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医学生的历练(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艾伦·罗思曼（Ellen L.Rothman）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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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医学生的历练试读：

伤医、毁院的负面信息，挫折、忧伤的情绪不时袭上心头，

最初憧憬的职业神圣、崇高、尊严、成就感早已被现实的洪

流淹没，甚至被击碎了。未曾想到医生的职业生涯如此艰困，

迷茫、苦闷缠绕心间，应该拿什么来纾解？进一步回想，我

是如何踏进医学之门的？那一刻不免有些懵懵懂懂、跌跌撞

撞。古往今来，不是医学世家的传习，就是亲人罹难的悲痛，

或是生命奥秘的召唤，还有隐秘快乐的诱惑。我属于哪一种

类型？我为什么要迈进这个充满着艰辛与快乐、苦难与风流

的职业？医学真是一座神圣的殿堂吗？缘何它就神圣了？年

轻医生应该如何面对职业挫折，如何渡过职业生涯的激流

期？

应该感谢这位勇于思考的年轻医生，他从现实激愤中触摸到诸多医学职业的母题。譬如如何品味职业的神圣感，医疗中都有哪些隐秘的快乐，以及职业生涯中的激流（挫折）期如何渡过？唯有把这些母题都思考透彻了，才会奋力坚守这个充满艰辛与快乐、苦难与风流的岗位。

能够回应这位年轻医生诘问的智者在哪里？被你捧在手中的书里就有两位：艾伦·罗思曼（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与迈克尔·柯林斯（梅奥医疗研究中心的住院医生）。他们是同龄人，他们以平视的眼光、平实的故事给人们带来一段平静的心灵拔节，记录了他们精神海拔的缓缓提升。他们的故事涵盖了医学生、实习医生、住院医生三个时段，深度展示了一位医者成长必然要经历的两个关键时期——斜坡期和激流期的苦闷与乐观、困境与突围。《哈佛医学生的历练》是医学生罗思曼的处女作，小罗姑娘的笔下描绘了一个医学生在哈佛医学院“全人教育”背景下学业与心智共同成长的平凡故事。故事从开学伊始，校方给医学院新生授予白大褂的仪式说起，那一天她的心中充满着喜悦与忐忑、神圣与敬畏，自此她翻开了医学职业生涯的第一页。很可惜，当时她领到了一件不合身的白大褂，但这丝毫没有减损她内心的那一份对职业荣耀的眷顾，毕竟为了迈入哈佛医学院，罗思曼思恋得太久，也付出了不少。当她第一次接触临床，就感受到白大褂赋予医者的神奇权威，自己只是一位22岁的年轻医学生，一张稚嫩的脸，映衬着毫无临床经验的、惴惴不安的心，一旦穿上圣洁的白大褂，就可以让一位饱经风霜的73岁的老妪把她当作疾苦的倾诉对象，生命的拯救者。在罗思曼眼里，那件绣有深红色“哈佛医学院”字符的白大褂凝聚着信任与勇气，是医学生们陪伴病人穿越苦难与死亡峡谷的坚硬盔甲。

无疑，医学教育不只是简单的技能训练（一教一练，一教一学），不仅教授健康与疾病的形态、功能、代谢变化，打起灯笼找证据、掘地三尺做检查，像汽车4S店的修车技师那样只想着“换零件”，毫无共情、敬畏与悲悯地干预身体与器官；医学是人学，是心灵、情感、意志塑造的教育与教化。医生要在学生阶段初步完成精神发育的历程，学会如何与苦难相伴、与死神周旋、知晓技术与人性如何融通、医生与患者如何共情、如何实施关怀与抚慰。医生不仅要重视生物医学信息的汇集与数据挖掘，还十分重视患者社会心理的分析与情感的挖掘。

哈佛的培养模式分为两类，一类是科研型的（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模式，另一类则是临床型的“新路径”（New Pathway）模式。新路径改革始于1985年，开启了哈佛医学教育的新格局，罗思曼医生在1994年入学，正好赶上这场教育改革。与传统医学教育模式相比，新路径将医学生快速推向临床境遇。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找回失落的那顶人文“草帽”，需要更多地补充医学人文知识与临床人文胜任力，实现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医学生下午的课程一般都是人文、社会、公共卫生和卫生政策课题，让学生能够在更广的视野中思考医学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培养他们强烈的职业神圣感与使命感。“问题为中心的教学”（PBL）则主要针对医学院一、二年级的基础医学模块，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小组式的分享与互动学习，通过阅读、提问、相互讲授，在夯实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与学习伙伴共同研讨的习惯。以问题为中心的方法，通过分析真实病例而非背诵课本的方式让学生把握医学基础知识。它重视医患关系的探寻、演练，强调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运用现代医学。《哈佛医学生的历练》中讲到一门“患者－医生”（Patient-doctor）的课程，贯穿了罗思曼在哈佛求学的全程，从一年级就开始了，课程包括I、II、III三级。其中I级和II级课程侧重于病史采集与查体练习，与中国的诊断学教学颇为相似，但哈佛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临床境遇之中，融入了诸多人文关怀的原则与抚慰技术。III级课程旨在帮助医学生掌握复杂的交往能力，包括排解忧伤、克服恐惧、告知坏消息，为日后成为真正的医生做好精神、情感上的预备。哈佛还特别强调医学生“共情”与“反思”技巧的培养，因为没有共情就没有反思，也就没有对“患者利益至上”信念的坚守。

罗思曼讲述哈佛的另一项教改也颇有创意，那就是“纵向学习”（longitudinal study）。现代医学的专科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医学生的学习可谓“盲人摸象”，容易“目无全牛”。在病房里实习期间，与某个病人的接触通常只有两三天或者三五个小时，看到的只是疾病的“冰山一角”。比如心肌梗塞的患者，在进行心脏造影、球囊扩张、安置支架之后，很快就出院了。而患者的社会身份、性格类型、既往病史、社会交往史、出院以后的用药、康复情况、依从性、精神状态，都在视野之外。而这些，直接决定了病人的预后和转归。哈佛的具体做法是，让医学生在一年中随诊若干典型患者，如罹患心梗、糖尿病、中风、癌症等疾病的病人，并和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庭医生保持联系，每月追踪病人身－心－社－灵四个维度的波动情况，获得完整的“疾苦”拼图。

罗思曼这样的医学生通过“患者－医生”这门课以及随后两年的临床跟班，都掌握了哪些独门绝技？感悟了哪些医学的真谛？修成了怎样的正果？罗思曼用她的妙笔诉说了一箩筐的故事，她要告诉后来者，其实，临床各科疾苦的征象大相径庭，住院医生的应对风格也各有迥异。最富有挑战的是急诊科与妇产科，这里不仅有技术难题，还有伦理的困境。透过这些故事，哈佛的医学生们不仅掌握了疾病征象揭示与解释的技能，还具备接纳疾苦体验倾诉与抚慰的能力，知道如何警惕并克服诊疗活动中医生的“三大自毁行为”：冷漠、傲慢、贪欲（奥斯勒称其为“三宗罪”，但一些医者常常在内心为自我辩护，做各种合理化论证）。他们也知道如何面对患者疾苦时应激的“三大躁乱行为”，即盲目、偏见、戾气（在当下中国，医患纠纷常常发端于此，只因社会缺乏系统的疾苦与死亡教育，事发现场缺少真诚引导与理性解释），他们完成了技术－人性双轨认知，培育并夯实了共情能力、关怀能力、反思能力、纠错能力。就罗思曼而言，4年的哈佛学习生活不仅修成了学业优异的正果，还收获了与同学卡洛斯的爱情，毕业后双双去了印第安保留地行医。《梅奥住院医生成长手记》出自住院医生柯林斯之手，小柯原本是一位蓝领人士，开过出租车，做过建筑工人，因仰慕医生职业的高贵与神圣，重回校园完成大学学业，大学毕业之后幸运地考入芝加哥的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经过4年寒窗苦读，终于获得医学职业的入场券，然而，一场住院医生的入职面试，整得他灰头土脸。他在大学期间没有发表过论文，没有做过专门的骨科训练，对专科缩略语一无所知，差一点被梅奥的面试专家淘汰出局，好在他的随机应变与谦卑好学的姿态得到了梅奥医疗研究中心主管的青睐，他侥幸过关，成为了全美排名前三的梅奥医疗研究中心的住院医生，两年后晋升为高级住院医生。由此可知，美国医生在人们心中的神圣感首先是众多的高门槛（入学、入职、专科资格、晋升等）堆砌起来的。

柯林斯在梅奥担任住院医生的前几周里，除了辛苦与紧张之外，最大的震撼是医学的不确定性，即使大专家也未能超越，也会有各种差错发生。他在跟随被称为“全能先生”的考文垂教授做髋关节置换手术的过程中，发现一位病人没做手术的髋部也有金属丝缠绕，原来，一年前，考文垂教授没有复核住院医生的手术标记，将患者健侧的髋关节外包韧带打开了，虽然及时纠正，还是留下了修复的印记。考文垂教授后来通过诚实的沟通与良好的照顾得到了患者原谅，但他总是用这件事来教育学生，警示自己。

让柯林斯困顿的还有住院医生微薄的薪酬。美国医生的高薪是全世界医生所羡慕的，但是住院医生却只有每小时2.5美元的收入，这对于已经成家，并育有两个孩子的柯林斯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窘迫。为了节约开支，他只能购买二手车代步，而且还只能选择行驶了25万公里以上的旧车，以至于二手车行的老板甚至怀疑他的医生身份。为了补贴家用，柯林斯还必须同时兼职挣几份工资，这使得他疲于奔波，却也让他从不同层级医院的临床病例中相互借鉴（专科思维与全科思维互补，应急处置与慢性病管理能力兼备），获得更丰富的临床体验，并在短期内脱颖而出，两年后升任高级住院医生，不过，家庭接二连三地添丁使得他的财务状况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在三年住院医生生涯结束时不得不选择离开著名的梅奥医疗研究中心（梅奥的薪资并不是最优渥的），就在离开梅奥返回家乡芝加哥履新时，一件更“囧”的奇境发生了，他无力全额支付搬家公司的费用，只能先付1/3，然后只身赴任，请求新医院提前预支一次周工资才把剩余的搬家费结清，这一窘迫的情形让许多中国医生读者常常感到不可思议。其实，这些真实的生活境遇恰恰是一个美国青年医生跨越职业生涯激流期的真实写照。

印证罗思曼与柯林斯所述经历的中国伙伴是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年轻大夫杨远帆，杨远帆在忆及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的岁月时这样写道：医生可以说是美国社会中“勤奋”“博学”“有社会责任感”等美好词汇的代言人，但是看一眼美国青年医生所付出的时间与热情，就知道这样的尊敬来之不易。住院医生必须每天在凌晨3点半起床，搭波士顿早晨的第一班公交车（出门的时候地铁还没发第一班次，必须搭汽车），再转两次地铁，才能最早到达医院。早晨4点多的第一班公交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医院的外科大夫或者实习医生，到了麻省总医院几乎都会下车，而且很多医生在路上直接穿着刷手服，所以公交上目之所及是一片浅蓝，这趟车也被人称为“波士顿医生专车”，每次早查房时病人们感叹医生来得好早，他们常笑笑说：“We are on a different cycle!”（我们处在不同的时区！）白天医院外科的手术量很大，有的主治医生一个人甚至要排六七台手术，这就需要强有力的住院医生来协助完成主要的操作，主治医生在一旁指导和教学。没有这些经验丰富、吃苦耐劳的住院医生，他们不可能完成如此大的手术量。我们可以这样揣摩美国年轻医生的心思，他们艰辛付出的“盼头”是有朝一日跻身于高薪阶层——美国住院医生若能熬过resident（实习医生）和fellow（住院医生）做到attending（主治医生）就会有一份好收入。或许是“先苦后甜”模式激发了他们的奋斗，但认可并接纳职业生涯的激流险滩期才是最重要的。就搏击职业生涯激流的勇气而言，小杨大夫最深的感触是：“我们真的没有他们（美国医生）那么努力。”

面对中国当下“病人看病真难，医生看病真累”的转型期困惑（国人步入小康社会后，对健康的关注更多，希冀更高）与医改难题（求医不甘，死不瞑目），应引导病人科学就医、分层就诊，劝导他们克制做“三好病人”（上最好的医院，看最好的医生，吃最好的药）的欲念。不必盲目涌到大医院看病，还是应强化基层服务能力，扩大危急症、疑难病的诊疗平台，增加医生的数量，减轻医生的劳动强度。这些都是改革的可选项，但都不可能改变医学扶危济困的社会服务（非常态）定位，也无法彻底改变稀缺的医疗资源（专家门诊、检诊、专科病床）与突发危急症、夜间救助等的矛盾与压力，医学界还是需要一种坚韧的奋斗精神与慈悲的大爱情怀作为信念来支撑。有了信念的点金石，苦与累就会升华为坚毅、韧性与纯粹，而不是滑向怨（牢骚）、混（资历）、熬（年头）、捞（实惠），才能让内心归于平静。

无疑，医学从古希腊医圣手中的蛇与杖，到现代医生身上的白大褂、手中的听诊器、柳叶刀，充满各种仪器的检验大楼，变得越来越物化，而且越来越期许靠物质去填平物欲，轻慢甚至否定职业精神的启迪与启航作用，这才使得如何渡过职业生涯“激流期”成为一个严重的身心困境。然而，现代性的可怕魔咒是“物欲沟壑，越填越深”“物欲越甚，灵魂越空虚”，因此，灵魂的不安与躁乱，才是职业生涯“激流期”最难战胜的江心漩涡。

夜深人静之时，每一位年轻医生都应该认真地问问自己：当初，我们为何选择医学？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做医生？未来，我们有怎样的职业前景？一位终日帮助他人直面苦难、穿越苦难、超越苦难的人，自己应该如何直面苦难、穿越苦难、超越苦难？我们还愿意为坚守初心再打拼一程吗？还愿意为明日霞光再爬涉一段长坡吗？想明白了，心里也许会好受些。王一方医学人文学者，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心研究员。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生、硕士生主讲医学哲学、医学思想史、健康传播、生死观等课程。前言崭新的白袍“你绝对猜不到今天我做了什么！”罗伊在电话那头冲我嚷道。他刚从医院回来，今天他跟随一位医生给病人看了病。

罗伊是我们班第一个给病人做直肠检查的人。实际上，除了量血压以外，这是我们所有人迈入临床的第一关。今天的门诊很特别，因为文质彬彬的罗伊不得不操作了三次前列腺检查：一次是在医生面前，还有两次是在医学院的学生面前。同样不自在的还有病人，他和罗伊都觉得很尴尬。

当我向妈妈讲述了罗伊的遭遇之后，她觉得难以置信：病人怎么会允许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来检查他的前列腺呢。她问道：“病人真的同意了吗？”

对于病人的默许，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罗伊身上的白袍。穿上白袍几个月后，我就习惯了病人对我的信任，哪怕这种信任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的一位同学向病人提问以便得出诊断结果时，由于对患者的疾病不是很了解，所以不得不问道：“嗯，你能再详细地跟我说说这种病是怎么回事吗？”

病人回答道：“我还指望你能告诉我呐。”

新生入学培训第一天的“白衣典礼”上，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了一件胸前绣有“哈佛医学院”深红色草体字样的白袍。为了便于管理，(1)整个年级被随机分成了4个小社团。每一个社团单独举行典礼，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吃午餐。霍姆斯社团的仪式一点儿也不隆重。穿着崭新而陌生的白袍，我们都有点儿不好意思，偷偷地互相打量着。在社团办公室门口，大家乱哄哄地排着长队领白袍，我排在队伍的后面，轮到我的时候，小尺寸的都发完了，只好领了一件很大的白袍。“你可以和别人换一下。”行政助理对我说。

一天之后，穿着还有新衣折痕的白袍，我们以医学界正式成员的身份第一次参与了门诊。

白衣典礼是学校管理层想出来的，目的是在入学的第一天，正式宣告我们迈入了医学的大门。虽然我们的白袍没有医生或住院医生的长，但这件白色制服意味着我们已经加入到医者的行列当中，不再是普通人或者志愿者了。

作为一年级学生，这种身份我受之有愧。在学习了解剖学、药理学、生物化学、生理学、遗传学和胚胎学之后，我深刻感受到自己并非学得太多，而是知道得太少。不过在每周一的“病人–医生”课程(2)上，我还是会穿着白袍去会见病人。

尽管我在医学领域中的位置还是未知数，但这身白袍已经把我带进了一个陌生而千变万化的医患世界里。对病人来说，白袍象征着公众赋予医生的权威和信任。大多数病人并不知道白袍的不同长度代表着不同的医学等级，在他们眼中，白袍就是白袍。他们根本不了解我的这身白袍其实表示我只是一名“医学院学生”。这种感觉就好像我(3)戴着“红字”，而没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与病人每周进行面谈是“病人–医生”课程的一部分，目的是让我们学习提问的重点、正确的言谈举止以及如何给病人适当的答复。指导老师告诉我们怎么获取患者详细而有条理的病史。每周我都能对着不同的病人熟练地依葫芦画瓢。这种互动的目的不仅仅是查明他们的病史，更是学习。一次，结束医院里的“病人–医生”课程后，我们走在回医学院的路上，安德烈娅感慨道：“真烦！我心里总是惦记着接下来要问病人什么问题，所以根本没仔细听病人讲述病情。你说这种情况在我这儿会改变吗？”

当我和病人面谈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我的白袍。许多病人都是70多岁的老人，22岁的我在他们面前就像一个孩子。而白袍则掩盖了我的年轻稚嫩，掩盖了我的毫无经验，也掩盖了我的惴惴不安。可是，在医学世界里，白袍非但没有给我提供隐形的庇护，反而迫使我毫无心理准备地接受这种特权。

穿着白袍，我可以随意提问，而病人也会义不容辞地回答我。他们相信我倾听他们讲述的时候不会带任何歧视；相信我会明白他们的症状和痛苦；也相信我对他们充满同情。我从病人最隐私的问题中收集信息，并且询问他们生理和心理世界中最私密的问题，而他们对我却一无所知。而且，在每周的互动中，我们被赋予了权力，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每周，我都会带着几页龙飞凤舞的笔记离开某个病房，一去不复返。他们的生活和我们之间的互动全都浓缩在我的涂鸦之作上。照顾病人的事与我无关，我的义务仅限于保守病人的秘密。

在进入医学院之前，我或许会毫不犹豫地同意让一个医学院学生给我做直肠检查，因为我也会被白袍所蒙蔽。我非常感激病人们给我这种机会，让我学会了问诊和简单的检查。我渴望有朝一日能用精湛的医术回报他们，我渴望自己某一天能成为真正的医生。想知道美国的医生们平时都在读些什么书吗？扫码下载“湛庐阅读”App，搜索“哈佛医学生的历练”查看书单：《你不可错过的10本医学人文图书》走进哈佛

去年秋天来哈佛医学院面试的时候，我对学校没什么印象。我觉得自己肯定不会被录取，根本没有留意校园是什么样的。所以在参加8月份的新生入学培训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仍像是第一次来到哈佛。

哈佛医学院的白色大理石建筑若隐若现地耸立在长木大道上。五幢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楼房围成了一个四方形的校园。校园中间是长方形的草坪，草坪上每隔一段距离都种着一些小树。草坪较长的两侧各排列着两幢一模一样的楼。每幢楼都有四个绿色的长玻璃门，每侧的两幢楼都由一个玻璃门廊连接起来。医学院的五幢楼在20世纪80年代末全部翻修过，尽管不久前其中的一幢楼以捐助者的名字重新命名，但大家还是习惯称它们为A楼、B楼、C楼和D楼，而E楼，大家更习惯称它为MEC，就是“医学教育中心”（Medical Education Center）的缩写，这幢楼中大部分是教室。A楼明显不同于其他的楼，它单独矗立在一侧，最为宏伟壮观：高高的白色大理石台阶，三排埃尔尼克式圆柱，柱顶的横梁上刻着“哈佛医学院”几个大字。这幢楼里面是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人员的办公室。

整个校园的对面是一个交通环岛，和长木大道在环岛处形成一个直角的是路易斯·巴斯德大道，大道的两侧各有一幢黄砖房，和街对面雄伟的白色大理石建筑群相比，它们显得尤为古怪和丑陋。不幸的是，其中的一幢就是医学院学生的宿舍——范德比尔特大楼，也被我们亲切地称为“范迪”。我就在那里度过了哈佛的第一年。

大楼入口处光线昏暗，地面由咖啡色的石头铺成，圆形的天花板上，一盏脏兮兮的青铜色吊灯投下微弱的黄光。圆形的入口连着两个短短的走廊，昏暗的走廊上，排列着许多陈旧的灰褐色邮箱。入口处还有一个后门，通往范迪大楼的庭院。

穿过庭院，踏上二楼走廊，再穿过左侧的公共厨房，从右边数过去没几个门就是我的房间。房间虽然不大，但作宿舍正合适。地面是硬木地板，有一扇可以看到交通环岛的窗。房间左侧有一张床，桌子旁边有几排小搁板，还有一个小小的衣橱，这就是宿舍里的全部家当。

打开行李箱的时候，我还是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考进了医学院，尤其是哈佛的医学院。对我来说，医学院是个迟来的选择。早在本科二年级末的时候，我就有过递交医科申请的想法，但是直到三年级中期，我才有了这个决定。于是，我争分夺秒地修完了医学预科的所有必修课。在1994年秋天，我及时递交了医学院入学申请。

刚读大学的时候，我本打算先主修古典文学，随后读法律专业，最好是宪法。而生物学导论是一年级新生的必修课，没想到，我竟然喜欢上了这门课。不过，我也很清楚自己在拉丁文方面绝对没有天赋。通过生物学课程，我逐渐对科学问题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开始为《耶鲁科学杂志》（Yale Scientific Magazine）写稿，探究科学领域中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结果，我对医学伦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在大三的时候，我决定向医学院提交申请，准备将来从事医学伦理方面的工作。我根本不知道医学院有临床实习，我甚至以为自己可以获得医学和法律的双学位。

医学和医学伦理学令我兴奋，但我讨厌读预科时的心态。进医学院的竞争相当激烈，每年约有45 000名学生争夺16 000个名额。实际上，所谓淘汰制的课程机制就已经拉开了竞争的帷幕：有机化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导论，为了能够在这些科目上获得更好的等级评分，有些学生蓄意破坏同学的实验，还有些人把图书馆的关键资料藏了起来。我觉得大家太过执迷于等级评分了，都费尽心机地往自己的简历中添加实践经验，以为这样做能增加进医学院的机会。

我读预科时，最倒霉的经历就是在医院里做志愿者。大学二年级上半学期，我决定到医院做志愿者，体会一下临床实习是什么滋味儿。一个初秋的傍晚，我鼓起勇气来到耶鲁大学的纽黑文医院参加志愿者会议。小小的礼堂里挤满了近50个医学预科生，开场白过后，立刻有许多人举起手提问。前排的某个学生问道，做志愿者是否有助于被医学院录取。主持人说，实际上，医学院的确期望申请人的简历上有至少一年的志愿者经历。那个学生坐下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松了口气。“大家还有问题吗？”主持人问，没有人再举手。“好，就这样吧。报名表就在前面。我们到时候会通知你们各自的值班时间。”她说。

我决定到呼吸治疗科做志愿者。我刚结束了夏天在新生儿肺病实验室的调研，所以很想看看这种研究的临床情况。而实际上，我的工作是：每周一个下午保证整个医院内各呼吸治疗室的设备正常运转。我要协助戴安娜工作，她是一个身材臃肿、说话精练的黑人妇女，我和这样的人没什么共同语言。我们的工作从地下室开始，在那里我们会装一手推车不同型号的塑料管和接线插头。接着，我们要踏遍整个医院并完成我们的工作，把空的收集器都填满。每隔15分钟，戴安娜都要停下来休息20分钟，喝喝咖啡。每次休息，她都要往她的塑料杯里装大半杯陈咖啡，再从咖啡机旁边的罐子里分两次拿10包“怡口牌”糖精，小心地将它们倒在咖啡里，然后一口气喝光。我忍受了三四个下午，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份工作。

申请读医学院是一件烦人的事。由于无法确定自己能否被录取，我差不多同时向20家医学院递交了入学申请。每个学院都需要填两份申请表；还需要完成几个论文题目，而且几乎很少有重复的课题出现；申请人还需要马不停蹄地去各大医学院面试，既费时又费钱，而面试官总有办法让你神经紧张。有一个关于面试官的经典传说：有面试官让一个学生去打开一扇已经被封死的窗户，目的是观察学生的应变能力。还有个传说：有面试官将一个女生独自留在办公室里，然后故意打办公室的电话，看她是否会接，如果接了，面试官就会训斥她随便接听别人的电话；如果她没有接，面试官就会责怪她怎么不接一下电话以便为对方留个口信。真是让人左右为难。虽然我经常听到这类故事，但还从来没遇上这样的人。不过，我的一个同学倒是说，有一个非常胖的面试官竟然直截了当地问她：“你觉得我胖吗？”

而我也有自己的噩梦。有一次面试相当糟糕。当时面试我的是一个50多岁的男人，他身材瘦弱，满头银发，棕色的眼睛周围有些鱼尾纹，额头上还有一道深深的抬头纹，薄薄的嘴唇没什么血色。“哦，看得出来你对伦理学很感兴趣。”他开门见山地说。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好吧，来谈谈我的狗吧。我养了它很长时间了，它已经10岁了，孩子们也都很喜欢它。但是，现在两个孩子都成人了，也离开了家，狗却得了糖尿病。我们必须经常检查它的血糖，给它注射胰岛素。它非常讨厌打针，所以每次给它打胰岛素都是一场激烈的搏斗。我和妻子很想出去旅游，但是，孩子们都不在家，我们又不能带一只生病的狗出门。我们是不是应该让它安乐死呢？”“哦，”我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这要看你能给狗什么样的生活，你觉得什么样的生活质量才适合你的狗……”我觉得他在寻找答案，但是不知道他想要听的是什么，更不知道这番话会不会冒犯他。“啊，这个太容易了，来点儿难的。最近，我的岳父生了重病，他原来身体很好。他总说，如果病倒了，与其苟延残喘，还不如干脆自杀。几个月前，他得了癌症，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头里了。他疼痛难忍，请求我给他注射一针吗啡了结生命。我该给他过量的吗啡吗？”他问道。“哦，”我说，“这要看他患病后的精神状态如何，还要看他能不能说出他的顾虑，还要看你觉得他的情绪是不是低落……”“这可不是答案。”他说。“好吧，但你需要考虑所有可能的因素——”“但这不是答案。你说的这些都是伦理道德的问题，你可以把所有的观点都摆出来，却无法把它们归纳成关键的一点，那才是答案。”他说。“好吧，如果我是你，无论我的岳父怎样恳求，我都无法亲手给他注射过量的吗啡，我做不到。”最后，我这样对他说。其实，我当时真正想说的是：“让你的狗和你的岳父都见鬼去吧！别再用这种愚蠢的问题来烦我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收到哈佛录取通知书那天的情形。3月初的一个下午，我来到邮局，看到我的信箱里有三封信。厚的那封信是杜克大学寄来的，薄的那封则是哈佛大学寄来的，还有一封是信用卡广告。来自哈佛薄薄的信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作好了被拒绝的准备，反反复复地看那封信，却找不到这句话：“由于名额有限，我们很遗憾不能录用……”回宿舍的路上，我还没有从这封薄薄的信中回过神来，一个同学从后面赶上我，看到了信笺上哈佛的徽章，问我：“是哈佛寄来的信吗？”“是啊。”我对他说。“你进了吗？”他问。“啊？”“我问你进没进哈佛大学？”

我又仔细看了一遍信，然后说：“我想，我进了哈佛。”

如果哈佛对我无话可说，也该往信封里多塞些空白信纸，好让这封信看上去充满希望吧。

我的兴奋来得有些迟。收到信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联系父母。整个下午，我都在宿舍里忙着准备第二天要交的实验报告。到了晚上，我才真的意识到自己被哈佛录取了，这才开始激动万分地给家里打了好几个电话。

入学的第一天下午，我们这些哈佛的新生几分钟内就相互认识了。坐在范德比尔特大楼的宿舍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幸运。他们录取我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呢？不会是搞错了吧？我有点儿害怕。同学们都出类拔萃，我怎么才能赶上他们呢？假如最终发现学医是个错误的选择，那我该怎么办？我努力把自己的担忧抛在脑后，走到外面的网球场上，那儿正在举行欢迎新生的烧烤野餐会。

一年级教育探险之旅简称FEAT(the First-Year Education Adventure Trip)，是一次为期5天的定向远足。罗伊是我在医学院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和我在同一个小组。严格地讲，他并不是喜欢户外运动的人，我实在搞不懂他为什么要报名。徒步旅行的第一天，校车只把我们送到路边。当跨过一条大约1米宽10厘米深的小溪时，我们还能看到黄色的校车。其他人都顺利地穿过了小溪，只有罗伊一下子从石头上滑了下去，右脚踩在了水里，长筒靴湿透了。返回的路上再次穿越小溪时，他又滑了一下，这回是左脚踩在水里。接下来的4天里，他一直抱怨自己的长筒靴总是湿乎乎的。当我们结束了5天的远足，最终到达停车场时，校车正等在那里。可怜的罗伊开心得直发抖，他飞奔着扑向校车，并兴奋地亲吻着车子。一年级期末，当招募下一届新生FEAT的领队时，罗伊说他打死也不参加了。他说，他有自己的定向旅行——FEAST（the First-Year Education Adventure Shopping Trip），也就是“一年级教育探险购物之旅”，目标是缅因州基特里的品牌直销大卖场。

罗伊个子很高，细细瘦瘦的身板更显出他的高挑，深褐色的头发和淡褐色的眼睛使他棱角分明，他的下巴中间还有一道很深的沟。不过，罗伊最引人注意的特征还是他尖锐响亮的声音。每次给他打电话，我都不得不离听筒远一点儿。罗伊小的时候，妈妈带他做过很多次听力测试，想搞清楚罗伊说话这么大声，是不是听力有问题。但多次的检查结果都证明，他的听力极其正常，他天生就是个大嗓门儿。

探险旅行的时候，我还邂逅了卡洛斯。他并不是我们组的成员，但远足结束的当晚回到波士顿后，我们组决定去剑桥城吃晚餐，其他组的同学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晚餐时，卡洛斯就坐在我的对面，我们说了会儿话，回医学院的路上，我们又聊了会儿。到了宿舍区，我们各自回了宿舍。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在走廊上又碰到了卡洛斯。可笑的是，我居然没认出来他，还作了一遍自我介绍。尽管他完全原谅了我，但我却永远忘不了这次冒失的举动。

卡洛斯11岁的时候才跟着全家从阿根廷搬到了加利福尼亚。所以说英语时，他还是会略带鼻音。卡洛斯个子不高，有浅褐色的头发和眼睛，戴着一副椭圆形玳瑁细边眼镜。文质彬彬、机智风趣的卡洛斯刚从英国回来。他在那儿靠马歇尔奖学金的资助攻读了卫生经济学的硕士学位。卡洛斯是我们年级里最有天赋的学生之一，他总是知道正确答案，但从来没有优越感。第一年，卡洛斯和我成了好朋友；第二年初，我们开始约会；第三年结束的时候，我们订婚了。

经过了最初几周的激动和焦虑不安的折腾之后，我的生活迅速进入了一种简单而有规律的状态。每天早晨我都在7点45分醒来，走廊和大楼门口到处都是同学，大家都匆匆忙忙地冲向街对面的医学教育中心，去上8点30分的课。教学大厅最近刚翻修过，我们在双层阶梯教室里上课。教室前面两排的座位往往会被性急的同学早早占领，直到第一个月末，我们才占到了自己心仪的座位。罗伊总是要迟到一会儿，所以不得不坐在后面。上完课后，按照教程，我们可以在楼上技能培训区的小会议室里讨论案例，也可以用显微镜观察载玻片。

上午的课结束后，我们都会在走廊或社团办公室里逗留一会儿，社团办公室就是我们举行白衣典礼的地方。我一般会留下来和卡洛斯或者罗伊聊天，然后再回宿舍吃午餐。每个周一的下午，我都要去医院上“病人–医生”课程；周二和周四的下午也都有课。下课后，我会立即赶回宿舍，在晚餐前挤出一点儿的时间跑跑步。其余的下午，我会在宿舍里学习。

每天晚上11点半，我会和朋友们一起喝茶。这是我在大学里养成的习惯，现在我把它带进了医学院。大多数时间是在我的宿舍里喝茶，我们也会轮流做东。每周四晚上，我们都会聚在罗伊的房间里，看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剧《急诊室的故事》。我们边喝茶边看电视，还能获得一点儿心得。卡洛斯、罗伊和我是茶话会的核心人物。我们每晚都会参加，有时甚至只有我们三个人，尤其是临近考试的时候。不过，一般茶话会的成员有4～8人。在哈佛的第一年，喝茶是我特别喜欢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海阔天空地聊天，从谈论某个在课堂上呼呼大睡的家伙，到探讨学习上的问题，甚至会说说我们个人的生活。

这里的周末总是静悄悄的。许多同学都会在周末出城见朋友，卡洛斯也是。而我总是在周日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要是有考试临近，我周六也会学习。不过，更多的周六，我会约同学一起逛逛波士顿，我们会去吃晚餐，或去剧院看戏，或者在奢华高档的商业街上漫步。我参观了这里的美术馆和水族馆，还沿着“自由之路”的红色小径探访了这里所有的历史名胜。

和我想象的一样，医学院的学习气氛紧张而热烈。按新路径教育

(4)制度的要求，课程只是学习内容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时间，我们会采用以提问为主的小组讨论模式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对我来说，新的教育制度效果实在是太好了。和许多同学一样，我是一个主动学习的人，喜欢发现问题，并喜欢依靠自己找到答案。新制度从传统的死记硬背变成了积极思考。在导师的帮助下，我和同学们通过学习具体的病例研究了基础的医学课题；通过实验教学课，我们学习了病理学和组织学。

在哈佛医学院的头两年，我们学习了基础的教学课程。尽管教师资源强大，但是整个学习过程还是强调独立学习和自我指导。在学习过程中，老师并不是主要角色，他们只负责监督，并确保我们消化了那些重要知识。由于课程转换得很快，因此老师同我们相处的时间很少会超过几周。

第一年，我们研究正常人的生理；第二年，我们研究疾病。在学习基础医学的这两年里，哈佛实行“合格－不合格”的评分制度。许多其他医学院的朋友很羡慕这一点，但是我们的压力依旧很大。每次考试大家都会得到一个具体的分数，而老师只会记录我们合格与否。为了避免同学之间的竞争，我们没有常规的成绩排名。不过，我们有一张成绩曲线图，虽然大家不清楚谁得了最高分，但却很容易确定自己在同学中的名次。

第三年和第四年，我们会进入医院，并接受更为严格的医学训练。在这两年里，我们会在不同的科室里实习，并同医生和住院医生一起工作，科室包括：外科、儿科、妇产科、精神科、放射科、神经科等。和前两年的评分制度不同，这两年中，我们会得到等级评定。等级依次为：最优秀、优秀、符合要求和不符合要求。这些评分结果由实习病区的住院医生和高级医生决定。个别科室要考试，而大多数则不需要。等级评定通常以医生个人的主观评价为准。评定结果经常在我们离开几个月后才能出来。和一、二年级的成绩相比，这种评分重要得多。毕业后申请住院医生实习职位时，它们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新路径教育制度最大的创新是开设了“病人–医生”课程。这是一个为期三年的课程，主要提倡人文医学，并主张在医学教育初期就引导学生了解病人。第一年，我们主要学习怎样得到病人的完整病史。但是首次接触病人的时候，我们却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怎样和病人相处以及怎样回答病人的问题。

每周，我们会在一个下午花两个小时上这门课。几乎每次我们都要会见一位病人，要么是集体面谈，要么是单独会面。随后，大家互相交流自己的感受。我们还看了几次访谈录像，从录像中可以看到自己的表现，并作出评价。第二年的“病人–医生”课程还是每周一次，我们会学习体检技能。每堂课我们都会给病人做体检。斗转星移，我们待在医院里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多。二年级的最后几个月，“病人–医生”课程的安排改为每周两个全天。到了第三年，由于大家忙于病房里的临床事务和个人发展，课程安排又会调回每周一次。除了个别情况之外，3年来，我们始终会待在最初的小组中。

第一年的“病人–医生”课程就让我看到：这4年里我要面对的主要困难。尽管这些困难会随着临床上的日渐成熟而变得更错综复杂，但在第一年的时候，它们就开始萌芽了。刚到医学院的时候，我还担心学术上的困难和紧张繁重的学习生活会让我力不从心。然而，快速调整好自己的节奏后，我很快认识到，这些障碍其实很容易一跃而过。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承担一个医生的责任和建立亲密融洽的医患关系。我曾以为，医患关系其实是一种合作关系，但我很快意识到，这种关系里存在着先天的权力失衡；我曾以为勇敢面对死亡很难，后来我认识到更困难的是眼看着生命消失；进医学院之前，我总是能顺利完成手头的工作，而现在，目标似乎总是超出我的能力范围，遥不可及；我以前还设想要结婚，而现在，医生这种快节奏的工作会让这一切成为泡影。

来医学院之前，我以为当我说“我想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明白这句话的含义。而当我迈进医学大门的第一步时，才意识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解剖实验室

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更无从知晓他们为何选择捐献遗体。对他们来说，这里代表医学；而在我们看来，他们只是一具具尸体。

对我而言，去解剖室代表了我第一次与死亡真实的接触。入学的第一个星期，我就要面对满屋捐献的遗体。灰色的金属门里，飘出一阵阵浓烈的甲醛味儿。我犹豫了片刻，壮着胆子用冒冷汗的手推开了门。解剖实验室分成了3个隔间，中间那个隔间沿着墙排列着几张不锈钢桌子，上面盖着深蓝色的布，隐约能看出死者的轮廓。另一面墙上有扇窗户，早晨温暖的阳光照射进来，投在蓝色牛津布和油迹斑斑的地毯上。所有隔间的门都开着，我环顾左右，看到另外两间一模一样，都有几排覆盖着蓝色牛津布的推床。我走进左边的隔间，找到指派给我的那具尸体。尸体是靠左边倒数第二个，和其他尸体没有什么区别。

那天早晨，我和4个同学一起掀开了那层牛津布，下面是一具女性尸体，微小而干瘪的乳房塌陷在两侧，乳头呈浅褐色。她的头和手裹着一层细棉布，并紧紧地被一个大金属别针扣了起来。那天早晨，大家都很胆怯，根本不敢仔细看尸体，刚看到躯干，就把蓝色牛津布重新盖了起来。两个月之后，我才开始了解她的身体，也熟悉了她的解剖结构。我可以沿着她的脾脏动脉找到腹腔动脉，也可以通过臂丛神经找到正中神经，还可以标记出她整个胃肠道的走向。

然而，我对死亡的认知过程是颠倒的。还未目睹人类垂死前的挣扎，毫无生命的躯体就逼近了我。我对她身体的熟悉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对其他活人的了解，然而对于她的心灵和灵魂，我却一无所知。

作为实验室标本，带有她个人特征的根本迹象已经荡然无存。固定液彻底洗去了岁月的痕迹，我们甚至无法辨别她的年龄；解剖刀分割开她的身体，使她消失于无形；棉质裹尸布包裹着她，使她失去了面庞。

在对所有死者的悼念仪式上，阿莉莎透露从每具尸体上找出个体的特征有多么困难。她说：“每次，看到新的尸体，我都会在心里默念，这一次会有所不同，他会有明显的特征。然而，每次尸体看起来都没什么两样。所有的尸体看起来都一样。”

在上解剖课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人都做过和尸体有关的梦。埃(5)德·亨德特院长早就告诫过我们，这很正常。我期望每晚梦见的是划动着手术刀和戴手套且操作自如的双手。不过，我翻来覆去地梦到握着尸体的手。在梦中，我们5个人围着推床，站在平时的位置上。显然，我们正在工作。我握着她的手，就像在安慰一个朋友或亲人，鼓励她勇敢面对一场痛苦而可怕的手术。在梦中，我创建出了一种实验室里不可能存在的人性情感纽带。

与这些死者素不相识，我很遗憾，但我却并不想了解他们，了解会带来人性、情感和责任，会因痛苦万分而不忍下手解剖。

假如说首次体验死亡，我面对的只是尸体，而在不久之后的体验中，我面对的就是活生生的人。就在解剖学结束的前一周，周一下午的“病人–医生”课程上，我见到了萨拉。

74岁的萨拉孤身一人，在死亡的边缘踱步。当我走进病房时，她正静静地躺在床上，双臂交叉着放在腹部，眼睛盯着空白的电视屏幕。床前一道极暗的帘子，将她和邻床的病人分开了，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凄凉景象。患有充血性心力衰竭的萨拉，本以为只有1年存活期，却活了11年。现在，死神逼近了她。虽然她想平静地接受死亡，但是等死的过程还是让萨拉很愤怒。由于病情的加重和行动不便，朋友和家人都与她越来越疏远。医生们也表现出不想再浪费时间的态度。萨拉对医生们很失望，她把医生们的无礼态度归咎于自己迅速恶化的病情。“我很清楚，对他们来说，接近一个要死的人是件困难的事，但是他们不和我说任何话，这意味着：作为医生，他们没有给我什么鼓励和支持；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们对我也漠不关心。”萨拉说。

还有一些人。16岁的阿曼达已经到了艾滋病晚期。作为“病人–医生”课程的内容之一，我与几位同学一起和她进行了面谈。阿曼达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看电视，她浅褐色的头发随意地扎成一个马尾，皲裂的嘴唇结了一层深褐色的硬痂，中央静脉通路装置的导管从她的病号服里露了出来。去年，她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和弟弟死于艾滋病。除了椒盐饼干，她不吃别的。她已经有一年多没去上学了，现在，她几乎整天都在看电视。我们问她最喜欢哪部电视剧，她说：“我不知道。”问她最喜欢哪位男演员，她说：“我不知道。”问她最喜欢做什么，她还是回答：“我不知道。”她已经自暴自弃了。

丹和史蒂夫也是艾滋病患者。在选修“危重病人的生活”这门课的时候，我拜访了他们的家。这门课程主要向学生介绍疾病晚期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疼痛管理、临终关怀医院的护理等。当我走进他们的家时，史蒂夫正躺在床上。丹小心翼翼地把他扶到起居室的摇椅上。

丹看上去气色还不错，而史蒂夫则面容枯槁，骨瘦如柴，淡蓝色的眼睛周围有着深深的黑眼圈，一看就知道是到了慢性病晚期。

当我结识丹和史蒂夫的时候，他们已经放弃了人生的长期规划，正计划进行一次拍卖。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死后，家人不会妥善保管他们的古董。不过，即便是濒临死亡，他们也不忘给自己的猫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减肥。

我经常会想起他们俩。当第一年圣诞节临近时，我又想起了萨拉。医生们估计她活不过12月。但是当我计划圣诞假期回家的时候，还是很想知道萨拉是否还活着——她能和家人重归于好吗？她和朋友们的关系会变得更密切吗？

我发现自己牵挂那些垂死的病人。即便面对死亡，他们也在为活下去而奋力抗争，为活得更好而努力挣扎。我被他们的无畏吸引。当我逐渐深入到这些病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担忧中时，我对临床工作和“病人–医生”课程产生了热情。刚进医学院的时候，我还不确定是否要做一名执业医生。现在我发现，我并不喜欢从事纸上谈兵的伦理学工作，我想要的是真正走到病人中间。

有时候，死亡好像无处不在。在解剖室里，最终，我们打开尸体头上的裹尸布，剖开颅骨，解剖大脑，一切都很顺利。今天我和一个病人面谈，他昨天晚上差点儿死掉，而且肯定活不过几个月，我们的谈话很顺利。但是回到家里，我养的金鱼死了，真是太不顺了。我哭了足足有半个小时。急诊室的故事

在我们这儿，看电视剧《急诊室的故事》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每周四晚上10点，我们都会聚集在事先约好的房间一起观看：要么是罗伊的房间，要么是马里萨的房间，要么是克佛休息厅。关于这部电视剧，已经不存在是否要看的问题，而是在哪里看的问题。

我总是在罗伊的房间里看这部电视剧，而且我会设法早到，抢占床上的最佳位置。晚到的人只能坐地板了。

一开始，大家看这部电视剧完全是出于对哈佛的忠诚。剧本是由毕业于哈佛医学院的迈克尔·克里顿和三年级学生尼尔·贝尔根据他们(6)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经历改编而成的，所以你说我们怎么能错过呢？据说，该剧拍摄时参照了我们学校的课程内容。剧中经常有一些情节和我们的上课内容颇为相似。不过，我们对它上瘾不仅仅是因为涉及哈佛。

对我而言，《急诊室的故事》不仅仅是一部热播剧，还让我亲眼目睹了在涉及个人隐私和道德问题的复杂背景下，医生、住院医生和医学院学生们是如何处理复杂的医学信息的。看一个小时的电视剧，就好像上了七八次现场辅导课一样。更令人激动的不仅是医学方面的收获，在我对临床问题和医患间互动关系有了更深理解的同时，对电视剧的鉴赏力也增加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真正理解电视剧中的医学情节，是在解剖课上。当时，我们正在学习一个心脏病案例。我觉得自己完全搞不清楚血液是如何通过心脏进行循环的。但是，当电视剧演到急救车上的医学急救员抬着一个女病人冲进急诊室并大喊“室颤——我们需要给她做电击”时，整个房间的人立刻反应道：“室颤就是心室纤维性颤动啊！”我们都知道，电击会使一束电流进入病人的胸腔，目的是让心肌细胞进入无反应期，然后再用电流重新激活它们，这样心脏可能就会再次同步跳动。标志着我们是医学业内人士的那一刻终于降临了！

随着课程从解剖学到生理学和药理学的不断推进，我们对《急诊室的故事》的体验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学习生理课期间，我对电视剧中那个患有充血性心力衰竭的男人特别感兴趣。而学习药物学期间，我对剧中药物的兴趣最浓。当我知道“静脉推注”的意思是单次快速静脉注射，链激酶是一种抗血栓剂，利多卡因是一种抗心律失常药物的时候，我破译了医学世界的语言——我破解了那些晦涩难懂的药名，而电视剧里大部分简短的医学行话就是由它们构成的。每周，当我往自己的知识宝库中添加更多种类的药物时，我的破译能力也急速地增长着。《急诊室的故事》不仅风靡宿舍，还传遍了课堂。一个同学向她的辅导小组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心电图仪器：它读取心脏跳动的方式，判断信息类型的原理。大家都被她的讲述吸引了，一个同学问她是从哪儿知道这些的，她说：“哦，我是从《急诊室的故事》里看来的。”

一周又一周，吸引我们聚在一个房间里的不单单是剧中的仪器。看着那些医生、住院医生、医学生、病人及他们的家庭一起战胜困境或是一败涂地时，我们会想，如果换成自己将如何应对呢？当剧中骄傲自负的伯顿因为没有认真听病人的讲述而未能作出阑尾炎诊断时，罗伊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这家伙没有上过‘病人–医生’的第一节课程吗？”

有时候，问题不是“如果换成我们该怎样做”，而是我们应该怎样做。和理解心室纤维性颤动一样，观看剧中三年级学生卡特的首次病人访谈，也是一个重要时刻。播放那一集时，我们恰好做了第一次病人访谈。剧中，卡特试图同一个老妇人聊天，而她只是唱歌。卡特甚至连名字都没问出来。而资深的医生一来，就诱导患者立刻说出了相关信息，卡特觉得太丢人了。那一刻，整个房间鸦雀无声。虽然大家一言不发，但都在想，那个丢脸的人不就是自己吗！强制性地和病人谈话，硬要得到正确的信息，对自己能力的缺乏感到沮丧——那正是我们自己呀！

我很快就成了《急诊室的故事》的铁杆“粉丝”，每个周四的晚上我都要虔诚地观看。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假期里看这部电视剧却很困难。平时，看电视是件轻松享受的事，而放假时，晚上看电视却会引起冲突和争吵。高年级和低年级的人都不如我们这么关注《急诊室的故事》。也许，《急诊室的故事》中的主角和我们更接近，并与我们一起成长着。我们和剧中的卡特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或许疲惫的高年级学生无法体会这种感情。因为《急诊室的故事》在我们一年级的第一个月开播，所以很容易就成了我们学校生活的一部分。

看着剧中那些医生、住院医生、医学院学生的故事，我和同学们都在思考：我们想成为谁？对于即将到来的改变，我们会有什么顾虑？我们总结了一套回应病人的模式；同时，还在思考：如果无法控制场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了解性生活史

第一学期的“病人–医生”课程以最后的访谈录像作为期末考试的内容。在哈佛医学院的一角，我们搭建了一间逼真的医学体检室，以供考试使用。赛恩的病人访谈就在那里进行。他知道，整个访谈，辅导老师都会从单面镜后观察和录像。他还知道，在下周的小组讨论课上，大家都会看到这段录像。现在，他只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来了解病人的性生活史。“那么，让我们来谈谈性吧。”

针对这个话题的谈话方式很难优雅得体。对于病人而言，这通常是最难说出口的话题之一；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最具挑战的学习内容之一。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性的社会里：广告用完美性爱来诱惑我们，电影将完美的性生活等同于真正的爱情；而谈论真实的性生活和性功能又是最大的忌讳之一。我们要挑战的不仅是社会禁忌，还有自己的信仰。在了解病人性生活史的同时，我们还要克服文化准则和病人的个人观念。对于一个让我们和病人都感到尴尬的话题，我们必须设法营造出一种开放、诚恳和人性化的沟通氛围。

由于性生活史的信息是极个人的隐私，因此谈论这个话题极有可能恶化医患关系。但作为一个学生，解决这种问题或改善这种情况也不是我的责任。面谈时，我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讨论病人胸痛似乎是合理的话题，而谈论病人的阳痿或性病史似乎太冒犯了。因此，证明我所提问题的合理性会变得更困难。难道这只是一种合法的偷窥吗？

尽管我害怕这个话题，但另一些同学却能够应对自如。“病人–医生”课程上，当我们即将进行为期两周的性行为话题讨论课时，安德烈娅的眼睛都亮了，她大呼小叫道：“这一刻我等了一年了！你了解的，这是我的最爱。”

安德烈娅说起话来热情洋溢，动作夸张，很有感染力。我总是为她的激情着迷，被她吸引，渴望她的关注。安德烈娅在大学时看了一本讲述非正常性行为的书之后，便决定此生致力于研究人类的性行为。进入医学院之前，她曾经花了几年时间调查那些在内华达州合法妓院里工作的妇女。

有时候，病人会赞赏我们的坦率。学习生物化学期间，我们上了一次关于成骨发育不全症的病例辅导课。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它会使人体无法产生组成骨质和结缔组织的正常的胶原蛋白。其后果是病人天生极易骨折。老师请来一位成骨发育不全的病人给我们介绍疾病的情况。

桑迪坐着轮椅出现在阶梯教室里。疾病严重影响了她的发育，40岁的人只有3岁孩子那么高。她的身体主要是头和躯干，双腿太过瘦弱以至于根本无法伸出轮椅。我们听她动情地讲述着疾病使她不得不面对的重重困难。她说完之后，大家开始向她提问并讨论。安德烈娅立刻举起手。

她问道：“像你这样的患者，怎么过性生活呢？”

听到这话，我吓了一跳，同时感觉坐在我周围的同学也都往后躲。天呐，在这种情况下，安德烈娅怎么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呢？她的聪明机智哪儿去啦？想了解性方面的信息，还是单独和病人谈比较好，在200个学生面前提出这个问题，显然太冒失了。

但桑迪却非常兴奋。“给这个女孩一个A！”她说，“知道吗，你能问我这个问题我很高兴。看到我这样，人们总是觉得我不可能有性生活。可我却恰恰有一个非常棒的性伴侣。他对我很温柔，我们对彼此都非常满意。由于担心我会骨折，我们会很小心。有一次，因为不小心让我跌倒在浴缸里，他羞愧不已，脸上的表情真是……他觉得我肯定哪里骨折了，结果我一点儿事都没有，我们现在仍会拿这个打趣。”(7)

一场被主流媒体称做“语言政治正确”的运动开始了。随着这场旨在消除语言中性别歧视和陈旧性观念的运动的兴起，获得病人的性生活史信息变得更困难了。现在，在了解病人的性生活信息时，我们只能围绕这些话题：病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是结婚还是单身？是性活跃者还是禁欲者？尽管了解这些信息也很重要，不过我们仍然小心翼翼，担心自己无意间的题外话，会将个人价值观强加给病人，从而产生隔阂。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牵强的提问方式事实上让讨论性话题变得更困难了。

这些问题，经常让我们和病人都觉得尴尬。一天下午，罗伊试图采用“语言政治正确”式的提问方法了解一个病人的性取向。结果，这个病人茫然地瞪了罗伊一分钟，之后说：“你的意思是，我是同性恋吗？哦，不，我是异性恋。你干嘛不直接问我呢？”

尽管老师们鼓励我们向所有病人询问这些问题，但很多时候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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