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缑文学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试读：
作者简介
缑文学，1979年生，甘肃天水人，社会学博士。现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社区研究。主持省级在研项目两项，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次，在《社会学评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学术论坛》《人民论坛》《中国民族》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出版著作4部（合著）。自序边陲性与学术自觉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已近四十年了，到底我们要恢复重建什么样的社会学？对于这个问题却并未展开全面的讨论。西方社会学是英国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直接产物。吉登斯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探索与反思现代性的学问。中国社会现代化源于外部压力，是对外部压力的一种回应，同时又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特征。中国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与功能应该完成对中国社会现代性的探索与反思。
近代以来，“百病缠身”的中国社会遭遇了西方学术的强势入侵，面对一个陌生、异质但却强势的学习对象，我们难免产生惶恐而又膜拜的心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往往会采用非理性反应，要么一味地抗拒，要么全盘接收。长期如此的话，整个学术界就会丧失独立性，对外来事物抱有高度的依赖性——边陲性。
郑杭生先生在21世纪初提出理论自觉的学术命题，指出我们要知道自己理论的来龙去脉。无论何种自觉，总是意味着对自身规定性的觉悟与自律，而这种觉悟与自律又都是以自身作为把握对象为条件的。学术自觉亦然。将自身作为把握对象的思维活动就是所谓的反思。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理论自觉就是对自身理论的不断反思和重新认识。学术自觉意识的提升能在最大程度上克服边陲心态，弱化边陲思维，确立学术自信。最为关键的是，通过学术自觉能够使“边陲地带”的人们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进而奋起改变这种“统制”局面，这种过程实为哈贝马斯笔下社会学的解放旨趣。
回顾古典时期社会学的三位奠基人马克思、韦伯与迪尔凯姆，三大思想家从各自所处的社会背景出发，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但三位思想家对现代性的分析所持的视角却截然不同，形成了古典现代性理论的基本研究取向：实证的取向（迪尔凯姆）、解释的取向（韦伯）和解放（批判）的取向（马克思）。马克思从资本主义角度对现代性做出解释和展望。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无产阶级的处境做了诠释。在马克思眼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是处于被剥削的不利“客观”状态，然而，事实上身处其境的工人却未必对此境遇有如此的体认，乃至他们认为所接受的对待是相当合理而且公平的。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在与西方强势学术的碰撞中，一直处于回应性的劣势之下，因此逐渐形成了当前这种被西方“统制”的状态，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本来的合理格局。马克思理论与依附理论就是要求无产阶级与发展中国家从这种看似合理的种种制约和限制中寻找自我解放的途径。学术自觉亦即为要求边陲中的学者通过反思，意识到自身的这种不利局面，进而寻求有效途径改变格局，最终达到相互平等。而这种最佳途径就是学术的本土化。因此，“解放旨趣”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旨意，原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而这正是启蒙理性的精髓所在，也是西方社会学传统的基本精神。故，本土化实为边陲地区社会学的解放运动，它本身具有启蒙作用，往往可以形成一股实际的社会力量来引导社会变迁，马克思理论就是一典型例证。
理论自觉就是唤醒社会学的解放旨趣，扩大社会学的社会功能，长期以来社会学的研究大都依附在实证和解释的取向之下，而较少发挥社会学的解放功能，这是对社会学功能的严重窄化。因此，理论自觉取向下的社会学本土化能够引导中国社会学走出迷思与困境，成为解放世界社会学的全新力量，通过对现有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反省与批判，达到世界社会学的普遍繁荣。第一章绪论第一节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一、选题缘由
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及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实际上，本土化不仅是一种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同时，也是一种学术态度和思维方式。确立学科本土化的学术态度和认知方式，能够最大程度上弱化非社会学中心地区研究人员的边陲思维，建立起其主体性性格。对中国而言，社会学本土化也即社会学的中国化，中国社会学是从西方引进的，其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以及理论架构、概念体系、研究方法乃至研究主题都受到西方社会学的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学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是一种典型的舶来品，移植性是中国社会学的首要特性。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同步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期，并加快了现代化步伐，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社会在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的极大关注和重视。与此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学快速发展的阶段，伴随着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而生的社会学在中国社会也开始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但由于深受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的影响，中国社会学依然没有确立主体地位，与世界社会学中心地区无法平等对话和互动。经过中国社会学几代人多年的探索和努力，中国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形成了初步的理论成果，但与欧美社会学中心地位相比依然缺少学术话语权和学术自主性，也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不匹配。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二，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已经具备了世界领先的航空航天技术，各项事业均已取得明显的进步。这些都是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典型标志和象征，然而，伴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社会学在中国却并没有形成与其相称的地位和成就。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社会学界还没有产生出像结构功能主义那样对世界社会学产生影响的学科理论，也没有形成如同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韦伯的社会行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等这样产生强烈共鸣的专业术语和概念。这是多年来中国社会学对西方欧美社会学亦步亦趋的模仿移植的学术态度造成的不良后果。
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及其变迁的一门学科，是对现代社会特征的一种反思性分析和回应，其关注的核心主题就是“现代性”的形成和命运。因此，现代性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核心主题。中国已经步入现代化行列，并且中国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社会现代化源于对外部压力的回应，因而是一种回应型的现代化。从发展模式上看，中国的现代化必然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回应型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特点。”这就要求以中国现代性为核心主题的中国社会学必然要结合中国现实创造出属于本土的“中国经验”和解释中国社会现实的“中国模式”。吉登斯（Giddens）认为，当今经济学之所以重要，不仅是由于它的思想和理论，而且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同经济现实相联系。但经济学思想并不能为了解现代制度的总体面貌提供框架。因此，以现代性为研究核心的社会学也必须紧密结合社会现实，才能建立起符合社会现实需要的思想和理论。在今天，中国社会学的任务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方面，这是中国学者（主要是社会学家）结合中国现实，反映真实中国的学术使命，也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学的良好契机；另一方面，逐渐繁荣、强大的中国已经引起世界的关注，甚至恐慌，“中国威胁论”也层出不穷。这主要是由于西方人对中国的不了解和偏见所致，西方人以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和认知方式套用到中国的强大上，以此推论，强大后的中国必将走上向外扩张的道路。然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以及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态度是不同于西方的，以西式现代化为“元神”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明显不能也无法阐释变化中的中国。这就要求，中国学者应该“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弱化边陲思维，确立主体意识，自觉地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向世界展示真实中国，这既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需要存在的学科基础，也是培养中国社会学者批判能力和意愿的过程。确立反思性批判精神、树立主体意识、创建中国学派、繁荣中国社会学是每一位社会学研究者的责任与义务。二、研究意义
从理论自觉的学术态度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具有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意义。
从理论上看，本研究首先有助于比较科学、系统地认识和梳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和特点，从而有可能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充实和发展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理论；其次，通过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考察，深层次地揭示欧美社会和中国社会由于在文化、政治、经济与区位条件等方面的不同而导致双方对于社会现象的体现与其决定因素所展现出来的差异，以此论证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实质意义和合理可行性；再次，在社会运行理论的框架内，为学科本土论增砖添瓦，丰富和发展中国社会学理论；最后，西方的方法（尤其是科学的方法）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种种方法中的一种，通过对本土化的研究，确立另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方法来诠释和理解人类社会，实质上，本土化理论丰富了世界社会学理论，给一直以来居于中心地位的欧美社会学理论注入一种新的活力。
从实践上说，“本土化”不是使社会学研究区域化，或发展后拿来与西方社会学相抗衡。正好相反，它是使得本土社会学家的努力能够被纳入社会学体系之中，为人类的文明于西方传统之外，提供另一条可能的理解和诠释途径。通过本土化的途径，改变中国社会学对于西方社会学高度依赖和深具移植的性格；培养本地学者的批判能力与意愿，加强他们的自我批判和反省能力，避免中国社会重蹈西方社会之旧辙，减少由于西方问题而带来的困扰；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心——边陲格局，力求在欧洲和北美外确立新的社会学繁荣区，使得世界社会学形成多元化的局面，推进社会学全球化的发展。第二节海内外的相关研究
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社会学学科的引进国，只有经由本土化的途径，社会学才能在这些国家得以成长发展，社会学学者才可能获得在国际社会学界与社会学学科的起源国和发达国家的学者平等地对话、交流和合作的条件。伴随着西方工业化而产生的社会学在其逐渐成熟和壮大的过程中，也随着西方的器物文明而走向世界，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理论更是以一种普世价值观的面貌跨出美国国门而走向全球。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劣势原因所致，纷纷依赖和移植了大量欧美（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理论，这种“拿来主义”在确立本土社会学知识体系、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过程中，在迅速推进社会学建设方面均展现了其不可替代的功用和价值，为非欧美国家确立社会学的地位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但与此同时，也逐步形成了以西方欧美社会学为中心、以非西方社会学为边陲的世界格局。帕森斯一生都在说，他的理论已摆脱了政治与文化价值，也就是达到了科学阶段。然而，近期哈佛大学档案馆所发现的文件证实了人们对帕氏的某些批评，即结构功能主义的价值中立不过是其维持美国的地位与冷战的意识形态。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曾指出，在任何社会互动的情境之中，人与人之间都可能有优势（superordination）与劣势（subordination）之不同处境的区分。他称这种具优劣势之不同的社会关系为统制（domination），也就是居优势地位的成员具有影响、决定、控制居劣势地位成员的能力和机会。简单说，统制关系所展现的互动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形式。对于西方社会学长期的高度依赖和不加批判地照抄照搬，使得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逐渐误认为以西方工业化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就是全球通用的阐释现代化的路径，逐渐丧失了学术主体性和反思批判的能力。当然，这也与西方社会学长期以来一直以科学的面目出现有关。然而，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具有敏锐洞察力和民族责任的学者早已体察到了这一点，一直孜孜不倦地检视着自己所在地区社会学的发展趋势，并努力寻求既借鉴西方社会学合理成分，又结合本土现实的本土化路径。这就是世界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社会学中国化是世界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海外对于社会学本土化的相关研究
作为一种社会学领域内发生的学术活动或学术取向，社会学本土化运动有时又称为社会学“本土主义”运动（如非洲学者A. 阿格沃沃曾用此术语来代替本土化运动），但它不同于人类学者所论述和研究的“本土主义”运动。人类学中所使用的“本土主义”运动一词，系由美国人类学家林顿（R. Linton，1893—1953年）提出的，指某些土著民族重新提倡和肯定本民族固有文化的运动，如美国印第安人的仙人掌教（Peyotism）活动、西南太平洋美拉尼西亚人的船货崇拜（cargocult）活动等。
曼努埃尔·加米奥（Manuel Gamio，1883—1960年）是墨西哥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20世纪20—30年代，他发起并领导了一场由众多墨西哥及南美大陆本地学者参加的、具有文化民族主义色彩的“本土主义者运动”（indigeinstmovement）。他强调社会学应重视对墨西哥土著民族即印第安人的研究，认为土著民族的文化和品格对墨西哥社会具有积极的影响。他反对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关于土著民族的影响是消极的这类观点，反对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强加于土著民族的尝试，认为这种尝试会导致这个民族的解体。加米奥的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学本土化概念，但他发起的以强调本地区独特的社会现象或因素为研究重点的“本土主义者运动”，直接引发了拉美学者对其民族文化遗产进行“重新评价”，开启了拉丁美洲社会学本土化的先河。此后，质疑西方社会学知识、注重对本土社会现象的研究，逐步成为拉美地区社会学本土化的两大重要倾向。
1953年，拉丁美洲社会学协会召开了第二届拉美社会学家大会。正是在此次大会上，巴西著名社会学家、教育和文化部高级研究所主要创始人阿尔韦托·格雷罗·拉莫斯（Alberto Guerreiro Ramos，1915—1982年）“首次”提出了社会学的“本土化运动”，将“本土化”概念正式纳入社会学领域。拉莫斯批判了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简单引进”的做法，竭力敦促他的社会学同仁丢弃从发达世界运来的“罐装社会学”。他认为，各国社会学者应根据本国的经验和特殊问题以及不发达国家的普遍问题，对已有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进行改造，提出自己的理论设想，建立适合于解决本国问题和拉美问题的社会学学派。拉莫斯的观点，较为概括地展示了社会学本土化概念的主要内容，勾勒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些主要目的，如提高社会学对本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或学派。由于拉莫斯等拉美社会学者的倡导和努力，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拉美地区，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澳大利亚早期的著名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简·马丁（Jean Martin, 1923—1979年）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个缩影。马丁非常重视社会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学对社会发展不容忽视的潜在贡献。她主张社会学应当完全与社会相适应，特别是在为决策者提供资料和理论认识方面是责无旁贷的。换句话说，社会学家只有接触国家政策，研究社会群体、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提出的新课题，才能使社会学紧密地结合现实获得充分的发展。按照我们的说法，即“英雄有用武之地”。注重经验研究，经过系统地积累，而不是断断续续地研究，以便在不断发展的社会知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她几十年来从事澳大利亚社会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总结。
加拿大社会学家安德森指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加拿大社会学也存在过于依赖美国社会学的局面，美国社会学（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芝加哥学派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曾一度对加拿大社会学施加了巨大影响，极大地削弱了加拿大社会学的独立性和原创力。加拿大大多数社会学家一直受到“价值祛除社会学”的影响，从未考虑社会学理论还有国别问题。尽管加拿大社会学一直受到美国理论与方法的入侵，但这些理论与方法被视为普遍性的，而不是美国的。在此局面下，克拉克等思想家不断提出社会学加拿大化的问题，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个运动仍未引起任何重视。只是此后，人们才增加了对加拿大经济与文化自主性的全面认识及其关注。海勒认为社会学的加拿大化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在雇佣政策及课程的加拿大内容方面。雇佣问题是由于人们对大批外国人在加拿大占有学术地位的关注而引起的。至1972年，加拿大社会学会成功地说服了联邦政府削减外国社会学家进入加拿大的数量。第二个阶段集中在一种转变，即从有关个人问题的研究转向对加拿大社会学的研究（既是内容上又是观点上）。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国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受到猛烈抨击，社会学刊物上的许多文章强调了独特的加拿大社会学的重要性。研究工作应当将独特的加拿大理论取向与加拿大自身的材料结合起来。利用美国理论的加拿大的社会学，对于进一步发展加拿大社会学并无益处。加拿大的社会学与加拿大社会学是有区别的。克莱曼特认为，加拿大社会学必须是历史的、宏观的、交叉学科的，并且将加拿大历史与社会的独特性结合起来。
美国学者林南认为“社会学中国化”是指“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及民族性融纳到社会学里”（欧美学者正因为运用了那些代表他们社会与民族特性的初级证据构造社会理论，进而建立了社会学的内容与体系）。这个定义与“中国社会学”这个名词不同，后者仅描述发生在中国所有涉及社会学的学术性及专业性活动。因而他认为社会学中国化是一个可以超越地域的工作，它所涉及的社会文化特征及民族性包括了结构、团体和个人各个层次，而这些特征及特性可融合于理论或方法论上。因而，他认为从只有世界性的角度才能看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质意义。把中国化的社会学视为一个仅有中国人可参与的运动，而且排斥非中国特征的方法与资料的社会学，那是不正确的。中国化社会学应该有其世界性的意义，而把复兴社会学当作它的主要任务。
从社会学本土化史的角度看，有的学者注重以本土社会较特殊的重要社会现象为研究的突破口，也有学者以批判西方（尤指美国）社会学对于非西方地区的“侵略”为研究的突破口。前者如墨西哥社会学本土化先驱曼努埃尔·加米奥对土著印第安民族的研究、非洲学者阿格沃沃对约鲁巴人口头诗的研究、日本学者有贺喜左卫门对日本乡村租赁制度的研究、澳大利亚学者简·马丁重视社会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学对社会发展不容忽视的潜在贡献的研究等。后者如巴西学者阿尔韦托·格雷罗·拉莫斯对于发达世界的社会学是“灌装社会学”的批判、加拿大学者安德森对于美国学术帝国主义的批判研究等。以上研究都是以“局内人”的身份而展开的研究。还有的学者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对于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的研究，如美国学者林南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研究。以上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研究起到了促进和启发的意义，值得中国国内学者反思和借鉴。另外，从社会学本土化的区域来看，既有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化，比如非洲、拉美和中国等，也有发达国家的本土化，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因此，本土化运动是世界社会学发展的总趋势，不是仅仅存在于亚非拉的地区性学术活动中，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运动是世界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二、国内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相关研究
结合中国社会学史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是交互缠绕、互相促进的。“众所周知，社会学是一门在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正在迅速发展的、在中国有特殊经历的新型学科。”社会学产生于西方，在中国经历了引进、传播、发展、停滞（取消期）、恢复和重建这么几个阶段，它的经历是坎坷的。同样，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亦即社会学中国化）也是随之经历了复杂和多变的坎坷历程。广义的中国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研究是伴随着社会学传入中国而同步进行的。被称为引入西学“真经”第一人的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和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等西方著作时，并没有照搬直译，而是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根据自己的理解，分别命名为《天演论》和《群学肄言》。实际上，可以认为广义的社会学中国化历程就是一部中国社会学史。对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历程的划分，我们依然可以借鉴郑杭生先生对于中国社会学史的分段，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两个阶段。当然，在这两个阶段之下，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小时段。新中国成立前，对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主要是国内学者出于民族情感和民族自尊而发起的回应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一股思潮，是初级的、缺乏理论自觉性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社会学恢复重建后，国内学者对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研究随着该学科的发展和完善而逐步走向了科学化和规范化，已经超越了地域化的局限，具备了世界眼光，开始自觉地开展本土化运动。通过“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来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总体来看，恢复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对于本土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基本问题的研究
1．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理解
郑杭生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该观点指出了本土化的含义的同时，也指明了本土化的目的，郑杭生认为本土化是一种学术取向，这是非常切合“化”的本质的。根据此观点，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需要借鉴西方社会学的合理成分，并且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美国学者林南认为“社会学中国化”是指“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及民族性融纳到社会学里”。费孝通、王康、于光远等认为社会学中国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社会学本土化到底是恢复重建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被取消是与其不无关系的，这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方向问题，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对社会学中国化有一个深刻而明晰的认识。
部分学者认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要建立一个区域性的中国社会学流派；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要建立起以阶级性、民族性、科学性为其主要特征的中国社会学学派，即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体系；还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学是从西方传入的，它既是一门科学，同时又是一种文化，作为科学是无国界的，而作为文化则具有明显的国家和民族的差异，因此，社会学中国化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先进入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内部，后化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学。
只有正确理解社会学中国化的深刻内涵，才能顺利开展该学术活动。从这些对社会学中国化含义的不同理解可以看出，不同的学者分别从文化、制度和社会学学科性质方面界定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内涵以及社会学中国化的目标。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必须对西方社会学持反思批判精神，所要借鉴的必须是它的合理成分，最终要建立的是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体系。当然，体系里面必然包含了中国优秀文化，因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一点大部分学者已基本达成共识。
2．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历程的划分
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历程进行划分，是为了更好地厘清社会学自1979年恢复重建以来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更加明确未来的发展取向。不同学者根据其研究视角和划分标准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划分为不同的阶段。郑杭生以新中国的建立为分界线，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划分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早期的社会学本土化阶段和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阶段的本土化。纪德尚依据社会学本土化的历史形态和既定形态将其划分为引进、吸收、消化的过程和综合、转换、创新的过程。杨建华认为中国社会学大致可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导入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建构期，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停滞与复兴期，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20世纪末。夏玉珍将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划分为三个阶段：社会学理论相对广义的本土化时期（1895—1953年）、社会学理论相对狭义的本土化时期（1979—2009年）、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反思角逐期（2009年至今）。杨敏依据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内涵和形式的重要变化，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至今，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恢复重建约至20世纪末；第二阶段约从21世纪以来至今。
我们可以从以上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行划分的论述里，进一步地将它们概括为三种大的取向：第一，是从世界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的广阔视野出发结合中国特有事件透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运动，以郑杭生、纪德尚等为代表；第二就是侧重于结合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发展历程，划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阶段，这种划分方式以夏玉珍、杨建华等为代表；第三就是侧重于将划分的时间定位于社会学恢复重建后的这段区域里，主要的依据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内涵和形式的变化，这种划分方式主要以杨敏为代表。其实这三种划分标准都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面貌，具有自身的论证逻辑和社会共识的合理性。
3．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及途径
陆学艺认为中国社会学正面临着重建和发展，本土化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中国社会学在本土化道路上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读懂中国、服务中国；第二，要把握现在快速的社会变迁；第三，要培养人才，建设学科。
郑杭生认为中国社会学在百年历程中既要处理中国现实与传统社会思想的关系，又要处理与国外社会学思想的关系，并同时承担着自身创新和发展的任务。因此，中国社会学需要具备“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品质，融中国社会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为一体，凸现了中国社会学纵向发展的主要意涵，既是百年轨迹的凝练，更是未来前景的瞻望。
刘少杰、向德平、杨雅彬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学在本土化过程中除了要处理好中西关系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因为悠久的中国历史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思想与人文情怀。重视社会学的人文品质能够拓展中国社会学的基础，创造出有别于西方社会学的特色理论。
在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上，李强认为应该建立关于中国社会学的“中距理论”，他认为中距理论就是连接宏大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一种中介，有助于社会学理论的中国化。田毅鹏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中学、西学转化的平台，这是未来中国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在具体策略方面，余建华提出四点意见：一是要采用批判的眼光，全面审视西方已有研究成果；二是深入挖掘本土文化传统，把握其在历史上的传承，以便于我们能充分理解当今社会行动的意义及当今社会的构成；三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方法论为中心；四是增强本土化意识，逐步扩大本土化研究队伍。
从现有文献来看，自20世纪末以来，学界关于社会学中国化讨论最多的莫过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和实现途径了。对于前者的讨论，经过多年的交流和争鸣，学界基本形成共识，即要使中国社会学走向世界就必须走本土化道路，只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才能与西方社会学展开平等对话，改变当今世界的社会学格局。当然，此过程是一个漫长而且艰辛的征程，需要中国社会学同仁共同努力方能实现。如果仅依靠少数学术个人是无法也无力实现的，因为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我们既要精通西方社会学理论，又要谙熟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在此基础上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付出比西方学者更多的精力和劳动，才能形成自己的理论架构。只依靠个体是无法完成如此繁重的任务的，这就要求中国社会学界必须形成自己的学派。中国社会学既要本土化，同时又要超越本土化。实现本土化并不是为了要抗衡西方社会学，而是要提供另一条理解和诠释的途径，真正将中国社会学纳入世界社会学体系，这就要求对于西方理论要理性看待，既反对照抄照搬，也反对盲目排外；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也要辨别真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二）中国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研究
1．社会学本土化的基本理论问题
研究社会学本土化，首先需要探讨的是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包括社会学本土化的由来和界说、社会学本土化的类型和特征、本土化实现的条件，以及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等。
郑杭生通过对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的详细考察，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将社会学本土化分为不同的类型。这对于我们认识和深刻分析本土化有着巨大的帮助。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是由中国学者明确提出来的，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因此，它是一种运动型的本土化。
郑杭生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学的学术活动或学术取向，社会学本土化主要具有四大基本特征，即起点上的反思性、功能上的整合性、空间上的世界性和内容上的多方面性。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社会学本土化不会导致排外主义，也并非相对主义，更不会导致局内人主义，也同时指出，本土化不同于对本土社会问题的研究。在探讨本土化与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时，他指出，中国社会学要坚持“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发展方针，本土化应该与国际化、全球化联合起来一起考虑，我们要构建本土，同时又要超越本土，既需要本土风格，又需要世界眼光，这两者应该统一起来。这一点在学界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
李培林、周晓虹、王宁、景天魁、李迎生等学者都一致认为，社会学的中国化不是对西方理论的完全拒斥，也不是对传统社会思想的简单回归。本土化后的中国社会学既要具备中国特色，同时也不失国际规则，应该是主体性与开放性兼具的世界社会学体系的一部分，为世界社会学提供中国社会学家独特的贡献。
在探索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条件和机制中，郑杭生认为，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是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形成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学派是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有效机制。
从以上学者对于本土化基本问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在本土化理论建构中，我们既要立足现实，又要借鉴国外优秀理论；既要建构本土，又要超越本土；既要本土风格，又需世界眼光。我们应该警惕在本土化中借口西方社会学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本土实际，而在实际研究中全然无视西方社会学已经取得的理论成就，漠视西方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所形成的学术规范、研究准则和研究方法论，以一种专业程度极低的方式从事学术研究，其结果是导致大量低水平、重复性的研究，创新性理论成果甚少。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完全否定“西式现代化”所架构出来的“全球化”的基本理念思路，在这里，本土化也无意去完全颠覆并取代“西式现代化”，本土化实质上意味着平等的对话、祛除原有的“主仆”地位，力求呈现平等的互动地位，实则有利于全球化的推进。
2．中国特色社会学本土化理论的建构
中国社会学自恢复以来，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如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等，刘少杰的感性选择理论，孙立平的社会断裂论，以及郑杭生教授与他的学术团队提出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与实践结构论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
刘少杰、谢立中认为，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论”（广义的社会运行论，包括“五论”）不仅有对中国社会学历史的回顾和继承，也有对西方社会学流派的研究、思考和借鉴。郑杭生教授的理论是发展较成熟、较完整的，是比较完备的知识体系，已经初步创立了社会学运行学派。
向德平、夏玉珍认为费孝通在社会学中国化方面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其提出的“差序格局”“长老统治”“礼制秩序”“名实分离”等概念深具本土化特色，具有很强的原创性与社会学想象力。费孝通“和而不同”的学术思想、学以致用的治学理念、本土化的研究路径、“行行重行行”的研究方法以及“多元一体”的文化自觉，都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最佳例证。对中国人或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们而言，阅读了之后，常常都不免会有“于我心有戚戚焉”之感。
郑杭生指出，中国社会学界的前辈们在世界社会学本土化的历史上功不可没。他认为正是由于社会学本土化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有过27年中断的曲折经历，但1979年恢复与重建后，在费孝通和雷洁琼带领下，中国社会学者又开始了对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再倡导、再探索。
社会学在中国自恢复重建以来，除了社会运行学派的“五论”从宏观层面对中国社会进行的综合研究以外，不同学者也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出发，展开了广泛的研究。这里主要有社会学研究对象和价值中立的研究，社会结构的研究，社会信任、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研究以及社会建设的研究等。涌现出了一批富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理论研究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主要体现在：第一，经验研究的“过密化”和理论研究的“稀松化”并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学整体的发展；第二，政治取向的共同性，抹杀了富有各种世俗取向的理论个性；第三，依附性、垄断性理论阻碍了中国社会学理论向独立性、资源共享性理论的转变；第四，当代学科渗透与融合背景下的泛社会学的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三）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本土化
费孝通指出，社会学具有“科学”和“人文”的双重性格。尽管作为科学的社会学具有学术和社会现实价值，但社会学学科的价值，不局限于这种工具性。社会学的科学理性精神，本身是一种人文思想，而社会学的人文性及其在“位育”中的重要作用，又说明社会学研究要注意培养深刻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发掘文化的宝藏。
潘绥铭分析了实证主义在什么情况、什么语境之下成为中国的选择，认为这是一个建构的问题，和全球化与本土化有关系，和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有关系。他认为“统计分析往往只有数学上的合理性，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合理性。社会科学做不到自然科学的精确数量化，但理想是应该追求的，社会科学家应该着力探索理想和科学之间的差距，普遍树立方法论的意识，而不要将精力主要放在调查内容与假设上”。
林彬分析了社会学知识的多元性和本土化问题。他指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成为时代潮流，社会学知识具有多元性，不像实证主义观点认为的那样应该是一元的。科学的形成来源于具有本土化的各个国家、各个群体、各个阶层的学者在一起平等和民主地协商与讨论。对本土化的理论依据，要进行科学哲学和当代语言哲学、实用哲学方面的讨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风笑天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还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研究方法方面表现出来的局限性已经开始影响整个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他进而指出，应该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与本土化出发，提升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水平。首先应该正确处理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定量与定性之间的关系、理想状态与现实条件之间的矛盾；其次，提高经验研究论文的规范化；最后，提升研究方法的教学训练与研究交流，注重研究方法的资料积累。
张乐天、贺雪峰等认为，要解释中国这个特殊的社会和国度，就需要认真、仔细、踏实地去读懂中国。认认真真地做中国的田野研究，拿出几个让国际上能够认可的中国田野文本，这是一种比较好的、能够解读中国的方法和途径。通过“半结构性访谈”和发现“意外”的方法建构起有效把握经验自身逻辑的理论体系。
要实现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方法的本土化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国内学者对于包括方法论在内的研究方法的讨论并不鲜见。大多数学者已经意识到中国社会学领域由于过于追求实证而导致学科的不利发展和不良后果，纷纷指出中国社会学不等于实证主义社会学。实际上，实证主义本身并没有什么“原罪”，它只是一门工具，关键在于如何运用它，如果实证主义泛滥的话，不但不能促进学科发展，反而会阻碍学科建设。学界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并不是批判实证方法，而是批判将实证主义奉为神明而对其他方法充耳不闻或者嗤之以鼻的狭隘自大的学术态度。费孝通在晚年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要扩展社会学研究的传统界限，这既是对中国学科发展提出的中肯建议，实际上也是费孝通对于自己前半生学术生涯的反思和检视。我们必须认识到，实证主义只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之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里面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思想，应该将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同等重视，结合中国现实，深刻挖掘中国社会思想的精华。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包含三种类型：经验分析知识和历史，释义学知识和批判，反思性知识。三种知识类型分别反映了人类的三种基本旨趣：①技术的认知旨趣，其关注对客观的或客观化的世界过程作正确的预测及有效的控制。②实践的认知旨趣，其关注人际间动机、意向和意义的理解。③解放的认知旨趣，其关注如何争取自由成长和进步，实现人的解放。因此，解放旨趣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旨趣，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知识，社会学的知识本身就具有意识启蒙的作用，它往往成为一股实际的社会力量来引导变迁，马克思的理论即是一个明例。相对于西方社会学这样的传统，反观中国社会学，以往我们的社会学大多数依附在前两者的旨趣下发展，而忽略了社会学的反思——批判的品质，即解放的旨趣，导致中国社会学社会功能的狭隘化。故社会学的知识不仅仅应该被看作一门技术和具有实用意义的实证学问，更是一门具有解放人类社会的学问。立足于这样的认识，一方面需要不断地对产生于特定文化与社会条件下的西方社会学进行反思，另一方面需要对自己特有的社会思想和文化传统进行了解和解析，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中国社会学也才能有其特色，并为世界社会学提供宝贵的另类经验。（四）本土化与现代性研究
对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和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通过对现代化的考量来诠释社会学本土化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郑杭生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学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中，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旧式现代性的衰落和新型现代性的兴起。为此，他在对现代性的研究中提出了“新型现代性”的全新概念。他认为这种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既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又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社会与个人不和谐，社会和自然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赢、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降到最低的现代性。郑杭生教授一贯坚持“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一社会学的深层理念，而对现代性的正确划分正是这一理念在现代化研究中的充分体现。旧式现代性的核心理念是“征服自然”，是西方工业化时期的产物，错误地认为人们掌握的资源越多越好，欲望越能满足越好，不顾大自然的承载力而一味地追求所谓的“生活品质”，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古典社会学理论也正是这种理念的产物，也是西方工业社会的产物，充满着迷思与偏见，罔视变迁源自外在诱因之第三世界的社会结构与变迁模式（吉登斯，1976年）。郑杭生教授提出的新型现代性揭露了旧式现代性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批判了其不合理性，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当然，新型现代性绝非古代农耕社会的“崇拜自然”观，而是在反思旧式现代性的基础上，提出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观，即中国社会的“科学发展观”，全世界普遍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新型现代性既植根于中国传统自然观——天人合一，又具有世界眼光，指出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
对旧式现代性做出反应的，不仅有新型现代性，而且还有后现代性。后现代性对现代性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它是一种消极、反面的回应，只有解构，没有建构，无助于社会学理论的重建，更无助于增进社会的和谐与协调发展。新型现代性是对旧式现代性积极、正面的回应，是一种建设性的批判，批判中有建构，目的是要去除旧式现代性中的弊病，彻底反思旧式现代性，而并非简单的全盘否定，只有如此，才有利于社会学理论的建构，有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良性运行。
作为一门独立形式的社会学的出现，与现代性的产生是一致的，它既是对现代性及其后果的理解和阐释，又是现代性发展的后果和原因。西方社会学理论是对旧式现代性理念的理解和阐释，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人类主体主义、二元对立等品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应该以新型现代性为研究起点和核心，克服传统社会学理论中的迷思与偏见，为世界社会学体系提供一条全新的诠释途径。（五）本土化与理论自觉
1997年，费孝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上首次提出“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自觉既是中华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之间的共处之道，也是中国社会内部多民族、多种文化之间的共生之道。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做到文化自觉，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妄自骄矜；既拒斥“文化霸权主义，“也反对“我族中心主义”。就是要秉承“和而不同”的立场处理好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费孝通说，他本人对“文化自觉”的思考、研究和倡导虽然直到20世纪末期才频繁发表，但思想的来源，可以追溯的历史相当长了。“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2009年，郑杭生先生正式提出理论自觉的概念。他指出理论自觉是在文化自觉基础上提出来的，理论是从属于文化的次级概念。理论自觉既与文化自觉之间有着传承关系，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文化自觉，是文化自觉在社会学领域的特殊表现。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其核心就是要对中国社会学自身以及古今中西关系进行不断的反思。这种反思有助于提升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水平，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今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
反思是理论自觉的起点。“反思实际上是文化自觉的尝试。”这一点，费孝通和郑杭生的认识是一致的。在当今时代，对于中国文化的重建和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理论的建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反思西方文化和产生于西方本土的欧美社会学理论，即既不能照搬照抄，亦不能全盘否定，而应该理性批判；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产生于中国本土的社会理论也要理性反思，去除其糟粕，批判其不合理成分，但同时更应该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文化成果与丰富的社会思想，自尊自信地肯定自己的研究成果，坚决克服那种“我们中国人处处都不如人”“别人的理论就是理论，我们的理论不是理论”的边陲思维和自卑心态。
理论自觉在重建边陲地区社会学理论方面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同时，也适合于西方社会学界对自身理论的反思。在学术史上，由于西方学术传统长期以来居于垄断地位，这种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心态使得他们不免以有些傲慢的态度看待“落后”地区，同时也使得他们丧失了反思和检视自己学术传统的能力。而这个缺欠往往会使得他们看不到自己优势文化传统背后可能存在的“盲点”，这容易导致他们产生后天性的“色盲”，看不到“边陲地区”文化的优点和潜藏在这些优点背后的优势。因此，西方学术界亦应该进行“理论自觉”，做到“自知之明”。因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是建立在工业化、西式现代化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以“征服自然、二元对立”为基本价值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已经越来越暴露出其弊端和诟病。西方的一些学者也逐渐意识到了这样的困境，开始逐步进行自身的反思。所以说，在当今时代，不管是“中心地区”还是“边陲地区”都要谨慎地进行学术反思和理论自觉。理论自觉不仅是中国社会学推进本土化的途径，也是西方社会学维持其学术繁荣的不二选择。第三节研究方案一、研究思路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历程的梳理，回顾社会学自传入中国以来，所经历的发展、创新、停滞、恢复重建以及逐步繁荣的不同阶段，揭示和阐释中国社会学从一开始比较注重实用到逐步倾向于实证研究的原因与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学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自从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逐步走向繁荣，但在此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以欧美社会学为“中心”与非欧美地区为“边陲”的世界社会学格局依然存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学事业的逐步发展，在国内也在慢慢形成新的“中心”和“边陲”，这种局面直接影响了社会学研究和教学，不利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繁荣。
在中国社会学迎来百年之际，以郑杭生为核心的社会运行学派立足中国现实，放眼国际前沿，适时地提出了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觉既是一种学术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学术态度，它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理论建构的途径和方法，也是处理中国社会学与欧美社会学关系的基本心态。理论自觉的含义、目标和使命我们基本都已明白，但学界对于理论自觉的重要性在认识上似乎还不够。
本书中，研究将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析，系统、全面地梳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讨论当前中国社会学的基本特点和进行本土化的理由，从深层次论证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探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手段和条件。（2）阐述理论自觉的承继关系，指出理论自觉在处理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社会科学关系中的价值和意义，重点讨论理论自觉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历程中的重要价值。（3）指出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主要手段，也是世界社会学繁荣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社会学壮大的目的不是抗衡西方社会学，恰恰相反，世界各地社会学的发展壮大是世界社会学繁荣的表现，真正形成“美美与共”的理想格局。
通过本研究，将主要解决以下问题。（1）认识到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2）初步探索中国社会学取消期的研究状况。（3）提升“理论自觉”的学术价值，论证其虽然产生于本土化过程中，但对世界社会学的整体反思依然具有指导意义。二、研究方法
社会研究的方法论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研究过程的逻辑和研究的哲学基础。有人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科学研究做了一次重新评估，认为研究社会科学的不同取向是从许多特定的争论中提取的核心思想。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上，从一开始就有三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这三种研究取向是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大部分现行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建立在前两个研究取向之上的。实证主义是最古老、最广为使用的研究取向，诠释研究取向也逐渐深入人心，得到加强，但批判的研究取向在学术期刊上并不常见。批判的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意义的第三种选择，这个研究取向的版本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阶级分析和结构主义。批判的研究取向同意诠释研究取向对实证主义的批评，但它又加上一些自己的批评，而且在某些地方，它也不同意诠释的社会科学的主张，这个研究取向最早可追溯到马克思。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三种方法论并不是有着严格的界限，只是某项研究偏向于哪种取向而已。在本书中，对于方法论层面主要从批判主义（解放）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学术史的梳理，反思批判中国社会学对待西学（欧美社会学）的态度与实践偏差，并兼论当代中国社会学如何理解西方社会学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
本书应该是一项探索性与解释性并举的研究。解释性研究是建立在探索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而找出事情发生的原因。除了把焦点集中放在某个主题之上、呈现该主题的完整图像之外，解释性研究致力于寻求原因和理由。本书将主要是通过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历程的梳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寻求形成中国社会学经过百年发展依然存有“边陲思维”的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必备条件和现实要求，进而将“理论自觉”的学术边界从国内扩展到西方世界，此研究有助于详细阐述并丰富社会运行学派的学科本土论。
历史比较研究是本研究另一个主要方法，该研究方法以检验过去某段历史时期或是不同文化之下的社会层面为主。使用这种技术的研究就必须集中探讨历史上某段或几段时期，或试比较一种或多种文化，或同时探究历史时期与文化因素。历史比较研究的特点与本研究的重点不谋而合，本书将通过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不同阶段和时期的考察，探求中国社会学从实用走向实证，进而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中，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在哪里、有多大，揭示和阐释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学缺乏培养建立独立反省与批判意识和能力的客观条件。
文献研究是主要利用第二手资料进行分析的研究，具有明显的间接性、无干扰性和无反应性。本书在主要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将尽量搜集相关的书籍、报纸、主要当事人的随笔、日记、照片等资料进行分析。三、特色及创新之处
本书的特色和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视角的创新。孔德认为，在人类历史中，知识（实际上是西欧的知识）的发展大致是神学、形而上学、科学（实证）三阶段。对社会的研究，发展到了实证社会学的阶段，便代表着人类知识的一种进步。他认为，真正科学的社会学乃是以实验比较的实证方式来研究人类社会。这种由外研究自然转而向内研究人与社会被当成一种进步的运动，而且这种转移也被认为使得诸科学间具有逻辑关系。上述观点被西方学者发展完善后，很快便传播到了世界各地。19世纪后的中国普遍具有国家集体危机意识，社会学在中国恢复重建后，又存在广泛的国家建设意识。这两个时期中国社会学虽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中国社会学家具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富国富民。正是在这种富国富民意识的支配下，实证主义（有时候表现为实用主义）社会学在中国大行其道，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至今仍未改变。自然科学范式的实证主义社会学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使得中国社会学家逐渐丧失了对西方理论的反思、批判的意愿和能力，严重阻碍了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进程。自恢复重建以来，具有学术责任的社会学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倡导扩展社会学的研究界限，对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研究取向同样重视，恢复社会学人文性。诚然，用人文主义作为批判实证主义的工具是无可厚非的，也是普遍采用的手段。然而，要确立社会学研究的多元性，就要以广阔的胸怀接纳多重研究取向，国内对于人文主义研究取向逐渐熟识，但对批判主义的研究取向仍未重视。以中国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教材为例，很少有将起源于马克思的批判主义取向作为经典的研究传统，也很少引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本书在研究视角上，不局限于前人的视角，而适当地以批判主义视角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建设提出阐释和思考。（2）观点的创新。本书的核心观点是“理论自觉”这一学术活动和学术态度，不仅适应处于“边陲地区”的“落后社会学”的建设和繁荣，同样也是处于“中心地区”的“先进社会学”维持其繁荣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