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必胜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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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简试读：
写在前面
把近年的文字集束一册，其实是没有多大勇气的。
文章是自己的好，这句俗话，于我不大对路，总觉得自己没有那样的豪气和底气。不是谦虚，文章之道，深不可测，见仁见智，难定一尊。也是俗话说的，文无第一，难有标尺。所以，现如今为什么一些重要的评奖，多次被人们扒皮剔肉，诟病连连，最终虽不能说安然过关，但也没弄出个什么名堂，除了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影响外，与衡文的标准相对性有关。因为，你可以说有各种猫腻，诸多不堪，过程丑陋，但你说评出的文章或奖项，不是你认可的那种质量，那又应当是什么样标准？谁又能量化出一种标准？没有，也不可能。所以，客观上说，文章分好坏高下，近似一个无解的伪命题。评奖衡文，最终也不全是水平的竞争。旧时没有评奖，不比高下优劣，除了对这种搞集体福利心理陌生外，主要还是古人尊重事实，敬畏文字。还是老杜说得好，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心底流出，甘苦得失，如鱼在水，冷暖自知。千古之事，优劣好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对写作者而言，我手写我心，我表达我快乐，足矣。
因此，眼下这劳什子，有以上的歪理支撑，也算是敝帚自珍。重新翻读，即使多有平庸，也可宽容。于是，以四个专辑列出，谈世相，说文事，读书感受，行走随笔等。
因为是散杂之作，忽然就想到了这个书名《散简》，集散为整，集字为简是也。另外，散文，是宽泛的文体，书中多是这类；而简，作为形容词，有简单的意思，作为名词，乃先秦时期竹帛书简，古老的文本之一种。如此这般，一个名号而已。
作者识。岁在乙未年伏天。
世相人影
单位
这个词，是在早晨散步时想到的。
一早匆匆出门，夏日流火，单衣薄衫，例行到单位大院里快步奔走。不巧在门口因换衣后没带出入证被拦，本来就厌烦这个三十年出入次次都得掏的证件，而这次又忘记了。门卫还挺较真，非得到传达室登记，报你的部门，从内网上查，搞得嫌疑人似的，一股激情全然消失，了无兴致没走多会儿就打道而归。又回到进来时的那个门口，想起刚才的事，就觉得，一个人的自由在一天或者一生中被减损了多少是没法计算的啊！这查看证件，于主事者来说，也许不无必要，为了安全计，或者显示气派，现如今这样戒备森严的还真不少。可是，哪有那么多的恐怖者，防得了小人吗?看别人的指令而行，处处设防，让你感到了人的被动与渺小，于是，就想到这个进进出出几十年的地方，是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消磨的场所，人为的阻隔一些方便，心里不是滋味。大约是2008年，曾在粤西云浮市看到那个几套政府班子的办公楼四无遮挡，人们可以随意出入，令人敬佩也感佩，那不也是一个相当级别的单位吗？而眼下，越是大地方大机关越是森严壁垒。这些个名为单位的地方，让每个单位人都有多少纠结、迷惑以至不悦的事发生过。单位，在现代人眼里，究竟是什么？于是，就有这文章的题目。
眼下，你随便走到哪个城市哪条街道，单位是个瞩目的所在。那些挂着白底黑字或红字牌牌的地方，让人有种种莫名感觉，是敬畏、好奇、亲切，还是厌烦、不屑？人各有感，人心各异。无论如何，眼前你面对的就是，这门牌，这大院深宅，这道杆横陈，警卫守护的地方，就是这个名称的具体场所。在你的不经意过往中，就可能遇见到某个或大或小或显或藏的、称之为单位的地方。
单位，一个人人耳熟能详、大多数国人离不了的词。一个人人面对，然人人都并不一定能说明白搞清楚的词。
顾名思义，单，单元，或个人；位，座位或位子，字面上解释，一个人和一个座位，单位也。（辞典上解释为：位，原指佛教僧堂中僧人坐禅的座位。后指计算事物数量的标准，又称某一工作部门为单位）。可简单的望文生义怎么能同“单位”这个众人杂处、众声喧闹、熙熙攘攘、利害相较的地方有关系呢？据说，这并非古也非中，而是个外来语，究竟是东洋出产还是来自西欧，还是地道的国货，不太清楚。（佛教书《敕修百丈清规》曾有：“昏钟鸣，须先归单位坐禅”。）可是国外哪有这单位一说？至少，美国只有部门或者某学校某公司的说法。如此，这又是典型的国粹。二十多年前，作家刘震云写过的一篇小说叫《单位》，还拍成电影，说是“新写实”的一个大收获。小说把大都市一个外来寻梦者的心理写得活灵活现。那是体制内的诱惑带给寻梦者的刺激、无奈与尴尬。那是单位人或者公家人那一时期最为形象的人生求索和心理轨迹。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生的选择相当有限。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就是人的工作和生存的全部依靠。进了好一点的单位，衣食无虞，就安身立命了。如同嫁人一样，自感幸福，从一而终，即使并非理想的选择，但也多是安于现状，那样的状态延续有年。单位于人是一种得到某些利益的场合，说白了与个人是雇佣关系，人多是一种被动的选择。所以，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困扰，有不快和不满，有遗憾，为了少许的利益，人们往往愿意置身在单位或体制内的管束中，拥挤在哪怕是一个利与弊的交错的困局中。单位，这时如同一张有形与无形的网，制约和规范着人的行为身心，如果你进入了或可无以逃遁。
人是单位的细胞。人与单位的关系，说不尽道不明。有时能让你的潜能实现和你的理想展示，有时候，也只是在对你的欲望和权益的限制与诱惑中，进行着改造与消磨。是的，过尽千帆皆不是，我们所依凭的一种评价体系和价值标准，是难以就活生生的现实找出答案的。这单位，你说她是块蛋糕，是一个戏台，或者是一个大杂院，一个世俗的小社会，都不无道理。在单一的体制模式下，单位强势，人无所选择，更多的时候，单位成为一个人的恃护，为你准备了所有可以满足的东西，于是，你虔诚地为她执守、听指令行事，躺在她的肌体上坐享其成。这样的情形，是几十年来的基本面貌。人依赖单位，单位也对人进行着改造，有释放，也有桎梏。那年月，计划经济的日子简单，却也安适。单位除了人数规模的不同，级别稍稍区别外，基本是入了单位就有铁饭碗，在体制内待遇简单得没有多少区别。无论是事业的还是产业的， 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在人们的心中，她如一尊神庙，人进入后成了半仙，有了单位就有了底气和身份。
我什么时候成为单位的人，自己也说不清。而简单的一生也只有三两个单位。早在十七八岁时，特殊年代的特殊情况，就上了班，那并不算吃国家序列的工资饭，但是，有几个人就是一个集合的组织，比如，有人管做饭，到时候还得开会、汇报，这是最早的单位的约束和单位的享受了。而今，我填工龄，从那时开始算起。最为明显的，成为单位的受益者，或知晓单位这个庞大老迈的机体上那么多的是是非非，那么多的累赘与沉垢，是后来一直待下去的地方。而且，一待就会老死于斯。其实，单位于我，更多的是从中看到时代与社会变化后的驳杂世相，其利其弊，或清或浊，亦明亦晦，不是在说大话，确实有些心得。
有时候，想象单位是一个人，或者像人一样有秉性脾性，有她的成长变化轨迹。想当年，单位一词是那样的单纯。人们对工作和单位的态度，是最能体现出时代特色的，那时的单位就是人一生所想托付和依赖的。而单位的头头脑脑们，一个个岂是了得，或有坚定思想，或有过往的令人敬仰的资历背景、学历才识，总之，胆识与才学加人品，使那些个领导者成为单位影响广远的引擎。而这时候，你的参加，是多么的幸运。想想，你一个年轻人，既没成家也没立业的毛头小伙，有幸成为一分子。那单位的名头让你有点自得自足，特别是那一个个都是老师辈的人物，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或者在业界的影响，把你当作小孩，称呼你为小某，即使吩咐你干这干那，你会觉得看得起你，也是抬举了你，你的全力付出和无私的融入都是应当的。而那细小的关怀，热情的关照，比如，对你的生活关心，对你的学业的提携，还关怀你的家庭，你的身体、爱好，都不是虚伪的客套，那是一种标准式的单位的人际关系，在一个大单位里更为难得。这单位的清新好风，单纯有如家庭式的，你可能没有想到一个大机关还有这样的清正。当然，也许这样的风气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表现出来的，或者说，这些你的同事，多是些清正的知识分子，多是在经历了社会人生的大起大落的变化，经历了人文的洗礼，革命情怀的熏陶，善良与正直，热情与透明，责任与付出等等，是他们的最显著的特征，抑或是单位的在那一时期的最为典型的精神特征。
单位，就这样把一个最常见、最为明澈、最为单纯的关系摆在你面前，让一个新来的、涉世不深的年轻后辈，感受到单位的温暖和单位的细致。记得早些时候常听到的一句话是革命友谊，家庭温暖，这个概括是那一时期最为明白的一种价值指向。而从中也体味到一个单位的本色。那单位的深度和厚实，也是从这些具体的人身行为上见出。也许你置身的地方，是一个有点级别和规格的场所，是的，同事中有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有建国前就从事地下党的文化工作的，更有曾经影响中国文化事件的当事人，单位的名头是同这些人物的影响相关的。而那样的名头下，人际关系却也是单纯平常，和谐活泼，如同伟大领袖当年概括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没有后来那些森严的级别划分，庸俗的吹拍之风，低俗的官腔官味，无聊的江湖气。这简单而活泼的气氛，让一个单位的精神形象成为多年后人们的怀念和记忆，取决于那些有点身份的人们的修为，也与那个时代的风气正派相关。我至今印象深的是，第一次见到这些个如今看来是大腕级的文化人物时，一个狭窄长条的办公室（也就是十五六平方米大，如今这房子还在）从里到外的三张桌子上前后三人伏案于此，三人的级别和名气，让这个小小的逼仄空间，着实是对文化的一个挑战。那是三十年前的事，那时候的当事人或许认为这样子很平常，我当时的印象只是觉得，这里的工作条件也太拥挤了，而这个单位的人是太有涵养了。所以，我自己加入后，是在一个六七人的大办公室，支起一张小桌子，开始了这个新的单位的新工作。那时条件简陋得只有纸和笔，还是自己打扫卫生，物质条件有限，大家克己奉公，其乐融融。还有，几位如老大姐阿姨辈的人细心和悉心的照护，你面前的一切你和这个社会的联系就是一种自然的清纯的和谐的关系，一种实实在在的同志与同事的人际关系，没有什么多余的计谋与欲望，你可能的那些私心和算计，都被这些正直的简单的气氛消解溶化了，实实在在的也是最为珍贵的。所以，在个人的单位词典里，记忆中，她是让人长正气的地方。当年的加入，没有这个培训那个教育，你说历史他讲大道理，官话套话的学习，而是用最直观的身教，却让你学会自重，领略风气，见长本事，敢于担当，薪火相传，受用一生。
单位的肌体中，哪个部位是最为敏感的呢，或许是人际关系，是领导者或者有点身份的人的做派行为的影响。在良好的氛围下，置身于此，你面对着偌大历史气场的单位，你会谨慎于自己的行为，你会从好的方面规范人生的目标，你会为有那些善良亲和的人际关系而自豪，或许你会潜移默化地让自己传承着这种风习和传统。你会从长长的走道里看到了这个地方的深藏和实力，你会从宽大的图书阅览室里感受到她的品位和潜能，你会从那些过往的故事中感受单位的历史分量和文化的厚重，你可能会在厕所或饭堂里见到最高上司和单位掌舵人，随意说说几近为平常事；还有那些好心真率的同事，那样亲和的大头儿小头儿，以及那清正和善的人际关系，你对在这样一个环境，这样的单位里不觉得是一种幸运和幸福吗？
也许这样一种背景深厚，而单纯向上的人际关系，让你觉得，这大与小，专业与行政，不论何样的单位，都应当是头儿们有能力、有仪范，也有人格魅力，而基本群众芸芸众生者，无论是年长年少，多是潜心工作，热情友善，学有所成。几位在业界的名号也是岂可了得，关键是，那上面的风气正派，上者行正，而下者为效，蔼然一派文化单位的君子之风。这尤其是在有了强烈的对比体验后更是觉得那些清正纯朴的可贵与难得。或许是早年这个队伍的基本班底来自解放区。比如，那时候，单位的房子还是五十年代仿照苏联的机关样式，高大敞亮，走道都很长，但人员多，平均下来也很是狭小的，也好，上下级，诸多部门，都相互地在一个邻居式的地方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了，这就更是一种自律式的对领导者的要求。那时候，除了楼层的位置高好一些外，领导的办公地也宽大不了多少，没有秘书前面挡驾，也没有什么官职的叫法，像部队一样某长某副长称呼，并不流行。一张报纸出来，当天就在楼下的公告地方，有朱红大字对其评点，多是说不足，用语直率，不留情面，对事不对人，切磋研讨，吸引大家参与，成为办公楼的一道迷人风景。常也有这样的镜头，主审官也是单位最高领导层，可以一手拿着报样，一手举着眼镜，跑到你的办公桌前，还哈哈大笑几句，说你们再看看，我改的也许不对的，你们再看看啊，说话时的那个眼神是真诚的，不像有些人说话时那个飘忽而捉摸的神情，总觉得那不同之处在于，其出身背景不同，学历知识储备不同，而底气和实力的支撑点也不同。前者一类的问候，可能只是今天天气哈哈哈，而后者出言不拘，赤忱为怀，或可能说，你小子马虎不得也得负责啊。也许，门卫森严的地方，大院深深，而当事人，尤其是那个没有受到官场庸俗风气污染的年代里，单位的名头也灿然，有如光环，也是广告，而单位内部的也许不以为然，因为，那时人员也单纯质朴，知识分子是主体，业务上进是晋升的唯一通道，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光环下去渔利所获，而且也没有什么可以成为谋利的资本。何况那些干事者们对于所做的事情之外多无考虑，真君子自清正。更何况，那时候人员来源多是清一色的学校背景，单纯和单一的人员补充，起点高的文化学历讲究，不是后来的干训班党校，或者子弟接班、团队接收的知识背景所能望其项背的。
即使这样几近清高的单位感受，在急变的社会现实中，也有些不能自持。如今，对于事业性的单位，究竟属哪类性质的，是专业部门还是行政口，不免让人迷惑，也难分清。经常是，机构越来越臃肿，衙门式的管理，或者，行政化的味道，单位的性质越发不明确了。即使如此，单位的名头仍成为人们评价的标准，在近二十年内还被逐渐放大。如果到一个地方公干，上级的一个小兵就比下级的一个头儿受到重视，因为那是实权部门的大员。所以在有些地方，看重的是你来自哪个单位，为哪方神圣，单位的上下大小就是一盘不同的菜。权力崇拜，是见惯不怪的。你是有身份的某教授专家，或者曾经的荣誉称号获得者，没用，你与那个权力部门的某位有实权的人物一起，就可能成为附属、配菜，无论是主人们的安排和那些习惯了接受这种安排的人们，都可能把这样的场合当作一个习惯。某次与一位我所尊敬的大学名教授参加一个活动，也有上级某部门的一个年轻处长同往，最后，无论是会上发言，还是席间座次，都是老教授叨陪末座，尽管那年轻人几句官腔走板式的敷衍，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主人们毕恭毕敬的座上仙。而且，每项活动都被打印出手册，名头顺序，食住行如此，让人认可于其安排的合理性。从资历和名气以至年龄上，他们是两辈人、两个层次的区别。当然，人家是一个文化推介活动，其重点就是让上级主管单位的人，为他们的效益提供帮助。这样的场面经历得太多，也曾多次被经历过，而单位的名头往往也被同行者们说道。我有时候也表现出不快，觉得自己也是老大不小的，在圈中也江湖了多年，至于非得要什么牌子吗？可是一想，是啊，你这个外在的光环不就是一种行来走去的名片吗，也可能是善意的利用，但却是管用的，你不也从中尝到些许甜头吗？名头利用尤其是单位的，甚至地区的名头，都可以成为收获好处的招牌。你不服行吗？你是抱怨这些人的势利，还是去较真这时风的不清。或许，这些不伤大雅还略微惬意的流俗，让兄弟哥儿们都有点身陷其中，说好说坏都难以较真。
可是，这积重难返，最后受害的是谁，也许是个很滑稽的问题。长期以来，某些社会评价爱把一个人的单位当作对这个人的形象评价。有时候因为某些利益，对直接管理的领导部门俗称为上面的人，高看一眼，这种特殊心态下的单位崇拜，让那些深宅大院工作过的人，滋生无限的优越感和自负心。曾听到有人说到谁是“海里的人”“院里的人”，起初不明白是什么话，后来解释说是“某某海”“某某院”的人，意思是那个地方离政治中心最近，那些人可能就不一样，单位的熏陶和历练使他或她有所成就，台阶高耸让他们有优势，另一方面，他们获取也可能多些。可是，见到过所谓高门槛大台阶某部某局工作背景的人，来势不凡，趾高气扬，让你觉得在扭曲的心态下的虚妄狂放症。这类人，被单位光环刺激和体制内惯养，自以为是，眼高手低，一旦放养基层，就不太适应，直接点说，一旦在往上爬的路上稍有不顺，或者，个人欲望没有立马满足，这类人就会怨天尤人，患上多疑症，废为人生残疾。
如今，人们的认同体系和价值判断颇受世俗化浸染。一所大学，人们关心的不是学校的学术地位，而是副省级还是什么级；本来那些名头不凡的教授，那术业专攻的专业，才是学校的魂，才是学校立足根本。单位也一样，不是说你的中央级别，你的身份归属就高或贵。一个单位的实力，往往看是否藏龙卧虎，名人大家辈出，而评价标准也多为同行和业界认可。同在一个城市，有些单位级别也因其所依赖的背景不一而有区别。就拿文化界来说，市级的出版社、杂志社显然低于部委级中央级的。虽不太合理，却也是现实。而这些杂志报纸也并非因级别低就没有实力，相反也许更为强劲和强势。从社会角度来说，你的单位性质、名头，各种渊源，都可能被拔高可能有误读，不是曾有“作协”被当成“做鞋”的笑谈吗？而最为实际的是，一个单位领导者的风度才学以及治下的能力，是人们所关注的。有时候，单位头头的名气，他的学历背景，他的才学识见，也许还有他的来历背景，都可能成为人们评价单位形象的角度和看点。越是为人们瞩目的单位，越可能成为敏感问题，因而，现如今人们对那些本当是学养可嘉，人格魅力可称道的单位领导，葆有敬重和期待，然而，事实并不都如此。
单位的声名，其实多是历史的积淀，是几代人的奋斗所成。从历史背景看，容易成为评判单位现实的最好参照。我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职员，但对于这个供职的单位，我倾了心力，自认为是有苦劳的。凡几十年，与国家和时代一道，经历了大大小小的风波，当然也是不平凡的时代和历史提供了众多的参照系，以一个旁观者和当事人的多重视角，或许可以在比较中看得清晰。比如，领导者素质和口碑，比方，清正廉明，勤政公平；比如，对于各种利益诉求的落实；比如，事关大众生活与利益的现实问题的解决等等。这也许是每一个单位人评价和认知自己权益的基点。如果对单位现状进行观察，一个很好的也很实用的角度就是，从过去的相关背景中看取，从历史的角度去对比。比方，同样是对于人事关系，会以过去优良传统，用人以德才，不搞亲疏，举贤避亲，不以派系划线，不因为常有走动跑官要官而获利的诸多标准，衡量一些人的做法；比如，可能从当年领导者的胆识，敢于负责，大会上点名批评不良的行为，不护短，更不搞吹吹拍拍、庸俗的表扬与自我表扬，而以为这在时下是多么的可贵；比如，敬佩那些无官腔没有架子，吃饭与民同乐，上下关系通达，不虚伪有真意的领导，比照时下一些人的特权作风，觉得有些做法已是倒退；比如，作为文化事业单位，作为专业部门，应当具备的德能之外是读书好学，说内行话，承续文化的血脉，注重文化素养积累，不是搞形式在行，空头政治盛行……也许，如今社会风气之下，像以上种种的单位乱象已相当普遍，而作为一个有历史传统，曾经的优良风气为群众所称道的单位部门，如果在你所经历的这个时间里，缺失了丢弃了断脉了，你难道不觉得痛心而不甘吗？或许因为你的爱，你自己也觉得人人都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或者你可以找出大环境大气候等等诸多客观理由来。有时候，单位的历史可能就是一个包袱，成为观察当下社会现实不一定被认同的标尺，而看到那些本不应该失去的恰恰丢掉了，看看那些人文精神最为核心的诚信弃之如敝屣，想想这历史的包袱其实也误人啊。
社会的转型期价值观的变化，大浪淘沙，鱼龙混杂。九十年代后，单位在商品经济大势下的冲击下，难有矜持。文化单位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怀在不经意中消解变异，在急剧的世事变幻中，经常的人员更迭，名利的膨胀，价值观认同的失范，令单位的纯洁与清正，已成了难能的持守和期望。这不是危言耸听，仅从单位里最为平常，最能体现公正的两件事：职务和职称上，即可看出其清浊良莠。时下，这是单位最热闹的景观。平心而论，这也有两可之说，一是客观环境的大势造成，另一方面也与当事者公平正直与否有关。文化事业单位，这类事体多是上面给政策，而下面执行的好坏与否完全在于单位的觉悟。诸如评职、荣誉称号、特殊津贴等等，有些单位是按部门其实是按职务来分配的。虽有所谓的评审制度，参与者们可能既是运动员，因为这类称号和职级是有好处的，少有人主动地让贤，而又是裁判员，因为有关评委的组成也是在这些职位人士中挑选或认定，而且最终的决定也是由单位最高的权力者的划定，想想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式的一景吧。评职称，是单位的基本群众特别是专业人士改善待遇条件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单位最为头痛的事，至少文化事业单位如此。起初并不是这样子。开始评职称，约在三十年前，那时很注重基层的意见，看重其社会知名度以及学识能力，领导者也很谦让。记得第一批新闻文化的职称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有不少人都是没有职务的。而轮到我们稍晚一辈为职称考虑时，也是这不久。那时候，没有手机资讯不发达，人都还是谦谦君子，也没有多少人焦虑于这个名额有限而好处不多的事。记得在1987年五一节，我去湘西张家界开会，回来才听人说你的副高职称通过，就很平常地成了有高级职称的人。而如今，职务与职称，弄得人各有高招，各显其态，有时候为之生出不少罅隙。事件还没有开启，就已风雨满楼。单位越古老，压的人越多。五十多岁的人还在为副高而奔波，看到有的人也那么的容易，心里就不平衡。单位名头级别高，容易让各怀心事的人有所行动。某年，春节期间接到比平常年份多得多的拜年信息，我有点纳闷，觉得这些人平时熟悉，同事数年几乎天天见，春节从没有过这样的热络之举，而且，发类似信息的还有的人，更有点蹊跷了。不久，单位在小范围内搞了民主推荐，才明白这些弟兄是未雨绸缪，好像真会有在这个机会中升级的。管不管用，得没得益，不得而知。但愿不是我以小人之心度人。有心人事半功倍，也说明竞争技巧无处不在。其他几次也类似，诸如评正高职称的级别，那是“十选一”的难度，也是信息不断，从未联系的人也有。因这所谓的“评二级”为职称中最高级职，又是海选，有资格投票的达百十多人，那你顾及得过来吗。就想，何苦啊，你关系好，你条件够，还用得着去信息（幸亏有了手机啊），去打招呼吗？你从来没有与某位老兄联系过，你从大老远（有人是在外派工作）来信息，你知道他就认了你这一个电话或信息帮你搞定了吗？还有，你反躬自问：你本来就是对这类东西有一搭没一搭，不是清高，是因为你看得太清楚了，你平日里又对那些人、那地方冷淡得几可谓无动于衷，你不去为自己找什么人，按世俗的潜规则拜码头，想想，这时候做这临时抱佛脚的事，不合你的脾性、你的处世原则。可是，你会为那些急切的也可能尝过此类甜头的人着想。是啊，僧多粥少，竞争激烈，生存不易，也得有这种本事，他抱一下佛脚不犯规越法，不一定合情却合理吧，何况大家都这样，人清高了就可能在起步线上矮人一级。而从单位本身来说，没有严密可行的措施，让公平公正不易落实，让守法者不放心，让庸俗成为平常。外单位的一位朋友也说过，他们单位最头痛的是职称。人在单位，职务职称两件事最不好说。倒不是非要那个身外之物，可是，人一到那个年龄，大家排坐坐，你不去使劲，你的脸面何以挂得住啊！职务多是上面的事，内部的事，说是暗箱操作不一定准确，但不会是像职称那样的张扬，那时候没有什么公示。职称评定名额有限，标准不一，公平难得，就有了托请和私下说项的内幕。也有朋友说，单位评职称是一场无声的战争，也是一个关系深浅的较量，或者一个利益的分配的均衡，这都是公开的秘密。如果单位名头大、级别高，可以自己主评，那事就更多。于是，大院里，信息电话，托请之事，烦不堪言。而这也成为一些单位常有的景象。现如今，这种不端之风，最受影响的是那些老大不小的人。因评职评级，为了那一票，他或她就到你的办公室送材料，其实也是公文式的，无非是认了门，给个印象，想当然的可能有你这一票，这多半也是在一个大院而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人，可事后也许没有当届评上，或者评上了就是过了河，再见即使在电梯间见了，好像不认识似的。这样说并不要去找答谢，只是看出人在单位的生存法则（潜规则）是多么的残酷。身在其中的他或她，其心理上需要有多大承受力。特别是那些年轻当然也不太年轻的人们，时间不允许他们有丝毫的马虎，那样着急上火也许是其本能，但实属正常，要理解他和她。有时候想想，经可能是一本好经，出于对广大民生的考虑，可是被念歪了的经，其影响和作用就打了折扣，误了人，也为人诟病。面对如此，在利益的一塘浑水面前，单位是一个总阀门，她的公平与公正，有多么的重要！
是的，我们应当是乐观主义者，我们应当看到单位发展变化的主流，历史不会因某个人的缺失，某个时段的晦暗而倒退。单位如同一个人，其生存是有规则规范的。随着制度的完善，公正民主的落实，这类关乎个人利益的事，逐渐会在正常的轨道下开展。比如，考核晋级，比如，荣誉名称，比如，民意考察，比如，人事公示，让人觉得公正公平进步。可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让单位的大众满意，得到认同，恐怕不是一日之功。但人人心中有杆秤，群众才是单位成色最有资格的评判者。单位，就个人来说，是社会福利的分配与共享的场所，作为一级组织，又是行政意志和社会权益的实现者。然而，单位最为活跃的因子是人，而引领者是单位的头儿，是主政者。所以，社会对于吏治的严酷，已有了相当的规则。
尽管有爱或怨，出发点不一，有的单位成了社会的名利场，利益的竞技场，却是不争事实。在一个诉求多元、利益博弈的社会，人生发展，群体进步，单位还要存在。单位变得如此复杂、繁杂，不好言说，是因为进步阵痛的必然。如今单位属性不一，事业的、企业的、个体的、体制内外的，林林总总，难有一个合适的定义规范。她可以有宏大的理想主义目标，完成行政的意志，也可以有个人私密性计划的实现，表现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对于个体的渺小，她是强势，对于社会的庞大，她又是弱者。单位，就是这样，让你走进与走近，而她可以有承诺，但不会总是承诺，也许会让你在曾经沧海，千帆看尽后，有一个生命和身心的新体验，或许仅仅是一个不太满足的认知。在时下的这个转型期，在许多规则被潜规则化，如果你葆有一身清醒纯正的话，无论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清者自清，自得其乐，自适其闲。
单位，是社会的缩影，对她也许不能有多大的要求和苛求；她也是人生之驿站，一个生命劳作的停驻点而已；或者，是观察人生和世道的一个窗口，从这里找寻世道人心的斑驳景象。如此，对于她，也许应以是平常心态看待，若有若无，或近或远，草色遥看近却无。或者，面对单位的种种，面对纷繁的单位世象，你何不如潘岳所言：“逍遥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悠哉游哉，聊以卒岁。”2014年4月
金台人物小识
题记：金台，是我所服务过的单位地名，传说北京当年有燕京八景，“金台夕照”为其一。前几年街道修整时，临街空地有人随意放一块石头，刻有“金台夕照”几个红字，虽粗糙，还很有人缘，也算是为这块古老风景定了位。
这里有条路为金台西路。可能这名字好，单位大院树木丛中，建一小小高台，名为黄金台，人们在大院里修有小园，取名金台园。附近的地铁站名也是金台夕照。当年燕昭王曾在这里筑黄金台招纳天下贤士，传为佳话。以此之名为大院的人物，其实是我同事们的素描，也算合题。
之所以写他们，因为朝夕相处，亦师亦友，也因各位又是文章行家或一方人物，他们身上的某些东西，或多或少，可为历史存照。只不过，我写的多为老人（有点资历），是退位或作古者。
简笔素描，点滴印象，谓之小识。
老 田
老田，原名田钟洛，苏北原籍，上海求学，五十年代初到人民日报社。老田，为大家习惯称呼。他主持副刊多年，任文艺部主任多年。“文革”前与“文革”后，都是文艺部的头儿。单位同事，外面作者，年长年少，多以老田称之。一是当年不兴别扭的官名叫法，那样子显得俗气；二是他的慈祥和厚道，大哥大叔甚至大爷似的慈爱，你没法去生分地叫个官名来。
老田者，笔名袁鹰，颇为响亮的文名。查资料，袁鹰散文，在当代文学史上留有专门的评述和分析。早年中学课本收有他的《井冈翠竹》《红军路上》，以及儿童诗作。在那时，袁鹰散文集《风帆》和一些诗集也是多次印刷及行销的。
他创作七十多年，作品达数十部，可谓著作等身。他的散文，写事记人，情怀幽幽，触景生发，内涵深挚。早年作品，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的上述名篇，有浓烈的现实感，细密的生活细节，充溢着对社会人生的激情思考。新时期开始，他正当盛年，创作了《十月长安街》《玉碎》和《京华小品》等意蕴深沉的散文，闻名一时。晚近的作品，侧重写史，回忆文坛往事，也不独是个人性回忆，展示的是不同时期社会文化的多重面貌。
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加入共产党，投身到学生运动和革命文化工作，后从上海《解放日报》到了人民日报社，直到1986年离休。几十年的新闻经历，政治大报中的风风雨雨，社会风云变幻，以及人事的是是非非，对于他，万千风云心底过，一支毛锥写纵横。而晚年更是以冲淡平和的态度，看取人生。也许，这种经历，谓之健在的元老级副刊前辈，并不为过。他稍胖，一副富态之相貌，一副善良宽厚心肠，一种对生活和名利淡然处之的心态，总让我们后辈心生敬重。我曾多次思忖，在文坛，在报界，在单位，在官场，周围的人有谁的资历还可与他比肩，又有谁的文化风范可与之相匹？好像没有。就他参与的文化事件，他与多位文化名家和政界大佬的交往，翰墨之谊，也能说明。他的经历，可以说是一部活的新闻副刊史。
老田今年九十有一，精神头不错，说话仍然洪亮，也健谈，还幽默。虽耳朵有点背，腿脚因一次摔跤后没有痊愈，但九十高龄的人，气色和精神状态，不逊于年轻人。尤其是脑子清晰，记忆力不减。近年来，他常有忆旧文章问世。几十年的往事故人，他写来随心得手。他写作时，多爱用粗头钢笔，用力强硬，书写文字劲道有力如书法味道。他记忆过往，以史记事，史与情交融，文化名家的过从，政治人物的情怀及文章风貌，副刊作者的故事等，有着特别味道。
2006年，老田的一本《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引起过不小的风波。在下一年的订货会上，有官员点了几本认为有问题的书名，其中就有老田的这书，点名了，这还了得，一时间此书变为禁书。那时，他却幽默地说，我写的文化的事，都是发表过的，犯什么禁，更没什么内幕爆料啊。他当然不解，也据理力争。了解实情的人，都明了老田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人的政治觉悟，难道有让某些左视眼的人抓住的什么吗？事实是，有人或是杯弓蛇影，或有职务敏感，也或为了自己的利益，都有可能。而后来，并没有发现可以被禁的理由，武断者们或许没有看，或许根本没有看明白，落了个闹剧式的话柄。后来如何收场，有没有人来认错？不得而知，也不了了之，像以前此类事件的结局一样。官僚主义、法盲们的主观武断，总是没有人买单的。相反，这本书的影响扩大了，洛阳纸贵，找我代要书的人达十多个。这事，屡经风波的他，倒觉得不是个人的什么冤屈，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罢了。这本书中，他回首编辑往事，披露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经过，有一些真相揭示，一些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是非判断。如电影《武训传》讨论、《红楼梦研究》批判、“大跃进”“反右”“十年浩劫”“拨乱反正”等。一些文化大家，如冰心、夏衍、胡乔木、周扬、邓拓、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赵朴初、赵丹等人，老田写与他们的过从，谈他们的文章。书中也收集了一些珍贵的信件、手稿、照片，是一本好看的，有价值，可收藏的书。
去年秋冬，我们一帮老同事，多是他的部下和学生，聚集在他家为他过九十寿庆。当时，近二十人中年长的小他三五岁，年轻的也近花甲，多为他的学生和后辈。一圈人围挤在他那并不宽敞的客厅，按长幼齿序来说话，像单位开民主生活会，每人几句，怀旧、祝福之外，都说及老田的为人。回忆当年他领导部门的往事，说得最多的是他没有架子，亲和力，以及老辈文人的传统和作风。他不时回应，说不要评功摆好、像写简历搞盖棺定论似的，一如以前的谦和幽默。尽管大家都很虔诚，朋友聚会说一些开心话，老人家在开心之余也以本色感人。
这就是老田，他是谦谦君子，实实在在的又如田夫，他总是为别人想得多，低调为人行事。他在文坛报界几十年，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等，在新闻和文艺界都是有名望和声誉的。那天聚会时，我执弟子礼（他是我研究生的指导老师），我说田老师没有什么毛病，如果要挑的话，是人太好了，好得有些过分。对人都好，好人坏人都好。我向他深鞠一躬，并说了一句俗话，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此次有张宝林兄的文章《为老田祝寿》记录，见《新民晚报》网。）是的，正是他为文、为人，始终有一颗纯正清静的童心，善良地看待人和事，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善心美意，数十年不变，才在人们的心中占有重要位置。
近年，老田年事渐高行动不便，可是，却不愿意麻烦人、求人，哪怕是同事和学生，哪怕是小事、琐事。他们夫妻二老都年过九旬，夫人吴老师也因一次摔倒后几乎卧床，事无大小，老田亲力亲为，还照顾残疾的女儿。前年搬家，我们多次表示去帮忙，看他的一屋旧书和刊物，想打包装车多么难，可是，他却自己一本一摞地收拾。他每有文字成稿，亲自到街头自费打印，即使是我们报纸的约稿，也先找人录成电子版。本来一个电话让我们去取或者找人带来都可，可他不，专门去邮局寄出，其实，到我们办公室的距离不比邮局远，但他觉得那样子麻烦别人。对于生活，他清淡无为，无欲无求，他这样老资格的报人、老文人，离休老干部，仍然住着旧楼，一住三十多年，要不是最近拆迁，没有电梯的旧式老楼，他安之若素，每天上下三楼对他是个大难题，可他泰然以对，说习惯了，无所谓的。
他的爱心善心，修身修为，是人们熟知的。“文革”前，他将八千元的稿费交了党费，这笔钱当时可以买一个小院。他回忆说，我们夫妇两人工资完全够生活，家庭负担并不重。那个时候这笔钱大体上相当于三年的工资。当时想得也很简单，交了也就交了，也没有什么，当时报社其他同志也有过，不像我这么多就是了。这之后，常是有了稿费就交党费。在今天 ，这样的事，几乎是一个神话了。
三十多年里，我就没有见他生过气，不是几乎是没有，也没有与谁红过脸，批评过人，有时说点文坛的不堪之事，说点社会上的是是非非，虽有不快，但多是从善意的角度，一笑了之，或者为他人着想，不去为此伤肝动怒。有人说他宅心仁厚，有人说他老文人的风范，也有人说他是老好人。总之，他是一个宽厚的长者，他以一个老派文人，或者说老共产党人的做派，看人看事，对人对事，哪怕关系到自己利益之事，他也不计较，公事公办，严于律己。我曾感叹，在这样一个唯利是图、熙熙攘攘的环境中，追名逐利、斯文扫地不足为奇的大院文化中，他还能保有如此的清正，淡看利益，笑对生活，老田不是唯一，却是有他这样的资历的老人中也是难得的。
仁者老田。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希 凡
希凡，即六十三年前那场“红学”纷争的“两个小人物”之一，原名李锡范，后写文章的笔名为李希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场“红学”官司，主人公是李希凡和他的山东大学同窗蓝翎。因当年这桩“批红”的全国公案，因为领袖毛泽东的关注和批示，红极一时。也因此，几十年的文坛风雨，他和蓝翎吃了苦头。
可谓是少年出名，到我见他时已三十年过去。名声依然，却不是那样的为人所关注，至少，在我们大院里，他和蓝翎，都没得到特别的注意。那时，我虽刚来，也随大家以希凡称之，也是单位同仁都不时兴叫官名，甚至讨厌。讨厌的不仅是被叫的，而叫人的也讨厌，足见当时的风气。也是因为他的温和脾性，如此称呼更显亲切、和气，也拉近了距离。
我与他成为同事，确切地说同老田一样，成为他们的部下，时在八十年代初。那时，同事关系简单纯正，即便有过节儿不快者，有性格不合而生分的，有产生误会而心有芥蒂的，但总的风气是和谐，是明朗清爽的，体现在对人的称呼上，也如家庭似的亲切。直呼希凡，亲切中不乏敬意，作为晚辈的我们是这样看待的。刚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李老师或老李的也叫过，后来，大家都直呼其名，我也从众，不知那第一次他是如何作想。那时候，与他没太多的交往。刚到部门，工作也多是打下手，他也没有直接分管我。这样的叫他，我多是听同事们与他的关系亲和，几位年轻如我辈者像大徐、小蒋、大易们，都是如此。也许，这没大没小的，在那忙碌的工作中和那简单的物质条件下，更是合乎情理的了。或者，他本人一副菩萨的面相，有这样的心胸，同事们尤其是年轻者，就没有太多的顾忌和生分。
他是大运河的儿子，北方男子汉的大高个头，短发寸头，没说话前，脸上好像微有笑意，又细声慢气、抑扬顿挫的语调。偶尔去他那里，常常见他桌上散乱的烟头，或摊开的书本，或在写什么，编务事不多，话也不多。当时他是三人一间的办公室，在走廊的拐角处，三位都是文化名人，名头不小，也都是所谓的局处待遇。那时候的办公条件就这样，有级别没有特权，地方所限，都好像很正常，也根本没有太多的心思，想着如何得到改善，获得什么便利。一直到了1986年，他调走，都是在这个小小的狭窄空间度过的。三位大员共处一个二十来平方的地方，蜗居办公的情形，至今常想起，心中五味杂陈，不是滋味。
希凡以红学研究名世，而他更多的是研究现代文学，特别是对鲁迅研究下有功夫。那时候，我也对鲁迅和现代文学有兴趣，总想找机会向他请教点学术的事。一本他新出的论述鲁迅创作的专著《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之前就翻读了好久。我的前同事田本相先生与他熟悉，田老师参与主编的《现代文学丛刊》要我写一篇希凡此书的评论，我就胡乱写了。本想给他看看，可是没有，我不是没有勇气，私心是算了吧，等发表后再告诉，不会有什么闲话，所以，几度到嘴边的话也就收回，只是拿着他那本书请他签了字而已。当时他有点奇怪说，你还读了啊。这让我没有再深说下去。我的文章发表后，不知他是否看到，全然忘了。这之前，我的毕业论文，是他作为评委会的主席，答辩通过的。最近，收拾旧书本，又见到了他作为主席写的评语复印件。三张人民日报社竖格的公文纸上，按规范，写有评语千余字，柔和不失潦草的字体，看出他的文字特色，字迹绵柔中也有力道，读这评语，看这字体笔迹，忽忽已三十三年，往事历历，可当年答辩委员中的顾行先生早已作古，这时光如刀啊！
希凡的穿着，典型北方大叔的样子，夏天爱大裤衩，或者，时兴的的确良短袖衣。一到大热天，空调不给力，他那有点发福的身子，总是手不离扇，一副京郊老农的派头，颇为随和。他上下班的提包有如一个购米袋。我很喜欢这样的随意，觉得不受拘束，也可节俭，还能装东西，竟也学着，多年后也是这个布袋式的行头上走东跑西地拎着，虽然我用的是可能比他那时还要低廉的塑料尼龙什么的。其实，那时候的人们，背包什么的多用帆布，皮革之类已属奢侈，对于老一点的人们，行头和派头等等，就更是没有什么概念了。
平时，希凡对我好像没有特别谈到专业，或者谈文学，偶尔有关于编发稿件的事，也是不痛不痒的，没见过他专门去说文学、说文学批评，说写作。那时，三人一室的局促，也不好太多闲聊。或许，“文革”中，他有许多教训挫折，也颇有争议，这文学与文学批评，成了他的一些难言之痛。虽然，已是新时期到来，而刚刚变化的一些动静，他还没有来得及清理，也许是在不断寻找行事和适应的方式。记得当时，他出版过几本专著。有的是当年红学书的再版，也有新著。他签名送了我。那时，部门有人出书，多是先送同事，签上名放在资料室各人名下的抽屉中，成了习惯。大家在收到后，也以不同方式表示意思。记得他给我的书，是部门中送人不多的。“文革”中，单位是个重灾区，闹腾得很猛，也许，他与部门的某人之间还有纠葛。我隐隐地感觉一点。因为，他不多的言谈，不爱串门，不太与同事说笑。常常看到的是，他埋头读写，巧用时间，研究写作，或许，这是他从“文革”风暴中走出来后寻找心灵沉静和安定最好的方式。不久，他去了新组建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常务副院长。听说是王蒙先生点将，王蒙时任文化部长。之后，我们偶有会议上见面，问询一下，不太多问及原单位的人和事。他原本是一个沉静的人，一个书生、文化人，而早年的大名和“文革”与“文革”后的是是非非，他或许积郁了很多心结。所以，调离的时候，不少人觉得很是突然，也有些理解。
之后，再见他时，是退休多年后。再后几年，部门年关聚会，有人邀请他回来，虽离开了近三十年，面前多是新人、年轻人，他与我说到，你也退了，小王成了老王了啊。感叹时间的无情。见他过去那高大身形有了几分消瘦，听说有血糖高的毛病。那天，在老田家祝寿时，他也来了，因为血糖病，没有留下吃饭。
就说到他与合作者蓝翎的是非恩怨，因为他俩都是我的先后领导和同事，早晚相处，时有所闻。我不明白的是，如同一对恋人，相爱之后，发生口角，发生争执，难道必定水火不容，小打小闹必须上升到什么什么的高度，发了狠话，才会平服心气？合作者、同道、同好、同窗，这些难道都转眼为烟云，视为仇人吗。当年，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研究，因领袖的批示，是1954年声势浩大的文化事件。他们有了荣誉，年少气盛，先后调入人民日报社。“五七”反右风暴到来，蓝翎被打成右派。之后，“文革”中，因为江青的原因，希凡被点将做革命批判文章，可是他虽没有完全超脱，也没有太多地介入，这段历史是非，外人不得而知，但我看到的是，新时期后，他们从当时的一室办公，至少还相安无事，后来希凡调出，而蓝翎任职，这时，不知何因，早先的同道成了分道的路人，之后，他们开文仗，生罅隙，令人惋惜。从旁看来，他们在我所知晓的四年时间，同室办公，没有公开的不快，之后，也许各自升迁发展，变化的环境和心态，成了他们矛盾产生的一些诱因，而终归何因，孰是孰非，不得而知，也不足为外人道。如今蓝翎已作古，而希凡也近九旬高寿，六十年前的文坛事件的参与者们，一个个远去的背影，让人生叹。其实也是没有赢家的仗阵。当然，有说他们的矛盾产生，也因为不同的思想态度和文艺观，比如右倾与左倾，比如保守和改革等，这些可以是我们认知他们的思想行为的一个参照，也未必就是他们晚年后情断义绝的一个动因。
也是在老田家的聚会中，希凡由女儿陪着，拄着拐杖，步子蹒跚。生命是可贵的，生命延续也是要去除一些任性而为的负载，或者，有损生命的外在东西。这不是什么大道理，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作为高寿的长者，他当保重。
老 杨
同李希凡有“两个小人物”并称的另一位是蓝翎，原名杨建中，我们都叫他老杨。在单位中，杨建中与老杨，都有人称呼。而蓝翎就少有人叫了。在我们部门，多叫他老杨，年长他的直呼其名——建中。比如，老田、希凡、老缪、老英、老舒等人，多这样的叫他。
有意思的是，这当年颇有动静的文坛“两个小人物”之一，都与我同事，而老杨更长一些时间，也熟悉些。巧的是，他也是在那个逼仄的房间里办公，与李希凡、老缪一前一后，相处多年。
老杨与希凡，性格有相似也不同，他刚中有柔，多不苟言笑。他山东单县人，“五七”受难后，流放河南多年，大学、省文联都待过，在那里他努力做事，也得到一些认可，有多位知心的朋友。“文革”后，右派们得以改正，他回到人民日报社。错划右派时他才二十六岁，多舛命运，让他过早地饱受人生苦难。之前，我只是理论上或者说是文字上，见过右派什么的，而老杨给我补上一节活的政治课，说来滑稽中不免沉重。
其实，他也是性情温和，说话也多慢条斯理，普通话里带点山东或河南腔，不紧不慢。他身材不高，精瘦个儿，尽管饱受坎坷，身体还算结实，起码在我认识的二十多年时间，没有什么大毛病。不幸的是，2005年，他七十四岁，被可恶的血液病夺走了生命。
我1982年与他共事，与他的办公室一墙之隔。那时他刚五十出头，知道他是错划的右派，但身子硬实，行走快步，不像经历坎坷受过摧残的人。在部门，人们当他是一个文艺批评家，一个专家型的长者。那时，他是文艺评论组的组长。在三人一室的环境中办公，常伏案看什么或者写什么，桌子除了稿件和版面纸外，收拾得干净利落，这是他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他退休离开。这一点在我们部门难得，包括女士们。而我等几位烟民一塌糊涂的乱象，常被几位大姐批评说，看你得向谁谁学习，多是以老杨的整洁为样板。每天，他不太多话，只轻松看下版面，或者，拿版面来我们房间里待一下，或是休息一下，到我们这儿聊会儿天。可以想到，虽然思想解放洪波涌起，每天都有新鲜的事，毕竟他过去惨遭折磨，底层生活打击，总会有阴影需要慢慢地祛除，尤其是心理和精神层面，当然，只是以这种思想行为方式观察生活，也以这种默默做事，不多言谈来调整。
然而，与年轻人一起，他却十分健谈。老杨住单位宿舍，走得晚，下班前后，常就过来与我们说几句，多是谈点闲话，或有时说说新闻，引发点话题。我有时想，对他以前的经历，比如打成右派后的一些遭遇，有些兴趣，但也不便直说，也有其他参加者如大易、小丁等，也偶有问及，他只草草带过，说得多的是古典戏和北方的一些戏曲什么。他这方面很在行。恰那时多有这类节目演出，在副刊版面中，又多有涉及，他就借题发挥，说一些掌故和逸事。或指点版面文章中的一些人事、史实、引申出的编辑外的话题，再就是讲述一些历史，让我们听得饶有兴致。他有时爱抽上一支香烟，我们同室的大易和我，见他来后就陪他，有时也有老烟民老蒋，几根烟枪，吞云吐雾，高谈阔论，常是评点和斥责文坛怪事，世相流弊，谈笑无拘束，对烟有四人，不觉时光已晚。
1985年时，我们办公条件改善，搬到另一个楼里，就有了两人一室的宽敞。他与大易共一室，与我正好对过。这时我们往来多了。当时，部门改组分工，我和大易又成了他的副手。虽然，评论组的工作是文学艺术各个行当，杂而广，这个并不算个多大的职务，对于他这样的名头和资历的人，都能随遇而安，我们努力而为，也算尽职责，这就有了更多接触。他对版面上是能放手的多放手，多是重点的指导，抓大放小。记得为了活跃选题，他提出多发一些微型的评论，让读者有看头，不搞高头讲章式的，也不搞学究或学霸式的。为此，开了一个专栏，我记不得了，是以秦犁还是秦力的笔名，每人轮流一篇，对最新发生的文化界怪事和热点，发点议论，三五百字为宜。他带头写过多篇。这个栏目，很抢眼，坚持了多年。他认为多发些批评，批评就是要点批判精神。这很合我们的意思。不多久，袁鹰到离休之年，他接任主任。几年的领导行政，他以开明政策和放手的策略，无为而治，却也有声有色的。他几乎只是在大样上，用毛笔指点批示，选题什么，校订之事，他多务虚，信任下属，放手放心，各位都勉力而为，评论版面和文章渐有起色，而到了“八九风波”后，没有说得出的原因、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原因，他停职了。
他虽历经坎坷，生性严谨，甚至于有些执拗，比如，他勇于承担，那时新闻宣传的压力无形中增大，动辄有框框，对口径，常常因版面的事受到批评，他多自已承揽。他反感的是，以势压人，对一些权威高层，尤其是代表个人意见的那些所谓的上头，他却并不另眼高看，却有一种本能的防御。记得有些事情，弄得上级常向他求解。他有时执拗得近乎是成见，至少，在对人事的看法上，曾经对有些年轻人做派有微辞。或者，要求过严。他虽不多话，一旦打开话题很健谈，尤其是历史知识丰富，见地独具。有一段时间，他研究三国历史，隔几天就与我们谈读书感受，东扯西拉的，很是开心。
我有时感觉，他对我很关心。不知是我好脾气，还是因为我听话，至少，我有事无事安坐于室，看些杂书好像不太浮躁，有点像他喜欢的多读书，有定力，坐得住，他认为这样才是一个编辑应有的，或者才是干点事的条件；或者我也写了点文字，还算是个爱写作的人，也许是习性相投、言语投机或可能的是非观接近，我明显感到他对我的善意好心。及至他赋闲后，还常从楼道的另一端他的办公室，穿行数个房间来同我神侃，或者，到楼道中开水房接水时，到我这里坐坐。那时候他已免职，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了，是师友和朋友之谊。所以，抽一支香烟，闲说几句。我发现，他也不是真抽，吐出烟气，仅是从中体味一下休闲的快乐，或者，体味一下与他说得来的人之间交流的快乐。
也是因为信任，他有时在我面前随便直言，对一些人，也作评点。比如，对某出版单位某人，某事，他直言其不屑，这时，我觉得对人的成见和苛责，也只有他才会那样。偶尔评点一下某人，某事，他爱憎分明。在那个时期，一些左的行为很有市场，搞得人与人的关系扭曲，作为一些还在台上的人物，他们当然是看菜下饭，以权相人，以位取人的，或者，他们本来就热衷于官场文化，也不会真的为文化事业计。然而，在老杨的眼中，容不得这种的权势下的文化畸形存在，容不得廉价的文化交换变为正常。他对一些人和事，只要不感兴趣的，常爱翻一下旧帐，也好，让我们一些不知情者长点知识。有时说到他不喜欢的某人某事，嘴一嘟噜，做轻视状，然后，手一甩，离开。此时，我想这老杨头是很可爱的。
他当了主任，不太看重这是个官位，有几次开会，他都不愿成为主桌上的神仙。多次的推掉有关的会议。也许我们那时年青，那时的晋升之路简单正当，人们对升职、晋级，平和淡然，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关注。他的任职，在部门显得十分平淡，这符合他们一辈人低调的生活态度。但是，他反感的东西，直言不讳。他在部门很少专门开什么会议，有的会也只三言两语，切入正题，传达什么的，能免就免，能省就省，没花架子，以一种实在方式屏除空洞多余的东西。或许，他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了什么，他有时很是拧的，不管不顾，有时还有点意气。这样也包括成见，任性和宽厚，严厉与随意，都可能是一对互为矛盾的掣肘，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晚年，老杨从工作中退位后，有多部专著问世，特别是《龙卷风》一书，对打成右派后遭遇有重点记述。然而，他与李希凡同窗之谊，文字之谊，在后来，因说不上的原因，也不知什么时候，就成了对头，成为路人。据说，关于当年文章的署名，关于如何被划为右派等等史实，他们都在各自角度，火气十足地申辩与反驳。一个打入地狱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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