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与逻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明生 著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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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与逻辑试读：

政治发展既是政治的民主化过程，也是独立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

风雷激荡的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步履维艰、跌宕起伏。面对列强的欺凌、周期性的社会动荡、专制统治的淫威、封建迷信的盛行，中国的政治发展面临救亡与启蒙的双重责任。而政治环境的复杂多变、社会生态的复杂多元、文化传统的良莠不齐，既使中国政治发展深深镌刻上民族性格的烙印，也束缚了自由、民主、科学思想的落地生根。

当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旋律时，“民主”与“科学”的启蒙呐喊变成了一个时代符号。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大地竞逐迸放，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从自身的立场、观点和理想出发，奔走呼号，布道施策，绘就了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政治发展大戏。这出大戏不时变换时代主角，形塑了一场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话剧。

政治发展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相互交融，演绎出不同的政治发展特征。如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服从合法权威、遵守法律的意识、对民主精神的认同，以及尊重和包容不同意见的胸怀等。

政府发展的历史演进也深受主导政治发展进程的政党、组织或者权威的价值目标、价值准则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与制约。不同的价值观将会引领政治发展的不同发展方向。

基于上述认识，本人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以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为基础，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曲折发展历程，剖析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发展规律和历史逻辑。

该书作为本人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部分文章合集，共分为五个部分。

一是社会思潮与政治发展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离不开中国文化与国内外社会思潮的影响。这部分剖析了儒家治政伦理、国内外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博弈与论争，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源流与相关政治流派的政治诉求。

二是革命根据地与政治发展研究。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雏形。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建设及其产生的精神遗产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艰难转型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重大考验。如何继承和扬弃革命遗产中符合时代要求的理想与经验则成为政治发展中难以逾越的屏障。这部分分析了革命根据地的总的研究态势和存在问题，并试图通过典型事件的研究来阐发革命根据地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三是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研究近现代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永远绕不开的政治人物是毛泽东。作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沁润和中国革命艰难环境中历练和成长起来的人民领袖，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双重影响。这种双重影响为毛泽东创建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理论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又为毛泽东实现国家富强、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的目标提供了精神动力。这部分对毛泽东由改良到革命的历史转折、儒家大同思想对毛泽东的深度影响、毛泽东对分配问题的思考、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设计以及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与评价等作了初步分析，揭示了毛泽东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轨迹。

四是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参与研究。如何有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治发展中的核心命题。党的几代领导人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面对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带来的问题，结合中国的国情稳步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政治参与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它可以为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搭起桥梁，并有效矫正政府的行为与公民意愿之间的失调和冲突，使政治体系稳妥高效运转。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中，执政党提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并表示要在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的基础上，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政治参与研究的进展进行了梳理，对部分群体的政治参与以及政治竞争、政治共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五是理论创新与意识形态研究。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与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就大声疾呼：“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也告诫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毛泽东与邓小平等党的领袖的精辟论断，为党的理论创新和意识形态工作奠定了基础。这部分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内容涉及党的指导思想的曲折发展、党的学风观、民族精神培育、中国梦与中国道路、网络与思想政治工作等。

本人深知，在中国从事政治发展研究有很多困难，但“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出于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中国共产党为何能领导革命成功的兴趣，我在授业恩师马洪武、王德宝、许光怅、张永桃、茅家琦等先生的引导和教诲下，开始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由于本人十分愚钝和学术功力尚浅，没有做出让先生们感到自豪的学术成就，敬请先生们原谅。

在我的学术成长过程中，我的爱妻孙虹女士尽管在大学时代十分优秀，但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尽心竭力教育培养孩子，承担繁重的家务，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这才使我有了今天的一点点成果。在此书付印之际，我要向她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同事、硕士生和博士生们在与本人共同研究中付出的劳动。“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宋代·朱熹）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者，我在以后的研究中要敢于直面中国社会的现实，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勇气，兼收并蓄，融汇中西，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和法治中国的构建途径，为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贡献绵薄之力。2014年5月20日于南京海德卫城听涛斋目录

自序

社会思潮与政治发展研究 儒家治政伦理及其现代价值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思潮在华传播的特征“问题与主义”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罗素的两大命题与20世纪初社会主义论战的再审视

革命根据地与政治发展研究 革命根据地史研究十年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述评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廉政建设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廉政监督与监察新四军历史事件研究中的若干热点问题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的政治分析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 由改良到革命：青年毛泽东的艰难抉择毛泽东与解放思想毛泽东咏雪词引发的政治风波儒家大同思想对毛泽东设计中国社会模式的影响“大跃进”前后毛泽东分配思想述论试析毛泽东的现代化目标设计与政策选择毛泽东“放权”改革的路径与特征分析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评价

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参与研究 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

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参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革命视角下的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当前中国的政治参与：再制度化视角论中国特色的政治竞争与政治共识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现实与网络两种方式的比较单位体制与社区体制：当前我国城市社会整合的二元模式探

析

理论创新与意识形态研究 理论创新与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中共三代领导人的学风观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经济全球化与弘扬培育民族精神邓小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切实加强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网络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社会思潮与政治发展研究儒家治政伦理及其现代价值(1)

儒家治政伦理是我国封建政治伦理的核心。它在本质上反映着儒家政治伦理的道德追求、价值取向、目标选择和道德实践，体现着社会利益的分配和社会化的行为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封建政治制度能够在一系列的伦理原则的规范、调节、控制下有序运行。今天，当我们对其重新审视时，不难发现其精华部分，对当前道德建设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德性人格：儒家治政伦理的道德追求

周秦以来，儒家创立了一套完整而缜密的德性人格学说作为治政道德基础，以满足社会政治的需要。

儒家的德性人格，最初是作为先儒追求个人成仁成圣的道德人格的体现。孔子认为，理想的人格是道德化的人格。他从“君子志于德”的道德目标出发，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表明德性人格的塑造是一个道德自觉的过程，并依此提出“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崇高人格目标。在此同时，儒家的人格目标又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其伦理导向要求个人、家庭绝对服从于国家、社稷、君主利益。因此，儒家的德性人格学说，作为一种文化深层的价值取向模式，始终贯穿社会的政治组织结构之中。儒家倡导把内心修养所得的道德观念通过实际行动贯彻到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之中，企盼一个理想的“礼道大同”的道德化社会，正是儒家人格观的政治归属。

在儒家看来，“仁”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和最高的道德规范，也是理想人格的核心内容，是人格美德的最高境界。“仁”的根本标志是“仁者爱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样的仁者“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能把“仁义”最完善地体现出来。故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荀子则更明确地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此外，儒家经典之一《礼记·大学》还着重强调了道德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要求行政者自我完善道德品质，塑造理想人格，满足社会政治需要。“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致。”因此，为了塑造一种理想的德性人格，孔子一再呼吁统治者认真对待其自我道德修养的完善，认为它对国家安定、政权巩固有决定性的作用。他在回答樊迟时说过，在上者如果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又认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由此可见，儒家要求统治者修身以健全德性人格，实质上就是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不以权谋私，纵欲贪得。并同时强调“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也即是说只有较高的道德修养的执政者，才会重视教化；教化被重视，官风也便端正；官风端正，国家就能管理好。

针对战国中期的士阶层为适应各国纷争的局面，利用自身的知识优势和治国治军的才能，纵横捭阖，游说诸侯，借助新兴封建贵族的权势跻身于统治者的行列，以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现象，孟子慨然指出，这些为求禄位而不择手段，唯国君之命是从的人，虽然一时建立了显赫的功业，左右了当时的政坛风云，但由于他们都缺乏自身理想人格的追求，而不可能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他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认为，作为士，要想实现自身的价值，就必须培养自身的理想人格，将天赋的道德品性在行动中体现出来。依靠外界的权势去获得高位，并不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条件，人的价值应在于人本身。

孟子认为，人实现自身价值要具备三个条件：“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即居于仁，立于礼，行于义。能做到这些，就实现了理想人格。至于能否实现一个人的政治抱负，并不影响其自身价值。一个人如果得了志这当然更好，但作为士阶层的一个成员，如果不能得志，即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话，那就应当独行其道。儒家把士的不得志叫做“穷”，即身处逆境；把得志叫做“达”，即身处顺境。孟子特别强调要能做到：“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这即要求“士”在处逆境时不能失义，处顺境时不能离道。因为“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对士来说，穷或达，只是自身的遭遇不同，即所处的客观环境不同，与人民百姓的关系不同。所有这些都不影响士自身价值的实现。如果有所区别的话，只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不同，即“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泽加于民和兼善天下，这对士来说都是不易做的。因为要做到这些，不但要有地位权势，还需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好保证做到“富贵不能淫”。孟子认为，有地位权势的人，容易恣意妄为，天生的善性容易为地位权势所乱，丧失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因此更应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更应当注意自身理想人格的追求。

总的来说，儒家治政伦理中的崇高的道德追求，往往成为实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爱国爱民行为的精神支柱。从先秦儒家所强调的孔、颜之乐，到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已经凝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有道德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唯义所在”，就是这种道德追求在人生观、价值观中的体现。其结果使封建社会出现了一批经国治世、拯民厚德、乐而忘忧、坚贞不屈、刚毅果断、执着不移的封建治政偶像。出利入义：儒家治政伦理的价值取向

出利入义，指的是道义重于利益，君子必去利而取义。与出利入义意思相近的还有“以义制利”、“去利存义”、“先义后利”等等，其要旨是治理国家究竟是以义导民，还是以利诱民。

在先秦，孔子、孟子、荀子都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出利入义问题。孔子把义利之分看成是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志，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他认为，君子要见利思义，而不要放于利而行，要用义制利，而不要用利制义。他提倡：“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在孔子看来，求利而轻义，终归不利，唯有义然后有利，故“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忧义不忧食。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把志利或志义作为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志，他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尽心上》）在孟子看来，讲义为善，就是舜；为利多欲，就是跖。义利之分，也就是君子小人之分。

至于荀子，他虽然认为义利都是人之所有，但他主张“以义制利”，反对“唯利之求”。荀子认为，“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劝学》），“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辱》），因此，他的结论是：君子修身，“必以公义胜私欲”。

到汉代，董仲舒着重宣扬贵义贱利。他认为，利只能养体，而义却可以养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春秋繁露·身之养莫重于义》）剔除董仲舒及宋明理学家对儒家义利关系的扭曲外，儒家基本思想是强调在义利相矛盾、相冲突的情况下，应当以义为重。在这里“义”主要是指整体利益，“利”主要是指个人的自私自利。对于一般的利，孔子不但不反对，而且主张国家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所谓：“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其所谓利皆指私利。

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还表现在对生与义的选择：舍生取义。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就是认为，在生命与道德理想不能两全的时候，宁可牺牲生命而实践道德。如宋元之际的文天祥、明清之际的史可法等等。

由此可见，儒家强调“出利入义”、“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舍生取义”等都是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处理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群体的关系的。因此儒家治政伦理中的义利观，在剥除其为封建国家服务的消极一面之后，可以看到其中渗透着一种为国家、为民族的公利而牺牲个人私利的强烈要求。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亦正是这种献身精神的悲壮反映。以民为本：儒家治政伦理的目标选择

以民为本是儒家治政伦理的重要内容。就儒家治政伦理的自身体系而言，民本主义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约束极端专制主义和皇权观念的作用。“大同世界”说是一种典型的以民为本的治政伦理思想。孔子是“大同世界”思想的首创者。“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这样一幅“大同世界”的图景中，公有观念、平等观念和互助观念等，都集中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

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的口号，则更为集中地反映了儒家治政伦理中的民本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则，善教得民心。”这里孟子着重强调了“民”及民心的重要性。一方面，他看到了争取人民支持，对地主阶级取得政权巩固统治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要争取人民支持的关键在于得民心，并指出善于用行政方法治理人民，不如善于实施教育能得民心。因此，他认为民能“载舟”，也能“覆舟”，欲得民心，其关键在于统治者能“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所主张的统治者应“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主张对人民是有利的。对此，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对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非常重视，其民本思想亦获得发展。后世儒学思想家则进一步指出：“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由居于上位者，简士若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夫战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教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鉴于此，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已取得的政权的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亦提出了一些重民的主张和措施。如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发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感叹，并告诫群臣：“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舟，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苦弊。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教以成其福。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正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有了上述认识，才有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因此，如果历史地考察，我们会发现，儒家所崇尚的保民、恤民、惠民、养民、富民、教民的人本主义精神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它往往成为忧国忧民的思想家们批评极端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并为部分开明君主和官绅接受，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选贤任能：儒家治政伦理的实现途径

儒家德性人格的塑造目的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治国，儒家认为应选贤任能，以德治国，以礼治国。

儒家历来主张统治者应修身治国，“为政在人”。“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儒家“为政在人”主要是指由具有一定道德修养和使命意识的“贤人”，以德治国。因此，儒家思想家特别强调选贤任能的重要性。

孔子就主张“选贤任能，讲信修睦”，同时他还要求统治者能以孝悌为政，先正身，后正人，修己安百姓，博施济众。

孟子主张以德取人，“辅世长民莫如德”（《公孙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荀子则主张论德定次，量能授官，以德行和才能取人，但德才二者应更重德行。他说：“王者之论：无德不贵，不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王制》）荀子还特别提醒人们要警惕那些有才能无信义的人。他说：“士信悫而后求智焉，士不信悫而多智能，譬之豺狼也，不可身尔也。”

在强调德行重要性的同时，儒家还十分强调才能的重要性。孔子称国家要治理好，必须选贤才，使其任重职。他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告子下》）孟子、荀子对贤才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则做了进一步的具体阐明。孟子说：“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告子下》）削城割地，想勉强存在下去是办不到的。不用贤就会灭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认为一个国家要“无敌于天下”的第一原则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也。”荀子则认为法对于治理国家很重要。但法是靠人来制定和实行的。“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君道》）所以，他提出了“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君子》）的重要思想。在此同时，儒家还认为，贤才不仅以其功促进社会进步，而且还应以本身作为榜样，启发、感召、吸引其他人。先秦诸子提出以圣贤为师，也就是说，贤才可能作为人们的师表和榜样。孔子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里仁》）。“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就是说贤才具有重要的表率和风范作用。而“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而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等儒家的治政名言则要求官员先正其身，尔后正天下，因为只有正身、诚意、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此外，儒家还将为政者的社会责任感作为“德政”、“仁政”的重要体现。孟子引述大禹、后稷的话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这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后来历代志士仁人都表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如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林则徐所写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都显示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献身的精神。

由此可见，儒家治政伦理的精髓是通过礼治、德治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而欲实现礼治、德治则首先要选拔品德高尚，具有一定道德意识、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的贤才来治理国家，“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时空超越：儒家治政伦理的现代价值

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曾经断言：在东方社会，儒家伦理将会阻滞其现代化的实现。韦伯是深刻的，但韦伯又是片面的。就儒家思想整体而言，它也许不利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但就本文观点而言，儒家治政伦理，非但不是现代化的阻碍因素，相反却深蕴着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的丰厚的政治资源。只要我们依据时代精神，弘扬精华，摒弃糟粕，就会发现儒家治政伦理的巨大现代价值。

一、塑造德性人格，重视修养践履，发挥道德主体作用，是建立一支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的基础。目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各种法律与规范均不很完备，极易滋长腐败现象。现实中的极端利己主义、特权思想和以权谋私、生活堕落、官僚主义等均是不道德行为的具体表现。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政府公职人员的道德修养。但道德不同于法律，仅仅依靠规范和约束，并不能造就崇高的道德人格。为了使道德规范被个人的道德意识所接受，它不仅要得到全社会的赞同，而且还应该被行为主体所理解，并成为主体内在的信念。只有内在自觉的意识与个人的意志融合在一起时，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道德的约束和调节作用。而行政道德人格的最终形成，重要的在于公职人员的自我道德修炼，即道德品格的自我锻炼和自我教育。公职人员通过道德品格的自我陶冶可逐步达到较好的道德境界，从而使自我约束能力增强，在工作中不为私利所诱惑，不为私情而动，从而形成良好的道德人格。

二、强调“民为邦本”，有利于强化政府公职人员的为人民服务意识。儒家一直认为，治理天下，贵在得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中国历代统治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这种思想。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来说，就是要关心爱护群众，珍惜民力，为人民服务。但现实中不少政府官员考虑的不是主动为人民办实事，而是颠倒了主仆关系，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官商勾结、搞特殊化、骄傲自满、刚愎自用、腐化堕落，轻视人民的民主权利。面对现实，我们必须加强公务人员的为人民服务意识，要使政府公职人员牢牢记住：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政府公职人员只有为人民、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义务，而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否则将会失去公众的信赖和支持，为人民所唾弃。

三、“出利入义”的价值取向，有利于树立忠于国家和集体，以整体为导向的行政道德价值观。儒家治政伦理中的“出利入义”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人我关系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重视他人利益；在个人与群体关系上，强调群体利益和整体利益。当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应“舍生取义”，毫不犹豫牺牲个人利益。这种价值取向的现实价值在于要求政府公务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时首先要维护公平正义，维护公共利益，谋取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社会为公众提供最佳、最优质服务；其次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要公平正直，主持社会公正、维护社会正义，要对公众利益负责，自觉维护政府的权威及声誉。再次，当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要自觉地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和整体利益，而不能有任何形式的以权谋私、化公为私、损公肥私行为。

四、“选贤任能，讲信修睦”的儒家治政伦理，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首要条件。没有稳定，社会整日处于动荡混乱之中，不可能使经济得到发展。儒家倡导的“以和为贵”、“仁爱忠恕”、“克己复礼”的治政伦理，也都是为了治平社会国家、稳定社会秩序的。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的所谓“人和”，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而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的“礼”字，作现代的诠释就是指一切社会的规章制度，“克己复礼”就是要人们自觉地遵守规章制度和法律规范，使无秩序的社会走上有序的有纪律的社会。而选贤任能则是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只有大批具有崇高道德人格，愿为社会和公众服务的有识志士，进入政府，才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国家也才会繁荣和富强。(1) 本文发表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思潮在(1)华传播的特征

进入20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在华获得一定范围的传播。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都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各个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先后在中国形成了两次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让部分中国人在十月革命前即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有关观点。因此，对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思潮在华传播的历史和特征进行实事求是的总结和分析，对于正确认识与评价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和作用，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1．参与介绍社会主义思潮的政治派别和人物十分复杂，既有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只是把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西方诸多思想流派中的一种，因此在进行介绍的过程中，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和完整性。

中国报刊提到社会主义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899年2月上海《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该文多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文章指出：“近代学派，有讲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即(2)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所谓“安民新学”说的是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主于资本者”指的就是马克思对于“资本”的研究。

1902年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陆续发表一些涉及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如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介绍道：(3)“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泰斗也。”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他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鼻祖”，并预(4)言社会主义是“将来世界上最高尚美妙之主义”。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零星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介绍传播社会主义学说。如1903年2月，《译书汇编》发表了马君武撰写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作者在介绍社会主义学说时论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该文称“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5)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文章最后附有“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该书记除列举了圣西门、蒲鲁东、拉萨尔等人的代表著作外，还在马克思名下列举了5本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这不仅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书目，也是迄今在中国发现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书单。

同年8月，《浙江潮》刊载《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预言“吾(6)视十九世纪之末，二十世纪之初纯乎社会主义之世界矣”。同月，另一革命刊物《江苏》刊载了《国民新灵魂》一文，认为“社会主义者何也？乃平民之代表词也”。文章对当时世界上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十分向往：“社会党者，欧洲今日之神圣法团也。”“吾欲以铸(7)我国民之魂。”

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又前进了一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及革命派控制的其他报刊，在孙中山先生社会主义观的影响下，从1905年到1908年，发表了大量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其中，《民报》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文章主要有三类：一是直接介绍和探索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二是介绍部分社会主义流派的文章；三是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和与改良派论战中涉及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在内容上更加广泛，而且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介绍提到了比较显著的地位。如1906年1月至4月，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重要理论家朱执信在《民报》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文章在中国第一次为马克思立传，并详细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阐述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

继资产阶级革命派之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及其刊物也开始介绍社会主义思想。

1907年8月，刘师培、张继等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并出版机关刊物《天义报》、《衡报》。《天义报》、《衡报》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刊载了一批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如申叔的《社会主义学说发达考》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源流，震述的《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以附录形式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关于家庭和婚姻的论述。1908年1月，民鸣翻译了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李石曾、吴稚晖等在法国创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也介绍了巴黎公社与第二国际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

1908年以后，我国思想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渐趋冷落。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以后，中国思想界才再度活跃起来。

1911年至1914年间，以中国社会党成立为标志，中国出现了第二次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热潮。孙中山、宋教仁、戴季陶、江亢虎、陈翼龙、刘师培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都积极宣传和介绍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但由于北洋政府的镇压，这次社会主义思想传介热潮很快降温。

如上所述，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思潮只是作为诸多思想流派中的一种传入中国的，多数宣传介绍者对社会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并无偏爱，对纷至沓来的新思想兼容并收，还不可能进行筛选和抉择，也不可能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他们只是怀着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和迷惘，将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学说流派介绍到中国。

2．参与介绍社会主义思潮的政治派别和人物，在阐述社会主义思想时掺杂着浓厚的主观意识和功利色彩。

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思潮在华传播过程中，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与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或各取所需地加以曲解，或随心所欲地加以附和，都试图从社会主义思想中获得新的营养来充实自己的理论。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中著名的宣传家和思想家。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诠释就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改良色彩。1904年2月，梁启超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他还错误地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8)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同年3月，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又认为社会主义“不达于中国之内情”。在对各种社会主义进行比较后，梁启超认为：“大抵极端之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将不可胜言。”他甚至说：“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天下惟迷信力为最强，社会(9)主义之蔓延于全世界也，亦宜。”这里，梁启超不仅认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不但在中国不可行，而且在欧美也不可行，并且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有用的“迷信”。

那么，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宣传社会主义的目的何在？他们直言不讳地宣称：“中国当时民族主义尚不暇及，何论于社会主义大同思想哉？曰：吾明知不能与聚致大国，而实欲立大同之基也。立大同之(10)基何？曰：在迫朝廷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也就是说，他们要利用社会主义运动“影响过于全球”的威力去胁迫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为实现资产阶级改良主张服务。

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情赞扬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是抱着预防资本主义流弊的愿望来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宣传介绍是从资产阶级立场上去认识和理解，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

如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做的解释为：“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同时，孙中山又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11)者。实为人类之福音。”可见，孙中山是从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来看待社会主义的。

同时，孙中山还根据自己的想象，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亨利·乔治的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认为：“亨氏与麦氏二家之说，表面上似(12)稍有不同之点，实则互相发明，当并存者也。”对社会主义的作用，孙中山说：“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之呻吟，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处今日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13)矣。”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孙中山甚至说：“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14)义之精神，宜其进行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势也。”

不仅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和鲜明的政治立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解释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如：为了消除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朱执信强调光政治革命不行，还应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他认为在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大发展之时，防止资本主义(15)的弊端是可能的，“当其未不平时行社会革命，使其不平不得起”。宋教仁认为中国当时要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具备条件的，只能得到“恶结果”；硬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乃是“画虎不成，反至类(16)狗”的行为。《近世社会主义评论》译撰者杜士珍虽主张“社会(17)主义者，诚自由竞争之进步，而尤为今日之要务”，但同时也主观地认为，近代社会主义与中国三代以上的原始社会以及井田制和孔子的仁说相同：“我中国三代以上本为世族之天下，而于人民偏重井田之制，乃行消灭遗产之政略，何其侔也。意者其为我孔子所创而托(18)之古先圣王者欤？”

此外，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宣传时同样也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他们一方面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称赞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甚当”，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最有裨于历(19)史”，研究社会主义“均当从此入门”；另一方面又肆意指责“马氏学说之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真”(20)。“况社会主义以平等为归，既有政府，则必上有统治之人，下有分配之机关，均背于平等之旨。故由社会主义扩张之，必达无政府主(21)义之一境。”他们声言，只有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则只能是“半面的社会主义”(22)。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者不可能真正地接受和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无政府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思潮在华的传播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们在宣传和考虑改造社会方案时，往往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和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他们大多曲解了社会主义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

3．当时中国有关社会主义论著的译述，主要直接译自日本学者的译著和评述，几乎没有翻译出版西方社会主义的原著，从而使在中国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潮带上了很多日本学者诠释的痕迹。

早在19世纪90年代，日本的社会主义组织相继出现，介绍社会主义的著作、刊物大量出版。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已蔓延于日本。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些书刊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并将其介绍到国内的。

当时中国译自日本的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论著中有较大社会影响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有幸德秋水著的《广长舌》与《社会主义神髓》、村井知至著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西川光次郎著的《社会党》、久松义典著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岛田三郎著的《社会主义概评》、矢野龙溪著的《新社会》等十余部著作。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各个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同时，作者也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诠释融入其著作中，并对部分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各个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共有四编，第一编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第二编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学说和第一国际的历史等，并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深远之学理”，“认清真理与正理”，“虽嫌恶社会主义者，于其学理，(23)亦苦无反驳之余地”；第三编介绍了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沿革情况及其观点；第四编介绍欧美诸国社会党活动的情况。该书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予以肯定评价，并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著《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主要精神。这部书对于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早期历史是很有价值的。

幸德秋水著的《社会主义神髓》共分7章，分别介绍和论述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原因、产业制度的变化、社会主义的主张与贡献、社会党的运动等。作者以《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依据，并摘引了马克思、恩格斯上述著作中的主要观点，较好地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当时在日本和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品。

而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在《社会主义》一书中则既宣传了某些社会主义的思想，也掺杂着基督教的杂质。如他在书中宣称：“古代之基督教，代表近时之社会主义”，“近时之社会主义，阐(24)发古代之基督教”。

西川光次郎在《社会党》一书中介绍了瑞士的各种社会保护和社会福利制度，并将瑞士和新西兰说成“今日之世界上社会主义者之理(25)想国”。

当时在我国除翻译的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运动的论著大多来自日本外，其他当时国内中文报刊上也经常刊载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有关消息，材料来源也主要是日本报刊。而一些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介绍或讨论社会主义的专门论文，资料也主要源于日文书刊。由于多数著作和报刊所刊登的文章与资料大多数是日书中译或据日文转述，因此，十月革命前中国介绍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料，大部分是经日本中转的第二手材料，这就必然使中国思想家们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有很多日本学者诠释的痕迹。

4．参与社会主义思潮传介的政治派别和组织未能划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等的真正界限。

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思潮在华的传播中，很多人囿于政治立场和思维习惯，大多没有划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等的真正界限。

先看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1906年10月，《新民丛报》第89期发表了仲遥的《社会主义论》。作者把社会主义划分为广义社会主义和狭义社会主义两种，认为“广义社会主义者，欲于现在的社会组织之下，谋以矫正个人主义之流弊者也，一名曰社会改良主义”。狭义社会主义是“欲破坏现在之社会组织以谋再建设”。他认为马克思主(26)义属于广义社会主义，并主张“中国当酌采广义的社会主义”。这是将马克思主义误认为是社会改良主义，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界限。

与此同时，还有些知识分子基于其小资产阶级立场，把极端民主主义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列为社会主义的两大流派，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流派社会主义的界限。如1903年10月，《浙江潮》第8期发表“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文章提出：“今社会主义之披靡欧美，如雷奔电掣山摧海啸之奇观者，非共产主义与极端民主主义(27)之二大现象乎？是故白人之输入品未可漫不介意者。”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传介社会主义思潮中，虽批驳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些观点，但是他们本身对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清楚。在他们发表的文章中，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是混淆不清的。如孙中山先生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流派虽多，但可以归纳为两派：一为共产社会主义，二为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属于集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属于共产社会主义。他主张实行集产社会主义。“集产社(28)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他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国家矣。予(29)言至此，极抱乐观。理想一社会主义之国家。”这里，孙中山所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把深受亨利·乔治思想影响的民生主义看成是社会主义，错误地把亨利·乔治的学说同马克思的学说相提并论。可见孙中山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他尚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

此外，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宋教仁则将社会主义分作四个派别：一是无治主义，即所谓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中最为激烈。二是共产主义，各国共产党及科学社会主义家属于此派。三是社会民主主义，各国社会民主党、劳动党、社会民主主义修正派皆属此派。四是国家社会主义，即所谓社会改良主义，各国政府及政治家主张社会政策者(30)属此派。他认为，前两派否定国家和现行社会组织，是极端的社会主义；后两派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含义相去甚远，属于非社会主义。只有无治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把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都看作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又混淆了无政府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

实际上，在当时的很多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中，作者大都按照资本主义理论和自己的政治思考去解释社会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混为一谈，把国家资本主义当成了社会主义的实践形式，将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结果就混淆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等的界限，影响了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和接受。

5．社会主义思潮在当时的传播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其影响仅局限在知识分子中，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未产生重要影响。

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获得一定规模的传播。参与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员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为了(31)寻求救国道路，“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他们不仅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知识，而且把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介绍到中国。

当时诸如《万国公报》、《新民丛报》、《民报》、《浙江潮》、《江苏》、《天义报》、《译书汇编》、《政艺通报》、《东方杂志》、《新世纪》、《民立报》、《新世界》、《民声》等有一定影响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书刊，都以较大篇幅刊载各个流派社会主义的介绍文章，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宣传态势。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们，虽有的主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有的赞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有的信奉无政府主义，但他们都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西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介绍到中国，历史地充当了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工具，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毛泽东曾称赞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朱执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

(32)者”。并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33)还是国民党在先。”

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十分缓慢，十月革命前，我国无产阶级队伍的力量比较弱小，还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也没有建立自己的先锋队组织，不可能把自己的斗争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直接联系起来，不可能提出自己的独立政治口号和斗争纲领。加之，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纷繁复杂，流派甚多，阉割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和原则，使人难以辨别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什么是冒牌社会主义。因此，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思想仅在知识分子中有一定规模的传播，其影响有限。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说：“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有马克思其人。”“我们那时候长得很大了，还不知道天多高，地多(34)厚，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帝国主义，什么马克思主义。”可见，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传播还只是停留在穷其学理阶段，没有能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故未能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较大的影响。

透过对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思潮在华传播的特征分析，可以看出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虽存在很多不足和局限性，但却使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一次具有超前性质的思想洗礼，开拓了中国知识界的眼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弊端，促使革命派思想家从社会主义学说那里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思想，并用来宣传革命和改造中国。同时，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也引起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情，沟通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使中国民主革命处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之下。社会主义思潮的在华传播，还为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给沉寂的中国思想界注入了新的思维和活力，为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铺桥开路的作用。(1) 本文发表于《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被《新华文摘》2003年第1期摘登。(2) [英]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文：《相争相进之理》，《万国公报》第123期，1899年4月。(3) 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9月15日。(4) 梁启超：《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新民丛报》第40、41号合刊，1903年11月2日。(5) 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第8期，1903年2月15日。(6) 大陆之民：《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浙江潮》第2期，1903年8月。(7) 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第5期，1903年8月。(8) 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新民丛报》第46、47、48合刊，1904年2月14日。(9) 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史料集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15页。(10) 《秘密结社之机关报纸》，载《新民丛报》第38、39期合刊。(11) 《孙中山文集》上卷，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328、333、339、326、325、342页。(12) 《孙中山文集》上卷，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328、333、339、326、325、342页。(13) 《孙中山文集》上卷，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328、333、339、326、325、342页。(14) 《孙中山文集》上卷，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32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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