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子迟
出版社：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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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记者：他们让战争更真实试读：
前言
向战地记者们致敬战地记者，一个象征着勇敢的职业，一个代表着荣耀的职业，一个最能体现身而为人的骄傲的职业，一个无惧于生死的职业！
战地记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渴望和平，但是他们不得不冒着枪林弹雨；他们希望描绘生命的美丽，但是他们不得不直面绑架、鲜血、死亡。
没有记者的战地，是莫衷一是的战地，是谣言纷纭的战地，是缺少历史记录的战地，是看不到真实面孔的战地，是只看见炮火而听不到声音或呐喊的战地。在现代战争中，战地记者和红十字救援，犹如法庭的证人一样不可或缺，是战地最为客观的书记员和监护人。因为他们，我们了解战争。
战地记者的巨大意义
兵马未动，记者先行。战地记者是战争的见证人。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曾留下一句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说明你离得还不够近。”他还说过：“照相机本身并不能阻止战争，但照相机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战争，阻止战争的发展。”因揭露水门事件而闻名的《华盛顿邮报》记者卡尔·伯恩斯坦认为：“战地记者应该留在战争前沿，因为独立、完整、无畏的新闻是真正的民主中最崇高的价值之一。在阿富汗战争中，五角大楼禁止媒体披露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这迫使记者不得不去探求更深层的真相。”著名记者鲍波·多根说：“别人都在向外跑，记者们却蜂拥而入。这是标准的记者形象，他们总是赶往那些没人想去的危险地区。”著名记者西波汉·达柔说：“每次完成报道，我都对自己说，‘我要马上离开，再也不回来了。’但第二天起床后，我又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工作。”
中国新闻界前辈于右任曾以诺曼底登陆为例说：“数千架飞机、千条舰船，真是世界的壮观，我们心目中壮观是意会的，但是当时许多随军记者是亲历目击的。”新华社记者陈俊锋从阿富汗回来后，曾在其书中这么写道：“战地记者是记者这个职业在极端条件下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一种最光荣的称号，但同时也是有条件的。当我在阿富汗前线时，我非常愿意接受这个称号；但在回到国内和平环境中后，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记者。战地记者总是穿行于炮火与硝烟之中，用自己的汗水、泪水、鲜血去目击、融入战争及其酿成的苦果，甚至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这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任务，是向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描绘战争的进程，传递在亲历战火的残酷与苦难后的感受。”新华社记者马晓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常驻被占领土的中国记者（同时也是唯一常驻加沙的非阿拉伯记者），他描述自己被派往加沙时夫人所说的话，“无论如何你要平安回来，如果你无谓地死在外面，我和女儿是不会为你哭泣的，也永远不会原谅你的。”新华社记者戚恒也说过：“我们奔波在战地的人，记录战争和灾难，描述痛苦与悲伤，正是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让这个世界显得更清晰，让生活在和平世界中的人们通过我们去了解灾难、品尝苦涩，从而倍加热爱生活、珍视生命。”
战争意味着枪林弹雨、炮火、伤亡、流血。战争是最直接的打着文明旗号的野蛮。战争是罪恶的。但因为人类穷兵黩武、利益纷争，世界始终离不开战争。（记得某本书中有这么一个数字：“在人类近两千年历史中，彻底没有战争和冲突的时间只有58天。”）而有战争，就一定会有无数战地记者以大无畏精神、强烈职业责任心，亲身前往炮火震天、硝烟弥漫、浴血奋战、生死未卜的前线，为公众作客观、公正、及时、生动的报道，他们也随时可能做出流血受伤的牺牲，甚至慷慨捐躯残酷战争时时有，战地记者处处在。他们因了无畏，因了敬业，毅然奔赴战争最前线，接受血与火、生与死的洗礼，必定就有许多荡气回肠、可歌可泣的壮烈、动人故事。
曾有人把战地记者分成三类，一类是“旅游记者”，到战争边缘象征性走一遭便打道回府；一类是“作秀记者”，武装到牙齿，写下几行字后就赶紧后撤；第三类是“铁杆记者”，他们在用自己的生命换回真实的战地报道。我们要敬重、歌颂的自然是这第三种，他们以其超乎常人的勇气向世人揭示战争的残酷细节，在靠近炮火旁以生命为代价记录战场每一处细节，从而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2002年好莱坞还拍过一部专题纪录片《战地记者》，便以美国著名战地摄影家詹姆斯·纳奇威尔为主人公。
而且笔者在做这本书时发现，在中外著名的战地记者金榜中，女性记者比例非常高、表现非常佳，玛格丽特·希金斯、玛格丽特·伯克·怀特、奥琳亚娜·法拉奇、克里斯蒂安·阿曼波尔、伊冯娜·里德利、闾丘露薇、隗静（可惜篇幅有限，她们不能都在本书中展现风采）……都是绽放在战地的夺目玫瑰，是在硝烟弥漫中显示出大智大勇的巾帼豪杰。她们的勇敢、敬业、聪颖，一点也不逊色于那些七尺男儿、阳刚汉子，让须眉同行们瞩目，使红颜同胞们骄傲。
出色的战地记者才有出色的战事报道，出色的战事报道不仅能为国家和军队利益服务，而且还能极大提升媒体自身影响力。著名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诞生于1996年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都有出色表现。中国新闻媒体也有不俗业绩：3月20日新华社英文报道抢先10秒在全世界第一个报道伊拉克战争打响的消息；中央电视台用一、四、九3个频道连续直播战争发展情况……
战地记者的无畏精神
战地记者的无畏与敬业是值得推崇的，职业精神让他们崇高。新浪一网友甚至在博客上撰文说，战地记者是记者中最危险、最值得敬佩的一类人。和战地记者比起来，那些小道记者、刺探别人隐私的记者简直就是那么渺小。如果没有对记者这一行的热爱，没有对新闻真实的追求，即使让某个人去了，也只是没有作用的。在那一刻多少人会不怕死？没有！如果有人想说：“冒次险，拍到好的镜头，抓到好的新闻，就会出名！”是的，但如果把我们这些自认为不平凡的人送到战场上，你能保证你的手不抖，你的思想不害怕吗？我们不需要去评价战地记者的丰功伟绩，其实他们也只是人，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做着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我们没有权利说他们好与不好。就像他们只是在做新闻，把真实的东西让人知道，没有去评价新闻。说到底，战地记者做的事情和他们的回报不成比例，付出的太多、得到的太少，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他们呢？
新闻前辈范长江告诫说：“视生命如草芥，直至完全将视察所得报告读者！”若按非正常死亡比例之高，战地记者肯定会排名在全球最危险的十大职业前列。战地记者是超值奉献的：新闻前辈范长江在白区出生入死；新华社记者刘江在索马里采访，残疾于摩加迪沙；邵云环、朱颖、许杏虎被炸死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吕岩松好不容易逃过大劫。1999年全世界有33名新闻工作者以身殉职，其中10人死于战火纷飞的塞拉利昂；2000年全球有62名新闻工作者成为“暗杀和谋杀事件”受害者；2001年的阿富汗被称为战地记者的天堂和梦魇，在这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国际媒体行动”（《纽约时报》资深记者费利西蒂）中，法国记者若阿娜·苏顿、皮埃尔·比约，德国自由撰稿人福尔克尔·汉德洛伊克等7人顷刻间殒命；2003年4月8日，刚刚过去3年的中东伊拉克前线（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规模最大的被直播的战争”），连续发生两起记者死亡事件，西班牙电视五台摄像师何塞·科索、路透社摄像师塔拉斯·普罗兹尤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驻巴格达记者塔里克·阿尤布在美军的“误炸”中丧生（早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军就“误炸”过该台驻喀布尔记者站），至此已有来自9个国家、至少12名记者在伊战场殉职，而被称为“战地记者悲哀日”（另有4名记者在当天袭击中受伤，阿联酋阿布扎比电视台25名记者在其驻地受到美军轰炸后被困在危险地带难以脱身），记者在战场不但随时有生命危险，而且又累又饿，他们一天只吃一顿，熬到深夜后唯一希望就是能找个舒服地方睡一觉；2003年4月15日阿根廷记者波德斯塔在前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公路上遇车祸身亡，女摄像师卡布雷拉受伤；2003年4月20日以色列军在约旦河西岸巴控区纳布卢斯打死巴勒斯坦记者达鲁扎……
请再看看伊拉克战场的战地记者死亡名单吧。保罗·莫兰、特瑞·劳埃德、加比·劳多、卡韦赫·戈莱斯坦、迈克尔·凯利、戴维·布卢姆、考毛兰·阿卜杜拉扎克·穆罕默德、胡利奥·安吉塔·帕拉多、克里斯蒂安·利比希、塔里克·阿尤布、塔拉斯·普洛兹乌科、何塞·科索、波德斯塔（可惜篇幅有限，他们不能都在本书中展现风采）……面对这长长的名单，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莫非仅此而已？这可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啊！
但是生命是宝贵的，我们在强烈抗议嗜战者暴行、要求保护战地记者人身安全的同时，也不应提倡所有记者都去战地采访，去冒生命危险。西方新闻界也说：“没有任何报道值得拿自己生命去冒险。”记者的职业注定他们是危险工作者，但是记者毕竟并不等于“送死”，“死”不是也不应该是他们的使命，他们的工作只是去如实报道战争。战地记者有权选择生存，这是最起码的人道主义原则。有时更多的还得靠他们自愿，不能强迫，也不能谴责。
反响最大的自然是那年香港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在伊拉克战场向巴格达主动前进，有人说其勇敢使“中国战地男记者实在不如”，“男记者要为自己的‘贪生怕死’而‘感到汗颜与羞耻’”，于是他们觉得“叹息、无言、失望、悲哀”。他们未点名，实际上就是指责中央电视台记者水均益等人奉命撤退。王石先后撰文《语言施暴怎能对准战地记者》、《灵魂的拷问该不该？关于闾丘露薇和水均益》（见《中国青年报》）说，不怕牺牲、擅自冲入战火中的闾丘等人应赢得我们的掌声和鲜花；而遵从命令撤离，在相对安全（仅仅只是相对！）的地方采访，也不应受到道义上任何指责。就像我们歌颂黄继光用身体堵枪眼，并不意味着其他所有战士都要接受批判一样。我们应学会平静、宽容、秩序、人性地让人说话。王石写道：“美英联军有人说了，下面的轰炸和激战很难不伤及平民——当然，也很难不伤及战地记者。这时，当看到屏幕上头发蓬乱的闾丘和面容憔悴的水均益，我也为网上曾有过的一窝蜂讥讽和指责感到遗憾。”水均益是在按所供职媒体指令行事，去留由不得他，他的主管让他撤出巴格达是为了保护他。而凤凰台也放话说：“闾丘是在接到撤退命令后自己硬闯到巴格达去的。”何况，迫于社会压力，水均益等人3天后又重新走上巴格达前线。某网友甚至说：“内交外困，记者沦为弱势人群。”真是“人言可畏”！
要确保战地记者的生命和安全。首先得对他们的身份进行确认，如经交战双方任意一方许可，授予合法报道身份，甚至被要求佩戴上袖标，还可携带手枪等以自卫；二，有些随军记者的人身安全不仅受国际法保护，还受其跟随的军方人员维护；三，近年来，一些国际媒体为节约开支而大量聘用特约记者报道战事，他们不属于媒体正式编制，一旦出现伤亡，因雇主没为他们购买保险而得不到赔偿，有人呼吁要维护这类战地记者的权益。在我国，中央电视台水均益等人在赴伊拉克采访前，都获得了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价值500万元人民币战争意外保险。我国所有保险公司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责任免除”章节中均有“战争、军事行动、暴乱或者武装叛乱”内容；即使投保人购买了该保险，但一旦由于上述原因导致伤亡，保险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所以中国记者拿到“战争险”应该说是一个“特例”，这是对他们的工作与行为的很大支持。
战地记者的定义与内涵
马克思说：“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极端，战争伴随着人类文明史；造就了一大群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是历史著作家一大永恒主题。然而无论是在世界大战的巨型舞台上还是在局部战争的弥漫硝烟中，最及时、最生动、最忠实地将战争实况报告给渴望一见搏杀真相的千千万万公众的，不是军方信使，不是一般作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那些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以生命为赌本、去摄录战争场面的一族特殊新闻人——战地记者。有人甚至说，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20世纪是新闻记者的时代。
根据传统定义，战地记者是“被派去报道一场战役的报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传播系展江教授（中国研究战地记者第一人）在其《战地记者纵横谈》一文（《新闻与成才》杂志2001年第5期）中认为，战地记者是专门从事战地新闻采访与报道的一类新闻工作者。战地报道不同于战争新闻，它是战地记者根据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战地现场新闻（或称目击报道）。战地记者别称是随军记者，而不是军事记者。战地记者既包括文字记者，也包括画家、图片摄影师、电视摄像师等。由战时报道形成的“书本体新闻”文体，兼具历史和新闻、乃至军事的特长，在欧美发展很快。
战地记者是战场第二主人公。作为战争这种重大社会事件见证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以其诚笃和勇气向世人揭示战争的残酷本质和血腥细节。无论是毒气战、空袭战、闪电战、丛林战、原子战这些现代作战样式，还是决定性战役的决定性瞬间，都有无所畏惧的战地记者在离炮火足够近的地方，以生命为代价摄录目力所及的每一细节。因此战地记者伤亡率通常高于战场第一主人公士兵。美国南北战争死亡记者8人。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消息报》有44名记者牺牲，占该报记者总数1／5。二战死亡记者47人。朝鲜战争死亡记者10人。越南战争中有63名（一说68名）记者殉职。萨尔瓦多内战中有40名记者丧生。在索马里内战中至少有4名西方记者丧生，新华社记者刘江在身中冷枪后死里逃生。在波黑内战前两年中，死于巴尔干的各国记者已达68人，创下二战以来记者年平均死亡率新高。在北约对南联盟战争中，投入战斗的北约部队无一伤亡，但随军进入科索沃伊始就有两名西方记者丧生；而在贝尔格莱德，南联盟有10余名记者殉职，且中国记者首次上了死亡名单，以致引起国人激昂。2001年阿富汗战争中，短短两个月内就有9名记者被打死。刚刚过去3年的美英联军对伊作战，记者的牺牲更惨重，甚至出现了“战地记者悲哀日”……
战地记者是从战斗员到非战斗员。“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已成历史陈迹。19世纪的战地记者与军人在外表上很难区别，有的身穿戎装，有的甚至冲锋陷阵。美国内战中许多记者担任军职，布雷德利·奥斯本以“穿海军蓝”著称；英军远征苏丹时，中尉军官丘吉尔兼任记者；《每日电讯报》的贝内特·伯利曾击毙一名阿拉伯人；美西战争中克里尔曼在美军冲锋时打头阵并夺得一面敌旗。如今这一切均被国际社会视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早在1863年美国陆军部就规定：编辑或战地记者“可被视为战俘加以拘留”，但不能被当作间谍，仍被视为战斗员。这一规定被列入1879年布鲁塞尔协议。1899年海牙公约规定，战地记者应被视为非战斗员，因为他们“随军行动但不属于它个人”；如果某些记者为自卫而携带武器，其非战斗员性质并不改变。战地记者经交战国委派具有上述非战斗员地位，其制服与军装不同，左臂戴上印有“C”袖章，与足球场上队长相似。在20世纪战地记者通常得到国际法保护，但法西斯和一些东方国家往往藐视海牙公约，其记者往往与军人合一，且拒不承认敌国记者相应待遇。在二战瓜达尔卡纳尔岛美日军丛林战中，日军经常故意向身材高大、佩戴袖章的美国记者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射击；约翰·里德在一战中从德军阵地朝法军方向开枪，受到同行谴责。
战地记者是联系公众的纽带。战地记者是自拉塞尔报道克里米亚战争时正式登台。当时幽默杂志《笨拙》有一幅漫画，生动表现了英国公众对拉塞尔战地来信的反应：一名绅士读报后怒目圆睁，挥舞手杖，全无体面可言；淑女们或眉头紧锁或捶胸顿足。二战中，战地记者纽带角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典型人物是厄尼·派尔。斯坦贝克认为，“许多职业战地记者目睹的战争及其种类，比军队里任何人都多。”“这些记者是与公众联系的纽带，况且其中有许多人已名扬全国，拥有广大读者，他们在全美已联合起来。”“厄尼·派尔深受国内读者欢迎和器重，以重要性而言大大超过多数将军。”美国公众认为他开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相互敬爱的社会”。二战中，各反法西斯国家战地记者的作品具有鲜明人道主义色彩。前苏联记者中西蒙诺夫作品人情味最浓郁，格外为普通士兵和百姓喜爱。从二战起，美国记者战地报道遵循一个惯例，每当涉及事迹突出的军人，无论立功、受伤、阵亡、被俘，都要写出其全名、家居城镇，有时还报道其父母、妻子。这大大增加了公众对战局与前线亲人的关切。
战地记者是战争英雄的塑造者。每一名叱咤风云的战地指挥官通常都是战地记者的宠儿。美墨战争中肯德尔的报道使美国人认识了原本默默无闻的扎卡赖亚斯·泰勒将军，帮助他两年后登上总统宝座；美西战争中西奥多·罗斯福只是准军事部队第一义勇骑兵团一名中校，戴维斯以神来之笔将这名粗俗的冒险家塑造成美国人宠爱的神采飞扬的牛仔英雄形象，为他铺平了问鼎白宫之路；内战中的北军将领尤利塞斯·格兰特和二战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也是以类似方式入主白宫的。在英国，拉塞尔以揭短闻名，开创了战地记者与战地指挥官不睦的传统。但统帅们仍然依靠记者提升知名度，从18世纪的基钦纳到20世纪的蒙哥马利莫不如此。在前苏联，朱可夫元帅在远东战场的成名得益于西蒙诺夫等记者；伊万·科涅夫元帅由于鲍里斯·波列伏依等记者的随军报道而威名远播。
战地记者是神话制造者和官方宣传家。战地报道引起争议最多的是暴行报道。战地记者的描写活灵活现、绘声绘色，却多半经不起历史检验。从一战到海湾战争和前南斯拉夫内战、伊拉克战争，暴行报道层出不穷。流传最广的是一战中一名《泰晤士报》记者对德国死尸工厂的杜撰，经英军情报部门“艺术加工”而蒙蔽了各国舆论。洛厄尔·托马斯是一战中美国公共新闻委员会派到欧战区的记者，他制造的“阿拉伯的劳伦斯”著名神话，使一个平庸之辈戴上民族英雄花环，而托马斯本人也名利双收。受狭隘民族主义和个人功利双重驱使，战地记者立场往往并非中立，在客观性背后渗透着个人感情色彩。即便是以报道准确公正知名的记者也往往接受本国政府的旨意和暗示，有意无意充当官方传声筒，迫于无奈被收买当附庸。菲利普·吉布斯和弗雷德里克·帕尔默等人在一战后作了深刻反思，后者承认：“我深刻意识到自己所过的是一种双重生活：我被指派充当公开的谎言家角色，以便维持我方军队和人民的斗志。”
战地记者是当代“饭店战士”。进入90年代，局部战争作战样式出现两极分化：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强打弱”战争；无固定战线的内部武装冲突。前者“空中制胜论”重新抬头，以精确制导武器为主要打击工具的空袭成为基本战略。留驻交战国的外国记者成为“饭店战士”，他们候在某国首都一家饭店中，待防空警报拉响后观察报道导弹攻击和飞机轰炸。这最早出现于海湾战争，阿内特等外国记者所住的拉希德饭店、以色列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明霍饭店也因此闻名遐迩。此后在美英对伊拉克空袭和北约对南联盟战争中，中央电视台特派记者水均益、顾玉龙等人亦主要是以这种方式在巴格达和贝尔格莱德从事战地报道。而后者中传统意义上的随军记者基本不复存在。
阻碍战地记者成为媒介人物的因素。二战中德国和日本均向前线派出了大量战地记者，但其中几乎没有因战地报道而声名远播的人物，除少数作家外，绝大多数如过眼烟云了无痕迹。仅仅从职业化程度低和从事于非正义战争来分析是不够的。斯坦贝克说，记者天性“好奇、狂热”，常常扰得战地指挥官坐卧不宁，他们都“会在新闻稿上玩些小花样”但“很可靠”，他们的行为方式体现了新闻工作规律，即努力冲击战时宣传和新闻检查樊篱，拨开笼罩在战场之上的重重迷雾去探究事实真相。而严厉的管束、无处不在的新闻控制、清一色的宣传腔，势必消灭其自主性。没有足够活动空间、署名权被取消，甚至思维方式也被强求统一，记者不可能为公众瞩目而成为媒介人物。
作者
2006年7月第一章罗伯特·卡帕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地记者，他憎恨战争，揭露战争，最后亡于战争“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说明你离得还不够近。”——罗伯特·卡帕“照相机本身并不能阻止战争，但照相机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战争，阻止战争的发展。”——罗伯特·卡帕“我憎恨战争，所以要（用镜头与笔）揭露战争。”——罗伯特·卡帕
罗伯特·卡帕是“一个有趣的、穿大兵服装的拍照片的人。”——英格丽·褒曼（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曾是罗伯特·卡帕的恋人）“罗伯特·卡帕不仅留下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下一种精神。”——约翰·斯坦贝克（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曾是一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的好友）
罗伯特·卡帕简介
罗伯特·卡帕（1954），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地记者、战地摄影师，被誉为“战地之神”、“战地摄影的鼻祖”。古往今来，无数拿相机、对镜头的人当中，没有谁的相机比他更简陋的，却没有谁的成就比得上他了。在全球战地记者里，数他的成就巨大、影响深远。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尽管他已去世多年，但正因为他的地位崇高、影响巨大，本书不得不要给他单辟一章，而且是放在开篇第一章。
有人这么说：“一个普通人，如果不知道罗伯特·卡帕，那叫做‘遗憾’；一个摄影工作者，如果不知道罗伯特·卡帕，那叫做‘无知’；一个战地摄影记者，如果不知道罗伯特·卡帕，那叫做‘羞耻’。因为，他是摄影记者中极少数被‘伟大’一词所修饰的人。”这番话想必并非言过其实。
卡帕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只手有6个手指，原名安德烈·弗莱德曼，卡帕是他的笔名。卡帕早在17岁少年时代就立志要当摄影家。他在德国柏林大学政治系求学毕业后，先在柏林一家通讯社做暗房工作，不久后在纳粹主义驱赶下，无奈到法国巴黎当摄影记者，曾一度穷困潦倒、一文不名。后来，由于一些摄影作品受到一家摄影杂志社重视，他便被委派到战地进行现场采访，从此背着他那部小小的徕卡相机，开始战地记者生涯，不时穿梭于枪林弹雨当中，与死神较劲。在短短的41年人生历程中，他竟采访过5次重大战争！
1936年西班牙内战，卡帕亲往战场，9月5日拍摄了一个战士中弹将要倒下。这幅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的、具有悲剧英雄色彩的作品，以《共和国战士之死》、《西班牙战士》、《战场的殉难者》、《阵亡的一瞬间》等标题发表，立刻震动了当时的全球摄影界，成了战争摄影的不朽之作，也成了卡帕的传世之作。
和卡帕一起到西班牙采访的，还有他的年青女友、德藉女摄影家葛尔德·达娜，他们共同奋不顾身地出没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后来达娜不幸死于坦克履带下，悲伤的卡帕只好流泪告别西班牙，但从此永远凝视关注着战场。他一生的摄影创作多取材战争，他把照相机作为揭露战争的武器。卡帕说：“照相机本身并不能阻止战争，但照相机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战争，阻止战争的发展。”“我憎恨战争，所以要（用镜头与笔）揭露战争。”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1938年卡帕作为盟军（主要是美英，后来还有苏中等国）战地记者，与《西行漫记》的作者、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等人一同来华，并约定赴圣地延安采访。但到了西安后，因受到国民党当局阻挠，卡帕未能成行。当时他是抗日战争期间唯一能在中国战区采访的盟军记者。他在上海等地拍摄了许多揭露日本侵略军罪行的新闻照片，及时公之于世，反响甚大。
卡帕其后又去了英国、北非、意大利等地战场进行摄影采访。1944年他随联合国部队开辟第二战场，参加了在法国北部诺曼第的登陆战，拍摄了大量极为精彩的报道照片。
1946年卡帕与波兰籍的西摩和法国籍的布勒松在美国纽约相聚，他们组成了“梅根摄影通讯社”（也被译为马格南图片社），在巴黎和纽约分设办事机构，卡帕被选为第一任主席；后来陆续加入了一些其它著名摄影家，如美国的罗嘉、瑞士的比索夫等。在“梅根社”成立后的30余年中，凡西方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大事，都有他们的摄影记者在场。他们以忘我的热情，甚至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深入到第一线拍摄，为新闻摄影的形式和内容树立了新的典范。有人称其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摄影组织，摄影顶尖高手的云集地”。
二战之后，卡帕接着拍摄战争和废墟，和废墟上的人们。他的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说明你离得还不够近。”所以他要奔赴战地，亲临一线。
1954年卡帕不顾亲友劝阻，悄悄来到印度支那越南战场，他用照相机反映了《越南的悲剧》（其最后一幅作品题名），5月25日不幸误踏地雷身亡，时年仅41岁。而也是他不久前拍摄的《在亲人的葬礼上》，后来荣获1955年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获奖作品。因此他成了第一个、且是最著名的一个死于越战的美国记者。在50年代开始、70年代结束的印度支那战争中，在越南的土地上共有135位新闻摄影记者殉职。
1954年6月25日美国各大报刊都登出了卡帕的死讯。第二天著名的《每日新闻》用大标题报道“关于卡帕之死”，纽约各地电视台、电台、时报也以极大篇幅刊登报道，一致赞扬他是一个最勇敢的战地摄影家。为纪念他，此后世界上曾举办13次以上卡帕个人作品展览，许多有世界影响的摄影书刊都介绍过他。卡帕的作品在美国、英国、法国出版过专集。1955年美国《生活》杂志和“海外记者俱乐部”设立了“罗伯特·卡帕金质奖”，用以鼓励在新闻摄影上有成就的摄影记者。1966年美国成立“关心人的摄影基金会”，以纪念卡帕及“梅根社”其他已牺牲了的优秀摄影家们。
堪称人类摄影史上最杰出战地摄影家的罗伯特·卡帕，以裸露的真实向人们展示了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二战、越南战争的历史画卷；而他同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的爱情悲剧，更为其记者生涯增添了几抹绚丽的色彩。
2003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美国作家阿列克斯·凯尔肖撰写的《战地记者卡帕传》。中国著名战地记者唐师曾为该书作了篇有趣的《序言》。200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了罗伯特·卡帕著的《失焦：一个战地记者的反战遗言》。“战地之神”的战地生涯
他生在匈牙利，在德国受教育，在法国谋生，在西班牙内战中成名，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国媒体工作，到过中国、英国、北非、意大利等地，后来被派驻日本，最终死在越南……这就是他的曲折人生。他活得真实、自我，虽不乏粗糙，却非常可爱。他贪杯好色、嗜赌成性，但关心人类命运，对不同国籍、种族、性别、贫富的人一视同仁。
唐师曾说，罗伯特·卡帕是在“用生命拍照”。看卡帕的照片，不会让人觉得技巧的重要性，而是显露出一股用生命才能换取的勇气，这种大勇的精神使他的照片被任何派别的人都奉为经典。没有人会批评他表现得够不够精致，传达得够不够有力，裁切得够不够紧凑，快门机会够不够恰到好处，调子够不够丰富。他最出名的照片《共和国战士之死》品质相当差，而另一帧《诺曼底登陆》甚至模糊不清，焦距、光圈、快门在他的照片里都是无用的名词。他是用生命在拍照，而不是用机器，因此卡帕是被一般人称作“伟人”的唯一摄影家。
这位浑身散发着迷人魅力的男子，他的作品却丝毫没有诗意和摄影者心知肚明的形式美感。这位马格南的创始者，因为作品的朴素和直率而不朽。这些素面朝天的作品，却远远胜过他的许多后继者颇具匠心之作，他让我们面对的是时间、空间、事件的真实，而不是一幅人文主义的、感人的摄影作品。那是一种将你拽进一个场景的力量；你没有旁观的余地，马上就置身其中，而且通常是惶惶然地置身其中。
卡帕最初成名于1936年法西斯主义在许多国家相继抬头，佛朗哥西班牙内战期间，与当时许多著名人士一样，他参加了人民战线的情报部；他所拍摄的《共和国战士之死》，捕捉到一个战士跳出战壕，准备向敌人发起冲击，却突然身体停住，被对方子弹击中头部，中枪倒下的瞬间状态。卡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条件反射地迅速按下快门。此作被形容为有史以来最具戏剧性的战争照片，堪称一幅经典之作，他的国际声誉也由此获得。
二战期间卡帕深入欧洲战区各个前线，在他亲历的欧洲战场摄影手记《失焦》中，卡帕用镜头，用心灵，用生命历险目击、记录、诠释了自己的见闻和感受。他憎恨战争，决心终生将战争作为采访题材，不是为了追求刺激，而是为了揭露战争的残酷。
1942年夏卡帕接受美国杂志《科利尔》战地摄影任务前往英国。他在船上便遭遇到一场英德战舰的近距离激战，当即为《科利尔》完成了“北大西洋战役”的图片报道。然后他在伦敦入伍，作为美国战地记者奔赴北非报道战事。1943年春他跟随进攻西西里岛的美军空降兵一起跳伞降落，最先报道了这场战事，并成为其他战地记者的采访对象。其时他已转到美国《生活》杂志工作。
西西里攻势宣告了盟军即将展开对欧洲大陆的进攻，卡帕随首批部队奔赴前线。1944年6月6日他和美军士兵乘驳船在离法国西岸10英里处抢滩登陆。这就是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扭转欧洲战局的关键一役，彻底挫败了法西斯西线牢不可破的神话。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长达数十分钟的开场里，展现过这次抢滩登陆的惨烈。但卡帕为我们现场拍出了最为珍贵的历史照片：
奥马哈海滩上烟雾弥漫，戳满了张牙舞爪的铁架障碍和铁丝网，缭乱得恍若一处超现实主义境地，迎面而来的是德国机枪的轰狂扫射。士兵们下了驳船，趟水前进强行登陆，尸体随着海潮翻腾。美军的两栖坦克被烧坏、驳船被击沉。在此背景下，在死亡的恐惧中，卡帕浑身发抖，疯狂“乱拍”出一组“失焦”照片。这些照片焦点偏废，焦距不准，曝光不成功，画面模糊，并且缺乏构图，但却无限逼真地记录了战况，是对这场艰苦卓绝登陆的最好报道。而其他同行记者只是躲在运送驳船的母船里，根本没有下海。
他拍摄下了盟军第116步兵师K连爱德华·雷根的面孔，这张照片已成为不朽的历史见证。这名战士18岁，登陆时周围到处是血乎乎的海水和战友的尸体。第一批登陆的美军士兵，他们中大部分都在几分钟后就牺牲了。他是少数幸存者之一。他母亲从《生活》杂志上剪下他的照片，一脸喜忧参半的泪水。
有人评价：“与其说卡帕是个战地记者，倒不如说他是个冒险家，或者说他是手持照相机而非枪械的冲锋陷阵的另一类士兵。”（马策）卡帕曾说过：“战地记者的赌注（他的生命）就在他自己手里，他可以把它押在这匹马或那匹马上，也可以在最后一刻把赌注放回口袋里。我是个赌徒。”卡帕坚持奔走在战事核心地带，他目睹了太多死亡，他所拍的士兵照片往往就成了他们的遗像，因此他痛恨自己的职业。“这些照片是给丧事承办者们用的，而我并不想成为其中一员。如果我要参加那些阵亡士兵的葬礼，我发誓一定要和他们一起在战场上战斗。”卡帕和士兵一起，把生命押在了炮火中。在战斗中，他总是跟随着将士们，冒着枪林弹雨进行拍摄。为拍到优秀照片，他不惜冒生命危险。
卡帕的战地照片是对战争的冷静诅咒。卡帕说：“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炮火不够近。”他在诺曼底登陆现场的摄影行动，为战地记者塑造了行业精神典范。他的“失焦”并不能掩盖其作品的伟大，相反隐喻了一个简朴的道理：战争就是和平、安宁、文明的“失焦”。卡帕一生追求的就是让历史永远记住那些西班牙内战中冲锋陷阵、饮弹身亡的普通战士，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在莱比锡阳台上中弹倒地的美军大兵……
美国摄影家阿瑟·罗思坦的《纪实摄影》中有一段关于“罗伯特·卡帕的英勇事迹”的文字：“二战后，卡帕原本希望成为‘失业的战地摄影师’，但1948年他又跑到以色列去记录那个新成立国家的斗争。”1954年德高望重的他又进了在越南红河三角洲热带丛林中的法国作战部队，结果被地雷炸死。
卡帕在18年间拍摄了5次战争，遗留给后世一项人性的勇气——他个人的和永远保存在他照片中的那些人的勇气。他的作家好友约翰·斯坦贝克说：“罗伯特·卡帕不仅留下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下一种精神。”他的另一位作家好友海明威写道：“他是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个伟大而非常勇敢的摄影家。命运如此捉弄他，是我们每个人的不幸。那对卡帕真是特别不幸，他精力这么充沛，想到他死了，令人终日难过。卡帕创作了一份反战的遗言，也为它付出了性命。”当然他自己也很清楚：“那些在胜利到来之前壮烈牺牲的人们是最杰出的，可活着的人却马上忘了他们。”
大摄影师镜头下的中国
1938年3月罗伯特·卡帕辗转来到中国报道采访，拍摄了一大批反映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照片，成为真切记载中国历史的珍贵文献。“那是同一种性质的战争：西班牙人民针对侵略者的战争和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人的战争。”于是卡帕同意随另一位战地记者约里斯·伊文斯前来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四亿人》，也便与中国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他拍过宋美玲。宋美玲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她决定让《四亿人》成为自己亲自过问的项目。只有得到她的批准，伊文斯和他的摄制小组才能拍摄抗击日本人的情形。在他们到达汉口6个星期后，她让摄制人员限制在汉口范围内，并派她的间谍人员跟踪他们。伊文斯在回忆录《我与摄像机》中说，他希望拍摄到毛泽东武装力量的情况，但“蒋夫人”不允许。
在国军卫队的严密保护下，卡帕和伊文思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拍摄和采访。
目睹日寇对中国的侵略，他拍下了许多揭露日本侵略军罪行的新闻照片。
他拍过一张后来闻名于世的中国士兵肖像，并成为当年《生活》杂志的封面人物，让美国及全世界了解了中国抗战的决心，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国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愈加激烈，卡帕和伊文思一路上都看到大量中国军队，他拍下了。
他去过徐州前线，那里台儿庄战役血战犹酣，他拍下了。
跟蒋介石政府有着很深交情的德国，碍于盟友日本的强烈要求，撤出中国；而由德国武装起来的德装师，在日后的淞沪会战和远征缅甸中打出了威名。他拍下了。
蒋介石为阻挡日军进攻，在河南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大堤决口造成惊人效果，但日军进攻仅停顿了几个星期，而数百万中国人却因此无家可归。他拍下了。
采访沿途是络绎不绝的倾家荡产、背井离乡的难民，他拍下了……
是战争使这个古老而伟大的东方国度山河破败；是战争使这个国度里勤劳而热爱生活的人民妻离子别；是战争让这个上帝的信使带着照相机远涉重洋来到东土；是战争让这个血性男儿悲痛有力地举起相机；是战争让这个和平卫士把一副副灰暗的底片当成控诉侵略者的利器；是战争……
卡帕镜头里的中国千疮百孔，一片废墟。
卡帕镜头里的中国让我们羞于忘却，让我们勇敢前行。
罗伯特·卡帕的爱情传奇
罗伯特·卡帕不但是一个号称“战争摄影之神”的著名记者，还是一个男人味十足、魅力四射的中欧匈牙利人。他在动荡而短暂的一生中，赢得了两位杰出女性的真挚爱情。不过，感情丰富、个性特别的他，一生结交过的各种女子可不计其数。他那带着孩子式的调皮和顽劣的、富有魅力的微笑，曾激起过无数女性的爱怜和倾慕，“它能轻而易举地攻破所有女人矜持的自闭与防范”。
1935年前后卡帕在法国巴黎和德国姑娘“小红狐”葛尔德·达娜相识相恋。达娜娇小美丽、善解人意，她不仅在生活中给卡帕以无微不至的照顾，还是他事业上的伙伴，帮他打开了作品的销售门路。她可也是个摄影家呢！“罗伯特·卡帕”这个名字最初也是她杜撰的，所以卡帕称她是他的“发明人”。达娜天性乐观，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依然能开怀大笑。这段他们用爱情照亮的岁月，是两人一生中弥足珍贵的时期。正在他俩为爱情炽热燃烧时，达娜意识到自由对新闻记者的重要性，婚姻会成为束缚，含泪拒绝了卡帕的求婚。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们双双奔赴战场，协同从事新闻报道。卡帕因拍摄《共和国战士之死》一举成名。但是，1937年7月26日对他来说是最不幸、最悲痛的，达娜在一次军事行动中被共和军方面的坦克履带残酷轧死。卡帕感情上遭受了沉重打击，竟拒绝相信这是真的，且非常内疚，此后自责、酗酒、馁落长达4个月；于是后来更加痛恨战争，要献身战地报道。
相信大家对饰演《卡萨布兰卡》（另译《北非谍影》）女主角的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还记忆犹新吧。褒曼天生丽质、惊艳一时，号称“全世界的情人”。1945年卡帕和褒曼初识于浪漫之都巴黎，他们一见如故，非常投缘。褒曼戏称他是“一个有趣的、穿大兵服装的拍照片的人”。此后，在巴黎、柏林、好莱坞，两人感情不断深化，达到如胶似漆的地步。但就在褒曼和他正式要谈婚论嫁时，他却断然拒绝。战地记者卡帕深知自己这种将生命付诸冒险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合常人婚姻，他无法承担起对褒曼的责任，只能抽身离去。1954年卡帕在越南采访时误踩地雷，炸得血肉模糊，尸骨不存，魂归天外，而此段悲情传奇也便划上句号。
莫非卡帕是上帝造人时蓄意开的玩笑？他就像一阵旋风，迅疾地刮过我们的心田。就在我们感到阵阵痛楚、准备伸手把他抓住的瞬间，他早已逝远了。他将感叹和惋惜带给每一个男人和女人。第二章爱德华·默罗
二战中迎着德军狂轰滥炸，以平静语调开播：“你好，这里是伦敦……”“他（默罗）是一颗流星，我们将很久很久沐浴他的光芒……我们再也看不到这样优秀的记者。”——埃里克·塞瓦赖德（默罗的同事、朋友、著名记者）“默罗以他对真理坚韧不拔的追求，对英语的爱好和美国遗产的钟爱，仍然是正直的广播新闻工作者的良心。”——埃默里父子（美国新闻学教授）“他（默罗）一生善良，交织在他身上的各种美德，可以使造物者肃然起立向全世界宣告，‘这是一个汉子！’”——罗拔·肯尼迪（美国国会参议员）
爱德华·默罗简介
爱德华·默罗（Edward·R·Murrow，1908—1965），美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广播电视记者和主持人，被称为美国乃至全世界广播和电视新闻业“开山宗师”。默罗曾长期供职于著名的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因现场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一举成名。他的职业操守、献身精神、无畏品格，为后人竖立了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
说默罗是广播和电视新闻业“开山宗师”，因为他独创了战地现场广播、连续广播报道等口语广播形式；这些形式的创新，不仅真正发挥了广播的优势，而且使广播在美国成为合法、严肃、传播面极广的新闻媒介，改变了过去人们一直把广播只当作消遣娱乐工具的看法。在战事新闻报道中，默罗成为新媒体与新形式最佳实践者，他创办的现场广播（直播战争）《这里是伦敦》与电视报道《现在请看》，被誉为美国广播与电视新闻中两座并峙高峰。甚至可以说，后世的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一词，以及现代传播学上的“新闻联播”、“现场直播”等方式，都是从默罗开始的。
1940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主战场炮火犹酣，《这里是伦敦》开始现场第一次直播——爱德华·默罗站在伦敦一间民居屋顶上，迎着德军狂轰滥炸，以平静语调开场播音：“你好，这里是伦敦……”就是这些现场播报，奠定了默罗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杰出广播电视主持人和杰出战地记者的地位。
1942年，默罗因为他的无穷魅力，他的战事广播报道的巨大名望，还短暂地做过帕米拉·丘吉尔·哈里曼（1920-1997年）这个20世纪最著名的交际花、丘吉尔首相的儿媳妇的第二个情人。
默罗的人生后期，以反抗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而闻名。好莱坞著名影片《晚安，好运》（乔治·克鲁尼导演）就是再现了50年代默罗与极端反共主义者麦卡锡参议员的坚决斗争。
然而，对于中国广大公众而言，默罗的知名度远不及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拉里·金、ABC（美国广播公司）的彼得·詹宁斯、NBC（全国广播公司）的汤姆·布罗考等人，也比不上他在CBS的后继者沃尔特·克朗凯特和丹·拉瑟。默罗的时代似乎已离我们远去了。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电视的影响波及人类地球每个角落时，他却永远离开了其终生热爱的新闻事业。1965年，正当57岁盛年，默罗却死于肺癌。
但是，无论是对于美国还是世界新闻史来说，默罗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人物。他对美国广播电视新闻事业的意义，如同孔子之于儒家学说、老子之于道家学说一样重要。默罗以他的行动成就了新闻事业的辉煌，为后世新闻记者树立了典范。同时，他的传奇人生也为每一个渴望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们提供了参考。他的CBS同事、朋友、著名记者埃里克·塞瓦赖德曾这样评价说，“他（默罗）是一颗流星，我们将很久很久沐浴他的光芒……我们再也看不到这样优秀的记者。”美国新闻学教授埃默里父子在其合著教科书《报业与美国》中写道：“默罗以他对真理坚韧不拔的追求，对英语的爱好和美国遗产的钟爱，仍然是正直的广播新闻工作者的良心。”美国国会参议员罗拔·肯尼迪也引用莎士比亚戏剧中人物对白表示其敬意：“他（默罗）一生善良，交织在他身上的各种美德，可以使造物者肃然起立向全世界宣告，‘这是一个汉子！’”
默罗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接受严格教育的他，养成了沉稳老练、不苟言笑的独特个性。他的现场报道奠定了美国新闻电视时代第一黄金时期的基本格调———庄重、沉静，声情并茂而定位简洁，客观真实。他对新闻报道的热情、客观、正义，为美国新闻界留下了一份良心与价值观念的遗产；而他也由此成了美国新闻史中第一代“英雄人物”。
为纪念他，美国新闻界还创办了一项“爱德华·默罗奖”；美国塔夫兹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还成立了爱德华·默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至今在纽约CBS总部大堂里，还挂有一副写着“他竖立了无与伦比的典范”的牌匾，这个典范就是被称为美国“媒体良心守护神”的默罗。有人则称默罗是“美国人民的斗士”。
好莱坞影片《晚安，好运》就是以默罗为主角，反映他的不凡一生与卓越贡献。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爱德华·R·默罗和美国广播电视新闻业的诞生》（Bob Edwards[美]著，周培勤译），生动诠释了这位一代名记的传奇人生。该书作者Bob Edwards也是美国广播界明星，曾获皮葆迪大奖，其专业眼光和传神描写使该书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对于了解默罗和他那个时代，这是一本很有启发又非常精练的传记。
默罗的二战前线及时广播
默罗的最大成就在于，他开创了媒介的新纪元，促成了广播和电视从娱乐媒介到新闻媒介的转变。
1920年11月美国匹兹堡广播电台正式开播，标志广播时代来临；1936年11月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一场规模盛大的歌舞，电视也步入人们视野。但是，广播和电视从诞生起，在相当长时间内，仅仅是作为娱乐媒体而存在着。广播和电视的内容大都是肥皂剧、滑稽戏、歌舞剧之类的东西。广播媒介娱乐化极端，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档名叫“火星人进攻地球”的广播剧；这则于1938年万盛节播出的娱乐节目引起了成千上万人恐慌，大约有100多万听众惊惶失措，致使整个美国陷入焦虑和恐慌之中。
另外，当时所谓新闻广播只是播报新闻提要，广播员在结束时总会提一句：“详情请参阅你们的地方报纸。”此时新闻广播只是报纸传媒可有可无的附属品。人们普遍认为广播保存性差，声音转瞬即逝，无影无踪，不如报纸那样容易保存与收藏；选择性小，听众听广播只能按顺序，比较被动，不像读报那样能自由选择；清晰度也比较低，由于只闻其声不见字形，同音字词容易混淆产生歧义，不如报刊文字清晰明白。相反，广播所具有的传播信息的及时性、表达内容的传真性、收听对象的广泛性、收听节目的方便性，并没有被绝大多数新闻机构与从业人员充分认识到。时至1937年，广播在新闻界仍没什么地位可言。所以，无论是NBC还是CBS，从欧洲发回的广播大多还是娱乐性节目。
默罗应该是最早意识到在娱乐功能之外广播和电视还能传递新闻信息的少数人之一。他也是最早清楚认识到新闻广播的种种优点与重要用途。从1937年起，他开始致力于通过广播，向美国国内听众传播欧洲大陆发生的战前新闻。
其实，1937年时CBS欧洲站站长职位最初是空缺的。这个所谓“站长”实际上只是“接待站站长”，在“西线无战事”的当时仅仅做点商务工作──专事安排欧洲国家官员到CBS发言说话。说到底，这职位同新闻事业并无甚关联。本来这份闲差很可能属于另一位名叫弗雷德·威利斯的年轻人，此人不但风度潇洒且擅长社交，虽然是美国人却十足一副英国绅士派头。但威利斯本人并不愿远渡大西洋，只想留在美国总部发展。于是默罗主动申请到了这个职务。也就是这个从未在新闻采访部门待过的“菜鸟”、从未受过专门训练的外行，此后影响却超越了大西洋两岸，一时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深得美国民众人心。真是“时势造英雄”啊！当德国人进入奥地利后，默罗一夜之间变成了名记，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后来人们都说，要是在和平年代，默罗是无法成为默罗的。
记得最初时，被CBS派往英国负责欧洲站、后担任该公司新闻部主任的默罗，在向伦敦记者协会递交入会申请时，居然遭到了拒绝。因该协成员主要是由报纸、通讯社记者组成；默罗是广播记者，甚至没有资格参加记者界举办的会议。但他没有气馁，欧洲局势已日趋紧张，他已感受到战争的强烈气氛，他要关注动态，参与报道，大显身手。
默罗的准备，首先是从广播记者选择上开始的。他物色了一个播音员威廉·夏伊勒，这是一名资深记者，为人精明能干，新闻写作生动鲜明，新闻嗅觉敏锐准确。但纽约CBS总部否定了他的提名，理由是其声音并不理想，他那平淡的美国中西部口音不适合播音。默罗通过越洋电话与总部争论，他说这是在招聘记者而不是播音员，我们是需要一位伟大的记者还是仅仅一个漂亮的声音？最后总部接受了他的意见，默罗不仅留下了夏伊勒，还在法国巴黎录用了埃德加·安塞尔·莫勒、弗兰克·格维塞、皮埃尔·赫斯、埃里克·赛瓦赖德等人。默罗的眼力是惊人的，他所看重的人都成了第一流记者。夏伊勒就是后来杰出的《第三帝国兴亡史》作者。在二战期间，他组建的新闻报道班子是一支最优秀的战事报道记者队伍，他们身上多少印有默罗的影子：热爱广播新闻、博学多才、有极强新闻敏感、头脑敏锐、思想深刻。
1937年，希特勒对外扩张的气焰已愈发嚣张；但沉迷于和平主义美梦的英国和法国却采取绥靖政策。绝大多数人不相信世界大战会再次爆发，英国人更是迷信英吉利海峡这个天然屏障，不相信希特勒会袭击英伦三岛。但默罗却凭着他敏锐的嗅觉，始终把目光盯着德国，密切关注着局势进展。
1938年春，德国向奥地利发出战争叫嚣，准备吞并奥地利。3月11日，机警的夏伊勒用事先编好的暗语给默罗打电话：“客队已超过球门线。”这意味着德军已跨过奥地利边界。没有任何犹豫，默罗当即要求夏伊勒飞回CBS广播大楼，并于当天晚上就维也纳事件作了第一次报道。
其后，默罗又决定亲自赶到维也纳观察事态发展。他先到波兰华沙，却找不到去维也纳的班机，便设法用1000美元租下一架小飞机，先飞柏林，再转机去维也纳。3月12日，在希特勒进入维也纳前一天，默罗发出了他的战事新闻开篇报道，向英国与美国听众直播德军进军维也纳实况：“我是爱德华·默罗，此刻正从维也纳报道。现在是凌晨2点30分……年轻的纳粹冲锋队员乘车在街道上闲荡着。他们乘着军用卡车、各种型号装甲车，唱着歌，不时向人群扔桔子皮。所有重要大楼都设有武装警察。整个城市有一种注定要发生某种事情的迹象……”
3月15日，希特勒在维也纳发表讲话，声称到奥地利是“我的新使命”。他警告说：“任何人都不能干涉这一使命的执行。”这番声明宣告了奥地利的沦陷。
默罗的报道是大战前的信号。从维也纳开始，他马不停蹄地穿梭于欧洲各国，在巴黎、罗马、柏林、伦敦、赫尔辛基、阿姆斯特丹张罗人马，分别租用短波发射机，把信号直接发送到CBS总部。每天，默罗的报道班子从各国首都一起发出报道，谈他们的所见所闻。这些广播首开三地联合战争报道先河，从欧洲四面八方越过重洋，把一件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信息带到一个个美国家庭。
默罗的举动促成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广播节目——“刻不容缓的新闻节目”及“新闻综述”。至此，以他为首的报道班子首创的CBS“新闻联播”在二战前夜诞生了。这种独特的广播方式，带动了战时新闻广播，对其后的战事新闻报道产生了深刻影响。
有人曾对默罗在二战期间的广播报道与海湾战争中的电视报道作过对比：“主要的不同之处（除了默罗出色的口才）似乎是：在那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广播报道中，人的声音起主宰作用，人们可以听出，它盖过了那剧烈的爆炸声；但是在直播的海湾战争电视节目中，事件本身的起伏不定支配着任何声音，与其说人们是看新闻报道不如说是看新闻报道过程。”
1938年的慕尼黑事件，使默罗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吞并奥地利后，希特勒把目光投注到捷克斯洛伐克。9月12日下午，NBC与CBS在纽伦堡广播了希特勒在纳粹党代会上的闭幕词。4小时后，默罗在伦敦发表预测性报道：英国政府将同意肢解捷克斯洛伐克来防止战争。事实不幸被他言中。《慕尼黑协定》签定后，几乎所有英国人都向“凯旋”的张伯伦首相欢呼他带回了“我们时代的和平”。
默罗报道了英国的庆祝实况，但他本人却大声反对这个协议。他断定，英国人一厢情愿的和平并不会就此存在，只是希特勒取得了现代外交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在慕尼黑事件期间，默罗一人广播了35次，同时还在欧洲18个地点安排了116次广播。在纽约CBS总部，第九播音室负责安排节目的老播音员卡顿伯恩每当电话发生故障或语音不清时，就会大声呼唤默罗回话，于是全欧洲上空都连续不断传递着同样的声音：“叫爱德华·默罗、爱德华·默罗……”
慕尼黑危机期间，默罗的广播新闻报道班子在3个方面胜过报纸：比它快好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快一两天；覆盖面更广，在美国的乡村与小镇上，地方小报很少刊登的国际新闻也被当地居民知晓；他们报道的新闻未经任何编辑插手，都是现场直播。他们用实践表明：广播不再是一个娱乐消遣工具，而是一个严肃而日益成熟的新闻媒介。
1939年9月1日，德军闪击波兰。两天后，与波兰有同盟关系的英国、法国不得不对德宣战。9月3日上午11点15分，英国首相张伯伦在BBC（英国广播公司）发表广播讲话。紧接着默罗在地下广播室发出一篇报道：“英国首相宣布：英德之间存在战争状态。”与英国一样，默罗开始走向战争最前沿。
战争期间，默罗令人不可思议地创造着广播新闻的一大奇迹。当时，无论柏林还是伦敦，都实施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新闻广播必须经审查后才能播出，以防止泄密。但是默罗巧妙利用检查官们无法检查混杂的声音与音调来发表倾向与看法；在播音中又不时讲一些稿件之外的东西来传播信息。这样，建立在伦敦与柏林间“圆桌会议”——新闻综述始终得以畅通无阻进行下去，将交战双方的战况源源不断传向保持中立的美国。
1940年5月英法盟军从敦刻尔克撤退时，默罗一直在英吉利海峡地区采访。白天他和英国空军呆在一起，晚上开车回伦敦广播。置身于战争第一现场的默罗，开始筹划用一种新方式来报道战争。
默罗的二战前线现场广播
1940年伦敦轰炸期间，默罗制作的现场新闻报道《这里是伦敦》系列节目，给远离欧洲战场的美国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请看他的播音：“我现在感觉探照灯似乎就在头顶扫视。你将马上听到更近一点的两声爆炸。听！这猛烈的、冷酷的爆炸声……”使人终生难忘。
8月24日星期六，3000万美国家庭坐在起居室内收音机旁，收听默罗现场广播——《这里是伦敦》。节目一开始，收音机里传出的是震耳的空袭警报与隆隆的炮声。接着，默罗以一种慎重、准确而有节奏的声音道：“你们此刻听到的噪声是空袭警报发出的声音，在不远的地方，探照灯突然亮了，一道强烈的灯光正在我上空划过。人们在静静向前走。我现在正在一个防空洞门口，我得把电缆线挪动一点，这样可以给人们腾出进入防空洞的通道。”在现场音响与现场情景的生动纪实中，默罗传达给那些看不见战场的人们一个基本事实：在欧洲大陆发生了那么多难以置信的事件，希特勒向西线发动了“闪电战”，比利时、荷兰、法国相继沦陷；此刻又轮到英国，戈林元帅的德国空军正在英伦三岛上空肆虐，不列颠人正在孤军奋战。
在不列颠战役中，默罗的主要广播报道是在午夜后进行，即与德国空军空袭同步进行。通常情况下，他在前往演播室路上就开始广播。这期间他好几次在街上被炸弹爆炸引起的冲击波击倒，有一次一个大弹片甚至就落在他几秒钟前的位置上。
默罗最不愿意的事是进防空洞，除非是去那儿采集新闻。他自己解释说：“一旦进了防空洞，你就会慌张得不知所措。”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冒险，他说：“我有一种农民的头脑，我写不出没有看见的东西。”他认为这样做不是逞匹夫之勇，也不是显示自己，而是在做一个战事记者应该做的工作：尽可能找到更多的第一手报道材料。
当空袭最猛烈时，默罗要求站在BBC广播大楼顶上做现场报道。因这是德军轰炸的主要目标，英国空军拒绝了他的要求。最后丘吉尔首相受到这个年轻的美国记者感染，出面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听到了默罗在最危险的地方与事件同步进行的现场报道。
以生命为支撑，默罗将现场播报的技巧与方法发挥到极至。现场报道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随着事件发生、发展边观察边叙述，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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