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树华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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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试读：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努力寻求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崛起。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们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中一些有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并邀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编辑和出版反映与中国道路研究有关的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中国道路丛书》的定位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立足中国实践、通达历史与现实、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推动和传播。
本《丛书》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历程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挫折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和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时因应世界的变化。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从来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而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本《丛书》将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例如将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和截然对立的评价；例如极力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因而，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路，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应该成为致力于中国道路探讨的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积极促进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研究，那些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学术新风。我们相信，通过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会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
本《丛书》具有跨学科及综合性强的特点，内容覆盖面较宽，开放性、系统性、包容性较强。分为学术、智库、纪实专访、实务、译丛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涵盖不同类别，例如在学术类中就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
这是一项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界理论创新观念不足等现状是制约因素之一。然而，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与了解中国国情，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担当精神的中国学派，共同推动这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工程。
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勇于承担大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信将以历史担当的使命感，来持续推动中国道路出版工程。
2014年8月，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平台，凝聚力量，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携手中信出版社共同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顶层设计。
本《丛书》的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将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努力使《丛书》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孵化器，中国学派的探讨与交流平台，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传播思想、凝聚人心的讲坛。
引言
一苏联解体、苏共败亡已经过去近30年了。30年间，世界政治版图和俄罗斯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突变。这些突变直接导致共产党下台、国家政权更迭、发展道路改弦易辙、社会制度改变“颜色”。苏东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大事。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政治版图。苏共垮台、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挫折，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苏联曾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苏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第一大党。苏共、苏联也曾经是对新中国革命和建设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与苏联共产党的命运密不可分。苏共政治思想变质、苏共内部组织上的瓦解是导致国家分裂、苏共败亡的直接原因。今天，以苏共为代表的苏联、东欧地区共产党的兴衰史仍然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为保持我们党永续执政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必要深入研究苏东剧变和苏共败亡的原因，总结共产党“掌好权”“执好政”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防重蹈苏共覆辙。
二十多年前，由意识形态同源、历史经历相近的共产主义大党执政的中苏两国，有着相同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背景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如今，一个在世界东方巍然屹立，一个业已分崩离析——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走向瓦解？苏联瓦解后，俄罗斯又选择了一条什么道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背景下，近30年来俄罗斯内政外交又是如何跌宕起伏的？在苏联大地上新生的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21世纪开启后，普京又是如何披荆斩棘、以非凡的胆识和超常的洞察力带领俄罗斯勇敢地迎接挑战、走出困境的？二
研究苏共败亡和苏联瓦解既是一项严肃的、跨学科的学术课题，也是一项政治性和思想性很强的研究项目。多年来，苏共兴衰史始终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我们要时刻对照检查，引以为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苏共大党有着悠久的光荣革命历史，取得过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却在成立九十多年、执政七十多年之后失去了政权。有人形象地讲，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在拥有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凶悍的德国法西斯，却在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丢掉了政权，国家分崩离析。其中原因令人深思。
苏东剧变二十多年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多视角、多方法的探讨和研究，结论各异、众说纷纭。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国内外学者先后总结出50多种说法，如“体制僵化说”“经济落后说”“民族矛盾说”等。苏东剧变不仅指通常意义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塌，还包含了社会制度改变“颜色”、道路改弦易辙、共产党的衰亡、国家政权更迭等含义。由此看来，导致苏东剧变的原因和因素复杂而繁多，可以罗列出政治性、经济性、社会的、思想的、历史的、现实的、军事的、民族的、体制性、主观性、内部的、外部的诸多因素。
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苏联和东欧国家想进行一些调整，但在西方等各种势力的强大攻势下，这种调整偏离了正确方向，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交织，推波助澜，终于导致在1989年东欧国家先后发生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
苏联的教训让我们看到，党的理论正确与否，政权是否牢固，直接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所以会解体，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之所以会顷刻失去政权并瓦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理论上、政治上出了问题。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挖坟掘墓”，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前后经过三十多年，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导致党内思想混乱，思想政治被彻底解除武装。苏联共产党从思想涣散走到组织瓦解，教训十分深刻。研究和反思苏共垮台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之后，我们认为，苏联剧变关键在苏共，而导致苏共蜕变的关键问题又出在苏共内部。
俄罗斯有句谚语，鱼从头上开始烂。而苏共蜕变正是先从党内高层开始的，苏共高层的蜕变又是以思想理论的蜕变为先导的。三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之基。党的领导关键是确立正确的路线与方向。路线是纲，纲举目张。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成败的关键。在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的6年多时间里，推行了一条“由削弱到放弃苏共领导地位”的错误路线。戈尔巴乔夫通过修改苏联宪法，取消了关于苏共作为领导核心的规定，盲目推行西式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削弱了国家力量，搞乱了社会，结果导致地区分离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甚嚣尘上。苏共在境内外反共势力的合力进攻下被攻击、被瓦解、被摧毁。苏共作为国家政权的核心，作为凝聚苏联各民族的政治领导核心被动摇了、被打垮了、被推翻了，完整的苏联被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了。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苏联，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高度重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使党的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国家和民族的人的手里，必须制定正确的组织路线，高度重视培养党的事业接班人，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各级权力机关的监督。苏共的失败不是发生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苏共不是被基层群众起义推翻的，而是由党的领导人自己解散的。苏东国家共产党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并将党推进了“火葬场”。正是苏共执政后期，高层领导人在思想上的背弃、在路线上的背离、在政治上的背叛导致苏共的败亡。
苏联的问题关键在党，关键在路线，关键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关键在思想理论武装。思想理论之于党，就像人有无精气神。生命后期失去了精气神的苏联共产党犹如失魂落魄的泥足巨人，土崩瓦解，轰然倒下。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连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作鸟兽散，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四
意识形态指的是代表社会中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信仰和一整套思想观念体系。它体现为人们对所在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看法、见解、信仰、追求，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法学、史学、宗教学、伦理学等学科的思考。意识形态工作就是以主导思想观念体系为基础而进行的宣传、解释、研究、传播、教育等活动，通常涉及理论研究、文化艺术、宣传鼓动、政治教育、大众传媒等众多领域。
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各种政治势力争夺和较量的战场。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政党不去占领，甚至拱手让与他人，无异于思想上自动解除武装，无异于政治上的投降。
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政治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意识形态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与某些资产阶级政党蓄意隐瞒或模糊意识形态工作不同，无产阶级政党始终鲜明地紧抓意识形态工作，重视思想理论建设，关注政治教育工作，时时刻刻防御西方敌对势力的“心理战”和“信息战”。在长期党建和执政过程中，苏共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形成了一些经验，末期却犯了严重的错误。在74年执政的中后期，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由教条、保守、僵化演变成意识形态自由化、多元化、西化等，脱离、背离、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造成党员丧失信仰、思想分裂，成为失魂落魄的“泥足巨人”，思想方向上摇摆不定，社会随之一盘散沙。面对内外敌对思潮的侵袭，苏共毫无还手之力，最终被送进了“火葬场”。因此，研究苏共败亡和苏联解体的思想根源和舆论原因，有助于科学地总结苏共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前车之鉴，应引以为戒。第一篇 自由化迷途1961年10月31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称根据苏共22大决议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定，已经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迁出，埋葬在克里姆林宫墙边。（原件藏于俄罗斯当代历史国家博物馆，作者查于2014年夏）自称是列宁思想的“好学生”戈尔巴乔夫（原件藏于俄罗斯当代历史国家博物馆，作者查于2014年7月）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运动的推动下，1989年苏联电视频道政论性节目《观点》正在热播（俄罗斯当代历史国家博物馆藏，作者查于2014年7月）苏共后期，戈尔巴乔夫推动历史反思和平反，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列宁和斯大林都成了抹黑和攻击的对象。苏共意识形态危在旦夕，苏联摇摇欲坠。（图片为作者提供）第一章失去灵魂——指导思想的动摇
正确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生命力的灵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严重偏移，先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将其教条化、片面化、绝对化、凝固化，并机械地加以搬用，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而当社会发展中积累了大量问题需要加以改革的时候，苏共不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由原来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思想严重僵化的一个极端，转向了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道路的另一个极端。从思想信仰上的动摇发展到在历史方面搞自我否定，导致民众思想混乱，信仰缺失，从而使庞大的苏共变成失去思想灵魂的“泥足巨人”，土崩瓦解。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但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就必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些要么教条地理解和盲目迷信，要么完全抛弃的做法，都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邓小平曾说道：“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苏东剧变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本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一、缺钙与失魂：理想的丧失
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是否坚守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否坚守党的意识形态阵地，在这些关键问题上苏共所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苏共垮台的思想原因是什么？首先就是苏联领导人从自身就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
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堪称典范。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十分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是列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原则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和典范。在列宁率领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使布尔什维克党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在全党和全社会人民心中，列宁作为革命的领袖具有无可置疑的思想和理论权威。列宁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应当在各个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列宁逝世后，在俄共（布）内部，思想和路线的斗争日趋激烈。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俄共（布）和以托派为代表的“不断革命论者”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思想和政治对立。双方都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纯洁性而战，但目的却不同。而且他们利用列宁针对各个完全不同时期的著述，找出相应的引文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个时期，党的内部出现了一些意识形态“看风使舵者”。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以后，国内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新生苏维埃政权进行攻击和封锁，新的世界大战即将到来。面对如此形势，斯大林十分重视全党的思想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问题。斯大林不仅多次过问，而且经常亲自撰写总结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文章。他先后撰写和指导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
在分析苏共失败的原因时，俄罗斯一些学者认为，苏共是自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脱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奉行的是“右倾修正主义”。在2000年，俄罗斯著名政论家、历史人物传记作家，原“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对记者表示，赫鲁晓夫在苏联和国际共运史上的作用很大，苏联后期领导人的政治意识其实是在他领导苏共的11年内形成的。赫鲁晓夫当政时，开展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运动，提出了完全不切实际的“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的冒进口号。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的行为，被西方情报部门迅速利用。西方的反苏、反共势力如获至宝，他们利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大肆鼓噪，推波助澜，严重削弱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根基。苏共和苏联思想理论界开始动摇和怀疑，党内一些领导人甚至变得不知所措，开始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怀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产生动摇。此时，苏共内部的一些理论权威摇身一变、改弦易辙，将笔锋转向了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上，结果引发了全国上下思想上的混乱，给苏共党员队伍带来分裂，产生巨大的冲击。
20世纪70年代之后，为了纠正赫鲁晓夫的理论偏差，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他认为，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引用经典文本对这一概念进行宣传和阐释。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在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做斗争方面，依旧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作风也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苏联的国际形象。在苏联内部，苏共在积极宣传、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出现了马列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党的领导人在理论上鲜见创新和突破，多数情况下只是满足于采用马列主义个别言辞和论断，以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和根据。这种僵化、凝固的思想氛围使意识形态工作更加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阉割了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使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在人们心目中逐渐下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开始背弃共产主义的信仰，思想上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理论上推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在社会发展中期望和依赖西方的经济援助，最后导致“改革”误入歧途，瓦解了国家，埋葬了苏联共产党，也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二、失去信仰、背弃信念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共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上越来越僵化、教条化，而到了苏共后期则开始批判马克思主义信仰，最后乃至背叛。正如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叶·利加乔夫所言，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一伙人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和政治观点，政治蜕化了。（一）戈尔巴乔夫的思想转变
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改革刚刚起步，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就发生了根本转变。戈尔巴乔夫提出：“我们肯定舆论多元化，摈弃精神垄断的做法。”“1988年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改革。由此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这应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就是社会民主思想。”
戈尔巴乔夫所谓破除精神垄断和推行多元化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放弃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搞思想自由化。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他说“共产主义”是“激进的、革命的专制思想，是绝对的、完全的平均主义”。他居然攻击共产主义是“在马克思晚年已经死去的思想”，认为共产主义被引入俄罗斯是一个错误。他在同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对话时称，共产主义是一种绝对性、极权性的空想社会改良说，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口号。戈尔巴乔夫曾经极力将自己打扮成一个赤诚的“列宁主义者”，后来却发生180度大转变，指责“列宁，特别是年轻时的列宁，却比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显得更为教条”。
据戈尔巴乔夫最亲近的一位助手阿·切尔尼亚耶夫回忆，“戈尔巴乔夫早在赴莫斯科任职前，内心深处就做好要摧毁马列主义正统思想的准备”，为达到此目的，他认真阅读了各种地下出版物及由助手们挑选和推荐的一些不同意见的内部读物和翻译作品。戈尔巴乔夫的这位亲密助手坦言，戈尔巴乔夫掌权时转而求助于那些自由化的、国外的思想是自然而然的。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召开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公开宣扬“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社会结构、经济成分、社会利益应当是多元的，意识形态也要与此相适应。搞多元化，必须废除苏联传统上的“意识形态专制主义”“精神垄断”，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以外各种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存在与传播。在这之后几年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运动给苏联社会带来严重思想混乱，使苏共逐渐丧失了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1990年《苏联出版法》的出台，进一步使得苏共失去了对一些新闻报刊的控制权。过去是苏共宣传阵地的很多报刊的编辑、记者掉转枪口，不少报刊热衷于宣传西方制度和西方价值观，贬损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由此可见，苏共总书记思想上的背离成为苏共领导层和思想理论界蜕变的催化剂并最终导致全党思想混乱，理想发生动摇，党员失去信仰，激进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迅速在苏联泛滥起来。（二）雅科夫列夫的公开背叛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共高层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左膀右臂，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亚·尼·雅科夫列夫，他曾主管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然而正是这位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比戈尔巴乔夫更进一步，露骨地诋毁马克思主义、恶毒攻击十月革命、献媚西方资本主义制度。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亚·尼·雅科夫列夫便肆无忌惮地攻击马克思主义。1985年12月，作为当时戈尔巴乔夫的亲信，雅科夫列夫进言：“在我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的阐释，其危险足以使任何创造思维甚至经典思维都毁灭殆尽。魔王，它就是魔王……必须在理论上做出这样的突破，才能制止极权主义和对自由、创造的蔑视，才能结束意识形态的单一化……不仅仅要拆除斯大林主义，还要替换掉千年沿袭下来的那个国家模式。”
对于马克思主义，雅科夫列夫公开宣称：“我个人并不相信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尤其要批判反人类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雅科夫列夫声称，历史进程已经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的单维性、普遍性和物质的同一性等谬误学说抛到生活的一边了。他在1991年10月自白：“马克思主义最终使我们陷入灭亡、落后和良心泯灭。”长期在苏共中央宣传部门工作的雅科夫列夫竟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犯罪世界除了无道德和犯罪行为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什么。他对十月革命怨恨不已，要彻底肃清布尔什维克主义，公开叫嚣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斩草除根。雅科夫列夫说：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降临时，就落在这样充满暴力和极端仇恨情绪的土壤上。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充塞烦琐哲学、解决问题的简单处方、迷惑人心的乌托邦观点。雅科夫列夫在肆意诋毁苏联历史和苏联制度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的观念却赞不绝口、顶礼膜拜。他曾说：“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对党的事业失去了信心，不仅在思想上背叛党，而且在组织上瓦解党，拱手让出意识形态阵地，思想教育工作放任自流，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党的领导人和广大党员与党离心离德。不难想象，这样的党还能存在和发展下去吗？离自掘坟墓、分崩离析已经不远了。第二章失去领导权——体制的失灵一、组织领导弱化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十分重视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问题。在列宁领导下，苏维埃政权在思想、理论、文学艺术以及教育等领域对沙俄及资产阶级旧文化残余展开了全面的进攻。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保证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坚决摈弃了国家不能干涉文化的错误论点，全面实现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十分重视理论武装和开展思想领域的斗争。当时的苏联党和政府也积极利用无产阶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的有利条件，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随着政治思想工作的推进，斯大林逐步确立了自己在党内外不可置疑的理论权威地位，与此同时，社会中也形成了一种旗帜鲜明、面面俱到的意识形态工作体制。现今的俄罗斯学者评论道，当时的苏联社会“在思想理论方面，在社会意识领域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铁板一块’。人们相信社会公正，相信自己的幸福未来和国家的美好未来。当时看来，不用说消灭这样一个社会，甚至连撼动它也绝无可能”。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高层领导丢掉了列宁、斯大林时期的传统，思想停滞不前，工作安于现状，不善于独立思考和战略谋划，经常满足于顾问班子、专家和助手们“万金油式”的套话和千篇一律的官话。苏共内部几乎再没有出现一个既具备远见卓识的理论家才能，又具备开阔视野和高超组织能力的领导者。
苏共执政后期，在组织和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机制和方式、方法上出现了不少失误，但关键性的错误就是苏共领导人将意识形态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苏共叛逆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内部就已冒出分裂的苗头，苏共灭亡的命运早已注定。1990年夏，苏共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苏共二十八大期间，戈尔巴乔夫向跟随自己多年的助手阿·切尔尼亚耶夫坦言：“听着，托利亚，别以为我看不见……我看到了……你们的信也看了。阿尔巴托夫、什梅廖夫……许多人像是商量好了一样，都劝说我甩掉总书记一职。可你要明白：不能松开绳索，放开这只可恶的疯狗（指苏共）。如果我这样干了，那这个庞然大物就会反对我。”
有关戈尔巴乔夫要摆脱党的思想的表现，身为亲密助手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1993年和1998年两次出版的回忆录中均有透露。只是害怕授人以柄，在1998年书籍再版时用“怪物”一词代替了“狗”。可以想象，一个党的总书记，在最后的关头，竟然想弃之而去，苏共悲惨的命运实难避免。果不其然，一年之后，就是在“8·19”事件之后，在外休假时被叶利钦挟持回来的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第一个签署的命令就是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勒令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一）由思想分野到组织分裂
苏共末期，戈尔巴乔夫重用了西化改革派旗帜性人物雅科夫列夫，取代“保守”的叶·利加乔夫主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雅科夫列夫作为一个隐藏在苏共高层内部的“两面人”，深谙思想斗争的技巧，也熟知苏共的软肋。为从思想上瓦解苏共，达到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目的，他出谋划策，或通过提交报告、演讲文稿等途径，利用一切机会灌输这些主张。雅科夫列夫成功地利用了戈尔巴乔夫理想信念不坚定、意志薄弱、爱好虚荣、习惯于信口开河、夸夸其谈等弱点，不断渗透控制其头脑，利用其嘴巴和权力，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2月，雅科夫列夫就以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上书苏共中央总书记，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甚至公开提出了在组织上将“苏共一分为二”的建议：把苏共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任期10年，政府由在全民选举中获胜的党的总书记领导，等等。据苏联科学院原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60年代以后苏共几任总书记顾问格·阿·阿尔巴托夫院士证实：“的确，苏共最高领导人在一个小圈子里也曾讨论过这一方案。”院士本人也认为是可行的，“党可以分裂成两个或三个，包括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派。”雅科夫列夫向戈尔巴乔夫建议分裂苏共时说：“生活在迅速地赶超理论、赶超构思。”他认为，应该赶在事件发生的前头。也许，将党分成两个部分是明智之举。那样就可以给现有的分歧以组织上的出路。
由于雅科夫列夫长期在苏共宣传思想部门工作，深谙思想斗争和开展内部瓦解工程的手段。他写道，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彻底肃清布尔什维克主义、打碎苏联机构，不能采取像叶利钦那样的正面直线进攻的方式进行。他认为，要避免失败，就应当讲策略，对有些事情缄默不言，有些问题要绕着走，这样才能达到目的。雅科夫列夫一方面利用作为戈尔巴乔夫“心腹和亲信”的身份，直接进言或采取适当迂回策略，另一方面，还积极借助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机会，网罗了一批变质的苏共报刊舆论领导人，有意识地放纵和引导舆论。
1986年至1988年苏联一批有影响的报刊先后被雅科夫列夫安插的“新人”接管：《消息报》《星火》《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论据与事实》《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青春》《新世界》等报纸杂志的总编辑纷纷换人。苏共《真理报》《共产党人》《经济报》等报刊的编辑部也大幅度调整。其中苏共机关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职务，调往莫斯科大学任教。由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的，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的同窗好友弗罗洛夫先后出任《共产党人》和《真理报》的主编。在雅科夫列夫的纵容和支持下，1987年至1991年苏联解体前，这些苏共中央办的全国性主流报刊到处煽风点火、左右舆论，成为“公开性”运动和搞乱舆论的急先锋。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短短的几年内，雅科夫列夫成功地领导着瓦解苏共的内部工程：1985年他提出“苏共一分为二”的建议，把苏共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让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他利用纪念十月革命讲话推销自由化思想；撤换异己，安插和怂恿激进自由报刊主编，领导对苏共历史的翻案；他压制和打击党内不同声音等。
1990年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雅科夫列夫眼见戈尔巴乔夫已经日薄西山，政治影响力每况愈下，他开始与戈尔巴乔夫拉开距离。看到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摇摆不定，雅科夫列夫深表不满，他决定丢下多年的面具，直接宣布退党，迈出了分裂苏共的步子。随着苏共垮台，他成功地躲进了苏共另一叛逆者——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阵营，成为苏联和苏共的“掘墓人”。（二）随波逐流与不敢担当
在苏共生命后期，负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的默许和纵容下，为所欲为，从内部、从思想上搞乱了全党。到了1988年，戈尔巴乔夫又进行了一次“政治改组”，让“保守”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利加乔夫主管农业，“激进”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雅科夫列夫主管国际问题，而起用另一“中庸”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瓦·安·梅德韦杰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苏共最后一位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瓦·安·梅德韦杰夫平庸无能，但在思想政治上与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却是一脉相承。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社会舆论界，在“公开性”和“新思维”的搅动下，浊浪滔天，一片乌烟瘴气。诋毁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甚至公开号召推翻苏共的声音此起彼伏。1988年身为苏共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梅德韦杰夫，作为苏联科学院的经济学通讯院士，在由他领导编撰的新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抹杀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删除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内容，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苏共丢失了一个又一个思想舆论阵地。此时，那个辉煌的、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大势已去，穷于应付，难以招架。梅德韦杰夫自己承认，任凭他怎样打招呼，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仍然我行我素，公开发行包括索尔仁尼琴等作家的“禁书”。1989年，为应付四面袭来的攻击，在舆论上已是四面楚歌的苏共中央不得不最后出面，决定由软弱的梅德韦杰夫领导的苏共中央宣传部成立所谓的“快速反应小组”，以应付舆论界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对历史的歪曲等。然而，事与愿违，苏联理论界、社会科学界对此反应平淡。因为在颠倒是非的情况下，一些学者正确的、理智的观点往往被贴上“保守”“教条”“过时”等标签。苏共已经失去了社会中坚力量的支持，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专家成了苏共被埋葬的“看客”。
1990年至1991年初，在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和敌对势力的两面夹击下，长期“缺钙”的苏共犹如失去灵魂的“泥足巨人”，只留下一个外壳，内部已经成为空洞并开始瓦解和坍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已经和广大党员离心离德，庞大的党员队伍不但横向分裂出左、中、右三派，而且纵向也出现了三级断裂：中央委员、各级地方党委和党的基层组织。苏共最后一次党代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在政治纲领问题上的严重分裂就是明显的例证。苏共思想上的蜕变和瓦解成了组织上分裂的导火索和助燃剂。二、思想钝化与队伍弱化
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势，如何培养自己的宣传和教育队伍，如何转化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是摆在苏维埃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列宁十分重视无产阶级知识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对于旧知识分子，一方面批判他们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另一方面用同志合作的气氛来影响他们，积极吸引他们参与到新生活的建设中来。在哲学界和理论界，通过几轮思想和观点的交锋，人们逐渐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含义，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文化艺术方面，通过批判各种宗派主义、虚无主义，加强了队伍统一，保证了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方向。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坚持政治斗争的同时，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重视苏共思想理论队伍的培养。卫国战争期间，为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扩大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专门设立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科学处。除此之外，负责宣传和思想文化工作的还有中央宣传鼓动部、红军总政治部、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苏联人民政府委员会下属的艺术事业委员会、全苏高校事务委员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文化处等。可以说，战争不仅是对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严峻考验，也是对苏联人民精神的严峻考验。战争的胜利提升了苏联文化的威望，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思想教育干部。战后一个时期，他们一度成为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骨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领导干部不应“爱惜自己的羽毛”，面对错误思潮和言行，应敢于“亮剑”。在从事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岗位上，不应论资排辈，安排照顾，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要会“两把刷子”。“二战”胜利后，苏共内部就出现了某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虚伪的“假思想家和理论家”。正是这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假马列主义者后来逐渐占据了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层，腐蚀了思想理论队伍。早在“二战”前，这些号称意识形态领域的行家里手在苏联政治生活中便身居高位，其中一些人已接近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他们当中存有不少毫无原则、不学无术、口是心非、只想尽快升官的人，这些人往往言行不一，经常利用自己的地位极力攫取特殊的物质福利待遇。他们善于钻营，许多人先后通过各种途径成了科学院院士。例如，20世纪60年代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伊利乔夫，一辈子不但连小册子都没写过一本，甚至连报上的文章都是由部下代劳，却得到了博士、教授及其他显赫终生的头衔。
苏共内部的“意识形态行家”不是专心于思考具体的理论工作，而是善于制造并挑拨社会矛盾，发动反对米丘林生物学、反物理学唯心主义、反控制论、反共振理论、反巴甫洛夫学说等运动。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同现代科学隔绝并对立起来，破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威信，将马克思和列宁的某些言论绝对化，阻碍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甚至将意识形态斗争的矛头指向包括苏联朋友如爱因斯坦、狄拉克、贝尔纳、玻尔等在内的著名西方学者，谴责他们是“唯心主义”，使西方进步学者同苏联之间产生隔阂。
80年代末期，伴随着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的背叛，苏共思想领域的一些异己分子也乘势反戈一击，与西方反苏政治力量遥相呼应。原先的“列宁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反对“苏联体制或极权主义”的斗士。1988年中期，苏联出版了一本风行一时的文集——《别无选择》。这部书当时在苏联被称为“改革力量的宣言书”，也很快在中国翻译出版。文集的作者是当时苏联知识界的名人：他们多是以批判斯大林体制，批判苏联高度集中计划体制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如社会学家扎斯拉夫斯卡娅院士、经济学家波波夫、经济学家谢留宁、政治学家布尔拉斯基、哲学家伏罗洛夫、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作家格拉宁等。
其后，戈尔巴乔夫重用了一些人，他们都是所谓的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法学领域的院士专家。现在看来这些满腹经纶的院士看出了某些社会问题，但却开错了医治的药方，或者说他们的处方已经无益于病入膏肓的苏共。这些处方可以粗略地归结为两种：一是抛弃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经济全盘市场化、私有化；二是打碎苏共和苏联的官僚特权机构，搞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如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波波夫，他曾当选首届苏联人民代表，曾与叶利钦、萨哈罗夫等成为“民主派”的领头羊。在苏联后期，他与苏联知识界的一些精英一起，对摧毁苏联制度起了很大作用。波波夫当时提出，苏联经济的根本问题就在于计划体制，因此必须打破官僚机构，苏联应当分成50个“旧俄省”或“郡”，之后再组成“邦联”。他曾经提出“三非”理论，为苏联改革开出药方：非国有化、非苏维埃化、非联邦化。
在上述“民主化”精英的带领下，苏联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记者、编辑和作家纷纷撰文，无情揭露和指责苏共的过去，诋毁苏联的历史及其英雄人物，于是去红色化、去苏化、去苏共化愈演愈烈，苏联社会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激进思潮急速蔓延。西方观察家指出，1989—1990年，苏联社会中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信仰都在知识分子当中迅速地消失。苏联的知识分子思想愈发激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苏共精心培养的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转而去信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苏联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后来有一部名为《20世纪的俄罗斯》的历史“教材”，其内容充斥着“极权政治制度的形成”“大规模镇压”“农业中的困难”“民族矛盾”“新的镇压浪潮”等词汇，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等已经成为暴力和罪恶的代名词。苏联卫国战争被描述成“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个法西斯之间的战争”。一时间，市场、民主、自由、私有制、西方文明国家成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口头禅。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极低，“平等”在苏联的表现就是“同等贫穷”。他们期望在弹指一挥间跨越时代和社会鸿沟，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堡垒一下子就跃至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王国。第三章失去话语权——舆论阵地的坍塌一、“里应外合”：来自西方的信息战和心理战
1923年3月，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指出，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和党性，因此，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不妥协的进攻性斗争是共产党人的使命。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全面传播，在列宁领导下，苏维埃政权在文化、科学、出版和教育等领域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查封了攻击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报纸，成立了一些传播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培养意识形态干部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如共产主义大学（1919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921年）、党史研究会（1920年）、红色教授研究院（1921年）、列宁研究院（1923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1年）等。“二战”之前，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国外敌对势力一直对苏联施加思想高压，在思想教育领域，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潮占领了文化阵地。苏联人民相信社会公正，对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面对“二战”前敌对势力的包围圈，思想理论上可谓是“铁板一块”，坚不可摧。“二战”以后，硝烟未尽，冷战开始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积极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大力准备心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他们广泛招募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利用宣传、互访、侦察、谍报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通过援助，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利用民族主义矛盾，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散布政治谣言，丑化领导人的形象，制造对苏联制度的仇恨，培养对西方的向往。
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这项指令揭开了一场本质为新型战争的序幕，信息成了武器，作战的目的是操纵和改变苏联的社会意识。战争的任务在于使苏联社会形成对周围世界虚假的认识，以利于进一步操纵并控制该国居民及其管理精英。
应当说，面对西方日益强烈的心理战，在战前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苏联组织了有效的反击。在军队系统，伏龙芝将政治工作视为“补充武器”，在军队总政治局下设进行心理战的机构和政治宣传委员会。贝利亚领导的安全情报部在对外侦察和反宣传方面也卓有成效。日丹诺夫在领导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思想方面，组织了宣传工作，有力整合了国内宣传机构，统一思想，集中精神，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大量精力，也为后来的意识形态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当局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是与苏联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为此而兴起的美国苏联学起到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先后成立了一些以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学开设苏联、东欧历史和政治专业的课程，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库”也将关注的重点转到苏联和华沙条约。这些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形成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苏联学”，在西方也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明显不同的是，美国苏联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研究对象和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总体说来，美国苏联学与美国政治紧密联系，在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了以下三种主要功能：其一，在美苏对抗，两种制度的斗争中提供思想理论支持；其二，直接为美国对苏外交政策服务；其三，配合情报部门的反苏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和谋士们认为，思想战、信息战、心理战是美苏较量的有力武器。而欲取得效果，进而达到取胜的目的，必须“里应外合”。因此，西方专家非常关注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流派，并努力与之建立对话的渠道。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十分希望苏联社会出现一种“内部力量”，使这个国家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改革”。布热津斯基曾提醒人们注意多关注苏联的民族问题，认为民族主义在20世纪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克里姆林宫在非俄罗斯族群日益增强的民族自觉意识的压力下做出让步，那么通向和平演变的大门就打开了。为此，西方专家提出，必须破坏苏共对大众传媒的全面控制体系，在苏联提倡公开的政治竞争，保障选举的自由。共产主义的光环一旦褪色，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指出，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经济上的原因，不如说是思想上的原因。作者认为，西方对苏联社会的“文化核心”进行了“分子入侵”，先是制造对体制怀疑的情绪，然后逐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最后直至共产党和国家解体。他认为，这一过程至少在60年代就开始了。产生这种情况，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西齐金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提出，苏联作为一个堪与美国匹敌的世界超级大国，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失败了，这是信息心理战的结果。西方信息心理战在内外力量的协同配合下，使苏联人民接受了假象，坠入改革的空想，并进一步采取了大规模自我毁灭的行动，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二、“放任自流”：舆论阵地拱手让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舆论历来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举什么旗帜和走什么道路，事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苏联解体首先发酵的就是舆论领域。当时苏联主要媒体逐渐脱离了党的领导，舆论领域大面积出现丑化和否定党的历史的现象，把社会和人心搞乱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戈尔巴乔夫有意识地纵容和雅科夫列夫背叛的情况下，苏共主动打开思想战线的“闸门”，自愿放弃坚守的思想战线，拱手让出舆论阵地，任凭反对派争抢。（一）报刊电视成为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1990年6月12日，《苏联出版法》正式颁布。该法规定，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该法明确提出，对大众传媒禁止进行书报检查；国家机构、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劳动集体，以及任何年满18周岁的苏联公民均可以获得登记出版资格。
在《苏联出版法》的鼓励下，舆论领域的监管和进入门槛全部放开。一些报刊先后宣布“自主办报”，借机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一些苏共或国有的报刊纷纷“独立”，成为社会刊物或为编辑记者集体所有。例如，《论据与事实》周报是苏联“改革”以来至今在俄罗斯十分流行、发行量居首位的报纸。它在1990年10月获得重新登记资格后，马上在头版声明：请读者注意，我们报头上原来标注的由全苏知识协会（相当于“科协”）主办，已经变为记者集体自己主办。另外，1990年前后，《消息报》的编辑和记者为获得“财产和报纸的独立和自由”，和原所属的苏联最高苏维埃打得不可开交，最后结果却是掌握着权力和证据的最高立法机构惨遭失败，失去了七十多年的报纸主管权。由此，《消息报》变成激进派、西化自由派的舆论阵地，而且一度为外资所控制。
此后，在办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仅占1.5%。许多传播自由、激进思潮的出版物如《论据与事实》周报、《莫斯科新闻》周刊、《星火》画报的印数达到数百万份，而且常常是刚刚出版就被抢购一空。当时的苏联知识分子自嘲“虽然腹内空空如也，但此时却贪婪、如饥似渴地呼吸这‘自由’的空气”。以《仇恨的面孔》批判美国而受到赏识的维·科罗季奇成为《星火》画报的主编后，笔锋一转，很快将刊物变成侮辱苏联军队、丑化历史、否定斯大林的阵地。苏联解体后，他“及时”移居美国，并受到隆重的接待和欢迎。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出台，苏共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反对派极力挤进电视台并且要求直播，以摆脱控制和剪辑。例如，几个年轻记者在苏联电视一台创办了政论性节目《视点》《第五车轮》，他们要求现场直播。一时间，许多哗众取宠、造谣惑众的信息满天飞。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
包括一些学术刊物和书籍在内，将整个苏联历史都冠以“极权主义”的帽子，描述得一团漆黑。有人称，“二战”苏联军队是靠督战队才打赢的，因为士兵害怕背后的子弹。有人声称有确切的证据，说朱可夫曾经用尸体填平壕沟，让军队踩着通过。此外，宣扬色情、暴力的报刊纷纷出笼。一些本应严肃的报刊，包括莫斯科地区一些畅销的报纸如《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也经常刊登色情、乱伦的内容，以吸引眼球。媒体和社会上要求开放妓院和卖淫合法化的呼声此起彼伏。有人甚至公开建议莫斯科市划出专门街道成为“红灯区”。在市场和物欲的影响下，报刊、电视、电台以及出版社纷纷追求利润，不但忘却了社会责任、政治责任，甚至失去了社会良心。苏联时期严肃的学术著作和科普队伍几乎销声匿迹，严肃的学术著作只能依靠内部印刷进行小范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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