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剑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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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谍战史话试读：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出版说明
自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地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从而培植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亦因此而以悠久的“重史”传统著称于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系统完备的“二十四史”即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成为“大家小书”的典范，而后两套历史知识普及丛书正是《中国史话》之缘起。
2010年年初，为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两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设计框架，以“中国史话”为丛书名出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亲任《中国史话》一期编委会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任编委会副主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诸多学术名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史话》一期200种图书得以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中国史话》丛书的诞生，为历史知识普及传播途径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种卓具新意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以通俗表述、适中篇幅和专题形式展现可靠历史知识的特征。通俗、可靠、适中、专题，是史话作品缺一不可的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研究专著、稗官野史、小说演义类历史读物的独有特征。
囿于当时条件，《中国史话》一期的出版形式不尽如人意，其内容更有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为此2013年4月我们启动了《中国史话》二期出版工作。《中国史话》二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系列，拟对中国各区域、各行业、各民族等的发展历史予以全方位介绍。我们并将在适当时机，启动《世界史话》的出版工作。史话总规模将达数千种。
我们愿携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中国史话》《世界史话》打造成以现代意识展现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万有文库”；并将承载如此丰厚内容的史话体写作与出版努力锻造成新时期独具特色的出版形态。
希望史话丛书能在形塑民族历史记忆、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培育现代国民方面有所贡献，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史话编辑部2014年6月序
对于间谍，人们一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以儒家为代表，他们看不起间谍，认为间谍就是那种鬼鬼祟祟、整天和阴谋诡计打交道的人。比如宋代王应麟、明代茅坤等学者认为，把伊尹和吕尚这些他们所推崇的圣人认作间谍，简直就是“诬圣贤”之举。而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他们充分认识到间谍对战争所起到的作用，非但不排斥间谍，甚至主张要以“上智之人”担任间谍。孙子曾说：“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这句话非常简洁地阐明了间谍对战争所起到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长期占据要津。儒家习惯以仁义道德品评人物，而且已形成悠久传统，甚至仍在影响着今人对间谍的认识。其实，儒家对于间谍的轻视明显带有片面性。如果战争现象为人类社会所无法避免，那么间谍便有存在的理由。人们习惯将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间谍也可有仁与不仁之分。如果说战争是人类成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话，总有间谍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这种代价变得更小。因此，我们需要对间谍及其作用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
孙子说：“三军之事，莫亲于间。”间谍虽不一定亲赴战场，却因为比一般将领更早接触军事机密，更早了解战争内情，更早进入战争场景，所以成为对硝烟最为敏感、对生死体味最深的那一群人。一些间谍甚至因为掌握了大量机密情报、与统帅最为接近，从而部分充当起战争“导演”的角色，对于战争的发起、战争的进程，甚至是对战争的最终结果，都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一点已经为古往今来无数次战争所证明。
中国古代的谍战有着悠久的历史。传说在夏代就已经出现了组织严密的间谍活动，到了商周时期，伊尹和吕尚亲自担任间谍，谍战谋略有了新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分治、你争我夺的局面，迫使各路诸侯都高度关注局势演变，高度重视收集敌情，间谍战几乎贯穿整个乱世。与之相应的是，谍战理论也于此时取得飞速发展，著名兵书《孙子兵法》甚至辟有专篇系统讨论用间术，这便是《用间篇》。除此之外，《六韬》《尉缭子》等兵书也深入探讨了谍战理论。
汉唐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边防、拓展疆域，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开展军政外交工作，同时打探匈奴和突厥等游牧部落的情况以及山川地理形势，以期在对抗中占得先机。张骞等人既是外交使节，同时也是战略间谍。魏晋南北朝乱世之时，更是出现很多精彩的谍战案例，其中石勒、韦孝宽等人所展示的谍战谋略尤其值得关注。当然，从总体上来看，汉唐时期的谍战理论比先秦时期有所退步，值得一提的似乎只有唐代李筌对“探心术”的研究和《李卫公问对》中对用间得失的讨论等。
到了宋朝，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侵扰中原，逼迫宋人重振兵学，《孙子》等兵学7部经典被立为兵经，政府开始设立武经博士，《武经总要》等论兵之作纷纷诞生。随着兵学研究的深入，相关谍报理论也相应地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在这股研习兵学的热潮中，苏洵、苏辙等文人也开始积极讨论谍战理论，反映出此时谍战理论和谍战谋略的新发展。在与辽、金的长期对峙过程中，隐秘战线的情报活动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宋太祖赵匡胤和名将岳飞等人，都为后人留下了非常精彩的谍战案例。
明朝吸取元朝政制松散的教训，政权越来越趋于专制，臭名昭著的特务统治畸形发展，以严密监控为特征的间谍手段被大量用来对付普通臣民。清王朝建立后，这种做法也被承袭下来。然而，清朝统治者对臣民的严密监控，只是色厉内荏，既不能阻止民众的反抗，更不能阻止外族的窥伺和侵略。英、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谍战，继之使用武力对贫弱的中国进行瓜分。当西方的谍战技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突飞猛进之时，朱逢甲正在埋头用蝇头小楷撰写《间书》，恰可形成鲜明对比。《间书》堪称古代谍战理论的总结之作，却也能折射出我国古代谍战理论长时间的停滞不前。一先秦时期的谍战
人类战争起源久远，间谍活动亦然。远古时期，各部落之间为了争夺猎物等生存资源，不免会动用武力，乃至发生战争，间谍和情报侦察活动便应时而生。从《左传》等史籍中我们可以看到，夏朝可能已经有了组织严密且富有成效的间谍活动。借助于《史记》，我们则可以对伊尹和吕尚等人的间谍活动有着相对清晰的认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分治、你争我夺的局面，迫使各路诸侯高度关注局势演变，高度重视收集敌情，间谍战由此贯穿整个乱世。与之相应的是，谍战理论也于此时取得飞速发展，著名兵书《孙子兵法》甚至辟有《用间篇》系统讨论用间术。战国时期的一些兵书，如《六韬》《尉缭子》等，也或多或少地探讨了谍战理论。1溯源：上古时期的谍战
清代研究间谍史的学者朱逢甲在《间书》中指出，我国历史上最早使用间谍的君主是夏代成功实现“中兴”的少康，而女艾则是最早[1]的一位间谍，“女艾间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间谍活动。这段历史虽然记载于《左传》，又在《尚书》和《楚辞》等古籍中得到印证，但毕竟存在于口耳相传的时代，因此有人相信，也有人不信。但是，既然是谍战溯源，不免需要对这段传说约略述及。[2]
太康失国之后，其子相也被寒浞杀害，相的妻子有孕在身，侥幸从墙洞逃回娘家，几个月后生下了少康。少康长大之后，发誓要报仇雪恨，夺回祖辈基业。为了打败寒浞，少康选派女艾担任间谍，刺杀寒浞的重要助手浇。女艾接受任务之后，先是在某个夜晚执行刺杀任务，结果空手而归。后来他努力打探浇的情况，得知浇会在一个名叫尚干的地方打猎，于是乔装打扮，扮作猎人的样子，带着得力随从和凶猛的猎狗在猎场埋伏。浇果然准时出现在猎场，女艾立即放出猎狗，将浇扑倒在地，迅速砍下其首级，完成了刺杀任务。不久，少康又寻机除掉寒浞另一个儿子豷，并抓住时机积极拉拢和收买夏的旧臣，号召他们一起讨伐寒浞，最终消灭了对手，夺回王位。少康即位之后，国力得到很大提升，史称“少康中兴”。《左传》中说：“（少康）使女艾谍浇”，其中一个“谍”字，道明了女艾的身份：间谍。当然，《左传》虽说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载，却是通过伍子胥之口说出，所以其中究竟有多大可信度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于女艾是男是女，更是给后人留下猜想的空间。
虽然“女艾间浇”是否属实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使用暗杀这种间谍手段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利用这种方式对敌方关键性人物进行刺杀，可以精确打击对方核心力量，付出的代价也相对较小，因而后世不断效仿。“女艾间浇”，虽号称史上最早，但仍然有不少质疑者。相比之下，夏朝末期的伊尹行间，已经可以得到更多确信，诸如《史记》这样的重要史籍都对此事有较为明确的记载。
夏王朝到了末期，统治集团日渐腐朽，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则悄然兴起，后来推翻夏王朝，建立商王朝。在商灭夏的过程中，谍战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孙子·用间篇》中说：“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其中的“伊挚”，就是伊尹。“伊尹在夏”说的是伊尹深入敌国担任战略间谍，大量收集军政情报。这些情报对商汤灭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故此孙子才会发出“殷之兴也，伊挚在夏”的感叹。
伊尹，生卒年不详，传为河南开封陈留人，本名挚，辅佐商汤取得鸣条之战的胜利，被视为我国古代第一位名相。据说伊尹曾经多次在夏和商之间徘徊，在经过反复比较之后，最终决定投奔商汤。他以“知味”为喻，建议商汤要像“调和五味”一样来治理国家。商汤由此得知伊尹的贤能，于是破格提拔他为相。伊尹建议汤不要急于用兵，而是一面发展自身实力，一面注意收集夏的军政情报，对夏王朝的政治动向和发展态势进行严密跟踪，力争把握住最佳用兵时机。
为了搞好敌情侦察，伊尹亲赴险地，收集情报。为了不使夏桀产生疑心，伊尹故意犯下大罪，然后负罪逃跑。到夏之后，伊尹以厨师的身份四处活动，多方刺探情报。他入夏3年，收集到大量军政情报乃至桀本人的生活秘闻，得知夏桀沉湎女色，宠信小人，不顾民众死活，使得“上下相疾、民心积怨”。汤在得到这些情报之后，对于灭夏有了更大的信心和决心。
随后，伊尹再次潜入夏朝，主要目的是更多地掌握夏桀的兵力部署和防线调整情况，所以，他此次选定夏桀所宠信的妃子妹喜作为用间对象。据《竹书纪年》，好色的夏桀因为得到了新宠而抛弃了妹喜，妹喜则因此而心生怨恨，所以这时应当是收买妹喜的一个好时机。
可以想见，伊尹一定在妺喜身上费尽心思，使出各种手段，妹喜才肯将夏朝的军力部署情况透露给他。据《吕氏春秋·慎大览》，妹喜悄悄告诉伊尹：“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据后人分析，妹喜这里所说的“东方”与“西方”、“胜”与“不胜”等，都是极具情报价值的暗语。这些暗语恰好提示了夏朝防务的虚实之处，从而为伊尹后来选择进攻方向和路线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根据行间所得情报，伊尹制定了迂回进攻的策略。由妹喜所提供的情报可知，夏在与商接壤的边境集结了大量兵力，所以商汤的军队避开了这条防线，大队人马悄悄地一直往东进发。进攻路线的选择出乎所有人意料，同样大大出乎夏桀的意料，令其来不及做出反应和调整。此后，伊尹突然挥师西进，迂回至夏都。夏桀的军队来不及调整，即刻陷于混乱。双方军队一直缠斗，战至鸣条（今河南封丘东）附近时，又进行了一次决战，史称“鸣条之战”。决战之后，夏桀的军队被最终摧毁。汤成功覆灭夏朝，自此开始建立商王朝。
伊尹和商汤所指挥的灭夏之战，依靠出人意料的进攻路线而取胜，正是典型的“以迂为直”。当然，伊尹此前扎实的情报工作，也是他们制定战术和顺利取胜的一个关键因素。春秋末期著名军事家孙子把殷商的兴盛与伊尹的行间直接相为因果，充分说明了伊尹在商灭夏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到的作用。
伊尹假装得罪商汤，以获罪的名义逃离商汤，潜入敌国，可谓深谙谍战经营之术。此后历史上种种间谍派遣之法，诸如政治避难、苦肉计、逃亡等，莫不由此衍生。伊尹亲为间谍，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一方面，他与商汤之间的这种垂直领导，并无其他中间环节，这有利于情报的保密和传输；另一方面，伊尹深具研判情报的能力，也使他在获得大量社情、军情后，能够及时地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以此为出发点，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
商代统治500余年之后，国势开始衰落，西北的周族趁势崛起，虽然当时力量相对处于劣势，但最终取而代之，建立了西周。这其中，吕尚所实施的谍战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吕尚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军事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史称吕尚“多兵谋与奇计”，因此，后代言兵“皆宗太公为本”。姬昌起用吕尚的过程，历史上说法不一。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见诸《史记》，据说姬昌在渭水之滨遇到正在钓鱼的吕尚，认为他有治国之才，立即拜其为军师，掌管三军。
在吕尚的辅助下，姬昌确定灭商大计：首先是发展壮大自己，同时迷惑纣王，不让其察觉出姬周的意图；此外则是全面掌握殷商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并且寻机策反商纣的羽翼，使纣王陷于孤立。
吕尚早年曾到过殷商之地，这使得他对商纣的军政概况有一些初步了解，但他还是巧妙部署间谍悄悄潜入殷商，打探商纣的核心机密。为了麻痹商纣，他制造大量假相，诱使其调整战略矛头，不与姬周为敌。
在吕尚的劝导下，文王立即在周原建立宗庙，祭祀商的先祖，以表示顺从。姬周还应允商王到周的辖区狩猎，以满足商王的口腹之欲。除此之外，吕尚还在国都建造玉门和灵台，安置大量侍女，每天撞钟击鼓取乐，竭力给纣王造成周王耽于女色、沉湎于享乐、不思进取的假相。纣王就此被迷惑，认为姬昌并无与商争夺天下的实力与志向，属无能之人。纣王从此把战略矛头瞄准东方诸侯，在西部防线仅投放了少量兵力。
东方诸侯是指东夷。吕尚认为，曾是殷商属国的东夷其实可以发展为殷商的敌对方，因此他决定去殷商大行间谍活动，策反东夷叛商，让他们加入到伐商的队伍中来，至少能分散商纣的注意力，打乱其兵力部署，为下一步周王伐商做好准备。
吕尚在东夷进行了一系列艰苦运作，成功地让东夷背叛商纣，站在周王一边，成为周灭商的同盟军。商纣震怒之余，不得不立即调整战略部署，以大量人力、物力对付东方之敌。在经过多年征讨之后，商纣终于使东夷再次臣服，但自己也是元气大伤，国势日渐衰落，甚至一蹶不振。
吕尚和周武王密切关注着从敌国传来的情报。起初，间谍送回的情报是殷商政坛混乱，邪恶之人受到重用，而贤良之人却被罢黜。武王和吕尚认为，此时还不是出兵良机。不久，他们又得知商朝百姓都因为畏惧纣王的刑罚，不敢开口评论政事了，便信心倍增。等他们获悉一干得力臣子都灰心地离开纣王这个无道昏君时，吕尚和武王认定伐纣的时机即将来临。
姬周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实力上的巨大跃升，而殷商却在茫无头绪中迎来了一次致命内乱。由于王子比干的被杀和重臣箕子的被囚，商王朝的统治几近分崩离析。吕尚和武王认定时机已经到来，便准备发起最后一战。约在公元前1046年某个深夜，吕尚率领兵马，顶着暴风骤雨，悄悄地向殷商进发，最终完成了灭商的历史使命。《孙子·用间篇》中有“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一句，这至少说明“吕尚行间”被孙子认为是周兴商亡的关键。正是由于吕尚一系列谍战运作，姬周对殷商的国情、军情才有了充分了解，成功赢得发展实力的时间，从而为灭商奠定了基础。吕尚的行间和战略情报运作，使得对手错误地调整了战略方向，既消耗了对手实力，也令其不能兼顾东、西战线，终留下极其虚弱的防线，等着己方的乘势一击。2“变诈之兵并作”：谍战兴起
春秋时期，由于“礼崩乐坏”和周王室式微，各路诸侯渐渐坐大，渐而形成列国分治的局面，接着便是诸强争霸，纷争不已。这种你争我夺的局面，迫使各路诸侯都使用变诈之术。对此，《汉书·艺文志》中曾有很好的总结：“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在这种背景下，诸侯们都高度关注局势变化，非常重视收集情报，间谍战渐渐兴起。
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以晋楚相争为盛，几乎贯穿整个春秋。晋楚之间发生了多次大规模会战，交战双方都非常重视使用谍战搜集情报。
城濮之战中，面对占据优势兵力的楚军，晋文公处处谨慎，小心应付。先轸则是大量收集关于楚国的重要情报。他从逃往晋国的楚人口中得知：楚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有很多临时拼凑的杂牌军，那些被迫跟随楚军前来参战的小国，并不能和楚军保持齐心协力；而楚军的精锐部队，比如若敖氏的军队，更是随时准备撤军。此外，先轸还得到一个重要情报：作为楚军主帅的子玉，性情刚烈，自以为是，骄傲自大，有着明显的弱点，可以用“怒而挠之”的策略击败他。
这时，由楚国出逃的王孙启进一步提供了一些重要情报。王孙启告诉先轸：这次实际上只有子玉一个人主战，楚王和他的意见并不一致，所以楚国军队中只有东宫和西广两支部队来参战；跟来的诸侯军队，也有半数背叛楚军，若敖氏也已经撤军了。按照这样的趋势，楚军的失败在所难免，晋文公也很快下定决心与楚军进行交战。
晋文公和先轸根据收集到的重要情报，尤其是利用对手狂妄自大的性格缺陷，兑现了承诺“退避三舍”，同时实施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略。同时，针对楚军内部不稳的情况，晋军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法，首先攻打楚军的左军和右军。在战斗中，由陈、蔡军队所组成的右军被首先击溃，继后楚军左军也被击溃。由于左、右两军相继受挫，楚军阵脚大乱，就此大败，子玉在战后被迫引咎自杀，晋国取得重大胜利。
当时，晋国和楚国各自派人员到对方潜伏，悄悄进行间谍活动，所以，用“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这句话来形容晋楚争霸是再恰当不过了。“楚材晋用”这个成语描述的便是春秋时期楚国和晋国之间的人才流动情况，其中主要是说楚国的人才纷纷外流到了晋国，反为晋国所用，因而有了所谓“晋卿不如楚”的说法。由于人才流动频繁，晋楚争霸的这些战役中，谍战的戏份很足。《国语·楚语》中有一篇《蔡声子论楚材晋用》，说的就是楚国排挤贤人，令这些人才外流晋国，结果纷纷成为反间，他们的反戈一击，成为晋国战胜楚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晋楚双方在中原展开声势浩大的争霸战争时，秦国也在西北悄悄地积蓄力量，开疆拓土。
秦国在殽之战遭到惨败之后，秦穆公就已经决心把战略目标调整到西部，加强向西拓展，不再盲目东进。这个时候，西戎使者由余的出现，正好给秦穆公提供了向西进军进而独霸西戎的大好时机。策反由余，使其能够为己所用，便成为秦穆公当时最为迫切的任务。
由余，一作繇余，其祖先为晋国人，因避乱而逃到西戎。西戎王听说秦穆公贤能，想探听一下秦国虚实。由余能说中原一带的方言，就被派到秦国担任使者，借此机会收集情报。
秦穆公领着由余观赏秦国的高大宫殿，以此炫耀秦国的强大，没想到这种炫耀只是换来由余的一番讥笑。秦穆公感到非常奇怪，询问由余原因。由余非常直率地指出，这种浩大工程会令老百姓苦不堪言，显然是劳民伤财之举。话虽然难听，却引起秦穆公的重视，他对由余另眼相看。他没想到西戎这个蛮夷之地竟然有一位如此深明事理之人，所以立即提高了接待由余的规格。
随后，秦穆公找来内史廖商量。内史廖认为，既然由余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说明他是坦诚相待，那就可以争取过来为我所用。接着，内史廖就说出了一套策反由余的计划，秦穆公对此言听计从。
第二天，秦穆公让乐官精选几位擅长歌舞的美女送给西戎王，西戎王愉快地接受了。对于由余，秦穆公则是热情挽留，盛情款待，让由余充分感受到秦穆公的诚意。酒席上，秦穆公择机询问由余西戎的山川地貌与风土人情等情况，由余酒后吐露真言，秦穆公因此了解到很多有关西戎的重要情报。
一年之后，由余回到西戎。戎王责怪他迟迟不归，渐而对其产生怀疑。西戎王自己则因为得到新欢，一直疏于朝政，沉湎酒色，也让由余感到失望。由余曾经几次进谏，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惹得西戎王心生厌烦，二人关系渐渐破裂。这时候，秦穆公乘机派出间谍到西戎散布流言，说由余已经投靠秦国，并且给秦国传递了很多重要情报。由余知道这些情报其实都是自己在无意之间透露出去，深感自己有被害的危险，于是开始有逃离西戎的打算。这时，秦国派出的间谍秘密地与由余见面，为由余出逃秦国创造条件，由余就此投靠秦国。
秦穆公看到由余重新出现在自己面前，立刻明白称霸西戎的目标已接近成功。他立即给由余加官晋爵，给予优厚的待遇。由余感受到了秦穆公的恩宠，便主动和他商定讨伐西戎的计划，为秦穆公进攻西戎出谋划策。第二年，秦国出动大军，对西戎发动攻击。由余对西戎的设防情况非常熟悉，带领秦军一路高歌猛进，非常顺利地吞并了西戎12国。秦国领土由此得到极大扩张，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作为西方霸主的地位，为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秦穆公霸西戎，战略方向的调整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具体的操作层面，秦穆公的善于用间和善于用人也非常关键。由余这样对西戎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重臣，被秦穆公成功地策反，这对秦占据西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个缘故，司马迁才会在《史记·秦本纪》中如此感叹：“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
西北已成为秦国的天下，东南尚有吴与越长久缠斗。春秋晚期，吴越争霸替代了晋楚争霸，愈演愈烈。在这场争霸战争中，谍战的作用尤其重要。越王勾践甚至亲赴吴国，充当间谍，策划和指挥这场针对吴国的谍战。
吴与越结邻为伴，却纷争不已，仇怨日深。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乘着越国治办丧事、防守松懈之际对越国发动攻击，却被越国击败。阖闾在战争中身负重伤，死在回国的路上。3年后，夫差举倾国之兵进攻越国，打败越军。战争中，越国损失惨重，勾践身边甚至只剩下五千甲士。为免遭亡国灭种，勾践采纳文种“卑辞厚礼”、委屈求和的建议，派大夫低声下气地向吴王请罪：我勾践愿为吴王臣仆，夫人可为吴王奴妾，大夫、国士以及他们的妻女都心甘情愿地为吴王服役，越国的宝器珍藏也可以尽数献给吴王。与此同时，勾践加紧对吴太宰伯嚭进行收买，将他发展为内间。由于文种的出色运作，伯嚭果然被成功收买，并在关键时刻解救了勾践。
伯嚭劝说吴王：“越国已经称臣，赦免勾践则可以尽得越国的珍宝和物产，这显然是对吴国非常有利的事情。”就这样，骄傲自满的夫差终于同意议和，并释放勾践。伍子胥得知这一消息后，长叹一声道：“这是养虎为患，越国将会发展国力，训练军民，20年之后，吴国就变成池沼废墟了！”
初步目标得以实现，勾践便着手展开下一步计划，“与范蠡入宦于吴”。勾践君臣入吴可实现的战略企图有二：一是佯向夫差示弱，借以麻痹夫差；二是借机打探吴国的军政情报，深入吴国充当间谍。勾践对吴王表态，可以把越国的锁和钥匙都交付给吴国，请吴王完全放心。勾践亲自出现在投降的队伍之中，卑躬屈膝地请求吴王宽恕。看到勾践在自己面前摆出如此卑贱的模样，夫差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勾践此次入吴，明为奴隶，实为间谍，前后共计3年。伍子胥一度提出反对意见，但是被勾践收买的内间伯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劝说夫差接受勾践的投降，而且任由勾践带着范蠡等人一同入朝。夫差此举满足了一时的虚荣之心，换来的却是无穷后患。勾践入吴之后，开始大量收集情报，吴国君臣的活动被勾践和范蠡尽数掌握。即便勾践君臣无法打探到的消息，他们所收买的内间伯嚭也会及时传递过来。在勾践等人的周密策划之下，对吴国兴盛起到关键作用的伍子胥，也被他们使用反间计除掉。
与此同时，勾践还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军政外交活动。针对吴国其时正与齐、楚、越争锋的现状，勾践制定了结齐、联楚、附晋的外交策略，使吴国进一步陷于孤立状态。为了讨得夫差欢心，麻痹夫差，勾践经常以珍宝相赠，并选送上好木材，怂恿吴王大兴土木，以达到消耗其人力、物力的目的。勾践还假借饥荒的名义，向吴国借用粮食，在次年偿还时，却将那些用作偿还的粮食悄悄地煮熟，谎称是优质种子。吴国大量播种勾践所提供的煮熟的种子，导致当年颗粒无收，粮食供应出现困难。这也为勾践灭吴创造了条件。
在后世广为人知的美女西施，据说就是在这时被勾践选派到吴国，潜伏在夫差身边做卧底的。《国语·越语》曾提到越国每年向吴国选送美女之事，西施应该是这期间输送到吴国的众多美女中的一位吧。从《越绝书》等可知，当时同西施一起到吴国做卧底的，还有一名叫郑旦的美女，只是她的名声早被西施所掩。
历史上，西施可能确有其人。先秦典籍中，西施曾被广泛提起，应该相信的是，勾践确曾先后选派多名美女送到吴国，作为贿赂之用，这同时也是他灭吴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他选派的这些美女中，难免会有若干人行间谍之实，有可能为勾践收集和传递情报。至于她的名字，我们不妨就推想为西施。
在这一系列间谍战之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20载的勾践，于公元前473年对吴国发动大举进攻，并一举攻入吴国都城。夫差卑躬屈膝地求和，却遭到勾践的断然拒绝，最终被迫自杀。越王勾践继续挥师北上，与齐、晋等诸侯相会于徐州，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
作为一国之君，勾践在国破家亡之后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忍受着空前的屈辱，以做奴隶为名，悄悄行用间之实，从而为此后的复仇之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勾践经过打探，发现伯嚭贪婪，便大量地赠送珍宝、美女，收买他作为内间，不可不谓用心。如果不是伯嚭在夫差面前多次劝说，勾践可能早就被随性、随意的夫差杀死，早就没有了再次同夫差争霸的机会。勾践之所以能成功行间，还建立在对吴王夫差性格缺陷的准确把握上。夫差成功建立霸业之后，逐渐变得狂妄自大，连伍子胥等人的忠言都听不进去，所以勾践一面尽可能地满足夫差的虚荣心，一面则暗中积蓄力量，终于打败强敌。
春秋末期，有几起游说、行间不能不提及。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要数子贡和张孟谈。他们靠着出众的口才和善于察言观色，完成了行间任务。因为他们的行间，历史走向甚至发生改变，司马迁也不惜浓墨重彩予以记载。
子贡（前520～？），复姓端木（一作端沐），名赐，是孔子的高足，在春秋乱世也被迫卷入战乱。孔子认为他的学生中有不少可造之才，而子贡“利口巧辩”，属于“可器用之人”，也就是说，子贡长于具体工作，不是那种喜欢务虚和空谈之人。
显然，子贡半官半商的身份，对他开展外交活动非常有利，他可借机获得相关军政情报。子贡的后半生大体就是这样度过的：在国家需要他做商人时，他就是商人，挣来用不尽的财富；在国家需要他做外交官时，他会立即展示出出众的外交才华，同列国诸侯纵论时势，令这些诸侯无不敬畏。当然，有一点子贡是始终不变的：始终追随着自己的恩师孔子，并且时刻关注鲁国的利益。孔子去世之后，子贡在孔子墓前守墓6年，师生之情已超过父子之情，被传为佳话。
公元前484年，齐国的田常试图攻打鲁国，以转移视线，寻找篡位的机会。这使得鲁国上下立即如临大敌，充满紧张气氛。鲁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稍逊，只能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子贡为了改变鲁国的命运，累日穿梭于齐、吴、越、晋四个大国之间，以口舌之能巧妙行间，令齐国军队在与吴国军队的交战中失败，就此成功地挽救了鲁国，也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佳话。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对他大为赞誉，而清代朱逢甲在撰写《间书》时，也特意赞扬了子贡的行间之术。
张孟谈，生卒年不详。汉代司马迁为避其父（名司马谈）讳，称之为“张孟同”。张孟谈是春秋末期赵襄子的家臣，同样是一位以游说行间的著名间谍。
春秋末期，智襄子以赵襄子拒绝向智氏割让领地为借口，联合韩、魏两家进攻赵氏。智伯与韩、魏两家约定，在消灭赵氏之后，三家可以平分赵氏的领地。就这样，赵氏被迫退守晋阳，被困晋阳长达3年之久。就在赵襄子感到难以为继、准备献城投降之际，张孟谈挺身而出。他只身赴韩、魏营寨巧妙行间，暗中游说韩康子和魏桓子联赵反智。由于张孟谈机智善辩，而且准确地抓住了韩、魏与智伯之间客观存在的矛盾，最终成功地说服了韩、魏两家联合反智，达成了韩、魏、赵三家联手灭掉智伯的重大成果，在巩固和保卫了赵氏政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三家分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后人在评价这段历史时说“晋阳之存，张孟谈之功也”，对张孟谈给予了很高评价。
张孟谈游说行间，并没有十分的把握，但也做了认真而又充分的准备。张孟谈深知，智襄子狂妄自大、贪婪暴虐，一定不能让韩康子和魏桓子信服，于是敏锐地抓住他们之间的矛盾，依靠自己出色的口才，使得游说行间终获成功。行间过程中，张孟谈遇到了同样善于察言观色的智过，遂立即决定将原定的作战计划提前，这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反映了张孟谈的机警和善于应变。3纵横捭阖：以纵横家为代表的战国间谍
战国时期，七国争雄使得政治局势错综复杂。就谍战而言，也出现了以改变对手外交政策和结盟对象为目标的长期经营的战略间谍，这其中尤以纵横家为代表。他们集“伐交”与“用间”于一身，既是外交家，又是战略间谍，其胆识、才干和用间谋略等，无不令人刮目相看。
张仪（？～前310），战国时期魏国人。张仪曾前往楚国谋取功名，失败之后又来到秦国寻找机会。在秦惠王当政时，张仪终于受到重用，被任用为相。此后，他受秦惠王的派遣，进行了几次著名的间谍活动。
张仪自以为对魏国的情况了解多一些——他在这里出生和长大，便将他建功立业的第一站选定在这里。公元前322年，张仪回到魏国。他以巧口利舌说动魏王，获得信任，直至被魏王任用为相。
张仪上任不久便试图说服魏王服从秦国，从而实现他与秦王事先拟定的“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的战略计划。魏王自恃国力雄厚，自然听不进他的这番鼓噪。张仪立即悄悄派人返回秦国，说服秦王发兵攻打魏国，以迫使魏国就范。秦国大军迅疾出动，并根据张仪所提供的情报，迅速将魏军击败。张仪乘机再次游说魏王事秦。魏王正在犹豫之际，受其他诸侯的提醒，开始怀疑张仪的真实身份和真正企图。张仪害怕阴谋暴露，只得匆匆逃回秦国。
秦对魏的此次胜利，使得齐、楚两国都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他们于是试图通过结盟与强秦争雄。张仪回到秦国后，再度复任为相，但因为惧怕齐、楚结成联盟会对秦国有所钳制，便又连忙赶赴楚国进行间谍活动，主要目的便是离间他们，便于各个击破。
张仪来到楚国后，重金收买了楚怀王的宠臣靳尚，使之成为内间，通过他而接近楚王。张仪对楚王说，楚国如果愿意与齐国断交，秦立即将商於一带六百里土地敬献楚王，如此，则楚国强了，齐国弱了，而楚也与秦国交好了。楚王立即被这“一计而三利俱至”的诱饵所迷惑，连大臣们的劝阻也置若罔闻，立即“闭关绝约于齐”。于是，刚刚启动的齐楚联盟战略宣告夭折。楚王对张仪的话信以为真，派一名将军跟随张仪前去秦国收取土地。没想到张仪一回到秦国便宣称自己骑马时受伤，整整三个月不出家门。楚怀王焦急万分，在这种等待中与齐国交恶。终于，张仪答应交给楚国土地了，只是这块土地不是六百里，而是六里。楚怀王闻之大怒，立即派兵攻打秦国。这时候，齐国已经与秦国结交，楚则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楚与秦开战只能招致失败。
公孙衍，生年、卒年不详，魏国人。他曾在秦国为相，后来又被魏王任命为相，是一位以合纵闻名的纵横家。据《史记》等史书记载，虽同为魏国人，张仪主连横，公孙衍主合纵，恰成为一生之敌。战国时期一个名叫景春的人曾有这样一段议论：“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此二人在当时的影响力。
据《战国策》记载，公孙衍也有过一段亲为间谍的经历。约在公元前322年，齐国与燕、赵、楚等国在魏国集结，商谈会盟之事。由于这次会盟没有邀请魏国参加，魏王觉得这很可能会对己方形成不利，于是立即召见公孙衍商讨对策。
君臣二人经过一席商谈之后，公孙衍主动向魏王请命，决定亲为间谍，赶往齐国进行离间活动，主要行动目标便是破坏齐、赵等国的联盟。于是，公孙衍携带大量的珍宝，急忙上路了。赶到齐国之后，公孙衍即呈上重礼，由此而获得齐王的召见。在与齐王对坐的时候，公孙衍向齐王“从容谈三国之相怨”，让齐王对结盟之事产生疑虑。
很显然，公孙衍拜见齐王很快便引起了燕、赵等正要与齐国结盟的国君的怀疑，他们一起赶来质问齐王。面对质问，齐王极力解释，说公孙衍只是受魏王的指派前来犒劳并赠送了一些财物。齐王越是这样解释，燕、赵、楚三国国君越发不能相信，这次会盟竟然就此宣告流产。
苏秦（？～前284），东周洛阳人。起初苏秦在仕途上屡屡遭遇不顺，后来到燕国谋取功名，受到了燕昭王的重用。他自愿充当燕国间谍，前往齐国从事间谍活动，由此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战略间谍生涯。
这时候的齐国，由湣王执政，实力非常强大，并同赵国保持着密切的盟友关系。故此，苏秦的间谍活动所要达成的目标有二：第一就是破坏齐、赵两国的关系；第二便是使齐国“西劳于宋，南疲于楚”，意在使齐国在攻打楚国的过程中自我削弱，并且在攻宋的时候得罪别的大国，从而四面树敌。在齐国期间，苏秦想方设法赢得了齐王的信任。苏秦告诉齐王，齐国的当务之急是争雄于世，极力怂恿齐王攻宋。齐王终于被苏秦说动，立即发兵攻宋，并在战场上取得了节节胜利。
由于宋国处于大国的夹缝之中，必然地牵动着各方利益。因此，齐国出兵攻宋之后，便与秦国的关系越来越差。这时候，苏秦一面怂恿齐王继续攻打宋国，一面向齐王请命，自愿充当使臣前往燕国和三晋，说服他们组织一个五国联军共同伐秦。通过精心谋划，苏秦最终实现了韩、赵、魏、燕、秦五国联军的计划。在这之后，五国联军悄悄地达成攻齐之实。这一行动计划大大出乎齐王预料之外，也是苏秦行间所达成的最重要成果。
宋在齐的第三次大规模进攻下终于灭亡。宋的灭亡引起诸侯国的一片恐慌，他们都认定齐国为最大的威胁。因此，在齐国攻下宋国后不久，五国联军便着手准备联合攻打齐国。
五国联军正式成形是在公元前284年，乐毅被推举为联军首领。苏秦作为内应，将齐国的设防情况悉数汇报联军。这样一来，战争结果可想而知。公元前284年，乐毅率五国联军从燕国方向对齐国发起了猛烈进攻，所到之处几无抵抗。乐毅在战事上的胜利，等于宣告苏秦身份的彻底暴露。苏秦终于被气急败坏的齐王施以车裂，成为死间。
苏代，生卒年不详。最新出土资料表明，他很可能是苏秦之兄。[3]在苏秦死后，苏代一度受到燕王重用。作为一名纵横家，苏代用一次著名的间谍活动暂时挽救了赵国，也因此延缓了秦国统一的步伐。
公元前259年，白起在长平大破赵军。40万赵军中，除少数孩童被放生之外，其余尽遭秦军坑杀。秦军在取得长平之战的胜利之后，在白起的率领下乘势进军，直扑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举国上下顿时陷入一片惶恐之中。这时候，正在赵国的苏代受命携带重金悄悄赶到秦国，试图进行间谍活动，以延缓秦军的步伐，挽救赵国的命运。
苏代深知范雎在秦国位高权重，对秦国的政坛很有影响力，便不惜重金获得了拜见范雎的机会。在呈上厚礼之后，苏代便开始在范雎面前极力诋毁白起。他对范雎说，白起马上就可以灭掉赵国了，他为秦国立下如此巨大的功劳，周公、召公这样的圣人也不过如此，这样一来，或许范雎的地位也要受到威胁。苏代的这番话一举击中要害。此前尚在帮助白起的范雎听了苏代这番话之后，果然嫉妒起白起的功绩。他立即上书秦王，称秦军在长期征战之后已经疲惫不堪，该是收兵休养的时候了。秦王听从了范雎的建议，遂命令白起撤军。白起眼看着即将到手的胜利与自己擦肩而过，难免会对范雎心生怨恨，将相之间因此失和。
第二年，仍在负气的白起竟敢违抗秦王命令，不肯领兵出战。范雎则乘机在秦王面前竭尽诋毁之能事，终于使得本来就对白起心生愤恨的秦昭王起了杀心。白起在万分失望之下，最终“引剑而自刭”。
战国时期纵横家的间谍活动只是那个时代风云变幻的一个侧面，但也充分展现了当时各国对于情报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间谍活动对于争霸战争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纵横家的活动极具特殊性，他们有在多国活动的经历和机会，从而始终是情报战线的活跃分子。概括地说，纵横家的间谍活动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纵横家的间谍活动大都关注战略情报层面的内容，并据此试图改变相关国家的对外军事战略。第二，纵横家从事间谍活动除迫不得已之外，其行事往往并不十分隐秘，身份甚至经常公开化。这尤其以张仪、苏秦为代表。他们以客卿身份为依托，公开出使，悄悄行间。第三，纵横家的间谍活动往往集伐交与用间于一身，既是战略间谍，又奔走于军事、外交战线。第四，纵横家的家国观念往往不强。他们往往热衷于建功立名、追求富贵而无确定的是非之见。在政治立场上，这种特点表现为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在方针决策上，则表现为朝三暮四、唯利是图，甚至受一己利益之驱使，在为别国效命时，不惜损毁生养自己的祖国的利益，其中尤以张仪为代表。正是看清了趋利之徒的这一本性，秦国以舍得投入和善于拉拢赢得了众多效命者，从而最终在兼并战争中赢得胜利。
除了纵横家之外，战国时期的著名间谍还有荆轲、郭开等人，下面简要介绍其行间经历和得失。
荆轲（？～前227），战国末年卫国人。卫人多称其为庆卿，燕人多称其为荆卿。不知是出于避乱还是为了寻找出路，荆轲远走他乡，先后到过魏国、赵国，但都没能觅得机会。最后他来到了燕国，遇到太子丹这样高看他的人，所以肝脑涂地、感激涕零地要报答太子丹，充当行动性间谍刺杀秦王，但没能获得成功。
荆轲刺秦王，是战国期间颇具影响力的一次行刺事件。作为一名行动间谍，荆轲的谋杀行动虽然以失败告终，却影响久远。撇开其不畏牺牲的勇敢精神不说，一张地图、一颗首级、一柄利刃，皆可见他事前经过了深思熟虑。他在对秦王的心理进行一番研究之后，洞察了一个雄霸之主的真正喜好是土地，而非个别仇人的脑袋，于是决定将匕首藏在地图之中，而不是藏在盛放樊於期首级的盒子中。应该承认，他的判断相当准确，也达到了预期效果。当然，荆轲的失误之处也是显而易见：比如其技击之术并不精湛，这甚至成为他功败垂成的关键原因；再比如易水送别，击筑高歌，虽可激励勇士，但过于公开，张扬其事，不利保密。
战国末期，眼看秦国连续向东方用兵，韩国担心秦国的下一步行动目标就是自己。为了“毋令东伐”，他们冥思苦想，最终选派技术高超的水利工程师郑国只身来到秦国，主动提出帮助秦国兴修水利。经过一番艰苦努力，这条沟渠终于建成，却立即使得关中成为沃野，粮食产量大增。自此之后，秦国很少再遇到凶年，也很少再遭受饥荒之苦，国家因此变得更加富强。郑国修渠反倒为秦国最后兼并诸侯、统一天下立下了奇功，这条沟渠因此而被命名为“郑国渠”。因此，从总体上看，郑国奉韩王之命到秦国行间是一次失败的谍战，正所谓“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建万代之功”。韩国虽由此得到短短几年的苟延残喘，却使秦国变得更加强盛，反倒加速了自身灭亡，其中得失，很值得玩味。4以《孙子·用间篇》为代表的谍战理论
先秦时期，谍战理论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诸如《六韬》等兵书就相关论题进行过探讨，其中尤以《孙子·用间篇》论述得更为深刻和全面。下面以《孙子·用间篇》为代表，简要介绍先秦时期的谍战理论。《用间篇》共500余字，虽则字数不多，但对中国古代谍战的基础理论基本都有所涉及，对相关间谍的地位和作用、谍战的组织领导原则、谍报人员的素质等问题，都做了或深或浅的探讨。
关于间谍或用间工作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孙子在《用间篇》中指出，用好间谍，知敌之情，是“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将“用间”视为三军作战的一种必要依靠，突出强调了用间的重要性。孙子还指出：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上述这段话中，孙子既论述了“先知”的重要性，同时也论述了做好“先知”所必须注意的事项。所谓“先知”，即先期知道敌情。这里，他将“先知”当成将帅和国君“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的先决条件，即将“先知”视为打败对手的决定性条件。
孙子对谍报工作非常重视，他提出：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
孙子认为，战争行为耗费巨大，但是有一种办法能尽量减少损耗，这就是用间。如果将帅和国君舍不得在这方面花钱，那就是最大的“不仁”，是不配为主帅和国君的，也即“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
关于谍报工作的任务，《用间篇》中也提出了几个具体而又明确的方向。
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
在孙子看来，诸如“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等，都是关键的人物，他们的具体姓名一定要努力知晓，所以要求间谍重点打探。其实，上述人物既然如此重要，不妨也可视为行间的重点对象，同时也是值得花费重金进行收买和拉拢的对象。
关于用间的政策和间谍的待遇，孙子主张实施重奖重罚。他提倡对间谍厚赏，“赏莫厚于间”。孙子曾将间谍分为五类，习称“五间”。在这“五间”之中，孙子特别重视“反间”，故主张给予反间特别丰厚的奖赏：“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其次他主张重罚：“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当间谍活动暴露之后，间谍就需要杀死，甚至连告密人员都一律杀死，这不知道是出于保密需要，还是其他原因，总之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惩罚。
对于间谍活动的组织领导者及其他间谍人员，孙子都提出了具体要求。比如，就用间者（指领导人员）来说，孙子提出了三项条件：第一是圣智；第二是仁义；第三是微妙。孙子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这三项条件似乎是逐级叠加，因为“圣智”似乎是一项基本素质，“仁义”则是对领导人员的道德要求，同时也是一种领导方法，因为其可与厚赏形成相互补充，而“微妙”则指的是分析判断能力，这同时可能代表了谍报术运用了一种高深莫测的手段。
对于具体的间谍人员，孙子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上智”。孙子说：“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在孙子看来，明君贤将，如果能用上智之人充当间谍，就一定能够谋得极大的成功，同时也说明，只有“上智”之人才能担任间谍，才能担负起行间的艰巨任务。
在《用间篇》中，孙子还就用间的组织领导、行间原则及侦察调研之术等有一些初步的探讨。
对于间谍行动的组织领导，孙子提出了三项原则。第一是“密”，也就是对“保密”的要求。在孙子看来，一切间谍行动都必须处于高度机密状态，各种军事行动中以间谍行动对保密的要求最高，故此孙子才会说“事莫密于间”，将保密要求提到头等重要地位。第二项原则是“亲”，孙子说：“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这个“亲”其实包含有两重含义：首先可针对指挥而言，因为“亲”，所以能够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实现对间谍的垂直领导，避免因为不必要的环节出现泄密等失误；其次可以是就态度而言，因为“亲”，可以拉近和间谍人员之间的关系，让他们更好地为自己效忠。第三项原则是“厚赏”。孙子说：“赏莫厚于间。”前面说过，孙子主张对间谍实施重奖重罚，这二者之间“厚赏”是第一位的。拿什么厚赏？无外乎爵、禄，也就是官爵和金钱。孙子认为，作为将帅一定不能过于吝啬，只有舍得投入资财，甚至是许以官爵，才能调动间谍的积极性，也才能最终收获成功。
孙子对间谍进行了初步分类，并将“五间俱起”作为重要的侦察调研之术。
孙子说：“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4]生间。”这其中，因间，当作乡间。因（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就是孙子所云“五间”。孙子对五间各自进行了定义。
因（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
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
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
生间者，反报也。
乡间，就是选拔合适的乡人充当间谍；内间，就是策反和收买对方官员，逐步发展成为我方间谍；反间，就是收买和利用对方的间谍，使之能为我所用；生间，就是选拔智能之士，能及时收集情报并送返（也可说是谍报人员返回）。上述相关“五间”的定义，只有“死间”稍微费解一些。“诳事于外”，令我方间谍知晓，再想法传于敌间，这是利用情报欺骗来达成己方意图，但是如此一来，我方间谍就会暴露身份，就会性命不保，故称为死间。这个定义显然较其他诸项稍微令人费解，日本樱田本的一种说法可以参考：“死间者，委敌也。”“委”，当作“舍弃”解，意思是，将间谍的性命完全置之敌手，只是为了获取重要情报。相对于中国的传本，日本樱田本的定义显然比较简明，而且非常恰当地说明了“死间”的内涵。
关于如何运用“五间”，孙子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所谓“俱起”，意思是同时把“五间”一并派出，而“神纪”，意即神妙莫测之道。“五间俱起”，这就是孙子的间谍运用之术，或者称作谍报术。
孙子强调“五间俱起”，是“诡道”思想在用间思想中的具体体现。孙子在《计篇》提出“兵者，诡道也”，这一主张贯彻《孙子兵法》十三篇始终，所谓“五间俱起，莫知其道，”就是“诡道”思想在用间中的具体运用。除此之外，应当还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可以广辟情报收集渠道，“五间俱起”比单一渠道在情报来源上显然要更加广泛一些；其次是可以对间谍收集到的情报进行验证，以确保“得间之实”；第三是可以及时发现和有效防止己方间谍炮制假情报来邀功求赏的行为。
当然，孙子虽说是“五间俱起”，但在“五间”之中尤其重视“反间”。孙子说：“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反间，故反间不得不厚也。”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孙子是非常重视反间的。我们不妨进一步认为，孙子一直是将反间当成用间的重点方向。孙子说：“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之。”敌方派出的间谍，自然会对敌方情况有很多了解，故应该予以特别重视，以更方便获取情报。
从另外一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孙子认为用间必须预先确定行动目标，找准用间对象：“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孙子认为，在每一项军事行动之前都应该及时派出间谍，诸如将要攻打的城池的守将和对方主帅的左右、谒者、门者和舍人等姓名情况，都要派出间谍打探清楚。为什么要打探清楚这些情况？孙子应该是将诸如守将和左右、门人等都当成了用间的重点目标。上述这些敌方要害人员都掌握了一定的机密，能影响到主帅的决策，所以理应成为行间的重点目标。
孙子的用间理论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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