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玉言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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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理论发展与前景透析试读：
前言
推进新型城镇化，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意义，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必然要求。按照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的要求，在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矛盾，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关键就在于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化建设，让更多的农民实现身份、职业和观念的全新转换，能够缩小社会成员在财富分配、发展机会、享受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增强社会认同感，促进社会和谐；加快城镇化建设，把大量的农村人口变为城市居民，既可以转变旧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收入水平，扩大现代城市文明惠及面，也可以使留在农村的人口提高资源占有水平，实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生活质量，实现共同富裕。
本书把握时代的脉搏，利用自身前沿理论的优势，针对当前“新型城镇化”的新热点，策划编写了“新时期的新型城镇化”系列丛书。这套丛书由四部单册组成，系统地论述和解答了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并通过大量的案例与资料分析，为践行城镇化建设的各级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工作者提供理论依据与工作指导，以及城镇化研究人员提供丰富的理论与案例素材。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人为地提高或阻挡是不可能的。过度城市化或滞后城市化都不利于国家和地区的总体发展。作为领导者，关键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发挥好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顺利度过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我国的城镇化以及城镇化进程，未来发展的机制、道路、模式等都是十分复杂的，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如何合理有序地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一大课题。我们要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今后的城镇化找到一条合理的发展道路。
本系列丛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同志的热心指导，并为丛书撰写
总序
，特此深表谢意！由于编写时间仓促，以及掌握资料所限，书中难免出现错误或者纰漏，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新玉言2013年2月于北京总序
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城市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一部城市发展史也是人类文明史。正如美国著名城市学家乔尔·科特金在其《全球城市史》的前言中所写道的：“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始终是她所缔造的城市。城市代表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具有想象力的恢弘巨作，证实我们具有能够以最深远而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能力”。城市的发展过去是，将来仍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和动力。
尽管最早的城市可以追溯到1万年前的中东，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发展还在工业革命之后。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推动城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工业革命伴随着科技的快速进步，进而使得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成为可能。而城市作为人口的聚集地，恰好契合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而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也进一步推动了人口的聚集和城市的发展。也正是因为如此，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城市”起源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其后美国、德国与法国等工业强国的城市化都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不仅是富足的标志，而且是文明的象征。
工业革命前的城市只不过是少数人的聚集之所，当今时代，城市已逐渐成为多数人生活的地方；从1800年至今，世界人口增长了6倍，然而世界城市人口增长了近60倍，城市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趋势。即便如此，2010年全球城市化率才刚刚超过50%，也就意味仍然还有接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之外。从全球来看，未来城市化仍然有广阔空间，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整体上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1957年）是城市化起步和快速发展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人口进入城市，投身于新中国的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当中，城市人口剧增。城市数量由1949年的120个增长到1957年的176个，城镇化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左右。第二阶段（1958年～1978年）是城市化的不稳定发展时期，受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城市发展基本徘徊不前。第三阶段（1979年～1999年）是城市化平稳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城市就业岗位的增长，城市化加快了发展步伐。城市化率由1979年城市化率的18.96%稳步提升到1999年的34.78%，年平均提高0.79个百分点。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是城市化加快发展的时期。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和城市创造就业能力的增强，城镇化步伐进一步加快。特别是近10年，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以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提高。从城市规模来看，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城市化速度确实令人惊奇。在当今全球人口最多的30多个城市中，中国有4个城市名列其中，它们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尽管如此，与发达国家以及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都存在很大的差距，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比发达国家低30个百分点左右，比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左右。目前，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存在大量“半城市化”人口。根据统计数据，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然而统计数据中的城镇人口为常住人口，如果按照完全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户籍人口计算，中国目前城镇化率不到40%。超过10%的人口属于农业转移人口，这部分人口并没有享受到和普通市民同样的城市公共服务，只能是“半城市化”人口。
第二，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中国城镇化过程土地利用效率较低，突出的表现就是土地城镇化速度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198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的总规模大约5000平方公里，到2010年城市建成区的总规模已经扩大到4.6万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总规模扩大了8.2倍。但是按照现有的统计口径，1980年城镇人口是1亿9千多万人，2010年，是6亿7千多万人，城市人口只增加了2.5倍左右。
第三，无论是城镇在国土空间上的布局还是城镇特别是大城市内部的功能布局，都有不合理之处。一些适合城市群、城市带发展的地区尚没有形成城市群、城市带；一些城市的商业区、办公区和公共服务设施过于集中，致使交通拥堵问题难以解决。
当然中国城镇化还存在许多其他问题，如城市生态环境状况不能令人满意、城市“二元结构”开始出现等。这些问题说明，未来中国不仅要继续提高城镇化的水平，而且要不断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纵观世界城市化的发展历程，俯察我国城镇化的现实，从现在起到2030年，我国将有3～5亿农村人口成为“城里人”。我国城镇化的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只有社会各届共同努力方可完成。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城镇化发展的新理念：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强调走低碳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些为未来的城镇化既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要求。同时也为研究城镇化的学者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包括什么是新型城镇化、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等。研究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总结国内外推进城镇化的经验教训，根据新的国际、国内条件，探索新时期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战略和政策。
基于此，丛书的作者们策划编写了“新时期的新型城镇化”系列丛书。这套丛书由4部单册组成，主要从理论和国际经验出发，提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总体思路和战略构想，并结合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现状，探讨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规划、模式和路径。《新型城镇化理论发展与前景透视》阐述了城市（镇）化基本概念及特征，介绍了中国发展新型城镇化的理论纲要，分析了城镇化与经济、空间等方面的内在关系，立足我国国情，明确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总体思路，并对我们未来城镇化的基本趋势及战略构想进行了展望。《国外城镇化比较研究与经验启示》揭示各国城镇化过程既有共同的规律，也存在由于文化、历史、经济、社会等方面差异而形成的特点。本册还对不同国家的城镇化过程进行了比较，总结了各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并给出了对中国未来推进城镇化过程的启示。《新型城镇化格局规划与资源配置》从国家层面开始逐级深入，剖析了我国城镇化战略布局的方向，并对我国现有土地、水、能源等基础资源开发利用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行了缜密分析。《新型城镇化模式分析与实践路径》回顾和总结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历程和经验。从区域视角，总结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典型地区城镇化的策略及模式。另外，还以云南省实现特色城镇化为例，探讨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中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规律，从实践层面分析了多元化的城镇化路径及发展前景，为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提供了实践性支撑。
对未来的城市化而言，比建造摩天大厦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人们对城市的情感，增强人们对城市的归属感，而研究和思考城市化正是在积累这种情感。我相信，本套丛书的出版将使更多的人关注城市化，不仅有助于提高城镇城市化的水平和质量，而且有助于为人们找到新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
第一章 世界城市化理论概述
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塞达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一词。20世纪50年代，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加快，urbanization一词开始风行世界。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学者在研究城市化问题之初多把urbanization翻译成city和town，对应汉语就是城市和镇，ur-banization一词翻译为城镇化更为妥当。在我国，镇和市都属于都市型居民点，因此，“城市化”和“城镇化”两者完全同义。
由于对城市和城镇概念的混淆，所以出现了“城市化”和“城镇化”两种译法，其实在英文中都是一个词（urbanization）。在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又译成“都市化”。如果大家对城市和城镇的含义认识比较一致，即广义的城市和狭义的城镇是相同的，那么，对城市化和城镇化就不会产生歧义。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界和地理学界于1982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学术讨论会”上，明确指出，城市化与城镇化为同义语，并建议以“城市化”替代“城镇化”，以避免误解。
2001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为统一说法，与国家公布的正式文件的提法相一致，教材在表述上使用了“城镇化”。目前在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大的进展的背景下，虽然中央没有明文规定，许多城市化政策趋向于就地的城镇化，即在乡村所在地进行城镇化建设，以避免人口的过度集中。显然，这种做法，与国外广义的城市化有显著区别，城镇化一词到处流传是有现实意义的。
这两种表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并存下去。“城市化”容易被与城市有关的规划、建设、管理和科研部门所接受，并可较好地体现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城镇化”便于与城镇人口增长和城镇体系发展直接相联系，且有助于防止忽视发展小城镇的倾向。因此，我们在理解这两个概念的时候，不能把“城市化”片面理解为主要发展现有大中城市，也不能把“城镇化”片面理解为重点发展小城镇，这都是对“城市化”或“城镇化”本意的扭曲。
一、城市化基本概念
（一）城市化一般含义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总的来说，城市化反映了乡村变为城镇的一种复杂的过程。但是，由于各个学科对城市化的理解不一致，城市化的概念也有不同的提法。在城市化各种各样的定义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提法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或迁移的过程包含了社会、人口、空间、经济转换等多方面的内容，加上可以采用比较简单易行、有一定可比性的以城市地区人口占全地区总人口的百分比这一指标衡量城市化水平，故这一城市化定义为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界普遍接受。但是，城市化除了包括农村人口转换和集中的过程外，是否还包括其他的过程？对此，各个学科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1.城市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
人类学研究城市以社会规范为中心，城市化意味着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即由乡村生活方式转为城市生活方式。由于社会规范的概念比较抽象，难以度量，所以少量人类学家为使其探讨有实用价值，曾采用文盲率、语言统一率及大众传播普及率作为两种生活方式的度量方法。其意思是，一个社会的教育普及化，即文盲率下降，带来高社会转移性，乡土情感随之相应减少，促使城市生活方式广泛传播。可见此种城市化度量指标是间接的，较少为其他学者所采纳。尽管如此，城市化包含生活方式转变这一概念逐渐为其他学科所认可。例如，中国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的从农村来的流动人口，我国城市社会学界特别强调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认为城市生活方式若不能扩展到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化。
2.城市化是产业结构的转换
经济学认为城市是人类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中心，没有产业结构的转换，即农业活动向非农业活动的转换，并由此产生的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就不会有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的流动。因此，经济增长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内容。经济学界也重视生产要素流动，即资本流、劳动力流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注重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角度探讨一国一地区的城市化问题。
3.城市化是一个地域空间的变化过程
地理学主要研究地域空间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人文因素在地表上的分布规律及形成的空间结构，其研究具有综合性。地理学除了认识到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与经济的转换与集中外，特别强调城市化是一个地域空间的变化过程，包括区域范围内城市数量的增加和每一个城市地域的扩大两个方面。
另外，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将城市化过程区分为城市化Ⅰ和城市化Ⅱ。前者包括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在规模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的地域集中过程、非城市型景观转化为城市型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后者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的地域扩展过程。因此，城市化Ⅰ是可见的物化了的或实体性的过程，而城市化Ⅱ则是抽象的、精神上的过程。
（二）城市化的特征及发展特点
1.基本特征
城市化也称“城镇化”，是乡村转变为城市的一种复杂过程。通常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的进步，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转移并产生空间集聚；城市规模不断增大，城市范围向外围扩展；区域内城市数量不断增多，形成城市体系。乡村向城市转变的城市化特征至少包含了4种转型：（1）人口结构的转型。（2）经济结构的转型。（3）地域空间的转型。（4）生活方式的转型。
2.发展特点
18世纪从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开创了城市发展新时期，在短短的200多年内，世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革命带动了世界经济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尤为迅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也为城市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后备力量。城市化浪潮席卷了整个世界，其特点如下：（1）世界城市化进程加速。20世纪初，城市化还仅是发达国家的明显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形成世界规模。发达国家经过战后恢复，经济上出现高速发展，城市人口比重迅速上升；原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也纷纷独立，民族经济得以迅速兴起，使得世界城市人口中又注入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成分。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另外，世界城市数目和城市规模的扩大是城市化发展的另一标志。（2）城市人口以更高的速度向大城市集中。1920年至1960年，世界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了1倍多，而2万～10万人的小城市人口比重只增加了0.5倍。大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大大超过本身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大城市比中小城市在服务设施、情报信息、就业部门、对外交通等方面具有更强的吸引力。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城市的增长趋势更加强烈，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增长尤为迅速。（3）城市地域扩展，形成许多城镇密集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人口的猛增，使城市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城市数目急剧增加，城市职能也日趋复杂，第三产业逐渐加强，出现郊区城市化现象，形成城镇密集分布区。这些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骨干的城市密集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其范围内城市密布，城市与城市间地域相互交叉，甚至连成一片。这些城市密集地带地域范围十分宏大，因此也称“巨大城市带”。
二、城市化相关理论
（一）结构转换理论
通过对跨国的发展经验总结，1988年，以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为代表的结构学派，向人们提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般性统计规律。他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经济结构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确实表现出一定的有规律性的变化。通过对不同收入水平上的经济结构模拟，就可以提出一个被称为典型化的结构变化标准。用该标准对照各国发展阶段的结构变化事实，就可以找出结构偏差的程度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产业结构转换带动就业结构转换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有规律性的变化。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将其归纳为产业结构的顺序转换理论，即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国民经济中三个产业的相对位置发生动态改变，按照从农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顺序渐次推进。与此相应，产业结构转变带来了就业结构转变，从事农业的人数相对于从事制造业人数趋于下降；进而，从事制造业人数相对从事服务业的人数趋于下降。
然而，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总结表明，产业结构转换并不必然按照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顺序推进，它可以有时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有时则是从第一产业直接转到第三产业，但是，这个变化过程发生的必然性，以及整个过程中结构变化的方向，都得到了证实。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农业产值份额下降和农业就业比重下降，是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这种变化是消费需求转变和农业生产率提高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很小，在恩格尔规律作用下，在总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支出比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不断下降，拉动农业增长的需求力量逐渐削弱，农业的相对地位也就下降了。同时，来自工业部门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如化肥、农药等），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从而让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转向工业部门从事非农产业。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群体分离出来从事其他产业的生产，结果带来农业产值份额和农业就业比重的不断下降。
对应农业部门的变化，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也在发生着相应地调整。在工业化阶段，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居民消费对工业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大，工业部门面对着庞大的市场需求，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农业部门，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上升。工业部门快速增长是资本和劳动力大量流入的结果，产业间要素配置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工业部门就业比重提高。当一国经济完成了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步入大众消费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很高，此时，居民消费对服务的收入需求弹性大，服务业部门发展迅速，服务业的产值份额和就业比重随之上升。
一个标准化的经济结构变化趋势：随着收入水平上升，国民经济中农业份额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不断上升。产业结构变化带来了就业结构同步变化。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匹配关系。如果两者之间出现错位，就必然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随着农业相对地位和产值份额下降，农业就业比重也相应下降，而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则相应提高。这种经济结构转换的完成，绝大部分发生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当越过工业化阶段之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步入了大众消费的成熟阶段。
2.工业化产生和推动城市化
现代经济增长不仅是生产要素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的重新配置过程，也是一个资源和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过程。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资源和要素向城市集中，通过空间聚集效应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张。反过来，城市化发展又通过拉动农村发展，从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整个经济增长。
随着收入增长和工业化发展，我们会发现城市化水平同步上升的变化规律：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三者之间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是经济规律起作用的必然结果。如果城市化水平没有随着工业化水平同步提高，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将表现一种畸形偏差。城市化发展受到人为抑制之后，服务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受到制约，服务业部门的就业上升也随之受到影响，结果形成了工业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畸高的局面，对城乡协调发展和长期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
结构转换一致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在完成时间上也是发生在同样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城市化发展通过空间地理上展开所形成的城市带，逐步将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连接成为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二）人口迁移理论
城市化在空间上表现为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至于其内在原因，1954年，刘易斯最早提出两部门模型来解释城市化动力问题。刘易斯模型后来经过拓展被广泛应用到解释人口迁移和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均衡问题，以及二元经济发展的福利分析。
按照刘易斯模型，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两个部门，它们通常分别对应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济和工业部门、农村经济和农业部门，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存在着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由于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工资水平开始下降，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才会停止。
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显著的制度性障碍。城市现代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也就是“推力”和“拉力”。由于发展中国家城市普遍存在着失业问题，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指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不仅取决于城乡之间的工资差距，而且还取决于城市的就业机会，只有当城市预期收入和农村工资水平相等，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
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在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以及地区之间通常是分割的，具有三元结构特征，这也使得城市化发展往往与标准的经济发展范式之间存在较大偏差。首先，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使得市场信号不能及时地在城乡之间有效传递，制约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其次，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被分为正规和非正规两个部门，农村劳动力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然后等待进入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城市工业的快速增长虽有利于提高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减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规模。但是，这个效应有可能被城市工资增长所诱发的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流入所抵消。由于农村劳动力主要留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这种类型的就业大都是不充分的和不稳定的，往往会引发收入不稳定、失业、城市贫困等社会问题。
根据刘易斯两部门模型，农村劳动力迁移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剩余的转折点，第二个转折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有限剩余转变为被完全吸收的转折点。只有当第二个转折点出现时，城乡的工资收入差距才会消失。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从数学上证明，如果城市部门收入不平等程度大于农村部门，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城市人口比重的二次函数，且随着城市人口比重上升逐步扩大，当城市人口比重达到50%之后，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才会出现下降。
（三）城市发展理论
从城市增长角度看，城市人口规模扩大来自城市内部的人口机械增长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欧洲国家的城市化伴随工业化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城市化阶段。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中快速成长的工业部门。在这个阶段，城市中心的人口增加，城市外围的人口减少。（2）城市化及少数城市郊区化。城市交通设施改善，服务业扩张，制造业移出城市中心，少数市民移居郊区。（3）城市郊区化。市民继续移居郊区，促使郊区拥挤。城市中心人口减少，但城市地区人口仍保持缓慢增长。（4）后城市化阶段。郊区拥挤增强，促进了城市中心以外的卫星城镇发展，城市地区人口减少。
城市郊区化和后城市化两个阶段的人口迁移，又被称为“逆城市化现象”，它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向卫星城迁移的过程。所谓“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市区人口过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等因素，是造成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的主要原因。逆城市化的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70年代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更高层次的城市化。
从人口迁移角度描述城市化过程，并没有回答城市出现、城市规模选择和城市经济增长等问题。从经济理论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从两个不同角度回答了城市出现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产业聚集具有外部性，它带来了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城市也随之出现。但产业和要素的空间聚集也带来拥挤效应，当聚集效应与拥挤效应相等时，便决定了城市的规模。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于1991年提出的中心和外围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学中解释城市出现的理论代表。该模型将城市作为中心、农村作为外围，解释了城市出现的问题。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角度解释城市出现问题。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在1991年提出的城市化和分工演进模型是这方面的理论代表。他认为，集中交易可以提高交易效率，但城市并不是越大越好，规模扩大也带来了交易费用的上升。从集中交易获得的边际收益与边际交易费用相等时，市场就自发地决定了城市层级结构和规模。
（四）可持续发展视角的城市化理论
在城市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资源环境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为了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创造良好的城市人居环境，学术界兴起了一些新的城市化理论思潮，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
1.生态学派的城市化理论
生态学派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协调。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强调了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设想，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用来描述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1919年，英国田园城市与城市规划协会与霍华德共同明确了田园城市的概念：“田园城市是为了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的城市；其规模要有可能满足各种社会生活，但不能太大；四周要有永久性的农业地带环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或托人为社区代管。”霍华德针对当时的城市问题，提出了关于城市规模、城市布局、人口密度、城市绿化等问题的开创性的设想，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以美国芝加哥大学帕克为代表的学者运用生态学的理论，认为城市是一种生态秩序，支配城市社区的基本过程是竞争与共生，如同生物体一样，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决定着城市的空间结构。这些学者还应用植物优势种的概念解释了城市有形群体的发展形式，认为土地价值决定了市民各种活动水平和形式。此外他们还将植物侵入和演替的概念用于有形群体，特别是研究特殊的种族及商业活动逐步进入居住区附近的情况。伯吉斯用生态学观点来解释城镇的空间差异，并提出了同心圆理论，他认为城市里人们的社会活动对城市地域分异的向心力、专门化、离心力等共同作用导致了空间分离，使城市发展呈放射状。除此之外，芝加哥古典人类生态学派的典型理论主要还包括霍伊特的扇形模式论、哈里斯和厄尔曼多中心论等。
美国著名建筑学家伊利尔·沙里宁在他的《城市：它的生长、衰退和将来》一书中对有机疏散论做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有机疏散的城市结构的观点。他认为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其内部秩序实际上和有生命的机体内部秩序是一致的。这种结构既要符合人类聚居的天性，便于人们过共同的社会生活，又不脱离自然。有机疏散的城市发展方式能使人们居住在一个兼具城乡优点的环境中。为此，沙里宁提出了有机疏散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把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区域，作集中的布置；二是把不经常的“偶然活动”的场所，不必拘泥于一定的位置，作分散布置。
2.新城市主义
20世纪下半叶，在欧美发达国家，城市中出现了长期的郊区化低密度蔓延，不仅导致了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而且使城市中心区不断衰退、贫富分化、社区隔离、邻里关系疏远等问题日益突出。这种发展状况引起了规划师和政府部门对城市化蔓延的反思。在学者的倡导下，新城市主义理念开始兴起，并成为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重要的价值取向与指导思想。新城市主义的主要宗旨是：尊重城市社区的地方特色文化，提升城市生活品质，以及在设计中将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场地设计等不同空间尺度的设计紧密结合，以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此思想的影响下，许多城市更加重视社区、紧凑空间和步行邻里建设，并且不断加强对历史建筑和整个城市街区的保护和恢复。英国城市规划专家汤普森教授指出，城市复兴（新城市主义）是主张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既要保留风貌，也要保护生活，还要延续发展，把那些旧城变成一个个适宜居住和可持续发展的复兴之城，使其重新获得生命的新理念。
3.精明增长战略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与可持续发展观相适应，美国针对可持续城市发展需要提出了“精明增长”战略，其原则为：复合土地功能、紧凑的发展模式、多种居住选择方式、创造舒适的步行环境、鼓励城市特色、保护公共用地、大力提倡公共交通模式、鼓励公众参与以及文化保护。精明增长能够使得城市发展更加符合人类主体的需要，可以减少城市交通、犯罪、隔离、生态恶化和文化消退等方面的城市问题，促进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2000年，美国规划协会联合60家公共团体组成了“美国精明增长联盟”，确定精明增长的核心是：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加强对现有社区的重建，重新开发废弃、污染工业用地，以节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城市建设相对集中，密集组团，生活和就业单元尽量拉近距离，减少基础设施、房屋建设和使用成本。他们提出的建设一个“精明增长”的城市的主要原则是：（1）土地混合利用。在城市中，通过自行车或步行能够便捷地到达任何商业、居住、娱乐、教育场所等。（2）建筑设计遵循紧凑原理。（3）各社区应适合于步行。（4）提供多样化的交通选择，保证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间的连通性，把这些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交通方式。（5）保护公共空间、农业用地、自然景观等。（6）引导和增强现有社区的发展和效用，提高已开发土地和基础设施的利用率，能降低城市边缘地区的发展压力。
精明增长战略强调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的共同发展，强调对现有社区的改建和对现有设施的利用，强调减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环境污染来保证生活品质，是一种较为紧凑、集中、高效的发展模式。
三、城市化典型模式
现今人类的城市化早已过半，并进入最为重要的发展时期，建立在近代工业化基础上的约260年的世界城市化过程展现出多种多样的发展模式。
（一）按人口、土地使用情况划分
因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土地资源以及发展历程不同，人口和土地的城市化发展方式也有较大区别，就发达国家而言，基本上可以分为集约模式、分散模式和大多数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模式。一般而言，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用地总量和人均城镇用地量也随之不断提高。
1.人口和土地城市化的集约模式
以西欧和日本为代表，由于这些国家人多地少，西欧城镇化起步早，发展历程长，而作为后起国家的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追赶速度最快，从而形成了目前这些国家人口和土地城镇化的集约模式。2005年西欧和日本城镇化率分别达到了76%和66%，城镇用地分别为18.1万平方公里和10.4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其土地总面积的16.6%和28.6%，人均城镇用地分别为1269平方米/人和1235平方米/人（远低于所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2.人口和土地城市化的分散模式
以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和大洋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代表，由于这些国家相对而言人少地多，城市化起步也晚一些，交通手段发达一些，从而形成了人口和土地城市化的分散模式。2005年北美和大洋洲城市化率分别达到了81%和70%，城镇用地分别为89.6万平方公里和5.1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其土地总面积的4.8%和0.6%，人均城镇用地分别为3300平方米/人和2096平方米/人（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3.介于人口和土地城镇化集约和分散之间的中间模式
以北欧（如丹麦和芬兰等）和南欧（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为代表。这些国家地处发达国家的边缘地带，人口和土地面积适中，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比较协调，从而形成了这种中间模式。2005年北欧和南欧城镇化率分别达到了84%和66%，城镇用地分别为18.5万平方公里和19.6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其土地总面积的9.6%和15.1%，人均城镇用地分别为1953平方米/人和1957平方米/人（与所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
（二）按统筹布局分类
1.城市发展与乡村现代化同步推进——英国模式
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中期近百年的时间里，英国城市人口比例从20%提升到51%，从而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度城镇化的国家，实现了城镇化与乡村现代化的同步发展。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农业机械化设备的出现进一步推进了农业技术革命，促进了英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18世纪中期的英国农村出现了大批富余劳动力并向城市转移，英国的城镇化进程由此加快。“圈地运动”则引发了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大农场的建立、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了农畜产品的生产效率，并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满足了毛纺织工业对于原料和劳动力的双向需求。而城市工业化的推进带动了农业生产工具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促进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城镇化的国家，也是第一个面临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住房短缺、贫民窟密布、公共卫生设施匮乏、环境污染、犯罪率居高不下等“城市病”的国家。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开始关注这些问题。设置了济贫法委员会、工厂视察员办公室、卫生总局、地方政府委员会等机构，专职负责解决上述问题。1868年、1875年先后两次颁布了《工人住宅法》，解决贫民窟问题。拆毁贫民窟后，由政府兴建了商店、公园、仓库、车站、剧院等设施。此外，通过制定并颁布《10小时工作日法》、《雇主责任法》等，改善了工人阶级状况。到20世纪初，英国基本解决了“城市病”问题。
2.低密度蔓延式扩展——美国模式
美国的城市化起步于19世纪30年代，到1920年城镇化水平达到51.2%。1920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汽车的普及，许多城镇人口移居到郊区，美国城市空间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由最初的紧凑和密集结构向多中心分散结构发展。在空间格局上表现为城市沿公路线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市平均人口密度由1950年的2524人/平方公里，减少到1990年的1461人/平方公里；纽约大都市区在1960—1985年间人口仅增加8%。低密度的蔓延式发展降低了人口密度，促进了城市与郊区、乡村之间发展差距的缩小。但也带来诸多问题，包括大量森林、农田、空地被占用，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工作地与居住地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耗费通勤时间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能源消耗；个人住宅和新居住区过于分散，商业服务、文化教育等设施难以配套，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老城区破旧，设施得不到更新，商业服务、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的优势得不到很好的发挥等。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城市规划者、学者和居民都开始意识到低密度城镇空间布局所带来的问题，提出了“精明增长”的理念。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鼓励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开发模式，加强土地利用的混合功能，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鼓励公共参与，通过限制、保护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
3.缺乏产业支撑的过度城市化——拉美国家模式
拉美国家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二战后，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加快了重工业的发展，而且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集中布局于几个大城市，国家的城市建设投入也集中于这些大城市。在农村地区，一方面，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土地和资本的集中程度；另一方面，国家对农业和农村地区的低投入造成了农业部门的衰退和农村生活环境的恶化，大量人口难以在农村维持生活。在此背景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而且主要是几个大城市，造成拉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超过其他国家。20世纪70年代后，大城市的人口每10年就翻一番。而城市的重工业基础，缺乏吸纳这些人口的能力，造成了城市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据统计，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拉美地区城市人口已占地区总人口的60%，但工业人口比重却不及20%～30%。拉美国家大约有1/4的城镇居民生活在贫民窟中，导致一定时期内城镇贫困人口比例甚至超过农村人口的贫困比例，从而出现“过度城镇化”现象。拉美城镇化水平虽然已接近发达国家，但经济发展水平只是发达国家的1/20～1/10，甚至更低，城镇发展质量较低。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拉美国家开始采取措施解决过度城市化问题，包括控制人口增长，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重新调整城市布局，发展中小城市等。
4.政府主导——前苏联模式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了现代工业化进程，城镇化随之全面展开。1928年，前苏联开始制定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经济发展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大批工业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的建成投产，既推动了所在城市的建设，又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进入城市，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到1940年，前苏联城镇化水平达到了32.5%，13年提高了14.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二战后，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城镇化进程也取得显著进展，1950年，城镇化水平提高到38.9%。到1965年，城镇化水平达到52%。进入20世纪70年代，城镇化水平在超过60%以后速度逐渐放缓。
从前苏联的城镇化进程可以看出，由于人口总量少，即使工业化以重工业起步，且重工业始终占较大比例，其城镇化依然达到了较高水平。然而，农业和轻工业的滞后也始终影响着前苏联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城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前苏联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安排实现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显著。
5.城乡交错发展——亚洲发展中国家模式
20世纪50年代以后，亚洲发展中国家选择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迅速推进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并形成了以大城市和周围地区的高速增长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模式。中心城市的空间范围迅速扩张，在城市边缘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城乡交错地带。同时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不仅使过去独立发展的城市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而且沿城市之间的交通通道形成了新的产业走廊。
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出现的大量人口向少数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是与其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在面临巨大人口压力和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条件下，依托人力资源优势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结果，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沿着大城市周边地区蔓延，出现了大量“似城非城，似乡非乡”的“灰色区域”型城镇化地带。
四、城市化普遍规律
（一）城市化的历史阶段
早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时期，就出现了城市。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极其缓慢。直到180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只是到了近代，随着产业革命的掀起，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才涌现出许多新兴的工业城市和商业城市，使得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市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从1800—1950年，地球上的总人口增加1.6倍，而城市人口却增加了23倍。从整个世界看，1900年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为13.6%，1950年为28.2%，1960年为33%，1970年为38.6%，1980年为41.3%。所以，城市化过程是随现代工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开始的。
城市化程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按照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估算：2008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化水平超过50%，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人类自从有了城市，就有了城市化现象。从城市的起源、发展动力和推进规模的角度，可以将人类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分为三大发展阶段：
1.工业革命前人类城市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是指工业革命前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人类城市发展阶段，从城镇的起源（或人类文明的起源）到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兴起。城市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标志之一。众所周知，人类是群居动物，人类的群居体被统称为人类聚落，城镇就起源于原始的人类聚落。这一时期，由于工业革命之前，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传统手工业和商业难以支撑较大规模的城镇人口，因此在这个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时期，城市发展进程十分缓慢。如果从5500年前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也就是城镇文明，相继诞生开始算起，到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兴起，在这525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城镇化水平（规模城市化从工业革命才开始）仅增长了3个百分点，即从零增加到1750年的3%左右，世界城镇人口大约250万人。期间又经历了城镇起源及扩散阶段、中世纪商业城镇发展阶段和文艺复兴工业革命酝酿阶段，产生了古埃及都城、两河流域古城、印度古城邦、中国古都，还有中美洲的玛雅古城；出现了40万人口的雅典古城、100万人口的罗马古城、100万人口的西安古城和70万人口的北京元明都城等人类农业文明时期的最具代表性的城市。
2.世界局部城市化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是指工业革命后建立在早期工业化基础上的世界局部城市化发展阶段，从18世纪中叶到二战结束。工业革命开启了工业化推进人类城镇化的历程。由于工业化对社会制度、人口素质以及技术知识水平要求的门槛比较高，早期由工业化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主要发生在西欧和北美等世界的局部地区。这个时期，世界城镇化进程起点不高，速度还不是太快。据统计，从1750年到1950年的200年间，世界城镇化水平仅提高了26个百分点，仅从3%提高到29.2%。这个时期最大的成就是，西欧和北美少数国家完成了高度城镇化的历史任务，成为发达国家。
3.世界全球城市化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是指二战结束至今的建立在现代工业化基础上的世界全球城市化阶段。二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开始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城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从1945年到2008年，世界城镇化水平提高了23个百分点，从27%左右提高到50%，完成了城镇化过半的伟大历史创举，人类进入普遍繁荣的城镇时代。这一时期，城镇化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城镇化继续深化，成为新型的、主要靠第三产业推动的、后工业化时期的城镇化先驱；二是一大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快速崛起，成为城镇化的最主要推动者；三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到世界城镇化进程中来，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城市化的发展规律
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来看，存在着以下规律：
1.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
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提高，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化水平也随之提高。城市作为物质空间载体，能够提供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占主导地位的产业从农业转为工业，再转为服务业，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不断提高的发展过程。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对于世界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市化水平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高，城市化水平也就越高。例如在城市化加速时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关系数极高。1841—1931年间英国为0.985，1866—1946年间法国为0.970，整个发达国家为0.997。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曲线几乎是两条平行上升的曲线。反过来，城市化的更高品质也会促进经济发展。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实践来看，2005年的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9.2%。其中，发达国家为74.9%，欠发达国家为45.8%，最不发达国家为27.7%。
有学者按照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将城市化发展模式划分为同步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三种类型。
2.城市化发展呈现S型增长曲线
城市化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而且在不同阶段，城乡关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根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对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历史轨迹的研究，将城市化进程分为按照S型曲线增长的三个基本阶段。在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以下），工农业生产水平较低，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农业释放的剩余劳动力都很有限，城市化发展较为缓慢。在中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70%之间），工业基础已经比较雄厚，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工业快速发展能够为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城市化发展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在后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70%～90%之间），农业人口比重已经不大，农业生产必须维持社会需要的规模，城市化发展又趋于平缓，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提升质量。
从1980年到2005年期间，世界的城市化水平上升了10个百分点。其中，发达国家上升了5.9个百分点，欠发达国家上升了14.7个百分点，最不发达地区上升了10.4个百分点，也印证了S型增长曲线揭示的城市化发展规律。
同时，城市化发展还显示出后发加速的特征。这一方面是由于科技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于城市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例如英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大约用了百年时间（1800—1900年，26%→75%），美国大约用了80年（1890—1970年，35.1%→73.6%），日本大约用了40年（1935—1975年，32.7%→75.9%），韩国大约用了30年（1960—1990年，28%→75%）。
3.全球化、信息化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对世界城镇体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第一，促进了城镇空间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城镇体系的“极化”。以“产业链”为特征的空间结构，正在转变成为以“价值链”为特征的空间结构。发达国家的有些城市如纽约、伦敦和东京，成为主导全球或区域的经济中心，处于经济活动“价值链”的高端；而越来越多的城市，如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成为发达国家的出口加工基地，处于经济活动“价值链”的低端。例如，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世界500强企业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但一般都位于产业链的低端，“中国制造”近30年使美国消费者节省6000多亿美元。第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城市发展模式的变化，使得城市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外部资本的影响。随着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流动性的增强，城市之间的竞争日趋加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之间的竞争轨迹演变成为城市规划——综合实力——城市竞争力。第三，随着各国经济体系的日益开放，城市和城市地区越来越纳入全球经济网络。大都市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越来越凸显，成为所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性节点。
与此同时，信息化加剧了世界城镇体系的“极化”过程。发达的信息技术使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分离成为可能，例如某一种产品，可能生产、制造在某一个国家，而管理、控制却在另一个国家。少数城市成为全球或区域网络中的信息枢纽，操控各种资源的时空配置。从长远来看，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会强化少数城市在世界城镇体系中的枢纽地位。
4.城乡关系始终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矛盾
一般来讲，在城市化起步阶段，发达的农业和农村经济成为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基础。英国早期的城市化建立在技术革命和制度革命的基础上。现代化工厂的诞生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带来了巨大的原料需求，迫使农业转变生产方式，满足城市产业发展对原料、劳动力和市场的需求。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工业则为农业技术及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良提供了足够的设备和资金支持。拉美国家由于投资政策的“城市偏好”，造成了严重的乡村凋敝，显著的城乡差距促使大量农民加快向城镇转移，影响了城镇化的质量和导致大量城市贫民的出现。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对农业采取了保护措施，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有效地避免了农村地区的严重衰退。
5.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不可或缺
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是市场主导型的城市化模式，其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城市功能演进和城市产业分工多为市场选择和作用的结果。但是完全市场推进型的城市化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如美国是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在其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没有及时对城镇化发展加以有效引导。过度的郊区化、城市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镇建设无序以及空间和社会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前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采取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城镇化水平虽高，但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却不高，农村经济严重衰退。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之所以能够较好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缓解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后带来的就业、居住等问题，就是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政府通过法律规范、规划约束、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发挥了重要的调控作用。
6.制度创新才能推进城市化进程
从西欧国家的经验来看，城市化进程本身就是各种相关制度创新的过程。1795—1865年，英国取消了以限制贫民迁移为目的的《定居法》，并不断放宽贫民迁移的限制，扩大贫民的迁移区域范围和贫民的居住地范围，从而为保证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提供了法律保障。为解决农村移民的住房问题，英国政府颁布了《工人住宅法》，解决了“贫民窟”的问题。与此相反，因制度创新不足而拖延了城市化进程的例子也不少见，法国的小农经济就被认为是延缓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从而延缓了法国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因素之一。
7.城市衰落是城市运动变化过程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作为社会文明发展的载体，一个复杂的多要素聚合系统，其自身发展演变与社会的发展演变紧密相关。同时，城市是一定地域空间的聚合体，是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的中心，城市的属性决定了城市每时每刻都要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在吸纳与释放中完成自我调节功能。城市多要素的复杂系统，以及与社会、自然发展变迁的紧密联系性，使城市始终处于动态状况之下。在这样一个运动变化过程中，城市衰落和衰落城市的出现也自然成为历史的客观必然。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注意到了城市衰落现象。马克思曾对亚得里亚海北部的两个港口城市即威尼斯和迪利雅斯特的兴衰进行比较分析，他指出，与迪利雅斯特相比，威尼斯曾经有着更大的优势，已保持了近700年的繁荣，并且是世界性的巨型良港。但是到了19世纪初，威尼斯却衰落了，而迪利雅斯特却奇迹般地兴盛起来。二者的自然地理位置都没有变化，为什么会有一兴一衰的结果呢？马克思认为，威尼斯衰落的原因是交通路线的改变导致贸易优势的丧失，而迪利雅斯特的兴起，在于同一个广大而富庶的地区的贸易结合起来了。马克思正是从交通地理的变化、世界贸易圈的变化，分析了港口城市威尼斯由盛及衰的原因。这为研究城市衰落提供了典型个案。
20世纪上半期，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文明衰落观。他认为，文明自身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因素，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文明具有的特点：第一，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五个发展阶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城市作为文明的载体，同样存在着起源、生长、衰落甚至死亡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衰落实质上也是一种文明的衰落，是城市文明难以应对挑战、缺少创新精神的体现。因此，汤因比的文明衰落观对我们今天研究城市衰落同样提供了一种理论和思维的方式。
第二章 中国城镇化发展概述
一、我国地貌和地缘格局
从我国的地形地貌来看，整个版图自西向东呈现三个由高至低梯级形态，这样的形态影响了人口的分布，从而形成了三个梯度的城镇分布格局，地缘特征复杂，这必然影响了城镇的发展和分布。
（一）地形地貌特征
中国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千米，约占亚洲陆地面积的1/4，约占全世界陆地面积的1/15，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中国位于北半球，在亚洲东部和中部，太平洋的西岸。东南面向西北太平洋，西北伸向亚洲腹地。有漫长的海岸线，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中国纵横经纬跨度大，东西之间，自东端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东经135度3分至西端帕米尔高原喀拉湖东岸的东经73度22分，跨经度约62度（5200千米），东西时差4小时以上。南北之间，自南端曾母暗沙附近的北纬3度51分，至北端漠河县北面的黑龙江主航道的北纬53度34分，跨纬度约50度（5500千米）。
自然地理中，地形地貌是扮演最主要和最贴近人类实际感受的角色之一。中国地形多样，类型齐全，山地、高原、丘陵、盆地、平原、戈壁、沙漠、洞穴都可以在我国见到。我国地形分布的规律是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自西向东，逐级下降。中国平原少，山地多，陆地落差悬殊。山地、高原、丘陵等约占总面积的66%（也是我们习惯上称的山区），平地约占34%，全国近70%的县区分布于山区，山地和高原多集中于西部地区。
青藏高原是中国西高东低三级阶梯地势的最高台阶，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面积220万平方千米，有许多高山峻岭，号称“世界屋脊”。最高台阶边缘是昆仑山——祁连山——龙门山——大凉山，越过边缘即降到海拔1000～2000米的中级台阶，由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组成。
第二级台阶的东缘是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越过边缘即降到海拔500米以下的低级台阶，由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江南丘陵、闽粤丘陵组成，丘陵少数山峰可以达到1500米以上。
第三级台阶的东南边缘有漫长的海岸线，其以外有比较宽广的，多属水深小于200米的浅海大陆架，是大陆向海洋的自然延伸部分，分布着我国的内海——渤海和边缘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其深度自北向南逐渐增加。辽阔的海面上岛屿星罗棋布。我国总计大致有5000多个岛屿，最大的两个岛屿分别是台湾岛和海南岛。
（二）疆域地缘特征
中国的地缘地位很特殊，三面陆地，东面海洋，在历史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国在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有相邻的国家（包括和中国有着共同陆上海上边界的邻国，以及其他地理上临近中国的周边国家），其中有不少邻国是大国。这样一来，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始终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周边安全环境也总是历代中国政府决策者极为关注的问题。
但是，历史上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宏观角度来看，在冷战结束以前，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过三种模式，即古代时期中国为中心的模式，近代时期西方列强为中心的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的模式。冷战结束后，中国同其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但是新模式还处于形成过程中。
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断发生变迁的因素是很多的，但其中有两个因素是带有根本性的，其一是中国国内因素，包括国力兴衰、政治变革和政策选择等。其二是国际体系因素，包括发端于西方的现代国际体系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展以及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变革等。从中国与周边国际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与国际层面的因素，或者单元与体系的因素，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并充当国际关系变迁的动力的。
中国地缘特征的表现可以通过地缘政治的研究来展示，海权理论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汉认为，对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的控制，是国家力量至关重要的因素。他列举了影响国家实力的几个重要因素：地理位置、陆地形状，疆域、人口、民族性格和政治制度，并认为其中地理位置的作用最大。不难看出，中国三面陆地，东面海洋的格局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以下著名的地缘政治理论中找到答案。
在哈尔福德·麦金德的陆权理论体系中，他把欧亚大陆和非洲合称为“世界岛”，在这个世界岛上，从东欧到中西伯利亚高原这片内陆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加上其拥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因而在世界战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麦金德将其称为“心脏地区”。“心脏地区”的外围被德国、土耳其、印度、中国等边缘国家形成的“外新月形地带”所包围。麦金德断言，边缘地带极易受到“心脏地区”的攻击，而“心脏地区”则由于庞大的天然要塞的存在，使海权国家无法进入而得以保证安全。后来，美国学者斯皮克曼进一步完善了陆权理论。他认为，“心脏地区”的作用被麦金德过分地夸大了，从地理条件看，“心脏地区”地处内陆，气候条件差，交通不便，且人口稀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在“心脏地区”与海洋边缘之间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且是“心脏地区”与海洋之间联系的通道地区，因此“边缘地带”才是控制世界的关键，是世界权力争夺的要害所在。
1973年，美国地理学家索尔·柯恩提出了“多极世界”模式理论。首先，柯恩认为，现实世界并不像大陆腹地理论或边缘地带理论所讲的那样存在一个统一的战略空间，现实世界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其次，柯恩引入传统的地理区域概念来描述这种分裂的世界。他把全球分为两种等级的类型区，即战略性的地区和地缘政治性的地区。柯恩的“多极世界”模式理论后几经修改，现已成为二战后西方著名的地缘政治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态、资源、环境和发展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美国学者沃伦斯坦在他的“世界体系论”中指出，所谓世界体系，就是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由“中心”与“边缘”地区构成的整体。前者包括欧洲与北美，它们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并已经成为世界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的中心。在“中心”地区的四周，那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为迟缓的国家和地区即形成了“边缘”和“半边缘”地带。“中心”与“边缘”由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连成了一个整体，“中心”地带的发展依赖于对边缘地带的剥削与奴役——这已由近代世界历史发展所证实。所以“边缘”地区的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将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实现，他们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这是落后地区“反边缘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目前，中国的地缘特征主要体现为：第一，中国周边地区是世界上大国最集中的地区。北边的俄罗斯是拥有大量尖端科技武器和核武器的世界大国；东边的日本是世界上的经济大国；西南边的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庞大的国家。第二，中国在总体上呈现出稳定的势头。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趋于缓和，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第三，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中有许多不安定因素在发展。例如，日本、朝鲜和印度的核扩散危险，中国周边的民族、宗教矛盾困扰，南海问题等将影响中国的地缘政治。随着海陆交通的发达，东面和西面已经分别成为中国经济和能源的战略要地，处于对外交流的前沿。三面陆地、一面海洋、面对十几个邻国，而其中日本、俄罗斯、印度、韩国等均为世界大国或中等强国，与我国又存在各种领土、领海和资源上或明确或潜在的争端，这些都使得我国的整体地缘环境不容乐观。同时，美国作为全世界的邻国，对中国的不断崛起深怀疑虑，始终在想方设法阻碍和破坏中国的发展，这也是我国地缘环境的重大不利因素。
二、古代的城镇发展
中国古代城镇发展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战国至南北朝时期。此时期城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制约，故在此阶段前期，即战国至东汉末，当时我国历史的政治局面是从分裂走向统一与稳定的时期，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趋势是由点的分散与狭小变化为点的相对集中与扩大。而后期，从东汉末至南北朝时，我国境内政权不是呈鼎立状态，就是呈南北对峙或分裂局面，政治动乱持续，战争频繁，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趋势就是不稳定，许多城市的兴衰具有政治、战争作用的突发性。
第二阶段，即从隋唐至清末时期。隋唐时期城市发展的原因除政治的再次大统一以外，大运河的开凿，南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在运河两岸、南方东南沿海、长江流域、湘鄂赣等地出现了一批新的城市，从而不断地改变着城市发展及其地理分布的状况，城市发展的重点区域开始由中原地区逐渐向江南地区转移。明清两代，城市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其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的数量、规模、类型、结构、功能等，在这一时期都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同时，明清时期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国家长期统一，国内外交通的发展及其各地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人口的增多，特别是康乾时期人口的成倍增长及其向城镇的聚集和开发边远地区所带来的人口大量流动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城镇的发展。
（一）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发源地之一，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距今7000～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随着农业的出现，永久性的村落也开始出现。公元前约2000年，我国进入传说中的夏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和早商时期城市的遗址屡有发现，取得了重大突破。考古表明，当时的经济中心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自春秋开始，我国奴隶制社会逐渐走向解体，至战国时代后期，封建制度确立。这一时期是社会的大动荡、大分化时期，也是经济和城镇的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其经济发展的中心是在北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商业以及农业、交通运输业等各产业全面发展，随着四川盆地的开发和丝绸之路的开辟，区域的经济功能大大强化，从而导致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出现。西汉时，中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城镇的分布也以北方为主。从三国以后，南方成为我国主要的城市发展地区，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渐赶上并超过北方，这是本时期城镇发展中的首要特点，但是，从东汉末年起至元统一中国，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循环之中。经过长达400年之久的封建割据，隋重新统一中国。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秦朝。继五代之后的宋代是一个蓄贫积弱、苟且偷安的朝代。但由于它统一了当时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所以其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仍超过了唐代。在经济的推动下，北宋的城镇发展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时期，首次出现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开封和临安，在当时均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足以证明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明清时期，在部分城镇中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资本主义经济最终没有在这些城镇产生。
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其经济发展、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从远古至西晋，中国北方经济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的发展水平都远远超过南方，虽然三国时期吴、蜀对南方有所开发，但和处在中国经济中心的魏国比起来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因此这一时期经济重心是在北方的。从西晋末开始，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到唐中晚期，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同。从唐中晚期至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移到南方。到南宋时，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地超过了北方，成为了中国新的经济重心。与之相应的城镇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生产力。
（二）中国古代的城镇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城镇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城市文明自产生之日起就从未中断过，其丰富的内涵对当代中国城镇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根据不同时期城镇发展的主要特征，中国古代城镇的发展史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城市起源和初期发展时期、封建社会前、中、后期。
1.城市起源和初期发展时期
中国是世界六大城市带发源地之一。随着农业的出现，永久性的村落也开始出现。仰韶文化时代，聚落的规模已相当可观。距今4000～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出现了城市的萌芽——城堡。考古发现了距今4000～4400年前的6座古城遗址，这6座古城遗址均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计有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淮阳平粮台古城、郾城郝家台古城、安阳后岗古城、山东章丘城子崖古城和寿光边线王古城。另外在内蒙古赤峰地区也发现同期所筑的石城。由于它们规模小，功能单一，一般认为它们更具城堡的形态，离城市的标准尚有不小的差距。公元前约2000年，我国进入传说中的夏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和早商时期城市的遗址屡有发现，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距今约3600年前的宫殿遗址，一般认为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城市遗址。
商代前期的城镇遗址，目前已发现6座，其中除4座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外，另2座分别位于长江中上游，即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和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古城。总的说来，商代城市数量不多，规模也不大。继商之后的周王朝为巩固其统治，实行分封制。为防御侵占和保护领地的需要。统治阶级把筑城看作是立国的一项根本方略。“立国”就是在自己的封域内选择适中的地点，营建可以防守的城池。因此，早期城镇的功能是以政治、军事为主的。周初的城镇，主要仍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但向北已扩展至太原、北京附近，向南则至汉水、淮河流域。自此之后，我国城镇的分布就以这一地区为中心，逐渐向四周发展。
2.封建社会前期城市的发展
春秋时期，我国奴隶制社会逐渐走向解体，至战国后期，封建制度确立。这一时期是经济和城市的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第一，都城——郡城——县城三级城镇体系初步形成。西周覆灭后，周王室东迁洛阳，周的地位一落千丈，逐渐降为普通诸侯国，统一的国家逐渐解体。随着诸侯称霸，原先以王都镐京为首的统一的城镇体系亦逐渐解体。春秋时期的城镇体系呈现复杂的局面。随着兼并战争愈演愈烈，起源于春秋后期的郡县制日趋完善。后来，战国的城市体系在春秋时期大为简化。秦朝统一全国后，中国古代都城——郡城——县城三级城镇体系初步形成。第二，城镇经济空前繁荣，完整意义上的城镇出现。早期城镇的功能以政治、军事为主，功能比较单一。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镇的经济功能大大强化，从而导致完整意义上的城镇出现。至春秋战国，出现了自由经商的热潮和独立的商人阶级，并出现了黄金等贵重金属的流通，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商业的发展，战国时期出现了众多的商业都会。第三，城市规划有重大突破。早期城市，处于城乡刚刚开始分化的社会历史阶段，往往没有城墙，也没有全面的、有秩序的城市规划。西周时期，为维护奴隶制等级社会，反映奴隶主利益的城市规划思想开始出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战争频繁，为城市防御目的普遍修筑了城墙，并在宫城外修筑第二道城墙，形成完整的城郭制度。
3.封建社会中期的城市发展
西汉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城市的分布也以北方为主。东汉末期北方战乱频发，黄淮流域遭到极大破坏。后虽有魏晋时的短暂统一，但不久北方地区接连受到边远地区游牧部落的侵占，经济又遭到极大破坏。与此相反，江南地区自孙吴以后，经济逐渐发展，至唐后期成为我国新的经济重心。所以从三国以后，南方成为我国主要的城市发展地区，南方的城市发展水平逐渐赶上并超过北方，这是本时期城市发展中首要特点。
隋代，全国有郡194个，是秦时的4.85倍，县1255个，较秦增加了50%左右。这意味着隋朝的城市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秦朝。隋的郡县比为1:6.5，大大小于秦的1:20，表明中间规模层次的城市数量逐渐增加，从而显示中国城市规模体系渐趋成熟化。
唐代行政区划有重大变化，在郡之上设道，全国分为15道，道驻地通常为区城中心城市。这样，形成了以首都、道治、郡府、县城四级行政中心为主体的城市体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继战国时期之后，唐代大中商业城市再次大量出现。据统计，唐代城乡人口合计超过10万的大城市有15个，其中北方地区仅5个，即长安、洛阳、汴州（今开封）、太原、魏州；南方地区有10个，即扬州、成都、苏州、常州、杭州、湖州、会稽（今绍兴）、宣城、丹阳、广州。此外，还有一批数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据宋人宋敏求《长安志》称，当时唐长安城内外总人口约60万，这在当时世界上是规模最大的了。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爆发，标志着唐代由盛转衰。唐末，著名古都长安、洛阳遭到破坏。继五代之后的北宋统一了当时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使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唐代。北宋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时期，史称“城市革命”。主要表现为：第一，城市商业空前发展，传统的坊市制被打破；第二，新型的城市型聚落——镇、市开始显现；第三，大中城市继续发展，首次出现像开封这样的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4.封建社会后期的城市发展
从元朝开始，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就再也未分裂过。元、明、清三代的统一局势，造就了我国城市发展史上最为雄伟、辉煌的都城——北京。但是，从总体看，随着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元、明、清时期城市的发展未能在宋代的基础上取得全面突破，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倒退。例如，明清时的海禁政策，就阻碍了港口城市的发展。
镇的大量涌现。它们不同于以往由封建统治者出于统治目的而设的王都州府县城，而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按职能类型，这些市镇可分为手工业型和商业型两大类。从空间分布看，工商业市镇集中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上。宋代长江三角洲上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有71个市镇，明代增至316个，清代增至479个，平均每县分布8～9个市镇，构成四通八达，商品流通的市镇网络。
明清时期，大中城市也有一定的发展。除北京外，还有30多个大中城市，如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福州、武汉、成都、重庆、开封、济南、临清等。其中，广州作为明清实行禁海政策后的唯一对外开放城市，发展尤为迅速，至鸦片战争前夕估计人口达80万～90万，成为仅次于北京的全国第二大城市。从城市的分布看，明清时期的大中城市大部分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江苏、浙江两省差不多占了全国的1/3，而整个北方仅占1/4。愈偏北和愈到内地，城市的发展就愈见低下。
明清时期，在一些工商业城镇中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这些资本主义萌芽却未能像同期的西欧城市那样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这就注定了中国城市要从领先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之上逐渐落伍。以首都城市的规模为例，19世纪初，北京仍是世界上唯一的百万人口城市，估计人口为110万，伦敦居其次，为95.9万人。然而到1850年，伦敦人口已达230万，大大超过北京（估计为165万人）。鸦片战争后，中国城市的衰落愈见明显。直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兴起之前，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可进入世界十大城市之列。
三、近现代的城镇化
基于中国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地缘政治特征，中国近现代的城镇发展具有明显的自然环境和地缘政治指向性。但必须指出，中国近代史上的城镇化是在外敌入侵、国内动荡等环境下进行的，城镇化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1949年以来的城镇建设，是中国在均衡与非均衡之间不断摸索中发展的。
（一）中国近现代的人口增长
1.1840—1949年中国的人口增长
1840年，全国人口总数达到41280余万，到1851年，全国人口总数为43189万人，这是中国近代人口增长的最高点。这一阶段增长速率已明显减缓，由于鸦片战争和灾荒，部分地区人口缺少统计。根据这些数据显示，这一阶段大体仍呈上升的趋势，但平均年增长率已下降到4.5‰，或每年仅递增174万人。这期间，虽然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减慢，但仍然呈现出缓增的势头。究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人口基数较大。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口已超过4亿，在没有特殊的人口外迁及天灾人祸的条件下，缓慢增长是符合人口再生产规律的。二是清中叶刺激人口增长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仍在起着作用。三是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尚未深入。鸦片战争虽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但就全国范围来讲，侵略势力主要限于沿海个别地区，对全国人口的增长影响不是很大。
太平天国活动的10余年属人口降减时期。1851年，中国历史上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与此同时，北方的捻军起义、西北地区的回民起义以及边疆各地的少数民族起义，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连成一片，农民革命席卷整个中国。《清史稿》谓：“咸、同之际，兵革四起，册报每缺数省，其可稽者，只二万数千万口不等。”但是，毫无疑问，这是近代中国人口降减的转折点。在战争的主要地区，人口的耗减更是惊人。晚清最后统治的30余年，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动荡起伏的时期。从同治末年起，经过广大人民的长期艰苦劳动，破败的社会经济又逐渐开始复苏，人口总数也在慢慢地回升。光绪初年，全国人口恢复到3亿2千余万，20世纪初曾恢复到4亿2千余万。但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毕竟到了它崩溃瓦解的最后阶段。到1919年，全国人口总数一度降至368403710人，之后，虽然也有一度的增长，但始终未超出咸丰初年的水平。之后中国经历了近30年的艰难历程，人口数量在缓慢中增长，到1949年，中国人口总数是5.4176亿。
在这100多年内，中国人口增加了1.3亿，增长是非常缓慢的，低于当时世界的平均水平，更逊色于欧洲、美洲。此时的欧洲与美洲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方，也是世界经济最发达、人民最富裕的地方。在经济增长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另外就是生产力水平或科学技术的提高。中国1840—1949年的人口增长，也是由两个因素导致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算是一个小方面，新开发土地的增加应该是主要的。例如，东北的贡献是很重要的，这增加的1.3亿人，主要集中在相对边远的地方，有30%是在由于开发东北导致的，5%是开发内蒙古导致的，还有一部分是开发云南等地导致的。而传统的人口密集地区，如河南、安徽、陕西、山西等地，在这100多年内，人口几乎是稳定不变的。因此，中国1840—1949年的人口增长，是不均匀的增长，是新开发土地与科学技术或生产力前进导致的。
2.1949年以来的中国人口增长
1949—1978年，世界与中国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中国此时的人口增长速度基本跟上了世界的平均水平。1949年，全国人口总数为54176万，到1979年达到97542万，30年里增加人口43366万，年均增长1445.53万，增长幅度为每年2.67%。
1980—2008年，中国人口总数从98705万增加到132802万。28年里人口增长了34097万，年均增长1217.75万。在这段时间内，由于中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人口增长速度跟不上世界平均水平了。世界每年人口增加8000万，中国不到800万，占世界人口增加的比例不到10%，而中国此时的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为20%。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是世界人口增长速度的一半。在这20多年内，中国占世界的人口比例从1980的23%，下降到2008年的20%。中国现在已经是发展中国家中人口增长最慢的国家。特别是2000年以来，人口年增长降至1000万以内，人口增长趋于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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