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丰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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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拐点上——世纪伟人邓小平的智慧和胆识试读：
前言
值此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本书选择邓小平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以最新的认识视角记述历史的真实，追思这位世纪老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功伟绩，景仰一代领袖的雄才大略，再次领悟一代伟人的智谋和胆识。
邓小平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许多重大事件，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始终坚持正确路线，始终充满革命热情，不畏艰险，勇挑重担，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以超人的胆识和卓著的战功，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领导了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不久就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为党的建设的加强和改进，作出了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他于1973年复出，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不久，由于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再次被错误地撤职、批判。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面临着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再度恢复工作后，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峻局面，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和高超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在邓小平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次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
邓小平响亮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他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我们党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他指导我们党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地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他紧密联系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引领党和国家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和活力。
邓小平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为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充分展现了一位伟大领袖的崇高品德、博大胸怀、卓越胆识和革命风格，为我们[1]树立了光辉典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科学世界观最鲜明的特征。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始终不渝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他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2]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同时，他谆谆告诫我们：“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3]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最尊重实践，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新的条件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
邓小平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提出了许多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他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和帮助后发展的地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必须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统一战线是一个重要法宝，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奋斗；用“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等等。这些创造性的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为我们不断开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邓小平热爱人民、心系人民，始终对人民群众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毕生奋斗的目标。邓小平深情地说：[4]“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还强调：“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5]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
邓小平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的诺言。邓小平心中始终装着人民，时刻惦记着人民的安危冷暖，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邓小平始终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总是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
邓小平坚持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吸取思想营养和前进力量。他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6]智慧，集体的智慧。”
邓小平坚持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的观点，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的立场，坚持人民的事业必胜的信念，充分反映出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政治风波，邓小平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支持我们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开放，使我们党和国家经受住了险风恶浪的严峻考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航向。
1992年初，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前往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提出了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和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作出了重大贡献。
邓小平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说：“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7]没有任何别的考虑。”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在被错误地打倒和蒙受冤屈时，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心灰意冷，总是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愈加激起探索真理的勇气，更加深入地思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根本规律问题，发愤要有新的更大作为。“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不顾个人荣辱，冒着再次被打倒的风险，力挽狂澜，大刀阔斧地整顿“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全面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的峥峥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
尽管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陷入逆境，但他再度出来工作时，仍然毅然决然地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邓小平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但始终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他总是说：“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8]得出来的。”邓小平早就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身体力行地带头实践，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邓小平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伟大品格和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他无私无畏的品德、坚忍不拔的意志、海纳百川的胸怀，将永远鼓舞我们勇敢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经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
邓小平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是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同我们祖国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贡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给了中国人民，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也赢得了各国人民的普遍尊敬。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对邓小平的历史贡献给以高度评价：“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9]色社会主义。”
2012年是邓小平年南方谈话20周年，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离京视察，即选择深圳。在向邓小平雕像敬献花篮后，习近平来到人群当中，与群众进行了互动。习近平表示，党中央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习总书记重走邓小平南方视察之路，实际上表明了他拓展改革的坚定决心。
中国共产党为拥有邓小平这样优秀的党员，中国各族人民为拥有邓小平这样伟大的领袖，感到无尚光荣和无比自豪。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各族人民永远怀念邓小平，永远敬仰邓小平。邓小平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04年8月22日。[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82页。[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1～292页。[4]《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注：这是邓小平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写的序言，1981年2月14日）[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第368页。[6]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04年8月22日。[7]《邓小平自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8月，第5页。[8]这是邓小平同志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的谈话，新华社1986年9月2日。[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1页。第一章 赴法、留苏：16岁走出国门
四川省广安县，这块地形颇似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聚宝盆的地域，因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而与四川省一道被赞誉为“天府之国”，也就是“天堂”的意思。
尽管世界在这个时候正经历着翻云覆雨的动荡，尽管在不久后全世界不同肤色的人民都将卷入残酷而规模浩大的战争，但是，深处中国腹地的这个小县城却如世外桃源，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然过着田园般的生活。
邓文明是一个富裕的小康之家的主人，有自己的土地和房产。他的家在距四川省中心城市重庆市北156公里之远的一个偏僻的山地村庄里，这个小村庄名叫“协兴”。
邓家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取名为邓先烈。可是，邓文明和热情的亲戚们还是迫不及待地希望能有个接续“香火”的儿子。尽管中国的一些先锋思想人士已经开始掀起反对传统封建主义的大潮了，可是在这个偏远的小村庄里，人们还是相信，一个儿子将意味着家族的未来与希望。
1904年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二日，邓文明终于如愿以偿：他得到了第一个儿子。妻子临分娩的前几天，在这幢马蹄形的灰色木结构瓦房里，邓文明异常兴奋地布置了那张结婚床以迎接婴儿的诞生。这是一张古色古香的大床，上面雕刻着龙凤等精致的图案，是一件南方风格十足的木刻艺术品。就是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诞生了一位日后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伟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按照民俗，邓文明在家门上挂上了弓箭，除了借此向邻居和客人宣布男孩的出世，也蕴含着他对儿子深沉而热烈的希望。他给儿子取名为邓先圣，也就是参加革命后改名的邓小平。
尽管协兴村又小又偏僻，却有着一家私塾和一所不大的小学堂。[1]1909年邓文明把儿子送到了那位私塾的门下。改其学名为邓希贤。一、5块银元扶危济困的故事
邓希贤小时候聪明好学，8岁这一年，在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一个好朋友忽然悄悄地哭起来。希贤急忙问为什么，这位家境贫穷的同学说，他的妹妹病重，如果得不到治疗可能就要死去，可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凑足这笔治疗费。幼小的希贤听完这个沉重的故事后默默地走开了。第二天一早，希贤跑到那位朋友身边，悄悄地塞给了他5块银元——这在当时当地可以买到500斤谷子——然而这一笔钱却是希贤瞒着精明的父亲从他的钱箱里偷出来的。
几天之后，东窗事发。邓文明发觉丢了钱异常恼火，气愤地把全家人召集起来。还未等到父亲说出第一句威吓的话来，年幼的邓希贤便站了出来。他递给父亲一根棍子，说错了。父亲狠狠揍了他一顿，希贤一声不吭地挨着打，眼泪却止不住地掉了下来。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事后，怒气平息的父亲开始仔细询问事情的前因后果。儿子告诉他，自己的好玩伴遇到了困难，他的妹妹眼看就要病死了，但是他们家拿不出钱来治疗。父亲明白了，一把将儿子揽入那宽厚的怀里，连声称赞儿子做得好，做得对。父亲懊悔不迭，他问儿子在这不该挨的惩罚时为什么一声不吭呢？为什么不知道替自己辩解呢？小小的希贤抬起头认真地回答说，按规定小偷的确应当受到惩罚，所以自己挨打[2]是理所应当的。
至于为什么要哭，那是因为希贤觉得自己非常无能，以至于不能自己挣钱来救济他的朋友们。尽管显得如此纯真幼稚，但是这种本自于崇高的人道精神和传统儒家“仁义”道德的扶危济困的思想，已经在邓希贤幼小的心田里萌芽了。以后，当他领导农民闹革命时，当他跨马长征时，当他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当他坐在国务院办公室里或是巡视在大江南北时，也许他记起了或忘记了这个关于5块银元的故事，可是这种扶危救世的英雄主义精神早已渗透在他的一言一行之中，并且时刻鞭策着他，因为他选择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一个解放者的道路。
在1949年以前，他和他的战友们致力于把人民从“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在1949年以后，他又和他的同志们致力于把人民从贫困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从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不适应的生产体制中解放出来。
5块银元的事情结束不久，父亲为了让大儿子能受到好的教育，便将希贤送到离家8公里以外的广安城里的学校。这是邓希贤第一次离开那个偏远而宁静的小山村，当然，从此他也告别了那种富裕的田园生活，告别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充满着艰难困苦和理想希望的新的世界。[1]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第46～53页。[2][美]理查德·伊文思著：《邓小平传》武市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7页。二、身在异乡的爱国者
邓小平进入重庆预备学校所参加的活动的正式名称叫“勤工俭学”，其先驱是李石曾。李是一位爱国人士，信仰无政府主义，推崇法国文明。他已作了多年的努力，试图建立中法之间较密切的联系，并且设法使中国工人与学生同时在法国享受工作与教育的好处。他本人家境富裕，曾在法国的中学和巴黎的巴斯德学院学习。
李最早的筹划始于1908年。他在巴黎郊外创办了一家豆腐加工厂，并开始给工人们（都是来自中国他老家的同乡）传授中文、法文、基础科学和良好的社会行为。按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的做法，他主张对学生们严格管理，禁止喝酒、吸烟和赌博，只是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这个尝试最终没有维持多久。豆腐加工厂因为不赚钱而破产，李只好把参加这项实验计划的学生送回祖国。
但李并不灰心，他接着又策划了一项新的更具雄心的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的几年里，他安排约130名中国男女学生在巴黎、蒙达吉斯个和枫丹白露的中学里学习。战争期间，他创建了一个学会。这个学会就是给在法国工厂里的中国工人以基础教育，并使他们了解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该协会在巴黎开办了一所学校，部分中国工人在辛苦工作之余，还抽空前往学习。
1916年，仍在法国的李石曾又推出了一个计划：招收一大批受过教育的年轻的中国人到法国，边工作边学习。他热切地希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克服轻视体力劳动的坏思想，同时让他们教导当时在法国的三万名中国工人，并使他们学会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用的技能。他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希望“发展中法两国联系，尤其是在法国的科学与精神教育帮助下，改进中国的道德、学术与经济生活”。他劝说中国的朋友们和具有善意的人们在中国开设华法教育会分会，并设立学校，招考学生，为到法国生活和工作准备经验。青年邓小平
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非常糟，也因为第一代现代中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所以一大批中国青年被李的计划所吸引。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期间，有近1600名学生，其中约30名是女生，从海上乘船前往法国。像邓小平这样还不到20岁的学生不多，30多岁甚至40多岁的更少，大多数是20岁出头的年轻学生。他们大部来自四川省和湖南省。有些是大学毕业生，但绝大多数没有超过中等教育程度。他们来自社会的中层，即使轮船公司提供一百银元的优惠票，大部分家庭还是难以承担（有时候，商会会借钱给他们买船票，如果他们手头不方便，商会会延长贷款的期限）。
大多数勤工俭学的学生动身赴法时是乐观的，确信虽然必须辛苦工作，但最终会获得先进的专业知识和工业技能。有人还希望了解法国如何成为并保持民主共和制的成功秘诀。周恩来（他和邓小平后来成为最知名的勤工俭学学生）1920年6月，在赴法的五个月之前写了一首诗，诗中称法国是“自由的故乡”，并期待有一天能够在中国“扯开自由旗”。在法国这边，也对这些中国学生抱有很高的期望。有一段时间，法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们曾为英美文化的传播，特别是新教徒传教士通过创办中学和大学对中国施加影响，而感到忧虑。所以他们欢迎中国的这个勤工俭学运动，认为这是让中国人了解及敬仰法国文化的最佳方式。他们中有些人同年轻的中国人一样浪漫，断言这项运动会带来两种文化的交融。一位热心者写道，中国人是“遥远[1]东方的法国人”。因为他们是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
在重庆学校，必修的基础课程是法语、中文和基本工业技能。邓小平在班级里表现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他的一个同学60多年后写道，他当时学习“非常勤奋”。从法国外交部的档案文件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文件记载，他到法国时希望到冶金厂工作。文件里也指出，他成功地被学校录取，并通过了由设在成都的法国领事馆主持的法语考试。从重庆学校毕业后，邓可能回到广安作了短暂停留，为旅法准备行装等，并向他的家人道别。离别是痛苦的。倘若他和他的父母事先知道他们注定永远不会再相见，那么这次离别会更加令他们伤心。
1920年9月，邓和他的叔叔以及其他83名川东子弟，乘轮船从重庆启程，踏上了旅法的第一段旅程，同时也开始步入了他的革命生涯。[1]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第57～63页。三、勤工俭学的收获
1920年10月的一天，一位法国警官在他的名册登记本上记下了“邓希贤”这样一个名字的时候，惊讶地看着的眼前这位中国青年。是的，他不仅是这一批共88位搭乘“盎特莱蓬”号海轮的乘客中最矮的一位，而且也是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一位。这一年，邓希贤才刚16岁，孩子似的圆圆的脸庞，梳得一丝不乱的长发。
邓希贤首先登上岸，在岸上组织他的同胞们，协调他们的行动。他早已将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将所有人分成了9队，每队约10人；行李也按小队分成了9堆，以便他们一队一队地上岸并通过海关的检查。
邓希贤已经显示了他出众的组织和管理的才能。
但是，现实常常令人大失所望。
当初邓文明舍得将自己的长子送到遥远的异国他乡，是想让他能读更多的书，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当初邓希贤和他的伙伴们远离家乡和父母亲朋，为的是能够走出那个限制着他们身心发展的小环境，为自己也为祖国寻求一条崭新的道路。
然而在这里，邓希贤却不得不与黑人、西班牙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一起在工厂里干粗活。所谓的“勤工俭学”已经只剩下了“勤工”，哪有时间和财力去学习呢？
不过，事物总是辩证地存在的。虽然邓希贤没有机会和时间学习书本知识，但是这种繁重复杂的工场劳作使他对于工人阶级有了切身的认识；这也使他结识了年纪较大、较为成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这些无疑都为他最终成为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奠定了基础。
在这些日子时，邓希贤还学会了有关钳工活儿的主要技术，这些本领后来在“文革”中下放时再次发挥了作用。
1924年，邓希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从这一年起，邓希贤就成了共产党组织的正式成员。
他到了巴黎，当邓希贤踏上这座城市的道路时，他已经决定要做一个职业革命家了。
如果把《新青年》杂志看成是介绍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的信息刊物的话，那么，由中国共产党支部和青年团共同出版的新半月刊杂志《赤光》则是一本具有斗争性和宣传性的刊物。它的目标是“联合民众反对中国的军阀政府，以及联合国际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在这里，邓希贤认识了一位著名的学生领袖、党的最初的领导者——周恩来，并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同志友谊。
邓希贤在出版的15期刊物中，一个人就撰写了37篇文章。他甘于在幕后做长期的努力，并且毫无怨言。他的书法功底在这里显示了应有的作用；他用灵巧的手和娴熟的书法艺术把一个个字刻在蜡纸上，然后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上印出。在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二楼周恩来的房间，一期期充满战斗性的《赤光》迅速准时地发行着，它在旅法革命者中争相传递，成为点燃革命烈火的星星火炬。
在这个新的岗位上，邓希贤开始更加努力地工作，除了给同事们分派写作任务外，同时还审校文章和亲自撰写文章。
当然，他仍然没有放下他乐于从事的手工活儿，依然认真仔细地把成千上万的字刻在蜡纸上。他刻的每一个笔画都非常漂亮、清晰；而对于印刷工作，他也做得同样出色，以至于人们都认为，每期刊物都是用铅字印刷出来的。年轻的邓希贤曾是革命性刊物《赤光》的主要编辑，他被亲切地誉为“油印博士”鉴于这一杰出的工作，邓希贤[1]被亲切地誉为“油印博士”。
用蜡纸印刷的《赤光》引起了约1500名“勤工俭学”者、学生们和华籍工人们极大的兴趣，他们也从这一刊物犀利的文章和精美的刻印中初步认识了这个叫作邓希贤的年轻的编辑。邓希贤写的文章不是纲领性的政策条款，而是以强烈的精神力量号召人们向虚假报导有关中国局势以欺骗人们的卑鄙行为作斗争。
这是当时一篇文章的摘录：“…青年党自称是旅法华人的领路人，而且要拯救中国。在他们的节日庆祝会上，演奏了美妙的音乐，表演了迷人的舞蹈，大家都轻快地跳着舞。如果人们想想，家乡到处都在进行战争，那么要把这个10月10日多彩的夜晚当作旅法华人的喜庆节日，只是一种伪善。在这样的局势下，人们怎能在这五光十色的首都里的晚会上呆下去呢？”其飞扬的文采与年轻人的豪气从中可见一斑。
1925年5月底，远方祖国的一个悲剧性事件很快传来了巴黎。“五卅惨案”使得上海和巴黎的中国心联结到了一起，跳动在一起。旅法共产党号召所有在法国生活的中国人起来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赤光》杂志发表了标题特刊：“向屠杀上海人民的帝国主义刽子手[2]作斗争！”
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法国巴黎的28个中国组织一致同意举行一次“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共同的危难使有着共同血脉却持不同政见的人们团结在了一条战线上。
浩大的斗争行动终于触犯了法国当局和北洋政府，随之而来的是逮捕和严厉的遣返浪潮。
秘密警察和间谍日夜监视着中国共产党在法国的总部，法国保安局已与上海的法租界警察制定了秘密的搜捕计划。
但是他们的反应显得迟钝了点——当警察闯进了卡斯泰耶大街3号小旅店的5号客房里时，邓希贤已离开法国边界几个小时了。法国警察推测“油印博士”一定在这里居住过，因为他们发现了油墨、滚筒以及几包印刷专用纸。
年轻的邓希贤在法国度过了整整5年的光阴。想当初，他是作为一个满怀理想和热望的16岁的热血青年踏上了西渡的轮船，他来到法国，只是为了学习崭新的知识和技术：他是作为“勤工俭学”者而来到欧洲的。
但是当他离开这片充满异国情调的土地的时候，他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呢？法语，欧洲见闻，西方国家的本质，还有就是共产主义的真理，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另外，他还喜欢上了法国巴黎的甜而香软的小面包，以及学会了打牌——这两个嗜好甚至一直保持到晚年。
历史是无从假设的。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到达马赛港时，邓希贤在20世纪的邻邦俄罗斯也坐落着一所“中山大学”，青年的邓小平于这座苏联人口中的“中国孙逸仙工读大学”学习过。图为广东中山大学原址还只是来自中国西南腹地的一个没见过多少大世面的中学生，假如他能够按照原本的理想被里昂大学录取，假如他只是一直在学习而不是一直在和外籍工人们劳作，遭受饥饿和剥削，那么，未来的历史很可能就只会有一位姓邓的科学家，而非常遗憾地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
应当感谢历史，是它使得年轻的邓希贤在离开法国去往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莫斯科时，已经变成了一名在言语和行动上都有所作为的共产主义职业革命家了。[1]张世明、郑晓国、相三栓著：《邓小平珍闻录》，知识出版社1993年1月，第23～27页。[2][美]理查德·伊文思著：《邓小平传》武市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20～22页。四、莫斯科的“小钢炮”
莫斯科是一个美丽的城市。积雪覆盖的冬天，那些楼房、教堂都像一座座的水晶宫似的。莫斯科的人们穿着保暖的皮毛衣物，围着大围巾，嘴里不断呼出的白色的热气，生活沸腾而热烈。
邓希贤和他的法国支部的同事们来到了向往久已的“中山大学”——苏联人把它称作“中国孙逸仙工读大学”。许多著名人物都在这所大学里学习过，例如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老先生、中国后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越南革命的领袖胡志明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
迎接邓希贤他们的是方形主楼前一排排掉光了树叶的白桦树。壮观的苏式建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的正端有成百个房间。饭厅设在楼下，行政管理和教学管理部门、藏书广泛的图书馆和上课的教室则分布在其他的楼层上。
大学座落在非秘密的地点，但它并不向外开放。谁要踏进大学校门，就必须向门卫出示他的身份证。甚至在莫斯科的报纸上也极少有关于校内学习生活的报道。只有苏联政府和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广东省了解这所革命干部训练学校的情况。
邓希贤和他的同志们第一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城市观光，参观大学，认识和熟悉同学、老师，以及了解他们的学习任务。之后，他们开始了紧张而热烈的学习生活。
当邓希贤踏上远离父母家乡的远洋轮船时，他不正热情地盼望着这种学习生活吗？现在，他实现了夙愿。
邓希贤和同志们必须上许多必修课，其中首先是语言课。俄语是必学的入门课，英语、法语和德语是可选听的课程。由于邓希贤已掌握了法语，老师不久便让他在本班和其他班级担任法语翻译。大多数讲课的老师只讲俄语，因此讲授和学生的提问回答均需由一名翻译口译，这样的教学非常艰苦但充满了激情。
邓希贤所修课程包括：人类起源、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史和西方革命史等历史课；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等哲学课程；在政治经济学中他重点学习了《资本论》；另外，他还选修了一门极为重要的起源于美国的经济地理学，它阐述了地理状况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形成及其演变的影响。
可是年轻的革命家们更喜欢另外两门课：列宁主义和军事学。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课程像磁石吸铁一样吸引着年轻的中国革命者们，因为他们本身都是热忱的共产主义者。而军事科学课程则分成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受训的革命者要学习作战方法、行军布阵和现代战争武器的使用方法，在那里，邓希贤学会了怎样使用冲锋枪、手榴弹、迫击炮和其他武器。军事训练课大多在军事学院进行，有时他们还去驻扎在莫斯科城郊的苏联红军部队里学习。
不久以后，整个大学人人都在谈论从巴黎来的“小钢炮”了。邓希贤不仅身材矮小而且非常年轻，一眼看去给人以非常精干的感觉，加上他那四川辣椒培养出来的善于辩论的口才以及他对革命的热切的追求，同学们亲切而敬重地把他比作这种陆军中极有力的轻型武器。
邓希贤的生活状况也得到了改善。他在晚年回忆起那些留法年代的往事时曾说：“我若能有钱买一块小面包或一杯牛奶的话，我总是高兴得很。”至此，在莫斯科他可以不必为面包和牛奶的问题操心了。
这里，他们有足够丰盛的食物。同学们在第一学年里吃足了鸡、鸭、鱼和肉块土豆。除了按在中国的习惯一日三顿热餐，每天还能有两道点心。但是邓希贤只享受了两个月，因为苏联政府需要增加面粉、肉、鱼和黄油的出口以弥补外汇的不足。
他们刚从巴黎来到莫斯科时衣衫褴褛；而来到“中山大学”之后便换上了不花钱的新衣服，从冬天的大衣到毛皮的防寒靴，到夏天的凉皮鞋，从牙刷到鞋油，全部实行配给制。
娱乐和文化生活也不缺乏。邓希贤可以经常来俱乐部，在那里可以玩他喜欢的桥牌游戏或者下下棋——他的牌技又长进了许多。
这一切都不是毫无目的的无私援助。苏联人要在这群“中山大学”的中国革命事业的精英人物面前展示他们最好的关怀，他们的好客热情是深思熟虑之后的战略措施。苏联人知道，对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的精心照料，今后将会获得更多的回报。苏联人的本意是要充当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哥”，建立以自己为盟主的联盟。他们想要把中国革命者套在自己的战车上；另一方面，苏联人还希望在中国这个辽阔的、沸腾的农业国里找到富有影响的盟友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1][1]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第145～152页。五、回国担任军事学校教官
1926年5月的一天，当莫斯科火车站迎来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军人时，邓希贤的命运又开始了新的转机。
这个中国军人便是冯玉祥，苏联把他当作高级国宾来欢迎。冯玉祥将军在莫斯科住在“欧洲宾馆”。邓希贤和中山大学其他共产主义者学生们经常去拜访他，跟他探讨国事。而这位胖而和蔼的军人，也作为中山大学的“名誉学生”经常出入于校园。
冯玉祥每天都受到邀请，和重要的人物们会谈，例如加里宁、托洛茨基，以及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奇怪的是他从未能与斯大林这个政治军事强人见上一面，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到了大约能够装备40万人的军事装备。
因为斯大林想争取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成为他在中国的盟友，而这位“基督将军”也正需要斯大林慷慨的军事援助。冯将军回国的时候，他身边的人增加了许多：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和建议，有3位很有影响的领导人陪同冯将军并辅助他的行动；此外还有98名苏联顾问以及——莫斯科的“小钢炮”。
邓小平的回国旅途开始于1926年底，先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的乌兰库德，再换汽车到乌兰巴托和黄河上游的银川及兰州，最后到了西安。他开始坐火车，后坐卡车，然后骑骆驼和马，走了很长的路途。最不舒服的路程一定是戈壁沙漠，他乘坐的是一辆弹药卡车。1月的戈壁沙漠气温可降到摄氏零下30度，在乌兰巴托与黄河之间有[1]五百多英里。邓小平于1927年2月抵达西安。在受到冯玉祥将军接见后，被告分配到刚成立的中心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他亲自去教室里为学生们讲解不平等的条约必须废除，革命士兵与军阀军队里粗暴的雇佣兵的本质区别等。
1927年6月，冯玉祥同蒋介石在徐州达成反共协议，开始“驱逐共产党员出国民党”，随后，冯玉祥在部队和辖区开始“清党”反共。邓小平于6月底离开西安到武汉。
邓希贤在莫斯科的朋友中，有一位青年总是穿着皮夹克，戴着鸭舌帽，个儿不高，走起路来蹦蹦跳跳。他的年龄比邓希贤小，但学龄却比他长。他们几个经常一块儿去教堂广场或是莫斯科河畔散步聊天。他非常奇怪，为什么邓希贤总爱围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
他就是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
蒋经国和邓希贤一样，也是一个矮壮而热情的青年，排队时老是站在一起，肩挨着肩。这真是生活和历史开的一个大大的玩笑——有谁能料想到，当年的这两个同窗共学的朋友和同志，几十年后竟会成为海峡两岸的领袖人物和政治对手呢？[1][美]理查德·伊文思著：《邓小平传》武市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42～43页。第二章 百色起义：在广西的政治风云中
1929年7、8月间，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去广西工作，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准备、组织武装起义。
这次中共中央派人去广西，是应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广西省绥靖司令李明瑞的要求而派遣的。为了对付和防备蒋介石，俞作柏、李明瑞便通过俞作豫找共产党，希望共产党派人，帮助他们撑持局面。
俞作豫是俞作柏的弟弟、李明瑞的表弟，曾在广州护法军燕塘讲武堂就读，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战争，任李明瑞旅下辖第三团团长，也是一员勇猛战将，在汀泗桥、贺胜桥和江西德安等战役中建有战功。大革命失败后，俞作豫于1927年10月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后被派回广西从事革命活动，领导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队。1929年春奉命到桂军俞作柏、李明瑞部进行秘密工作。当俞作柏、李明瑞一经表示想邀请共产党共事商议之时，俞作豫义不容辞，立即与我党取得了联系。
由此，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干部到广西工作，中央代表即为邓小平。此时的邓小平，已不是从苏联刚刚学习回国的那个邓希贤了。在国内两年多的革命实践活动，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在艰难困苦和白色恐怖之中的革命活动，使他增加了不少的革命斗争经历。自从在“八七”会议之前到党中央机关工作以来，特别是在担任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后，他有机会列席党中央的各种最高会议，有机会看到全国各地的工作报告，有机会参加党的一些重大决策活动的技术性工作，这使他具有了更高的政策水平和政治水平。一、发展壮大党的组织
邓小平乘船到香港后，立即与党的南方局取得联系。当时党中央的南方局设立在香港，负责广西、广东两省的工作。因为香港和上海一样，是租借地，因此便于我党的工作掩护。
南方局的书记是贺昌，聂荣臻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贺昌和夫人黄木兰（定慧）、聂荣臻与夫人张瑞华两对夫妇住在香港跑马地的凤凰台附近。邓小平一到香港，便与他们取得了联系。据黄定慧回忆：“那时我们夫妇和荣臻、瑞华住在一起，小平同志到香港后住在一个旅馆，他到我们住的那里来过一次，主要是与贺昌同志和聂荣臻同志一起谈广西的工作。他还在我们那里吃了晚饭，菜是我和瑞华烧的。”为了保持和中央的联络，党中央还派了特科的龚饮冰与邓小平一道前往广西，并带着电报密码，负责机要工作。
与此同时，我党还陆续派了几十名军政干部，利用各种渠道和关系，进入俞作柏的省政府和李明瑞的军队中去工作。他们或是由人介绍，或是改换姓名，都未公开使用共产党员的身份。他们之中有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楚）、徐开先、李谦、冯达飞、叶季壮、李干辉、佘惠、李朴、沈静斋、许卓、许进、何世昌、宛旦平、袁任远、袁振武（也烈）、史遽然等。
大约在9月间，邓小平和龚饮冰到达南宁。到达南宁后，邓小平首先和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取得了联系。9月10日，中央代表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南宁、梧州、左右江地区等3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邓小平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会议作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等重要决议。还通过了有关农村工作、宣传鼓动工作、职工运动、妇女运动、共青团等问题的文件，确定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斗争任务和策略，并选举了以雷经天为书记的广西特委。
邓小平回忆：“我们到南宁后，我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进行统战工作，同时注意把中央派到俞处的干部分配到合适的地方。”邓小平到广西后化名邓斌，公开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身份作为掩护，实际则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负责领导广西党的工作。
在广西，邓小平迅速和俞作柏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我党的影响下，俞作柏、李明瑞首先释放了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中共南宁区负责人罗少彦、工人运动领导人何健南、共产党员谢鹤筹、吴西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从狱中释放出来。这些人，特别是一批党团员干部，后来都成为建立广西红军的骨干。
李明瑞在掌握广西军事大权以后，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非常需要扩建军队，以充实力量。于是广西警备大队应运建立，下辖新编第四、第五两个大队。
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等人通过俞作豫，向李明瑞提出建议，建立教导总队，以培训初级军官。用这种方式，我们党把一百多名干部学员安排进教导总队，培训和教育了近千名李明瑞旧部队中的进步青年，并在学员中发展了一批新的党员。
在与共产党的协商下，一批共产党人被安排到新建立的警备大队中。四大队，共产党员张云逸为大队长，共产党员李谦任副大队长。五大队，共产党员俞作豫为大队长，共产党员史遽然为副大队长。按照中央代表邓小平的指示，张云逸等在四大队中安排了100多名共产党员担任连排干部。他们还对士兵加强了革命思想教育，惩办了民愤极大的旧军官，吸收了大量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部队，使部队的成份和思想面貌都得到了改造。二、组织、领导左右江农民运动
广西的形状就像一片扁平而宽阔的大桑叶。首府南宁，在广西的西南部。北部，有通往湘黔的重镇柳州。东部，有通往广东的门户梧州。而左右江地区，则在其西部。
从南宁往西，一条邕江一下子分为南北两江，西北方向通向百色的叫右江，西南方向通向龙州的叫左江。左右两江之间的三角地带，称为左右江地区。
右江地区地处桂、滇、黔三省交界之地，是一个聚居着壮、汉、瑶等民族的多民族地区。大革命时期，韦拔群即在该地区的东兰、凤山两县建立了农民革命武装。在这里，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也从未停息过。韦拔群和他的战友们在右江地区打下的深厚的群众基础，为迎接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革命武装部队的到来，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邓小平曾回忆：“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由于群众的踊跃参加，第四大队由1000人很快扩大到2000人。在第五大队，俞作豫也调来了一些农民运动分子充实军队，人数也迅速上升为2000人。而教导总队，也由共产党员徐光英担任负责人。这次扩充的新军，便成为以后建立红七、红八军的基本武装基础。
在我党的影响下，俞作柏在广西开放了进步的群众运动，省农协得到了恢复，而且召开了代表大会。工会、妇女协会、学生会等进步组织相继恢复。俞作柏还任命了一批大革命时期涌现出来的农民运动领袖担任各县县长，使左右江20多个县都由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所执掌。其中就有东兰县的韦拔群。右江东兰的农民运动，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曾蜚声省内外，因为这里有一个卓越的广西农民运动领导人韦拔群。图为邓小平与韦拔群相见魁星楼铜像
韦拔群出身富裕之家，早年即有爱国之志，曾参加讨袁护国，1925年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当大革命在全国迅速发展之时，广西右江地区由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凤山等地农民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成为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农民运动地区之一。韦拔群不但建立了农民协会，而且建立和发展了农民自卫武装。他们反贪官、抗捐税、打土豪、毁契约，把农民运动搞得一派热火朝天。1926年春，桂系军阀慌忙派军镇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兰惨案”。韦拔群乃是真正的革命英雄，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他率领农民军坚决打击敌人，占领了县城，迫使当时的桂系省政府承认了东兰农运的合法地位，取得了这次斗争的胜利。“四·一二”事变以后，广西革命斗争转入地下，而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独有东兰拔哥率领的这支农民队伍，始终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
韦拔群，拔哥，是广西广大农民群众的骄傲和英雄。他在右江地区创下的武装力量和建立的深厚的群众基础，为今后红军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共产党支持下，俞作柏、李明瑞支持农民武装，给了东兰农民武装革命军以“右江护商大队”的正式名义，并发拨几百支枪以示支持。
除了兵运工作以外，邓小平和广西特委，针对原广西中共地方组织非常零乱的状况，抓紧恢复和发展各地方组织，使广西地方党的组织逐级建立了联系，同时还举办党员学习班，出版了党内刊物。
一个新的革命热潮在南宁，在广西，迅速发展了起来。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在反动派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唯独广西，出现了革命新高潮。
但是，当时在广西，人们并不知道有邓小平这么一个人。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多年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邓小平到了广西后，并未公开露面，只在极小的范围内活动，只和极少数的人进行接触和联系。除了党内很小的范围以外，邓小平只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对俞加强工作。邓小平在积极开展广西的工作的同时，和党中央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便及时请示和汇报工作。
广西局势的发展，早已引起了各色人物的注视。曾经支持俞李倒桂的蒋介石，就更加关切广西局势的发展了。说来也凑巧，势态的发展，很快便为蒋介石提供了一个除掉俞、李的良机。这就是俞、李追随汪精卫改组派通电反蒋。
1929年10月1日，俞作柏和李明瑞在南宁举行了反蒋誓师大会，发出通电，宣布俞作柏为讨蒋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为副司令。随后，俞、李立即对其所辖各部队作了战斗部署，李明瑞还亲赴前线，指挥军队向广东进攻。
蒋介石分析了广西的形势，决定以收买方式瓦解俞、李部队。很快，吕焕炎、杨腾辉和黄权等实权将领相继被收买，俞、李这次反蒋，不到十天就告失败。
在俞作柏、李明瑞决定参加通电反蒋时，我党即客观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李明瑞只有三个师的兵力，内部又不一致，来广西时间且短，立足未稳，政治、经济基础都很薄弱，因此此次反蒋定会失败。
俞、李不听我党劝告通电反蒋后，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以防不测，邓小平决定把我党已经控制的第四、第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留下，担任保护后方的任务。经邓小平等人一再说服和坚持，俞、李终于同意了这一方案。
俞、李率大队出发后，邓小平与张云逸等立即着手准备应变。他们派四、五大队各一个营去左、右江地区，先行准备工作。在南宁，利用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的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控制了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堆集如山的弹药。同时，将汽船备好停在江边待用，作好一切应变准备。
幸亏有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的远识和未雨绸缪，否则，俞作柏、李明瑞这次倒蒋将会遭到全军覆没，不但不会东山再起，就连一块容身之地，恐怕亦难找到了。
俞作柏、李明瑞仓皇逃回南宁后，立即准备再向左江逃去。邓小平和他的同志们商议后，当机立断，决定即刻举行兵变，把部队拉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并以百色、龙州作为重点，重新开创局面。
这一决定经秘密电台上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并得到了批准。时间紧迫，刻不容缓。
10月中旬的一天，入夜时分，南宁市区内枪声四起。兵变部队突然行动，打开了军械库，搬取了所有的枪械和弹药。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在宣布行动后迅速撤离南宁。
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的一小部分，由张云逸率领沿右江逆流撤向西北方向的百色地区。第五大队，由李明瑞、俞作豫率领沿左江撤向西南方向的龙州地区。
而邓小平，则率领着党委和地方做秘密工作的同志，指挥着装满军械的船队和警卫部队，沿水路溯右江，向百色地区进发。当时在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官的袁任远回忆：“小平同志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从水路向右江进发。很巧，我和佘惠是和小平同船而行。过去我们只知道小平是我们的领导，但从未见过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平。他当时化名叫邓斌，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小平遇事冷静沉着，机智果断。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健谈，有时也很诙谐。”邓小平率领着他们的船队，在滔滔江水中逆流而上。江水在船舷边翻起浪花，南方十月的风吹拂着每一位革命战士的脸庞，他们的心，犹如阳光般的明亮，他们的激情，犹如这江水翻滚激荡。
船队一路顺风，不久即到达右江地区。
对于中央代表邓小平，张云逸早已久闻其大名，只是由于秘密工作的原因而从未谋面。部队到了田东后，他才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张云逸在回忆中写道：“我们到达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忽然见叶季壮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20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哦！你就是邓小平！’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邓小平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一时忘记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邓小平就和我住在一起。”
就这样，在作为中央代表的邓小平和其他共产党人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下，广西的党组织有效地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把部队转移到百色和龙州地区，为在不久的将来，打起红旗，成立红军和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基本条件。三、在百色、龙州起义中显才能
百色，距南宁约210多公里，这里已非广西腹地，周围没有大镇，西边就是云南。
龙州，距南宁约150公里，这里紧临我西南要塞镇南关（今凭祥市），对面跨过十多公里就是越南。
邓小平和他的同志一到百色，就积极进行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立即筹划武装起义。邓小平召开了党委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六大”主张；改造和扩大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通过地方组织，武装农民，开展打土豪劣绅的斗争。右江地区的革命活动日益发展。至11月初，党中央批准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颁发了红七军、红八军的番号，任命了领导干部。邓小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立即在百色和龙州筹划一切，具体部署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百色起义纪念馆
到百色后，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部署，积极开展工作。首先，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把政权掌握过来，在我们力量所及的地方，撤换一些反动的县长，换上我们自己的人；第三，整顿军队，扩大武装。当时的部队是从李明瑞的旧部队拉过来的，成分复杂。为了把这支旧部队改造成革命的军队，首先清洗了一些反动的军官，对他们不抓、不杀，发给路费，“礼送出境”，然后在部队中实行民主革命，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在政治上、生活上一律平等，禁止打骂，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第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第五，消灭地主武装和土匪，巩固根据地；第六，培训干部，邓小平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他亲自给他们讲课。党的“六大决议”、“十大纲领”、苏维埃政权等问题，就是他亲自给干部们讲的。他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理论联系实际，很受欢迎。
就在这时，回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百色，向邓小平他们传达中央的指示。中央批准了邓小平他们的建议，要他们在广西左、右江地区创建根据地，创建红军，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委任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委。左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八军。
听到中央的决定，邓小平他们十分振奋。当即，他们又派龚饮冰回上海，把部队撤到右江地区的情况再向中央汇报，并表示：“我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大概需要四十天的准备，就可以就绪，那时就立即宣布起义。”“邓小平当即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加紧准备，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那天，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
公元1929年12月11日，百色城头高高升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
按照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为军长，邓斌（小平）为政委。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二纵队司令胡斌，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军部经理处长叶季壮。
第二天，在平马召开了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为委员。红七军成立后，建立了前敌委员会，中央代表邓斌为书记，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李谦、何世昌等为委员，统一领导部队和地方的工作。
在百色起义的前夕，也就是在11月的下旬，邓小平突然接到上海党中央发来的电报，要他去上海报告工作。于是邓小平便同张云逸等作了工作布置，于百色起义的前几天，也就是12月初，由百色动身，由一个向导带路，化装成商人，准备首先到龙州布置检查工作，为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作准备，然后再由龙州经越南海防乘船到香港，再乘船去上海。
邓小平带领袁任远和佘惠由百色出发，先到田东住了一宿，第二天，他们在路上，正巧遇见李明瑞。
原来，李明瑞、俞作豫到了龙州后，一方面筹集军饷，一方面整理部队。而俞作柏此时已离开广西去了香港。11月末，李明瑞欲乘粤桂两军对峙、广西政局混乱、南宁空虚之际，发动攻势反攻南宁。他已命令俞作豫率领左江部队开进崇善待命，并亲自过右江与右江的部队商议联合攻取南宁。正在他去右江的途中，遇到了邓小平。
邓小平和李明瑞，都已相互闻名已久，而这次路遇，却是他们第一次的相见。从这一次相识开始，邓小平便和李明瑞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并开始了一段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战斗历程。在反映百色起义的美术作品中，李明瑞为邓小平等人分析作战示意图
这次相遇后邓小平和李明瑞谈了一会，便决定一块返回百色。这是因为，邓小平和李明瑞接触后，发现李明瑞和俞作豫对于是否打红旗，还持犹豫态度，但又感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当李明瑞到百色时，路遇邓小平，邓小平和李明瑞又转回百色，做李明瑞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革命道理，指出军阀混战的危害，说明党的计划是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准备百色、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至时请他任红七、八军总指挥，希望他跟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李明瑞欣然接受邓小平的劝告，毅然走革命的道路。
决心下定之后，李明瑞立即返回龙州。邓小平也再度踏上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路程。
李明瑞回到龙州时，发现当俞作豫率部队向崇善前进时，大队副蒙志仁竟在龙州叛变。李明瑞和俞作豫会合后，当即决定夺回龙州。经过对龙州的封锁和围攻，蒙志仁战败逃窜，五大队于12月3日光复龙州。
龙州起义后，红八军派部队开展打土豪和剿匪斗争，除掉了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恶霸，相继在八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在数天内的政权，他已作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的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这是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对龙州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高度评价。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使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的南疆大地上豪迈地高高举起一面呼啦啦飘扬的赤色旗帜，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极大地震动了反动势力，鼓舞了革命者的战斗士气。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后，左右江区域20个县，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任命，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邓斌（小平）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兼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其时，李明瑞33岁，邓小平25岁。四、巩固红色革命根据地
1930年1月，邓小平受中央汇报工作之命，回到了上海。他首先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了广西的工作。当时的汇报材料现存入中央档案馆的《军事通讯》第二期，篇名为“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军事通讯》为发表这份“讨论”加了一个编者按，内容如下：“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记录的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关于前委今后的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直接由群众选举的苏维埃革命政权，建立由贫农组织的农会，防止无目的的烧杀主义，一切工作向着群众，要扩大宣传，发展工人组织，对小商人实行保护，对大商人加重捐务，废除苛捐杂税，健全地方党的工作等等。
关于军队，要加紧军队的战斗力，建立游击战争的战术，改善待遇，作到官兵一律平等，在成份上改造红军，开展军事训练，加强军中政治工作，注意维护军纪党纪。军事发展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推向湘粤边界发展，以造成与朱（德）毛（泽东）会合的前途。
另外，红七军中军事人材够用，但缺乏党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材。地方党的组织，以前等于没有，目前党的组织干部甚为缺乏。当地农民生活很苦，土地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地主手中，自耕农多，但大都很穷，豪绅对农民压迫很厉害，因此农民对土地革命的积极性很高。广西的商品交换以鸦片为中心，现在一是扣留一部分鸦片，一是加重鸦片交易的税收。
以上是报告人报告内容的大意。在讨论中，发言人对广西的工作提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些意见一看即知带有浓厚的“左”倾味道。特别是几位发言人都提到对李明瑞绝对不要存“丝毫的幻想”，并要加紧与之斗争，否则将为其出卖。表现了对李明瑞极大的不信任和排斥。
众人发言后，报告人邓小平根据讨论者的意见作了补充说明，重申了一些工作重点，就一些人的意见和误解进行了说明和解释。
对于李明瑞，邓小平和他一起组织领导了百色、龙州起义。邓小平认为他最了解李明瑞，也最信任李明瑞。面对中央和中央军委一些领导的不同意见，他十分诚恳地解释道：“对李明瑞，我们当然不好怎样还存幻想，但是现在，在左江我们主观的力量还不够赶走他，而以为暂时利用他的线索去发动其下层群众工作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主要的要发动下层群众工作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建立工作的上层线索忽视掉！”
讨论会的最后，一位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作了结论。他认为，广西是适合于革命的发展，也适合于反革命势力的生存，因此要了解到，“这一时期还不能怎样乐观。”政治方面，要为武装保卫苏联和反军阀战争这两大党的任务服务，同时要加紧对红军政治纲领的宣传，建立经工农兵群众大会选举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会农会。在军事上明确前委是军中党内的最高机关，要开展士兵运动和扩大红军，红七军兵力应相对集中，龙州亦应与百色兵力会合，以与广东、福建朱毛红军相呼应而达到会合的前途。
这个结论性的发言，虽然未能脱离中央当时“左”的大框框，但总的来说，比较客观和求实地分析了广西的形势，指示了广西红军今后的工作。
在这个结论性的发言中，没有提及李明瑞的问题，但据邓小平说，他向中央建议批准发展李明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邓小平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完不久，即在3月2日，上海党中央给中共广东省委转红七军前委发了一份指示，上面写道：“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指示说：红七军是在全国客观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是在广西群众斗争的影响之下产生出来的，他虽出现在偏僻的广西，但并不能减低他伟大的作用与意义。
指示总结了红七军前一阶段的工作中的优缺点，指明今后工作的主要路线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建立在广大群众信任之上的苏维埃政权，红七军发展的前途，“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地方暴动取得联络，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先胜利的前途。”第三章 穿越时空：铁马冰河的长征岁月
1933年，蒋介石集中了一支拥有200架现代化作战飞机的飞行大队和坦克团、重炮旅的100万军队，开始了残酷的第五次大围剿。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的红军辗转行程近25000华里，从“红都”瑞金绕道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省，转移到了陕西。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长的最为罕见的长途军事行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军人所表现出的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互敬互爱的同志情谊和为了理想为了信仰的牺牲精神，无不使人闻之潸然泪下。一、长征路上的磨炼
邓小平和许多党政军领导一起，收拾起行囊和办公用品，手牵手，肩并肩，迈向了漫漫的征途。
翻越了18座山，穿越了24条江和12个省之后，长征的指战员们于1935年10月29日抵达了陕西北部。在经历了艰难转战之后，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然而活下来的都是军队中的精英。中国革命还有足够的希望和力量。人们习惯上把红都“瑞金”当作中央红军长征的起点，后经过证实，于都才是红军长征的主要集结地和出发地，是红军长征的起点
邓小平患了严重的疟疾，发着高烧，既不能骑马也不能行走。在离延安西约180公里的吴起镇，他经过静心的休养和很好的照料，他很快恢复了健康。
红军也有机会休整一下，恢复一下元气。吴起镇和瓦窑堡，是长征的最后停留点，红军的几大主力部队经过长途跋涉，都汇集到了陕西，共产党的有生力量现在全部集结在了一起并融为一体，又成为一支强有力的革命力量。
这支部队经过了炼狱般的考验，不仅对敌作战，而且同时又是一所培养共产主义思想的大学校，它教导和训练了战士们，使他们成为具有崇高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在经过的征途中向千百万的中国人民播撒马克思主义关于理想社会的崭新[1]思想的种子。
长征获得的军事、政治、组织的经验教训是共产党人以后取得成功的最主要的源泉。[1]《邓小平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8月，第52～54页。二、“倚马可待”的能手
邓小平在长征开始时，负责出版《红星》报。邓小平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从事过多年的报刊编辑工作。20世纪20年代初，他与周恩来、李富春、王若飞等一道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就曾负责编辑中共旅欧总支部的机关刊物《赤光》，该刊为油印本。年轻的邓小平不仅编写，而且还负责刻印，他的字迹端正，版面清晰，受到同志们的广泛赞扬。
20世纪30年代初，邓小平在赣南、闽西一带的中央苏区搞革命工作。在此期间，由于他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讲真话，办实事，受到了王明错误路线的打击与排挤，一度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派去主编当时红军总政治部机关《红星》报。身处逆境的邓小平毫无怨言，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当时的采编、选稿、校对、刻印等工作大部分都是由他一人承担。邓小平凭借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与出色的才能，把这份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当时的发行量达到17300份，被战士和群众称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一支有力喇叭”、“群众的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红军俱乐部”及“红军裁判员”等，在军队和群众当中起了巨大的宣传和鼓动作用。
在主编《红星》报的过程中，邓小平特别注意理论性、知识性与文艺性相结合。增加了文艺副刊，以此来吸引广大指战员。据统计，《红星》报前后共办了17个副刊和专栏。例如：指导学习革命理论的专栏《列宁室》。在此栏中专门举办了中央军委马列主义研究会关于《战争问题》和《巴黎公社问题》的讨论专题，并且选载了《苏联红军之道路》等文章，影响很大；《卫生常识》专栏，经常刊登防病治病与火线救伤等知识。副刊中，还专门对违犯党纪、军纪、破坏军民关系的人或事进行了批评。副刊中的《军事常识》、《军事测验》、《俱乐部》等，都紧密地配合了战争的需要，通俗地向指战员介绍战略战术方面的知识，如什么是围困战、堡垒战、游击战，怎样利用地形冲锋、刺杀等，受到了指战员的普遍欢迎。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聂荣臻、陈云等都在《红星》报上发表过文章，使《红星》报在军内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毛泽东于1933年在《红星》报上发表的《吉安的占领》一文，就曾在红军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一时期，邓小平不仅负责编辑和管理工作，而且还亲手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和社论，大家都夸他是“倚马可待”的能手。1934年12月中旬，在党中央召开的黎平会议上，邓小平接替邓颖超，担任党中央秘书长，随后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邓小平坚持拥护毛泽东主政，支持毛泽东的政治主张。[1][1]蔚建民：“邓小平的早期新闻实践”，《记者观察》2004年第9期。三、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
邓小平“随中央迁到上海不久，于1927年12月间，就被任命担[1]任党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那时他还不到24岁。
长征开始后两个月，几经转战的大部队抵达了贵州重镇——遵义。在这里举行的一次异常重要的党的会议，使这个原本不太出名的小城镇日后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富有转折性的里程碑式的纪念地。当人们游览参观来到这座小城市的时候，当人们驻足停留在这幢开会用的小楼房时，那些悬在楼顶迎风飘扬的红旗似乎还在向这个世界娓娓讲述着当年的故事。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中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机，它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纠正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同时，遵义会议也是邓小平政治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转机。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出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主管宣传工作，在此期间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当时，红军长征转战在国民党统治区，因当地群众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欺骗，对红军不了解，甚至害怕红军，弃家逃避。面对这种情况，宣传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要通过宣传，使群众了解红军。红军每到一地，邓部长就积极组织和领导宣传队员们进行宣传工作。通过宣传，把中国革命的火种传播到群众中间，使群众认识红军，并且支持红军的革命斗争。邓小平在后来谈起这次会议时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政治领袖把党引上了正确的道路。”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出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成为其政治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转机。图为遵义会议遗址
1935年1月19日凌晨，将近35000名战士离开了遵义城，踏上了继续远征的道路，尽管前面还有雪山草地等恶劣的大自然的障碍，尽管后面还有蒋介石和他的德国顾问的士兵在追击，但是红军战士们毫无畏惧和担忧，他们的心中充满了胜利的渴望。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能够充分地发挥他那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运用最精致老到的“声东击西”战术，摆脱了身后围追堵截的蒋介石的军队。[1]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171页。四、“来吧，哪个走不动哪个先骑”
长征开始后，行军是异常艰苦的，然而一向乐观豁达的邓小平并没有被在中央苏区受到的批判和冷遇所压倒，也没有被身体的疲惫所征服，他不仅自己保持着乐观的情绪和旺盛的精力，而且以他那风趣幽默的谈话，感染着周围的人。行军时，或休息时，邓小平就同周围的人说天道地，海阔天空，常常引来一阵阵笑声。同志们开玩笑，自封了一个“牛皮公司”。由于天天行军，再加上给养困难，经常吃不上饭，于是，大家就吹嘘各自家乡的风味美食，湖南人大谈湘菜，广东人大吹粤菜，而邓小平则大讲川菜如何好吃，如何麻辣喷香，说得大家直咽唾液。长征进入四川地界后，和邓小平一起行军的刘英见当地非常贫穷，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四川有什么，只有醪糟！”邓小平不服气，说：“这里是边区！”坚持说还是四川菜好。
邓小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后，十分重视长征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为消除沿途群众由于不了解红军而产生的疑虑甚至恐惧心理，红军每到一地，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便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为此，邓小平对宣传队员提出了十分严格的要求。有一天，经过长途行军，傍晚时分，部队在一座村镇宿营了。宣传队员们吃过晚饭后就烧水洗脚，准备睡觉。突然，邓小平推门进来，面带愠色地问道：“怎么搞的？街上为什么一条标语都没有？”队员们见邓部长发火了，不知怎么回答才好。邓小平接着批评说：“烧水洗脚有那么重要吗？把我们宣传工作的传统都丢掉啦！”在邓小平的批评教育下，队员们提起石灰桶，点起火把就去写标语了。从此以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凡是到一个新的地方，宣传队员们放下背包，第一项任务就是去写标语，可自觉啦！
邓小平对战士们的要求是严格的，同时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又是无微不至的。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分到了一匹马，但在过夹金山之前，这匹马死了。翻越雪山之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邓小平见到了早年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傅钟。这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傅钟送给邓小平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过草地时，身边的小战士走不动了，邓小平就跳下马来，说：“来吧，哪个走不动哪个先骑。”说完，便把“重点对象”扶上马，自己步行。有时几个战士都走不动了，邓小平一面鼓励他们坚持住，一面照顾他们轮流骑马前进，帮助这些小战士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部队进行了休整。为补充长期消耗的体力，总政治部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供给部也发给每个指战员一块银元。宣传队的队员们手捧银元，舍不得花。邓小平来看望大家时，队员们说：“邓部长，我们会餐，你参加不？”邓小平说：“好哇！吃什么呀？”队员们说：“每人凑一毛钱，买鸡吃！”“行啊！”邓小平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交给警卫员去买鸡。鸡吃完了，队员们揩干净嘴巴，都走了，谁也不再提起还钱的事了。几天后，邓小平见到这些小战士，逗趣地说：“哈哈！小鬼！我算是上了你们的当喽！”“哈哈哈哈……”小战士们都得意地大笑起来。
邓小平不仅关心战士，对干部也是关怀备至。中央红军到达阿坝地区时，总政治部动员全体指战员设法筹粮。有一天，李伯钊和黄镇在河边洗粮时，拣到一些漂浮来的麦粒，回来后，多做了几个馍馍，没有交公。此事被管粮食的同志知道后，李伯钊虽交出了多做的几个馍馍，但心里不太高兴。这时，邓小平提着小布袋来了。他从布袋里取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馍馍，递给李伯钊，说：“你饿了吧，给你！”李伯钊说：“我不要。你留着自己吃吧！”邓小平忙说：“这是我送给你的，不要你还。”李伯钊接过馍馍，鼻子一酸，眼泪流了下来。她说：“小平同志对人真好，在困难的时候这么关心人，多么难能可贵啊！”红军翻过六盘山，在青石嘴歼灭敌人两个连，缴获了大量物资。邓小平要红四团政委杨成武为“战士剧社”的宣传队员们每人做一身新衣服。在邓小平的关心下，队员们穿上了新衣服，上台演出显得更加神气了。
生活中的邓小平平易近人，长征路上经常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并且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和鼓舞着广大的干部战士，增强了干部战士战胜困难的信心。邓小平善良随和，善于联系群众，谁都愿意和他在一起，聊起天来，天南海北，无所不谈。长征途中，没有吃的，邓小平就和大家摆“龙门阵”，讲各地方的“吃经”。邓小平大讲四川天府之国的回锅肉、鱼香肉丝、辣子鸡丁、麻婆豆腐如何好吃，说得大家直咽口水。后来，红军战士们把这叫做“精神会餐”。有时，在军队宿营时，邓小平与罗荣桓面对面席地而坐，摆上中国象棋，以黄河为界，将起军来，许多干部、战士都围拢观战，七嘴八舌，热闹非凡，顿时，长途行军的疲劳消失了，大家都沉浸在愉快的欢笑声中。许多老同志回忆起长征的生活经历时，都会异常兴奋地说：“只要跟小平同志在一起，就来劲。”邓小平成了红军中干部战士的贴心人。在艰苦的长征期间，《红星》报一度成为红军战士的精神食粮
和战士们一样，邓小平的生活也是十分艰苦的。他工作十分繁忙，想抽烟却没有烟叶，有时，出去搜罗烟叶，往往空手而归。无奈，只能以树叶当烟叶。在非常艰苦的环境里，邓小平对自己严格要求，以身作则。为了便于行军转移，干部、战士身边只带三五天的粮食，经常需要到30里外的后方山里去背粮。背粮部队要出发时，邓小平匆匆赶来了，他坚决要求去背粮，并且风趣地说：“命令是我下的，我能不带头执行吗？要吃饭，就得干。”于是，邓小平挤进队列中，同干部战士一起向山里出发了。邓小平严以律己，以身作则，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宽大的革命胸怀。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过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1]作？”邓小平用他那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女儿说：“跟着走！”毛毛这样评论邓小平的回答：“父亲讲的倒是大实话。长征开始他那顶‘右倾错误’的帽子还没摘，后来一直又没有任军事要职。再说长征嘛，二万五千里，本来就是走过来的嘛。”其实，翻阅有关长征的历史资料，不难发现，邓小平在跟着走中，不仅把足迹和风采留在了两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而且把平凡而又闪光的业绩和精神融进了长征这部英雄的史诗之中……是他，在长征初期紧张的行军战斗中，克服种种困难，手刻油印，主持编印了第七期、第八期《红星》报，为战士们提供着“精神食粮”；是他，从1935年6至7月间，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以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激励着红军战士克服艰难险阻，勇往直前；是他，同战士们同甘共苦，爬雪山，过草地，跨江河，跃关隘，留下了说不尽的故事。[1]张廷益：《从“跟着走”到邓小平理论》，《廉政瞭望》2004年第7期。第四章 “文革”中的命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一、“撤工作组我不赞成”
1984年，邓小平说过，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1]命’的时候。”
1966年5月是个不寻常的月份。全国各地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古老的北京，更显得黑云压城城欲摧。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分别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根据林彪的指控，诬陷他们4人为“反党集团”，停止、撤销了彭、罗、陆、杨的领导职务。
会议期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认为，已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必须批判、清洗这些人。林彪则于5月18日作了杀气腾腾大讲政变历史的讲话。会议决定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姚文元等为委员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实权相当大，实际上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成员虽几经变动，但它却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指挥部。
面对危机四伏的紧张局面，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及邓小平心急如焚。特别是6月伊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党委、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后，许多学校很快掀起揪斗学校校长、教师的“斗黑帮”恶浪，而且势头不减，大有堤毁人亡之势。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运动问题，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周恩来将会议决定电话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并取得同意。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联名向毛泽东正式发电报进行请示，毛泽东当夜批示：“同意这样做”。图为“文革”时期的大字报
正当中央一线领导忙于部署领导运动事宜时，形势发生了突然变化。6月1日，毛泽东作出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指示新华社全文播发，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并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这篇社论是由陈伯达主持连夜起草的，发表前没有报告中央。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一天之内，风云突变，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甚感惊愕。此后几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大量煽动性的社论、报道和文章，形势急转直下，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刘少奇于6月3日紧急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局势。在大部分人一致的认识下，会议制定了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污蔑人等八条规定；决定派出工作组以控制首都大专院校近于瘫痪的局面；并决定，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的快。邓小平在会上说，中央的八条传达要快，开个十万人大会，一竿子插到底。
会后，北京市委根据会议精神，向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由于有人背后支持造反运动，工作组进校后，不但未能阻止混乱的发展，事态反而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频繁开会，研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毛泽东不在北京，许多重大政策定不下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于6月9日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10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两次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会上漫谈，议论内容涉及“文革”的方方面面。会上谈到运动可能要进行半年时间，但并未对当前运动应该怎样进行提出具体意见。关于派工作组问题，毛泽东只是在议论中表示：派工作组太快了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从杭州回京后，由于周恩来要出国访问，指导运动的责任落在刘少奇、邓小平身上。从6月4日起，北京新市委仿效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经验，向部分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
刘少奇和邓小平想通过派工作组进校，达到保持党对运动领导的目的，同时制止混乱恢复秩序。他们对工作组的工作既支持又关心，还分别直接接见工作组人员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
邓小平在6月4日接见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在谈话中，针对学生批判老师“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问题，邓小平说：“如果（老师）真有学问，还要团结他们。女附中数学、物理都不错。好的学校热火朝天，名气大，有一套。如果没有好教师，也就教不出好学生。要善于分析。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打人没有？打人是没有本事的，是没理的。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有些人是真黑帮，有些不是黑帮。讲错了话都是坏人，那就没有好人了。材料不够，不要轻易开斗争会。不要搞变相肉刑，戴高帽子也不好。有些搞错了，将来赔礼都赔不完。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党的）总支中总有些好的嘛，校长、副校长总有些好的嘛。把党都搞垮了怎么行？把团搞垮了怎么行？如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了吗？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嘛。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说老师都坏，我不同意。”
详细抄录这篇讲话，是为了说明两点。一是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思想上和原则上都不认同“造反”的理论；二是可以看出，到了这时，他对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意图依然毫无意会，更不要说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紧跟。作为中央一线领导人，他和刘少奇一样，于不自觉之间，在运动的问题上，已经落伍，已经跟不上，已经远远脱离毛泽东的步伐了。
6月14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此后，他们多次开会听取运动情况汇报和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6月21日，刘、邓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问题。邓小平在会上就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提出意见。会议精神贯彻下去后，学校和社会上的混乱状况有所好转，无政府主义现象得到遏制。6月28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定一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突如其来的运动狂潮，刘少奇、邓小平的做法，是他们所应该作出的正常的决定，也是正确的决定。他们和绝大多数干部一样，希望学校恢复正常，希望学生回去上课，希望首都恢复平静。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做法，从根本上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而且在暗处，中央文革一班人马，正在鼓足了劲头，精神抖擞地策动和支持学生的造反行动。对于江青等人来说，只有动乱的局面，才是他们显示身手的大好舞台。
这场“文革”运动，从根本上来讲，是自上而下的和人为发动的，加之林彪、江青等“文革”势力利用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和天真幼稚，大肆挑动和蛊惑，因此，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校以后，不但没能扭转混乱的局面，反而从一开始便遭到部分“革命群众”的激烈反对甚至轰赶。
由于对工作组进校的态度不同，各院校群众组织迅速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两大基本阵营。这种局面的形成，实际代表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一线中央负责人，与以林彪、江青等为首的“文革”势力之间的对立的形成。
7月份，因事态紧急，中央于13、19、22日连续三次开会讨论工作组问题。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说工作组压制民主，给群众泼冷水，要求撤出工作组。刘少奇愤而驳斥，并与康生发生争执。素以沉稳著称的邓小平忍无可忍，一下子站了起来，指着陈伯达说：“你们说我们怕群众，你们到前边试试！”并明确表态：“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在会议上，中央一线领导和中央文革，从思想到言词均已针锋相对，斗争已趋白热化。
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斗争更趋激烈，派性和派别组织由此产生。各大中学校均已停课，大小辩论会昼夜不断。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也被迫到学校与学生对话进行说服。记得有一次，邓小平到一个大学参加辩论会，回答学生质问，在场的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操场上人群拥挤，口号震天，群情激昂。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陈伯达那没人听得懂的福建话和王力的从旁翻译，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线中央领导的那些说明和劝说，则显得那样的无奈和无力。这些参加了一辈子人民革命的老革命家，面对这样一种扭曲变形了的群众“革命造反”场面，彻底地茫然了。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是造反运动的支持者。在北京“天下大乱”的时候，他在杭州，在波光粼粼的西子湖畔，发表了与北京的一线领导截然不同的观点。6月21日，他说，文化革命是一个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他说，现在不派工作组去学校，让他们大乱一场。7月8日，他给江青写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
这是自运动以来，毛泽东发出的又一次“战斗”号令。
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豪迈从容地畅游长江后，回到了北京。
从第二天开始至23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汇报会”。会上仍是分歧很大，中央文革小组猛烈攻击中央一线领导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了意见。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明确指示立即撤出工作组。
毛泽东为工作组定了性，派工作组的刘少奇、邓小平，在此问题上，自然而然地“犯了错误”。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查性的讲话。邓小平说：“必须说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有的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周恩来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嘛。”
刘少奇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其他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讲话，是检查，是承担，更是肺腑之
[2]言。[1]《邓小平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8月，第100页。[2]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7页。二、毛泽东保住了处理的底线
由于“文革”是以“天下大乱”的方式去夺取社会权力和触及“人的灵魂”的“政治大革命”和“灵魂深处闹革命”，这一些势必引起许多人的怀疑、抵制和反对。为了深入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了彻底摧毁“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会基础，毛泽东必须借助和倚重林彪、江青等党内极端势力，所以，对于林彪和“中央文革”坚决打倒邓小平的企图，倚重和信任他们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有所迁就。考察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给江青的那封意义深长的信，提到了他“违心地同意别人”，“我只好上梁山了”，“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等等一类的言语，其实也为我们理解毛泽东对党内极端势力不得不有所迁就的心情，提供了一个思路。这些“考虑”体现在毛泽东的一系列关注和保护邓小平的举动上，包括他对邓小平在人身上的保护和在政治上的保留。
根据毛毛在她的书中披露，1967年5月，毛泽东约邓小平谈话，主要是问他30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一段历史情况，并批判了他派工作组的错误。毛泽东态度缓和，批评得并不严厉，并且说，以后有事情，可以找汪东兴。毛泽东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当然知道林彪、江青等党内极端势力要极力置邓小平于死地，所以，“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便有深刻的含义。邓小平虽遭批判，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而且未受到人身迫害和摧残。邓小平躲过了厄运显然与毛进行了干预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有关。数年之后，邓小平本人也承认：“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毛泽东不但在人身上保护了邓小平，而且在政治上为重新起用邓也埋下了“伏笔”。1967年春，戚本禹发表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对其批判时，毛泽东向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在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时说：“我的意见还是要把他（指邓小平）同刘区别一下。”在1968年九大召开前的视察途中谈到邓小平时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是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1969年3月23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九大报告上只写我与刘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陈伯达也曾回忆说：“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九大选举前夕，毛泽东谈过邓小平的问题，他意在言外地表示，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这些谈话，在将刘少奇定性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和九大前夕，毛泽东这些谈话，显然是有的放矢的。把刘、邓拆开来，话只是一句，但含义很深。它是对刘、邓个人生死前途、政治命运的不同决[1]定，在深层次上为重新起用邓小平准备了最必要的条件。
除了把刘、邓进行意味深长地分开外，毛泽东还“反潮流”的保留住邓小平的党籍，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用近乎协商的语言“替他说一点话”，要求给邓小平“做点工作”，哪怕是“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并且“不合你们的口味”地不同意“大家要开除他”的意见，在1968年，毛泽东用这种口气与语言在中央正式会议上为邓小平说话，真切地反映出毛泽东的确不想根本打倒邓小平，的确是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然而又不得不顾及到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所以，他坚持最后的底线，保留住邓小平的党籍。
毛毛在书中写道：“九大的召开，父亲是从报纸上和新闻中知道的。虽然他再一次被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却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以四十多年的政治经验，他深知这一处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玄奥。应[2]该说，只要没有开除党籍，就留有余地，就存在一线生机。”邓小平作为几乎搞了一辈子党务工作的老党员，自然对保留党籍的玄机有着远比一般人深刻的理解，毛毛的这句感叹更为我们理解和感悟当时的政治“玄奥”，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再联想到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一再要求“留在党内”，而毛泽东为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一再亲自出面干预，对于我们了解这一具有特别意义的“玄机”提供了启发。这个“玄机”为邓小平的复出预留了空间，当然，由于党内情况的复杂性，邓的复出还需要时机和邓个人的努力。
历史有幸，在时机成熟的“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共同努力下，1973年，邓小平终于第二次复出。[1]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38～39页。[2]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7月，第108页。三、在江西的日子
1969年10月，一架专门押送卓琳、邓小平及其继母的飞机腾空而起，直达南昌。就在飞机到达南昌之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一个电话打到江西省军区，在电话中，周恩来要求省军区一定要保证邓小平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飞机降落在南昌后，他被带到了一个招待所，几天后，他们被送到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一住就是三年。“步校在‘文革’中早已解散，偌大的校园空无人用，十分冷落。原来的校舍、课堂都已残损不全，风雨来时，常可听到门窗撞击的响声。每当夜深人静之时，远远望去，空旷的校园内只有小丘顶上[1]老人居住的小楼灯光闪烁。”
每天早上，邓小平和妻子由人持枪押送到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参加劳动。在那里，他又重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钳工的旧业，一丝不苟地工作。对他来说，到工厂劳动是长期与世隔绝后得到与外界与群众接触的极好机会。开始时，厂里的工人怀着好奇的心情观察这个“全国第二号走资派”，时间久了，工人们被他的劳动态度、为人处世感动了，渐渐消除了与他的隔阂，同他的情谊开始密切起来。在劳动中，在生活上，邓小平经常得到工友的帮助。从步校到工厂有一段路十分泥泞，一次邓小平在上班的路上滑倒了，工人们知道后立即悄悄连夜把那段路修好了。
上午在工厂劳动半天，下午在步校的校园里，在用冬青和竹篱围成的空地边拓出一片菜地，种上白菜、胡豆、辣椒、丝瓜等各色菜蔬。邓小平每日总要抓紧时间在园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淋漓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果实，在砂石地上开出的菜园竟然郁郁葱葱，果实累累。老人还在小院里养了几只鸡，每当散步时，小鸡常常结队而行，跟在人后咕咕作声，小院里充满了盎然的生活气息。
那时，邓小平已65岁，但在小院的3个人中他却是壮劳力，所以那些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工作自然由他来做。邓朴方被批准到江西与他们同住之后，给儿子擦澡翻身之类的重活也落到了他的肩上。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吃过晚饭，三位老人便围坐一起听新闻广播。然后邓小平夫妇俩就抓紧时间读书看报，在那些日子里，他们除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外，还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它书籍，在读书中，他们抚古思今，收益匪浅。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一处可以安心读书的世外桃源，很不容易呀！小平小道位于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名为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是邓小平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劳动和生活的地方
邓榕对邓小平在江西的工作、生活是这样看的：“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对待个人命运，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在江西的那段日子里，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2]生活，陶冶精神。”的确，正是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才能使得他在一次次打击面前毫不动摇，巍然屹立。
诚然，在江西的日子里大多数心情比较沉重，但是也有心情激动，精神振奋的时候，1971年11月5日，在拖拉机厂——邓小平自被打倒以来，享受了第一次“政治待遇”和工人一起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当然，他已经猜到可能出了什么事。因为1971年10月1日的国庆活动，身为副统帅的林彪竟没有参加，而且林彪的名字已好几个星期没在报上出现了。中午时分，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和卓琳在监视人的看护下回来了，卓琳把女儿拉到厨房，在女儿手心写了四个字“林彪死了”，看守人走了之后，全家人才聚到一起，听卓琳讲文件的内容，当时邓小平相当兴奋和激动。他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林彪的死在“文革”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事件，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邓小平的政治命运，他立即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
林彪垮台后，他在江西的党羽也被撤换了。从此之后，邓小平一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好转了，不久，邓小平和妻子被安排到江西的井冈山等地参观考查，他的老秘书王瑞林也获准前往，这是政治形势变化的新标志。果然，不久他就接到了要他们回京的通知，这样他们全家一起踏上北上的列车，回到了阔别三年之久的首都北京。[1]邓榕：《在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8月，第103页。[2]邓榕：《在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8月，第107页。四、“我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
在1973年4月12日招待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席上，人们重新看到了党的前总书记邓小平，当他再度出现在中共中央的高级外事活动中的时候，一度曾与他共过事的人不由得投去了惊异的目光。
这位矮小的老人穿着褐色的毛式制服，显然有些不太合身——几年的下放劳动使他明显地消瘦了下去，他的步伐也已经不如原来那般敏捷，但他始终面带微笑，眼睛里流露出乐观自信的神情，就像指挥千军万马，挺进大别山时一样，他顽强地走过了艰难困苦，走过了春夏秋冬，在冰雪消融之后，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个春天。
今天，邓小平是以周恩来的副手——副总理身份坐在贵宾席上的。
林彪事件后，年迈的毛泽东主席已经开始认识到，由于近几年极“左”路线的推行，建国初期那种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已经成了美好的回忆，建设的任务依然沉重地压在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的心头。
邓小平以他特有的坚定沉着，灵活多变地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工作中他始终坚持着一条宗旨：只要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那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一务实的工作作风被誉为“绵里[1]藏针”。
然而，“四人帮”却对邓小平的复出没有半点喜色，甚至是仇恨和恐惧。他们知道，无论从资历，声望和才干来说，他们都无法与邓小平相比。因此，几乎从一开始，他们便把他当成了最危险的“敌人”。
关于“四人帮”等“文革”分子对于他复出的反响，邓小平并非完全没有料到，他心里很清楚“四人帮”的篡权野心，中国的命运不能掌握在少数野心家的手里，对于和“四人帮”的斗争，关系到我们这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虽然自己刚刚回到中央不久，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如何不能再姑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倒行逆施。
邓小平是以一种大无畏的气概重返政治舞台的，一次，他说出了内心的苦衷：“我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辫子抓在人家手里呢，随时有被打倒的危险，为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人民也从邓小平敢作敢为，力挽狂澜的作风中看到了希望，都把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在了邓小平身上。
事实上，尽管毛泽东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都靠近“左”派，但由于种种考虑，他还是谴责了他们的分裂阴谋。1974年7月份，毛泽东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第二年5月，他又更尖锐地警告江青，“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为什么还在搞呢？”
1975年初，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开幕，这次大会，取消了设国家主席的规定，在宪法第十五章里又确定党的主席对军事力量拥有命令权。
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最大成绩，是通过了他们未来的经济计划：第一步，用15年，即1980年之前，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到2000年，中国要在经济上进入世界先进之列。这个计划预见到了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后来简称的“四个现代化”。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身边需要一批既熟悉专业知识又能干的人。当时已经确诊，周恩来总理——这位无论在革命时期或是建设时期都为新中国而鞠躬尽瘁的人，不幸患了绝症，毛泽东权衡再三，终于召回了他的老下级，他说：“邓小平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战场上立过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战士，另外，他还懂得经济和军事。”
毛泽东并没有看错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邓小平精力旺盛，敢作敢当，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妥善处理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在接见外国客人时，他以机智幽默、实事求是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客人的赞誉。他所取得的卓越成果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张世明、郑晓国、相三栓著：《邓小平珍闻录》，知识出版社1993年1月，第118页。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五、挫败“四人帮”组阁阴谋的斗争
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意见。
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在10月4日圈阅下发的。毛泽东在圈阅这个报告的同一天，还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在被错误地打倒后，已于1973年2月从下放的江西新建回到北京，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4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被外电称作“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筹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的建议，进一步表明对邓小平的高度倚重。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这个经过毛泽东深思熟虑的提议更有特殊意义，实际是考虑由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
就在酝酿四届全国人大“组阁”名单的过程中，发生了江青挑起的“风庆轮事件”。10月14日，江青从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刊物上看到有关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号试航成功的报道。这是10月12日由姚文元批交新华社刊登的文章，意在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江青立刻写下大段批语，攻击国务院、交通部购买一批外轮增强运输力量的决定，是“崇洋迷外”、“洋奴思想”、“爬行主义”，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要求抓住“风庆轮事件”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突然拿出她写了批注的关于“风庆”轮的传阅材料，强迫与会者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卖国主义路线”表态。江青挑衅性地问邓小平：“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邓小平回答：“这是强加于人，我要调查！”张春桥站起来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邓小平愤然离开会场，以示抗议。会议无果而散。当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由王洪文第二天到长沙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图为林彪武装政变计划失败后，1971年9月13日，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
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飞抵长沙。他对毛泽东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还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还说：“这些人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与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目的是想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并把周恩来撇在一边，由他们出来组阁。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碰了壁的王洪文当晚返回北京。
10月20日，毛泽东又派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并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说：“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毛泽东还要人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四届全国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主要由周恩来负责，进一步确定由周恩来、邓小平分别担任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及总参谋长三个职务，使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未能得逞。
虽然王洪文的长沙之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江青等人仍然不肯罢休。11月间，江青多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她对党政领导人事安排的意见。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的做过一些工作。”第二天，毛泽东在她的信上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江青还托人向毛泽东转达她提名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还托人转告周恩来：在已经拟定的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确定。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抵长沙。王洪文也另机到达。到长沙后，周恩来、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从23日到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多次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他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他说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高度评价邓小平，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还提议，在将要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临别时，王洪文又提出江青的任职问题，毛泽东回答：“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两本。我也是啊。”
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等人，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重新对邓小平委以重任，挫败了江青的“组阁”阴谋，保证了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顺利召开。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8日至10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准备工作。最令党内绝大多数同志感到欣慰和振奋的是，这次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会议期间，毛泽东再次强调：“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的议程是：修改宪法，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机关领导成员。朱德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下起草。1974年11月，邓小平谈到起草工作时强调：“文字力求简洁，整个报告最后要落实到团结起来，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上。”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12月17日，邓小平同毛泽东有过一次重要的谈话。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他还谈到，现在下边感到乱哄哄的，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他认为：“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对今后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对当前问题症结的认识，表明对他的支持。这为政府工作报告定下了基调。
按照这种思想指导，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总结三届全国人大以来的政府工作时，虽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但是，在今后的任务中比较突出地提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目标。报告重新明确了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讲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设想的蓝图：“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报告指出：“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报告提出：“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报告号召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四届全国人大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力图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大会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
大会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和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宪法在确定国家与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方面，继承了1954年宪法关于国家性质、政权组织形式等的基本规定和基本原则。如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等等。但是，由于1975年宪法是在很不正常的条件下制定的，因此，在指导思想和一些具体规定上加进了许多错误的、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原则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宪法的指导思想，完全肯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宪法还把事实上只能造成社会混乱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当作“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规定人民群众有运用“四大”的权利。在国家机构方面，新宪法对1954年宪法作了若干修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于取消了1954年宪法中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款，又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关于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检察机关，用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检察机关被砸烂的事实。1975年宪法虽然保留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性质，但对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大革命”却从理论到实践给予了全盘肯定，这是非常错误的。
大会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大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等12人为副总理。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虽然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批林批孔”运动的前提下召开的，但是大会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为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九年后，为使国家政治生活逐步转入正常轨道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使身处反复动乱中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又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希望。六、全面整顿铁路为先
和“四人帮”进行的这一场斗争，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以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胜利而暂时告一段落。虽然这场斗争还远未结束，虽然以后的斗争还将更加复杂和激烈，但是，这一个暂时的胜利，为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大刀阔斧地继续开展全面整顿。“文革”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要扭转局势，就必须全面地进行整顿，彻底地进行整顿。
国民经济积累下来的问题千头万绪，症结太多。而在众多严重问题中，铁路问题尤为突出。当年，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枢纽的运输长期堵塞。阻碍了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大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干线的运输，严重危及工业生产，甚至影响了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
邓小平要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首先必须对经济运行的大动脉——铁路系统进行整顿。邓小平说干就干，雷厉风行，毫不拖延。
2月中旬，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邓小平一边走进会议室，一边愤慨地谈到，目前铁路问题太严重，不抓不行了。在会上讨论了这一问题后，邓小平拍板，立即对铁路问题进行整顿。之后，邓小平找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铁道部长万里等，专门研究整顿铁路的具体问题。
2月25日至3月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会议的题目，就是解决铁路运输问题。
1975年4月，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矛盾”问题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劳动，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医院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于尚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在内部挂起来，分别由有关机关再作结论。待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自行撤销。根据中央这一决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三百多人被释放出来，安置、看病、补发工资，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5月17日，毛泽东分别对老红军贺诚和傅连璋作了批示。在由邓小平转呈的贺诚女儿的来信上，毛泽东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对于傅连璋，毛泽东则批示道：“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乎哀哉！”贺诚、傅连璋二人皆为老资格的革命者，均为治病救人的红军医生，在他们的一生中，不知救治了多少革命战友，而自己却在和平时期为恶人所冤所害，岂不让人痛心疾首。毛泽东这两个批示，等于再次肯定了周恩来、邓小平解放干部的工作，为进一步推动落实政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这一次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的重大行动，虽然很不彻底，但毕竟解放了一大批干部，使形势向着进一步有利的方向，迈进了极其重要的一步。
在致力于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的同时，邓小平在文化、教育、钢铁、国防工业、军队等各个领域，大刀阔斧地推进全面整顿工作。
继铁路系统进行的整顿，邓小平又大力抓紧在钢铁生产领域进行整顿。4月份的时候，在听到钢铁生产存在的严重问题时，邓小平气愤地说：“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是破坏，现在到了下决心解决钢铁问题的时候了。”他提出，要召开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中央把十七个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十一个大型钢铁企业负责人，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决心下大力气进行整顿，解决钢铁工业存在的严重问题，叶剑英、李先念、谷牧等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于5月21日在国务院会议上就钢铁工业整顿发表了重要意见，29日到座谈会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用他那一贯简要明确的作风，两句开场白后，便单刀直入地讲道：“当前，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他所讲的四个问题：
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他说：“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就是软的。”“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散，与闹派性有关。现在，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他说：“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不要说带领群众前进，就是开步走都困难。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好。”20世纪70年代的邓小平在恢复工作后，对铁路系统进行全面整顿，为今天铁路的发展画上美好的一笔
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讲到这一问题时，邓小平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说：“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有的人把党的事业闹得乌天黑地，你还等他觉悟，你能等得及吗？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治那种人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同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一个声势，不能冷冷清清。我们要相信群众，拿中央文件跟群众直接见面，使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婆姨娃娃都知道，把广大群众同派性作斗争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他讲到对派性要坚决斗争，但也讲到斗争的复杂性。他说：“当然，并不是说没有人反对。今年3月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只要我们有了明确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方针，事情就好办了。”
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他讲道：“从解决铁路问题、徐州问题的经验来看，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
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他说：“上面几件事情认真做好以后，紧接着就要发动群众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这也是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出了不少问题。”“有的工厂纪律很松弛，职工可以上班，也可以不上班，制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要讲清楚，对这些现象，过去的还可以原谅，现在就不许可再存在了。”“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邓小平讲话的开场白是简明扼要的，结束语也是简明扼要的。最后，他讲：“总之，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看，抓住以上这四条最重要。”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口号“以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以“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为武器，对“四人帮”展开坚决的斗争。
邓小平的讲话，通篇不到三千字，却观点明确，态度明确，措施明确。此次会后，中央调整了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发出了题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的中央第十三号文件，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钢铁工业领导小组。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整顿，钢铁生产形势即开始好转。6月份欠产严重的几个大钢厂的生产状况逐步向好的方面转变，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到了6月底，冶金工业整顿初见成效。
军工企业，自3月起已按中央九号文件开始整顿。像其他部门一样，军工企业中最严重的问题也是派性和造反派头头当权的问题。国防工办采取了“调虎离山”的办法，把各主要企业的造反派头头召到北京“开会”、办学习班，让有专业技术的和有管理经验的人抓生产抓工作，使生产形势发生了变化。4月，邓小平主持召开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强调要缩短战线，精简型号，加强集中统一管理，狠抓科研。5月，中央军委召开军委常务会议，讨论了国防科委关于战略导弹研制工作安排的请示，明确要求首先抓洲际导弹的研制。7月20日到8月4日，中央再次召开国防工业会议，研究军工企业的整顿问题。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到会讲了话。8月3日邓小平的讲话，主要三条，按照他的原话，就是“还是些老话”。所谓“老话”，也就是在整个整顿的过程中中央所一再强调的内容。这次讲的是三条：一、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二、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三、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李先念在讲话中也强调，要建立企业的责任制和正常生产秩序。这次会议后，经过努力，军工企业的混乱状态进一步得到纠正，生产情况全面好转。
在对铁路、钢铁、军工等部门和企业进行整顿的同时，国务院于6月16日至8月11日，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吴桂贤、王震、谷牧、孙健等国务院副总理，以及有关部门和各经济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的议题是明确经济发展方针，研究如何加快经济发展。其间国务院六次开会，听取会议汇报。此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推动了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进行全面整顿，并明确了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
经过几个月坚决果断的整顿，1975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10月份，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三，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仅仅经过半年的整顿和努力工作，“文革”以来全面混乱和工业发展停顿的状况得到了扭转，工业生产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
这说明，“文革”所造成的生产下降、国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困难的状况，不是不可以纠正，不是不可以改变。只要下决心去整顿，只要下大力气去整顿，混乱和无序的状况完全可以得到纠正，经济秩序完全可以恢复，人民的生活完全可以得到改善。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发生“文革”动乱，如果全国上下一致全心全意地实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那么，用九年的时间，我们的国家完全可以发展到一个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程度，人民生活也会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九年以前，我们的邻国日本，经济基础和实力并不比我国领先多少。九年之中，我们在大闹“革命”大动乱，日本则在大力发展经济和高科技。九年的时间过去了，日本发展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而我们，却还在为扭转社会经济的全面混乱而费尽苦心。“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已经耗费了我们整整九年的时间。整整九年啊，这个时间，实在太长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仿佛是九年一梦。一梦醒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生产力迅速提高，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就是原来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获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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