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边芹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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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试读：
序言
在为写这本书翻看法国19世纪的报刊时，发现当时“La Chine”虽已成为指认中国的一个正式名词，但官方场合更多的是用“中央帝国”（empire du milieu）或“天朝”（empire céleste）。这是当时对这个遥远国度的不同称呼，前者“La Chine”是西方命名的中国，自18世纪以后，随着征服的脚步，西方人对整个世界都以自己的视角重新命名，以显示是他们的发现赋予了这个早已存在的世界以“存在”。无论是英文China，还是法文 La Chine都属于这一类抹去他人历史的强命名。另一类称呼是对已存在称呼的译名，是尊重对方的表示，“中央帝国”“天朝”即属于后者。本书经常引用的“天朝”二字，即直译于此。此“天朝”与时下不少对这个国家看不顺眼的人口中的“天朝”既不同源也不同义。经常听到为瓷器自豪的国人拉英国人以瓷器命名中国为自己证言，这件事仔细想想真没什么好乐的，那只不过是人家用着中国瓷器又不知也不在乎制造国的大名，便随便给起了个绰号。后来给我们起绰号的盎格鲁 -撒克逊人成了世界的主子，我们便把绰号直接当成了大名，还很得意。试想想我们古代曾把罗马帝国称为大秦，如果人家从此就把罗马丢掉自命大秦，会多么可笑。
然而，历史还真就以这种可笑的方式继续着。
1896年，李鸿章作为清朝钦差头等大使率领一个捎带了亲属、仆人、厨子、医生的庞大代表团，巡游了半个地球，其中巴黎是主要停靠点之一。当时的世界，法国与其近邻英国是最强盛的两个资本帝国，几乎分赃了整个非洲和半个亚洲，疆域都直抵中国边境，巴黎与隔海相望的伦敦是西方最发达的工业化都市。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法兰西这个把战舰一直开到中国内河的军事强国搜刮了世上令人惊叹的财富珍宝，以致从19世纪末至“一战”爆发前的不到二十年时间里，巴黎经历了后来再也没有失而复得的“Belleépoque”（直译“美好时代”，意译“盛世”），留下了一个我们至今依然可以窥其残影的奢侈、文艺、布尔乔亚的大都城。而李鸿章作为这个新兴帝国受害者国度的代表、身后拖带着即将熄灭的古老文明，于1896年7月中旬一个炎热的傍晚，从比利时乘火车抵达巴黎。其时正是“盛世”的巅峰时刻，无论是接待者还是来访者，处在他们所处的历史峰尖和谷底，都难以想象百多年后追寻他们足迹的后来者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而我就是这个试图窥探历史之影的后来者。
在撰写此书之前的准备阶段，我已意识到这只能是两个人的旅行，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只有隔着一个多世纪的交错旅行——重走他走过的路、寻找每一个与历史和人物交汇过的地点，让纸页上记述的历史与追溯者行游的脚步看似重叠在一起的时候，文明的变迁才像隐在时间之墙上的斑痕为注视者穿连起它们不愿言说的逻辑。
既然是两个人的旅行，本书便分成两个界线相当显明的部分：我本人的行游叙事和根据资料、档案拼凑的李鸿章的旅程。其中有关李鸿章的旅程，法方留下的档案记录少之又少，只能以当时传媒的报道为主干，本人既已质疑报刊记录虚与实的比例，对其叙述就更不敢添加任何文学性的想象，所有日期、地点、人物皆有出处，所有引号内的话皆为直译，连编译的小小随意都未敢搬弄。文字间真正随心所欲地挥毫，是我本人的行旅观察和思考，那是可以当成随笔散文去读的。重走除了地理的概念，还有时间的追索，就是试图打开已经闭锁的时间大门，一路追回去，尽管知道那是徒劳的。
间隔一百多年的两次旅行，无论怎么互相“修补”，都留下了分离的印迹，一如从那时一直贯穿至今的中西对视的“沟壑”，永远填补不了的。边芹丙申年冬月于京
巴黎北站
我常想开始的地方往往不是我们想象的去处，而结束的地方更距我们遥远。但我还是丢不下这个念头，想象第一站非比寻常，那些已与实景脱离干系的地点，是名词加想象的复合体，只需盘踞大脑便自成一种拔地而出的力量。我们一直在寻找停靠传奇火车的地点，又或干脆一个小城的车站，只要有静静的月台、火车启动或抵达时冒出白色的蒸汽，就已经是半个旧梦了。我们情愿过去只是个梦，那么偶尔再飘回来，也无碍。
故事开始的时候总要有一个地点。1896年7月13日，作为大清国的特使，中国方面叫钦差头等大使，李鸿章抵达巴黎的第一站，就是这座1864年才扩建完成的火车站：巴黎北站。这个火车站在1846年建成后不足十年，就已经盛不住飞速扩充的客流量。那是欧洲工业化步伐加快、万丈雄心只相信进步的年代。的确，如果必须回到19世纪，这个基调是逃不了的。从那时到现在，欧洲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几乎将已有的世界砸碎，按自己的意愿又重造了一个。
记得有一次与朋友比尔聊天，他说：“你看看周围，没有一样东西不是造出来的，连脚下的石子都是从别的地方运来，而这一切就是从19世纪开始。 ”
然后他睁大牛一样的眼睛瞪着我：“你想象得出吗？我们翻天搅地造出了一个原来没有的世界！”
我说：“想象已经远远不够，现在这个钢铁水泥世界是人的孤独杰作，与以往的创造不同，人第一次向自然扭过身去，不再惧怕；并且第一次把最高统治权从人手里转给了那个非人的玩意儿——钱，从此真正的主人不是国王也不是上帝。这一百多年，地球完成了一次地壳运动，不过不是天然的，而是人工的。人怀揣着拔地而走的可能，并不满意老天给的这颗星球。”
他甩动着半长的栗色头发：“人是疯子！毫无疑问，人是疯子！”
我说：“不如说欧洲人是疯子，我们只是被绑架的人质，忧愁是我们的记忆。”
我挑了个晚上，来到这座后来又扩建过几次的车站。不足两个世纪，在奢华中迅速衰老的欧洲对进步的神奇秘方已产生怀疑。总要尝遍奢靡的各种滋味，才发觉这膘肥毛亮的动物无头无尾。
曾作为进步标志的北站，物转星移，成了负面新闻的释放匣子，有人说这是郊区青年贩毒斗殴的窝点。文明越走越灿烂之痴人说梦，一个半世纪就足以拿出证据。所谓“青年”是精英们秘送给黑人和马格里布人的统称。这个社会布满行为和语言密码，为的是表面看去漫无禁忌。“青年”对掌握密码的人有另一层含义，前面加冠词，知道密码的人便都知道指的是哪一群人。同时密码也是分级的，越到社会上层掌握的密码越多，像一个金字塔，每一层都自觉设界，不让真实下漏。像“青年”这类密码是最低级的，民间都已心照不宣。
但这个必要时耍一耍大戏的玩偶社会堪称小资天堂，因为下里巴人庸俗的延展性和破坏性被降至最低点。金腰带般缠在金字塔塔尖下的小资们被这样的娇宠哄得个个以为怀揣国王卧室的钥匙。小资被强权征服远易于“野蛮人”，他每一个细胞都想取悦于人。被玩于股掌之中的人，偏偏易生自由幻觉，人性就是这么卑贱得掉渣。这聚光舞台上脂粉的狂舞，足以遮蔽死亡之手，让人看不见小资天堂是一个文明被送进陵寝前涂脂抹粉的殡仪馆。
北站位于巴黎东北部穷人区与城中心富人区接壤的地方。再往北圣德尼斯一带，已经远不是我们臆想的巴黎，而是小马里或小摩洛哥，只有那些旧房子还顽固地为现实提供历史苍白的记录。人的迁徙是文明被偷梁换柱最秘而不宣的武器，有时想想便唏嘘不已，那些扯着文明皮囊的人群，肆无忌惮地增删着它的细节，却早已脱了旧血脉，也并不需要什么凭据，就做了主人。不管在哪里，野蛮人都是最后的赢家，旺盛的生命力藤蔓一般寻找最屈辱的去处，悄无声息地繁衍。不需百年，文明城堡的细节便被偷换，只留下个空架子。现代化不过是将隐而不露的流变浓缩了时间、压缩了距离，让人无须掘墓，便一眼看到了。清醒者时常在这种时候想赶在一切尚未结束前遁入黄泉。
北站我是不常来的，往北去远至阿姆斯特丹都可以自己开车。越是生活在一个城市，越是各人有各人的世界。偷生在十五区小资间的我，虽时时意识到终身为钱袋绑架的命运，亦不喜富人世界的规整和气大压人，但对北站以北贫民区的繁杂与亲昵也是逃之不及的。在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个问题上，宽容、慷慨和灵性这些面纱都是撑不住半秒的。
时值九月初，夏天的尾声，气温已经变得随心所欲，像这个橙色、湿热的傍晚，法国人浪漫地称之“印第安夏天”，温度让血管和毛孔舒张到身体兴奋所需的恰到好处的程度。有一首民歌唱北美的印第安夏天，橘黄色的。几句歌词便让我在十数年间为薄暮西下找到了放置想象的词语匣子。
乘四号地铁可以直入北站的腹部，这就让车站外墙一尊尊华美的雕塑失去悦人的目的，历史剩余的奢华为最后的眼睛顽强地坚守着那几条旧花边。在拉丁区换乘四号地铁，扑面而来的已是肤色的深度，那个渐变的过程默然不语然而却是神速的，让你即刻惊觉贫贱剪不断理还乱的生命力，以及在肤色的覆盖交替中，文明暗流的角斗和征服。进了北站，这幕堪称“弱者的报复”的景象更加触目，在走进车站旧大厅之前，那些向旅人兜售小商品的店铺满堂堂的摆设、物品浓重的气味、惨白的照明，提醒你人生下水道之密如血管。直到走近月台，这种“贱民”呼啸而来的报复才一点点退去。
我们在旧电影里看到的飘动着白气和车头“扑哧扑哧”喘气的月台，已被进步永远留在了明信片上。新的尖头高速火车减速进站，几乎没有摩擦铁轨的声音，只听见自动门扑的一声开启，人水一般泄出，在下一班火车启动的宣告声中，沉着脸缄默无言的人群在各个出入口消失。只在这种聚散地人群流逝的速度里，现代人无主的人生，以及被极度扩张的自由幻觉，才像针一样刺过来。在活着等同消费的时代，被抛出历史轨道的他们来不及抽泣就已被品牌同化。他们多半是轻装的，被商品同化的大军，远行已不用带上半个家。何况这里的人走到哪里都没有带礼品之累，这个自我围墙建得极高的民族，因为小气而设计出了另一种虚伪，绝少物与物交手传递的直白，为人的自我提供了躲避追索的空间。
想到李鸿章从这北站下车，居然带了活鸡，装在一个柳条编的笼子里，怕巴黎没有新鲜鸡蛋吃。那后来在旅行中简直是累赘的上百个行李箱里也不知装了多少礼品，但东边的宝贝西边可能一钱不值，送礼的两头常是这么一冷一热。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入宫谨见乾隆，带去天文仪，乾隆说是雕虫小技；乾隆赠马特使一绿一白两个玉如意，那帮眼里只有透明宝石的英国佬，对这两块混浊的石头也是大眼瞪小眼。东西在人眼里价值的飞升和坠落，是对人的贪婪本性开的最大的玩笑！
我跑到敦刻尔克街的正门打量车站的外形，19世纪中叶“新古典主义”盛行时的作品，即使饱经风霜，石头变得半黑，那个时代的雄心和霸气也是抹不去的。也只有那年头会为一个火车站精雕细琢，人尚未被速度全盘俘虏，科学的进步还没有让人摸到生命的底线，却给人未来无限的错觉。我在欧洲19世纪的建筑中，时常体味到好像永远做了时间主人的笃定和张狂，仿佛人已经彻底摆脱了对过去的憎恨和对未来的恐惧。那是个失去了“临时感”的时代，我本来就认为这个两千年信奉一神的教士种族，比起孔孟信众，十二分地缺乏“临时感”，居然想象出个至高无上的上帝站在自己一边，待我走回19世纪，才惊悟那一百年他们才真是丢失了“临时感”，好像已然站在世界末日的门槛之上，振臂一挥，就可以开启宇宙之门。不了解欧洲的那一百年，便难解为何他们不足一个世纪就把人类全部文明打翻在地，以及一越过19世纪便打了两场史上最残酷的战争。
而现代化的过程，是人的“临时感”一点点浮出的过程，北站最新扩建的部分，已经是透明玻璃加可脱卸的钢筋，连水泥都不爱用了。建筑用材和建筑方式常常比历史书都能说明问题。李鸿章被领上双篷四轮马车，在围观的人群中，有没有时间看一眼这现代驿站张扬的建筑？那笼里的家禽和带鸡人脑后拖的长辫，已经引得街上看热闹的小民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1896年7月7日至9日，在法国驻比利时公使和法国外交部及管铁路的公共建设部之间，商定了让李鸿章的专列直接从法比边界的小城热蒙开到巴黎北站。这是我看到的官方记录，如果这样的细节也有野史的话，当时报界有另一版本，说巴黎北站派了专列到热蒙接他。照此一说法，李鸿章在热蒙是换了车的，而且是巴黎北站为迎接他特意派去的。那么究竟是记者捕风捉影，还是北站的人信口开河？
法驻比公使7月11日致电外交部：李的专列13日中午12点52分从列日火车站出发，15点26分在热蒙过境，18点50分抵达巴黎。专列由一节豪华车厢、一节卧铺车厢、两节头等车厢和两节行李车厢组成。从电报看，在边境小站热蒙换专列的可能性不大，至多换了车头。
李鸿章享用的那节豪华车厢，由德国军火商弗雷德里克·克虏伯提供，供他整个旅行使用。他的远道而来，令全欧洲的军火商雀跃，这可是远东最大的买主！
李鸿章在德国的那些天，整个柏林为之兴奋：这个前直隶总督权力大得很，要为刚刚被日本人打败的中国军队配备武装。这可是千载难逢的一份大订单！德国《Kladderadatsch》和《Ulk》两份报纸轮番出漫画，《Kladderadatsch》上有一幅，由1896年7月10日的法国《费加罗报》转载过来，有趣！一百年后一模一样地可以再画一幅：李鸿章坐在由一大堆工厂烟囱放出的烟云上，戴着插了孔雀毛的帽子，头上还挂了一圈只有基督教圣贤才有的光环，脚下是一堆堆钱袋。这边的山头上，裸体的古罗马商神梅屈尔，沐浴着也变成钱袋的太阳光，正引领着欧洲人民走向争取订单的战场，打仗是梅屈尔的专长。走在最前面的是法国和德国，一个手里拿着火药，另一个拿着最新型的装甲舰；跟在后面的是奥地利、俄罗斯和英国，提了一篮商品；再后面，西班牙手里是一只巨大的哈瓦那雪茄；意大利则拿了一包通心粉。漫画的解说词是这样一句：“东方的敌人来了，欧洲人民，拿起武器准备战斗！把你们最珍贵的商品卖给他！”
一百多年以后，客居西欧的我，对这不加收藏的敌意，以及将之引领而来的思维定式，已习以为常，这句话没变几个音节。商神兼具打仗的专长，这个文明起源的那点海盗性质，便通过远古的传说透显。国人每每诧异他们怎么忽然变了脸，其实那脸百年未变过几根线条。对外狩猎（寻敌），对内驯化猎犬，虽不是西方诸强之由来的唯一解释，至少是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迹时常不被揭开的一角。19世纪那场文明大颠覆之后，站在征服者行列的民族，都有此一特性，这也是被打翻在被征服者队列的中国人虽几经磨难学不会的，就是民众必经猎犬驯化。在圈养和驯化过程中，“食品”（精神食粮）须严密控制和筛选，绝不能让“众犬”吃杂食并对外界有好感。这就部分解释了非同类的中国人只剩下一种身份让他们折服，就是买主身份。不论中国哪个领导人来，法国报纸如果暂时放下文明驯兽师的架势，必是谈订单的大小，舍此绝无其他。政客只在中国国土上大谈中法友谊，这四个字一到法国本土便踪迹全无。随访的记者会自觉一律地将政客们在非同类国家的友情表演删除剔尽，只报他们如何居高临下向对方施压或要对方买东西。让时间永远锁定在19世纪，几乎成了精英们最后的定心丸。遮天蔽日的统治术举世皆有，但做得如此上下配合，且为“猎犬们”旷日持久地欣然接受，来自“野蛮人”阵营的我，有揪发断舌的惊骇。“空客订了几架？”“是买德国的还是买我们的高速火车？”“多少亿的成交额？”
全是打劫分赃的口吻。一百年了，不掏钱就如粪土，不是慷慨的买主就是可恨的敌人。“野蛮人”为他们的慷慨周而复始地被留在“野蛮人”阵营里，是不懂得猎犬驯化的民族的宿命。
只需一个李鸿章漂洋过海而来，欧洲的政要们便一个个变成了储钱罐，这是当时的另一幅漫画。深解一幅漫画，往往要翻出一个文明的根底，这就让玩笑都浸着苦涩。比如绅士眨眼变成储钱罐，是因为面对非同类，连基督徒表面的“空灵”都不必布设，直接伸手就行了。所以李鸿章人未到，被“想象中的订单”电击过的人群已处在猎食前的兴奋状态了。
专列于18点50分抵达北站。然而18点车站就被好奇者侵占了，赶都赶不走。一、二、三等车厢的候车室塞满了人，鼎沸的人声连足有二十米高的车站顶棚都盛不住。这是因为买主人未到，法国报纸已先行。亲政府的报纸还算殷勤，理由很简单，不能得罪大买家。欧洲各国比试着接待规格，摩拳擦掌地争抢订单。打人的拳头只在银子面前张开柔软的掌心。
我此时站在高高的顶棚下，搜索昔日一、二、三等候车室的影子。问一个车站工作人员，说应该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拆了。他大略地给我指了一下三个等级候车室曾经的位置。我便寻思当年车站的警卫拼着命把人堵在里面不让他们往月台上跑的情景。现在乘火车的人已分不出那么多等级，穷人旅行是免谈的，大富的人并不只有乘火车的选择，这一大工业时代先进的运输工具几乎成了中产阶级的专利。旧日贵妇牵着哈巴狗，身后跟着个挑夫的情景，是只有到电影里去看了。
虽然几经改造，19世纪搭起的原坯却并没有被破坏，巴黎的老火车站还有几分时钟停摆在一个精致时刻的感觉。19世纪人们把建教堂的激情一半转到了重造世界的热情中，在建筑上这也是石头和钢铁搭配最好的时期。其他建筑材料挤进来，古典建筑就彻底结束了。像北站那些漆成绿色直通顶的雕花铁柱，是古典建筑转向现代建筑的良好过渡。再往下走，人就偷工减料了。它们一式两行顺着月台排过来，与墙体石头的凝重恰成对比，使这个巨大的“车间”毫无笨重感和压抑感。
此时铁柱高处挂了八件特大号风衣，是某家洗衣机公司在做实物广告，告诉人们用我的洗衣机衣衫不皱。来北站途中还看到一个手机广告，广告词好像上帝起草：“有些东西是永恒的，奇迹正在发生。”实际上都不用这些大脑洗涤灵每日冲洗，作茧自缚的“现代人”除了商品难道还有别的路通向天堂？
挂风衣广告的位置上，1896年7月13日那天挂满了大清国的黄龙旗。离专列抵达只有一小时了，必须清场。车站的人搬来警察分局局长穆坎先生，他在乱哄哄的站内一番调兵遣将，总算把看热闹的人清出去了。月台空出，有人连忙辅上红地毯。一百多名警察开进车站，随后是一百五十名共和国卫队仪仗队员举着喇叭背着鼓顺月台一字排开；另有一百名骑兵在站前阻止马车接近车站大门。反正车站这会儿是停运了，到站的人进不来，要走的人车不开。警察头头们都抱怨巴黎的火车站设计有问题，上面送往迎来必经车站，应该有一个专留的站台，也免了公众受这番苦，李鸿章来一次，就让这么多人乘不上火车。
只听一声汽笛长鸣，专列于18点50分准时进站。军号和鼓声齐鸣。被允许留在站内的成群的摄影师、绘图员和记者都伸长了脖子。绘图员这个职务要说明一下：那时照相机不普及，操作起来也不方便，被照的人要专门摆一会儿姿势，所以抢新闻照片倒不如绘图员随看随画，来得活灵活现。因此提供新闻图片多得力于这些速描快手。
74岁的李鸿章走下车，在场的人都被他的高大震慑，远非法国人想象的亚洲小老头。当时的报纸都说他足有两米高，像巨人一样顶着奇大的脑袋走过来，背微驼；长长的唇髭垂下来半掩住双唇，居然还没有染霜，但下巴上的胡子已经白了；面色呈古铜色——20世纪以后欧洲阔佬们追逐的肤色，鼻子上架了副特大的金边圆眼镜；头上戴了一顶红色无边圆帽，身上是垂到膝部的黄色丝绸长衫，内衬一件深色的袍子。
这都是当时人们的描述，毕竟是没有画面的，只有供人咀嚼的线条和色彩。
他由亲自到边境迎接他的清廷驻法公使庆常（庆霭堂）搀扶着下了车，沿着月台步子缓慢地走过来。另有一说，庆常未去法比边境接李鸿章，而是在18点半来到北站月台上等他。
从各方报道看，李鸿章身体健壮、精力好，但腿脚似已不灵便。
法国方面前来迎接的有总统代表莫罗少校、礼宾司副司长莫拉尔，后者代表缺席的司长克罗齐耶，全都身佩礼服勋章，外交部长汉诺多没有亲自到场，估计与李鸿章当时下野的身份有关。《吉尔·布拉斯报》的记者说李鸿章走路迈着碎步，眼睛看着地，脸上露出倦态。二等候车室被临时布置成了接待厅。三名中国侨民的小孩，一女两男身穿中装、捧着鲜花给李鸿章叩了头。花束主要由菊花扎成，选此花的用意据说是它来自东方，但菊花在法国人的习俗中，是上坟用的。从不同文明对花的态度，可以体察文化细节的千差万别，中国人把菊花耐久归之生，西方人则取其久面向死，相信上帝开始一切并终结一切的他们，认为极乐世界在天堂，那是死后才能换得的。在西方看到生死界紧锁的大门，悟出设计天堂只在划界，我才看清阴阳阻隔的文明心肠有多硬。华夏文明一路逃避死亡，代价是模糊界线，阴界阳界不过俗世的前庭后院，一出唱不完的戏。
在接待厅休息了片刻，李鸿章检阅了共和国卫队的仪仗队。《费加罗报》在当日的报道中有这样一句话：“李鸿章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来研究我们。”这样兴师动众的造访，光仆人就带了六十名，还不算代表团的三十五名成员，怎么潜得下心？走马观花、前呼后拥，看到实质真要有等待奇迹的痴心。我至今都在等待这一奇迹，但心火已是渐行渐灭，有一天总算看清：中国人并不想看实质，他永远只在刀锋上绕行。这是个拒绝死亡的文明，看实质是直面死亡。再说两个文明一个崇善一个向恶，一个乐生一个恋死，简直油和水，搅和不起来。七十多岁又刚刚经历“马关条约”磨难的他，对人家把他当成买主盛情款待，恐怕是会感激接住的。《费加罗报》另一篇评价李鸿章的文章分析透彻，西方人是什么都看到了。一直以来说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实际是个错误信息，他们的精英深解我们远胜于我们看清他们，而且至少有一个世纪的提前量，他们早就剖析了我们的弱点，对症下药。小人对付好人总有使不尽的计谋。所谓“西方不了解中国”的准确含义是：西方精英阻止其百姓看到真相。这道自觉组建的防火墙之坚硬持久，以及被阻隔在墙另一边的西方百姓之甘愿被操纵，是我旅欧以来至今未回过神的撞击。文中说：正当日本的山县有朋苦心钻研欧洲的军事机构和战术兵法，把重点放在一式一样按欧洲军团的模式为日本建立起一支军队的时候，李鸿章却满足于付大价钱向德国工厂买会开花的大炮和不会开花的炮弹。最后这几个字是法国人讽刺德国产品的质量，两国在向中国兜售武器上，处在激烈的竞争中。
就在李鸿章抵法的时候，一个名叫马塞尔·莫尼埃的法国人正在从天津乘马车赶往北京的途中。他把一路所见寄给《小巴黎人报》。他这一路遇到很多士兵，在防御工事后面已经驻扎了好几个月，这些工事是为了防御日本人进攻北京而匆匆搭建的。这位旅行者说，这些士兵“被遗忘丢弃在那里，得过且过，军官把自己的坐骑卖掉，士兵则用自己的枪和弹药变卖了换几个小钱”。帝国崩塌前的残败由征服者遍布大江南北的耳目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记录着，那沉落的过程对凝注的眼睛，仿若电影慢镜头，从无力收拾残局到自贱，时间差已经越来越短。隔在失败与自贱之间那条线是那么模糊，而人取悦于强者的本能又是那么强烈，有时自贱都逆向成了一种快乐。如此军风士气却并不影响那头继续扮演军火大买主的角色。
再来看火车站。
人群最初被来自中华帝国的男人们服饰的色彩斑斓惊呆了，随后便在远处高叫起来：“瞧啊，他来了！他来了！”为表示敬意，男人头上的帽子都摘了下来，他们被临时围栏阻挡着不得靠近，但顽童们爬上了火车车顶。在整体的兴奋中，也有少数人起哄吹口哨。但李鸿章似乎不为所动。
左派报纸对中国政要的态度百年如一日拧死在一根弦上，骂是恒定的。这里必须加一注脚，西方的左派（剔除极少数真左派，即被贬称为极左派的人）与中国的右派在意识形态上一拍即合，中国历届政府都只与西方的右派多少能找到共同语言。这是个奇妙现象，不注明足以搅乱视听，可见名词与身后掩藏的东西对人群的欺骗。所以看当时不同的报纸，可以读出完全不同的李鸿章。比如右派的《费加罗报》说李鸿章双目“炯炯有神”；而左派的《不妥协报》却说他“神态阴险，两个大大的圆框眼镜后面是一双躲闪的眼睛”。有些报纸说他是个威严的老人，肩宽、四肢匀称；有些却把他描绘成“长而下垂的唇须和下巴上松散的胡子让他看起来像只公山羊”。有报纸报道人群里有人叫“总督万岁！ ”；也有报纸报道有人叫：“啊！他真丑！ ”“给这个丑家伙这么隆重的接待岂不让人不舒服？ ”所以不择边而站的我，左右派的报纸都看，呈现给读者的可能比较接近真实。而在当时接受这些胡乱信息的法国社会，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往往右派只读右派报纸，左派只接受左派观点，世界到底还存有多少真实就值得疑问了，这个“割裂式思维”的民族从古至今都在与自己的影子做斗争。
不过欧洲舆论对李鸿章年过古稀还为国家走了半个地球总体是颇有赞词的。何况他是来虚心求教的，只这一点就让欧洲人眉飞色舞。冗长世纪对背教者和异教徒的屠戮，铸就了一个非教莫能的种族，可中国人总是让人人教士的西方人不知所措：不会看眼色的愣头野小子，说是不听的，打也不过是一时生效，哪像日本人那么学乖卖巧。在认真临摹的学生日本和不想作学生、作了又不知从何临摹的中国之间，两百年盖棺论定似有清晰的输赢，五百年就不一定了。小国寡民在历史长河中时常靠背叛苟得一线生机，坚定不移是大文明才有的奢侈。好学生到最后连颓废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坏学生痛哭流涕后站起来还是自己。
李鸿章登上总统府的双篷四轮马车离开北站向歌剧院广场驶去，两边有重骑兵护驾。所谓重骑兵，就是从头到脚披戴金属装饰，亮闪闪且发出震慑的声音，威风排场，属于权力的花架子。我也跟着李鸿章的离去，走出北站。
夜幕将来时尚存的天光追赶挤压到天边，人潮也已泄流到城市的边边角角。敦刻尔克街车站边门聚了一群“回家”的流浪汉，手里、脚边都是酒瓶。在这个彼此躲避纠缠的社会，酒精是弱者的归宿，那道迷醉的墙里糊着他们一寸寸丢失的尊严。是酒精让他们毁灭，还是毁灭让他们沉溺于酒精？不幸的理由是没有先后的。堆放城市下脚料的去处，车站乃其一，好像怕被人群抛弃，要像苍蝇一样叮着这个城市的进出口。街对面是一溜白昼般通明的酒店饭铺，在这个“印第安夏天”的晚上，千缠万绕地拖着行人匆匆的脚步。忽然有百年一瞬的被劫感，我以为很久很久的往事，新鲜地漂浮在骤然铺陈的时间锦被上。近代史多不幸怎堪回首，在我族漫长的生存史上，那会不会只是一个细节？也许只有这个寄望千年的安慰。旧人旧事烟缕似的飘荡在这条街上，为他们没有留下的故事铺呈着纸笔。
在翻阅那些资料的时候，我意识到这其实是两个人的旅行，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活着的人有活着的人的现实，死去的人有死去的人的历史，现实与历史的碰撞让人害怕。怎么能保证这个世界不与人们对它的叙述混淆在一起？时隔百年的两次旅行能把这一切牵到哪里？
虽死犹生的人和虽生犹死的人，在假面舞台上彼此追逐着，想拉住对方的衣角。我在喧闹中从台下走过，犹豫着是否走进这幽灵的盛会，面具下的狂欢让人分不清有谁一息尚存。
拉法耶特街
从北站行出，敦刻尔克街车站大门正对着的叫德南大街。说是大街，其实很短，几步路就伸到一个街心广场，从那里眺望西南而下、横穿十区和九区的拉法耶特街，一路可直通塞纳河右岸的一个繁华地——歌剧院。1896年7月13日19点过后，清廷特使李鸿章乘一辆双篷四轮马车直奔他下榻的旅馆“
大饭店
”，走的就是这条路线。我在走访北站两天后，也是在晚上，决定沿着李鸿章乘马车大约花了二十分钟走完的路，步行去歌剧院。这条街的街名取自大革命中名噪一时的将军拉法耶特。法国人送给名人最好的礼物，就是把一条街或一个广场冠上他们的名字，永生的办法，此为一绝。国土的角角落落就这么网一般被锁在对强人、名人、伟人的记忆里，时刻提醒小民自己过客无凭的身份，那些墙上的名字才是真正主人。从这个细节依稀还能探到旧日领主思维在近现代虚无缥缈的进步大旗下面，顽强地在人的血脉中传递。这才是花谢叶落枝杆根须纹丝不动的西方，人民以百分之九十九的不存在，换取那百分之一的存在，而交易的底价轻易是不显露的。
两天之隔，短命的“印第安夏天”已被秋天的本来面目翻过。21点以后的拉法耶特街，清冷得犹如炉膛抽去了干柴。这里属于塞纳河右岸银行、办公区，是“资本大食堂”的操作间，夜一来这架庞大的人工心脏起搏器便停止了跳动。沿街小买卖是严加控制的，不让小民的生存本能毫无遮掩地涂抹在城市的容颜之上，是小资天堂奠基的第一块砖。我总是在这道分界线上，看到“东方”对“生”永远的让步，以及高抬贵手之下，春虫般涌动、淋淋漓漓、无遮无掩的生存本能。
转上拉法耶特街，在走到李斯特广场前，部分咖啡馆已打烊，而这时河左岸小资们冬虫般刚刚苏醒，这个城市为他们将俗民们的欲望挤压收缩，提供了似乎永不中断的统领天下的幻觉。
1896年7月半的那些天，巴黎出现了难得一见的酷暑。李鸿章长袍马褂，在19点钟远未落山的太阳下，不知怎么熬的。但他乘的四轮马车的篷因此而放了下来，就像坐在敞篷车里，他看行人和行人看他两便。这种四轮马车车夫坐在前面很高的座位上，车内两排双人座是面对面的，车门开在四人座中间。车是从总统府直接派出的礼车，镀金雕花是免不了的。后来通用的橡胶车轮尚没有换掉铁圈实心轮，取代中世纪土路的石块路，也还没有被方便了汽车弄丑了城市的柏油马路取代，那大车压在石块路上哗啦直响。李鸿章带着翻译（一说是他的秘书罗丰禄，一说是驻法公使庆常）与莫罗少校和副司长莫拉尔面对面坐在车内，谈了什么没有记录。
我想找一张拉法耶特街19世纪末的旧照片，终究没有找到。一路走过，米色石面的楼，灯影下似古还今，一看墙体上刻的建筑日期，多半20世纪初建的。现在留在明信片上的巴黎城，最后的大变动发生在19世纪后四十年和20世纪初，自那以后，局部的建设和改造未断，但换城的狂躁已经收敛。也就是说李鸿章到的时候，正值两次世博会——1889年和1900年——之间巴黎城求大求新的高潮。第一阶段的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靠战舰枪炮开辟海外市场和抢劫原料，也以没有遭受任何阻力的高效进行着，资本战车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狂妄，碾压着大半个世界失败者的尸体，不知餍足地敛聚着财富。你在拂掠这个城市剩余的浮华时，每一块砖石其实都并没有沉默。19世纪靠劫掠旧文明积攒的财宝，构筑了西欧几大都市与众不同的奢侈，那是胼手胝足搭建不起来的。今天从地球那边奔来“旅游”的失败者的后代们，已很难将眼前的奢华与祖先的眼泪连在一起，连掠夺者都没有意识到石头的背叛。
呈现在李鸿章面前的是没有一条皱纹、只待不断添妆的巴黎。李斯特广场夜晚看去异常高大的圣樊尚·德·保罗教堂，应该也在他眼前滑过，教堂在北站之后刚刚建起来，设计师就是北站的作者。19世纪，巴黎建了最后一批“雄伟”教堂，这样说是因为其后再建的，已经不再那么注重外表，信徒也不愿捐很多钱建庞然大物了。19世纪为新一神教进行了大规模的播种和杀伐，才铸就了今天西方精神世界的一统。说起来弹指一挥间，实际是推土机般的排山倒海。从他们对旧一神教一信两千年，新一神教还有度不完的时光、无穷尽的征服等在前面呢。1905年政教分离，旧信仰与权力脱节让位于新信仰，是对法国天主教的致命一击，背弃者这种时候像洪水一样奔逃，跑在最前面连魂魄都一路撒掉的自然是小资。金融资本经过数百年的征服，以“进步”为诱饵，有一群冲锋陷阵的精神贵族，右脚踢掉王室，左脚踹开教会，以“个人主义”为上佳礼物，百年一槛，一砖一瓦解构了传统宫殿。没有被“进步”蒙住眼睛而看到这场文明篡变的人，被胜利者精巧的手封埋到新宫殿的混凝土中。差不多要两百年的跨度，才能看清一个文明由征服者扭转的船头。但夺权者没有算计好的是，如此大手术下，西方文明已经为它的黯淡和沉落埋下伏笔。
李鸿章的马车经过这个广场时，在广场附近居住的音乐家的名字还没有挂上去。
这是他结识巴黎的第一条长街，固然与他已经走过的欧洲城市没有截然之别，但毕竟时变境迁，沿路小民对他的迎接并不友善。一路围观的人群，与其说是欢迎，不如说是看热闹，对李特使的喝彩，据说不如对最后一辆车上两只白色的下蛋母鸡劲头足。但与比利时相比，境遇已经好了。李鸿章在布鲁塞尔走出北火车站时，随行的中国人遭到围观者的讽刺和谩骂。“异教徒”需有一大堆精细品质才能逃离下等人的境遇，只不过总有几个逃得快的被驯化者，积极地遮掩那道人肉阶梯。猎犬驯化的第一步是培养优越感，界外必是低一等的，由精英们严密把守的所有通向外部的渠道回流的画面都旨在让人坚信这一点，哪怕下等小民这个界线也是一丝一线根植在血脉里。有时看到伸手过来的白种流浪汉都战栗地坚守着这块高地，倒吸凉气之余，也为“猎犬”对“驯化者”的高回报心生艳羡。在骑兵卫队护送李鸿章的马车开拔后才走出布鲁塞尔车站的几个中国人，要不是警察挡驾，差点被一群无赖痛打一顿。但警察也挡不住沿途人群扔向李鸿章的侍者们的各种投掷物。那情景一百年中都在以不同的形式重复着，只不过越到后来，越披着道德的盾牌。
我在李斯特广场略坐了一会儿，夜已深浓。打着灯的圣樊尚·德·保罗教堂高高的台阶上寂无一人。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一掉头，旧电影带着胶片上的雪花和放映机的沙沙声，就在灯光打不着的暗处显影出来。《十字架报》报道：李鸿章坐在马车上，头从左拧到右，好像对街上如此多的人有些吃惊。《回声报》则说“他对发生在他周围的所有事都好像是超然度外的”。西方人常把中国人的矜持，看成是高深莫测。无时无刻不患得患失的他们，也的确难有其他想象。一种文化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判断另一种文化时，不可避免地再造出一个本不存在的次文化。但凑近看到他的人，还是能捉到“他垂落的眼皮下滴溜直转的眼球和嘴角苦涩而嘲讽的皱折”（《回声报》）。
我无法揣度李鸿章坐在马车上的所思所想，只能拉出一个做了一次反向旅行的法国作家的话，大致体会左右他思绪的背景之墙：“那是一个被围捕、宰割的中国，在被瓜分的威胁之下，再也无法恢复镇静。她龟缩一团，充满怀疑，带着那被彻底打乱的文明，再也无法以狡猾、以人多、以至此一直保持的无动于衷，来有效地面对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这是亨利·米肖为再版的《一个野蛮人在亚洲》写的序中的一段话。深知自己游猎本性，他们看世界比我们少了一箩筐的浪漫，那就是一幅狩猎图。
这是1931年米肖抵达中国时的印象，其时李鸿章已辞世三十年，清朝被推翻二十年，经过共和、军阀混战，中国再度面临日本的入侵，李鸿章预见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远未平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起跑线，从那时一路奔过来，迷雾一场接一场，奔跑线路纹丝不变，只不过越接近庆功的晚宴，看不见的人越多。
此时坐在这个广场上的我，虽然有一百年的时间墙壁遮风避雨，毕竟只能暂时脱去尚未甩干的历史陈衣，这人造的、刻意忘却的洒脱，能持续几时？历史未缝合的伤口，会在遥远的地下，隐隐地牵着人们以为斩断的脉络，有一天在意想不到的时刻，火山般喷发，一路摧毁，理性这时会遁逃得无影无踪。
不只一家报纸写到李鸿章躲在大大的镜片后面一双“逃遁”的眼睛。不刻薄的把这归结为狡猾，比如说“他的脸透出力量和狡黠”。19世纪“东洋镜”被打破后到过中国或与中国人直接接触过的西方人，在“中国人狡猾”这一点上见解多半是一致的。但也有人看到更深一层，亨利 ·米肖在《一个野蛮人在亚洲》的“中国篇”中写道：“这个古老的、老迈的小孩民族，不想知道任何东西的本质。”
米肖用了“不想知道”而不是“不知道”，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看低中国人。相反，他的亚洲之行让他偏爱中国人胜于日本人。与远东这两个看似文化相近的民族接触过的法国人，一般都热爱日本文化但喜欢中国人，这很好理解，中国人憨而大放，与高卢人刁钻小气正负相抵，像是上天的搭配。但喜欢与看不起往往只隔了薄薄一张纸。这个眼睛像探刀一样的民族，一路血腥地搜遍世界，找到了几个敬而远之的“同类”，和一大堆可供“劫掠”的“非同类”。我称之“痛苦的发现”，因为将那么大片的文明送上手术台，自己也是要在刀锯之下断臂的。
让西人一见之下便有“狡猾”之判断的，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那双躲闪的眼睛，就是眼睛从不直视对方。在西方，直视对话者是必备之礼，表明你对对方的尊重和专注，哪怕内心视其如粪土，这番做作也是必摊出来的。那直视的目光时常被不解习俗的国人诠释为真诚，其实不回避不躲闪的注目并不意味心思的曲直。估计李鸿章在检阅仪仗队时眼睛投向空洞的远方而非为他舞姿弄态的仪仗队员，让在场的各报记者领略了异邦习俗的“反常”。这是个观察细节、揣摩细节、改造细节、设计细节、欣赏细节的文明，中国特使的这一脸部细节自然扑面而来，成为特使外貌在第一时间被重点解读的部分。米肖说过：“任何东西都能让这个民族一逃了之，当你直视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小眼睛就逃到了眼角。”这一体征被多重诠释，乃至插上想象的翅膀，为中国人在近代以后的一长串坏名声又添加了一笔。
法国报载李鸿章的下人们为在比利时大街上受的侮辱，实行了报复。他们在布鲁塞尔“美景饭店”对饭店的服务生摆出一副“征服者的蛮横”，视他们为“奴隶”。好几个随行的中国人对饭店的女佣有“非礼表现”，头一天晚上就闹得不可收拾，最后饭店方面不得不“武力”介入，才使这些可怜的女仆脱身。
引号内的字都是从报章原文直接翻译过来，只这些字就是一出难以想象的闹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除非当时在场的中国人留有笔录，否则永无真相。在真相这两个字的深层概念里，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一本质歧异。中国人
要么回避，但若真追起来，那是超越利益底线的“真”，终了只能有一个标准：真理；西方人则似乎从不回避，但那“真”是悬浮在利和界的底线之上的，与信仰捆在一起，一道界一种标准，好似樱桃蜜饯只能点缀在蛋糕上，时常可以解释为：强权即真理。早已领教法国人随意调放“樱桃蜜饯”位置的奇大本领，我对“美景饭店”里事实上发生了什么是满腹狐疑的。这个民族对他人意向的猜疑和想象追索出去时常绕不回来。在与真实的距离上，每一种文明都耍尽花招。相比来讲，中国人对历史多了几分畏惧，没有上帝偏袒的他，将历史贡为最后审判，他弯筋曲骨钻圈、走钢丝，躲着避着也不敢玩魔术。
两只母鸡是李鸿章抵达首日传媒炒作的“大菜”，凡是可以抓来证明中国人“卑琐”的细节，一百多年都被点滴不漏地筛选，成为传媒“热炒”的佐料。如此搭建的“围墙”果然安然无恙地穿越了世纪。“防火墙”上的哨兵人人知道怎么选料，而不设墙更从无哨兵把守的中国人，一点都不懂得掩藏，常常是拱手奉献。就像两个人的舞台，一个机关算尽，一个浑然不觉；戴着无尘手套的一方，细心挑选着投向对方的石块，然后温雅地递上白净的手，等待着对方的亲吻。不幸坐在舞台下的我，不知向哪里奔逃。
各报记者大发想象，说母鸡是李鸿章的护身宝，神圣得很，一路都有专人看护。据说随行那么多行李里连大米都带了，因为不吃西餐。但也有一种说法，说他有意拒吃西餐。这么一堆无遮无掩暴露生存本能的举动，让特使所率的大清代表团成了茶余饭后的谈笑对象。行为表面是否收藏生存本能，在贵族与小资接力“雕琢”过的西方社会，是“利”之外头等重要的事，人群间所有不成文的规矩都是以此为起点的。这杆标尺划界之深远，以及它引起的“西方”与剩下的世界的对视，自身未被西方文明浸染的人往往看不到。
这个文明遮羞的锦被是“cultiver les signes”，这句法文翻译起来找不到现成中文，“cultiver”是“栽种”“培养”的意思，“signes”是“迹象”“信号”的意思，解释起来，应为“精心设计和培养外在信号”。这句话是打开城堡宫殿的钥匙。在划分“同类”与“非同类”时，此为标尺之一。所谓界外的“小孩民族”，都是缺乏这一意识的，在他们眼里便几同虫豸。“精心设计和培养外在信号”用在个人身上，就是尽可能掩饰生存本能，一如房子要装饰到看不见下水道、电线。外在信号与中国人可以解释为虚荣心的面子完全不同，它是对立于生存本能而存在的。对生存本能的划分，西人的精细和转弯，让我明白每一种文明为自己编织的绳结，直与弯，虚与实，都只在某个点上才找得到答案。比如马桶和浴缸，有条件的人家绝不放在一起，因为马桶在生存本能的界内，浴缸没被划入。再如痛哭与裸露，前者与尊严挂钩，属于生存本能的一种，故众人面前切勿放声，而后者则全不在此列。看到这里，读者已经明白“母鸡”在界的哪一边。这条界中国人是不设的，很多事都能从这条界之有无找到源头。我经常自问：中国人作为整体是否学得会“精心设计和培养外在信号”？我每看到可驯化的人和不可驯化的人朝着相反的方向聚集，然后站在界河的两边陌生人似地对望着，便惊问自己往哪里去？
拉法耶特街走到尽头，接近歌剧院的时候，钱势的影子一路都在放大。先是银行一家接一家，随后便是老佛爷和春天百货商店的总店。马车经过拉法耶特街与直通歌剧院的阿雷维街的拐角时，李鸿章应该看到1895年刚刚建成的老佛爷大商店。他大概绝想不到，一百年后，店已开到北京和上海，而巴黎的总店盈门的也是中国人。你只在一两个这样的细节上看到时间退潮后已经琢刻完成的海岸，它难以更改的连接和断裂，它的深陷和凸显。
我在拉法耶特街远远就看到老佛爷占了半个夜空的彩灯。它的原名直译应为“拉法耶特廊”，因为它就在拉法耶特街和奥斯曼大街交汇的地方。19世纪是西欧建起家底的一百年，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在1875年左右已经完成。新的发展因素：海外扩张、石油、橡胶、钢铁和其他稀有金属、电、涡轮机和发动机等，使西欧这些弹丸小国迅速向帝国发展。而新帝国是不放过老帝国的，奥托曼帝国就在这个世纪被逐渐肢解完毕，只剩下现今的土耳其；接下来又肢解了奥匈帝国，让单一民族的小国寡民散落了一地；中华帝国则是从那会儿一直“啃”到今天。分而治之，一直是“新千年帝国”的秘密武器。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欧本土的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巨变：人口增长（海外征服使多余的人口占领了其他大陆）、银行存款剧增（主要得自文化和实业资产阶级人数的激增）、交通迅猛发展（覆盖全国的铁路建设和远洋汽轮驶往各大洲在1830到1876年间基本完成）、大规模城市改建（奥斯曼男爵使巴黎城彻底脱出了中世纪古城的面貌）、现代舆论（金融资本布设的最有效的马前卒）——报纸和随之而来的广告业……这一系列的变化汇总到一起，“大商店”从1855年起，在新兴的资本大都市巴黎应运而生，风卷残云般摧毁了已绵延了不知多少世纪的小本买卖。而其中第一家大商店就是李鸿章过几天会去参观的卢浮宫商场。
站在拉法耶特街与奥斯曼大街的交叉路口，望着可以遮蔽一切的彩灯，想到一个世纪以后以同样的势头摧毁“大商店”的“大超市”，事情只在事后被掂量，而且永远似曾相识。我大概能体察几分19世纪末新贵暴富的心态，这种事情以同样的面目或迟或早地会让不同的眼睛看到。今天世界的烟花，欧洲早在19世纪就点上了雷管。19世纪被很多人称为“愚蠢的世纪”“心灵生病的世纪”“掠夺者的世纪”，雨果发出悲鸣，左拉开始解剖，但所有的贬义词都未能阻挡失败者不遗余力的模仿。自欧洲人做了主子，宽广的星球，被挤压成栈道，而他们似乎看不见自己绑架他人的独木桥。这架从来没有卸掉一个零件的庞大手术台一面切割，一面呼叫着保全尸首，我时常禁不住要用这样尖利的眼睛去看西方环保主义者。
李鸿章抵达巴黎前的那几年，社会经济这匹快马，是在资本的温床上奔跑的，温床之下是拆都拆不断的食物链。1893年3月揭出的巴拿马运河丑闻，让八万多运河公债认购人倾家荡产不说，还把一批政治家、新闻记者拖下了水。这条旨在将大西洋和太平洋连通起来的运河，因为一开始就设计错误，卷裹了远远超出预算的资金，工程承建人费尔迪南·德·莱塞普为了不致破产，买通政客和新闻记者，向公众隐瞒真相，继续发行债券。金融资本的诈骗式运作，在胚胎里已经孕育，且从未因一次败露而停止，堵上一个洞，再去打另一个洞，鼹鼠一般。人们往往是在被褫夺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下一个受害者。左拉在小说《金钱》中对19世纪的贪污受贿有精确的描述。事情最终败露后，不光公共建设部部长被判刑五年，连设计和建造埃菲尔铁塔的古斯塔夫·埃菲尔都差一点被送进监狱。今天千里万里来“瞻仰”这座“现代神话”之塔的人，在埃菲尔铜像前已看不到这一切，资本的神奇在于它抹去自身丑陋的惊人效率。当然这一切都只是为那些认购债券的中小资产阶级出了气，因黄热病和工程事故死在运河工地的无数中国苦力，则没有人提到一笔。
巴拿马丑闻被称为“世纪丑闻”，足见那个时代金钱将社会上层捆绑在一起还没有编织完“合法”的网罩，下面的世纪则一次比一次“聪明”。而且因为这桩丑闻涉及两个犹太裔操作手，反犹与反资本主义一路携手，成了19世纪的风景。这些被金融资本赶鸭上架的国家，在与传统割断脐带的阵痛中，一步一个血印，但无不被精巧地掩盖。如今只看这个国家放在图书馆书架上的书，只能看到这场争斗胜利者一方的证词。不用一兵一卒的“占领”过程，时常让脑筋狭窄的土著压抑和不平，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二战”撕脸。
裂纹之下是一些绝望的反抗者，1893年12月9日，众议院被炸，造成众多议员受伤。投掷炸弹的是奥古斯特 ·瓦扬，两个月后，他被送上断头台。为这类人早已准备好了名词：“左翼安那其分子”。欲使一个社会的零星反抗者酝酿不出一场革命，要学会选择名词的精细。据说他这是为1892年被砍头的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拉瓦绍尔复仇。拉瓦绍尔也因为搞了四起爆炸被送上断头台，他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话：“这个社会在腐烂。”
这是19世纪资本洪水下的呼号，你从呼号之凄厉和嘶喊者被人遗忘的速度，大略可以体察时代转弯之急速。祭祀儿还从来没有这么快地被抛弃过，背叛者还从来没有这么堂皇地与正义为伍，今天的世界是在快速“腐朽”中诞生的，为此小资们承担了解开传统社会道德绳结的使命。光华万丈的“人本”为大盗扫清了围墙和阻力。我曾一度以为这个包裹着精美绸缎的国家，埋掉“二战”的伤痛，便是被历史特别垂顾、光滑无痕的土地，及至触碰19世纪，才摸到这个民族旷日持久的压抑，以及屠刀下的驯服。
很快，1894年6月24日，又有一名“安那其分子”铤而走险，为回应政府“严打”无政府主义者的措施，加西里奥在里昂暗杀了法国总统萨迪·卡诺。这不是第三共和动荡历史第一次波澜，也不是最后一次，政客之生死对历史的影响只与他们手中的实权挂钩，而第三共和的总统们摆设的成分很足。那场暗杀倒是改写了李鸿章旅欧的小小历史，接待他的原本应是卡诺。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李鸿章应新总统富尔之邀参加国庆阅兵的那天，又有人向新上任的开枪。
19世纪被送上断头台的人，除了刑事犯，就是理想主义者。总要有一个世纪的“合法”屠戮，才能在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上扫清障碍。所以李鸿章到的前一天，《费加罗报》有一篇杂议上说他来得不巧，看不到断头台了。因为夏天上层社会都去外省度假，巴黎的行政和执法就有一个停滞，要等到九月，才能观赏到巴黎人最喜欢观看的节目：砍头。总不能让远到的客人等到那时候吧。何况这位撰稿人怀疑李鸿章会把法式断头台引进中国，因为早李鸿章而来的驻法公使陈季同先生，对断头台这玩意儿很好奇，曾特意跑到法国19世纪最出名的屠夫戴布雷行刑处观摩，最后得出结论：“这玩意儿拿到我们那儿割起来就不一定这么方便。”“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辫子。”
在转上阿雷维街走向19世纪大工业艺术的杰作歌剧院的那几分钟里，我忽然问自己：生不逢时是一个人的错位还是整个时代的脱轨？来的时候，灯一盏接一盏地灭，背后拖带着一百年都甩不掉的阴影。可以从这个孔穴去透视李鸿章吗？20世纪90年代初，我也是在初次走到这地方的那几分钟里，感到了背后深长的阴影。大饭店
李鸿章乘坐的双篷四轮马车，从拉法耶特街转上阿雷维街，片刻就瞥见了歌剧院的背影。短短的阿雷维街直通歌剧院广场，广场右手边的位置就是大名鼎鼎的“大饭店”，从广场右拐至卡皮西纳大街，长长的楼体全是这家占地面积比歌剧院还大的旅馆。马车从卡皮西纳大街的旅馆正门直接驶入内院，时间是1896年7月13日19点半左右。
如果看印象派画家莫奈的那幅名为“卡皮西纳大街”的绘画，是很难看清1896年卡皮西纳大街的原貌的，只能体会一些氛围。莫奈好像是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估计是在某栋楼的顶层，俯视卡皮西纳大街，冬季灰蒙蒙的天空下，一排没有叶子的树木，人在光影中只是黑黑的一些笔触。
好在那时照相术已经出现，旧明信片被有心人收藏下来。我便找到了一张，像从尘封的百宝箱里翻出早已不想再见人的旧影，一下子重叠到一百年后的视野上，好奇怪的旧时代的追魂术。照相机显然是架在卡皮西纳大街与歌剧院广场交错的那个十字街口，用了广角，将坐落在歌剧院广场和卡皮西纳大街拐角上的和平咖啡馆及大街本身一起摄入。除了尚未被柏油覆盖的石块路面，以及街上脱卸了旧时装束的人和车，构成这个街角的主要布景和道具早已被19世纪永久固定下来，没有遭时间之手增删。
走拉法耶特街的那天晚上，我从阿雷维街一直转到这里，先从背影望到歌剧院厚重的石壁，再走到广场上，从正面看见它打灯的面影。一直以来我心目中的歌剧院就是这灯影的结盟，白天看去就没有这么清灵，19世纪沉甸甸的影子，带着它多余的花边和金箔，犹如百年时间之水冲刷不掉的油腻，还在喧腾的人流车海中飘浮着，只有夜晚的灯光可以阻隔我们不想要的时光赘肉。想到印象派画师们除了美国人惠特莱喜欢与夜晚打交道，其他人多追着白昼而去，未免有一丝遗憾，像此刻淡淡的灯影，赶不走，揭不去。
李鸿章到巴黎的时候，正是法国印象派绘画进入高潮之时，19世纪70年代起家的那一批人莫奈、雷诺阿、西斯莱等多已功成名就，拜赐于资本提供的绘画市场，他们成了西方绘画史上第一批不再为宗教和权势作宣传画或装饰画的人。在此之前，“工匠”职能之外的艺术家是不存在的，相比早就自娱自乐、游山玩水、舞花弄草的中国文人，西人这千年迟到，被19世纪以来的张狂和放肆喧闹地遮掩住了，要深入腹地才看清那千年迟滞打下的烙印深深地嵌在内里，只不过外面裹了一层时兴包装纸。看一种文明艺术家心灵的自由度，只以衣服脱卸的尺度为准，是别有用心的误导，它阻碍了人们看到裸露的肌肤下心脏都是围绕着唯一的上帝跳动。我最早是在西洋古典绘画上探到宗教文明的底线的，这是个自圈在圣神光环下的文明，技巧和色彩的繁复极具欺骗性地掩盖了深锁的心灵，而囚室的钥匙就是下地狱的恐惧。至今“地狱的恐惧”不过是换成了“界外的恐惧”而已，锁是一刻拿不掉的。
1862年“大饭店”落成的时候，歌剧院所在的位置还是空荡荡一块空地。“大饭店”6月启用，7月歌剧院在它边上放下第一块奠基石。这地方19世纪中叶还是片新区，灰尘漫漫，到处是工地，像卡皮西纳大街和与之相连的意大利人大街、马德莱娜大街，都是拆掉旧城墙新辟的马路。想想现在的城中心，曾几何时还是郊外，人轰轰烈烈的扩城运动带着它无休止的欲望，也许永远没有边界。歌剧院由于后来的战乱，拖了十二年至1874年才建成。而此时“大饭店”早已营业多时。
塞纳河右岸的这片闹市区，由于全部是19世纪后半叶拆旧新建，街宽路直，楼群规整，一色布尔乔亚石砖楼，高门阔窗，一点一线都透着那个财源滚滚的时代留下的自负和笃定。建筑与一个时代结盟，时间与金钱的契合转瞬即逝，然而就是凤毛麟角的机缘，为历史平添了几笔看得见的雍容。商业贵族在此安营扎寨，绵延了一个多世纪的风光和霸道，直到征服浪潮惊涛骇浪拍向全世界，止不住回水倒灌，穷邦移民、异邦游客和廉价商品洪水般漫过，终结了那百年一幻。“城堡”沙化的过程是慢镜头的，一个个的细节被抽换，路人只见一家家商铺关门易主，不见文明易主的发令枪也早已打响。但李鸿章到的时候，剧本的结尾一条线索都没有显露，这里还是幻景的高潮。
李鸿章的两个儿子李经方和李经述两天前就住进了“大饭店”，为父亲入住做准备。法国政府为代表团在“大饭店”包了约六十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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