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勇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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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技术创新机制与政策研究(广州大学·青年博士学术文库)试读：
序言
自20世纪80年代纳尔逊-温特和博尔丁进行开创性研究工作以来，演化经济学获得了蓬勃发展，影响日益扩大。与主流经济学有所不同，演化经济学接受达尔文主义世界观，认为经济研究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而在于动态的生成，强调个体的异质性和有限理性、系统演化的非线性和时间性，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倡导跨学科交叉研究，试图以演化研究范式替代均衡范式重构经济学体系。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为技术创新机制与相关政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而有益的视角。
本研究首先梳理了技术创新和进步经济学研究的发展线索，不仅挖掘了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等经典大家的技术演化思想，还剖析了主流均衡范式关于技术研究的缺陷和演化范式的相对优势，同时总结了演化经济学在技术创新主题研究上已经做出的贡献和不足。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强调从三个维度来理解技术的本质，即从功能维度看，技术是一组关于从投入到产出的转换过程中如何做事的指令；从空间维度看，技术是一种以技术知识为基因型的表型；从时间维度看，技术创新是一个达尔文式的演化过程，包括技术创新的出现和出现后的扩散两个基本内容。
与经济学中将技术与技术知识等同起来的主流观点相区别，本研究通过隐喻生物基因型和表型理论来理解二者关系，认为技术知识相当于一种基因型，定义着技术的潜在可能性，而技术是一种外在的表型，是作为基因型的技术知识与技术环境耦合的结果。因而，技术创新的本质是一种新表型获得的演化过程，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既来自技术知识集合的变化（即新技术知识的获得），也来自技术环境的改变。以此为基础，本研究还探讨了技术创新的分类、确定性、方向性和集群性等演化特征。
技术创新出现后的扩散过程其实包括“扩”和“散”两个方面，分别对应着“自然选择”和“适应性学习”两种不同的演化机制。前者强调的是技术系统各成员由于对环境的适应度不同而产生的份额组合的动态演化，类似于生物进化中的自然选择机制发生作用的过程；后者强调的是技术创新在不同主体间的模仿和传播，是人类强大学习能力的体现。两种机制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在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
在作为“自然选择”的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选择环境包括市场选择、政府选择、文化选择和自我选择等。市场选择机制以利润率为适应度标准对参与市场的各种技术进行选择，具有需求导向性、客观性和低成本性等优点，但也有短见性和盲目性等缺陷，无法克服路径依赖和市场锁定现象，需要与政府选择和文化选择等非市场选择机制积极互动。除了市场、政府和文化等外部环境构成选择压力以外，技术内部环境选择（即自我选择机制）也不可忽视。成功的技术创新扩散，不仅需要市场选择和非市场选择的有效互动，还需要内部环境选择与外部环境选择的有机结合。作为“适应性学习”过程的技术创新扩散，包括满意判断、技术信息搜寻、内化技术知识、技术创新模仿和创新惯例化五个阶段，受到技术自身因素、技术主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三个方面的影响。促进技术学习和模仿需要深刻理解这五个阶段及其影响因素。
综观整个技术创新演化过程，环境作用至关重要。制度作为环境的最主要构成变量，与技术不是简单的决定论关系，而是互为选择压力的协同演化关系；二者的协同演化过程正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二者多样化的协同模式最终导致了经济增长的不同表现。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获得了纠正系统失灵、构建技术战略小生境、鼓励经济试验、促进技术多样性、提高系统成员学习能力、质量型与数量型以及水平型与垂直型政策工具相结合等基本技术创新政策启示。这些政策与主流均衡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主张有所不同。均衡范式以本质论为哲学基础，将技术创新的本质理解为“经济人”理性选择的结果，以市场失灵为理论依据，以资源最优配置为政策目标，倡导普适性的技术创新政策工具和使用。演化范式则以个体群思想为哲学基础，将技术创新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复杂的系统演化过程，以过程失败为理论依据，以构建有效技术创新系统为政策目标，强调多元化的技术创新政策工具及其动态使用。演化范式以更深厚的哲学基础、更坚实的理论依据、更富内涵的政策目标和更多元的政策工具，提供了将均衡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纳入自身框架之内的可能性。均衡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也需要融合于演化范式，才能破除日益凸显的理论缺陷和现实困境。因此，迫切需要发展一种综合的技术创新政策演化理论。
美国与日本是技术创新政策成功的两个典范，但两国技术创新倾向与特征明显不同，美国更擅长突破创新，而日本更擅长渐进创新。从演化视角来看，其根本原因在于：突破创新与渐进创新有着各自不同的演化特征与规律，前者方向不定、难以预测，后者方向性及可预测性明显，两种不同性质的技术创新需要不同的促进思路与政策措施。美国的技术创新系统更崇尚“市场”和更容许“试错”，不确定性和无方向性考虑包含于系统设计之初，有利于突破创新的出现；日本的技术创新系统则更相信“政府”和更强调“针对”，确定性和方向性是系统运转成功的前提，有助于渐进创新的实现。中国技术进步事实和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创造性地综合两国之长，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二元技术创新系统。
简言之，本研究尝试提供一种理解技术创新演化过程的基本理论视角和框架，并从中获得若干与主流均衡分析范式有所不同的技术创新政策的一般原则和要义。这对于推进中国技术进步事业和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第一章导论二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一）基本思路
技术创新与进步是经济学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为研究技术创新机制与政策提供了一个崭新而富有前途的理论视角。本研究首先深入挖掘了斯密、马克思和熊彼特等一些经典大家的技术创新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演化思想），随后认真剖析了边际革命以来的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研究的理论缺陷，进而在仔细梳理演化经济学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应用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从时间、空间和功能三个角度理解技术创新的本质。以此为基础，着力研究技术创新的发生过程（对应“变异”）、作为“自然选择”过程和作为“适应性学习”过程的技术创新扩散、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演化、演化视角下的技术创新政策思路等几个问题，以期提供一种新颖而有益的审视技术创新机制的理论视角，最后通过与主流均衡范式的深入比较和典型案例剖析获得更为综合的技术创新演化政策思路，以期为中国技术实践和创新型国家战略提供一种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注重综合运用交叉学科理论的方法，除应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外，生物学、哲学、管理学、社会学、系统科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都是本研究借鉴和吸收的重要对象。与此同时，本研究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来研究技术创新的演化机制与过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除常规的一些经济学研究方法外，生物学隐喻研究、比较研究方法和文献研究法在本研究中的作用尤其重要。1.隐喻（metaphor）研究法
隐喻（或称类比）其实是一种常见的科学研究方法，因其常可以引发开创性的思维方法和灵感而备受研究者重视。语言学权威研究认为，人类概念体系中的绝大多数概念是通过与其他概念的隐喻才获得[8]逐步理解的。隐喻的本质特征是基于相似性或类似性，在不同的经验世界或观念世界之间建立对照关系或对应关系，其实质在于用一种熟知的对象和境况的语词隐喻地去谈论另一种不熟知的东西的图像，[9]为的是力图把握它和理解它。本研究广泛运用生物学隐喻。在确定相似性科学根据和经济学应用边界的前提下，基因、表型、重组、突变、自然（人工）选择、生境、协同进化等生物学概念和理论都是本研究的有效隐喻体。
需要说明的是，生物学隐喻在本研究中的使用，完全以能更好地理解技术创新为目的，这是笔者确定是否使用隐喻及隐喻使用程度的唯一标准。笔者反对为隐喻而隐喻，寻求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完全对应，把经济学简化为生物学的做法。正如纳尔逊和温特所声明的：“我们断然否认，追求生物学上相似情况的意图是为了它们本身，或者甚至为了一种抽象的、较高水平的演化理论前进，那种理论把一系列的理论都结合进去。我们很高兴地利用似乎有助于理解经济问题的任何来自生物学的思想，但我们同样准备跳过任何似乎令人发窘的事物，或者准备为了得到较好的经济理论而大肆修改已接受的生物学理论（请[10]看我们对拉马克主义的拥护）。”对待生物学隐喻研究方法的这种态度正是本研究赞成和持有的。2.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事物之间的异同，引导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和特征，因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科研方法，也是本研究中使用较多的一种研究方法。通过对演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及其技术创新理论之间的比较，本研究首先确定了研究技术创新机制与政策的演化思路和主线；在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使用生物学隐喻时，进化生物学等学科与技术经济学之间的异同比较是笔者非常重视的；在演化理论基础上获取基本技术创新政策要义时，笔者着重强调其与主流均衡范式所主张的政策含义之间的差别。3.文献研究法
当然，任何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研究都不可能脱离前人文献，但对于本研究而言，文献研究法尤其重要，以至于笔者感觉需要特别一提。演化经济理论相关文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指数化增长趋势，尤其是在技术创新相关问题的研究上，“演化”可以说是一个流行标签。本研究所关注的任何一个主题都有相当数量的演化研究文献（尽管这些自称演化研究的文献并不一定就能符合“演化”范式标准）。本研究正是在大量搜集、鉴别、整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的。虽然笔者力求引用规范，但难免有所遗漏。或者说，文献研究法在本研究中显得尤其重要。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一）选题背景
技术创新对一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毋庸置疑。在经济全球竞争不断深化加剧的历史背景下，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更是日益凸显和强化，已经成为一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所在。世界各国因此纷纷将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或国家战略。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人民或许对技术创新及其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着更深刻的感受。七百年前，中国的技术发展水平一直走在世界最前列，甚至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天朝大国名副其实。然而，当历史的车轮再前进四百年之后，中国却被牢牢贴上[1]了技术落后国的标签。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开始强烈感受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反衬出的技术落后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和耻辱，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技术的重要作用，技术创新和追赶从此成为中华民族世代追逐的目标和理想。近代史上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格致救国”和“德先生与赛先生”等口号和思潮，无不体现了国人对科学技术进步的渴求与重视。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月马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在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又随即成立了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1958年将二者合并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是国家科学技术部的前身），将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纳入国家计划，当成国家事业来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无论在政策措施、舆论宣传还是在配套资金方面，都对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给予了大力支持，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更是先后提出了“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战略口号，逐步启动了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973计划、发展高技术开发区等一系列旨在促进技术发展的计划和措施。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78～2002年，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科技部等国务院直属各部委颁布的有关科技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就达2266[2]件；1978～2006年，国家及各部委（不包括各省区市颁布的地方法规）颁布的所有 12403 项政策中，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的就有422 项[3]。近几年出台的有关科技创新的政策数量更是有增无减，中国政府对技术创新与进步的重视由此可略见一斑。
然而，中国技术创新的实际效果却始终不尽如人意，某些产业甚至有每况愈下的趋势。中国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有着非常大的差[4]距；与韩国等一些周边国家相比，中国技术进步速度相对缓慢。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发明专利数量少、单位产出能耗高、技术产业竞争力不足、劳动生产率低下、产业低端化、产品附加值低、就业质量差等语句，仍然是描绘中国技术现状的常用语。激烈的全球竞争环境下，中国企业时刻都能感受到掌握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的技术控制和技术威胁。这种技术现状与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技术创新和促进无疑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
严峻而残酷的现实让我们不得不思索到底如何才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促进努力与实际效果的反差让我们不得不深究其中的症结所在。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的科技思潮和相关举措是一种朴素的应变反应且无太多理论基础的话，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技术创新实践则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改革开放后则显然增添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技术实践的理论支撑。但事实证明，这些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创新与进步效果并不理想。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是我们对理论的理解不够？还是理论本身有所缺陷？有没有更契合实践、更具指导意义的技术创新经济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获得蓬勃发展的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主义世界观取代主流经济学信奉的牛顿-笛卡尔世界观，倡导一种与主流经济学截然不同的研究思维和方法，试图发展一种经济学的替代范式。演化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为我们重新思考技术创新与变迁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而富有前途的理论视角，也为我们留下了广阔的理论创新空间。从演化经济学视角深入研究技术创新机制并获得相应政策思路正是本课题的主旨所在。（二）研究意义
技术创新或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核心要素，很长时期内并未得到经济理论应有的重视。虽然以斯密、马克思、熊彼特等为代表的少数经典大家曾经对技术进步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思考，蕴含着丰富的有关技术创新的思想洞见，但是，边际革命以来日渐成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继续先人的优良传统，而是逐渐将技术拒绝于经济学研究的大门之外，致力于给定技术条件和完全理性假设下均[5]衡模型的构建。而后，以主流经济学自居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及其增长理论虽然承认技术的重要作用，但仅仅视其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外生变量，并没有将技术要素这个变量本身纳入研究视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旨在修正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外生假设，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试图用知识积累、人力资本投资等因素来解释技术创新与进步，但仍然拘泥于新古典的框架、假设和决定论思维。
可见，虽然“现代经济学家都承认，技术进步是多种经济现象背[6]后的中心力量”，但技术创新本身并不是主流经济学所真正关注的对象，关于技术创新与进步的研究因而也显得并不透彻，甚至可以说[7]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未曾开启的“黑箱”。这也正是主流经济学派备受批评和质疑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些批评质疑声中，来自演化经济学的声音显得最为强烈。与主流经济学采纳牛顿-笛卡尔世界观，模仿经典物理学，借用均衡、弹性等概念对经济现象进行简单化、还原化和决定论的经济处理方法相区别，演化经济学则是以普遍达尔文主义（universal darwinism）为指导，主张经济分析的核心应该是动态的生成（becoming），而不是静态的存在（being），强调个体异质性、系统演化的非线性和时间性，倡导从进化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中汲取丰富营养来处理动态复杂的经济系统，试图构建一种全新的经济学体系。近30年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非常迅速，已经成为经济学界最为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相关文献以指数化速度增长，大有掀起一场经济学的演化革命之势。因而，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演化经济学视角出发来研究技术创新与变迁问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的。
另外，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技术现状不容乐观，技术创新和追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审视技术创新及其政策问题，同时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和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技术创新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为中国自主创新实践和创新型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一种坚实的理论基础，并获得相应的政策启示，这显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三研究内容和逻辑结构
本研究旨在梳理相关文献，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和审视技术创新机制与政策问题，为中国技术进步事业提供某种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根据本研究的研究目标、思路和方法，全书共分八章，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导论”对本研究做总括性和鸟瞰式的介绍。主要阐述本研究的选题背景、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而总体介绍本研究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方法和内容章节的安排，最后论及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和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第二章“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回顾”主要对经济学中的技术创新思想和理论发展线索进行梳理。首先挖掘斯密、马克思、凡勃伦、熊彼特等经典大家有关技术创新的思想，然后论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技术进步理论，并剖析其技术—知识等同论等缺陷，在此基础上梳理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及有关技术创新问题的研究，同时指出当前技术创新演化研究中的不足和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取向。
第三章“作为‘变异’的技术创新出现”以生物变异原理作为隐喻来理解和研究技术创新的发生过程。这一章在梳理技术创新过程五代模型的基础上指出，技术创新在空间维度上应该被看作一种新的以技术知识为基因型的表型，既可能来源于作为基因型的技术知识的变化，也可能在技术知识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外部环境改变的诱发而产生，任何技术都是技术知识与技术环境耦合的结果。在这个技术创新的基本演化解释框架下，这一章进而研究了作为基因型的技术知识改变的演化过程和从技术知识到技术创新的演化过程，同时对技术创新的随机性（新达尔文式）和方向性（拉马克式）、动力来源、类型和集群性等几个演化特征进行了研究。
第四章“作为‘自然选择’过程的技术创新扩散”首先指出，技术创新的扩散包括“扩”和“散”两个方面。前者类似于生物进化过程中因基因频率改变而产生的适应性选择过程，对应着“自然选择”演化机制；后者对应着另一种与生物进化截然不同的“适应性学习”演化机制。这一章主要通过以自然选择原理为隐喻研究技术创新的选择过程，不仅论述了经济学中一贯重视的市场选择机制，还论述了经常被忽视的政府选择、文化选择等非市场选择机制，指出几种互有优缺点的选择机制共同构成技术创新的外部选择环境。除了市场、政府和文化等外部环境构成选择压力以外，技术内部环境选择即自我选择机制也不可忽视。成功的技术创新扩散，不仅需要市场选择和非市场选择的有效互动，还需要内部环境选择与外部环境选择的有机结合。
第五章“作为‘适应性学习’过程的技术创新扩散”主要研究技术扩散的“散”的方面，探讨作为一种演化机制的技术主体的“适应性学习”过程。这一章在区分信息、知识、学习几个基本概念和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创新“适应性学习”过程的五阶段模型（满意判断、技术信息搜寻、内化技术知识、技术创新模仿和技术创新惯例化五个阶段），并分析了影响该过程的几大基本因素。这一章最后对技术创新扩散的两种演化机制——“自然选择”机制和“适应性学习”机制进行了比较综合研究，同时将理论联系实践，提出对中国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等相关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
第六章“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演化”主要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相互关系进行一种演化视角的探讨。技术创新不可能脱离制度变迁而单独存在。关于二者的关系，理论界长期存在着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之争。这一章受益于生物协同进化理论的启发，阐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演化论，并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正是以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过程为主要推动力的，二者不同的协同模式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同表现。最后，这一章还指出，技术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分性，技术—制度传统二分法这个研究传统是有其内在局限性的。借鉴技术哲学和技术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关于广义技术的研究成果，复归熊彼特传统将制度纳入广义技术范畴，在一个更宽泛的视野中研究技术创新演化，发展一种广义技术创新演化理论是笔者后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第七章“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技术创新政策”首先根据前文关于技术创新演化机制的研究，得到若干基本政策要义，并将其与主流均衡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进行深入比较，同时从演化视角比较美国与日本技术创新政策的异同，最后结合中国创新实践获得若干演化政策思路启示。
第八章“结论和展望”对本研究做一总结，概括了技术创新演化机制与促进政策的基本研究结论，同时指出本研究的不足和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依据上述研究内容和各部分的逻辑关系，本研究的大致结构如图1-1所示。图1-1 基本研究结构四创新之处和需要说明的几点（一）可能的创新之处
演化经济学非常年轻。国内对于演化经济学的介绍和研究起步较晚，最多不过近十年的事情。国内关于技术创新的演化研究并不多见，尚缺乏从演化经济学视角出发的关于技术创新的系统、科学、全面的理论探索和论证。本研究力图构建一个技术创新的基本演化研究框架，探索技术创新的一般演化机制与过程并获得相应的政策启示。应该说，这是该领域的一次非常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做了一些创新性的研究工作。
第一，深入挖掘了经济学说史中的与技术创新相关的演化思想和洞见。本研究系统梳理了经济学说史中的技术创新理论，尤其对斯密、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等几位经典大家的技术创新与进步演化思想进行了深度挖掘，发现几位曾对技术变迁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都具有丰富的演化思想，并由此坚定了从演化经济学视角研究技术创新问题的信念。
第二，通过隐喻生物学相关理论，提出演化视角下理解技术创新本质的三个维度：从功能维度看，技术是类似于生物技术的人类关于如何做事的指令；从空间维度看，技术是以技术知识作为基因型的表型；从时间维度看，技术是一种达尔文式的社会经济演化过程。以此对技术创新本质的理解为基础，本研究构建了关于技术创新演化机制与过程的基本分析框架。
第三，提出技术创新既是新达尔文式的又是拉马克式的。演化经济学中的主流观点认为经济演化（包括技术演化）是拉马克式的，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和确定性。但本研究认为，对于纯粹的技术创新（或称基础创新和激进创新）而言，它主要是新达尔文式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难以预测。而对于技术创新的扩散及与此过程紧密相关的增量创新（或称渐进创新）而言，它具有更多的拉马克性质，带有明显的确定性和方向性，能够预测。对于两种演化特征有所差异的技术创新，需要不同的技术创新促进政策。
第四，在梳理技术-制度关系争论的基础上，借鉴生物协同进化理论，主张一种“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论”。协同演化论采纳的是一种非决定论、非线性的演化思维，并不认为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同样不决定技术变迁，而是互为选择力量。一方面，制度构成技术创新和演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另一方面，技术反过来又成为制度变迁的选择压力。二者关系不应是决定论的，而应是互为选择压力的、动态循环的协同演化关系。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演化过程是经济系统发展和演化的主要推动力，二者多样化的协同模式导致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不同表现。
第五，深入比较均衡范式与演化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前者以本质论为哲学基础，以市场失灵为理论依据，以资源最优配置为政策目标，倡导普适性的技术创新政策工具及其使用；后者以个体群思想为哲学基础，以过程失败为理论依据，以有效技术创新系统为政策目标，强调多元化的技术创新政策工具及其动态使用。演化范式以更深厚的哲学基础、更坚实的理论依据、更富内涵的政策目标和更多元的政策工具，提供了将均衡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纳入自身框架之内的可能性。技术创新均衡政策也需要融合于演化范式，以破除日益凸显的理论缺陷和现实困境。因此，迫切需要发展一种综合的技术创新政策演化理论。（二）需要说明的几点
第一，演化经济学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推崇经济学和生物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的交融与渗透。本研究在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的同时，还从技术哲学、人类学、认知科学等领域汲取了丰富的养料。这多少使本研究作为一项理论经济学研究而显得不够“纯粹”。但是，有鉴于学科界限日趋模糊、交叉领域成果倍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内部、自然科学内部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不[11]断融合统一的趋势，笔者也就乐意令人稍感不够“纯粹”。
第二，演化经济学研究传统存在的问题之一是，“演化经济学的语言过于艰涩，一些术语令人难解，具有一定经济学、生物学、社会[12]学理论基础的人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才能逐渐认知”。这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及其跨学科研究性质不无关系。本研究虽然力图做到语言通俗和凝练，但在一些地方可能仍显不够，这也是演化经济学以及本研究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第三，技术创新课题异常复杂，想要在一项研究中探讨所有相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是不现实的。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在于从理论上探索技术创新的一般演化机制与过程，提供一个与新古典主义传统有所不同的审视技术创新问题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同时获得技术创新促进的一些基本政策要义。因此，本研究的主要侧重点在于理论分析，有关具体的技术创新与进步的历史和现实、演化理论的检验和应用研究在本研究中虽然也有所涉及，但并非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在后续研究中，笔者将在这方面进一步努力。
第四，演化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传统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纲领和理论范式，而是具有纷繁复杂的理论观点和庞大的理论体系。各种自贴“演化”标签的文献数量巨大，因而本研究的纰漏与不足在所难免，但愿本研究能够抛砖引玉，收获各方的有益意见而得以不断完善。[1] 著名学者李约瑟的研究认为，从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的一千多年时间内，中国保持着一个让西方人望尘莫及的科学技术水平。近代科学兴起之后，中国开始落后，科技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科技落后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2]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2003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科技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第53页。[3] 彭纪生、仲为国、孙文祥：《政策测量、政策协同演变与经济绩效：基于创新政策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4] 比如胡鞍钢通过计算认为，中美科技实力相对差距在1980年为美国是中国的41.4倍，1990年为美国是中国的33.9倍，1998年为美国是中国的18.9倍。参见胡鞍钢《我国科技实力差距有多大？》，《深圳商报》2003年7月24日。[5] 萨缪尔森等人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与马歇尔微观经济理论综合起来阐述西方经济学，并于1948年出版《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在1961年该书的第五版中，萨缪尔森正式提出了“新古典综合”这一术语。其后由于反对派的不断攻击，在1970年的第八版中，萨缪尔森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6] 〔美〕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第33页。[7] Rosenberg N.，“Karl Marx on the Economic Role of Science”，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82（4）：713-728.[8] Lakoff G. & Johnson M.，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9] 李醒民：《隐喻：科学概念变革的助产士》，《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第1期。[10] 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第16～17页。[11] 诺贝尔奖清楚地显示着这一趋势。许多诺贝尔奖得主都倡导和呼吁打破人为划分的专业和学科界限。比如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说：“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事业被非常狭窄地划分成各个学科——经济学、人类学、进化生物学或生态学……但这些界限全是人为划分，我们没有理由继续维持。我希望随着时间，它们开始逐渐消失。”除马斯金外，还有很多诺贝尔奖得主有类似言论。参见《诺贝尔奖得主呼吁：突破界限 应对挑战》，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2/12/content_7228444.htm。[12] 杨宏力：《解读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兼论演化经济学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经济学家》2008年第1期。第二章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回顾技术创新和变迁是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少学者对此问题有所涉猎。要想从一个新视角审视和思考这个复杂问题，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是不可或缺的。本章力图对经济学中的技术创新和变迁思想和理论进行简要的回顾、比较和总结，以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坚实基础。但是，限于研究目标和篇幅，本章的理论回顾着力抓住技术创新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线索进行比较分析。一20世纪中叶以前的技术创新与进步经济思想
古典经济学家对技术变迁和进步的作用是相当重视的，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技术创新思想和观点。但是，这种传统显然并没有被后人很好地继承下来。1956年，朱克斯（Jewkes）、索尔斯（Sawers）和施蒂勒尔曼（Stillerman）在撰写经典论著《发明之源》的时候，他们惊叹大多数经济学者忽视了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并试图分析造成[1]这种现象的原因。罗森伯格在1992年亦指出：40年前，经济学对技[2]术创新和变革这个主题并无太多的研究。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一般认为，20世纪中叶以前，只有三位经济学家对技术有过较为深入的探[3]讨，他们分别是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饶有意味的是，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具有丰富的演化思想，都是演化经济学当之无愧的理论先驱。这或许预示着技术创新与变迁研究非常需要一种演化的视角。（一）古典经济学家的技术进步思想
作为古典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非常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作用。他在其划时代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中就指出：“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实践[4]所表现出的更大的熟练、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那么，分工为什么会促进生产力的增进呢？斯密指出：“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5]而“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那些机械的发明，看来也是起因于分工。人类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事物上，比把注意力分散在许多种事物上，更能发现达到目标的更简易更便利的方法。分工的结果，各个人的全[6]部注意力自然会倾注在一种简单事物上”。
可见，在斯密看来，技术进步对国民财富增长非常重要，具体表现为生产工具（机械）的改良和劳动者生产力的提高，技术创新与进步的主要动力则是分工和专业化。而分工和专业化又如何被推动呢？斯密进一步认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7]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这也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阿林·杨后来大大推进了这一思想，把专业化分工、技术创新与进步视为一个完全内生的过程。非常有意思的是，霍撒克（Houthakker）很好地论证了斯密劳动分工限于市场范围内的概[8]念类似于物种形成或动物种属的形成，虽然斯密并不熟悉生物学隐喻研究方法。
除了分工、市场范围和技术进步间的关系外，斯密还研究了资本积累对分工和技术创新与进步的作用，认为资本（资财）积累是分工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分工深化和技术创新与进步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资本积累是比技术进步和分工更深层次的增长动力。经济学后来的发展往往只重视资本积累这个因素，而斯密曾经重视的分工和技术创新因素逐渐被忽视和遗忘。此外，斯密在论述国际贸易时还指出：国际分工条件下，落后国家能通过对外贸易向发达国家学习并采用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
综上所述，斯密非常敏锐地觉察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研究了技术创新与进步的原因、动力和表现等问题。虽然斯密的技术进步思想还比较朴素和笼统，不够细致深刻，但其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内生而非外生、动态而非静态甚至是演化的技术进步研究思路，这值得后人好好挖掘和发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是由于当时科学和技术很大程度上还是相分离的这一特定历史背景，斯密在探究科学（主要指哲学）知识进步发展时所持有的观点与其技术进步观是截然不同的。在其《道德情操论》和已出版的书信集等文献中，斯密指出：求知欲（wonder）、好奇心（surprise）和荣耀感（admiration）是人类探索纷繁现象的内在本质和追求科学知识的根本动力，这种探索和追求是出于人类对于真理的内在偏好（love of truth for its own sake），而非“经济人”对[9]于利益的某种预期。即使在技术创新和进步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知识积累这种典型化事实的今天，斯密的这种思想对于区分科学发明与技术进步、克服技术和科学知识等同论误区、更好地理解二者关系仍然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二）马克思的技术创新与变迁思想
马克思生活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工业革命时代，时代背景让他深切体会到科学技术对于社会演变的巨大作用。马克思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10]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科技如此重要，以至于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11]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正因如此，有关技术创新和变迁的研究在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虽然技术创新的巨大作用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目共睹，但当时大多数学者只把技术简单地看成一个自变量和动因，并不去深入研究这个变量和动因本身，而马克思显然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并不从来就是这么重要的，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期才开始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他写道：“十八世纪，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发现和进步，无论在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和英国同样的程度。发明也是如此，例如在法国就和在英国差不多。然而，在当时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12]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洞察到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复杂相互关系。在其他著作中，马克思始终认为技术进步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正如罗森伯格的研究所揭示的：“技术变迁被（马克思）理解为一种对经济压力变化适应性反应的社会活动（过程），而人类需求的变化是[13]这种经济压力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只有当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被作为一种过程来研究时，打开技术这个“黑箱”才成为可能。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新技术社会学，无疑从马克思那里汲取了丰富营养。
与斯密将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的做法不同，马克思则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14]一种生产力”。科学不能简单归因为人类好奇心、求知欲和对真理的追求，科学和技术都受经济压力的影响，比如马克思写道：“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15]进。”显然，社会需求是马克思眼中最主要的经济压力，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根本动力。而这种根本动力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就特定地表现为资本家无休止地追求（超额）利润的内在动力和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对资本来说，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16]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机器”。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创新与进步是资本不断积累和追求增殖的伴生物，社会需求的变化影响利润机会的变化，进而决定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资本家被马克思看成是创新的主体。
当技术创新与变迁被马克思恰当地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时，其中就已经蕴含着丰富的演化思想萌芽。达尔文将生物器官的进化理解为环境的自然选择过程，自然选择机制既来自外部生态环境，也来自生物内部本身（如新特征要与内部特征和谐一致等），进化表现为一种生物与环境相适应的过程。而技术创新与进步，与生物器官进化一样，在马克思看来需要将其当成一种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来理解。事实上，马克思非常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当他于1860年第一次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时，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17]的基础。”在写给斐·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也阐述了这个观点：“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18]争的自然科学根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19]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在这些论断里，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将技术创新和变迁隐喻为生物器官进化的研究思路和将达尔文进化论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如此，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还充分应用并发挥了这种演化方法，在许多方面有着深邃而超前的演化洞见。这在他关于技术创新与进步的理论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如克拉克和朱马所指出的：“达尔文对经济思想的影响在马克思发展的技术进[20]步概念范围内特别有意义。”
第一，作为知识的技术。马克思认为，技术在本质上应该是作为知识的技术，人造物（或称人工物品、劳动资料）只是技术的外在形态和实物载体。技术乃“劳动资料或劳动手段的总和”，是后人对马[21]克思的一种曲解和误读。事实上，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利用机器[22]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但[23]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的组合”。他还更加明确地写道：“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24]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直接的生产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技术的本质更应该是相关知识而非当时人们非常看重的诸如机器之类的人工制品，技术——这种人类社会生产工艺的本质是包括科学原理、操作方法、使用技巧等在内的知识集合体。
马克思的这种技术知识本质观，可以说是一种超前而深邃的演化思想洞见。因为这为解决技术从而人工制品的“自我繁殖”及“选择和进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和方法。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潜在地意识到知识而非人工制品才是技术遗传和进化的基本单位，技术创新与进步的演化理论中，知识才应该被视为基因或DNA概念的隐喻对象。考虑到当时还没有作为进化理论基础的现代遗传学，甚至进化论本身还饱受争议，马克思的这种演化洞见的确难能可贵。
第二，作为累积过程的技术进步。有别于当时（乃至现在）大多数人强调技术变迁过程中“大发明家”和“重大突破”的重要性，马克思强调技术进步的累积性和渐进性，认为发明是建立在许多微小改进基础之上的累积过程，而不是少数天才人物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杰作。他写道：“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25]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这是一种鲜明的技术创新与变迁演化思想。马克思在考察具体技术时，继续坚持并发挥了这种演化思想。在研究机器发展时，他写道：“最初的机械织机主要是木制的，改良的现代机械织机是铁制的。只要从表面上把现代蒸汽织机和旧的蒸汽织机比较一下，把铸铁厂的现代鼓风工具和当初仿照普通风箱制成的笨拙的机械风箱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旧形式最初如[26]何支配着它的新形式。”在关于磨的细致研究中，马克思将这种演化思想表达得更为精妙：“最早是把谷物砸碎。起先是用石头把谷物砸碎。以后，开始采用容器或臼，把谷物放在里面用杵捣碎。后来人们发现研碎比捣碎更好。因此，人们使臼内的杵作旋转运动。这最好是用一个手柄来完成，手柄固定在杵杆上，并由人来转动……手磨就是这样发明的。……以后，……用辕杆代替手柄，把马、犍牛以及驴子套在辕杆上……这样，就有了马拉磨……接着，马拉磨得到了改[27]进……”这些言论清晰地体现了马克思将技术变迁理解为一种累积渐进过程的演化观点。
半个多世纪后，美国学者吉尔菲兰（Gilfillan）追随马克思对船舶历史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从最早的漂浮的掏空了的圆木一直研究到内燃蒸汽机驱动的汽船，得出类似“发明事实是不可分割的连续统一[28]体”的结论。一些技术史学家开始接受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并试图对人工制品序列进行分类整理，以证明这种过程的累积和渐进性。比如美国著名技术史学家巴萨拉（Basalla）写道：“假如人造物链中缺项比生物链中缺项显得更多的话，那只是因为，对植物和动物的采样和分类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而对人造物的整理和分类仅仅才刚刚[29]开始。”显然，马克思是他们当之无愧的理论先驱。
第三，作为选择过程的技术创新。对生物进化而言，自然选择是在变异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自然选择作用，能适应环境（包括内外部环境）的有利变异得到保留，有害变异则被淘汰，如此完成生物的不断进化，同时造就生物的多样性。马克思已经注意到技术创新类似的选择适应特征和多样化特征，他写道：“单在伯明翰就生产出约300种不同的锤，不但每一种锤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而且往往好多种锤只用于同一过程的不同操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30]样化。”在这句话的注脚里，马克思还毫不讳言自己是从进化论那里获取了灵感，写道：“达尔文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中，谈到动植物的自然器官指出：‘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不同的工作时，这个器官容易变异的原因也许在于：自然选择对于每一形态的细小差异的保存或抑制，不如在同一个器官专用于一个特殊目的时那样小心。比如，用来切各种东西的大刀，大体上可保持同样的形态；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工具，如作另一种用途，就必须具有另一种形式。’”[31]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生物学隐喻方法，将技术创新或变迁理解为一个类似于生物进化的适应性选择过程。
马克思的确是一位有着丰富演化思想的经济学家，而这一点在其技术变迁理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中很多思想洞见值得挖掘。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达尔文还饱受争议和进化论还远未成熟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在技术研究中使用演化和隐喻研究方法的立场始终明确和坚定。如果当时进化生物学相关理论更为成熟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会在这种演化思想和方法上走得更远。这为后人继续研究技术创新提供了一个指导方向。（三）凡勃伦的技术变迁思想
虽然凡勃伦是老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创新不是他关注的。相反，在其庞大而繁杂的研究体系中，技术创新和进步的巨大作用一直是凡勃伦非常强调的。作为正统经济学最有名的批评者，凡勃伦对正统经济学漠视技术和制度研究的态度极为不满，他力图在技术—制度的相互关系研究中探讨制度变迁问题。在凡勃伦的许多著作中，都存在着对技术问题的有关论述。
凡勃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独特（有别于正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的。在所有人性假设中，凡勃伦认为人类的掠夺本能（predatory instinct）或称竞赛精神（sportsmanship spirit）和创作本能（creative instinct）或称劳作精神（workmanship spirit）是最为[32]主要的，而人类历史的实质就是这两种本能的动态辩证统一。以此为基础，凡勃伦提出了其著名的商业（经济制度）和工业（技术）二分法，认为经济制度是人类掠夺本能的延伸，而技术是人类劳作本能的体现，工业和商业是资本主义时期的特殊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凡勃伦的“技术”概念有时具有相对更宽泛的含义，不仅包括知识和组织，而且包括劳动力的水平和质量、资金和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33]。
凡勃伦认为，虽然有些时候，制度能促进技术，但在更多的时候，制度是保守的，阻碍着技术进步。制度与技术冲突是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制度变迁还取决于利益集团的对抗，取决于[34]普通民众对既得利益者斗争的胜利。凡勃伦深受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影响，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适应性的、渐进的自然淘汰过程，正如他写道：“当人口有了增加，人们支配自然力量的知识和技巧有了扩大和提高以后……那末在这个时候，同样的、没有改变的生活方式，在改变了的环境下，就不再能产生以前那样的尽其力可以达到的[35]最高成就。”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变迁是第一推动力，它改变了制度的选择环境，对制度调整提出要求；普通民众或曰劳作本能表现得最明显、受现有思维习惯影响最小的集团是制度变迁的发动者；既得利益集团则是制度变迁的阻碍者；制度变迁的衡量标准是能否提高集[36]体的“生活便利程度”。
可见，在凡勃伦看来，技术创新是制度变迁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元动力。但技术变迁和进步本身又是如何被推动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凡勃伦显得与众不同。他认为，技术进步由人的三种本能推动，即前文所述的人类劳作本能（workmanship instinct），再加上随意的好奇心（idle curiosity）本能和父母本能（parent instinct）。这三种被凡勃伦合称为“建设性本能”的人类固有因素推动着技术不断进步[37]。因此，凡勃伦的确把产业技术强调到了宿命论的边缘：技术进步被看成是社会演进的固有方面，格言“必要是发明之母”被颠倒，[38]发明成了必要之母。显然，这种对技术进步的简单假设是凡勃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
需要指出的是，凡勃伦是最早明确提出按照现代演化思路重建经济学，并正式使用“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一词的经济学家。1898年，凡勃伦发表《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科学？》一文，对当时的经济学状况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呼唤用演化经济学替代静态的、机械的新古典经济学。他指出：“演化经济学必定是一种由经济利益决定的文化成长过程的理论，一种用过程本身来说[39]明的经济制度累积序列的理论”，而“在现代技术要求的压力之下，人们的日常思维习惯正陷入科学中进化方法的模式之中；出自于更偏激、更古老阶段的知识正变得与之不相容和无意义。社会和政治[40]科学必须紧跟它们已经感觉到的这种动向”。但是，凡勃伦提出的只是演化经济学的一种宣言，他仅仅提出新的分析方向，却并没有加以发展。在关于技术变迁的研究中，他未能深入分析技术创新本身的发生过程以及技术进步如何在经济演化中累积发生作用等问题。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很大程度上继续了凡勃伦未完成的任务。（四）熊彼特的技术创新思想
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强烈批评同时又提出替代方法的经济学家没有几个，熊彼特是其中之一。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中，熊彼特提出了一个经济动态变迁的分析框架，并试图寻找经济变迁的内在变量。他批评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在解释经济变迁时只能借助于外在的与经济系统无关的因素，认为经济体系内部一定存在一种力量使均衡不断地被打破，而这种内部的力量就是其所谓的由具有特殊精神气质的企业家来完成的“创新”。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中，熊彼特赋予“创新”更丰富的内容，提出了一个新的替代性概念——“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指出创新活动在产生新事物的同时还会摧毁旧的事物，而在产业层面上，“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导致的垄断和大企业的出现使得企业家职能消失，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崩溃。他还描述了以“创造性破坏”为动力的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整个社会体系变迁的过程。
可见，“创新”是熊彼特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那么，什么是“创新”呢？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亦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41]。显然，熊彼特的“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而且是一个明确的经济范畴，不仅指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更是指把已发明的科学技术引入企业之中，构成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第一次明确区分了发明、创新和创新的扩散。而“创新”又是如何被实现的呢？熊彼特提出了一种代替经济学分析的社会学观点，把创新的动力归于企业家身上先验地存在着的、非凡的人格特质。这种人格特质把企业家和“静态”模型里的标准经济人区别开来，后者的行为可以定义为对给定经济数据的适应。熊彼特甚至认为，这个区分不仅适应于经济领域，而且适应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在人类学的意义上划分了以下两类人：具有静态性格的人和领导者。企业家属于后者，他们的行为动机具有与“静态”模型里的经济人不同的非理性主义的特征。一些研究者指出，熊彼特的“企业家”概念与20世纪初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思潮包括尼采的“超人”哲学、帕累托的“精英循环论”、韦伯的“克[42]里斯玛”，以及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等。
具体到技术创新，熊彼特的理论实际上隐含地假设了技术创新机会的预先存在，然后才是企业家利用这些机会进行创新。对于技术创新机会的来源本身，熊彼特并没有去研究，而只是简单地将其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对于熊彼特来说，科学技术发明这类提供创新机会的活动基本上不受市场需求的影响。因此，虽然从创新是由企业家来承担这个角度看，创新似乎是内生的，但实际上企业家仅仅是利用外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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