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哲学——尼德兰的绘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法）丹纳 著 张启彬 编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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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哲学——尼德兰的绘画试读：

伊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史学家，历史文化学派的奠基者和领袖人物。《艺术哲学》是丹纳根据自己在巴黎美术学校讲课时的讲稿讲义撰写成的艺术批评经典著作，对19世纪的文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书分析了大量史实，对一些典型的文学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书中列举了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17世纪尼德兰的艺术文艺史实，并加以分析比较，揭示了文学艺术与种族、环境、时代这三个要素的紧密关系。

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和评论家傅雷，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回国后长期致力于法国文学译介以及美术史研究工作。傅雷对《艺术哲学》极为欣赏，早在1929年其即曾尝试翻译这部经典著作，至30年后的1959年全稿完成。除译文的斟酌外，译本中的注解、插图亦为傅氏用心之处。因翻译精准，笔调传神，傅氏译本为该书公认的权威译本。

有鉴于此，本书在出版过程中文字及插图尽量忠实于原书，以便读者了解傅氏的艺术见解。具体编辑工作如下：一，以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刊本为底本，重新整理全书，校改了部分讹字。二，傅氏译名固有其深意在，然而不少人名、地名及文学作品名的翻译已与现在通行的译名相去较远，为了便于阅读，本版将部分译名做了替换。三，本版在傅译初刊本书后附傅氏所编《艺术家文学家译名原名对照表》的基础上，重新排编《艺术家文学家译名原名对照表》，按拼音排序附于书后。四，本版邀请艺术史学者张启彬担任配图编者，在傅雷先生配图的基础上扩充配图，并撰写说明，以便于理解赏析。五，傅译初刊本插图为单色，置于每编之后，本版书则统一替换为彩色插图，置于相关文字附近，以便查阅翻览；本版变编为册，以便于阅读携带。

至于初刊本中用字遣词、标点符号使用，与时下出版规范多有参差，为保持傅译原貌，未做过多改动。以上数端，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稍加留意。

本书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除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刊本为底本外，还酌情参考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印本，三联书店2016年印本等版本，吸取了以上诸版本在文字处理、新旧译名标识、章节编排以及图版插配等方面的经验，特此说明。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8年10月　译者序

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自幼博闻强记，长于抽象思维，老师预言他是“为思想而生活”的人。中学时代成绩卓越，文理各科都名列第一；1848年又以第一名考入国立高等师范，专攻哲学。1851年毕业后任中学教员，不久即以政见与当局不合而辞职，以写作为专业，他和许多学者一样，不仅长于希腊文，拉丁文，并且很早精通英文，德文，意大利文。1858—1871年间游历英，比，荷，意，德诸国。1864年起应巴黎美术学校之聘，担任美术史讲座，1871年在英国牛津大学讲学一年。他一生没有遭遇重大事故，完全过着书斋生活，便是旅行也是为研究学问搜集材料；但1870年的普法战争对他刺激很大，成为他研究“现代法兰西渊源”的主要原因。

他的重要著作，在文学史及文学批评方面有《拉·封丹及其寓言》（1854），《英国文学史》（1864—1869），《评论集》，《评论续集》，《评论后集》（1858，1865，1894）；在哲学方面有《19世纪法国哲学家研究》（1857），《论智力》（1870）；在历史方面有《现代法兰西的渊源》12卷（1871—1894）；在艺术批评方面有《意大利游记》（1864—1866）及《艺术哲学》（1865—1869）。列在计划中而没有写成的作品有《论意志》及《现代法兰西的渊源》的其他各卷，专论法国社会与法国家庭的部分。《艺术哲学》一书原系按讲课进程陆续印行，次序及标题也与定稿稍有出入：1865年先出《艺术哲学》，1866年续出《意大利的艺术哲学》，1867年出《艺术中的理想》，1868—1869年续出《尼德兰的艺术哲学》和《希腊的艺术哲学》。

丹纳受19世纪自然科学界的影响极深，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在哲学家中服膺德国的黑格尔和法国18世纪的孔提亚克。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无论物质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都可以解释；一切事物的产生，发展，演变，消灭，都有规律可循。他的治学方法是“从事实出发，不从主义出发：不是提出教训而是探求规律，证明[注]规律”；换句话说，他研究学问的目的是解释事物。他在本书中说：“科学同情各种艺术形式和各种艺术流派，对完全相反的形式与派别一视同仁，把它们看作人类精神的不同的表现，认为形式与派别越多越相反，人类的精神面貌就表现得越多越新颖。植物学用同样的兴趣时而研究橘树和棕树，时而研究松树和桦树；美学的态度也一样，美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植物学。”这个说法似乎他是取的纯客观态度，把一切事物等量齐观；但事实上这仅仅指他做学问的方法，而并不代表他的人生观。他承认“幻想世界中的事物像现实世界中的一样有不同的等级，因为有不同的价值”。他提出艺术品表现事物特征的重要程度，有益程度，效果的集中程度，作为衡量艺术品价值的尺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征的有益程度，因为他所谓有益的特征是指帮助个体与集体生存与发展的特征。可见他仍然有他的道德观点与社会观点。

在他看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这个理论早在18世纪的孟德斯鸠，近至19世纪丹纳的前辈圣伯夫，都曾经提到；但到了丹纳手中才发展为一个严密与完整的学说，并以大量的史实为论证。他关于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的著作，都以这个学说为中心思想；而他一切涉及批评与理论的著作，又无处不提供丰富的史料作证明。英国有位批评家说：“丹纳的作品好比一幅图画，历史就是镶嵌这幅图画的框子。”因为这缘故，他的《艺术哲学》同时就是一部艺术史。

从种族，环境，时代三个原则出发，丹纳举出许多显著的例子说明伟大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而只是一个艺术家家族的杰出的代表，有如百花盛开的园林中的一朵更美艳的花，一株茂盛的植物的“一根最高的枝条”。而在艺术家家族背后还有更广大的群众：“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他又以每种植物只能在适当的天时地利中生长为例，说明每种艺术的品种和流派只能在特殊的精神气候中产生，从而指出艺术家必须适应社会的环境，满足社会的要求，否则就要被淘汰。

另一方面，他不承认艺术欣赏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没有客观标准可言。因为“每个人在趣味方面的缺陷，由别人的不同的趣味加以补足；许多成见在互相冲突之下获得平衡，这种连续而相互的补充，逐渐使最后的意见更接近事实”。所以与艺术家同时的人的批评即使参差不一，或者赞成与反对各趋极端，也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最后仍会归于一致，得出一个相当客观的结论。何况一个时代以后，还有别的时代“把悬案重新审查；每个时代都根据它的观点审查；倘若有所修正，便是彻底的修正，倘若加以证实，便是有力的证实……即使各个时代各个民族所特有的思想感情都有局限性，因为大众像个人一样有时会有错误的判断，错误的理解，但也像个人一样，纷歧的见解互相纠正，摇摆的观点互相抵消以后，会逐渐趋于固定，确实，得出一个相当可靠相当合理的意见，使我们能很有根据很有信心地接受”。

丹纳不仅是长于分析的理论家，也是一个富于幻想的艺术家；所以被称为“逻辑家兼诗人……能把抽象事物戏剧化”。他的行文不但条分缕析，明白晓畅，而且富有热情，充满形象，色彩富丽；他随时运用具体的事例说明抽象的东西，以现代与古代做比较，以今人与古人做比较，使过去的历史显得格外生动，绝无一般理论文章的枯索沉闷之弊。有人批评他只采用有利于他理论的材料，摒弃一切抵触的材料。这是事实，而在一个建立某种学说的人尤其难于避免。要把正反双方的史实全部考虑到，把所有的例外与变格都解释清楚，绝不是一个学者所能办到，而有待于几个世代的人的努力，或者把研究的题目与范围缩减到最小限度，也许能少犯一些这一类的错误。

我们在今日看来，丹纳更大的缺点倒是在另一方面：他虽则竭力挖掘精神文化的构成因素，但所揭露的时代与环境，只限于思想感情，道德宗教，政治法律，风俗人情，总之是一切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他没有接触到社会的基础；他考察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却忽略了或是不够强调最基本的一面—经济生活。《艺术哲学》尽管材料如此丰富，论证如此详尽，仍不免予人以不全面的感觉，原因就在于此。古代的希腊，中世纪的欧洲，15世纪的意大利，16世纪的佛兰德斯，17世纪的荷兰，上层建筑与社会基础的关系在这部书里没有说明。作者所提到的繁荣与衰落只描绘了社会的表面现象，他还认为这些现象只是政治，法律，宗教和民族性的混合产物；他完全没有认识社会的基本动力是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但除了这些片面性与不彻底性以外，丹纳在上层建筑这个小范围内所做的研究工作，仍然可供我们作进一步探讨的根据。从历史出发与从科学出发的美学固然还得在原则上加以重大的修正与补充，但丹纳至少已经走了第一步，用他的话来说，已经做了第一个实验，使后人知道将来的工作应当从哪几点上着手，他的经验有哪些部分可以接受，有哪些缺点需要改正。我们也不能忘记，丹纳在他的时代毕竟把批评这门科学推进了一大步，使批评获得一个比较客观而稳固的基础；证据是他在欧洲学术界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失，多数的批评家即使不明白标榜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原则，实际上还是多多少少应用这个理论的。序[注]

以下十讲是辑录我在美术学校的讲课。倘将全部讲稿编写成书，将有十一大本，我不敢以如此冗长的篇幅劳苦读者，只摘录了一些提纲挈领的观念。做无论哪种研究工作，这些观念都是主要目标，而在我们这个科目中尤其需要提出。因为在人类创造的事业中，艺术品好像是偶然的产物；我们很容易认为艺术品的产生是由于兴之所至，既无规则，亦无理由，全是碰巧的，不可预料的，随意的；的确，艺术家创作的时候只凭他个人的幻想，群众赞许的时候也只凭一时的兴趣；艺术家的创造和群众的同情都是自发的，自由的，表面上和一阵风一样变化莫测。虽然如此，艺术的制作与欣赏也像风一样有许多确切的条件和固定的规律：揭露这些条件和规律应当是有益的。伦勃朗·凡·莱因花神—1635年　布面油画123.5cm×97.5cm伦敦英国国家美术馆第一章　永久原因

过去三年，我给你们分析意大利绘画史；今年我要向你们介绍尼[注]德兰绘画史。一方面是拉丁民族或拉丁化的民族，意大利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另一方面是日耳曼民族，比国人，荷兰人，德国人，丹麦人，瑞典人，挪威人，英国人，苏格兰人，美国人。这两组民族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缔造近代文明的主要工人。在拉丁民族中，一致公认的最优秀的艺术家是意大利人；在日耳曼民族中是佛[注]兰德斯人和荷兰人。所以研究拉丁族和日耳曼族的艺术史，就是在两个最伟大和最相反的代表身上研究近代艺术史。

一件范围如此广阔，面目如此众多的出品，前后约历400年之久的绘画，产生大量杰作而在所有的作品上印着一个共同特征的艺术，是整个民族的出品；所以与民族的生活相连，生根在民族性里面。这一片茂盛的花，按照植物的本性和后天的结构，经过树液的长期与深刻的酝酿，才开放出来。根据我们的方法，我们先要研究这一段内部的，成为先决条件的历史，以便说明外部的终极的历史。我先要给你们分析种子，就是分析种族及其基本性格，不受时间影响，在一切形势一切气候中始终存在的特征；然后研究植物，就是研究那个民族本身及其特性，这些特性是由历史与环境加以扩张或限制，至少加以影响和改变的；最后再研究花朵，就是说艺术，尤其是绘画，那是以上各项因素发展的结果。一

住在尼德兰的人大多数属于5世纪时侵入罗马帝国的种族，那时他们第一次要求在拉丁族旁边有个立足之地。在某些地区，如高卢，西班牙，意大利，他们不过带来一些领袖和一部分人口。在别的地区，如英吉利和尼德兰，他们把土著赶走，消灭，取而代之；直到现在，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还保持纯粹的或差不多纯粹的血统。整个中世纪，尼德兰称为下日耳曼。比利时和荷兰的语言是德语中的方言，通行于尼德兰地区的土语；只有瓦隆区的人才讲一种变质的法国话。

我们先考察一下整个日耳曼族的共同点以及日耳曼族与拉丁族的区别。——在外貌方面，他们的肉更白更软；眼睛通常是蓝的，往往像意大利法恩扎陶器上的那种蓝，或者是淡蓝，越往北，颜色越淡，荷兰人的眼睛有时竟黯淡无光；头发是淡黄的亚麻颜色，小孩子的头发几乎是白的；古代的罗马人已经看了惊奇，说日耳曼的儿童长着老年人的头发。皮肤是可爱的粉红色，在年轻姑娘身上色调特别细腻，青年男子的皮色较深，带点儿朱红，有时上了年纪的人也这样；但劳苦的壮年人皮肤苍白，像白萝卜，在荷兰是乳饼颜色，甚至像腐败的乳饼。身材以高大的居多，但长得粗糙，各个部分仿佛草草塑成或是随手乱堆的，笨重而没有风度。同样，脸上的线条也乱七八糟，尤其是荷兰人，满面的肉疙瘩，颧骨与牙床骨很凸出。反正谈不到雕塑上的那种高雅和细腻的美。图卢兹和波尔多一带有的是漂亮脸蛋，罗马和佛罗伦萨的乡下也很多仪貌堂堂的人；在尼德兰却难得看到这一类五官端整的长相，而多半是粗野的线条，杂凑的形体与色调，虚肿的肉，赛过天然的漫画。倘把真人的脸当作艺术品看待，那么不规则而疲弱的笔力说明艺术家用的是笨重而古怪的手法。

身体的机能和基本需要也比拉丁人的粗鲁；行动和精神似乎完全受物质和肉体控制。他们非常好吃，近于专吃生肉的野兽。你们不妨把英国人与荷兰人的胃口，同法国人与意大利人的胃口做个比较；到过那地方的人都该记得那边客饭的菜多么丰富；伦敦，鹿特丹或安特卫普的一个居民，一天好几次，若无其事地吞下不知多少食物，尤其是肉类。英国小说老是提到吃饭，最多情的女主角到第三卷末了已经喝过无数杯的茶，吃过无数块的牛油面包，夹肉面包和鸡鸭家禽。气候对这一点大有关系；拉丁民族的乡下人只要一碗汤，或者一块涂蒜泥的面包，或者半盘面条，在北方的浓雾之下，这么一点儿食物是不[注]够的。——由于同样的原因，日耳曼人喜欢烈性饮料。塔西佗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以后我常常要引用一个16世纪时目睹的证人，卢多维科·圭恰迪尼的记载，他提起比利时人和荷兰人时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有酗酒的倾向，他们嗜酒若命，不仅晚上，有时连白天也狂饮无度。”现在美洲，欧洲，在大多数日耳曼族的国家，纵酒是普遍的恶习；自杀和精神病一半都由纵酒促成。即使安分守己的人，中等阶级的人，喝酒的嗜好也很强。在德国和英国，一个有教养的人饭后带些醉意并不有失体统；每隔一些时候还会大醉一次呢；相反，那在我国是一个污点，在意大利是可耻的；而在上一世纪（18世纪）的西班牙，被人称为醉鬼是莫大的侮辱，决斗还不足以洗雪，非把对方杀死不可。在日耳曼人的乡土可绝对没有这样的事。那边酒店林立，顾客盈门，无数的零售商出卖各种啤酒和烈性饮料，可见群众的嗜好。阿姆斯特丹有的是小铺子，摆着湛亮的酒桶，只看见人们把白的，黄的，绿的，棕色的酒精一杯接一杯地灌下去，酒里往往还加生姜和胡椒，增加刺激。晚上9点，布鲁塞尔随便哪一家酒店，在棕色的木桌子周围转来转去的尽是卖蟹，卖咸面包，卖煮熟鸡子的小贩；顾客安安静静坐着，各管各的，有时成双作对，多半一声不出，抽着烟，吃着东西，大口大口地喝着啤酒，不时还夹一盅烈酒。在营养丰富的食物和大量的饮料把人身上的组织更新的时候，在肠胃满足而浑身也跟着舒畅的时候，他们不声不响地体味暖烘烘的感觉和饱食的乐趣：那个境界你们也不难领会。阿德里安·凡·奥斯塔德小酒馆—1653年　木板油画39.9cm×55.7cm伦敦英国国家美术馆奥斯塔德是荷兰小画派代表人物，此画派以描绘静物、风景以及市井风俗为主。

他们的外表还有一个特点引起南方人的不快，就是感觉和动作的[注]迟钝笨重。一个图卢兹人在阿姆斯特丹做雨伞生意，一听见我讲法文，几乎扑到我怀里来，硬要我听了他半个钟点的诉苦。一个像他那样性情急躁的人，跟本地人来往简直是受罪；他说：“他们又僵又冷，既不会激动，也没有感情，老是半死不活，阴阳怪气，真正是木头，先生，真正是木头！”的确，他的唠叨和尽情流露的脾气跟当地的人正好处于极端。你跟他们说话，仿佛他们不能立刻就懂，或者他们表情的机器要等些时候才会开动；你常常会遇到一个美术馆的门房，一个本地的仆役，要待上一会儿才开口回答。——在咖啡馆里，在火车上，大家都沉着脸，不动声色，叫人看了奇怪；他们不像我们需要活动，说话；他们可以几小时地待在那里，跟他们的思想或烟斗做伴。阿姆斯特丹的太太们，在晚会上装扮得赛过百宝箱，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活脱是个雕像。比国，德国，英国的乡下人的脸，在我们看来是毫无生气，毫无精神的，或者是麻痹的。一个朋友从柏林回来，对我说：“这些人的眼睛都没有表情。”便是年轻的姑娘也有一种幼稚而懵懵懂懂的神气；我好几次从铺子的橱窗里望进去，看一个少女低着她那张粉红的，平静的，老实的脸做衣服，活像中世纪的圣母。法国南部和意大利的情形恰好相反，女工挤眉弄眼，即使身边没有人，好像跟椅子也会说话；南方人一有思想，马上就有手势。在日耳曼人身上，感觉与表情之间的交通似乎受着阻塞；心思的细巧，情绪的曲折，动作的轻灵，好像都是不可能的。南方人就抱怨北方人的笨拙和迟钝；在大革命与帝政时期的战争中，所有的法国人不约而同有这样的看法。——衣着和走路的姿态，在这方面是最好的标记，尤其用中等阶级和中下阶级作例子的时候。你们不妨拿罗马，博洛尼亚，图卢兹，巴黎的女工，同你们星期天在伦敦汉普顿广场上看见的女人比较一下：那些机器人似的大娃娃，身体僵硬，衣服穿得鼓鼓囊囊，只会炫耀她们紫色的披肩，刺眼的绸衣衫，金色的腰带，卖弄那一套俗不可耐的奢华气派。我还记得两个节日，一个在阿姆斯特丹，弗里斯兰省里有钱的乡下女人都赶来了，头上套一顶小帽，小帽四周烫成许多管子形的皱裥，上面再颤巍巍地戴一顶蚌壳形的大帽子，脑门上贴着一件三角形的金首饰，鬓角上贴着金片和螺旋形的金箔，中间嵌一张惨白的五官不整的脸；另外一次是在德国的弗里堡，乡村妇女都眼睛茫茫然地站在那里，一双脚扎实得很，身上穿着本乡的服装：黑的，红的，绿的，紫的裙子，褶裥笔直，像哥特式雕像上的一样，上身的衣衫前后都鼓得很高，加衬的羊腿袖其大无比，腰带差不多束到胳肢窝，没有光彩的黄头发直僵僵地卷向脑后，挽的髻套在一顶极小的金银铺绣的帽子里，上面再戴一顶橘黄的男人帽；在这种奇形怪状的装束下面，身体像用镰刀削成，给人的印象赛过一根漆得花花绿绿的柱子。——总之，人类在这个种族身上比在拉丁族身上发展得慢而粗糙。意大利人和法国南方人，生活非常简单，头脑非常敏捷，自然而然地能说会道，会用手势表达思想，趣味高雅，懂得什么叫作优美大方，像12世纪的普罗旺斯人和14世纪的佛罗伦萨人，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有了修养和文化。拿日耳曼族和他们相比，我们几乎要认为日耳曼族比较低级了。扬·维米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1665年　布面油画54.3cm×44cm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维米尔出生于荷兰代尔夫特，是优秀的风俗画家。《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堪称世界名画之一，画中少女头戴蓝、黄头巾，面容平和而恬静，正是画家14岁的长女玛丽亚。兰斯大教堂—1230—1255年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兰斯兰斯大教堂为哥特式建筑典型，其上有哥特式雕像作为装饰。哥特式雕像以修长的形体、严肃的面容以及程式化的姿态而著称。

可是我们不能以第一个印象为准；那只显出事情的一面，和这一面相连的还有另外一面，正如阴影旁边必有光明。拉丁民族天生的早熟和细腻带来许多不良的后果：第一他们要求舒服；他们对于幸福十分苛求；他们要数量多，变化多，不是强烈就是精致的娱乐，要有谈话给他们消遣，要有礼貌使他们心里暖和，要满足虚荣，要有肉感的爱情，要新鲜的意想不到的享受，形式与语言要和谐，对称；他们很容易变为修辞学家，附庸风雅的鉴赏家，享乐主义者，肉欲主义者，好色之徒，风流人物，交际家。由于这些恶习，他们的文明逐渐腐化，以至于灭亡；古希腊和古罗马衰微的时代，12世纪的普罗旺斯，16世纪的意大利，17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的法兰西，就是这种情形。他们的气质很快地变得文雅，但也很快地走上过于精致的路。他们要求微妙的刺激，不满足平淡的感觉，好比吃惯了橘子，把红萝卜和其他的蔬菜扔得老远；但日常生活是由红萝卜白萝卜和其他清淡的蔬菜组成的。意大利一位贵族太太吃着美味的冰激凌，说道：“可惜不是桃子！”法国一位王爷提起一个狡猾的外交家，说：“看他这样坏，谁能不喜欢他呢？”——另一方面，他们的感觉太敏锐，行动太迅速，往往趁一时之兴；遇到刺激，兴奋太快太厉害，甚至忘了责任和理性，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随便动刀子，在法国随便放枪；因为这缘故，他们不大能等待，服从，守规矩。可是要事业成功，就得耐着性子，不怕厌烦：把事情拆散，重做，来了一遍再来一遍，永远继续下去，不让一时的怒火或幻想的冲动使日常的努力中断，或者改变方向。总而言之，把他们的性情气质和人生的过程相比，那么人生的一切对他们太机械，太严酷，太单调；而对人生的过程来说，他们太激烈，太细巧，锋芒太露。每隔几个世纪，他们的文化总显出这个不调和的现象；他们向外界要求太多，而因为处理不当，连本来能得到的东西也得不到了。

现在让我们把拉丁族的优美的天赋，连同那些不良的倾向一齐取消；再让我们设想一下，迟缓笨重的日耳曼人有的是健全的头脑，完美的理智，他的后果又怎么样呢？日耳曼人感觉不大敏锐，所以更安静更慎重。对快感的要求不强；所以能做厌烦的事而不觉得厌烦。感官比较粗糙，所以喜欢内容过于形式，喜欢实际过于外表的装潢。反应比较迟钝，所以不容易受急躁和使性的影响；他有恒心，能锲而不舍，从事于日久才见效的事业。总之，在他身上，理智的力量大得多，因为外界的诱惑比较小，内心的爆炸比较少。而在外界的袭击与内心的反抗较少的时候，理性才把人控制得更好。——考察一下今日的和整个历史上的日耳曼民族：第一，他们是世界上最勤谨的民族；在精神文明方面出的力，谁也比不上德国人：渊博的考据，哲理的探讨，对最难懂的文字的钻研，版本的校订，字典的编纂，材料的收集与分类，实验室中的研究，在一切学问的领域内，凡是艰苦沉闷，但属于基础性质而必不可少的劳动，都是他们的专长；他们以了不起的耐性与牺牲精神，替现代大厦把所有的石头凿好。在物质方面，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也做出同样的事业。举一个英国工厂的布匹整理工或纺纱工为例：那简直是一架出色的自动机，整天的工作没有一分钟分心，做到第十小时还跟第一小时一样。倘若同一工厂里有法国工人，对照就很显著：他们不能像机器一样的有规律，容易分心，厌倦，因此一天的生产量比较少；他们纺不到1800个锭子，只能纺1200。南方人的生产力更低：一个普罗旺斯人，一个意大利人，需要讲话，唱歌，跳舞；他们甘心游荡，得过且过，宁可衣服穿得破烂。在那儿，游手好闲好像是挺自然的甚至于是体面的。有些人为了面子而不肯工作，过的日子不是不清不白，就是干脆挨饿。这种懒惰，这种所谓高尚生活，在最近200年间成为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祸害。相反，同一时期的佛兰德斯人，荷兰人，英国人，德国人，尽量制造有益的东西供自己享受，认为是荣誉。普通人贪逸恶劳的本能，有教育的人不愿意劳动的可笑的虚荣，都被日耳曼人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理性克服了。

就是这种理性和这种头脑，使他们能建立和维持各式各种的社会关系，首先是配偶关系。——你们知道，在拉丁民族中这个关系不大受到尊重：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的戏剧和小说，老是用通奸作主要题材；至少那几个国家的文学以情欲为主体，听凭情欲为所欲为，表示对情欲同情。相反，英国小说描写的是纯正的爱情，歌颂的是婚姻；在德国，风流的行为并不光荣，便是在大学生中也如此。在拉丁国家，风流是宽恕的或容忍的，有时还受到赞许；婚姻的约束和夫妇生活的单调似乎很难忍受。感官的诱惑太强；幻想的波动太迅速；精神上先构成一个甜蜜的，销魂的，热情汹涌的梦境，至少先编好一个肉感又强又有变化的故事；一有机会，平时积聚的浪潮便一涌而出，把一切由责任与法律筑成的堤岸全部冲倒。你们不妨想想16世纪的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情形，看看班代洛的短篇小说，洛佩的喜剧，布朗托姆的笔记；再听听同时代的圭恰迪尼对尼德兰风俗的评论，他说：“他们对通奸深恶痛绝……他们的妻子极其规矩，可是行动很自由，一点不受束缚。”她们独自出门拜客，独自旅行，从来没有人说坏话；她们管得住自己，并且她们都善于管家，爱好家庭生活。便是最近，一个有钱的荷兰贵族告诉我，他族中好几个年轻妇女从来没看[注]过国际博览会，但宁可守在家里，不限丈夫或兄弟到巴黎来。这种安静而喜欢杜门不出的性格，给家庭生活添加不少乐趣；没有好奇心和贪欲作祟，纯粹的思想便更有控制的力量；既然夫妇俩厮守在一处不觉厌倦，那么想到结婚时的盟约，想到责任感和自尊心，就很容易战胜诱惑，不像别的地方的人因为诱惑力太强而无法抵抗。——对于别种性质的结合，我也可以说同样肯定的话，尤其是自由结合的团体。那是极不容易办的；要机构正常进行，不发生困难，必须参加团体的人神经安定，不忘记共同的目的。在会场中必须有涵养功夫，让人家向你抗议甚至毁谤，等轮到你发言再答复，而回答的措辞也要温和；同样的论点，附带着数字和肯定的材料，连续听到一二十次也得忍受。觉得政局可厌的时候，不应该把报纸一扔了事，不应该为了发议论和嚼舌头的乐趣而关心政治，不应该为了讨厌领袖而立刻暴动，那是西班牙和别的地方的风气；你们还知道有个国家，因为政府不够活跃，人民“感到无聊”而起来推翻政府（内阁）呢。日耳曼人的集会结社，不是为空谈，而是为行动；政治是一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事；他们当作事业看待；说话只是手段，效果才是目的，哪怕是眼前看不见的效果。他们服从这个目的，敬重代表这个目的的人。被统治者敬重统治者，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现象；统治的人不好，人民会反抗，但耐着性子，用合法的手段反抗；制度有缺陷，他们慢慢地加以改良，绝不把制度打烂。凡是日耳曼人住的地方都有自由的代议制政府：现在瑞典，挪威，英国，比国，荷兰，普鲁士，甚至奥地利，都是如此。到澳洲与美洲西部去垦荒的农民也把代议制带过去；新落户的居民虽然粗暴，代议制也很快发展起来，并且毫无困难地维持下去。比利时与荷兰立国之初就采用这个制度；尼德兰一些古老的城邦都是共和国，虽然有封建主，整个中世纪都维持共和政体。自由结合的团体纷纷建立，不费气力地存在下去，小团体和大团体一样，而且就存在于大团体中间。16世纪时每个城市，甚至每个小镇都有火绳枪会和修辞学会，一共有200以上。便是今日，比利时还有无数这一类的团体：有射箭会，有歌唱会，有养鸽会，有养鸟会。在荷兰，一些私人自愿结合起来，包办全部的慈善事业。集体行动而谁也不压迫谁，是日耳曼族独有的本领；也就是这种本领使他们能把物质掌握得那么好：他们凭着耐性和思考，适应自然界和人性的规律，不是与规律对立而是加以利用。皮埃尔·米涅尔法王路易十四骑马像—1674年　布面油画359cm×260cm凡尔赛宫皮埃尔·米涅尔是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皇室画家。这幅肖像画描绘了路易十四骑马的风姿，可见他对当时艺术的影响。

从行动转到思考方面，考察他们理解和表现世界的方式，这种深思熟虑和很少肉感的民族性也有痕迹可寻。拉丁民族最喜欢事物的外表和装饰，讨好感官与虚荣心的浮华场面，合乎逻辑的秩序，外形的对称，美妙的布局，总之是喜欢形式。相反，日耳曼民族更注意事物的本质，注意真相，就是说注意内容。他们的本能使他们不受外貌诱惑，而鼓励他们去揭露与挖出隐藏的东西，不怕难堪，不怕凄惨，一点细节都不删除，不掩饰，哪怕是粗俗的丑恶的。表现这种本能的无数事例中，文学和宗教尤其显著，因为形式与内容的对立在这里非常凸出。——拉丁民族的文学是古典的，多多少少追随希腊的诗歌，罗马的雄辩，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路易十四的风格；讲究纯净，高尚，剪裁，修饰，布局，比例。拉丁文学最后的杰作是拉辛的悲剧，写的是君王的举止，宫廷的礼节，交际场中的人物，高度的修养。在雄辩的文体，巧妙的布局，典雅的文采方面，拉辛是个大师。相反，日耳曼文学是浪漫的，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古代传说《埃达》和北欧的传说《萨迦》；最大的杰作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是现实生活的完全而露骨的表现，包括一切残酷，下贱和平凡的细节，一切崇高而又野蛮的本能，一切人性的特征；文体有时亲切到流于猥琐，有时诗意浓郁，达到抒情的境界，永远不受规律约束，夸张过火，前后脱节，但是有一种无比的力量，能够把火热的激昂的情欲灌注到人的心里。——再考察宗教。欧洲人在16世纪遇到一个非选择信仰不可的危机，看过原始文献的人都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一些偏爱的心使一部分人走着老路，而另一部分人走上新路。所有的拉丁民族，连最微贱[注]的庶民在内，都保留天主教（旧教）的信仰，绝对不愿意摆脱他们精神上的习惯，忠于传统，服从权威。他们醉心于有声有色的外表，铺张的仪式，教会内部井井有条的等级制度，天主教那种天下一统，永世长存的气概不凡的观念；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礼拜，表面上的修行，看得见的虔诚。相反，几乎所有的日耳曼民族都变为新教徒；比利时也倾向于宗教改革，它的不曾改宗是迫不得已，因为法尔内塞[注]打了几次胜仗，因为多数新教家庭不是被杀就是逃亡，也因为精神上经过一次特殊的危机，就如在鲁本斯的传记中可以看到的。其他的日耳曼民族都以形式的礼拜为次，以内心的礼拜为主；认为灵魂得救是在于内心的皈依和宗教情绪；他们把教会的权威置于个人的信念之下。内容占据优势，形式变作附带的东西；而礼拜，敬神，仪式等，也相对地减缩了。——等会我们要看到，日耳曼族与拉丁族这种本能在艺术方面的对立，在趣味与风格上也产生类似的差别。眼前我们只消抓住区别两个种族的基本特征就够了。日耳曼族与拉丁族相比，固然身体没有那种雕塑的美，口味比较粗俗，气质比较迟钝；但神经的安定，脾气的冷静，使他们更能受理性控制；他们的思想不容易为了感官的享受，一时的冲动，美丽的外表，而离开正路；他们更能适应事物，以便理解事物或控制事物。彼得·保罗·鲁本斯玛丽·德·美第奇抵达马赛—1623—1625年　布面油画394cm×295cm巴黎卢浮宫信仰新教的法王亨利四世1610年被天主教徒刺杀后，由王后玛丽·德·美第奇摄政幼子路易十三。玛丽王后聘鲁本斯为她创作了大型历史组画《玛丽·德·美第奇的一生》。其中《玛丽·德·美第奇抵达马赛》是组画24幅中的第六幅，描绘玛丽初次踏上法国国土的情景。二

不同的生活环境把这个天赋优异的种族盖上不同的印记。倘若同一植物的几颗种子，播在气候不同，土壤各别的地方，让它们各自去抽芽，长大，结果，繁殖；它们会适应各自的地域，生出好几个变种；气候的差别越大，种类的变化越显著。尼德兰的日耳曼族的历史正是这样：在地方上住了10个世纪，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到中世纪末，我们发觉它除了先天的特性以外，还有一个后天的特性。

所以我们应当观察天时与地利；你们不去旅行，至少得看看地图。除了东南角上的山区，尼德兰是一片低湿的平原，由默兹，莱茵，埃斯科三条大河以及好几条小河的冲积土形成。此外还有许多支流，池塘，沼泽。整个地区是山洪的排水道；因为境内没有坡度，水流极慢，或竟停滞不动。随便哪里挖个洞都看得见水。懒洋洋的大河，近海的地段有4里宽，睡在河床里像一条硕大无朋的鱼，腻嗒嗒的，扁扁的，颜色惨白，夹着黏土，带着鱼鳞的色调：我们看凡·德·内尔的画，就能对这个景色有个观念。平原往往低于河面，只能筑堤防卫；一眼望去，水好像随时会漫出来的。河面上不断发出水汽，夜里在月光底下形成一团愈来愈厚的浓雾，让半蓝不蓝的潮气罩着整个田野。你跟着河流走到海边，又是第二片更猛烈的水，每天由潮水卷过来给第一道水助威。北海特别对人不利。你们不妨回想一下勒伊斯达尔的《木栅》（有名的一幅风景画）：小小一块平地已经被加阔的河面淹没一半，海上的狂风暴雨还常常卷起土黄色的波涛和凶猛的浪花，向土地冲击。全部海岸线上群岛环绕，有几个同我们半个州府一样大，可见河流的冲积和海水侵袭的情况：例如瓦尔赫伦，南贝未兰，北贝未兰，托仑，斯豪芬，福恩，贝耶尔兰，特塞尔，弗利兰，还有许多别的岛屿。有时海水冲进平原造成内海，例如哈莱勒海，或者在海边造成很深的港湾，例如泽伊德湾。假如比利时是河流铺成的一片冲积土，荷兰只能说是水中央的一堆污泥，在恶劣的地理条件之外，再加上酷烈的天时，几乎不是人住的地方，而是水鸟和海狸的栖身之处。

第一批日耳曼部落在此定居的时候，情形更恶劣：在恺撒和斯特[注]拉邦的时代，尼德兰只是一个沼泽地带的森林；旅客们说，人可以在树上攀援，走完荷兰全境，脚不用着地。连根拔起的橡树倒在河里成为筏子，像今日密西西比河的情形；罗马人的舰队曾经被这些木筏撞击。瓦尔河，默兹河，埃斯科河，年年泛滥，距离很远的陆地都被淹没。秋天的暴风雨每年把巴塔未斯岛浸在水里；荷兰的海岸线经常改变面貌。淫雨连绵，浓雾密布，和阿拉斯加一样；一天只有三四小时日光。莱茵河每年结着坚冰。人类要有了文化才能开垦土地，使气候变得温和；蛮荒的荷兰只能有挪威那样的天气。日耳曼族侵入以后400年（9世纪），佛兰德斯还被称为“无边无际，残酷无情的森林”。如今瓦斯是盛产蔬菜的区域，1197年时却是不毛之地，修道士常常被群狼包围。14世纪时荷兰森林中还有成群的野马。海洋侵入陆地。9世纪时的根特，12世纪时的泰鲁阿讷，圣奥梅尔和布鲁日，[注]13世纪时的达默，14世纪时埃克吕泽莱，都是海口。在古代地图[注]上看荷兰，简直无法辨认。——便是今日，居民还不得不跟江河与海洋争夺土地。比利时的海岸低于涨潮时的海水，堤岸以内的浅滩成为广阔的平原，黏性的泥土射出紫色的反光。堤岸至今还有时要溃决。在荷兰，危险性更大，生命没有保障。1300年来，除了小型的泛滥，平均每七年有一次洪水：淹死的人1230年有10万，1287年有8万，1470年有2万，1570年有3万，1717年有1.2万。1776，1808，1825年，直到最近，还有这一类的惨祸。多拉尔特湾宽12公里，深35公里；泽伊德湾共有176平方公里：都是13世纪时海水侵入造成的。单是保护弗里斯兰一省，就需要长88公里的三排水底桩子，每根桩子花到7个佛罗仑（荷兰银币）。为了保护哈勒姆的海岸，用挪威的花岗石筑的堤长达800里，高13公尺，深入海底65公尺。人口26万的阿姆斯特丹，全城都筑在水底桩子之上，有些桩子深到10公尺。弗里斯兰省所有的城市和乡村，地基都是人工建造的。有人估计，从埃[注][注]斯科河的出口到多拉尔特湾为止，全部海防工程值到75亿。荷兰人花了这个代价才能生存。你在哈勒姆或者阿姆斯特丹看到无边无际的黄色波涛滚滚而来，围困狭窄的堤岸，你会觉得人类把饲料喂了[注]妖魔而逃出性命，还是挺便宜的呢。

你们想象一下，古代的日耳曼部落来到这片沼泽地带的时候，不过披着海豹的皮在皮艇上打猎捕鱼，过流浪生活；这些野蛮人要花多少气力才变作文明人，造成一块能居住的土地。换了另外一种性格的人，休想完成这样的事业。环境太恶劣了。在相仿的环境中，加拿大和阿拉斯加才智较差的民族始终留在野蛮状态；别的一些天资很高的民族，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的凯尔特族，只发展到骑士风俗和幻想的传说的阶段。在这等地方，需要有深思熟虑的头脑，感觉要能听从思想支配，不怕厌烦，耐劳耐苦，为了遥远的后果忍受饥寒，拼命工作；总之是需要一个日耳曼民族，就是要一般天生能团结，受苦，奋斗的人，不断地重做，改善，筑堤防河防海，抽干田里的水，利用风力，水力，利用平原，利用黏土，开运河，造船舶，造磨坊，制砖瓦，养牲口，办工业，兴贸易。因为困难大得不得了，全部聪明都集中在克服困难上面，不再注意其他方面。为了要生存，要有的住，有的吃，有的穿，要防冷，防潮气，要积聚，要致富，他们没有时间想到旁的事情，只顾着实际与实用的问题。住在这种地方，不可能像德国人那[注]样耽于幻想，谈哲理，到想入非非的梦境和形而上学中去漫游，非立刻回到地上来不可；行动的号召太普遍了，太急迫了，而且连续不断；一个人只能为了行动而思想。几百年的压力造成了民族性，习惯成为本能，父亲后天学来的一套，在孩子身上变作遗传，使他成为一个埋头苦干的人，成为工业家，商人，事业家，会管理家务，只知道凭情理办事而不知道其他。凡是祖先为生活所迫而锻炼出来的本领，[注]他生来就具备了，不用费什么力气。

另一方面，这个实际的头脑非常安静。有些民族和他们同出一源，头脑也一样实际；但尼德兰人精神更平衡，更容易知足。英国人由于三次被异族侵入，定居国内，也由于几百年的政治冲突，养成一种激烈的性情，好斗的脾气，紧张的意志，凶横的本能，阴沉而威严的骄傲；这些在尼德兰人身上都是找不到的。美国人因为气候干燥，冷热的变化很剧烈，雷电过多，养成一种烦躁不安的心绪，过于好动的习惯；这在尼德兰人身上也是看不见的。他生存的地方气候潮湿而少变化，有利于神经的松弛与气质的冷静；内心的反抗，爆发，血气，都比较缓和，情欲不大猛烈，性情快活，喜欢享受。我们把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民族性与艺术做比较的时候，已经见到这种气候的作用。——这里还有客观的事实帮助气候，历史的演变和生理情况采取同一方向。这个地区的人不像海峡对过的邻居受过两三次侵略，被整个萨克森，丹麦，诺曼民族闯入，定居国内；所以由压迫，抵抗，顽强的斗争，长期的努力，先是公开而剧烈的战争，然后是暗藏而合法的斗争，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仇恨的遗产，他们是没有的。从最古的时代[注]起，比如在普林尼的时期，他们已经在制盐，“照他们古老的风俗[注]结成团体，把沼泽地垦为熟地”。他们在行会中保持自由，坚持他们的独立，司法权，以及其他年代悠久的特权，经营远洋的渔业，做生意，制造商品，把城市叫作“商埠”。总之，他们正如16世纪时圭恰迪尼所见到的那样，“极想挣钱，孜孜为利”，但积聚钱财的要求并没到狂热和过分的程度。“他们生性安详沉着；日常的享用恰如其分，按照境况和社会的潮流而定。他们不大会感情用事，从说话和面部表情上就可看出。他们也不随便动怒或者表示骄傲，彼此和睦相处，尤其心情开朗，兴致很好。”照圭恰迪尼的看法，他们没有太大太苛求的野心。许多人很早就退休，盖所屋子，坐享清福。——一切自然界的情况和精神状态，地理和政治，过去和现在，都促成同一后果，有利于某一种才能某一种倾向的发展，而不利于其他才能其他倾向的发展；就是说他们有处世的才干，旷达的胸怀，头脑实际，欲望有限，能改善现实世界，做到了这一点就别无所求。弗兰兹·哈尔斯圣乔治公民卫队干事的聚会—1627年　布面油画179cm×257.5cm哈勒姆弗兰兹·哈尔斯博物馆公民卫队是成立于14世纪的地方志愿民兵组织，其作用是保卫城市。自16世纪初起，公民卫队聘请艺术家为他们绘制集体肖像。哈尔斯笔下的卫队干事们情态各异，性格鲜活。

我们来考察他们的事业：从事业的完美与缺陷上面可以同时看出民族性的力量和局限。他们缺少在德国那么自然而然产生的第一流的哲学，在英国那么兴盛的第一流的诗歌。他们不能忘了感觉世界与实际利益而耽溺于纯粹的思考，跟着逻辑做大胆的推断，把细致的分析推到越来越精细的境界，钻到抽象深奥的理论中去。他们无所谓心灵的骚动，没有什么剧烈的情感受到压制，所以文字没有慷慨激昂的口吻；他们也不知道缥缈的幻想，美妙的或崇高的梦境，所以不会在猥琐的人事之外窥见什么新天地。他们没有第一流的哲学家；他们的斯宾诺莎是犹太人，是笛卡儿和犹太祭司的门徒，孤零零的隐士，属于另外一种禀赋，另外一个种族。他们没有写出一部传颂全欧的书，像[注]同是小国出身的彭斯与卡莫恩斯。作家中只有伊拉斯谟的著作曾经风行一时，但他是一个细腻的文人，用的文字是拉丁文，他的教育，趣味，风格，思想，都属于意大利的古典学者和博学家的血统。古代的荷兰诗人，如雅各布·卡茨一流，全是一本正经，通情达理，带点啰唆的道学家，歌颂日常的快乐和家庭生活。13、14世纪的佛兰德斯诗人，一开口就向听众声明讲的不是骑士的传奇，而是真情实事；他们用韵文写些实用的格言或当代的故事。修辞学会尽管提倡诗歌，还拿来表演，可没有一个人在这方面写出一部伟大美丽的作品。他们出过一个编年史家夏德兰，一个讽刺作家马尼克斯·凡·圣阿尔德贡德；但是笨重的叙述不免夸张，辞藻不是堆砌，便是粗鲁，火暴，气息近于他们民族画派的厚重的颜色和有力而沉重的笔触，可是远远不及。他们的现代文学几乎等于零。唯一的小说家孔西延斯虽则观察力还高明，但我们觉得很笨重很俗气。到他们国内去看看他们的报纸，至少不是在巴黎编辑的那一些，你觉得仿佛到了我们的内地，甚至还要低一级。报上的笔战粗俗不堪，用的是陈腐的修辞，粗暴的戏谑，思想的锋芒都给磨钝了；他们的全部本领只是粗野地快活一阵，或是粗野地发一顿脾气；连漫画也乡气十足。倘在近代思想的大厦中看看他们有何贡献，那么他们孜孜不倦，有条有理，像安分老实的工人一般，的确尽过力量。他们可以举出一派成就卓越的语言学者，像格罗修斯那样的法学家，像勒芬胡克，斯瓦默丹，布尔哈弗等一般博物学家和医生，像惠更斯那样的物理学家，像奥尔特柳斯和墨卡托那样的宇宙学家；总之是一批实用的专门人才；但绝对没有那种创造的天才，能对宇宙有一些独特而伟大的见解，或者把他们的观念融化在美丽的形式之内，成为一股影响世界的力量。沉思默想的玛丽亚在耶稣脚下所扮的角色，他们让邻居的民族去担任，他们自己选择了玛尔特的任务。[注]17世纪时，他们把从法国逃亡来的新教徒学者聘为大学教授，让全欧洲被迫害的自由思想有个存身之地，印刷一切关于科学和政争的书籍；后来又印行我们18世纪的全部哲学著作，他们的书店发售一切近代的文学作品，替各国的作家当代理人，甚至于假造作品。他们在这些事情上面都有所得益；因为他们通晓各国文字，博览群书，知识丰富；学问是一种财产，一种积蓄，和别的财产一样。但他们只做到这一步为止，他们过去的和现代的作品都显不出他们有什么需要和才力，会到感觉世界以外去探求抽象世界，到现实的天地以外去探求幻想的天地。

相反，他们过去和现在一向擅长所谓实用技术。圭恰迪尼说：“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发明羊毛织物以他们为最早。”到1404年为止，只有他们会织羊毛，制造呢绒；英国供应他们原料，那时英国人只会养羊和剪毛。16世纪末，他们国内“几乎人人识字，连农民在内；大半的人还有初步的文法书”：在当时的欧洲，这是独一无二的事。小镇上也有修辞学会，那是讲究辞藻和表演戏剧的团体。可见他们的文化如何完美。圭恰迪尼说：“他们有种特殊的本领与幸运，能很快地发明各种机器，又实用又巧妙，使所有的活儿，包括厨房工作在内，做起来更方便更简单。”的确，他们和意大利人在欧洲最先实现繁荣，富庶，安全，自由，舒服，以及我们认为现代世界特有的一切安乐。13世纪时，布鲁日和威尼斯并驾齐驱；16世纪的安特卫普是北方的工商业首都。圭恰迪尼对它赞美不止；因为他看到的是完整而兴旺的安特卫普，还在1585年残酷的围城战役以前。17世纪时，荷兰是独立国，100年之内在世界上占据的地位和今日的英国没有分别。佛兰德斯虽然重新落入西班牙之手，被路易十四所有的战役蹂躏，又受奥地利统治，又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战场，可是从来不曾衰落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田地；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和专制政府的暴虐，苦难重重而仍旧能保持一个小康的局面，足见佛兰德斯人理性的力量和苦干的效果。

今日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以同等面积计算，比利时养活的人最多，比法国多供养一倍。我国人口最密的北方州，原是路易十四从佛兰德斯瓜分来的。里尔和杜埃一带，极目所及，已经是无边无际的大菜园，富饶而泥层深厚的土地上，花花绿绿，铺满着已经收割的庄稼，成片的罂粟，叶子肥大的甜菜；天空云层很低，暖烘烘的，飘着水汽。在布鲁塞尔和马利纳之间，遍地草原，东一处西一处地栽一行白杨，竖起一道木栅或者开着湿漉漉的土沟，作为分隔的界线；牛羊终年放牧，整个地方成为一个取之不尽的大仓库，出产草料，牛奶，乳饼，肉类。根特和布鲁日四周的瓦斯地区是世界上“有名的良田”，上足了从全国收来的肥料，从泽兰省运来的畜粪。同样，荷兰也等于一个大牧场，青草是天然的作物，非但不消耗土力，反而更新土壤，替业主生产大量的出品，给消费者准备营养丰富的食物。荷兰的泽伊克斯洛特一带，养牛的人有挣到百万家私的；而在外国人眼里，尼德兰一向是个大吃大喝的地方。——如果我们的眼光从农业转到工业，也随处可以看到开发资源，利用物质的本领。在他们手里，困难都变作助力。土地平坦，浸泡着水：他们便利用地势开运河，筑铁路；交通和运输线的稠密，冠于全欧。地上缺少木材：他们就挖进土地的心脏；比利时的煤矿和英国的蕴藏一样丰富。河流泛滥成灾，湖泊侵占一部分土地：他们便抽干内湖，筑堤防河；把过多而停滞的水铺在地上的植物土和肥沃的冲积土尽量利用。运河冬天结冰：他们便穿上滑冰鞋，一小时走20多公里。海洋威胁他们：他们先加以控制，再利用海洋到世界各国去贸易。在他们的平原上和波涛滚滚的海洋上，狂风疾卷，一无阻拦：他们就利用风力行船，发动磨坊的风车。荷兰境内，每条大路的转角上都有那些巨大的建筑物，高达30多公尺，内部装着齿轮，机器，唧筒，不是用来抽掉太多的水，便是用来锯木，制油。你坐在小汽轮上可以看见阿姆斯特丹前面桅樯林立，风车的翅膀密密层层，织成一个漫无边际的大蜘蛛网，一大堆复杂的，分辨不清的穗子环绕着地平线，画出无数的线条；给人的印象是那块地方被人用手和技巧从上到下改造过了，有时竟是整块地制造出来，直到那地方变得舒服与富饶为止。

我们再往前一步去接近这个地方上的人：先看他的第一重外表，他的住家。当地没有石头，只有黏性极重的泥土，使人马陷了下去动弹不得。他们却拿来烧成瓦片，变作防潮最好的东西。这样你就看到设计完善，外观悦目的屋子：红的，棕色的，粉红的墙上抹着一层发亮的油，白漆门面有时还用花和动物的塑像，浮雕，小柱作装饰。古老的城内，屋子临街往往有一堵三角墙，墙上嵌着连拱，树枝的花纹，凸出的小格子，墙的结顶是一只鸟，一只苹果，一个半身像。市房不像我们的千篇一律，与邻屋毫无分别，仿佛大营房的一部分，而是一所独立的建筑物，有特色，有个性，既有趣，又别致。保养和清洁工作做得不能再到家了：杜埃城里最穷的人家，屋子也得里里外外一年粉刷两次，油漆匠要6个月以前预约。安特卫普，根特，布鲁日，尤其小城里，多数屋子的外墙老是像昨天新漆或重粉过的。家家户户忙着冲洗，打扫。在荷兰，收拾屋子更勤谨，甚至于过分。清早5点，女佣就在擦洗屋外的台阶。阿姆斯特丹近郊的村子纤尘不染，外观华丽，活像歌剧院中的布景，有些牛棚铺着地板，门口放着软鞋或木屐，要换了鞋子才能进去；他们看到一块泥巴就大惊小怪，更不用说牲口的粪便了；牛的尾巴用绳子悬空吊起，免得弄脏。车辆不准进村；泥砖或蓝瓷砖砌的人行道比我们家里的穿堂还干净。秋天，孩子们把街上的落叶捡来放在一个洞里。屋内无论什么地方，即使像房舱一般的斗室，布置的巧妙与整齐也跟船上没有分别。据说布罗克城中每家有一间正屋，每星期只进去一次擦抹家具，过后马上关起来。在那么潮湿的地方，一点污迹立刻会发霉，有害卫生；人为环境所迫，不能不讲究清洁，随后成为习惯，成为需要，最后竟被清洁奴役。可是阿姆斯特丹无论哪一条小街上，一家最起码的小铺子，排着一行棕色的酒桶，柜台上一尘不染，凳子擦得干干净净，每样东西各得其所，狭小的地方尽量利用，日用器具安置得又方便又巧妙：那个景象使人看了不能不感到愉快。圭恰迪尼已经注意到“他们的屋子和衣服都干净，美观，安排恰当；他们有无数的家具，用具，零星什物，都光彩奕奕，摆得齐齐整整，为任何国家所不及”。屋内的舒服的确值得一看，尤其是布尔乔亚家庭：地上铺着地毯或漆布，生着铁的或搪瓷的火炉，经济而暖和，窗上挂着三重窗帘，湛亮的玻璃发出乌油油的闪光，瓶中插着红花，盆里种着常绿的植物，还有一大堆小玩意儿增加室内生活的愉快，表示住的人喜欢待在家里；镜子的地位正好照出街上的行人和随时交换的景色。每个细节都显出凡是不方便的地方都给补救了，有什么需要都给满足了，这儿是特意设计的装饰，那儿是花过心思的布罩：总之到处是设想周到的安排与无微不至的舒适。皮埃尔·德·霍赫尼德兰人家的院子—1660—1661年　布面油画73.7cm×62.6cm伦敦英国国家美术馆霍赫擅长描绘家庭生活场景，尤其是用一种温馨祥和的气息来表现妇女、儿童的日常生活状态。《尼德兰人家的院子》用如照相抓拍般的效果记录下了小院中妇女劳作的一幕。扬·维米尔倒牛奶的女仆—1660年　布面油画45.5cm×41cm阿姆斯特丹荷兰国立博物馆《倒牛奶的女仆》是维米尔的重要作品之一，他将一个普通厨房场面表现得颇有感情，展现出小镇日常生活。画中女仆撸起袖子正在准备早餐，其上衣的色彩与桌上食物的色彩、围裙的色彩与桌布的色彩以及女仆脸色与牛奶瓶子、裙子乃至地面构成了黄、蓝、棕的三组对应关系，颜色的明度和纯度把握得恰到好处，既有比对又不显得冲突。

的确，有怎样的作为，必有怎样的人。有了这种供应，经过这种安排，一个人就会享受，而且懂得享受。物产丰富的土地供给大量的食物，鱼肉，蔬菜，啤酒，烈酒；人也就大量地吃喝。在比国，日耳曼式的胃口讲究精致而不是减少分量，成为一种口腹之乐。烹调的技术极高，便是客饭也精美之至，我认为欧洲第一。蒙斯的某家饭店，每星期六必有一批食客从邻近的小镇上专程来吃一席精美的菜。本地不出葡萄酒，便从德国，法国去运来；他们自命为把我们的极品佳酿都收齐了。照他们看，我们辜负自己的好酒，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直要比国人才懂得如何保存如何品赏。没有一家大饭店不藏着花式繁多，挑选极精的好酒；饭店的名气和顾客的来源就靠这批储藏；在火车上谈天，大家最高兴把两家竞争的铺子的藏酒评论一番。某个节俭的商人，在地上铺沙的酒库里分门别类藏着12000瓶名酒，好比藏书[注]一样。荷兰某个小镇上的镇长有一桶真正的约翰内斯堡，是葡萄质地最好的那一年的出品，因此镇长更受地方上敬重。荷兰人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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