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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1 12: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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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伊丽莎白·皮萨尼

出版社: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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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Etc:众神遗落的珍珠

印尼Etc:众神遗落的珍珠试读:

前言

“小姐!进来见见我奶奶吧!”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下文简称印尼)东南方默默无闻的松巴岛(Sumba)上,一位笑容灿烂的小伙子迎我入门。那是二十年前的邀约,当时天气热得像火炉上的煎锅,四处灰尘弥漫,我步履蹒跚走在一条沙土路上,口渴到快不行,心里想着:有何不可?说不定他奶奶会讲几个故事给我听,陪她喝一两杯茶肯定是件愉快的事。于是我费了番力气爬上一道梯子,来到一座竹栈走廊。几名年轻人在那儿敲锣打鼓,制造一阵恼人的噪音后,旋即躬身穿过低矮的玄关,一溜烟地消失在不见天日的暗处。我借着竹席墙的缝隙透进来的点点微光,瞥见一幅耶稣画像,还看见一个像是装着脏衣服的大袋子被搁在一张竹椅上。除此之外,屋里空荡荡的,不见老奶奶的踪影。“等一下!”小伙子摸了摸那个洗衣袋,然后顺手解开袋口,拉掉覆盖在顶端的布巾,老奶奶终于现身。她昨天刚辞世,依当地习俗,四日后才会发丧,中间这段时间,每天须接见前来吊唁的客人。小伙子替归天的奶奶道了声“幸会”,我们就坐下来喝茶。

印尼总是充满这类令人跌破眼镜的奇事。比方说,一位身兼苏丹[1] 和全国商会会长的总统候选人,在宫廷里养了一批据说可带来好运的患白化病的侏儒。一名地方警长会向别人解释如何召集一群没干过坏事的鳄鱼,让它们来指认另一只吃掉人类的不肖同类,好活捉那畜生。在这个国家,你可能有机会和某个乐于承认自己为了增加预算而故意延长一场游击战的军事将领共饮啤酒,也可能陪某个死人喝茶。

这的确是个不可思议的国度。领土涵盖一三四六六座岛屿,居民[2]种族超过三百六十个,方言多达七百一十九种。它之所以存在至今,是因为境内的火山土壤与海洋气候相结合,孕育出令欧洲人趋之若鹜的各种香料,而较欧洲人先一步踏上印尼诸岛的阿拉伯、印度和中国商人,曾与各地亲王和苏丹做买卖。欧洲人认为此种贸易方式无法满足其商业利益,遂引进垄断企业,日后给印尼带来了大小冲突、殖民活动、剥削统治及独立战争,现代印尼正是由这段残破的历史拼凑起来的国家。

1945年,开国元老宣布印尼脱离荷兰殖民统治之际,全文仅寥寥数语的独立宣言有云:“我们是印尼子民,在此宣告印尼独立,将[3]尽快谨慎完成权力转移及其他事宜。”

此后,印尼一直在处理所谓的“其他事宜”。

世界上有许多殖民国家曾经为生存而奋斗,不再接受昔日殖民统治者所划定的疆域,然而像印尼这种不得不将众多生存元素混合在一起的国家实属罕见。印尼国土环绕地球赤道,跨距相当于从伦敦到伊朗首都德黑兰,或者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到东岸的华盛顿特区那么长。位于苏门答腊岛(Sumatra)西北端的亚齐省,住着笃信伊斯兰教、五官略似阿拉伯人的马来族(Melayu),并骄傲地给自己[4]的居住地冠上“麦加走廊”之名。坐落在亚齐省东南方、与之相距约五千二百公里的省份是巴布亚,占据了新几内亚岛(New Guinea)西半边大部分地区,居民皮肤黝黑。我初访当地时,发现许多原住民一丝不挂,男性仅以葫芦遮掩生殖器,但他们却发展出某些复杂的农耕技术。巴布亚省和亚齐省居民惯吃的食物、吹奏的音乐、祈求的神祇、所属的种族都不一样。两地之间的其他省份,还存在着各种多彩多姿的文化,并采取彼此迥异的方式引领古老传统融入现代社会。

当今地球上每三十个人就有一人以印尼为家——据最新统计,印尼人口已破两亿四千万,世界排名第四。首都雅加达比其他任何城市都更喧嚣嘈杂,全国约有六千四百万人(超过英国总人口)使用脸书,却有八千万居民(相当于德国人口总和)无电可用,另有一亿一千万人(与墨西哥人口总数相当)每日生活费低于两美元。

印尼拥有一长串“世界最大”、“数量繁多”、“成长最快”的统[5]计名单,然而正如该国企业家里亚迪(John Riady)所言:“印尼恐怕是最被世人忽略的国家。”

1988年,我以路透社记者的身份首度被派驻印尼时,对这个国家也是几近一无所知。1983年,年仅十九岁的我曾经扛着背包去过爪哇(Java)和巴厘岛(Bali),也曾为了探访红毛猩猩而在北苏门答腊省短暂停留,于是产生了几个印象:印尼是个友善多变的国家,尽管日常生活一团混乱且难以预料,却存在着异常精致的文化,你会[6]看到身披蜡染华服的舞娘们随着加麦兰(gamelan)乐团 演奏的旋律,在精雕细琢的神庙建筑群的阴影底下曼妙地扭动双手。

那时我脑海里的印尼地图只聚焦在爪哇岛上,就跟大多数外国人一提起印尼便想到爪哇没两样。爪哇面积与希腊相当,仅占印尼领土7%,但全国60%的人口(一亿四千万人)都挤在这座岛上。因此,首都雅加达当然是设在爪哇;自12世纪以来,爪哇统治者便对印尼群岛众王国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路透社指派我从印度首都新德里转移阵地到雅加达,而且是在发布调职令的十天前才通知我,当时我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国家还包含其他数百种文化,记忆中只对崇拜印度教的巴厘岛妇女头顶着神庙供品、姿态优雅地款款摆动身体,或者是印尼东方的迷人珊瑚礁、苏门答腊或加里曼丹(Kalimantan)的酷热丛林、印尼西部的精彩冲浪活动还有些印象。

接下来的两年半,每当我可以忙里偷闲、不用报道每日股市行情,就四处溜达晃荡,努力认识“印尼”。我曾探寻红毛猩猩的足迹,追踪分离主义者的反叛活动,造访盗挖黄金的矿工和非法移民,也曾与雅加达的银行家、当红影星和昔日政治犯共进午餐。于是我的印尼话愈说愈流利,和当地人的对话也变得愈来愈有趣,然而当我得知的事情愈多,才逐渐意识到外界有多不了解这个国家。世人永远无法预期印尼发生的一切。

由于军方对我报道的正确性(尤其是关于亚齐省即将爆发内战的消息)意见纷纭,我在1991年离开了印尼。后来印尼军事发言人努哈迪(Nurhadi Purwosaputro)将军在澳洲布里斯本的喜来登大酒店,以私人笺纸亲笔写了封短信寄给我,内容如下:

我想因为你是记者,我们始终维持着相当正式(职业性)的关系。此刻我认为我应当以军事发言人的身份郑重告诉你,你已善尽职责且表现优异,对于我国人民、政府、国事与真正面临的问题皆有深入的了解。

现在你的职务已有变动,我只把你当热爱印尼的普通人看待。

努哈迪接着表示,下次我回雅加达时,务必接受邀请去他家做客。此人曾经恬不知耻地欺骗大众,隐瞒同僚残忍对付亚齐、巴布亚、东帝汶以及印尼其他动乱省份的真相。他捏造的谎言往往理由牵强、几近荒唐,有时为了避开我们这些记者的追问,还会从后门溜出办公室。有一回,他在我的截稿日期逾时很久以后,才为了先前没能及时针对某次小型屠杀事件表达意见而来电致歉,理由是:当时他奉命将总司令视为圣物的一把短剑送回该长官出生地,忙得没工夫跟记者们谈话。

这种无厘头的事情难免令人抓狂,但我发现它也带了点趣味,一位高级军事将领居然会因为不想开门见山地抖出战友的残忍行径,而跟一名外国记者胡诌神剑的故事。虽然我常恨不得扭断努哈迪将军的脖子,但实在没办法讨厌他,而且他说对了,撇开诸多政治领导者的恶形恶状不谈,我的确热爱印尼。

2001年,我怀着这份情愫重返故地,此时与抗议学生包围国会大厦,导致苏哈托(Suharto)结束三十二年政权一事已时隔三秋,而我在离开印尼的十年间也转换了跑道,成为专攻艾滋病的流行病学家,返回雅加达之后的任务是协助印尼卫生部追踪艾滋病扩散情形[7]——印尼的毒品注射者、跨性人、性交易工作者、男同性恋、囚犯之间艾滋病感染率虽高,但卫生当局巴不得这些人不存在,宁可对他们视而不见。接下来四年,我照旧四处奔走,也看到印尼呈现迥异于往昔的风貌。我有一半的时间必须和基层公务员一起被关在某些省会的三星级旅馆里参加讲习会,整天与书面协议、投影报告,还有无数黏糊糊的蛋糕为伍。而我在这些场合中发现,印尼官僚似乎没有我以前想象的那么颟顸无能,但自私心态丝毫未减。

其余时间我大都在隐秘的巷弄中跟毒品注射者打交道,或者与从事性工作的跨性人在人行道上边走边聊,要不就待在装潢俗丽、方兴未艾的男同性恋俱乐部里,而且总会发生奇遇。有一天,我在一座肮脏的火车月台上跟一名身上刺青的毒虫闲聊了几句,他不但请我喝芬达汽水,还告诉我:“小姐,我们本来想抢劫你,但你实在满有趣的。”除了遇见怪咖,我也跟某些奇人建立了友谊。比方说,我认识一位曾是雅加达知名性工作者的人妖,至今仍不时在网络上收到他提供的摄影建议。

2005年,我再度离开了印尼,但每年总会设法回当地待几个星期,而且还是住以前住过的房子,用从前用过的手机,骑昔日借来的摩托车,找同样几位老友去某些省份游荡。我开始觉得待在这个国家仿佛交了个身材巨大的“坏男友”。他会撩动我的感情,令我思绪活跃,时而令我开怀大笑,待我温柔体贴,时而与我共享如胶似漆、有点令人羞于启齿的亲密关系。接着我又发现,他也会忘记重要纪念日,用言语冒犯朋友,说一堆低级谎言。当你以为你真的了解他,他就露出马脚或原形毕露。一旦摸清这个坏男友的底细后,你明知会以眼泪收场,却不断重蹈覆辙,继续和他交往。

有时候,无论你多想赏他一巴掌,总会期待别人也能欣赏这头怪兽、能再多了解他一些。然而,过去这些年来,我早就习惯了一件事:每当我在伦敦或纽约酒会中向别人提起“印尼”两个字时,他们总是露出紧张茫然的表情,心里肯定在想:“噢,天哪,印尼……是柬埔寨、越南还是泰国附近哪个国家……的新名字吗?”

2011年岁末,我决心写本有关印尼的书,把我的“坏男友”介绍给世人认识,也让自己有借口在这个国家多待一段时日,以便进一步了解我为他付出真情的这些年来,他是如何改头换面的。于是,我暂时抛下伦敦公共卫生顾问的工作远赴这万岛之国,打算自印尼东南部展开旅程,然后大略以逆时针方向穿越东方诸岛。一切顺利的话,我将跨海北上苏拉威西岛(Sulawesi),再西进婆罗洲(Borneo)和苏门答腊岛,接着去苏门答腊东南地区绕一圈,最后从聚集了印尼近三分之二人口的爪哇岛离境。

我对行程规划只有粗略的概念,一方面想去追踪早年在印尼旅游时邂逅的某些人的下落(搞不好还能见到在松巴岛请我和他奶奶一起喝茶的小伙子),一方面也渴望探访全然陌生的地域,但我的计划只能到此为止,因为在印尼,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船班不是迟到三天,就是根本没开,航班会在半空中临时更改目的地,新的签证规定会突然把你赶去边境,意外的遭遇会打乱你的行程。

不拟定任何计划还有一个理由:印尼仿佛变幻莫测的万花筒,拥有五彩缤纷的组合元素,并随着每一次的历史和环境变迁而产生不同的模式,我不敢奢望能窥其全豹。虽然我想捕捉印尼的庐山真面目,也想探究他是拉着哪几根“红线”将不同的岛屿和文化牵系成一个完整的国家,但我心知肚明这个国家在我旅游期间肯定是说变就变,我尝试窥探印尼全貌的过程中,每每只能看到零星的片段。

因此,我采取流行病学家惯用的原则之一:随机取样。换句话说,如果你无法研究每个人,又想了解一大群人发生了什么事,最好的办法就是随机挑几个样本。与其事先安排好要去哪里、跟谁交谈,不如相信只要我去的地方和观察的人够多,就可以将零星的片段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印尼画像,揭露某些深刻隽永的印尼特质。

我只抱着一个原则上路:“凡事点头就对了。”因为印尼人是地球上最好客的民族,盛情难却——跟苏丹喝杯茶怎么样?乐意之至!一起参加婚礼游行吗?恭敬不如从命!要不要参观麻风病院?当然要!愿不愿意跟游牧家庭睡在大树下?有何不可?晚餐吃狗肉可以吗?呃,行啦!这个策略使我在印尼得以畅行无阻,踏足闻所未闻的岛屿,成为当地农夫、教士、警察、渔民、老师、司机、军人、护士家里的座上宾。我大部分时间不是搭乘船只,就是坐着一路颠簸、漆着俗气颜色、播放着震耳的印度流行歌、车顶晃着晕吐袋的巴士旅行,不过有时也能幸运地钻进包机或是坐上装有深色玻璃和皮质座椅、受到严密保护的私家轿车。一路走来,我多次获得善意的款待,鲜少聊到政治腐败无能、法律不公不义、百姓命运悲惨的话题。

我总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游走诸岛,偶尔才会经过最热门的观光地点,例如巴厘岛某个海滩酒吧(里头挤满了身材保养得宜、脸上略带风霜、和巴厘男孩腻在一块儿的白种男人)以及雅加达某餐厅(该餐厅专为那些想趁着华尔街股市开盘和手上黑莓机吱吱作响以前,赶紧喝杯安神酒的银行家和股票经纪人提供餐饮)。不过我发现,我骑着摩托车、搭着巴士、乘着渡轮长途跋涉两万一千公里,又搭着飞机航行两万公里的过程中,遇到这些场合的机会少之又少。总而言之,印尼有三十三个省,我去了二十六个。虽然这本书是从印尼群岛的历史演变以及我和这位“坏男友”初相遇的经历拉开序幕,不过大部分篇幅都在描述此行发掘的故事。这个国家与我的认知颇有出入,他迷人的多样性和强劲的凝聚力超乎我的预期。[1] 苏丹,伊斯兰教国家统治者的称号。印尼为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信徒占总人口85%以上,16世纪末伊斯兰教成为优势宗教以来,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分立了许多封建苏丹国,印尼独立为现代国家后仍予以保留。——除特别标明,本书页下均为译注[2] 数字难以确定。2012年印尼统计局的报告指出,根据政府公布的清单,印尼共有一七五〇四座岛。然而,2011年地理信息系统(G I S)与联合国共同举行的一项调查中,排除了只在退潮时才会露出海面的小岛,因此报告中提到的岛屿总数为一三四六六座。调查人员认为,印尼全年有人居住的岛屿介于六千至七千座之间。——原注[3] 本书书名《印尼Etc.》即由此处得名。该句原文为:Matters relating to the transfer of power etc. will be executed carefully and as soon as possible. ——编注[4] 麦加,伊斯兰教第一圣城,穆斯林会尽最大努力争取一生至少去奏加朝觐一次。[5] 里亚迪,生于雅加达的华人,“里亚迪”为印尼名,中文名为“李白”,现任印尼第二大财团力宝集团(Lippo Group )副董事长,其父李文正为共同创始人之一,集团主要投资亚洲各国地产、超市、百货公司、娱乐及服务业。[6]加麦兰,爪哇与巴厘岛的传统音乐形式,通常在宗教仪式、婚礼、割礼等重要场合演出,完整的乐团至少囊括锣、鼓、笛、木琴等二十种不同的乐器,并以两两成对或四个一组的方式演奏。[7]“跨性人”(transgender)是指在心理或装扮上部分或全盘翻转性别角色的个人或团体,与通过注射荷尔蒙或动手术来转换性别的“变性人”(transsexual)不同。第一章 不可思议的国度

当好大喜功的民族党(Indonesian National Party)领袖苏加诺(Sukarno)宣布印尼独立后,他解放的不是个具有完整实体的国家,而是仅凭想象统一了表面上拥有共同历史和少许共通文化的一大片破碎岛屿。草草拟就的独立宣言只提到“将尽快处理其他事宜”,而且是在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骤然投降两天后仓促公布的。日[1]本曾在1942年侵略荷属东印度,陆续将荷兰殖民者赶出印尼群岛。印尼民族党本以为这是件可喜可贺的事,因为他们极不信任白种人,谁叫荷兰人用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统治了印尼三百五十年呢,可是后来才发现,日本鬼子跟荷兰人一样可恶,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苏加诺及其党羽匆匆宣布独立的用意,就是想让印尼诸岛脱离任何贪婪外来者的魔掌。“日本鬼子饶不得啊。”此言出自东印尼一位渔夫母亲的嘴里。

2012年年初,我曾在渔夫家过夜。这位母亲的脸庞已变得像蜜饯一样皱巴巴,但年轻时肯定是个美人胚子,她说:“他们实在太——残忍了,只想强奸没出嫁的姑娘。”

这是我询问她年纪时所引起的话题,但她摸不清自己究竟几岁了,只说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她已成年。我问她那时的生活怎么样,这位老妇人摇了摇头,然后动作僵硬地使尽力气站起来解释:“他们命令一伙男人挖了个坑,然后叫两个男的在坑边站好,还给他们的眼睛围上一块白布,接着就从后面喀、喀两下。”

她一边回忆七十年前亲眼目睹的场面,一边目光炯炯地比划着蒙眼动作,并举起一只干瘪的手朝自己的脖子后面砍了两下,然后摇摇晃晃坐回椅子上说:“他们的脑袋滚到了坑里面,其中一具尸体还挂在坑边,直到有个日本兵推它一把才掉进去。”

数十年后,某日本公司在她家附近开了个珍珠养殖场,一批来自东京的主管想了解一点地方特色,于是参加当地的导览。“那时我就坐在市场里卖鱼,还用日语招呼他们,跟他们讨价还价,他们都吓了一跳,没料到我这卖鱼的老太婆居然会讲日语,后来他们把我的鱼统统买走了,”她笑着说,“我让他们付了四倍价钱哦。”

欧洲人比日本人捷足先登的主因是,他们在印尼各地市场发现了香料和其他财富;现今的印尼正是因为这些贪婪的荷兰商人才团结起来。欧洲人尚未登陆之前的几个世纪,阿拉伯和亚洲贸易商已和印尼群岛各封建领地做过生意,他们在海风协助下远渡重洋来到印尼,人类史上大部分的远程贸易也是由海风带动。每年的某段时间,赤道附[2]近的信风 会改变风向,在中国和印度(为当时两大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海面上,为两国商船提供一条便于通行的运输航道。12月至来年3月,来自中国的东北风袭向南方。自6月到9月,海上的东南风又迅速朝北吹至印度。因此,举凡想在印度和中国之间运送丝绸、棉布、瓷器、铁器、茶叶和银器的商人,不是得翻越喜马拉雅山,就是得通过现在的印尼领海。

在风向不定的过渡期,印尼群岛的贸易活动往往陷入停顿,外来贸易商就利用这几个月,停留在某些热闹的港口装卸货物、整修船只、补给食物,甚至跟当地女子通婚,顺便为下一批生意取得货源。肉豆蔻粉和晒干的丁香花苞来自东方的乌鲁古群岛(Maluku),西端的亚齐区和苏门答腊的苏丹国可供应胡椒,地方领主争相吸引商人和船长们前来自己的封地,有的港口是供应贩卖胡椒的最佳渠道,有的商港以提供安全仓储名闻遐迩,有的港埠收费低廉,贸易商也比较不易遭人抢劫。据说马可·波罗在1290年左右从中国返回意大利的途中,曾通过印尼海域,他如此形容爪哇港口的繁忙盛况:“此地迭有船舶往来,屡见买卖货物、获利丰厚之商贾,岛上珍奇繁多,不及备载。”

如果你随便挑个印尼现代贸易城的市场逛一逛,说不定会发现那里的景象和气息,非常接近马可·波罗在七百多年前所描述的见闻。你会看到一堆歪七扭八的摊子紧挨着彼此,每个摊子皆以老旧的包装箱、废弃的家具、没人要的木板条、上届的竞选旗帜任意拼凑而成,没有人在乎摊贩的外观,摆在桌上的货色才重要。某个摊位将一大摞红辣椒堆放在一块白色粗麻布上,看起来像座火山似的。隔壁的摊位摆着几个如同魔术方块的木箱,第一箱塞满肉豆蔻粉,第二箱装满胡椒粒,第三箱是干燥丁香花苞,另外二十二个排排站的箱子,则是盛满姜黄、老姜、南姜、香菜子,还有各式各样你瞧不出是什么但用舌头一尝就能辨识的香料。你还会看到一堆被草绳绑住脚的螃蟹,在一块石板上吐泡沫。市场角落伫立一间老杂货铺,店里一根柱子上挂着一顶顶可供辛勤耕作的稻农遮阳之用的棕榈叶斗笠,店内还摆着一根根竹扫帚和椰纤扫把、一个个可放在小火炉上炖汤用的平底大肚陶锅。

如今全国市场也出现大量专利药品贩卖者,他们拿着时新道具四处兜售商品。我参观某个市场时,瞧见一群观众正聚精会神地聆听一名江湖郎中透过吵死人的迪斯科音响,努力推销某种可治百病的药草,身旁摆着一具面向观众的人头模型,人头从中一分为二,半边是俊秀的年轻脸蛋,另半边露出面部的肌腱和突起的眼球。不远处有位妇人沉默不语地坐在几片看来像泥巴、上头布满窟窿、中间穿着绳子的圆饼上,我猜那是某种植物的块茎,但其实是泥巴筑成的蚁窝。她向我打包票,只要切下一块上等蚁窝熬煮成汁,即可用来治糖尿病和高血压。妇人隔壁有位长了一对招风耳、留着两撇八字胡的老翁,把摊位分成两半:一半卖的是装在可乐瓶里、看起来黏糊糊的黑药水,他又是干咳又是吐痰地向我解释,这叫“山王水”,能治肺癌,是以某种长在火山上的植物根部提炼而成;摊位的另一半摆着几小堆烟草,还有用来卷烟草的干叶子。

市场里的商人一律用“国语”而非“方言”与我和其他可能乐于掏腰包的顾客交谈。他们彼此通用的语言,其实是贸易商使用了数千年的一种马来语。很久很久以前,一波又一波的外国商人,纷纷乘着商船从印尼群岛之间的几道海峡,通过操着各种方言的岛屿社区。波斯人在7世纪统治过印尼,尔后阿拉伯人取而代之,继而又有来自印度西部古加拉特邦以及东部柯罗曼德尔海岸的印度人上岸,中国人则在12世纪开始大量出现,这些外来者的共通点是热衷于贸易。后来拥有各种肤色、出自各类族群的诸岛居民,在为一篮篮珠母贝、一捆捆檀香木、一笼笼天堂鸟、一袋袋胡椒粒以及一堆堆软绵绵的海参讨价还价时,一律说马来语,就跟现在一样。尽管各岛居民私下交谈时,还是习惯采用数百种土语,但几乎人人都会说印尼话,给观光客带来一大便利。印尼话是公众场合的语言,来自不同背景、聚集在大城里的印尼人,在日常生活中也都说印尼话。

商业影响了印尼群岛的宗教和语言。自7世纪以降,与印度商人[3]同行的学者,将印度教和佛教传入苏门答腊南边的室利佛逝王国——日后成为当地原住民建立的第一个海上商业帝国,统治者靠贸易累积庞大财富,足以建立军队,征服邻岛,将佛教渡海传播至爪哇,招纳远在今日泰国和柬埔寨南边的封臣国。金碧辉煌的庙宇开始在爪[4]哇中部平原和丘陵勃然兴起,世上最大的佛寺“婆罗浮屠”于9世纪在爪哇落成。另一个崇拜印度教的王朝也不甘示弱,建立了令人惊[5]艳的“巴兰班南”寺庙群 。

下一波商人是穆斯林,分别来自南亚、华南和中东。由于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如商业润滑剂(商人可一起用餐祷告,顺便谈生意),印尼诸岛的贸易商遂成为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一群人。爪哇的王公贵族们逐渐扬弃梵文姓名,开始采用苏丹称号。到了16世纪初,爪哇岛的统治者几乎悉数改信伊斯兰教,唯独崇奉印度教的巴厘岛仍保留印度式宫闱和种姓制度。

印尼群岛拥有许多不同的封建领地,各地居民从不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个领土完整的大国。然而,由于商人频繁往返于各岛,世居岛上的小老百姓变得乐意包容和接纳彼此的差异,养成一种几近调情的好客态度,这些岛屿也成为诱惑外来者探险的地方。

不过,这么开放也有缺点,导致印尼成为欧洲人的俎上肉,也改变了彼此的经商手法。

君士坦丁堡于15世纪中叶遭土耳其人攻陷后,欧洲的基督徒商人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向亚洲的穆斯林商人采办货物。当时,香料是欧洲富裕家庭食品柜中不可或缺的食材——在没有冰箱的年代,香料可防止肉类腐败及掩盖臭味。欧洲人若想继续拥有供应无缺的胡椒、丁香、肉豆蔻,势必得直接远赴种植这些香料的岛屿搜寻货源。1497年,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着非洲南端航行,并发现通往东方的海路后,这个心愿终于可望实现。葡萄牙人迅速找到正确航道,可直奔盛产宝贵香料的马鲁古群岛(昔称摩鹿加群岛或香料群岛),第一个目的地就是遍植丁香的火山岛特尔纳特(Ternate)。该岛蜿蜒崎岖的海岸边,坐落着一个热闹非凡的城市,城中尚保留两座葡萄牙碉堡和一座苏丹宫遗址。如今,较大的那座碉堡一部分是军营,一部分为政府办公处。有些军眷将洗净的衣物披挂在碉堡内的旧大炮上晾晒,几辆挂有红色公家牌照的休旅车载着身穿制服的公务员通过一道凯旋门前往破旧的办公室。至于那座苏丹宫,则是风华尽失地站在市立足球场后方的小土丘上,像是一栋突兀的乡下木屋。

那座王宫曾经富丽堂皇。1579年,英国探险家德雷克(Francis Drake)临时起意登陆特尔纳特岛,作为环球航行的最后一站,并写下参观苏丹宫的感想。这位海盗出身的航海家什么金银财宝没见过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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