉语里，而且是不无道理的。
从孔子的时代到上世纪末，中国思想家没有一个人有过到公海冒险的经历。如果我们用现代标准看距离，孔子、孟子住的地方离海都不远，可是《论语》中孔子只有一次提到海。他的话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仲由是孔子弟子，以有勇闻名。据说仲由听了这句话很高兴。只是他的过分热心并没有博得孔子喜欢，孔子却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
孟子提到海的话，同样也简短。他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孟子一点也不比孔子强，孔子也只仅仅想到“浮于海”。生活在海洋国家而周游各岛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该是多么不同！（二）春秋时期的经济背景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哲学家不仅生活于不同的地理条件，也生活于不同的经济条件。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甚至今天中国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估计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在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所以贯串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在这样一种经济中，农业不仅在和平时期重要，在战争时期也一样重要。战国时期（公元前480—前222年），许多方面和我们这个时代相似，当时中国分成许多封建王国，每个国家都高度重视当时所谓的“耕战之术”。最后，七雄之一的秦国在耕战两方面都获得优势。结果胜利地征服了其他各国，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
中国哲学家的社会、经济思想中，有他们所的“本”“末”之别。“本”指农业，“末”指商业。区别本末的理由是，农业关系到生产，而商业只关系到交换。在能有交换之前，必须先有生产。在农业国家里，农业是生产的主要形式，所以贯串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理论、政策都是企图“重本轻末”。
从事末作的人，即商人，因此都受到轻视。社会有四个传统的阶级，即士、农、工、商，商是其中最后最下的一个。士通常就是地主，农就是实际耕种土地的农民。在中国，这是两种光荣的职业。一个家庭若能“耕读传家”，那是值得自豪的。“士”虽然本身并不实际耕种土地，可是由于他们通常是地主、他们的命运也系于农业。收成的好坏意味着他们命运的好坏，所以他们对宇宙的反应，对生活的看法，在本质上就是“农”的反应和看法。加上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就有表达能力，把实际耕种的“农”所感受而自己不会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这种表达采取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的形式。“上农”
公元前三世纪有一部各家哲学的撮要汇编《吕氏春秋》，其中一篇题为《上农》。在这一篇里，对比了两种人的生活方式：从事“本”业的人即“农”的生活方式，和从事“末”作的人即“商”的生活方式。农很朴实，所以容易使唤。他们孩子似的天真，所以不自私。他们的财物很复杂，很难搬动，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他们也不弃家而逃。另一方面，商的心肠坏，所以不听话。他们诡计多，所以很自私。他们的财产很简单，容易转运，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他们总是逃往国外。这一篇由此断言，不仅在经济上农业比商业重要，而且在生活方式上农也比商高尚。“上农”的道理也就在此。这一篇的作者看出，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其经济背景的限制；他对农业的评价则又表明他本人受到他自己时代经济背景的限制。
从《吕氏春秋》的这种观察，我们看出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它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两者都表达了农的渴望和灵感，在方式上各有不同而已。“反者道之动”
在考虑这两家的不同之前，我们先且举出一个这两家都支持的理论。这个理论说，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反向另一个极端；这就是说，借用黑格尔的说法。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这是老子哲学的主要论点之一，也是儒家所解释的《易经》的主要论点之一。这无疑是受到日月运行、四时相继的启发，农为了进行他们自己的工作对这些变化必须特别注意。“易传”说：“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系辞传》下）又说：“日盈则仄，月盈则食。”（《丰卦·辞》）这样的运动叫做“复”。《复卦·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老子》也有相似的话：“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
这个理论对于中华民族影响很大，对于中华民族在其悠久历史中胜利地克服所遭遇的许多困难，贡献很大。由于相信这个理论。他们即使在繁荣昌盛时也保持谨慎，即使在极其危险时也满怀希望。在前不久的战争中，这个思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种心理武器，所以哪怕是最黑暗的日子，绝大多数人还是怀着希望度过来了、这种希望表现在这句话里：“黎明即将到来”。正是这种“信仰的意志”帮助中国人民度过了这场战争。
这个理论还为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论据，中庸之道儒家的人赞成、道家的人也一样赞成。“毋太过”历来是两家的格言。因为照两家所说，不及比太过好，不做比做得过多好。因为太过和做得过多、就有适得其反的危险。“自然的理想化”
农时时跟自然打交道，所以他们赞美自然，热爱自然。这种赞美和热爱都被道家的人发挥到极致。什么属于天，什么属于人。这两者之间，自然的、人为的这两者之间。他们作出了鲜明的区别。照他们说，属于天者是人类幸福的源泉，属于人者是人类痛苦的根子。道家的人主张，圣人的精神修养，最高的成就在于将他自己跟整个自然即宇宙同一起来，这个主张正是这个思想趋势的最后发展。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社会组织的哲学，所以也是日常生活的哲学。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但是道家强调人的内部的自然自发的东西。《庄子》中说，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方，指社会。公元三、四世纪，道家学说再度盛行，人们常说孔子重“名教”，老、庄重“自然”。中国哲学的这两种趋势，约略相当于西方思想中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传统。读杜甫和李白的诗，可以从中看出儒家和道家的不同。这两位伟大的诗人，生活在同一时期（公元八世纪），在他们的诗里同时表现出中国思想的这两个主要传统。
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是也互相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这使得中国人对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三）家族制度
农只有靠土地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作为士的地主也是如此。除非他有特殊的才能。或是特别地走运，他只有生活在他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那也是他的子子孙孙继续生活的地方。这就是说，由于经济的原因，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它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组织得很好的制度之一。儒家学说大部分是论证这种制度合理，或者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论说明。
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在通常人们也真的是这样来理解的。但是这几种不过是主要的家族关系，另外还有许许多多。公元前有一部最早的汉语词典《尔雅》，其中表示各种家族关系的名词有一百多个，大多数在英语里没有对应的词。
由于同样的原因，祖先崇拜也发展起来了。居住在某地的一个家族，所崇拜的祖先通常就是这个家族中第一个将全家定居此地的人。这样他就成了这个家族团结的象征，这样的一个象征是一个又大又复杂的组织必不可少的。
儒家学说大部分是论证这种社会制度合理，或者是这种制度的理论说明。经济条件打下了它的基础，儒家学说说明了它的伦理意义。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的经济条件的产物，而这些条件又是其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种制度及其理论说明，都是很自然的。因此，儒家学说自然而然成为正统哲学、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现代欧美的工业化侵入。改变了中国生活的经济基础为止。（四）社会制度的转变
西周是领主制封建社会，或者是初期封建社会。孔子是春秋时代人，而我们谈孔子时代的社会背景，却必须从西周开始。这是因为，一方面，春秋是西周的继续和发展，要谈春秋的社会性质，就必须首先弄清西周的社会性质；另一方面，孔子向往西周，不把西周社会性质弄清楚。就无法确切地理解孔于其人其思想形成过程的历史背景，就无法做出恰如其分的公正评价。而作为西周领主制封建社会开端的主要标志，则是殷周之间的斗争，特别是周武王伐纣之战的彻底胜利。民国时期，王国维就说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这个“大变革”的性质，这个“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的实质，就是从殷代奴隶制社会变革为西周的领主制封建社会（初期，下同）。这在当时是一次具有划时代革命意义的巨大变革。
春秋是从领主制向地主制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孔子思想渊源于西周领主制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各种思想文化传统，形成于从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春秋时代。春秋时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动荡。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卷人社会大动荡的浪潮中。
三、我们如何正确看待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哲学思想的产生，也是由其生活的时代所决定的，也必然有其相应的时代意义和时代局限性。作为影响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思想，至今仍有很大的生活意义和思想价值。我们如何看待孔子的哲学思想，也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孔子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
研究孔子思想应从三个方面加以剖析，即：
一、对其封建性糟粕进行批判和清除；
二、对其人民性精华进行继承和发扬；
三、对其封建性和人民性相混杂的部分进行批判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即扬弃。这就是所说的“三分法”。我认为这样才能更实事求是地体现批判和继承的精神。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是：（一）凡是孔子思想中直接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特殊利益服务的东西，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和清除。这部分内容的主要特点，是鲜明地反映封建社会的要求，为维护和巩固以王权为中心的封建宗法专制统治阶级服务的一切言论和说教，例如“忠君尊王”思想，“三年毋改于父之道”的愚孝思想。维持封建宗法等级制的“礼仪典章”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与之“实行彻底的决裂”的特定的“封建传统观念”，是孔子思想中的糟粕。当然，和它们决裂，并不意味否定它们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合理性。这些观念对于建立当时历史条件下等级制阶级社会政治和生产的正常秩序。维护国家的统一，都起过某种历史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指出，“礼”、“忠”、“孝”等字，如果彻底清除了孔子所赋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的过时内涵，而变成真正平等友爱意义上的“礼”、“忠”、“孝”，作为这些字所代表的新的观念形态来讲就完全不同了，是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提倡的。有的人在批判了封建宗法观念的“礼”、“忠”、“孝”之后，甚至认为连这几个字，连讲礼貌、讲忠诚、讲孝顺的美德，也是可有可无了。对这种“文化大革命”时期产生的“左”的思想残余，同样必须批评和纠正。（二）
凡孔子思想中至今仍保有生命力而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都应予以继承和发扬。这部分内容的主要特点，是突出反映孔子的一些带有民主性。人民性的进步思想，这些思想仍具有旺盛。茁壮的现实生命力，至今仍不失其灿烂的光辉。例如，孔子积极提倡的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学习上要坚持不懈的精神——“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又如力求不断革新的精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特别是可以为真理（仁）而牺牲生命，决不贪生怕死。损害真理的崇高精神——“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等等。从以上数例就不难看出，这一部分正是孔子思想中的精华，里面反映出来的思想境界是何等高超，难道这些不正是现在所需要提倡的吗？这类意见很多，需要我们认真梳理。继承和发扬，使之为当前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三）
凡孔子思想中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二者相混的部分，都必须根据批判继承的精神加以清理和扬弃。这部分内容的主要特点，是既有封建性因素，又有民主性。人民性因素，即糟粕与精华二者混淆在一起。作为孔子思想核心的仁，正是最突出的一例。只要从孔子自己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仁既然要受礼的制约，那么，显而易见，“仁”在这里不就是和那些所谓礼制的典章规范纠合在一起了吗？难道仁不成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等级社会秩序而适应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御用思想了吗？另一方面，从孔子的“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这句话，又可以看出，仁就是广泛地爱人，这正是古代原始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映，难道这样的仁不就是封建社会出现的难能可贵的民主性。人民性的积极因素吗？前者迎合封建性，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喜爱，后者含有民主性和人民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这二者的矛盾统一体就是“仁”。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对“仁”的消极因素（糟粕）的严肃批判，从而对仁的民主性。人民性积极因素（精华）加以充分肯定和发扬，即既不简单地抛弃，也不简单地继承，而是经过认真批判，取舍，然后继承和发扬其合理因素。这方面内容很多，例如“大同世界”思想，“仁政德治”思想等等，均将在专章中加以讨论。这就是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实行三分法的主要内容。约而言之，就是该决裂的要彻底决裂，该继承的要积极继承，该扬弃的要严肃扬弃。那种吞吞吐吐。含混其词的态度，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态度一样，都是不科学的，不足取的。三分法是一种最普通的科学分析法，是日常生活中常用之法，任何不必要的敏感和误解都是多余的。
第二章 孔子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哲学思想的范畴
哲学（philosophy）是从希腊字“Φιλοσοφíα”（philo-sophia）转变而来，意思为“爱好智慧”，或是比较少用的“智慧的朋友”。在汉语中“哲”这个词是聪明、智慧的意思，中国古代把聪明而有智慧的人称为哲人，所以，中国近代以来，就把关于智慧的学问称作哲学。哲学是难以被定义的，因为有众多分歧的观念都被视作哲学。
从古希腊的哲学最初产生，哲学被定义为三个方面：形而上学（metaphysics），知识论（Epistemology）以及伦理学（Ethics）。分别是：
1.有关世界的本质与真理的问题。
2.有关我们如何知道或认识真理的问题。
3.有关生命意义与道德实践的问题。
我国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把哲学定义为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每一个人，只要他没有死，他都在人生中。但是对于人生有反思的思想的人并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统的人就更少。哲学家必须进行哲学化；这就是说，他必须对人生反思地思想，然后有系统地表达他的思想。”
二、孔子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孔子的哲学思想开成于春秋时期，从时间上与古希腊时期接近。但将孔子的哲学思想与古代西方哲学家们的思想相比较，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差别，即孔子不像古代西方哲学家们那样注重对自然界的研究。
孔子在进行哲学思考时，并不像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那样，把宇宙本体论的论语当作自己的出发点，他根本回避了对本源问题的直接回答，而把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根本看法摆在了首要位置。
孔子哲学思想的这个特点，曾引起历史上许多议论。有人因此否定孔子是哲学家。比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界智者，在他那里思辨哲学是一点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但我们不能用古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来要求孔子的哲学。同样，哲学的思考模式也不能有一个。西方哲学大都先在了解自然的基础上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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