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仁明,王肖
出版社：中华书局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我们太缺一门叫生命的学问试读：
自序
多谢王肖。
这几年来，我在两岸陆续出版了几本书；往后，应该还有一些新书面世。这些书，要不，我写；要不，我讲。可不管是写或讲，总会有我一条清晰可辨的思路。思路清晰，当然是好，但有时也是个局限；因为少了些鲜活、少了些火花，也少了些意料之外。
谢谢王肖给了这些鲜活、火花，与意料之外。王肖在媒体工作，很清楚大家关心些什么；她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持多年的《孔子学堂》，很了解眼下国学热的虚与实；早些年间，她还在重点高中担任过语文老师，因此，谈起教育，熟门熟路，完全是内行人说内行话。除此之外，王肖还是个不多见的冷静的文艺女青年。涉猎多，兴趣广，问答之间，天马行空，“瞎说闲扯”，硬就这么“逼”出了我在其他书中鲜少触及的诸多细节。
先秦以前的典籍，至今流传最广的，应该就是《论语》吧！至于隋唐以后，影响最大、渗透最深的，大概是禅宗的语录吧！不管是《论语》，还是禅宗语录，大家之所以读之不倦，其实就在于书里头的“应机”。因为“应机”，所以真实，所以电光石火，所以全盘皆活。
我喜欢看小学生上学。他们走路，当然是为了去学校。可这路上，他们会游玩嬉闹，他们会东张西望，有时摘摘花草，有时也踢踢石头。总之，一派新鲜、生意盎然，好玩得很！
这本谈话录，如果读者读了，能觉得好玩，更觉得“应机”，那就是我和王肖最大的荣幸了。第一篇教育就是打开生命的气象1．什么样的实验教育有未来？
王肖：前两天，有同事突然跟我说，有几个朋友正竭力劝说他，把即将进入幼儿园的女儿送到一家私塾。一旦送到私塾，就意味着今后的教育规划脱离了现行的教育体制。提建议的人之所以如此建议，是因为现在的学校教育只能教一些比较专业的知识，而不具备一套真善美的价值体系。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解决了自身问题、建立了价值体系之后，职业只不过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对于这样的建议，我的同事颇感犹疑，后来，他还是给女儿选择了幼儿园。其实，办私塾这件事，也就是最近这八九年才开始在内地渐渐多起来的，不知道台湾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您觉得当今时代为什么有人想要办私塾了呢？
薛仁明：相较起来，台湾开办私塾的情况稍早。在二十几年前，一是台湾的应试教育恶化；二是教育只专注知识传授；三是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之后，有人开始行有余力，并愿意尝试一些新可能。他们最初成立了一些体制外的学校，比如森林小学、华德福学校等，后来，政府慢慢开放了在家自学，于是，具有传统文化精神的私塾便开始多了起来。
至于现阶段的大陆，有人想办私塾，可能与眼下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有关。这两者都是中国人想找到真正的文化身份，想借由文化的肯定与珍重来找回自己。具体说来，一方面反映出目前教育体制内的问题的确不小，他们觉得私塾或许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另一方面，这其实也是中国教育的某种回归。毕竟，在中国的历史中，除去近代这一百年之外，私塾一直是中国教育的真正主流。回到这样的历史主流，对于文化的复兴、对于下一代找回自己的文化身份，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王肖：您曾当过中学老师，但是您自己的三个孩子都是在家自学。当初有这样的想法，不会是别人规劝的吧？
薛仁明：让孩子在家自学的想法，真要追溯起来，其实很早。早在我还没有结婚，当然也没有小孩之前，就有这样的念头了。
我自己在中学教书多年，很明白现今教育体制的问题有多大。教得越久，越清楚眼下这种照搬西方的教育体制实在没办法担当中国教育的重责大任。但是，如果真的下决心让孩子“在家自学”，毕竟兹事体大，还是得因缘俱足，草率不得。再说，现今的体制问题虽大，但我知道，有时候小孩还是得学会在体制下生存，我不喜欢把小孩的成长环境弄得像是无菌室一样。换句话说，我对现行的教育体制虽然有意见，却不会完全排斥。虽然我觉得我的小孩现在在家自学会好一点，但如果哪天形势变了，需要回归现行的体制时，我也不觉得是件多严重的事。因此，常常有人问我，小孩子要在家自学多久？我总是说，我也没有特定的想法，一切随缘吧！如果有一天，他们真要回学校也无妨。
我其实不喜欢、也不习惯把事情给绝对化。学校固然有学校的问题，私塾或者在家自学也一定会有自己的问题。相对来讲，私塾或者在家自学在许多方面比现在的学校好一点，但我相信，现行体制所培养的那些小孩，有可能比私塾里培养出来的更好。谈及私塾的问题时，一定要清楚其局限性与不可预估性，先别把它绝对化，这样会比较全面一些。
王肖：追溯起来，“学校”“教育”这些词从日本传到中国，也不过百年，我自己也当过中学语文老师，我的体会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包括多数校长和老师在内的很多人，对学校的定位、功能，以及家庭在教育过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等等，其实并没有达成一个相对清晰的基本共识。
薛仁明：简单地说，现今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因为我们移植了一个不符合自己文化的基因、甚至与自己的文化基因相背离的学校教育架构。大家知道，现今海峡两岸，从小学到大学，实行的都是西方的教育架构。这种架构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只专注于知识层面，很难对学生的人格与生命气象产生教育的力量。在西方的传统里，他们习惯于二元分割的世界——属灵的世界与世俗的世界原本就切割开来。属灵的事归教会负责，教授世俗的知识则是学校的责任。因此，学校教授知识，其本身就是一个世俗的机构。可是，这样的学校，一旦移植到中国，就必然要出大问题。一方面，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教会系统，另一方面，中国人的世界从来不是二元分割的。对于中国人而言，形而上与形而下是一体的，属灵的世界与世俗的世界也是不可分割的。中国传统的教育，向来是既教授知识，又更关注修身；既关注现实，又更关注生命的安顿。今天体制内的学校，在知识或者就业上，当然有其便利性，毕竟，它设计的教育目的本来就是如此。但如果学校只是孤零零地专注在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社会就难免出现价值真空、道德崩溃的困境。如果小孩完全融入这样的体制，也必然要面临精神空虚的问题，而且年龄越大，这个问题就越凸显。
现今教育的问题之二，是即使只谈知识，学校所讲的知识也有着很大的偏差。直到我年龄很大了，才猛然发现，自己在台湾所受的学校教育，教科书里所有关于身体的知识，比如小学、初中的健康教育与初中、高中的生物课等，内容完完全全是以西方为中心。这些教科书里讲的纯粹是西方概念，连一个中医的词语也没有，好像只有西方人才懂身体似的。近十几年来，我基本只看中医，不看西医。我对中西医的优劣长短日益清楚之后，更觉得学校的身体教育简直荒谬。像我父母亲都没受过学校教育，都是文盲，但他们起码还知道些食物的寒凉温热，也知道些基本的饮食宜忌。至于我，一直到台大毕业后，还没有这方面的基本常识。
教科书的西方中心化，当然不仅仅在于身体教育，其实所有的科目，几乎都有类似的问题，甚至连语文课那种充满概念分析的讲述法，也都受到西方很深的影响。中国人学语文，根本就不该是语文课上的那种学法。上回我在重庆，就听精典书店老总杨一说道，幸亏他以前上语文课都在睡觉，现在才始终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喜爱；而当初语文课上认真听课的同学，现在大都不愿意看书、接触传统文化了。
学校的知识如此彻底的西方化，这就意味着，当你受越多的教育，常常会离自己骨子里的文化基因越远；这也意味着，当你受越高深的学校教育，通常的结果，就是你越不清楚自己心灵的家在哪里，使得你常常陷入精神上无家可归的彷徨。这是当代中国读书人的集体悲剧。
今天谈到私塾，或许可尝试着解决上述的问题，也或许可以让一些悲剧不再发生。
王肖：其实，私塾对“先生”的要求更高。在一个习惯了用学历、教龄、职称等标准来评价老师的社会认知体系中，“私塾”好像有一种让人回到原始社会去冒险的感觉。
薛仁明：如果回到中国的教育传统，就必须承认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才是一切的根本。人的生命气象与器识格局，才是教育的关键。除此以外，用任何标准化的东西来评价老师，都无关宗旨，甚至在根本上就是错乱的。
讲得更简单些，只要能遇到一个好的老师、一个明师（我所谓的“明”师，是明白的老师，而不是社会上通常所谓的“名”师）。如果把小孩放到他身边，我们自然就会比较放心。小孩在他身边经过几年的熏陶，生命气象或多或少会好一些。当然，我们不敢说会好多少。毕竟，老师的教育能量，还是有局限性的。办教育的人，常常喜欢高估教育的能量。现在大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我们都不太愿意诚恳地面对自己的有限性。办教育的人，动不动就把教育讲得非常伟大，动不动就说我们可以改造什么。可实际上，教育的功能何其有限。老师或家长，都有必要把自己的有限性传达给小孩，这对他们会有帮助的。你要让他知道，老师或者父母，能帮他做的，其实很有限。他生命中的绝大部分事情，还是得靠自己。我在家里，对三个小孩其实管得不多，只是给他们提供些大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我家有三个小孩但不觉得累，也不觉得有那么多事情的原因。如果管得太多太细，不仅会把自己累得够呛，甚至管得太细的本身，就是一种逾越，逾越了我们当师长该守的那条底线。
我们再回头来谈谈私塾。目前，我觉得大陆首先可以做的，就是让私塾合法地存在。换句话说，中国的教育可以开始慢慢地出现一定程度的双轨。政府在基本规范的体制之外，可以让教育更自由一点、空间更大一点。自由一点、空间大一点，同时意味着存在风险，但实验性的东西都是如此，比如改革开放。中国也需要有一些教育的“特区”，需要有不同于现行教育体制的东西。如此一来，才可能把中国教育的整个气脉给打通。更关键的是，透过这些实验性的东西，可以促使教育向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正回归，让教育更贴近我们每个人的文化基因。受教育，就是找到自我，而不是迷失自我。这么一来，中国教育就与目前的文化重建绾合在一起，这是一件根本大事，政府责无旁贷。
王肖：对您这样的看法，目前有一部分人会持怀疑的态度，还有一部分人，则是举棋不定，仍在观望。比如私塾这个问题，它未来的发展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通过办私塾可在现代人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重新建构比较亲密的纽带，在目前看来，还是比较困难。
薛仁明：我的想法是，可以先让两者并存。也就是说，在体制之外，政府慢慢开放私塾的种种可能性。一如现在的台湾，既有体制内的学校，也允许“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的存在。这样的“实验教育”，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操作方式，既可以是私塾，也可以是家长互助共学，还可以是在家自学。即使是在家自学，和体制内的学校还是可以维持某些联系。比如说，我家的小孩目前还会到学校定期参加考试，他们仍然保留学校的学籍，如果想重返学校，还可以回去。因此，我们依然使用体制内的教材，每天大概花两三个小时研读就够了。当然，也有一些“实验教育”，没打算与体制内学校维持联系，他们就完全不用体制内的教材。
王肖：我很好奇，如果在家自学的话，比如在你们家，小孩遇到不会做的题目怎么办？
薛仁明：找我内人呀！偶尔她教二女儿数学教得没耐性，会找我帮一下忙。因为我二女儿的学习接受能力较弱。除此之外，辅导小孩功课的事通常是由她处理。
王肖：所有问题都能解决吗？尤其遇到比较难的题目时。
薛仁明：不难吧！初中毕业之前的题目，应该都不算难。
王肖：那是因为你们家有这个先天优势。
薛仁明：对！所以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有些人会考虑送到私塾，有些人则不妨考虑组织个共学团体。
我的意思是，这些“实验教育”，尽可以有各种操作方式。比如说私塾，如果你能办得彻彻底底，办得像王财贵先生那样老老实实就只是读经，其实也很好。各种不同的操作形式，都无妨。只要在大方向上，政府愿意放宽教育这一块区域，开放一些教育特区，许多看似实验性却具有真实生命的东西，自然会慢慢出现。一部分人先这么做，过一阵子就可以反馈给体制内的学校。等到做得成熟，且做出成绩之后，再进一步思考如何调整现行的教育体制。
当孩子到了十八岁，再继续往上学，就如同我的《以“书院”取代大学文科刍议》一文所提，所有的中国学问，不论是儒释道、经史子集，还是中国音乐、美术、建筑与医药学，都应该从现今西方架构的大学体系中彻底独立出来，另外成立一个体系，暂且称之为“书院体系”。在这个书院体系中，一可以结合学问与修行，让学生的生命得以安顿，不再孤零零地只是追求知识与技术；二可以建立中国式的生命观与世界观，重新绾合学生自身的文化基因；三可以用中国人的思维与语言来重做中国学问，不再像今天学院里“西体中用”做法，即用西方知识与概念来分析中国学问，进行所谓的学术研究，弄得中国学问了无生趣、奄奄一息。这样的书院，培养的是中国文化的自觉者。这些人必须有古代士人的气度与担当，如果中国要行王道于天下，依靠的就是这批新时代的士人。而要培养士人，就要从建立书院做起。
王肖：说到大学，我记得有阵子，内地教育界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今天很多科学家不会写文章，或者说写得佶屈聱牙，于是便开始怀念有艺术修养、有人文情怀的中外科学家，大学呢，就开始效仿西方的大学，倡导通识教育。
薛仁明：西方所说的博雅教育，或者说通识教育，台湾引进了很多，也学了很多年，可到头来，效果极其有限。学生都知道，那种课最好混，上课轻松且给学分又大方，所谓通识学分，就算了结了。这样的课程，与原来期待的通识与博雅教育，当真是八竿子打不着，毕竟那都是西方概念的产物。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的真正成效如何，我们姑且不论，但引进中国之后的效果不彰，却是千真万确的。
在我看来，与其空谈注定成效不彰的通识教育，还不如回过头来，重新建立中国式的书院体系。书院一旦办得好，就可进行分流。正规的学生，修习四年或者可以更久，目标就是培养新时代的士人。此外，书院还可以广辟先修班，让所有的大学生在入学之前，都能去书院修习个一年半载，接受真正的中国教育，打好中国生命学问基础。然后，再去读大学，再去追求专业知识，他们就不易陷入生命失落、精神空虚的困境。有了最起码的中国文化熏陶，比起所谓的通识教育，更能让这些专业人才受益终身。
王肖：有时我会天真地以为，现代学校教育的知识至上主义，是因为生存压力所致。像我外公外婆那辈人，家里有四五个小孩，却不觉得有多辛苦。虽然孩子长大后，不算优秀，也就是个普通人，可在外人眼里，他们都很谦和、温良、勤勉。然而，从独生子女这一代人开始，常常是四五个大人围着一个小孩转。全家人的辛苦付出，都是为了让小孩的社会竞争力变强。可也因此，人对人的评判标准就改变了，不论大人小孩，大家都觉得活得好累。
薛仁明：他们何止是辛苦、何止是累，恐怕更大的苦痛还在后头呢！再过几年，他们可能会发现，费了这么大的苦心，成效却从来不会成正比。这些被苦心栽培的小孩的素质，很可能不但不会好，反倒更差。
就说台湾吧。家长们整天焦虑着小孩未来，整天说“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大概也就是这二十几年的事。这二十几年，许多父母从胎教开始，就进入备战状态。为此一个个用尽手段，一心一意要让自己的小孩素质高、竞争力强，唯恐将来在社会生存的压力之下惨遭淘汰。按理说，大家这么全力以赴，所培养出来的台湾年轻人应该是极优秀、极有能量的一辈，然而不幸的是，结果恰恰相反。台湾目前除了少数惯于讨好年轻人的媚俗者之外，许多人都在纳闷：“台湾的年轻人怎么了？”更多的企业主则在问：“这一辈年轻人的竞争力都哪里去了？”
很吊诡的是，他们这一辈，从小被极力栽培，长大后却是这个模样。他们幼时拥有最多的书籍，长大后，却对阅读提不起兴趣；他们中有许多人从小就被送去学钢琴，长大后，对音乐的品味则是空前恶俗。我想，这些父母，大概都陷进了某种迷思。这样的迷思，不仅仅在家长，即使教育部门，也陷入了同样的迷思。台湾这些年来，一直说学校的班级人数减少，就会对学生有利，就会有助于学生的学习成效。乍听之下，似乎有理。毕竟，每个学生平均获得的教育资源的确变多了，受到老师的关注度也增加了。可是，当每个班级的学生人数从二三十年前的五六十人慢慢减少到现在的三十人之后，你会发现，学生的学习成效并没有预期的上升，反倒是逐年下降了。换句话说，如果按照顾的程度来讲，当然是班级人数越少越好，但是教育的根本并不在于照顾。照顾，那是幼儿园的事；事实上，即便是幼儿园，也未必是照顾越多就必然越好。教育的根柢，其实是整个生命的启发。呵护过多、安排过甚，通常只会妨碍生命的启发。生命的启发，与无微不至的照顾无关，只与能否准确对应有关联。比如说，小孩犯错了，我们该“修理”时，有没有办法“准确地”修理；该批评教育时，有没有办法“准确地”批评教育，有没有办法“准确地”说到点子上。如果能三言两语说到点子上，那你还整天照顾他干吗呢？2．体罚孩子究竟该不该？
王肖：您会体罚孩子吗？
薛仁明：会。我的三个孩子，我都打过。
王肖：女孩子也下得了手吗？还是只象征性的打？
薛仁明：会。男孩女孩都打过，差别不大。不过，其实打得也不多。打他们并不是象征性的打，而是拿根小藤条，打手心。
王肖：我妈妈是小学老师，以前她经常会用小尺子打小孩子的手心。我常常听妈妈讲，其实那些被打过的孩子往往跟老师更亲。有些小孩虽然调皮，但挨了打之后，过会儿还是会黏过来，跟老师聊天。我现在回想起小时候，看到有的同学被老师打，也不会歧视或可怜人家什么，这其实是挺可爱的一种惩罚方式。在台湾的话，打孩子会有类似110的报警电话吗？
薛仁明：有。台湾有类似的电话号码113，叫作“家暴专线”。教育专家将修理小孩称为“家庭暴力”。
我几年前在北京做的一场讲座中，有位老师问了我关于体罚的看法，我回答之后，她似乎很满意。我想，她大概很少遇到这么干脆利落、毫不躲闪的答案吧！我的回答是：关于体罚，我不仅是赞成，而且身体力行。体罚这事，大陆的情况我不知道，在台湾，几乎没人会公开赞成，即使很多人会在家里体罚小孩。一来他并不觉得体罚小孩是对的，有点心虚；二来畏惧舆论压力，也不敢公开标举。我当时举了一个例子，马英九还在台北当市长时，有一回，有个市议员在议会质询市府的官员：你们在家里从来没有体罚过小孩的举手。结果，只看到两个人举手。至于那些没举手的官员，一个个低着头，好像做错事的小孩似的。当时我的感觉是：真是一群窝囊废！如果是这样的担当与气度，他们凭什么可以当官员！连自己的对错竟然都搞不清楚。曾几何时，体罚竟变得如此罪大恶极了？！
王肖：也不知从何时起，大家形成了某种“伟大”的共识：“打孩子是人类文明的倒退”，有教养的父母是不会对孩子动手的。
薛仁明：老实说，在这种“共识”之下，最后会使孩子变得嚣张、变得蛮横，那是我们自作自受。谁叫近百年来我们的教育这么西方化。好像几千年来中国人教小孩的方法都是错的，好像中国人都不懂教育似的。
以前我在中学教书，很清楚地感觉到，那些比较西化的家庭，家长越是标榜从不体罚小孩，小孩性情乖戾的比例就越高，以自我为中心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性情好的小孩，通常是成长在管教合度，既不太过也无不及，更从来不标榜“不体罚”的那种传统家庭。这种传统家庭里的小孩，一点儿都不会没教养。因此，我家里的三个小孩，我都打过。
当然，小孩不能乱打，也忌讳滥打，但是，如果处罚能与他的犯错符合比例原则的话，小孩都会服气，通常也都会有效果。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叫作《小惩大诫》。《易经》有句话说，“小惩大诫，吉”。打个手心，给小孩一点你所说的“挺可爱的一种惩罚方式”，因此得到很大的警惕。这就孩子而言，当然是件好事。我的小儿子薛朴，在上小学一年级时，中午在学校吃营养午餐，必须自己打饭，自己带汤盆汤匙。有一次，他的班主任中午打电话给我，说薛朴那天忘了带餐具，老师对薛朴说，没关系，你先用公用的，但是，薛朴死活都不愿意。
王肖：薛朴是有洁癖、嫌不干净吗？
薛仁明：也不是。就是偏执得不肯。后来，老师又劝了几回、讲了几句，结果，薛朴就哭了。薛朴平常就爱哭。这一哭，老师没辙，就打了电话给我，问我方不方便把薛朴的餐具送到学校。当时，我直接拒绝，说我绝对不能做这事。薛朴要么就拿公用餐具，要么就别吃。如果坚持不拿公用餐具，就不必让他吃中饭。一顿饭不吃，没什么了不起，反正是咎由自取，别同情他。放学后，薛朴一回来，我就修理他了。我对他说，修理的原因，不在于你没带餐具，而是因为你没带餐具之后，老师要你暂时先用学校的餐具，你不但不听话，竟然还耍赖，还胡闹。所以，我就得处罚你。于是，就拿了藤条，打他三下手心。
其实，小孩子做错事，惩罚他，他心里是知道他自己不对的。只要知错，他就能从中受益。有人会说，你这样的体罚，会造成小孩心理创伤的。我说，算了吧！如果打这么几下手心，就会有创伤的话，那么，他将来的人生，肯定会有没完没了的创伤。你越是要呵护他，越把他弄成温室中的花朵，将来随便一点打击、一点点不如意，都足以让他伤痕累累。你如果教出一个动辄受伤、轻易就伤痕累累的小孩，那才真是大麻烦。
王肖：这让我想起一句特别通俗的老话：“自己的孩子不教好，将来出去，就得由别人好好教。”
薛仁明：是的。现在我们当父母、做老师的来迁就你，将来进入社会，谁迁就你呀！对不对？这本来就是个很可笑的问题。今天被打两下手心就觉得受创伤的小孩，我相信，的确有。可这种孩子，是特例。他们这种特殊人格，任何一点芝麻小事，都会记恨你一辈子的，是不是？这种小孩，我们当然可以不体罚他，但是，只要犯着了他、让他稍不如意，他同样可以伤痕累累的。换言之，创伤不创伤跟体罚不体罚，其实几乎不相干。恶性的体罚，当然要禁止。师长情绪控制不住，把小孩乱打一通，这也绝对要受谴责。可是，我们不能因为少数的恶性体罚，就把所有的体罚讲成野蛮落伍，甚至完全禁绝，这就是典型的因噎废食。事实上，在合理范围内的体罚，是必要的。
王肖：像我们家，我妈妈就会打我哥哥，我比较听话一点，又是女孩子，所以就一直没有被体罚过。您是觉得对女孩子也要一视同仁，对吗？
薛仁明：倒不是。我并没有特别讲一视同仁的问题。很简单，只要是小孩犯了错，到了需要体罚的程度，就体罚，一点儿都不复杂。比如我们家大女儿，记得从她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就几乎不打她了。一来她比较懂事；二来她比较细心。通常，话只要说得稍稍重一点，她就开始掉眼泪。老实说，这种人你还打她干吗？可是，像我家的二女儿，粗心得很，坏习惯也比较多。你跟她讲道理，其实讲不胜讲。再说，有时讲也没用，“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呀！这时候，你就需要强度大一些，让她知道警惕。这当然得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斟酌取舍。老是讲道理，不对。老是打，也不对。至于薛朴，小时候很幼稚，毕竟是小男生嘛！他那么幼稚，你跟他讲道理，他也听不太懂，老是“哦哦哦”，你能怎么办？对于小孩的处罚，本来就有个别差异。在家庭内，许多事情不能所谓的一视同仁。我家里的情况，与其说是男女的差异，还不如说是不同小孩的个别差异。3．怎样选择传统文化教材？
王肖：使用了六十多年的台湾国学教材《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在2013年进入内地三十所中学试用，推行了一段时间后，似乎有些水土不服。有的人归结于老师的国学素养普遍不够；有的人则说，针对内地学生的基础，必须要重新编写国学教材；还有的人说，台湾从1956年就开始推行国学进校园，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您觉得呢？
薛仁明：有一回，我去深圳中学，和他们的语文老师提起这套教材。我说，这套《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之所以可用，是因为读了总比没读好；之所以可不用，是因为这套教材确实不算理想。
所谓不理想，第一个问题，是因为他们的编写方式。他们采用“选编”的方式，打散了《四书》原有的篇章次序，改采分类编辑的形式，选择各种主题来讲述，再穿插大量的“章旨”“解读”“相关名言”等板块。看似有条有理，但却使原书变得支离破碎，既有点像格言录，又有点像道德教条。尤其《论语》，原来书中那种活泼泼的盎然生机，经此一编，几乎荡然无存。中学时代，我当然也读过这套《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当时的结果是：对儒家非常反感。
这套教材的第二个问题，既然名为《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就不应该只讲《四书》。毕竟，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华文化一直是儒、释、道三家齐扬。在魏晋以前，至少也是儒道并举。而且，证诸历史，儒道两家是合则两美、离则两伤。单单只读《四书》，很容易让读书人变得与宋儒一样唯儒独尊，性格反而偏狭，视野也容易窄隘。这当然不是一件好事。
至于中学语文老师国学素养不足的问题，我觉得，得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有回我列席深圳中学语文学科的教学研讨会，看一群老师为开设国学课程而人人发愁，我就劝他们要放轻松一些。中国的经典本来都是生命之书，即使以前不熟悉，现在才开始和学生同步学习，只要多做准备，凭着老师的生命阅历，再细细体会、好好玩味，还是可以从经典中获得启发的。一旦受了启发，再把自己的体会与感受传达给学生，这也就够了。教育的根柢，本来就是生命的启发。经典教育，更是如此。一开始，其实不必太在意对于经典是否非常熟悉、是否能全盘掌握。有时过度强调，反而容易落入“死于句下”的那种专家式的钻牛角尖。这么一来，与生命的启发，反倒离得更远。我读某些学问渊博的所谓专家之作，反而觉得特别没生命感、特别没意思。真要教，就先教自己有心得、有实际感受的部分，对学生才会有帮助。
再进一步说，现在大陆国学的最核心问题，其实不在于老师的国学素养普遍不足，而在于整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底蕴已经集体流失。当整个底蕴都还在时，怎么做怎么对，怎么读也怎么好。当底蕴不到时，不管怎么做，都好像会这边缺一点、那边缺一块，即使读了，也未必有用。就像现在的某些“国学专家”，动不动就引经据典，动不动就旁征博引。乍听之下，似乎很有素养，但是，只要你看到他本人，就忍不住要疑惑：这真的是国学吗？换句话说，国学的核心，其实是人的整体底蕴。人对了，什么都对。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的味道慢慢对了，许多东西就会跟着到位。如果问题在人，我们就得明白，这事急不得，得慢慢来。孔子又说，“必世而后仁”，有些根本的东西，一定得经过一个世代，才能水到渠成，也才会开花结果。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耐性。孔子不也说过，“欲速则不达”，如果太急切，那当然只会坏事。
王肖：2005年，我还在北师大读书期间，为了写论文，我几乎把图书馆能找到的民国教材给翻遍了。当时有好多书店，也有多位名家，比如蔡元培、叶圣陶都在编教材。这两年，《开明国语读本》《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这些半白话文的教材一经重印又成畅销书。我记得有一篇课文，语言特别美：“座上客，远方来，父陪客，食午饭，饭后出门，与客闲眺，前有青山，旁有流水。”您看，五四时候的教材多偏白话，语言素朴，描写耕读人家的生活，读来动人。不过，可能您从小到大，包括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很多已经化用到了日常生活当中，未必像我们这么惊喜。
薛仁明：看到这样的教材，我的确不会觉得特别惊艳，但是，感触依然很深。
感触深，是因当时的白话文，可以把文言结合得那么好，既简洁素朴，又丰富饱满；既有美感，又有韵律感。我一直认为，这种半文半白、柔和简易的文言、又兼具韵律感的白话文，才是我们现在最该有的书写方式。相较起来，后来的白话文，就显得单调无趣得多。过于直白的白话文，常常会让人感叹：白话文，“文”在哪里？另一个感触是，这篇文章所写的那种寻常生活的美感，“前有青山，旁有流水”，老实说，今天真让一般的小学生读来，恐怕也都有种太过疏远的感觉吧！
同样的道理，我之所以不特别惊艳，主要也是因为我一向认为语文课本应该要比这样更好。所谓更好，是语文课要以经典为主。像这样的文章，可以选做辅助教材，占一部分即可。至于现在那种大白话的语文课文，其实就可以免了。那种文章，小孩自己读读就行了，何必还浪费时间来教。教了半天，就像之前提到的重庆精典书店老总杨一所说，当年语文课认真上课的，现在几乎没人看书、没人接触传统文化。教了半天，也就像这些年的台湾语文程度，只会是逐年下降。老师越卖力教，学生程度却越来越差。不是老师不尽责，而是语文课根本就不该浪费时间教那些直白的白话文。
像“前有青山，旁有流水”这样的景象，现在让薛朴来读，他还是会有些真实感，毕竟，我们住的地方，大概就是这等模样。之前他们姐弟三个在家自学，每天大概就花两三个小时来学学校的功课。其他时间，他们必须做家务，包括扫地、拖地、洗碗筷、晾衣服，尤其要负责煮每天的早、午两顿饭。除此之外，我们那边有个小湖，每天他们去湖边走走、跑跑，绕个一圈，大概两三公里。名义上是上体育课，实际上是四处顺便看看，看看山，看看水，看看花鸟虫鱼。对他们而言，那更接近玩。他们每天走走跑跑，前阵子，到了几棵小桑树旁，总要摘两颗桑葚吃吃，今天告诉你好酸哦，明天说好甜哦。我觉得这样的状况，挺好的。
除了这些之外，他们每天学习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经典的背诵。这些经典，就是我所说的理想的语文课本。每天早上他们三个人有不同的进度，比如一个背《孟子》，一个背《庄子》，一个背《诗歌词曲选》。下午则是一块背《古文观止》。
王肖：有时候很佩服薛老师，明明自己是台大这种主流的名牌学校毕业，但面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却又采取这么一种有别于流俗的模式。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自己去给孩子编编教材？或者说，在现有的基础上，您遴选出来给孩子的是什么书？
薛仁明：我没想过要自编教材。毕竟，重点既然是经典教育，经典就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用的，就是王财贵先生编的那一套字体很大、完全没注释的读本。另一方面，我们现在虽然自学，但并没有完全脱离体制，仍然会配合学校的进度，用的也是学校的教科书。
凭良心讲，我觉得现代人已经编了太多的教材，也花了太多时间在那里挑选教材。其实，最好的教材就是一本本的经典，老老实实去读，也就行了。大家花了那么多时间来比较、挑选各种教材，可真的让你老老实实去做基本功，却又未必愿意。这真是本末倒置。尤其是语文教材，可以好好把经典读一读、背一背。我家三个小孩每天早上有一两个小时时间专背这些经典，到了下午，又有一两个小时背《古文观止》。一年下来，也背了四十几篇古文。台湾许多的大学生，现在都未必能背得了这么多篇。可是薛朴也不过才小学三年级。这不是薛朴的天资好，而是同样花这么多的时间，看你让小孩读的到底是些什么。我现在写的史记专栏，每一篇薛朴都看，也都看得津津有味。因为他有古文的底子，读我的文章轻松愉快。就教材而言，我们拿既有的经典来教，就已经绰绰有余了。其实古人哪有那么多教材？可是，古人的程度又哪里会比我们差？我们现在那么多教材，只会把学生越教越坏。就像台湾，不要说语文，连其他的科目，也都年年编、年年改。说白了，就是书商借此牟利，结果学生每一科的素质都在往下降。
王肖：因为身处媒体，我们身边的实习生如车水马龙般，差不多每隔一年就会来一批港台实习生，我接触过的学生给我印象都特别好。两年前，我曾经带着一个来自香港的大三女生和来自台湾的大四男生去北京郊区怀柔的一个山庄，参加刘宏毅先生组织的国学夏令营。活动结束后，让他们各自写一篇体会。特别明显的是，台湾学生的文字写得很古雅，他不算特别优秀的学生，挺普通的，但是他能提炼出这个活动中我们捕捉不到的轻柔和可爱的部分，整个人也很温和、亲切。我穿插进这样一个细节，是想说，或许诚如您所言，台湾现在不如以前了，不如您当年那个氛围，可是重要的东西，还在那里。
薛仁明：台湾虽然不如以往，但某些东西，的确没有消失得那么快。前面引孔子说的“必世而后仁”，大根大本的东西，总得经过个二三十年，才能够开花结果。反过来说，一些既有的大根大本的东西，真要崩坏，其实也没那么快。我指出台湾的困境，更多是表达一种令人忧心的趋势。事实上，台湾的语文教材虽然一直在删减文言文的比例，但相较于大陆，古雅的传统依然还在，教材中的白话文还是大量吸取了文言的元素，并不强调文章要写得极度直白。你去翻翻现在台湾《联合报》的副刊，再比较大陆几个大报的类似版面，还是可以读到一种不太一样的文字风格与生命状态。就像你所说的，那是一种比较古雅的文字风格和更为温润的生命质地。正因如此，台湾年轻人即使生活上、概念上慢慢西化了，但毕竟台湾的大环境还在那里。一个人出生下来，就开始受熏陶，久而久之，被潜移默化，自然容易呈现一种台湾人常见的温和亲切。如果和香港人对比，台湾人的这种特质，还是很容易感觉得到。毕竟，香港的历史与环境与台湾很不一样。4．什么时候该学英语？
王肖：前些日子，看一个明星亲子类真人秀节目，北京几个演艺明星的孩子，六岁到八岁的样子，一口很流利的英语，加上两个来自台湾、香港明星的孩子，四五个孩子用英文交流，完全没问题。
薛仁明：老实说，除了特殊的情况（比如长居在国外）之外，这么小的小孩，英文如此流利，到底是福是祸，还真难说呢！
我家的孩子也学英语，是妈妈教。就是按目前体制内学校的进度，并没花太多的时间。我不赞成孩子那么早学英语。台湾以前是初中才学英语。我赞成在孩子中文已经有了稳定的底子之后，初中再来学英语。初中来学，其实并不迟。后来两岸同样陷入“国际化”的迷思，都把学英语的年龄往下降。台湾尤其严重，最后不仅孩子的中文程度急速下滑，等他们升上大学，竟然发现，甚至连英语的整体水平也在缓缓下降。换句话说，提早学英语，并没有把他们的英语程度提高，反而毁掉了自己的中文。
王肖：不过另一方面，内地政府有关部门最近通过一些中高考分值的调整，也在试图强化中文的重要性。
薛仁明：这消息我在台湾也注意到了。
这样的调整是对的。前阵子，我在台北书院还提过此事。台湾以前初中升高中，要参加高中联考。当时联考的分数比例，大约就是如此。那时候，国文200分，英文则是100分。后来教育改革，配合着“去中国化”，全部科目就一律改成了100分。这看似公平，其实是本末不分。从此之后，台湾学生的中文水平就开始下降。大陆所羡慕的台湾的中国文化优势，在年轻一辈身上也逐渐消失。在这种改革思维之下，后来有许多年，甚至连作文都不考了。相较起来，几十年前的教育制度显然就比较合理。本国语文200分，外国语文100分，有先有后，有本有末，很合理呀！那时候，就是从初中才开始学英语的。即使如此，当时大学生的英文程度依然比现在好。外语本来就不是越早学就一定学得越好，这是两码事。时间拉那么长，其实更多是一边学一边忘，效果并不好。语言的学习，本来就需要一定的密集性。台湾的小学生，有的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上英语课，每星期两堂，共八十分钟。每周八十分钟，如果能学得好，那才真是怪事。最后的结果，就是迫使所有的家长统统得送小孩去补习。否则，还没升上初中，小孩几乎就得要放弃英语了。老实说，那么早学外语，反映的只是大人的急切。这种急切，其实就是大家都在讲的“浮躁”。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英语，正是最大的浮躁。当然，更大的浮躁就是那种双语幼儿园，甚至台湾还有全英语的幼儿园。那对小孩、对大人，几乎都是种虐待。我常讲，如果你打算将来让小孩对你，就像西方人对他父母那样的话，就把他送去全英语的幼儿园。
王肖：这很有意思。我单位有好多的姐姐，他们一家都把孩子送到国外，而且，有的才准备念高中就送出去了。他们遇到很大的问题是，等孩子大学毕业之后，深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孩子会对爸妈说，你们供我读书、供我出国，这是应该的，可是等我大学毕业之后，你是你，我是我，我不会像你对待爷爷奶奶那样对待你的。
薛仁明：凭良心讲，孩子这么说，还真是没错。毕竟，除非他在国外适应不良，无法融入当地，或者他已意识到文化冲突，没办法真正接受当地教育的主流价值。换句话说，除非小孩所接受的国外教育，只学了表面，没学到骨子，否则，一旦国外的教育接受得彻底、学习也很有成效，结果即使不是你所说的这个样子，恐怕也八九不离十吧！
王肖：所以，这些父母里头，有一部分心态较宽的，就选择接受这个现实。好吧，我本来也不指望你养，就随你吧！可话虽如此，对于孩子这样的转变，他们还是怀疑，这个力量有那么强大吗？当初送你出去，我的预期可不是这样子的呀！
薛仁明：这个问题的确很大。我之前在北京讲《史记》，有位家长连续旁听了一整期十天的课。上课时，我多少提到类似的问题，等课程结束后，听说他改变了原来举家移民美国的打算。
事实上，这样的难题，不仅仅出在移民国外上，也不仅仅发生在孩子还小就送往国外教育这种事情上。这两种人，总数虽大，但就整个中国而言，依然只是很小的比例。他们或许是重灾区，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已涵盖了两岸所有的年轻一辈。尤其是，他们因政府的政策或是家长的期望，过早就学习外语。我常说，语言本身，从来就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与人沟通的一种纯然的媒介。语言或文字，必然是文明的记忆，必然蕴含着很多文化的基因。既然语言文字本身是文明记忆的载体，自然就有种强大的力量。说得更直白些，外语除了是外语，更潜藏着大量外来文化的价值观。外语是另一个文化系统强大的载体，也是最重要的载体。学习任何外语，都一定会接收到它自身的文化讯息。只要耳朵听、嘴巴说，语言后头的文化讯息，就会源源进入。麻烦的是，孩子年纪那么小，他们哪能分辨其中的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呢？当遇到文化冲突时，他们有何种能力来拣择呢？既然没能力自觉，更没能力拣择，当然读着读着，说着说着，就一定会被改变。
当然，如果这语言背后的价值观和我们既有的价值观重叠度高、一致性也强，那么从小学外语就没什么问题。可是，万一重叠度不高，彼此的差异与冲突又明显，偏偏对面还是一种强势语言（比如你英语说得好，许多人都会“自然”流露出羡慕佩服的表情），这时，你急急忙忙让小孩去学外语，他们的价值观还没稳固，文化底气还远远不足，将来即使不会价值错乱，至少也会心生困惑、没来由的彷徨空虚。很简单，这就是两个系统在打架嘛！这也是为什么那种念ABC的小孩常常活得特别辛苦，老实说，那多半是被他父母给糟蹋的。甚至，有时候我忍不住想说：天下父母之残忍，莫过于此！5．传统文化的困境在哪里？
王肖：很多年前，内地有一道语文考题，后来常常被人当笑话来讲，题目是：雪融化了，是什么？有个学生的答案是：雪融化了，是春天。结果，老师判他错。因为标准答案是“水”，这下子，语文考题完全变成了物理化学考题。这么多年来，人们每次提到这道考题，都会指责中国教育扼杀了孩子的创新思维，有的人还觉得，这是国学的古旧形式和价值观阻碍了孩子思维的开阔。可是我怎么觉得，其实真正钳制思维开阔的，恰恰是标准化的机制。
薛仁明：你说的的确比较接近事实。
首先，我非常不喜欢“中国教育扼杀了孩子的创新思维”这种说法。如果你改成说“中国教育扼杀了孩子的感受能力”或者“中国教育扼杀了孩子的活泼开朗”，我都可以接受，也很赞成。可是这些年动辄将“创新思维”无限上纲的态度，我非常反感。我的反感是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创新”一词已成了新宗教。好像没有创新，人就活不下去；没有创新，教育也就毫无价值似的。这些人强调“创新”，是基于资本主义的商品逻辑，但是夸大“创新”的结果，就会使人的生命迅速异化，从此精神躁动难安。这些年来，求新求变已经成为台湾社会最大的“迷幻药”，许多学校的教育目标，头一桩就是大大的“创新”二字。吃了这种迷幻药，大家就开始忙迫焦虑、进退失据，一个个既像无头苍蝇似的，又像滚圈里的白老鼠一样。要停，停不了；要止，止不住。这种“创新”，其实是这个时代最彻底的“集体癫痫”。
先不谈“创新”。我想，之所以有“雪融化了是水”这样的标准答案，显然是二十世纪西方“数理化”在中国大行其道之后的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家夸大甚至是迷信“数理化”的重要性。借用我的好友、诗人杨键的说法，那是因为数十年来，中国人的脸忽然变成了“数理化的表情”。这个问题如果真要赖给“国学的古旧形式和价值观”，我虽不赞成，却必须承认里头是有一点点道理的。毕竟，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的确有相当程度的僵化与停滞，否则面对近代西方的挑战，就不至于那么无能与颟顸；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也不至于那么手足无措；甚至后来，中国的读书人读了西方的“数理化”，也不会先是过亢，继而过卑，最后则匍匐其下，趴在所谓科学的神龛下，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连质疑都不敢质疑一下。正因如此，才会连语文学科都会出现“雪融化了”必须是“水”这种笑话。
出现这种笑话的原因，有中国历史自身的缘故，也有面对外来文化的慌张与错乱。换句话说，这是因为宋代以后读书人的思想僵化与过度规矩接上了西方凡事标准化与规格化的弊端，两者一拍即合，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可是，真正的中国文化是不是本来就那么僵化、那么规格化呢？当然不是。实际上，真正的中国文化恰恰是最不规格化的。中国文化本来充满了弹性、充满了对应性，因为这样的弹性，甚至还招致胡适先生批评中国人是“差不多先生”。这样充满弹性与对应性，当然也有利有弊，但确实是我们中华民族很重要的特性。你看孔子面对弟子提问，哪一回的答案是一样的？不同的人，给不同的答案。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机下，答案仍会有所差别。孔子还提出：“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说话要选择时机、选择对象，如果时机、对象不合适，那还不如不说呢！这样的中国文化，又怎么可能规格化呢？
王肖：刚刚您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以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为例，有许多微妙的细微情态。比如在当时的情景中，你能不能审时度势，对他人的理解和认知有没有到位，这些都是关键点。举个简单的例子，有时候你很开心，便把这份开心表达出来，有可能会促进两个人的关系，但也有可能会败坏两个人的关系，这就使得中国人的情感不轻易外露，凡事讲究含蓄。中国人这样的拿捏，扩展到家庭关系、工作关系、团队关系上，其实也都是如此。
薛仁明：这就是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对应性。凡事该什么时候说，该和什么人说，都讲究一个“机”字。“机”对，一切都对；“机”不对，再对的事都会变成不对。对于中国人而言，任何事物都有恰恰一“机”，都有独特性，也都有或显或微的差异。留心独特性、关注差异性，正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质，也是中医的基本原则。中医讲究应病与药，能对应病人独特的细微差异，才是中医最厉害的看家本领。很多人批评中医无法标准化、客观化，可这恰恰是中医最大的优点。既然每个人都很独特，要怎么标准化呢？既然强调对应性，又怎么客观一致呢？在中医看来，同样是感冒，病症与病因却有着千差万别，你怎么能用同一种“标准”的感冒药呢？同样，儒、释、道三家所讲的学问，重点也不在于标准而客观的知识，而在于如何精准地对应千变万化的生命状况。儒家讲究“知人论世”，佛家强调“正知见”，道家则说“知机应机”，关键是人对事物细微差异的对应能力。有了这能力，才能一眼看出事物的特殊性在哪里。这种照察，一直是我们民族的根柢能力，所以我们从根本上就拒绝把所有的东西标准化、规格化。因此，不论宋、明时期经济怎么发达，中国都不可能去发展既标准又合规格的自动化。虽然中国曾经长时间技术领先，但工业革命却终究没在中国产生。老实说，这不是中国文化的缺点，而是中国文化的优点。中国人似乎早就意识到，标准化与规格化在短时间内似乎会给人带来甜头，但时日一久，终会毁掉人性，紧接着会毁灭这个世界。
王肖：重视个体差异，才能充分尊重每个个体。但为什么到了教育层面，中国的教育又被诟病说看不到个体，只看到集体，反而是现在的西方教育看起来特别关注个体的发展。
薛仁明：我先谈西方。西方“看起来”是个人主义社会，一定会特别关注个体的发展，可事实上，现代社会种种彻底抹杀个体自由的标准化与规格化倾向，恰恰又源自西方社会。这似乎是个悖论，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西方社会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同质单一与追求特色，一直都有着相生相成的关系。正如我在《黄仁宇与宅男》一文中所说：“现代人强调自我，但渐渐地，却没有了自己”, “有史以来，从没一个时代，像现代这么爱标榜‘个性’‘独特’与‘自我’。但标榜了半天，也从没一个时代，如现代这般单一、同质而无趣”。近代西方历史的主流，其实是同构型、被规格化所隐藏的集体主义，他们所产生的反动逆流，才是中国知识分子艳羡的“独特”与“自我”。不管这反动逆流“看起来”多么壮观、多么动人，终究是因主流而起的。我们不能光看到表象，却忽略其中的先后因果。
至于中国，现在教育之所以强调整体、“看不到人”，可能有两层原因。第一层，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采用西方的架构，也都深受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标准化的影响，所以才会使得学生看似没什么个性，显得千人一面。如果采用中国传统教育的话，当然不致如此，因为中国的学问强调对应性，和标准化并不相合。第二层，中国向来没有西方式的集体主义，因此反逆式的个人主义也就一直无法在中国生根发芽，也就一直无法在中国的教育中扮演主流地位角色。
不标榜个人主义的中国教育，除了受西方标准化的某些影响外，也一直有着旧时儒家的基底。曾经有段时间，中国的教育反对儒家，可是儒家的基底其实一直都在。儒家重视人伦，很在意与身边人的关系。有一次，我在台北与朋友吃饭，胡茵梦也在席上，她就留意到，隔壁两桌大陆的朋友一直忙着弄手机，忙着手机社交。她说，台湾也有这种情形，但大陆更明显。整天忙着弄手机，当然不是好事，毕竟人被困住了。大家之所以都在忙着社交，是因为大家都很在意与别人的关系。中国的社会向来讲求关系，即使经过几代人的“改造”，中国社会依然是俗话所说的：只要有“关系”，就凡事“没关系”。这样的关系挂帅，无论好坏，反正就是中国特色。往好的地方讲，这意味着中国人的生命联系力很强。中国人不容易出现西方式的疏离与孤绝感，尤其是当人老了之后，东西方的这种差异就更加明显。
当大家都这么在意人际关系时，你特别强调个体差异，把自己弄得非常特立独行，就会有一些困难。毕竟，良好的人际关系得建立在与别人的联结之上，当然，你可以选择和别人一样，也可以选择和别人不一样，但真要与别人联结，就不适合过度标榜“独特”与“自我”。
如果仔细分辨，西方的集体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基底看着相似，实则却大有不同。换句话说，西方的标准化与儒家的基底虽然在某些人身上被搅成了一团，但其实并不适合混为一谈。如果用孔子的话来说，儒家的基底更多是“和而不同”与“群而不党”。中国人凡事不求相同，却在意能否彼此兼容、能否相互和谐；中国人喜欢群性，却反对过度的一致性。清末民初，中国人之所以被讥为“一盘散沙”，是因为中国人抗拒所有不必要的一致性，也不喜欢那种刻意的“团结”。在过去的历史中，中国人向来是既强调群体，又维持着很大程度的个体自由。中国古人没有西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二元对立，所以一方面凝聚力极强，另一方面又自由度极高。中国很早就完成了大一统，但民间却一直维持着极丰富的多样性。例如，自古以来，朝廷制定礼乐，一直有着极其严格、极其统一的形式，但直至“文革”以前，中国各地生机盎然、卓具特色的地方剧种一直都很兴盛，剧种数量多达四百种以上。今天谈个体差异，必须要留心中国特色。6．教育孩子，真的应该快乐至上吗？
王肖：现在大陆有很多父母，包括我身边的年轻父母，都秉持着看起来和您“类似”的教育观。比如，我就希望我的小孩能快快乐乐的，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上那么多补习班，为什么要让我的小孩受体制的束缚，何时还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等。但是这样的“快乐”，其实挺脆弱的，等过了幼儿园，就“全线坍塌”了。
薛仁明：台湾持有这种想法的家长，数量也不算少，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他们的“全线坍塌”，有的拖得比较晚，大概到孩子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吧。
的确，我的某些想法，看起来和他们很“像”，也多有重叠。比如，我不喜欢让孩子上补习班，也不赞成“虎妈”式近于酷烈的严格。我有个朋友，从孩子小学一年级起，但凡考试没得满分，他老婆几乎每回都痛打痛骂，我听了也只能摇头。我不习惯对自己做太多的规划，也不喜欢对生活的种种带有过多的目的性。我对于孩子的教育态度也是如此。
话虽如此，我对于时下强调让小孩快乐的说法，却持保留意见。真正有生命经验的人都清楚，“快乐”二字其实不能老挂在嘴边。你老想让自己快乐，结果多半快乐不起来；你老希望给孩子快乐的童年，小孩的童年通常也不会太快乐。“快乐”这事，应是正如《金刚经》中所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你不执着、不在意，甚至压根儿就不当回事时，你才可能真正获得快乐。否则，所有的快乐都会“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越是追求就离得越远。俗话说“心想事成”，而事实上，你的心越去想，通常事情就越不成；反而不去想它，事情才越有可能成功。
台湾从二十几年前就高喊教育改革，口号就四个字：快乐学习；可后来的结果却是：学生既不快乐又不学习。这样的结果，要么说倡导教育改革的人士立意良善，只可惜执行不当，要么归罪于老师和家长的不配合。但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们迷信概念，不相信真实的生命经验。他们以为，“快乐学习”在逻辑上说得通，在实际操作中也就能做得到，但真实的生命体验又岂是如此？小孩没吃过一点苦，就很难有生命的踏实感；心中不踏实，就很难有真实的快乐。在学习过程中吃点苦，只要不过度，不仅应该，而且很有必要。当然，那种极端的应试教育，不能叫作吃苦，而是虐待；虐待得久了，只会造成人格的扭曲。
再说，学任何东西，总得练基本功。既然是练基本功，又哪能没有一些勉强、不吃一点苦？小孩不练基本功，将来想要从中受益、弄出名堂，恐怕极不容易。所以，在练基本功的过程中吃点苦，理所应当，家长就别再用“快乐”这种字眼来瞎搅和了。我们必须要让小孩心平气和地接受生命所有的状态，吃一些苦，会让他们变得心平气和。我们也不该妄想让小孩子没有烦恼，任何人都有烦恼，小孩子当然也会有他的烦恼。父母不能越俎代庖，不能帮他代劳，不能帮他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他的烦恼还得靠他自己解决。我们要培养的是，让他有能力、有勇气去面对烦恼，而不是让他没烦恼。今天刻意让小孩快乐的家长，都做得太多，也都过度迎合小孩。本应该让小孩清楚地知道，凡事自作因、自受果，做任何事总会自作自受，没有人应该迎合他、迁就他。父母教育小孩，许多事该放手就放手让他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拉一把、提个醒，但更多时候，就让他跌跌撞撞去成长吧！为人父母，能懂得“天地不仁”，这不仅是智慧，也是气魄。
王肖：不要太过干涉子女，其实是一个比较含糊的说法。干涉少了，又会被认为没有尽到为人父母的责任。
薛仁明：小孩不能不管，但不能太管。尤其是中国的父母，一不小心就会把小孩的事大包大揽下来。说得好听一点，是用心呵护、无微不至，但稍不小心就会教出一个个台湾常见的“妈宝”。
许多父母的干预太甚，其实都已经超出了自己的管理范围。小孩该做的、能做的，你都帮他做，他长大后当然会表现得无能。比如，上了小学，小孩至少要学会扫地、拖地、洗碗。我有个学生，独自去澳大利亚闯荡了三四年，前阵子返回台湾，特别提起他在澳洲所见到的台湾年轻人普遍缺乏生活能力，女生连会下厨做饭的都没有几个。我笑着对他说，至少就这点而言，我家的三个小孩实在比那些人强多了。有朋友来我家做客，最感到惊讶的，就是那一整桌丰盛的菜肴，几乎都是我们家的三个小孩做的。
关于小孩的未来，父母可以有个大方向，也可以有些期待，但要懂得自我节制。小孩要学会面对他自己的问题，该哭，就让他哭；哭得过分了，该教训也要教训；教训完之后，该如何处理，那是他自己的事。
王肖：之前我老琢磨着，您又写书，又讲学，又要养育三个孩子，怎么忙得过来？听了您这样的话，感觉孩子倒是挺好养的。
薛仁明：中国古代最高的政治一定是“无为而治”，治国与齐家是同样的道理：凡是不该管的，就千万别管。
王肖：但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老子倡导的“无为而治”，对于一般人、一般家庭而言，那实在近乎一个传说。
薛仁明：所谓无为，许多人认为是毫不作为，完完全全放任、彻彻底底不管，这当然是个误解。如果放任不管的话，不天下大乱才怪。所谓无为，其实就是但凡不该做的，就千万别做；可应该做的、非做不可的，一定得做，那才叫无为。因此，老子倡导的“无为”，完整地说，是“无为而无不为”。只要不做不该做的，其余的怎么做都对，怎么做都好。因此，无为之人，不多说话，不经常出手。但只要开了口、出了手，就会有能量。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一般人，都做了太多不该做的事，也说了太多不必说的话。老子倡导的“无为”，就是要提醒我们，别盲动、别瞎说，不要因为偏执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失去了准头，最后变成怎么说都不对、怎么做都不好，每天都在后悔、每天都在事与愿违。无为是因有自知之明，懂得自我节制，于是就不轻易出手。许多父母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