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不可不知的国学常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常桦,张宝光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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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不可不知的国学常识试读：

序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国学是国魂之学，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在伦理道德修养方面，古人所倡导的不少原则，今天依然价值长存，意义深远，值得借鉴。前贤先哲对伦理道德所做的这种推己及人、由内向外的探索，实质上反映了先民们对如何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和谐融洽的社会所进行的不断努力和不懈追求,并在漫长的历史演进和不断的优胜劣汰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伦理道德体系。时至今日，她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国学内容浩如烟海，即使是皓首穷经，也无法全盘掌握。同时，国学本身毕竟是古代社会留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精华与糟粕并存。学习国学有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问题，要真正发掘传统文化的精华使之服务于时代的需要。

学习国学要“经世致用”、“知古鉴今”，注重促进国学精华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实现国学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型。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自己的工作，重视国学的社会功能，关注国学的政治属性。追求国学研究中科学理性精神与人文关怀宗旨的有机统一，古为今用，实现国学学习的终极目标。

学习国学，要注意雅俗共赏、深入浅出。摈弃那种故弄玄虚、孤芳自赏的“精英”意识，为国学走进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率先垂范，树立榜样。引领全社会热爱学习、追求进步的时代潮流，迎接文化繁荣、社会发展的新春天。

如今，举国上下都热切关注“国学”的复兴。儿童读经典、学校设古典文化课程，大学纷纷创立国学院以及学习古典文化进入社区等，大大地推动了“国学”的普及和推广。为了让领导干部了解和学习“国学”，我们编写了这本《领导干部不可不知的国学常识》，内容涵盖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几十部经典著作，领导干部想了解的内容尽在其中。期待领导干部能从本书多方面的内容中了解“国学”，多汲取一些营养。

上篇 国学常识综述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国学是纵贯中华五千年历史与文化的精粹，它汇通思想学术、典籍制度、百行百艺、礼仪民俗，是中国人的根基所在、尊严所依。国学之用，重在丰富、淬炼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培养人的道德情操，增长人生智慧，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何谓国学

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它沉淀于历史的长河，而又升华于现代社会。既是延续传统的纽带，又是开创未来的阶梯。它既依存于经典之内的知识及其体系，又蕴涵着为人处世、齐家治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是否认同“国学”、重视“国学”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一个关系到能否传承中国文明，实现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的重要问题。

国学与西学是相对的。西学，是泛指西洋的学术。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西方学术输入中国，从此就有了“国学”、“西学”的名称。晚清之际，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所说的“中学”，就是“国学”。

中国学术涵盖古今，包罗万象。举凡中国的一切学问，皆包括其间；无论经学、子学、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等著述，均列在中国学术的范围中。可谓体大而思精，湛深而博大。凝聚了先民生活的经验和民族特有的智慧，散发出东方文化特有的异彩。

国学又称国故、国粹等，又有人称之为汉学。章太炎曾撰《国故论衡》、《国学略说》等书，以阐扬中华固有文化，弘扬中国学术精粹。他在书中，提到“国故”、“国粹”、“国学”等名词。现代人采用“国学”一词，而“国粹”、“国故”等词汇，则渐渐被人遗忘。

近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的研究非常普遍，他们称中国学术为“汉学”。中国人称本国的学术为“国学”，西方人称中国的学术为“汉学”，已被世人肯定而接纳。

一般而言，国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国学，是指两汉时期的经学学术思想。汉代人研究经学着重于名物、训诂,后世因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但海外所指汉学，或者又可理解为汉民族之学，即对中国的研究。尤特指关于对中国的语言文化、文学、历史和风俗习惯的研究。

广义的国学，是把百家之说统统收于国学囊中。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都统称为“国学”。其中除了佛教是外来宗教，基本全是诞生于中华本土。国学因此又被称为“中国学”。

总之，国学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构成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部。

国学的宗旨，乃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国学”应包括诸子百家、六艺、五术之说。其中诸子百家包括“儒、释、道、刑、名、法、墨”等各家，乃是“为天地立心”之学。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在古代，“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必具之术，贵族子弟在太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所需之术，是在古代“小学”阶段的必修课，乃是“为生民立命”之术。五术乃是“为往圣继绝学”、“究天人之际”关系的学问，包括“山、医、卜、命、相”等。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到“国粹”一词。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名。几个月后，梁启超又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多次提及“国学”。章太炎则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

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

胡适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由于胡适当年在学术界的地位，他的观点影响范围最广。

国学兴起于20世纪初，而大盛于20年代，80年代又有“寻根”热，90年代“国学”热再次掀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国学的分类

清乾隆年间，姚鼐将中国学问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同治年间，曾国藩主张增添经世之学。曾国藩认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元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

中国人把学术分为四大类，其实每一大类之中，又涵盖了一些小的类别，其范围仍然广阔，具体如下：

义理之学：包括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现代哲学等。

考据之学：包括语言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考古学、金石学、敦煌学等。

经世之学：包括天文学、地理学、历算学、博物学、医学、兵学、政学，以及今日的自然科学。

词章之学：包括文章学、文法学、修辞学、诗学、词学、散曲学、戏剧学、小说学、俗文学、文学批评，甚至可扩展为文学和艺术。

对国学的分类，往往也因时代不同、社会需要而不断地向外扩大；同时学术的领域也日益拓展，学术的分类日益精细，有系统的新科目也不断增多；我们研究学术的视野，也在无形中日益开阔。

如今，国外研究中国学术的汉学家日益增多。大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学术只能见其一而不能窥其全貌，以为汉学的范围只是研究中国历史、语言，或研究禅学、道家与道教之学，或研究敦煌学、吐鲁番学等，便视为汉学的全部。而有些国内学者以为研究国学，只是研究十三经、二十四史、先秦诸子、《昭明文选》、《文心雕龙》、《说文解字》、《广韵》、《尔雅》等一些古籍。其实，中国国学涵盖的范围极广，只要能穷究其理，或成专家，或成通儒，都有益于中国学术的扩大与文化的弘扬。

中国典籍数量浩瀚，虽然大部分经过前人的整理分类，但对于一般读者仍然有着阅读上的障碍，不知从何着手。我们试图给中国学术的范围和源流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使喜爱国学的年轻人也能继往圣绝学、薪火相传。国学的精华，大半记录在历代典籍之中，在此罗列历代典籍的分类，有助于了解国学的分类，以便于寻找所需的图书。现将历代国学典籍的分类，简单介绍如下：

西汉刘歆《七略》七分法。《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成帝时，图书散佚，陈农奏请皇上派人寻求天下遗书。成帝诏令刘向校订经传、诸子、诗赋等书。会向卒，哀帝再令刘歆继承父业，完成《七略》一书。《七略》便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的书籍。《汉书·艺文志》图书的分类，便是依照《七略》七分法的分类。其七分法如下：

辑略：相当于图书总目。

六艺略：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类的书。

诸子略：包括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家的著作。

诗赋略：包括屈原等赋、陆贾等赋、孙卿等赋、杂赋、歌诗等。

兵书略：包括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等类的书。

术数略：包括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类的书。

方技略：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类的书。

西晋荀勖《中经新簿》四分法。三国魏郑默编《中经》，到西晋荀勖加以整理，是为《中经新簿》，其中将图书分为以下四类：

甲部：包括六艺及小学的书。

乙部：包括古代诸子、近代诸子、兵家、术数家的书。

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等书。

丁部：包括诗赋、图赞、汲冢书。

南朝宋王俭《七志》七分法。王俭的《七志》，沿刘歆的《七略》而有所增减，合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为经典志，并增图谱佛道的书为图谱志。其七分法如下：

经典志：包括六艺、小学、史记、杂传的书。

诸子志：包括古今诸子的书。

文翰志：包括诗赋的书。

军书志：包括兵书。

阴阳志：包括阴阳图纬的书。

术艺志：包括方技的书。

图谱志：包括地域、图谱、佛书和道书。《隋书·经籍志》四分法。《隋书·经籍志》是依荀勖《中经新簿》的图书分类而来，但其分类，不用甲、乙、丙、丁部，改为经、史、子、集。其后四部的分法，大致以此为准。其四分法如下：

经：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图纬、小学等书。

史：包括正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志、谱系、簿录等类的书。

子：包括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的书。

集：包括《楚辞》、别集、总集、道经、佛经的书。

清代《四库全书》四分法。1772年，乾隆皇帝设馆编修《四库全书》，历10年完成。《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四库全书》收录图书3503种，共79330卷。全书分抄7部，分别收藏于清宫的文渊阁、奉天行宫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热河承德行官的文津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以及杭州的文澜阁。咸丰时，英法联军入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被焚毁；洪杨事起，文宗阁、文汇阁相继被毁，今存文渊、文溯、文澜、文津四部。文渊阁为正文，现存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今有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影印本，其余存放大陆。其四分法如下：

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其中儒学十三经即《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

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有《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

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有《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

清代曾国藩的新四分法。姚鼐将国学分义理、考据、词章三类，曾国藩更增列经世之学，合前三者，于是有新四分法分类的成立。其后朱次琦沿用曾国藩的说法，在礼山草堂讲学加以推广。

从国学分类的演变可以看出，七分法和四分法两大类最为广泛。七分法有《七略》和《七志》的分类，四分法有《中经新簿》、《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的分类，甚至清代尚有义理、考据、词章、经世的新四分法。至今《四库全书》的分类，或曾国藩、朱次琦的新分类，尤为人们所沿用。

国学以学科分，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他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经学常识

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自从汉字出现以后，流传最早的儒家典籍，就是《易》、《书》、《诗》、《礼》、《春秋》。到了战国以后，才被称为经。六经最早见于《庄子》的《天运》篇。

自唐以后，经并不限于五经、六经，而有七经、十经、十三经诸多不同的名称。刘勰在《文心雕龙》篇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这种说法，固然是尊孔之风大盛。一般儒者对于经书的观念，认为经书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修己安人的典籍，那是不容否认的。因此，要认识中国文化，修炼崇高品德，必须从读经书开始。现就经字的含义、经书的范围、要义、价值与流传，加以简要论述。“经”字的含义，古人的说法殊多不同，如班固《白虎通》载：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言不变之常经也。刘熙《释名·典艺》篇载：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

其实“经”字的本义，是“织布的纵丝”，所以许慎《说文解字》说“经，织从丝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载：织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常经。由是可见，《说文解字》以织纵丝为经，是经字的本义，而班固、刘熙以经字当做“常”字、“径”字讲，那已经是引申、假借的意义。至于儒家最早的《易》、《书》、《诗》、《礼》、《春秋》之书，因为一些儒者认为这些书是记载天道人事常理的书，所以称之为经书。

经书是古代最早的书籍，自孔子用以教门下弟子以后，始渐渐引起世人重视。不过，秦以前经学的流传，由于时代较早，已经不易探寻其源流。但就一般的史料观之，孔门传经之儒，当首推子夏。到了战国之际，继承子夏的传经之儒是荀子。战国传经之儒，以荀子之功最大。

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由于采纳李斯的建议，焚禁《诗》、《书》之令。经籍罹此灾厄，散佚殆尽。汉惠帝四年，乃明令废除挟书之禁。于是传经之儒又纷纷继出，经学遂兴盛于西汉。西汉传经之儒，以申培、伏生、董仲舒诸人最为著名。他们所传的经书，都是“今文”。同时，他们先后也都立于学官。在文帝时，申培、韩婴以《诗》为博士；景帝时，辕固生也以《诗》为博士，董仲舒、胡母生则以治《公羊春秋》为博士。后来到了武帝建元五年时，五经博士就普遍设立。元、成二帝时，十四博士也立于学官，经学于是进入全盛的时代。

西汉哀、平之世，刘歆在秘府中发现“古文”书写的经，于是经书有“今文”、“古文”的派别：凡是用西汉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写的，叫做“今文”；凡是用秦汉以前通行的文字古篆写的，叫做“古文”。经书书写时所用的字体既然不同，文字、篇数多少自然也有差别。因此，经学家各持所据的经本，各守门户之见，形成争执对抗的两派。

今古文两派的纷争，肇始于刘歆。首先起来攻讦今文经缺失的是刘歆，当时他虽然遭遇到大司空师丹的毁谤，使其自求外放而出为河内太守，终使古文经不得立于学官。但从此以后，今古文就形成对峙的时代。今文家斥古文家为“颠倒五经，变乱师法”，古文家斥今文家为“专己守残，党同妒真”。双方各守门户，不相上下。东汉古文经学家甚多，有郑众、杜林、桓谭、贾逵、马融等人，而今文经学家却寥寥无几，只有李育、何休数人而已，可见东汉是古文经学的全盛时代。东汉的经学异于西汉者，不仅表现在今古文盛衰的一端，而且西汉的经师文尚简朴，其研究群经注重大义；东汉的经师文多泛滥，其研究群经注重训诂，此乃两汉经学最大的不同。至若今古文的派别，到了东汉末年的郑玄，他的群经注解，却兼采今古文之说。今古文的派别，到了郑玄就已经开始混合。

魏晋的经学以王朗、王肃、何晏、王弼诸人最为著名。王朗是王肃的父亲，他师事杨赐。杨氏世世传今文欧阳《尚书》，王肃受其父学影响，兼通今古文字。他所作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和王朗作的《易传》，都因为他的女儿嫁给了司马昭。借着帝王的势力，而立于学官。从此以后，经学今古文的争论，也就销声匿迹了。

西晋虽然崇尚王学，但王、郑仍然成为纷争的局面。有申王驳郑的，也有主郑驳王的。晋代经学的纷争，只有郑、王两派之争，不复有今古文之争。至于魏晋人的注经书籍，最著名者有这样五部：王弼的《周易注》、何晏的《语集解》、杜预的《左传集解》、范宁的《谷梁传集解》、郭璞的《尔雅注》。

经学流传到南北朝，又成为分立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北学的《易》、《书》、《诗》、《礼》、《左传》，都宗郑氏；而南学宗郑玄者，仅《礼》一经。当时注经的学者，北方有刘献之的《三礼大义》、徐遵明的《春秋义章》等，南方有崔灵恩的《三礼义宗》、沈文阿的《论语义疏》等。但这些著作今已亡失，只有皇侃的《论语义疏》，皇侃、熊安生的《礼记义疏》流传于世。今观南北朝的经学，确是汉人注经、唐人疏注二者之间的桥梁。其承前启后之功，当不可没。

唐代是文学鼎盛的时代，文学的贡献除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之外，骈文、诗、传奇小说亦颇有成就。至于经学，最著名的著作是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颜师古的《五经定本》，其次是孔颖达等人所撰的《五经正义》。朱子认为《五经疏》中《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书》、《易》为下，他的评价颇为得当。

宋代的学术，文学以词最为兴盛。诗与文，只不过承继唐人的余风而已。至于宋人的治经，因为疑经的缘故，往往任意删改经传，如欧阳修的《毛诗本义》，不守《毛传》；王安石的《新经义》，改变旧说；苏辙的《诗集传》，不信《诗序》；朱熹的《诗集传》，不用《毛诗序》而另立新义。此外，经学开辟新径的著作有苏轼的《易传》、《书传》，刘敞的《春秋权衡》，叶梦得的《春秋传》，蔡沈的《书集传》等书。宋代的学风，其重心在理学而不在经学。自南宋至明，经学日趋衰落。

到了明代，除王阳明派的理学外，治经者多株守元人之书，其于宋儒之书亦少研究。经学流传到明朝，进入了一个最衰微的时期。清代经学又日趋兴盛。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是清代学术代表的人物，他们抱持“汉宋兼采”的主张，对清代经学的影响至巨。清人经学之鼎盛，不但非唐宋元明所可及，亦超越两汉。

史学常识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史的本义为掌书记事的官，职位非常重要。而史官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记言与记事。所以，《汉书》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梁启超认为：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历史是人类过去一切活动的总记录，举凡朝代的盛衰、风俗的文野、政教的得失、文物的盈虚，都可从历史中获致经验与教训。所以，治史的人不但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更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国史书的分类，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共分为十三类：一正史(纪传表志)，二古史(编年系事)，三杂史(纪异体)，四霸史(纪伪朝)，五起居注(人君动止)，六旧事(朝廷政令)，七职官(序班品秩)，八仪注(吉凶行事)，九刑法(律令格式)，十杂传(先贤人物)，十一地理(郡国山川)，十二谱系(世族继序)，十三簿录(史条策目)。至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分类更细，共分十五类：一正史，二编年，三纪事本末，四别史，五杂史，六诏令奏议，七传记，八史钞，九载记，十时令，十一地理，十二职官，十三政书，十四目录，十五史评。

唐刘知几深通史法，他著有《史通》一书，将古代史籍的体例分叙为六家：一曰《尚书》家(即纪言家)，二曰《春秋》家(即纪事家)，三曰《左传》家(即编年家)，四曰《国语》家(即国别家)，五曰《史记》家(即通古纪传家)，六曰《汉书》家(即断代纪传家)。又将六家统括为两体，曰编年体，曰纪传体。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则分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体。史书是记录历史事实的书。因此，研读史书，即在能鉴往以知来，进而修己安人，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纪传体是我国史书的主要体裁，通称正史。纪传体的史书，系以人物为中心，详一人的事迹，始于汉司马迁的《史记》。后来，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也都以纪传为体，称曰“四史”。自唐以后，史目递增，遂有十史、十三史、十七史、十八史、二十一史、二十二史等名目。到清朝时，已积有二十四部，通称为二十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民国七年(1918年)以后，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遂成为二十五史，或加《清史稿》，而为二十六史。各史或称“书”，或称“志”，或称“史”，或称“史记”，实为一体。

纪传体的史书，以人为纲。它的体例，创自司马迁的《史记》。《史记》的体例，共分五类：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司马迁凭着丰富的学养、高远的见识，将前代各种史书的体例熔为一炉，开创了完美的纪传体例，为我国史书开启崭新的一页。而历代的正史，率多依循，少有变易。

本纪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国家大事。司马贞《五帝本纪索隐》说：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本纪的特色是以编年为体，大事乃书。有年代可考的，按年记事；无年代可考的，分代叙事。

世家以纪侯国。年封世系，盛衰兴亡的事迹，分国按年记述。《史记》世家一体，班固《汉书》改为列传，其后诸史因之。

表系以时间为中心，编排同类性质的大事。历史人物，不可数计；人各一传，不胜其传。表有提要汇总的作用，可以补本纪、世家、列传的不足。

书系以事类为纲，记载国家的大政大法。如纪礼仪、礼俗的《礼书》，纪音乐的《乐书》，纪地理水利的《河渠书》，纪财政经济的《平准书》等。朝章国典，因而得以备录。书的名称，诸史或有不同。《史记》称书，班固改称志，诸史因之。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称考。《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则无书志一门。

列传系以志人物。举凡社会各阶层的特殊人物事迹，甚至边疆各国的概况，都可入传。若按撰写性质的不同分，又有单叙一人的单传(或称专传)；合叙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合传；以类相从，依照人物先后叙在篇里的类传；以及带叙其他人物的附传等。这是史书极为重要的部分，历代诸史都有。《史记》体例的编次，是先“本纪”、次“表”、次“书”、次“世家”、次“列传”。班固《汉书》缺世家，余皆相同。迨后，历代的正史多依循这个规格。不过世家的体例，诸史不能悉有，仅《新五代史》用之，而《晋书》改称载记，名虽异而实同。且《晋书》载记、《新五代史》世家乃附于书末。《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诸史同。《新唐书》表后于志，《魏书》志后于传，《旧五代史》同。这些史籍中，体例安排的次序虽有不同，但都不出《史记》的范围。所以，《史记》被推尊为纪传体通史之祖。《汉书》又称《前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纪传体的史书。东汉班固撰。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父彪断《史记》太初以后，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尽详密，于是潜精研思，接续著作，前后经历二十余年。和帝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固受株连，死在狱中。八表及《天文志》未及完成。和帝诏其妹班昭在东观藏书阁补写，后又诏令马融兄马续续成，全书历经四人之手，始成完本。《汉书》共120卷。分本纪、表、志、列传。上起于汉高祖，下终于王莽之诛。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司马迁的《史记》“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采撰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可见《汉书》是继续《史记》而作。而《汉书》的纪、表、书、传，也都因袭《史记》的体制。《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一部伟大的史书，班固不仅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辞赋大家。自《汉书》著成后，以纪、传、表、志为主要形式的断代史史书的体例始告发展完成。而其为文裁密思靡，喜用骈偶，亦为六朝骈文家所宗，在中国骈文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继班固《前汉书》而作的，则为《后汉书》。南北朝时，宋宜城太守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少好学，博涉经史，善属文，能隶书，晓音律。初为尚书吏部郎，左迁宜城太守。不得志，于是穷览旧籍，删众家《后汉书》，以成一家之作。惜志未成，因与孔熙先谋倾宋室，事发伏诛。梁时，刘昭取晋司马彪《续汉书》志的部分，加以注解，“分为30卷，以合范史”，遂成今之《后汉书》。《后汉书》共130卷，起自光武帝，至献帝止。有本纪12卷、列传88卷、志30卷。史书无表，实自蔚宗开始。《后汉书》师法《史记》，编次卷帙，各以类相从；取法班氏，多附载政论材料以及词采壮丽的文章。叙述详简得宜，立论亦称允当。刘知几推称此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纵有传文矛盾、叙事无根的缺点，仍不失为良史。《三国志》为晋陈寿撰。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县)人。少好学，师事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蜀平入晋，举孝廉，除佐著作郎，终御史治书。撰有《三国志》、《古国志》、《益都耆旧录》。《三国志》一书，尤为时人所推重。《三国志》共65卷，其中《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书虽名志，实无一志，亦缺表。洪亮吉《三国疆域志》、钱大昕《三国艺文志》以及万斯同《历代史表》，可以参看。

二十五史中，《三国志》最为简洁。《晋书》本传载：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宋文帝则嫌《三国志》为文简略，命裴松之作注。于是，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以补寿《志》的缺失。所引的书，多至五十余种。松注此志，较原书多出三倍，可谓集注史的大成。《晋书》为唐房玄龄等奉敕所撰，参与其事者共21人，开史书众修的先河。在唐以前，《晋书》的编撰家数甚多。至唐初，仍有何法盛等18家流行。唐太宗以为都不完善，敕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重撰，又命李淳风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敬播等改正类例。太宗并自撰写宣、武二本纪和陆机、王羲之二列传的“论”。是以曰“制旨”，又总题全书为“御撰”。《宋书》旧题梁沈约撰，实撰成于齐武帝永明年间。本书材料多取徐爰旧本增删而成，用时不过一年左右。大抵沈约续补永光(前废帝)以后，至亡国十余年的事，并删除徐爰旧著中有关晋末诸臣及桓玄等诸叛贼的部分，其余都本爰书。《宋书》共100卷，有帝纪10卷、志30卷、列传60卷，而无表。本书芜词甚多，繁简失当。宋齐革易间的事，作史者既为齐讳，又欲为宋讳，不能据事直书，有乖史笔。《南齐书》为梁萧子显撰。子显字景阳，齐高帝萧道成之孙，豫章王萧嶷之子。子显撰写《南齐书》，虽于以前作者不无因袭，然而颇能断以己意。子显身为齐宗室之后，而于梁时作史。于开国史既不便宜揭祖恶，于亡国史亦不便直彰篡逆的事迹，而却能“直书无隐，尚不失是非之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本书不见篡弑的痕迹，而能微露己意。难怪刘知几《史通》称许说：“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梁书》为唐姚思廉奉敕撰。共56卷，有本纪6卷、列传50卷。比较前史，缺书志、年表两种。《梁书》初稿撰于梁代，如沈约、周兴嗣、鲍行卿、谢吴等相承撰录的《梁书》共100卷，而思廉之父姚察，陈时为吏部尚书，奉敕修撰《梁史》。姚察的旧稿，实即为思廉所本。因此，本书记述史迹，详密核实。而成书时又相隔三代，既无个人恩怨，亦少当朝忌讳，所以持论颇称平允。况姚氏父子为唐代古文先驱，行文自称炉锤，洗尽六朝浮艳文风。虽叙事论人间亦矛盾冗杂，实亦颇多可取之处。《陈书》亦为唐姚思廉撰。共36卷，有本纪6卷、列传30卷。高祖、世祖两本纪末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字样，其余纪传之末，则称“史臣曰”。《陈书》既与《梁书》同出思廉之手，优劣之处，亦相伯仲。伦序秩然，言论精当。然而，文多避讳，有乖直笔。《陈书》专立《姚察传》，亦颇受人非议，有变古之嫌。《魏书》为北齐魏收撰。共124卷，有帝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诸史表志均在传前，而《魏书》则志居传后。宋刘恕、范祖禹等校定时，称“亡逸不完者无虑三十卷，今各疏于逐篇之末”。《四库全书》谓实缺29传，然所据何书以补缺，恕等并未明言。《魏书》内容芜秽，体例荒谬，世称秽史。《北齐书》为唐李百药撰。共50卷，有本纪8卷、列传42卷。自北宋以后，本书日渐散佚，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其残缺不全。今据《四库提要》及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考证，尚可知其体例。今本乃后人取《北史》及他书补成。《北齐书》既为后人所补，因此糅杂抵牾，体例不一。自《北史》行后，此书遂不为人注意。且北齐立国本浅，文宣以后，纲纪废弛，人才寥落，事功不显，亦少有可纪。不过百药文笔简洁，语多装点，亦为其特色之一。《周书》为唐令狐德棻奉敕撰，共事者有岑文本等17人。共50卷，有本纪8卷、列传42卷。北宋重校时尚有全本。德棻博涉文史，早岁知名，唐初各正史的修撰实乃议自德棻。本书叙事得宜，文笔简劲。惜今书残缺不全，遗文脱简，不可枚举。且北周立国，仅26年，鲜有事功可显。所以德棻虽号称博学，亦难展其史才。《隋书》为唐魏徵等奉敕撰，撰纪传者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敏宗三人，撰志者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等人。《隋书》十志，或名《五代史志》，原为梁、陈、周、齐、隋五代史而作，其后各史单行，而《隋书》居末，十志遂专称《隋志》。唐太宗驾崩后，将志编入《隋书》，则有失其实。《隋书》成于众手，抵牾难免。执笔者都属唐初名臣，书法严谨，文笔简净，惜《高祖纪》与《炀帝纪》中，曲为回护，颇有隐讳篡逆的事迹，诚有愧史笔。《南史》为唐李延寿撰。廷寿之父名大师，贞观中官御史台主簿，兼值国史。惜书未成，而大师已死。延寿继承父志，穷16年工夫，涉猎千有余卷，总叙八代的事情，撰成《南史》、《北史》二书。《南史》共80卷，有本纪10卷、列传70卷。始于刘宋永初元年，迄于陈祯明三年。历宋、齐、梁、陈四代，170年。《南史》属通史体裁，叙事简净，文少避讳，颇能纠正各史回护的缺点。本书虽以《宋》、《齐》、《梁》、《陈》四史为根据，但是删繁补阙，意存简要。举凡诏诰词赋，一概删削，无烦冗芜秽之词，司马光称为佳史。《北史》亦为唐李延寿撰。共100卷，有本纪12卷、列传88卷，总记魏、齐、周、隋四代的史事。始于魏登国元年，迄于隋义宁二年，凡三代244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至齐隆化二年，共44年的行事。《北史》叙事简净，堪称史籍中的佳构。大抵《南史》因四史旧本而稍有删减，补阙者少。《北史》则较《南史》用力独深。如《周书·文帝纪》增补追侯景不及事，《齐慕容绍宗传》增补侯景畏绍宗事。元魏一代虽以收书为主，而用魏澹书义例，以西魏为正统，增入文帝、废帝、恭帝三纪。各帝纪后，并附见东魏，史例颇为允当。魏收曲笔，亦多加纠正。《旧唐书》为五代后晋刘昫等撰，原名《唐书》。自宋欧阳修、宋祁等重撰《新唐书》，此书便废而不用。然仍流传民间，历世不绝。清乾隆时，与《新唐书》并列于二十四史中，成为正史之一。共200卷，有本纪20卷、书志30卷、列传150卷，约190万言。有唐一代，凡14世、21主，290年，享国甚久，声教文物亦称极盛。而刘昫等所撰《旧唐书》，多以令狐德棻及吴兢的旧稿为蓝本，叙事得体，文笔简净。尤其穆宗以前，简而有体，叙述详明，颇能保存班、范的旧法。惜穆宗以后，语多枝蔓，多述官职、资望，竟似断烂朝报。而且各传并见，重出颇多。本纪、列传，亦多回护之处，为世所病。《新唐书》为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曾公亮监修。书中列传，都题祁名，而本纪、志、表则题修名，《宰相世系表》、《宋史·吕夏卿传》以为吕夏卿所撰，而今《新唐书》中，亦题修名。

曾公亮在《新唐书进表》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事增文省，确是《新唐书》的最大特色。本书作者欧阳修、宋祁等人都是积学之士，又是古文大家。修史时，正值文物鼎盛之际，史料的搜求比较容易，因此，《唐书》回护之笔本书多予刊正；舛漏之处亦加补救。尤其欧阳公所撰的本纪，文章明达，语多褒贬；宋祁所撰列传，则刻意学古，颇失本来面目。《旧五代史》为北宋薛居正等奉敕撰，同修者有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李穆、李九龄等人。自欧阳修别撰《五代史记》，金章宗下诏采用，历元、明、清，《旧五代史》遂见废弃。乾隆时，自《永乐大典》辑出，并考核宋人著述中征引薛书资料，摘录补阙，颇复旧观。《旧五代史》共150卷，有本纪61卷、志12卷、列传77卷，比较前史缺年表一种。

五代虽值离乱时代，各朝却都有实录。薛史取材多本诸实录，因此修史时间不过一年余，事虽详备，然实录中回护之处都未能核实纠正，有失史实。《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共74卷，有本纪12卷、列传45卷、考3卷、世家10卷、十国年谱1卷、四夷录3卷。《旧五代史》仿陈寿《三国志》的体例，以国别为限，各自为书。《新五代史》则远祖《史记》，以类相从。《旧五代史》率依各朝实录，《新五代史》则旁参史料，褒贬分明。《宋史》为元脱脱等奉敕修撰。全书共496卷，有本纪47卷、表32卷、志162卷、列传255卷。《宋史》全书，500万言，而修撰时间不及3年，成书可谓神速。有宋一代，史料的记录与保存，非常周密。有起居注，有时政记。每一帝必修有日历，日历之外，又有实录。然本书因依实录与传记而成，未加考核损益，因此枉曲回护，颇多不合史实。且立传失当，前后矛盾，芜杂特甚。《辽史》为元脱脱等奉敕修撰，共116卷，有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末又附《辽国语解》1卷。《辽史》在辽、金、元三史中，最为潦草疏略。本书所据底本为辽耶律俨所修太宗以下诸帝实录70卷，及陈大任《辽史》。见闻既隘，且首尾不及一年，即告完成。潦草成篇，实多疏略。《金史》为元脱脱等奉敕修撰，共135卷，有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末另附《金国语解》1卷，清乾隆所补。赵翼称《金史》叙事最为详赅，文笔也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顾亭林评论《金史》说：考其史裁大体，文笔甚简，非《宋史》之繁华；载述稍备，非《辽史》之阙略：叙次得实，非《元史》之讹谬。顾说颇为允当。不过，三史所载人名、地名多不相符，三史所载史实也颇有出入，当相互参观，以究其真。《元史》为明宋濂、王祎等奉敕撰，共210卷，有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本书的修撰，经历两次开局，前后仅一年有余，成书神速。大抵《元史》所据的资料，本纪依据元《十三朝实录》，书志依据元人所撰《经世大典》、《大一统志》，列传则采取元历朝《后妃功臣列传》及当时诸家所撰的行状墓志等。因此，避讳回护，繁冗芜杂，在所难免。《明史》为清张廷玉等奉敕撰，共332卷，有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另附目录4卷。《明史》一书，为近代诸史中的佳作。张廷玉《进史表》中说：发凡起例，尚在严谨；据事直书，要归忠厚。本书编纂得当，考订审慎，颇称精善。所以赵翼称“近代诸史，自欧阳修《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唯《金史》行文雅洁，称为可观，然未如《明史》之完善”。《新元史》为民国柯劭忞撰，共257卷。有本纪26卷、表7卷、志70卷、列传154卷。本书的修撰，前后阅时30年始成。柯氏承袭诸家之后，参考各家的著述，正如百川归流大海，堪称集大成的杰作。本书义例严谨，考证博洽，且文章雅洁，论断明快，颇足纠补《元史》的缺失。不过，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本书颇多微辞。他说：柯著彪然大帙，然篇首无一宇之序，无半行之凡例，令人不能得其著书宗旨及所以异于前人者何处。篇中篇末又无一字之考异或按语，不知其改正旧史者为某部分，何故改正，所根据者何书?《清史稿》由赵尔巽、柯劭忞等人所撰。全书“关内本”共536卷，另有目录一册。计本纪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传316卷。本书修史诸人，纯以清遗臣身份，记述清朝史事，因此书中颇多不合史实之处。义例既非，书法也多有偏颇。今人张其昀、萧一山等人取旧稿稍予斟补，刊为《清史》，全书550卷。此书《叙例》中说：“《清史》之沿用旧史稿，而改正其体例，犹《明史》之用鸿绪稿也。”又说：“世变日亟，旧稿易散，不得已而略变体制，是正违碍，稍予斟补，以存史料。”

编年体的史书，起源最早，《春秋》、《左传》即是。《隋志》称为“古史”，所以别于正史的纪传。编年的史书以年为主，而以事系于年月。编年体的长处即在以时月为枢纽，一切事迹按年月一检即得，没有分述重出的烦恼。

以编年为体的史书，又分历代的编年，如《竹书纪年》，属通史；一代的编年，如《汉纪》，为断代史。后来诸家仿作纷起，干宝的《晋纪》、徐广的《晋纪》、裴子野的《宋略》、吴均的《齐春秋》、何之元的《梁典》等。《竹书纪年》出自西晋时代，作者何人，已无从考证。据《晋书·束皙传》记载：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晋，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多相应。本书文辞简要有如《春秋》，记事则同于《左传》。其中记载，最骇人听闻而与古代传说相异的有：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等。至于战国时期，与《史记》不同的地方更多。因此，此书的史料价值颇堪重视。《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虽高，而与传统的儒说不合。因此，不为世所重。两宋以来，逐渐残缺失传。今本所录为二卷，题梁沈约注，疑为明人所伪撰。清朱右曾别辑有《汲冢纪年存真》2卷，近人王国维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1卷、《今本竹书纪年疏证》2卷。《竹书纪年》是古代的记事史书，包括有夏、商、周三代的史料。原书早已失传，今所见者为辑本。此书因系竹简为书，故名曰“竹书”；因系编年体裁，故名曰“纪年”。本书的真名早已失传，《竹书纪年》的名称恐是西晋人所定。《汉纪》为东汉荀悦撰，共30卷，计有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12纪，而以王莽之事附于《平帝纪》后，共叙事231年(前209—22)。本书取材，不出班固《汉书》，而体例则依《春秋左氏传》。《后汉书·荀淑传》附孙《荀悦传》说：(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30篇，辞约事详。本书撰自建安三年(198)，至建安五年书成。《后汉纪》为东晋袁宏撰，共30卷，计有世祖、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附)、质帝、桓帝、灵帝、献帝等纪，共叙事198年(23—220)。本书体例论断，全仿荀悦《汉纪》。然而荀书全取班书，成书在班书之后；而袁书则婉书之前，参考史料达数百卷，历经8年，才撰写成书，很费工夫。《资治通鉴》为宋司马光撰。司马光于英宗治平二年奉诏作书，至神宗元丰七年始成，历时19年。助修者有刘敛、刘恕、范祖禹等人。《资治通鉴》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家分晋，战国开始，下终五代之末(959)，贯穿1362年的史事。以朝代为纪，以编年为体，详述历代治乱兴衰的事迹。神宗初立，以其书“鉴于往事，有资治道”，赐名“资治通鉴”，并亲为作序。

本书内容以治乱兴亡、政治沿革为主。取材广博，严于去取。除正史外，旁涉杂史320种，《四库提要》誉为“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然本书虽以政治为主，却并非单纯的政治史，举凡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莫不摘要记述，实已涵括全面的历史发展。且除叙述史实外，兼具史实的分析与评论，诚为一部有史学价值的巨著。《资治通鉴》书成后，门人刘安世尝为撰《音义》10卷，今已亡佚。南宋以后，注者颇多。元胡三省汇合众注，订讹正漏，作《资治通鉴音注》。历30年，稿经三易，始告成功。因此，《资治通鉴音注》成为《资治通鉴》今日最通行的版本。《续资治通鉴长编》为南宋李焘撰，共520卷。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记自宋太祖建隆(960)至钦宗靖康(1127)168年的事迹。本书卷帙浩繁，刻印不易，传写者多为节录本。明代修《永乐大典》，收录其绝大部分，而世间已无足本流传。今传《四库全书》辑《永乐大典》本，所记英宗、哲宗以前，年经月纬，详备无遗，徽宗，钦宗二朝的事仍有缺佚。李焘修撰此书，前后历时40年，毕生精力尽瘁于斯。全书编纂得当，叙事详密，文不芜累。诚如李焘所言“宁失之繁，无失之略”，堪称继承《资治通鉴》的名作。《续资治通鉴》为清毕沅撰，共220卷，有《宋纪》182卷、《元纪》38卷。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共411年。总记宋、辽、金、元四代史事。本书体例同于《资治通鉴》，以清初徐乾学所撰《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旁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与李心传《系年要录》等书，辽、金及宋末的事增补最多。本书史料都有所本。征引史实以正史为经，而以契丹国志及各家文集为纬。事必详明，语归体要。于旧史之文，唯有取舍剪裁，不加改写，但有叙事，不杂议论。

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纪事本末体既不同于编年体之以纪年为主，也不同于纪传体之以传人为主，而是以记事为主，把历史上的大事，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其过程。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在记事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纪传体，合称为古代三大史体。纪事本末体裁，每事一题，为一专篇，把分散的材料，按时先后加以集中叙述，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点，详于记事，方便阅读。

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正式创立此种体例。其后，用此体改编或创作的史书很多，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张鉴《西夏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近人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等，贯通古今，自成系统。这是朝代的纪事本末。

另外，清代每一重大军事、外交行动结束，将有关诏谕奏报按时闲顺序汇编成书，称为方略。《四库全书》也将其列入“纪事本末体”内，这是专史的纪事本末。总计29种方略，可分为三类：一类为平定叛乱，削除地方割据势力，统一和巩固边疆的活动；一类为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起事的；一类为处理外交洋务问题的。

纪事本末类史书事与事之间缺乏联系，读者无法从中寻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其缺点。

政书是主要记载典章制度沿革变化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专书。由于它具有工具书的某些性质、特点，故人们也将其归入工具书的范畴。它广泛收集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材料,分门别类系统地加以组织,并详述各种制度的沿革等。“政书”一词作为一类文献的总称(类名)，源于明钱溥《秘阁书目》。政书一般分两大类：一为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式政书,以“十通”为代表；一为记述某一朝代典章制度的断代式政书，称为会典、会要。典章制度的记载，可上溯到《周礼》和《礼记》中的《王制》、《月令》、《明堂位》等篇。司马迁《史记》中的“八书”第一次系统地记述了典章制度的原委；班固《汉书》将“八书”改写为“十志”，后世史书多用“志”来记述典章制度。但多限于一朝一代，且各史志反映方面不一。还有些史书无志，因此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未能完整、系统地得到反映。唐刘秩编《政典》(35卷)，分门别类地记述了自黄帝至唐代开元、天宝间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评论其得失，这是最早的一部典志体政书，惜已亡佚。唐杜佑广搜资料，增入开元时代所编礼乐书等材料,编成《通典》。该书取舍严谨，体例完整，脉络清晰，为政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德宗时,苏冕将唐高祖以后九朝典章制度编成《会要》(40卷)。唐宣宗时杨绍复等编成《续会要》(40卷),宋王溥据此并补充唐宣宗至唐末事编成《唐会要》，是现存最早的专门记述一个朝代典章制度的断代政书。“十通”是《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十部政书的合称。

政书除“十通”、会要、会典外，还有记述历代或一代专门制度、礼仪的书，如《历代兵制》、《历代大礼辨误》；国家颁布的法律条文和规定的礼仪，如《大清律例》、《大唐开元礼》、《皇朝礼器图式》；建筑、印刷等制造技术的规范，如《营造法式》、《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通典》是唐杜佑编著的一部通史性政书，作于安史之乱以后。共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9门，每门又各分子目，并以年代为序，系统地记述了自上古黄帝至唐天宝末年的历代经济、政治制度的沿革变迁(其中一部分记述到唐代宗、德宗时)。唐以前史料主要取自群经诸史及魏晋文集等，唐代的材料取自实录国史、政府档案、诸臣奏议等，篇幅约占全书1/4，是其精华所在。叙事详而不烦，简而有要。每门类后都有作者的评论，不乏针砭时政的精辟见解。《通志》是南宋郑樵编著的一部纪传体通史性政书。记述上起三皇，下迄隋代的典章制度(部分述至唐或北宋)。共200卷，分为本纪18卷、世家3卷、列传108卷、载记8卷、四夷传7卷、年谱4卷、略25卷。纪传皆取材于诸史旧文，有增删。年谱即各史之表。“略”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志”，作者对此用力最勤。二十略为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实祥、昆虫草木等，涉及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各方面，内容较《通典》更为广泛。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五略，更为前史所无。《文献通考》是元马端临编著，共348卷，分24考，叙载自上古至南宋宁宗嘉定末年的历代典制。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19考，多为沿用《通典》现成资料而成，只增补了唐天宝以前、续补了天宝以后的史实。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5考为新设门类。《文献通考》是研究宋史的重要文献。《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三通”或“前三通”。

清乾隆十二年(1747)，武英殿刊印《三通》，并设立“续文献通考馆”(后改名“三通馆”)。命张廷玉等为总裁，齐召南等为纂修，陆续编成《续文献通考》250卷、《续通典》150卷、《续通志》640卷、《清朝通典》100卷、《清朝通志》126卷、《清朝文献通考》300卷。以上六部书皆仿效“三通”体例而成，分别称作“续三通”和“清三通”，与“前三通”合称“九通”。“续三通”上接“前三通”，叙事至明末，材料多取自宋、元、明史。“清三通”上接“续三通”，叙事止于乾隆五十年(1785)，材料多来源于当时文献,颇有价值。1921年,近人刘锦藻又编成《清朝续文献通考》400卷。上接《清朝文献通考》，叙事止于清宣统三年(1911)。分30门136类，记述清后期126年间各种典章制度的递嬗剧变。材料之丰富，价值之高，仅次于“前三通”。其中新增外交(分交际、界务、传教、条约诸类)、邮传(分总类、船政、路政、电政、邮政诸类)、实业(分总务、农务、工务、商务诸类)、宪政4考，反映了中国近代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情况。该书与“九通”合称“十通”，记载了从上古至清末的典章制度。1935—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把清光绪中浙江书局刊本《九通》与《清朝续文献通考》合编成《十通》，影印出版，并附《十通索引》。

会要有宋王溥编撰《唐会要》(100卷)、《五代会要》(30卷),南宋徐天麟编撰《西汉会要》(70卷)、《东汉会要》(40卷),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现存366卷)。清代学者补撰《春秋会要》(4卷)、《秦会要》(26卷，清孙楷撰、徐复订补)、《三国会要》(22卷)、《明会要》(80卷)等。其中《唐会要》、《五代会要》、《宋会要辑稿》等史料价值较高。就某一朝代而言，会要所收集的材料比“十通”更为丰富、详细。明清官修的会典，不以门类汇辑材料，而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纲，注重章程法令和各种典礼。“十通”与会要、会典可相互参照、考稽。

子学常识

诸子原指周秦之际诸子百家的学术。当时出现很多卓越的思想家，创立种种精深的哲学思想，传授门徒，形成学派。这些思想具有极大的创造性，而且他们的议论确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致历代的学术无不受到影响。诸子的时代，成为我国学术史的黄金时代；诸子的学说，直接进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落实在思想言行上。

诸子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国诸侯，势力庞大，相互争雄。周天子无法号令天下，不论政治，社会、经济、教育各方面，都产生了剧烈的变革。

周代所行的封建制度，已经因为诸侯之间称霸争雄彼此蚕食并吞而逐渐崩溃。从社会方面来看，周代世袭的贵族阶级社会，已经因为平民崛起而根本动摇。从经济方面来看，由农牧业而发展出商业，商人地位提高，经商致富的人取代贵族成为新地主，“世居其土，世勤其畴”的农民，随着商人势力的扩张，大量人口开始流动。

周朝所行的是贵族政治，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社会的变动，使平民渐渐有机会受教育，出身平民的才俊之士数量大增，更富于使命感。他们面对时代的课题，著书立说，彼此论辩，学术越来越兴盛，就此开启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创建了我国古代最宝贵的学术遗产。《庄子》篇及《荀子》篇论及很多思想家，然而并无儒、道、墨、法、名家的名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把先秦时代的学术分成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中国学术史上正式以儒、墨、名、法、道德、阴阳为诸子流派肇始于此。班固《汉书》依刘歆《七略》立《诸子略》，更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10家。其中小说家除外，亦称九流。

诸子彼此都有关系。儒、道、墨可谓完全独立的门派；名家、法家由此三家分出，而阴阳家是春秋以前就已存在的旧学问；至于纵横家，是说客游说各国的两种谋略(连横、合纵)；杂家之作，杂录各家言论，并无中心思想；农家的许行、小说家的宋钘均无著作流传，必赖《孟子》、《荀子》记载方知言论大要。由此可知，10家虽然齐名平列，其学说之内涵与价值，却不能相提并论。

春秋战国时代，是诸子之学最兴盛的时期。秦国统一六国，建立了秦朝。虽有焚书坑儒之举，诸子之学仍保存在官方的博士之手。汉朝初期，诸子之学盛行如故，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才结束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儒”字的本义是“柔”，又作“术士”之称。从《周礼注》的记载，可知儒者是古代职掌教育的人，具备相当的学问与崇高的人格，是学者兼教育家。在《庄子·天下》篇中称之为“邹鲁之士，缙绅先生”。

从儒家的典籍来看，周公是儒者宗师。但是儒者形成学派，却是孔子以后的事。《淮南子·要略》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明显地将孔子视为儒家的创始者。

孔子在世的时候，已有“四科”的名目，此即《论语》中所说的“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可知孔子弟子中，已因性格和能力的不同，而有4种发展倾向。《韩非子》篇的记载，孔子死后有8种儒学的分支，即“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公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汉书·艺文志》更著录了31家先秦儒家的著述，只是这些儒家的分支若非残存不全，便是学说不纯。今天提到先秦儒家，还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作为代表人物。《论语》、《孟子》、《荀子》是儒家代表性的典籍。《论语》、《孟子》既已被列入经部，存于子部的仅有《荀子》而已。

荀子名况，时人尊称为“卿”，故曰荀卿。赵国人，生于周赧王二年(前313)，卒于秦始皇九年(前238)。15岁(据王叔岷先生考证)游学于齐国，后至楚国。春申君很赏识他，任命他为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子也废了官，就此长居兰陵。他的学说根据孔子而来，著有《荀子》32篇。

在儒家的典籍中，《论语》、《孟子》都是弟子纂辑而成的“语录”。而《荀子》一书，则已超越语录的形式，使用比较富于逻辑思维的论文方式写作而成。作者虽是荀子本人，可是现在流传的《荀子》32篇，经过历代的传抄、整理、印行，已不是本来的面貌。而这也是先秦诸子著作普遍面临的问题。《荀子》一书，起自《劝学》，迄于《尧问》。其中《成相》是用民间乐曲的体制写成的劝谕文，《赋篇》是用赋体写成。虽然如此，今本荀子中，《正名》、《解蔽》、《富国》、《天论》、《性恶》、《正论》、《礼论》等篇章，字句错误最少，且为荀子学说精华所在。

心性论是儒家思想的精粹，孟子、荀子都是发挥孔子思想的儒者。孟子从人人皆有“四端”之心，提出“性善说”。荀子由于对心性的认知异于孟子，而提出“性恶说”。大体说来，孟子的“性”，相当于“人的自觉心”；荀子的“性”，相当于“人的本能”。荀子从人的自然本能证明人之性恶，但是不否认人可以为善。他认为：其善者伪也。所谓“伪”就是“人为”，就是“变化气质”的意思。

要变化气质，必须仰赖学问。具体地说，就是以礼乐作为教育的工具。因此，荀子重视师法，弘扬礼乐。荀子从理智的精神，把“天”看做“自然实体”，主张“制天用天”，反对“天人祸福”之说。此外他从认识心的辨析中，发展出初步的逻辑思维；从君臣的对待关系中，提出“尊君贵民”、“富国强国”的思想，都有相当的开创性。

相传道家源出于史官，史官之设置又可以溯源到黄帝，故道家的典籍常把自己的学说托始于黄帝。其实，道家的思想或许可追溯到上古。道家形成学派，却是老子以后才成立。而庄子的学说源于老子，所以论及道家的人物时，应以老子、庄子为代表。“道”的本义是“路”，又可解作“术”，都指人们共同行走的道路。《庄子·天下》篇开始把“道”、“术”二字连言，指称古代的学术。在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原称为“道德家”。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至班固《汉书·艺文志》才简称为“道家”。

老子的生平，最早见于《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从这篇传记我们大致知道：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约生于周灵王初年，曾任周之守藏史(又称为柱下史)，职掌方册图书，因此能够博览群书，纵观世变。相传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老子看到周室衰微，于是离周而去。行至函谷关的时候，有一位名叫喜的关尹，强使老子著书，撰成《道德经》五千余言，然后不知所终。《史记》说得很清楚，《道德经》是老子撰成的，庄子和韩非子也都引用过老子的言论。《老子》之所以称为《道德经》，可能是取用上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与下篇第一句“上德不德”中的“道”与“德”二字而成。全书原先究竟分成几章，今天已经难以察考。现在流传的版本，不论是王弼本还是河上公本，都分成81章。上篇37章，下篇44章。共5200余字。《道德经》一书使用“韵文体”来表达思想，和孔子、墨子使用问答式的语录体颇为不同。这是因为我国古代有南北文化之分，南方人喜欢用韵文，北方人喜欢用散体的缘故。《道德经》之中某些章节颇似《楚辞》，甚至被视为《楚辞》的前身。“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在《道德经》一书中，有很多对“道”的描述。天地万物的本源是“道”，天地万物都由“道”所创生。而“道”是一种虚无恍惚却实际存在的东西。在创生万物以后，便内存于万物之中，衣养万物。这一种创生活动，永不竭尽，因为“道”的运作是循环反复的。“道”的运作，既然是循环反复的，因此天地间的事物也就有正有反、有高有低、有长有短、有贵有贱、有吉有凶、有祸有福。然而，这种相反对立的关系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游移的。既然正反互变，祸福无常，那么人应该如何自处呢?老子提示的方案是：“守柔”、“无为”与“不争”。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又说：“柔弱胜刚强。”又说：“柔弱道之用。”这些话语，最能透示老子人生哲学的观念。在自我的领域中，老子主张“无为”，无为才能自作主宰；然后在经验世界中，发挥“无不为”的支配作用。在应世的原则上，老子主张“不争”，不争才能“无尤”，不争才能使“天下莫能与之争”。

整体看老子的思想，实以“自然”作为学习的对象。“自然”是“道”的精神所在。唯有因循自然，才能可大可久。他主张绝圣去智，绝仁去义。凡能桎梏人性的文明制作，都在排斥之列。“小国寡民”、“安居乐俗”是老子的政治理想。

庄子的生平，也见之于《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子名周，宋国蒙县人。生于公元前370年前后，卒于公元前295年前后。他的生活年代大致和梁惠王、齐宜王、孟子同时，可是和孟子不曾见面。他曾做过蒙县的漆园吏，一生贫穷，但旷达不羁，不求富贵。他有超卓的理性能力，又有至深的感性能力。他自期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鄙视万物，不问是非，和世俗相处。他与惠施经常往来，是学问上的论敌，道义上的好友。

庄子的著作又被称为《南华真经》，全书原有52篇，现存33篇。至晋代郭象，编定为《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内篇》7篇的篇名，分别是《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其不论行文方式或思想内容，都能前后一贯，自成系统。大致可以肯定是出自庄子手笔，最能代表庄子本人的思想。

至于《外篇》、《杂篇》中的篇章，人们认为可能是庄子门人及后学的作品。这是因为立论点颇不一致，叙述的故事常常互相抵触，又常引用庄子自身的言论。虽然如此，《外篇》、《杂篇》却是从《庄子》到《淮南子》之间，道家思想的桥梁。《庄子》一书中，不喜欢从片面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善作迂远无稽的议论，放旷不着边际的文辞。大概是认为当时天下风气沉迷浑浊，无法讲述庄严正经的理论，所以故意使用变化不定的方式、虚构的寓言来阐明他的学说。由于这个缘故，《庄子》被后人看做哲学与文学高度融合的典范，同时拥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从思想的发展来看，庄子继承老子的哲学，也肯定“道”是创生万物的本源。他更进一步说明“道”是“非物”，是先于万物而存在的精神性本体。从“道”的角度来看，万物是齐一的，无所谓高低贵贱。从万物齐一的观点出发，不仅事物是相对存在的，连人的认知能力也是相对有限的。由此，他主张“泯是非”、“薄辨议”，进而主张“齐物我”，并且由此得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的结论。

为了达成“齐一物我”的理想，他提示了一系列修养心灵的方法。在《逍遥游》中，庄子讲了一段鲲鱼变大鹏凌空而飞的寓言。提示我们真正的自由自在，是不必依赖任何物质条件的。这就是“无待”。

在《大宗师》之中，庄子又编造了一则颜回向孔子报告自己修养的对话，说明“无己”的道理。在庄子的观念中，“无待”、“无己”能使人的心灵绝对虚静，而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庄子站在超越而相对的立场，齐一是非善恶之分别，破除生死寿夭的执著，替人类开启了另一片视野。本质上，这是—种艺术性的精神境界。在此，人们可以拥有绝对的精神的自由。在这样的理念下，庄子自然主张取消一切礼法、制度，甚至音乐、工艺等文明制作，而希望建立一个“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同乎无知”、“同乎无欲”的“至德之世”。

综合来看道家的思想，其目的在于彰显一种纯粹精神的自由。内在方面，不能修心而成就道德；外在方面，不能成就文化业绩，但是独能成就一种超脱现实的心灵境界。透过道家思想，可以使人更为达观，更为乐天安命。道家思想在乱世往往成为知识分子心灵的避难所，原因就在于此。

墨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夏禹。这是因为夏禹治水时，那种“菲衣食、恶衣服、卑宫室”的刻苦精神和墨家的精神很接近。墨子十分称道，以后的墨者以此相尚。《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便根据这一点，认为墨子之学是继承夏禹而来的。“墨”字原指黑色的书写颜料，其后引申为“绳墨”之意。“墨”又是古代刑法之一。墨子主张刻苦，而其从学门徒，大多囚首垢面，面目黧黑，又自奉甚俭，送死甚薄，重在引绳墨自矫，因此以“墨”作为学派名称，称为“墨家”。

然而《淮南子·要略》也指出：墨子曾经学习儒家的学术，独对儒者“其礼繁扰，厚葬靡财”感到不满，才“背周道而用夏政”。再看《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所以墨家之产生，可能是承继夏禹的刻苦精神，扩充古代人的尊天思想，运用古代的宗教组织形式所建立的学派。

墨子是墨家的祖师，前人都以为他姓墨名翟，鲁国人。见之于载籍的传记资料不多。在《孟子》、《荀子》、《列子》、《庄子》、《韩非子》中皆称为“墨翟”，或单称“墨”。在高诱注《淮南子·修务训》、《吕氏春秋·当染》篇并云：名“翟”；唯江珠《读子卮言》“论墨子非姓墨”一章，认为“墨”非“墨翟”之姓，算是比较新奇的说法。

墨子生活的年代，大致在孔子以后、孟子之前。《孟子·滕文公下》载：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韩非子》则称儒、墨为“显学”。《墨子》原有71篇，今存53篇。这本书非作于一人，不成于一时。大都是门弟子所记述，说是墨家学说之总集也无不可。其中《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又称为《墨辩》。而《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等篇，最能表现墨子之思想，是全书的精华。《墨子》思想的核心观念是“兼爱”，但是“兼爱”不是道德性的主张，而是着眼于治乱的功利性主张。墨子以为一切混乱起源于不相爱，“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天下人若能彼此相爱，就不会有强凌弱、众暴寡的现象产生。“兼爱”也是上天的意志，顺天意、兼相爱，必得天赏；反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必得天罚。墨子的兼爱、利天下，具有游侠的精神。

由“兼爱”的原则，墨子又提出“尚贤”和“尚同”的政治主张。他主张不论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而“天子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可是，天子如何顾天之意呢?墨子的答案是：兼爱天下之人。根据“尚同”的原则，百姓要上同于天子，天子要上同于天志。这样，墨子也建立了一套权威主义的观念。

基于兼爱的原则，墨子反对战争，此即“非攻”之主张。墨子把战争视作亏人不义之最大者，攻伐所得，往往不如所丧之多；有时攻伐别人，适足以使自己亡国。君子应兴利除害，不可不非攻。

此外，墨子以儒为论敌，反对儒家天命的说法，改以“天志”、“明鬼”之说。又就儒者烦饰礼文，不事生产，讥议儒者礼文为虚伪，由非议礼文，从而主张“薄葬”。另就音乐“不中圣人之事”、“不中万民之利”，足以废事，无利天下，从而有“非乐”之说。因为墨子太过于重视功利与实用，所以荀子评之为“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

墨子大概死于战国初期，身后墨学正盛。前期墨家之著者为宋钘、尹文。后期墨家，至庄子时分为南北两派：北为“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为“苦获、己齿、邓陵氏之属”。根据《韩非子·显学》篇记载，分为三派：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趋合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墨。

墨子后学的思想已经很难考察详情，但是仍可以从《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这六篇来了解一个大概。这6篇作品内容十分驳杂，有辩护墨子思想者，有阐发墨子思想者，也有涉及逻辑思维及粗浅的科学思想者，更有涉及其他哲学者。

墨子后学的时代，主要的论敌是名家的辩者。因此，墨家的后学努力研究辩论技巧以及逻辑问题。在墨辩之中，比较重要的部分便是对“同异问题”、“坚白问题”、“诡辩问题”之讨论与驳斥。这些论辩的成果，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其不可抹杀的贡献。

法家的兴起，与春秋以来诸侯之间互争雄长有关。他们心中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富国强兵，如何进行有效的统治?法家诸子，依其学说的中心思想，各有不同的侧重和强调，可以分成三大派别：一是重势派，以慎到为代表；二是重术派，以申不害为代表；三是重法派，以商鞅为代表。至于韩非，则认为势、术、法三者不可偏废，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此外，战国时代，假托管仲所作之《管子》一书，亦为法家之重要著作。“法”字，原作“灋”。从水，取其平直如水。从扁去，相传离为神兽，能以一角触不直之人。“法”字为“溏”之省文，有求平直之义。其后引申为“宪令”、“刑罚”、“准绳”之义。《韩非于·定法》篇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不别亲疏，不论富贵，一切是非功过，以“法”作为论断标准。这是法家的精神，也是法家命名的由来。

慎子名到，赵国人。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曾学黄老之术。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慎子》42篇，《注》云：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可知慎子是战国时代的人，生活年代比申不害、韩非早。他的著作大半亡佚，唯有《威德》、《因循》、《民杂》、《知忠》、《德立》、《君人》、《君臣》7篇留存传世。慎子的思想中，含有道家的成分。他主张因循自然，顺应情势，则本自老子。他主张“齐万物以为首”，则与庄子相同。他主张弃知去己，更是道家共守的要旨。所以，慎子是由道家转变为法家的人物。

在《慎子·威德》篇中，他说：有雾的时候，腾蛇可以漫游雾中；有云的时候，飞龙可以翱翔云端。一旦云雾散去，腾蛇飞龙便和蚯蚓无异。为什么?因为它们失去了遨游飞翔的凭借。相同地，一个贤者之所以屈就在不肖的人之下，是因为他权轻；一个不肖的人肯臣服于贤者，是因为他位尊。可见“权势”与“地位”是何等重要。

在《威德》篇中又说：“法”虽不善，还是比“无法”好。法令制度、礼仪书籍，目的在于建立公正的规范。凡是建立公正，都意味着要抛弃私人的、自我的立场。在《君人》篇中，又从人君的立场主张：法以公平为原则，信赏必罚，唯法是赖。因为人君若不依法赏罚，而是自由心证，那么受赏再丰盛，臣下仍不满足；受罚再确当，臣下仍然怀有怨恨。由此可知人君须有威权，才能驱使臣民。身为人君，一样要信守法律。法家一贯主张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正是慎到开启的观念。

申子名不害，战国时代郑国京邑人。《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载：申不害，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15年，国治兵强，无侵韩者。《汉书·艺文志》著录了《申子》6篇，今已全部亡佚。但从《韩非子》征引《申子》的遗文及前人对《申子》的记述中，仍可考其大概。

申子的学说，以黄老一派道家思想为本源，特别重视刑名。申子在当时的法家以注重用“术”出名。所谓“术”，就是看能力授官位，依官位要求职责，掌握生杀的权柄，考核群臣的成效，是一种执掌在人君手上的看不见的东西。

这一种“术”，是不能随便显露真相给臣下的。因为臣下会有种种巧诈的办法去适应君主，只有清静无为可以避免臣下的揣摩与适应。君主要做到看清别人看不清的，听懂别人听不懂的，遇事能自行决断，也就是要怀抱利器，但是高深莫测。

然而，作为一个国君，还是要以法令显现尊严。他说：“令之不行，是无君也。”一个圣君，应该“任法而不任智，任术而不任说”。应该“明法正义，若悬权衡”。可知申不害的中心思想在于“重术而任法”，权术的运用只是人君必要的手段，法令才是最终的准绳。

商子姓姬名鞅，原为卫国的庶公子。春秋时期，凡是诸侯的旁支子孙都以“公孙”为氏，所以又称公孙鞅。起先是魏相公叔痤的手下，没有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征求贤才，于是投效秦国。定变法之令，使秦国国富兵强。因为建了大功，封于商，所以改称商鞅。《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法家《商君》29篇，今存24篇。《商君》并非商鞅自著，而是后代研究《商君》之学者，追辑其法令与言论而成。

商子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对“法”很重视。所谓“法”就是官府颁布法令，使人民相信赏罚绝对要实施。奖赏是赐给守法的，刑罚是处分违令的，这是人臣所必须遵守的东西。他认为，治国之道有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法令必明，赏罚必信，令出必行。

他重视农业，以达到国富的目的；他奖赏军功，鼓励国民好战；以重赏重罚，严厉整饬内政；修守战之具，和各诸侯国争雄。秦国行商鞅的新法，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功劳不小。但是商鞅过分重视法令的效用，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惜主张“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又一味尊重人君，卑视臣下，泯灭人性，所以有很大的流弊。

韩非子姓韩名非，是韩国的公子。生年不详，秦始皇十四年(前233)卒。《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本归于黄老。”又说他：“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于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可见他的思想与道家、儒家都有渊源。《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法家《韩子》55篇，和今传的《韩非子》篇数相合。

韩非是荀卿的弟子，他承继了荀子性恶说，认为人无善恶意识；也承继了荀子的“尊君”说，强调人君的利益至上。又袭取了道家虚静的修养理论，强调人君应以静制动，驾驭臣下。此外，他吸收了法家前驱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法治为基础，集“法”、“术”、“势”于一炉的政治思想体系。

他反对儒家尊贤之说，认为人才不值得仗恃，唯有“法”才是治国的根本。一个有道的君主，应该“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作为人君，必须以“利”来获取人心，以“威”遂行意志，以“名”作为上下追求的目标。

他认为一个万乘之王、千乘之君，能宰制天下、征伐诸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有“威势”。他主张运用权术的手段，来维护人君绝对的权力。对于不能绝对臣服的下属，不惜忍痛去除。为了维护人君的“威势”，他主张统一言论。同时，要以“刑德二柄”来宰制群臣。什么是“刑”呢?他说：“杀戮之谓刑。”什么是“德”呢?他说：“庆赏之谓德。”作为一个人臣，都是喜欢受赏，畏惧受罚。以赏罚作为宰制手段，才能保证人君的绝对权力不受到挑战。

此外，人君的意志也不可以让臣子测知。韩非认为人君应该“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在《和氏》篇中又说：“主用术，则大臣不敢擅断，近习不敢卖重。”具体地说：一个人君，应以冷静客观的心态，不苟同世俗之言，循名实来定是非，依参验所得来审视臣下的言辞。如此，臣下不敢伪诈奸私，必能竭尽心力来为人君服务。人君在上位只要以法制之，赏罚严明，便可无为而治。

管子名夷吾，字仲，齐国人。少时与鲍叔牙友善，鲍叔牙深知其贤。齐桓公立，鲍叔牙进荐管仲，管仲遂为齐相。以区区齐国，位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遂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管子虽是春秋人，其事迹亦见之于《左传》、《国语》、《史记》诸书。但今本所传之《管子》，非出于一人之手，亦非作于同一时间。南宋朱熹已怀疑《管子》非管仲所作，明代宋濂已提及《管子》中有绝似《曲礼》者、有近似老庄者。今人罗根泽先生《管子探源》分析尤详，已断定为战国时人所作。《管子》一书在道德思想方面，完全承自道家。但是转入法治主义，认为“法”之来源，出于“道”。无为之治为法治之最高理想。但是管子亦强调礼治，礼不能治，方继之以法，以济礼治之穷。在政治制度方面，以“四维”为立国之本。国本既立，乃有五官、五卿之设，施行文政、武政。在教育方面，主张教军士，教子弟，教土民。其教育事业，全委诸地方官吏。在经济方面，主张盐铁专卖，矿产国有，开发森林，敛散谷物。并鼓励生产，均节消费，调剂分配各种资源，贩有易无，从事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方面，敦睦邦交，联盟诸侯。总之，《管子》一书在为政处世、经世济民方面有很高的价值。“名”字本指对事物之称谓。“名”是由“实”而来的，古代以“名”、“实”的关系作为探讨对象，从而发展出来的学问称为“名学”。

早自孔子、老子，已经使用了“名”这一术语。孔子曾有“正名”主张，老子也曾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荀子擅长名实之辩，有《正名》篇之作。墨子的后学，有“同异”、“坚白”之论辩。但是真正使“名学”成为一种学术，始于邓析，而大盛于惠施、公孙龙。

至于“名家”之称，则起自西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他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庄子·天下》篇称呼从事这门学问的人为“辩者”。虽然《荀子·非十二子》篇批评名家“好治怪说，玩琦辞”，然而琦辞怪说也正是名家的特色，因为名家的辩者以逻辑及形而上学作为主要的课题。他们用诡辩的方法，做纯粹的思考和概念的辨析，在道德、政治或历史文化方面提出论见或方案。

惠施是战国时代宋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于公元前318年。曾担任魏相十余年。《庄子·天下》篇载：惠子多方，其书五车。可见是个博学的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惠子》一篇，今已亡佚。不过从《庄子·天下》篇及《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的引述，仍可得到一个大概轮廓。

他的名理思想大致是从“合同异”的角度出发。他说：“大到极点没有外围，叫做‘大一’；小到极点没有内核，叫做‘小一’。”“大一”是就宇宙整体来看，“小一”是从普遍万物而言。“大一”、“小一”都是自然形而上学的概念。他说：“无厚的东西，不可以累积。然而它的广大，在空间上可以推展到千里。”这是指“面”的物理性质。又说：“天与地一样卑下，山和泽一般齐平。”又说：“太阳刚到正午时，就偏斜了，生物刚生下来，就走上死亡。”又说：“南方没有穷尽，然却有穷尽。今日刚到越地而其实是老早就来的。”又说：“连环是可以解开的。我知道天的中央，无论在燕国的北方，或者越国南方都是。”可以看出惠施刻意要人突破一般的感官经验，而从一个绝对的、超越的角度去作判断。

有两段话最能彰显出惠施思想的特色，他说：“大同和小同相差异，叫‘小同异’；万物完全相同，也完全相异，叫‘大同异’。”又说：“要普遍地爱万物!因为天地是一体呀!”这种泛爱万物的态度是一个智性的探讨，而不是生命的感通。“天地一体”也和“万物异同”一样，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假定。

与惠施相对的是公孙龙，惠施宣扬“合同异”，公孙龙则主张“别同异、离坚白”。公孙龙字子秉，战国时代赵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25年至公元前315年间，卒于公元前250年。曾经是赵平原君的门客，善于辩论。他厌恶事物的名称和实体之间的混杂错乱，凭着自身的天赋和才智所长，提出“坚白同异”之论，成为名家最有名的辩者。他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原有14篇，现存6篇。《迹府》是后人对公孙龙言行、事迹的记载，其余5篇《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都是公孙龙自己的手笔。“白马非马”是公孙龙的重要主张之一，他认为“白”是指谓颜色的概念，“马”是指谓形象的概念。颜色的概念异于形象的概念，所以说“白马”不是“马”。这当然是一种诡辩，但是使人注意到概念的类别以及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问题。

同样，有人问他：“坚硬、白色、石头合称为三，可以吗?”他答：“不可以。”再问他：“称为二可以吗?”他答：“可以。”原因是：对一块白色的石头，我们看不出它的“坚硬”，而只能看出它是“白色”的“石头”，因此只能举出“白”与“石”两点。用手来摸，不能摸出它的“白色”，而只能感觉它是“坚硬”的“石头”，因此也只能举出“坚”和“石”这两点。就事物的性质来说，公孙龙认为“坚”、“白”是可以相离的。

此外，他主张“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意思是说：一般人都认为天地万物无非是指谓它的概念，但是事实上被概念指谓的天地万物，并不等于概念。都在指陈“概念”与“物自身”是有分别的。

惠施喜欢从绝对超越的观物角度去强调事物的“同”，公孙龙则爱从绝对超越的角度强调事物的“异”。他们虽然都使用诡辩的方法提示学说要旨，却能使人跳出常识的观点，对事物的性质作抽象的思考。名家的思想或有令人难以苟同的地方，但对知识层面的开拓、逻辑学的形成有重要贡献。

阴阳二字，皆见于《说文》阜部。阴的本义是“暗”，阳的本义是“高明”，以后引申为“南与北”、“表与里”等相反相对的观念。儒家和道家均曾以阴阳作为形而上学名词，如《周易·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41章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但是先秦时代阴阳家命名的取义，与此不同。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阴阳家源出于古代“羲和之官”，以天文历象作为主要的职掌。他们观察天象，制定历法，并对天道人事作种种的猜测。为了审察物势的顺逆生克，判断人事的吉凶祸福，于是运用上古即有的阴阳、五行观念，构成一套神秘的阴阳术数之学，这便是“阴阳家”命名的由来。《艺文志》著录了宋司星子韦、邹衍等阴阳家著作21家，都已经亡佚。而邹衍的学说较具有独创性，后世便推尊他为阴阳家之代表人物。

邹子名衍，齐国人。生活年代大致在战国齐宣王之世，比孟子稍晚。邹衍曾经仕于燕国，其后赴齐国，成为稷下名士之一。齐国有三位邹子，分别是邹忌、邹衍、邹爽。邹忌曾任齐相，而邹爽则完全接受邹衍的思想。因为邹衍好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之说，有迂远而超越现实的倾向，因此当时的人称之为“谈天衍”；而邹爽推演邹衍的文章，有若雕镂龙文，因此当时的人称之为“雕龙爽”。

邹衍有《邹子》49篇及《终始》56篇两种著作，可惜都已亡佚。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记载，以及清人马国翰的辑佚，仍然可以获知邹衍学说的大要。

邹衍有感于“有国者之淫侈，不能尚德”，于是作“迂怪之变，《终始》之篇，十余万言”。《史记》说他的学说“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也就是说，他由及身个别事物之观察，类比推演，至于广大无边的境地。这是一种主观的方法，而不是客观的推理，含有很多想象的成分在内。

他认为自有天地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所谓“五德”，就是土木金火水。“土德之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每一时代，各主一德。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这是他对朝代更易、治乱盛衰提出的解释。

此外，他又有“大小九州”之说。他认为中国名叫赤县神州，乃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而已。赤县神州之内自有九州，此为“小九州”。中国之外，如赤县神州者九，此为“大九州”。此种地理观念，虽不尽符合事实，可是能够恢廓我们的地理观念，此为前所未有的想法。

值得注意的是：邹衍创立了“五德终始”，到了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提出“五行相生相胜”之说，班固《白虎通》进一步说明五德相生相胜之原理，刘向父子更将先秦时代本来各为系统的“八卦”与“五行”合而为一，最后又混入谶纬之学。阴阳五行遂成为汉代最有影响力的学说。至今，卜筮星相仍流行于民间，可见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至今未泯。

纵横家虽被班固列入九流十家，实为战国时代两种外交策略。当时苏秦倡导韩、赵、魏、楚、燕、齐六国联合抗秦，是为“合纵”；张仪倡导六国共事秦国，是为“连横”。苏秦、张仪皆非思想家，他们游说各国的事迹全载于《战国策》，被作为历史资料来看待。相传苏秦、张仪同事于鬼谷先生，学习纵横之术。鬼谷先生是周代的高士，不知其乡里姓氏，以所居住的地名鬼谷为号，有《鬼谷子》一书，因此，论及纵横家之思想，应以《鬼谷子》为代表。《鬼谷子》现有12篇，分为3卷，以捭阖、钩钳、揣摩、权谋等术作为主要内容。纵横之学目的在贯彻自己的意志，制伏他人。因此对于人性的弱点、思虑的性质、揣情的技术、制敌的谋略都有精深的设计与掌握。是书实为帝王之学，所谓权术谋略、纵横捭阖，在今天的国际外交、国家战略的设计运用上，仍有很高的价值。

杂家之所以名为“杂”，是因为他们杂糅诸子的思想，自身并无一贯的宗旨。先秦杂家之作，流传至今者，有《尸子》与《吕氏春秋》二书。

尸子名佼，晋国人（一说鲁国人）。相传商鞅曾经奉之为师，可知尸子是战国末期的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尸子》20篇，大部分亡佚。现在流传的《尸子》2卷，是清人汪继培的辑本。从《尸子》的内容来看，部分言论与儒家相通，但也有非议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说的地方，因此刘勰《文心雕龙》批评尸子说：“尸佼篆总于杂术，术通而文钝。”

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以往来各地、买贱卖贵为职业。因此累积巨大的财富，并借此取得禄位，曾任秦庄襄王之相。秦始皇十二年，饮鸩而死。吕不韦好客，门下曾有食客三千。当时诸侯大多豢养门客，著书传布天下。吕不韦也令门客各著所闻，聚成《八览》、《六论》、《十二纪》一共十余万言的学术著作，命名为《吕氏春秋》。相传曾将此书陈示于咸阳市集，悬赏千金，给那些能对此书内容增损一字者。这本书大体以儒家为主，而参以各家之说。它采取儒家修齐治平的理论，参以道家清静无为的学说：对于墨家，只取其节俭好义，不赞成其非乐非攻之说；对于法家，只取其信赏必罚的守法精神，而反对其严刑峻法；对于名家，赞同其正名观念，而反对其诡辩混淆是非；此外，对于阴阳家的五德终始、农家的重农主张，都有所取。此书瑰玮宏博，各家学说粲然兼备，是了解先秦两汉之际学术大势的重要著作。

农家以“播百谷，勤耕桑，以足衣食”作为诉求的内容。农家的兴起，与战国时期诸侯力政、相互攻伐、怠忽农业以致民不聊生的背景有关。农家的学说托始于神农，而神农是三皇之一，始创耒耜，教民稼穑，实为农业的始祖。神农氏的时代尚无文字，所以《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了9种农家著作，其中《神农》20篇显然是后人所假托。

农家著作已全部亡佚，目前仅能从《孟子》及少数辑佚的书籍中了解一个大概。在《孟子·滕文公》中记录了农家许行、陈相的言行。可知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反对“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在经济上主张划一市价，以量为准。由于许行昧于分工原则以及经济原理，曾遭孟子的驳斥。

兵家以行阵仗列、集体征战作为主要目的。我国自古便把“祭祀”与“兵戎”视为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因为兵戎之事，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盛衰。战国时代，战争频繁，所以成为兵家之学最为兴盛的时期。

老子曾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又说：“夫唯兵者，不祥之器。”《孙子·兵势》篇也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既已开启战端，必然竭尽韬略智谋，以求胜利。兵器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手段，举凡政治战、心理战、谋略战、情报战都是可用的战法。兵家之学，内涵十分繁复。

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将兵家之学分成“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共53家，790篇，图43卷。或因假托，或因亡佚。今人提及先秦兵家之学，以春秋时代孙武的《孙子兵法》及战国时代吴起的《吴子》为代表。此外，还有姜太公的《六韬》，黄石公的《三略》，战国时代的《司马法》、《尉缭子》、《孙膑兵法》，唐初的《李卫公问对》，都是兵家的名作。

孙子名武，齐国人。《史记》有传，记其生平。相传孙武曾以兵法见吴王阖闾，吴王为考验孙子的兵法，令宫中美女百八十人，由孙武号令操演，曾斩队长二人以殉，于是约束严明，行阵皆中绳墨规矩。吴王知孙武能用兵，任命为将，曾经大破楚国，直入郢都。《史记》之外，还有《荀子》、《国语》、《韩非子》、《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提及孙武的轶事。今传《孙子兵法》13篇，全书仅约6000字，涵盖了现代战争中各种类目，如国防计划、动员计划、国家战略、军事战略、战争艺术、机动作战、作战目标、统帅、用兵、地形、地略、火力战、情报战，可谓思想深邃、体系严明。《孙子兵法》在兵家中的地位，犹如儒家的《论语》、道家的《道德经》。

吴子名起，卫国人。事迹见《史记·孙吴列传》。吴起初期投效鲁国，娶齐国女子为妻。齐鲁交战之时，曾杀妻以明志，遂为鲁将。后因鲁国人批评吴起为人猜忌残忍，鲁君辞退吴起，乃投效魏文侯，官至西河守。魏武侯之后，又投奔楚国，死于楚国。

吴起为人虽邪僻，但是持论不诡于正。论制国治军，主张“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论为将之道则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大抵能够尚礼义，明教训。以孙子、吴子相较，孙子用兵偏于奇，吴子用兵持于正。今存《吴子》一卷。

汉代以后，诸子之学有两种主要的发展类型：一为对先秦诸子所作的注解与诠释，一为承继先秦诸子立说精神继续作思想的创造。前者可谓狭义的诸子学，后者则为广义的诸子学。但是，狭义的诸子学并非全无创造。以儒家为例，汉武帝时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在儒家经典中掺杂入阴阳家学说，构成天人感应思想。宋代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明代王阳明对儒家经典重新阐释，形成了一套心性的学问——宋明理学。再以道家为例，魏代王弼对《老子》的注解，晋代郭象对《庄子》的注解，形成魏晋玄学的重要内容，都有很大的创新，先秦诸子的思想，到了战国末期，仅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已经断绝不传。秦代行法家之治，到了汉初，尽废秦之苛法，改行黄老之术(所谓黄老之术，是法家与道家融合在一起的治术)，使汉代初期获得60年太平盛世。

汉武帝采行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混杂谶纬与阴阳五行的天人感应学说成为主流，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正是这样的一本书。此外，另有一批人起来反对，如扬雄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桓谭作《新论》，王充作《论衡》，都是著名的例子。尤其《论衡》，以“疾虚妄”作为思想宗旨，具有极高的批判精神。

此外，淮南王刘安宾客共著的《淮南子》，虽杂取各家言论，但其中所谈之“道”即道家之道。论及权谋之处，又为老子思想之运用，代表了杂家化的道家。另有贾谊《新书》、桓宽《盐铁论》、王符《潜夫论》都能针对时代课题，议论得失，可视为杂家化的儒家。

魏晋之际，政治紊乱。知识分子饱受摧残，动辄得咎，故而此时的学术以玄学为主。玄学当时可以分成三派，即名理派、玄论派、旷达派。其中，名理派以辨别性情、分析才能、论说人物为重心，刘劭的《人物志》可为代表。玄论派以推论“有”、“无”，剖明体用，谈论《易经》、《老子》、《庄子》为主(号称《易》、《老》、《庄》为“三玄”)，何晏、王弼可为代表。何晏有《论语集解》，企图以道家思想解释《论语》。王弼有《老子注》，阐发老子以“无”为本体的精义。旷达派以顺任情性、摆脱约束、追求自我为本色，阮籍、嵇康可为代表。阮籍有《达庄论》、《通老论》，嵇康有《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除了玄学之外，另有一些道教徒，萃取古代神仙思想及庄子养生学说，形成一套以丹鼎符篆为内容的神仙之学。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及东晋葛洪《抱朴子》是其中最有名的著作。

隋唐时期最重要的学术是佛学。佛教的传入，最早的记录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自汉朝末期至中唐，一方面翻译佛典，一方面西行求法。佛教日渐壮大。佛祖释迦牟尼的教义是一种解脱哲学，它主张“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因爱生苦”、“无我无苦”，生存既为苦恼，因而佛法的目的在力求解脱痛苦，以达到永寂不动、解脱轮回的涅槃境界。魏晋时代，僧徒为了传教的需要，往往使用《周易》、老庄的思想和术语来解释佛理，于是产生了“格义之学”，促成了佛学的中国化。其中，僧肇的《肇论》以及竺道生的《妙法莲华经疏》，是佛学中国化最重要的著作。佛教发展到隋唐，主要有八个宗派，分别是三论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密宗。其中，天台宗、华严宗、禅宗是中国佛教徒自创的宗派。前两者虽依印度佛教经籍，但自造经论，自成系统。禅宗则不依一定经论，且不重宗教传统，称为“教外别传”。

宋、元、明三代，产生了一种以儒学为本体，吸收道家、佛教学说所建立起来的新学说。古人称之为“理学”或“道学”，也有当代的学者称之为“新儒学”。经学盛行于两汉，所以经学又被称为“汉学”；理学是两宋兴起的学问，所以又被称为“宋学”。理学的开山始祖是周敦颐，他著有《太极图说》与《通书》。《太极图说》说明宇宙产生、万物创化之道。《通书》则以《易传》与《中庸》的思想为基础，提出“诚”作为《周易》的道体与修养的功夫。宋明理学向有濂、洛、关、闽四派之称。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为“濂学”之始祖。张载字子厚，号横渠，世称横渠先生，著有《正蒙》、《易说》、《经学理窟》。他有民胞物与的胸怀，气一分殊的宇宙理论，以及变化气质的修养功夫。张载所开之宗派，称为“关学”。

周敦颐之后，又有程颢、程颐兄弟光大周子的学问。程颢字伯淳，学者称为明道先生，著有《识仁篇》、《定性书》，主张“体贴天理，敬义夹持”。程颐字正叔，学者称为伊川先生，著有《易传》、《经解》，主张“性即理”。二人因居洛阳，所开之宗派为“洛学”。

朱熹生于周张二程之后，是宋代理学集大成之人物。因为在福建讲学，称为“闽学”。南宋时除了朱熹，尚有陆九渊、叶适、陈亮等著名的理学家。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强调“吾心即宇宙”，与朱熹的思想方向不同。朱陆二人曾有“鹅湖之会”，辩论自己的学说，是我国哲学史上的一段美谈。明代王阳明承继陆九渊之学说，提出“心即理”以及“知行合一”之说，使心性之学推展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清代的学术十分发达，义理、词章、考据之学都有长足进展。其中又以考据之学最具特色，是清代学术的中坚。清代考据之学又称为“朴学”。这种学问的兴起，是远承汉朝班固《白虎通义》的精神而来的。自汉至清，有不少考证名物、制度、经史、诸子之书，如汉应劭《风俗通义》，晋崔豹《古今注》，宋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明杨慎《丹铅总录》，都是子部杂家重要的著作。但是已经渐渐脱离思想的创造性，而接近历史实证的性质。

自清初顾炎武《日知录》以来，清代考据之作不胜枚举，大都可以派入经学、史学、文字、声韵、辨伪、校勘、目录等学术领域之中，由王念孙《读书杂志》、崔述《考信录》、陈澧《东塾读书记》、俞樾《诸子平议》可以考见一斑。

集学常识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五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总集指汇集许多人的作品而成的诗文集。别集是相对总集而言，即收录个人诗文的集子。楚辞为骚体类文章。词由五言诗、七言诗或民间歌谣发展而成,起于唐代,盛于宋代。原是配乐歌唱的一种诗体,句的长短随歌调而改变,因此又叫长短句。有小令和慢词两种,一般分上下两阕。诗文评是收录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书籍。曲为一种韵文形式,盛行于元代。小说是文学体裁四分法中的一大样式，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即文体。

文体是泛指一切文章的体式和风格而言，在文学中，文体是特指诗文的类别。要了解中国文学，必先了解中国文体的分类。文学是作家透过语言文字，表达人类的生活、感情和思想的艺术作品，而文体是一切文章的体裁，比文学的范围要大。

我国文体的分类，最早始见魏曹丕的《典论·论文》。它将文章分为这样4大类：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其后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将文体分10类，即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谏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尉，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从此文体的分类越来越细，然就大体而言，有韵的谓之韵文，无韵的谓之散文。因此六朝人有文、笔之分，文指韵文，笔指散笔。

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批评的巨著，书中对文体的分类，在韵文中又析为辨骚、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9类；在散笔中，又析为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10类。加上介于文、笔之间的，还有杂文、谐隐两类。

梁萧统编《昭明文选》，选文的标准，在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小篇文章，而不选经、史、子的文章。所选的大半为集部的文章，将文体分为37类，即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文、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

其后，清人就古文的分类，也不同于前朝。清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分古文为13类。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分文体为3门11类。其中不但摒弃了骈文，而且也不列诗、词、曲、小说、戏剧等类别。

韵文是指有韵律的文章。有韵的文章，是在句子的末字上，造成谐韵的效果，一般称之为用韵或押韵。在一定的句末上用韵，有前呼后应的谐韵作用，同时也有唤起记忆的效果。读起来顺口，容易背诵。有律的文章，是在句子上有一定的节奏，如每句字数的多寡有一定的规定。甚至每字的平仄，也有一定的限制。使之读来音节和谐，具有一定的节奏和旋律。

韵文大抵是诗歌类的文体，其文体的由来最早是文字与音乐、舞蹈结合的综合艺术，由于文字与乐、舞结合，因此构成了“韵”、“律”的变化。这些具有韵律的诗歌，大致是音乐文学。《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的总集，产生的年代，自西周初叶至东周定王八年，约500年。其产生的区域，如从十五国《国风》来看，其分布的区域，以我国北方黄河流域的歌谣为主，也收录了少部分南方长江流域的歌谣，《诗经》是我国北方文学的代表。《诗大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诗经》的“六义”，其实是包括《诗经》的分类：《风》、《雅》、《颂》；《诗经》的作法：赋、比、兴。《礼记·经解》篇云：温柔敦厚，《诗》教也。从此，温柔敦厚便成为我国诗歌的传统诗教。《诗经》是周代的歌谣，开创了我国诗歌绚丽的首页。无论是抒情、叙事、咏物、写景、说理，都有佳篇。这些诗都是真挚之情的流露，保存民歌拙朴率真的趣味。它们在音韵上的自然和谐，在情感上的诚挚活泼，处处表现了艺术上的最高成就。《诗经》不仅代表了古代河济之间的北音，而其讽咏遗篇也影响了荆楚之间南音的产生，直接引发了汉赋的形成。《诗经》与后代的乐府同为乡土文学，且为六朝、唐人诗歌的宗祖。

辞赋是包括楚辞和汉赋前后各种赋体的总称。汉人将楚辞和汉赋视为一种文体，合称为“辞赋”，而且辞赋通用。

东汉末期，王逸注《楚辞》，才将辞和赋分开，视为两种不同形式的文体。于是在《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中，便将辞、赋分开。《昭明文选》选文分37类，“赋”和“骚”不同类。“骚”原是屈原《离骚》的简称，后演为楚辞的代称，也称为骚体，故诗人也称“骚人”。《文心雕龙》共50篇，其中论文体的篇目，赋有《诠赋》篇，骚有《辨骚》篇，也是将辞、赋分开。从此辞、赋二体，辞是楚辞，赋有各种赋体，各自独立成体，分道扬镳，各成文采。“楚辞”是文体名，也是书名。楚辞作为文体名，是指战国时代楚地所产生的诗歌。它所用的语辞如“兮”、“些”、“只”等楚语，配合楚地的南音和巫觋祭歌，记载楚地的地名和名物以人歌谣，故名为楚辞。宋代黄伯思的《翼骚序》中云：

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芷、蘅者，楚物也。《楚辞》一书，最早是西汉末期刘向所编。刘向将屈原和屈原的弟子宋玉、景差、唐勒的作品，以及汉人模仿屈原的作品，合编成书，名为《楚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初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16篇，是为总集之祖。《楚辞》有专书，从刘向开始。但刘向编的《楚辞》本今已亡佚，今所传本，是东汉末期王逸所编注的《楚辞章句》。宋代有两种《楚辞》的注本，一种是洪兴祖的《楚辞补注》17卷。本书以王逸的《楚辞章句》为基础，对王逸旧说加以阐发引申，在名物训诂上加以考证，是对《楚辞章句》补充，故名为“补注”。另一种是朱熹的《楚辞集注》8卷，附《辩证》2卷、《后语》6卷。本书所录《楚辞》篇目，据王逸旧本加以更订，增列贾谊《吊屈原赋》、《鸟赋》2篇，并删除《七谏》、《九怀》、《九叹》、《九思》4篇，指其辞意平缓，意不深切，在《辩证》中加以批驳。又据宋晁补之的《续楚辞》和《变离骚》，作了增删，选录荀卿至吕大临的辞赋共52篇为《后语》。《楚辞》是继《诗经》之后的第二部总集。除《九歌》外，与《诗经》出于无名氏之手大不相同。《楚辞》的句法，以六言七言的参差句为最多，错杂以四言、五言、八言等句子，篇幅也比《诗经》长。在内容上，《诗经》是取材于社会生活的写实文学，而《楚辞》是渊源于楚文化的巫觋文学。屈原继承了《诗经》的四言诗，同时又吸收了楚文化，对楚地民歌加以革新，开展了句法参差错落的新体诗——楚辞。这种新体诗，具有浓厚的楚地色彩，又以描写个人的情怀与幻想，构成了词藻华丽，对称工巧，具有象征、神秘、浪漫的南方文学。《楚辞》中最重要的作家是屈原。屈原，战国楚人，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曾任左徒、三闾大夫，他主张彰明法度，任用贤才，辅佐怀王内修政治，外抗强秦。后因遭谤，前后两次流放，一次放于汉北，一次放于湘南。终因不忍见国家沦亡，遂投汨罗江以尸谏。屈原的辞赋，以丰富的情感和想象力，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了含忠履洁的精神。在作品中广泛采用神话、寓言和巫觋故事，创造出雄伟壮丽的诗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汉书·艺文志》载录他的赋有25篇。重要的篇目为《离骚》、《九章》、《九歌》、《远游》、《天问》、《卜居》、《渔父》等。《楚辞》之外，还有荀子的短赋。其著作《荀子》32篇中，22篇有《赋》篇及《成相》篇，与诗歌有关。《赋》篇便是由5篇短赋构成，包括《礼赋》、《知赋》、《云赋》《蚕赋》、《箴赋》。由于每篇不超过500字，篇幅极短，故称“短赋”。荀子短赋，皆为咏物的赋，内容是在说理，借咏物以阐明儒家的学术思想，开展了赋体咏物说理的途径。而《成相》篇被推为最早的鼓词形态，荀子用民间的鼓词来宣扬儒家思想，使儒学能深入于民间。荀子短赋的影响，直接促使汉赋的发生。

赋体是从《诗经》中赋、比、兴的赋，演变成一种韵文的文体。因此汉班固在《两都赋序》上说：“赋，古诗之流也。”《文心雕龙·诠赋》篇对赋的定义为：赋者，铺采摘文，体物写志。大意是说：赋是继《诗经》之后所产生的韵文，它用华丽的辞藻，来铺陈其事。赋是咏物的文学，属于载道言志的文学。

自汉武帝后，辞赋日愈发达。其风格与楚辞有别，讽喻、象征的少，而歌功颂德的多。赋的句法，多用四六排比的句子，又多堆砌冷僻的字。表现作者有煊赫的才学，以歌颂汉朝帝王的功业。于是，汉赋便成汉代文学的主流。后人称“汉赋”为“古赋”，是因为汉赋距今时代久远的缘故。同时，也用以别于六朝的俳赋、唐宋的律赋和散赋、明清的股赋。

两汉的赋家，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王褒、扬雄、班固、傅毅、张衡、马融、王逸、祢衡、王延寿、赵壹等人。作品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鸟赋》等，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美人赋》、《长门赋》等，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王褒的《洞箫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甘泉赋》、《河东赋》等，班固的《两都赋》、《幽通赋》、《典引》、《答宾戏》等，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思玄赋》、《归田赋》等，祢衡的《鹦鹉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其中以西汉的司马相如、扬雄，东汉的班固、张衡，并称为汉赋四大家。

骈赋是指流行于魏晋六朝的赋。它与汉赋不同之处在于篇幅短小，用于抒情，因讲究声律谐和，用典对仗，使用俳句，故称骈赋或俳赋。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有魏朝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都是抒情性很强而感人的小篇。

西晋的赋家，有陆机用赋体做文学批评的《文赋》，潘岳的《秋兴赋》、《闲居赋》等。左思的《三都赋》，类似汉人的《两京赋》。当时《三都赋》成，洛阳为之纸贵，可见《三都赋》受当时人所喜爱而传抄一时的盛况。东晋的赋家有孙绰的《天台山赋》，借天台山的山水来谈玄理。又有陶潜的《闲情赋》、《归去来辞》、《感世不遇赋》，其中以《归去来辞》写罢官归隐的快乐为千古杰作。宋欧阳修甚至云：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

六朝包括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均建都于金陵，世称“六朝”。六朝文学崇尚华丽唯美，又重巧构形似之言的技巧。于是在小篇的赋上，达到成熟完美的境界。其中以南朝的作家，最足以为代表。如谢灵运、鲍照、谢庄、江淹、徐陵、庾信、何逊等，佳构如林，尤以鲍照、江淹、庾信3人为代表。

鲍照的《芜城赋》，写广陵(今江苏扬州)的繁华与离乱后的荒凉，形成对比。江淹的《恨赋》、《别赋》，庾信的《春赋》、《灯赋》、《小园赋》、《哀江南赋》，均是骈赋的佳作。无论写景抒情、咏物说理、登临怀古、悼亡伤别，均能惊心动魄、扣人心弦。

律赋是唐宋时因应科举考试所形成的赋体，又名试赋。其形式不仅要求对仗、用韵，甚至要求平仄和谐。用词和句法都有一定的限制，要求合乎规律，故称律赋。因此律赋近乎文字游戏，要受排偶和限韵的拘束。如王勃的《春思赋》、杜甫的《三大礼赋》、李程的《日五色赋》、王起的《庭燎赋》等。

由于律赋在形式结构上严格的规定，已无文学的性灵可言，甚至为文士所排斥。到了宋代欧阳修和苏轼，他们摆脱赋体的拘束，而写散文笔调的赋，无须对偶，也不限韵，甚至不押韵也可。这种形式极自由的散文赋，称为“文赋”或“散赋”。宋代文赋的作家，有司马光、欧阳修、邵雍、苏轼、蔡确、杨万里等，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

欧阳修有《秋声赋》、《鸣蝉赋》等名篇，苏轼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佳作，都是脍炙人口的散文赋。如同屈原的《卜居》、《渔父》一样，不受形式格律的束缚，文随意运，自然流利。

股赋是明清科举应试所写的八股赋体，它的结构规律比律赋更严，甚至要将赋题嵌入文中。有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八大段，故名为“股赋”。这类赋体已无文学价值可言，故不予举例。

我国诗歌源远流长，从《诗经》、《楚辞》之后，作品繁富，诗人辈出，使我国成为诗的民族。如从形式来区分，我国古典诗歌大致可分三大类，即古体诗、乐府诗、近体诗。

古体诗又称古诗，与近体诗相对。“古诗”一词始见于《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文心雕龙·明诗》篇云：古诗佳丽，或曰枚叔。文中所说的“古诗”，便是指《古诗十九首》而言。如语译此句，是说“《古诗十九首》美好如同佳丽，或许有人说是枚叔的作品”。枚叔即枚乘，叔是枚乘的字。汉武帝时，与司马相如同事于梁孝王。梁孝王卒，离开菟园。儿子枚皋也是诗人辞赋家，与司马相如同事汉武帝。《昭明文选》选文37类，其中“诗”一类，“杂诗”上录有《古诗十九首》，古诗之名，始于此也。

古体诗大多为五言或七言，五言古体诗称为“五古”，七言古体诗称为“七古”。当然古体诗也有四言和杂言的，但“四古”和“杂古”之名，少有人使用。古体诗的作法，别于近体诗，也就是古体诗和近体诗的分别，在于形式结构上的不同。古体诗不受句子多寡的限制；近体诗分绝句和律诗，绝句仅四句，律诗分今律八句和八句以上的排律。古体诗的长短依内容而决定，句子的多寡没有一定的约束。古体诗每个字不受平仄的约束，但近体诗每字平仄的用法，有一定的格律。例如五言仄起格的绝句，它的格律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所以古体诗字句不受平仄的限制，可以自由抒写，近体诗平仄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造成定式。古体诗有对称句，但不严格限制；近体诗中的律诗，其中二三两联，一定要对仗，除了内容的对偶外，上下联的平仄也都要相反。古体诗的用韵宽，可以通押，可以换韵；近体诗用韵严，不能通押，也不能换韵。

汉魏南北朝的古体诗，以五言诗为主。我国五言诗的起源，说法纷纭，大致五言出于汉人乐府。五言诗酝酿于西汉，成立于东汉初期，而成熟于东汉末期。

东汉末期，建安时代成熟的五言诗大量出现，如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和刘桢。他们的作品多而且富丽，被《文心雕龙》誉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体”。

魏朝诗人主要有“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他们崇尚老庄虚无之学，轻礼法，常集于竹林之下，饮酒赋诗，故称竹林七贤。他们所处的时代在魏正始年间，又称“正始诗人”。其中以阮籍的《咏怀诗》、嵇康的四言诗为代表，《文心雕龙》评他们的诗为：嵇志清峻，阮旨遥深。

晋代的古体诗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他们在太康年间，故称“太康诗人”。“三张”是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但张亢不列于《诗品》，应以张华为是；“二陆”是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是潘岳、潘尼叔侄；“一左”是左思。他们主张“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句)，认为诗以吟咏性情为主，用华丽的辞藻来写诗。并且倡“巧构形似之言”，重视巧妙的构思，曲写其状的描写，使诗的创作走上排偶对称、重视绮靡艳丽的诗风。西晋末期，永嘉离乱，有刘琨感念家国之思的诗，郭璞有《游仙诗》，即借游仙以写隐逸山林的诗。

东晋义熙年间，陶潜以田园诗称著。他的《归园田居》五首及《饮酒诗》20首，堪称绝唱。《饮酒诗》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已成为他的代表句。梁钟嵘《诗品》称其诗“笃意真古，辞兴婉惬”，而推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南朝诗风愈加华靡，从山水到宫体，同是咏物，只是物的大小有别而已。其间宋谢灵运开拓了摹山状水的山水诗，继而有齐谢朓清丽小篇的山水诗，是为“大小谢”的山水诗。齐梁之间，诗风轻艳，如萧衍、萧纲、萧绎父子，以写宫廷女子的体态、闺阁女子的怨思成为宫体诗的代表。宫体诗内容轻艳，格调卑下，徐陵、庾信亦时有所作，时伤轻艳，近于浮靡。及陈后主时，更以艳丽为美，极于轻薄，如《玉树后庭花》。

七言诗起源于汉武帝柏梁台君臣联句，文人之作，以曹丕的《燕歌行》为首篇。其后七言诗很少出现，直到南朝宋鲍照，梁萧衍、萧纲等才有少量七言诗，且多为乐府之作。故七言古诗，要到唐代才普遍流行，至盛唐才臻于成熟。“乐府”本指官府的名称，即“音乐的官府”。由于它的职掌，在采集各地的民歌，或取文士所写的诗加以配乐，作为朝廷典礼、宗庙祭祀，以及君臣宴饮时所用的诗歌。因此后代人称民歌为乐府。乐府是合乐的诗歌，是音乐和诗各占一半的“音乐文学”。

乐府由音乐的官府，引申为民歌的代称。其后凡是合乐的诗，都称为乐府。于是宋人长短句的词，元人的散曲小令，也可称为乐府。如宋苏轼的词集称为《东坡乐府》，元张可久的散曲集子称为《小山乐府》。而乐府的名义，还扩大到词、曲的范围。

乐府的设立，始于汉惠帝。惠帝命夏侯宽为“乐府令”，汉武帝时，更成立“乐府”官署。《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武帝为了要祭天——“东皇太一”，祭地——“后土”，才成立乐府官署来制作天地的诗乐，并任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司马相如、邹子乐等作郊祀的歌词，《汉书·礼乐志》尚记录有19章的歌词。乐府署在文学上最大的贡献，是采集赵、代、秦、楚等地的民歌。是继周代太师采集《诗经》之后，第二次大量采集民间歌谣的工作。汉乐府保存了汉代民歌的真面目，成为后人研究汉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料。

两汉乐府民歌，大抵为《清商曲》、《相和曲》和《鼓吹曲》、《铙歌》。以写实为主，且极富诗趣，又具有讽喻劝化的作用，故发展为叙事诗的形态，足以反映汉代的风俗民情。诚如《汉书·礼乐志》所说的汉乐府的特色，在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缘事而发，便形成叙事诗。如《饮马长城窟行》写征夫徭役思家，《羽林郎》、《陌上桑》写羽林军调笑酒家女胡姬、太守意图占有民女罗敷，表现了汉代女子的贞亮。最长的叙事诗如《孔雀东南飞》，描写焦仲卿和刘兰芝夫妇，由于婆婆不喜欢媳妇，在环境、性格、命运等因素下，造成《孔雀东南飞》中焦、刘两家的伦理悲剧。这些诗多少带有教化劝勉的力量，也反映了汉人的生活和思想。

东汉末期，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发现乐府的流行性和亲和力，大量模仿民歌而作乐府诗，于是有“文人乐府”的出现。如曹操的《短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白马篇》、《七哀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都是著名的文人乐府。从此开辟了文人吸取民间歌谣养分的途径，使诗歌更富生命力。

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是继承汉乐府的道路而发展出来的新体诗。从公元3世纪到6世纪之间，由于国家社会的动荡，促使佛道的流行，隐逸思想的抬头，使乐府诗由长篇的叙事诗演变为小篇的抒情诗，由北方的朴质诗风趋向南方的轻绮靡丽诗风。

魏晋南北朝乐府诗以六朝的《清商曲》为主，《清商曲》固然是汉代的旧曲，但新添了长江流域新兴的民歌，便成六朝时代诗歌的主流。其中又可分为《吴歌》、《西曲》、《神弦曲》。而北朝的民歌，以梁乐工所收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为主。就内容而言，六朝乐府多半为恋歌、志怪、山水、宫体之作，描写江南采桑采菱的农耕生活。北朝乐府多半为恋歌、苦寒、征战、思乡、尚武之作，描写草原纵马放牧的游牧生活。但它们共同的特色，在于带有浪漫、神秘，以及唯情唯美的色彩。大半为五言四句的小诗情歌，有时用男女对口的方式来表达，大量使用谐音双关语，以增诗趣和弦外之音，也大量使用和送声，以增歌唱时的热闹场面和节奏感。

六朝主要的乐府诗，有《吴歌》中的《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华山畿》、《读曲歌》；《西曲》中的《襄阳乐》、《莫愁乐》、《三洲歌》；《神弦曲》中的《白石郎曲》、《青溪小姑曲》。北朝主要的乐府诗，有《木兰诗》、《敕勒歌》、《折杨柳歌》、《紫骝马歌》。

隋唐以后的乐府诗波澜壮阔，尤其唐代文人乐府诗，更开启了诗歌活泼的新天地。隋代由七部乐扩充为九部乐，加入大量的胡乐，唐代亦承袭隋乐，增为十部乐。因此胡乐夷歌，为唐诗增加了诗声之美。隋唐五代的民间歌谣见于《全唐诗》或敦煌曲子词中，数量约千首，成为敦煌出土的唐人写卷中最珍贵的资料。

文人仿制的乐府诗在盛唐以前，标题沿用汉魏或六朝乐府旧题。中唐以后，则多为“记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也称“新乐府”。乐府至此，已脱离音乐而不能合乐。

然而宋以后乐府或不用乐府一词，或称词、称曲、称时调，且走上长短句的道路。但民间歌谣的本色不变，仍然保有音乐文学的风格。

古体诗和乐府诗有区别。古体诗大半是文人所写的诗，它只能“徒诵”而不能歌；乐府诗是合乐的诗，可以歌。如《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行行重行行》是古体诗，不是乐府诗；而《饮马长城窟行》、《放歌行》、《白头吟》等是乐府诗，不是古体诗。后人往往将古体诗和乐府诗混淆，难以区分。其实合乐的诗是乐府，不合乐的诗是古体诗。但后代也有少部分的乐府诗不能合乐，如唐人的“新乐府”，也不能歌了。但从“标题”上，可以区分古体诗或乐府诗，乐府诗的标题仍留有合乐入乐的痕迹，都会有“歌”、“行”、“吟”、“弄”、“曲”、“调”、“章”、“引”等名称。

—般人往往会把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视为古体诗，其实《长恨歌》和《琵琶行》是乐府诗，因为它们属于歌行体。所以乐府诗和古体诗的区别，往往从标题上便可以辨认出来。把《长恨歌》、《琵琶行》误作古体诗，可能是受《唐诗三百首》的影响，该书将这两首诗列入“古诗”中。

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也是唐人所开创的新体诗，包括绝句和律诗。绝句共四句，每句五个字的称为五言绝句，简称五绝；每句七个字的称为七言绝句，简称七绝。律诗分今律和排律两种，今人所谓律诗，多指八句的今律而言，八句以上的为排律，今已不流行。

探讨近体诗的由来，是先有绝句，后有律诗。汉代称四句的短诗为“断句”、“截句”，后来又有“短句”、“绝句”等名称。然而短诗的做法，字数虽少，或20字，或28字，但能将情意包含其中，以达“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南北朝时小诗兴盛，流行对称的诗句。齐永明间，“声律说”流行，使诗的声调愈趋律化。经初唐上官仪、上官婉儿倡导“上官六对”，使唐诗律化的技巧近于完备。因此初唐四杰，五律己渐次完成。沈铨期、宋之问的“沈宋体”，使七律也告成立。因此近体诗的格律，在初唐的“上官体”、“沈宋体”的倡导下，得以建立。从诗歌的发展来看，是先有绝句，后有律诗。

近体诗和古体诗最大的不同在于：近体诗有句子多寡的限制，绝句四句，律诗八句；古体诗不受句子多少的限制，可以自由抒写。近体诗有平仄的限制，用韵只限一韵，不得通押或换韵；古体诗不受平仄的限制，用韵也宽，有通押和换韵的现象。同时，律诗在二、三两联还要求对仗。因此近体诗在我国诗歌中，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均臻于最完美的境界。

唐人不但开创了近体诗，同时也发展了古体诗和乐府诗，使唐诗得以兼备各体而同时发展，造成唐诗的博大和鼎盛，使唐诗成为唐代文学的主流。

前人对唐诗的分期，始于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它将唐诗分为五期，即初唐、盛唐、大历、元和、晚唐。今多依明高棅的《唐诗品汇》，将唐诗分成四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初唐的诗，艳丽而高华，有六朝诗的遗风。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及张若虚等，代表了初唐诗的高华之美；王绩、王梵志等的隐逸诗，陈子昂的倡建安风骨，扩展了初唐诗的蓬勃生机。

盛唐在开元、天宝之际，诗人辈出。无论写山水、田园，写边塞、游仙，写宫体、闲情，都能曲尽其妙；诗佛王维当时影响力最大，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享誉后世最久。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等边塞诗，绽放大唐气象，流露年轻一代诗人的热力和豪情。

中唐经安史之乱后，人民在战乱的洗礼下，变得沉思而内敛。大历、元和年间，有中兴气象。中唐诗由大历、贞元间多写个人情怀，到元和年间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开启了平易近人的诗风，使唐诗再现高潮。同时，韩愈诗的散文化，也开辟了宋诗重理的蹊径。

晚唐因党争及进士浮华之风，诗重冷艳而多感伤。如杜牧、李商隐绮靡的小诗，冷艳圆熟，达到小诗登峰造极的境界。其他如皮日休、陆龟蒙等诗人沿新乐府的道路，描写民间疾苦，替离乱的晚唐留下了一些真实的记录。

唐人有养伎之风，诗声不绝。青楼管弦，酒酣而歌。于是长短句大量兴起，形成唐代另一种新体诗的产生，称之为“词”。

词，又名曲子、曲子词、长短句，另又名诗余、乐府、琴趣、乐章等别称。在宋人的词集中，有苏轼的《东坡乐府》、范仲淹的《范文正公诗余》、欧阳修的《醉翁琴趣外编》、柳永的《乐章集》。词是配合音乐的歌词，是诗与音乐结合的音乐文学。

词的起源，与音乐的关系至为密切，其兴起的原因如下：

一、渊源于乐府歌辞。由于唐人的近体诗可以配合歌唱，将整齐的诗句摊破或加以和送声的变化，演变成活泼的长短句，因此从诗衍化为词，成为唐人的一种新体诗。

二、由于声诗的流行，于是长短句的词崛起。唐人的声诗，便是合乐的诗，尤其与民歌的兴盛有直接的关系。有些民歌传唱一时，如今已成词牌，文人往往倚声填词。

三、唐人有养伎之风，青楼传唱的酒令，便是词中的小令。因此早期的词，是传唱于青楼茶肆杯觥之间的艳歌。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敦煌莫高窟所出土的唐人写本敦煌卷，其中有“敦煌曲子词”，便是唐人的民歌，也是唐词的开端。这些拙朴率真的敦煌曲子词，已开启了唐词的新篇。传统的说法，最早的词家始于李白，因此“词中有三李”，即李白、李煜、李清照。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清平调》、《秋风词》等，自有它独特的风貌。前人怀疑《菩萨蛮》、《忆秦娥》为后人托名之作。但敦煌曲子词的出土，证明盛唐时已流行《菩萨蛮》的曲调，李白能作此调之说已可成立。

中唐期间词家渐多，如韦应物的《调笑令》，张志和的《渔歌子》，王建的《宫中调笑》，白居易的《花非花》、《忆江南》、《长相思》，刘禹锡的《忆江南》、《杨柳枝》等词，说明了文人大量模仿民歌的词已蔚为风气。

词的发展，始于民间的曲子、曲子词，然后发展为歌楼茶肆传唱的伶工之词。这些在58字以内的词，称为小令，小令便是从酒令演变而来的小曲、小调。59字至90字的词，称为中调；91字以上的词，称为长调。中调和长调，又称为慢词。

晚唐五代的词，便是小令。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流于浮华，于是艳风大扇，其间五代后蜀赵崇祚所编的《花间集》，收有晚唐五代词人18家，包括温庭筠、韦庄、顾敻、孙光宪等。另外无名氏所编的《尊前集》，收有晚唐五代词人38家，包括李隆基、李白、白居易、温庭筠、欧阳炯、冯延巳等。在风格内容上，已演变成杯觥之间的艳情小调。于是“诗庄词媚”的分野，也越来越为显著。

五代词家大致分布于两个地区，一是西蜀，以花间词人为主，以温庭筠为“花间鼻祖”的代表。一是南唐，南唐词人有别集而无总集，其中有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冯延巳等词人，仍然是歌者之词的风格，是小令的词；而李煜的词，写去国之痛，境界始大，已变伶工的词为士大夫的词。在南唐词中，李煜不仅足为代表，在晚唐五代词中，也堪称第一。近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曾将温庭筠、韦庄和李煜三家词做比较，评温庭筠的词是“句秀”，韦庄的词是“骨秀”，而李煜的词是“神秀”。

北宋前期的词，沿《花间集》、《尊前集》的遗风，仍是小令之类的歌者之词。北宋晏氏父子晏殊、晏几道首开风气，其著有《珠玉集》、《小山集》，从词集名也可知为小令艳词。其后范仲淹、欧阳修的词崛起，范仲淹的词传世的不多，《全宋词》录有他的词5首，他的《苏幕遮》和《渔家傲》，却有几分边塞的风貌；欧阳修虽是古文大家，但写起词来，依然纤巧妩媚。一般的小令，多半为女性化的词，也是青楼的艳歌，保有歌者之词婉约艳丽的本色。

词发展到张先、柳永时代，由小令演变为慢词。张先有“张三影”之称，他的佳句“云破月来花弄影”，“柳径无人，坠轻絮无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传诵一时；柳永的词，更是脍炙人口，时人曾谓：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他的《八声甘州》和《雨霖铃》，堪称代表作，均是长调慢词的极品。

苏轼也多慢词，他的词题材扩大，由歌者之词变为文人之词。他在词中写自己的遭遇，无论记游怀旧、咏史说理都能入词。他是词诗化的第一人，也是给予词作子题的第一人，更是开豪迈词风的第一人。如他的《念奴娇》，子题作“赤壁怀古”。其他北宋词家尚有秦观、贺铸、周邦彦等人。

南宋词的发展，可分乐府词派和白话词派两大类。乐府词派是继承周邦彦重音律的词家，有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周密、蒋捷、王沂孙等。他们不但能填词，也能作曲创调。白话词派从李清照开始，其他如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辛弃疾、刘克庄等词家，都能将白话入词，用白描手法写真挚的情感，反映大众的心声，开创了词的另一境界。

曲是元代新兴的文体，又称“词余”。在我国韵文的发展中，唐诗、宋词、元曲，一脉相承，自有它继承的渊源存在。然而唐诗的典雅，宋词的艳丽，元曲的俚俗，自有它风格上的特色，也反映出时代文学的道路。

元曲产生的原因，乃由于金元入主中原，摧残汉人文化，废科举；蒙古人统一中国，又分江南人为十等，九儒十丐，文人受鄙视。于是元代的戏曲作家大多数是布衣平民，甚至是潦倒的文人和倡优。他们所写的曲，供一般民间歌唱、欣赏。元曲的产生，也与音乐有关。金元入主中国，胡乐盛行，嘈杂缓急，词不能配合，于是更为新声。大江以北，渐染胡语，曲调急促慷慨，是为北曲；大江以南，曲调婉转而流丽，是为南曲。

就曲的形式结构而言，有散曲和戏曲之分。散曲从词衍化而来，是合乐可唱的小调，有一定的曲牌。散曲有小令和套数的分别，小令如同词的小令，单独一阕，自成格局；套数则是集合同一宫调的小令，在内容上可以连贯，铺叙一段故事或情节，如同诗词中的联章。如《西江月》、《四块玉》、《天净沙》等是小令，如马致远的《秋思》、关汉卿的《侍香金童》等是套数。元代散曲的作家，可分前、后两期，前期有关汉卿、白朴、王实甫、卢挚、马致远等，后期有张养浩、贯云石、乔吉、张可久、徐再思、周德清等。其中小令创作最多的作家是张可久，在任讷所辑的《小山乐府》中，共收其小令751首，套数7套。

元代前期的散曲，充分表现北方民歌中率直爽朗的精神与质朴自然的通俗文学之美。后期的散曲，渐渐失去了民间文学的通俗精神，在修辞上和内容上，走上了典丽重雕琢的道路。

明代散曲，承元代余绪，散曲作家如康海、王九思、冯惟敏等，是北方人，所作多为北曲，亦兼写南曲；至于梁辰鱼、沈璟、施绍莘等，则是南方人，所作都是南曲。元明散曲的流行，多为渔樵生活的写照，与民间的市井小唱同类。

戏曲包括了元人的杂剧和明清的传奇。元人杂剧是北曲配上科、白，成为舞台上可演出的戏剧。科是演员所表演的动作，白是说词宾白，也就是台词。戏曲是由歌唱、宾白、角色组合而成的表演艺术，唱词和宾白除了为剧中角色代言，还具有补充布景的不足，显明动作的意义。

元人杂剧每出包括四个套曲，每一套曲称为一折。因此元人杂剧的基本架构，每本为四折。每折一韵到底，由一人独唱；也有全剧四折，由一人独唱到底，如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等便是。杂剧的前面可以加一个“楔子”作为序幕，后面可加题目正名作为结束。

每本杂剧最后列题目和正名，作者把剧本写成后，将剧本的内容用提要方式将总结写出，以便剧场招贴，具有广告的效果。

元代杂剧作品很多，著名的有关汉卿的《窦娥冤》、《救风尘》，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梧桐雨》、《墙头马上》，马致远的《汉宫秋》、《青衫泪》，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郑光祖的《王粲登楼》、《倩女离魂》等。在元人杂剧中，对各种典型人物的描写，把一些思想内容深刻又真实地表现在舞台上。

明清的戏曲称为传奇，主要的故事题材取自唐人的传奇小说。戏曲的结构，也与元代杂剧有些不同：杂剧每本四折，传奇则扩大为三十出，甚至于四五十出，每出不限一个套数，一韵到底，不限官调，可以换韵。传奇不限独唱，可以对唱、轮唱、合唱。传奇的开端，类似杂剧的楔子，而用“家门”、“开场”、“开场始末”，其实是相当于开场白或序幕，只是在名称上古今有所不同。

最早的传奇作品有五大传奇，即《杀狗记》、《白兔记》、《拜月亭》、《琵琶记》、《荆钗记》。清朱彝尊以为《杀狗记》是徐旺所作，是根据元萧德祥的杂剧《杨氏女杀狗劝夫》而来。《白兔记》是元明之间的民间作品，写五代刘知远穷困从军，因功立业，而他的妻子李三娘磨房产子，终于夫妻团圆的故事。《拜月亭》作者不可考，写蒋世隆和王瑞兰亭前拜月、才子佳人的故事。《琵琶记》为明高明作，写赵五娘寻夫的故事。王国维考定《荆钗记》为明朱权所作，写王十朋和钱玉莲离合的爱情故事。

明代传奇在《琵琶记》出现后，曾消沉一段时期。中明魏良辅改良昆腔，于是传奇再度兴盛。如梁辰鱼的《浣纱记》，盛行于江南各省。晚明有沈璟的《义侠记》，叙武松故事。最著名的要算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即《还魂记》(又名《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都是写梦的故事。有爱情的梦和人生的梦，故称《临川四梦》，又名《玉茗堂四梦》。

清代的传奇作品有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李渔的《蜃中楼》、《比目鱼》等《笠翁十种曲》，蒋士铨的《四弦秋》、《临川梦》。

在一切文章中，只要是不押韵的文章，都是散文。而散文的内容和写法都很自由，无论是写景的游记，写人的传记，写情的抒情小品，写事的叙事散文，写物的咏物小品，写理的议论或说理散文，都在散文的范围之内。因此散文是最自由、最活泼的文体，几乎是无所不“散”，不拘格套。

我国历代散文极为发达，早期的散文多为著述文，为论述其学说所写的文章。因而早期的散文是实用的学术性文章，而非唯美唯情的文章。在前人的分类中，往往采经、史、子、集的分类法。而经、史、子三部的文章，在我国散文中也占了重要的地位。集部的作品与今人的文学较为接近，于是经、史、子部的散文，是以知性为主的散文，集部的散文是感性较强的散文。

我国散文产生极早，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开始便是商代的卜筮文字。商代约在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其中只是片言只字的卜辞，还够不上成篇的文章。商周以后，文字的运用日广，人们用来记言记事，于是文籍繁生。而到周代，各种文体均已完备。

春秋时孔子开私人讲学的风气，整理六经以教弟子。后人尊孔，将他所整理的书籍称为“经”书。其实孔子是整理虞、夏、商、周历代先贤文献，构成了文化的传统，建立了儒家的学说思想。

孔子的言行记载在《论语》中，由朴质的纪言发展为复杂的论辩，由简朴的散文衍变为横纵批驳的散文。由《论语》到《孟子》，春秋时代的散文是一章一节；到繁复的战国时代，散文已可成篇。《论语》中的论“仁”和《孟子》中的取“义”思想，便成儒家思想的主要精粹所在。

其他如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是礼的行使和理论的阐明，在于明人伦、辨亲疏，以定人与人的关系。而史官所记的《春秋》，有三传的阐述，其中《左传》尤富文采，成为古文家敬奉的古文典范。

在先秦诸子和两汉诸子中，要籍繁多。就文学的观点来看散文的发展，周秦两汉诸子的散文各能表现一家之言。

从春秋时代《道德经》五千言，发展到《庄子》的寓言，也是由简朴的散文演为复杂华彩的散文。《庄子》的寓言扩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但《韩非子》的寓言则多落实在人事上，写人间发生的小故事；《荀子》的散文喜欢引据资料，列举事类以证明其理论。

两汉诸子，如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刘向的《新序》，都以“新”论为号召，其实都是儒生的主张。其他如董仲舒主张恢复儒家思想，而有《春秋繁露》，桓宽主张富国之道，而有《盐铁论》；刘安主张虚无之道，而有《淮南子》；王充为破除汉人拘泥于阴阳五行迷信的风气，而有《论衡》。这些论述的散文，均重于说理议论，被后世视为哲理性的散文。

在周秦两汉时代所编著的史书，大半出于史官。孔子运用鲁国的史料，表彰春秋大义而有《春秋》，其后“三传”的阐述，已在经学中述及。其他如《国语》、《战国策》等国别史，多记纵横家之言，也是后世古文家所崇奉的对象。

两汉史学散文，当称《史记》和《汉书》两部巨著。司马迁的《史记》，是二十五史的第一部。他开创了纪传体的史书，也开创了传记文学，是唐宋以来古文家奉为圭臬的作品，他也因而被推崇为古文之祖。班固著《汉书》，大致渊源于《史记》的体例，不同的是：《史记》属通史，《汉书》属断代史；而《汉书》论赞、叙事详赡，也是史书中的翘楚。班固又长于辞赋，于是被后世尊为骈文之祖。

周秦两汉的散文，多以实用为主，成部的著述多被归入经、子、史部的领域。只有一些单篇小作，才会被收入文学或集部之中。今从《昭明文选》中可看到一些篇什的作品，也多半是应用的文章。如秦李斯的《谏逐客书》，以及一些碑文。汉贾谊的《过秦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孔安国的《尚书序》、邹阳的《上书吴王》，以及班固的《封燕然山铭》。这些大致为骈散互用的散文，和东汉以来渐趋于行骈的文章不同，仍存有朴质的古风。

魏晋南北朝由于绮靡文风盛行，重巧构形似之言，因此诗文的创作重形式、讲技巧、尚华藻骈辞。所谓“巧构形似之言”，见梁钟嵘的《诗品》及刘勰的《文心雕龙》，意指巧妙的构思，而能曲写其状。流风所扇，用词华丽，对称行骈，于是骈文大行。但在魏晋南北朝间，仍有人继续在创作优美的散文，而不受骈文流行的影响，也有不少的作品传诵一时，为后世所激赏。

此间脍炙人口的单篇散文，如三国魏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三国蜀诸葛亮的《出师表》、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李密的《陈情表》，以及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都是隽永的佳构，千古不朽的小品。

成书的散文，如北魏郦道元沿用汉桑钦的《水经》，演为我国第一部山水小品散文的《水经注》；北魏杨炫之纪宫室庙宇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述立身治家的《颜氏家训》；南朝梁刘义庆写人物轶事的《世说新语》，同时他也写志怪笔记，如《幽明录》等鬼故事。当时志怪笔记流行，如晋陶渊明有《搜神后记》、梁吴均有《续齐谐记》等。在骈文盛行的年代里，有这些清新隽永的散文出现，在当时文坛中可以算是一股清流。

六朝文章骈俪盛行，文辞华丽，并重排偶用典。至唐代格律更严，离实用文学愈远，内容华而不实。有北魏苏绰仿《尚书》的《大诰》，隋李谔、王通倡贯道济义的朴质文章，唐陈子昂倡言复古的书论，李华、萧颖士、柳冕、独孤及、元结等排斥骈俪浮华的风气，崇尚朴质复古的文章，这些人士都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

到中唐韩愈、柳宗元时，提倡文以载道的古文，使文学与儒学合而为一。于是文风转变，文人洗去江左绮靡的习气，转而效韩柳的古文蔚成风气，使韩柳成为当时文坛的盟主，而散文再度跃居文坛的主流。在韩门的弟子中，有李汉、李翱、孙樵、皇甫湜、沈亚之等，但柳宗元的弟子却很少，这是因为柳宗元遭受长期的贬谪，且谪居在永州、柳州等偏远的区域。今观唐代的古文家，全部是北方人士。

唐代到清代的古文运动共有四波，而且波澜壮阔。第一波是唐代韩柳的古文运动，第二波是宋代欧阳修及其门生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的古文运动，第三波是明代前后七子，以及反对前后七子的公安派的古文运动，第四波是清代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的古文运动。

由于晚唐、五代绮靡文风又盛，骈文又兴，古文又销声匿迹，北宋初期西昆体的盛行，使绮靡文风变本加厉。这时也有柳开、穆修、孙复、尹洙等人提倡实用的古文，到欧阳修出而领导文坛，主张师经明道，尊韩愈文，于是宋代的古文运动波澜又起。欧阳修任参知政事时，乐于奖掖后进，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都是经由欧阳修的拔识而立身成名的。他们在北宋文坛上，开创了平易近人的古文，使宋代古文更趋于普遍化。明人茅坤曾编选《八大先生文钞》，包括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八人的文章，后世因称“唐宋八大家”。

明代古文运动，是第三波的古文运动。从中明以后，拟古古文家崛起，有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以及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所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摹拟派古文。同时，有唐顺之、王慎中倡文章本色论，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推崇唐宋八大家古文以抗衡。其后又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倡“性灵说”，认为写文章可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来书写，而且“直抒胸臆，如写家书”，以反对前后七子模拟之俗。由于三袁是湖北公安人，世称公安派。公安派的古文家，给晚明带来清真幽峭的晚明小品。除三袁外，尚有张岱、徐渭、归有光等散文家。

清代古文运动，是第四波的古文运动。清初，性灵派的古文仍在，但流于空疏，甚至杂以小说，不够雅洁。于是康熙年间，方苞编《古文义法约选》，倡古文义法，主张“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有物是指古文要有内容，有序是指古文要有条理、有方法。并把古文家的文统找来，推崇经史的书，并崇尚唐宋古文家及归有光的古文。古文要“雅洁”，后经刘大櫆、姚鼐的扩大，于是建立了桐城派的古文。方、刘、姚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世称桐城派。姚鼐的弟子多，如梅曾亮、刘开、管同、方东树、姚莹等，均有文名。其后又有桐城派的别支阳湖恽敬、张惠言，主张骈散互用的古文，称阳湖派；湘乡曾国藩及其弟子薛福成、黎庶昌等扩大桐城派的门户，称为湘乡派。

骈文，又称四六文。由于我国文字可奇可偶，在先秦时代的文章，骈散不分，自然互用。自东汉以来，文风崇尚对称，以增加对比联想和美感，于是有俪辞骈语之作，如《周易》的“云从龙，风从虎”，《书经》的“罪疑唯轻，功疑唯重”，以及班固《两都赋》中的“风毛雨血，洒野蔽天”，口语所云：向天索价，就地还钱。都是很好的对称句。

骈文和散文的不同，骈文的基本句法，是以四字、六字为基本句，故又称四六文。散文不受句法的限制，可以自由书写。因此骈文行偶，散文行奇。骈文辞语尚绮靡华彩，散文尚自然朴质；骈文要隶事用典，散文要直接铺叙、白描直写。骈文的特色是行偶，四六句法，宜用典，重气势，有轻倩之风。

骈文受辞赋的影响，产生于东汉。辞赋用韵，排比成采，将韵脚去除，便成骈文。骈文极盛于六朝，即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均建都于金陵，文风尚华靡，故又称六朝文。魏晋时的骈文家，大半也是辞赋家，如曹丕的《典论·论文》、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张载的《剑阁铭》、陆机的《文赋》，都是称著的骈文。

在清人孙德谦的《六朝丽指》中，将六朝文分为四体，即永明体、宫体、吴均体、徐庾体。永明体是指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谢朓、王融等，用声律说以写诗文，称永明体。因此重声律的骈文，属于此体。宫体的骈文，是指梁武帝跟任昉、萧琛等竟陵八友所写的骈文。由于辞藻艳发，伤于轻靡，时号宫体。吴均体是写山水清音的骈文，如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徐庾体是徐陵、庾信所写的骈文，也是新宫体。将描写宫廷女子的轻艳，扩大为一般咏物抒怀的内容，如徐陵的《玉台新咏序》，庾信的《春赋》、《哀江南赋》，江淹的《恨赋》、《别赋》，可为代表。

唐以后的骈文，承六朝文的遗风。初唐四杰骈文，大率措辞绮丽，属对工整，平仄协调。如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为天下至文。其他如唐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也是骈文的能手。中唐陆贽的奏议，柳宗元的谢表，晚唐李商隐的《樊南四六甲乙稿》，堪称唐代骈文的代表。

宋代西昆体盛行，藻丽辞赡，但风格不高。欧阳修、苏轼散文化的骈文，却被人激赏。如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传诵千古。

元明的律赋和八股文，使骈文的精神消失殆尽。清代骈文复起，如陈维崧、毛奇龄、汪中、王闿运、李慈铭等，堪称一代之大家。“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意是指琐碎的话，与后代小说的意义不同。东汉桓谭的《新论》载：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班固《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中有九流十家，最末一家便是小说家，他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因此“小说”是说“小道”的，与“大说”说“大道”不同。小说家是残丛小语，道听途说的传导者，代表民间刍荛狂夫的意见，与士大夫说仁义大道理的议论不同。

小说本也属于散文的范畴，后来小说作品愈来愈多，于是脱离散文而自立门户。我国古代小说分笔记小说、传奇小说、短篇小说、章回小说。《汉书》所录15部小说，今仅存书目，书已亡佚。《隋书》所录25部小说，以《燕丹子》为最古，不著作者，所述与《史记》荆轲刺秦王中燕太子丹的故事相近。汉魏以来，多述神仙鬼怪的笔记小说。这些由神话传说所发展出来的趣味性短篇小品，随巫风佛道的盛行，产生鬼世界的故事，流传民间。如托名汉东方朔作的《神异经》、《十洲记》，托名班固作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托名刘歆所作的《西京杂记》，大都是魏晋人所作。

晋代干宝的《搜神记》、王嘉的《拾遗记》、张华的《博物志》、陶渊明的《搜神后记》，也是记载志怪的故事。南北朝时，王琰的《冥祥记》、颜之推的《冤魂志》，还加入佛教轮回报应的观念来传说神鬼故事。其他如吴均的《续齐谐记》，写非理性的鬼世界，堪称志怪的圣品。其中最可贵的是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写后汉至东晋的名士言行、士族生活、轶言轶事与六朝人的风流倜傥，逸趣横生，是汉魏南北朝中笔小说的珍品。

继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之后，唐人有传奇小说的兴起。传奇小说不写鬼故事而写人事，可称为我国短篇小说的开端。六朝志怪的鬼世界笔记，是非理性的“幻设语”。而唐人传奇，已是理性地写人间事的“作意”小说。唐人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多方面的。有书生，有官吏，有名门闺秀，也有妓女歌伎。写虚幻人生的，有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写爱情故事的，有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陈元祐的《离魂记》、蒋防的《霍小玉传》。写历史故事的，有陈鸿的《长恨歌传》、郭堤的《高力士外传》。写侠义故事的，有袁郊的《红线传》、杜光庭的《虬髯客传》。今多收集于宋李昉辑的《太平广记》中。

宋人的传奇，大抵依唐人的传奇小说旧道路而发展。较有名的，如乐史的《绿珠传》、《杨太真外传》，秦醇的《骊山记》、《赵飞燕别传》。

宋人小说最出色的不是发展志怪或传奇，而是发展白话短篇小说。世称为“话本”，也是市井小说，即说书人所用的话本。话本早在唐代已有，敦蝗出土的敦煌卷中便有少量的话本，如《韩擒虎话》、《庐山远公话》等。今人所传宋人白话短篇小说，以《京本通俗小说》为代表，其中如《碾玉观音》、《错斩崔宁》、《拗相公》、《冯玉梅团圆》等8种，代表了宋人短篇小说的面貌。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流行，有冯梦龙所采辑的“三言”，包括《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以及凌濛初所采辑的《拍案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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