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焱(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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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研究试读：
总序
[1]朱哲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如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样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和命运。事实上，《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的世界历史，就是一幅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创新和全球性实践而展开的，各种力量相互交锋较量、相互交流交融的壮丽画卷。
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分析和科学总结，对资本主义的前世今生进行了细致完整的立体剖解和全景展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和人类社会的理想蓝图进行了逻辑严谨的大胆预言和宏伟擘画。
在实践上，马克思主义不但引领了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还与全球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相结合，进而深刻影响了20世纪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实践。这一实践过程，既全面影响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方向和运作模式，又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前景指明了方向。
世界历史已经反复表明：一个国家的兴衰隆替总是与这个国家的理论自信程度和理论扎根实践的深度密不可分的。20世纪晚期，“西风压倒东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逢苏东剧变，民主化浪潮再度兴起，美国式自由民主话语一时风靡全球。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受尽嘲弄和质疑，历史似乎真的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似乎真的在思想的竞技场上彻底落败。
然而，“天行有常”，历史的发展自有其不可移易的运动轨迹。
随着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急剧衰落，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则在危机中一枝独秀并快速崛起。一退一进，一反一正，昭示着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在一瞬间实现了翻转。而那些曾经唯美国马首是瞻、对资本主义极尽赞美之辞的学者和政客，则不得不纷纷逃离“历史终结”的美好幻想，并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理性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先进性。“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实践不容无视。马克思主义再次以自身实践证明了它超越时空的理论洞见和科学合理的大胆预言。难怪德里达要发出“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的呼喊。
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2]方法。”只要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就会持续焕发出强大的力量。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但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发展目标，进而彻底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根本性问题，而且在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过程中，通过一个又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创立，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解决了怎样前进、如何发展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并由此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
21世纪以来，面对急剧变化的世情和国情，在国内外各种挑战前所未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展现出的光明前景前所未有的当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根本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审时度势，纵横捭阖，擘画战略，全面布局，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实现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丰厚的土壤。
实践探索没有止境，理论创新没有尽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学人的光荣使命。
卓越文库是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优秀教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学院自2011年组建成立以来，依托过去20多年学科建设的深厚根基，在短短5年时间内，初步建成了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湖北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等高层次学科平台，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学科与人才培养体系，为有志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莘莘学子和理论工作者们提供了良好环境。这套论丛则展示了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思考和探索。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青年一代，基本都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和创新性的研究视野，这些都是当代青年学者较为突出的特点。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又为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中国青年学者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和广阔的舞台，他们是能够大有作为也应该大有作为的一代学人。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保持耐心，给他们足够的成长空间和时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有志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青年学者的鼓励，也饱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信心和期望。
毫无疑问，这套青年学者论丛当中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成见或错误、缺陷或不足，我们衷心希望学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你们的批评和指正，不但有助于这些青年学者成长，更有助于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深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是为序。
[1] 朱哲（1965年～），湖北蕲春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91页。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一 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综合国[1]力大幅提升。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其崛起不但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而且对当今世界产生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然而，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但需要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的支撑，而且需要政治、文化、思想等软力量作用的发挥。尤其是，面对21世纪全球化进程加速和“互联网[2]革命”所带来的权力扩散、信息社会和文化多元，中国迫切需要在保持硬实力稳步增强的同时实现软力量的快速提升，从而一方面树立自身的外部形象、有效纾解中国崛起给外部世界带来的紧张和焦虑，另一方面实现对内部力量的整合和对自身不断崛起这一事实的合理解释，为实现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提供持续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在此过程中，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及其认同显然担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那么，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具有怎样的内在构成？主流文化认同在国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两千多年的文明积淀对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认同有着何种程度的影响？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和影响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及其认同？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究，不但充满了因迎接智识挑战而带来的兴奋与快乐，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科学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立足特定的现实基点，并由此出发，在阐释和继承过去的基础上，回应当下的种种关切，进而不断开拓对未来的想象空间。戴茂堂、周海春、江畅等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展现了当前我国社会公众对主流价值文化认同的差异及[3]其矛盾，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主流文化认同危机。事实上，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的确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主流文化认同面临着严峻挑战。正是这种客观存在的主流文化认同危机，构成本研究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动力。
进一步的，本书之所以将主流文化认同作为研究的核心，首先是因为自近代以来直到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急剧变化和动荡的过程中，传统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经历了“去主流化”的痛苦历程。而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传统的儒家文化重新在21世纪的中国社会焕发光彩，大有重新占据文化主流地位的趋势。其次，新时期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复兴伴随着中国对现代性持续不懈的追求，其不但无法回避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的红色文化的印记，而且始终与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价值理念相互缠绕、纠结不清。再次，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固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带来了社会和环境等诸多问题，这一方面引发了对西方现代性模式的文化反思，另一方面也让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缺失及其认同危机得到了具体呈现。最后，中国硬实力的快速增长引发了外部世界的种种猜疑、提防甚至是遏制等反制性反应。作为一个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国家，如何向外部世界阐释自己，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形象，进而实现文化的外部崛起也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迫切任务。
因此，要实现中国文化的外部崛起，“要确立一种国际价值，内部的文化崛起是关键。外部文化的崛起只是内部文化崛起的外延而已。[4]内部的核心价值必然要影响到外部世界”。这就需要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内部整合与自信、自觉。简言之，历时性维度的文化传承和创新与共时性维度的文化反思和建设构成本书的研究基点。也正是从这一研究基点出发，本书试图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内在构成及其基本理念进行分析和阐释，对认同这一关涉主流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行辩证与剖析，从而为作为大国崛起之根本的中国文化的崛起提供一个方向性的想象空间。二 研究意义
一是有助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国家文化利益的安全。而这种国家文化利益主要是指文化心理、民族精神、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等层面的，能够反映国家个性特点的内容。这些内容是无形的，往往通过文学、艺术、影视、建筑、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和社会行为倾向等有形的载体和方式体现出来。主流文化表现文化心理，体现民族精神，反映价值理念，形塑意识形态。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状况。因此，深化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认识，强化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认同，有助于保护我国的国家文化利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二是有助于锻造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5]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强汲取-高发展”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面对新时期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需要激发中国精神、依靠中国力量。中国主流文化讲述中国故事，演绎中国话语，展示中国形象，反映中国精神，彰显中国力量，因此，对中国主流文化的认同能够充分提升中国故事的影响力，扩大中国话语的感召力，增强中国形象的亲和力，推动中国精神的凝练和锻造，实现中国力量的汇聚与迸发，从而充分激发全民族的建设热情和创造活力，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三是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中国对外开放广度、深度的提升和现代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在让中国越来越全面地融入世界的同时，也让世界越来越全面地认识中国。中国究竟向世界展现出何种形象，对世界产生何种影响不但受到充斥世界的“中国制造”的影响，而且越来越取决于这些“中国制造”背后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道德素养等文化力量的作用。构筑中国当代主流文化、强化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认同能够在增强文化自觉的同时，更好地向世界阐释自身，增进文化间的对话和交流，进而推动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和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四是能够推动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当今世界，“更自由的贸易、科技的普及以及媒介遍及全球的触角，已将不同的价值观统统塞进一个共同的公共广场”，“未来的冲突将是媒介造就的全球公共[6]广场上相互博弈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这种无形的较量主要通过不同文化产品间的竞争体现出来。而文化产业则是这种较量的前沿阵地。一国的文化产业能否发展壮大，固然受文化体制、产业政策、投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但更为根本的因素则是文化产业对本国主流文化的认知、感受、理解和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认同、亲和与灵活巧妙的展现和运用。因此，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阐明和认同，能[7]够避免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过度的“文化泛化”，深化和凝练文化产业的价值内涵，提升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从而推动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
第二节 研究综述
主流文化认同因涉及国家文化安全、国家形象与国家软实力、身份归属与民族认同以及文化产业等重大问题，必然横跨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社会心理、文化人类学、新闻传媒和思想史研究在内的多个学科领域。鉴于当前学界关于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的研究尚未完全展开，系统性重大性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可资借鉴的成[8]果较为匮乏，因此，国内研究综述在对现有主流文化认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同时，主要从主流文化和文化认同两个方面加以展开，以期获得富有启发意义的指导和借鉴。一 国内研究综述
从国内学界的总体研究状况来看，一方面讨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9]认同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另一方面对主流文化和文化认同的研究则有一定积累，其中不乏富有洞见的思考。而对这些研究成果的爬梳和整理，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当前关于主流文化认同的研究层次和水平，进而为拓展主流文化认同研究提供坚实基础。（一）国内学界关于主流文化认同的研究
在为数不多的直接就主流文化认同问题展开的研究中，陈莉莉认为，“主流文化是社会文化复杂系统中的核心文化，是指以党的指导[10]思想为核心的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及其相关的社会文化”，面对如手机、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要注重“发挥现代信息手段在主流文化传播中的桥梁纽带作用，通过打造现代信息手段中正面舆论的强势、即时互动功能的有效发挥、专业化的现代传播队伍等推动广大[11]民众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主流文化的认同”。韦春北从价值哲学的视域出发，探讨了主流文化认同的价值基点与多视野融合问题，提出[12]了实现主流文化认同应当遵循的原则。王桂兰认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其他社会群体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努力通过教育、舆论、体验、职业和各种活动[13]来强化知识分子对主流文化的认同。阮朝辉分析了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中个性自由的差异，认为个性自由应当得到主流文化的接受，并[14]通过个性自由来实现对主流文化的认同。郑元景从网络时代文化软实力竞争的基本现实出发，认为主流文化认同是牵涉国家文化领导权与舆论主导权的重要支撑，对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作
[15]用。另外，江畅、戴茂堂和周海春等在《我国主流价值文化及其构建研究（研究报告集）》和《我国主流价值文化及其构建研究（调查报告集）》中对当前我国主流价值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社会公众对社会主流价值文化的期待与认同状况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16]全面、深入的阐释，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对本研究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二）国内学界关于主流文化的研究
一方面，从实质内涵来看，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的全面发展密不可分，而部分学者正是从这些层面展开了对主流文化的研究。已故著名学者俞吾金基于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的观察视角，认为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认定应当综合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双重影响，据此，俞吾金指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内涵，如果泛泛论之，可以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果具体论之，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17]主义理论’”。
江畅通过对严格意义的文化与宽泛意义的文化的辨析，明确指出，“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18]心、灵魂，价值观不同，文化也就不同”。进一步的，江畅对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进行了比较，提出了主流文化的三种存在样态：“其一，主流价值文化一统天下，非主流文化完全被压制，以致被湮灭，社会看起来只存在着清一色的文化；其二，主流文化唯我独尊，非主流文化被否定、被排斥、被边缘化，社会存在着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对立、争斗；其三，主流文化兼收并蓄，主流文化吸收现实和可能存在的非主流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使自己真正强大，非主流虽然存在，但不能与主流文化相抗衡，其存在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繁[19]荣。”在此基础上，江畅认为应当将兼收并蓄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的战略方向。沈建波从社会心态的视域出发，分析了社会心理汇聚效应、从众效应和群体极化效应对特定社会心态的影响，并据此[20]分析了强化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基本路径。
聂立清在《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中对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发展过程及其在新时期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21]刘明君、郑来春、陈少岚合著的《多元文化冲突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一书以多元文化冲突为背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系统论述了多元文化激荡和社会转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而阐[22]释了和谐社会条件下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的对策与路径。这些关于意识形态及其认同的研究都对思考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提供了独特的分析维度。
肖萍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视域出发，认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应当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据此，应当从审美情趣陶冶、现代社会新公民的锻造、民间文化的健康发展、文化教育、思想道德建设、社会舆论管理、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事业建设、宗教正面功能发挥等方面[23]着手，大力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其观点对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内在构成的研究具有相当程度的拓荒意义，对本研究的深化不无借鉴价值。
此外，张允熠从历时性的维度详细阐释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在近代的跌落和转型，论述了传统儒家文化现代转型的内在依据，分析了儒家文化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传统惯性、所经历的精神苦旅和心路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代儒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所产生的影响，指出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转型的宏观愿景。[24]
另一方面，从较为宏观的文化学论域来看，部分学者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民族文化、大众文化、文化话语体系、流行文化、后现代文化和国家软实力提升联系起来，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深入研究。
檀宝生分析了大学校园非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向及其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强调要充分发挥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以便化解非主流文化[25]对大学生的不良影响；庞德英分析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指出要坚持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以主流文化引领非主流文
[26]化。著名思想史家张岂之从中华文化历史渊源的维度纵论了中华主流文化的历史演变，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代中华文化共同[27]体中的核心地位；吴建明从复兴中华文明的角度阐释了重构中华[28]主流文化的基本路径。邓淦之对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差[29]异、联系和相互融合进行了探讨；龚丹以大众文化为参照，分析[30]探讨了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大众化的实施路径，类似的研究还有王庆、廖继超、唐山清关于主流文化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探讨；[31]付秀荣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需要文化话语体系方式、内容和模式的转换，这是实现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2]文化认同的必要条件，类似的论著还有陈开举的《话语权的文化[33]学研究》一书；顾洪英在《流行文化视阈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析》一文中分析了流行文化对大学生群体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主张通过对主流文化的建设和弘扬来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
[34]效；黄勇、王艺帆、何艳萍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动态——主流文化遭遇非主流文化“楞次定律”的作用》一文中借用物理学中的楞次定律，对后现代语境下出现的反传统、反权威等文化思潮与主流文化间的双向互动与影响进行了系统阐释，对如何强化主流文化认同具[35]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贾磊磊在肯定文化是国家软实力重要资源的基础上，从文艺作品和文艺创作的视域出发，强调要增进主流文化的精神感召力，从而实现对不同文化群体价值取向的引领，以及文化核[36]心价值体系的构筑；柴焰认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来[37]积极建构主流文化，并最终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同时，立足文化的存在“场域”、现实载体和历史性演变等更为宏观的视域，一些学者将网络空间与网络传播、边疆地区文化认同与建设、文艺创作和思想发展史等纳入主流文化研究的视野，从而大大开拓了主流文化认同研究的领域。
姚必鲜在《网络流行语对主流文化的僭越与消融》一文中从网络传播和媒介文化的维度出发，论述了网络流行语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阐释了网络流行语对主流文化传播的僭越和消融作用，这对如何在网络背景下加强主流文化传播、增强主流文化认同不无借鉴意义；[38]王宇基于文化的网络化背景，探讨了主流文化氛围如何建构的问
[39]题；王十禾通过对主流文化与网络文化在特性和建构上的差异与[40]联系进行分析，揭示了存在于二者间的补充作用和异化作用；姚晓蒙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是儒学的观点提出了质疑，[41]这对我们重新思考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不无裨益；代金平、郝烨基于社会学视角，对信息化时代存在于主流文化整合和文化多样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要通过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先进文化建设，实现中国社会主流文化整合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辩证统一；[42]张军和张桂华立足全球化这一影响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的时空场域，分析了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发展对中国主流文化建设的影响，进[43]而提出了建设中国主流文化的基本路径；王宇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维度出发，阐释了主流文化热点培育的意义、基本内容和关键点；[44]施涛以存在于青年群体中的亚文化为焦点，在全面分析青年群体亚文化的内容、特点和作用的基础上阐释了主流文化在引导青年群体[45]亚文化回归主流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策略；贾友军则从边疆地区文化安全的角度分析了新疆地区主流文化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应当采取的应对策略，这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主流文化在国家文化安[46]全乃至国家安全中作用的认识。
当然，还有部分学者就他国主流文化发展和建构的历程进行了研究，并对不同国家间的主流文化建设进行比较，试图从中发掘出有益于当代中国主流文化构建的经验。赵文学的《论清教主义对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一文勾勒了宗教在美国社会产生、演变的过程，[47]阐释了宗教文化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朱世达则从文学、美术、音乐、新闻和文化渊源等较为具体的层面系统研究了美国文化，[48]这对反过来认识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姜微微以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为例，研究了西方青年文化的主要特点，阐释[49]了这种文化对美国和当代中国青年群体主流文化的影响；李艳丽、何家伟分析和阐释了非主流文化在美国政治制度不断走向完善过[50]程中的变迁和作用；殷晓蓉在追溯始自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51]思潮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一思潮与互联网技术之间的复杂互动。杨劲松则运用整体性研究大规模文明社会的分析框架，以近现代日本人论研究为观察对象，全面梳理了日本文化认同的建构历程，对日本文化在近现代所经历的复杂嬗变和曲折认同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为当[52]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的建构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借鉴。
如果抛开上述围绕主流文化及其相关范畴的研究，而用一个更加超脱的眼光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视域加以审视，可以发现多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等重要领域的研究也往往和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及其认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能够为本研究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梁漱溟以“中国问题”为起点的毕生思索与实践，始终与其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和总结密不可分，《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认识“老中国”的深层文化结构和特性极具启发意义，而《中国建国之路》和《中国——理性之国》则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文化演变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复杂互动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观察，对认识和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文化的型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以时代思潮为纲，对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发展史进行了独到的梳理、总结，尤其是立足20世纪中国的基本现实，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如“和”“中”等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实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贯通和对接，对深刻理解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演变逻辑和内在构成提供了厚重的思想资源和借鉴。
此外，张岱年的《文化与哲学》及其与程宜山合著的《中国文化论争》、冯天瑜的《中华文化生成史》、庞朴的文化学研究，何兆武的《文化漫谈》、陈序经的《东西文化观》和《文化学概观》、韦政通的《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江畅的《论价值观与价值文化》，以及郭齐勇的《文化学概论》等著作都对我们深入思考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形成逻辑、内在构成及其认同实现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指引和理论借鉴。（三）国内学界关于文化认同的研究
文化认同问题很早就进入了学界的研究视野，其真正得到学界的[53]广泛关注却是近年来的事。从研究论域看，我国当代的文化认同研究遍及文化学、文学、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行政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传播学、语言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学和文艺创作等多个学科，所涉研究范围极其广泛。从关注的问题来看，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围绕文化认同基本问题及其相关领域展开的研究。作为国内第一部研究文化认同问题的学术专著，郑晓云在《文化认同论》一书中深入研究了文化认同的基本理论，同时基于其对人类学和民族问题的特别关注，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认同进行了重点研究，这些在我国主流文化认同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对本研究具有毋庸置疑的[54][55]指导价值。詹小美在《民族文化认同论》一书中立足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焦虑、文化认同危机和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的宏观背景，围绕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主题，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从哲学层面对民族文化认同的源点、本质、层次、条件和机制等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论述。该书不但对影响民族文化认同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而且对不同国家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物质基础、凝聚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共识、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的软实力、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教育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提升当代中国民族文化认同的策略和愿景。
此外，姜华基于对韦伯关于德国文化问题研究的反思，探讨了文化自觉、文化认同与现代性、西方世界文化普遍性的内在逻辑，据此提出了提高中国文化自觉、强化文化认同所应注意的问题和努力的方
[56]向；赵海峰基于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视角，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走向，认为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以文化认同为基础，保持马克思主义同人民群众日常社会生活实践的密切[57]联系；欧阳康概述了文化认同与文化选择在当代中国的演变过程，分析了文化选择的多元与困惑，以及文化认同的必要和紧迫，指[58]出要通过提升文化自觉来加强文化认同，促进文化的选择；曾楠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对中国传统小农社会、新中国成立后30年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认同特质的分析，回应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文化认同危机，进而从制度、意识形态和主体叙述的角度阐释[59]了形塑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的生态逻辑；苏振芳梳理了文化认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据此厘定了文化认同在思想政治教育[60]过程中发挥作用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游淙祺通过对萨特《存在与虚无》一书中“不良信念”和“身体”之间内在联系的辨析，阐释[61]了萨特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进而反思了文化的族群认同问题；李武装对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全球化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历时性考察，分析了民族文化认同所具有的实践理性特点，以及民族文化认同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对[62]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认同建构指明了方向。
二是从各种认同主体的角度出发，对文化认同问题进行探讨。詹小美在《民族文化认同论》一书中以民族文化认同为主线，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比较与借鉴并重的方法，从理论与实践、时间与空间等多个维度深入探讨了民族文化认同的价值、层次、机制和条件等理论难题，并基于民族文化认同的现实矛盾和内在张力，总结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愿景和提升路径，这些对本书的研[63]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陆玉林从事实性和建构性两个方面分[64]析和阐释了当代中国青年文化认同的多重维度；杨建义分析了大学生文化认同的特有机制，通过对影响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内在约束因素的分析提出了对大学生文化认同过程进行外在调适的主要路径；[65]张雁军和马海林基于实证调查，分析了西藏藏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态度模式，为深刻认识多元文化与主流文化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独[66]特视角。类似的还有：龙玉红、段涛涛对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现状进行了实证调查和研究；叶飞分析了教育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类型，及其带来的不同文化效果，并据此指出，教育知识分子应当通过理性文化批判来形成深度的文化认同，进而实现对传统文化[67]的有效传承；陈占江在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认同危机进行系统分[68]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塑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认同的路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何种主体的文化认同，论者大都确证了文化认同危机的存在，差异仅仅在于危机的程度及其具体表现形态。这对我们深入思考和把握当下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认同危机具有积极意义。
三是从边疆和民族地区、国家统一与区域整合的角度出发，对文化认同展开的研究。张海洋在《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一书中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对我国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形成的过程进行了概括性分析，尤其是揭示了地理和经济因素在民族文化认同中的作用；王霞对边疆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论述，进而主张[69]要从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的角度巩固边疆文化安全；苗普生分析了新疆历次动乱中深层原因，阐释了文化认同在历次动乱中的作用和影[70]响，并概括总结了因应之策；苏振芳基于对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关切，阐述了两岸青年文化认同的基础和发展空间，并主张通过对两岸文化内在联系的研究来不断增强两岸青年的文化认同感，从而推动[71]两岸的和平统一；雷勇分析了跨界民族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强调国家应当采取积极的政策，引领跨界民族从文化认同走向[72]文化自觉，帮助跨界民族完成现代建构；郭小川分析了欧洲历史文化与欧洲文化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应当在欧洲共同文化价值[73]观的基础上排除各种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建构欧洲文化认同；郑晓云论述了澳门回归后在文化认同问题上呈现的新特点、出现的新问题，强调应当通过强化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主体性文化认同来推动澳[74]门实现从法律到文化的回归；韦文武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双边文化交往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文化交往需要加强，文化认同需要积极培育和深化，以文化外交推动中国与[75]东盟各国的交往。这些研究成果深化了我们对文化认同形成机制和形成过程的认识，对文化认同所具有的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以及社会整合功能等具有了更加立体化的认知，有利于本研究的深入开展。
四是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对文化认同问题展开的研究。涂浩然、卢丽刚认为，要想从国家内部层面从容应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就应当大力加强文化认同建设；[76]周书灿对中国早期国家经略实践和民族整合实践进行了分析，强调了文化认同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这对强化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发挥主流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和睦中的作用具有指导[77]意义；彭慧、潘国政认为，“文化认同是连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纽带与桥梁，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不仅维系着国家的和平与统一，[78]而且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因此，在新时期应当通过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强化中华文化认同来推动新形势下的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祝远娟指出，面对当前社会存在的利益多元化、层次化和相应的利益格局调整，应当充分发挥文化认同的作用，以文化认同的增强来推动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从而增进[79]不同社会阶层间关系的和谐；陆益龙对社会主义市场转型引发的文化矛盾及其具体表现进行了分析，指出要通过文化认同机制的构建[80]来缓解社会文化矛盾；蒋平对当代中国文化矛盾的多样性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文化矛盾背后存在的多元文化整合机制缺失问题，并据[81]此认为应当积极建构文化认同，发挥文化认同的整合作用；孟宪平立足我国文化安全，从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的维度探讨了我国应对[82]文化安全问题的基本路径。
同时，必须注意的是，部分立足其他学科对文化认同展开的研究，对我们全面理解和把握文化认同，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理论指导价值。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基于其深厚的社会学积淀和对中国社会的切身体察，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国文化的重建》《文化与文化自觉》等系列著述中凝练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并对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刻论述；同时，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细致观察和精准总结，对全球化、商品社会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复杂互动，以及对文化交流、文化自觉等重大问题的阐释都对本书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张旭东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一书通过对近代以来西方著名哲学家基本思想的比较和爬梳，在批判和解构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同时，分析了全球化时代文化政治的复杂性，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全球[83]化时代和中国文化的选择和未来具有重大启发意义。由于文化认同不可避免地涉及对文化的心理认知、体验和接受，因此，从心理学维度展开的文化研究对帮助我们认识文化认同的形成机制、观察文化认同的变迁等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杨宜音、王俊秀等在围绕社会心态展开的系列研究中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认知、社会行为倾向等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实证调查和分析，为我们认识社[84]会主流文化认同的传承与变迁提供了难得的观察窗口。
此外，随着近年来部分年轻学者对文化认同的关注，其相应的研究成果同样对本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李文君在基于国家文化安全而对文化认同展开的研究中分析了文化认同的基本概念、内涵及其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系，通过对中国文化认同形成特性和中国文[85]化认同构建现状的分析，提出了构建中国文化认同的基本方略。操奇以文化主体为焦点，通过对主体在生产实践、交往活动、解释行为和历史生成过程中与文化间的互动联系的分析，阐释了文化主体对[86]文化发展的独特作用。王成兵则以当代社会的认同危机为主线，从哲学和人学的视域对当代的文化认同危机进行了探讨，这对深刻认[87]识文化认同危机不无启发。
综上，一方面，国内学界关于主流文化认同的研究成果相对有限，研究深度和广度尚有待拓展。尤其是，对认同和文化认同这两个关系密切的基础性概念缺乏较为深入的全面剖析，不但对认同的概念、基本特征、功能和影响因素缺乏较为深入的阐释，而且缺乏对主流文化认同的价值和实现机制等关键问题的深刻分析和论述，这就大大影响了关于主流文化认同的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学界关于主流文化和文化认同方面的研究已有视野较为宽广、数量较为可观的成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流文化认同研究较为薄弱的缺憾，并对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支撑和难得的理论借鉴。二 国外研究综述“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88]从当前的世界格局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依然处于强势地位，其知识体系和话语创造能力仍相当强大，这就使得，一方面，本书对国外研究状况的综述，实质上就是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知识界研究状况的概括总结；另一方面，那些较多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文化认同危机及其相关问题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内部尚不凸显，学术界的关注因而也相对不多。同时，由于受自身文化特性和独特历史发展逻辑的影响，宗教和自近代以来形成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文化理念及其意识形态构成了西方文化研究关注的主题；尽管自20世纪开始西方学界掀起了一股对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后果进行反思的热潮，但从研究结论看，大多数研究依然没有完全颠覆和舍弃其既有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虽然关于主流文化认同的研究成果相对有限，但国外学界对认同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这同样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认同问题，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个方面。所涉学科主要集中于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国际政治学及相关交叉学科。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对极具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现代认同进行了深度追问，围绕着自我感与道德视界、认同与善之间的复杂关联，他分析了主体的内在感、自由、个性、被嵌入本性的存在等关涉认同的重要方面，详细阐释了现代性自我形成背后的历史演化逻辑和道德观变迁，进而揭示了寓于现代性之中的相[89]互冲突的道德观，及其暗含的认同背后的内在紧张。泰勒的研究，一方面对正处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我们，如何去看待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社会凝聚与整合功能具有指导价值；另一方面对我们如何充分运用文化的力量，有效化解现代性带来的个体疏离感、孤独感等内在紧张，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等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塞缪尔·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对美国国民特性的相对重要性及其实质内容的变化进行了系统论述，分析了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内外部挑战。作为一个爱国者，基于对美国主流文化即盎格鲁-新教文化面临的种种挑战和瓦解趋向，亨廷顿呼吁整个国家和社会重视美国文化建设和美国国民特性的维
[90]持。尽管在该书中亨廷顿正确地指出，威胁美国国民特性的主要原因是外来移民，尤其是墨西哥/拉美裔移民的大量涌入和各种移民同化政策、策略的缺失和失败，这与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认同问题产生的背景大为不同，但作者对如何重振美国特性，恢复美国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主导地位的策略分析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的。
此外，在由亨廷顿和劳伦斯·哈里森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中，来自不同国家的优秀学者就文化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性别平等与人权、美国少数民族、现[91]代经济与金融危机，以及社会变革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这对我们从一个更为宏大的视角反观主流文化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而思考应当建设怎样的主流文化，如何构筑相应的主流文化认同等重要问题提供了广阔空间。
杰出的心理学大师亚伯拉罕·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通过对人的需要的层次性排列和逐一分析，阐释了人性的复杂和人类不断追求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进而不断取得进步的精神-心理机制。[92]这对我们思考如何实现主流文化与社会个体内在精神-心理的契合，进而不但实现主流文化的认同，而且充分发挥主流文化认同在推动个体因追求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而激发出创造潜能与活力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豪格和阿布拉姆斯在《社会认同过程》一书中以群际关系和群体的社会认同为中心，系统分析了意识形态、群体动力学、群体凝聚力、社会表现、集体行为、从众和语言、沟通等因素在群际关系维系和变[93]化、群体社会认同过程中的地位、影响和作用机制。这对我们认识主流文化及其认同在当代中国的作用机制及其表现形态具有较强的启发价值。
赵志裕、康萤仪在《文化社会心理学》中仔细辨析了文化与心理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文化和自我之间有着一种复杂的相生相克的关系，即为了提高自身的生存和适应能力，人们创造了文化；同时，为了满足个体的心理需要，人们又利用文化来为其服务；此外，为了避免人们因过度追求私利而损害社会，人们还充分利用文化来规范社会，为社会服务。在这一系列的复杂关系中，文化也受到社会和自我[94]心理的影响而不断发生着与社会和自我密切相关的转化。这对本书从心理、社会的维度为深化对主流文化认同机制及其运行过程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重要参考。
哈维兰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则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考主流文化认同的富有价值的视角。在其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人类学》一书中，哈维兰系统论述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的文化起源，阐释了人类在持续性生存的压力下其语言、自我意识和认同、生存模式、经济体制、婚姻和亲属制度等文化要素的影响和功能，解析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诸如政治制度、法律、宗教和艺术等文化形式的发展和变迁。基于人[95]类学视域的系统考察，哈维兰主张一种和谐共存的多元文化观。这对本书从诸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等“具象”层面理解和认识主流文化及其认同提供了一扇明亮的窗户。
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对越来越深刻影响民族国家、种族、意识形态、性别等的力量，即信息化社会和全球化进行了新透视。在此基础上，卡斯特深刻解释了在网络社会与集体认同之[96]间发生的各种斗争及其表现形式，如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等。这不仅能够引发我们重新思考科技与社会变迁过程之间的矛盾，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基于科技力量的集体认同的兴起及其对主流文化认同的挑战，并进而促使我们思考相应的回应措施。
此外，库索尔的《法兰西道路》和马特尔的《论美国的文化》也对拓展本研究的思考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库索尔运用大量史料，论述了美国对法国的大规模文化入侵，分析了法国在捍卫自身文化价值理念时选择的基本策略和道路，即接纳美国的产品但拒绝美国的政策，保护本国传统文化艺术但又吸收美国的流行文化，拒绝美国的“丛林资本主义”“里根主义”但又坚持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保障体制，从而展现了两个发达国家在文化和政治问题上复杂、敏感、[97]微妙的相互纠结。库索尔的研究对当下正处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尤其是对我们思考如何有效抵御来自强势国家的文化渗透和价值入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特尔则通过自己多年的实地调查和系列深度访谈，追溯了二战以来美国文化政策的演变过程，详细考察了美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通过辨析美国文化政策、文化体制、文化生产和文化体制间复杂的有机互动，一方面阐释了美国文化发展壮大所走过的独特道路，另一方面论述了美国文化在越出本土走向世界过程中所经历的[98]流变和挑战。这不但对我们深刻认识没有文化部的美国何以其文化却能走向全球，并产生持久性的世界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我们深入思考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如何增进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认同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体来看，尽管由于国情、文化体制等的差异，国外学界对主流文化认同的学术关切与中国相比有较大差异，但国外学界在对文化认同展开研究时，注重以问题为导向，运用多学科、交叉学科进行研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分析，以及从国家政治、国家战略和国际政治层面对文化进行深刻剖析和理解等，这些对本研究都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和指导价值。
第三节 研究重点、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重点基于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危机的现实观察和对强化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必要性、紧迫性的体认，本书的研究重点聚焦认同及其相关概念和主流文化构成两个方面。“认同”一词，单纯从字面含义来看，包含着“认”和“同”两个方面，意味着不但要认识，而且要赞同。因此，认同既是一种过程，也是过程的结果。本书试图从常识和日常经验出发，一方面对作为过程的认同进行动态分析，从而揭示认同的形成机制，另一方面对作为结果的认同进行静态分析，进而阐释认同的现实表征和功能。只有形成对“认同”的正确认识，才能在面对如政治认同、经济认同、文化认同、习俗认同、观念认同、宗教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等纷繁复杂的多种认同时，进一步厘清主流文化认同的形成机制、特点、功能等重要内容。
就主流文化而言，当前学界不少研究者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阐发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然而，除了价值观这一文化之魂，还有诸多反映主流文化特质的因素，如思维方式、宇宙观、生活方式等。这就需要对主流文化的真正构成进行仔细审慎的辨析，从而明确主流文化的内涵，厘清主流文化的外延。同时，从纵向的历史演变来看，有着几千年文明积淀的传统中国因近代以来遭受西方文明的持续冲击和挑战，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早已面目全非，但强大的传统文化基因依然在顽强地影响着当下中国的方方面面。如何实现鲁迅所倡导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文化发展理路，从而构建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强化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认同，就成了本书着重研究主流文化内在构成的因由。
总之，只有厘清了认同及其相关概念和主流文化构成这两大关键问题，才能从传统中国主流文化认同的历史发展中汲取经验，从其他国家建构主流文化、强化主流文化认同的发展道路中获得启示，从而全面深刻地认清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面临的严峻挑战，最终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方略的构筑指明方向。二 研究框架
导论部分对本书的研究前提和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概括性总结与梳理，进而指出了本书的研究重点，明确了本书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同时也指出了本书的创新之处和局限所在。
第一章是“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概论”。本章主要对文化与主流文化、认同、主流文化认同和我国当代主流文化认同的基本概念和内涵进行辨析和界定，通过对关于文化的多种理解的概括总结，界定了本研究中关于文化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主流文化的内涵，划定了本研究关于主流文化的外延。同时，本章通过对认同概念和内涵的阐发，并基于常识和对日常经验的总结，分析了认同的形成机制和作用，认为：认同是感性体察、理性认知和情感接受相互交织的复杂过程，认同的形成不但取决于认同主体自身的需要，也受到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在清楚界定主流文化和认同概念、明确其相应内涵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界定了主流文化认同的概念，阐释了主流文化认同的价值、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等。最后，本章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的基本内涵进行了说明，包括对“当代”的界定、对“中国当代主流文化认同”的界定等。
第二章是“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的现状”。本章分析了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形成和确立的演变过程，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明确标志着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完全确立。同时，本章概括了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的基本状况，认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面临严峻挑战。此外，本章还从国内国外两个较为宏观的维度对影响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的因素进行了概略分析。
第三章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认同的有益启示”。本章对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了概括总结，阐述了儒家文化在遭遇佛教文化挑战时出现的文化认同危机及其采取的回应措施，进而试图从中总结出对强化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的有益启示。
第四章是“国外主流文化认同的经验借鉴”。本章首先对美国这一典型的移民国家在建构本国主流文化、强化本国主流文化认同方面的成功经验进行了阐释和总结；其次对苏联社会主义文化从产生到消失的过程进行了概要介绍，试图从中总结出苏联主流文化认同建设失败的教训；最后对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百多年中日本主流文化发展及其认同构建所走过的曲折历程进行了梳理，试图从中归纳出值得我们注意的方面。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三个国家都具有不同层面的代表性，都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第五章是“强化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的基本方略”，属于对策部分。首先，本章从战略意识的高度提出了强化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指明了强化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应具备的立场意识、思维意识和视野意识。其次，基于认同实现的一般规律和文化的特点，指明了强化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律。再次，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改善强化中国当代主流文化认同的社会环境与基础这两个维度指明了强化中国当代主流文化认同的具体方向。最后，立足强化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认同的原则和基本维度，指明了强化中国当代主流文化认同的具体路径，如精英引领、教育倡导、文化创新和大众传媒等。三 研究方法
一是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广泛运用的方法，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与特定研究主题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的查阅、分类和整理，可以从中归纳出有针对性的理论认识，从而不但能够为研究者从事特定主题的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而且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把握相应研究主题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线索。主流文化认同问题横跨了多个学科，因此，其相应的研究得到了多个学科的关注，在长期的研究中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运用文献研究法，有助于我们对散处于各个学科领域中的有价值的成果进行分类、整理和归纳，并从中总结出基本的理论成果、厘清基本的研究线索，从而为推进对主流文化认同的研究提供坚实基础。
二是历史考察法。恩格斯指出，在理论思维中，“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99]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文化作为一种几乎弥散和渗透于整个社会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现象，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且必将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因此，研究主流文化认同必须进行历史考察，通过对主流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到认同的过程和内在机制的考察，形成对主流文化认同的立体化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找到关涉主流文化认同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因素，实现理论上的升华。
三是系统分析和综合研究法。作为社会有机体的重要构成部分，一方面，主流文化及其认同的实现离不开经济、政治、社会等其他社会构成部分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从纵向的社会演进来看，主流文化的形成及其认同的实现往往是在动态性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实现和推进的，其间，如传统、道德、科技、传媒、价值观念、社会认知等多种要素的变化、进步及其影响都对主流文化认同产生或直接或间接，或明确或隐晦的作用。这就必然要求采用系统分析和综合研究的方法。此外，主流文化认同本身既涉及宏观性的社会系统，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又涉及微观性的个体系统，受到家庭状况、受教育状况、性格、心理等多种个性化因素的影响，且宏观系统和微观系统的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研究主流文化认同必然要坚持整体性和相关性的原则，采用系统方法，进行综合研究。
第四节 创新之处与局限
一 本书的创新之处一是对认同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分析，较为详细地考察了认同的概念、特征、功能和影响因素。国内学界对认同的研究不在少数，然而，无论是进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研究，还是进行社会认同、民族认同研究，论者大多都没有对认同进行系统分析，且往往将认同作为一个含义不言自明的概念加以运用。但实际上，认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既是一种状态或结果，也是一种集认知和情感为一体，且夹杂着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情感亲和和心理接受的复杂过程。对认同的系统性深入研究有助于推进对主流文化认同的认识和理解，进而真正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对主流文化认同的强化。
二是对中国古代主流文化认同的启示研究。儒家文化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其在上千年的历史沿革中经历了复杂的流变，也遭遇过严峻的挑战。但总体来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得到了明确肯定，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也经久不衰。哪怕是在21世纪，儒家文化依然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和价值取向。因此，从认同的视域对儒家文化进行再分析、再思考、再认识，显然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发展及其认同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价值。正是在这方面，本书进行了尝试性探索。
三是对国外主流文化认同的经验借鉴研究。研究美国、苏联和日本文化的成果不在少数，但从主流文化发展演变及其认同构建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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