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冠生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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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先生：盟史零札（1939—1950）试读：
代序 民主思想之写真
梁晓声我认为，这本《从前的先生——盟史零札（1939——1950）》为中国民主同盟整理了一部“简史”。
虽言其“简”，在我看来，却很有分量。该书做的是去琐求精之事。这使我联想到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
凡“简史”，大抵是精粹之史。
而凡史，一俟精粹，认识价值便大起来。
因为，若视域不够大，则不知该怎样来“简”。
只有以独到之眼从大视域的环睹过程来“简”，方能使最有价值的印象得以突显，才算“简”得精粹。
而凡精粹的，意义必然特殊。故在我看来，认识价值之大也就不言而喻。
我入民盟已二十余年了，关于我们民盟的史性书籍，看得也多了。
冠生此书与众不同。他不是以司空见惯的方法为我们民盟编了一部年表，亦非一般意义上的大事记，而是梳理出了一部中国民主同盟的思想简史。
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者以及主要人物的传记，至今差不多出齐了。在他们各自的传记中，与民盟的关系无一例外地是政治色彩强烈的一章。他们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知识分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便都是热衷于政治的人。起初的他们，虽忧国忧民，却几乎都不认为唯有参与了政治的组织，跻身于政治的舞台，才能践行为国家为民众服务的使命。他们中，大多是准备无怨无悔地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于教育兴国、文化传承、改造乡村、扶助弱民的事业的。他们的思想后来统一在民盟这一政治组织之中的过程，正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国家之方向、民生之出路而上下求索的过程。他们每一个人头脑中当年产生出来的政治思想，必然是民盟这一中国知识分子集团的政治主张的部分体现。只有将他们所有人的政治思想形成的过程梳理清楚，才能梳理清楚民盟当年政治主张形成的过程。而若不能呈现这一过程，民盟的思想简史便无从谈起。
这一点，冠生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呈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根有据。
这是难能可贵的。
依我看来，此前关于民盟的史性书籍，几乎都是在“藩篱”之内成书的——因而只见思想的昭告，难见思想的形成过程。
当年一些并不热衷于政治，甚而远离政治、一向拒绝加入党派的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居然以思想凝聚在一起，成立了当年中国最具政治色彩的组织，并且肯为一至为坚定的政治主张一个个大声疾呼，有时豁出去了，不惜坐牢，不顾性命，怎么会是没有过程的现象呢？而此过程之诸多细节，在1949年后渐成限制文字、限制回忆，被政治的“藩篱”所罩蔽，于是在盟史中讳莫如深。
其实，抹掉那一过程，“肝胆相照”、“同舟共济”仿佛便只不过成了意气相投之事，给后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1980年代以降，那过程才逐渐一点点公之于世。然而，并没有谁将散碎的文字加以整理、组合。
现在，冠生将之排序、整理、组合在一起了，于是当年一批民盟人士的思想面貌更加清晰，民盟这一政治组织的思想脉络和肌理也轮廓完整了。
读《从前的先生》书稿，使我获得的感想如下：
一、若一个时代是这样的——国家之事由政治人物担当解决，民生之事由政府部门尽职办理；文化、教育、艺术、医疗各界学优守则，民间百业相安而做，无妒心，不眼气，想要登上政治舞台发表宣言传播主张者不是很多，而是极少……那么其时代肯定是个好时代了。
反之——教师与学生一起走上街头，游行请愿，愤怒抗议；诗人成为斗士，学者发表檄文；而百姓们心头堆积对官吏与富人的憎恨……那么，时代肯定出了大问题。或换种说法：问题大了！
我们民盟当年的先生所处的时代，正是那么一个糟糕的时代。
二、我们民盟当年的先生，大抵不是成了政治人物才值得世人尊敬的。他们此前便是在教育、新闻、文化、社会学及艺术各界成就斐然、立名垂范者。他们之登上政治舞台，并不是看准了“时势造英雄”、“舍我其谁”之类，而是因为时代风云凶险，乱象丛生，急国之所急，民之所急，不忍袖手旁观，迎难而上，冒险而上式地过问政治。这一种涉政选择，与自家人生利弊之考虑和掂量完全无关——民盟的精神传统，正在这一点上，乃是民盟思想史的灵魂。
三、今日之民盟同志的参政议政，与当年已不能同日而语。当年需有大勇，但所要达成之目的明确、单一——促和谈，止内战，实现民主。而今日之参政议政，从政体改革到经济、科技、司法、教育、文化、艺术、农村建设、环境治理、青年就业、社会保障、食品安全、医患矛盾、社会治安……方方面面，百千问题。其中诸多问题，属中国深水区改革难关，犬牙交错，棘手之极。故，不论民盟人士，或其他一概参政议政人士，虽不需冒自我牺牲之险，但却需有费孝通先生进行社会调查那般的深入民间的执着精神。
倘昔者无畏，今人执着，那么我认为——所谓民盟精神，便由今人所继承了。《从前的先生》作者的良苦用心，便已起到了 。
最后我要说的是，《从前的先生》中涉及民盟先辈诸位，他们每一个，又都是故事多多，逸事多多，具传奇色彩之人。
冠生笔不斜出，专辑他们当年的思想，这是需要成书定力的，也的的确确是去功利心的。
谨致敬意！2014年3月15日于北京
代序 生活的历史与历史的生活
王赟张冠生先生知我希望成为民盟成员，厚爱有加，在《从前的先生——盟史零札（1939——1950）》付梓之前即以书稿见赠，使我得有一堂气象阔大、细节丰富、魅力充盈的入门课——于清晰的线索、凝练的语言之间，得以领略这样一段颇为厚重，却有意无意被忽视、被遮蔽的历史。一
历史是人类的共同记忆。历史首先是特定时段——过去——的社会现实，或说一系列社会现象的集合。通过作为现实之物的历史，群体的经验性常识（common sense）或共同知识（common stock of knowledge）得以创造、成熟和变迁。历史得以成为历史，正需通过记述、描写、重提。如此，作为史实的历史以各种故事、事件甚至想象的方式被带入了人类的认识和知识体系中，用以构成我们的“生活世界”（lifeworld）。这个现象学家口中的“生活世界”也因此自然包含了历史及其与现实的联系。而现实中的政治观点或其他社会维度的认识经常影响着对史实的忠实呈现。通过各种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加工、禁止、优化，历史被现实重新打造。而作为共同记忆的历史一旦缺失，就会直接导致某一具体情境下的常识与更广意义上的共同知识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其次，历史不仅限于对“过去”进行叙述，它必须同时满足一个科学任务。作为史学的历史因此必须高于编年式的史料收集。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并无区别，而作为“过去了的生活”，它又是如此的必要。基于历史现象的史学因此必须突出其现象学的“现时”意义。每个史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对史实进行整理，按其本人认识的线索而进行编排，进而形成一个史学的系统，用以充实人类的共同知识。而共同知识本身并不在任何史家那里达到一个排它性的完美。如同社会学家或其他社会科学的专家，史家在每个时代都有其重要意义。而区别于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史家同时呈现了他所属时代的特点和超越某个具体时代的共同知识。因此他们的重要性也蕴含在共同知识的形成过程中。这个过程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活跃的，并且在过程的连续性中求得永恒。作为人类认识的历史也因此与其他范畴的认识一样，具有“荟萃”（constellation）的特征。
我想，只有在本体和认识这两个基础之上，我们才可以考虑一段历史如何被忽视、被遮蔽。
历史绝不是“过去”。“过去”仅仅是自然范畴里时间的一个阶段，而“历史”绝不是自然时间简单的流淌：“历史”中首先要有人的活动。因此历史和“过去”之间的区别首先在于人的参与。换句话说，历史首先是人和时间的关系。而在自然的时空网络之中，脱离空间的时间并不存在，反之亦然。因此，历史或说人和时间的关系中，也就同时包含了人和空间的关系。
历史也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事情”而已。
作为史实的历史或许就在那里，看与不看，如何去看，却是我们在“现时”的问题。历史自身并不会思考，任何对历史的思考都是由作为思维主体的我们在今日来完成的。因此，史实之上的史学，首先又是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
从这两方面意义上说，“历史”和“现实”一样，都是人与外部世界相联系而创造出的生活的总和。没有历史的生活不可能存在，没有生活的历史也是一个假命题。同时，应当摒弃“为了历史而历史”的观念：历史意义正在于历史的现实意义。这或许可以同时解释本书的旨趣和重要性。选定一个时代，记录一群人，重现他们的生活，超越时间的隔膜；最终联系我们与他们、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二《从前的先生》记录了胡适对当时史学的批评。我们在林林总总的史学著作中看到了过多的内政、外交、经济政策、机构设置等等，却绝少看到爱情、友谊、个性或“女人穿的鞋子”。
一方面，没有人就没有人的生活。如此一个简单的道理却一直淹没在各种“家天下”、唯理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观念里而被我们忽视。仿佛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过去曾经真切生活过的人，只是某种历史的创造物罢了。另一方面，受传统哲学和西方近现代功能主义思想的影响，大多数史学家只致力于研究生活中公开、正式的那一面，却同时故意回避私下、私密的生活。仿佛历史的生活与我们现时的生活先天不同：由于过分强调“公事”和“公史”，历史反倒更像是用来展现某种神性的工具而非生活本身。它呈现的是一种高高在上却无法企及的图景，并在其中隐含了一个可怕的思想：历史只有公事，历史上的人也必须首先“公事化”或“公式化”。《从前的先生》中记录了一个细节。梁漱溟谈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缘起时，批评当时社会思潮中“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观念。有意思的是，这个观念恐怕未必特属于某一政党或某一时期。我们的整个近现代史里弥漫的不正有这种非黑即白、“公事化”和“公式化”的观念吗？
某种史观于是既忽视人又忽视人的生活。这两个方面相互交错，造成了我们读史时的意兴阑珊。那些本该是活生生的人，要么变成某种结构或时代的产物而形同玩偶，要么变成千篇一律的脸谱而并非完整的人。这两者互相强化，造成了历史和我们之间的隔阂。如此这般的历史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无什么联系。生活中的我们也根本无从理解如此历史中的“他们”。
因此必须重复和强调，整理历史首先是整理共同记忆。正是在共同记忆之中，我们才可以在生活的意义上把握那些过去的生活，在人性的意义上把握那些人。
我们也因此亟需这样一本《从前的先生》。它不再致力于将人变成结构或规律的玩偶，我们因之反而更加贴近那个时代本身。不去寻找民盟历史的社会结构或功能意义，不去钻研民盟活动的政治或国际国内关系背景，不去找寻民盟背后的“规律”——《从前的先生》只是忠实于那个时代的史实，忠实于民盟这个团体本身，忠实于生活本身：在内忧外患之间，一群有识之士如何在颠沛流离中对自己、对社会、对国家进行思考，并将思考付诸实践。仅此而已。
于是，书中的人物远离了公式化或脸谱化，我们因之看到了更真切的人。张澜的“直”、“拙”，闻一多的“烈”，潘光旦的“真”，吴晗的两种“诗”……如果说官史在片面强调公器、国典、结构、规律的同时塑造了一批脱离生活的“神”，那么这本“盟史零札”其实并不“零”。或者说，正是这种还原生活本身的“零”才真实地体现了“整”。“零”而不“碎”。各种人物或事件并不是互不相关地并列摆放着，而是在每一个自我之上组合出了一幅整体画卷。三
本书记录了从1939到1950年间民盟诸位先生的若干剪影，以此承载了民盟自发端、草创至解散、复盟的历史。有两个特点一直与这个时期的民盟不可分割：其一，民盟先贤中很少有职业政治家，反倒几乎都是学者、教授、文人、知识分子。其二，区别于其他党派，在《从前的先生》记录的这个时代，民盟似乎一直有意将自己区别于政党和政治。
关于学者和政治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学术与政治》中有精辟论述。但将“价值中立”混同于“价值无涉”并进而得出“学者必须不问世事”则是一种彻底的误解。社会科学学者从来就是一个二元的角色。如果说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家首先需要将自己与研究对象割裂开，以价值无涉的原则开展研究，如此的割裂在社会科学里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社会科学学者往往置身于其研究对象之中，分享他者的价值，体会他者的感受，倾诉他者的诉求。
社会科学学者也并不是“鉴定人”。如果说只有医生对疾病有发言权，学者绝不是唯一对社会事务有发言权的人。而且无论水平多高，学者的社会角色都使他无法左右或定夺社会事务。社会科学学者同时是“专家”和“中间人”。作为专家，他必须比普通民众看得更远更深；而作为中间人，他必须首先从日常生活中体会和分享民众的感受和认识，用以建立他的研究，并最终使研究回归到民众和日常生活中去。这就是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社会科学从业者的“双重阐释”角色，而社会科学也因此先天蕴含了实践意义。这种“双重阐释”角色要求学者同时扮演“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角色。
通过《从前的先生》，我们清楚地看到教育家如张澜、陶行知，社会学家如潘光旦、费孝通等民盟和民主人士，是如何作为“局内人”与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共体时艰，共赴国难。同时，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局外人”，他们宿命般地以所学求有所为，背负着个人之外的巨大责任。这恐怕也是整个民盟当时所处的两难境地。
学者并不直接制定政策，但学者并不与政治绝缘。凡谈到政治，我们首先会想到政策、方针、党派，乃至权术、斗争，等等。但这恐怕只是政治的一层含义而已。而在其人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政治首先应该指人在公共领域的生活及其管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可清晰区别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前者因先天含有人文主义色彩而体现了对价值的追求；而后者只是将价值等同于利益，并因此用对利益的追逐取消了价值本身。顺带一笔，陶行知思想中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恐怕与杜威所传授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不无关系。
民盟的先生们因此一直在狭义的政治权力之外寻求更为广义的“政——治”，《从前的先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这种“政治之外的政治”如何发端、形成，又如何运作，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如何运作不下去。这种政治无关权力、支配、算计，却是在人文主义价值之上，在全民范畴，在公共事务领域内，对“自由”和“责任”的实践性统一。也正是为此，民盟的先生们对办学（如张澜办成都大学）、办报（如邹韬奋与《生活》周刊，梁漱溟办《光明报》，民盟群贤办报）、治学（如潘光旦的《政学罪言》，季羡林的博士论文）、指导农事和发展区域社会经济（如费孝通与《江村经济》）等事务有如此执着的兴趣，却很少寻求，甚至主动回避通常意义上的政治权力。
但当广义的政治绕不开狭义政治的羁绊之时，当仁不让又成为一代民盟先贤的自觉选择。背后还是“人本”思想下自由与责任的统一。于是才有了国共之间的调停，拒绝参加伪国大，《为和谈正式破裂发表宣言》以及被迫解散，等等等等。四
民盟的命名，除现实意义之外，似乎颇受“君子群而不党”的影响。“群而不党”似乎跟其他儒家经典语录一起，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时刻扮演着行动原则的角色。我却认为“群而不党”首先应当是描述性的，然后才能成为指导性的。“群”与“党”的区别，或许就在于前者是基于价值的契合，而后者是基于利益的联合。那么我们面对的又是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之一：价值及伦理在社会联系方面所起的作用。如果传统社会中的社会联系更多的是基于血缘或地缘等，那么现代社会中的人在人际层面所创造的社会联系则是既多且广的。性格、信仰、价值甚至技术（近代有报纸、广播，当代有互联网）完全可以突破甚至取代血缘或地域的限制，并以心灵的契合形成更稳固的共同体。《从前的先生》细致地呈现了这样一种社会联系或伦理的形成。我们于是看到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学科的有识之士在相似的信仰和价值的基础上联合在一起。至于这个价值的具体内容，恐怕张澜先生的《四勉·一戒》是最好的表述了。《从前的先生》里没有狭义政治和功利主义的计算与斗争；没有被裹挟的狂飙突进；也没有以科学之名而脱离现实的结构功能。但它展示给我们一个真实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那些受我们尊敬又与我们如此亲近的先生们努力地活着，生活着。为了自己，更多却是为了他人，为了民众，为了自由和责任。他们那时并不孤单，而是以共同的价值和伦理为桥梁，结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聚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盟自然是这个生态聚落的名字，朴素，庄严。2014年4月15日于斯特拉斯堡1941年10月10日，《光明报》刊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启事》，公开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经成立，并公布了成立宣言及“十大纲领”。1943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正式成立，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潘大逵等为委员。1944年11月改为云南支部。1944年12月该支部创办机关刊物《民主周刊》。1944年1月至5月，沈钧儒、黄炎培等在重庆每月主持召开“民主宪政座谈会”，讨论“五五宪草”，批评寡头政治。黄炎培为《宪政》月刊发行人。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易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并提出《中国民主同盟政纲（草案）》。图为该政纲手稿局部。《民宪》半月刊创刊号。该刊首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总书记左舜生任主编。自1944年11月第九期起，由中国民主同盟正式接办，编委会由张澜、张君劢、
沈钧儒、李璜、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梁漱溟、左舜生组成。1945年初，民盟针对蒋介石元旦讲话向报界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认为只有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中国始有实现民主宪政的可能。图为《新华日报》1945年1月13日有关报道文影。1946年3月20日，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公开违反政协决议中的各项原则，把各党派参加政府变为请客形式。图为《新华日报》3月24日相关报道文影。1946年7月15日，民盟中央委员闻一多教授在云南大学参加李公朴先生追悼会后，在回家途中遭特务枪击杀害。图为《华商报》相关报道文影。1947年11月5日，民盟总部被迫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后，引
起舆论强烈反响。图为《华商报》等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文影。1948年6月14日，民盟为召开新政协发表声明，提出要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独立和统一的新中国，“吁请各民主友党民主团体共同为实现新政协而努力”。8月3日，毛泽东复电民主人士，提出共同研讨召开新政协的有关事宜。
上编 筚路蓝缕（1939——1943）
一统一建国同志会是民盟前身。
民盟历史，须从这个机构说起。
民盟创建者之一张君劢说：假如说有一个人可称为民盟之父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梁先生。
他说的梁先生是梁漱溟。
民盟历史，可从“民盟之父”读起。
一个机构，一个人——民盟历史由此开篇。二
了解民盟成立的背景、初衷和当时影响，有几份文献可作参考。
一是民盟机关报《光明报》社论，说了组成民盟的是什么样的人。
二是民盟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列出了前辈希望为国家做的事情。
三是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民盟的基本评价。
四是梁漱溟回忆民盟成立详细过程的文字记录，有细节，很好看。
五是张澜所写《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一文，直言民盟的基本主张。三
还有些文献，读一读，对民盟成立的意义会理解得深一点。
例如邵力子在政协会议（1946年1月12日）所作关于国共会谈经过的报告。
该报告说：“周恩来先生已说明，从抗战以来中共一向承认三民主义，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第一大党，承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到今天还是如此……至于政府方面，更是从抗战那一天起就决定要团结全国的力量，同时承认中共参加抗战的地位，虽然后来逐渐发生不幸的事情，蒋主席仍是一贯的决定，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曾屡次向全国国民宣告这一个决定，一到抗战结束，更几次打电报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来。……毛先生来到重庆以后，蒋主席和毛先生有几次谈话，谈得很坦白，要说的话全都说了，我们的会谈就本着这种精神来进行的。”
这类文字，在以“斗争”为线索的历史叙述中不大容易见到，对了解真实历史有益。四
民盟之立，非为“斗”，是为“和”。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会谈，“要说的话全都说了”，足证国共两党可以谈，亦可和。
张澜曾申明：“民主同盟组织的动机，是因调解国共两党以求全国团结并无效，三十年春间，遂由各小党派协商，结合国共两党以外之各党派，而组织一民主政团同盟。使之成为一个大的力量，居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以期全国终能达到民主的团结。”
梁漱溟曾自白：“只做缓和斗争的事、反对斗争的事，而不参加斗争。”
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
历史现场
梁漱溟说统一建国同志会
民国年间，民宪出版社编印过一本《和平民主统一建国之路——中国民主同盟重要文献（一）》（1946年1月初版）。
该书收录有梁漱溟所写《中国民主同盟述略》一文。
该文分三部分：“一、同盟成立之由来；二、同盟组织之内容；三、近来概况。”
说到“同盟成立之由来”，梁漱溟先说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缘起。
说同志会缘起时，梁漱溟表示“要从抗战说起”。他说——
为什么今天的民主运动，偏发生在抗日运动之后，更且源从抗战而来呢？此有正负两面。负面，刺激起民主运动的政府统制力量，这力量完全是由抗战而大大加强的。自抗战军兴，全国各省地方一致拥护中央领导抗战，顿然实现了多年未有的国内统一气象，从而中央政令亦得贯彻到每一个角落，为前所未有。……这种机会和形势，政府如其善于运用的话，则力量还可能造成更强大地步，而且将是完全无害的。那便是将所有力量，专用于对外争取胜利。可惜政府竟不这样，而将其移用来对内。……即以对于思想言论出版的统制干涉而说，就曾达于空前的最高峰。其他钳制人民手段，为从前所无的；……试问这样焉得不激起民主运动？近年呼求民主自由之声，夹在抗敌声中，相与竞烈并爽，正为此耳。
至于正面——民主运动本身——的力量，亦正借抗战而抬头。在中国首先领导民主运动的，自是一般知识分子，而散漫的知识分子，自又不如那些素具政治觉悟，有组织有群众的……多年奔走国事的各党各派及其他团体。何以说，这些党派和团体亦借抗战而抬头呢？那就要先明白他们过去所受的排斥和抑压。……受到国民党排斥的人很广泛……从当时“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一句话，便可见。但到后来排斥不了，亦只有容纳。特别是临到抗战，这种容纳虚怀，表现得最高。党外一般势力，因之，而抬头。那么，事情很清楚了；若非抗战而党外各方热心拥护国民党政府，使它力量加强，便没有末后却来压制自己的事；若非抗战而国民党政府虚怀延纳党外各方，使他们抬头，亦没有末后却来抵抗自己的事。而卒之，从这一加强一抬头一压制一抵抗之间，就激宕出来现在的民主运动。
……由于上下行政机关一向的腐败，和人民绝无说话机会，更加重人民的痛苦和战局的危机，此时任谁都晓得要求团结，要求民主；无如广漠散漫的群众，却发不出呼声。还只有那些历来奔走国是，为社会不断出面的人，率先行动。他们已经当局邀在一起，号为共商国事，号为代表民意，势不能瞠目而视，袖手不动了。在二十八年十月间，经过成都、重庆两地几度商谈，遂有“统一建国同志会”之组织。
梁漱溟说，同志会内多是国共两党之外的党派代表人物，在形式上没有表明是党派联合体。成员有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等；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国社党的罗文干、罗隆基、胡石青等；第三党的章伯钧等；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冷遹、江恒源等；乡村建设派的晏阳初、梁漱溟等。
四川张澜、安徽光昇不属于任何党派，是以个人名义参加。
为表达信念和主张，同志会订立“信约”十二条。
该会成立之前无险，成立之后无力。梁漱溟说——
为着免招当局误会起见，将信约全文预送最高当局阅看，并推定代表面为说明，卒得谅许。不过迁延着未开成立大会，便到了重庆受轰炸季节，各人分散下乡，迄未得公表于世。其后，同人尚不时集会，交换意见，却苦于对时局无可尽力；盖在言论被统制之下，不能唤起舆论，没有舆论作后盾，只几十个人是没有力量的。主张团结，则双方冲突，就制止不了；要求民主，则当局不采，或圆滑应付，便无办法。
这些史料出自梁漱溟著《我与中国民主同盟——为团结抗敌和平建国而奔走》一书，见第120——123页。
同志会成立前后细节
关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十二条信约，最初参加起草的人有章乃器、左舜生、梁漱溟等，左舜生同时负责汇集各方的意见。
十二条拟出后，梁漱溟与沈钧儒、左舜生等“共负审查之责。经大家通过后，即作定”。
梁漱溟回忆当年为成立同志会约见蒋介石的情景说——
这一组织，口头说明（文字上不便规定）是中间性的，是第三者地位。国民党和共产党当然不请他参加，但间或有国民党籍，而实际另属一派的，如沈老先生和张申府先生等，则在内。又参加的非必代表一党一派，无党无派的个人，如张（澜）表方先生、光（昇）明甫先生等各位，亦都参加。……组织确定，为免滋误会起见，同人咸主以本会信约十二条，托王世杰、张岳军两先生代为转呈最高当局，并推定黄炎培先生和我两个人代表面陈一切。黄先生将文件手交王张二公，请其代约谒见日期。隔多日，蒋公约去见面时，则黄先生已因公赴泸州，只得我一个人去见。
梁漱溟去蒋介石府邸见面时，张岳军、王世杰两人都在场，并陪座。梁漱溟手持《信约》，递交给蒋介石，当面陈述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初衷，大意是“受党派问题刺激，而以求大局好转自任”。
梁漱溟直言道——蒋先生对我们有期待，多次表示要我们说公道话，但您不知道我们说话的难处。比如，我们说一句批评政府的话，就被人说是接近共产党了，立场站到某一边了。我们说一句指摘共产党的话，又被人说是接近政府了，或是被国民党利用了。这样一来，好像我们这群人没有自己的立场，只能以人家的立场作立场。这让我们很难堪，很痛苦。这样的舆论，会把全国民众逼成对立的两个方面。这对大局非常不利。既然对大局不利，等于对政府不利。我们不希望这样，所以就联合起来，组织到一起，汇合成一种第三方的力量，保持公道的立场，这样才好说公道话。蒋先生既然期望、勉励我们说公道话，总要先给我们一个说公道话的方便位置。许可我们成立这个组织，才符合您的期勉。
蒋介石听完这话，提出一个条件——不组织正式的政党，允许成立所说同志会。
接下来，蒋问梁——都是哪些人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
梁把主要成员数了一遍。
说到沈钧儒和邹韬奋时，蒋问——他们两人怕跟你们不是一起的吧？
梁明白蒋的意思，是说救国会的人偏左，和中共关系密切。
梁回答说——都说沈钧儒“左”，但和我们在一起，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不妨碍同志会的第三方立场。从我的了解看，这两位先生并没有什么成见。与其让他们留在同志会外面，还不如放在里面。
蒋介石觉得有道理，点头同意。
梁与蒋这段谈话，大致如此。
梁漱溟记得很清楚，那天是1939年11月29日。
梁告别蒋后，王世杰用车送他回去。
返途中，王问梁——你们这就是一个政党了吧？
梁答说——不是政党，只是为了解决当前问题的一种联合而已。当前的问题是，国家有分裂内战的危险，我们本着国民立场，坚决反对内战。“统一建国”的名称就是为了表明我们的立场。现在参加同志会的，各方面人都有，彼此间还有不少距离，想法未必一致，还需要慢慢增进了解。即便有人想组党，现在也还说不上。
这段史料，见梁漱溟《我与中国民主同盟——为团结抗敌和平建国而奔走》一书第50——51页。《梁漱溟问答录》一书中曾说到“同志会”的发起人，原话是：“统一建国同志会”发起人中有我，还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其宗旨是“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是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
梁漱溟说民盟“发起”
梁漱溟自己的著述和他人编辑的梁氏著述中，多处可见他回忆发起成立民盟当天情景的文字，大体相同，详略有别。这里选取其自述文字——
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是这样的：1940年12月24日早晨我展看报纸，有新的一届参政员名单揭晓；名额扩充，反而把原来为数极少的党外（国民党外）人士更减少几个，例如章伯钧、陶行知、沈钧儒等几位先生都被排除；所增加的都是他们党内的人。这样引起我对国民党一种非常大的悲观。因参政会本来形同虚设，若多罗致几个党外人物，在国民政府至少亦可装点门面。偏偏连这一点作用都不留，而给大量党内闲人挤进来吃闲饭，国民党的没出息可算到家了。大难当前，大局靠什么人来支撑呢？气闷之余，出门散步，走到张君劢家。却巧黄炎培、左舜生两位亦先后来到。四人聚谈，同声致慨。黄老兴奋地站起来说：“我们不该妄自菲薄，而应当自觉地负起大局责任来才对。”在互相敦勉的气氛中，君劢即提出统一建国同志会不中用，必须另行组织。他主张要秘密进行组织，并布置一切。必须在国民党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起言论机关来，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不必向政府当局取得同意。我们一致赞成他的意见。后来事情就是按照这样做的。25日，黄任之先生又找来了冷御秋、江问渔，正式研究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这段文字录自《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一书第222——224页。《梁漱溟先生年谱》一书中，有段话涉及“统一建国同志会不中用”的缘由，是梁漱溟说的。大意是，该会虽然有人头有名称，却因为当时重庆总是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大家心里也不起劲，未能正式建立组织机构。同志会的活动，也就止于“用一种聚会方式座谈座谈”。
1941年2月25日，在张君劢住所，召开民盟成立发起人会议。张澜、黄炎培、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李璜、江问渔、罗隆基、罗文干、冷御秋共十人与会。
为突出“第三方”的中立立场，各党派已在会前与沈钧儒等救国会同仁商定，政治倾向比较激进的救国会暂不参加民盟成立筹备工作，不作为民盟成员。
会上公推黄炎培为会议主席，正式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扩大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从同志会到民盟
从统一建国同志会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过程，有不少史料散在当事人的回忆文字里，不难找到。其中对有些事的说法不大一样，尤其是对救国会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加入民盟，当事人所在的政团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不同，角度不同，自然有不同的叙述，包括用词的情感和语气。不妨把多方史料汇在一起，多看，多品。《梁漱溟年谱》一书的相关记录如下——
统一建国同志会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但当时却不是把整个同志会转变而成，如沈老（钧儒）为首的救国会的同人原在同志会，而当时却留在外边，因为救国会当时有“中共外围”之称，而民主政团同盟却不愿被人看作是出于中共所策动。
这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筹备工作亦大体停当。大家经过多次聚会反复协商了纲领、章则，三月十九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了正式成立大会，会上推选执委十三人，其中常委五人，有黄炎培、左舜生、章乃器、张君劢和梁漱溟，互推黄炎培担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担任总书记，梁漱溟担任秘书长，并确定梁漱溟去香港办《光明报》。会上还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纲领》、《敬告政府与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数月后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又推选张澜为主席。
这段话见《梁漱溟年谱》第147——148页。
梁漱溟还回忆说：“国民党蒋介石对民盟的成立，则先是追查继则破坏。方民盟正在会商进行时，同人甚密其事，而竟为当局所发觉。三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餐席上当众责问张岳军（群），张立时以电话询问君劢（张君劢），君劢否认之。次日又访君劢于家，君劢适外出，张语君劢介弟公权，谓：‘已探得宣言全文，又知有纲领十二条，而未得其文，’且指出：‘迭次聚议之地在特园某号。’黄公（炎培）与余等共商应付之策，以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活动即信约等为词对答之。民盟工作则继续进行。”《梁漱溟问答录》一书还有如下记载——
1941年2月10日即皖南事变发生不久，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各民主党派聚谈，各党派深感有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不久我和黄炎培、章伯钧、张君劢、罗隆基、左舜生等人相约聚会，正式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演变、扩大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连续召开筹备会议，起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宣言和章程，酝酿领导人。
1960年代初，罗隆基曾写过一些回忆文字，谈民盟成立和1940年代中期的政协会议。这些文字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为《“和平”的确死了》一书。该书第一章第一节题为“民盟是谁？它向那里去？”其中说到民盟的成立——
简单地说，民主同盟的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1941年3月中旬由十七个人在重庆特园一个秘密会上正式签名成立的。……开成立会那天，签名是依年龄为次序，张澜签第一名，我签末名。到了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开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推定黄炎培、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为常委，并推定黄炎培为常委会主任。此外又推定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这就是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简单的机构和人事安排。
另有一点不大容易见到的史料，是左舜生在其《近三十年见闻杂记》中的叙述。这本书里有一专章，题目是“记民主政团同盟与延安之游”。其中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民国三十年发起的。其直接的动机，系由于政府将若干不必除名的参政员一律除名了，大家觉得与团结抗日的宗旨不合，与推进民主的政治也有不符，因此才发起这样一个团体，以表示抗议。同时也觉得国共两党间的摩擦一天天趋于深刻，也必须有一个这样的缓冲力量，以保持对外阵容的一致。最初参加发起的，仅张君劢、梁漱溟、黄炎培、章伯钧和我五六人，救国会的分子并不在内。黄炎培最初是很热心的，不仅他自己加入，并且要他的几员大将如冷御秋、江问渔、杨卫玉等也同时加入了。他捐过一千块钱，担任过第一任的主席，但不久他听了某闻人的一番劝告，乃在他们的机关杂志《国讯》上发表一篇文字，说他与这个团体并无关系！我们素来了解他的性格，也只好一笑置之，改推张表方（澜）任主席，由我担任秘书长。
黄炎培作为民盟首任主席，从就任到卸任，半年上下。
左舜生由此说到他的性格，话里有话。
梁漱溟回忆往事，也说过这件事，话说得比左舜生要重得多，甚至涉及人品。
从秘密到公开
《梁漱溟问答录》一书这样记述民盟从秘密到公开的过程——1941年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公布了民盟的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等。陈友仁、陈翰笙把民盟成立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向英美各国在港通讯社和记者介绍，并由各国记者向国际社会发消息。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慌，唯恐全国人民知道民盟成立之事。其宣传部即令国民党各级报纸不准刊登这一消息和评论，并策动港英殖民政府搜查《光明报》社。针对事态，张澜率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于11月16日，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会中部分民主人士，在重庆举行茶会，公开宣布民盟成立确有其事。梁漱溟是受民盟中央委托到香港办报，《光明报》是民盟机关报。由此，民盟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
民盟成立消息幕后花絮
民盟成立社论中，有句话说“本身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许多党派的联合”。
很容易由此联想起一句古语——“君子群而不党”。“许多党派的联合”，意在促成国家的民主和团结。
本是政坛大事、好事，其成立消息见报时，却得不到一个应有的正当位置——不在要闻版，也不在其他正文版，仅安排在“广告栏”刊布。
此事饶有趣味，需要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上才好理解。
避开送检难题
自从1941年3月19日民盟正式成立，到梁漱溟赴港办报之前，消息始终没有公开。创办《光明报》，正是当初张君劢的主张——“在国民党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起言论机关来，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但即便香港言论机关也须遵守送检制度，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如果在见报前送检，定难通过。同人讨论这个难题时，萨空了出主意说，放在广告栏刊出，因为该栏内容无须送检，这样就可以避免宣言和纲领送检被扣的问题。后来即如此办理，并在开印前通知印刷厂增加印数，出售时又减收报费，以尽量扩大当期发行量。市民读者和海内外各界人士见到民盟成立的消息时，香港当局也看到了，忙遣警务人员到报社查问。梁漱溟和同人出示广告账目本和完整手续记录，没有任何违法违规把柄。此事平安过去。
回绝登门说客
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发表后，大陆政府方面的压力就到了。旅港参政员王云五、成舍我秉承国民党当局意见，邀梁漱溟同回重庆参加参政会，以促其离开香港，被梁拒绝。接着，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写信给梁漱溟，告机票已准备妥当，蒋公并无恶意，不妨返渝。梁漱溟敬谢未应。最后，杜月笙出马了。他在告罗士打酒店设下雅座，请梁漱溟“吃茶”，先恭维《光明报》的文章好，大家如何注意和赞同，后敦劝梁漱溟返回重庆，“有什么主张，尽可以和蒋先生面谈，当面交换意见不是更好？”并表示愿陪同梁漱溟同去同回。梁漱溟答：“不必了，除了报上已发表的，我没有另外的主张。更何况民盟总部在重庆，张君劢、左舜生等人都在，如果需要面谈，他们可以代表民盟。”杜月笙未能说动梁漱溟，后来再次请他“吃茶”，再次碰了钉子。
排解内部分歧
梁漱溟说，《光明报》初创期间，“更令人头痛的还是来自内部的分歧与干扰”。首先是政治纲领的内容，几经周折，信函往返，久久定不下来。其次是发表方式，黄炎培提出要为他参加民盟保密，所以不能签名。梁漱溟认为，“民盟这两个重要文件的发表，都应由民盟的负责人共同具名，毫不隐瞒这些政治主张是我们的。只有如此，才足以表明我们郑重负责的态度，并取信于国外”。有人提议，由参加民盟的各党派具名，职教社反对此议。梁漱溟提议用“民盟驻港代表梁漱溟”的名义，或先解除其报社社长职务再发表，均未得同意。最后，万般无奈中，只得服从不具名发表的意见。而不具名的最大不利，是难以取信于国际社会，以获得同情和支持。为作补救，委托陈友仁（曾任孙中山秘书、国民政府外长）和陈翰笙向外国记者作出说明，并把两个文件译成英文，转发国外。
1941年，他们说——
民盟成立这一年，民盟前辈诸君留意的事情、思索的问题、说过的话、写出的文字、表达的想法……应是个饶有兴味的阅读主题。
从手边书中随机寻找，粗加浏览，初步结果如下。
1941年9月18日至11月3日，《光明报》连载梁漱溟的长文《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在第五部分“访问延安”中，专设标题谈“访问延安的动机”。
梁漱溟称道当时延安，说：“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没有享受优待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他因此而关注：“不知今日延安尚保持得否？”更关心这样的人们将怎样持续行事。梁漱溟说——
我去延安是有两件事要作：
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
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
若论其意绪动机，则蕴蓄已久。我是要求社会改造的人，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我认定北伐后，老社会已崩溃，只须理清头绪来建设新社会，没有再事暴动破坏的必要。这里有两句话：
从进步达到平等；
以建设完成革命。
这是我的信念。不断地暴动与破坏，将只有妨碍建设，梗阻进步，延迟革命之完成，实在要不得。（《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192页）
1941年11月17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开幕。张澜于11月25日向大会提出议案，题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该案是他和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梁实秋、董必武等十二人联名撰写，副署人有沈钧儒、王造时、史良、陶行知、黄炎培、谢冰心、晏阳初、邓颖超等十一人。
张澜等人在提案中说——
一、政府明令于最短时期间结束训政，实施宪政。
二、成立战时正式中央民意机关，其职权必具备现代民主国家民意机关最基本之实质。
三、为节省抗战时财政支出，减轻民众负担……任何党派不得以国库供给党费。
四、……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不得歧视无党、异党之分子，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并强迫公务人员入党。
五、政府明令禁止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并严厉制止青年学生参加党派斗争以饬学风而固国家元气。
六、政府明令保障人民身体、信仰、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入党、看报、旅行等之自由。
七、明令停止特务机关对内之一切活动，并禁止一切非法特殊处置……
八、明令取消县参议会及乡镇代表考试条例，以便凡热心公正之士，均有机会参与地方政治，不受考试之限制。
九、……确定人民最低生活之保障，厘定人民平均合理之负担，并严禁官吏利用政治权力，实行垄断投机之商业行为。
十、军队国家化，停止军队中任何党派之组织，借以防止以武力从事党争。（《张澜文集》第136——138页）
1941年4月12日，梅贻琦在日记里说：“作《大学一解》要点。”次日又写：“约光旦来食早点，以《大学一解》要略交烦代拟文稿，日来太忙，恐终难完卷也。”
潘光旦遵梅贻琦所嘱，写出《大学一解（稿）》。既循梅贻琦所列要点，又发挥了自己服膺的“位育”学说，还提示青年，逆境或许是修身养性的好机会。潘光旦说——
……教育之最大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与夫共得其相位相育之道……《大学》一书，于开章时阐明大学之目的后，即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疏散之际，耳目所接收之刺激，思虑所涉猎之对象，或为属于天人之际之自然现象，或为属于兴亡之际之民族命运，或为属于生死之际之个人际遇，要能一跃而越出日常课业之窠臼，一洗平日知、情、志三方面活动之晦涩、板滞、琐碎、藐小而使之复归于清空广大与活泼之境！（《潘光旦文集》第九卷第528——534页）
1940年前后，费孝通任教于云南大学，一边在社会学系授课，一边主持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实地调查工作站的研究项目，深入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问题。他曾带着学生张之毅到易门县作禄村调查。张之毅所著《易村手工业》完成后，1941年9月，费孝通为该书写序，回忆了他俩的艰辛经历后说——
从乡村工业到都市工业是世界经济史上的普遍现象。可是在中国却另外还有一种新的意义。因为中国本国的都市工业，在西洋先进工业的压力下无法发展。我们关税不能自主，领海及内河航运已送给外国……历年洋货进口量的增加……简单数字的背后，却包含着无数可悲可痛的故事。……土地问题日趋严重，最后竟引成了一个政治性的争斗。我虽不敢说，在抗战前乡村经济的崩溃全是由于手工业的衰落，但是乡村工业的破坏，农民部分的失业，自然是乡村不安和政治扰乱的一个原因。国外工业利用其政治上的特权，尽量作经济上的侵略……转变成国内政治的不安。（《费孝通文集》第三卷第12——13页）
1941年2月，闻一多在《中央日报》“文艺”副刊发表《贾岛》一文。文中说到，唐元和、长庆年间，在白居易社会改良旗帜下，元稹、张籍、王建等用乐府诗反映社会现实，一些年轻人却在为出路和癖好创作五言诗。闻一多说——
老年人中年人忙着挽救人心，改良社会，青年人反而不闻不问，只顾躲在幽静的角落里做诗，这现象现在看来不免新奇，其实正是旧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的正常状态。不像前两种人，或已“成名”，或已通籍，在权位上有说话做事的机会和责任，这般没功名，没宦籍的青年人，在地位上职业上可说尚在“未成年”时期，种种对国家社会的崇高责任是落不到他们肩上的。……有抱负也好，没有也好，一个读书人生在那时代，总得做诗。做诗才有希望爬过第一层进身的阶梯。（《闻一多年谱长编》第605页）
贺麟曾任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代主任。他精研黑格尔哲学，其授课内容兼有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的基本框架与学说。他非常重视启发学生自己读书研究、多思考，规定学生按时提交心得报告。1941年，他发表《论人的使命》一文说——
个人的使命，就是个人的终身事业或终身工作。这种终身工作，一方面是自己自由考察、自己选择、自己担负起来的工作。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时代所赋予的，师友或知己所提醒的使命。……这种完成个人使命的终身工作，是有决定性的……它是有公共性的，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公众的事业，是国家时代所赋予的；……不是见异思迁，一曝十寒，随便可以变更放弃的……有了这种终身工作，人才可以忠于其使命，不会中途变节……不为自己打算，继续努力，老而不衰，并且即使自己死后，这种工作，必然有人继续努力，发扬光大。……一个人要认真生活，认真做人，就需要有自觉的正大的使命，这样生活才有意义与价值。（《文化与人生》第85——86页）
1941年9月19日，张申府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题为《“九一八”十周年》。他要借这个“整数的周年纪念”说些提神、提气的话——
今年是“九一八”十周年。也是中华民国建国三十周年。
……
我觉着，当这个我们最大的国耻以及国庆都正在整数的周年纪念的时候，很可以发动各方面，对十年或三十年来，国家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切实周密地作一番检讨。……不管好的歹的，丑的美的，全部都披露出来，只会表示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已经变得壮健了，我们的过错也如日月之蚀了，谅也无什么妨碍。……在此世界大通的时候，我们的是是非非，就令自己不说，也不见得他人不晓。
我们本是一个大国。大丈夫堂堂正正，磊磊落落，所作所为，是则是，非则非，成则成，败则败，好则好，歹则歹，坦坦白白，一起发表出来，在这个民族日趋于自觉的时际，只有可以互励，只有好处，而不会更坏。（《张申府文集》第一卷第387——388页）
这里，应该留一个长长的省略号。
阅读视野欠开阔，手边史料无多，暂时只有如上文字。
如能有个活动，热心盟员一起寻找前辈的“1941之声”，一定洋洋大观，美不胜收。
那一天，中共说——
倾听民盟前辈1941年的心声时，亦可听到中国共产党为民盟成立发出的声音。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告成立后，1941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
摘要如下——
最近曾琦、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张澜先生等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双十节他们发布了纲领，其中强调指出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有人说，我们已经有民主了。我们所处的是民国时代。我们今天抗战，是反对法西斯侵略者，反对民主的敌人，这更增加我们的民主。同时，国际人士也把我们列入民主阵线内，甚至说我们是亚洲的唯一民主国家。这样，还需要有民主运动么？还需要为争取民主而作不懈的努力么？
应当指出民主运动的要求，是完全合乎时势需要和人民愿望的，诚如民主政团同盟的宣言中所说，这几年来，“国事入后，转不如初”。抗战初期，国内确有蓬勃焕发气象，然昙花一现，而今不在矣。当时国民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政府也召集了国民参政会，全国耳目，为之一新，民主曙光，昭然在望。现在时间过去了数年，回首昔日，不禁感慨万端。抗战建国纲领还待实行，参政会的作用还需发挥。全国人民热烈参加的宪政运动已经偃旗息鼓。甚至人身保障，学术自由，都有待于重新争取。但抗战已经进到第五个年头。而国际上民主与法西斯两集团之斗争，空前尖锐，世界局势，正在日趋分明。这正是我国革新自己急起直追的时候了。
……
蒋委员长在国民党八中全会上曾指出：“从我们中央到党务、政治、军事、经济各种事业，都没有新的精神，缺乏新的新力，我以为这是绝大危机，值得我们惊心动魄。”这是实话。这是国内政治的真实情形。这不仅是一党的危机，而且也是全国的危机。……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民主政团同盟纲领，对此亦特别加以注意。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从无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惟有结束党治之后，全国人材，方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各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之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事实证明，在民主政治下，一切民众不仅知道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能够迅速提高文化，学会管理政事。……事实证明，当各阶级、各党派人士的意见皆有发表机会，其利益都可获得保障时，不仅不会增加纠纷，而且和衷共济之心日增，统一团结之业日固。……
民主政治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要求之一。辛亥革命以后，三十年来，国内一切政治运动，都是围绕着两个核心，一是民族独立，一是民主政治。这是全国人民之需要。民主政团同盟的奋斗，是有其社会基础的。一切进步的运动都要遇到阻碍，都要在荆棘丛中打开自己的道路。但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停止的。
愿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各党派，在民主大旗下，更进一步的努力，愿其所负使命得迅速实现，以促进抗战胜利之到来，民主政治之真正实施。
这篇社论被收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一书，作为民盟成立宣言的附录。
平时可以看到的史料中，说到民盟创立前后，极少提及曾琦的名字。包括秉笔直书的梁漱溟回忆录，亦如此。不知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社论为什么特意说他，并且放在民盟创始人第一位。如此做法，总不至于没有依据。
很希望有机会看到中共相关史料档案，依据或在其中？
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
1941年11月，张澜在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政府在最短时期内结束训政，实行宪政。
这份提案内容充实、词锋尖锐，蒋介石看得怒火中烧，拍案大叫“把我当宣统了”，并禁止会议讨论该提案。
张澜对蒋介石的蛮横独裁十分愤慨，据说“与其面对面争辩了两个多小时，并干脆将提案油印散发。之后，为表抗议，张澜拒绝出席参政会近两年之久”。
到了1943年，张群拜访张澜，问他不出席参政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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