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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 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著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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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试读：

我们生活在一个跨界的年代：乔布斯跨了科学和艺术的界，把苹果电脑和苹果手机变成了艺术品；社会网络研究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把属于传统的定性研究的社会学变成了纯粹的数据科学；扩展现实（Augmented Reality）更是跨了真实和虚拟的界，人们越来越难以分清，从谷歌眼镜里看到的哪些是真实的外部世界，哪些是虚拟的数据……

今天，对大众而言，最重要的跨界是：计算机、互联网正在跨进原来只属于人类的世界。IBM的超级计算机沃森在智力问答游戏中战胜所有人类取得了冠军；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在美国加州获得了上路驾驶的实验牌照；微软正式推出了计算机全自动同声传译系统……一夜之间，我们最引以为豪的发明、我们最重要的帮手，摇身一变成了我们最大的敌人，电影《终结者》也似乎已经从虚幻变成了预言。

面对这样的跨界，悲观者有之，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的《浅薄》（The Shallows）一书认为，互联网正在使我们变得肤浅；麻省理工学院（MIT）数字经济中心的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c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合著的《与机器赛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进一步描述了大量职业被机器替代的惨淡前景。不过，在他们的新书《第二个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他们重新变得乐观起来。乐观者也有之，《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克莱夫·汤普森（Clive Thompson）在《比你想象的更聪明》（Smarter Than You Think）一书中认为，机器不是人的对手，而是人的伙伴，因为人的创造力、模糊判断能力等技能仍然是机器人所不具备的。进而，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罗伯托·曼戈拉·昂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响亮地喊出了：“人类就不该做机器能做的事情。”他认为，机器智能的提升恰恰是促进人类进一步激发潜能、发挥创造力的最大动力。

不管乐观还是悲观，我们都应该承认，计算机和互联网越来越深入人类的生活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在30年前提出了著名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的智能不是简单的一种，而是由8种相互独立的智能构成的。它们分别是：语言智能、音乐智能、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身体智能、自省智能、交流智能和自然智能。其中，其他7种智能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类仍然非常重要，只有自然智能已经变得像盲肠一样，成了对人类而言可有可无的东西。“会不会在森林里迷路”再也不是自然选择的条件之一了。

与森林等自然环境的境遇相反，计算机和互联网正在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新环境。和与自然接触会产生自然智能相同，我们与计算机和互联网接触会产生机器智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能思考的机器，而是人们如何更好地驾驭机器的智能）、网络智能（不是网络里产生的群体智能，而是人们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解决问题的智能）。机器智能、网络智能的智商高低，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就像深入了解自然才能提高自然智能一样，深入了解我们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关系，不仅仅简单地把对方当成冷冰冰的机器，才能提高我们的机器智能和网络智能。因为，机器和网络也像人一样，有很多复杂的特性需要了解，更重要的，我们在与机器和网络互动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细微的、和别处完全不同的感情，这些感情会进而影响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决策、我们的智能。

雪莉·特克尔教授是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科技与自我创新中心主任，哈佛大学社会学和人格心理学博士。她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人与计算机、人与互联网互动时产生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变化等前沿问题，相继出版了探讨人与机器的互动与心智融合的《第二个自我》（The Second Self）和探讨人类的网络虚拟身份的《虚拟化身》（Life On the Screen）等一系列书籍。

今天，这本《群体性孤独》更是把这两大领域内的最新发展以及特克尔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入浅出地呈现给了读者。

可以说，要了解人类的未来，就必须要了解人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关系，尤其是情感关系。这一切，可以从这本著作开始！王煜全海银资本合伙创始人互联网时代未来趋势专家转折点

30年前，当我刚刚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职、开始从事计算机文化的研究时，彼时的世界还是一派稚气的景象。孩子们在电子设备上玩三连棋游戏，电子游戏中的火箭发射击碎入侵地球的小行星，“有智慧”的计算机程序已经可以在一场正式的国际象棋比赛中和真人选手一决高下。第一代家用电脑的购买者主要是一群发烧友，他们尝试自己编写简单的小游戏。没有人知道家用电脑在未来还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在这个人工智能还很年轻的新领域，学者们在讨论可以识别简单形状、操控图块的程序。人工智能科学家在辩论未来的机器获得“智慧”的方式。一些人认为可以通过外部植入程序的方法获得；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未来的机器可以通过被写入简单的程序自行进化为复杂的智慧体，正如当今的神经生物学家发现人类的智慧和自我意识，是通过相对简单的人脑结构和活动产生的。

我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如同人类学家一样，是这片崭新世界中的陌生人。那时我在巴黎生活了数年，研究心理分析的思维如何进入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人们如何用这一新语言进行自我反思。我之所以加入麻省理工学院，是因为我感觉到在计算机语言中，类似的情况也正在发生。“调试”、“编程”这样的计算机词汇，开始在政治、教育、社会生活，以及心理分析学最重要的中心——关于自我等多方面被使用。当从事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同事们沉浸于如何让计算机完成各种精巧、复杂的任务时，我的关注点却在其他方面。计算机正在怎样改变作为“人类”的我们？我的同事们通常反对我的这个说法，他们坚持认为计算机“只是工具”。但我依然认为“工具论”具有一定欺骗性。人类自古就是由工具所塑造。而如今，正处于机器和大脑界限边缘的计算机，正在改变和塑造我们。

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我试图探索“设备的内在历史”（inner history of devices），这需要大量的倾听——通常不是那些正式采访中的故事，而是正式访谈结束后的、边角料般的评论和对话。为了完成我的工作，我采用了“实地研究”（也称作民族志研究）和“临床诊断”两种方法。人类学家通常的做法是花费数百小时在单一的环境中探访本地的知识。我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潜伏”在计算机科学学院、家用电脑发烧友俱乐部以及初中生的计算机实验室中。我向计算机科学家、发烧友和孩子们提问，但通常情况下，我会倾听他们在新的“智慧”机器附近如何交谈，并且观察他们的行为特征。

我常常听到由计算机话题引发的深刻而博学的对话。也许在一些人看来，人类的大脑和计算机非常相似，都是被编程的“机器”。如果大脑是由程序控制，那么也许自由意志（free will）就只是幻觉。最奇特的是，类似上面这样的对话常常不只发生在研讨会会议室里，还发生在厨房、饭桌以及游戏活动室中。计算机将哲学讨论带入了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将孩子们变成了哲学家。电子设备陪伴孩子们玩三连棋游戏、进行单词拼写测试，孩子们则开始思考：计算机是活的吗？它们的思维方式和人类有所不同吗？在“智慧”机器的时代，人和机器的区别是什么？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的独特时刻：机器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重新思考人类思维、记忆和理解力的含义。计算机激发我们进行自我反思。对于我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当时才13岁的德博拉的一段对话让我记忆犹新。在学习了一年计算机编程后，德博拉说当他用计算机工作时，“自己的一部分心智成为了计算机心智的一部分”，你开始用“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与计算机面对面，人们在机器这面镜子中反思自我。受到德博拉这段话的启发——也是向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致敬，在1984年，我将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命名为《第二个自我》。

1984年。这个特殊的日期由于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同名，而在西方知识界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在书中，奥威尔描绘了这样一个未来的社会景象：人们受到政府全天候的监控，公开的头脑控制，个人权利丧失殆尽。讽刺的是，尽管当时许多科幻小说都将未来科技的社会影响描绘成上述这种反乌托邦式的情景，但我自己在1984年出版的书中却是乐观而充满希望的。诚然，我也有所担忧。我担心新技术具有强烈的“黏性”，让人们无法与其分离；我也担心沉迷于计算机的世界，会让我们逃避面对真实世界中的个人问题和宏观政治问题。但是，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我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论述计算机如何启发我们进行新的自我反思。

在《第二个自我》这本书发表后的数十年中，人们与计算机的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人机关系主要是指人与计算机一对一，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就不再如此。计算机成为通往虚拟世界的门户，在那里人们可以过着与现实世界平行的生活。人们加入美国在线（American Online）的网络，发现了新的“空间感”。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时代：我们不再拘泥于那有限的、只有数十个朋友的社交圈子，而可以有数百个、甚至数千个朋友，从而开拓了前所未有的社交广度。我的研究焦点也从一对一的人机关系转移到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人际关系中。

我在波士顿的家中每周末都举办比萨派对，邀请各路朋友参加，请他们讲述各自在虚拟世界中的新生活。他们讲述自己在屏幕内外的生活，描绘了虚拟和现实的界限如何被侵蚀。人们的自我角色不再是单一的，而是伴随着线上线下、虚拟现实的转换形成了多元的身份认同。通过技术的棱镜，我再一次感受到人类自我身份创造和体验的转变。

我将研究结论写成了1995年的第二本书《虚拟化身》。这本书从积极的视角对网络身份探索进行了研究。但是，我在1984年时的乐观态度已经受到了挑战。在访谈中，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在线生活要比他们嘲弄地称为“RL”（Real Life）的现实生活更舒心。比如，一位来自中西部的大学生道格，他在3个不同的网络虚拟世界中拥有4个虚拟化身（avatar）。他总是同时打开这几个虚拟世界的窗口，家庭作业和电子邮件的页面，以及最爱的游戏界面。他很轻松地在不同的虚拟世界中穿越，他告诉我，现实生活“只是多打开一个窗口而已”，并且他补充道：“甚至通常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个。”这将我们的未来引向何处？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大趋势已经非常明显。第一大趋势是生活的完全网络化。我们无须明确的目的地就可以上网。通过网络浏览器和搜索引擎——Mosaic、Netscape、IE、Google，人们仿佛在一个无尽的处女地进行探索。同时，由于无线互联网的发展，人们不再需要通过传统意义上的“电脑”设备、桌面、网线连接才能登录。由于网络随时随地、无处不在，因而我们才能随时与彼此同在。第二大趋势是机器人的进化。如今的机器人不仅可以帮助人类完成困难和危险的工作，而且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朋友。这一领域的成果于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了孩子们的游戏活动室：孩子们开始有了电子“生物”的陪伴。它们的要求被关注，同时也似乎可以反过来关注孩子们。《群体性孤独》一书对上述电子文化的两大趋势在过去15年中的新变化、新发展进行了新的阐释，将焦点集中在年轻的“电子土著”（digital native）身上。这一代人的成长伴随着手机、智能电子玩具。如果说在《虚拟化身》一书的结尾，我曾表达了自己对于模拟化生存所要付出代价的忧虑，那么在这本书中，这种忧虑则更加严重。如今的我们缺乏安全感、却又渴望亲密关系，因此才求助于科技，以寻找一种既可以让我们处于某种人际关系中、又可以自我保护的方法。我们发短信，我们和机器人交互。我感觉我们正在见证人和技术关系第三次变革的转折点。我们屈服于无生命的挂念，又害怕与人交往的风险和失望。我们更依赖于技术而非彼此。

在本书中，我集中论述过去15年中的观察和思考，同时也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些新问题。为了讲述人造生物是如何促进人际关系的故事，我从20世纪70年代的ELIZA计划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人类形状的社交机器人，如21世纪初期由麻省理工学院研发的“多莫”（Domo）和“梅茨”（Mertz）。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其他的电子“生物”，包括电子宠物蛋“拓麻歌子”（Tamagotchi），机器人“菲比”（Furby）、“爱宝”（AIBO）、“真宝”（My Real Baby）、“凯斯麦特”（Kismet）、“卡格”（Cog），以及一种专门为老年人提供陪伴的机器人——海豹医生“帕罗”（Paro）。我要感谢参与到我机器人研究的250多人。一些人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参观机器人，另一些则是我将机器人带到学校、课后活动中心和养老院中。当和孩子们一起研究的时候，我总是尽可能地让他们把机器人带回家几个礼拜，请他们和家人撰写“机器人日志”，记录家里有了“菲比”、“爱宝”、“真宝”这些机器人后的日常生活。

在这个关于计算机中介传播的故事中，我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开始通过电子邮件、BBS、网上聊天（Internet Relay Chat）和美国在线进行研究，并且加入了第一个虚拟社区和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在过去的10年中，网络形态发生了剧烈的改变，我也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无线通信设备、短信、即时信息、社交网络、Twitter和大规模多人在线网络游戏。我的研究同时也包括由三维环境和虚拟化身组成的虚拟现实社区。

我的研究对象是年轻人，因此我的研究观察大多数是在高中和大学校园完成的。但同时我也和成年人进行访谈对话，以了解网络如何改变父母之道，以及建筑、管理咨询等行业的传播格局。参与我关于连接性研究的总人数超过450人，其中大约300人为儿童、150人为成年人。对于在过去的15年中参与这项研究中的所有人们，我对他们的慷慨和善良心怀感激。

我的研究成果来自“实地研究”和“临床诊断”。在“实地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通常前往人们和技术交会之处观察、互动、提问，并记录现场笔记。根据场地设定的性质不同，非正式的访谈可能在咖啡桌上、牛奶及饼干小吃旁边完成。我在学校开设了计算机文化和计算机心理学的课程，因此一些内容也来自教学相长的课堂之中。在“临床诊断”的过程中，我在办公室或其他安静的环境中进行了许多细致深入的访谈。我将这些访谈称为“临床诊断”，当然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是研究者，而非临床医学家。我研究的兴趣在于技术的“内在历史”，这意味着我试图将实地研究者和临床医师的敏感性结合起来。一个敏感的实地研究者总是可以用开放的态度观察研究对象的失言、眼泪和意外的联想。

在我对计算机的研究中，我提供了各种机器人（从早期的电子宠物蛋“拓麻歌子”、机器人“菲比”，到比较发达的机器人“凯斯麦特”和 “卡格”）。这意味着我可以研究来自不同经济和社会背景中的孩子和老年人。在我对网络化生活的研究中，我没有使用任何新技术。我只是对已经在使用网络和手机的青少年及成年人进行访谈。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关于连接性设备和自我关系的研究结论适用于那些有能力购买这些设备的人群。而这个人群的范围要比我想象得大得多。比如，在2008年春天，我在某高中进行调查研究，所有的学生——无论来自怎样的经济和文化背景，都拥有一部可以发短信的手机，并且大多数学生的手机可以上网。我研究的是一个变化中的群体。2010年1月，尼尔森公司（Nielson）发布的一个报告指出，年轻人平均每月发送的短信数量是3 000条。我自己的研究数据则显示这个数量还在稳定增长中。因此，可以预见未来的情形会远远大于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数字。

我的调查研究还在继续。最近，家长们都在排队给他们的孩子购买一个叫作“猪猪鼠”的机器宠物仓鼠，广告词是“为爱而生”（living to feel the love）。网络上最火的一个程序叫作“聊天轮盘”（Chatroulette），这个拥有150万用户的程序的功能是随机地将你和世界上任意地点使用该程序的陌生网友连接到一起。你们可以通过视频窗口见面，你们可以语音聊天或打字。人们通常会在见到对方仅仅2秒钟后就单击程序中的“下一位”按钮，然后下一位陌生人就会出现在屏幕中。似乎“猪猪鼠”和“聊天轮盘”正是本书研究的最终对象：前者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获得人们的宠爱；而后者则将人们物化并迅速抛弃。我将我的故事暂时停在一个让人困扰的均衡点上：我们似乎一直致力于赋予物体以人性特质，同时却满足于用物化的方法看待彼此。

我对研究对象的个人信息都做了匿名处理，除了那些要求实名或引用自公开报道或记录的科学家和研究者的话。我在不一一提及姓名和地点的情况下，在这里要向接受我访谈的所有人，包括学校的管理者、校长、教师，以及养老院的主管、职员，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就无法完成本书的研究工作。我在两家养老院中研究机器人，从7所高中获得研究数据（两家是公立并且是男女混校的；5家是私立的，其中一家是女校，两家是男校，一家是男女混校，还有一家是天主教男女混合高中）。我也跟踪了一些案例研究的对象，他们小时候伴随着电子宠物蛋和“菲比”机器人长大，进入青少年、成年之后则沉浸在网络文化中，熟练地使用短信、Twitter、MySpace、Facebook以及iPhone的应用。我对他们的长期参与，以及对我和研究项目的耐心表示感谢。

我的研究受到麻省理工学院技术与自我研究计划（MIT Initiative on Technology and Self）的资助。感谢所有参与该计划的同事和“科学、技术与社会”课程的同学们的参与。我从他们的支持和优秀的想法中获益匪浅。

麻省理工学院的学术纽带也丰富了我的研究，并给我提供了许多实质性的支持。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给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成为了我研究最好的起点。辛西娅·布雷齐尔（Cynthia Breazeal）和布莱恩·斯卡塞拉蒂（Brain Scassellati）和我一起向60位小孩子介绍了他们主要负责研发的机器人“凯斯麦特” 和“卡格”，并就此进行了“第一次接触研究”（first-encounters study），也帮我想清楚了本书中讨论的许多问题。在此项研究中，我还与研究助理Anita Say Chan、 Rebecca Hurwitz和Tamara Knutsen，以及晚些时候加入的Robert Briscoe、Olivia Dasté等人合作。“凯斯麦特”和“卡格”支持团队的Lijin Aryananda、 Aaron Edsinger、 Paul Fitzpatrick、 Matthew Marjanavic和Paulina Varchavskaia也都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我研究虚拟世界之初，和Amy Bruckman的合作堪称试金石。Jennifer Audley、 Joanna Barnes、 Robert Briscoe、 Olivia Dasté、 Alice Driscoll、 Cory Kidd、 Anne Pollack、 Rachel Prentice、 Jocelyn Scheirer、 T.L.Taylo和William Taggart都在我为期数年与儿童、家庭和老人的访谈过程中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同时，我与Federico Castelegno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网络游戏的研究中合作，我感谢他的真知灼见。

在这个多元化且富有才华的团队中，我需要特别介绍4位同事：Jennifer Audley从最早研究电子宠物蛋和“菲比”的时候就加入了研究计划，并一直持续到“凯斯麦特”和“卡格”机器人；Olivia Dasté于2001年加入我的研究团队，主要负责养老院和学校中“凯斯麦特”和“卡格”的“第一次接触研究”；William Taggart和Cory Kidd主要负责养老院中“帕罗”机器人的研究。我向他们致以我最诚挚的谢意。

同时，我要向Caroline Jones、Seymour Papert、Mitchel Resnick、William Mitchell、Rosalind Picard和William Porter这几位教授表示感谢。与他们的对话带给我许多新的灵感和想法。在“多莫”和“梅茨”问题的研究上，我要感谢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实验室（前文所述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后身）的Pia Lindman、Aaron Edsinger、Lijin Aryananda。他们与我分享机器人的研究经验和成果。针对儿童、网络仿真、机器人仿真文化的研究话题，5位心理分析研究的同行给了我很大启发，他们分别是：Ellen Dolnansky博士、James Frosch博士、Monica Horovitz博士、David Mann博士和Patrick Miller博士。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Hal Abelson于1997年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建议我“研究这些玩具”，我总是听从他的意见。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是第一个向我介绍个人电脑拥有者试图了解机器内部结构原理的特殊诉求。20世纪80年代末，又是他向我介绍了第一代虚拟社区MUDs。他的指引总是开拓着我的研究生涯，唯有追随他的指引进行研究才能回报于他。我感谢他，希望我的研究成果可以让他感到骄傲。

哈佛大学的同行以及那里举办的演讲总是不断地开阔着我的视野。我特别要感谢Homi Baba、Mario Biagioli、Svetlana Bohm、Vanessa Conley、Peter Galison、Howard Gardner、Sheila Jasonoff、Nancy Rosenblum、Michael Sandel和Susan Sulieman这几位教授，感谢他们提供了私下交谈和小组访谈的机会。

此外我还需要向以下诸位表达谢意：Thad Kull不知疲倦地追寻消息源；Ada Brustein、William Friedberg、Katie Hafner、Roger Lewin、David McIntosh、Katinka Matson、Margaret Morris、Clifford Nass、Susan Pollak、Ellen Poss、 Catherine Rea和Meredith Traquina在关键时刻给了我重要的建议；Jill Ker Conway是我第一版手稿的第一位读者，他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并且为我指明了方向；Basic Books出版社的Thomas Kelleher对文章架构和编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Jennifer Kelland Fagan小心谨慎地编辑了我的手稿。文章若有勘误那一定是我未能接受他们的修改建议。Grace Costa和Judith Spitzer给我提供了巨大的行政支持，才能使我从繁杂的工作中脱身，全力投入到访谈、思考和写作上。

我已经和凯莉·格雷（Kelly Gray）合作了6本书。每次合作中，她的投入、智慧和对于文字的热诚都丝毫未变。在本书中，是她帮助我理清在长达30年的搜集中关于计算机文化的数据，并找到我写作所希望的叙事方式。此外，本书中有一些我最爱的措辞是凯莉和我在交谈中提到的。我原本打算一一列出，但凯莉谦虚地婉拒了我的提议。但我想还是有必要让广大读者知道她的巨大贡献。

我关于机器人的研究受到英特尔公司、Mitchell Kapor基金会、Kurzweil基金会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号SES–0 115 668，“关系性人造物”）的资助。“帕罗”的发明者Takanori Shibata慷慨地向我提供了研究用的机器小海豹。索尼公司捐献了他们早期的“爱宝”。我关于青少年的研究受到了英特尔公司、Mitchell Kapor基金会和Spencer基金会的资助。在所有的慷慨支持中，我必须特别提到米切尔·卡普尔（Mitchell Kapor）。他理解我在科技与自我研究计划方面的目标，并给予我全力的支持。本文中的观点仅代表本人，而资助和支持我的机构与个人的立场无关。

我已经对本书的主题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有无数人为我提供了支持和帮助。在这里，我对你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女儿丽贝卡（Rebecca）。从她6岁开始，我就常常带一些或简单、或复杂的机器人回家，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非常有耐心地与这些“会说话”的机器交上了朋友。我让她照顾电子宠物蛋，与“凯斯麦特”和“卡格”玩耍，和有点宅的“帕罗”交朋友。“真宝”有点吓到她了，但她还是努力地讲出了缘由。丽贝卡将我家的地下室称为“机器人坟场”，她很少下去那里。我感谢丽贝卡的忍耐，以及有洞见的、果断的编辑建议，并允许我引用她的话。她拒绝在Facebook上加我为好友，但她教我如何发短信。电子文化的故事已经成为了她生活中的故事。这本书也是给她的一封信，表达了她的母亲如何看待她未来生活的对话。

如今丽贝卡已经19岁了，我知道她已经过了亲密母女关系的年龄。对于我完成了这本书她感到很高兴。然而，我却并不那么确定。正如我书中所说的那样，思考机器人，是思考人类本质的一种方法；而思考连接性，则是为了理解我们对彼此意味着什么。本书的写作已经结束，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索还远远没有结束。雪莉·特克尔于波士顿，马萨诸塞州术，作为人类亲密关系的纽带，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从现实关技系中解脱的工具。在诸如《第二人生》（Second Life）这样的网络虚拟世界中，你可以创建自己的虚拟化身、虚拟住房、虚拟家庭和社会生活。它的广告大意是这样的：“终于有这么一片天地，让你热爱自己、热爱朋友、热爱人生。”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许多人以虚拟化身的方式生存着。在这里，他们比在现实生活中更富有、更年轻、更苗条、穿着更体面。同时，我们也深深迷恋着诸如机器宠物这样的社交机器人。2009—2010年最受欢迎的节日礼物是一款名叫“猪猪鼠”的机器宠物，它比真实宠物更完美：可爱、反应灵敏、不需要清理排泄物，而且长生不老。

技术是极具诱惑力的，因为它能弥补人性中脆弱的一面。而我们的确是非常脆弱、敏感的物种。我们时常感到孤独，却又害怕被亲密关系所束缚。数字化的社交关系和机器人恰恰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在网络世界中我们彼此连接，同时也可以互相隐身。比起面对面交谈，我们更习惯于发短信交流。一位年近五旬、忧心不已的母亲讲述的这个故事，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我当时正在寻找一个新保姆。通常，我都希望在应聘者自己的住所面试她们，因为我认为这样就能够在她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更好地考察她们，而不是在我的家中。所以，当一个叫罗尼的人来应聘时，我立刻和她约定了面试时间。我来到她的公寓，她的室友为我开了门。室友是个年轻女孩，21岁左右，很专注地在她的黑莓手机上打字。她的两个大拇指被绷带严严实实地包扎着，小拇指上还夹着夹板，让人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应该安慰一下她，就说：“那一定很疼吧？”但她只是耸了耸肩膀，说：“没事儿，我还能打字。”我告诉她我是来面试罗尼的，能否帮我敲敲罗尼的门告诉她我来了。这个女孩看上去非常惊讶：“噢，不行。我从不敲门，那样太冒昧了，我会给她发短信。”于是，她发了一条短信给离她不到5米的罗尼。

这本书是我关于“计算机和人际关系研究”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在本书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生活为何变成如今的模样，我们是否满意这样的生活？

在我的第一本书《第二个自我》中，我探究了个人电脑的主体性问题：不要问电脑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而要问电脑“对”我们干了些什么，对我们看待自我的方式、我们的社交关系、作为人的自我知觉有什么影响。人们很早就开始借助互动式、反应式的计算机反思自我，思考人与机器之间的区别。智能机器是活物吗？如果不是，那原因何在？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儿童最可能将这类计算机物品视为某种“活物”——一个还在不断进化中的故事。在三部曲的第二部《虚拟化身》中，我将关注点从人类如何看待计算机，转移到了人类如何在网络空间塑造新的身份认同。而在本书中，我试图展示技术将如何把上述两本书中的观点推上一个新台阶。

计算机不再等着人类来赋予它们意义。如今的社交机器人能与我们眼神交流、侃侃而谈，并学着识别我们。它们向我们卖萌求收养，我们也想象着有一天它们能给我们回馈。如今机器人设计领域讨论最多的话题正是关于陪护功能的研发。2010年夏天，《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大幅报道了有关机器人教师、机器人伴侣、机器人医师的新闻。微软公司也演示了他们研发的虚拟人“麦洛”（Milo）。“麦洛”能识别那些与它互动的人，它的性格也在这样的互动中逐渐形成。更给力的是，在向公众介绍“麦洛”的宣传片里，一个年轻人在一个虚拟花园里与“麦洛”玩游戏，而在片子末尾，更让人兴奋的事情出现了：他在被父母斥责后选择向“麦洛”大倒苦水。

我们不得不问，这些新兴技术预示着什么。一些人希望未来机器人能帮忙打扫地毯、洗衣服；另一些人甚至希望发明机器新娘。社交机器人是真实人际关系的一种替代，而网络终端设备提供的计算机中介式社交，则是真实人际关系的另一种替代。当我们和机器人谈情说爱、和智能手机难舍难分时，我们通过机器重新定义了自己，也重新定义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人们将黑莓手机的上网功能视为生活中“希望的田野”，在这里再也没有寂寞和孤独。一位年近七旬的女士这么描述她的苹果手机：“就像袖珍书上有一个小型时代广场，灯光闪耀，人潮汇聚，尽在其中。”当人类寂寞难耐时，网络正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但倘若我们沉迷于此，则会错失独处的快乐。 机器人时代

2005年11月末，我带着14岁的女儿丽贝卡来到坐落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达尔文主题展。从博物馆门口那个巨大的恐龙骨架标本开始，我们就开启了一场地球生命礼赞之旅，观赏达尔文所说的“无限形体美丽至极”（endless forms most beautiful）。这些不计其数的生物标本如今已经寂然无声，但它们却是大自然进化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印证。这里是记录达尔文的一生和他的思想的最佳场所，他的物种进化论是当代生物学的核心理论。这次达尔文展的目的正是想取悦和说服观众，同时给那些攻击进化论的行为一个小小的回击。

展览入口处陈列着两只巨大的海龟。它们来自厄瓜多尔西部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也正是在那里，达尔文展开了声名远播的进化论研究。博物馆将这两只海龟视为奇珍异宝。在充斥着各种塑料模型的博物馆里，只有它们是活的，而且和达尔文在150多年前看到的加拉帕戈斯海龟一模一样。有一只海龟藏了起来，另一只则蜷缩在笼子里，纹丝不动。丽贝卡仔细地观察着这只海龟，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她一本正经地说：“他们完全可以用一只机器龟的！”我大吃一惊，问她什么意思。她说，如果海龟只是在博物馆里无所事事、一动不动的话，完全没有必要费尽千辛万苦，把它从太平洋的小岛运到纽约。她十分同情这只海龟过着监禁一般的生活，却对它的真实性无动于衷。

这一天是感恩节周末，观摩的人们排了很长的队，每个人都冻得瑟瑟发抖。我开始与其他父母和孩子交谈。我的问题是：“你会在意这是不是一只真的海龟吗？”这个问题马上在无聊等待的人群中引发了热烈讨论。一个10岁的小女孩说，她更愿意看到一只机器海龟，因为活的实在不怎么好看：“这些养海龟的水看起来脏兮兮的，好恶心。”许多支持采用机器海龟的观点进一步呼应了我女儿的想法：活海龟经不起折腾。一个12岁的女孩坚定不移地说：“看看这些海龟，它们什么也不用干，没必要用活的。”她的父亲看着她，困惑地说：“但是最关键的是，它们是真实的、活生生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达尔文主题展把生物的真实性问题放在了醒目位置，不仅展出了达尔文当年野外研究用的放大镜，而且还有他用过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第一次阐述进化论时的名言妙句。但是，孩子们面对迟钝的、会呼吸的加拉帕戈斯海龟时的漠然态度，使这次主办方关于“真实性”的卖点几乎没有什么立足之地。这次在博物馆的见闻，让我想起丽贝卡7岁时的另一件事。那次我们乘船游览地中海，海水碧波荡漾，美得如同明信片上的画。那段时间丽贝卡正热衷于电脑上的模拟鱼缸软件。因此，当她发现地中海水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时，兴奋地指着喊道：“噢，妈妈快看，这是个水母！它看起来像真的一样！”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迪士尼公司的一位副总裁，他说他一点都不惊讶。因为当年迪士尼“动物王国”主题公园在奥兰多市开张的时候，主要的卖点就是里面养了各种“真的”动物——都是活体动物。然而，来到公园的第一批游客却对此怨声载道，他们抱怨这些动物看起来不如其他迪士尼公园里的电子动物那么“真实”：机器鳄鱼拍打着尾巴，眨巴着眼睛，总之，它们能把鳄鱼典型的活动展示得活灵活现。而真实的鳄鱼，就像加拉帕戈斯海龟一样，反而不愿意和人接触。

我相信，在我们的仿真文化里，我们如何看待事物的真实性，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如何看待性爱一样——是危险的、令人困扰的，是禁忌、也是魅力。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但是在博物馆，我却发现孩子们的立场令人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真实性没有内在价值，只有在实现特殊目的时才有意义。达尔文眼中的“无限形体美丽至极”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必须的。我又追问了孩子们另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展览上把一只真海龟换成了机器海龟，你觉得有必要告诉观众吗？”结果许多孩子告诉我没有这个必要。对于是否告诉观众动物的真假，取决于“观众是否需要知道”，即是不是为了实现某一特殊目的。但是，这些动物活着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仅仅在一年之后，我遇到了另一件出乎我意料的事。我接到《科学美国人》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的一位记者打来的电话，采访主题围绕着机器人和人类的未来。在这场对话中，这位记者竟然指责我的观点暗含了反对同性恋婚姻的立场。我对这样的指责感到非常震惊。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也从未反对过任何同性交往或结婚，他对我的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而这位记者之所以找茬，只是因为我曾经表示过不赞同人类和机器人谈情说爱、谈婚论嫁。

这次采访的起因是英国的企业家、计算机科学家戴维·利维（David Levy）的一本关于机器人的新书。1968年，身为国际象棋高手的利维曾和4位人工智能科学家打赌，说10年之内不会有计算机应用程序能赢过他。利维赢得了这场技术赌局。虽然赌注只有区区1 250英镑，但是整个智能科学界都因此而灰头土脸。这次的失败是由于他们对不成熟的科技预言过于自信。直到下一个10年，利维才被象棋计算机程序打败。打败他的是一个叫作“深思”的程序。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一个叫作“深蓝”的程序击败了当年的国际象棋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而“深思”正是“深蓝”的早期版本。现如今，利维是一家“智能”儿童玩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2009年，他和他的团队又赢了，但这次赢得的是极富盛名的勒布纳人工智能奖。在一场谈话类软件的世界锦标赛中，利维团队开发的“聊天机器人”（chat bot）程序脱颖而出，成功地让测试者们相信，他们正在和一个人而非机器对话。

虽然我对利维的创造性十分欣赏，但是对他的新书《和机器人的爱与性》（Love and Sex With Robots）中的观点却并不认同。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对此书评价颇高，认为里面的科学幻想一点也不滑稽。这名记者刚刚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两周的采访，在文章中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器人文化大加赞赏，认为它正在创造“新的生命形式”。这本书预言人类与机器的性爱将在半个世纪后成为一个严肃而认真的议题，也就是说，“人和机器人坠入爱河，将和人类之间迸发爱情一样平常。同时，人类性行为的次数和做爱的体位都将得到扩展，因为机器人能教给你更多，超过世界上所有已出版的性爱指南”。利维认为，机器人能教会我们如何成为更棒的朋友和情人，因为我们能拿它们做练习。甚至当人类无法完成的时候，机器人还能代替。利维由此提议，和机器人结婚真是美事一桩。他认为，机器人虽然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异类”，但是在很多方面比人类更好。它们从不欺骗，也不会伤心。在利维看来，即使是在人类最私密的领域里，对机器人价值的评价也只存在一种标准：和机器人在一起你觉得舒服吗？这位计算机语言大师用机器人行为的影响来评判未来的机器人。而且他还打赌说，过不了几年，这就会成为我们唯一的标准。

我是一名接受过心理分析训练的心理学家。无论从感性还是专业理性出发，我都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这种关系的“真实性”才是重中之重。假定人工智能可以发展出一套自有的做爱体位模式，我仍然为一种观点感到担忧——这种观点认为，和一台机器卿卿我我是不需要感觉的。实际上，这只是一系列“仿佛”行为的集合，你得认为它“仿佛”关怀备至、“仿佛”善解人意。在我看来，“真实性”意味着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因经历相似而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的能力，因为人类以相同的方式出生、拥有家人、品味失去家人的痛苦和死亡的真义。而机器人，即使再精密复杂，显然也难以企及。

因此我对利维的新书冷眼旁观。如果机器人不是“新的生命形式”而是某种“表演艺术”呢？倘若和机器人发生关系让我们“感觉很好”或“更好”，仅仅是因为我们感觉更加有掌控感呢？“感觉很好”本身不是黄金法则。一个人可以因为糟糕的原因而“感觉很好”。倘若机器人的陪伴让我感觉很好，却使我们更加弱势了呢？利维大胆观点的益处在于它迫使我们反思：和机器人建立怎样的关系是可能的、有必要的、合乎道德的？恋上机器人意味着什么？当我读他的这本书时，我的观点非常明确。爱情意味着从对方的视角品尝人世间的惊喜与艰辛，由双方共同的经历、体验、悲伤和喜悦而形成。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大众媒体的时候，常常担心我们的文化正在走向“低智商化”。而这本书则表现出“低情商化”：固执地背离人性中伴侣关系的复杂面，将虚假的情感关系视为新美学。

当我读到《和机器人的爱与性》这本书时感到更不舒服，因为利维将我关于计算机“潜在力量”的论点变成了他的论据。利维将此书特别献给一位叫作安东尼的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黑客。我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曾经采访过他，那时安东尼才19岁。这位腼腆的年轻人发现，他在险象环生、阴云密布的人类情感世界里无法找到安全感，而计算机恰恰能抚慰人心。计算机程序里的一切活动和互动令安东尼这个孤单的、恐惧亲密的年轻人，感到不是一个人在自说自话。在《和机器人的爱与性》这本书里，利维高估了安东尼的自我调适能力，他甚至建议，对于许多像安东尼这样的人来说，和一个机器人相爱将是最合情合理的选择。利维给我寄了一份新书样本，并问我能不能复印一份给安东尼，好让他高兴高兴。我却对此并不太确定。我不确定安东尼在退缩到那个他称之为“机器世界”的地方以后是否得到了安宁的生活。我只记得他是忧郁的，是人类世界的旁观者，就像一个把鼻子贴在糖果店橱窗玻璃上的小孩一样。当我们想象机器人成为我们未来伴侣的时候，我们也和安东尼一样。

在和《科学美国人》杂志电话连线采访的时候，我因为把郁郁寡欢的安东尼视为亲机器人人群的典型角色而受到了冷嘲热讽。我坦言自己不能苟同利维的想法，我认为讨论机器人婚姻正是对人类关系失望的认同：我们在爱与性方面无法互相满足。我不认为嫁给一台机器就是彻底解决人类亲密关系的灵丹妙药。因此，当这位记者抨击我是一名反对同性婚姻权利的偏执狂时，我大吃一惊。我试着解释，因为我不赞成人类与机器结婚，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任何人类之间的婚姻组合都是不光彩的。他指责我怀有“物种沙文主义”：我这不是在剥夺机器人“真实存在”的权利吗？为什么我假定一段和机器人的关系是缺乏真实性的呢？对于我来说，这段关于计算机和生命的故事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

就在那个节骨眼上，我告诉这位记者，我也对这场谈话做了记录。这位记者的观点已经成了我的研究资料，被收进这本关于技术的文化期待变迁的书中。他能从机器和人类推论到同性恋，这足以证明，对于他来说，未来与机器人的亲密关系肯定是替代真人恋爱的第一理想选择。与此同时，这名记者还振振有词地说，机器人也能把它们的特殊性带到一段亲密关系里去，而且引以为豪。在他看来，能恋爱、能做爱、能结婚的机器人绝不仅仅是替代品，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位相当理想的伴侣。处在这样一个时而肮脏、让人泄气，而且总让人难以捉摸的世界里，有无数条理由可以说明，机器是更适合我们的。

和《科学美国人》杂志记者的这段小插曲令我震惊。因为我从小一直认为这是一本含金量很高的科学出版物，但是这名记者对机器人的狂妄期待，使我对这本杂志近10年的好印象大大减分。关于《和机器人的爱与性》这本书的观点交锋，让我回忆起两年前的另一件事。当时我在新奥尔良举办的一个大型心理学会议上遇到了一位女研究生安妮，她把我请到一边悄悄问我，关于把机器人设计成人类伴侣的研究进展如何。在这次会议上，我做了一个关于“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的主题发言，即如果机器人能与人进行眼神接触、跟踪人的行动、做出朋友般的手势，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会认为它近似于人。信奉达尔文基本观点的人会把机器人视为“异类”，但是在这个场合，通俗地说，它们就是我们 “家中的一员”。

在开会间隙，这位可爱的、头发乌黑的、25岁左右的女研究生，想要听我介绍更多细节。她向我吐露说，如果机器人能够提供她所谓的“关怀行为”（caring behavior）的话，自己可以考虑把现在的男朋友换成一个“精制的日本机器人”。她说她依赖一种“居家礼仪的感觉”，不想孤单一人：“如果这个机器人能够提供环境，我也乐意哄自己开心，告诉自己这里有个真人和我在一起。”她想要的是既可以避免孤单、又“没有风险”的男女关系。对她来说，一个具有交互功能的机器人，即使只是依照程序表演人类的动作，都比一个苛刻的男朋友更好。我轻轻地问她是不是在开玩笑，她说绝没有开半点玩笑。

另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居住在波士顿城郊养老院中的一位72岁的老妇人米丽娅姆。她是在我关于机器人与老年人的研究中的一位参与者。在访谈室里，我见到了她。她身材瘦小，穿着一件宝蓝丝绸上衣和修长的黑裤子，灰白的长发一部分垂着，一部分低低地挽成一个小圆发髻。虽然她表现得既优雅又镇静，但仍然流露出难以抑制的伤感情绪。这一方面是因为她的处境：对于一个曾是波士顿最有名的设计师来说，护理之家却是一个荒凉又孤单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让她伤感的事：米丽娅姆的儿子最近和她断绝了母子关系。他在西海岸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每次他探望母亲的时候，都会与她发生争执——他觉得她想要的太多，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现在，米丽娅姆安静地坐着，轻抚着“帕罗”，一个格陵兰小海豹形状的社会型机器人。“帕罗”，日本制造，由于对病人、老人和情绪障碍人士具有表面上的积极效果，因此被广告称为首个“治疗型机器人”。“帕罗”能通过传感器识别人的声音方向，从而做出眼神交流的动作；它触觉灵敏，而且有一小部分英语词汇量来“理解”它的用户（它的日语词汇量更大一些）。最重要的是，它能根据用户对它的态度设定自己的“心灵状态”。例如，它能识别自己是正在被轻柔抚摸，还是受到了侵犯。现在，有了“帕罗”，米丽娅姆正沉醉在自己的白日梦里，小心翼翼地轻拍着机器人的皮毛。这一天，她特别消沉，而且她相信她的机器人也正感同身受。她转向“帕罗”，再次轻拍着它，然后说：“是的，你也伤心了，不是吗？外面的生活太难了，是的，太难了。”米丽娅姆温柔的拍打触动了“帕罗”的温暖回应：它把头转向她，喉咙里发出赞同的咕噜声。米丽娅姆也因此受到鼓舞，对这个小机器人更加温柔有加。她相信机器人需要抚慰，她抚慰了它，同时也抚慰了自己。

多年临床医生的实践训练使我相信，人与人之间如果发生类似这样的情景，可能会起到深度治疗身心的效果。通过为他人提供我们最需要的支持，我们能修复自身的心灵创伤。但是换作一个悲伤的女人和一台机器人之间应该怎么处理呢？当我和同事及朋友们讨论米丽娅姆这种比较离谱的遭遇时，他们往往首先联想到自己的宠物和宠物带来的慰藉。我听到很多类似的故事，比如当主人不开心和需要安慰时，宠物是如何“心领神会”的。通过与宠物进行对照，下面这个问题就更尖锐了：和一个机器人拥有亲密关系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一只宠物能不能感知米丽娅姆的沮丧和失望。我只知道在米丽娅姆和她的机器人“帕罗”之间，在某个时刻的确发生了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在这个时刻，她得到了宽慰，但机器人其实对此一无所知。虽然米丽娅姆貌似经历着某种与他人的亲密联系，但她其实还是孤身一人。她的儿子离开了她，所以她寻求机器人的安慰，在我看来，这同样是我们对她的一种抛弃。

以上所有的这些经历——认为生命是建立在“需要知道”的基础之上，主张或反对与机器人结婚，一位希望与机器人恋爱的年轻女人，米丽娅姆和她的机器人“帕罗”，所有这些都使我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机器人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周围伙伴似的机器人已经比比皆是；这涉及我们的感情状态，而且我想说哲学上已然成熟。我发现人们不仅十分认真地把机器人视为宠物，还视为潜在的朋友、知己，甚至是虚拟的情人。我们并不关心机器人对人类与他们“分享”的情感能“知道”或“理解”多少。在机器人时代，只要人与机器连接的表演看起来足够多就行了。我们毫无偏见地、泰然自若地与毫无生命的机器连接在一起。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短语：“技术滥交”。

当我正想对这一现象后面的原因一探究竟的时候，我听到了一种关于人类生活十分艰难的软弱无力之说。在每一个关于人类脆弱的故事里，我们都加进了机器人的角色。现在的人们要求太多，机器人的要求可能更容易满足。人会失望，而机器人不会。当人们谈论和机器人的关系时，他们也在谈论那些伪装性高潮的丈夫、妻子们和那些吸毒的孩子们。他们也在谈论理解家人和朋友是多么困难。我起初对这些评论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显然是想把人类贬得体无完肤。一个 44岁的女人说：“毕竟，我们从未了解另一个人真实的感受。人类会文过饰非，机器人比人类可靠得多。”一个30岁的男人评论说：“我更愿意和一个机器人说话。和朋友们交往太累，使我筋疲力尽。机器人会一直陪伴着我，而且任何时候只要我想好了，我都可以脱离这段关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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