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实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曹晋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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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实例试读：

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出版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研究员，美国耶鲁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哈佛燕京学者，致力于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性别理论研究。内容简介

本论著的上部着力勾勒西方女性主义批判传播研究的理论、主要议题与质化方法。论著的下部是作者就本土社会传播情境中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专题研究。作者把传播现象与传播结构遮蔽的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放置于支配（dominance）与从属(subordination）的社会“结构”问题的分析之中，希望解构媒介再现与传播科技使用的“社会性别平等”的种种霸权结构与迷思假象。论著资料翔实、论证严谨，兼顾国际与中国视野，不失为一部问题意识深刻的批判传播理论力作。导论

批判的社会理论和批判的女性主义，这两种研究取向都赞成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批判的社会理论和批判的女性主义都是启蒙运动未完成的追求平等的抗争产物。两者都指责启蒙运动自由民主观点对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现实保持了沉默，然而，批判的社会理论和批判的女性主义两者都想把参与民主的理论付诸实践。因此，两者就与被压迫者有一种团结的关系。当他们认识到压迫中的“制度性”的特点，同时又认识到压迫的范畴是流动性的，并且要求持续性地监控，从而使批判的社会理论与批判的女性主义与昨天的底层结盟，而不赋予明日的暴君以权力。——苏•卡利•詹森（Sue Curry Jansen, 2002: 11）

在西方学术界，“社会性别”已经和“阶级”、“种族”一样成为研究人类社会与历史的一个基本的分析范畴，在各个人文社科领域被广泛运用。“社会性别”、“阶级”以及“种族”也是传播研究讨论大众传播产业与传播制度中建构社会权力关系的三个轴心，如格尔•戴尼斯与杰母•胡木滋（Gail Dines & Jeanm Humez）合编的《媒介中的社会性别、种族和阶级：一个文本读本》(Gender, Race and Class in Media：A Text-Reader, 1995）文集（2003年已再版）和夏利•比格与玛利恩•科恩-福克斯沃斯（Shirley Biagi & Marilyn Kern-Foxworth）合编的《面对差异：种族、社会性别与大众媒介》（Facing Difference: Race, Gender and Mass Media，1997）文集就可作为例证。20世纪70年代以来，“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Media and Gender Studies）成为当今传播研究批判学派的重镇，也是女性主义者积极参与行动和学理研究的核心概念。其以新的视角和批判的力量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传统的实践，并检讨人类的一切知识与观念，不但使这一研究逐渐成为西方文化重构的一支充满生机的自强不息的生力军，而且使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和各类媒介文本中的社会性别角色定型的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当然也凭借它的挑战精神和批判魅力而逐渐步入西方学术主流，体现出跨学科的理论框架和丰富的实证积累（曹晋，2005：3）。一、批判取向的“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

学术研究与社会结构运动、意识形态变化等因素紧密关联，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每个阶段，都反映出社会结构运动的滚滚涛声和意识形态的微妙变化。自琼•斯科特(Joan W. Scott）发表《社会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以来，对“社会性别”制度的剖析与论述已被赋予了历史与社会的意义。全球的女性主义者以此深刻地解构了男女关系中等级结构的权力关系，并且“通过论争，女性主义者认同人文学科对科学的批判，认同后结构主义者对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她们开始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找到了学术界和政治上的盟友。正是通过上述论争，我们必须将社会性别构连为一个分析范畴”（Scott, 1986:1066）。正如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所指出的那样，社会性别不仅是解释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且社会性别的差异也造成社会等级制度内部的差异（Harding, 1986）。不仅如此，社会性别还是一种建构权力关系的机制，或者说是“一种复杂的政治机制”（Foucault, 1980: 172），更是诸种社会机制的产物和作用过程，是技术一社会或生物一医学机构的产物和作用过程（Lauretis, 1987）。生活于社会情境中的个体可能较容易感受到来自政治与经济体系的控制，但未必能一目了然媒介型塑的社会性别秩序及其复杂微妙的控制机制。它往往与经济利益、政治目标和文化规范融为一体，而且社会性别的权力等级与阶级、种族、国家、地区、公民等范畴蕴藏的虚伪性与排斥性相互交织。

媒介机构作为建构与再现社会性别制度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其对形成公众认知，以及维持与再生产社会性别不平等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介文本从来不是简单地映射或反映社会性别的“现实”，而是构造霸权（hegemony），对于什么应该被作为“现实”接受提供释义，这些释义看似必然、“真实”和具常识性。于是，媒介形象掩盖了真实，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与社会当权者的利益一致（Carter & Steiner, 2004）。或者说媒介文本就像一个建筑物内隐藏的构造，文本内容将构造的真实图景遮蔽了。掩盖或藏匿的功能都仰赖于一种“社会关系的中介”身份，就是说媒介机构从事知识的生产、复制及发行，并扮演外在客观真实及个人亲身经验的中介角色（McQuail, 1987:51-53）。时间迈入21世纪，巨无霸式的媒介集团的“全球扩张”已经盛况空前，传播产业的商业化、私有化、集中化和解除管制（deregulation）不是被削弱了，而是更加剧烈，出版、广播、电信、信息服务日益交融，最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手段包括生产、营销、金融以及会计等流程与技术已渗透到媒介的各个面向，一个新形式的等级组织结构正在通过传播产业的渗透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媒介组织的赢利目标与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规训力量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然“资本主义的扩张造就了市场和资本开放的边界，但作为主体的人的边界却仍然受到了全球化时代科技愿景中的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地方与国家的边界的制约，传播产业把人的主体性塑造为消费潜力”（曹晋、赵月枝，2007: 13），其通过媒介组织与权力体制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运作，构连创造剩余价值的受众商品与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的构建关系中异常隐蔽地操纵（hidden manipulate）着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

批判取向的“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对上述情势表示了勇敢的质疑，学者们把传播现象与传播结构遮蔽的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放置于支配(dominance）与从属（subordination）的社会“结构”问题的分析之中，希望解构媒介再现的社会性别平等的种种迷思，揭开媒介与当权者缔造的托词与宣传真相。霍克海默说：“具有批判心灵的人与他们社会的认同充满了张力，这成为批判性之思考方式的所有概念的特征了。"（Horkheimer, 1972: 208），而且“对于规范社会生活的一些范畴作批判性的接受，同时包含着对于它们的谴责”（同上）。按照霍氏的解放认知的兴趣和批判理论的抱负，批判理论则是介入干预社会生活的一种力量，理论家就是一位通过理论批判而引领社会变迁的行动者，必须勇于揭示“平等的表象”。“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跨学科交叉分析透视出批判的社会理论早已渗透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诸领域，如女性主义研究与文化研究都“成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左派政治理论，并与学术之外的进步政治运动与社会关怀相关联。两者都有展开文化批判的雄心壮志，致力于更好地理解并削弱各种权力关系”（van Zoonen, 1994：6）。而笔者以为“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批判效果，也就在于其履行了哈贝马斯倡导的变扭曲传播（distorted communication）为理想沟通情境（ideal communication situation）来替代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1]工业”的悲观绝望，从哈氏的理想沟通情境展望人类具有追求自主、真实的理性，在一种开放的没有压力的公共论坛场域中辩论、质疑问题，达到理想沟通的过程，从而克服社会生活中的压迫，为弱势群体寻找抗争与免受歧视、压制的对策。无论批判取向的“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学理如何多样或是充满论争，但对被压制群体受压迫的根源的探索及其寻求有效改变的愿望却是一致的。与学术研究相呼应的是妇女组织在社会实践中以“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和“机会平等政策”（Equal Opportunities Policies）帮助妇女获得自我实现[2]与解放。世界各国还有一些非营利性机构参与的“社会性别行动”（Gender Action）组织正在积极进行各项有利于改善妇女、同性恋社群权益的项目、活动与会议，和媒介相关的全球媒介监测项目（GMMP, Global Media Monitoring Project），就是由WACC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的妇女项目（Women's Program）发起，旨在持续跟踪新闻报道对两性的刻画与其中反映的性别意识变化，分析全球新闻中妇女的参与，对促成“社会性别”、“性存在”公正的实现有舆论监督和政策转变的功效。因此，“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可以说不但有丰富与提升批判传播理论品质的意义，同时也具有政策规划与实践的贡献。对海外“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图貌的梳理与评论正可为中国学者提供一种洞察的途径[3]，有益于在全球化进程和国际参照的反思中，拓展中国传播研究的理论视野，改变权力精英定义的社会秩序再生产，并寻找社会变迁的力量，批判性地分析“知识”产生的过程，以此提升社会性别敏感度。二、“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理论、议题与方法

本论著的上篇是对“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主要论述议题、妇女另类媒介和质的研究方法的梳理；下篇是笔者在本领域的相关理论启示之下，立足本土实证资料所做的专题研究；附录是对本领域集大成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和《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两本论著的书评。

第一章论及“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在女性主义学术批判的浪潮中，男性气质的权威性和自启蒙运动以来便处于支配地位的现代的、科学的、男性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方式与哲学理念都遭到根本性的质疑和猛烈抨击，在聚焦阶级、种族、国家、地区、强制性异性恋霸权、公民等范畴的局限性展开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揭示了我们生存的制度中知识和权力的结构性压迫体系如何编织社会控制的网络，也开启了对此机制的批判分析与颠覆权力关系的话语空间。“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是女性主义批判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直以批判的视角检讨媒介所维护与再生产的种种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及其原因，并深入探索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如何镶嵌在媒介机构和媒介产品，以及受众收讯的物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进程之中，大大有别于主流传播研究中增进社会控制的行政导向（administrative orientation）研究和如何扩大媒介影响消费效果的市场导向（marketing orientation）研究。本章勾勒三个关键的女性主义传播学者的理论建构倾向：其一是以女性主义五个流派的论述来架构的女性主义传播研究；其二是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与批判女性主义的力量汇聚；其三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的联合。

第二章论及刻板形象、制度批判与受众分析。本章从媒介文本再现的两性刻板形象及其女性气质、男性气质，社会性别歧视的制度批判与受众分析三个步骤来囊括“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主要议题。首先，媒介再现的男、女两性形象及其展现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都被整合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之中，是一种被再创造的、重新社会化的，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商品化的、社会性别化的体制规范的时代符号。其次，面对普遍存在的媒介机构、媒介文本及其再现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对传播研究贡献良多。除此之外，学者们开始运用精神分析、符号学、意识形态批判、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深入社会性别制度进行分析与批判，理论丰富多样，研究转向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经验分析相结合。“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所以在分析社会性别制度的媒介再生产时，学者们还大量吸收了哲学、文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以阐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如何与媒介共谋再生产了社会性别歧视。最后，受众研究的多样化在学术上配合了文本分析，给予了全面的意义阐释脉络，明确了“译码”是在各种社会力量的交错中实现的。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这一研究有助于启发妇女识别、质疑媒介文本试图建构的意义，瓦解传统社会固有的社会性别观，为平等的社会性别共识寻找有效的策略。

第三章论及抗争的途径：妇女与另类媒介。各种批判研究的探索已证实了资本主义传播体制的缺陷和霸权意识形态的政治建构本质。“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不仅要揭示传播产业与传播制度的种种性别不平等的迷思，更要致力于改变这种不平等的传播情境，具有自反性(reflexivity）的行动主义者创办妇女另类媒介的举措就是一种突破传播产业资本密集、经营垄断与科技数字鸿沟的结构性压制，为社会公正而抗争的媒介实践策略。像女性主义运动这样的反对力量的抗争运动，为了促成社会性别平等的政治目标试图重铸媒介对女性气质的释义，她们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就是创立另类的媒介形式，其宗旨在于更为适切和正面地再现妇女经验。本章将讲述妇女另类媒介的产生语境与主要特征，及其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关联。从不同种类的妇女另类媒介研究可见其广阔范围和多样性，也会突出妇女另类媒介显著的共性——妇女经营和控制的、非营利和反商业的倾向，对专业主义和行业权威结构的排斥。虽然妇女们创办的另类媒介不会显著地改变主流媒体机构的性质与决策，但她们批评且挑战了主流媒介的权威性，既创造了妇女发声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又共享了妇女之间的生活经验、智力情感，以及被倾听的尊重。从传播理论的拓展而言，提炼妇女另类媒介的参与价值，并在当下中国积累激进学术言论也是认识主流传播产业局限性且丰富批判传播理论的面向之一。

第四章论及“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中的质化方法。关切的方法论不是为方法而方法，而是带着学术训练的人性意涵和人文关怀的素养来讨论一种体察媒介与社会性别的认识路径，从而瓦解顽固的偏见，质疑既定的规则，让“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饱含人文主义倾向，而不是专业技术主义的科学范式。随着文化研究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论争，本土、社会性别、种族、阶级各层次抗争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作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方法上就体现出兼容并蓄的特色。早期研究主要采用社会科学取向的量化方法，如内容分析、调查统计。量化研究结果可以显示各变项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使研究者预设的定义标准化，对展示媒介中妇女或两性呈现的数量、角色和业界从业人员性别比例或是其他数据性结果是必要的，但这一方法只能说明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表象，却不能检视为什么不平等，而且还忽略了受压迫群体的痛苦体验和丰富情感。因此，要揭示文本的深层意涵，如意识形态的权力操作分析，就必须使用质的研究方法，才能从宏观社会结构剖析整个社会体系中权利与资源的分配，说明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原因，真正揭示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内在机制。在本章节中，笔者主要论述符号学分析和传播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前者聚焦符号学的关键概念——迷思、隐喻、转喻的阐述与例举，把它运用于媒介文本分析，目的是揭示意识形态如何建构了特定的社会性别意义，揭露被藏匿的历史起源和迷思在政治社会中的功用。符号分析的目的是剥下迷思与意识形态的虚饰，这一方法弥补了量化研究所无法进行的相关联意义的洞察。另一借助参与性观察、访谈及记录等方式收集资料的民族志的调查研究法正普遍为学者使用，这是从微观层面透视受众每天所经验的日常生活这一鲜活的文本。这一方法源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要求研究者要客观、保持距离地观察研究对象，但传播学者引用的过程中，渗入了讨论、沟通、交流，从静态、疏离的客观研究转为动态客观，也就是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ity）。当然，这一研究路径也不排除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感情与价值判断，关键是研究者必须随时意识到自己的精英地位、态度与感知如何影响着研究过程，这一自反性意识贯穿研究问题的确立到收集资料的阶段，一直到最后如何运用资料、对资料提出理论上的诠释。三、本土“媒介与社会性别”的专题研究

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遗产属于白人中产阶级妇女渴望脱离家庭主妇的角色，追求事业成就的抗争，其本身没有把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的妇女经验囊括进去，尽管绝大多数的妇女在我们的社会中屈居劣势，但并非所有妇女的经验都一致。在国际传播研究的成果中，第三世界国家传播制度与传播产业中的妇女处境，并没有得到及时、真切的再现。“在所有的社会中，社会性别都是建构社会关系的一个主轴，而当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侵入第三世界，摧毁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创造了依赖经济，西方的女性气质及家庭观念也同时强加在第三世界的社会性别模式上，冠上所谓的‘特异'、‘异端'、‘尚未解放的'或异国情趣。而若接受西方的生活风格和社会性别角色，则往往被视为进步的‘表征'”（Abbott & Wallance，中文版1995: 61）。而且“第三世界的工厂薪水往往低到只有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工作时数则比发达国家的工作时数多出50%，而生产力至少和第一世界一样高，甚至更高”（Abbott & Wallance，中文版1995: 65）。“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论述若要切实地以相对公正的观点去再现社会现实，就必须展现各个阶层的妇女与男人的经验。本论著在梳理西方学术理论建树的同时，带着第三世界媒介与社会性别的问题意识聚焦本土的经验研究，尤其是弱势阶层的妇女的被压制经验，当然也包括媒介生产的男性形象、同性恋问题的研究。我们必须警惕一个习惯性的认识：父权制意味着男人都压迫了女人，实际上，不是所有男人都有权力压迫妇女，男人之间的等级关系也是不可忽视的，镶嵌在霸权中介的媒介中的男人与妇女之间的权力关系也仍然充满复杂性。论著下篇通过五个专题研究来丰富国际传播研究的多样性，并提炼亚洲中国“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本土经验与理论框架。

这本论著选录的第一项专题研究《边陲城市的女同健康热线研究》，以边陲城市昆明的女同性恋健康热线咨询电话为经典个案，检视中国女同性恋者的生存困境，反思本土女性主义话语中关于女同性恋议题的盲点；同时，认识女同热线电话参与社会动员的对话价值，从而探索中国女同性恋社群如何借助国际的公共政策组织参与社会抗争的问题。这两个议题也是对本土女性主义传播研究的理论扩展进行当代反思。第二项专题研究《中国大陆的另类媒介生产：以〈朋友通信〉为例》通过对中国大陆同性恋者健康干预项目——《朋友通信》的民族志研究，分析其编辑生产与流通模式如何实践多种文化主义的平等理念，洞察另类媒介在中国的具体运作；本文借此探讨中国弱势群体的公共领域的建构问题，反思批判传播理论的本土化情境（本文2007年发表于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4期，笔者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第三项专题研究《体育明星的媒介话语生产：姚明、男性气质与国家形象》运用符号学原理，检视了《解放日报》对姚明作为全球化背景中的国际体坛明星、企业代言人、国家形象的体育修辞，指出媒介文化产业制造全球消费的体育明星形象，也是塑造后殖民国家实力的新闻议程的重要符号。NBA篮球运动实际再现了美国的霸权的男性气质，姚明自2002年10月以“状元秀”的业绩加盟著名的休斯敦火箭队（Houston Rockets）以来，就成功地以他高大的身躯洗去了中国在西方世界的“东亚病夫”身份，并且将体育实践和商业利益充分结合，书写了中国人跻身全球资本主义体育世界的跨国精英迷思（本文已经发表于《新闻大学》，2007年第四期）。第四项专题研究《“言而无信”的母职：上海家政钟点女工凤英的手机使用分析》，此文既是纪念我和家政钟点女工的友谊，也是书写我对她们勤苦劳动的感谢之情。中国大陆和世界若干国家与地区一样，家务劳动迈向了市场化和社会化，在我与钟点工的长期深入交流过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她们的苦楚与无奈。因为家政钟点工的廉价劳动成全了我从家务的繁重负担中解放出来，才有时间与精力潜心钻研业务，而她们却无暇顾及自己的子女，付出牺牲家庭前景的代价而奔命于生存需要的低廉劳动报酬。于是，本研究就中国民工潮（劳工流移，Labor migration）、三农问题、新三农问题（农民工、失地农民和村落终结）对社会性别议题的忽略，激发笔者对上海家政钟点女工（安徽籍）的关注，立足于传播学的研究视野，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聚焦上海家政钟点女工凤英（安徽籍）的手机使用的个案分析，透视中国农村妇女在中国都市家务劳动市场化、社会化进程中，贯穿她暂时舍弃了父母与子女，跟随丈夫离乡背井，涌入陌生的大都市，在其充满焦虑与希望、恐惧与彷徨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如何发挥手机的功用来适应新的都市生活，并在异地以电话遥控的方式来监护子女的成长，履行自己的母职(mothering），进而体察21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当下时段，在地域与城乡的区隔中所潜藏的阶级与社会性别问题。第五项专题研究聚焦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已培育形成了整体的文化与商业意识的妇女类时尚杂志。一方面，在以城市女性读者为主体的读者群中，时尚杂志几乎成为她们生活品质的一种象征和替代，甚至形成了以阅读这类杂志为文化炫耀的现象。另一方面，随着国际间文化经济交流的频繁，时尚杂志也逐渐成为西方潮流的展示窗口，构成了现代都市人的一个重要而鲜活的生活元素，而其间的内在逻辑则证明了时尚类杂志是西方消费潮流、商业主义、中国市场经济等要素共同作用下的都市女性生活方式的核心指南，也是自《花间词》以来，中国男性以诗、词、文的文学传播手段来左右女性生活理念的历史的延续，当代都市女性的生活价值观仍被男权、商业经济等多重因素所操纵，有真正独立精神的都市职业女性的本色几乎不可能从时尚类杂志中发现（本文发表于《中国女性主义》，2005年夏季号）。此版增加第六项聚焦男性时尚杂志与后殖民国家西方资本的扩张的专题研究。全文运用传播民族志方法，将中国与美国顶级时尚杂志Esquire进行版权合作的男性时尚杂志《时尚先生》作为研究市场经济全球化语境中本土媒介的经典个案，结合批判取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洞察中国男性时尚杂志的商品化运作过程及其蕴藏的依附经济模式，探索后殖民国家的男性时尚媒介在版权贸易和品牌广告的掌控下，如何重构中国的男性气质、阶级与商品的图貌，从而改变传统的社会性别秩序，维护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此文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5期）。

因学术出版业的经济逻辑所制约，本论著理论部分的规模不可能囊括“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所有理论与方法；也因笔者的研究志趣与侧重点有所取舍，经验研究不可能涵盖当前关键议题的所有面向。社会学家彼得•伯杰（Peter L. Berger）要求谨慎地避免科学主义，而关注人性价值，内容包括“在我们所探究的无限丰富的世界之前保持谦逊，在寻求了解时保持无我，在方法上要诚实和精确，尊重以诚实的方法获得的发现，有毅力与意愿去承认错误并修正自己的理论，最后，很要紧的是与共享这些价值的其他人们相合”(Berger, 1963:166）。的确，就以传播学的常识而言，我们每个人的知识获取都带有偶然性与局限性，各自认识的真理都只是接近真理的一部分，并非不朽的定论，因此，本论著呈现的观点与论述也仅仅是当下情境的经验之论，仍然存在种种的不完善，笔者带着一种反思和谦逊的心绪，渴望各种批评与建议，或是论争，来弥补论著的遗漏或缺失。“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终极关怀，在于揭示媒介霸权的结构和过程，帮助受众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寻求人类真正的平等与解放，这一研究领域既不是工具知识的学理阐释，也不是学院派书斋里的冥思苦想，它与人类社会生活的现状密切关联。沿袭詹森的见解——“批判的理论是学术界中最负盛名的传统之一，它可以和左派或自由主义毫无关系，但确实是把讲真话看作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公民的美德”(Jansen, 2002: 238），在商业价值和支配性的权力关系肆意侵蚀我们的媒体组织，并导致媒介产品被巧妙地粉饰成“非意识形态的”、“客观的”、“中立的”和“非社会性别化”的“现实”趋势日渐剧烈之际，笔者渴望把“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批判力量作为实现“公正传播”的一种鞭策，以本论著的探索为起点，与同仁共勉！

注释：

[1]哈氏认为“扭曲传播”的情境中，弱势族群的传播能力受到压抑，受压迫主体经过深层心理机制，将那些可能不被接受的动机加以压抑，并试图转换成可以接受的表达方式，但后果是导致马克思所说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或“假传播”（pseudo-communication）（Habermas,1981: 156-186）。为免于压迫性力量的介入，给予全体参与传播者一视同仁的机会，自主选择并运用言辞、相互质疑、否证、批判，共识地达成依据于寻找真实的动机，沟通过程是开放的批判验证过程，屏除任何压制性力量的制度化扭曲（Habermas, 1975: 108）。

[2]当下美国各个大学几乎都设置“多样化与机会平等”办公室（Office of Diversity & Equal Opportunity）。2005年春季耶鲁大学妇女、社会性别与性存在研究中心（Women, Gender & Sexuality）的主题演讲活动之一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这些社会实践活动表达了追求平等的理想社会图景的愿望，是一种社会各族群团体的共同呼声与解决问题的策略建构，它既传播了弱势群体的压力控诉，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的反对力量，也可以从民主协商的传播面向理解其意义。

[3]“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乃是引领学术前沿的研究门类，例如全美畅销的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所著的《大众传播学通论》，1983年第一版只字未提“妇女”、“社会性别”等论题，但在1987年的第二版中，立即增加了有关女性主义的分析内容。1986年，美国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的妇女地位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Status of Women）成立。同年，国际传播协会（ICA）也成立女性主义学术兴趣组（The Feminist Scholarship Interest Group），美国口头传播协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也建立妇女团体（The Women's Caucus）。妇女传播组织在美国三个主要传播学会的确立，展布出“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重要性在传播研究领域已获得首肯（Rakow, 1992: 6）。因此，国际传播学术会议中，该研究领域已有专门分组的专题讨论会。在西方现存学科课程设计中，“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已经制度化地进入新闻传播类院校的具有深度理论的课程之中。各类基金会也向该领域投入可观的研究经费。《女性主义媒介研究》（Feminist Media Studies，Published by Taylor & Francis Limited in UK）等学术期刊、专题论文集的出版方兴未艾。亚马逊网站也开辟此购书专区。这一学术思潮席卷全球，仅从几本区域性到综观全球研究的出版物就可见一斑，如《亚洲语境中的妇女与媒介》（Women and Media in Asian Context，1990）专集，这是1987年11月在菲律宾举行亚洲区域妇女与媒介会议的论文集，反映了亚洲局部地区的社会性别与媒介的情形。帕蕾迪蒲•麻斯尔（Pradeep Mather）主编，印度新德里大众传播研究所出版的《妇女与媒介》（Women and Media，1998）是对印度媒介与社会性别关系的粗括描述。瑙米•萨卡（Naomi Sakr）主编的《中东妇女与媒介：通过自我表达的权力》（Women and Media in the Middle East：Power through Self-expression，2004）映现了中东伊斯兰教语境中的社会性别与媒介之间的复杂关系。卡瑞恩•罗斯和卡罗琳•拜利（Karen Ross and Carolyn M. Byerly）主编的《妇女与媒介：国际视野》（Women and Med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2004）文集，勾勒出媒介与社会性别歧视的国际斗争景观。在中国，北京举办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带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同时，世妇会还组织了“媒介与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传媒与妇女”是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亟待解决的12个问题之一。就目前“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来看，该领域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界的主流学术研究中，仍然处于一个边缘化的位置。相关成果有：戴锦华（1989）的《浮出历史地表》（与孟悦合著）与《镜与世俗神话：影片精读十八例》（1995）、卜卫（2001）《性别与媒介》、刘利群（2004）《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陈阳（2006）《协商女性新闻的碎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媒体里的国家、市场和女性主义》等专著，以及传媒研究者对中国电视广告中的性别歧视和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关注的系列论文（参看曹晋、吴娟《中国“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现状述评》，2004）。中国台湾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已具国际水准，1980年就有两性平权意识的论文，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是批判父权结构的压迫，还是探究妇女主体性问题，都不断有经典之作问世。如，翁秀琪《我国妇女运动的媒介真实和“社会真实”》（1994），张锦华《媒介文化、意识形态与女性——理论与实例》（1994）以及《媒体的女人》（与柯永辉合著，1995），林芳枚《妇女与媒体再现——女性主义与社会建构理论的观点》（1996），以及洛枫主编（2005）的《媒介与性/别》等，成果丰硕。

参考文献：

1．卜卫：《媒介与性别》，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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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van Zoonen L. Feminist Media Studies.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1994.上篇　理论部分第一章“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

社会学家彼得•伯杰（Peter Berger）说：“社会学最好不要僵化为一种没有幽默感的科学主义的态度，因为这会使我们看不见与听不见社会景观的诙谐。"（Berger, 1963: 165）本领域的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的价值诉求就是探究人类的境遇本身，尽可能免除人类的压迫性力量，获得知识解放和人类身心的自由。在女性主义学术批判的浪潮中，男性气质的权威性和自启蒙运动以来处于支配地位的现代的、科学的、男性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方式与哲学理念都遭到根本性的质疑和猛烈抨击，在聚焦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国家、地区、强制性异性恋霸权、公民等范畴的局限性展开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不断追究两性差异和妇女的屈从地位的根源，揭示了我们生存的制度中知识和权力的结构性压迫体系如何编织社会控制的网络，也开启了对此机制的批判分析与颠覆权力关系的话语空间，女性主义的知识论述和行动主义者并不断寻求消除妇女受压迫或转变压迫境遇的机会与策略。“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是女性主义批判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直以批判的视角检讨媒介所维护与再生产的种种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及其原因，并深入探索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如何镶嵌在媒介机构和媒介产品，以及受众收讯的物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进程之中，大大有别于主流传播研究中增进社会控制的行政导向（administrative orientation）研究和如何扩大媒介影响消费效果的市场导向（marketing orientation）研究。自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的知识生产不可抗拒地引进西方的学术理念与方法，图绘“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可以丰富本土学者解构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媒介霸权的权力关系的精神力量和理论资源，而不是奉西方理论为圭臬，盲目消费西方的各种主义与思潮。一、女性主义批判思想与传播研究的结合

如何建构这一领域的理论框架是女性主义传播学者多年的努力。例如，莱斯利•斯蒂夫（Leslie Steeves）采用女性主义思想的类型，将致力于色情研究的激进女性主义与讨论刻板形象与社会性别社会化的自由女性主义，以及强调社会性别、阶级与意识形态之间互动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区分开来（Steeves, 1987）。这样的分类模糊了理论流派之间的差异性、多样性以及相互交织的复杂性，较少考虑在具体国家的社会情境中所存在的理论流派的定义差距，以及这些流派类型是否切合于媒介与社会性别的阐释。

凯瑟琳•瑟克斯纳（Kathryn Cirksena）和丽莎•库克兰兹（Lisa Cuklanz）在其论文《传播研究的五个女性主义框架指南》中，试图把五个批判西方思想中基础哲学问题的女性主义流派与传播学的主要议题联系起来。贯穿西方历史，作为一个阶级和群体的妇女都与西方哲学二元论被贬抑的一方的特征相联系。女性主义者鉴别了使妇女的[1]从属地位合法化的工具——西方思想的二元论，每一对二元论中的概念都服务于从思想上将妇女贬低到边缘、次要和劣等地位，如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着力批判西方社会与政治思想对妇女感性，而男人理性的二元角色界定，自由女性主义观点至少影响了传播研究中的三个探索路径。首先，从事公众演讲的修辞学研究（20世纪中叶女性公共演说家参与激进运动，发表激进观点）；其次是社会性别差异研究，试图发现女性与男性在传播习惯与风格上的异同；最后是内容分析，如考察电视节目或广告中女性与男性媒介再现的量化数据。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思想着重研究属于西方文化中公共/私人二元对立的议题，从事传播学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研究流行的文化文本，检讨流行文化产品的生产系统中的社会性别本质。通过回顾妇女演讲以及女性主义期刊的历史，探究电视节目重视和贬低什么，以及电视文本如何展现生育、家务劳动等问题，重新赋予妇女私人领域劳动的价值。透过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的镜头，文明与自然的二元论是其批判的核心，她们运用大众传媒中色情文化的效果研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精神分析女性主义集中批判20世纪的两位最主要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其观点运用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领域，女性主义学者如穆尔维、卡普兰和库恩等以“男性凝视”（其中存在权力关系，女性被男性观看）说明了从女性角度看，男性的电影结构是如何形成这种男性一主体/女性一客体的原型关系。文化主义的女性主义批判传统的西方哲学中精神/肉体的二元对立，这个领域与传播研究有最直接的联系，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各种象征创造和影响思想分类的方式（Cirksena & Cuklanz, 1992: 18-44）。这两位学者的观点体现出女性主义批判思想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但作者聚焦的是女性主义思想的论说，并没有详细阐述传播学如何利用女性主义批判思想来做专题研究，论文内容和论文题目还存在差距。

也有学者已经意识到传播学与社会性别议题缺少关联和一致性，试图组织鲜明的女性主义传播的理论范畴，如《女性主义传播研究》一书（论文集）就以“差异、声音、再现”为焦点主题建构女性主义传播理论（Rakow & Wackwitz, 2004），但这些议题着墨甚多的是女性主义的基本论述，与展现传播产业或是传播政策中的社会性别不平等还是有距离的。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学教授凡•祖伦（Liesbet van Zoonen）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Feminist Media Studies，1994）是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第一本体系化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专著。作者凭借其广博的知识结构与开阔的视野，综合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批判理论与女性主义研究，再到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与文化研究，系统性地展示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异质性和丰富性。涵盖的主题包括：刻板形象、色情与新闻意识形态、广告、电影与电视的男性气质、族裔、流行文化与方法论。在其论著问世之前，该领域的成果形式以单篇论文和论文汇编而成的选集为主，极具挑战性的观点与学术价值因成果的零散与庞杂而被削弱了其应有的光芒（曹晋，2007：1）。她根据女性主义研究主题假设的“发送者一信息一收讯者”的传送程序，即“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的传播模式”（如下表所示）提出批评，她认为社会性别是环境、机遇和限制的产物，“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的传播模式”的问题之一是将媒介在社会性别建构中的角色视为扭曲社会性别“真实”意义的过程，忽视了社会性别矛盾的、抗衡的本质，弊端在于对社会性别和传播看法太狭隘(van Zoonen, 1994: 29-34）。凡•祖伦在阐述了上述研究的缺失之后，她建议把社会性别解释为话语（discourse），一套指涉性别差异的、重叠的、时而矛盾的文化描述和规范，从而搭建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的文化研究框架，探究社会性别的话语在媒介文本中如何编码；媒介文本中使用了哪些偏好的和另类的社会性别的意义；它们来自哪些话语？受众如何使用和阐释带有社会性别意义的媒介文本？从有关认同和主体性的个人层面以及有关话语的社会层面来看，受众的接受情况是如何参与社会性别的建构的；如何对这些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van Zoonen, 1994）。凡•祖伦的论著兼顾了社会性别话语权力与历史语境的结构性关系的重要性，但对社会性别话语形成的政治经济因素的考虑薄弱，比如社会性别话语的物质基础是什么；思想意识如何受制于物质力量。作者忽略了社会性别话语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而且具有物质属性。

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的传播模式

当然，无论社会性别、阶级、种族，还是国家等其他范畴，都不可能存在整体性的解释，社会性别压迫的性质与变动着的历史脉络相互交织在一起，不可能归纳为一个统一的原因，因此，不必苛责女性主义批判与传播研究的结合一定要归纳出有逻辑体系的、论题集中的理论，关键在于论述是否切合传播现象与传播产业存在的具体问题并展开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批判。二、后学思潮与女性主义的力量汇聚

按照米歇尔•巴利特（Michele Barrett）的论述，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从三个方面影响了女性主义：其一是后结构主义改变了传统语言观念，尤其如索绪尔、德理达已经论证了语言不仅传递信息，而且积极建构意义。其二是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学者挑战了许多女性主义者已经建立的（包括自由政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基础，如福柯认为物质客体，也包括社会结构本身并没有意义，但符号和话语赋予其意义。其三是后结构主义挑战了女性主义的因果关系假设。早期的女性主义多假定妇女是压迫关系的受害者，但后结构主义强调持续的再现意义的识别比寻求解释性的起源更具价值，就是说不存在决定性的社会结构，而毋宁说，这些结构是由语词和符号建构的（Barrett, 1992）。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支持后结构主义论点，这一流派的健将福柯以权力、知识、话语（power/knowledge/discourse）论述追究特定时期的话语形成与其内在规律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并关注个人在社会制度、话语和实践中被控制和被塑造成社会主体。他选择的研究对象基本是生活在现代社会边缘地带的底层阶级，如精神病人、监狱罪犯、同性恋者、移民等，从他们处于被剥夺、被压迫的面向批判现代社会的种种规训、控制和塑造主体的权力机制与根深蒂固[2]的等级结构。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其深化了被自然的地理空间划分而遮蔽起来的西方与东方权力关系的分析。德里达的解构策略、福柯的话语分析、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赛义德的东方学等学术资源，都奠定了非西方世界对西方欧洲中心主义指向的帝国主义情结和殖民主义文化影响的批判，后殖民批评尊重在文化上被殖民的第三世界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不被书写，也不被言说的历史。当代后殖民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在《贱民能够说话吗？》一文中，探索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作为研究的主体与作为“贱民”（subaltern，借用葛兰西的概念，指代“非霸权的团体或阶级”）的研究对象（在此即第三世界妇女）之间的复杂关系，她认为社会性别化的贱民之所以消失，是因为第一世界的人从来不听她们言说自己，她们不过是各种相互竞争的话语不断加以利用的工具，是书写其他欲望与意义的文本。斯皮瓦克的《三个妇女的文本与一种帝国主义批评》也论述第三世界妇女在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话语中的缺席，她们被欧美主流文化中拥有经济特权的白人女性主义压抑与遗忘。

后结构主义与福柯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论述启发了女性主义者对妇女遭受压迫、剥削问题的深入思考，激发少数族裔（如黑人妇女、亚裔妇女）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对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女性主义目标与思想的质疑，批判她们的优势地位与优越感如何与她们的学说相关联，从而支配其他阶级、种族和非西方世界的妇女，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不过是非白人妇女的“认识论暴力”，女性主义传播学者以此延伸到对西方电影、广告、杂志、摄影作品等对非西方世界的媒介再现的分析，特别聚焦差异政治的再现。同时，后学思潮鼓励同性恋研究批判强制性的异性恋霸权制度如何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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