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占宝主编
出版社：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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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之鉴试读：
第一部分
宁夏七大措施力戒出版浮躁之风
曾革楠一本18万字的图书，编校差错近2000处，差错率高达万分之一百一十，令人触目惊心。《中国新闻出版报讯》（记者曾革楠）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了解到，在由该局日前组织召开的宁版新版图书编校质量检查结果通报会上，三家抽检出版单位中两家出版社因出版图书合格率较低被通报批评，有关负责人也受到了相应处罚，处罚人数之多、处罚力度之大均前所未有。针对这种情况，宁夏新闻出版局日前决定，从提升图书、报刊编校质量入手，力戒出版上的浮躁风气，在出版界大力倡导学术正气，以促进新闻出版事业的良性发展。
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导致学术失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出版界。据悉，宁夏新闻出版局日前组织审读员对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代帝王在宁夏》进行审读时，发现这本仅18万字的图书，编校差错就近2000处，差错率高达万分之一百一十。审读员难过地写下了“赫然千处错伤心一卷书”的审读报告，并指出，这本18万字的著作竟有语法错误、逻辑错误、观点错误、史料引用不当等问题达千余处，由于问题太多且繁杂，无法统一归类，只能逐章节按行文顺序指误。
此外，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书《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在部分内容上与《历代帝王在宁夏》严重重复，这本53万字的书出错有2000多处，经核实是一本质量严重不合格的“学术专著”。据审读员介绍，经过对1～56页的审读，该书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从编校质量上看，差错率为万分之四十，属不合格品。“生造词”频繁出现，词义含糊不清，使人难以理解。语言文字基本功差，字、词、句问题比比皆是。
在一本书中何以会出现如此多的差错？宁夏新闻出版局局长朱昌平告诉记者，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有的“专家”一本一本地出书，涉及领域广泛，拼凑内容痕迹明显，知识性、常识性错误比比皆是；有的“学者”热衷于泡沫式学术成果，不是静下心来进行据实的学术研究并著书立说，而是奉行“拿来主义”，随意换个角度堂而皇之地大量引用他人论点论据；个别图书编辑编稿时把关不严格，被“名人效应”的光环遮蔽，使一些基本质量不够出版水平的图书得以出版，致使学术水平参差不齐。
记者了解到，为提升图书、报刊编校质量，力戒出版浮躁之风，倡导良好的学术风气，宁夏新闻出版局日前决定，从加强制度建设入手，严格执行图书出版编审制度，从源头上把关，严格筛选图书选题；建立专题审读制度，力戒粗制滥造抄袭他人；严格执行期刊编辑出版流程和期刊分级管理规定，处罚违规收取版面费的行为；严格执行新闻出版行业资格准入制度，并将编辑人员的工作业绩与职称评定、编辑资质认定、绩效考核等挂钩；加强专项审读力度，及时提出审读意见，提高审读效率，提高出版物的监督管理水平；建立报刊评估退出机制，明确退出程序，对市场生存能力差、发展空间狭小、竞争乏力的报刊坚决予以退出，实现报刊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从建立提高编校质量的长效机制入手，制定相应的奖优罚劣制度，利用精神和物质激励，最大限度地强化编校人员的责任意识和精品意识。载《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7月14日第一版
为什么要从农家书屋中撤出这本书
米涂薛正昌所编著的《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一书被从宁夏农家书屋中撤出了，有些人不明白原因所在。对此，有必要作简要说明，以正视听。
薛著虽仅9万字，但错讹之处却有近600处，差错率高达60，而国家规定的合格图书差错率必须在1以下。这些错误可以归为以下几类：一、政治的模糊或曰政治倾向问题
1．称蒋介石军队为“国军”
P16：“当天，一部分红军在北象山与国民党守军接火，国军未敢恋战即退入城中，红军占据北象山后，即开始攻城。午后，守城的国军从南门逃跑……”
这段话中，“国军”出现了两次。
如果从学术的角度，从价值中立的角度看，讲“国军”可以，甚至必须。但作者写的是革命传统教育教材，是要去教育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因此，如此的写法阶级立场就有问题。因为在国民党时期，与“国军”相对应的，是“共军”“共匪”“赤匪”。把国民党军队称为“国军”，背后的内容寓意解释不清楚。
2．言回汉人民在欢迎国民党军队
P29：“……攻破天险腊子口后，红军队伍浩浩荡荡北上的时候，先遣部队已占领了岷县南边的哈达铺，国民党鲁大昌残部退守岷县县城，沿途已有回汉人民欢迎大军……”
从文字看，回汉人民欢迎的是鲁大昌部而并非红军。
3．有抬高国民党之嫌
P62：“即使俘虏的国民党军队，同样体现着统一战线的政策，冶成章就是一个例子。”
且不说以一名军官作为被俘军队的例子，但就被俘的国民党“军队”能体现统一战线政策讲，似乎国民党对于统一战线建立与维护的态度比共产党还要积极与坚决。二、理论上的混乱、错误
1．言帝国主义围追堵截了红军
P125：“……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围追堵截聚歼红军的企图彻底破产，给中国共产党人展示了一个新的前景。”
哪个帝国主义国家围追堵截了红军？美国？英国？日本？似未曾听说。这个错误，既有对史实的篡改，也有其理论上的无知。
2．将中国资产阶级分左右翼
P3：“……同时，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右翼勾结起来，加紧反革命阴谋活动。”
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左右翼或左中右翼，似是薛正昌的首创，不知其根据是什么。当时的资产阶级成员，哪些属于右翼，哪些又属于左翼？
3．言日本军队在中国实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P56：“……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加速入侵。同时，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攘外必先安内”写成日本在中国实行的政策，属严重史实错误。三、逻辑混乱，自相矛盾
1．让毛泽东“翻”了三次六盘山
P26：“毛泽东在这里直接指挥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的一、四、五大队……红军得以顺利翻越六盘山。”“翻越六盘山后，虽然形势非常严峻，但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在即……”
P33：“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登上了六盘山主峰之一的牛头山。……但成竹在胸的毛泽东……俯瞰六盘山雄姿，诗情激荡……”
P40：“……当日下午二时许，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率军登临六盘山主峰，时值仲秋，天高云淡……”
2．自相矛盾
P5：薛说：“红二十五军……是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之前最早进入宁夏南部地区的一支红军武装力量”，隔了3行，薛又说：“实际上，红军在宁夏活动较早，如果以1932年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算起，还要早几年……”
薛说：“实际上，这一夜毛泽东在长城塬上乔渠村乔生魁家。按照成仿吾的《长征回忆录》记载，毛泽东这一夜不在乔渠，而在杨家园子……”薛说前后矛盾，让人搞不清毛泽东这一夜到底在哪里。四、史实及其他问题
1．贬低程子华
P19：“……以便于对徐海东和他的红二十五军在宁夏期间的经历和影响有一定的了解。”
此时的徐海东是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军长是程子华。因此，红二十五军往小处说是程子华领导的；往大处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而不能说是徐海东领导的。
P22：第一段说，程子华虽然是红二十五军军长，“但实际上，在长征途中，省委书记徐宝珊、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光，都信赖徐海东的战略思想和战斗中的指挥艺术，遇有战事，他们总要徐海东先提出作战方案，然后大家讨论……”这里，程子华没有了踪影，似乎连作傀儡的资格都没有。程子华是我军赫赫有名的战将，但薛在这里将他模糊甚至丑化了，不知有何根据。
2．信口开河，随意解说“同心”地名的由来
P112：“同心城，原本叫‘半个城’，因有了三军大聚会，才有了同心城的名字。”
查史志资料，同心县是1938年国民党取的名，与两年前的红军会师无关。其意在于激励国人同心抗日。有了“同心县”，才有“同心城”。
3．将“小号手”张冠李戴
P90：“……现在能看到的留下来的小号手那张照片，或者是斯诺此时的杰作，或者是后面见到那个15岁年龄，4年军龄的吹号手。”
这句话不通，但意思是那照片上的就是15岁的小号手。
而实际上，照片上的“小号手”，是时任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的谢立全。
此事在魏淑霞的《斯诺在宁夏》一书中写得十分清楚，而作为丛书主编的薛正昌，居然就没有看到。他是如何当主编、如何治学的，由此可见一斑。
4．将上校写成将军
P85：节名为“海原走出去的将军”。写了海原县高崖乡草场村青年张元和参加红军与在战斗中成长的故事。书中有张元和的照片，一看，是上校。上网一搜，张元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没当过将军。不知他说：“……是从江西军区副司令员任上退下来的老将军”的根据是什么。
除了以上问题，薛书中还存在语言严重重复、满篇语病等问题。
这样的书，如何能放到农家书屋去误人误事！读《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兼论宁夏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白述礼
薛正昌先生的《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一书（以下简称“薛书”），2007年5月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洋洋53万字，分6编31章。从书名和目录就已经可以看出，其内容涵盖宁夏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的方方面面，真可谓是包罗万象。初读以后，感到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掌握了宁夏历史、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大量资料，考述了宁夏地理、历代政权、移民开发与生态变迁、农业文明、“军事文明”（重大军事事件和人物）、明清以来的地方志书，以及丝路文化、长城文化、岩画文化、石窟文化、宗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等诸多方面。这样一部厚重的著作，无疑对研究宁夏区域经济、文化、历史、地理、民族等诸多方面，应该肯定，颇为有益，而且，也是作者对西部大开发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一个不小的贡献。
但是，我在阅读薛书的时候，却发现该书在关于宁夏历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表述欠妥，今冒昧谈谈我的粗浅看法，与作者和学人商榷。古代富平县在宁夏什么地方？
富平县是宁夏古代历史上最早的县，是秦朝设置。宁夏历史地理专家、学者考证，古代富平县的城址位于今宁夏吴忠市西南金积镇附近，后来迁徙到陕西。薛书写道：“富平县，置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城址在银川平原黄河以东，现在的吴忠与灵武之间”。我认为这句“富平县，城址在……现在的吴忠与灵武之间”的表述有误。
据《魏书·刁雍传》载，薄骨律镇将刁雍在给皇帝的奏表中称：“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东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似禹旧迹。”艾山就是宁夏的峡口山，位于青铜峡黄河东西两侧，黄河东边的山称牛首山。既然富平县西南三十里是艾山，那么，反过来推，艾山东北三十里就应该是富平县的城址，而青铜峡峡口山东北三十里正好是吴忠市金积镇，所以，宁夏学者都把富平县城址定在金积镇附近。早在1993年，宁夏历史地理专家鲁人勇、吴忠礼、徐庄在《宁夏历史地理考》一书中，已经考证得十分清楚，宁夏学者一般都采用他们的正确观点。《宁夏历史地理考》中写道：“《魏书》刁雍的奏表说，艾山在富平城西南三十里。这个艾山，就是今天青铜峡两面的山，旧称峡口山……今吴忠市金积堡西南到青铜峡口正好是15公里。所以，汉富平县城可以大致考订在金积附近。而秦富平县城（即《水经》富平故城）当在其北，约当今吴忠市西南。”我不明白薛书把富平县城址定在“现在的吴忠与灵武之间”，城址超出了刁雍说的艾山东北三十里之外，有无依据？灵州（治回乐县）城址在宁夏什么地方？
灵州是古代著名的西北重镇，西夏以前是宁夏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唐朝诗人吕温的《奉送范司空赴朔方》诗，赞颂灵州：“山横旧秦塞，河绕古灵州。”韦蟾的《送卢潘尚书之灵武》诗，赞颂灵州是“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灵州始建于西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汉书记载》：“灵州，惠帝四年置。”距今已经有近二千二百年的悠久历史。特别是在唐朝，灵州历史尤其辉煌，曾经有唐朝四位皇帝先后到过这个塞北古城。唐太宗曾到灵州与少数民族代表会盟；唐肃宗先是以皇太子和朔方节度大使身份来到灵州，随即在灵州即位，指挥全国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他的两个王子也跟随他来灵州，他们就是后来的唐代宗和唐德宗。灵州历史上州治曾为回乐县，又曾称薄骨律镇、灵武郡、朔方节度使治所、西平府等。那么，灵州城址在什么地方？我们看到“薛书”有以下多处自相矛盾、各不相同、不知所云的表述。
1．薛书63页：“北魏……在北部灵武置薄骨律镇……北部薄骨律镇（今灵武西南）”。
2．薛书64页：“北魏改薄骨律镇为灵州，州治回乐县（今吴忠市北）。”
3．薛书66页：“公元618年……大唐……改灵武郡为灵州总管府，领回乐（今宁夏灵武西南）等县。”
4．薛书76页：“李继迁……1002年攻取灵州（今宁夏灵武市境）。”
5．薛书95页：“明初……废除元代应理州（今宁夏中卫）和灵州（今宁夏灵武）。”
6．薛书124页：“唐朝……宁夏北部的灵州（今灵武西南）。”
7．薛书174页：“唐贞观四年……安插在当时灵州（今灵武市西南）。”
8．薛书221页：“唐代……灵州回乐（今灵武县南）。”
一个灵州竟然在薛书中有“灵武西南”“吴忠市北”“灵武市境”“灵武市西南”“灵武县南”等多种表述，使人们不知道，薛书要告诉读者的灵州究竟在今何处？
古灵州城在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被黄河水淹没以前，究竟在什么地方？早在明代，就有庆靖王朱栴《宁夏志》《嘉靖宁夏新志》、张九德《灵州河堤记》、南居仁《灵州三贤祠碑记》等关于灵州在明洪武十七年，被黄河水淹没，被逼向东北“城凡三徙”，迁移到今灵武市的历史记载。现代专家学者据此对于古灵州的城址，有很多考证研究著述。早在1937年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考察宁夏灵武，当年8月3日的日记写道“（灵武）城内传有唐肃宗即位的故址……此殆不可考”。1960年又一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到宁夏灵武考察，1961年撰文写道：“随着黄河游荡的威胁，历代（灵州）城址累有迁移……晚至明朝，灵武城还三易城址……今（灵武）城之非唐城，已属确凿无疑。因而唐肃宗即位灵武的故事，虽然实有其事，却不在今天的灵武城，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由于有明代史书记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专家、学者不再说古灵州“在今灵武”，而改说“今灵武西南”。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1956年出版的《中国通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辞海》等均有说明。
后来，不少专家、学者则把灵州由灵武西南重新具体定位于今吴忠市。常征先生的《杨家将史事考》（第268页）已经改灵州在灵武西南为灵州在今吴忠：“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折克行……连拔兰（今兰州）……威（今中卫）、会（今靖边）、灵（今吴忠）等七州。”宁夏地方史志研究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宁夏大学历史系陈明猷先生在1991年、1992年撰文指出“青铜峡河东灌区，即今吴忠市周围……古称灵州……古代李弼、杨广、李世民、李亨、郭子仪、刘昌祚、西夏梁太后、蒙古铁木真，以及近代的马化隆，无数风云人物都在此弹丸之地献演过震撼一时的壮烈史剧”，“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李德明……由灵州（今吴忠市附近）迁到怀远镇（今银川市老城）”，“1226年冬，成吉思汗……强取灵州（今吴忠市附近）”，“夏、灵、应理、鸣沙四州……分别指今银川市、吴忠市、中卫县、中宁县及其附近地区”。宁夏历史地理专家鲁仁勇、吴忠礼、徐庄在《宁夏历史地理考》指出“灵州县治所在今吴忠市北”，“西汉灵州县治，当与北魏薄骨律镇、唐代灵州同，即今吴忠市北境”。宁夏著名地理专家汪一鸣教授早在1984年就指出“唐代灵州与汉灵州城，南北朝薄骨律镇城大致处于同一地方”，“唐代灵州的大致位置应在今吴忠市西北的古城湾一带”，“唐宋时的灵州即灵武郡回乐县，在今吴忠市境内”。笔者1989年拙撰《古灵州城址初探》一文，其中也指出“古灵州的城址，似应在今宁夏吴忠市境内”，“今日之吴忠市和灵武县，究其根源，都是同一个古灵州”。
专家学者关于古灵州在今吴忠市境内的新观点，很快被2003年5月8日宁夏吴忠市绿地园出土的唐代吕氏夫人墓志铭所确证。该墓志铭指出：吕氏夫人于大唐“文宗大和四年（公元830年）七月六日，终于灵州私第”，“其年十月十四日，殡于回乐县东原”。该大唐吕氏夫人墓地在吴忠市东区（市幼儿园之北），唐灵州治所为回乐县，灵州与回乐县同城而治，既然墓主人葬于灵州（回乐县）之东原，也就是灵州的东面，那么，灵州的位置就应该在墓地之西，于是，古灵州城址，就被专家学者锁定在今吴忠市西北历史遗留的古城。区内外新闻媒体，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以及《宁夏日报》、《新消息报》、宁夏电视台等，都做了大量肯定的报道。
综上所述，宁夏历史问题的论著，凡说到明初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被黄河水淹没以前的古灵州，应标注在今吴忠市境内。说到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以后的灵州，应标注在今灵武。因此，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2007年5月出版的《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这部专门研究宁夏历史地理文化的巨书，却对上述关于灵州城址的研究成果视而不见；而对灵州城址，在书中多处作模棱两可的表述，是欠妥的。
至于吴忠与灵武的关系，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我的观点是：今宁夏吴忠市是古灵州城址和明初以前1600年灵州历史的所在地，当是古灵州的继承者；而今宁夏灵武市是古灵州明初“城凡三徙”以后所建的城市，灵州后500多年历史发展在灵武，灵武是古灵州历史发展的延续，所以灵武也是古灵州的继承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原主席马启智说过：“吴忠、灵武本一母所生，那母亲便是古灵州。”因此，吴忠和灵武自古就是一家，都是古灵州历史的继承者，吴忠人和灵武人，共享古灵州两千多年的辉煌历史。关于明代藩王庆靖王朱栴一、朱栴是明太祖第十六子还是第十五子？
大明庆靖王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六子，而不是十五子。薛书的第七章第一节正确地指出“朱栴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但在第二十九章却把朱栴误认为是第十五子。
1．薛书P444写道：“朱栴，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六子（应为十五子）。”
2．薛书P452还写道：“《嘉靖宁夏新志》对个别史料的误记。《弘治宁夏新志》卷一记载，就藩宁夏的庆王朱栴，是明太祖高皇帝的第十五子，而到《嘉靖宁夏新志》却写成了‘第十六子’。据出土的《庆靖王圹志》记载也是‘第十五子’，地下出土文物与《弘治宁夏新志》记载吻合，证实《弘治宁夏新志》记载是准确的，《嘉靖宁夏新志》记载错了。”
3．薛书P270也写着：“就藩宁夏的藩王是朱元璋的第十五子朱栴。”
朱栴应该是明太祖的第十六子无疑。宁夏博物馆研究员牛达生先生，早在1981年，就撰文《宁夏同心县出土明庆王圹志》，考证了《庆王圹志》和《弘治宁夏新志》记载朱栴为明太祖皇十五子，是与明成祖朱棣上台有关的，是作者回避朱棣长兄皇太子朱标及其子建文帝问题，朱栴本是明太祖第十六子。由于朱棣推翻建文帝，遂把朱标（建文帝之父，朱元璋长子）一族排除出明太祖诸子世系，这样，明太祖诸子重新排位，朱栴遂由明太祖第十六子变成为“第十五子”。但从历史真实性说，这是错误的，朱栴应该是明太祖第十六子。《明史·朱栴传》开头第一句话就明确而肯定地指出：“庆靖王栴，太祖第十六子。”在明太祖册封朱栴为庆王的金册册文中，明太祖本人也明确指出“维洪武二十四年……父皇制曰：……第十六子栴：今命尔为‘庆王’”。牛达生先生的考证是得到学术界认可的，《明史》在这一点上也是如实记载的，而朱栴的父皇分封皇子为亲王的册文更是神圣的，父皇明太祖本人和朝廷应该不会把皇子的次序搞错，应该是可信的，是第十六子。看来，倒是薛书在这里误把朱栴论证为明太祖的第十五子了。
还有，被薛书批为“记载错了”的《嘉靖宁夏新志》，实际上是开始试图改变被朱棣颠倒的历史，采取两说并存。我们看到，在《嘉靖宁夏新志·卷之一·【十三】封建·宗室》中记载为：“庆王名栴，太祖高皇帝第十六子。”而在《嘉靖宁夏新志·卷之二·【二十二】人物·宗室文学》中，却记载为：“庆靖王皇明太祖高皇帝第十五子。”
薛书P450图片和说明也出错了。图片中的明王陵应该是庆庄王朱邃塀陵墓，也是韦州现存唯一的一座明王陵。牛达生先生《宁夏同心县出土明庆王圹志》一文早已经作了考证，而薛书文字说明却把庆庄王朱邃塀陵墓误写为“同心县韦州明代庆王朱栴墓封堆”，显然是没有搞清楚，张冠李戴了。二、庆王和庆靖王称呼的表述。
庆王朱栴又称庆靖王朱栴，但这是有一定条件的，不是随便说的。而薛书却写道：“朱栴……他生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13年以后，即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他被册封为庆靖王。”薛书第270页也写道：“朱元璋……遂分封皇子为藩王，出驻各地，就藩宁夏的藩王是朱元璋第十五子朱栴，为庆靖王。”这一表述，显然不妥。《明史》《明实录》以及朱栴《宁夏志》等史料记载，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分封朱栴，册封为庆王。如明太祖册封金册“维洪武二十四年……父皇制曰：……第十六子栴：今命尔为‘庆王’”。朱栴于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八月病逝，明英宗给庆王朱栴赐“谥曰靖”。因此，历史上又称庆靖王。由此可知，说到洪武二十四年分封，当然是朱栴在世的时候，只能说册封为庆王。《明实录》从朱栴册封，整个一生都记载为庆王，直到正统三年八月，朱栴去世，赐“谥曰靖”之前，也还记载为“庆王朱栴薨”，而不说庆靖王薨。所以，说到洪武二十四年册封的时候，只能说是被册封为庆王，而不能说“洪武二十四年，他被册封为庆靖王”。只有到他正统三年八月死后，得到皇帝赐给“靖”的谥号，才可以称为庆靖王。《明实录》是当朝写的，写他在世时候，都用庆王。《明史》是后来清朝人所撰写，清朝时期自然是朱栴已经逝世以后，可以用庆王，也可以用庆靖王。三、朱栴哪一年离开京城南京到宁夏就藩？
庆王朱栴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册封亲王，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正月受命西来，先到封地庆阳，五月“自庆阳徙居韦州”，“洪武三十四年（公元1401年）复命移居宁夏（今银川市）”。而我们看到，薛书在第101页本来正确地写道：“洪武二十六……也就是在这一年，庆王朱栴就藩韦州（今宁夏同心）。”但在第444页却写道：“正是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朱栴离开京城南京，就封地宁夏。”第450页也写道：“朱栴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就藩宁夏时……”表述的年代不对，而且在一本书中多处自相矛盾。
考明代史料记载，朱栴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四月册封为庆王。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正月之国，先到封地庆阳，同年五月“自庆阳徙居韦州”。“洪武三十四年（公元1401年）十二月，复命移居宁夏（今银川市）”。如《明史·朱栴传》明确指出，朱栴是“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就藩宁夏”。《明实录》也指出：“洪武二十六年正月……诏肃王瑛、辽王植、庆王栴之国。……宁夏以粮饷未敷，命庆王且驻庆阳北之古韦州城”。尤其是朱栴本人也明确指出：“韦州城……洪武癸酉（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予受命西来，居之九年。”我们不知道，薛书所谓“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朱栴离开京城南京，就封地宁夏”有何根据？四、朱栴历经明代几朝？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栴被明太祖册封为庆王，到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病逝，享年61岁，经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六朝。薛书在第七章第一节曾经这样正确地表述，但在第二十九章第446页却写道：“自父皇朱元璋之后，朱栴经历了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六个朝代。”显然这里表述模棱两可。朱栴是洪武皇帝册封的庆王，自然包括洪武，明明应该是六个朝代，不知道为什么薛书却只写了五个朝代的年号。如果按父皇死了以后来说，那就没有算洪武，“朱栴经历了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那是五个朝代，薛书怎么又写“六个朝代”？薛书在这里颠三倒四的表述，必然把读者给搞糊涂了。关于唐朝设置朔方节度使的年代
古代宁夏的中心城市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境内），设置于西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距今已经近二千二百年。在公元1038年李元昊的西夏建都兴庆府（今银川市）之前，灵州曾经有相当辉煌的历史。唐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十月六日，唐玄宗在灵州设置朔方节度使，并于开元十年（公元721年）四月二十九日，派唐朝重量级人物、官居宰相兼兵部尚书、“三次入相”的张说出任首任朔方节度大使，唐玄宗亲自赋诗为张说送行，极大地提高了灵州的战略地位和知名度。
我们看到薛书在第67页曾经正确地写道：“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改朔方道大总管为朔方节度使。”但是，十分遗憾的是刚刚翻到第68页，薛书便又写成：“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建立朔方节度使，灵州即为朔节度使治所。”这个朔方节度使建立的年代又出现自相矛盾的表述。
早在明代的《嘉靖宁夏新志》中就指出：“……唐武德元年，改灵州。开元中，以州为朔方节度。”“开元中”自然不可能是“开元元年”！
鲁人勇、吴忠礼、徐庄在《宁夏古代历史地理考》指出：“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在灵州置朔方节度使。”
孙生玉主编《宁夏通志·军事卷》也指出：“唐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置朔方节度使或灵武节度使。”《吴忠市志》指出：“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改朔方道大总管为朔方节度使……使理所驻灵州。”《灵武市志》也指出：“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置朔方节度使于灵州城内。”
本人在2006年出版的《大唐灵州镇将》一书里，专门就此问题进行了考证。指出“《资治通鉴》记载：‘朔方节度使，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十月六日（或九年末）敕，朔方行军大总管，宜准诸道例，改为朔方节度使。’”，“《新唐书·张说传》记载：‘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十九日，唐玄宗拜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四月二十九日，唐玄宗下诏，拜张说为朔方节度大使，亲行五城，督士马。’”，“《唐会要》原文误为‘开元元年’，已由岑仲勉先生于1964年辨正为‘开元九年’”。这就是说，44年前史学大师岑老先生已经辨正，众多史书已经确定为“开元九年”设置朔方节度使的问题。44年后，薛书却再次把学术界已经确定的开元九年误写为开元元年，显然是不应该的。
我以为历史研究一定要非常慎重，学术著作还要注意汲取最新研究成果，一定要力求给人们以真实、准确的历史定位。虽然我就几个问题对薛书提出了上述疑问，并根据自己的研究进行了一些粗浅的论证，但是，瑕不掩瑜，我认为，总体来说，应该肯定，薛正昌先生的大作《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一书，下了很大的功夫，仍不失为近期宁夏历史研究著作中，一部内容最为广泛、资料最为丰富翔实的力作。薛书的出版，无疑还是对读者了解宁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较为宽泛的学术视野。这篇文章问题太多——对薛正昌《黄河东边这块昫衍古地》的指误马东震《朔方》2010年第4期刊载的薛正昌的《黄河东边这块昫衍古地》一文，由于作者行文粗疏和编校者工作不够细心，一篇6000多字的随笔，各种问题和错误竟有80余处。其问题之多，令人吃惊。现将部分差错指正如下。一、表述不当
1．“秦汉时期的历史，演绎的是民族发展与融合的过程。”（P78）“历史”如何演绎“过程”？不合事理，这是一个明显的病句。
2．“民生和食盐不可一日为缺，它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P79）食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不可一日为缺；民生，一指人民的生活，二指人民维持生活的办法和门路，怎能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此句删去“民生”才讲得通。
3．“留在长城上的窑洞依旧如同排着长队的长龙，在诉说着曾经的这段历史。”（P79）“长龙”比喻人、车辆等排成的长队。“窑洞”怎能排成“长龙”呢？比喻不当。另外，“曾经的这段历史”应为“曾经的那段历史”，“这”是近指，“那”是远指，二者不可混用。
4．“盐湖是由很多个池子构成和支撑的。”（P79）“支撑”，指承受压力不倒塌或勉强维持。此处说多个池子“支撑”盐湖不妥。
5．“按中国食盐生成的几种类型，有海盐、井盐、池盐。”（P79）食盐的生成类型应该是一样的，中国有这几种类型，其他国家也如此。故应删去“中国”二字。
6．“追溯七十年前陕甘宁边区三五九旅指战员在长城上挖窑洞住宿……的情景和那段特殊的历史，更是让人向往。”（P79）“向往”是因为热爱、羡慕某种事物或境界而希望得到或达到。三五九旅指战员在长城上挖窑洞住宿，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不得已而为之，难道今天我们还希望过那样的生活，“得到或达到”那样的生产生活水平？不可思议。
7．“好多地方似乎没出道路。”（P79）何谓“没出道路”？不知其义。
8．“两道城门早已被倒塌的城墙和年久的黄沙所淹埋，但昔日的城门洞依旧裸露而清晰”（P80）既然“城门早已被……淹埋”，“城门洞”怎么还“依旧裸露而清晰”？到底是埋了，还是裸露而清晰？前后矛盾，不知二者何者为是。
9．“泉水涌动而甘冽，日饮数万骑而不涸。这里数万骑包括人畜。”（P80）何谓“人畜”？前一句意思已明白无误，又赘上“数万骑包括人畜”一句，不仅多余，而且有点可笑。且“甘洌”错引成“甘冽”，“洌”，指水清；“冽”，指风冷。
10．“当时铁柱泉周围幅员数百里。”（P80～81）“幅员”，指疆域的面积；幅，指宽度，员，指周围。显然，周围和幅员是不能连用的。此句改法有二：一是删去“幅员”二字，二是将“周围幅员”改为“方圆”。
11．“有了铁柱泉城，有了招募屯田的军队和当地的土著人。”（P81）“土著人”，即世代居住的本地人。难道还有外地的土著人？“当地的土著人”之语，属知识性错误。
12．“在这里筑城守泉，自然是军事布防过程中的上策。”（P81）句中的“过程中”为赘言。
13．“战争远去了，铁柱泉的地理位置早已随之失去。”（P81）地理位置，指所处的具体地点。战争远去了，铁柱泉的地理位置怎能随之失去？！难道铁柱泉这个地方消失了？如此表述，不合乎情理。
14．“兴武营古地坐落在盆地中央。”（P81）“坐落”，系指建筑物等的位置处在某地。这句话的意思，犹言“地坐落在地上”，显然是说不通的。
15．第82页左栏上段说：“头道边也好，二道边也罢，都是明代战争的缩影。”下一段却说：“明代《嘉靖宁夏新志》记载，这里早已有城池，且已成废墟，更不知是筑于哪个朝代，叫什么名子。”（“子”系“字”之误——笔者注）。这里的表述，前后矛盾。既说“是明代战争的缩影”，又说“不知是筑于哪个朝代”，“这里早已有城池，且已成废墟”。不能自圆其说的原因，是否与作者使用了不同资料，而又未完全消化有关？不得而知，但文中的问题是明摆着的。
16．“当改朝换代之后的一代英主康熙皇帝为统一战争，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P82）说“康熙皇帝为统一战争”，于理不合，应改“统一战争”为“统一国家”。二、其他编校错误
1．“食用盐的配置成份越来越走向科学。”句中的“成份”应为“成分”。“走向”可有可无，以无为好。
2．“自然要想到前人们留下来的……文化信息。”前人，指古人、以前的人。“前人们”中的“们”多余。
3．“狭窄的路，歪歪曲曲。”宜改“歪歪曲曲”为“弯弯曲曲”。
4．P80第5行，“即是”应为“即使”或“即便”。
5．P80左栏倒数第1行，“立在冬日里寒风的吹佛中”，“吹佛”系“吹拂”之误。
6．P80右栏1行，“城中沙丘垒垒，瓦砾遍地”。“垒垒”多形容山峰重叠。此句中形容瓦砾堆积，应用“累累”。
7．P80右栏，“在现在的宁夏”句中，前一个“在”为衍字。
8．P81左栏，“队伍进住在这里后”，“进住”应为“进驻”。
9．P82左栏，“杨一清驻节固原主持……”，“驻节”系生造词，应改为“在”或“于”。
11．P82左栏，“城池亦增至周回三里余”，“周回”何意？宜改为“周长”，或省略不用。
12．P82右栏，“满围都是兔子，朕射三百一十支。”“支”系“只”之误。
如此等等，瑕疵尚多。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举。
一篇文章，问题和差错如此之多，让读者作何感想？作者没有面子，编者也在丢丑。如此质量的文章也能见刊，刊物的形象何在！
诚然，这是一篇缺少文学性而偏重史地专业性的作品，作为一个文学编辑，处理这样的文章，会有一定困难。但既然文章棘手，就应请有关专家审改，帮助把关。当然，更不能因为是专家、学者的作品，就一味盲从，发现了问题不敢改动。倘若如此，岂不有失职之嫌。《朔方》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学刊物，望能在编校上再精心些，使之不断上台阶。读《定戎寨盐池与宋夏战争——兼论盐文化》李凝祥
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关心下，在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同仁的支持下，《西夏研究》在虎年伊始、春风骀荡之时正式创刊，这是学术界的大事，可喜可贺！《西夏研究》将成为西夏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载体，成为宣传西夏文化、推介西夏文化、研究西夏文化的又一平台。
审读《西夏研究》创刊号，十分欣喜地读到多篇史论与史实结合紧密、探求西夏历史瑰宝以及弘扬西夏文化魂魄的佳作，看到了近年来西夏学的研究正一步步走向深入的美好前景。但是，作为《西夏研究》创刊号，刊载的文章应该严格筛选，尽量避免刊发急促成文或论述准备不够充分的文章，譬如该刊《定戎寨盐池与宋夏战争——兼论盐文化》（作者薛正昌，以下简称《定戎寨》）一文，读后就给人有急就章之感。一、《定戎寨》内容上的硬伤
1．内容苍白，论述含混，论据支撑论点无力。《定戎寨》全文6000余字，由“定戎寨盐池称谓的变迁”“与军事和战争相关的盐池”“宋夏时期的定戎寨盐池”“盐文化的历史影响”与“结语”五个部分组成。作者主要想论述宁夏海原县定戎寨盐池与宋夏战争之间的关系。因文章论据材料比较贫乏，论证自然疲软无力，没能有力而清楚地论述定戎寨盐池与宋夏战争之间的关系。
2．关于“兼论盐文化”。
文章副标题是“兼论盐文化”，文中“兼论盐文化”的内容比较粗糙，甚至连中国盐文化著名论作——西汉桓宽的《盐铁论》也未提及。《盐铁论》是西汉桓宽根据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推衍”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书中记述了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60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他们提出了战国以来法家的重本抑末说，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他们的重本抑末说，实际上是要抑官营工商业，而为私人工商业争取利权，近似于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一种方式。会议结果，废除了全国盐铁酒类官方垄断专卖和关内铁官。《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期较丰富的关于盐业经济史料，也把桑弘羊这一封建社会杰出理财家的概略生平、思想及其言论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研究中国盐业经济思想史、特别是西汉经济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著作，这是中国盐文化史上重要一笔！
3．论述分散，笔墨不集中。
文章第二段“与军事和战争相关的盐池”与本文中心论点“定戎寨盐池与宋夏战争”结合不紧。作者“从战国以来，于盐池池盐引起人们关注”说起，论到汉代安定郡设置，唐代盐池的经营，以及唐代上层与吐蕃对盐池的争夺等，始终没有论述到“宋夏战争”，这样论述与该文所要论述的中心游离。第四段“盐文化的历史影响”再次游离于文章主旨之外，故而使论述分散，笔墨不能集中。全文只是论述了定戎寨盐池的称谓变迁，历代对盐池的关注，宋与西夏对定戎寨盐池的经营规模、方式、品种及定戎寨盐池的作用，盐文化的影响。与文章主旨脱离。二、《定戎寨》行文上存在的15个问题
1．《定戎寨》正文第1行第1句：“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国家税收的重要途径之一。”其中盐“也是国家税收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一个病句！“盐”是物品，怎能是“途径”呢？
2．23页正文第12行：“登上定戎堡古城墙，四野所及就是空旷的盐池盆地中心的内陷湖泊。”这句的“四野”应为“视野”，因为全句之意是说：登上古城墙视野所能看到的。
3．24页18行：“汉代，干盐池是西北地区有影响的产盐地”和25页30行“西安州所在的干盐池为西夏所有”两句中的“干盐池”叫法不合适，既然文中明确指出“干盐池”是明代以后的称谓，怎么早在汉代和西夏时期就有此称谓呢？“干盐池”在汉代与西夏时期，各是怎样的称谓？
4．24页24行：“安定郡设置后，政府已在产盐地设有管理机构和盐官。”此句后的“和盐官”应删去，有盐业的管理机构，自然就有盐官，且“机构”与“盐官”不可并列。
5．25页第1、2行，《中国盐业史》一书的引文，后面的引号丢失了，变成“或许即今靖远与海原之间的‘干盐池’。这是对的。”究竟是“或许”，还是“对的”。
6．25页14、15行：“再加上肃宗灵武即位，已说明与主掌关内盐业的朔方军有着密切关系。盐在战争之际，对于国家和政府的意义空前突出。”这里的第1句“肃宗即位”说明什么“与主掌关内盐业的朔方军”有密切关系，文字表述得突兀且模糊不清；第2句“国家和政府”各指的是什么？是否为两个概念？
7．25页第27、28、29行：“《宋史·地理三》载，秦凤路所辖一府、十九州……西宁、东、廓、西安、洮、会六州，池盐产地只有西安州定戎寨一处。这实际上把历史上会州产不产盐的问题也从另一个层面界定明白了。”很明显，这里是说包括“会州”的六州，只有西安州定戎寨一处产盐，换句话说，会州“产不产盐的问题也从另一个层面界定明白了”。可是26页第8行却又说：“《唐六典》卷七会州有‘盐屯七屯’的记载。”同一段落中前后所述内容自相矛盾。
8．25页倒数第7、8行：“元符二年（1099）七月，宋军才攻占这里，并于碱隈川择地筑寨……碱隈川的名字是西夏人叫的，他们称‘盐’为‘碱’，称低洼处为隈。”这里的地名“碱隈川”，笔者认为叫它“咸隈川”似乎更为确切。关于“咸隈川”的称谓，徐兴亚的《宁夏南部历史地理》之三“北宋泾原路军事防御的第三阶段”中有以下论述：“北宋元符二年，在西与西安州相邻的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之间，新筑定戎寨（今海原县干盐池古城遗址），原名咸隈川”，“定戎堡，元符二年赐名，地本咸隈川。东至山前堡三十里，西至秦凤路分界堠一十二里，南至通安寨一百里，北至劈通流界堠五十里。”此外，“盐”是咸味儿的，称“盐”为“咸”更为合理；“隈”字其义是山、水或川弯曲的地方，常见词语有“山隈”“城隈”等，文中说西夏人“称低洼处为隈”是不对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西夏人称山、水或川弯曲的地方为隈。
9．25页倒数第1行：“西夏驻军天都山，除了交通等军事原因而外，利用和占据盐池也是西夏所倚重的。”此句有两个毛病：其一，盐池由宋朝人经营并“筑寨防守”，而西夏驻军天都山，既没有“占据”盐池，更谈不上“利用”了；其二，“利用和占据盐池是西夏所倚重的”，此句词语搭配不当，“倚重”之义是信赖、看重，说西夏信赖“利用和占据盐池”，显然是讲不通的。
10．26页第19、20行：“大量的食物贮藏技术都是军人发明的，是用盐来完成的。”盐是无生命之物，盐能完成“事物贮藏技术”？“盐来完成”的说法很奇怪，因为这篇文章既不是寓言，也不是童话，而是论文，因此要求语言准确严谨。应该是由人利用盐来完成食物贮藏的。
11．26页23行：“青白盐不但是西夏控制周围各部族的经济手段，而且也是西夏人以盐与临近蕃汉民族交换所需的谷物及其各种用品的重要形式。”这里的西安州“青白盐”与26页第1、2行所述的西安州“……有颗盐，大者三四斤，其色红莹”的红盐说法不一致。究竟这里产的是青白盐，还是红盐，抑或是两种盐都有呢？把“青白盐”说成“经济手段”与“重要形式”也属文理方面的错误。
12．26页25行：“没有北面的战争，军事平稳。”“军事”与“平稳”搭配不妥。
13．26页30行：“中国古代文字里的‘盐’，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象形字。”这一说法错误，“盐”不是象形字，而是会意字。象形字是指纯粹利用图形来作文字使用，而这些文字又与所代表的东西在形状上很相像。象形文字是画图文字，它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例如“月”字像一弯月亮的形状，“龟”（特别是繁体的〔龜〕）字像一只龟的侧面形状，“马”字就是一匹有马鬣、有四条腿的马。而会意字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根据意义之间的关系合成一个字，综合表示这些构字成分合成的意义。“盐”字，甲骨文的写法下部是只盆的形状（皿），上部是由两个独体字组合而成，是会意字。会意字与象形字的区别在于：会意字是“合文”为字，是以象形或指事为构件的复合体，所以会意字可以拆形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以独立表意的文字。独体的象形字不可拆开自不待言，就是合体的象形拆开之后其中也有一部分不能成文字。
14．27页23、24行：“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的背景，也是为了争夺盐池，这是历史早期的典型。”这里“历史早期的典型”指的是什么“典型”？让读者读不明白。
15．27页倒数5、6行：“户部尚书杨鼎撰写的《干盐池碑记》里，写了盐池的重要与盐池贸易的情况，是在军事与战争背景下生产与贸易的地方。”此句语法不通！什么“是在军事与战争背景下生产与贸易的地方”？句子没有前后的连贯，故而表述不清楚。
宁夏是西夏立国之地。在国内外西夏学学者的努力下，目前，对于西夏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西夏研究》的正式创刊，我深感喜悦，衷心祝愿《西夏研究》能跻身学术名刊、学界重镇，办成一流的学术期刊！本文正是怀此心愿，本着开诚布公、讨论交流的原则，将审读中发现的问题直率提出，当与不当，愿与大家共探讨。一篇未经打磨的粗率之作——简评《西夏研究》创刊号论文《定戎寨盐池与宋夏战争——兼论盐文化》韩长征
宁夏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西夏研究》创刊号如期问世，这是许多西夏学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研究和宣传西夏文化的又一平台。创刊号刊发了许多有创见的文章，值得充分肯定，但有的文章，存在研究不够、粗率成篇的问题，如薛正昌先生的《定戎寨盐池与宋夏战争——兼论盐文化》一文，就是一篇制作粗糙、缺乏精细打磨的文章。
一、文章题目和文中论述的问题缺少内在的有机联系，文章脉络含糊不清。文章的题目是“定戎寨盐池与宋夏战争”，自应围绕这个中心来展开，但论文分列的四个标题却显然与宋夏战争是疏离的，读者看不清楚“定戎寨盐池”与“宋夏战争”中间有何必然的、有机的联系。第一个小标题“定戎寨盐池称谓的变迁”，本应追溯定戎寨盐池称谓的历史渊源而后到宋夏战争的发生，方是合乎逻辑的。但作者却以散文的笔法由定戎寨的现在，回溯到《明实录》以及宋元和明清时代称谓的变迁，与文章的中心疏离开去。又从明清设置的盐茶厅，写到“负责池盐茶马”的“盐茶同知”以及明代管理盐仓的“仓官”，派兵防守的“定戎堡城”，更扯到“清朝顺治初”“负责盐池管理的盐茶厅，县制建制雏形逐渐形成”等，无一句写到“宋夏战争”。第二个小标题是“与军事和战争相关的盐池”，同样疏离中心，“从战国以来，干盐池池盐引起人们的关注”，到汉代安定郡设置，唐代对盐池的经营乃至唐政府与吐蕃对盐池的争夺等，同样也没有涉及“宋夏战争”。第三个小标题转入正题，写“宋夏时期的定戎寨盐池”，却仍然没有正面写定戎寨与宋夏战争，只围绕宋朝与西夏对定戎寨盐池的经营规模、经营生产方式、品种以及定戎寨盐池的作用等进行论述，更写了金朝与宋朝对西安州干盐池的易手，西夏对西安州盐池的重视，又写到了“元朝与明朝”对盐业的控制，这就扯得更远了。第四个小标题“盐文化的历史影响”，与论文主旨无关，“结语”部分又写了“明清以降”，中央政府对“干盐池场的重视”，等等，全都是与文章的主题疏离的。从以上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到，作者虽然对定戎寨盐池的历史作用作了一番细致的探究，也拥有相当的史料，但缺少对这些原始资料的认真消化、梳理和深入思考，未能从逻辑关系上明确地论述定戎寨与“宋夏战争”的关系。实际上，文章论述的主旨应该是“关于定戎寨盐池的几个问题”，这样似乎更切合论文的实际。
二、文章在具体论述中，逻辑关系较为含混，语言表述不够准确、顺畅，词不达意及行文歧义之处甚多，影响了读者对论文的准确理解。文章首句“盐是人们的必需品，也是国家税收的重要途径之一”，用紧缩句子的方法来检查：“盐……是途径”，这种搭配关系是不妥的，应改“途径”为“商品”为宜。紧接着第二句：“春秋战国时期，各地盐业生产就已经相当发达……”其实“盐业”就包含了“生产”“储存”“销售”等各个环节，“盐业生产”在概念上是重复的。文章第二个小标题下论述的最后一段：“盐在战争之际，对于国家和政府的意义空前突出”一句中，“国家”和“政府”各指什么？是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概念含混不清！第三个小标题“宋夏时期的定戎寨盐池”，论述的第一节“盐池的争夺应该是宋朝与西夏边界冲突的重要原因，盐池的生产地，也成为双方争夺和冲突的战略要地”一句里，“盐池的生产地”，让人费思，是为了与“销售地”“生活地”等相区别吗？使人产生歧义。“西夏驻军天都山，除了交通等军事原因而外，利用和占据盐池也是西夏所倚重的。”“利用和占据……也是所倚重的。”不仅语言逻辑上含混，在表述上也很不规范。“大量的食物贮藏技术都是军人发明的，是用盐来完成的……”“贮藏技术”究竟是“用人完成”，还是“用盐完成”，表述上的含混说明了语言逻辑上的含混和词不达意。第四个小标题下最后一小节中：“有一种说法，黄帝与蚩尤逐鹿之战的背景，也是为了争夺盐池，这是历史早期的典型。历史上的许多战争，就是为争夺盐场、盐业贸易而发生的。”依据未经证实的“一种说法”，就界定这是一种历史的“典型”，是一种科学的论证方法呢，还是想当然？全文最后一小节“清末民国以来，干盐池无论产盐的自然环境、产盐的总量多少、盐的质量变化等都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在语言表述的搭配关系上，将“产盐的总量是多少”，“盐的质量”和“辉煌”搭配在一起，有些不伦不类！“昔日”是如何“辉煌”的，也使人匪夷所思……所有这些，都令人遗憾地感到这篇论文逻辑的含混和语言的粗糙。
三、历史研究需要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需要发扬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说过：“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他一生严谨治学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历史研究工作者的真切期望。宁夏社科院主管、主办的《西夏研究》，作为聚合国内外西夏研究学术力量，以“打造具有宁夏地方特色同时又具有国际一流水准文化品牌”相期许的新创刊物，担负着重要的时代使命，是西夏历史文化及相关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努力提高刊物质量，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期望该刊的主管和编辑，切实负起责任来。关于《一段历史的缩影：西大滩“五七干校”博物馆》的审读报告胡荣强
2010年第八期《共产党人》杂志“史海钩沉”栏目发表了薛正昌先生的文章《一段历史的缩影：西大滩“五七干校”博物馆》，读后感觉问题颇多。该文除存在中心不突出、缺乏思想性、结构不严谨等问题外，在语言文字方面也存在诸多舛误。现将部分问题列举如下：
1．“五七”干校，对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出生的青年人来说，已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但它确实承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P50第一段）
此处“干校”不在引号内，后文中有此表述时，“干校”却又都居于引号之内，应统一。“五七干校”对于现在的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概念，不仅仅是“对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出生的青年人来说，已成为一个历史概念”。
本句没有转折关系，应删去“但”字。
2．宁夏银川北部平罗县境内的西大滩（P50第二段）
地理概念模糊，产生了歧义。平罗县位于宁夏北部，属石嘴市，不属银川市北部。
3．说是滩，实际上大得很，有一眼无垠之感。（P50第二段）“滩”字没有涵盖大小的意思。滩有大有小，既有沙滩、海滩，也有面积约130万平方公里的戈壁滩。“说是滩，实际上大得很”的说法，缺少依据，表述奇怪。“无垠”本身就是“一望无际”的意思，“一眼无垠”是生造词。
3．毛主席批示了，全国就轰轰烈烈地做起来了。（P50第二段）
此句前面谈的是“五七干校”的缘起，且不论作者对建立“五七干校”的缘由认识是否正确，单在总结时说“毛主席批示了，全国就轰轰烈烈地做起来了”，就让读者一头雾水。难道“五七干校”是做起来的？应该是“毛主席批示了，建立‘五七干校’的工作，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4．代表中央精神，已具体化了。（P50第三段）
承前省略是现代汉语常有的情况，但如果为图省事，把该交代的内容都省略了，读者就糊涂了。应该是“社论体现了中央精神，并将建立‘五七干校’的目的、意义、要求等具体化了”。
5．宁夏有一个点，选在哪里呢？就选在了西大滩。（P50第三段）
应该是“中央在宁夏也确定了一个建‘五七干校’的点，地址选在西大滩”。点不是天然的，而是由人确定的。后来宁夏境内又建立起了几个“五七干校”，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6．历史以来，这里都是御边的地方。（P50第三段）
这句话与前面的内容毫无关系。“历史以来”是让读者犯迷糊的说法，“御边的地方”表述不准确。
7．部（局）长、将军们有40多人。（P50第四段）“部长”与“局长”不能并列，局长不是部长的另一种称谓！“们”字应该删去。
8．“五七干校”却富及西大滩，西大滩受宠若惊啊！（P50第四段）“五七干校”怎样“富及西大滩”的？用“西大滩受宠若惊”这样的拟人化比喻，夸张得让过来人心头酸楚。
9．形成水湖和盐碱地。（P50第四段）
水湖是什么意思？用词生硬怪异！难道还有土湖、木湖、金湖、石湖、火湖……
10．不少犯罪和劳教之人都被安排在这里劳动教养……（P50第四段）病句，表述混乱。
11．在这里，目的很清楚——各种劳动锻炼。（P50第四段）
应该是“到这里来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接受劳动锻炼”。
12．从1968年11月……到1972年4月，前后三个年头。（P51第二段）掐着指头一算，明明是五个年头！
13．到1972年4月，这里正式更名为“国务院五七干校”。（P51第二段）前文并未提及名称和正式命名问题，这里到底是正式命名还是正式更名？14．1972年底，这里的干校又迁往河北石家庄高基。
此前，西大滩“五七干校”没有搬迁过，应删去“又”。
15．当年“五七干校”修建的房子还在，当年驻地布局的样子还能看得出来，但已是40年前的往事了。（P51第三段）“五七干校”能修房子吗？原来修建的房子和现在看出的样子是往事吗？
16．……“五七干校”的精神状态和历史风貌就展现出来了。“精神状态”是赘词。
17．就是因了这些大量的照片和遗物，才得以撑起和反映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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