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谊·名人·美文(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伴随》编辑部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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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谊·名人·美文试读：

李陵

答苏武书

勤宣令德，策名清时，荣问休畅，幸甚幸甚。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诲勤勤，有逾骨肉，陵虽不敏，能不慨然？

自从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韦韝毳幕，以御风雨；羶肉酪浆，以充饥渴。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嗟乎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

与子别后，益复无聊，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身负国恩，为世所悲。子归受荣，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违弃君亲之恩，长为蛮夷之域，伤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负陵心区区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难刺心以自明，刎颈以见志，顾国家于我已矣，杀身无益，适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辙复苟活。左右之人，见陵如此，以为不入耳之欢，来相劝勉。异方之乐，只令人悲，增忉怛耳。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前书仓卒，未尽所怀，故复略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绝域。五将失道，陵独遇战，而裹万里之粮，帅徒步之师；出天汉之外，入强胡之域；以五千之众，对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然犹斩将搴旗，追奔逐北，灭迹扫尘，斩其枭帅，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陵也不才，希当大任，意谓此时，功难堪矣。匈奴既败，举国兴师。更练精兵，强逾十万。单于临阵，亲自合围。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马之势，又甚悬绝。疲兵再战，一以当千，然犹扶乘创痛，决命争首。死伤积野，余不满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创病皆起，举刃指虏，胡马奔走。兵尽矢穷，人无尺铁，犹复徒首奋呼，争为先登。当此时也，天地为陵震怒，战士为陵饮血。单于谓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而贼臣教之，遂使复战，故陵不免耳。

昔高皇帝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此之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然犹七日不食，仅乃得免。况当陵者，岂易为力哉？而执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视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于国主耳，诚以虚死不如立节，灭名不如报德也。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曹沬不死三败之辱，卒复勾践之仇，报鲁国之羞，区区之心，窃慕此耳。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足下又云：“汉与功臣不薄。”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昔萧樊囚絷，韩彭葅醢，晁错受戮，周魏见辜。其余佐命立功之士，贾谊亚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将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谗，并受祸败之辱，卒使怀才受谤，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举，谁不为之痛心哉？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徒失贵臣之意，刭身绝域之表。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何谓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单车之使，适万乘之虏。遭时不遇，至于伏剑不顾；流离辛苦，几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归；老母终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蛮貊之人，尚犹嘉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陵谓足下当享茅土之荐，受千乘之赏。闻子之归，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无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子尚如此，陵复何望哉？且汉厚诛陵以不死，薄赏子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此实难矣，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陵虽孤恩，汉亦负德。昔人有言：“虽忠不烈，视死如归。”陵诚能安，而主岂复能眷眷乎？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谁复能屈身稽颡，还向北阙，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邪？愿足下勿复望陵。

嗟乎子卿，夫复何言？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长与足下，生死辞矣。幸谢故人，勉事圣君。足下胤子无恙，勿以为念。努力自爱，时因北风，复惠德音。李陵顿首。【译文】子卿足下：

您辛勤地宣扬美德，为官于太平盛世，美名流传四方，真是值得庆幸啊！我流落在远方异国，这是前人所感悲痛的。遥望南方，怀念故人，怎能不满含深情？以前承蒙您不弃，从远处赐给我回音，殷勤地安慰、教诲，超过了骨肉之情。我虽然愚钝，又怎能不感慨万端？

我从投降以来，身处艰难困境，一人独坐，愁闷苦恼。整天看不见别的，只见到些异族之人。我戴不惯皮袖套，住不惯毡幕，也只能靠它们来抵御风雨；吃不惯腥羶的肉，喝不惯乳浆，也只能用它们来充饥解渴。眼看四周，有谁能一起谈笑欢乐呢？胡地结着厚厚的坚冰，边塞上的土被冻得裂开，只听见悲惨凄凉的风声。深秋九月，塞外草木凋零，夜晚不能入睡，侧耳倾听，胡笳声此起彼伏，牧马悲哀地嘶叫，乐曲声和嘶鸣声相混，在边塞的四面响起。清晨坐起来听着这些声音，不知不觉地流下泪水。唉，子卿，我难道是铁石心肠，能不悲伤？

同您分别以后，更加无聊。上念老母，在垂暮之年还被杀戮；妻子、儿女们是无罪的，也一起惨遭杀害。我自己辜负了国家之恩，被世人所悲怜。您回国后享受荣誉，我留此地蒙受羞辱。这是命中注定，有什么办法？我出身于讲究礼义的国家，却进入对礼义茫然无知的社会。背弃了国君和双亲的恩德，终身居住在蛮夷的区域，真是伤心极了！让先父的后代，变成了戎狄的族人，自己怎能不感到悲痛。我在与匈奴作战中功大罪小，却没有受到公正的评价，辜负了我微小的诚意，每当想到这里，恍惚之中仿佛失去了对生存的留恋。我不难刺心来表白自己，自刎来显示志向，但国家对我已经恩断义绝，自杀毫无益处，只会增加羞辱。因此常常愤慨地忍受侮辱，就又苟且地活在世上。周围的人，见我这样，用不中听的话来劝告勉励，可是，异国的快乐，只能令人悲伤，增加忧愁罢了。

唉，子卿！人们的相互了解，贵在相互知心。前一封信匆忙写成，没有能够充分表达我的心情，所以再作简略叙述。

从前先帝授予我步兵五千，出征远方。五员将领迷失道路，我单独与匈奴军遭遇作战，携带着供征战万里的粮草，率领着徒步行军的部队；出了国境之外，进入强胡的疆土；以五千士兵，对付十万敌军；指挥疲敝不堪的队伍，抵挡养精蓄锐的马队。但是，依然斩敌将，拔敌旗，追逐败逃之敌。在肃清残敌时，斩杀其骁勇将领，使我全军将士，都能视死如归。我没有什么能耐，很少担当重任，内心暗以为，此时的战功，是其他情况下所难以相比的了。匈奴兵败后，全国军事动员，又挑选出十万多精兵。单于亲临阵前，指挥对我军的合围。我军与敌军的形势已不相称，步兵与马队的力量更加悬殊。疲兵再战，一人要敌千人，但仍然带伤忍痛，奋勇争先。阵亡与受伤的士兵遍地都是，身边剩下的不满百人，而且都伤痕累累，无法持稳兵器。但是，我只要振臂一呼，重伤和轻伤的士兵都一跃而起，拿起兵器杀向敌人，迫使敌骑逃奔。兵器耗尽，箭也射完，手无寸铁，还是光着头高呼杀敌，争着冲上前去。在这时刻，天地好像为我震怒，战士感奋地为我饮泣。单于认为不可能再俘获我，便打算引军班师，不料叛逃的邪臣管敢出卖军情，于是使得单于重新对我作战，而我终于未能免于失败。

以前高皇帝率领三十万大军，被匈奴围困在平城。那时，军中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然而还是七天断粮，只不过勉强脱身而已。何况像我这样的人，难道就容易有所作为吗？而当权者却议论纷纷，一味怨责我未能以死殉国。不过我未以死殉国，确是罪过；但您看我难道是贪生怕死的小人吗？又哪里会有背离君亲、抛弃妻儿却反而以为对自己有利的人？既然如此，那么，我之所以不死，是因为想有所作为。本来是想如前一封信上所说的那样，要向皇上报恩啊。实在因为徒然死去不如树立名节，身死名灭不如报答恩德。前代范蠡不因会稽山投降之耻而殉国，曹沫不因三战三败之辱而自杀，终于，范蠡为越王勾践报了仇，曹沫为鲁国雪了耻。我一点赤诚心意，就是暗自景仰他们的作为。哪里料到志向没有实现，怨责之声已四起；计划尚未实行，亲人作刀下之鬼，这就是我面对苍天椎心泣血的原因啊！

您又说道：“汉朝给功臣的待遇并不菲薄。”您是汉朝之臣，怎能不说这种话？可是，以前萧何、樊哙被拘捕囚禁，韩信、彭越被剁成肉酱，晁错被杀，周勃、魏其侯被判罪处刑。其余辅助汉室立下功劳的人士，如贾谊、周亚夫等人，都确实是当时杰出的人才，具备担任将相的能力，却遭受小人的诽谤，他们都受迫害、屈辱，其事业也告失败。最终使有才之人遭到诋毁，才能无法施展。他们二人的遭遇，谁不为之痛心呢？我已故的祖父李广，身任将军，其功绩略谋盖天地，忠义勇气冠于全军，只是因为不屑迎合当朝权贵的心意，结果在边远的疆场自杀身亡。这就是功臣义士手持兵刃叹息不止的原因。怎么能说待遇“不薄”呢？您过去凭着单车出使到拥有强兵的敌国，逢上时运不佳，竟至伏剑自刎也不在乎；颠沛流离，含辛茹苦，差点死在北方的荒野。壮年时奉命出使，满头白发而归，老母在家中亡故，妻子也改嫁离去。这是天下很少听到的，古今所没有的遭遇。异族未开化的人，尚且还称赞您的节气，何况是天下的君主呢？我认为您应当享受封领地、赏千乘的诸侯待遇。可是，听说您回国后，赏赐不过二百万，封官不过典属国之职，并没有一尺土的封赏，来奖励您多年来对国家的效忠。而那些排斥功臣、扼杀人才的朝臣，都成了万户侯；皇亲国戚或奉迎拍马之流，都成了朝廷政权的主宰。您尚且如此，我还有什么希望呢？像这样，汉朝因为我未能死节而施以严厉的惩罚，您坚贞守节又只给予微薄的奖赏，要想叫远方的臣民急切地投奔效命，这实在是难以办到的，所以我常常想到这事却不觉得后悔。我虽然辜负了汉朝的恩情，汉朝也亏对了我的功德。前人说过这样的话：“即使忠诚之心不被世人遍知，也能做到视死如归。”但如果我能够安心死节，皇上难道就能对我有眷顾之情吗？男子汉活着不能成就英名，死了就让他埋葬在异族之中吧，谁还能再弯腰下拜，回到汉廷，听凭那帮刀笔吏舞文弄墨、随意发落呢？希望您不必再盼着我归汉了。

唉，子卿！还有什么话可说？相隔万里之遥，人的身份不同，人生道路也迥然相异。活着时是另一世间的人，死后便成了异国鬼魂。我和您永诀，生死都不得相见了。请代向老朋友们致意，希望他们勉力事奉圣明的君主。您的公子很好，不要挂念。愿您努力自爱，更盼您时常依托北风的方便不断给我来信。李陵顿首。【题解】

天汉二年（前99年），李广利率军伐匈奴右贤王，汉武帝召李陵负责辎重。李陵请求自率一军，武帝不予增兵，只令路博德为其后援，而路博德按兵不动，致使李陵带着步卒五千，深入匈奴，面对数十倍于己方的敌军。苦战之后，又逢管敢叛逃，暴露了李陵兵少无援的军情，单于于是集中兵力围攻，李陵兵尽粮绝，北面受虏。降匈奴后，曾与被匈奴扣留的苏武数次相见。始元六年（前81年），苏武得归，修书劝李陵归汉，李陵以此书作答。

信中战斗场面写得极有声色，是要说明，当时因为双方兵力悬殊，己方将帅的不顾大局，以及后来武帝处置失当（诛杀李陵全家），所以，他的投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进而使读者产生同情；此外，屡用强烈对比，如身处异域而怀念故土，以寡兵深入众敌而浴血奋战，苏武持节荣归而他居人篱下，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李陵小传

李陵（？—前74），字少卿。西汉陇西成纪（今甘肃泰安）人。名将李广之孙。少为侍中建章监。善于骑射，爱护士卒，很有美名。汉武帝时曾率八百骑兵深入匈奴境内二千余里，观察居延（故城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地形而还。后任骑都尉，在酒泉、张掖练兵防备匈奴。

天汉二年（前99）九月，与韩延年领五千步兵进攻匈奴，牵制匈奴军力，以协助李广利的西路作战。在浚稽山遭遇单于主力三万骑兵，转斗杀伤敌人甚众。于是单于调遣左右王庭八万人，李陵军且战且退，至长城百里处。最终因为箭矢用尽，没有援军而战败，被敌人包围后突围失败，投降匈奴。单于将女儿嫁给她，立他为右校王。

征和三年三月，李陵率领匈奴军三万骑在浚稽山追击汉朝军队，被御史大夫商丘成帅两万人击败。

始元年间，霍光与上官桀遣陇西任立政等三人出使匈奴，迎李陵还汉，被李陵拒绝了。

始元五年，苏武返回汉朝，李陵送别，并作《别歌》。六年二月，苏武抵达汉朝。

元平元年，李陵病逝于匈奴。

李陵的悲剧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忠臣无数，而奸贼亦不少。前者受千古景仰，后者遭万世唾弃。然而，有一个人却能在忠奸分明的帝制时代，虽变节却又被深深同情。这个人就是李陵。

李陵身上纠结着太多的大命题：家和国，军人和文人，背叛和守节。他用尽一生的气力，在国家和个人的矛盾冲突中，做着艰难的选择。他的命运也连接着若干重量级人物：汉武帝、李广、卫青、霍去病、司马迁、苏武。

公元前99年的秋天，汉武帝令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铁骑从酒泉出发，征伐匈奴。此时的李陵正担任骑都尉，率领丹阳和楚地的五千人在酒泉、张掖一带教习射箭之术，以防备匈奴。

战役打响后，李陵主动要求率领五千步卒，出居延海，向北深入单于王庭。30天后，李陵部队与匈奴八万铁骑相遇于浚稽山。李陵屯兵两山之间，以一当十，连战连捷，十天之内共斩杀匈奴骑兵一万余人。按照事先的部署，他且战且退，一路将匈奴单于引向正南方的汉匈边界，在那里，将军路博德负责率军接应。但是就在距离汉朝边塞遮虏障仅剩下一百多里的时候，汉军被匈奴阻断退路，弹尽粮绝，最后只能以短刀、车辐做武器，而援兵却迟迟不至。

李陵仰天长叹：“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可惜上天没有给李陵翻盘的机会。子夜时分，李陵率领十几名壮士突围，被匈奴发现，数千名骑兵衔尾追击。最后关头，李陵大呼：“无面目报陛下！”于是投降了匈奴。

李陵以五千军士力抗匈奴八万骁勇之敌，坚持十余日，不可谓非奇迹，不可谓不尽力，然而李陵却最终没有实现其“吾不死，非壮士也”的诺言。浚稽山一役证明了李陵的军事才能，而最终的结局却使他背上了“汉奸”的骂名。

得知李陵战败投降后，汉武帝大怒。群臣皆言李陵有罪，只有司马迁说：“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士兵有恩信。”他之所以不死，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盛怒之下的汉武帝将司马迁打入大牢，随后处以腐刑，史称“李陵事件”。

如果李陵当年战死或者自尽，他必然会成为一个千古流芳的英雄。如果，李陵全心全意地归附了匈奴，做个“汉奸”，倒也简单。可他却走上了一条终日承受良心煎熬的不归路。

李陵初到匈奴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然而，不被汉朝包容的李陵在匈奴却得到了单于的礼遇，不但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还封李陵为右校王。公元前90年，李陵奉单于之命率3万匈奴精兵追赶汉军疲兵，竟然又一次来到浚稽山。可是这支骁勇善战、以逸待劳、乘胜追击的精锐骑兵，转战9日却最终无功而返。以李陵的军事才能，和他对浚稽山地形的熟悉程度，这难道不令人奇怪吗？

汉昭帝即位后，辅政大臣霍光和上官桀以前都是李陵的好朋友，遂派李陵的故人任立政出使匈奴，劝说李陵回归。单于设宴宴请任立政等人，李陵和另一名降将卫律陪座，任立政无法私下和李陵交谈，于是以目相视，屡屡拿手去握刀环，又俯下身去握自己的脚，意思是，是时候归汉了。过了几天，李陵和卫律宴请汉使，两人皆身穿胡服，将头发结成椎形的髻。酒过三巡，当着卫律的面，任立政仍然无法直言，只好旁敲侧击：“汉朝已经实行大赦，中国安乐，皇上年富力强，霍光和上官桀两位大臣辅佐朝政，正当显贵。”李陵沉默无言，良久良久，抚着自己的头发说：“吾已胡服矣！”过了一会儿，趁着卫律上厕所的机会，任立政赶紧对李陵说：“唉！少卿您受苦了！霍光和上官桀两位托我问候您。请少卿来归故乡，毋忧富贵。”李陵看着旧友，回答道：“老兄，回去很容易，可是我怕再次受辱。”一句话彻底断绝了他回归汉朝的可能。

李陵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他因一战成名，也因一战而名灭；他自认忠良之后，却做了降将；他一心想要光耀门楣，却害得家人被灭族；他虽然在异族过着优裕的生活，却始终难消其胸中块垒。李陵寂寞地生活在“胡天玄冰”之中，直到公元前74年病死。

李陵作品精选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b

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

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cd

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e

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f

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

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

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

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

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

徘徊蹊路侧，悢悢不能辞。

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

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注释】

a 须臾：短时。

b 屏营：彷徨。

c 风波：被风所播荡。“波”是动词。

d 失所：一作“失路”，以上四句以浮云吹散比喻人的分离。

e 斯须：犹“须臾”。

f 晨风：鸟名，就是鹯，和鹞子是一类，飞起来很快。末二句是说愿附鸟翼，送你远去。【题解】

本诗为始元五年，苏武返回汉朝，李陵相送所作。当初在汉朝，苏武与李陵都为侍中。苏武出使匈奴被拘的第二年，李陵投降匈奴，不敢访求苏武。汉昭帝登位，几年后，匈奴和汉达成和议。汉廷寻求苏武等人，匈奴撒谎说苏武已死。后汉朝了解了真实的情况，终于要回了被扣留多年的苏武。于是李陵安排酒筵向苏武祝贺，泪下纵横，同苏武永别。苏武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春回到长安。本诗即为苏李分别时李陵写给苏武的诗。

司马迁

报任安书（节选）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闒茸之中，乃欲昂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昂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译文】

像牛马一样替人奔走的仆役太史公司马迁再拜。

少卿足下：前不久承蒙您给我写信，用谨慎地待人接物教导我，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情意、态度十分恳切诚挚，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而是追随了世俗之人的意见。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虽然平庸无能，但也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增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因此我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俗话说：“为谁去做，教谁来听？”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这是为什么呢？贤士乐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像我这样的人，身躯已经亏残，虽然才能像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稀有，品行像许由、伯夷那样高尚，终究不能用这些来引以为荣，恰好会引人耻笑而自取污辱。

来信本应及时答复，刚巧我侍从皇上东巡回来，后又为烦琐之事所逼迫，同您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些微空闲来详尽地表达心意。现在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祸，再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怨。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绐您，希望您不要责怪。

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何修身，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一个人是否乐善好施，是评判他仁义的起点；一个人如何取舍，是体会他道义的标志；一个人如何面对耻辱，是断定他是否勇敢的准则；一个人建立了怎样的名声，是他品行的终极目标。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所以，祸患没有比贪利更悲惨的了，悲哀没有比心灵受创更痛苦的了，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丑恶的了，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重大的了。受过宫刑的人，社会地位是没法比类的，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这可追溯到很远的时候。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羞耻，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靠了宦官景监的推荐而被秦孝公召见，贤士赵良为此寒心；太监赵同子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自古以来，人们对宦官都是鄙视的。一个才能平常的人，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屈辱的，更何况一个慷慨刚强的志士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材，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我凭着先人遗留下来的余业，才能够在京城任职，到现在已二十多年了。我常常这样想：上不能对君王尽忠和报效信诚，而获得有奇策和才干的称誉，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补正阙失，招纳贤才，推举能人，发现山野隐居的贤士；对外，不能备数于军队之中，攻城野战，以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又不能每日积累功劳，谋得高官厚禄，来为宗族和朋友争光。这四个方面没有哪一方面做出成绩，我只能有意地迎合皇上的心意，以保全自己的地位。我没有些微的建树，可以从这些方面看出来。以前，我也曾置身于下大夫的行列，在朝堂上发表些不值一提的意见。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申张纲纪，竭尽思虑，到现在身体残废而成为打扫污秽的奴隶，处在卑贱者中间，还想昂首扬眉，评论是非，不也是轻视朝廷、羞辱了当世的君子们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说什么呢？尚且说什么呢？

而且，事情的前因后果一般人是不容易弄明白的。我在少年的时候就没有卓越不羁的才华，成年以后也没有得到乡里的称誉，幸亏皇上因为我父亲是太史令，使我能够获得奉献微薄才能的机会，出入宫禁之中。我认为头上顶着盆子就不能望天，所以断绝了宾客的往来，忘掉了家室的事务，日夜都在考虑全部献出自己的微不足道的才干和能力，专心供职，以求得皇上的信任和宠幸。但是，事情与愿望违背太大，不是原先所料想的那样。我和李陵都在朝中为官，向来并没有多少交往，追求和反对的目标也不相同，从不曾在一起举杯饮酒，互相表示友好的感情。但是我观察李陵的为人，确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奉事父母讲孝道，同朋友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很廉洁，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恭敬谦卑自甘人下，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急难。他历来积铸的品德，我认为有国士的风度。做人臣的，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现在他行事一有不当，而那些只顾保全自己性命和妻室儿女利益的臣子们，便跟着挑拨是非，夸大过错，陷人于祸，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沉痛。况且李陵带领的兵卒不满五千，深入敌人军事要地，到达单于的王庭，好像在老虎口上垂挂诱饵，向强大的胡兵四面挑战，面对着亿万敌兵，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杀伤的敌人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使得敌人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君长都十分震惊恐怖，于是就征调左、右贤王，出动了所有会开弓放箭的人，举国上下，共同攻打李陵并包围他。李陵转战千里，箭都射完了，进退之路已经断绝，救兵不来，士兵死伤成堆。但是，当李陵振臂一呼，鼓舞士气的时候，兵士没有不奋起的，他们流着眼泪，一个个满脸是血，强忍悲泣，拉开空的弓弦，冒着白光闪闪的刀锋，向北拼死杀敌。当李陵的军队尚未覆没的时候，使者曾给朝廷送来捷报，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为皇上庆贺。几天以后，李陵兵败的奏书传来，皇上为此而饮食不甜，处理朝政也不高兴。大臣们都很忧虑，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私下里并未考虑自己的卑贱，见皇上悲伤痛心，实在想尽一点我那款款愚忠。我认为李陵向来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能够换得士兵们拼死效命的行动，即使是古代名将恐怕也没能超过的。他虽然身陷重围，兵败投降，但看他的意思，是想寻找机会报效汉朝。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摧垮、打败敌军的功劳，也足以向天下人显示他的本心了。我内心打算向皇上陈述上面的看法，而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恰逢皇上召见，询问我的看法，我就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宽慰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攻击、诬陷的言论。我没有完全说清我的意思，圣明的君主不深入了解，认为我是攻击贰师将军，而为李陵辩解，于是将我交付狱官处罚。我的虔敬和忠诚的心意，始终没有机会陈述和辩白，被判了诬上的罪名，皇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境贫寒，微薄的钱财不足以拿来赎罪，朋友们谁也不出面营救，皇帝左右的亲近大臣又不肯替我说一句话。我血肉之躯本非木头和石块，却与执法的官吏在一起，深深地关闭在牢狱之中，我向谁去诉说内心的痛苦呢？这些，正是少卿所亲眼看见的，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李陵投降以后，败坏了他的家族的名声，而我接着被置于蚕室，更被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啊！可悲！【题解】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通过富有特色的语言，真切地表达了激扬喷薄的愤激感情，表现出峻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可谓字字血泪，声声衷肠，气贯长虹，催人泪下。前人的评价“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实在精辟。

司马迁小传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著有《史记》。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对以后编写《史记》有很大帮助。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当时叫腐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史记》全书才得以完成。《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史记》中文学价值最高的是本纪、世家、列传三类传记性作品，这些作品善于抓住人物性格特征与相互间的矛盾冲突，驱遣史实，结构布局，既能实录不讹，又有开合跌宕之致，加以语言峻洁生动，遂能于摇曳变化中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故历来被推崇为我国传纪文学的典范，古代散文的楷模。司马迁也因此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之一，被后人称为“史圣”。《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与李陵

天汉二年（前99），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增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却听说他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他尽力为李陵辩护，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贰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恐惧。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司马迁作品精选

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译文】

沛公刘邦驻军在霸上，还没有得到机会与项羽相见。他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对项羽说：“沛公想在关中称王，让亡秦之君子婴作丞相，把秦国的珍宝都占为己有。”项羽听了大怒，说：“明天一早，好好犒劳士兵们，让他们一举击溃沛公的部队。”

当时的形势是，项羽有四十万军队，驻在新丰县鸿门阪；刘邦才十万士兵，在霸上。项羽的谋臣范增劝谏他道：“沛公在崤山之东时，既贪财物，又好女色。现在进了关，反而既不取财物，又不近妇女，这说明他的志气不小啊！我让人观望他顶上的云气，都结成龙虎之形，呈现出五采祥色，这是天子之气啊。大王务必尽快将他击破，千万不能丧失时机！”

项羽的左尹项伯，是他的族叔，与后来封为留侯的张良一向交情很深张良这时跟随着刘邦。于是项伯就星夜骑马到刘邦军中，偷偷地会见张良，把楚营的部置都告诉了他，想叫张良和他一起逃走。项伯说：“千万不要跟着刘邦一起找死啊！”张良说：“我替韩王韩成护送沛公，现在沛公遇到了急难之事，我如果逃去，就是不义。这事不能不向沛公禀报。”于是张良就进入沛公帐中，把事情一五一十告禀了他。刘邦大惊，说：“这事可怎么办呢！”张良说：“谁替大王设下了在关中称王的计划呢？”刘邦回答：“是那浅陋无知的小人劝我说：‘只要凭依函谷关天险，抵拒诸侯，不放他们进关，就可以君临整个秦中之地’所以我听从了他。”张良又说：“大王自己估量一下，您的军队足以与项羽匹敌吗？”刘邦沉默了一会儿，说：“本来就不如项羽啊！然而现在又该怎么办呢？”张良说：“请允许我去对项伯讲，说是沛公不敢背离项王啊！”刘邦问道：“先生又怎么会和项伯有交情的呢？”张良答道：“还在秦朝时，项伯就和臣交游，他杀了人，臣设法救了他。所以现在有了急难，他就来告诉我，真是幸亏了他啊！”刘邦又问：“项伯与先生谁年长？”张良说：“项伯比臣年龄大。”刘邦听了说：“先生替我叫他进来，我可以象对兄长那样接待他。”张良就又出去，邀请项伯，项伯立刻就进去见刘邦。刘邦恭恭敬敬地捧了一卮酒，祝项伯长寿，并和他约定结为儿女亲家，然后说：“我进了关后，亡秦的一切，丝毫也不敢动用，只是把官吏民户登记成册，封存了官府的仓库，一心等待项将军到来。我之所以要派将士守卫函谷关，只是为了防备那些盗贼出入和意外的变故啊！希望兄长把我的心意详细转告，臣决不敢有背项王的恩德啊！”项伯答应了，对刘邦说：“明天一早，您千万不可不尽早来向项王当面赔罪！”刘邦说：“是！”于是项伯又连夜回去，到了楚军中，把刘邦的话详详细细地禀报了项羽，又说道：“如果不是沛公先攻破关中，您怎么能轻易进关呢！现在别人立了大功，您反而要去攻击他，这是不义之举啊！倒不如趁刘邦效忠之机，好好地对待他！”项王同意了。【题解】

项羽，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县西）人，是秦亡后群雄逐鹿中原时一位失败的英雄。虽然未成帝业，但他在秦汉之间，曾主宰一时，号为“霸王”，加以司马迁对他抱有深切的同情，所以将他也列入本纪。《项羽本纪》在记叙他一生重大事迹时，成功地塑造了这一丰满动人的悲剧性格，显示了他失败的历史必然性，也可以见出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良史见识与洞察人心的优秀文学家的天赋。在众多人物有主有从、错综复杂的性格冲突的传神描写中展示出历史事件的必然性，是司马迁传记的最大特色。

曹植

与杨德祖书

植曰：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

仆少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包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流通，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

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遂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同乐，而墨翟有非之论，岂可同哉！

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而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

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译文】

几天不见，非常想念你，估计你也是吧。我从小喜欢文章，到今天为止，二十五年了。如今世上文章写得好的人，大致可以数得上来。从前王粲（字仲宣）在汉南首屈一指，陈琳（字孔璋）在河朔独占鳌头，徐干（字伟长）在青土名列前茅，刘桢（字公干）在海边最是出色，应玚（字德琏）在此地发迹，而你在上京极负盛名，这个时候，他们都觉得掌握了学问的本质，文章的真谛。我们大王（曹操）于是设置天网来网罗他们，用绳子来聚集他们，如今全都聚集到魏国了。但是这几个人，却不能再写出绝妙的文章，一篇文章震惊千里。以徐干的才能，不擅长辞赋，却经常说能达到和司马相如（字长卿）一样的风格，就像画虎不成，反像狗了。我从前写文章嘲讽他，他反而大肆宣言说我那是称赞他的文章。钟子期不会听错音律，到现在还都称赞他。我也不能不感叹，害怕后人耻笑我。

世人的著述，不能没有一点毛病。我也喜欢被人指点批评自己的文章，有不好的地方，立即就改正。从前丁廙（字敬礼）经常写些小文章，让我来润色，我自认为才能比不上他，就推辞了。丁廙对我说：你担心什么呢，文章的好坏，我一个人承担，后世的人谁知道给我润色的人是哪个？我经常感叹这句很富哲理的话，认为这是美谈。

从前孔子的文辞，人们可以和他交流，至于他编纂《春秋》的时候，连子游子夏这样的人都不能改动一句话。除了这些文章没有毛病的，我还没有见过。可能只有拥有像南威那样的美貌，才可以谈论什么是淑媛；具备龙泉剑那样的锋利，才可以谈论如何割断东西。刘修（字季绪，刘表之子）的才能比不上文章的作者，但是喜欢挑剔人家的文章，指摘人家的缺点。从前田巴（战国时期著名学者，住在齐国）诋毁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蔑视三王（燧人、伏羲、神农），在稷下学宫（当时的讲学机构，学者可以在此宣扬自己的观点）挑春秋五霸的毛病，一天就能让一千人心悦诚服，但是遭到鲁仲连（战国末期齐国学者）的一通反驳，便终身闭口不再说话。刘修的辩才，还不如田巴，如今像鲁仲连那样的人，也不难找到，（一般人）可不能逞能！人们各有喜好，像兰、茞（古书上的一种香草）、荪（古书上的一种香草）、蕙（兰花的一种）的芬芳，是众人喜欢闻的，但是海边上有喜欢追着臭味跑的人；《咸池》（黄帝所作）、《六茎》（颛顼所作）的音乐，是众人都喜欢听的，但是墨翟却有指责它们的议论，怎么能一样看待呢！

如今我从小所写的辞赋都全部送给你。街巷里人们的谈论，一定有可采的地方，驾车所唱的歌曲，也一定有符合风雅的地方，普通人的心思，不要轻易忽视。辞赋是小技艺，不足以用来宣扬大道理，垂范后世。从前杨雄（字子云）是先朝的重臣，依然说壮士有所不为。我虽然没什么德行，但是作为王侯，还尽力报效国家，造福百姓，建立永世的基业，留下磨不灭的功绩，难道只以空洞的文章来建立功勋，用辞赋来追求当上君子吗！如果我的志向没有成功，我的方法没有被推行，我将采集人们的言论，辨别时事的成败、得失，评定仁义的本质，成就自成一家的学说。就算不能把握的文章藏在名山，也要把他们传给有同样志趣的人，我要坚持到白头，并不是今天说了就算了！我大言不惭，是因为我知道您懂得我的心意。

明天早晨我去迎接你，信上就不一一叙述了。曹植书。【题解】

这是建安二十一年，临淄侯曹植在25岁的时候写给好友杨修的一封信，是一篇书信体议论文。

杨修（175-219），字德祖，陕西华阴人，太尉杨彪之子。杨修出身名门，博学多才，机智过人，为丞相曹操主簿，与曹植关系甚为密切。因其聪慧机智，深为曹操所忌，又因其为袁术外甥，被曹操虑为后患，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借故将其处死。

在信中，曹植集中地谈到了他对文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如作家的自我认识与评价、作品的修改、文学批评的条件及文学的地位等问题。文章先说明王粲等人归魏之前虽已名闻天下，然而他们的创作却尚未达到最高境界。接着指出，为文应该多与人商讨，多听取别人的意见，多请人修改润饰，并进而认为人们的爱好是各不相同的，不能凭自己的好恶妄论别人的文章。文章最后说辞赋不过是小道，最重要的是要为国尽力。

全文充满昂扬飞动的气势，骈散兼行，富于文采，而又自然流畅，处处流露出朋友间真挚的感情，曹植早年积极奋进、渴望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在文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曹植小传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第四子，曹丕之弟。

曹植十余岁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落笔成文，深得曹操的宠爱。曹操曾经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然而曹植行为放任，不拘礼法，屡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终于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得立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又称帝。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族王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公元226年，曹丕病逝，曹叡继位，即魏明帝。曹叡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公元232年，曹植逝世，时年四十一岁，卒谥思，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

诗歌是曹植文学活动的主要领域。前期与后期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前期诗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他贵族王子的优游生活，一类则反映他“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后期诗歌，主要抒发他在压制之下时而愤慨时而哀怨的心情，表现他不甘被弃置，希冀用世立功的愿望。今存曹植比较完整的诗歌有80余首。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曹植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曹植还是建安文学之集大成者，对于后世的影响很大。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他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南朝大诗人谢灵运更是赞许有加：“天下才共一石（dàn），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曹植的人生悲剧

曹植出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正当汉末天下大乱之际，曾随其父曹操转徙于军旅之中。所谓“生乎乱、长乎军”，正概括了他幼时生活的特点。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仅亲历了频繁的战乱，而且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

到了建安年间，曹操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当时的魏王府中网罗了许多文学之士，这对曹植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曹植的才华便得到了哺育和发展。

曹植的才华是比较突出的，他的文学造诣也是突出的。他在这时曾经颇为曹操钟爱。《三国志·魏书·曹植本传》云：“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本传》又云：“植为人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大概正是因此之故，曹操曾有立他为太子的打算，对他曾经寄以很高的希望。建安十六年，封他为平原侯，十七年，徙封为临葘侯。曹操出征孙权，命他留守于邺，曾经告诫他说：“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二矣，可不勉欤！”曹操这一番话是很不寻常的，其中似有让他益加自勉，以便将来继承王位的意思。

曹操是爱惜文才的，但作为统治者、政治家，他又是更加看中那些符合政治需要的能力的。他虽然爱惜曹植的才华，但到后来却发现了他的缺点，即《曹植本传》说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等等。如果作为一个诗人，这不能算是什么缺点；但若作为王位的继承人，这就很不符合政治需要。既有这样的缺点，纵使没有曹丕“以术相倾”，曹操也未必再考虑立他为太子了，何况史称曹丕能够“御之以术，矫情自饰”，致使“左右宫人并为之说”呢？曹操最后确立曹丕，而曹植终于失宠，这是势有必至、理有必然的。

曹植一生，颇有政治抱负，但缺乏政治头脑。因此，当曹丕已经立为太子而自己失掉故宠之时，尚不觉悟，仍然“不自雕励”。例如建安二十二年，他曾私自“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这是违反王法的“任性而行”。曹操因此大怒，下令有云：“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葘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这就不仅认为曹植不能继承王位，而且彻底改变了原来对他的看法。

曹操是个真正无情的政治家，为了政治的需要，不顾父子之情。他这时虽然没有贬斥曹植，却杀了曹植的一个亲信人物杨修。《曹植本传》云：“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杀掉杨修，等于除去曹植的一个智囊。曹植所受的震动不小。

曹植在政治上受到更大的挫折，是在曹丕继承王位之后。《曹植本传》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植与诸侯并就国。”这是继曹操杀害杨修之后，曹丕进一步剪除曹植的亲信党羽。这对曹植是一次更沉重的打击。面临这样的打击，曹植实有不可明言之痛，他写了一篇《野田黄雀行》寄寓自己的哀思。

曹丕继承王位不久，于延康元年（220）十月，又迫使献帝禅让，自己取而代之，是为文帝。他这时身为帝王，对于曹植便实行了进一步的迫害。《曹植本传》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诏书有云：“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这一年便改封曹植为鄄城侯。

曹植这时有《谢初封安乡侯表》，其中有云：“臣抱罪即道，忧惶恐怖，不知刑罪当所限齐。陛下哀悯臣身，不听有司所执，待之过厚，即日于延津受安乡侯印绶。奉诏之日，且惧且悲。”从这样的言辞看来，曹植此时的处境和心境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灌均承风希指，枉加之罪，他对此竟无所申辩，而诚惶诚恐，感恩称谢。由此可知，曹植这个“任性而行”的人，到这时已经颇知戒惧了。

黄初三年（222），植又封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师。曹植这时又有《封鄄城王谢表》，继续表示认罪，说自己“狂悖发露，始干天宪，自分放弃，抱罪终身”，“不悟圣恩，爵以非望，枯木生叶，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当宜蒙”，“奉诏之日，悲喜参至。”曹植本来无罪，而竟如此认罪，则当时刑宪之严酷，曹植处境之险恶，也就可想而知。

黄初四年，曹植曾与诸侯王被召同朝京师，会节气。这时他又上有《责躬》诗，继续检讨罪过。其上表有云：“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谓“天网不可重罹，圣恩难可再恃。”称曹丕“德象天地，恩隆父母。”于是“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拜表献诗。辞之凄惋，无以复加了。史称“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

大概正是由于如此恭逊，终于曹丕在位之年，曹植竟得苟全了性命。

但在这期间，曹植虽得苟全性命，内心却是十分痛苦的。特别是当诸侯王朝京师而后归藩之际，曹彰暴卒，死于非命；而曹植与曹彪同路东归，又遭到有司干预，这使他气愤填膺，形于文字。《赠白马王彪》一诗便抒发了难以掩抑的情感。诗中有云：“鸱枭鸣衡杌，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这里对于有司进行了愤怒的指斥，但对于那最高统治者曹丕似仍有所保留，“谗巧令亲疏”，说得相当含蓄。

黄初七年，文帝曹丕死，曹睿继位，是为明帝。改元太和。太和元年，曹植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

曹睿虽然仍旧推行曹丕对待诸侯王的既定政策，但多少有些缓和。其对待曹植，也有一些宽大的姿态。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问题，曹睿亲征之时，京师讹言，有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云云，而曹睿对此，竟不加究问。若在曹丕，对于此事，是必追查的。倘一追查，则曹植当为祸首，恐是不能或免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曹植的处境相当危险。虽然曹睿暂不究问，却也难免把他看做危险之源。为曹植计，他在这时应该更加收敛，尽力韬晦，以自保全。但曹植实在缺乏政治头脑，就在这样的时刻，他却上了一篇《求自试表》。表中大讲“古之受爵禄者”，“皆以功勋济国，辅世惠民”，而自己却“无德可述，无功可纪”。因此，希望得到一个军职，以便效忠疆场，为国立功。

这样的言辞是相当激切、这样的感情也是相当诚挚的。曹植在这里表白的建功立业之心，本来可能遭到曹睿的疑忌，但也许因为他是发于至诚，毫无虚饰，所以此表上后，曹睿对他依旧优容。太和三年，他又得徙封东阿。

在这期间，曹植的处境比前时有所改善，他的心情也有些好转。虽然不再“任性而行”，但说话却比较随便了。太和五年，在《求通亲亲表》中，曹植继续请求任用，为国建功。

这话是说得不错的，像他这样的人才，如果身为异姓，确实可被重用；但正是因为不是“异姓”，所以才不能“拔授”。此中道理，曹植似乎并不真懂。严防同姓篡权，这是曹魏政权片面地接受了前朝的经验教训而定的决策。在历代的统治者中，这样的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曹植徒见其然而未识其所以然，所以如此絮絮多言。

曹植还曾要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而“终不能得”。于是“怅然绝望”，怀忧而死，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一生。

曹植一生所志，本来是要“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而不“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但现在看来，他的勋绩，却仍在翰墨、辞赋之中。当汉魏之际，他是个才华特出的作者，诗赋杂文都达到了当代的最高成就，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曹植也是遭到谴黜，才写出了“愤而成篇”的作品的。

曹植作品精选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de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f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gh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ijk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l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m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注释】

a 羁：马络头。

b 连翩：接连不断，这里形容轻捷迅急的样子。魏初西北方为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居住区，驰向西北即驰向边疆战场。

c 幽并：幽州和并州，即今河北、山西和陕西诸省的一部分地区。游侠儿：重义轻生的青年男子。

d 扬：传扬。垂：边疆。“少小”二句：青壮年时期即离开家乡，为保卫国家而扬名于边疆。

e 宿昔：昔时，往日。秉：持。楛（hù）矢：用楛木做箭杆的箭。何：多么。“宿昔”二句：意思是说昔日良弓不离手，箭出尽楛矢。

f 控：引，拉开。左的：左方的射击目标。摧：毁坏。与下文的“散”（破裂），都有穿透之意。月支：与“马蹄”都是射贴（箭靶）的名称。接：迎接飞驰而来的东西。猱（náo）：猿类，善攀缘，上下如飞。

g 剽：行动轻捷。螭（chī）：传说中的猛兽，如龙而黄。

h 虏：胡虏，古时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数：屡次。

i 羽檄：檄是军事方面用于征召的文书，插上羽毛表示军情紧急，所以叫羽檄。厉马：奋马，策马。

j 蹈：奔赴。

k 陵：陵蹈，以武临之。

l 怀：顾惜。

m 中：心中。顾：念。【题解】

这首诗描写和歌颂了边疆地区一位武艺高强又富有爱国精神的青年英雄，借以抒发作者的报国之志。本诗中的英雄形象，既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又凝聚和闪耀着时代的光辉，为曹植前期的重要代表作品，青春气息浓厚。

诗歌以曲折动人的情节，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生动感人的青年爱国英雄形象。开头两句以奇警飞动之笔，描绘出驰马奔赴西北战场的英雄身影，显示出军情紧急，扣动读者心弦；接着以“借问”领起，以铺陈的笔墨补叙英雄的来历，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形象；“边城”六句，遥接篇首，具体说明“西北驰”的原因和英勇赴敌的气概。末八句展示英雄捐躯为国、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境界。

野田黄雀行ab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c

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de

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注释】

a 悲风：劲疾之风。

b 利剑：锋利的剑。这里比喻权力。

c 鹞：比鹰小一点的一种非常凶狠的鸟类。

d 捎：挥击；削破。

e 摩：接触。“摩苍天”是形容黄雀飞得很高。【题解】

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借故杀了曹植亲信杨修，次年曹丕继位。又杀了曹植知友丁氏兄弟。曹植身处动辄得咎的逆境，无力救助友人，深感愤忿，内心十分痛苦，只能写诗寄意。他苦于手中无权柄，故而在诗中塑造了一位“拔剑捎罗网”、拯救无辜者的少年侠士，借以表达自己的心曲。此诗开端，诗人以“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的意象渲染出浓郁的悲剧气氛，隐喻当时政治形势的险恶；而少年拔剑捎网的形象则寄寓着诗人冲决罗网、一试身手的热切愿望。此诗意象高古，语言警策，急于有为的壮烈情怀跃然纸上。梁代刘勰称此诗“格高才劲。且长于讽谕”（《文心雕龙·隐秀》），确是中肯之论。

嵇康

与山巨源绝交书（节选）

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常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则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加少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译文】

嵇康谨启：过去您曾在山嵚面前称说我不愿出仕的意志，我常说这是知己的话。但我感到奇怪的是您对我还不是非常熟悉，不知是从哪里得知我的志趣的？前年我从河东回来，显宗和阿都对我说，您曾经打算要我来接替您的职务，这件事情虽然没有实现，但由此知道您以往并不了解我。您遇事善于应变，对人称赞多而批评少；我性格直爽，心胸狭窄，对很多事情不能忍受，只是偶然跟您交上朋友罢了。近来听说您升官了，我感到十分忧虑，恐怕您不好意思独自做官，要拉我充当助手，正像厨师羞于一个人做菜，要拉祭师来帮忙一样，这等于使我手执屠刀，也沾上一身腥臊气味，所以向您陈说一下可不可以这样做的道理。

我从前读书的时候，听说有一种既能兼济天下又是耿介孤直的人，总认为是不可能的，现在才真正相信了。性格决定有的人对某些事情不能忍受，真不必勉强。现在大家都说有一种对任何事情都能忍受的通达的人，他们外表上跟一般世俗的人没有两样，而内心却仍能保持正道，能够与世俗同流合污而没有悔恨的心情，但这只是一种空话罢了。老子和庄周都是我要向他们学习的人，他们的职位都很低下；柳下惠和东方朔都是通达的人，他们都安于贱职，我哪里敢轻视议论他们呢！又如孔子主张博爱无私，为了追求道义，即使去执鞭赶车他也不会感到羞愧。子文没有当卿相的愿望，而三次登上令尹的高位，这就是君子想救世济民的心意。这也是前人所说的在显达的时候能够兼善天下而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意志，在失意的时候能够独善其身而内心不觉得苦闷。从以上所讲的道理来看，尧、舜做皇帝，许由隐居山林，张良辅助汉王朝，接舆唱着歌劝孔子归隐，彼此的处世之道是一致的。看看上面这些人，可以说都是能够实现他们自己志向的了。所以君子表现的行为、所走的道路虽然各不相同，但同样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顺着各自的本性去做，都可以得到心灵的归宿。所以就有朝廷做官的人为了禄位，因此入而不出，隐居山林的人为了名声，因此往而不返的说法。季札推崇子臧的高尚情操，司马相如爱慕蔺相如的气节，以寄托自己的志向，这是没有办法可以勉强改变的。

每当我读尚子平和台孝威传的时候，对他们十分赞叹和钦慕，经常想到他们这种高尚的情操。再加上我年轻时就失去了父亲，身体也比较瘦弱，母亲和哥哥对我很娇宠，不去读那些修身致仕的经书。我的性情又比较懒惰散漫，筋骨迟钝，肌肉松弛，头发和脸经常一月或半月不洗，如不感到特别发闷发痒，我是不愿意洗的。小便常常忍到使膀胱发胀得几乎要转动，才起身去便。又因为放纵过久，性情变得孤傲散漫，行为简慢，与礼法相违背，懒散与傲慢却相辅相成，而这些都受到朋辈的宽容，从不加以责备。又读了《庄子》和《老子》之后，我的行为更加放任。因此，追求仕进荣华的热情日益减弱，而放任率真的本性则日益加强。这像麋鹿一样，如果从小就捕捉来加以驯服养育，那就会服从主人的管教约束；如果长大以后再加以束缚，那就一定会疯狂地乱蹦乱跳，企图挣脱羁绊它的绳索，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顾；虽然给它带上金的笼头，喂它最精美的饲料，但它还是强烈思念着生活惯了的茂密树林和丰美的百草。

阮籍嘴里不议论别人的过失，我常想学习他但没有能够做到；他天性淳厚超过一般人，待人接物毫无伤害之心，只有饮酒过度是他的缺点。以致因此受到那些维护礼法的人们的攻击，像仇人一样的憎恨他，幸亏得到了大将军的保护。我没有阮籍那种天赋，却有傲慢懒散的缺点；又不懂得人情世故，不能随机应变；缺少万石君那样的谨慎，而有直言不知忌讳的毛病。倘若长久与人事接触，得罪人的事情就会每天发生，虽然想避掉灾祸，又怎么能够做得到呢？还有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都有一定的礼法，国家也有一定的法度，我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但有七件事情我是一定不能忍受的，有两件事情是无论如何不可以这样做的：我喜欢睡懒觉，但做官以后，差役就要叫我起来，这是第一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喜欢抱着琴随意边走边吟，或者到郊外去射鸟钓鱼，做官以后，吏卒就要经常守在我身边，我就不能随意行动，这是第二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做官以后，就要端端正正地坐着办公，腿脚麻木也不能自由活动，我身上又多虱子，一直要去搔痒，而要穿好官服，迎拜上级官长，这是第三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向来不善于写信，也不喜欢写信，但做官以后，要处理很多人间世俗的事情，公文信札堆满案桌，如果不去应酬，就触犯礼教失去礼仪，倘使勉强应酬，又不能持久，这是第四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不喜欢出去吊丧，但世俗对这件事情却非常重视，我的这种行为已经被不肯谅解我的人所怨恨，甚至还有人想借此对我进行中伤；虽然我自己也警惕到这一点而责备自己，但是本性还是不能改变，也想抑制住自己的本性而随顺世俗，但违背本性又是我所不愿意的，而且最后也无法做到像现在这样的既不遭到罪责也得不到称赞，这是第五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不喜欢俗人，但做官以后，就要跟他们在一起办事，或者宾客满坐，满耳嘈杂喧闹的声音，处在吵吵闹闹的污浊环境中，各种千奇百怪的花招伎俩，整天可以看到，这是第六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生就不耐烦的性格，但做官以后，公事繁忙，政务整天萦绕在心上，世俗的交往也要花费很多精力，这是第七件我所不能忍受的事情。还有我常常要说一些非难成汤、周武王和轻视周公、孔子的话，如果做官以后不停止这种议论，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张扬出去，为众人所知，必为世俗礼教所不容，这是第一件无论如何不可以这样做的事情。我的性格倔强，憎恨坏人坏事，说话轻率放肆，直言不讳，碰到看不惯的事情脾气就要发作，这是第二件无论如何不可以这样做的事情。以我这种心胸狭隘的性格，再加上上面所说的九种毛病，即使没有外来的灾祸，自身也一定会产生病痛，哪里还能长久地活在人世间呢？【题解】《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三国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写给朋友山涛的一封信，也是一篇名传千古的著名散文。

山涛（205-283），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

这封信是嵇康听到山涛在由选曹郎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想荐举他代其原职的消息后写的。信中拒绝了山涛的荐引，指出人的秉性各有所好，申明他自己赋性疏懒，不堪礼法约束，不可加以勉强。他强调放任自然，既是对世俗礼法的蔑视，也是他崇尚老、庄消极无为思想的一种反映。

嵇康小传

嵇康（224-263），“竹林七贤”之一，字叔夜，谯郡铚人。三国时魏末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嵇康幼年丧父，成年后娶长乐亭主为妻，任郎中，中散大夫，并有一子嵇绍。

嵇康不喜为官，平时以打铁为乐（一说以此谋生）。大将军司马昭曾想聘他为自己的掾吏，嵇康坚守志向不愿出仕，离家躲避到河东。

司隶校尉钟会想结交嵇康，轻衣肥乘，率众而往。嵇康与向秀在树荫下锻铁，对于钟会不予理睬。等候很久也没有回音后，钟会准备离开。嵇康开口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结下仇隙。

嵇康原本与东平吕巽吕安兄弟为友。吕安的妻子被其兄吕巽奸污，吕安原本准备休妻并起诉吕巽。吕巽请嵇康从中劝解，并发誓不会恶人先告状，于是嵇康劝说了吕安将这件事平息下来。但是之后吕巽害怕吕安反悔，于是抢先告吕安不孝。嵇康义不负心，写信与吕巽绝交，并出面为吕安作证，因此也被收押。钟会劝司马昭乘此机会除掉嵇康。

嵇康入狱后，立刻激起舆论的不满，许多豪杰纷纷要求与嵇康一同入狱。然而最后嵇康和吕安却被判处了死刑。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赦免嵇康。临刑前，嵇康神色不变，他向兄长要来平时爱用的琴，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嵇康把琴放下，叹息道：“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说完后，嵇康从容就戮。

嵇康通晓音律，擅长书法。而其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和散文。今存鲁迅辑校《嵇康集》。

嵇康与司马氏

嵇康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曾任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嵇康身当魏末玄学兴盛时期，他对玄理有自己的见解，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与山巨源绝交书》），表明他对老、庄的服膺。他又认为，神仙禀之自然，非修炼所能致，然而如导养得法，常人也能够长寿，与流行的服食飞升神仙之说有所不同。他著有《养生论》，强调“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等精神上的自我修养功夫。并与向秀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嵇康在文章里主张“心无措乎是非”（《释私论》），但是他的行动却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

嵇康的这种性格，表现为他对名教、礼法的批判。当时司马氏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大力标榜提倡礼法，用所谓“人伦有理、朝廷有法”来羁縻一些士子。嵇康则在一系列文章中强调道家的“自然”，揭露礼法和“礼法之士”的虚伪本质。嵇康“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这种非毁先王的作法，实际上是要否定“今王”——司马氏。

嵇康对司马氏的敌意，在他另一些文章中也有所流露，如《管蔡论》一文，为历来被说成是“顽恶显著”的管叔、蔡叔翻案，说他们本来是“服教殉义、忠诚自然”的，只是由于武王死后，周公摄政，“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当时司马昭曾以周公自居，而魏末又屡次发生大臣举兵抗命、反对司马氏的事变，所以此文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作者是在为反对司马氏的毋丘俭、诸葛诞等人张目。事实上，后来钟会构陷他，一条重要罪状就是“康欲助毋丘俭”。

嵇康作品精选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

哀茕靡识，越在襁褓。c

母兄鞠育，有慈无威。d

恃爱肆姐，不训不师。e

爰及冠带，冯宠自放。

抗心希古，任其所尚。

托好老庄，贱物贵身。

志在守朴，养素全真。

曰余不敏，好善闇人。

子玉之败，屡增惟尘。

大人含弘，藏垢怀耻。f

民之多僻，政不由己。

惟此褊心，显明臧否。g

感悟思愆，怛若创痏。

欲寡其过，谤议沸腾。

性不伤物，频致怨憎。h

昔惭柳惠，今愧孙登。

内负宿心，外恧良朋。

仰慕严郑，乐道闲居。

与世无营，神气晏如。

咨余不淑，婴累多虞。

匪降自天，实由顽疏。

理弊患结，卒致囹圄。

对答鄙讯，絷此幽阻。

实耻讼免，时不我与。

虽曰义直，神辱志沮。

澡身沧浪，岂云能补。

嗈嗈鸣雁，奋翼北游。

顺时而动，得意忘忧。i

嗟我愤叹，曾莫能俦。

事与愿违，遘兹淹留。

穷达有命，亦又何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

奉时恭默，咎悔不生。j

万石周慎，安亲保荣。k

世务纷纭，祗搅余情。

安乐必诫，乃终利贞。

煌煌灵芝，一年三秀。

余独何为，有志不就。

惩难思复，心焉内疚。l

庶勖将来，无馨无臭。

采薇山阿，散发岩岫。

永啸长吟，颐性养寿。【注释】

a 祜：福。

b 不造：不成。言家道未成。

c 鞠育：养育。

d 姐：娇。

e 冯：同慿。

f 僻：邪。

g 创痏：创伤。

h 柳惠：即柳下惠，春秋时人。

i 俦：比。

j 万石：指汉代石奋。

k 祗：适。

l 勖：勉励。【题解】《幽愤诗》是魏末代表作家嵇康的重要作品，是研究嵇康个性与思想的至为重要的文献。

此诗所作背景为，嵇康好友吕安被其兄吕巽诬陷入狱，于是引康证明吕巽之丑恶及安无不孝之罪。正直的嵇康保明其事，遂牵连入狱。钟会乘机谮之，一代奇士嵇康竟至被杀。这首诗即为嵇康因吕安事被收狱中所作。

第一段作者自述青年时代就已形成的桀骜性格和放逸隐居的志向。第二段主要是自责在吕安事上的粗疏。第三段这一段集中抒写作者对于自身悲剧的愤叹。第四段作者再次申明他的“志在守朴，养素全真”的本志。这几句表现的仍是拒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倔强态度。《幽愤诗》的写作虽以吕安冤狱为直接导因，但更深刻的原因是作者处于被囚的特定环境中，抒写生平忧郁和对时世的愤慨。从这首诗里，嵇康再次鲜明地表现出他的清醒理智与耿介个性之间的深刻矛盾，显示他反对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态度。

刘琨

答卢谌书

琨顿首：损书及诗，备辛酸之苦言，畅经通之远旨，执玩反覆，不能释手，慨然以悲，欢然以喜。

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自顷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时复相与举觞对膝，破涕为笑，排终身之积惨，求数刻之暂欢，譬犹疾疢弥年，而欲一丸销之，其可得乎？

夫才生于世，世实须才。和氏之璧，焉得独曜于郢握？夜光之珠，何得专玩于随掌？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怅恨耳。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昔騄骥倚辀于吴阪，长鸣于良乐，知与不知也。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遇与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勖之而已。

不复属意于文，二十余年矣。久废则无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称指送一篇，适足以彰来诗之益美耳。琨顿首顿首。【译文】

琨顿首：承蒙您给我写信并赠我诗作，其中充满了辛酸而苦楚的语言，也畅述了恒常而深远的道理。我拿着诗和信反复体味，不能把它们放下。心里充满了感慨，既有悲哀，也有喜悦。

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从不约束自己，追慕古时老庄学说中的均齐等同的思想，又崇尚近世阮籍那放荡不羁的品格，奇怪对命运的厚薄之感从哪里产生，人生的哀乐之情又因何而来。自从不久前胡人嚣乱，我被逆贼打败，国破家亡，亲友零落，在这种情况下，我拄着拐杖走边吟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忧思会从心里一下子涌起，独自安坐的时候，也会悲愤交集，虽然时常有朋友来往，大家一起举杯痛饮，促膝畅谈，也偶尔能使自己转悲为喜，把平生所积的悲哀排解掉一些，求得一时半刻的短暂的欢悦，但就好比连年生病，却想用一颗药丸就把病消去，这可能吗？

有才能的人生于世上，是因为世界确实需要有才能的人。那和氏璧的光采怎么能只属于楚王呢？那夜光珠又怎么能只是被随侯所赏玩呢？生于天下的宝物，当与天下人共享。只不过在将它分离让出的时候，心里免不了惆怅和遗憾罢了。我这才觉得老庄的思想荒诞不经，而阮嗣宗的行为胡乱无度。从前，骏马驾着车在吴地的山坡上爬时举步不前，一遇到伯乐，就发出了长长的鸣叫声，这是知道与不知道它是好马的不同；百里奚在虞国时没有表现出什么能耐，但到了秦国却就显示出了他的聪敏才智，这是有没有遇上明主的不同。如今您遇上了，我只想在此勉励您罢了。

我已有二十多年不再用心于作诗文了。久已废弃不作，现在也写不出有条理的好诗来，想来您一定要我来个回赠，所以按照您的意旨，赠您一首诗，只够用来反衬您给我的诗更好罢了。琨顿首，再顿首。【题解】

东晋末年，洛阳失陷后，卢谌随父亲尚书卢志北依刘琨。刘琨为并州刺史时，卢谌为从事中郎。卢谌有文才，好老庄，与刘琨交谊甚密，后来，卢谌为幽州刺史段匹（dī）别驾，分别之际，给刘琨写了一封信。刘琨便写了这封回信。

朋友将离别自己而另有所就，反复执玩来信及诗歌中所备述的“辛酸之苦言”，与“经通之远旨”，怎能不慨然以悲，而又欢然以喜呢？然而作者并没有一味沉陷于离别的悲伤之中，而是通过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指出必须抛弃聃周的虚诞和嗣宗的妄作，积极用世，为国效力。由于作者经历了“国破家亡，亲友凋残”的生活巨变，这不仅使他百忧俱至，哀愤两集，而且使他立志扶危定乱，以存社稷。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因此他满怀着忧国虑时的沉重心情，鼓励朋友自当勖勉图强，全文慷慨激愤，深沉动人，洋溢着一腔爱国的激情。

刘琨小传

刘琨（271-318），字越石，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祖父刘迈，有经国之才，曾为相国参军、散骑常侍。父亲刘蕃，清高冲俭，官至光禄大夫。刘琨少有“俊朗”美誉，与祖纳（祖逖兄）俱以雄豪闻名。二十六岁时，为司隶从事。刘琨与兄长刘舆是尚书郭奕的外甥，名著当时。刘琨工于赋诗，颇负文名。当时，贾后之侄贾谧权过人主，身旁聚集了一批出身于豪族贵戚的文人，互相唱和，号为“二十四友”，名气很大，而刘琨兄弟也侧身其间。“二十四友”的首领是以奢侈闻名天下的石崇，他在金谷涧有一处无比豪华的别墅，成了这些人的聚会场所，他们常在这里饮酒赋诗。

刘琨历职太尉掾、著作郎、太学博士和尚书郎。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执政后，刘琨任记室督，又转从事中郎。刘琨的姐夫是司马伦之子司马荂，所以刘琨父子兄弟以赵王姻亲并被委以重任，从而卷入了“八王之乱”的斗争中。司马伦篡位后，刘琨迁太子詹事。

永康二年（301）三月，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聚兵数十万进攻洛阳。四月，司马伦以刘琨为冠军、假节，与孙会率领三万宿卫兵迎战司马颖于溴水（原出河南济源县，经孟县入黄河），因而麻痹轻敌，加之各部互不相从，不能统一指挥，司马颖趁势发动反攻，大败而还，因焚烧了河桥，才得以自保。

随着前线兵败，司马伦亲信、左卫将军王舆与洛阳城内诸将起兵反司马伦，率兵700余人由南掖门攻入皇宫，杀孙秀、孙会、士猗、许超等，囚司马伦，旋即赐死，迎惠帝自金墉城还宫。随后，司马颖、司马颐进占洛阳。司马颖又派军南下阳翟，配合司马冏击降张泓等。六月，司马同率军数十万入洛阳，诏为后司马，执掌朝权。司马冏因刘琨父兄名望很高，故未加罪，并且以其兄刘舆为中书郎，以刘琨为尚书左丞，转司徒左长史。

永宁二年（302），骠骑将军司马乂与司马颙等里应外合攻杀司马冏，司马乂掌握朝权。范阳王司马虓引刘琨为司马。

刘琨率领突骑5000救司马虓，兵败与司马虓俱逃往河北，父母却陷于刘乔。司马虓领冀州，刘琨到幽州向王浚借突骑800，渡河击败刘乔，才救还父母。接着，刘琨又与司马虓连败司马颖部，以功封广武侯，封邑二千户。

光熙元年九月，东海王司马越为了扩张势力，派刘琨出任并州（今山西东部、河北西部）刺史、加振威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在此两年前，匈奴首领刘渊趁八王之乱，已在并州起兵建立“汉”政权，后改称“赵”，史称前赵。刘琨带领一千余人辗转离开首都洛阳，于元嘉元年（307）春天到达晋阳（今山西太原）。当时的晋阳经历战乱，已成一座空城。刘琨在左右强敌环伺的环境下安抚流民，发展生产，加强防御。不到一年晋阳就恢复了生气。

当时的晋阳南面是强大的匈奴前赵，北面是正在崛起试图染指中原的拓跋鲜卑的代国，东面是和段部鲜卑结盟的幽州刺史王浚。刘琨和拓跋鲜卑首领拓跋猗卢结盟，和前赵石勒等大将的战斗互有胜负。一个叫徐润的人因为懂得音律得到刘琨的重用，此人无能而飞扬跋扈。奋威将军令狐盛进言要刘琨除去徐润，反被徐润诬杀，造成其子令狐泥等人的反叛。刘琨吸引了许多志愿抗击匈奴、羯人的志士，但当时粮食极端缺乏，而且刘琨的性格和能力又存在一些缺陷，终于使不少人离他而去。

建兴元年（313），晋愍帝继位，封刘琨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此时石勒在晋阳的东南襄国（今河北邢台）拥兵割据，势力日盛。他修书刘琨假意降晋，出兵消灭与刘琨有矛盾的王浚，而刘琨作壁上观。

建兴三年（315），前赵刘曜击败刘琨，但因要攻打长安回兵。刘琨被晋愍帝封为司空、都督并冀幽诸军事。次年刘曜攻破长安，西晋灭亡。

建兴四年（316），石勒出兵进攻并州，刘琨不听劝阻全军尽出，中了埋伏大败，丢了并州，只身投奔鲜卑首领段匹磾。

建武元年（317），刘琨联合段部鲜卑的军队讨伐石勒，因段部鲜卑内部不和而流产。太兴元年（318年），段部鲜卑内斗，刘琨被段匹怀疑并投入牢中，并于次年6月22日被缢杀，时年四十八岁。子侄四人一同被害。

闻鸡起舞

祖逖和幼时的好友刘琨一同担任司州主簿。他与刘琨感情深厚，不仅常常同床而卧，同被而眠，而且还有着共同的远大理想：建功立业，成为栋梁之才。

一次，半夜里祖逖在睡梦中听到公鸡的鸣叫声，他一脚把刘琨踢醒，对他说：“别人都认为半夜听见鸡叫不吉利，我偏不这样想，咱们干脆以后听见鸡叫就起床练剑如何？”刘琨欣然同意。于是他们每天鸡叫后就起床练剑。后来两人都成为文武全才。祖逖被封为镇西将军，实现了他报效国家的愿望；刘琨做了都督，兼管并、冀、幽三州的军事，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文才武略。

一曲胡笳救孤城

刘琨善吹胡笳。公元307年，刘琨出任并州刺史，进驻晋阳城。有一次，数万匈奴士兵将晋阳围困住。如与敌军硬拼，必然兵败城破，刘琨见势不妙，于是一面严密防守，一面修书请求援军。过了七天援军还未到，城内粮草不济、兵士恐慌万状。刘琨登上城楼，俯眺城外敌营，冥思苦想对策。忽然他想起“四面楚歌”的故事，于是下令会吹卷叶胡笳的军士全部到帐下报到，很快组成了一个胡笳乐队，朝着敌营那边吹起了《胡笳五弄》。他们吹得既哀伤、又凄婉，匈奴兵听了军心骚动。半夜时分，再次吹起这支乐曲，匈奴兵怀念家乡，皆泣泪而回。

刘琨作品精选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d

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efg

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h

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jk

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lm

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no

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pq

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rs

我欲竞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注释】

a 广莫门：晋都洛阳城北门。汉朝洛阳城北面有二门，一曰谷门，一曰夏门。魏晋之后改谷门为广莫门。

b 丹水山：即丹朱岭，丹水发源处，在今山西高平县北。丹水由此东南流入晋城县界，又南入河南省，经沁阳县入沁水，是为大丹河。刘琨出任并州刺史，由洛阳出发，丹水为其必经之地。

c 弯：拉弓。繁弱：古良弓名。龙渊：古宝剑名。这两句是说他戎装出发。

d 顾瞻：回头看。御：驾。飞轩：奔驰如飞的车。这两句是说出广莫门时回望宫阙，便驾车飞驰而去。

e 发鞍：即卸下马鞍。这句和上句是说在丹水山的长松下系马，在高山头卸下马鞍。

f 烈烈：风的威力。

g 泠泠：水声。

h 谢：辞别。哽咽：悲泣至于声气结塞。这两句是说挥手与京城长辞，悲痛得说不出话来。

i 结：集结。归鸟：一本作飞鸟。旋：盘旋。这两句是说，自己的悲痛以至于使浮云为之聚结，飞鸟为之盘旋。

j 慷慨：指悲歌慷慨。

k 摧藏：即凄怆，伤心感叹的样子。

l 资：钱。

m 薇蕨：一种野菜，嫩时可以吃。安可食：怎么能吃呢？

n 揽辔：拉住马缰绳。徒侣：指随从。吟啸：即吟诗。绝岩：绝壁。这两句是说拉住马缰绳，命令随从启程，在悬崖绝壁的险径中歌唱。

o 微：衰微。夫子：指孔子。故：一本作固。《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在陈国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病了，子路很不高兴地见孔子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虽然穷，还是坚持着；若是小人，一到这时候便无所不为了。”这两句是说君子之道衰微不行，像孔子那样都有穷困的时候。用来比喻自己的困阨。

p 李：指汉李陵。骞：与愆字通。愆期：错过期限。这里指李陵逾期未归汉朝。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陵于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率步卒五千人出征匈奴，匈奴用八万士兵围击李陵。由于敌我兵力相差悬殊，李陵战败，并终于投降了敌人。汉武帝因此把他全家都杀了。这两句是说李陵出征匈奴过期未回来，流落在匈奴那里了。

q 忠信：指李陵，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不见明：不被谅解。这两句是说忠信反而获罪，不被汉武帝谅解。当时刘琨领匈奴中郎将，故以李陵自喻，说明自己讨伐外族入侵者不见功效，区区孤忠，不见谅于朝廷。

r 竟：指奏完。此曲：指《扶风歌》。

s 弃置：放在一边。重陈：再次陈述。【题解】

此篇是作者在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受任并州刺史，九月末自京城洛阳前往并州治所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途中所作。当时黄河以北，已成为匈奴、羯等少数民族争战角逐之场。据《晋书》本传载：“并土饥荒……余户不满二万，寇贼纵横，道路断塞。”作者是怀着匡扶晋室的壮志冒险犯难而去的。他采用乐府旧题写作此篇，充分反映途中的艰辛情状和胸间的义愤，慷慨悲凉，是我国中世纪诗歌创作中一篇罕见的杰作。

首节四句写登程；次节写恋阙心情；三节写途中小憩；四节写小憩中的心情；五节继写一时心中所想。这时心头萦绕不去的是离家日远，前路茫茫，境地险恶，存亡未卜；六节写当前困境。身处穷林，唯与麋鹿、猿猴为伍。资粮乏绝，无以充饥。看看麋鹿、猿猴还有野草、山果果腹，可以游戏自得，实在令人自叹不如；七节写困境中的自慰、自奋；八节是在自慰、自奋之余，又作转折，写出内心的隐忧；九节是全篇的结尾。说明作者前途艰危正多，路也正长，有如他所要歌唱的曲子一样悲而且长。

全篇九节，一气贯注；逐解换韵，声情激越。既多侧面地表现了辞家赴难、身处穷窘、义愤填膺的作者的完整形象，也真实地反映他所处的时乱世危、朝廷不振、凶荒满目的现实环境，有着史的价值。全诗辞旨愀怆悲壮，千载之下，感人犹深。

王绩

答刺史杜之松书

月日，博士陈龛至，奉处分借《家礼》，并帙封送至，请领也。又承欲相招讲礼，闻命惊笑，不能已已。岂明公前眷或徒与下走相知不熟也？

下走意疏体放，性有由然。兼弃俗遗名，为日已久。渊明对酒，非复礼义能拘。叔夜携琴，惟以烟霞自适。登山临水，邈矣忘归。谈虚语玄，忽焉终夜。僻居南渚，时来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乡闾以狂生见待。歌去来之作，不觉情亲；咏招隐之诗，惟忧句尽。帷天席地，友月交风。新年则柏叶为樽，仲秋则菊花盈把。罗含宅内，自有幽兰数丛；孙绰庭前，空对长松一树。高吟朗啸，挈榼携壶。直与同志者为群，不知老之将至。

欲令复整理簪屦，修束精神，揖让邦君之门，低昂刺史之坐，远谈糟粕，近弃醇醪，必不能矣。亦将恐刍狗贻梦，栎社见嘲。去矣君侯！无落吾事。【译文】

某月某日，博士陈龛来此，遵奉您的吩咐向我借《家礼》，现将书与此信一并给您送到，请收下。又承蒙您想请我去讲解礼法，听到这个旨令，我既吃惊又好笑，简直无法自制。难道明公先前关顾我，或许只是与我相识而并不透彻地了解我？

我心意疏淡，形迹放浪，性情又喜好自由自在，加上弃离世俗功名，这样的情况为时已久。我像陶渊明那样自斟自酌，不再是礼义所能约束；如嵇叔夜那样提琴引弦，全只借云烟霞气而自乐。我登上高山，来到水边，情志邈远，留连忘返；与友入谈论深奥莫测的道理，忽然之间一夜已过。我僻居于南边小洲之上，又常常来到北边的山阿之地。兄长把我当作俗外之人来对待，乡里把我作为狂简之人来看待。吟唱起《归去来兮辞》这样的作品，不由感到与我的情意是那么切近。咏诵着《招隐》那样的诗歌，唯恐句子把我的意思全表达了。我以天空为帷幕，以大地为坐席；我与月儿作伴，与风儿相随。新年里，我向长辈敬上柏酒一杯；仲秋时节，我去采来菊花满把。我的宅院里，与罗含的一样，自有几丛幽香的兰草；庭阶前，跟孙绰的一样，兀自耸立着一株高高的松树。我在这生高声吟唱，响亮地啸咏，我带着酒杯提着酒壶来这儿饮酒自乐。我只与志趣相同的人聚在一起，不觉得衰老很快就会来临。

要叫我重又穿戴好衣着，整顿起精神，去拜谒于邦君门下，拜坐在刺史堂上，谈论那早已无用的道理，而抛弃了眼下这美好的乐趣，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了。我也怕轻贱的刍狗给我一个恶梦，怕无用的栎树也来嘲笑我。请放了我吧，君侯！不要让我丢弃了我所喜欢做的事情。【题解】

这封信一上来即就对方的两个请求，分别作了答复：对于借《家礼》，率然应允，郑重其事；对于招己讲礼，则先“惊笑”，继而反诘，表现出大不以为然的态度。两下对照，孰可孰不可已甚分明，但又不予明说，却从“相知不熟”引出一段自述。这段自述，是全文内容最为丰富而精彩的部分，也是作者尽情抒写其生活追求的一段文字，特以陶、嵇、罗、孙自许，以“俗外”、“狂生”相期，挥洒自如，于山水诗酒、兰菊松柏中倾泻出一片挚爱之情、怡然自乐之意。从而再回到“讲礼”的本旨上来，“整理”、“修束”、“揖让”、“低昂”一列四句，与上文对照分明，而更以“糟柏”与“醇醪”对举明义，孰取孰舍一目了然，遂结以“不能”二字，顺理而成章。末又追补一笔，用“刍狗”、“栎社”二典回挽笔势，含蓄幽默，在退缓中显出自信与坚决；于是，“去矣”、“无落”二语，畅快之气一吐而尽。此信节奏徐疾有变，全文带有浓厚的抒情意味，显示出王绩其人其文真率明朗的品格。

王绩小传

王绩（585-644），唐代著名诗人。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今属山西河津市）人。

王绩自幼好学，博闻强记。隋开皇二十年（600），只有15岁时便游历京都长安（今西安），拜见权倾朝野的大臣杨素，被在座公卿称为“神童仙子”。大业元年（605），应孝廉举，中高第，授秘书正字。但他生性简傲，不愿在朝供职，改授扬州六合县丞。但因嗜酒误事，受人弹劾，被解职。其实，他并不看重官职，故感叹道：“网罗在天，吾且安之。”这时隋末大乱，他常和隐士仲长子光在一起饮酒赋诗。

王绩因对现实不满，终于走上隐居之路，但有人以酒邀者，无不乐往。其《醉乡记》、《五斗先生传》、《酒赋》、《独酌》、《醉后》等诗文，均被太史令李淳风誉为“酒家之南董”。

王绩性情旷达，嗜酒如命。除好酒外，王绩还好弹琴，曾改编琴曲《山水操》，为世人所赏。又精于占卜算卦。但最大成就在于诗歌，有《王无功文集》五卷本行世，被后世公认为是五言律诗的奠基人，扭转齐梁余风，为开创唐诗做出重要贡献，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贞观十八年（644），王绩病卒于家中。与陶潜的《自祭文》一样，生前已备有自撰志铭，并嘱家人薄葬。

王绩与酒

唐武德八年（625），朝廷征召前朝官员，王绩以原官待诏门下省。按照门下省例，日给良酒三升。其弟王静问：“待诏快乐否？”他回答说：“待诏俸殊为萧瑟，但良酝三升，差可恋尔。”待诏江国公是王绩的老朋友，听了这话后说，三升好酒未足以留王先生，特判日给一斗，因此时人称王绩为“斗酒学士”。

贞观初，王绩因病罢归。罢归的真正原因，恐怕还是因酒，贞观中，他因为家贫，酒也难继，只好又赴选。当时太乐府史焦革家善酿酒，冠绝一时，王绩便苦苦相求，要在焦革手下任职，终于做了个并不适合他干的太乐丞。但没几个月，焦革逝世，此后焦妻袁氏仍时时送酒给王绩。谁知过了一年多，袁氏也死了，王绩叹道：“这是老天不让我饱饮美酒！”于是辞去太乐丞，归乡去了，从此开始了他的隐士生涯。

另有一说是王绩是因嗜酒误事，受人弹劾而被解职的。

王绩作品精选

也？”曰：“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徜以徉，是为醉乡。”

呜呼！是为醉乡也欤？古之人不余欺也，吾尝闻夫刘伶、阮籍之徒矣。省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所天下之入，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而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或以为可以解忧云耳。夫忧之可以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然则入醉乡者，皆无有忧也。

呜呼！自刘、阮以来，醉乡追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昏昏然，冥冥然，颓堕委靡，入而不知出焉。其不入而迷者，岂无其人音欤？而荒惑败乱者，率指以为笑，则真醉乡之徒也已。【译文】

从前我曾游至一地方，一到那里就浑身发软，歪歪倒倒，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天地因此变换了位置，日月因此失去了光明，眼睛因此发花，心因此荒乱迷惑，身体因此衰败不堪。我向别人打听说：“这是什么地方？”回答说：“畅快舒适的地方，可以尝到美味的地方，可以徘徊闲散的地方，这里便是醉乡。”

啊！这里便是醉乡了吗？古人果然没有欺骗我。我曾听说刘伶、阮籍这一类的人迷恋醉乡的事。在那个时代，国土沦丧，中原纷乱，天下的人，放纵自己痛饮之后便颠颠倒倒，一个接一个不断的进入醉乡了。据我所见，那里不曾有可使人快乐的地方，有的人认为那里可使人消除忧愁。如果是可以消除的，就不是真的忧愁；如果是真有了忧愁的人，或许也不必去消除它。何况醉乡实在不能使人消除忧愁，那么，进入醉乡的人，都是没有忧愁的人。

啊！自从刘伶、阮籍以来，醉乡遍及天下；醉乡有了人，天下就没人了。这样的境况昏昏沉沉，迷迷糊糊，颓废消沉，萎靡不振，进去了就不知道出来了。虽然不曾进去而被迷惑了想进去的人，难道没有那样的人吗？而昏聩无能，丧德败乱的人，常被人指着他们取笑的人，就真不愧是醉乡中的酒徒了啊！【题解】

此篇乃愤世嫉俗之文章，作者巧借醉乡以指桑骂槐，旁敲侧击。明指于酒国醉生梦死，颓废消沉，放浪形骸，麻木不仁之辈，但在结文中，话锋一转，直指众人皆醉我独醒，不醉自乱，倒行逆施之不入而迷者，醒眼看醉人，切莫笑人而反笑己，五十步笑百步。全文用字简朴，笔锋犀利，生动灵活，通俗易懂。

五斗先生传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尝言曰：“天下大抵可见矣。生何足养，而嵇康著论；途何为穷，而阮籍恸哭。故昏昏默默，圣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译文】

有位五斗先生，用爱好喝酒的方式游戏人间，凡有人用酒请他，无论身份高低贵贱，他都前往，而且必定喝醉，喝醉了，就不择地方倒地便睡，酒醒后又起来继续喝酒。他经常一喝就是五斗，因此以“五斗”作为自己的称号。先生无思无虑，很少说话，不知道人世间有仁义冷暖。他忽而离开，忽而回来，行为动静自然，符合天地法则，所以万事万物不能缠绕住他的心。（他）曾经说：“天下事物大概能够看得清楚。人生如何能够保养？嵇康便撰写了《养生论》；道路为什么会穷尽呢？阮籍于是悲恸哭泣。所以，故作糊涂，是圣人的行事态度。”于是，他一直实践自己的心意，最后不知去向。【题解】

本篇为王绩仿照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而创作的自传体性质的小文，因他饮酒五斗而不醉，而写就。文中彰显了五斗先生的思想性格和超然物外的洒脱情怀。

王维

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近腊月下，景气和畅，故山殊可过。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辄便往山中，憩感配寺，与山僧饭讫而去。

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

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鯈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斯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无忽。因驮黄檗人往，不一。

山中人王维白。【译文】

现在接近十二月末，景色、气候温和舒畅，旧居蓝田山很值得一游。我知道你正在温习经书（准备应试），不敢轻易打扰你，就独自去山中游玩，在感配寺休息，同山僧一起吃过斋饭后才离去。（归途中）往北渡过灞水，（这时）清朗的月亮已经映照着城郭。在夜间登上华子冈，只见辋川水在月光的照耀下微波荡漾。冬天远处的山火在树林间忽明忽暗。还可以听到从深深的小巷里传出像豹子叫似的犬吠声。晚上村中用杵臼捣谷（的声音），与庙宇传来的稀疏的钟声相互交错。我独坐在那里，跟来的僮仆已入睡，常常回忆起往日，同你在一起的日子，（我们）携手赋诗，在小径间漫步，在清流旁伫立。

等到来年春季，草树蔓延生长，可以看到山色一片新绿，小白条鱼浮出水面，白鸥展翅飞翔，水露润湿了河岸，麦田里早晨野鸡鸣叫，这美丽的景色不久就会有了，您能和我一起游玩吗？如不是你这样天性敏慧、性情高远的人，我哪能用这不打紧的闲事相邀呢？然而，这里可是有着浓厚的情趣啊！不要忽略。托运送黄檗的人顺便带信给你，不能一一尽言。

山中人王维说。【题解】

王维于开元二十年前后曾在辋川隐居，他对田园风光、自然山水怀有特殊的情感，写了许多诗歌赞美那里的生活和景物。在隐居生活中他经常和野老共话桑麻，同朋友饮酒赋诗，与山僧谈经论道。在这些人中，裴迪是他最好的伴侣。早在移居辋川之前，他们就一同在终南山隐居过，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后，他们又经常“浮舟往来生，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写这封信时，裴迪已回家去温习经书准备应试了，王维深感寂寞，只得独自去游山赏景。文中“深趣”反映了作者热爱自然，醉情山水，身居其中，其乐无穷；也可理解为作者厌恶官场，意欲归隐之意。

王维小传

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出身世代官僚地主之家。其母崔氏奉佛三十余载。佛经《维摩诘经》，是智者维摩诘居士与弟子讲学之书。王维的名和字取于此。王维后半生之避世与佛教有关。《新唐书》本传说王维早慧，“九岁知属辞，与弟缙齐名，资孝友。”年十六、七，即往长安、洛阳游历，谋取仕进。此期间写了一些游侠诗。开元七年（719）七月，他赴京兆府试，中解头。他是一位文艺全才，诗、文、书、画都很著名，又精通音乐，善弹琴、琵琶。开元九年（721）中进士，任太乐丞等官，后弃官隐居。开元十七年（729），在长安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学顿教。开元十九年，王维的妻子病故。他从此不再续娶，一直孤居三十年。

开元二十三年（735），被宰相张九龄擢为右拾遗。二十五年（737）为监察御史，春天奉使出塞，并留在凉州河西节度幕兼为判官近一年，写了一些有名的边塞诗。

天宝元年（742），王维转左补阙。以后，又屡迁侍御史、库部员外郎、库部郎中等职。但是，目睹朝政的黑暗腐败，他深深感到过去的开明政治已经消失。于是采取一种半官半隐的生活方式，得过且过。他经营了蓝田辋川别墅，修习佛、道，此时期他的许多诗文都濡染释、道色彩。他的思想儒、释、道杂糅，表现为人生态度，就是无可无不可，但求适意。

他的“中隐”方式使他获得了一种平和宁静的心境，又使他得以从官场脱身，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从而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长安陷落，玄宗仓皇奔蜀。王维当时任给事中，扈从皇帝不及，被叛军俘获。他不愿做伪官，服药取痢，伪称谙疾。安禄山将他囚禁在洛阳菩提寺，迫以伪职。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八月，安禄山宴其群臣于洛阳禁苑中的凝碧池，命梨园诸工奏乐，诸工皆泣。王维在菩提寺中闻悉此事，含泪赋成《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一诗：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抒发对帝都沦陷的悲痛和对李唐王朝的思念之情。九月，王维被迫充任了给事中伪职。

至德二载（757），唐军收复两京。凡做过伪官的人，分六等定罪。王维被从轻处分，削官为民。次年春复官，责授太子中允，加集贤殿学土。同年，又升迁为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乾元二年（759），复拜给事中。上元元年（760），升任尚书右丞。

王维对自己“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责躬荐弟表》）的行为深感愧疚。他看到当时张后弄权、李辅国专政，朝廷毫无振作的气象，于是思想更为消沉，“在京师，日饭十数名憎，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挡、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以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本传）。

上元二年（761）七月，这位天才的诗人离开了人间。死后，他被安葬在清源寺西，也就是他曾经生活了多年的辋川别业旁。

王维的朋友苑咸《〈酬王维〉序》中称他为“当代诗匠，又精禅理。”唐代宗《批答王缙进王右丞集表手敕》中说他是“天下文宗”。杜甫《解闷》诗说他“最传秀句寰区满”。《旧唐书》本传称他“天宝中诗名冠代”。后世诗论家称他为“诗佛”。

献曲

开元九年，王维从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部）到长安应试，踌躇满志，立志要摘取桂冠。忽闻诗人张九皋通过唐公主的途径，已得到取殿试第一的许诺。王维一筹莫展，只得与好友歧王李范（玄宗弟）斟酌，李范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要他准备好二件事：一是录其清新隽永的诗作十首；二是自谱琵琶曲一首习熟。五天后为其引见公主。

待到引见之日，李范把王维打扮得超凡脱俗，先让其在显著的位置与众乐伎翩翩起舞。王维卓尔不凡的气质引起了公主的注意。公主向李范探询其人，李范意味深长地说“此人知音也”！接着让王维奏琵琶，王维弹的就是自己的新作《郁轮袍》（后人有认为此曲是《霸王卸甲》的前身），高超卓绝的精湛技艺令听者无不动容。公主更是大奇，歧王进一步介绍：“此生非止音律，词学亦无出其右。”王维立即献上诗卷，公主读毕惊骇至极曰：“这些皆我平时吟诵者，原以为古贤佳作，乃子之为乎？”因令更儒衣再晤，升上客座，穷尽贵宾之礼善待也。

当公主悉知王维也是来京赴考的举子时，即曰：“此等才华横溢之士不登榜首，更待何人？”还召试官至第，由宫婢传话下去。主考官当然心领神会。

殿试之上，王维终于“大魁天下”，从此踏上仕途，名扬四海。

接受安禄山伪职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安禄山叛军陷潼关，随之攻入长安，玄宗仓皇逃往四川，王维没来得及逃走而被俘。被俘后，他曾吃药取痢，假称患病，以逃避麻烦。但因为他的诗名很大，安禄山派人将他迎到洛阳，拘于菩提寺，不管他答应不答应，硬委之以伪职。无奈之中，王维当了安禄山的给事中。但他的心依旧追随唐王朝。安禄山宴其部下于凝碧宫，王维闻之而悲，暗中作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正是这首诗救了他的命。

至德二年（757）九、十月，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王维与其他陷贱之官，均被收系狱中，随后押到长安。这些人按律当死。有人提出王维凝碧宫诗可证其忠于唐王朝之心，加之他的弟弟王缙请求削己官职以赎死罪，唐肃宗特此原谅了他，不但不杀，而且还给了个太子中允之职，可谓不幸中之大幸。这时，王维已57岁，接近暮年了，接太子中允不久，加集贤殿学士，后又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上元元年（760）夏，60岁的王维转尚书右丞，这是他一生所任官职中最高的官阶，也是最后所任之职，只任了一年，第二年七月便去世了，所以后世称他为王右丞。

王维作品精选

塔顶参天，不须见殿，似有似无，或上或下。芳堆土埠，半露檐廒；草舍芦亭，略呈樯柠。山分八面，石有三方。闲云切忌芝草样，人物不过一寸许，松柏上现二尺长。【译文】

在绘画这种艺术领域里，水墨画是最上乘的。它可以引发自然的灵性，成就造化的功劳。即使是咫尺大小的图也能描绘出千里远的景物。东西南北的方位宛如就在眼前；春夏秋冬就像能从画笔下产生一样。开始画水的边上，切忌画漂浮的山峦；在布置道路，不要画成连绵的。山的主峰最应该是高耸的，旁边的山必须是奔跑的样子。在山势回抱的地方可以安几座僧舍，水陆边可放置几处人家。村庄里再画几棵树就可以成树林，但树枝必须抱为一体；山崖上画流泻的瀑布，泉水不能四处乱流。画渡口就应是寂静的，画行人一定是疏疏落落的。能容划船的桥梁就应高耸，有渔人的钓船，低点也无妨。险峻的悬崖间正好加上怪木，危岩峭壁的地方不要有路。远山和浮云要相接，远处的天空和水色光亮互相交辉。山和山勾连的地方，最好有溪流出现；路到了难行的地方，可以安放一条栈道。平地的楼台很适合高柳映衬着人家，名山上的寺观，画上奇杉映衬楼阁更雅静。远处的景要用烟雾笼罩，深邃的岩穴要有云雾锁着。画酒旗应在当路上高挂，客船应该顺着水流低挂船帆。画远山须低低排列，近处的树木应高拔。在你用笔砚绘画之余，有时间就去游玩一下。岁月长远，要探究其中的奥秘啊。有悟性的人不在多告诉他什么，善于学习的还要遵循规矩。

塔顶参天，不需要画到能看见殿堂，要讲求似有似无，或上或下的境界。花堆土台要半露着楼檐，草房和芦亭要略有杆柱。山分出八面，石有三个方位。画闲云切忌不要成了芝草的样子，人物不能超过一寸多，松柏上现出二尺即可。

[题解]

王维不但有卓越的文学才能，而且是出色的画家。深湛的艺术修养，对于自然的爱好和长期山林生活的经历，使他对自然美具有敏锐独特而细致入微的感受，因而他笔下的山水景物特别富有神韵。《山水诀》即是他对水墨画技法的一些总结，他的美学思想和深厚功力在文中充分地体现出来。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a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b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c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注释】

a 苍翠：青绿色。潺湲（chányuán）：水流缓慢的样子。

b 墟里：村落。孤烟：直升的炊烟。

c 接舆：春秋楚隐士，装狂遁世。在这里是代指裴迪。五柳：即五柳先生陶渊明。这是诗人自比。【题解】

这首诗所要极力表现的是辋川的秋景。一联和三联写山水原野的深秋晚景，诗人选择富有季节和时间特征的景物：苍翠的寒山、缓缓的秋水、渡口的夕阳，墟里的炊烟，有声有色，动静结合，勾勒出一幅和谐幽静而又富有生机的田园山水画。诗的二联和四联写诗人与裴迪的闲居之乐。倚杖柴门，临风听蝉，把诗人安逸的神态，超然物外的情致，写得栩栩如生；醉酒狂歌，则把裴迪的狂士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诗物我一体，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白居易

与元微之书

微之微之！不见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书欲二年矣，人生几何，离阔如此？况以胶漆之心，置于胡越之身，进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牵挛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实为之，谓之奈何！

仆初到浔阳时，有熊孺登来，得足下前年病甚时一札，上报疾状，次叙病心，终论平生交分。且云：危惙之际，不暇及他，唯收数帙文章，封题其上曰：“他日送达白二十二郎，便请以代书。”悲哉！微之于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闻仆左降诗云：“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起坐，暗风吹雨入寒窗。”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

且置是事，略叙近怀。仆自到九江，已涉三载。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无恙。长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来。顷所牵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暖饥饱，此一泰也。江州风候稍凉，地少瘴疠。乃至蛇虺蚊蚋，虽有，甚稀。湓鱼颇肥，江酒极美。其余食物，多类北地。仆门内之口虽不少，司马之俸虽不多，量入俭用，亦可自给。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仆去年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水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置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竿。青萝为墙援，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殚记。每一独往，动弥旬日。平生所好者，尽在其中。不唯忘归，可以终老。此三泰也。计足下久不得仆书，必加忧望，今故录三泰以先奉报，其余事况，条写如后云云。

微之微之！作此书夜，正在草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笔，随意乱书。封题之时，不觉欲曙。举头但见山僧一两人，或坐或睡。又闻山猿谷鸟，哀鸣啾啾。平生故人，去我万里，瞥然尘念，此际暂生。余习所牵，便成三韵云：“忆昔封书与君夜，金銮殿后欲明天。今夜封书在何处？庐山庵里晓灯前。笼鸟槛猿俱未死，人间相见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乐天顿首。【译文】

四月十日夜晚，乐天告白：

微之啊微之！不见您的面已经三年了，没有收到您的信快要两年了，人生有多少时日，我和您竟这样长久离别？何况把胶和漆一样紧紧相联的两颗心，分放在南北相隔的两个人身上，彼此上前不能在一起。后退不能相忘，内心牵挂，身体分离，各自的头发都要白了。微之啊微之，怎么办啊怎么办！天意确实造成这种际遇，对这怎么办呢！

我刚到浔阳时，熊孺登来访，收到您前年病重时的一封短信，信上首先说了您的病情，其次叙述您生病时的心情，最后谈到我们多年的交谊情分。信上还说：病危时，没有时间顾及其他事，只收集几包文章，封起来，在它上面题字：“日后送交白二十二郎，就请用它代替我的信。”悲伤啊，微之对待我，怎么如此（信任）啊！又看到寄来的听说我被贬官的诗写道：“灯将燃尽啊，火焰将灭，人影摇摇晃晃，今晚听说您被贬谪到九江。将近死亡的我，在病中惊起而坐，夜风吹着雨进入寒窗。”这样的诗句别人尚且不忍听到，更何况我的心呢！到现在每吟诵起来，还悲伤不已啊。

暂且放下这事不谈，大致叙述一下近来的心境。我自从到了九江，已经过了三年。身体还算健康，心情很平静。下到家人，庆幸没有什么毛病。我大哥去年夏天从徐州来到这里，还有各房孤小的弟妹六七人互相扶助一同来了。不久前牵挂的家人，现在都出现在眼前了，能够同寒暖共饥饱，这是第一件安适的事。江州气候渐渐凉爽了，当地很少恶性传染病。至于毒蛇、蚊虫，虽然有但很少。浔江的鱼很鲜，江州的酒极美。其他的食物，大多类似北方。我家的人口虽然不少，司马的俸禄虽然不多，只要衡量收入，节俭用度，也可以自给自足。身上穿的，口里吃的，还不必求助于人，这是第二件安适的事。我去年秋天开始游庐山，到东林寺、西林寺之间的香炉峰下，看见飞云、流水、清泉、怪石，绝妙第一，喜爱得不忍离去。于是建造草堂一座，前有十几株高大的松树，一千多根修长的竹子。青色的藤萝点缀着篱笆墙，洁白的石块铺着桥面。流水环绕在茅舍之下，飞泉洒落在屋檐之间，红色的石榴，白色的莲花，分别生长在石阶下边的水池中。大致如此，不能详尽记述。每次我独自一人前去，常常住满十天。一生爱好的东西，全在这里。不仅忘记回家，简直可以在此度过一生。这是第三件安适的事。想到您很久没有得到我的信，一定更加盼望，现因此亲记下这三件安适的事先作呈报，其余的事，我一条一条地写在后面吧。

微之啊微之！写这封信的夜晚，我正在草堂中对着山的窗子下面，随手拿笔，随意乱写。写好信封的时候，不知不觉天快亮了。抬头只见一两个山寺的和尚。有的坐着，有的睡着。又听到山中的猿猴和山谷里的鸟，发出啾啾鸣叫。平生老友，离我万里，一时间世俗的思念之情，此时突然产生。作诗的习惯牵动着我，使我写成了三韵的六句诗：“回忆从前给你写信的夜晚，是考中进士后的天亮前。今夜写信又在何处？在庐山草屋拂晓的灯前。笼中的鸟栏里的猿都未死，人世间你我相见是在哪一年！”微之啊微之！今夜我的心情您知道吗？乐天叩头。【题解】

元稹（779-831），字微之，唐洛阳人（今河南洛阳）。早年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世人常把他和白居易并称“元白”。

这封信写于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四十七岁。

是年，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上已度过了三个年头，也是他进士及第后从政的第十八年。经历了十八年的宦海风波，贬官南下，担任有职无权的司马，对于才华横溢的白居易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在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后，他内心蓄积着的愤慨和忧伤，思想上的矛盾和牢骚。除了付之庐山山水，只能诉之笔墨，因而满怀真情，给老友写出了这封深挚动人的书信。

信的第一段就是作者对人各处一方而长久不得相见的喟叹。第二段是概述元微之来信内容及作者读后动容之情。信的第三段是信的主体部分，向友人报告在江州的三件值得宽慰的事，表现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的旷达情怀。最后一段，深情诚挚地表达了诗人对挚友微之的怀念。最后也以一首六言诗相赠作结，同时回应了微之从远方带来的赠诗。

白居易小传

白居易（772-846），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至曾祖白温移居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县东北）。祖父白锽、父白季庚都是明经出身，宦游各地，做过县令、州别驾一类小官。白锽长于五言诗，有诗集传世；白季庚为官清廉，多有政绩。白居易出生于新郑县（今属河南省）。母陈夫人粗通诗书，“亲执诗书，昼夜教导”。白居易和弟弟白行简、从祖弟白敏中都是及进士第。

白居易的幼年是跟随父亲在中原一带度过的，正遇上叛军作乱，十一、二岁以后避居越中。十六岁北返长安，曾以诗文投谒当时名士顾况，很受赞扬。大约十七、八岁时，就写出《赋得古原草送别》那样的名篇。二十九岁在长安进士及第，三十岁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及第后授周至县尉。在那里写了《长恨歌》和《观刈麦》等名作。三十六岁入朝为翰林学士，拜左拾遗。这一时期，他意气风发，赋诗撰文，上书献策，积极参与朝廷的政治活动。《新乐府》五十首和十首《秦中吟》中的某些诗篇作于此时。他积极参与朝政，直言不讳，得罪了一些权贵。元和十年（815），他44岁时被贬为江州司马。次年秋写出了著名的《琵琶行》。以后又相继出任忠州（四川）、杭州刺史。长庆四年（824），他被授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这年冬天，自己编定了《白氏长庆集》五十卷，凡2191首作品（诗与文），并制序。敬宗宝历元年（825），54岁的白居易被任命为苏州刺史。此时他体弱多病，遂告假休官，56岁回到洛阳。此后虽一度入朝作秘书监（官职较高，但只管理国家图书），但他一因年老多病，二因当时牛、李党争激烈，不愿介入，就请求退休，终于在大和三年（829）以太子宾客（闲官）分司东都，回到洛阳。七十一岁以刑部尚书致仕。七十五岁病逝于洛阳，追赠尚书左仆射。

他的文学主张很著名。《与元九书》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寄唐生》诗云：“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主张文学要吟咏性情，愉悦心意。白居易生前多次编集自己的诗文。今存白诗二千八百多首，文八百多篇。南宋绍兴年间刻印的七十一卷本《白香山诗集》是现存最早的白集刻本。今人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是近年来较重要的笺校本。

白居易的思想是儒、道、释杂糅的。四十二岁贬江州前，以儒家为主导，积极入世，有“兼善天下”之志；此后道、释为主导，知足，信命定，求适意，独善其身成为生活信条。后半生做官信奉两条原则：不作京官（不介入朝廷党争）；无为而治（半官半隐）。最终皈依佛门。

白居易和元稹

俗话说“文人相轻”，但在唐代文坛上，却有两个文人给后人留下了文人相亲的佳话。他们是白居易和元稹。几回魂梦与君同，两人的友谊，是在共患难中建立起来的。

元和十年正月，白居易与元稹在长安久别重逢，两人经常畅谈达旦，吟诗酬和。但事隔不久，元稹因为直言劝谏，触怒了宦官显贵，在那年三月被贬为通州司马。

同年八月，白居易也因要求追查宰相武元衡被藩镇军阀李师道勾结宦官暗杀身亡一案，被权臣嫉恨，宪宗听信谗言，把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两个好友竟落到一同被贬的命运。白居易在秋风凄凄中离开长安，走的恰好是元稹不久前走过的路。诗人满腔惆怅，一路上寻找着好友留下的墨迹。一日他行至蓝桥驿——这里是长安通往河南、湖北的中途站。一下马，便在驿站的墙柱上发现了元稹在正月路过这里时写的一首《西归》绝句，诗人百感交集，提笔在边上写了一首绝句：

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西风我去时。

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离了蓝桥驿，经过商州、襄阳，诗人由汉水乘舟而行。在船上诗人经常反复吟咏好友元稹的诗卷，来慰藉孤独的心情，一直看到眼睛痛为止。途中写下这样一首诗：

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

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

元稹在通州听说白居易被贬到九江，极度震惊，不顾自己病重在床，提笔给白居易写信，并赋诗一首《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不久，白居易收到了这首诗，被好友的关切之情深深感动，他在给元稹的信中大意如下：“‘垂死病中’这句诗，就是不相干的人看了都会感动得不忍再看，何况是我呢？到现在每次看到它，我心里还凄恻难忍。”

元稹一收到信，知道是白居易写来的，还未拆开就已泪眼模糊。他的女儿吓得哭起来，妻子也忙问怎么回事。元稹告诉她们，自己很少这样动情，除了在接到白居易来信的时候。为此，元稹寄诗《得乐天书》给白居易：

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

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

一次，元稹又接到老朋友的诗，诗中写道：

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湓水断相闻。

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

好友对自己如此情深，竟在梦中与自己相见。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自己也整天思念他，为什么就不能梦见呢？元稹十分懊恼，觉得大概是自己一来通州，就染上疟疾，至今不愈，以致神思混乱的缘故。于是也写诗一首《酬乐天频梦微之》：

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

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

元稹死后，白居易对他的思念从没有停止过。十年之后，白居易在友人卢子蒙处看到其与元稹唱和的旧作，感今伤昔，不禁老泪纵横，蘸满浓墨，在诗集最后的空白处，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昔闻元九咏君诗，恨与卢君相识迟。

今日逢君开旧卷，卷中多道赠微之。

相看泪眼情难说，别有伤心事岂知？

闻道咸阳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

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

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宿草八回秋。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

休戚相关的命运，把白居易与元稹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一生交谊很深，世人称为“元白”。

白居易作品精选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谪迁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a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b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c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d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e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f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g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h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i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j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k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l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m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n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o

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p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q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r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s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t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u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v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w

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x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y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z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译文】（序）

唐宪宗元和十年，我被贬为九江郡司马。第二年秋季的一天，送客到湓浦口，夜里听到船上有人弹琵琶。听那声音，铮铮铿铿有京都流行的声韵。探问这个人，原来是长安的歌女，曾经向穆、曹两位琵琶大师学艺。后来年纪大了，红颜退尽，嫁给商人为妻。于是命人摆酒叫她畅快地弹几曲。她弹完后，有些闷闷不乐的样子，自己说起了少年时欢乐之事，而今漂泊沉沦，形容憔悴，在江湖之间辗转流浪。我离京调外任职两年来，随遇而安，自得其乐，而今被这个人的话所感触，这天夜里才有被降职的感觉。于是撰写一首长诗赠送给她，共六百一十六字，题为《琵琶行》。【注释】（诗）

a浔阳江：即流经浔阳境内的长江。b主人：诗人自指。

c 回灯：重新拨亮灯光。

d 转轴拔弦：将琵琶上缠绕丝弦的轴，拧动以调音定调。

e 掩抑：掩蔽，遏抑。

f 拢：左手手指按弦向里（琵琶的中部）推。捻：揉弦的动作。抹：向左拔弦，也称为“弹”。挑：反手回拨的动作。《霓裳》：即《霓裳羽衣曲》，本为西域乐舞，唐开元年间西凉节度使杨敬述依曲创声后流入中原。《六幺》：大曲名，又叫《乐世》、《绿腰》、《录要》，为歌舞曲。

g 大弦：指最粗的弦。

h 间关：莺语流滑叫“间关”。

i 迸：溅射。

j 曲终：乐曲结束。拔：弹奏弦乐时所用的拔工具。当心画：用拔子在琵琶的中部划过四弦，是一曲结束时经常用到的右手手法。

k 舫：船。

l 敛容：收敛（深思时悲愤深怨的）面部表情。

m 虾蟆陵：在长安城东南，曲江附近，是当时有名的游乐地区。

n 教坊：唐代官办管领音乐杂技、教练歌舞的机关。

o 秋娘：唐时歌舞妓常用的名字。五陵：在长安城外，汉代五个皇帝的陵墓。

p 绡：精细轻美的丝织品。

q 钿头银篦：镶嵌着花钿的发篦。击节：打拍子。

r 颜色故：容貌衰老。

s 浮梁：古县名，唐属饶州。在今江西省景德镇市。

t 去来：走了以后。

u 梦啼妆泪：梦中啼哭，匀过脂粉的脸上带着泪痕。阑干：纵横散乱的样子。

v 重：重新，重又之意。唧唧：叹声。

w 呕哑嘲哳：形容声音噪杂。

x 琵琶语：琵琶声，琵琶所弹奏的乐曲。

y 却坐：退回到原处。促弦：把弦拧得更紧。

z 向前声：刚才奏过的单调。

掩泣：掩面哭泣。

青衫：黑色单衣，唐代官职低的官服颜色为青黑色。【题解】

元和十年（815）六月，唐朝藩镇势力派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朝野大哗。藩镇势力在朝中的代言人又进一步提出要求罢免裴度，以安藩镇的“反侧”之心。这时白居易挺身而出，坚决主张讨贼，认为否则国将不国。被人罗织罪名，贬为江州司马。《琵琶行》作于他贬官到江州的第二年，作品借着叙述琵琶女的高超演技和她的凄凉身世，抒发了作者个人政治上受打击、遭贬斥的抑郁悲凄之情。在这里，诗人把一个琵琶女视为自己的风尘知己，与她同病相怜，写人写己，哭己哭人，宦海的浮沉、生命的悲哀，全部融合为一体，因而使作品具有不同寻常的感染力。

韩愈

答李翊书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子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译文】

六月二十六日，韩愈白，李生足下：你来信的文辞立意很高，而那提问的态度是多么谦卑和恭敬呀。能够这样，谁不愿把把立言之道告诉你呢？儒家的仁义道德归属于你指日可待，何况乎表述道德的文呢？不过我只是所谓望见孔子的门墙而并未登堂入室的人，怎么足以能辨别是或非呢？虽然如此，还是不能不跟你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你所说的要著书立说的看法，是正确的，你所做的和你所期望的，很相似并很接近了。只是不知道你的“立言”之志，是希望胜过别人而被人所取用呢，还是希望达到古代立言的人的境界呢？希望胜过别人而被人取用，那你本已胜过别人并且可以被人取用了。如果期望达到古代立言的人的境界，那就不要希望它能够很快实现，不要被势利所引诱，（要像）培养树木的根而等待它的果实，（像）给灯加油而等它放出光芒。根长得旺盛果实就能预期成熟，灯油充足灯光就明亮，仁义之人，他的文辞必然和气可亲。

不过还是有困难之处，我所做到的，自己也不知道达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还是没有？虽然如此，我学习古文已有二十多年了。开始的时候，不是夏商周三代西东两汉的书就不敢看，不合乎圣人志意的就不敢存留心中，静处的时候像忘掉了什么，行走时好像遗失了什么，矜持的样子像在思考，茫茫然像是着了迷。当把心里所想的用手写出的时候，一定把那些陈旧的言词去掉，这是很艰难的呀！把文章拿给别人看时，不把别人的非难和讥笑放在心上。像这种情况也有不少年，我还是不改（自己的主张）。这样之后才能识别古书（中道理）的真与假，以及那些虽然正确但还不够完善的内容，清清楚楚黑白分明了，务必去除那些不正确和不完善的，这才慢慢有了心得。

当把心里所想的用手写出来的时候，文思就像泉水一样涌流出来了。再拿这些文章给别人看时，非笑它我就高兴，称赞它我就担忧，因为文章里还存有时人的意思和看法。像这样又有些年，然后才真是像大水浩荡一样（文思奔涌）了。我又担心文章中还有杂而不纯的地方，于是从相反方向对文章提出诘难、挑剔，平心静气地考察它，直到辞义都纯正了，然后才放手去写。虽然如此，还是不能不加深自己的修养。在仁义的道路上行进，在《诗》、《书》的源泉里游弋，不要迷失道路，不要断绝源头，终我一生都这样做而已。

道德，就像水；语言，就像浮在水上的东西；水势大，那么凡是能漂浮的东西大小都能浮起来。道德和语言的关系也是这样，道德充足，那么语言的短长与声音的扬抑就都会适当。虽然这样，难道就敢说自己的文章接近成功了吗！即使接近成功了，被人用时，别人能得到什么呢？尽管如此，等待被被人任用的人，大概就像器物（被用与否）吧？用或不用都属于别人。君子就不这样，思考问题本着仁义原则，自己行事有一定规范，被任用就在人们中推行道，不被用就把道传给弟子，把道借文章流传下去为后世效法。像这样，是值得高兴呢，还是不值得高兴呢？

有志于学习古代立言者的人很少了。有志学习古人的人，必为今人所弃，我实在为有志于古的人高兴，也为他悲伤，我一再称赞那些有志学习古人的人，只是为了勉励他们，并非敢（随意）表扬那些可以表扬、批评那些可以批评的人。向我问道人有很多了，想到你的意图不在于功利，所以姑且对你讲这些话。韩愈语。【题解】《答李翊书》是唐德宗贞元十七年韩愈给李翊的复信，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是韩愈指导过的有志学习古文的青年之一。韩愈在信中围绕“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叙述了自己治学为文的经历，提出了“气盛言宜”（内容决定形式）、“务去陈言”（致力于创新）的文学主张。

韩愈小传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自称郡望昌黎，出身于小官吏家庭，幼丧父，兄韩会抚养之。会能文章，对愈有影响。贞元二年（786），19岁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直到贞元八年（792）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此后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宏词科考试，皆不中。直到29岁才在董晋幕府中得到了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36岁时，任监察御史，不久就被贬为阳山县令。此后直到50岁，官职一直浮沉不定。元和十二年，韩愈50岁时，因参与平定淮西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但两年后，他却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被宪宗处死，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在潮州八个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韩愈被召回朝，后历官国子监祭酒、京兆尹、兵部侍郎、吏部侍郎。长庆四年（824）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有《昌黎先生集》。

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首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韩愈。他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实就是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倡导古文运动，反对骈骊之文，提倡散句单行、自由灵活、言之有物的古文。他的文章善于推陈出新，富有独创性，内涵深厚，语言丰富灵活，极富于表现力，风格雄辩恣肆，气势磅礴，成为中古以来文章之典范。苏轼称誉他“文起八代之衰”。

在诗歌方面，他也富于创意，喜欢生新出奇。他说自己是“余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这意思除了人们通常理解的把写诗放在复兴儒学、倡导古文之后以外，或许还有游戏文字之意。所以他写诗不愿意四平八稳，而喜欢谐谑诡异，显示才学。他有意把诗写得奇崛拗折，喜欢用佶屈聱牙的僻字晦句，用平常人不用的险韵重韵，用散文式的篇章和笔法，铺叙，议论。他喜欢学李白古风之淋漓放纵，又学杜诗长篇叙事法度，炼字艺术，以及“以文为诗”的风格，从而在李杜之后开创了一种奇险诡谲的新诗风。这种诗风对宋诗颇有影响，严羽批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诗辨》），实可从韩愈这里找到一些端倪。

韩愈传世名言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马说》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韩愈治学名联）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听颖师弹琴》）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原毁》）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师说》）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师说》）

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师说》）

圣人无常师。（《师说》）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师说》）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调张籍》）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原道》）

谏迎佛骨

长安附近有座法门寺，寺里藏有一节指骨，据说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遗骨，称为佛骨。

有一年正月，唐宪宗为了祈求长寿，派人把佛骨迎进了皇宫，供奉了三天，又下令长安各大寺庙轮流展出佛骨。这一来，上自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争先恐后地迎拜佛骨，向寺庙捐献财物。为了拜佛骨，不少人弄得倾家荡产。韩愈看到这些，十分生气。立刻给唐宪宗写了一份奏章：《谏迎佛骨表》。他说：“古代没有佛教的时候，许多帝王都长命百岁，自打汉明帝的时候佛教传入中国，信佛的皇帝就都早死，而且国家接连出现动乱。”

这话说得太厉害了。韩愈满心希望这篇奏章会使皇帝醒悟，不要再做劳民伤财的事。没想到唐宪宗看完奏章就勃然大怒，气呼呼地说：“韩愈好大胆，我要把他斩首！”

宰相裴度是韩愈的朋友，连忙替他求情，请皇帝减轻对韩愈的处罚。“不行！”唐宪宗怒气未消地说，“他说什么信佛的皇帝都早死，这不是在诅咒我吗？”“皇上，韩愈出言不逊，应当责罚。不过他是出于一片忠心，如果为此将他处死，臣怕今后无人直言敢谏了。”

许多大臣都为韩愈说情。唐宪宗答应不杀韩愈，可还是要把他贬为潮州（在现在广东省）刺史，限期叫他上任。韩愈又一次到遥远的南方去了。

韩愈作品精选

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来省吾。止一岁，请归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来。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汝又不果来。吾念汝从于东，东亦客也，不可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将成家而致汝。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译文】

某年、某月、某日，叔父韩愈在听说你去世后的第七天，才得以含着哀痛向你表达诚意，并派建中在远方备办了应时的鲜美食品作为祭品，告慰你十二郎的魂灵：

唉，我从小就成了孤儿，等到大了，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模样，只好靠哥嫂抚养。哥哥在中年时死在南方，我和你都还小，跟随嫂嫂把灵柩送回河阳安葬。随后又和你到江南谋生，孤苦零丁，一天也没有分开过。我上面本来有三个哥哥，都不幸早死。继承先父的后代，在孙子辈里只有你，在儿子辈里只有我。子孙两代各剩一人，孤孤单单。嫂子曾经抚摸着你指着我说：“韩氏两代，就只有你们两个了！”那时你比我更小，当然记不得了；我当时虽然能够记事，但也还不能体会她话中的悲凉啊！

我十九岁时，初次来到京城参加考试。四年以后，才回去看你。又过了四年，我去河阳凭吊祖先的坟墓，碰上你护送嫂嫂的灵柩来安葬。又过了两年，我在汴州辅佐董丞相，你来看望我，留下住了一年，你请求回去接妻子儿女。第二年，董丞相去世，我离开汴州，你没能来成。这一年，我在徐州任职，派去接你的人刚动身，我就被免职，你又没来成。我想，你跟我在东边的汴州、徐州，也是客居，不可能久住；从长远考虑，还不如我回到西边去，等在那里安下家再接你来。唉！谁能料到你竟突然离我而死呢当初，我和你都年轻，总以为虽然暂时分别，终究会长久在一起的。因此我离开你而旅居长安，以寻求微薄的俸禄。假如真的知道会这样，即使让我做高官厚禄的公卿宰相，我也不愿因此离开你一天而去赴任啊！【题解】《祭十二郎文》写于贞元十九年，文中的十二郎是指韩愈的侄子韩老成，“八仙”中著名的韩湘子即是老成之十七子。十二郎与韩愈两人自幼相守，由长嫂郑氏抚养成人，共历患难，因此感情特别深厚。但是长大之后，韩愈在外飘泊，与十二郎很少见面。

这是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文。既没有铺排，也没有张扬，作者善于融抒情于叙事之中，在对身世、家常、生活遭际朴实的叙述中，表现出对兄嫂及侄儿深切的怀念和痛惜，一往情深，感人肺腑。

文、情前后紧相呼应，浑然一体。结构精巧，层层推进，环环相扣，而又步步深入，随着叙述的展开，作者沉痛的情感波涛，也一浪高似一浪。使人读完全篇，不能不掩卷叹息，为作者因失相依为命的侄儿所遭受到的深切的精神悲痛，潸然泪下。

柳宗元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得杨八书，知足下遇火灾，家无余储。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道远言略，犹未能究知其状，若果荡焉泯焉而悉无有，乃吾所以尤贺者也。

足下勤奉养，乐朝夕，惟恬安无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炀赫烈之虞，以震骇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给，吾是以始而骇也。

凡人之言皆曰，盈虚倚伏，去来之不可常。或将大有为也，乃始厄困震悸，于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愠。劳苦变动，而后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辽阔诞漫，虽圣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

以足下读古人书，为文章，善小学，其为多能若是，而进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显贵者，盖无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积货，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独自得之心，蓄之衔忍，而不能出诸口。以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则嗤嗤者以为得重赂。

仆自贞元十五年，见足下之文章，蓄之者盖六七年未尝言。是仆私一身而负公道久矣，非特负足下也。及为御史尚书郎，自以幸为天子近臣，得奋其舌，思以发明足下之郁塞。然时称道于行列，犹有顾视而窃笑者。仆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誉之不立，而为世嫌之所加，常与孟几道言而痛之。

乃今幸为天火之所涤荡，凡众之疑虑，举为灰埃。黔其庐，赭其垣，以示其无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显白而不污，其实出矣。是祝融、回禄之相吾子也。则仆与几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宥而彰之，使夫蓄于心者，咸得开其喙；发策决科者，授子而不栗。虽欲如向之蓄缩受侮，其可得乎？于兹吾有望于子，是以终乃大喜也。

古者列国有灾，同位者皆相吊。许不吊灾，君子恶之。今吾之所陈若是，有以异乎古，故将吊而更以贺也。颜、曾之养，其为乐也大矣，又何阙焉？

足下前章要仆文章古书，极不忘，候得数十篇乃并往耳。吴二十一武陵来，言足下为《醉赋》及《对问》，大善，可寄一本。仆近亦好作文，与在京城时颇异，思与足下辈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来，致书访死生。不悉。宗元白。【译文】

得到杨八的信，知道您遭遇火灾，家里没有一点积蓄了。我开始听到很吃惊，接着感到怀疑，最后才非常高兴，本来我准备慰问您，现在却改变了，要向您道喜。由于相隔很远，信里的话又很简单，我不能彻底了解您家的情形，如果真是像大水冲过一样，干干净净的，完全没有了，我就更要因此向您道喜。

您一向小心地奉养双亲，早早晚晚过着愉快的生活，只希望全家平安无事。现在却有一场大火灾吓坏了您，同时，调和饮食的工具，也许因此不能供应：我因此刚一听到这消息就大吃一惊。

一般人都说：“圆满和缺陷互为因果。”得和失不会一成不变，也许一个人将要大有作为，就开始受到种种妨碍，种种惊吓，因此有水或火的灾害，有小人们的怨恨，心身受尽磨炼，不断发生变故，然后能够过上幸福的日子。古代的仁人志士都是这样。但是，这种理论非常抽象，奇怪，即使是最聪明的圣人也不能根据这种（理论来断定事实）一定会这样：所以，（我）接着就感到怀疑。

像您这样读了很多古人的书，能写文章，对文字学很有研究，您这样具备多种才能，可是不能超过一般读书人而取得高官厚禄，没有别的缘故，只因为京城的人大多数说您有很多钱，所以读书人中间那些爱惜自己清白名声的，都害怕，顾虑，不敢称赞您的优点，只是一个人自己知道，放在心里，长期含忍，不能把它说出口，加之公道不容易说清，世上的人很多是喜欢怀疑，妒忌的。一说出称赞您的话，那般（喜欢）嘲笑的人就认为得了您的厚礼。

我从贞元十五年看见您写的文章，放在心里有六七年，从来没说过，这是我只顾自己而对不起公道很久了，不但对不起您呀！等到我做了御史尚书郎，自以为幸而做了皇上身边的臣子，能够尽量说话，想利用这个机会来疏通足下不能上达的情况。但是，我时常在同事面前称赞您时，还有回头去互相使眼色，偷偷笑的。我实在恨自己的品德修养不能使人信任，平时的好名誉没有树立，竟被世人把这种猜疑加到我身上。我常常和孟几道谈这些事情，非常痛心。可现在（您）幸好您被天火烧光了，所有人们的猜忌疑虑，完全变为灰尘。烧黑了您的屋宇，烧红了您的断垣残壁，从而表示您一无所有；而您的才能，才可以表白清楚，再不被谣言所污染。您的真相显露了。这是火神菩萨保佑您啦！这样看来，我和几道十年来对您的了解，还比不上这次火灾一个晚上给您造成的好名誉。（以后大家）都会原谅你，可以公开宣扬你的才能了，使得那些有话藏在心里的人，都能毫无顾忌地为您说话了；主持考试的，可以大胆录取您，不再怕别人说闲话。现在，我就是想要像过去那样避免嫌疑，被人嘲笑，可能吗从此，我对您寄予了很大希望，因此，最后我非常高兴。

在古代，哪一个诸侯国有灾祸，其他诸侯国都来慰问。（有一次）许国不慰问宋，卫，陈，郑的灾祸，君子都憎恶之。现在，我说明的事理是这样的，和古代的有不同，（那就是）本来准备慰问您，却变得要向您道喜。颜渊和曾参供养父母，使父母感到愉快的方面远远超过一般人，物质上的一点欠缺又有什么值得不满意的呢！

您先前要我的文章古书，我始终没有忘记，只是想等到有几十篇后再一起带给您而已。吴二十一从武陵来我这里，说您写有“醉赋”及“对问”，非常好，可要寄给我一本。我近来也喜欢写文章，与在京都时很不一样，想与您这样的人说说话，可受到很严的限制，无法实现，趁着有人南来，给您一封信打探一下您的生活情况（死生，偏义复词，只指“生”），（信）不能详尽（地表达我的意思）。宗元向您问好。【题解】

这是柳宗元贬居永州期间写给王参元的一封信。朋友遭火洗劫，家资毁于一旦，不去安慰，反为祝贺。这看似悖乎情理，然而通过透辟的分析，又句句入乎情理之中。

文章以骇——疑——喜为脉络，先从常情处说，却不以常语论之后，蓄足笔势，独辟蹊径，伸为墨重意浓的悖情之说，读来有如奇峰崛起，极有意致。“终喜”一层是本文主旨所在，出语奇警，淋漓畅快，去情似远而入理甚彻，从而以至深至切的道理，代替了平俗空泛的虚言妄辞，又以至悲至痛的笔触表达了对世俗的感愤，字里行间充满了鄙薄之意，写来似曲径通幽，抑扬尽致。十年相知不知一夕之火，真可谓奇思快语，精僻透彻。最后以颜、曾安贫乐道的典故启其自守，把“贺”的主题提升到精神修养的高度来强调，使前后议论相为照应，浑然一体。

文本录入《古文观止》时，裁去了结末一段。实际上，此一段恰恰道出了当时的处境与心境——“与在京城时颇异”。而“桎梏甚固”一句，字字沉重，说尽世道之冷落，与人道之菲薄；于是结末“访死生”三字，乃括言己彼双方，有共讨人生真谛之意，篇末点旨，而涵盖全文，言尽而意无尽。贬谪中人，对世事人生自有其不同一般的体验和感受，故能穷情探理，发奇思，出奇语，为奇文，然意奇而理正，笔奇而情真，使这封劝慰信以其立意之新巧、风格之独特而称诵于世。

柳宗元小传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生于长安，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他十二岁前在长安度过。他的先辈曾经显赫，但祖父、父亲官职并不高。母亲是范阳大族之女，从宗元四岁就教他识字读书。贞元九年（793），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二十六岁又中博学宏词科。此后仕途比较顺利。

贞元二十一年德宗去世，顺宗即位，重用王叔文等执政，推行革新。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名士参与其中。但不到半年，宦官和豪族地主集团便拥立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改革集团成员纷纷遭到贬谪或杀害。柳宗元（此时34岁）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这次事件对他打击很大，是他一生的转捩点。《新唐书》本传说：“宗元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既废，遂不振。”不过他在永州的十年，却专心进行文学创作，写出了很多优秀作品。十年后，他又改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官职有所升迁，地点却更偏远了。他在柳州四年，有许多善政。元和十四年（819），病逝于柳州。

柳宗元是思想家，在以回答屈原《天问》的形式而写的《天对》中，否认天地是神所创造，明确提出“元气”是自然的本源，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他反对把远古所谓“尧舜之世”当作最高的理想社会，认为历史是进化的。他主张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这些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

柳宗元又是卓越的散文家，他和韩愈是古文运动的两位主要倡导者。他的山水游记、寓言小品以及其它古体文章都很有名。

柳宗元在诗歌方面，也卓然成家。明胡应麟说：“元和而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才具也。”（《诗薮外编》卷四）严羽《沧浪诗话》称其为“柳子厚体”。他的诗今存138题，164首，大都抒写贬谪生活感受和对山水景物的欣赏，时时流露出愤懑不平的情绪。他的一些诗篇采用了寓言的方式。

他的古诗大都描写自然山水，运思精密，着力于字句的选择和锤炼，创造出峻洁、澄澈的境界。古来论者多言其受谢灵运的影响。这是因为他和谢一样，在贬谪生活中借山水诗篇来遣兴寄意。比如谢诗有“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诗》）；柳有“木落寒山净，江空秋月高”（《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他的近体诗也写得情致缠绵，色彩绚丽，音调和谐，与他的古体诗风格有异。

柳宗元与刘禹锡

贞元九年（793），刘禹锡与柳宗元同年进士及第，从此相识而成莫逆之交。

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已是一个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颓废朝廷，刘禹锡、柳宗元等为了匡扶大唐社稷，救生民于水火，一起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当政，于永贞元年（805）实行了变革运动——“永贞革新”。

当时王叔文、王伾实行改革的时候，因触犯到宦官与藩镇的利益，不但为一批宦官痛恨，还为不少大臣所贬义和反对。到了唐宪宗即位，大伙纷纷攻击“二王”。支持王叔文改革的八个官员，也都被看作是王叔文的同党。仅仅半年，革新便惨遭失败，宪宗下诏书把八个官员一律降职，派到边远地方当司马（官名），历史上把他们和王叔文、王伾合起来称作“二王八司马”。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有“八司马”之一。

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随后，还下诏规定：“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从此，“刘柳”跌至政治漩涡的深渊，也让两人年轻时“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理想一步步走向破灭。

两个人分别在朗州和永州一住就是十年。元和十年，一个好消息终于从天而降，当年的“八司马”除了韦执谊、凌准已死于任上，其余六人都被一纸诏书召回京城，重新委派工作。刘禹锡和柳宗元终于又回到了长安。

一次，刘禹锡应友人之邀，在京城里有名的道观玄都观赏桃花。过了十年的贬谪生活，再次回到长安，刘禹锡看到玄都观里新栽的桃花，很有感触，于是便写了一首诗《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作很快在长安传唱开来。刘禹锡的文学才华在群星灿烂的李唐皇朝的文坛上，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升庵诗话》里赞之曰：“元和以后，诗人全集之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四库全书总目》对他的评价道：“其古文则恣肆博辩，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由此可见，其诗之影响之大。其诗作自然也为朝廷的某些官员所关注，此诗被朝廷某些官员认为是讽刺当时新提拔的权贵的，上奏唐宪宗。

刘禹锡再次被派到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去做刺史。刺史比司马高一级，看似是提升，但是播州地方比朗州更远更偏僻，在当时还是荒凉之地，不适宜人居住。刘禹锡去也罢了，可他家还有八十老母需要人伺候，若跟刘禹锡一同到播州，如何受得了这苦。

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中有记载：刘禹锡与柳宗元于元和十年同被召回京城，不但未被起用反而再度遭贬，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贬至柳州，而刘梦得远谪播州时，不禁大哭起来：“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于是，柳宗元立即“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

试问有几人的友谊能肝胆相照到如此境界，亲兄弟也未必吧。因此在柳宗元油尽灯灭，客死柳州任上后，刘禹锡花毕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遗作，然后又全力筹资刊印，使其得以问世，并收养了柳宗元一个儿子。可以说没有刘禹锡，也就没有柳宗元文集的刊行于世。柳宗元的经典美文，可能也会如流星一般消逝，不为世人所见，无法被今人所吟咏和传唱。

从两人相互之间的题赠中，也可以得知柳宗元和刘禹锡友谊的深厚，其中他俩在衡阳分别时的情景，最为凄凉和让世人动容。柳宗元于离别的船上作《重别梦得》，感慨万千：“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临舍翁。”刘禹锡内心亦是同样悲苦，却在酬答对柳宗元只是进行劝解与宽慰：“弱冠同怀长者忧，临歧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世，黄发相看万事休。”后来刘禹锡获知好友柳宗元的病故，顷刻间便泪如雨下。

真正的友谊是由衷的信任，永远的无私，是发自内心的理解和从不撒谎的诚实以及不求回报的奉献，是如刘禹锡与柳宗元这般，至真至挚。

柳宗元作品精选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

驴不胜怒，蹄之。

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断其喉，尽其肉，乃去。【译文】

黔这个地方没有驴子，有个喜好多事的人用船运载了一头驴进入黔地。运到后却没有什么用处，便把它放置在山下。老虎见到它，一看原来是个巨大的动物，就把它当作了神奇的东西。于是隐藏在树林中偷偷地窥探它。老虎渐渐地走出来接近它，很小心谨慎，不了解它究竟有多大本领。

一天，驴子一声长鸣，老虎大为惊骇，顿时远远地逃跑；认为驴子将要吞噬自己，非常恐惧。然而老虎来来往往地观察它，觉得驴子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似的；渐渐地习惯了它的叫声，又靠近它前前后后地走动；但老虎始终不敢和驴子搏击。慢慢地，老虎又靠近了驴子，态度更为随便，碰擦闯荡、冲撞冒犯它。

驴禁不住发怒，用蹄子踢老虎。

老虎因此而欣喜，盘算此事。心想到：“驴子的本领只不过如此罢了！”于是跳跃起来，大声吼叫，咬断驴的喉咙，吃完了它的肉，才离去。【题解】

这篇文章寓意深刻，具有鲜明的针对性、现实性。作者在《三戒》的序中说：“吾恒恶性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害淡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由此可知，作者写这三篇寓言，是为了警戒世人：毫无自知之明而肆意逞志，必然自招祸患。具体而言，本文旨在讽刺那些无能而又肆意逞志的人；联系作者的政治遭遇，又可知本文所讽刺的是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此外，以“三戒”为三篇文章的总题目，并以“黔之驴”为本文的题目，也表明作者讽刺意图的指向。但也可以不从驴被虎吃掉的角度，而从虎吃掉驴这一相反的角度，来理解本文的寓意：貌似强大的东西并不可怕，只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一定能战而胜之。

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译文】

从小丘向西行走一百二十步的样子，隔着竹林，就能听到水声，好像挂在身上的玉佩、玉环相互碰撞的声音，心里很是高兴。于是砍了竹子，开出一条小路，顺势往下走便可见一个小潭，潭水特别清澈。整个潭底是一块石头，靠近岸边，石底有的部分翻卷出水面，形成坻、屿、嵁、岩等各种不同的形状。青葱的树木，翠绿的藤蔓，遮盖缠绕，摇动低垂，参差不齐，随风飘动。

潭中游鱼约有一百来条，都好像在空中游动，没有什么依靠似的。阳光直射潭底，把鱼的影子映在水底的石面上，呆呆地不动；忽然间又向远处游去了。来来往往轻快敏捷，好像在与游人一起娱乐。

顺着水潭向西南方向望去，溪流像北斗七星那样曲折，又像蛇爬行那样弯曲，或隐或现，都看得清楚。溪岸的形势像犬牙般交错参差，无法看到水的源头。

我坐在潭边，四周有竹子和树林围绕着，静悄悄的没有人迹，使人感到心境凄凉，寒气彻骨，真是太寂静幽深了。由于这地方过于冷清，不能长时间地停留，于是就把当时的情景记下来便离去了。

同我一起游远的人，有吴武陵、龚古，我的弟弟宗玄。作为随从跟着我们来的，有两个姓崔的年轻人，一个叫恕己，一个叫奉壹。【题解】

柳宗元于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因拥护王叔文的改革，被皇帝贬为永州司马。王叔文被害，政治上的失意，使他寄情于山水，在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作者这样记述当时的心情：“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小石潭记》中景语即情语，“悄怆幽邃，凄神寒骨”处的描写，情景交融，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作者时而欢悦，时而忧伤，思想感情随景而变，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含蓄地抒发了自己被贬后无法排遣的忧伤凄苦的思想感情。

李商隐

上河东公启

商隐启：两日前，于张评事处伏睹手笔，兼评事传指意，于乐籍中赐一人，以备纫补。

某悼伤以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方有述哀；灵光独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胤，不暇提携。或小于叔夜之男，或幼于伯喈之女。检庾信荀娘之启，常有酸辛；咏陶潜通子之诗，每嗟漂泊。

所赖因依德宇，驰骤府庭。方思效命旌旄，不敢载怀乡土。锦茵象榻，石馆金台，入则陪奉光尘，出则揣摩铅钝。兼之早岁，志在玄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

况张懿仙本是无双，曾来独立，既从上将，又托英僚。汲县勒铭，方依崔瑗；汉庭曳履，犹忆郑崇。宁复河里飞星，云间堕月？窥西家之宋玉，恨东舍之王昌。诚出恩私，非所宜称。伏惟克从至愿，赐寝前言。使国人尽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则恩优之理，何以加焉？干冒尊严，伏用惶灼。谨启。【译文】

商隐启禀：两天前，我在张评事那儿拜读了您亲笔书信，张评事又转达了您的旨意，要在歌妓中选一个赐给我续弦。

自从我妻子病故以来，时间还不算长。妻已亡故而我还活着，就如梧桐之根半死半生，因此才会像潘岳那样引发咏悼亡妻的诗情；我孤身独处，有如满目凄凉中一座灵光宝殿，又加上体弱多病。虽顾念孩子，却没时间去照看抚育，子女都还未成年，有的比嵇康那八岁的男儿还小，有的比蔡伯喈那六岁便通琴音的幼女还小。阅读庚信答谢赵王赐礼物给他儿子荀娘的书札，常常引起我满腹的辛酸，咏诵陶潜训责儿子通子的诗篇，也每每为自己的漂泊潦倒而感慨。

靠的是凭借您的宽宏大量，我才得以在您幕府中奔走效劳；正一心想着报效于您，而不敢再有思乡恋家之情。您为我准备了铺有锦褥的象牙床，又安排了舒适的居所。在府中议事，我奉侍于风度翩翩的您身边；回到居所，我把自己当作钝刀一样，进行磨炼。加之我早年就有志于道家学说，来到此地以后，便更是笃信这一向的信念。所以能使自己安于禄命的微薄，而无终无始地过下去。至于那南国的美女和北方赵地的佳冶的乐妓，我虽在诗中有所咏及，实际上与她们并无交往。

况且那张懿仙本是出色非凡的绝世佳人。已经跟从了阁下您，又托付给了幕府中某个杰出的僚属。好比刚刚依身于在汲县勒石铭功的崔瑗，心里也还想着那位拖了鞋子走进汉家殿廷秉正行谏的郑崇，难道还会像七夕渡河来会牵牛的织女星和为情所动而从云中落下的月亮那样？就像那东家的女子，窥视着西家的宋玉，却又怨恨没有早嫁东家的王昌。您的确是出于对我的恩宠与厚爱，但这并非合于我的心意。希望能够依从我这最大的意愿，请求您不要再提起曾经说过的赏赐一乐妓给我的话。让国内的人们都来保全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名节，使阮籍在酒店与妇人同饮而无非礼之嫌。那么，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样的恩惠和优待呢？我的话冲犯了您，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向您陪礼。商隐恭谨地启禀。【题解】《上河东公启》是一封答谢信。它写于宣宗大中五年（851）秋。时剑南东川节度使柳仲部因怜李商隐丧偶，意将歌妓张懿仙赐他为妻。李商隐夫人新丧，又顾念子女尚幼，遂作此书启，婉言辞谢。文章以散体述事，以骈体抒情。先叙妻亡子幼之哀，继言一意尽职自励、不接风流之志，再说赐妓之非宜，行文自然流畅，句句在情理之中。对仗工整，音律和谐，辞藻缤纷，用典含蓄而又剪取精当，读来委婉典雅，清新俊逸，充分体现了李商隐即事抒情散文的独特风格。

李商隐小传

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开成二年（837）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补宏农尉。年轻时即以文才受令狐楚的赏识，可是李商隐却与泾源节度使王茂元之女结婚。当时牛李党争正在尖锐时期，令狐楚是牛党，王茂元则是与李党有关。宣宗即位以后，牛党当权，令狐楚儿子当了宰相，打击一切与李党有关的人，从此李商隐一直被压抑而抬不起头。几次到长安活动，只补得了一个太常博士。最后死于荥阳，年仅四十七岁。

李商隐是唐朝一位有着独特成就，对后世产生过巨大影响而大家的评价又极为分歧的诗人。他的诗，有的是直接对时事政治表示态度的；有的是托古讽今，歌咏历史题材；有的是抒写友朋生死之情的；有的是感伤身世之作，而人们最熟悉的则是他的爱情诗。这些异常复杂的内容，又几乎都是和他的身世遭遇有着密切的联系。

李商隐是晚唐诗坛的一颗明星。他的多愁善感和繁博的事象及复杂的意念，在他的诗里往往是避实就虚，透过一种象征手法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象征手法建筑在丰富而美妙的想象的基础上，因而他笔下的意象，有时如七宝琉苏那样缤纷绮彩；有时像流云走月那样的活泼空明，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他的近体诗，尤其是七律更有独特的风格，绣织丽字，镶嵌典故，包藏细密，意境朦胧，对诗的艺术形式发展有重大贡献。著有《玉溪生诗》。

李商隐一生经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文宗开成二年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时期。16岁著有《才论》、《圣论》，以古文为士大夫所知。文宗大和三年，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召聘入幕。大和六年，令狐楚调任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李商隐随至太原。以后曾有短时期在兖海观察使崔戎幕府逗留。开成二年登进士第。这个阶段存留的诗作不多，但已形成重要的开端。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反映社会政治的诗篇，如《隋师东》、《有感二首》、《重有感》、《寿安公主出降》、《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指事陈情，激切感人，显示了青年诗人关怀国家命运的抱负和器识。另一些作品以比兴寄托的手法抒写作者的凌云壮志和渴求用世的心愿，如《初食笋呈座中》和《无题》“八岁偷照镜”，笔意宛转，风格清新。此外，也有少量应酬诗和艳体诗。第二阶段，从开成三年到武宗会昌六年，是李商隐踏上仕途和开始卷入党争旋涡的中年时期。这一阶段坎坷不平的人生历程，促使诗人的创作向纵深发展。题材比前期宽广，包括感时、抒怀、言情、赠答、行旅、田园、咏史、咏物许多方面。诗中感情更为沉郁，表达愈加婉曲，艺术上达到成熟的境界，代表作如《安定城楼》、《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另一方面，消极颓废的思想和绮靡俗艳的诗作也有所发展，如《镜槛》、《曲池》、《县中恼饮席》、《花下醉》。第三阶段，宣宗大中元年（847）以后，是李商隐三入幕府、天涯漂泊的后期。宣宗即位后，一反武宗朝的政治措施，会昌年间得势的李德裕党纷遭贬逐，诗人受到进一步压抑。他在京没有出路，只好到远方幕府去安身。大中十二年，罢职回郑州闲居。大约就在这一年年底病逝。漂泊无定的生涯，使诗人后期的诗风变化更为多样，诗境也日趋老成。所写的诗更加发人深思，令人叹惋。

李商隐的情感世界

唐开成三年春，李商隐参加了吏部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但录取并拟官职后，却意外地被中书驳下。这样，开成三年暮春，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邀请，来到离长安五百里的泾州，在泾原幕府为从事，担任文字之役。就在这时，他与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七女儿相爱并成婚，从此开始了一段至死不渝的爱情。

照梁初有情，出水旧知名。

裙衩芙蓉小，钗茸翡翠轻。

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

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

虽然王茂元家有权有钱，但李商隐却是有独立精神的文士。他与王氏婚后实际上过着清贫的生活，婚后五年，岳父王茂元病逝。夫妻俩清贫自守，更显示出出身贵门的王氏对丈夫才学人品的信任。“人世死前唯有别，春风争拟惜长条”，为着功名与生计，李商隐在婚后一次又一次离别爱妻。大中元年，他随郑亚远赴幕职一年。大中三年底，他又赴卢宏止武宁节度使府为判官，待大中五年春夏间罢幕归京，王氏已病死。可怜其妻死前，夫妻俩竟未来得及见上一面。他在《房中曲》中沉痛地写道：“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

这年他38岁，而入仕已整整10年，从秘书省校书郎到县尉，10年为国辛劳，竟没有丝毫提升。“未语含悲辛”，夫妻的相见又分别，人生的艰辛痛苦，千言万语，唯有两心相知，难以言表。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房中唯有王氏生前弹奏的锦瑟，物在人亡，睹物增悲。

身为丈夫的李商隐无限追悔，他一次又一次地向亡妻诉说衷情，一次又一次诉说——《李夫人三首》、《西亭》、《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正月崇让宅》喷涌而出。

密锁重关掩绿苔，廊深阁迥此徘徊。

先知风起月含晕，尚自露寒花未开。

蝙拂帘旌终展转，鼠翻窗网小惊猜。

背灯独共余香语，不觉犹歌起夜来。

这是让人难以承受的爱情之重。

这是让人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

风起月晕，朦胧迷茫；露寒花闭，老鼠翻窗。恍惚间妻子余香犹在，似真似梦。唯有天地间至情，方显神灵可通；唯有人世间至爱，才能独悟心语。

李商隐作品精选

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de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fg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注释】

a 锦瑟：装饰华美的瑟。瑟：拨弦乐器，通常二十五弦。

b 无端：犹何故。怨怪之词。

c 五十弦：这里是托古之词。作者的原意，当也是说锦瑟本应是二十五弦。

d 庄生句：意谓旷达如庄生，尚为晓梦所迷。庄生：庄周。

e 望帝句：意谓自己的心事只能寄托在化魂的杜鹃上。望帝：相传蜀帝杜宇，号望帝，死后其魂化为子规，即杜鹃鸟。

f 珠有泪：传说南海外有鲛人，其泪能泣珠。

g 蓝田：山名，在今陕西，产美玉。【题解】《锦瑟》作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这年诗人46岁，罢盐铁推官后回郑州闲居，不久病故。这首《锦瑟》，是李商隐的代表作，爱诗的无不乐道喜吟，堪称最享盛名；然而它又是最不易讲解的一篇难诗。自宋元以来，揣测纷纷，莫衷一是。诗的内容是回忆往事，情调低沉，诵读时要放慢速度，给人迷惘的感觉。本诗虽题为“锦瑟”，但并非“咏物诗”，只是以开头二字为题。李商隐的诗语言清丽，感情哀怨，境界朦胧，解读极为不易。诗人一生经历，有难言之痛，至苦之情，郁结中怀，发为诗句。

无题ab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cd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efg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hij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注释】

a 东风：春风。

b 残：凋零。

c 蜡炬：蜡烛。蜡烛燃烧时流下的蜡油称烛泪。

d 泪：指蜡泪，隐喻相思泪水。

e 镜：照镜，用作动词。

f 云鬓：青年女子的头发，代指青春年华。

g 夜吟：夜晚吟诗。

h 蓬山：指海上仙山蓬莱山。此指想念对象的往处。

i 青鸟：传说中西王母的使者，有意为情人传递消息。

j 殷勤：情谊深厚。【题解】

这是一首感情深挚、缠绵委婉、咏叹忠贞爱情的诗篇。诗人情真意切而又含蓄蕴藉地写出了浓郁的离别之恨和缠绵的相思之苦。

就诗而论，这是一首表示两情至死不渝的爱情诗。然而历来颇多认为或许有人事关系上的隐托。起句两个“难”字，点出了聚首不易，别离更难之情，感情绵邈，语言多姿，落笔非凡。颔联以春蚕绛蜡作比，十分精彩，既缠缅沉痛，又坚贞不渝。接着颈联写晓妆对镜，抚鬓自伤，是自计；良夜苦吟，月光披寒，是计人。相劝自我珍重，善加护惜，却又苦情蜜意，体贴入微，可谓千回百转，神情燕婉。最终末联写希望信使频传佳音，意致婉曲，柳暗花明，真是终境逢生，别有洞天。春蚕两句，千秋佳绝。

曾巩

寄欧阳舍人书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荐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当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脪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译文】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

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积极建立功业；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像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我又进一步想到像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题解】

曾巩十分仰慕欧阳修的道德文章，曾把他与唐代的韩愈相提并论，从二十岁起就与欧阳修建立了亲密的过从关系。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曾巩写信请欧阳修为已故的祖父曾致尧作一篇墓碑铭。欧阳修写好《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曾巩即写此信致谢。这封信作于庆历七年，作者29岁。

作为一封普通的答谢信，却写来“博大幽深之识，谥于言外”（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文章先通过与史传的比较，来说明碑铭的作用和意义。从而抽出行世传后一义，着意强调铭必托之得人，并说明“其人”在道德文章兼胜者。然后侃侃述入主旨，从“传之难”、“遇之难”，归于对欧阳修的称美，倍形郑重，恳切备至；又洒洒洋洋一排反诘感叹，以一人一家推及世道人心，与开首“警劝之道”兜合。然后总束全文，“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方显得神完气固，字字千钧。本文写来纡徐百折，环环系联，节奏舒如，议论酣畅，深得欧阳公之体格，清人浦起龙称之为“南丰第一得意书”（《古文眉诠》）。

曾巩小传

曾巩（1019-1083），自称“家世为儒”，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庆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为次子，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元丰三年（1080），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时追谥为“文定”，人称“南丰先生”。

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

曾巩与欧阳修、王安石

曾巩的成长，得益于欧阳修的培养提携。

北宋初年的文坛，文风靡糜。至北宋中期，欧阳修等人倡导古文运动。曾巩在孩提时就闻欧阳修的大名，待到年长拜读了欧阳修的大作后，更为他的学识所折服。庆历元年（1041），曾巩入京游太学，写了一篇《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并附文数篇呈献欧阳修。欧阳修见其文，奇之，认为曾文气势澎湃，虽有滥用辞藻之不足，但只要稍加疏导，将会更有成就。次年，曾巩科举落第，欧阳修专门写了《送曾巩秀才序》，批评了当时陈腐守旧的考试方法和录取标准，赞扬曾巩“思广其学而坚其志”的志向。之后欧阳修还向宰相杜衍推荐曾巩，称“进士曾巩者，好古，为文知道理，不类乡闾少年举子。”“阁下志乐天下英材，如巩者进于门下，宜不遗之。”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痛革科场积弊，录取了曾巩和曾布、曾牟三兄弟。嘉祐五年，他又保举曾巩任馆阁校勘。在欧阳修的奖掖下，曾巩文思日进，才华大展，成了北宋著名的文学家。“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这两句诗，是欧阳修题赠王安石之作。欧阳修在这里借用了李白、韩愈的文名，称赞王安石杰出的文学才华。

欧阳修是通过曾巩的介绍才知道和结识王安石的。曾、王交谊深厚，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举进士第，其后，曾巩两次致信欧阳修举荐王安石。庆历六年，欧阳修贬知滁州，曾巩来到滁州，把王安石的文章带给欧阳修评判。欧、王二人，日后政见并不相同，但终生诗文赠答，书信往来，维持深厚的个人友谊。欧阳修死后，在众多的祭奠文章中，感情最深、写得最好的，应算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

曾巩作品精选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如何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译文】

临川郡城的东面，有块缓缓高起的高地，下临溪水，名叫新城。新城的上面，有一口低洼的长方形水池，称为王羲之墨池。这是南朝宋人荀伯子在《临川记》里所记述的。王羲之曾经仰慕东汉书法家张芝，在此池边练习书法，池水都因而变黑了，这就是他的故迹。难道真的是这回事吗？

当王羲之不愿受人勉强而做官的时候，他曾遍游越东各地，泛舟东海之上，以快心于山光水色之中。难道当他逍遥遨游尽情游览的时候，又曾经在此地休息过吗？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渐入佳境，看来他所以能有这么深的造诣，是因为他刻苦用功所达到的结果，而不是天才所致。但后世没有能及得上王羲之的，恐怕是他们所下的学习功夫不如王羲之吧？看来学习的功夫怎么可以少呢！更何况对于想要在道德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的人呢？

墨池旁边现在是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王君深怕关于墨池的事迹被湮没无闻，就写了“晋王右军墨池”这六个大字悬挂在门前两柱之间标明它，又对我说：“希望有篇叙记文章。”我推测王君的心意，莫非是因为爱好别人的长处，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肯让它埋没，因此就连他的遗迹一并重视起来吗？或者是想推广王羲之临池苦学的事迹来勉励这里的学生吗？人有一技之长，尚且使后代人尊崇到这般地步，更不用说仁人君子们留下来的风尚和美德会怎样地影响到后世人呢！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作记。【题解】《墨池记》是以“记”名篇、叙述结合的说理文。仁宗庆历八年（1048）九月，曾巩来到临川，凭吊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墨池遗迹。州学教授王盛请他为“晋王右军墨池”作记。作者由叙述墨池遗迹，进而阐明王羲之书法卓异并非“天成”，实乃得力于苦练；并进而推论，欲深造道德，更须努力于勤学。文章即事生情，反复唱叹，题小意宏，言近旨远，最后以“仁人庄士”的流风遗韵恒久沾溉后世作结，委婉多姿，饶有余味，体现了作者温醇典重、谨严明洁的一贯之风。

作者首先介绍了墨池的处所、形状及其来历。“临川之城东”至“《临川记》云也”，其中用“有地隐然而高”和“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分别形容地势的突起和水池的低深，宛如一位高明的画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墨池的鸟瞰图，富于立体感。又征引南朝刘宋人荀伯子的《临川记》，说明这墨池的来历非虚。

文章进而由物及人，追忆王羲之弃官返乡的一段经历，充分证明了业精于勤的深刻道理。

末段在点明撰文由来后转入议论，作者阐明王盛用意时，也用了推测性语气，显得委婉深沉，语重心长，悠游叹赏，而又更切合于实情。

苏轼

答李端叔书

轼顿首再拜。闻足下名久矣，又于相识处，往往见所作诗文，虽不多，亦足以仿佛其为人矣。寻常不通书问，怠慢之罪，独可阔略，及足下斩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顽钝废礼，一至于此，而足下终不弃绝，递中再辱手书，待遇益隆，览之面热汗下也。足下才高识明，不应轻许与人，得非用黄鲁直、秦太虚辈语，真以为然耶？不肖为人所憎，而二子独喜见誉，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以二子为妄则不可，遂欲以移之众口，又大不可也。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

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乎？抑将又有取于此也？此事非相见不能尽。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岁行尽，寒苦。惟万万节哀强食。不次。【译文】

轼顿首再拜：我听说您的大名已经很久了，又常常在熟人之处看到您所作的诗文。虽然我读到的并不多，但也能凭此大概了解您的为人了。平常我不寄信给您表示问候，这怠慢失礼的过错还可宽恕不计。等到您正处在居丧的痛苦中时，我也不能有一个字的安慰给您，舍弟子由来时，承蒙您先赐惠函，但我又一再怠惰地不即予回信，我的愚钝与失礼，竟到了如此地步。然而您始终不嫌弃我而与我断绝往来，又劳您再次寄来亲笔书信，对我愈加尊重，读了您的信，我羞愧得脸发烧、汗直冒。您才气高、见识高明，不当随便赞许别人。莫不是因为黄鲁直、秦少游他们那么说了，您就真的认为我这样好吗我不才，受到别人的憎恨，而他们两位先生偏偏喜欢称赞我，就像有人喜欢吃昌蒲做成的腌菜，有人喜欢吃羊枣，却无法随便追究他们为什么这样的原因。凭着黄、秦两位先生的推誉来妄加夸赞，就已经不妥了，竟要用这推誉之言改变众人的评说，就更不妥了。

我年轻时，读书、写文章，纯粹是为了应举而已。考中进士以后，贪求得到更多而不想就此终了，又去应制举对策，其实有什么意思而这制科的名目称作“直言极谏”，所以常常不厌其烦地说古论今，考辨论列是非，无非是为了应付那名目而已。人就苦于没有自知之明，靠着这点本事满足了愿望之后，于是就自以为确实具有这方面的才能。所以我议论不休地直到现在，就在这件事上犯法而获罪，差一点死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宫”的故事，真令人好笑。然而世人竟认为我要想在是非争论中为自己树立名声，那就错了。胡乱地评说利害得失，这正是制科之人的习气。好比应时而动的虫鸟，自己要叫就叫，不叫就停，哪里能对人们造成什么损害和补益我常常埋怨如今一些人对我过于看重，而您又一再这样地称赞我、评价我，就愈加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了。

自从获罪以来，我自然便严重地与世隔绝了。我乘上小船，穿着草鞋，尽情漫游于山水之间，与樵夫、渔父一起相处，虽常常被那些装醉作痴的奸佞之人鄙弃和漫骂，而自己却总是为渐渐不被人所知而高兴。平素的亲友没有一个字寄来给我，即使有信给他们也得不到回信，自己庆幸或许可以免去尘扰了。而您又重新来推崇我、称赞我，与我所希望的极不相符。

树上长有疤瘩，石块上呈现出圈纹，犀角两头相遇，从而以此博取人们的赞美，但这都是树、石、犀角的病态。我在贬谪期间无所事事，便冷静省视，回顾这三十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发现多半属于这样的病态。您所看到的，都是过去的我，不是现在的我。岂不是光听到我的名声而不考察我的实情，取了华丽的外表却不顾内在的本质吗或是还要在这赞美中又有所得这些事情，不见面就无法说得清。自从获罪后，我不敢写片文只字，这信虽算不上什么文章，可是信笔写下这些想法，不知不觉已满数页，也不必给别人看，想来您一定能明白此中意思的。一年将要过去，天气冷得厉害，希望您千万千万要节哀，并尽量吃些东西。语无伦次地说到这里。【题解】《答李端叔书》写于元丰三年（1080）十二月，即作者被贬黄州次年冬。这封信旨在谢辞李之推誉，然而在一再的申述中，却主要表现出了自己以口舌失官的无奈与无聊，以及因获罪而得以深自闭塞、放浪山水的有幸与有慰，驱使唯心，无不如志，满纸肺腑语，发尽心中感触。“齐虏得官”一典，从反面自嘲，又譬之时虫候鸟，从正面自申，妙语解颐中，自见得合情合理。此文可谓怨而不怒，气韵自然，神气超远，笔势奇横，读来有行云流水之感。

苏轼小传

苏轼（1036-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省）人。苏洵之子。嘉祐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登进士第。后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中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累官杭州通判，知密、徐、湖三州。神宗元丰三年（1080）御史台兴“乌台诗案”，苏轼被以“谤讪朝廷”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祐初，哲宗年幼，高太后主政，起用反对熙宁变法的旧官，苏轼受到太后特别的器重，累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礼部尚书。但苏轼又不赞成司马光尽废新法，因政见不合，就主动请求出知杭州、颍州等地。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元绍圣，罢“元祐党人”，苏轼于绍圣初年（1094）四月以“讥斥先朝”罪贬知英州，尚未到达贬所，八月又贬惠州，绍圣四年四月再贬儋州。在儋三年，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徽宗朝立“元祐党人碑”（罪人碑），苏轼碑上有名。高宗朝才得正名，赠太师，谥文忠。

苏轼的诗、词和散文都代表北宋文学最高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

苏轼的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苏轼和秦观的永别

绍圣元年至绍圣四年（1094-1097），由于“新党”重新执政，苏轼作为“旧党”领袖人物被贬到南方荒蛮之地，作为“苏门四学士”之首的秦观被列为“余官之首”受牵连。苏东坡最终被贬到儋州，秦观最终被贬到雷州，师徒各处一端，隔海相望。

苏东坡、秦观师徒二人都因为党派之争而受牵连，他们一生都被卷入了无情的政治漩涡之中，苏东坡甚至被流放天涯海北，但是他能随遇而安，没有悲观。反观他的学生秦观，就没有老师这么乐观了。在被贬雷州之后，本来就充满忧郁和憔悴的秦观就变得更加绝望和消沉了。也许是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或者已经决定要离开这个无可留恋的世间，秦观就自作挽词，奏起生命将终的哀曲。

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皇后摄政，赦免了所有元佑大臣。当年5月，那个时代的闲云野鹤式的人物吴复古来到海南岛，带给苏东坡遇赦的好消息，苏东坡被移居对岸的雷州。不久门生秦观也来信证实，并说他在雷州也刚收到赦免令。那时，在政治上共进退的师徒二人看到了重回中原的曙光。

苏东坡奉令移居到海南岛对面的雷州半岛。昔日在雷州半岛送他去海南的弟弟苏辙已经携眷北归，虽然北上是好事，但苏东坡觉得此次登陆一定很寂寥，可是他想错了，因为他想不到他的学生秦观正在对岸翘首以盼他的到来。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渡过琼州海峡的苏轼一行刚下船抵达雷州半岛，就听到海岸上有夫役说：“徐闻县令特派小民前来迎接苏学士。”苏轼就乘轿去了徐闻县衙。在徐闻县衙内，设宴招待苏东坡的除了徐闻县令，还有一个让苏东坡喜出望外的人——门生秦观。师徒相见，悲喜相加，促膝长谈。秦观告诉老师其他三位苏门学士的下落：“起初，朝廷起复张耒为黄州判官，今又移知兖州；晁补之本为信州监酒税，今又迁为史部郎中兼国史院编修；黄庭坚不赴鄂州监税，畅游眉山去了。”苏轼感叹：“我今已老矣，不知能否与他们相见。”苏门四学士中，唯有秦观有幸见到了自己的恩师苏轼。那个夏日的一天晚上，下起了一场大雨，上天也为师徒二人的重逢感动得落泪。感慨良多的苏轼触景生情，立即作《雨夜宿净行院》诗：“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

苏东坡抵达雷州后，还曾与儿子去探望过秦观。荒蛮之异乡，师生相见，同此际遇，自然少不了一翻唏嘘。他们在这样一个天气炎热，一雨成灾的化外之地吟诗作赋，欢娱竟月。他们彻夜静坐，最后惨痛离别，各奔东西。

1100年，哲宗崩，徽宗即位，秦观从雷州返还，在滕州华光亭含笑而逝。一代才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苏东坡听到秦观暴死的消息，悲痛得“两日为之食不下”，叹云：“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这一声悲痛的呐喊源于一种心灵上的契合。苏东坡与秦观的友谊演绎出的一段千古佳话，令无数人为之动容。

苏东坡与秦观名为师徒，实为挚友，苏东坡还曾写下《雷州八首·此为秦观作》，没想到在雷州见面，竟成永别！a

鹊桥仙

秦观bcde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fg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h在朝朝暮暮。【注释】

a 鹊桥仙：农历七月七日夜，牛郎织女渡过鹊桥相会，是民间广为流传的爱情故事。此词咏调名本意。

b 纤云弄巧：纤细的云彩，就像织女在表现编织云锦的技巧一样。

c 星传恨：夜空的流星，像是在传递着他们相思的苦恨。

d 银汉：银河。迢迢：遥远貌。暗渡：指牛郎织女深夜过桥幽会。

e 金风：秋风。玉露：晶莹的露珠。

f 佳期：指情侣的会面。

g 忍顾：怎忍回顾。

h 朝朝暮暮：指朝夕相聚。

苏轼作品精选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译文】

壬戌年秋天，七月十六日，我与友人在赤壁下泛舟游玩。清风阵阵拂来，水面波澜不起。举起酒杯向同伴劝酒，吟诵“明月”诗里“窈窕”这一章。不一会儿，明月从东山后升起，盘桓在斗宿与牛宿之间。白茫茫的雾气横贯江面，清泠泠的水光连着天际。任凭小船漂流到各处，越过那茫茫的江面。前进时就好像凌空乘风而行，并不知到哪里才会停栖，感觉身轻得似要离开尘世飘飞而去，有如道家羽化成仙。

在这时喝酒喝得高兴起来，敲着船边，打着节拍，应声高歌。歌中唱道：“桂木船棹和香兰船桨，迎击空明的粼波，逆着流水的泛光。我的心怀悠远，想望伊人在天涯那方”。有会吹洞箫的客人，按着节奏为歌声伴和，洞箫呜呜作声：有如怨怼有如倾慕，既像啜泣也像低诉，余音在江上回荡，丝丝缕缕缭绕不绝。能使深谷中的蛟龙为之起舞，能使孤舟上的寡妇为之饮泣。

我的神色也愁惨起来，整好衣襟坐端正，向同伴问道：“（箫声）为什么这样（哀怨）呢？”同伴回答：“‘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是曹公孟德的诗么？（这里）向西可以望到夏口，向东可以望到武昌，山河接壤连绵不绝，目力所及，一片郁郁苍苍。这不正是曹孟德被周瑜所围困的地方么？当初他攻陷荆州，夺得江陵，沿长江顺流东下，麾下的战船延绵千里，旌旗将天空全都蔽住，面对大江斟酒，横执长矛吟诗，委实是当世的一位英雄人物，而现在又在哪里呢？何况我与你在江边的水渚上打渔砍柴，与鱼虾作伴，与麋鹿为友，（在江上）驾着这一叶小舟，举起杯盏相互敬酒，如同蜉蝣置身于广阔的天地中，像沧海中的一粒粟米那样渺小。（唉，）哀叹我们的一生只是短暂的片刻，（不由）羡慕长江的没有穷尽。（想要）与仙人携手遨游各地，与明月相拥而永存世间。知道这些终究不能实现，只得将憾恨化为箫音，托寄在悲凉的秋风中罢了。”

我问道：“你可也知道这水与月？流逝的就像这水，其实并没有真正逝去；时圆时缺的就像这月，终究又何尝盈亏。可见，从事物变易的一面看来，天地间没有一瞬间不发生变化；而从事物不变的一面看来，万物与自己的生命同样无穷无尽，又有什么可羡慕的呢？何况天地之间，凡物各有自己的归属，若不是自己应该拥有的，即令一分一毫也不能求取。只有江上的清风，以及山间的明月，送到耳边便听到声音，进入眼帘便绘出形色，取得这些不会有人禁止，感受这些也不会有竭尽的忧虑。这是大自然（恩赐）的没有穷尽的宝藏，你我尽可以一起享用。”

客人高兴地笑了，洗净酒杯重新斟酒。菜肴果品都已吃完，杯子盘子杂乱一片。大家互相枕着靠着睡在船上，不知不觉东方已经露出白色的曙光。【题解】

本篇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无端受屈、含冤入狱的苏轼，在“乌台诗案”结案后不久，就被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所幸的是黄州地方官吏钦慕他的为人与俊才，非但不加管束，还常常任他在管区内纵情游山观水，而情豪兴逸的苏东坡则每游一地必有诗文纪盛，《前赤壁赋》与《后赤壁赋》就是这一时期留下的不朽名篇。

景物的连贯，不仅在结构上使全文俨然一体，精湛缜密，而且还沟通了全篇的感情脉络，起伏变化。起始时写景，是作者旷达、乐观情状的外观；“扣舷而歌之”则是因“空明”、“流光”之景而生，由“乐甚”向“愀然”的过渡；客人寄悲哀于风月，情绪转入低沉消极；最后仍是从眼前的明月、清风引出对万物变异、人生哲理的议论，从而消释了心中的感伤。景物的反复穿插，丝毫没有给人以重复拖沓的感觉，反而在表现人物悲与喜的消长的同时再现了作者矛盾心理的变化过程，最终达到了全文诗情画意与议论理趣的完美统一。

苏辙

上枢密韩太尉书

太尉执事：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焉。

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归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译文】

太尉执事：辙生性喜好写文章，对此想得很深。我认为文章是气的外在体现，然而文章不是单靠学习就能写好的，气却可以通过培养而得到。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现在看他的文章，宽大厚重宏伟博大，充塞于天地之间，同他气的大小相衬。司马迁走遍天下，广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之间的英豪俊杰交游，所以他的文章疏放不羁，颇有奇伟之气。这两个人，难道曾经执笔学写这种文章吗？这是因为他们的气充满在内心而溢露到外貌，发于言语而表现为文章，自己却并没有觉察到。

辙出生已经十九年了。我住在家里时，所交往的，不过是邻居同乡这一类人。所看到的，不过是几百里之内的景物，没有高山旷野可以登临观览以开阔自己的心胸。诸子百家的书，虽然无所不读，然而都是古人过去的东西，不能激发自己的志气。我担心就此而被埋没，所以断然离开家乡，去寻求天下的奇闻壮观，以便了解天地的广大。我经过秦朝、汉朝的故都，尽情观览终南山、嵩山、华山的高峻，向北眺望黄河奔腾的急流，深有感慨地想起了古代的英雄豪杰。到了京城，抬头看到天子宫殿的壮丽，以及粮仓、府库、城池、苑囿的富庶而且巨大，这才知道天下的广阔富丽。见到翰林学士欧阳公，聆听了他宏大雄辩的议论，看到了他秀美奇伟的容貌，同他的学生贤士大夫交游，这才知道天下的文章都汇聚在这里。太尉以雄才大略称冠天下，全国人依靠您而无忧无虑，四方各蛮夷惧怕您而不敢侵犯，在朝廷之内像周公、召公一样辅君有方，领兵出征像方叔、召虎一样御敌立功。可是我至今还未见到您呢。

况且一个人的学习，如果不是有志于大的方面，即使学了很多又有什么用呢？辙这次来，对于山，看到了终南山、嵩山、华山的高峻；对于水，看到了黄河的深广；对于人，看到了欧阳公；可是仍以没有谒见您而为一件憾事。所以希望能够一睹贤人的风采，就是听到您的一句话也足以激发自己雄心壮志，这样就算看遍了天下的壮观而不会再有什么遗憾了。

辙年纪很轻，还没能够通晓做官的事情。先前来京应试，并不是为了谋取微薄的俸禄，偶然得到了它，也不是自己所喜欢的。然而有幸得到恩赐还乡，等待吏部的选用，使我能够有几年空闲的时间，将用来更好地研习文章，并且学习从政之道。太尉假如认为我还可以教诲而屈尊教导我的话，那我就更感到幸运了。【题解】

公元1056年，苏轼、苏辙兄弟随父亲去京师，在京城得到了当时文坛盟主欧阳修的赏识。第二年，苏轼、苏辙兄弟高中进士，“三苏”之名遂享誉天下。苏辙在高中进士后给当时的枢密使韩琦写了一封信，这就是《上枢密韩太尉书》。

关于本文的主题，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苏辙想通过这封书信拜见韩太尉。苏家并非世族大家，苏氏父子三人出蜀进京，虽然兄弟二人同科进士，一时荣耀无比，但在朝中却是人生地不熟，无人提携扶帮，日后的路也并不好走。何况宋时进士已是多如牛毛，虽然苏轼在礼部的考试中一鸣惊人，但苏辙却仍是籍籍无名。当时文有欧阳修，武有韩琦，能获得两人的支持和帮助是苏轼兄弟在政坛站稳脚的基础。苏轼已经因为一篇文章让欧阳修赞不绝口，收为弟子，苏辙就只能从韩琦这方面打开通口了。时韩琦任枢密使，可谓位尊权重。苏辙想通过这封信来打动韩琦，从而得到他的接见和赏识。

第一段，先从作文当有养气之功谈起，明确提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文章是“气”的表现。第二段，就自身经历进一步对“养气”说展开论述。第三段：由上文欧阳公，自然引出韩琦。第四段，再次自明志气，再次表明求见之意。在写作手法上比较新颖、巧妙，足见功力。

苏辙小传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祐六年（1061），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

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旧党当政，他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哲宗元祐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元祐六年（1091）拜尚书右丞，次年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元祐八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袁州、雷州安置（官制用语，宋朝对犯罪官员的一种处分），绍圣丁丑春（1098）移化州别驾（官名，即州牧，知州），后又贬循州等地。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

苏轼与苏辙

苏轼（1036-1102），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辙（1039-1112），苏轼之弟，字子由，号颍滨遗老。两人皆为唐宋八大家，连同他们的父亲苏洵，世人尊称“三苏”，归纳他们的特点是“凝炼老泉，豪放东坡，冲雅颍滨”。

苏轼苏辙俩的性格生来就大不相同，苏轼热情奔放，苏辙沉静恬淡。少年游玩之际，但凡有山可登，有水可浮，苏轼未尝不急急撩起衣裳，率先而行，苏辙却要查看一番后，才不紧不慢地跟上；苏轼如得到一副书画佳作，立刻欢呼雀跃，真以为乐，而苏辙总是淡漠地看着，不甚经意，但跟在哥哥身后读书习字，未尝一日相舍。

二苏的名字很有意思，都与“车”有关，名字里大有乾坤：“轼”是车上的前列扶手，是车的最显眼处、最易惹祸处；“辙”是车轮压出的痕迹，有功而不赏、有难而不担。在苏轼十二岁、苏辙八岁那年，苏老泉作了一篇《名二子说》，颇见取名的良苦用心：“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知子莫若父”，苏洵是深知两个儿子的脾气性格的。他见“大苏”性不忍事，每遇不平事，立刻“如蝇在口，吐之而快”，无意中得罪不少人，就取名为“轼”，“轼乎，吾惧汝之外饰也”，故再取字“子瞻”，希望他做事能瞻前顾后，三思而后行。对于沉静内敛的“小苏”，老苏取名为“辙”，“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再取字“子由”，希望他能适当“动辄由他”，自由洒脱，大可不必担心福祸。

有人说，“名字决定命运”，绞尽脑汁地想个好名字来谋取人生的大富大贵、时来运转。但好名字并没有给苏轼的仕途带来好运！苏轼一生大起大落，尝尽世间悲苦离愁，做事并未“瞻前顾后”；而苏辙谨慎一世，未尝一日“由着性子”去。

虽然个性文风截然不同，苏轼苏辙兄弟俩的感情却丝毫未受影响。相反地，并肩携手、患难与共的手足亲情，几乎贯穿他们的一生，苏辙说哥哥“扶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认为弟弟“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还常常说自己实不如子由，“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轼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几十年间，兄弟二人诗文词往来，从未间断。苏轼几乎每到一个任所就给子由寄信赠诗，仅以“子由”为题的诗词，诸如《示子由》、《别子由》、《和子由诗》等，就超过100首。

苏辙作品精选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骋骛，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雌雄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

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译文】

长江出了西陵峡，开始进入平地，水势奔腾浩荡。南边与沅水、湘水合流，北边与汉水汇聚，水势显得更加壮阔。流到赤壁之下，波浪滚滚，就像是无际的海洋。清河张梦得，贬官后居住在齐安，他在房舍的西南方修建了一座亭子，用来观赏长江的胜景。我的哥哥子瞻给这座亭子起名叫“快哉亭”。

在亭子里能看到长江南北上百里、东西三十里。波涛汹涌，风云时而出现，时而消失。在白天，船只在亭前往来如梭；在夜间，水中动物在亭下悲声嚎叫。景物变化万端，惊心动魄，不能长久地欣赏。现在我能在亭中的小桌旁席上赏玩这些景色，抬起眼来就足够看了。向西眺望武昌的群山，（只见）山脉蜿蜒起伏，草木成行成列，烟消云散，阳光普照，捕鱼、打柴的村民的房舍，都可以一一指点。这就是把亭子称为“快哉”的原因。至于沙洲的岸边，古城的废墟，是曹操、孙权所伺机夺取之处，是周瑜、陆逊率兵驰骋的地方，那些流传下来的风范和事迹也足为世俗之人所称快。

从前，楚襄王让宋玉、景差跟随着游兰台宫。一阵风吹来，飒飒作响，楚王敞开衣襟，迎着风，说：“这风多么使人快乐啊！这是我和百姓所共有的吧。”宋玉说：“这只是大王的雄风，百姓怎么能和你共同享受它呢？”宋玉的话在这儿大概有讽喻的意味吧。风并没有雄雌的区别，而人有生得逢时，生不逢时的不同。楚王感到快乐的原因，而百姓感到忧愁的原因，正是由于人们的境遇不同，跟风又有什么关系呢？读书人生活在世上，假使心中不坦然，那么，到哪里没有忧愁？假使胸怀坦荡，不因为外物而伤害天性（本性），那么，在什么地方会不感到快乐呢？（读书人生活在世上，如果他的内心不能自得其乐，那么，他到什么地方去会不忧愁呢？如果他心情开朗，不因为环境的影响而伤害自己的情绪，那么，他到什么地方去会不整天愉快呢？）现在，张梦得不因为被贬官而感到忧愁，利用征收钱谷的公事之余，在大自然中释放自己的身心，这是他心中应该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如果是用蓬草编门，以破瓦罐做窗，都没有觉得不快乐，更何况在清澈的长江中洗涤，面对着西山的白云，尽享耳目的美景来自求安适呢？如果不是这样，连绵的峰峦，深陡的沟壑，辽阔的森林，参天的古木，清风拂摇，明月高照，这些都会成为诗人游子感到悲伤憔悴而不能忍受的原因，哪里看得出这是畅快的呢！

元丰六年十一月初一，赵郡苏辙记。【题解】

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苏辙上书营救苏轼，因而获罪被贬为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元丰六年，与苏轼同谪居黄州的张梦得，为览观江流，在住所西南建造了一座亭子，苏轼替它取名为“快哉亭”，还写了一首以快哉亭为题材的词——《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苏辙则为它作记以志纪念。黄州，今湖北黄冈，宋名齐安。

本文特点是因亭景而生意，借亭名而发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文章在开头交代快哉亭的地理位置、命名由来、并为后文安排伏笔之后，在第二段着力描写快哉亭附近的足以令人快意的景物。在写景时，或就目之所见，或就思之所及，融时空于一体，变化多端，开阖自如。在第三段就“快哉”二字的来历发表议论，说明人生之快，既不在身边景物的优劣，也不在遇与不遇的不同，得出了“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结论，既赞扬了张梦得，也抒发了自己不以贬谪为怀、随遇而安的思想感情，使一篇写景文章有了更深刻的意义。文章委婉曲致，一波三折，充分体现了作者“汪洋澹泊，一唱三叹”的文章风格。

王安石

答姚辟书

姚君足下：别足下三年于兹，一旦犯大寒，绝不测之江，亲屈来门。出所为文书，与谒并入，若见贵者然。始惊以疑，卒观文书，词盛气豪，于理悖焉者希。间而论众经，有所开发，私独喜故旧之不予遗而朋友之足望也。

今冠衣而名进士者，用万千计，蹈道者有焉，蹈利者有焉。蹈利者则否，蹈道者，则未免离章绝句，解名释数，遽然自以圣人之术单此者有焉。夫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而已。而曰圣人之术单此者，皆守经而不苟世者也。守经而不苟世，其于道也几，其去蹈利者则缅然矣。观足下固已几于道，姑汲汲乎其可急，于章句名数乎徐徐之。则古之蹈道者，将无以出足下上。足下以为何如？【译文】

姚君足下：与您分别至今已三年，那天早上您冒着严寒，渡过深不可测的长江，亲自屈驾光临舍下。您拿出所写的文稿，带着名帖进来，像是拜见贵人一样。我起初又惊又疑，后来渎了文稿，感到文词充实、气势豪逸，于理不通的地方极少。交谈中您还论及五经，我听了有所启发，心里为老朋友没有忘记我，并能来探望我而暗自高兴。

如今，衣冠楚楚地名为进士的人，多得数以万千，其中有趋奉儒道的，有趋求功利的。趋求功利的人是鄙陋的；而趋奉儒道的人，却不免要分析章句，解释名数，于是其中就有人顿时自以为圣人的学术全在这章句名数。圣人的学说，强调的是修养自身，治国平天下，其要义在于国家的安危、天下的治乱，只是不在章句名数而已。而认为圣人的学说全在这章句名数的人，都是奉守经义而又不苟同世俗的。能奉守经义而不苟同世俗，那么它对儒道来说已很接近，而与趋利之人相去甚远。我看您本已接近于儒道，姑且急切地去探求要义，那还是应该的，至于章句名数方面，就慢慢地去研究吧。如果能这样，那么，古代趋奉儒道的人，将没有谁能超出于您之上。您认为如何？【题解】

王安石以经国为志，一生致力于矫世变俗、治国平天下，于文则主张“适用”，强调“有补于世”。这封短信正体现了这一宗旨。姚辟时初为进士，学虽深而精于礼典，王安石对此不甚为然。信开头先谢其来见之诚，然由“惊”、“疑”而“喜”，亦尽见荆公之情。这就为下文便发微词留足了余地。信之关要处即从“进士”之名生发，正反相衬，层层推进，直言儒学要义，以章句名数为讥，进以经世之说。文章出语轻婉，转接圆矫，不枝不蔓，涵茹有致，充分表现其辨理透辟、语言简练的散文风格。

王安石小传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北宋临川县城盐埠岭（今临川区邓家巷）人。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

王安石出生于仕宦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曾随文宦游南北各地，接触到一些社会现实。对农民的痛苦生活有所了解。因此，年轻时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他于二十二岁中进士后，历任淮南推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东刑狱提典等职，均能体恤民情，为地方除弊兴利。北宋嘉佑三年（1058）任支度判官时，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原则，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

1067年神宗即位，王安石出任江宁（今南京）知府，旋被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即开始实施变法，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场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但由于司马光等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新法在推行中屡遭阻碍，宋神宗也时有动摇。熙宁七年，王安石被迫辞相，再任江宁知府，次年二月复任宰相，不久又因维护新法得罪了神宗而再次罢相，退居江宁半山园，被朝廷封为“荆国公”。后人称其王荆公。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正因为王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这些都是他在艺术观和创作上的局限。

王安石与苏东坡

苏轼和王安石是分属两个政治营垒的政治敌人，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耿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王安石则把东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次年，王安石的姻亲、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告东坡护丧回蜀时利用官船贩卖私盐等物，王安石闻之大喜，当即奏知神宗，第二天就下公文到东坡返蜀的沿途州县调查此事，连当年服役的士兵和船夫都被抓来严刑逼供，结果一无所得。司马光、范镇等大臣纷纷为东坡辩诬，范镇且指出苏洵去世后韩琦、欧阳修两人赠送的赙金即达五百两，东坡均予谢绝，岂有反而贩卖私盐以谋薄利的道理，东坡才算逃脱了谢景温与王安石合谋罗织的罪名。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东坡，神宗不听，王安石就说对待东坡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王安石身为年长十五岁的前辈和位极人臣的宰相，这样对待持不同政见的东坡，确实有失公正，更谈不上厚道。无怪在十多年后，当东坡在江宁与王安石相见时，东坡说了一句“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能言善辩的王安石也只好无言以对。

当然，王安石对东坡的才学其实是深为赏识的，尤其是当他不在朝中的时候，曾称赞东坡所撰的《表忠观碑》，又曾兴致勃勃地次韵东坡在密州所写的“尖叉韵”雪诗。当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后，王安石从江宁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对东坡得以免死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元丰七年（1084）七月，刚离开黄州贬所的东坡来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会晤了已经退居江宁八年的王安石。一个是经历了四年磨难的旧党中坚，另一个是业已退出政坛的新党首领，虽然都还坚持着各自的政治立场，但毕竟远离了政治漩涡，彼此间的敌意已大为减退。见面之后，东坡说他有话想说。王安石顿时变了脸色，以为东坡要重提旧怨。东坡又说，他要说的是有关天下的大事，王安石才定下神来倾听。于是东坡对当前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的措施表示不满，认为“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兆，并劝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说那都是吕惠卿主政的结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预。东坡又说：“‘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这只是事君的常礼，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岂能以常礼来报答皇上？”王安石顿时激动起来，厉声说：“我一定要说！”但他马上叮嘱东坡不可泄漏此话，原来他对吕惠卿的倾轧心有余悸。

此时东坡与王安石身上的政治家色彩已经消退，文人学士的身份意识得以凸显，所以他们的对话很快离开了政治的主题。两人互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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