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伏龙芝学军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郝智慧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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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伏龙芝学军事试读：

这是一位中国解放军大校记述在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3年的亲身经历及其感悟启示、战略思考的书。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军委作做了选派优秀军官到国外军事院校学习深造的重大决策。1996年9月，来自解放军总部机关和各军区、军兵种部队及院校的42名校级指挥军官和技术军官飞赴俄罗斯，分别进入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伏龙芝军事学院、马利诺夫斯基装甲兵学院、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库兹涅佐夫海军学院5所军事学院，开始了为期1年或3年的军事留学。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断军事留学生派遣工作30年后的第一次，在解放军建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时至今日，中国已向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以色列等国家的100多所军事院校派遣了军事留学生，一批批吃过洋面包又满怀抱负的军事人才回国后在各自岗位上建功立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走出国门的军事留学亲历者，我感觉有责任、有义务也有志趣将这一留学过程及其感悟启示记述下来，以感恩时代、感恩军队、感恩母校，发挥存史、咨询、启迪后人和温故知新的作用。

伏龙芝军事学院享誉世界，在中国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军事家刘伯承元帅、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和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屈武、空军原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原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上将、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杨至成上将、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钟赤兵中将等将帅都毕业于这所学院，军事家林彪元帅也曾在1938年赴苏联养伤期间进入共产国际党校与伏龙芝军事学院合办的军事班学习。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的贺衷寒、杜从戎、王懋功、周明、陆瑞荣等国民党军官回国后，有的成为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战区司令长官，有的成为台湾地区交通部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1996年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12名解放军军官中，也产生了国防大学校长郑和中将和赵文华、姚小璇、李维亚等少将和解放军高级机关局长、军分区司令员、驻外武官、博士生导师等大校。现在，许多中国人都将伏龙芝军事学院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法国圣西尔军校统称为世界四大军事名校，但这几所军校的最大区别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是培训将校军官的最高学府（1936年后改为陆军中级指挥学院），其他几所军校多是培养连排级尉官的陆军初级指挥学院，也就是士兵或高中生接受在军队任职之前的军事本（专）科学历教育。

1996年9月至1999年6月，我与来自原总参谋部和北京、南京、成都、济南、广州、兰州等军区机关部队及国防大学、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的11名校级军官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战役战术专业。3年留学留给我们的深刻印象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对学员作战思想与指挥能力进行的“魔鬼式”实战化教学法，从营战术到集团军战役的跨级合成、技指合一、技理融合、饱和精准、军种联合培训，从知识、理念、流程和方法等维度突出指挥员在组织指挥打仗中必须具备的听、说、看、算、画、写、变等“怎么做”实际问题，目的性、程序性、操作性极强。经过数道关卡、艰辛磨炼之后，我们深刻领悟了“忠诚·英勇·荣誉”院训的精神实质，都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感慨：俄罗斯人太较真儿了，当好一个合格的指挥员太难了！每当想起20年前不带翻译的超负荷专业学习、犹如“上刑场”、“跑马拉松”似的连续40多天毕业考试，都让人感慨万千。

军事留学不仅在课堂，这一经历还加深了我对俄罗斯社会转型、战略文化、战争历史、中俄关系和解放军建设改革等问题的认识思考。总的留学感受和中俄国情军情对比认识经历了如下演变过程：留学半年左右，感觉中国特有希望，到处生机勃勃，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留学1年过后，感到俄罗斯并非一无是处，中国也并非一片大好，各有优长；留学3年回国时，感到我们国家、军队要走的路还很长，解决物质基础、教育科技、社会文明、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等问题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确是长期的。即便是留学回国已过去近20年的今天，回过头看当年的总体认识和主要感悟依然如旧。对俄罗斯这个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屈辱、光明、不安、思考的大国和邻国，绝不可小觑，合作与竞争始终是大国关系发展的主题和常态。

全书共分为留学往事、战略思考两篇，从1996年走进伏龙芝军事学院的第一印象说起，直到2016年重访伏龙芝军事学院、再次感悟俄罗斯，所记述的内容都是我在留学期间课堂内外的真情实感和回国以后有关俄罗斯、战略研究的深入思考，图文并茂，夹叙夹议，纪实性、知识性、趣味性与思想性融为一体。文以载道，我力求在尊重史实、记述经历的基础上，追本溯源、比较借鉴、探究规律和寻求解决中国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问题之策，从发展演进、现实需求的视角述说出军事留学及其给我带来的视野拓展、思想震撼、文化冲击、机遇世缘、研究心得……书中选配的照片都是我、家人和同学同事所拍，一些当年胶片相纸照片仅仅进行了手机翻拍处理，没有专业水准，只想反映原汁原味的留学经历和真情实景。尽管现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条例》有军事秘密的保密期限是秘密级10年、机密级20年的规定，绝大部分军事留学相关文件均已解密，但考虑到一些文件、人物和事情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特殊敏感性，本书所记述的仅是我军事留学的主要脉络，以及研究俄罗斯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中俄关系、世界军事和解放军改革发展的部分公开成果。对此，相信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和宽谅。希望本书为广大读者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军事留学历史、世界著名军校、认识今昔俄罗斯、把握世界军事和国家安全战略发展趋势提供一种视角，为后人研究留下一点有益的资料，为巩固国防和强军胜战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郝智慧2017年9月于北京 军事科学院第一篇留学往事第一章将帅的摇篮：走进伏龙芝军事学院踏上“新大陆”

第一印象往往是深刻的，难忘的。

那是1996年9月27日，星期五。在亚欧大陆上空飞行了七八个小时之后，我与同伴乘坐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平稳地降落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二号国际机场。

当地时间是夏时制的晚上9点多，北京时间已是28日凌晨。说来也怪，我们一点困意也没有。由于时差的缘故，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只有三四个小时似的。在飞机落地的那一瞬间，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的渺小和现代工业的文明。

走下波音767客机，透过候机大厅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停机坪上，五颜六色、闪闪烁烁的灯光。由于中俄军方事先的周全安排，我们很快办完了各种入关手续，推着行李车步出机场大厅。在中国驻俄大使馆武官处和先期抵达的军事留学生管理组人员的帮助下，我们这些来自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30名中级班校级指挥军官和技术军官分别与前来迎接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马利诺夫斯基装甲兵学院、库兹涅佐夫海军学院、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等俄方代表接上了头。

这给了我们一个不大不小的意外：前来机场迎接中国军官的伏龙芝军事学院代表身着一身海军上校军服。若没人相助，他很难找到穿着便衣的我们，我们也十有八九会搞错，定会把他当成海军学院的代表。经介绍，他叫萨沙，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外训系副主任。这种军种之间人员调动而不换装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解放军是很少见的。我本人在海军工作过3年，但199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留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后就改发陆军军装了。搞不清楚解放军跨军种人员的服装发放规定，或许就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大概是军需部门为了整齐划一或减少工作头绪的原因。作为个体，我只有服从，也没多想。

汽车在机场高速路上奔驰，车厢内一片欢声笑语。大家知道，出国留学已由梦境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对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别说出国留学，就是出国看一看的心理准备都是不充分的，也许有人做过“白日梦”。反正对我这个俄语科班生来说，尽管在朋友、同学聚会时会有一番感慨，表露出一点遗憾，说出一些“假如……”、“ 如果……”之类的话，但内心深处还是没有意念的，不敢奢望的。

我们是军人，一种特殊的职业，“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尽管“出国热”历久不衰，中学同学一个个出了国，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大学同学、战友同事也纷纷出了国，但充满诱惑、机遇的出国之事好像与我无缘。

仿佛在一夜之间，出国留学便闯进了我那充满平淡的生活中。就在几个月前，从全军各单位选拔出来的几十号人集中在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进行外语强化和外事教育时，谁也搞不清楚到底能不能出国留学、有多少人能出去、谁先出国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直到出国前1个月才水落石出。

事实上，军人出国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改革开放后有不少中国军人陆续出国访问、谈判、演出和学习、客座研究，以及参加各种比赛和国际学术会议。然而，由解放军最高层决策、总部机关统一组织的军事留学，并且身着解放军制式军装、直接进入外国军事院校学习作战指挥和军事技术，还是30多年来的第一次。留学人员的选派条件是严格的，在年龄、学历、任职、业绩和政治、身体等方面都有明文规定。我们被选定为国家改革开放后解放军的首批军事留学生，从而成为300万中国军人中的幸运儿，也是历史的幸运儿。

尽管人是出国了，可周围的一切都是陌生的，还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等待着我们。俄罗斯，这个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过屈辱、光明、不安、思考的国家，在我们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充满着一种神秘感。昔日的超级大国，大起大落的发展史，以及两国近30年的矛盾对立甚至兵戎相见，对所有初次踏上这片土地的中国人来说，这里是一个真正陌生、有时古怪得有些不可言喻的“新大陆”。“世上没有救世主”

公路两旁是一个个高大、明亮的广告牌和一些大小不一的建筑物。一路上，萨沙很热情，告诉我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北京饭店。”我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车外，只见路边有一栋三四楼层高的建筑，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在闪烁，上面有一个很大的“РЕСТОРАН ПЕКИН”的俄文字样。“莫斯科有一些中国人开办的餐厅、饭店，但从规模、历史和影响上都无法与北京饭店相比，这里尽管价格挺高，但口味绝妙，是有地位有钱的俄罗斯人的最爱。”我们边看边听着萨沙的介绍。在国外见到与中国有关的东西，自然感到十分亲切。“学院快到了，还有一站地。”萨沙提示着我们，“这是莫斯科内环大道。瞧，右面的大楼是美国大使馆，左面是新阿尔巴特街，再往前就是俄罗斯外交部大楼和著名的《老阿尔巴特》步行文化街。”就在大家左右张望的时候，汽车在一个红绿灯处向右转了弯，没一会儿就进入一条胡同，在一栋楼前停了下来。“目的地到了！这儿就是你们的家。”萨沙说。

就这样，我们从中国来到了俄罗斯，来到了世界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八九个小时的功夫，我们生活的环境一下全变了。下午还听着总部首长“为国家争光”、“为军队添彩”的鼓励，在机场与首长和战友们挥手告别，深夜就置身于一个全新、陌生的空间。一切都变得那么快，朦朦胧胧的，让人没有时间琢磨细想。

卸完行李，我们已是满身大汗，很想冲个澡，好好休息一下。于是，我们便问萨沙：“中国军官在这儿是怎么一个住法？”“学院已经安排好了。”萨沙回答说，“除学员组长一人一套住房之外，其他军官两人一套（квартира）。”“两人一套？！”我们心想：俄方有没有搞错？这与我们出国前所听到的学院住房状况有不小的差距。可又一想，初来乍到也许不了解人家的情况，先看看再说，免得闹出什么笑话。

于是，我的两三位同学前去看了几套住房，回来对我们说：“简直不像话！留给我们多数人的套房是一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卧室10平方米左右、摆着两张床和一张2米长的桌子，太拥挤了！两人怎么学习呢？”

我们的军事留学已不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军官的全额免费学习，而是有中俄两军协议规定的有偿培训。第一年为预科，每人每月学费、房费和水电费共1000多美元，第二、第三年专业学习阶段的学费则高达两三千美元（依据使用枪炮弹药消耗、驾驶坦克步战车等摩托小时油耗等不同）。预科阶段以学外语为主，每人每月千余美元费用已经很多了，相当于在莫斯科其他地方大学留学一学期或莫斯科、圣彼得堡之外城市多数高校一学年的费用总和。我们在国内听取情况介绍，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住房条件最好，宽敞明亮，一人一套住房，现在怎么会出现两人一套的情况呢？是不是学院擅自更改了两国军方达成的协议？！伏龙芝军事学院办公教学主楼

暂时不住！

萨沙看出我们的不悦，连忙解释说：“今年新来的外国军官学员很多，这所学员公寓楼已经全部安排满了。”接着，他又补充道：“这个住房方案，是根据我们国防部与中国国防部所达成的协议确定的。”

萨沙只好做点安抚工作。他很辛苦，一直陪伴着我们。

大家想到了大使馆。可已经深更半夜，使馆值班人员也解决不了军事问题。专管军事留学事宜的武官助理又去了圣彼得堡，因为去库兹涅佐夫海军学院留学的几位同学周转入学更需要他。而萨沙也找不到学院主管领导，据说都在郊外别墅度周末。这时，我想起了一位接机人对我们说的一句话：“世上没有救世主！”

夜深人静。偌大的公寓楼一层大厅空荡荡的，显得多少有些冷清。

一个不眠之夜。天亮后，身心疲惫的大家觉得这样苦熬下去也不是办法，便一边发着牢骚，一边住进了学院事先给我们指定的住房，但感觉事情蹊跷，需要搞清真相。

原来，这里面既有中方谈判人员缺乏经验、与俄方签署的协议内容不明确、国内人员不太了解实情等原因，也有俄方学院因为得不到一分中国军官培训经费而缺少积极性的原故。当时，中国军事留学生的学习、住宿等费用全部都由国内解放军总部机关统一汇给俄国防部国际合作总局，但国际合作总局却不给学院划拨任何留学生培训经费。实际上，中国军事留学生成了学院向俄国防部索要经费拨款的筹码。

俗话说，好事多磨。经过中方多次交涉、中俄双方有关部门多次协商，住房问题终于在我们入学半年之后陆续得到了解决。学院从俄国防部国际合作总局争取到了部分经费，把大多数中国军官学员的住房重新调整为一人一间（комната），五六人共用一个大的公用厨房，并为我们房间专门购置了全套欧式家具，墙上铺了壁纸、地板门窗装饰一新。尽管如此，每当想起到学院后第一天的不眠之夜，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

我们都是当兵的，吃住再简陋也都能对付，不会因为小小的住房问题而影响学习，但我们竭力争取和维护的是国家荣誉、军队形象和中国人的尊严、权利，不能让国内纳税人的心血钱付之东流。外交上最讲究平等，联想到中国承担外训任务的军事院校和地方高校都是把最好的住房、教学设施和文体场所提供给外国留学生，为他们提供吃住行一流保障，与我们在国外遭遇的这种情形形成如此反差，让人不能不有所感叹和思考。从左至右：学院主楼、留学生和俄军学员公寓楼留学生公寓楼没有围墙的学府

人到了一个新地方以后，出于好奇和新鲜，总免不了急于了解所居住的周围环境，更何况是到了一个新的国家。

这是一个没有围墙、大院的学府。学院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祖波夫斯基街附近，靠近有16个车道的内环大道，距俄外交部大楼、“老阿尔巴特”文化步行街、高尔基文化公园仅有一站地，距著名的红场也就四五站地2公里远。所谓的校园区，其实就是几栋楼房的概念。教学办公主楼、俄军学员公寓楼、留学生公寓楼和外训教学楼等被柏油马路相隔，出门就是车来人往的公路和人行便道。我们住的留学生公寓楼有6层，与教学办公主楼和体育馆相连犹如城堡一样。由于留学生公寓楼呈扁圆柱形状，学院教员、学员和当地人都称之为“冰球”（шайба）楼。学院告知的通信地址是莫斯科市新马厩胡同3号楼，邮编号码119121。正面隔条马路是16层高的俄军学员公寓楼，左侧隔条七八米的街道是哥伦比亚驻俄罗斯大使馆。学院主楼正门在学院主楼正门左侧

学院主楼及附属相连建筑呈横向D字形，主楼正面有八九层楼高，长百余米，宽四五十米，气势宏伟，始建于1932年、建成于1937年，是苏联军政高层专门为伏龙芝军事学院设计建造的，成为当时莫斯科市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主楼正面底部有一个1米多高的大台阶，台阶上是5米多高的花岗岩墙面，上面有10多个半米来高的褐色大理石圆柱和镶嵌着一些苏联国旗上的镰刀与锤子图案。在花岗岩墙面的最右侧有一个三四平方米的方形突出部，上面镌刻着几排俄文红字：“我们不要别人的一寸领土，但也绝不允许别人侵占我们的一厘领土。”主楼正门前有一个10多阶台阶，其左右两侧的花岗岩墙面上分别悬挂着几位著名伏龙芝人的铜板浮雕头像，面对正门的右侧是伏龙芝、夏伯阳（恰帕耶夫），左侧的6位依次是安东诺夫大将、罗科索夫斯基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比留佐春元帅、戈沃罗夫元帅、托尔布欣元帅。3个并列木制对开两扇门的正门上方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几个俄文大金字，学院曾经荣获的“列宁勋章”、“红旗勋章”、“苏沃洛夫勋章”、“十月革命勋章”金属标牌依次排列在学院名称前面。

学院主楼正面隔着一条公路是街心公园，正对着学院主楼正门的一侧矗立着一尊伏龙芝半身雕像和一个圆形喷泉池。公园对着莫斯科内环大道的一面则有一个巨大的列夫·托尔斯泰石雕座像，这位写过《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杰出作品的大文豪当年在莫斯科居住近19年的故居距学院仅有100多米远，现在他的故居已变成了博物馆。公园内除了几个儿童转椅、滑梯和小木厅之外就是树，林中小路也多是土路。这是俄罗斯公园、花园的一大特点，多数街心花园、一般公园都是以树为主，自然味较浓，很少有人工修饰的花圃灌木、砖石路或水泥路及铁栅栏、围墙。据说，莫斯科是世界上唯一在森林中建起的大都市，绿化面积占城市总面积的40%以上，有11个自然森林区，其他国家的都市多是先建城后绿化。横穿街心公园，再过一条街就是越南驻俄罗斯大使馆。刚到学院最初几天还以为那是中国大使馆，因为无风时的越南国旗与中国国旗差不多，全是红颜色，只能看到一颗大大的黄色五角星。此外，韩国、土耳其、埃及、奥地利、伊拉克、津巴布韦等国驻俄大使馆都离学院不远。学院主楼正门对面的伏龙芝半身雕像列夫·托尔斯泰座像雕塑

莫斯科运河距学院三四百米远，岸边公路的30多米高护堤是一个观景、散步的好去处。站在护堤上立马有心旷神怡之感，基辅饭店、俄联邦政府大楼（白宫）、外交公寓和基辅火车站等建筑尽收眼底，一座钢架桥横跨运河之上，河面上货船、游船来往不断。开学第一天

9月30日，我们开学的第一天。学院外训教学楼

像在国内一样，我们提前10分钟在留学生公寓楼下集合，身穿87式夏季常服军装，列队前往教学楼。从公寓楼到外训教学楼步行顶多5分钟。一路上，我们招来不少好奇的目光和议论，一些人还驻足观望。毕竟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时隔30年后来的第一批中国军官，而更多不了解内情的人一时还搞不清楚我们来自哪个亚洲国家。有行人说：“瞧，朝鲜军官！”

到达教学楼后不久，我们中国学员组的组长郑和上校就被学院外训系主任布戴汉上校叫去告知：军官在俄罗斯平日里是不排队的，只有战时总统下了动员令或阅兵时才这样，否则容易造成社会紧张空气。希望今后中国军官也不要集合列队上课下课，学员自行前往为好。

入乡随俗吧，打那以后我们在户外就再也没有集过合、排过队。这事给我的触动是强烈的。在中国，我们强调集体主义、集体观念，无论在院校还是在机关、部队，军官集合排队是最常见不过的现象，就是国防大学的将军班学员也不例外。这常常作为衡量一个单位组织纪律状况好坏、个人组织纪律观念强弱的标志之一。真是内外有别，俄军更多强调的是军队法规和军官个人自觉性。

在教学楼二层的大厅走廊里，面向悬挂着各个学员国的国旗，我们与韩国、蒙古、墨西哥、波兰、安哥拉、叙利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军官按年级班组列队。外训系值班军官米鲁什基少校下达整理队伍的口令后，迈了两三步正步、敬礼向系主任布戴汉上校报告。随后，布戴汉主任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辞。没有什么欢迎横幅、标语口号，也没有院领导讲话、接见和合影留念，一切都显得那么平淡。

紧接着，新入学的学员们被安排参观“伏龙芝军事学院院史馆”。对我们仅有几个月国内俄语强化训练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参观是一件难事。好在我和另一位来自南京陆军指挥学院也是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同学受过俄语本科教育，还能应付一阵子。辉煌的伏龙芝校史

我们在系主任助理米鲁什基少校的引导下，由外训教学楼来到学院主楼，依次步入正门。身着军装、腰扎白色皮带的卫兵，向我们敬礼致意。进门后的一层大厅四周墙上刻着一排排人名，立足细看，原来是在苏芬战争、西班牙战争、伟大卫国战争、阿富汗战争、车臣战争中阵亡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名单。

我们沿楼梯来到二楼，走进“伏龙芝军事学院院史馆”。馆长是П.И.巴拉绍夫退役上校，一位二战老兵，他在办公室接待了我们，对我们来学院学习表示欢迎。他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以前伏龙芝军事学院来过不少中国军官学习，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就没有了。现在你们来学习，说明咱们两国关系好了，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我们的敌人。

一见面，巴拉绍夫上校就搞起了统一战线。他很热情，执意要为我们亲自做解说。在讲解中，他充满着自豪感，同时特别认真、一丝不苟，有的地方生怕我们听不懂，要反复说上几遍或多解释几句。

学院在硝烟战火中诞生，在硝烟战火中成长，成为世界久负盛名的著名军校、将帅摇篮。一些中国人经常将伏龙芝军事学院与美国西点军校（1802年创建的联邦陆军军官学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741年创建的陆军军事学院）、法国圣西尔军校（1803年创建的陆军专科学校）相提并论，统称为“世界四大军事名校”。如果从4个国家创建的第一所军校、毕业生中的显赫人物和历史延续性看，这些军校无疑都是世界一流军校，但从军事院校的功能定位和培训对象看，最大区别在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是培训将校级指挥军官的最高学府（1936年后改为陆军中级指挥学院），其他几所军校则多半是培养连排级尉官的陆军初级指挥学院，也就是士兵或高中生考入后接受在军队任职之前的军事本（专）科学历教育。学院院史馆一角1997年12月学院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会场

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前身是1832年建于圣彼得堡的帝国军事学院，1854年更名为尼古拉总参谋部学院，在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后的第二年改组称为“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1918年12月8日学院在莫斯科举行正式成立大会。1921年8月改称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同时创建为期10个月的高级军事首长进修班，而以“伏龙芝”名字命名学院的时间是1925年11月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第1086号命令批准的，叫“工农红军伏龙芝军事学院”。1930年更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自1918年组建以来，学院共培养了74000多名本国军官和6000多名外国军官，其中著名人物有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传奇英雄夏伯阳（恰帕耶夫）、切韦列夫，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亚佐夫大将，苏联国防部总监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科舍沃伊元帅和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库利科夫元帅，陆军总司令崔可夫元帅、彼得罗夫元帅和空军司令巴季茨基元帅、华约集团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元帅，以及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大将、总参谋长莫伊谢夫大将、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列别德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等等。

直到1936年，伏龙芝军事学院还是苏联最高军事学府和军事理论研究中心，培养中高级指挥员、参谋人员，研究战略战术，拟制作战条令。期间，1931年学院以战役教研室为主成立战役系，培养集团军乃至方面军级指挥员。根据形势发展和军官培训的需要，苏共中央和国防委员会1936年4月决定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和特别系（高级军事首长进修班）的基础上成立“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同年11月举行正式成立大会。1941年2月，根据苏联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改称为“伏罗希洛夫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中国人简称为“总参军事学院”，相当于中国的国防大学）。从此，伏龙芝军事学院变成了陆军的最高学府和军事理论研究中心，主要职能任务转向培养陆军（含边防、民防、内务等部队）中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研究集团军战役法、师团战术和拟制陆军战斗条令及空降兵、陆军航空兵、兵团（部队）司令部勤务条例等。

伏龙芝，姓名全称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1885年2月出生于中亚与中国新疆接壤1000余公里的吉尔吉斯斯坦，毕业于圣彼得堡工业学院，著有《工农红军的改编》《统一的军事学说与红军》《我们的军事建设和军事学术的任务》等两百余篇军事论述，奠定了苏联军事科学的基础，被西方军事专家称为“苏联的克劳塞维茨”。他曾参加1905年至1907年的俄国民主革命，多次被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在俄国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击溃国内反叛力量白匪军进攻、击退外国武装干涉等作战中屡立战功，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创建工农红军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担任过军长、方面军司令员，指挥过布古鲁斯兰、乌法、彼列科普-琼加尔等重要战役，率部解放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作战行动被列宁赞誉为“红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他主张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善于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强调正面与翼侧同时实施突击。他在主持苏军改革期间，创立精干常备军与地方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首次提出实行统一的军事学说，注重研究战争发展变化，推进军队战备工作，改进干部培养、使用制度等。这位苏联杰出领导人、红军统帅、军事理论家，虽说在学院仅仅当了10个月的院长（1924.04—1925.02），但在院史馆里却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他生前的衣物、怀表、书信和办公桌椅等保存完好，还有伏龙芝身穿军装的大幅油画和半身雕像。

1924年4月中旬，伏龙芝在担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军事权力机构）副主席、红军总参谋长的同时，开始兼任“工军红军军事学院”院长，也就是后来的伏龙芝军事学院。他走马上任后，对学院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体制机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学院各项工作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各方面建设蒸蒸日上。1925年1月，伏龙芝取代托洛茨基出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相当于国防部长），同年10月因胃溃疡住进医院，做完手术后没几天就病情急剧恶化，抢救无效于10月31日离世，年仅40岁。

世界震惊，全国哀悼！

馆长巴拉绍夫上校说，伏龙芝之死是个迷，各种说法都有，疑团重重。当时政府讣告中说是“病逝”，但现在好多人认为是“政治谋杀”，因为在列宁1924年1月逝世后的接班人问题上伏龙芝很有竞争力，他握有相当大的权力，在苏共高层和军队中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政治斗争历来很残酷，连伏龙芝的主治医生也死于一场离奇的车祸。俄罗斯前几年有一部电影就是专门反映当年伏龙芝去世前后的一些事情，编剧、导演明显倾向于谋杀一说，还有的文章作者明确指出伏龙芝死于斯大林之手。“伏龙芝逝世后，”巴拉绍夫上校接着说，“苏共中央和政府在红场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鸣礼炮十九响，并把他的遗体掩埋在红场克里姆林宫墙下的列宁墓之后。现在的伏龙芝墓地，与苏联几位国家最高领导人墓地并列一排，如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切尔年科等。”“伏龙芝在俄罗斯家喻户晓，莫斯科市内有用他名字命名的地铁站、街道，以及海军的核动力巡洋舰、陆军的第2摩托化步兵师，伏龙芝当年率部打败白匪军的萨马拉市（1935年至1990年称为“古比雪夫市”）指挥部所在地还保留下来建成了博物馆，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这个院史馆也是为纪念他于1926年2月建成的。”

真是无巧不成书，作为一个“伏龙芝人”，我于2006年8月出国从事军事外交工作的目的地就是伏龙芝出生和度过童年时光的地方：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市。伏龙芝的父亲是军医，摩尔多瓦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他们是响应沙俄政府开垦边疆的号召来到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市在苏联时期也是以伏龙芝名字命名的，叫“伏龙芝市”（1926年至1991年）。我曾多次去过位于比什凯克市中心伏龙芝路364号的“吉尔吉斯斯坦М.В.伏龙芝住所纪念馆”，一栋浅棕色的三层楼建筑，外面墙体上装饰有军事题材的浮雕和伏龙芝戴着军帽的铜制头像。馆内陈列着反映伏龙芝生平、家庭屋舍及相关生活用品、照片、绘画和伏龙芝半身石像，还有身披风衣、手持望远镜的伏龙芝全身铜像，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抵御外国武装干涉和击溃国内反叛力量时期使用过的火炮、枪械、刀剑等。每次参观，我都怀有无比敬仰、激动之情，不禁回想起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那段时光，联想起伏龙芝这位杰出军事统帅对苏维埃政权、苏联军队初创时期的重大影响。2006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杰出的伏龙芝毕业生

伏龙芝已成为学院的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从学院走出的一批批毕业生，被人们称为“伏龙芝人”。他们当中有700多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2近0人被授予“俄联邦英雄”称号。仅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之时，在苏联最高统帅部工作的“伏龙芝人”就有С.М.布琼尼元帅、Г.К.朱可夫元帅、С.К.铁木辛哥元帅和А.И.安东诺夫大将，10个一线作战方面军司令员中有9人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及其所属的高级军事首长培训班，而在整个二次大战期间共有24人担任过方面军司令员、13人担任过方面军参谋长、83人担任过集团军司令员。其中，朱可夫元帅因功勋卓越曾经先后四次荣膺“苏联英雄”称号，成为苏联获得这一最高殊荣次数最多的两人之一。“另外一人是苏联国家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他是利用职权给自己授勋。” 巴拉绍夫上校说。2007年与美国、俄罗斯驻吉武官“伏龙芝人”的杰出代表有26位苏联元帅、15位军兵种主（元）帅、67位大将，以及千余名将军和军事专家、国务活动家。由于学院为国家、军队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保卫国家安全和推进军队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分别于1922年荣获红旗勋章、1943年荣获列宁勋章、1945年荣获苏沃洛夫勋章和1978年荣获十月革命勋章。此外，学院还被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古巴、蒙古、越南等国家授予荣誉勋章。

伏龙芝军事学院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了著名将帅、军事名师荟萃之地。在学院80年（1918—1998）历史上，除伏龙芝之外，担任过院长的将帅还有：

苏联元帅М.Н.图哈切夫斯基（1921—1922），1925年又以副陆海军人民委员（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之职兼任学院战略教研室主任，著名的大纵深战役理论创立人之一，享有“红色拿破仑”之称。

苏联元帅Б.М.沙波什尼科夫（1932—1935），担任过副国防人民委员（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苏军总参谋长，代表作有《军队大脑》等。

陆军上将Н.Е.奇比索夫（1944—1952），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员、军区参谋长。

陆军上将П.А.库洛奇金（1954—1968），历任旅长、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总参军事学院教员和副院长，在担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期间被授予大将军衔。

陆军上将А.И.拉济耶夫斯基（1969—1978），历任师长、军长、坦克集团军司令员、总参军事学院第一副院长、国防部军事训练总局局长。

陆军大将Г.И.奥巴图洛夫（1982—1985），历任师长、集团军司令员、军区副司令员和后贝加尔军区司令员。

陆军大将Л.Н.罗鲍夫（1991—1992），前苏军最后一任总参谋长。

陆军上将Л.С.佐洛托夫（1997年8月以后），历任坦克集团军司令员、莫斯科军区参谋长、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总局局长。

院史馆里的实物、照片、图表、挂图和文字材料，反映了学院自成立之日以后的那些关键时刻、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是一部反映学院发展、改革、创新和人才辈出、辉煌业绩的简明史。中国将领在伏龙芝

在中国，伏龙芝军事学院的知名度也很高。这不仅是因为伏龙芝军事学院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而且是因为它和其他苏联的军事学院、地方大学与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和军队发展密切相关，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军政要员。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在中苏两党两国友好互助的大背景下，中国曾向苏联派遣了大批留学生，仅1921年至1930年就有近1400人，其中又以中共党员为主。从1951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新中国向苏联派遣了万余名留学生。他们回国后大多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在党、政、军等各界担任要职，有的还成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解放军高级将帅和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师范大学张泽宇教授撰写的《留学与革命》一书数据显示，在1935年中共遵义会议的20名代表中有13位留苏人员，占65%；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44名中央委员中有27位留苏人员，占61.4%；在1955年授衔的10名元帅中有5位留苏人员，还有3位大将、7位上将、8位中将和7位少将；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96位中央委员中有41位留苏人员，占42.7%。即便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留苏人员仍在中共军政高层占有一定比例，如江泽民、李鹏、尉健行、李岚清、刘华清、曹刚川等领导人。

伏龙芝军事学院最早接受中国人进院学习的时间是1926年，第一批学员是已经执掌广州政府的蒋介石派来的贺衷寒、杜从戎、王懋功、周明，左权、屈武等共产党人首次进入学院学习的时间是1927年9月，刘伯承等人是在1928年秋季由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在此之前，广州政府等曾于1925年确定左权、陈启科、李拔夫、萧赞育去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但由于学院不设中文翻译，他们到达莫斯科后没有直接进院学习，而是被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补修俄语。蒋介石取得广州政府领导地位后，取消了这4人的资格，重新确定了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人员名单。面对突然的变故，李拔夫选择去了基辅加米涅夫军官军校学习，萧赞育继续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左权、陈启科经过争取与第二批派遣的屈武、刘云等人同时入院学习。头三批学员的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共计12人，其中刘伯承、左权、屈武、刘云、陈启科、黄第洪6人为中共党员，后因形势变化国民党6人终止学业回国。

在6名共产党人中，年龄最大的是36岁的刘伯承，年龄最小的是23岁的左权。刘伯承，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任八路军129师师长、中原野战军司令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左权，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红1军团参谋长、八路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在山西反击日军大“扫荡”中牺牲，是抗日战争中阵亡的中共最高将领；屈武，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最后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刘云，黄埔军校一期毕业，从苏联回国后出任中共长江局军委委员兼参谋长，在前往鄂东南组建第25军途中因叛徒出卖被捕，蒋介石亲自劝降未果，英勇就义，年仅26岁；陈启科，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回国后担任红3军团参谋长，不久英勇就义，年仅24岁，与向警予等烈士安葬在长沙革命烈士陵园；黄条洪，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30年与刘伯承、左权等人回国后，面对国民党统治区革命的险恶形势与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秘密投靠蒋介石并出卖周恩来活动情报，周恩来从国民党的中共内线得知后力促其改变立场，黄死不悔改，不得已下令陈赓率中共“特科红队”将其击毙于上海城隍庙西街口边。

在6名国民党人中，贺衷寒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与蒋先云、陈赓誉为“黄埔三杰”，从伏龙芝军事学院退学回国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中将处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1949年退往台湾后担任交通部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杜从戎，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广西柳州越南特别培训班中将主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王懋功，黄埔军校三期毕业，曾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第10战区中将副司令长官、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周明，曾任国民党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二处（苏联处）处长；陆瑞荣，曾任国民党中将师长，退往台湾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点验主任委员。而最早被确定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而未能进院学习的萧赞育，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27年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又去日本明治大学留学3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中将副主任、国民党武汉行营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台湾“中华文化基金会”董事长，1990年曾回大陆访问，著有《赴俄国留学及归国经历经略》；李拔夫1927年11月回国，曾任国民党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少将副师长、长沙绥靖公署总务处长，1949年随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第21兵团司令部资深参谋、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此外，20世纪20年代末期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代表人物还有刘畴西、刘伯坚、王如痴等红军将领。刘畴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29年入院学习，曾任红10军团军团长，参谋长为粟裕，与方志敏率部北上抗日途中遭到国民党重兵围堵，被捕后英勇就义；刘伯坚，曾任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赣南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壮烈牺牲，时年40岁，1938年毛泽东评价说：刘伯坚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在20世纪30年代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代表人物有：林彪，黄埔军校四期毕业，1938年赴苏联养伤期间进入共产国际党校与伏龙芝军事学院合办的军事班学习，1955年元帅，曾任八路军115师师长、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国防部长、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刘亚楼，1955年上将，曾任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李天佑，1955年上将，曾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杨至成，黄埔军校五期毕业，1955年上将，曾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钟赤兵，1955年中将，曾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谭家述，1955年中将，曾任空军副司令员；卢冬生，回国后任哈尔滨卫戍区司令员、松江军区司令员，1945年12月在哈尔滨阻止苏联红军士兵抢劫时被害，殉职时年37岁。此外，还有东北抗日联军的李兆麟、魏拯民、陈龙、刘英等高级将领。

在20世纪40—60年代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代表人物有：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1941年入院学习，毕业后参加苏军大反攻进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牺牲；陈中民，1954年入院学习，1961年少将，曾任军事学院副院长；赵华清，1954年入院学习，1964年少将，曾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研究员、昆明军区副参谋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梁中玉，1954年入院学习，1964年少将，曾任第14军军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张荣森，1957年入院学习，1964年少将，曾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南京高级陆军学校校长，等等。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参观伏龙芝军事学院院史馆的过程中没有发现当年中国军官在此学习的任何遗迹，只有20世纪50年代刘伯承元帅任院长的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赠给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幅南京市地形地貌挂图（约4米长、3米高），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等代表团到访学院时赠送的纪念徽章。在国内，一些有关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书籍、文章等著述存有较多错误，连学院的主要建筑物照片都是错的，近些年中国赴俄旅游团组导游告之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大楼也是张冠李戴，不知者不怪也！

在院史馆参观即将结束的时候，巴拉绍夫上校又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学院的现状。他说，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全称是“荣获列宁勋章、十月革命勋章、苏沃洛夫勋章和红旗勋章，以米哈伊尔·互西里耶维奇·伏龙芝命名的军事学院”目前，学院有合成指挥、陆军兵种部队、内务部队、边防部队和外国军官培训5个系，有战役、合成兵团（部队）战术、司令部勤务与战时部队管理、部队日常管理（军事训练与行政管理）、外军与侦察、电子对抗、炮兵与火箭兵、防空兵、通信兵、工程兵、战时部队后勤、核生化武器防护、空军、空降兵、战争与军事学术史、装备技术保障、人文与社会经济、武器与战斗效能、俄语与外语、体育与体能培训、边防部队战术与作战运用、内务部队战术与作战运用等24个教研室，主要培养陆军诸兵种合成部队（团）、兵团（师、旅）和侦察兵、空降兵、电子对抗等兵种及内务、边防部队的中级指挥军官和参谋军官，并招收培养军事学副博士和博士，还有军官函授班、研修班等，其中研修班主要担负陆军临时集训任务。

外训系主任助理米鲁什基少校补充说，学院的教学设施、教员水平都是一流的。当然，你们的学习将是很辛苦的，3年要上30门左右的课程，还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和通过严格的国家考试。不过，我相信你们会学得很出色，因为你们能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就说明你们个个都是好样的。

最后，在院史馆的伏龙芝半身雕像旁边，中国、韩国、叙利亚等国军官与巴拉绍夫上校、米鲁什基少校合了一个影。

这就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留给我的最初印象，也是我感受俄罗斯、俄罗斯军队的开始。第一印象令人难以忘怀，但比这更强烈和深刻的，是随之而来的学业压力、文化冲击和思想震撼。第二章“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外语高杆”也有灰心丧气的时候

出国留学是一次难得的学业深造和人生经历，国家又实行“三包”，自然令人羡慕不已。可吃洋面包的滋味，或许只有我们这些亲历者才会有真正的苦乐酸甜感受。

无论去什么国家留学，无论公费生还是自费生，首先遇到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语言关”，像清朝八旗子弟、高级官员那样带着翻译去留学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我们军人出国留学也不例外。根据中俄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我们为期3年的中级班学员将是全程俄语教学，不带翻译。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至2013解放军外派军事留学生学制最长的一批，这期间到俄罗斯总参军事学院留学的高级班学员一般为带翻译的1年或半年时间，我们毕业之后的中级班学员留学时间都改成了2年或1年学制。随着俄军“重塑武装力量新面貌”改革推进和军事教育体系调整，从2013年开始，中国留学俄罗斯的中级班军官恢复了3年学制，一年预科，两年专业学习。

我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12名校级军官，分别来自总部机关、军区部队、军事院校和科研单位。年龄上，最小的30岁，最大的38岁；文化程度上，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还有4人为军事学硕士研究生；军衔上，上校2人，中校5人，少校5人；俄语水平上，有2人是本科毕业，一位在中学学过，其他同志则连俄语字母都不认识。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出国之路是从学习俄语33个字母开始的。

1996年4月至8月，从全军各大单位选拔出来的几十名留学预备军官，被集中到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进行俄语强化培训。总部首长和学院领导高度重视，俄语教研室张瑞真主任亲自出马，老中青教员混合搭配，还为我们开设了外国军情、国际关系、外交礼仪和计算机等多门课程。

说来也巧，这所学院正是我的大学母校，南京是我曾经学习生活过4年的第二故乡。10年前，我与朝夕相处几年的大学同学难舍难离，满怀着报国强军激情北上，被分配到青岛海军单位工作；10年后，我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南京母校，内心充满着亲切、激动的回家之情。

故地重归，触景生情，教学楼、宿舍楼、食堂、足球场、大礼堂和梧桐树常常使我想起当年的故事。但在我的记忆中，最难忘的还是学俄语的艰辛。我在中学时曾为“反修”、“反霸”学过俄语，用的是辽宁省教材，也就几十页那么厚，“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公社”、“小工厂”等俄文词汇始终没忘。1982年全国高考时，百分制的俄语科目考了94分的高分。谈不上什么功底，全靠死记硬背。上军校后，接受听、说、读、写、译“五种能力”的全方位专业训练，早读、上课、晚自习，在教室、宿舍和食堂“三点”之间穿梭奔波。为了学好俄语，自己的确也付出了不少努力。别的不说，上学期间得过12次咽炎、中过3次暑，至今还记忆犹新，以至于一提“南京”就有点打怵，夏天的“火炉”滋味让我这个北方人难以忍受。医生说，咽炎是学外语的“职业病”。教员讲，不得几次咽炎也学不好外语。真好像得咽炎与学外语有什么必然联系似的。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学外语是枯燥的，整天跟字母的组合变化打交道，真需要一个好的记忆力、机灵劲儿和文学水平，苦练“童子功”。自知没有那般天赋，加上外语只是工具、拐杖，单靠外语吃饭路窄、发展受限，就在1989年工作3年之后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了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攻读军事学硕士学位，专修军事战略，毕业后又留在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从事军事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和邓小平战略思想等专业方向研究。俄语在工作中基本用不上，与我渐行渐远，日益变得陌生起来。

没承想，大学毕业整10年后再操旧业。或许我这一辈子与俄语、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机遇可遇不可求。事实也是如此，我在1988年、1989年两次参加国家研究生考试，备考期间外语基本没看，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复习军事战略、军战史、战斗条令等不熟悉的专业知识，外语考试成绩依然上了80分以上。2004年，解放军总部决定从回国的军事留学生当中选拔军事外交预备干部，我有幸成为9名候选人之一，并在2006年前往中亚的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任职，再次用俄语从事军事外交工作近3年时间。赴任之前，又回到南京母校进行了两个月业务学习。首批军事留学生俄语强化班

在南京的1996年军事留学外语强化班，我和几个俄语科班出身同学被指定为“小教员”，虽说自身也有一个恢复、提高的过程，但主要任务还是帮助那些没有学过俄语的同学，为他们讲授一些学习方法、录制课文、解读词汇和语法等。大家把我们称为“外语高杆”。的确，从零开始的俄语强化学习，对我们这些学过俄语、接受过科班培训的人来说毕竟是太简单了。5个月的时光是令人难忘的，大家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同学谊。每个人都明白，尽管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出国留学目标而走到一起来的。每一个人的人生开局结局都一样，但过程体验各不相同，所以人生重在过程，相逢相识是难得的缘分！“俄语真难学，尤其是语法最难把握，变幻莫测的。”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学英语出身的，不少人还达到了国家英语六级考核标准，他们在学俄语时不时发出这样的感慨。俄语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读写基本一致，有点像汉语拼音。但俄语不同于汉语一类的象形文字，它是形合语言，词义本身与字形没有直接的意义联系，需要通过形式分析理解语义。在构词上，俄语多为派生词，借助一个词缀产生多个词语，习惯用概括的词语表达具体事务；在组词造句上，名词、形容词、代词等有“性、数、格”变化，动词有“时、体、态、式”等变化，突出主谓语中心地位；在连句成篇上，行文多用带定语的扩展句，开头直接点题，关键词、主句在前，然后依次揭示主句或主句中的词汇；在表达思想时，围绕主语、主句展开，由主到次、从小到大、从点到线，直线式有序递进叠加，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主从性、直线性和精确性。可以说，只要两个词放在一起就有词法问题，一动口、一动笔就要想着词尾变化，严格遵循语法规则，难怪大家说俄语的一个名词实际上是12个名词，一个动词有20多个动词表现样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语的复杂结构和特殊思维，同时也折射出我们留学生活的艰辛，需要应对一种全新的文化氛围、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

早年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刘伯承元帅对自己学习俄语的感受曾有过这样描述：“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谨，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国之心。然不过外语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词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前辈和高级将领都能如此，我们新一代军官没有学不会、学不好俄语的任何理由，只有迎难而上，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这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但真正领会其深刻含义大概还是有了出国留学一事以后。也许是过了学外语的最佳年龄段，也许真是因为俄语太难学，大家普遍学得很辛苦，有人把学俄语的过程形容为“掉一根头发，记住一个单词”。即便到了临出国前，不少同志还不会发俄语字母“P”这个颤音。不过，当听说革命导师列宁和一些俄罗斯人也不能十分纯正、准确地发出这个音时，大家自然得到了不少安慰。据说，汉语中的俄罗斯“Россия”俄文一词被译为“俄罗斯”而不是“罗斯”、“罗西亚”，就是与俄文辅音字母“р”这个颤音难发有关。初学者和非俄罗斯人常常在发“р”音之前加一个“о”音，曾经统治俄罗斯200余年的蒙古人习惯把“Россия”一词读成“OROS”或“OROCCIA”，受此影响，中国晚清时期出版的《大清统一志》等都以“俄罗斯”取代了“罗斯”、“罗刹”等各种叫法。

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媒介和前提。它来自生活实际，学好外语自然离不开一定的语言环境。在我的记忆中，出国前与俄罗斯人只有过两次接触。印象最深的是在军事科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1991年秋参观北京国际航空展览会，与俄方参展工作人员进行过简短交谈。这位工作人员夸我俄语讲得好，还赠送了一套俄航空装备明信片，但我有自知之明，这仅是一种友好姿态的表示。学了几年俄语，由于没有实践的机会，渐渐地生疏了，基本上变成了“哑巴”、“聋子”，原来掌握的基本技能差不多都还给了老师。出国留学给了我重操旧业、在实践中恢复并提高的机会。

我们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第一年是上预科，主要任务还是学俄语、熟悉军事术语。只是教员全都变成了俄国人，生活环境也全变了。正是这一变化，让一切都变得那么直接、似懂非懂的，要不是有国内打下的基础，我肯定也会与大家一样在留学初期处处发蒙。但话说回来，也正是这一变化，使我们能够学到地道标准的俄语，养成一些用俄语思维学习办事的习惯，进而为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军事专业知识、作战指挥能力创造了条件。

不带翻译的军事留学是艰难的、痛苦的。

我和另一位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外语高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期间特别是预科阶段为大家义务地承担了一些“翻译”、“跑腿”工作。其实，我只是比其他同志多学了几年俄语，有一定的词汇量和语法知识。置身国外，时时感到底气不足，灰心丧气的时候也有过。尽管我们留学军官是有思想有理性的成年人，但从学语言的效果来说，真像幼儿园大班孩子似的。

初到俄罗斯的几周，我们都有一种刘老老进大观园的笨拙感，基本处于“半聋半哑”状态，与俄罗斯人交往比较困难，甚至有怕俄罗斯人讲话的心理。既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也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意思。坐地铁听不出报站名，坐过站是常事；到商店买东西，就用手指要“这个”、“那个”的，买肉时分不清牛羊肉，手势比划也帮不上什么忙，就学几声羊叫或牛叫；想放松一下，看个电影、电视也搞不清楚人家讲的主要内容。我是能听懂大概意思，嘴上却说不了多少，加上生活学习是全方位的，我比大家也好不到哪儿去，同是天涯沦落人。

在预科的下半学期，我们开始转入学习军事专业术语和战术常识，困难不是很大。要说3年留学最艰难的时候，是进入第二学年的专业学习前半年。我们经常满怀信心地走进课堂，却很失望地走出教室。这是因为我们上“讲座课”（лекция）犹如听天书，一堂课下来没记几行字。这种课是满堂灌，实际上是教员介绍军事学术前沿、军事实践需求和发展趋势的讲座报告会。教员布置的阅读、笔头作业，对我们来说就别提有多困难了，且不说一晚上看不了几页，就是看过的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书借了不少，有的干脆一页没看就还给了图书馆。学习完全是一种被动应付式的，学习非常辛苦、收效却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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