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志华,李秋香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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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土建筑初探试读：
第一章 村落
一、乡土聚落的类型
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农村居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居住方式主要是聚集在大大小小的村落里，既为了节约土地和基础设施，也为了一道进行一些生产经济活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活动，守望相助，便于共同的社会文化生活。因此，一个乡土聚落，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大致是一个生活圈、一个经济圈，它又是一个基本完整的文化圈。总之，它是活生生的一个小小社会单元。乡土社会必需的各种各样建筑也几乎全都存在于内涵多样的村落里，服务于乡村的社会、经济、文化、家庭生活，并且适应着千变万化的自然环境，形成村落有机的整体。因此，即使在发展十分缓慢的农业文明时代，乡土聚落的类型也很丰富。
造成村落类型特征的因素很多，主要是自然环境、生产经济、社会文化，还有建筑形态，等等。每个因素里都包含着许多内容，这些复杂的因素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同时综合地起着作用，它们相互契合，共同决定村落的类型性特征，这就使村落的类型千变万化。
第一，自然环境往往通过对气候、地形、物产、交通和房屋型制等的影响而影响到村落的人口容量、生产规模、作物种类和布局结构。干旱寒冷的北方村落和温暖多雨的南方村落不同。同为北方，草原上的和黄土沟壑地区的村落不相同；同为南方，河网地区和丘陵山地的村落也不相同。北方草原上，人们多住毡帐，逐水草而居，没有定型的村落；黄土沟壑地区，多以窑洞为主要建筑，沿崖壁分布，很疏散。南方河网地区，有些村落以河为街，以舟代步，沿河建屋，多形成线状的村落；丘陵地区，房屋多轻巧的木构，有些坡地用吊脚楼形成大体沿等高线的布局，村落凌乱分散。平原或盆地中央，土地珍贵，房屋密集，小巷逼窄，几乎没有隙地；南方燠热，为防夏季阳光直晒，这些小巷倒比较阴凉。北方旱作地区，村庄内照例有一定的晒场，或公用，或在农家院内；南方稻作地区，人口密，更珍惜土地，晒谷多在收割后的稻田内铺竹簟，甚至在河面上搭台为晒场。北方运输多用驴、骡，重物在左右；南方运输多用人挑，重物在前后，所以北方小巷宽而南方的比较窄。因此，北方村落建筑比较疏松而南方村落更紧凑。北方常患蝗灾，村落多虫八蜡庙、刘猛将军庙之类；南方多水患和瘟疫，村落常建三官庙、痘花娘娘庙，等等。
第二，社会文化因素，最基本的是：村人是哪个民族的，信仰什么宗教的；它是同一血缘居民为主的村落还是杂姓很多的村落；它是以农业占强势的村落还是其他某种行业也很强的村落；是贫富分化严重的村落还是基本和谐的村落；是科甲连登、官宦辈出的村落还是文风衰沉、千年白丁的村落。此外，还有多种多样地方性的风俗传统等等。
这些社会文化性的因素会对居住聚落发生很重要的影响。
例如，有些血缘村落的结构组织和宗族的房派、支派的结构组织相对应；房派、支派成员的住宅以房祠、支祠和香火堂等为中心组成团块，再以大宗祠为核心（大多不在中心而在村子的前缘）形成整个村落的布局。村落由宗族管理，往往有一个大致的规划，除了宗祠和住宅之外，天门、水口、水渠、桥梁、街巷、广场、书塾、义仓、牌坊和庙宇等等也都基本安排有序。房子的高度也有限制。
杂姓村落的基层组织是“社”，每社大约为几十户，由公推的“社首”管理。再在全村形成一个大社。每个单元社里有社庙、有井、有学塾。杂姓村里最常见的庙宇之一是三义庙，供奉刘备、关羽和张飞，象征异姓居民间的团结友好。早期比较大的移民村落里会有以各种庙宇为名的会馆，一座会馆是一方移民的联谊、调协场所。例如，万寿宫是江西会馆，天后宫是福建会馆，等等。
仕宦辈出的村落，学塾、书院、功名牌坊、“桅”、文会、书院、文昌阁、文峰塔等成为重要的标志性建筑，甚至可能有一条街或一个广场，集中建造一部分这类建筑，尤其是功名牌坊，前后踵接。这类村落比较重视公共性的建设和整体的面貌，大多有“八景”、“十景”之类。慢忽功名的村落，则较少这类文化建筑，村落的管理也比较差。
第三，生产经济在农业中主要有旱作和稻作之别，有主要种粮食和种经济作物之别，有纯农业和手工业、养殖业等辅业较发达的等等之别。还有的农村位于大路边也做些过往交通的生意，这里面又有坐地开店做小买卖和参与挑担、使船的区别，等等。手工业为主的农村又有林农产品加工和窑业、矿业等的差别。造纸业从沤料、漂料、捞纸、晾纸到抄纸都要有不小的场地和设施，可能形成作坊；制靛也类似。窑业从闷泥、捣（碓）泥、制坯、晾坯、入窑烧制到成品贮存，再加上原料和燃料的堆放，所用场地和设施更多。这些场地和设施有一部分可能在村外，也会有一部分在村内，甚至和住房混杂，对村落结构和形态影响更大。手工业村落大多还有行业神的庙宇，如烧窑的有老君庙，制靛的有梅葛庙，造纸的有蔡公庙，等等。
商业街市的有无当然是村落类型的一大因素。它们通常位于河流或商路、驿道的关节点上，也有的在一个范围内的交通枢纽上。定期举行集市贸易的“街”，店铺五花八门，凡农村日常生活、生产所需[1]的物件大都有相当的店铺制作并出售，还会有茶馆、酒肆、银楼、药店和寺庙之类，甚至有戏台，街市结构紧凑。有骆驼队或骡马队过路的北方村落，则必有水井、骡马店、草料店、蹄铁店、干粮店，也会有镖局、过载店或货栈。
第四，建筑形态对村落总体形态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对外封闭的内院型住宅，能互相紧邻，以致村落建筑密度很高，村子的景观以小巷为主，仿佛整个村子是由巷子组成的，住宅个体消失在没有个性的绵长高墙之后，所以大多着力装饰门头。外向型的住宅，如山区和藏族、傣族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住宅，则相互间必须保持必要的距离，因而建筑物完整地呈现，聚落的面貌就比较开朗、活泼。
广东、福建，有些种类的大型家族聚居性围屋，虽然十分封闭内向，由于有不断扩展的机制，周边必须预留空地，相互间也不能靠近。少数特大型的围屋甚至一幢就是一村。
北方的窑洞村落也有多种，以靠崖窑为主的，多沿黄土断壁挖窑洞，错错落落，稀稀疏疏；以人工垒土坯拱而成的“箍窑”为主的村子可能比较整齐，甚至有院子。以地坑院为主的村子，院落在地表以下，塬上只见炊烟缠绕树梢而不见房舍。
第五，有些少数民族的建筑文化传统也会形成独特的村落面貌，例如四川羌族的碉楼，贵州、湖南、广西侗族的风雨桥、鼓楼、鱼池和谷仓，苗族的吊脚楼、寨门和铜鼓坪，还有内蒙古大草原上以游牧为生的毡帐聚落，等等。它们都会形成各自极有个性的村落面貌。
第六，还有一种重要的聚落是军事性的，多因屯兵守边而形成。海防沿线有，长城沿边有，贵州、云南也有。大多初建于明代。海防的如浙江的永昌堡，广东的大鹏卫所。贵州有不少屯堡，是戍边将士解甲归田后在当地留下来定居的村子。长城沿线更多，仅河北省蔚县一个县至少曾有300座左右军事化的村子。它们有强烈的特点和历史文化内涵。
此外，村落的类型还很多。例如，以驾舟楫为主业的村落，以赶马帮为主业的村落，由民间神灵崇拜而形成的村落，世代习武以当更夫、镖师为主业的村落，组班四处演戏的专业村落，甚至还有以世代为人编造家谱的或看风水的人为主的村落，等等，它们也各有自己的特殊结构。
村落的类型特征并不是单一的，而通常是几种类型特征同时并存共同起作用的。于是，就可能有“南方河网地区以水稻种植为主兼产竹木制品和蚕丝以合院式住宅为主的血缘村落”、“西北黄土高原旱作农业地区兼营骡马运输以靠山窑为主要居住建筑的杂姓村落”、“东部海岸从旧海防哨卡转化而成的以捕鱼为业以蚌壳和海藻建屋的村落”，等等。
如此综合地界定，村落的类型就会很多，它们都各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而且这些类型性特征都会在村落的结构形态和建筑物上有所表现。如果在这几例长长的界定中加入前面提到过的例如科名情况，再加入经济作物、畜牧、水产、矿产、作坊手工业、水陆交通，等等，以及无限多样的自然环境，那村落种类就极其丰富了。
中国农村类型的复杂与多样，部分地反映着中国土地辽阔，生态变化大，农村经济、社会、历史的复杂，以及各个兄弟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的多样。绝大多数农耕时代的村落早就不是只有单纯的农业经济，它的社会关系早就不是只有土地占有关系，它的文化教育也不是由极少数人所能完全垄断。
这些复杂多样的情况都会反映在房屋的样式、村落的选址、村落的布局和村落的管理之中，反映在建筑的类型、型制、用材、结构方式和形式之中。江西省婺源县黄村初春时节（李秋香摄）广东省东莞市南社村景观（楼庆西摄）福建省南靖县石桥村全景（李秋香摄）湖南省会同县高椅村俯瞰（林安权摄）山西省临县黄土高原上的彩家庄窑洞村（李秋香摄）山西省阳城县郭峪村远望（李秋香摄）[1]在没有钞票和银元等通行钱币的时代，银楼的主要功能是把银锭剪碎或把散碎银两铸成银锭，以便于携带和使用。
二、村落选址和农业、手工业
除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和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以舟为宅的疍民，绝大多数农耕时代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依附于土地，总是或长或短地定居在一个地方。由他们聚居生息而逐渐形成的村落，长期处于一个固定的环境之中，弃村而迁的事情并非没有，但十分稀少，而且大多发生在早期。因此，一个村落的“始迁祖”、“太公”，当初择地而居的时候，是非常慎重的。选址最基本的考虑便是要自己和子孙后代能有效地、可靠地、方便地从事生产劳动和其他经济活动，能健康地、安全地、富足地生活。简单地说，便是村址一要有利于生存，二要有利于发展。选址的得失关系十分重大，所以，血缘村落里宗祠拜殿的楹联上和宗族的家谱上，常常会有很热烈的词句感谢、颂扬先人当初择居的成功。例如，前徽州六邑之一的婺源县有个清华镇，《清华胡仁德堂续修世谱》里记载，唐末文德元年（888年），胡氏始迁祖胡学来到这里，“见其地清溪外抱，形若环璧，群峰叠起，势嶂参天，曰：‘住此，后世子孙必有振起者’”。恰巧后来清华胡氏终成巨族。这样的文化记载很多。
什么类型的村落出现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出现什么类型的村落，往往决定于许多因素的综合，不是由某一个因素单独决定的，尤其不是巫术化的风水迷信所能决定的。这些因素大致包括地理、气候、地质、历史、经济、文化、社会，还有相邻村落的影响，等等。不同类型的村落对不同具体条件的反应会有所侧重。
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中国的农村绝大多数是农业村落，有一些商业、手工业、运输业比较发达的村落或科甲连登、显宦辈出的村落，也多是从农业村落演变过来的。而且，在商业、手工业、运输业等等发达之后，村里的居民大多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连全国最强大的徽商和晋商，家乡宗族也有规矩，外出经商，不许携带眷属，也不许在外面再婚和纳妾，目的便是迫使他们把财产带回老家买田地，直到无田地可买时便起造精致的住宅，精雕细刻。不但商人，连有了功名外出当过官的人，告老之后大多也要回到农村颐养。所以，农耕时代中国村落的选址，大多首先着眼于农业生产的条件和环境，大致估计出这个环境里的农业可能养活多少人口，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如何，等等。农业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最稳定的保障，农村是人们植根的“土壤”。
农业村落的选址原则，以浙江省兰溪市永昌村（镇）赵氏于明代万历年间编的《永昌赵氏宗谱·序》里述说得最完整。它说，当年“太公”看到这块地方：
地无旷土，坦坦平夷，泗泽交流，滔滔不绝……山可樵、水可渔、岩可登、泉可汲……
这样的地理条件，对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都是最理想的，于是定居下来。以后经过数代开发，永昌村便“田连阡陌”，以致“村成市镇，商贾往来……寺可游，亭可观，田可耕，市可易，四时之景备也”。不但发展了农业，也发展了商业，甚至还适当满足了当时的文化需要。
村落的这种选址原则，在农耕文明时代显然是被普遍采用的。如浙江省永嘉县渠口村，在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里，光绪《渠川叶氏宗谱》写道：
其外有大溪环之，中穿一渠……有径可通四处。田高下横遂，布列如画挂然。泉流涓涓，声与耳谋。地僻非僻，山贫不贫，有樵可采，有秫可种，有美可茹，有鲜可食，桑麻蔽野，禾稼连畦。
这里说到了渠口村坡地舒展，水源丰沛，可以种粮食、菜蔬，可以牧羊、养蚕，山上又富有柴木。而且这个村子交通便利，背靠山岭可以挡住冬季凛冽的北风；前临溪流，夏季东南熏风可以逆流而上，带来充足的雨水。所以，光绪《渠川叶氏宗谱》说：“渠口，吾祖光宗公发祥之所也。阅世三十有三，历年千百有余，围绕者数百家。”直到现在，渠口村仍是永嘉全县最富庶的农业村子之一。
永昌镇和渠口村的始迁祖当初都以有利于农业生产为主要的择地原则，这也是农耕时代绝大多数村落的选址原则，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存。
除了对大范围的自然条件做全面的考察之外，有些细心的卜居者还要验证当地土壤的肥瘠。常用的办法是看土壤的颜色，品土壤的滋味，还要紧紧捏一把土壤，从而判断它是不是能通气，能保水。更可靠的办法是初步选定新村址之后，春天去撒下五谷种子，秋天再去看它们新生籽粒的多寡和大小。最慎重的人会这样连续观察三年。
充足的日照和地温，也是既利于农业生产又利于人们健康的重要条件。江浙一带古时常拿它们作为村址选择的指标，通常采用的办法是隆冬去看哪里的霜雪最薄，初春看哪里的山花先开，盛夏看哪里的野草茂盛，深秋再看哪里的树叶后凋。刘宋时谢灵运曾任浙江永嘉太守，在岭南遇害之后，次子扶枢归永嘉。到了北宋，后人迁塘下村，有一天“雪后登山，望见兰台山前积雪先融，遂定居焉，后果繁昌”（见《鹤垟谢氏宗谱》）。这兰台山下的新村就在楠溪江中游，叫鹤垟村。鹤垟村在一个三面被溪水环绕的高地上，兰台山在它的北侧，冬季从朝至暮在村子里都可见到阳光罩满山的南坡，正是“三阳高照”，所以“积雪先融”。
对纯农业村落来说，前述永昌、渠口和鹤垟的选址原则有普遍意义。于是，有些地方，例如福建省闽东地区，把理想的农村环境简化为一个“富”字。宝盖下的短横代表村落，宝盖代表浅山从三面护卫村落，山上长着林木，可樵可猎。宝盖上的一点是高耸的山脉主峰，形态有如护围，作为村落的依靠，还能遮挡冬天凛冽的北风。短横下的口字，便是村落前的一方水塘。无论村民的生活或农业生产，都需要充足的水源。口字下面便是田字，水塘前的田地在水源的保障下，生长庄稼，出产粮食，保证村民的生存。位于这样地理环境中的农业村落，焉得不富。村民说，“富”字就是如此这般创造出来的。
这个“富”字模式的村落选址流传于东南丘陵浅山地区，但它不仅适用于这个地区。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水和土地都是农业村落存在的决定因素。不但庄稼生长要水，水也是人类生命所必需的，因此，村落的分布便先求沿河。如果近处没有河，就兴水利筑坝开渠引水灌溉。光绪《嘉应州志·水利》说：“嘉应无平原广陌，其田多在山谷间，高者恒苦旱，下者恒苦涝……故必讲水利。”嘉应州就是广东梅县，它的南口镇有一个山谷小村，叫塘肚。山谷原来没有河流，不论生活用水还是生产用水都很困难。明代，附近小村里有个姓郑的人，在距塘肚村大约二十里开外的地方，主持造了一道拦水坝，开挖后人叫做“高圳”的盘山渠把水引到塘肚村，赋予这个谷地以生命，使它成为可以生息的地方。后人尊奉这位姓郑的人为“仙人”，给他造了一座庙，叫“郑仙宫”。光绪《嘉应州志·水利》载：“郑仙高圳在南口堡，源出七娘峰河，流十余里，溉田数千亩，相传明代郑某开筑，今其故居号曰郑仙窝。又有郑仙宫，每议拨巡圳十人，计亩敛谷，岁终报赛于此。”郑仙宫在郑仙窝以北一里左右，在塘肚以东也约一里。宫不大，只有一开间，和同样只有一间的观音庙并肩屹立在小小的山丘顶上，至今修护得很好，且有香火。村人每年年底疏浚高圳一次，事毕都去祭祀郑仙人，在庙前演戏酬神。贵州省凯里县某村寨散建的谷仓（李秋香摄）广西省龙胜县龙脊村落（林安权摄）浙江省永嘉县南岙村传统住宅（陈志华摄）浙江省永嘉县北屿村石头建筑（李秋香摄）
引水不便而有地下水可开发的地方，则多打井。《世本》说伯益发明了凿井取水，有了这个技术，人们便可以更自由地择地居住。聚落和井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产生了“乡井”、“市井”这样的词，辞家外出叫“背井离乡”。大多数的井和泉眼是全村公用的，一家人兴旺了，给乡里的赠礼常常是出钱凿一口公用的井。浙江省东阳市农村流行的父母为女儿择婿的标准是男方要有“自家门头自家井”，如果没有井，那么父母给女儿最好的陪嫁是到女婿家打一口井。
干旱的河北省蔚县，有村子三百个左右，都很分散，大多相互望不到炊烟，原因之一就是如果村落太近了，地下水就会供应不足。但是凡涧水和泉水丰沛处，就会有两个甚至三个村堡挨在一起，例如西古堡、中小堡和北官堡三个村子紧紧相邻，就因为那里有一股比较大的泉水。这三个村子组成了全县最大的镇子，就叫暖泉镇，很繁华。
山西省临县的碛口镇，是黄河秦晋大峡谷里最大的水旱转运码头，从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陕北三边地区用船筏运来的农副产品在这里起岸，再用牲口驮运到晋中平原。驮队离碛口后不远进入湫水河的一条支流切割出来的山沟，走几十里出沟便到离石城。选择这条路是因为沿沟有樊家沟、南沟、梁家岔等一连串有水源的村子，驮队可以打尖，可以夜宿。而走塬面上，路虽平但缺水，因此人烟稀少，驼队会有许多困难。
被认为风水术第一经典的《葬经》写道，有了水，才能使“内气萌生，外气形成，内外相乘，风水自成”。玄而又玄，借以骗人，其实说的不过是人的生活离不开水而已。
耕田和水，是农业村落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性因素。它们的广狭丰歉决定一块地方对人口的承载量。北方地广人稀，人口承载量主要限于水；南方地啬人稠，人口承载量主要限于田。所以，村子的规模不能无制约地扩大。一个村子，经过若干代人的聚集或繁殖，人口量到了这块地方水和土地的承载能力的边缘，便要有一些人迁出去另觅新址定居。一处地方的农田和水量能养活多少人口，这是在老祖宗定居的时候有相当准确的估计的。
在农耕文明时代，中国的农村已经有了很发达的手工业，如纺织、缫丝、编篾、造纸、烧陶瓷、制木器、炼靛青、榨油、造船筏和建房屋等等，甚至刻版印书。其中有些手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是会对某些村落的选址起决定作用的，例如烧制瓷器，尽管制瓷人并不一定完全脱离农业。制瓷需要瓷土和釉土，需要加工瓷土的动力，需要水，需要窑，需要燃料。制成品需要市场，而去市场便需要运输，等等。这些需要不是一般的纯农业村落都能满足的，因此，为了从事窑业，创业者往往要另找一处合适的地方。浙江省江山市三卿口有一座瓷窑村，它的原址是一位姓黄的广东窑匠经历长途跋涉，到处寻寻觅觅，终于选定的。据咸丰九年（1859年）编的《须江窑村黄氏族谱序》说：清代乾隆年间，“圣先祖大运公迁移浙衢江邑紫灵庵地方，山明水秀，可以生理，邀同正信公、正忠公、大仪公开窑创业成家”。这是一个很狭小的山沟，没有可耕的土地，但是，后山坡产瓷土，就近取用很方便；沟里有两条长年不断的流水，落差大，水流湍急，可以建水碓捣瓷土；四周山坡长满松树，是烧窑的好燃料，而且能供应不竭；出山沟不远有个峡口镇，位置在从钱塘江上游的最后一个船埠江山市清湖镇到福建省闽江上游第一个码头浦城县的中点，有古驿道翻过仙霞岭连接两处，出窑的产品可以方便地运销到闽北、赣东和浙江衢州一带销售，而瓷窑村所需要的粮食和其他用品可以在峡口市集上买到。清湖镇和浦城也因为服务于仙霞岭的交通而发展起来。
山西省临县也有大约十几个烧瓷的村落，麕集在招贤镇的一条黄土沟壑里。沟里出产瓷土和釉土，也出产可以用来烧窑的煤，不远处的南沟村更以出产优质煤闻名。有不深的地下水可以供制坯之用，捣熟瓷土则靠牲口畜力。产品用骡子或者骆驼驮到黄河岸边的水旱码头碛口镇，刚好是一天的脚程。再顺河向上可运到河套，过河向西则可运到陕北的三边地区。
浙江省瓯海县的泽雅镇则以大量的造纸作坊为村落的经济基础。造纸需要竹子，也需要水，这两样资源泽雅都不缺，以致形成了三十里山路造纸作坊一个接一个连绵不绝的场面。四川省合江县福宝老街是重要的商业场镇（李秋香摄）山西省临县招贤镇花塔村是个生产烧制粗瓷的手工业村（李秋香摄）
四川省自贡市和它周围地区盛产井盐，于是就聚集了不少以采盐为专业的村子。还有许多直接间接为盐业服务的村子，有些村民挑担或者驾船运盐；有些村民种竹，用竹篾编缆绳、盐筐等工具和用具。自贡市山区就种了“百里竹海”。
河北省曲阳县出产优质汉白玉石，有许多村子的村民以采石和用汉白玉石雕刻艺术品为生，形成了专业村。
这一类手工业村落的产生主要依靠矿物、植物资源，还有水和燃料，但它们的发展离不开市场，而市场又离不开交通。
三、村落选址和水陆交通
遍布全国的水陆交通线是一条一条的命脉，它不仅仅运输商品和生活物资，也供人民往来、军队调动、政府联络之用。交通线上活跃着希望，因此，一些人向交通线寻找机会，从而形成村子。最容易形成村子的地方是官驿道上的驿站和递铺。驿道上来往人多，驿站和递铺间隔有适当的距离，所以来谋生的人就多。山西、陕西这些地方，人口稀少，很难利用现成的村落建驿站和递铺，因此建官驿道的时候大多沿路设铺建站，从县治出来，有五里铺、十里铺、三十里铺等等，后来渐渐形成村子，至今还有些这类村子保留着原来的名字。安徽省黟县的西递村，本来就是一座递铺。清代大朴学家俞正燮写道：“西递在府西，旧为递铺所，因以得名。”明代，村人投入徽商的大流之中，以经营钱庄、典当为主，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全村有宅院六百多座，街巷九十九条，水井九十余口。江西省广昌县驿前村，在抚江上游而近源头，便因为位于官驿站之前得名。它从一个普通的农业村落变成了一个地区的商业中心，曾经拥有二十多座祠堂，三十多座庙宇和一条有七八十家店铺的商业街，还有一座文昌阁和一座很大的文馆，濒江延伸。在古代，驿站对经济和文化的推动作用可以从西递和驿前得到极有说服力的证明。
在地方性的交通线两侧形成的村落，发展余地不大，无非供应不多的食宿而已，但也会对村子的经济结构发生影响。明代正德进士浙江兰溪人章懋在兰溪平渡镇渡口留下了一篇《待渡亭碑记》，里面写道：“凡四方车马之经行，负担之往来，日以数千，居民数百家，咸以货殖为业。”安徽省的祁门县到黟县中途有个关麓村，离两头的县治各有半天的脚程，来往的短途旅客，正好在这个村子里歇脚进餐。于是，过境道路在穿村的段落形成了商业街。街上有些小饭店和杂货店，也有一家不大的宿店，可以容留偶尔需要歇夜的过境客。当然，也必有银楼。交通线使本来闭塞的村民开阔了眼光、活泼了思想，以致关麓村人投入了徽商的洪流中去了，生意做到了长江沿岸。
水路运输也能影响村落的选址和发展。
浙江省永嘉县楠溪江上游的上坳村，位置在一座陡峭的高山北麓，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都笼罩在阴影里，见不到阳光。它面对黄山溪，地段极为狭窄，村里勉强造了一排住宅，大多为压缩宽度而变了形，内院几乎成了一段缝隙。村民所有的农田少而分散，出息不大。但村民从明代到这里定居，一直坚守了几百年。这是因为，黄山溪上游竹木丰盛，但溪水小，不能流放，而溪身到了上坳村，却形成了一个宽阔而平静的大湾，从这里往下便可以长年流放竹木。于是，上游的山民便把竹木用人力背到这个大湾边，上坳人把它们买下来，放到湾子里扎成排子，再流放到楠溪江中游沙溪镇的大竹木市场出售，可以赚不少钱。由于这个利益，上坳村人便在黄山溪的这个湾子边住下，建了村子。虽然几乎年年雨季都会被溪水冲淹，遭受不小的损失，但得失相较，还是值得继续住下去。
浙江省平阳县的顺溪村，陈氏先人也是因为类似的便利而定居下来的。始迁祖陈育球本是做木材生意出身，乾隆《顺溪陈氏家谱·增修家乘序》里说：明代隆庆年间，他“经营四方，客游顺溪，相土宜而觇物产，遂创山业田园，揭家室而居矣！”这“物产”就是林木，而顺溪也恰是木材扎筏下放的起点。后来顺溪陈氏成为瓯江、飞云江、鳌江这浙南三江地区的木业巨擘。
作为水陆运输线交点而形成的村镇很多。浙江省仙居县的皤滩镇，江西省婺源县的清华镇和汪口镇，福建省永安县的贡川镇，山西省临县的碛口镇，都是以水陆转运而兴起的。
山西省临县的碛口镇带动了附近许多村落的兴起，形成一个网状村落群，一个配套的功能系统。碛口位于黄河秦晋大峡谷东岸，长约七百公里的大峡谷两岸悬崖陡壁，绝少隘口，断了甘肃、宁夏、内蒙古、陕北到晋中以及更远的华北各地的水旱交通。而临县却有一条湫水河切开东岸山峦，注入黄河，形成极为难得的隘口。湫水河挟带的石砾堆积在注入口的下游一侧成为险滩，险滩又使上游一侧蓄水成为宽阔的水面。一个隘口、一个险滩，造就了黄河秦晋大峡谷东岸难得的水陆转运码头碛口，而碛口正巧又是晋商老家晋中盆地距离黄河最近的码头。晋商以及山西移民是开发内蒙古黄河河套地区经济的主力，到清代，河套的农牧业和盐池是晋中地区粮食、油料、中药、食盐、畜产品等的主要来源。内蒙古的商品从黄河上用船或筏子运到碛口，上岸之后，再用骆驼和骡马运到晋中，有一部分甚至运到北京、天津、济南和郑州。返程则运去洋布、洋烛、洋油之类，供应“三边”和河套地区。碛口成了一个水旱转运的大码头，十分兴旺繁荣，被称为“小都会”。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乌江水码头，旧时为重要水上的竹木关卡（楼庆西摄）山西省临县碛口镇黑龙庙，位于黄河与湫水河交汇之处的黑虎山上，成为碛口水陆码头的重要地标。碛口兴盛于清中叶，繁华之时，每天有几百条船只或羊皮筏子，几千匹骆驼往来（李秋香摄）山西省临县高家坪村窑居建筑。旧时主要依靠黄河上重要的水陆码头碛口，跑运输，经营买卖，盖起了黄土地上十分讲究的青砖窑房，或半青砖窑房（李秋香摄）[1]陕西省长武县十里铺村由古驿道逐渐形成，村落局部俯瞰图
碛口镇西部紧贴黄河，沿岸主要是连绵的仓储行和过载行。东部紧贴湫水河，沿河以骆驼店、骡马店为主。东、西两部分之间，是批发业、零售业、宿店、银号、百货店和餐饮业繁荣的地带，还有一些农副产品的加工业和手工业。巡检衙门、厘金局、商会也在这个中心地带里。围绕着碛口的许多村庄，以碛口为核心，发展了自己的类型性特色，并且共同形成了一个完备的功能性系统。例如，从碛口沿黄河向北，西岸的陕西村子，有许多“养船户”，会造船，会使船；东岸的山西村子，大批青壮年多会绑扎皮筏子也会驾驭皮筏子。紧靠碛口黄河码头的悬崖顶上有个西山上村，那里的青壮年多在碛口码头当搬运工。碛口镇西北端，紧贴黄河码头，从悬岩峭壁上开出一批大仓储窑洞，专接河上来货。碛口镇东端以及东邻的西湾村和侯台镇，也有许多仓储货栈，服务于陆上运输。碛口镇的中段，则多宿店、饭馆、银号、百货店、戏台等等，为从事商业和转运业的人们服务。碛口附近有不少村子专业饲养牲口，每天几百峰骆驼和骡马从碛口出发沿樊家沟走向离石县经吴城出吕梁山奔晋中盆地。一路上有些村子专门经营为这些运输队服务的行业，如旅店、草料店、蹄铁店、干粮店之类。其中最大的是离石县吴城镇，它的过载店竟并肩绵延二三里长。碛口镇周围的黄土山梁上，农地贫瘠而稀少，但村子不少，那些村子都直接和碛口的经济有关。有些大量饲养骆驼和骡子，青壮年以赶脚为生，如寨子山；有的村子居民多习武，练出一身好拳脚给商队当镖师或到镇上当更夫，如麻墕；还有村子如李家山，村民有不少以演戏为业，因为为了娱乐外地滞留碛口的大量客商，街上几乎天天有戏，有些日子同时有好几台戏。还有些村子，村民以赶碛口的集市以过手买卖谋生，甚至专门设赌摊。武家沟的铜器和招贤的瓷器也因为有个碛口转运市场而发展起来。碛口镇是在悬岩下一条很窄的荒滩上形成的，它早期的经营者和开发者都来自附近的村子，如寨子坪，西头、高家坪、寨子山、侯台镇、彩家庄等等，那里后来因碛口的繁荣而富庶，造了很精致的房子。离石县的彩家庄李家甚至是碛口镇上几乎整个二道街店铺的东家。这些网络状分布的村子群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不同类型特征的形成，都是因为围绕着水旱转运码头碛口镇。所以碛口镇成了水旱码头，就带动许多村落形成了一个互相依靠的有机的功能性系统。
水陆交通便利还有利于形成农业地区一定范围内的集贸中心，就是市集。例如，四川省在明末遭到张献忠农民军的大屠杀，以致清代初年四川地广人稀，政府不得不鼓励甚至组织湖广一带农民迁移到四川去。移民可以得到大量土地，因此，农户多在自己拥有的土地内建房居住，并不聚而成村落。这种情况不利于互通有无，渐渐地，有些地方便产生了专门作为农副产品聚散地的市集，四川人叫它们为“场”或“街”。市集分布的密度大致是山民半天脚程的范围内必有一个，合乎“日中为市”的习惯，便于赶场的人一天来回。四川省合江县的福宝场是一个不大的市集，它位于浦江河岸边，是溯江而上的舟楫交通的终点，从福宝场却可以驾舟直下长江。出重庆过娄山关去贵州遵义的山路和过铜鼓岭去贵州赤水的山路都穿过这个丛山中的小坝子。它有九条山路连接附近各处的山居，被称为“九龙夺珠”的地理形势。因此在清代初年，大约是乾隆朝，它就成了一个市集，十天两市。
合江县另一个有名的市集叫尧坝，它正好位于从长江边的泸州到贵州省赤水去的中途。而且，它有一座规模很大的东岳庙，附近山民都来礼拜，山民把赶场和进香一次性完成，高效节能。
单纯的民俗崇祀活动也能促成村落的形成。浙江省永康市的方岩村就是因胡公大帝的崇拜而形成的。胡公大帝名则，北宋时进士，老家为婺州永康。《宋史·列传五十八》称他“果敢有才气”。曾任右谏议大夫、太常少卿、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等职，以主持钱、粮、盐等为多。《宋史》并没有写他多有大作为，甚至说“则无廉名”。但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百姓认为他曾在某个灾年豁免了三省的钱粮，救活了许多人，因此尊他为“大帝”，传颂他的许多灵异故事。永康乡下有一丛丹霞地貌的山峦，其中一座悬岩峭壁方方正正，就叫方岩山，山顶上有不大的一块平地，胡公大帝的庙宇就造在这里。每年秋收之后到来年春耕之前，浙江、江西、福建三省各地朝山进香的队伍络绎不绝地来到，于是，山下形成了一条三四里长的街，都是客店和香烛店，以山取名，叫岩下街。香火经济很繁荣。街西端有回龙桥，过桥上山，在罗汉洞侧登天梯、穿天门，到山上便是天街，也是繁荣的香火街，街前有天池，胡公庙也就在池边。在庙里上香之后，从后山下来，进入一个深邃的峡谷，有水帘下挂，帘后幽洞里，是南宋事功派理学大师陈亮设席讲学的五峰书院。江西省婺源县思溪村的廊桥。过去思溪河水浇灌着沿岸的农田，也是漂运竹木的重要的通道（李秋香摄）江西省景德镇市瑶里村。清以前，这条河上多往来运输瓷器的船只（李秋香摄）江西省婺源县凤山村沿河景观（李秋香摄）贵州省黎平县肇兴堂安侗寨风雨桥，出入村子都要经过此桥（李秋香摄）[1]本书的所有测绘图都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学生测绘。
四、村落选址和居住安全
村落的选址，要有土地、水源、植被、气候、矿产、交通等的条件，但只有这些条件还不够，还要考虑到居住的安全。居住的安全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环境的安全，二是社会环境的安全，三是心理的安全。
自然环境的安全，考虑的主要是提防洪水和其他灾害性地理因素。提防的办法，一是避开，不在有危险的地方建村；二是抵御，构筑可靠的抗灾工程。
断崖之下、裂谷之中不可以居住，这是常识，怕的是再度发生山崩、地陷、泥石流。河谷两岸历年水线以下不可以居住，这也是常识。洪水是农村最熟悉的自然灾害，一旦爆发，庐舍尽毁，人畜丧生，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史都是以洪水为开篇的。中国人最崇拜的古帝之一禹，他的功绩便是治洪水，他的治水是和发展农业相结合的，孔子在《论语·泰伯》里说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把水利工程看得比给万民之上的自己造房子重要。而治沟洫是为了让普通百姓种水稻，如《史记·夏本纪》所说，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民就是用这样的原则和方法与洪水斗争的。
浙江省永嘉县豫章村的“外宅”部分贴近小楠溪南岸，清代康熙年间，一场洪水把它冲得片瓦不存，后来豫章村只剩下离开江岸一里多的山脚下高地上的“里宅”，而把江边改成了阡陌纵横的水田。广东省梅县的侨乡村、福建省福安县的楼下村以及山西省沁水县西文兴村等都是建在盆地边缘的高台地上。这是一个选村址的重要原则。
但避开可能的灾难并不总是唯一决定性考虑，在某些情况下，经过利弊权衡，也可能用人力来对抗自然。如永嘉县的廊下村和上坳村，都有水患，但廊下村所在的盆地土地十分肥沃，上坳村则有经营竹木运输之利，于是，两村便采取工程方法来抵御洪水，沿溪用石块建造了高大坚实的防洪墙，村门也经过缜密的设计。一般的洪水，它们可以挡住，特大的洪水仍能进村，但水的冲激力大大降低，不致毁坏房舍。山洪来得猛，去得也快，损失不致很大，易于修复。
河流都有转弯处，大体呈弧形，弧的外侧，一般易受河水冲蚀，叫冲蚀岸。河水挟带的泥沙易在弧的内侧沉积，则内侧是沉积岸。村子选址，多在沉积岸一边，而避开冲蚀岸，怕的是冲蚀岸一侧土地不断减少，甚至会危及村落本身。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位于赣江支流乌江中游一个盆地里，乌江由东南来，到盆地东北端急转向西，遇山又转而向北流出盆地。五代南唐时始迁祖初来，定居在乌江东北岸的白泥塘地方，但白泥塘局促狭窄，而且处于冲蚀岸，不利于长期的居住发展，不久便搬迁到江南岸的白茅洲。这里是沉积岸，安全而有领域感，但是地势太低，潮湿并仍不免水患，于是略向南再度搬迁，到乌江西岸的一处高地上。这里不怕干旱也不怕水淹，高爽安全，一直定居至今。
如果河弯外侧的地质是岩石的，则江河水虽然冲击它却难以侵蚀它，所以也可以建村，例如浙江省永嘉县的蓬溪村。不过，村民们为了心理上的安全，还是在岸边造了一座不小的关帝庙，关羽是万能的伏魔大帝，有了他便“百无禁忌”，可以放心安居。原徽属六邑之一江西省的婺源县有个凤山村，位于大约百米宽的浙水北岸的反弯处，也就是位于冲蚀岸。但它的始迁祖于北宋初年选定这个村址，是因为有收购和转运木材、茶叶的方便，后人不舍得放弃这个好处，便沿河岸修筑了二百多米长的石堰，高而厚，结结实实地抵抗了河水的冲蚀。它经历了几百年，一直没有受灾的记录。
干旱的黄土高原上虽然少有溪流江河，却也要防地表雨水径流的侵蚀。雨水在黄土地上冲蚀出一条条又宽又深的沟壑，沟壑的陡崖上是村民开凿窑洞作为居处的好地方。但黄土高原的土层是垂直肌理的，很容易被地表径流竖向一片一片地剥落，不但会危及窑洞，也会危及村落。因此，地表水的导引排泄和沟边的保护就是很需要注意的问题，如山西省离石县黄土沟壑悬崖边的彩家庄，排水护土工程做得很仔细。
村落选址也要考虑社会的安全，主要是避乱。福建省南靖县石桥村的方楼、圆楼（李秋香摄）广东省梅县桥乡村围龙屋屋顶平面图浙江省永嘉县坦下村村立面江西省婺源县游山水街（李秋香摄）
浙江省永嘉县的楠溪江流域，村落星罗棋布，居民大多是唐代以后从外地迁来的。渠口村始迁祖在唐末为避黄巢之乱而来，豫章村始迁祖是随宋室南渡而来，还有些村子的先人是五代闽国内乱时从福建迁来的。清代乾隆《永嘉县志·疆域》引旧《浙江通志》说：“楠溪太平险要，扼绝江，绕郡城，东与海会，斗山错立，寇不能入。”楠溪江流域水土丰厚，固然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条件，而“寇不能入”显然也很重要，尤其对于因战乱而不得不远离故土、播迁异乡的人来说，更是最重要的。“安居乐业”，不能不避人祸，尤其要看重“易守难攻”的生活环境。楠溪江中游下园村的《瞿氏宗谱》记载：“晚唐时，黄巢乱，宁波刺史瞿时媚避乱来此，鉴于天险奇峰，旷洞清幽，乃定居。”下园村局促在芙蓉峰山脚下，农耕条件并不很好，当时楠溪江中游人口还不稠密，可耕之地尚广，显然在这位卸任刺史看来，利于防御的“天险奇峰”具有更高的甚至决定性的意义。后来，宋末，相邻的芙蓉村进士陈虞之响应文天祥起兵抗元，在这座芙蓉峰上坚守了三年之久，可见地势的险要。
安徽省以及浙江省、福建省各地，不少从北方避祸流亡过来的人们，是因为可以借当地自然屏障“依山阻险以自安”而定居下来的。新安昌溪《吴氏族谱》说，徽州“万山攒峭，径路陡绝，自汉迄明，虽间遭兵革，而世家大族窜匿山谷者，犹能保其先世之所藏，非若金陵南北，土地平衍，一经离乱，公私扫地，其势然也”。
不过，时过境迁，当初确实借山险水阻而偏安于邃谷之中、危岩之下的村子，如浙江省武义市的山下鲍村和郭洞村，永嘉县的岭上村和岩龙村，都因为过于偏僻而在农业经济上难以发展。所以，全国各地都有因自然和社会条件变化而全村迁徙的例子。
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如苗族和侗族，本来生活在中原地区，因为受到强势民族的压力，一退再退，最后蛰居在贵州一带的崇山峻岭之中，这也是一种为求社会性安全而不得已的情况。
相反，在贵州、广西、河北、陕西各边疆地带，则有由“屯堡”形成的村子。“屯堡”是明、清两代驻守边疆的军垦村落。部队除饷银外，还有一些田地可以从事农业生产。明代初年，北京郊区就有145个军屯。后来其中一部分发展为村落，如清河镇附近的后屯，牛栏山附近的下坡屯等。
至于心理的安全，主要是希望住在一个可以借视觉直观而有明确的领域感的地方，尤其是背后有山可靠，面前有水环绕。这样一个环境能给人以安全感，首先因为周围一切都是可以直接观察，直接度量，甚至可以亲历的，没有不可捉摸的神秘性；其次因为觉得四面山环水抱有屏障，不会像在一个十分广阔的大尺度环境里八方凭虚，觉得无依无靠。这两方面是每个孤身人处于一个大空间里都可以感受到的心理状态。
明确的领域感有利于酝酿村落居民的内聚力，村民会产生大家共处同一个环境而命运相似需要互相依靠的亲切感。这一点无论对血缘村落还是杂姓村落都很重要。
古代中国人口大多分布在丘陵区和浅山区。这种地区很容易找到山环水抱宜于建村的地点。东南诸省流行以“富”字作为聚落环境的理想格局，就说明了领域感的重要性。那一短横代表村子。它以山丘包围村落的三面，把村落安置在地势较高的盆地里，村落要后退而背靠比较高的主山，这就造成一个安全的态势。同时，村前有水塘，村外有田，这是保住了命脉。山西省沁水县的西文兴村，福建省福安县的楼下村以及广东省梅县的寺前排村、高田村和塘肚村，都让出土壤肥厚的盆地中央而退到边缘丘陵脚下的台地上，背靠山坡。这样既有利于生产，也有利于居住，不论心理上还是生活上，都很安全。
西文兴村居民为柳姓，所在的盆地不大，盆地里只有它一个村落，建村的台地在盆地西侧，比较高，村落在盆地里的主导作用很强。梅县三村以潘姓为主，并肩展开在北侧的山脚，迤逦很长，不过盆地虽长而不十分宽阔，近山也不很高，所以景观还够饱满。楼下村所在的盆地面积比较大，村落贴在它的南缘，面对北方，四围的山很高，好在盆地中央有一个小丘，东西向延长，所以盆地景观还不觉空旷。村落环境景观饱满，村落在一定范围里占主导地位，这样的环境能加强村民心理的安全感。
村落环境的领域感还可以依靠河流获得。缘河弯的村落大多选址在弧形的内侧，这固然因为内侧是沉积岸，可避免河水的冲蚀，而且经过千百万年的沉积和侵蚀，弧形内侧的平展土地已经远远多于冲蚀岸外的，但同时也因为在这一侧具有领域感，所以一般多选择“山环水抱”的地形，把环抱着村子的弧形河段称为“腰带水”。不过，实际上，只要河岸是岩石的而不是泥土的，在河弯外侧的村落也不很少。例如，湖南省会同县的高椅村。江西省乐安县从流坑村到牛田镇十余公里的乌江畔，位于沉积岸一边的村子有五座，位于冲蚀岸一边的也有三座。决定村落选址的毕竟是各种实际条件因素的综合而不是迷惑人的“风水”。
造成村落环境安全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和环境的和谐感。美是和谐，所以环境中自然风光的美也是村落选址的考虑之一，虽然并不是决定性的考虑。岩石破碎的峰峦下依例不可建村，虽然主要是怕山体滑坡生成泥石流，但形状怪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浙江省武义市的俞源村，1958年前属宣平县，清代乾隆《宣平县志》里说：“宣邑山水惟俞源为最，自九龙发脉，如屏、如障、如堂、如防，六峰耸其南，双涧绕其北，回环秀丽如绘也。”清代道光辛丑年（1841年）重编俞源《俞氏宗谱·后序》里写道：“贾子曰：贪夫徇利，烈士徇名；史公曰：熙熙攘攘，为利来往，然则名利关头真能看破者鲜矣。乃若俞氏之先则不然，盖其始祖处约府君德者，生当宋季文明之世，以儒业文章为时所推，擢为松阳儒学教谕。……乃府君独不汲汲于是而雅爱山水之奇，数游览括婺间，见婺界有所谓九龙山者，其下溪山秀丽，风气回环，欣然有卜居之想矣。”当然，俞德数度从松阳到九龙山下游览，不可能不见到这里正处于括州和婺州的交通要道上，而且农产和山产都很丰富，这是更根本性的优点。但后人更喜欢始迁祖俞德的情趣，几十年后同治《俞氏宗谱》里载村人传说，俞德逝世后，他儿子庭坚扶柩还金华浦口老家，途经九龙山下双涧交汇的地点，停留一宿，次晨棺上竟长满紫藤，棺木不能移动，于是庭坚便把俞德的灵柩葬在当地，这儿便发展成了俞源村。可见俞氏子孙虽然编造了传奇故事来论证俞源村选址的合理性，但仍然宁愿把先祖奉为一位雅爱山水的儒者，而不是堪舆家。
因山水之美而卜居的记载寻常可见。如安徽省歙县金山村《金山洪氏宗谱·金山洪氏续修宗谱序》里写道，金山村的环境是“山磅礴而深秀，水澄澈而潆洄，土地沃衍，风俗敦朴”，金山洪氏始迁祖洪[1]显恩“避喧就肃，择胜寻幽，始居于此”。安徽省绩溪县盘川王氏在宗谱的序里写道：盘川“狮山拱峙，澄水潆洄，古木参天，良田盈[2]野”，于是“族众繁衍，合村而居，敬业乐群，雍雍睦睦”。浙江省江山市三卿口村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重修《三川王氏宗谱》里一篇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重修嵩溪王氏宗谱序》里说：小台始祖安珠公“生平喜清净，雅爱山水，行见小台之境，列岫回环，地僻而可以栖迟，甘泉舒流，景胜而足以恬适，公遂歌乐土而就庄于此焉”。可见文士们除了“土地沃衍”、“良田盈野”之外，也是要从审美看自然的，但大多并不涉及风水术数。水清土肥的地方，必定草木蓊郁，所以自然之美，大多和农、林的丰盈相联系。而农林丰盈，则民众大多能安居乐业，和睦共处。
类似俞源先祖俞德的棺柩不能移动的故事也不少。如福建省永安县垟头村，传说便是始迁祖池某在山道上“赶石佛”，赶到这里，石佛忽然再也不动了，于是便在这里定居建村。四川省自贡市的仙市镇也有完全相同的“赶石佛”的故事。这类故事都贮藏在风水师的心里，根据情况便揪出一个来卖个好价钱。四川省合江县佛宝场吊脚楼建筑（李秋香摄）山西省阳城县郭峪村全貌（李秋香摄）福建省永安县安贞堡俯瞰（李秋香摄）四川省合江县佛宝场吊脚楼建筑（李秋香摄）广东省大浦县圆楼花鄂楼，对外封闭，对内开敞，防御性极强（李秋香摄）
中国文化里素有雅爱自然的传统，孔子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两千多年来，这个山水情结一直强烈地影响着农耕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明代文震亨所著《长物志·室庐》中说：“居山水之间为上，村居次之，郊区又次之。”所以始迁祖们或者代先祖立言的人们都要标榜既乐山又乐水的情怀。以致光绪《婺源县志·风俗》中夸耀婺源“山峻而水清，以故贤才间出，士大夫多尚高行奇节”。山村人家，也会在大门头横额上写“群峰聚翠”、“岚光凝秀”这样几个字。门联则多“松茂竹苞君子宅；云蒸霞蔚吉人居”，或“金屋玉堂竹松挺秀；德门仁里兰桂增芳”，表达一种雅爱自然的品性。南方诸省的许多村落，都有“十景”、“八景”之类，刻意经营，并且写了许多优美的诗来歌咏它们。
被认为理想居住环境的“富”字模式，也有很强的审美意义。富字，是完全对称的，村落的选址和朝向，确实很重视左右山丘的对称布局。对称的形体是最简洁、最有条理、最易于认识的结构，体现出一种和谐感，所以它具有审美价值。[1]转引自朱永春著：《徽州建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5页[2]转引自朱永春著：《徽州建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6页
五、风水与村落
在长期的农业文明时代，中国流行着一种相地术，叫堪舆或风水术。这是一种迷信的巫术，但它一直在人们似信非信而又不妨姑妄听之的状态下在阴宅和阳宅的选址中起着作用。堪舆风水术的基本理念是认为阴宅、阳宅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形态可以影响甚至决定有关人们的吉凶祸福。阴宅就是坟墓，阳宅包括住宅和村落。
吉凶祸福在人们生活中不断地发生着，人们无不乐于趋吉得福，避凶免祸。但是在漫长的蒙昧时期里，有许多吉凶祸福的因果得失是无力理解的，因此就产生了一些猜想，一些疑忌，一些祈求，一些避讳。这些心理是普遍的、长久存在的，于是便形成了一种巫术。
漫长的农耕生活教会了人们意识到一些简单事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养鸡下蛋，养猪下崽。于是人们认为生活中的吉凶祸福也是如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善之家庆有余”，是一种道德教戒，但是复杂的社会生活使人们并不真心相信这些话，因为生活中的因果关系并非如此简单易明，直截了当。在那个时期，倒是一些模糊的、或许可能却又无法验证的玄想的“因果关系”更能使人产生“宁信其有”的心理。这些因果关系的主宰，必是“伟大而值得敬畏的”、“神秘而不可捉摸的”，上有日月星辰、时序轮替，下有山陵丘壑、旱涝风霜。于是就有了占星术和相地术。
相地之术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上焉者是一些文人，说的无非是“水秀山明常出仁智，地灵人杰永传声名”而已，比较泛泛。如浙江省永嘉县棠川村《重修棠川郑氏宗谱序》记载，始迁祖初来选址，“至其地，见夫奇峰突兀，怪石峥嵘，面临雷壁，背枕天岩。九峰围屏，共巽山而拱秀；双溪环带，合曲涧而流芬。福地嫏嬛奚多让乎？”这些人大多也精通堪舆，有时不免多说几句，如永嘉县蓬溪村谢氏《同治甲子重修族谱序》描绘谢灵运后人的这个村址道：“楠溪形局，惟遂川最奇。迎逆流四十余里，过堂潆洄荡漾，潴而后泄。守水口者，则有若狮、象、龟、鱼，突怒峭竖，险恶畏人。又有文笔峰撑寿星岩，镇屏山对列嬴屿。横临诸如观音坐莲、美女梳妆、鹰捕蛇、狮捉象、仰天湖、瀑布泉、将军仙人、牛鼻虎头、燕巢鸡冠等胜，亦皆秀异可观。”如此好的风光，也不过说一句“宜禀其气以生者，富寿康强，文武具备”罢了。最后为安抚子孙，又模模糊糊地说了一句：“迄今螽斯蛰蛰，未始非地气使然”。并没有什么具体肯定或繁琐模糊的“箝语”。
下焉者则是寻龙先生，或者叫地理师，他们把地理环境对人间穷通荣辱、吉凶祸福的因果关系说得神乎其神，既具体又肯定。文士们的风水观主要是审美的因素，地师们的风水则纯乎是迷信。不过二者界限并不判若黑白，有些文士也会堕入地师们的行列中去。更欺人的是地师们作为一种职业者，对各种风水形局中的不利方面都有禳解之法。如村落面对“火形山”，有回禄之忧，应在宗祠门前掘水池、建照壁；如村子长期不发科甲，可在村子的巽位上建文笔或文峰塔，子孙便能登上青云之路，等等。因为村落的选址，都决定于许多实际的生活、生产等条件，而且先人初来时也请不起地师旷日持久地堪天舆地，所以地师被请来看村落的风水，实际上大多在村人早已定居之后，因此地师们的真正“工作”其实不是选址，而是禳解他们“发现”的村址风水形局的不吉或不足之处，而真山真水大地理环境造成的“不吉”、“不足”，他可以“略施小技”，用一口水塘，一座塔，一堵墙来化解，甚至只把大门略偏一点点，便能“化凶为吉”，这正足以证明堪舆术的欺骗性。
例如，浙江省平阳县顺溪村陈氏于清代乾隆时编的宗谱里那一篇《增修家乘序》，分明说的是太公从“土宜、物产”而认识这地方宜于“山业田园”，也就是宜于林业和农业，因而定居的，后人却渐渐附会出许多风水说法来。说顺溪村像只船，有船头有桅杆，所以水口众水会聚而不能搭桥，怕压住船身；村里也不能凿井，怕凿漏了船底。一个说法是：正因为几百年来守住了这两条，因而顺溪村陈氏便很兴旺。
不过，在风水迷信中可以看出宗法制度下中国农民最关心的是两件事，这就是：第一，人丁兴旺；第二，科甲连捷。风水的好坏，主要看地理形局对这两方面的“影响”。丁口和举业关系到任何一个宗族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堪舆之术也以这两项为“主攻方向”。而命运的扑朔迷离则是它得以长久存在的原因之一。
有识的文人历代都有，他们记得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儒者不言堪舆”。有时候他们会不客气地批评风水术。浙江省永嘉县楠溪江畔豫章村胡氏，宋代有“一门三世登进士者五”，明代又出了一位文渊阁大学士、中书舍人。清代《重修豫章胡氏宗谱序》里说：“人咸曰豫章山川秀甲两源所由致此。予曰：允若兹，今何不古若也？岂山川灵淑之气独钟于昔而不钟于今耶？虽本朝康熙年间地被水坏，而人事尽则天心可回，诚能起而读孔圣书，法周公礼，犹可易否为泰，转剥为复焉。”江西省兴国县是风水术里形势宗的发源之地，乐安县流坑村据传又是经形势宗祖师杨筠松和曾文辿亲自看了风水的，明代重建董氏大宗祠的时候还专门添加了一座报功堂奉祀这两位风水大师。阳明学后人聂豹应邀给明代万历十年（1582年）的董氏宗谱写了一篇《董氏重修祠堂记》，里面竟毫不客气地说：“杨、曾物土遍天下，乃江南卜兆，妇姑子父如董氏者岂少哉，而荣禄、文献之盛不一再见，岂堪舆之术独神于流坑也耶？君子弗之讳也。”两篇文章对堪舆风水之说的质疑方式都一样，可见对这种巫术的批判已经很普遍。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工部郎中谢肇淛在所著《五杂俎》里更尖锐地批判了阴宅风水术之为谬说。他指出最著名的风水“大师”郭璞“不免刑戮于其身”，黄拨沙、厉伯招身后“子孙何寥寥也？”“其他如吴景鸾、徐善继等，或不得令终，或后嗣灭绝。若有地而不能择，是术未至也，若曰天以福地留与福人，则何必择乎？”说的是阴宅的事，道理和阳宅是一样的。浙江省永嘉县黄村水街（李秋香摄）山西省临县彩家庄建在一山阳高照的山峁上。俯瞰山形如一只凤凰，民间说这是处好风水（李秋香摄）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龙湖周围住宅（李秋香摄）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俯瞰（李秋香摄）浙江省宁海县许家山街巷（徐培良供）
风水术也可以说是文明不昌时期宗法社会里用来安定人心、凝聚宗族的一种手段。它论证村落风水之好，或者虽有欠缺但可以禳解，“化凶为吉”，从而说服宗族成员对一方土地有信心，乐于居住下去。浙江省建德市的新叶村，本来有三个大姓，早来的汪姓和夏姓嫌当地环境不好，迁走了；叶姓利用风水师的欺蒙，安定了人心，住了下来，辛勤劳动，挖渠引水，平整土地，改良土壤，终于在当地发达了起来。宗族成员乐于在一方土地上世代居住下去，是宗族稳定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宗族的稳定又是宗法制度和宗法社会稳定的前提。所以说，风水术是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
六、村子的结构和布局（上）
凡正常发育的村子大多有一定的内在结构，但村落的结构布局不都是一次性定型的，通常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会有重新调整甚至彻底改建的情况。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人口大量增加或者经济活动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之后。
一个村落，它的始迁祖初来定居的时候，有的只有一家人，有的不过父子、叔侄、兄弟等几家人，因此住屋兴建不多，远远不足以形成聚落。然而，定居若干代之后，尤其是形成了若干房派之后，初期随意性很大的甚至有点散乱零落的住宅群就有必要调整为以房派为单元的团块式建筑群，然后再组成有矩有距的血缘村落。每个房派的团块有它自己的地段，自己的细巷，自己的水塘，自己的住宅群和自己的次级宗祠。整个血缘村落的总祠则建造在村子的“风水宝地”上，大多在村子的前沿，无阻碍地面对“朝山”。这种团块式的村落布局很常见，如浙江省建德市的新叶村，在一次大规模的调整改建后形成了十一个房派团块，在它们内部细巷交通，而在它们之间造成比较宽阔整齐的巷子，这些巷子的一端都导向村子前缘的叶氏总祠。总祠面北，跟前是很开阔的半圆形的南塘，水塘中倒映着远处金字形的朝山。
如果村落的这种大调整做得比较晚，老村落的农业用地已经不足，住宅用地已经饱和，就会有一两个房派整体搬迁到新地点去。新叶村就曾迁出一房。有些村的迁出部分走得很远，有些则比较近，如浙江省诸暨市斯姓一族，分居二十几个村子，都相距不远。
有些村子，由于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做整体性的大改造。例如，江西省乐安县的流坑村，初期人口稀少时，都以务农为生，村子就建在南来的乌江向西转折的东北角的外侧，把内侧留作农地，因为地下为石质，不怕水蚀。后来人口增加，村子就迁到比较平坦的东北角的内侧。又后来，明、清两代，乌江上游林区开发，有了竹木运输，村子人口也大大增加并以从事水运为主，于是彻底改造了整个村子，整体贴近东侧的江岸边，有六条东西向的巷子，东端直抵江边码头，西端又建了一条南北向的巷子，连接了它们。一个房派住一条巷子，小宗祠就造在横巷的西端。全村的总祠则造在村子北侧，离村子大约有一百多米，面向南，即面向村子而背对转了弯的乌江。总祠的西侧便是一座大书院。经过这番改造，村子整齐了，街巷方便地直通江边了，空气流通了。
又有一些古村落，由于周边环境变化，它们的经济状况也发生了变化，导致原有村落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例如浙江省兰溪市的诸葛村，本来是一座纯农业的村落，东北两侧都有丘陵高地，村子就布局在这些高地上。由于它面北方不远开发了一座石灰石野山，当时石灰是肥料，附近各村农民经过诸葛村西边去购买，日子久了，村西形成了一条商业街道，主要服务于买石灰的过境农民。在这条街的西侧，即外侧，建造起一批高档大宅，并且形成了繁华的商业区新市街。不幸，太平天国战争，这条街被焚毁，商号主人大多逃亡远方，战后，地权还属于逃亡户，街市不能恢复。于是，房屋还很稀落的村北上塘沿岸搭了些简单的棚屋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从原来的老商业区连通过来的义泰巷和北面的马头颈一带也店铺接肩。渐渐，以上塘为中心的新商业区形成了，后来竟成了独立的行政单位，有商会、警察局、税务局、消防队等等，甚至发行了自己的硬币。不久，上塘、义泰巷和马头颈一带成了附近许多村落共享的商业区。
手工业、商业和长途运输业的发展都会促成一些有特色的村落的形成。例如，以烧瓷器为主业的村子，以养骡马、骆驼跑运输为主业的村子，以驾内河船筏为主业的村子，以制造纸张为主业的村子，以绘印年画为主业的村子，等等，都有或强或弱的特色。
各种类型村子的结构有它们自己形成的根据和规律。村落结构主要决定于它们的生态，有经济的，有自然的，有社会的，有文化的。更常见的是这些方面的综合作用决定了村落的结构，而不是单一的原因。
村落的位置是固定的，它的土地面积是没有弹性的，而村落却会在漫长的存在时期里不断地发展，人口会增长，经济会转型，交通会便利，水源会枯竭，也会有灾难和战争的大破坏。这些等等都可能影响到村落结构的变化，所以，它们的结构形态，是动态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
建村初期，大多数村落的规模、布局有一定的规划，虽然粗糙，并非完全盲目无序。定居之后，先祖们对当地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情况逐渐有了更多的认识，如可耕地面积、土质、水源、风霜以及对自然条件的改造和开发的可能性等等，对这里的人口可能容量和建设地段位置和大小等等的认识有所进步，从而会修正建设和开发的构思。
我国东南各省的农业村落大多是血缘村落，其他各地也有少量的血缘村落，这些村落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里，宗族机构往往是一个类政权的组织力量，对村落的各个方面的控制、管理都很严密，村民们的宗族观念也很强，因此村落的结构便打上了宗族组织鲜明的烙印，反映了宗族本身的结构。
一个血缘村落有一位始迁祖（太公），他是第一位携眷在这里选址定居下来的，或者是最早迁来的若干人里辈分最高、年龄最长的。始迁祖的后裔在一个村落里生产劳动，逐渐繁衍，经过几个世代，人口渐增，形成稳定的宗族，以至于建立宗祠。一个宗族里，过了五代，就可以分立房派，建房祠，这时，原来的宗祠便升格为大宗祠，即总祠。房派里，满了三代的可以分立支派，建支祠。房祠和支祠通常分别叫“厅”和“小厅”。当然，如果人丁不旺，财力不足，不立房派支派也可以，不过某人属某房某支是很清楚的。这是宗族的血缘结构。
村落在发展的早期，居住状态还不很密集，房派和支派成员一般都自然地以不大的、简单的厅和小厅为中心聚集在一起，形成房支的居住团块，而以大宗祠为全村的最高核心。不过大宗祠虽是村落的“核心”，却未必在村子中央被族人阳宇四面围住，而是位置在长房团块边上的比较多，并处于村落的前缘，如浙江省建德县的新叶村，兰溪县的诸葛村，武义县的俞源村和永嘉县的芙蓉村等等。
但是，村子的人口规模要和耕地、水源等的大小多少相适应。村落宗族的人口和经济是不断地发展着的，虽然先人们努力预想这些发展对村落规模和布局的影响，但仍然难免会在某个时候必须对村落的人口和布局重新做一次比较大的调整，主要的是以房支为单位，迁走一部分人口，另觅适当地段建立新村。旧址则重新规划建设，大小宗祠也会在村子的发展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改建或重建。这种大规模的重新规划改建可以在浙江省建德市的新叶村、安徽省黟县的碧山村、江西省乐安县的流坑村等村落清晰地见到。
浙江省建德市新叶村，叶氏外宅派到明代宣德年间，即15世纪中叶，第八世崇字行已经有了百十户人家，六百口人左右。这时叶氏发生了一次大分支。据《玉华叶氏宗谱·崇仁堂记》记载：“八世祖崇字行并克恢宏，接踵建厅，各聚其族属，凡十有一焉。”“接踵建厅”就是先后建分祠，“各聚其族属”就是以分祠为中心形成各房住宅的团块，老村子一下子就有了十一个团块。其中比较大的是崇仁堂、崇义堂、崇礼堂、崇智堂和崇信堂，都属外宅派，里宅派已经人口很少而且很弱了。浙江省建德市新叶村住宅俯瞰（李秋香摄）浙江省兰溪市诸葛村按照房派居住在一起，形成一个个团块（李秋香摄）浙江省建德市新叶村以团块式的布局方式，住宅按房派建在自己房祠的周围，南塘一带是整个村子的前沿，也是村落的核心，因它正对村落的朝山，前部不得建造房屋（李秋香摄）浙江省建德市新叶村选在山区与浅丘区的过渡地段，村落前是大片平整的农田。农耕时代这是最理想的村落聚居地。油菜花盛开时节，新叶村一片锦绣（楼庆西摄）安徽省黟县小盆地内，一幅“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田园景色，这里的村落大多为聚族而居（李秋香摄）
不久之后，弘治年间（1488—1505），崇智堂一脉就搬出了新叶村，移居到大约两公里之外的三石田去了，连宗祠崇智堂也搬了过去。因为他们的农田大部分本来就在三石田，这叫“移宅就田”。乡谚说：“近家无薄田，远田不富家”，根据这个道理，村落是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的。
调整之后，新叶村里新的房派居住团块之间的巷子比较宽，路面中央顺向铺一溜条形石板。房派团块内部的巷子比较窄小而且不铺石板，只用大卵石铺面。全村所有铺有石板的大巷子都通向村子北端的外宅派大宗祠有序堂，而小巷子则只能服务于房派团块内部，并通向团块中心的房祠和支祠。房祠和支祠门前大多有一口泮池，一块空场，一片绿地。泮池可供日常洗涤，有改善小气候、防旱、防火等功用，空场平日里晾衣服、晒干菜，做点儿木工之类，也是节日舞龙灯、踩高跷和其他各种群众活动的场所。绿地则用来改善生态环境和景观。新叶村的几座书院和花园都在这些空场周边。由于分祠的分布是比较均匀的，泮池、空场和绿地对美化村落的环境，提高村落的居住舒适度起了很好的作用。夏夜纳凉，冬日负曝，空场上总是男女老幼各得其所，充满了欢悦和亲情。
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初建于南唐，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村子布局已是房派杂乱，于是宗族主持了村子结构的大调整，重新规划，建成七竖一横八条巷子，“七竖”是东西走向，“一横”是南北走向。大体每条巷子住一个房派，小宗祠建在西端巷口，分区很明确。但到了清代，这个格局又一次被突破，以致房派住宅和小宗祠重新又散于各处。不过全村的总祠在村子北面，始终不变动。
安徽省黟县有个碧山村，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被夷为平地。战后重建时，考虑到村址周围农田辽阔，所以把各个分祠的间距拉得大了一点。但人口与建筑的恢复速度比预期的慢，所以直到20世纪末，各个居住团块之间还剩下不小的空地，未能接连。无意中他们成了血缘村落建设规划的标本。
血缘村落的这种团块式结构是宗法制度下的产物，风水典籍《阳宅十书·论宅内形》里说：“十家八家同一聚，同出同门同一处。”它有利于房派的团结从而巩固宗族的秩序，因此是由宗族提倡、支持和维护的。宗族大多有规约，房派内如有某家贫穷潦倒，要出卖房产，必须优先卖给本房的人家，本房无人承购，再卖给侧旁支，但无论如何不得卖给外姓人。这叫做“败家不败族”。山西省沁水县西文兴村，存有《河东柳氏训道碑》（明代万历庚辰，1580年）、《河东柳氏传家遗训碑》（下款残，不知年代）和《柳氏家训碑》（清代道光四年，1824年）三块石碑，每块碑都再三强调房产不可分。《训道》和《家训》两碑异口同声地强调：“生意房产永不许瓜分”，“家道之败败于分产”，也是同一个“败家不败族”的道理。
宗族对村落的管理都是很严格而且细致的。1947年浙江省兰溪市的《高隆诸葛氏宗谱·卷之首·家规》里规定：“凡祖遗房屋、坟茔、山塘、田地等业，势豪不得霸占，贫户不得侵损，其可租赁者，必须禀明族长，立札交租。倘有恃玩者以灭祖论。”这个《家规》里要严管的第一项便是房屋，也便是这座房屋所在房派团块的“纯洁”——无外派插入。
在一些杂姓村落里，也有类似的团块式结构。例如江西省丰城县白马寨。它不可能以血缘关系分区构成团块，而是以行政性的“社”分区。全村十二个社，分为不规则的十二个团块，每个团块中央有一座社庙，庙前小广场上有一口井，场边有社学，广场前沿设栅栏门。这些社的团块意识不比宗族的弱。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也是个杂姓村，也以村社为组织方式，但村落结构不如白马寨明确，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整个村落沿一条过境的商业街延伸，店铺一家接一家，居民大多经商，集聚意识就比农民薄弱多了。
影响村落结构形态的另一种社会性原因是居民的贫富分化。这种情况既可以发生在血缘村落里，也可能发生在杂姓村落里。和血缘村落里由房派形成的团块结构不同，贫富分化所形成的居民团块内部社会成分不会很纯粹。
浙江省武义市的俞源村，在南宋末年始建时，老太公居住在东溪以南后来叫做前宅的地方。到了明代初年，第五代分为四房，人口增加，大房、二房便过了东溪到溪北比较开阔的地区来发展，在溪北形成下宅和上宅两处，并且造了大宗祠。后来大房无嗣，到了清代晚期，只剩下经商大有成就的二房的一支在上宅和下宅居住，陆续起造了一批大型高质量住宅，巷子整齐宽阔。三房四房仍然务农，经济上没有什么发展，只好守旧业萎缩在前宅老旧的小房子里，狭窄的小巷曲曲折折。兴旺的二房掌实权的大都是富商，在外经营，对宗族的依赖弱了，宗族观念也就弱了，俞源村里，不再建造房祠、支祠，只把大家族聚居的大型住宅的大堂作为支派的“公厅”，供这个支派办红白喜事之用，而留在前宅的三房和四房便只能在狭小简陋的“老祖屋”里办红白喜事了。再晚一点，大约在清代末期，商人们的宗族观念进一步淡薄，不再造大家族聚居的大型住宅，而造舒适精美的中型住宅，外附书屋，同时也就加强了它们的防御性。这时，东溪两岸，前宅和上、下宅的贫富差别更悬殊了。于是，村里流传起一个风水说法来，说的是：上宅下宅沿东溪北岸延伸很长，像长衫先生的裤腿，前宅延伸很短，像下田劳苦人的裤腿。为了防止溪北的风水泄露到前宅去，所以上、下宅的人坚持跨东溪的桥不能用石头筑造，只用一段苦楮树对剖两半并排搭在溪上，就叫“树桥”，虽然这条桥是从宣平县城到武义县城必须经过的。树桥两头开了店铺，那段街就叫“树桥头”。一个宗族的人，祖上是兄弟，终于由贫富的分化而使俞源村分裂为对比鲜明的两部分。财富悬殊淡薄了亲情，这个社会历史现象在血缘村子的结构上留下了烙印。
又一个例子是山西省介休县的张壁村，这是个杂姓村子，不大，外面一圈方形的城墙。一条叫龙街的中心街从南到北把村子劈成两半。西半部几条巷子住着张、贾两家为代表的富商，那里大半是大宅门，一户有几个院落，都围着高高的、封闭而森严的砖墙，院子里面建筑精雕细刻，还有些书房院之类。龙街西侧的巷子口上耸立着两层的门楼，由它们底层天圆地方的门洞出入。巷子宽、直而且平，铺着石板，转角都是圆的或者切角的，便于骡车转弯。巷子边上靠墙脚间隔地放置着一些大石块，为的是防骡车太靠边以致车毂碰伤了砖墙。村子的东半部住的大多是穷苦的农户，巷口敞开，巷子曲折、狭窄，而且上下坡很陡急，路面没有铺砌、高低不平、不可能通骡车。巷边的庄稼户房子矮小，有一些还是窑洞，透过简陋破烂的柴门和高只及胸的半塌土墙，可以看到场院里堆着玉米垛，拴着老山羊。村子两半部的穷富对比很强烈。
和贫富分化相关而性质不同的是社会分化。村子居民的社会分化在北方杂姓村落的结构上也屡有鲜明的表现。一个例子是山西省阳城县的郭峪村。这个地区盛产煤和铁，郭峪村有些人以经营煤铁而致富，同时，这一带也有一批世世代代操“贱业”的人家，如轿夫、土工（抬棺木、送葬）、吹鼓手、奴婢、接生婆、喜娘等等，叫“小姓”。明代末年，为了抵抗李自成部下的烧杀劫掠，由富商出资，郭峪村造起了高高一圈砖墙。有功名的、经商致富的都住在墙围里，凡操“贱业”的小姓一概都不能进村居住，而住在北城门外。墙里墙外，两类人互相需要又互相冲突。
类似的社会分化现象在安徽、浙江、江西诸省也都有。皖南的“小姓”（佃仆），家家世代相承，永操“贱业”，为同一系大姓人家服务。他们常聚居在大姓的血缘村落的外缘，或者在大姓人家的坟地附近聚居成“坟庄”。浙江省诸暨市斯宅村，一栋大住宅就是一个小村落，居住同一房派的人，最大的大宅里可住下三四十户（李秋香摄）山西省临县招贤镇生土窑居，这种窑洞叫“一炷香”（李秋香摄）
有些非纯农业的杂姓村镇的结构常常反映出它们的功能性分区。
浙江省苍南县的碗窑村，位于一个很陡峭的马鞍形山坡上。坡下是一条二十几米宽的河流，可以通船。当地产瓷土，山上长满松树。四面山坡上下分布着二十几座瓷窑和作坊，就地取土制坯，砍柴烧窑，成品用船运走。窑户住宅散布在山坡上，高高低低，由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串连着。小路上端，山坡高处，马鞍形山脊中段，是一片小小的平地。在平地周边，有些店面房子，店里陈列着当地所产瓷器的样品，可以零售，批发商也可以对着样品谈判买卖。小平地中央造了一座窑神庙（老君庙），庙里有戏台。大买卖不是一次谈得成的，谈成了也不是立马可以把窑货运走的，客商们需要在村里住几天。于是，山脚下的河边，船码头左右，就形成了一条热热闹闹的小街，街上除了卖些零星小件的瓷器店之外，还有宿栈、饭馆、茶店等等短住的和消磨时光的场所，甚至还有赌场、妓院和鸦片烟馆。为了让客户和船夫们更加高兴，小街两头还各有一座带戏台的庙，几乎天天有戏演出。码头上常有船筏，装上瓷器，可以一直下放到温州。这个碗窑村的布局很顺利地适应着瓷器的生产和运销的全过程，也适应着窑户和瓷商[1]的生活需要。
类似的例子还有四川省合江县的福宝场。这本来是一个清代初年由于水陆交通方便而形成的集市贸易地。它只有一条街，叫回龙街，两侧共有一百家上下的店铺。大约是为了节约宝贵的可耕地，这条街建在地形起伏很大的丘陵脊上，街上经营的主要是茶馆、零食店、小百货店和布匹店，向农民供应城市商品。此外便是粮食、禽畜之类农产品的收购点。福宝场上还有几座庙，大都是清代初年“湖广实四川”时外来移民的会馆，如江西人的万寿宫，福建人的天后宫，湖北人的禹王宫等等。后来，大约从清代末年起，从重庆去遵义的山路成了川黔交通的重要道路之一，这条山路横过浦江河的渡口正在福宝场南端外不远，于是，从福宝场南端到渡口间形成了一条新街，叫福华街。这条福华街两侧的店铺、歇店和茶食店主要是为过境商旅服务的，没有庙宇，而有蓝靛作坊、砖茶作坊、铁匠炉等等生产向贵州运去的商品，还有一些作坊则加工从贵州运来的棕丝等等。有一位医师在这街上专治跌打损伤，为赶路的脚夫们服务。
个体建筑物的型制也会对村落的结构形态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农业文明时代，农村中主要的、占绝大多数的建筑是住宅，所以，住宅的形态往往对村落的结构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省，最常见的是封闭的内向型院落式住宅，它们所形成的村落，必定是房舍密集，以高墙之间的小巷为村落景观的特色。村落的景观十分封闭，人在巷子里走，会觉得村子是由这些巷子组成的而不是由房子组成的。如浙江省嵊州市的崇仁村，安徽省黟县的西递村，江西省婺源市的延村等等。
广东省、江西省和福建省的侨乡都有一些村子，以一座大宗祠为中心，两侧十分整齐地各建几列标准化的连排住宅，像鱼刺架。每列之间是笔直的巷子，因此整个村子都是几何化了的。广东省开平市有不少这样的村子，可能是受到侨民带回来的欧美早期工业化时期工人住宅区的影响。它们的住宅大门头上的彩画常有西方景物如火车、轮船、钟表以及洋服仕女的形象。
相反，外向形的住宅则会使住宅之间保留着足够的间隔，村落显得疏朗、开阔，景观变化多，如浙江省永嘉县楠溪江上游的林坑村，云南省西双版纳的傣族竹楼村落，四川省的羌族村落和贵州省的苗族和侗族村落，等等。
福建省西部和南部、江西省南部、广东省东部和北部以及浙江省少数地方流行多种大家族聚居的大型住宅，一幢住宅可以住几十户小家庭，几百口人。广东省的围龙屋，后部有半圈平房，围着背后靠山上下来的山筋的尽端，圆鼓鼓的，风水术上把这些山筋叫龙脉，依风水术的说法，龙脉的尽端“化而为胎”，围住这样一个尽端就可以保证这个大家庭子息旺盛，因此这种围屋叫围龙屋。它们有一个增长的机制，有些围龙屋陆陆续续地扩建了上百年，外围会造两三圈平房，甚至更多。因此，围龙屋为了既要背靠后山，互相间又要留出空地以备后人增建，它们之间必须有较大的距离，各自去相风水。一个村落就因此稀稀松松沿山脚拉得很长，村子的结构非常随意。如梅县的侨乡村（建于清代至民国）。
福建省的土楼以圆形的居多，也有少数方的或多边的。它们的外墙封闭而厚重，沿外圈布置标准化的小家庭居室，中央是个大空场，空场一端，正对大门，通常有家祠。这些土楼体形巨大，圆楼直径常达六七十米，最大的竟有147米（平和县汤厝村云巷斋），方楼面阔有南北长207米，高三层的（平和县庄上村上城，建于清康熙初年）。它们相互不可能紧密靠拢而必须留有不小的间隔，间隔中有牲口棚、鸡窝、大厕所、柴禾仓等等，所以，形成的村落也是很松散的，如南靖县的石桥村。
广东、江西和浙江的围屋，一般为方形或矩形，内部布局近似“九厅十八井”而更大，没有统一集中的内部大空场而分为许多中小型天井院。浙江省诸暨县斯姓在清代建了十四幢围屋，有几处一座就是一个村子，如斯盛居（约1798年建造），通面宽108.56米，通进深63.10米，以门厅、大厅、家庙为中轴线，左右对称地按田字格各安排四个大院落，两层楼。福建省永安县八一村，全村由十二幢居住用的围屋和一幢围屋式的宗祠组成，它们之间相距都在一二百米以上，分布在一个很广阔的盆地里。广东省始兴县的满堂围、惠东县的会龙楼和深圳市的大坪围，规模很大，都是一围一村。
陕西、山西、河南地处黄土高原，农村居民因地制宜，大多住窑洞。窑洞大多是在黄土冲沟两侧断崖上挖掘出来的横穴，整个洞穴都在断崖内的叫“靠崖窑”，在土薄而基岩突出的地方则横穴只占窑洞深度的四分之三或三分之二左右，用挖出来的石块在洞口接砌余下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拱，这种窑洞叫“接口窑”。少数全用石块砌拱而成的窑洞叫“箍窑”。黄土断崖很陡的地方，住户只有靠崖窑，一家三五孔窑洞，并肩便有三四十米。一个村子，沿断崖分布，稀稀落落成长长的一条，其间还有高高低低、进进退退的变化。断崖不太险峻的地方，多以靠崖窑为正窑，以箍窑为横窑（两厢），形成一个三合院。有些地方，断崖很高，甚至可能有上下两三层窑院。下层的窑顶成为上层窑院的晒场。这种村落会紧凑一些。更紧凑一些的窑洞村是在冲沟的尽头，在那里窑洞可能在三面围着冲沟尽头，上下几层，形成村落，如山西省临县的李家山和孙家沟。
黄土地比较松，一些本来在塬面上的道路，经牲口和大车辗轧，年长日久，下陷成了深深的“车道沟”，沟两侧都是五六米高的断壁，[2]陕甘边上居民土话沿用蒙古语叫这种沟为“胡同”。由于“胡同”（车道沟）交通方便，断崖已形成，所以乡民乐于在沟边挖窑洞，叫“沟崖窑”，除了居窑，也有大车店、庙宇和驿站。村子沿“胡同”延长，可能达到几百米。
河南省还有一种窑洞住宅叫“地坑院”，就是在黄土塬面上比较平坦的地方开挖一个二十多米见方深达六七米的大坑，然后在坑内四壁上挖横穴，形成下沉的四合院。进入地坑院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塬面上顺地坑边缘挖台阶下去，另一种是当地坑院离“胡同”（车道沟）不远的情况下，从沟里打横洞进去。通常，沟崖窑和地坑院错错杂杂在一起，形成村子，布局完全顺乎自然，只有极少数宽敞的塬面能把地坑院安排得像棋盘。浙江省永嘉县埭头村水塘边住宅（李秋香摄）山西省介休市张壁村大东巷窑洞式住宅广东省东莞市南社村沿湖建造的住宅及祠堂（李秋香摄）浙江省兰溪市诸葛村钟塘岸边住宅（李秋香摄）山西省临县西湾村青砖窑房（李秋香摄）山西省临县碛口镇窑洞住宅大院（李秋香摄）山西省临县化塔窑居（李秋香摄）
另一种对村落的形成和结构方式起重要作用的历史因素是战争，主要是民族间的战争。这类村子最典型的实例在河北省的蔚县。
蔚县位于内外两道长城之间。它西对山西高原，北对张北高原，南方是华北大平原，东侧便是北京。这里历来是北方游牧民族从西、北两面以骑兵居高临下奔袭华北富庶的农耕地区的要冲。明初，建九边重镇严防蒙古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宣化镇和大同镇，一在蔚县东北，一在西北。同时，鼓励边地居民把住宅区建成堡垒式的，官家也建了些城堡。整个蔚县，曾有民堡官堡三百个左右，组成官民结合的牢固边防线。
一个堡子就是一座村落，所有民宅都在堡内，堡外无宅。堡子多是近似方形的长方形，四周墙高大约七八米。村子正中轴线是一条“正街”，南端为堡门，门上有谯楼，北端为真武庙。真武为北方之神，专职管水，也便是防火的神。谯楼和真武庙高高耸立，视野宽阔，除了料敌和御敌的军事作用外，大大美化了村落的内外观瞻。正街两侧有小巷，巷内建住宅。比较大的堡子有横街，如北方城，在十字路口建小庙，东北角是观音庙，西北角是财神庙。最大的堡子叫西古堡，南北门外都造了瓮城，瓮城里有几座庙宇和戏台。有些村落的戏台和庙宇在南门外。因为长期是边防地带，绝大多数是杂姓村，所以大都造一座三义庙，表示异姓居民都如刘备、关羽、张飞那样生死同心。把庙宇和戏台都造在寨堡之外或瓮城里，也是为了安全，因为庙宇和戏台都会有外村外寨来的杂人，要防备其中有坏人、恶人、敌人。同时也因为庙宇、戏台比较容易引发火患，以隔开为好。这些村堡有一些是清代建成的，当时边防作用已经不大，但建造堡子式村子似乎已经成了当地的传统。
浙江省瓯海县永昌堡和广东省深圳市的大鹏卫所，都是明代抵抗倭寇的城堡，面积很大，四周有围墙，设城门，堡里街巷纵横。贵州省贵阳市附近有不少“屯堡”，是明代初年大军平定这个地区后留下的退伍兵卒成家而建的屯堡，房屋都用封闭的石墙围起来，村里有高高的碉楼，军事作用还很强。“万里长征人未还”，它们书写着祖国悲壮的统一史。[1]可惜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大搞小水电，碗窑村的临河部分全被淹没在水库中，船运也不通了，于是窑业也就停顿了。[2]北京城内的小巷叫“胡同”，始起于元代，可能源于黄土高原上的这种道路。也有几位老乡说，是路就叫“胡同”。
七、村子的结构和布局（中）
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也是农村生活的命脉。生产和生活都需要水，因此水便也对某些村落的选址和结构布局起着重要的甚至决定的作用。
在江南诸省沿海的一些地区，河网密布，居民出门和运输，通常依靠船只，所谓“北人驭马，南人行船”。因此，位于河网地区的有些村子便利用河汊，修整一些，开凿一些，把它们作为村子街巷网的一部分。
有些繁华的、有定期集市贸易的村子，常见沿左右河岸各有一条“半边街”，一边临河，一边建商业店面房。每逢集市的日子，四乡农民用小船运来蔬果鸡鸭，登岸摆摊出售，然后坐在相熟的小酒馆里找老朋友一起喝一杯淡酒，买些零星日用品或者农具，薄暮解缆回家。跨河架几道虹桥，联络两岸的半边街。街上，断断续续，会搭着几间敞廊，靠河的一边架设着栏杆椅，给来赶集的人休息。平日里，居户的老人坐在那里，一面看护着孩子，一面跟蹲在下面河边洗涮的女儿或老伴说说闲话。
有一些小河汊，只一侧有半边街，另一侧则是直接从河中起立的住宅的后檐，家家有个“埠头”，可以停靠小船。从埠头循台阶上去，大多可直进家里的厨房。主妇们在埠头上洗涤、取水。这种“河房”住宅的前门大多在陆地街巷里。河汊网很密的村子，河房的前门会在另一条河汊的半边街上。也有少数的小河汊两岸都是人家住宅的后门，背对背，它们的前门在街上。
沿河的街是村子的主街，有做生意的小船在河汊里来往，卖些油盐酱醋、洋火蜡烛之类，也收购些蚕茧、鸡毛、家织布。陆上水上都是街，村民就把它叫做“河街”。小村子只有这样一条带形的街，大村子则有从这条街向两侧横向引出的小巷，构成近似鱼骨形的布局，住宅都密集在小巷子里。不过在河网地区，巷子大多并不很直。浙江省湖州市的南浔、绍兴市的柯桥、嘉兴市的乌镇，上海市的朱家角，河北省霸县的胜芳，都是这一类的名镇。有些丘陵地区，也有类似的沿河村，不过多不通船，如江西省婺源县的游山村，小河两岸都是半边商业街，形成村子的主干。也有些纯农业村子沿河而建，延展很长，河边有街而没有商业，如婺源县的李坑、洪村、黄村等等。
广东省东莞市有一个南社村，总平面团团的，围一圈堡墙。从它的东北到西南，有一条宽度平均大约四十多米、总长度接近五百米的长湖。它被新桥、四通桥和庆丰桥三道桥梁划分为四片水面，依次叫肚蔗塘、祠堂塘、百岁塘和西门塘。这四口连续的水塘把南社村划分为面积大致相同的两大片，西北片有六条巷子垂直地通向塘岸，东南片有五条巷子，也是垂直于塘岸的。塘的两岸临水各有一条半边街。巷子边的明沟把村子里的地表水全都排进塘里，再从塘里流走。住户的饮食用水则来自十六眼水井，两岸各八眼。
南社村两岸半边街的巷子口上，密密地挨着一排面水的大小宗祠，西北岸边有十三座，较远的巷子深处三座；东南岸边有五座，巷子深处有三座。南社村的这个结构布局，决定性的因素是四口塘，是向四口塘排水而垂直于它的巷子。水塘成了村子的中轴，最重要的地方。
这样的村子在广东有不少。
丘陵地区最有特色的一种村落结构是引山泉水进村，水泉顺地形流动，形成水渠网。水渠网将村址切割成一些形状不同的大小地块，每块包含若干个房基地。这些水渠网络的主要功能有三个，一个是向各家各户送清水，另一个是把各家各户的污水带走，而更重要的是汇集雨水再把雨水迅速排出村外。南方雨水多，尤其是沿海省份夏季常有台风，会带来短时间内凶猛的降雨，那时村落的排水尤其重要而急迫。
这三项功能都要求整个村子，不留死角，统一地有合理的坡度设计，坡度设计最聪明的办法是利用水的自流。南方稻作地区，农民对稻田的自流排灌很熟悉，他们把水稻田排灌经验和技能用到村子建设中来，把村子的房基地组织在一个类似农田排灌系统的水渠网里，并仔细加以调整。街巷傍着水渠走，街巷网和水渠网是统一的，水的路边就是人的路，从而确定每块房基地的标高。小一点的村子，这种水渠网更多自然状态，不很方正，因此村子的街巷——水渠网和农田里的灌溉网十分相似。有些村子，大致看去似乎在平坦地段上，但巷子却曲曲折折，就是因为水流对地面的高低变化非常敏感的缘故。但为了造房子方便，一些富裕村子的水渠网就多加一些人工，比较方正。北宋永嘉太守杨蟠有一首《咏永嘉》诗，里面有句：“水如棋局分街陌”，又有永嘉水云村的《大若岩志》里说：“道路修整，沟塍画然”，说的便是这种情况。又如浙江省宁海县的前童村，纵横整齐的每条街巷边上都有一条水沟，窄的大约一米多宽，宽的可达三米，水量充足，家谱里有专文记载了引水工程建设的经过。还有安徽省黟县的宏村，福建省连城县的培田村，等等。浙江省永嘉县的芙蓉村，周围有高高的寨墙，墙圈里，直到20世纪90年代，南北两端都各有一大片空地，还没有造房子，但那里的街道和水渠网却早已建成，它们[1]给这种借助于水流的规划方式和竖向设计方式留下可靠的证据。
这种由统一的水渠网引泉水进来的村子，住宅大多以后部临水渠，因为厨房一般都在住宅的后部，而厨房既是主要用净水的地方，[2]也是主要排废水的地方。用水和排水是同一套水渠网。
有些村子，引不进山泉水，但为了排雨水和废水，街巷仍有排水系统，水沟纵横，而且形成一些池塘水体。水沟的走向借雨水的流淌测定。浙江省武义县郭洞村水口回龙桥（李秋香摄）江西省婺源县清华镇彩虹桥全景（李秋香摄）安徽省黟县关麓村沿小溪形成村落（李秋香摄）江西省婺源县思溪河上的小桥及远处的村庄（李秋香摄）
水体对村落居民的生活有很重要的意义，日常的浣洗、空气的滋润都离不开水体，对密集的住宅区内的通风、景观的活跃、公共生活的调剂等，水体也都可以起很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中国建筑绝大多数都是木结构的，往日的炊事都用木柴，所以火灾在村落中时有发生。早在南宋时期，居住在江西婺源县的袁宷著《袁氏世范》中《治家》篇里说：“居宅不可无邻家，虑有火烛无人救应。宅之四周如无溪流，当为池井，虑有火烛无水救险。”水渠和池塘是村落防火安全的一个重要保障。所以，不但有山水可以引来的村落里要布置水池贮存，连山水水量不大或无山水可引的村子，也都要积雨水成池，在村落里均匀分布，或者位于最方便的位置上。如山西省襄汾县的丁村和浙江省建德县的新叶村。中小面积的水体更加常见。这种水体，在血缘村落中，大都在各级宗祠前和书院前，作为泮池。广东、福建、江西的大型围屋住宅前也常有水池。浙江省兰溪市的诸葛村，处于一片小丘冈之间，高于东侧的石岭溪很多，无活水可引，几百年来，挖掘了二十多口大小池塘，大体均匀地分布在全村各处以积贮雨水。有一些和宗祠结合，比较大，有一些处于密集的住宅区，比较小一点。村民给这些池塘起名为聚禄塘、天宝塘、弘毅塘、上方塘等等，可见对它们的重视。宗族的规矩，遇到旱灾为患庄稼时，可以戽干村里的池水救农田之急，但大宗祠丞相祠堂前的聚禄塘不许戽水。这一方面是为了尊重祖宗，一方面也是不能不为居民的生活留下救命水。同样的道理，离诸葛村不远的建德市新叶村，外宅派总祠有序堂前的南塘也是逢大旱都不许戽干的。这些塘水不够干净，不能直接饮用，所以在塘边另凿深井，池水渗滤过来，比较清洁，可用于炊饮。
北方干旱地区，尤其缺水，村落如果有一眼小小泉水从石缝渗出，便大受重视。如山西省介休县张壁村，尊沟里的小泉眼为龙神，设龛恭奉香烛。在穿村而过的中轴大街北头两侧各有一口圆形的涝池，聚水的大街叫龙街，存水的涝池就叫龙眼，可见它们的重要。山西省临县的孙家沟村，还给泉眼造了一孔箍窑覆盖。村里常用涝池积储雨水，即使发了臭，也存留着。涝池在村子结构里很有身份，山西省襄汾县丁村，村子中央有一条主要的横街，街东头进村有观音阁，阁前立着三座牌坊，街西头有三义庙。两口大涝池就各自在横街两头，东头的在街南，西头的在街北，都用整齐的块石砌得方方正正。晋东南高平县的侯庄，也有一对涝池，东边的叫日池，圆形，西边的叫月池，半圆形，也都用方正的块石砌筑边岸。
沟渠、池塘、窑坑、湖泊都是村民生活和防灾所需，也是村子的结构要素，对村子的整体结构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1]南宋末年，元兵南下，芙蓉村人咸淳元年（1265年）进士陈虞之起兵勤王，率领全村壮士据守村西的芙蓉峰，全部殉难。元兵把芙蓉村夷为平地，数百年后，芙蓉村还没有完全恢复原貌，却因而留下了村子建设时竖向设计的证据。[2]使用时间和用水方式上都有统一的规定，全村都要遵守。因为渠水自流，一夜之间水渠可以清洁，所以早晨卯时以前只许取炊饮水而不许向水渠倾倒污水，也不许洗涤。过了卯时，便不仅可以取水，还可在水渠里洗涤。为防止过于污染渠水，对洗涤也有规定，如粪桶、内裤和其他秽物之类不能洗。而且，鸡鸭不得近水渠，猪牛圈养都在村外，等等。
八、村子的结构和布局（下）
风水术数虽是迷信，但它不但对农业文明时代的村落选址发生过影响，对村落的结构布局也有不小的影响。
村落是个又大又复杂的建筑群，而且一般总是在很长的时间里逐渐形成又逐渐变化的，“始迁祖”初来的时候，人口少，财力弱，根本请不起风水师，所以风水术数并不能对村落的选址和整体结构有决定性的影响。它往往是在大局已定之后来对村落的布局和结构做一些阐释或禳解，使农民对村落的命运，也便是宗族的命运抱有信心，能使他们安心地在这方土地上休养生息，以维系宗族关系的稳定，从而巩固宗法制度。
村子里建筑又多又杂，风水术数通常是通过对村子主要公共建筑如宗祠以及水口、天门等等的位置和朝向的影响而对村子的结构发生影响的。其中尤其是大宗祠，即一个村子里地位最高的总祠。
我国风水术最流行的地区是东南各省，这些省大多是丘陵地形，龙山、虎山在村子的左右，案山在村子的前方，村子背后有祖山，这是村子所在的浅山盆地最理想的环境。小盆地里的水会合之后，在下游某个位置绕过丘陵的包围流出盆地，这个出口就叫水口。风水术数要求村子必须有水口，它成了许多村子重要的结构因素。据风水典籍《山龙语类》说：“水口者，水既过堂，与龙虎案山内诸水相会合流而出之处也。”而上游流水进入小盆地的口子叫天门。风水术数认为，水是财的象征，所以，为了聚财、保财，水流出小盆地处不能太痛快顺畅，而要“去水有情”，如《雪心赋》所说：“水口则爱其紧如葫芦喉。”水口本是流水突出诸山围合之处，两岸必有山或高地，叫“狮象把门”，但这还不够，《雪心赋》又说：“水口关栏不重叠而易成易败。”重叠关栏最方便的办法便是利用建筑，而村子建筑中最便于利用的是公共建筑，所以《雪心赋》又说：“坛庙必居水口。”和这一套说法相呼应，风水典籍《相宅经纂》说：“凡都、省、州、县、乡村，文人不利，不发科甲者，可于甲、巽、丙、丁四字方位择其吉地，立一文笔尖峰，只要高过别山，即发科甲。或于山上立文笔，或于平地建高塔，皆为文笔峰。”其中“巽”方指村子的东南方，这里是大多数村子（下）水口的方位所在。因为据风水术士的估计，全中国的地形，整体而言，是西北高而东南低，所以，宋代王洙等所撰的风水典籍《地理新书》说：“西北高，东南下，水流出巽，为天地之势也。”以致村子选址，尽可能位于天然形成的水口的西北方，这样便使（下）水口大多在村子的东南方，也便是巽方。于是，水口的最佳方位和文昌阁、文峰塔之类的公共建筑的最佳方位便在“理论”上[1]一致了。所以，文昌阁和文峰塔便大多和水口在一起。安徽省徽州六邑，村子的水口大多有“五生”，便是文昌阁、文笔、廊桥、水碓和长明灯。许多村子，再把关帝庙和旌表牌坊也造在下水口。
村子的整体布局，大多以（下）水口为村子的入口。它不但关系到村子的命运，还关系到村子的脸面，一般村子都对它十分重视。水口建筑群都是公共建筑，而且大多是体形变化最自由，最华丽精致的建筑，经过刻意规划、创作，水口就成了村子建筑艺术精华所在。再加上水口广种树木而不许砍伐，私斫必受宗族重罚，古木森森，更增加了水口的美。例如浙江省武义县的樊岭脚村和江西省婺县（旧属徽州）理坑村的水口。（可惜这两个水口现在都已被破坏。）
至于天门（上水口），因为它是水的来路进口，所以也是“财”的来路进口，以顺畅为好，一般有个小庙装饰一下就行了。例如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天门的三官殿。
即使在经济文化都不很发达的纯农业地区，中国的村落里也拥有不少的大型公共建筑，包括大小宗祠、文昌阁、文峰塔、庙宇、牌坊、文馆、书院、戏台、路亭等等。例如，旧徽属六邑之一的婺源县，它的一个不大的山村李坑村，据1985年《婺源县地名志》记载，有一百八十六户，八百四十九人，不大，经济文化也都平平，而《李氏宗谱》手稿本记下了这村子大量的公共建筑，包括李姓宗祠大小十一座，寺观社庙十二座，路亭十座，桥四座，此外还有碓四座，碣四座，长明灯七座，水井八口。其实，至少还应该提到村子西头小山上的塔。[2]其中长明灯和水井合称“七星八斗”。李坑村的公共建筑数量还并不特别多，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董氏有大小各级宗祠和香火堂八十三座，书院也有二十几家。浙江省富阳市龙门镇有孙氏宗祠及香火堂五十余座，等等。而江苏省无锡市惠山镇，面积不到四十公顷竟有一百一十八座各级宗祠及香火堂。这些公共建筑，尤其是大宗祠和寺观庙宇的选址和朝向就会讲究些风水，从而影响到整个村子的结构布局。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疑，大宗祠的建造总是在村民定居稳定之后，经过若干代。这时候村子已经有了数量很不少的人口，造了些房子，并且渡过了初期开发的艰难而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以致对这个居住地有了相当的信心。所以，为了避开日后干扰，又适应风水格局，大宗祠就多造在村前，如浙江省武义县俞源村、江西省婺源县黄村等。当然，初建时的大宗祠仍不免规模小而且简。然后再陆续重建、增建、改建甚至迁建。浙江省永嘉县黄南乡林坑村，沿山坡建造住宅层层叠叠（楼庆西摄）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县龙脊村寨选择在山间平缓的地段，按照风水讲究建村（林安全摄）福建省福安县楼下村在山脚建造的大屋（李秋香摄）
如果村子早已有了大宗祠，后来它又被某个风水师评断为有某种不吉，也可以采用很简便的方法禳解。例如，徽州六邑之一的江西省婺源县有个清华镇，它的大姓胡氏有座总祠叫仁德堂。《清华胡氏仁德堂世谱》里面有一篇写于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3）的《仁德堂门楼记》，说：肇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仁德堂“地据上游，面阳负阴”，很不错，可惜“门当衢道，微嫌直射”，于是稍稍改变大门朝向。改了之后，“文笔耸其右，丁峰峙其左，大河环绕，远山屏列，地利得矣”。浙江省泰顺县有一条仕阳溪，溪边有个仕阳镇，一条半边街贴在溪边，面溪的住宅很整齐体面，但每户住宅的大门都是斜的，斜度很小，不过是门扇顺着门洞的对角线安装，而门洞在墙上是完全正的，也便是正对着溪的，门扇的斜置不过是个象征而已。这个仅仅象征性的一点点斜置，就算是风水术的大手笔，避免了溪水对住户的冲击，还能发财！风水术就有这样的“巧妙”。
浙江省建德市的新叶村，迷信风水术，大宗祠的选址很费了一番周折。新叶村的北面有一座“金字形”的道峰山，西面有一座山头悬崖峻峭而布满裂隙的山，叫玉华山或者砚山。两山之间的岭头上下来一股溪水，是新叶村的主要水源，滋润着村民日常生活也浇灌着农田。早先新叶村叶氏的称谓是“玉华叶氏”，这意味着离村近一些的玉华山是新叶村最重要的靠山。但玉华山巅有危崖，不宜于当做朝山，所以到元代建造叶氏大宗祠（又称祖庙）的时候，选址在西山冈（实际在村的东北，西山冈之名为原居该山东侧的某姓小村所予之称呼），面对东方偏北的道峰山。这道峰山的得名是因为它的正东有个村子叫铜山后金，那里出了个宋元之间最重要的学者、理学家金履祥。玉华叶氏曾聘他主持过位于这座山北侧儒源村的重乐书院。祖庙正对这座道峰山，显然是对后代的科举成就怀有厚望。
到了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7），叶氏宗族事务主持者不满意祖庙的这个地点，“惜规模卑狭，广不容车，是以泰字行易庵公特迁基于塔下（小水口的抟云塔）”。起名叫“万萃堂”，规模也扩大很多。清代初年，玉华叶氏从鼎盛转向衰落，大宗祠万萃堂“岁久倾颓，乏人继序”，风水先生说，这是因为那里地势太低，而“旧基愈于新基”（《玉华叶氏宗谱·重修西山祠堂记》）。于是在康熙年间又把大宗祠搬回西山冈，重新叫“西山祠堂”，型制则与万萃堂相同。这时它正对着东偏北的道峰山主峰“里大尖”。里大尖的主峰是圆锥形，另有两个稍矮的山尖向它佝偻着，于是，被风水先生比喻为两个孝子侍奉着母亲。宗族制度的核心纲常是“孝”，祖庙对着这个山形，显然有意借风水来加强血缘亲情。
玉华叶氏分为外宅、里宅两系。里宅系子息不旺而早衰。外宅系则很兴旺，在初建西山祠堂的时候同时建造了外宅系的总祠有序堂。它位于村子的北端，正对着北面的道峰山，以道峰山为“朝山”。有序堂所对的是它的阳坡，从早到晚都阳光满坡，金光灿烂。宋代王洙所著堪舆典籍《地理新书》里说：“三阳照处吉。旦为朝阳，午为正阳，西为夕阳，故曰三阳。”有序堂的这种风水叫“三阳开泰”，因此，从有序堂到道峰山之间，再也不许造房子，留下一大片最好的农田。在这中间，有三道不高的平冈，形成三层“案山”，风水先生说那是三道诰命金牌，玉华叶氏外宅派会出三位大人物。村民们相信，[3]后来果然“应验”了，因为村里出了三位朝官。
道峰山是圆锥形的，风水术上叫火形山，而据《五性姓利说》，叶姓属木，怕火克，所以，有序堂前的泮池特别宽大，竟至完全挡住[4]了整个村子的前沿。而且有序堂正面不开门，而把门开在左前侧的小巷子里以避“火患”。风水师又说，尖顶的道峰山像毛笔尖，西侧的玉华山顶有一大块方方的悬岩，像砚，南塘则是墨池。南塘水面宏阔，道峰山倒映在池中，叫“文笔醮墨”，玉华山倒映入池叫“龙池浴砚”。从道峰山一直舒展到南塘的农田是纸张。有了纸、笔、砚、墨四者组合，大有利于科甲。风水术师又说：新叶村东南方的水口过于低洼，“巽位不足”，还需要造一座塔或一座阁才能弥补过来，于是，明代在那里造了一座七级的文峰塔，叫抟云塔，后来又补上一座文昌阁。
抟云塔正对着道峰山和玉华山之间的凹口，那凹口里的一股山泉叫“外溪”，是新叶村最大的水源，供应农业用水。风水术把这条“外溪”比方“命脉”，必须建庙奉祀，于是在水源处造了一座玉泉寺，后来又扩建了关帝庙和五谷祠。
新叶村又有两条“内渠”，或叫“双溪”，它们分别发源于玉华山的东北麓和东南麓，在村南、村北流过。村民在内渠洗涤和担取日常生活用水。村内沿街巷的排水沟和积雨水的水塘也注入这两条内渠。当地风水师把它们叫做“左辅右弼”，并且编了一段“箝语”：辅弼水来最高强，房屋富贵福寿长；辅弼水去退田庄，男夭女亡为孤孀。
箝语把内渠对村民生活实际的重要性巫魅化了，成了迷信。相应地，宗祠规定，叶姓本族的房子都要造在双溪环抱之内，不许造在它们的外侧。叶姓族人，凡死于双溪之外的，不能入祠停厝，归葬祖茔。这在很大意义上是为了控制村子的范围和人口总量，也就是人口数和农田总面积的合理比例。人口到了一定数量，就要另觅村址，另建新村。而且，外姓人，除了铁匠和剃头匠外，一律不许暂住在双溪之内。[5]老祖宗择地定居时，对周边可耕地的人口最大容量是有所考虑的。这个边界，保护着宗法制度下血缘村落的单纯性，有点神圣的意味。它也保护了村落的封闭性和落后性，直到当今的21世纪初，外出工作的村民有了重症，还一定要千方百计活着赶回到老家，以免死了进不得祖茔。
内渠双溪在村东南相会后又在稍远处，仍是村子东南方，和外溪相会，那里便是村子的水口，也便是文峰塔、文昌阁、观音庙和土地庙的所在。
新叶村的外溪上又有五座桥，本来是为村民下地劳作方便。但风水术师又附会说，这五座桥是缆索，缚住了新叶村。因为新叶村西北高，东南低，虽然是大好地势，但坡度太大，易于像小船一样漂走。正好道峰山东西余脉迤逦而成一溜五个不高的小丘，风水术师把它们叫做“五凤登云”，而最东端的那只凤的尾部分了五个岔，于是，便建议在外溪上架五座桥，对着这五个岔，像缆索一样把新叶村缚住在那五个岔上，“免于漂走”。而抟云塔就像是一支竹篙，插在船头，也可以和缆索一起把村子定位。
村子里有六口水塘，五口是小宗祠前的泮池，贮的是雨水，可以用于洗涤。雨水满了能溢出而顺巷边水沟流进内渠。饮用水有六口井供应。
至于新叶村居住区内部则是以小宗祠为核心的团块式结构，小宗祠把相伴的水塘和塘边的空场和绿地大致均匀地分布在全村。
总之，村落的结构布局，是由许多功能性因素综合决定的。风水术数有一部分是对某些功能性因素的迷信的附会，有些则是纯粹的瞎编。
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村落是一次建成的，即使那种用深沟高墙围起来的由军事营垒转变而成的村子，也要经历长期的变化。
村子结构变化的原因各种各样，通常以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引起来的为多。其次则是自然条件的变化。
以浙江省兰溪市的诸葛村为例。元代中叶，诸葛氏来到这个地方住下，位置大约在现在诸葛村最南端的白酒坊。不久，就在它的东端造了一座不大的丞相祠堂，居民以孔明后人自居，先定下身价。后来又在它的西端造了一座大公堂，专祀孔明，强化这个家族在周围农村里的地位。以后人口增加，村子主要傍东、西两个山冈向北发展，以四座分祠（厅）为核心建立房派住宅团块。只有一个房派在西南部落脚。
由于村址远高于东侧最近的高岭溪，无法引水，于是就在山冈之间的洼地里开挖一批水塘，积存雨水。村民惯说有十八口池塘，但现在实际有二十口以上。
后来，村子的西边修建了一条官路，从兰溪通向龙游县境的几个大村镇。路边的一些住户就在宅院里做起过境生意来，有宿店、饭店、茶馆，也有些零售店。离诸葛村西北大约两公里左右，有个石灰石矿，那里产石灰。当时习惯用石灰来中和兰溪地界里土壤的酸性，以增加农田产量，这条官路上天天有很多挑石灰的人过境，他们习惯于在诸葛村西缘的这段商业街上歇歇脚，这就更促进了街上小店小铺的生意。后来，太平天国战争蔓延到了浙江中部，诸葛村也遭了殃，官路所经的这段商业街被烧光了。因为战乱时候这条街上的商户大多逃到了外地，战后回来的寥寥无几，而房地产权却还是他们的，所以这条街不再能恢复往日的景况，只留下了“旧市路”这么一个名称。
但清代晚期，市场经济已经迅速发展，诸葛村又地处严州、婺州和衢州的边缘，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所以，太平天国平定之后，很快成了一个商业重镇。徽商循新安江下来，在村里开设了当铺和绸布店；附近的东阳县和永康县，向来多行商走贩和手工业者，也纷纷聚集到诸葛村来。诸葛氏的仲分房派，本来比较贫困，这时也有不少成员打算另谋出路，弃农经商。这一房的居住团块在村子北部的上塘周边，尚有余隙，他们便从经营初级的“房地产”着手，于是，外来的和本地的，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就几乎全部集中到上塘一带。上塘沿岸的地皮占完之后，这个房派的成员又在上塘近岸水面上用木材搭了一圈简易的“水阁楼”，出售或者出租，最盛的时期，水阁楼竟有七十几家店面。渐渐地，店面的建设渗进到了马头颈、义泰巷、雍睦路这些紧邻上塘的街巷，下塘西边也建了一些水阁楼，诸葛村从而形成了一个以上塘为中心的商业区。
于是，诸葛村分裂成了两部分，南部、西南部和东南部是老区，是以诸葛氏农民为主的居住区，是血缘的宗法社会区，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宗祠和封闭的居住院落，得名为“村上”，由宗族管理。上塘周围，村子的北部是商业区，多是外来户，杂姓，没有宗祠，主要建筑是店面和水阁楼，由业缘的商会管理，得名为“街上”。商会花钱办手续成立了警察所和消防队，还组成了巡夜的更夫队。20世纪30年代甚至自行发行了硬币。春节闹龙灯、堆鳌山，村上和街上分别组织，并且把日子错开。
一些少数民族的村落，也常有一定的通行的结构方式，大多由一些共同的功能性因素决定，而社会民俗的因素则很有特殊性。例如贵州省侗族的村寨。
贵州省榕江县的增冲寨是一座很典型的侗寨。它位于一个大河湾的“汭位”，便是河湾环抱的内侧，像一片舌头。村子里顺地势布满了小渠，从河的上游引水进村，遍及大小巷子，然后到下游返回河里。水渠横的横、直的直，大体方正，住宅就在这个水渠网里。家家宅边有一个三四十平米上下的水池，池上搭个小小的木板平台，供人们乘凉、负曝、晾粮食。台下用竹篾围起来，里面养鹅鸭。池里养鱼，池中央有个桌面大小的架子，架子上放几盆花，或者种几棵瓜菜。架子下的荫处是鱼儿乘凉的地方，也在这里撒鱼食，侗胞叫它“鱼窝”。寨子边缘，房屋比较疏松，池子大一些，中央造个禾仓，是井干式的，因为全寨都是木房子，火灾常发，而村民们“宁可无房，不可无粮”，所以禾仓要放在池子中央。有些人家，主要是村子中部房屋密集处的，则把禾仓造在村外山坡上，河对岸的绿林中点点都是。
侗胞们厚道善良，没有人偷盗。
寨子正中央，有一座二十多米高的楼，为八面形，是侗寨最典型的建筑。它底层空敞，上面叠着十三层的密檐，外廊的曲线柔和而挺拔向上，动态轻盈，最上戴两层葫芦顶。它们很像汉族的佛教密檐塔，楼内地面中央有一个不小的坑，是火塘。这楼是全寨公共生活的中心，侗胞叫它“堂卡”或“堂瓦”，是“众人说话的地方”或“众人议事[6]的地方”，《黔记》叫它“聚堂”。另一座侗族村落路团寨的古歌里唱道：
鲤鱼要找塘中间做窝，人们要找好地方落脚。我们祖先开拓了路团寨，建起堂卡就像个大鱼窝……鱼儿团聚在鱼窝里，我们侗家团聚在堂卡里。
管事的“款首”（即长老）在堂卡里聚众说话、议事。侗寨大多为单姓的血缘聚落，所以祭祖、送葬、结婚这些活动也都在堂卡里。堂卡里天天有人，男女老幼，聚在一起吹芦笙、唱歌、跳舞，或者由歌师教歌。堂卡里还招领拾物，施舍草鞋、茶水，这是全寨最活跃有生气的地方，民族文化精神最浓郁的地方。
增冲的这座堂卡，建于清代初年。
堂卡前有一口大池塘，长方形的，可可儿地把堂卡的倒影完整地映在水面，微风过时，玲珑秀丽的堂卡在水面上灵巧地颤动。
堂卡和池塘总是在村寨的中央。它们旁边常常有一座戏台，台前有个小空场，那是观众席。
增冲的小河上有四座廊桥，一座在水口，最长，从山路来到寨里，必须从桥上经过，它就兼作村门了。一座通向坟地，两座通向水井。四座桥的对岸都有禾仓。寨子里另外还有两口井。
侗寨多廊桥，除了沟通两岸来往之外，还起着“锁水”、“护龙”作用，是一种风水说法。廊桥也是公共生活场所。行人和下田劳作的人，遇到下雨就在桥里暂避，有许多民俗活动要在桥上举行，如暖桥、砍桥、添桥。稀客来了，要在桥上拦住对唱拦路歌，饮拦路酒。“还傩愿”要“安桥”，新娘进男家门前要“过桥”，等等。平日里，桥上也常有孩子们游戏，最吸引人的则是老年下棋高手们聚精会神地趴在两侧长凳上大战几百回合。
有些侗寨，把各家各户的禾仓集中在寨边一大片水域里，水域有细细的土梗划分为小块，每户占一块，禾仓造在这一块的中央。各家也可以在自己的范围里养鱼。黎平县的登岑侗寨，整片的水域竟可容二百五十多座禾仓。由于民风敦厚，很安全。
增冲侗寨的规划布局很统一完整，因为经济水平比较低，所以聚落结构还比较简单，不过它已经是一个多方面功能的综合体了。湖南省会同县高椅村几个房派间用小巷或农田分开，村中的大水塘是村落的公共地带，环境优美（李秋香摄）湖南省会同县高椅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村人利用大河的优势做竹木生意（李秋香摄）[1]通常说的“水口”指的是“小水口”，也就是下水口。[2]塔于“文化大革命”时被革命派炸毁。[3]也可能是在迁祠之前已有三位人物，如今村里已没有人记得清了。[4]这泮池叫南塘，也是因为早年它北面有颜姓的村子。可见叶姓是把原有的南塘扩大而成泮池的。[5]铁匠是农具的制造者、维修者，剃头匠都兼任内外科游医，这两种人都有关生存和发展。[6]近年来汉语中叫它们为鼓楼，因为楼顶上安着一只鼓，在召集村人聚会时用。击鼓有多种节奏，村人从鼓声可知是警是喜。
九、农村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机制
一个村落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它不能完全自发地形成和发展。它需要一种管理机制，这种机制需要公权力或某种权威才能运作。
在农耕文明时代，虽然房产一般是私有的，村落是私有房屋的集合体，但一座村落，从选址到规划、从布局到建屋、从引水到抗洪、从造桥到修路，还有日常的卫生和环境保护等等，不论大小，不论繁简，都是公共事务。公共事务必须有公权力来领导组织，否则就不可能保持村落生活的正常健康运行。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只达到县一级，乡村基本上是一个个的自治单位，村落需要有自己的管理机制。
在农耕文明时代，中国一大部分汉族居住地区是宗法社会，宗法社会里公权力的稳定而有效的代表是宗族，宗族的血缘纽带是它的组织力量的天然基础。宗族通过各种方式积聚了大量的地产，一般达到村落土地总量的一半上下，这是宗族组织力量的经济基础。
在宗法共同体遭到战争或移民等大的变化而被破坏了的地方，“社”和“会”是杂姓村落的组织方式。社有两种，一种是地方性的稳定的组织，主持人叫“社首”。一个村可能是一个社，也可能分为若干个社。另一种社和会则是因事而设的，有时甚至是股份制的组织，主持人叫“纠首”（有些地方的村子把社首也叫纠首）。社首和纠首是公推出来的。
宗族的族长虽由大宗子或者德高望重的长辈担任，但实际上的管理工作是由有能力、有威望的一个人或几个人承担，也是公推出来的，大多是在乡的知识分子，包括退下来的官吏和没有取得功名的读书人。除族长外，宗族的和社、会的负责人都有一定的任期，重大的决策都要召开某种范围的会议讨论决定。财务要公开，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审查。因此，可以说，正常的农村基层的公权力有不小程度的民主性。
宗族的力量是从宋代开始加强的，到明代，明太祖下了一道“圣谕六条”，宗族的功能渐渐有了规范。清初，康熙九年（1670年）颁布了《上谕十六条》，内容是：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这十六条就几乎把宗族规定为一个类政权力量了，实际上宗族也就成了真正的类政权力量，它的管理甚至超出了十六条的范围，几乎无所不管，当然就把极需要强有力的统一管理的村落规划建设包括在内。现存的不少老村落，有恰当的选址，有严整的规划，当初如果没有宗族的统一管理是不可能达到这种水平的。不过，村落初建时，人数少，又不很富裕，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深入细致地规划村落。而且当时也还没有形成宗族，更没有族谱，所以多数村落没有留下什么可靠的早期建设史料。现在可以从家谱中见到的史料大多是关于始迁祖（太公）定居若干代之后，宗族对村落布局的调整改造和发展扩大的。那时人口增加，村落有了一定规模，必须有个规划。而且宗族已经形成，在宗族中主持各项事务的已经大多是读书人，有知识也有见识，可以有能力制定规划。
个别的工程，可以按题办理，如浙江省永嘉县塘溪村《棠川郑氏宗谱》里的《池塘记》所述：“（光绪）戊申之春，花朝三日，郑氏族众、诸董事等，议于村之西、南、北三隅各凿一池以庇风水，闻者踊跃，即为修畚、备锹锄，并力偕作，不数月而池成。”
大规模重新规划整个村子的实例，有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和广东省东莞的横坑村。横坑村的东面和北面有一个月牙形的长湖，叫横丽湖，面积大约7.8公顷，横坑村就紧贴在它的内弧，呈半月形，面积11.8公顷，有九百幢左右的各种建筑物。村子初建于宋仁宗时期（1023—1063），居民大约有十余个姓氏。到了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7），后来的钟姓人氏成了村中主姓。据《颍川钟氏东莞横坑族谱》，这时候大中大夫钟渤致仕还乡，“建宗祠、立乡馆、筑道路”，全面调整了村子的布局。他在半月形村子的中段，依傍何屋岭高地，建造了钟氏大宗祠和魁星楼。在长长的村子里，大致呈放射形地布置了十三条小巷，沿横丽湖内弧岸边开辟了通长的宽阔道路，把两座长桥和几个渡口连接起来。不久，到明末，沿湖建起了至少十一座钟氏分祠，并且留下一些预备续建分祠的房基地。到清代，全村三十三座分祠中有二十余座沿湖而建。分祠的规模虽然不及大宗祠，但它们的正面比住宅毕竟要更开放，更多一些装饰。把它们建造在湖边，给整个村子的正面增添了几分活泼和喜气，很有观赏价值。据大宗祠内的《重建钟氏祠堂碑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为了在大宗祠四周开辟巷道，在它前面开直通湖边的“荡荡乎诚大观矣”的甬道，买了六户人家的屋场，一户人家的书房和五户人家三十四亩三分三厘的地场。可见，横坑村的大规模改造和建设，从明代钟氏成为主导大姓之后，一直在钟姓宗族强有力的统一主持之下，而主持人也是致仕还乡[1]的官宦，否则这样的改造和建设都是不可能的。
村子里一些比较大的公共建筑，如宗祠、庙宇、书院、牌坊、桥梁等等，往往也由宗祠或其他专门的“社”来主持。大型的庙需要很大的建设费用，所以大多是公产，由公共机构管理，如山西省临县碛口镇的黑龙庙，就是由“九社一镇”合资建造和管理的。庙里的收入由他们支配，大体用于组织庙会和演戏等等活动。
除了主持村子整体的和村里村外大环境的规划之外，宗族也会干预个体私宅或街巷局部的建造。
安徽省休宁县茗洲《吴氏宗谱》里的《葆和堂需役工食定例》有《做屋》一条，它规定“遵祠堂新例，上自水落下至墩塍不得私买地基起造。此外有做屋者，亦须禀明祠堂是何地名，稽查明白，写定文书，完了承约，然后动手，庶安居焉。但正脊一丈八尺起至二丈止，毋得过于高大。一切门楼装修只宜朴素，毋得越分奢侈以自取咎。”这份关于做屋的《定例》里，祠堂对私宅的建造是管得很严的，包括地基所在、正脊高度、门楼装修，都要宗祠认可。宗祠起着如今“规划局”式的作用。
广东省梅县南口镇寺前排村，在老祖屋侧边有20世纪30年代造的一幢始光庐，两层，上下层都很低矮，夏季又闷又热。弄成这样的原因是宗族里当权的“叔公头”为了保护老祖屋的风水不受阻挡，给了造屋的主人一根竹竿，指令始光庐“大栋”（即脊檩）的高度不得超过这根竹竿的长度。
安徽省黟县关麓村汪亚芸先生收藏着一份资料，是村内一条断头巷里五家住户为开门的位置和朝向发生了争执，由宗族出面调解，不但解决了关于门的问题，还决定了小巷的宽度。这份资料作为文书保[2]存着，对五家人都有约束力。
大量的乡土聚落能建造得那么合理，那么美观，那么统一而有很强的整体性，宗族的管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村落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水。村民的生活和水的关系，一方面是要抵抗洪水的危害，一方面是要利用水来为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服务。
防洪工程如堤堰，需要村民有组织地建设，这在南方许多农村都很普遍。有些村落，把堤堰和村墙合一，如浙江省永嘉县的上坳村、廊下村和塘湾村。塘湾村有一段城墙，《郑氏宗谱》中的《新城记》就写道：“是城也，可以为屏藩，可以为锁钥，可以为村坊之风脉，可以为洪水之堤防。”廊下村的村墙也兼为抗洪堤防，高达八米，厚达六米以上，绕村子的西、北两面。这样的工程当然是要由宗族统一组织村民来做的。
筑堤防不但抗洪水，还要引山泉水进村，顺地势自流，加以整理引导，形成水渠和街巷合一的网，从而决定村子的布局，这个工程也必须统一地规划和建设。
浙江省永嘉县岩头村的水渠系统，据《岩头金氏宗谱》所述，最初于元代由金日新主持兴建，后由金桂林（1491—1569）主持于明代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完成。水渠的引水口在村北一公里五涑鸟溪的水底，溪水经涵洞穿过大堤，由明渠流到村子西北角后分成两股进入村中，再分支，或明或暗傍街巷穿村而过，向家家户户供水并[3]排水。桂林公又在村东和村南兴建几百米将近十米宽的石堤，拦蓄大部分流经住宅区的水而形成几大片湖泊和湿地，然后种树栽花，造文昌阁、书院、凉亭、戏台、庙宇，经营了广阔的景色多变的园林。《岩头金氏宗谱》说桂林公“捐田费资，开凿长河一带，以备蓄泄。开筑高，培闸风水，建亭造塔于其上。垂成，归之大宗，为通族公益”。高就是村东村南兼作城墙的石堤，顶上辟为跑马道，给年轻子弟们强体习武。堤身有三处排水口，可将积水排出，灌溉农田。
离石堤不远，桂林公造了一座园林式的书院，供阖村子弟们读书，他故去后，村人把这座书院改成为桂林公的专祠，永远纪念他。
大约和桂林公同时，嘉靖进士金昭利用引水的沟渠在岩头村北部建设了上花园和下花园，改造了大宗祠，还造了自己的功名牌坊。金昭作为进士，当然也是全村的头面人物。
水利建设成功之后，还有长期的管理工作。宗族或社首对村落进行的日常管理中重要的一项工作便是管好水系，这是村人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命脉。
在南方稻作地区，农业生产用水的开发和管理，是村落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农田中的生产用水，也往往和村落中的生活用水有统一的关系。以浙江省宁海县的前童村为例，它的村内有渠水顺棋盘形的街巷送到各家各户门前，而这股水的来源则是初意为供农业生产而开发的水利工程，叫杨柳洪砩。这杨柳洪砩的开发和管理十分缜密，有《叶氏宗谱》里一篇叶绍访写的《杨柳洪砩记》详细记录了下来，可见宗族工作的制度化和周到、公允。这篇《记》写道：
水于天地间，为利最溥，五谷百材，皆赖以滋生。故营田水利，自古重之。
塔山之麓，前后共计田三千余硕，土瘠而硗，播种者皆待泽于天以望岁。当明正德之四年，童氏有讳濠字继乐者，循溪而观，乐水之利，率族众及有田者，于杨柳洪溪潭下凿巨砩以引洪流。砩通沟，沟通洫，洫通浍，千支万派，源源而来，不必有桔槔之苦而硗者已成沃矣。
然砩口去田十余里，沙溪土港，冲涨靡常，不可无提纲任责之人。继乐公复为经久之计，以田三百硕为一结，统编族丁为十结，每结值砩一岁。于仲春，将有事西畴，备肴馔，招十结人于砩畔，酾酒祭砩。毕，群坐而享。乃持竿界砩为十段，拈阄分疏，难易固无所择也。其砩口上有湮塞，则合力公疏，或一日、二日、三日、四日，值结者待之以茶而已，是曰开砩。至夏间，则复视水大小浅深而再浚之。其下二三里许，曰小砩，易致崩溃，筑之则自雍正十二年也。稍下而北，曰水漯，用大石结成闸口，旱则闭而涝则启，启则泄其流于鹿山潭焉。下叶田亩居砩之下委，每候后洋既饱之残羹，其流溉也，尝后而微，一遇亢阳，更鞭长莫及。于是定制，凡田先得水者，满即止，俟传至下叶，周而复始，总无得恃强凌夺重放，凡以均同结、救灾荒也。
水利既得，五谷百材所获自丰，由是人安物阜。复为御灾之计，以石镜山位当离午，其光烁烁，嫌未明之太艳，乃于春王正月中旬夜，亦责令值结者，备硝黄花炮，再令每灶各出纸灯，杂以金鼓迎迓境神。自塔山庙起，渡溪至南宫庙，回上鹿山，经后洋、孝女湖，由下叶至塔山庙而止。所以泄火气，亦所以祈有年，庆元宵也。凡此皆结首是承，而费皆取于田，田皆资于水。故以记杨柳洪砩，而附及之。
其他引山泉水进村供居民使用的村子，宗族也都制定了渠水使用的规则。例如，浙江省永嘉县苍坡村，有东池和西池两个很大的水体，渠水流入西池再流到东池。西池西岸砌着几口小水池，分为三级，渠水注入西池前先依次流经这些小水池，上级的洗比较干净的东西，如洗菜和淘米，下级的洗比较脏的。这些公众认可的规矩已经成了村民的习惯，严格遵守着。
许多村子，像浙江省兰溪市诸葛村那样，由宗族组织开挖水塘供水，每年还得由宗族组织人力给水塘挖淤，淤泥作为上好的肥料。挖淤有工资，肥料要公平分配，所以这也是一件公益性的事务。又有另一种管理方式，即水塘清淤可由村民承包，承包的清淤户可获得全部淤泥作为报酬。
干旱的北方，一股泉水，一口涝池，一眼井，对村落的生活都很重要，所以，也产生了对它们的敬畏甚至崇拜，例如，涝池叫龙眼，岸边上造观音庙。公用的井上搭个井房，就叫“井神庙”。泉水口也常常叫龙眼，有香火供奉龙神。这类的事，宗族或村上的“社首”也得过问，避免不小心简慢亵渎了龙神。
山西省晋城市东沟村有两块古碑，一块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合社公立的《东沟合社同乡地公议永革赌博禁约》，另一块是道光七年（1827年）岁次丁亥仲春立的《东沟社永禁打洞碑记》。“打洞”，指开挖地下煤矿，那碑文写的是：
从来木有其本、水有其源，培其本而木始茂，亏其源水必涸。溯吾村之龙脉由东北而发，吾村之水源亦自东北而来。由东山一带村庄缺水者多，至于吾村则井冽泉甘，人享其利，由来已久。又村东有海眼一处，秋夏雨集，水即长流，是吾村原非乏水之区也。自嘉庆年间，甘雨频降，而泉水常缺，人咸不知其故。及道光六年，井泉数圆（？）[4]无一处有水，人心鼎沸。彼时村东有洞口两处，传言有水，于是集众往验，始知脉水果尽泄入洞中。因思民以水为生活，有洞不过一时微利，无水实受无穷大害，行洞只为数人身家之计，无水乃合村不时之忧。依树受庇，饮水思源，人所共知。因而合社公议，禁止两家行洞者即刻停工，并议嗣后村中东西南北地界以内，永远不许开凿洞口。如有违者罚地主银伍拾两，罚行洞者银伍拾两。非故为是严禁也，亦吾村山脉不□□□□清并谍占□，居民受福。为是勒石，以垂不朽云尔。
这块石碑既说明了水对干旱地区生活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开矿的利益，也说明了“社”在村落管理中的重要作用。[1]关于横坑村的情况，见冯江、阮思诚和徐好好《广府村落田野调查个案·横坑》，载《新建筑》，2006.1。[2]汪亚芸先生未允许本文作者抄录和摄影。汪先生已于1998年过世，此文件下落不明。[3]每天傍晚后便不得在渠中洗涤和向渠中排水，次日早晨各家可取水贮于缸中供烹饪饮用。定时允许村民在渠中洗涤，粪便则不得入渠，必须容于木桶中，另有设施沤肥。[4]碑文中所述“洞”乃煤矿洞口，有时写作“峒”。
十、商人介入村落建设
大约到了晚明时期，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了不小的发展，推动这个历史性发展的主力来自农村，因为最初的商业资本是农业和农村手工业提供的。地无论南北，都有一些村落里的人外出经商，大小发了点财之后，他们在村子里就有了些发言权，有些地方，至少和致仕的官或者不乐仕进的读书人有了相近的地位，甚至取代了他们，在村落的建设和管理上起了作用。这种情况，尤其以徽商、晋商、山右商（泽潞商）、江右商（赣中商）等等大商帮和闽粤华侨的家乡为最突出。
晋商、山右商和徽商，都有相同的一条族规，就是出外经营，不得携眷同行，不得在外纳妾，不得在外落籍，因此，经商发了财，财富当然只能往老家带。带回来，按传统老规矩便是买田地，买到无田[1]地可买，便造房子。于是，明代以来，在许多地区掀起了一个空前的乡土建设高潮。商贾们并不只建私宅，在当时宗法制度仍然统治着农村的时代，他们也热心于建祠庙和其他公益性工程，如书院、文会、牌坊、文昌阁、风水塔、桥梁、道路之类，否则难对宗族的期盼。
经过商业利润的反哺，各地的乡土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福建长乐人万历进士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写他在“地狭而人众”的徽州所见道：“见人家多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计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犹无尺寸之隙地。”侨居扬州的徽籍盐商后裔程且硕，于清初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初返祖籍寻根，在所著《春帆纪程》里描写途中所见：“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绰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星列棋布的乡村都宛如城郭了，皖南的农村建设这时达到了很高水平。著名的徽州宏村、西递、关麓、南屏等等村子里，精致典雅的住宅都是商贾之家。
同样的情况在苏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山西等地都很普遍。湖南省辰州市蒋家坪村蒋氏庄园为蒋氏家族经商后建造，规模大，功能齐全，这是建筑群轴测图浙江省永康县厚吴村房派住宅以祠堂为中心，祠堂前通常有水塘及公共活动区域（李秋香摄）浙江省永嘉县苍波村村中建有两处大水塘，既满足了村落用水，又美化了村落环境（李秋香摄）江西省婺源县历史上就人多地少，延村住宅多是村人外出经商后所建造（李秋香摄）江西省婺源县李坑村引山泉水入村，一条条河街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李秋香摄）
在山西，开发黄河河套和陕北三边等地的晋商挟巨资改变了晋中的面貌，从榆次、祁县、太谷、平遥到灵石，晋商豪华的“大院”连绵不绝。介休的张壁村，王、贾两姓商人的大宅构成了西半村的富户区；襄汾的丁村，四十多幢大宅，全是商人的产业。盛产煤、铁的晋东南的城乡也被山右商帮改造了，连晋西本来很贫困的黄河边上，乾隆以后还出来了一个临县的碛口镇，竟被誉为“物阜民熙小都会”，带动了一大批村落的发展。甚至朔漠古塞也有榆林、包头和归绥等地成了边贸要地。
商人（商业资本家）在许多地区发达之后，农村老家成了他们的后方基地。于是，人才改变了流向，几乎没有例外，凡巨商辈出的村落，科举成就必定下降。例如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宋代出过三十位进士，其中还有一位状元，明代经营木材流放业之后，只出了一位进士，到清代成立木纲会垄断了乌江航运，又兼营漕运，就连一位进士[2]都没有出过。北方也一样，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奏称：“山西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各地经商致富的农村里普遍多建“大夫第”、“明经第”、“司马第”等等，它们所炫示的都是富商们拿银子买来的虚衔。毕竟是赚银子重于苦读。
在这类农村中，商人的地位超过了读书人，商人们对“社会身份”的自觉意识也大大强化了。他们取代过去的致仕官员和未入仕士绅在乡村中的地位之后，在传统意识作用之下，承认对乡里建设负有一定的责任，便关心起村子的建设和公共事业来。他们在血缘村落里，往往担任宗族组织中的重要职务，在杂姓村落里，多成为公益事业的“纠首”。
例如，安徽省绩溪市《盘川王氏宗谱·中梅公传》记载，这位中梅公：
家贫，力不能读书，犂雨锄云，耕于盘川之野。工计然，常远出经商，臆则往往而中。积数年，家渐裕，诸子弟有请营宅第者，公怃然曰：“《记》有之，‘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今祠宇未兴，祖宗露处，而广营私第，纵祖宗不责我，独不愧于心乎？”乃慨然有建祠之志。
北方多杂姓村落，宗祠不是它们重要的公共建筑，甚至许多村落没有比较大的姓氏，因而没有宗祠，重要的是兴建水利和庙宇，捐献于造庙的机会更多些。如山西省临县碛口镇有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卧虎山黑龙庙碑》，施主“芳名录”里列了七十二位施主，其中有六十六位是店号而无姓氏。这座黑龙庙一直是“九社一镇”的公产，由镇上的商会负责日常管理。山西省介休县张壁村，有一块碑，是光绪三年（1877年）的《重修吕祖阁碑记》，在一百五十个捐资人名录里，有一百一十个是店号和典号。这类碑上所列的纠首等执事人的名单几乎全部是村中最富裕的商人。
山西省高平县侯庄的赵家，是晋东南潞、泽两府巨富，家族自明代到民国经商几百年不败，商号遍及晋、豫、皖、苏、浙（温州）各地，乡人们传说赵家的人“一走几千里，不住别人家”。侯庄村的东、南、西、北本来各有水池一处，北池因为妨地脉而被填没，西池年久失修，储水很少。如今侯庄普化寺西侧的碾房里还有一块碑，记载着修浚西池的经过。赵家“三和堂”的赵凤全说：“吾村之赖斯池也急矣，不治无以供众用”，于是捐银七百两，并捐出西池西侧土地二亩供修西池取土之用。随后商家侯秀春、宋立斋等共捐银一千四百一十六两。修池工程由“纠首”主持，每天有一百人出工，“星而往，星而返”，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起始至嘉庆二年（1797年）完工。嘉庆六年（1801年）又将所捐西池西侧二亩取土用地稍加整理，形成一口新池。二百多年来，“东池溢而注入西池，西池溢而注入新池，洋洋乎一坎、二坎、三坎，汲之便，用之足，并南池亦无旱干之虑”。
商人们也为修路、造桥、筑凉亭等等公益事务捐款。徽州黟县关麓村，或者叫官路村，过村登西武岭去祁门县境的山路，就是由一位商人孙洪维捐款建造的。山路在清乾隆丙午（1786年）八月开工，孙洪维亲自住在岭麓的小庵里日夜管理施工，历时四年，于己酉年（1789年）八月完成。当时黟县知县施源撰《西武岭记》赞孙的认真作风道：
鸠工伐石，择其紫砂者，涩可留步也。每磴之级不逾寸，以节登临之劳也。路宽处规一丈，窄者半之，步担之侣不烦争道而趋……岭巅旧垒石为一邑关钥，君修其颓圯者，而又虑行旅之渴也，设茶亭于村口，夏施其凉，冬施其温，君之用意可谓周且备矣！
商人主持村落的公益事业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明代末年，李自成军一部流窜至晋南和晋东南，烧杀抢掠，造成很大恐怖，于是当地村落，多筑墙自保，所需费用，多由本村富商捐献。如阳城县郭峪村，在李自成部四次洗劫屠杀之后，由时任社首的大商人王重新独力捐资于崇祯八年（1635年）修筑了城墙，“内外俱用砖石垒砌，计高三丈六尺，计阔一丈六尺，周围合计四百二十丈，列垛四百五十，辟门有三，城楼十三座，窝铺十八座，筑窑五百五十六座，望之屹然，干城之壮也”（见崇祯十一年张鹏云撰《郭谷修城碑记》）。这位王重新，据清同治《阳城县志》：“生有计智，世为贾，不数年赀雄邑中矣。明末寇乱，重新以金七千筑郭峪寨。”寨城筑成之后，李自成军又曾多次犯阳城，郭峪均安然无恙。
商人介入乡村聚落建设，初时还遵循农耕时代的传统规矩，或者还有行善积德的考虑，但他们的行为观念终究是要把商品经济的法则引入这种建设中来的。浙江省兰溪县姚村很早就农商并举，村民善于腌制火腿，这是火腿晾晒的场面（李秋香摄）
在北方，由于长期的战乱，血缘村落不多，宗族势力很弱，甚至缺失，但如在短时期内要建成一个村落，无论如何离不开管理和规划。于是，有走合作化道路的，也有走市场化道路的。山西省灵石县静升镇崇文堡是由民众合资修筑的，他们共同购买土地，以四十亩为建堡基地，划分为三十二份房基地，另以十一亩造了两条道路。建堡历时四年完成。这三十二户建堡共同体，显然是有组织、有主事者的。而相距不远的山西省介休市北贾村的旧新堡，是由一家富户独资兴建的。他先周密地选定建堡地址，然后将全堡的平面布置图设计出来，包括街巷网、水井、庙宇的位置和各户院落的房基地。村民向这家富户购买房基地兴建宅院，这家富户则负责建造堡墙和堡门以及垛口等公共防御工事。宅院和堡墙等建成之后，再由全村人合资兴建庙宇、[3]戏台等公共建筑。这是一例早期的房地产投资经营。湖南省会同县高椅村逢三、八赶场日，后村中有了一条商业街。这是赶场日铁器店的情况（李秋香摄）浙江省兰溪市诸葛村内的水阁楼，是商业活动中心，及村人公共活动场所（楼庆西摄）
浙江省兰溪市诸葛村，洪杨之乱烧毁了它为过境客商和担夫服务的村西侧的商业街（今称旧市街），乱平之后，由于地区的需要，商业服务业在村子的北部上塘周围复兴，外地客商纷纷前来设行开店。诸葛氏早就以贩药经营四方，熟悉市场行为，聚居在这块地方的二房仲分便利用时机，在上塘周边本属于他们的土地建造店面房出租或出售，也在上塘沿岸水面上建造轻便的木质水阁楼，共计有七十二间之多。这也是一宗早期的房地产开发行动。后来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叫做“街上”的独立区，与原来的以农耕为业的“村上”并立，由自己的商会管理，建立了公安派出所、消防队、更夫队等等。逢年过节也有自己的活动，但与“村上”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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