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来透口气：我的前半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乔治·奥威尔,田伟华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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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透口气：我的前半生试读：

他死了，却不肯倒下。——一首流行歌Part One生活如同潜水，需要时不时上来透口气拿到新假牙的那天

拿到新假牙的那天，我有了这个想法。

那个早晨，我记得很清楚。八点差一刻，我偷偷下了床，走进浴室，及时把孩子们关在了门外。那是个一月的早晨，天气很不好，头上是肮脏而灰黄的天空。推开浴室方形的小窗户朝下看，有一块十米长、五米宽的草坪，由蜡树篱笆围着，中间有块不长草的空地，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后花园。在埃利斯米尔路的每一栋房子后面都有一个这样的后花园，蜡树也一样，草坪也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有些人家没有孩子，有些没有中间那块光秃秃的空地。

我在浴缸里放了水，趁这个空，我用一把钝钝的剃须刀刮胡子。我那张脸在镜子里看着我，镜子下面的脸盆架上有一个小小的隔板，一大杯水在上面放着，里头放着属于这张脸的牙。这是一副临时用的假牙，是我的牙医华纳给我的，新的正在做，这副他先让我戴着。其实，我的面容还不算太坏。砖红色的脸，黄油色的头发，淡蓝色的眼睛。感谢上帝，我的头发还没变白，也没谢顶，戴上假牙之后，我显得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些，我今年都四十五了。

想着要买些新刀片，我进了浴缸，开始打肥皂。先在胳膊上打点（我的胳膊又短又胖，一直到胳膊肘都满是雀斑），然后拿起刷子，给肩胛骨上打，要是不用工具，我是够不着的。真讨厌，如今身体上有好几个地方我都够不着了。事实就是，我的身体两侧开始发胖。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没有胖成庙会上玩杂耍的那些胖小丑。我体重不过十四石，上回我量了一下腰围，不是四十八就是四十九寸，具体是多少，我给忘了。我还没有变成人们常说的那种“死胖子”，我的肚子还没有大到垂到快挨着膝盖的程度。我的屁股只是宽了些，有向桶形发展的趋势。有一类人，长着一副运动员的身体，精神饱满，总爱蹦来蹦去，往往被人们称作胖子或者矮胖子，派对上要是少了他们就丢了活力和朝气，这种人你们见过吗？我就是这类人。多数情况下，人们总是叫我“胖子”、胖保龄，我的真名叫乔治·保龄。

可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并不是派对上的活力之魂。这段日子，每天早晨醒来，我总觉得很郁闷，尽管我睡得不错，消化系统也很强健。当然了，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都是那副该死的假牙闹的。那东西在装着水的大杯子里放着，被水放大了，正在对我嘿嘿笑。就像骷髅头里的牙套在牙龈上，使劲儿夹住，那种感觉很糟糕，像咬了一口酸苹果。还有，不管你怎么说，假牙都是一个标志。当最后一颗真牙没了，你跟自己开玩笑，说自己是好莱坞大帅哥的日子也就结束了。就胖的程度来说，我的确是四十五岁的人该有的样子。我站起来，在私处打肥皂时，看了一下自己的身材。我觉得我就像那些看不到自己脚的胖子，其实要是我站直了，只能看到脚的前半部分。在肚子上打肥皂时，我想着：是没有女人愿意看我第二眼的，除非给人家钱。可不只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特想让女人看我第二眼。

不过，我觉得今天早晨自己应该高兴点。首先来说吧，今天我不用上班。我那辆经常开着在我们这一片儿跑来跑去卖保险的旧车此刻正在大修厂（我应该把我在保险公司上班这件事说出来。生命险、火险、双胞胎险、海难险——什么样的保险我都卖），尽管我得去伦敦办公室跑一趟送些文件，可今天我是真的不用去上班的，借这个空，我要把自己那副新假牙拿回来。另外，还有一件事在我的脑子里已经进进出出有段日子了。我挣了十七英镑，这事没人知道——我说的是家里人谁也不知道。这事是这样的：我公司有个小伙儿，叫梅勒斯，有一本关于占星术的书，在赛马上挺管用，他说星系对骑手服装的颜色有一定影响。这么说吧，刚好有一场赛马，其中有匹叫海盗新娘的母马，比赛中从来没赢过，不过在那次比赛中，她的骑手穿的是绿色服装，而此刻处于上升运势的那颗星刚好也是绿色的，好像是这么回事。梅勒斯对这种占星术很着迷，在这匹母马身上押了几英镑，然后给我跪下，要我也押点钱。最后，也是考虑到别让他磨磨叽叽的了，我拿出了十英镑，下了注，说实在的，平时我根本不玩儿这个。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回海盗新娘竟然没费吹灰之力就赢了。具体赔率是多少我不记得了，反正我赢了十七英镑。然后我连想都没想，几乎是在某种本能的驱使下——很奇怪，这件事可能会在我的生活中留下印记——就把这钱存进了银行，对谁也没说。以前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作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我应该用这钱给希尔达（我妻子）买条裙子，给孩子们买双靴子。可我已经做了十五年的好丈夫、好父亲，我受够了。

全身打满肥皂，我感觉舒服了些，我躺在浴缸里，想我那十七英镑的事，算计算计该怎么花。我有两个选择：找个女人共度周末；或者不显山不露水地把这钱悄悄花掉，买点雪茄呀、威士忌什么的。我又放了一些热水，正在想女人和雪茄的事，就听见一阵噪音到了通向浴室的那两级台阶上，声音很大，就像一群水牛冲下来似的。不用想，是孩子们。孩子住在这样小的房子里，就跟把一夸脱的啤酒硬装进一品脱的杯子里差不多少。孩子在门外疯了似的跺脚，然后发出一阵痛苦的嚎叫：“爸爸！我想进去！”“现在不行。走开！”“可是爸爸，我就快憋不住了！”“另找个地方。赶紧走开，我在洗澡。”“爸爸！我真的憋不住了！”

再说下去也没用了！这孩子一说这话，我就知道是什么信号了。厕所在浴室里——像我们这样的房子，这种格局是很常见的。我把浴缸里的塞子拔掉，用最快的速度擦干身体。刚一开门，小比利——我的小儿子，今年刚七岁——就像箭一样从我身旁冲了过去，躲过了我那一巴掌。

衣服差不多穿好了，找领带时，我才发现脖子上还沾着肥皂沫。这种事真讨厌，你感觉黏糊糊的，奇怪的是，不论你用海绵多仔细地擦，一旦发现脖子上还沾着一点这东西，一整天你都感觉黏糊糊的。我心情很不好地下了楼，家人要是讨厌我，就让他们讨厌去吧，反正我做好准备了。

我们的餐厅跟埃利斯米尔路上别人家的餐厅一样，很小，又窄又挤，长十四英尺，宽十二英尺，里面放了一个日本橡木做的餐具柜，再加上两个红玻璃瓶和我们结婚时希尔达她妈妈当礼物送给我们的放鸡蛋的架子，房子里就剩不下多少地方了。希尔达坐在茶壶后面，愁眉紧锁，《新闻报》上说奶油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又涨价了，每当遇到这种事，她总是一副恐慌的样子。她没点煤气灯，尽管窗户关着，可屋里还是冷得要死。我弯下腰，划着一根火柴，准备把灯点着。我呼呼喘着气（一弯腰，我就呼呼直喘），鼻子里发出的声音很大，我这是在给希尔达一个友好的暗示。她瞟了我一眼，每当她觉得我又在干什么奢侈的事时，她总是这样瞟上我一眼。

希尔达今年才三十九岁，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看上去活像一只野兔。现在，她的相貌仍是如此，只不过变得非常瘦了，满脸都是皱纹，眼睛里总是透露出焦虑，好像一直在沉思什么。当她像个烤火的吉卜赛女人那样，把肩膀拱起，两只胳膊交叉在一起抱在胸前时，她就变得比平常更让人烦乱了。她是那种人：预测到了生活中的灾难并为此沾沾自喜。不过她的那些灾难都是微不足道的，像战争、饥荒、地震、瘟疫或者革命这样的大灾难，她是一点也不关心的。奶油涨价了，煤气费花得太多了，孩子的靴子又快穿坏了，广播中说新近推出了一种分期付款的新方法，等等，这种事才是希尔达一直在唠叨的。当她双臂抱胸，身体摇过来摇过去，一脸愁容地对我说出类似于下面这种话时，我觉得她从中获得的快乐是真实的：“唉，乔治，问题很严重！我不知道咱们该怎么应付！我不知道钱从哪儿来！你好像一点也不觉得这事很严重似的！”她一直有一种坚定不移的看法，那就是我们会在救济院中了却残生。有意思的是，要是我们真的去救济院，希尔达一点也不在意，实际上，她很喜欢那种安全感。

孩子们早就以闪电般的速度洗漱穿衣停当，然后下楼了。对他们来说，这个时间谁也别想独占浴室。当我坐在桌子旁，准备吃早饭时，就听他们在争论什么：“没错，是你干的！”“不，我没干！”“就是你干的！”“不，我没干！”我觉得要是我不制止他们，在这个早晨剩下的时间里，他俩会一直这么吵下去。我有两个孩子，七岁的比利和十一岁的洛娜。我对孩子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多数时候，我对他们视而不见。可要是赶上他们争吵，我就受不了了。像他们这个年纪，脑子里本应该想的都是尺子、铅笔盒、谁的法语成绩考得最好这些事，可他俩操心的却是能不能吃饱这个问题。别的时候，特别是他们睡觉时，我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夏夜，天还不那么黑时，有时我会俯身在他们的小床上，看他们睡觉的样子，看他们圆圆的小脸，看他们亚麻色的头发（他们的头发颜色比我的还要浅几分）。这时，你会有一种感觉，正如《圣经》上所描述的那样：从内心深处涌出一种渴望。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枯萎的荚果，唯一的用处是把这两个孩子带到了世界上，喂养他们长大成人。不过，那只是一瞬间的想法。独处时，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总觉得我这个老家伙的身体中还是有活力的，有大把的时间还在前面等着我，自己当一头温顺的奶牛，让女人和孩子们追来追去，这样的想法对我很有吸引力。

吃早饭的时候，我们是不大说话的。希尔达还沉浸在她那“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情绪之中，另外，奶油的价格涨了，圣诞节快要过完了，我们还欠学校五英镑学费，那是上个学期欠下的。我吃完煎鸡蛋，摊开一片面包，在上面抹满金冠牌果酱。希尔达执意要买这种牌子的东西，每磅五个半便士，标签上用法律所能允许的最小的字写着：含有一定量的中性果汁。这把我吓了一跳，于是我很讨人嫌地嘟囔着，说不知道所谓的中性树长什么样，长在什么地方？最后，希尔达生气了。她生气不是因为我揶揄她，仅仅是因为她觉得在某样省钱的东西上开玩笑是一种不道德的做法。

我瞥了一眼报纸，没什么新闻。在一些国家，人们仍在相互残杀，一位女士的大腿在一座火车站的候车室内被发现了，佐格国王的婚礼还没确定，等等。最后，大概上午十点钟，我出发去城里，原本我没打算这么早去。孩子们早就去公园里玩了。天气阴冷得要死，我走出前门时，一阵令人讨厌的风吹到了我脖子后面那块沾有肥皂的地方，让我猛然间意识到，我的衣服穿得不合适，而且浑身上下都黏糊糊的。埃利斯米尔路趣闻

知道我住的这条路吗——埃利斯米尔路？就在西布莱奇利区。即便不知道，你也知道五十条别的跟它一模一样的路。

这些街道让郊区从里到外像脓包一样蔓延。一长排一长排半独立的小房子林立街边——忘了说了，埃利斯米尔路上的房子编号一直排到212号，我们的是191号。房子颇似州议会厅，但要比之丑陋些。灰泥墙面，木馏油漆过的大门，漆树围起来的篱笆，再加上一扇绿色的前门。月桂树、桃金娘、带刺的灌木、防空洞随处可见。或许每五十座房子里就有一座的前门是蓝色的，而不是绿色的，里面住着某位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些人十之八九会在救济院里了却残生。

脖子周围那种黏糊糊的感觉让我抬不起头。脖子上黏糊糊的，你会因此打不起精神来，这事真奇怪。似乎你的所有精力一下子都被掏空了，那种感觉就像在某个公共场合你突然发现自己一只鞋子的鞋跟掉了。那天上午，我对自己是没有幻想的。我似乎觉得我正站在某个稍远的地方，注视着那个长着一张又胖又红的脸、戴着假牙、穿着粗俗衣服的自己从街上走来。我这样的家伙瞧上去是不像位绅士的。哪怕你在两百码远的地方看到我，也不会一眼就能看出我是个卖保险的，而会把我误认为是贩黄牛票的或者推销员。我身上穿的就是这类人常穿的那种衣服。灰色的人字呢西装，价值五十先令的蓝色大衣，圆顶硬礼帽，不戴手套。我的模样是那类拿提成的推销员独有的，瞧上去粗俗而厚颜无耻。我状态最好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穿上一套新衣服或者嘴上叼支雪茄的时候，我看上去像个赌马的人或者酒馆老板；状态非常差的时候，我看上去活像一位清洁工；状态一般的时候，你就能把我看个差不多。看到我的第一眼，你心里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这家伙每周能挣五到十英镑。”从经济和社会地位这个角度来说，我在埃利斯米尔路上属于中等。

我对这条街相当熟悉。早上男人们相互拥挤着去赶八点二十一分的那趟班车；女人们摆弄着煤气炉。要是有时间朝周围看看，要是碰巧你的状态还不错，走在郊区里里外外的这些街上，想起那里的人们过的日子时，你便会暗自发笑：像埃利斯米尔路这样的路还叫路吗？只是一座拥有一排排号子的监狱罢了。一排排半独立的、让人痛不欲生的小房间里，住着一些浑身发抖、每周只能挣五到十英镑的可怜家伙，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被老板吆三喝四，都被妻子折磨得每天都像在做噩梦，都被水蛭般的孩子喝血。普通工人受的苦说也说不完。我不会太可怜他们。你见过一位卖苦力的人整夜不睡觉只想着扛麻袋的事吗？工人身体上是受了点苦，可不工作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自由的人。而在这每一个灰泥小盒子里，总是有个可怜鬼永远都无法成为自由的人，除了做梦时梦到把老板扔到井底，不停朝他身上扔煤块。

像我们这种人都幻想着自己拥有某种可以失去的东西。在埃利斯米尔路，90%的住户都给人一种他们是房主人的印象。只有站在高处才会发现，埃利斯米尔路连同它周围的地区，都是一个叫赫斯珀里得斯的大社区的一部分，而这个社区则是快乐信贷建筑协会的地产。建社区可能是现今最聪明的行当。我干的卖保险这行，坦白说就是骗人，可骗得光明正大，既不藏着也不掖着。可建社区的漂亮之处就在于，你把受害者给骗了，可他们还觉得你是在为他们行善事。你狠揍了他们一顿，他们还舔你的手。我有时会想，不如在赫斯珀里得斯庄园之上竖起一座巨大的神像算了。这神像看起来有点古怪，反正是一个不阴不阳的家伙。上半部分是个建筑总经理模样；下半部分是个家庭主妇模样。一只手里拿着一把巨大的钥匙——当然是救济院的钥匙啦；另一只手拿着——人们把那种类似于法国号，里头装着礼物的东西叫什么来着——对了，叫羊角，里面正在涌出便携式收音机、保险条款、假牙、阿司匹林、法文信件和水泥做的滚筒。

其实，在埃利斯米尔路上住的这些人不是房子的主人，尽管都是我们花钱买的。因为房子不是永久产权，只是租来的。每栋房子售价五百五十英镑，要是分期付款的话，一共要还十六年；不过要是一次性以现金方式结清，那么只需三百八十英镑就可以了。这样算下来，快乐信贷建筑协会从每栋房子身上都会赚一百七十英镑，不过他们赚的要远远高于这个数，这点是不用说的。三百八十英镑里头包括了建筑商的利润，不过快乐信贷建筑协会以威尔逊·布鲁姆的名义自己盖房子，把本属于建筑商的那部分利润也收入囊中了。需要花钱的只是建筑材料。就是在这一块上，它也要赚一点，它以布鲁克斯·斯盖特比的名义把砖、瓦、门、门框、沙子、水泥、玻璃等东西卖给自己。它还会用别的名义把制造门和门框的木料卖给自己，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吃惊。另外，还有一件事是我们原本预料到的，不过等事实真的摆在面前，我们还是大吃了一惊，明明说好的折价房，快乐信贷建筑协会却不信守承诺。埃利斯米尔路修好的时候，协会给了一片空地，不过没什么用，倒是个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他们还大言不惭地称其为“普莱特草场”。不仅那种黑白花的东西是见不到的，且所谓的“草场”也是不会真正建起来的，因为上面根本没有草。然而，西布莱奇利郊区还是一天天大起来了，发展得很快，罗斯威尔果酱厂是1928年建起来的；英美全钢自行车厂开办于1933年；人口和租金近些年也涨了不少。我从未见过快乐信贷建筑协会赫伯特·克拉姆或者别的大佬的真身，可透过我的心灵之眼，我明明看到口水正顺着他们的嘴不停往外流。

突然间，建筑商来了，开始在“普莱特草场”上盖房子。赫斯珀里得斯社区内顿时响起一阵阵痛苦的哀嚎。租客防卫协会成立了，不过根本无济于事！克拉姆的律师只用了五分钟就把我们斗败了，结果“普莱特草场”上的房子还是盖了起来。老克拉姆阴险狡诈，骗术高超，我觉得正是靠这一点，他才获得了从男爵的身份。我们这些在赫斯珀里得斯住的傻瓜总是心存幻想，觉得我们是房子的主人，觉得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正是因为这个，才让我们成了老克拉姆永远的忠诚的奴隶。我们都是值得尊敬的房主——也就是说，我们都是保守派的，都是唯命是从的人，都是一帮该死的家伙。他是不敢杀我们这些摇钱树的！我们的房贷还没有还清，总是担心在还完最后一笔贷款之前会发生什么事，这种事实让结果变得更糟。我们都被收买了，更糟的是，我们是被自己的钱收买的。每一个被压榨的可怜的家伙，流血流汗付出双倍的价钱买一栋叫作“Belle Vue”的小砖房子，这里看不到景色，门铃也是坏的——为了挽救这个国家不受侵扰，这些可怜的傻瓜最终都会战死在沙场之上。

我拐入华尔波尔路，然后走上大街。十点十四分有一班去伦敦的火车。经过一家六便士杂货店时，我想起要买一盒刀片，这是今天早晨定好的。当我来到卖肥皂的柜台时，楼层经理——不管他叫什么吧——正在那儿训斥柜台上的姑娘。一般来讲，上午这个点，六便士店里是没什么顾客的。有时，商店刚一开门，你碰巧进去，就会看到一排姑娘正在挨训，为的就是让她们这一天有个好状态。人们说，像这样的大型连锁店都有一些具备挖苦和讽刺功力的家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行部门间的调动，为的就是让那些女售货员一个个变得活力十足。这位经理个子不大，长得很丑陋，面相凶恶，肩膀很宽，留着钉子一样的灰胡子。他刚发现她的问题，好像是这位姑娘找钱时出了点什么错，这会儿正用圆锯般的声音骂她：“嘿，不！怎么你连钱都不会数，真该死！连钱都不会数，真该死！你怎么净惹事！嗨，不！”

停下之前，我看到了这位女店员的眼睛。她站在那儿，让一个长着一张红脸的肥胖中年男人骂，这种场面可不怎么雅观。我赶紧转身，装出一副对旁边柜台上某件东西（好像是窗帘环，还是什么）感兴趣的样子。他对她发起新一轮攻击。他是那种人：转身走了，可突然间就又像一只蜻蜓那样折了回来。“他妈的！连钱都不会数！要是店里亏了两个英镑，你也觉得一点事儿没有，是这样吗？一点事儿没有！你觉得两英镑是个小数目吗？你怎么就不能费点心把钱数准？哦，不！你光想着自己清闲，完全不考虑别人，是不是？”

这人用一种让半个店都能听到的声音骂了大概五分钟。他数次转身，给她造成一种就此罢休的假象，可猛然间，这家伙就会回身对她开始新一轮的攻击。我侧身走得远了些，然后瞥了他俩一眼。那姑娘还是个孩子，差不多有十八岁，很胖，长着一张有些恍惚的脸，是那种总也做不对事的人。她的脸变成了浅粉色，身体扭来扭去，其实是因为痛苦才这样的。似乎那个男人正在用鞭子狠狠抽她。别的柜台上的姑娘假装没听见。这家伙真是一个结实的恶汉，属于那种短小而强悍的人，就见他胸脯挺着，双手背在燕尾服后面——宛如一副军官的模样，只不过个子不够高。你注意到他们总是让这种小个子干这种逞威风的事了吗？他的脸向前撅着，胡子和整个身体也向前撅着，差点就碰到了她，这样才能更方便地朝她吼。这姑娘浑身变得通红，身体摇个不停。

最后，他觉得自己骂够了，便像一位甲板上的海军上将那样大摇大摆地走开了，我走到柜台前面，对那姑娘说要买一盒刀片。小个子心里很清楚，他骂的每个字我都听见了，她也知道，我们仨全都心知肚明。不过，最糟糕的是，为了我着想，她不得不装出一副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样子，脸上还得摆出一副女店员在招呼男顾客时通常都会有的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淡模样。半分钟前，她还像个用人那样被骂，可这会儿她不得不表现得像位成熟女子。她的脸还是红的，手仍在抖个不停。我问她要刀片，她开始在装有三便士商品的那个盘子里扒拉。接着，那个小个子又出现了，有那么一会儿，我和那姑娘都觉得他会过来开始新一轮的谩骂。她像条狗那样眼看着鞭子要落下来了，顿时吓得全身哆嗦起来。不过，她只是用眼角余光瞥了我一下。我能看出来，她此刻恨透了我，因为刚才我看到她挨骂了。人们的想法真是奇怪！

我拿着刀片走出了商店的门。我在想，她们为什么要忍受这一切？毫无疑问是因为害怕。顶一句嘴，就会被开除。这种事到哪儿都一样。我想起了我们时常光顾的那家连锁杂货店里的那个小伙子。这人身强体壮，有点傻，脸颊红得像玫瑰，前臂粗大，本该是在铁匠铺中工作的。他在店里，穿着白色外套，弯腰伏在柜台上，一边不停地说“好的，先生！非常对，先生！像今年的这种天气可真不错，先生！今天我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先生？”，一边直搓手，那种低三下四的样子，仿佛是在求你狠狠踢他的屁股。你尽管对他发号施令好了，顾客总是对的。从他的脸上你可以看到那种极大的恐惧，生怕你向老板告他傲慢无礼，让自己丢了饭碗。还有，他怎么知道你不是公司里派来的暗中监视他的人呢？一切都是因为恐惧！我们被恐惧包围着。它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摆脱不了它。每一个害怕丢掉工作的人同样害怕战争、法西斯主义或者别的。犹太人在想起希特勒时都吓得浑身直冒汗。我猛然想起，那个留着像钉子一样小胡子的小个子混蛋要比那位姑娘更害怕失掉自己的工作。也许，他有一家人要养；也许，他是个逆来顺受的软蛋，在后花园里磨没了性子，被他的妻子坐在身上，被他的孩子拉扯着胡子，谁知道呢？同样，你从未听过有哪位西班牙宗教审判官或者苏联高级秘密警察没被人家说过在私底下他其实是个好人，是位模范丈夫，模范父亲，一心只忠于他那只温顺的金丝雀等这样的事。

出门的时候，肥皂柜台上那位姑娘盯着我的背影看。要是她能，她会恨不得杀了我。她恨透了我，就因为我看到她挨骂了。跟那位经理比起来，她更恨的其实是我。当胖子的好处

一架轰炸机低空飞过头顶。有那么一两分钟，它似乎在紧紧咬着那列火车。两个穿着破大衣的粗俗家伙，一眼就能看出是那种做最低等事的，很可能是让人家订报纸的，坐在我对面。其中一个读着一份《每日邮报》，另一个读着一份《每日快报》。从他俩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们把我看成了同类人。在车厢另一头，两个带着黑色公文包的律师的办事员正在交谈，谈话中充满了法律词汇，那意思是说，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不是普通人。

我看着一栋栋房子的背面一闪而过。从西布莱奇利开出的这条线途经的大多是贫民窟，却给你一种很安静的感觉。随便瞥上一眼，就能看见一个个小小的后院，里面种着些花，是种在箱子里的；还有那平平的屋顶，女人们正在铁丝上晾衣服；还有墙上挂着的一个个鸟笼子。那架巨大的轰炸机在空中晃了一会儿，然后就嗡嗡响着飞到了火车顶上。我看不到它了，因为我是背对火车头坐着的。那两个推销报纸的其中一人抬头看了一眼飞机。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那是每个人都在想的事。如今，想这些事的不一定非得是知识分子。再过两年，或者一年，当我们看到这种东西时，我们会在做什么？冲进地下室，因为害怕，书包都被汗水浸湿了。就这样。

那个拿着《每日邮报》的家伙把报纸放下了。“坦普尔盖特所预测的那匹有望获胜的马真的赢了。”他说。

那两位律师办事员找到了一个新话题，在谈论律师费的事——说的都是微不足道的事。另外一个推销报纸的家伙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摸了摸，拿出一根压弯的忍冬牌香烟。他在另外一个口袋里又摸了摸，然后朝我俯过身体。“胖子，有火吗？”

我掏兜摸火柴。你注意到了吗，这家伙称我是“胖子”。这还真有意思。有那么几分钟，我不再想轰炸机的事，开始把心思放到我的身材上来。今天早晨，在浴室里，我可是对它进行了仔细研究的。

我是个矮胖子，这一点不假，事实上，我的上半身已经长得跟桶差不多了。不过，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就因为你碰巧胖了一点，几乎任何人，甚至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就把给你起外号、对你品头论足当成了理所当然。假如有位小伙儿是个驼背，或者眼睛有点斜视，或者长着一个兔唇，你就会给人家起个外号，让他时刻别忘了自身的缺陷吗？事实上，每个胖子都被贴上了标签。我是那种人：别人会很自然地在我的背上来上一巴掌，或者在我的肋骨上捅一拳，几乎这么干的人还认为我挺喜欢被揍呢。帕德利有家叫王冠的沙龙酒吧，跑业务的时候，我一个礼拜打那儿经过一次，里头有个叫沃特斯的傻蛋，是一家肥皂公司的旅行推销员，这家伙是那儿的常客，每次我进去，要是他不在我的肋条上狠戳一下，并且大喊一声“那个可怜的笨货汤姆·保龄又来啦”，这事就不算完，酒吧里那些该死的蠢货对这个玩笑总是乐此不疲。沃特斯的手指硬得像一根铁条。可再硬他们也都觉得胖子是没有感觉的。

那个卖报纸的家伙把我那盒火柴拿过去，从中抽出一根剔牙用，把剩下的给我扔过来。火车嗖嗖上了一座铁桥。我朝下瞥了一眼，看到了一辆面包师傅的货车和一长列载满水泥的卡车。这时，我想人们对那些胖子的看法是对的，我为什么会这么想？百思不得其解。的确，一个胖子，一个生下来就是胖子的人，一个从小时候就一直胖下来的家伙，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他是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度过这一生的，有点像是那种轻喜剧的层面。当然了，那些在庙会上玩杂耍的和体重超过二十石的胖子除外，他们的层面不是轻喜剧，而是低俗的闹剧。我这辈子胖过，也瘦过，肥胖会对一个人的外貌有多大影响，我是知道的。这种经历或多或少会让你在某些事上不是那么较真。我怀疑，一个除了长肉别的事一件都没干成的人，一个从学会走路起就被人家叫成胖子的人，是否知道真正深沉情感的存在。他怎么会知道呢？他根本没经历过这些东西。他不能在凄惨的场合出现，因为这样的场合要是有了胖子就不凄惨了。只需试想一下，要是哈姆雷特是个胖子，该成何体统！或者让奥利弗·哈代去扮演罗密欧。真是可笑得很，就在几天前，在我读一部小说时心里还在想这样的事。那部小说的名字叫《荒废的激情》。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发现他的情人跟另外一个家伙私奔了。像他这样的角色，在小说中你会经常读到，有一张敏感而苍白的脸，黑色的头发和一点私人收入。其中有个段落大概是这么写的：

大卫在屋内踱步，双手压住前额。这个消息似乎让他大吃一惊。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希拉竟对他不忠！不可能！突然，他明白了一切，看到了残酷的现实。他扛不住了，一头扑倒在床上痛哭起来。

话说回来，故事就是这么写的。甚至是现在，我仍在想这事。看到了吧，现实就是这样。人们——有些人——就会像故事中的人物那样做事。可要是换成我，该怎么做？假定希尔达跟别的男人去度周末了——我他妈是一点不会在乎的，相反，我还会感到高兴，因为我发现她身上还有那股寻求刺激的劲头儿——不过话说回来，要是我在乎呢？我会一头扑倒在床上放声痛哭吗？有人会希望我这样做吗？要是你也跟我一样是个胖子，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种事真是让人讨厌得要死。

火车沿着一处堤岸前行。朝下一看，不远的地方，是一排排的屋顶，红色的，小的，炸弹即将投在它们上面。这个时候，它们亮了一些，一缕阳光正打在它们身上。我们总在想轰炸的事，想想真好笑。当然了，炸弹很快就会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报纸上刊载了一些令人激动的消息，人们都在纷纷议论，从中你也能猜个差不多，炸弹很快就要在这一片投下来了。有一回，我在《新闻记事报》上读到了一篇文章，说是现在的轰炸机不能再造成任何破坏了。高射炮的威力现在不得了，炸弹不敢往下落，只能在两万英尺的高空待着。看到了吧，写这篇文章的那个家伙认为，要是飞机能飞得足够高，炸弹就到不了地面上来。更有可能的是，他觉得敌人会放过乌里芝兵工厂，转而去轰炸埃利斯米尔路这样的地方。

胖就胖吧，我慢慢接受了这一点，不过，我觉得当个胖子也不是件坏事。胖子有一样好处：到哪儿都受欢迎。从赌马的人到大主教，胖子都能聊得来，谈话的氛围也是非常轻松的。胖子也很有女人缘，这跟人们想象的大不一样。有人认为，女人在看胖子时总是当儿戏看，其实这都是骗人的鬼话。真实的情况是：要是一个男人跟女人开玩笑说他爱上她了，那么不管这个男人是胖还是瘦，女人都不会把他当儿戏看待的。

在这儿，我要提醒你啊，我可不是一直都是这么胖的，我胖了有八九年了。我觉得胖子的那些特征在我身上已经体现得差不多了。不过，在内心深处，我可从来没把自己当胖子看。别误解我。我可没说我是一朵娇贵的花儿，或者微笑背后有一颗疼痛的心什么的。要是你是这样的人，那么卖保险这行你准干不了。我是个大老粗，一点也不敏感，还挺适应环境。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买卖行为，只要还有光靠耍嘴皮子、不要脸就能生存的行当，那么就少不了我这样的人。差不多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都能生存——只是生存，赚大钱谈不上——甚至是在打仗的时候，闹革命的时候，发生瘟疫和饥荒的时候，我都能活得比大多数人长久。我就是这种人。不过我的心里还藏着别的东西，主要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以后我再告诉你。我是很胖，不过内心倒是瘦的。你听没听说过这种说法：每个胖子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瘦子，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每块石头里面都藏着一尊雕像？

借我火柴的那个家伙一路上都在剔牙，剔得挺爽，还是一边看《每日快报》一边剔的。“腿那案子好像还没什么进展啊。”他说。“警察捉不住他的，”就听另一个说，“光靠一双腿能验明什么？两条腿流的血都一样，是不是这么回事？”“包腿的报纸是个线索，可以根据这个查。”挑起话题的那个家伙说。

朝下面看，一个个的房顶滑过去了，有时随着街道朝这边扭，有时又朝那边扭，却总是不停向前延伸，仿佛你正在一片巨大的草原上奔驰。要想穿过伦敦，不管走哪条线，都会看到连绵二十英里的房子。上帝！要是炸弹真的来了，我们怎么会幸免于难呢？我们这个目标太大了，一下子就能让人家命中靶心。很可能还是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炮弹就下来了。如今还有哪个该死的傻瓜会干宣战这种蠢事呢？我要是希特勒，开裁军会议的时候就命令轰炸机飞过去。在一个安静的早晨，趁大批的办事员正蜂拥穿过伦敦大桥，金丝雀正在唱歌，老女人正在晾衣绳上挂裤子——轰炸机嗡嗡飞过去了，接着就听砰砰一阵乱响，房子飞到了半空中，裤子都被血染透了，金丝雀在尸体上飞着，唱着。

我觉得这事有点惨。我看着那像海一样的屋顶滑过。数英里的街道，卖烤鱼的商店，锡皮屋顶的教堂，电影院，巷子背后的小型印刷厂，工厂，成堆的轮胎，卖蛾螺的摊位，牛奶厂，加油站——一眼望过去，到处都是这样的东西。范围可真广大啊！多安静的一幅画卷！就像一片巨大的荒野，却没有野兽出没。没有枪声，没有人在吃凤梨罐头，也没有人在用橡胶棍子揍别人。好好想想吧，此时此刻，在整个英国，没有人会透过卧室的窗户用机关枪朝外开火，很可能连一扇这样的窗户也找不到。

可再过五年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再过两年呢？再过一年呢？三十八年前

我把文件放在办公室。华纳牙医是美国人，出身低微，有一间咨询室，他更喜欢把它叫成“接待室”，就在一个大办公区的半路上，夹在一间照相馆和一间橡胶制品批发店的中间。我去得有点早了，不过也该吃点东西了。我不知道自己脑子里是怎么想的，迷迷糊糊地就进了一家卖奶制品的铺子。这种地方一般情况下我是能不进去就不进去的。我们这些个“每周只能挣五到十英镑的家伙”在这种地方是不会享受到像伦敦饭馆那样优良的服务的。要是你想花一先令三便士就吃一顿饭，那就去里昂、快运乳业公司，或者别的地方吧。不然的话，在这种地方，人家给你端上来的就像葬礼中吃的那点东西：一品脱苦啤酒，一大厚片连点热乎气儿都没有的馅饼，馅饼比啤酒还要冷。铺子外面，卖报纸的孩子正在大声叫卖晚间报纸的头版。

鲜红的柜台后头有位戴着高顶白帽的姑娘，正鼓捣一台冰箱，后面某个地方，电台中正在播放叮叮咣咣的歌曲，听不太清。他妈的为什么我要到这种地方来？进去的时候我这样想着。这种地方的气氛让我打不起精神。什么都是滑溜溜的、亮闪闪的、流线型的；镜子、搪瓷，还有铬制餐盘，不论你走到哪儿，眼前都是这样的东西。一切都是为了装修考虑，就图个外面光亮，可在食物上，他们是不太上心的。说实在的，这种地方连能吃的东西都没有。菜单上那一长串的菜名都是美国人才吃的，都是些徒有其表的东西，你连尝一尝的想法也没有，你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食物。吃的都是用硬纸盒装着的，要么就是用罐子装着的，要么就是从冰箱里拽出来的，要么就是塞子里喷出来的，还有就是从管子里挤出来的。这地方一点都不舒服，也没有隐私。高高的凳子，吃饭的台子窄得不行，周围有无数面镜子在照着你。一阵宣传什么的声音时不时飘过来，跟收音机里传出的噪声混在一起，除了光亮、滑溜和流线型，别的什么都不重要了。现如今，什么都成了流线型的，甚至连希特勒给你预备的子弹都是流线型的。我点了一大杯咖啡和几根法兰克福香肠。戴高顶白帽的那姑娘把东西扔给我，那种劲头儿就好像是在扔蚂蚁蛋喂金鱼。

铺子外面有个卖报纸的孩子在大声嚷着：“特大新闻！”我瞧见了他膝盖上啪啪拍动的海报，上面写着：腿。瞧见了吧，只剩下了“腿”这个字。两天前，人们在一座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发现了两条女人的腿，用棕色的报纸包裹着，接着报纸就对其进行大肆报道，好像整个国家的人突然之间就对这两条被炸烂的腿发生了兴趣，以至于别的新闻大伙儿都不需要了。此时此刻，报纸上登载的都是关于这两条腿的事。真是不可思议，现如今，凶犯竟变得这么笨，吃卷饼的时候我这样想。把人一杀，把尸块扔到荒郊野地不就行了，怎么连过去曾在国内上演过的那些极具毒害功能的戏剧的皮毛都没学会呢？我觉得除非一个人相信自己会因杀人而去地狱中煎熬，否则他是会成为一个好杀手的。

此时此刻，我咬了一口法兰克福香肠，然后——上帝啊！

坦白说，这种东西我没希望有多好吃。我想着它应该跟卷饼一样，是没什么滋味的。可这个——这么说吧，这种体验很不同寻常。下面，我要好好跟你描述一下。

法兰克福香肠外头是一层橡胶皮，这个是自然的了，可我嘴里这副新假牙吃这种东西还是不太习惯。我得先做一系列的拉锯式的动作，然后才能让我的牙咬破这层橡胶皮。然后，突然——就听砰的一声，这东西就像一只烂梨一样在我的嘴里爆炸了。一种令人讨厌的、软乎乎的东西渗入了我的整个舌头。可那味道！有那么一会儿，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东西竟是这个味儿。接着，我把舌头一卷，又尝了一口。是鱼的味道！一只香肠，一只被称作法兰克福的香肠，里头却都是鱼肉！我站起来，连桌上的咖啡也没碰，就直接出了门。只有上帝才知道那是什么味儿。

铺子外面，那卖报纸的小男孩把报纸捅到我脸上，吼了一嗓子：“腿！惊人发现！最热门！腿！腿！”法兰克福香肠还在我的嘴里搅拌着，我在想是不是该把它吐出来。我想起在报纸上读到了一篇小文章，说是在德国某地的一些食品厂，生产的所有东西都是假的。人们把这种东西叫假冒伪劣商品。我记得，这些工厂生产香肠的原料正是鱼肉，没错，是鱼肉。这种感觉就像是咬了一口这个世界，才发现它是什么货色。现如今，我们的生活可不就是这个样吗？每样东西都是滑溜溜的、流线型的，每样东西都是假的。到处都是赛璐珞、橡胶、镍钢，拱形灯整夜亮着，玻璃屋顶一直在你头上，电台里播放的都是同一首曲子，草木看不到了，一切都被水泥盖了起来，假甲鱼在无性果树下吃草。不过，当你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咬到了某种坚硬的东西，比如这种香肠时，你的感觉才是真实的。腐烂的鱼肉装在橡胶皮里。一大堆脏东西在你的嘴里炸开了。想想这个吧！

戴上新假牙，我感觉好多了。假牙跟牙龈契合得很好，瞧上去挺漂亮，挺平滑。有这样一种说法：假牙让人看上去年轻，想想真是可笑，不过的确会有这样的效果。在一家商店橱窗面前，我照了一下镜子，效果的确很不错。华纳尽管小气，却有点艺术家的气质，不会叫你瞧上去像是给牙膏做广告。他的假牙有好几大箱子——有一回，他给我看过——都按照尺寸和颜色分好了等级；他精心挑选假牙的样子就像一位珠宝商在为一串项链选宝石。十之八九的人都会觉得我的牙不是假的，而是真的。

路上，经过另外一家商店的橱窗时，我又把自己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这次我有了一个惊人发现：我的身材并不是那么差劲。无可否认，我的侧面有些胖，不过胖得并不讨人厌，是裁缝说的那种“长得很圆实的人”。我的脸是红的，可有些女人偏偏喜欢这个。我觉得在我这个老家伙身上还是有些活力的。这时，我想起了自己那十七英镑，立即做出了决定：找个女人花了。酒馆还没关门，喝上一品脱还是有时间的，就算是为新牙洗个澡。兜里装着十七英镑，我觉得自己成了个有钱人，于是在一家香烟店前站住脚，买了一支价值六便士、我挺喜欢的某个牌子的雪茄。这种雪茄长八英寸，里头装的都是纯正的哈瓦那烟叶。我觉得哈瓦那也跟别的地方一样，是长卷心菜的。

走出酒馆，我顿时觉得自己变了个人。

我喝了几品脱，从里到外，我的整个身体都是热乎乎的，雪茄上冒出的烟雾萦绕在我的新假牙周围，我有了一种清新、干净、踏实的感觉。突然，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位多思的哲人，有几分原因是今天我不用去上班。我的思绪又飘回到了战争这件事上，今天早上，那架轰炸机从火车上面飞过时，我想到了这件事。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先知，预见了世界末日，并从这件事中得到了某种乐趣。

我一路向西朝斯特兰德街走去，尽管天气很冷，但我故意放慢脚步，慢慢享受雪茄带给我的快乐。像往常一样，街上人潮涌动，几乎挤不过去，人们脸上透露出的那种疯狂是伦敦人一贯有的；交通拥挤不堪，身材庞大的红色的公共汽车在小汽车中间慢慢朝前挪动，引擎轰轰直响，喇叭声不止。这么闹腾，死人也得给吵醒了，不过我觉得这一片儿的人们早就对这种场面见怪不怪了。我觉得在这座充满梦游者的城市当中自己是唯一醒着的人。当然了，这只是个幻觉。穿行在一群群的陌生人中间，你的心中不禁涌出一种感觉：这些人都是蜡像。而别人很可能也是这么看你的。战争就要来了，世界末日就要到了，这会儿我有的这种先知先觉的感觉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奇怪。这种感觉，或多或少，我们都有。我想，此时此刻，在行走的这些人当中肯定有谁看到了炸弹爆炸和污泥遍地。不管你想什么，在这一刻，都会有上百万的人跟你想的一样。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们都在一个着火的甲板上，除了我，没人知道这件事。我看着一张张木然的脸从我身旁经过。真像是十一月的火鸡，我想。他们一点都没意识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我的双眼似乎具备了透视功能，能够看到一具具的骷髅在大地上行走。

我向前看，看到了几年后的情景。我看着这条街，仿佛已是在五年后，要么三年后（也就是1941年），那时战争已经开始。

不，一切尚未变成碎片，只是有些变形，有些肮脏。橱窗里几乎都空了，玻璃是那么脏，你都看不透。人行道上，有一个炸弹炸出的大深坑，一栋建筑物被烧毁了，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牙窟窿。那是铝热剂。周围静得出奇，每个人都很瘦。一排士兵从街上走过，个个骨瘦如柴，靴子趿拉着。军官留着螺旋状的胡子，竭力摆出一副威严的样子，可他也瘦，不停咳着，整个人都快爆开了。咳的间隙，他还费力朝手下吼，就像大人物过去在阅兵时做的那样：“不，琼斯！把头抬高！你老盯着地面干什么？烟头儿几年前就被人家捡光啦！”突然，他又咳起来，吼叫只能中断。他想忍住，可不行，他像把软尺那样咳弯了腰，内脏都快咳出来了。他的脸变得又红又紫，他的胡子变得软弱无力，眼泪从眼眶里流了下来。

我听到空袭警报声在响，扩音器中在轰隆播报，说我们的伟大军队已经俘敌一万。我在伯明翰看到一栋楼的顶楼后面，一个五岁的孩子哭嚎着要面包吃。猛然间，那位母亲再也受不了了，吼了一声：“快闭嘴，你这个小杂种！”说完，把孩子的衣服撩起来，狠狠揍屁股。因为早就没有面包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了。这一切我都看到了。我看到了海报和排着长队等食物的人；我看到了蓖麻油和橡胶警棍；我看到了机关枪的子弹从卧室的窗户里射出来。

这一切会发生吗？我不知道。有时，我觉得这事不会发生。有时，我对自己说，这只是报纸上刊载的一些危言耸听的文章。有时，我从骨子里认为，这种事是无法避开的。

快走到查令十字街时，我听卖报的孩子们在喊晚报稍晚一版上的文章。关于这起谋杀案，又增添了一些胡言乱语。腿：著名医生的声明。接着，另外一张海报吸引了我的注意：佐格国王的婚礼被取消了。佐格国王！什么样的名字！没有理由不相信，能叫这种名字的人肯定是一个黑得像炭一样的黑人。

不过，就在此时，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佐格国王的名字——今天这个名字我已经见过几次了，我开始把它与拥挤交通中的某种声音，或者马棚中的气味，或者什么东西联系起来——在我的心中已经开始扎根。

过去是一样奇怪的东西，终生陪伴着你。我觉得每过一个小时都会想起二三十年前的事，不然，这个小时就过不去。尽管多数时候，你想的并不是真实发生的事，只是你学到的一些事实，就像你在历史课本上学到的那些东西。然后，偶尔听到的某种声音，偶尔看到的某样东西，偶尔闻到的某种气味，特别是气味，就会让你的思绪飘走。过去不是简简单单回到了你的面前，而是你切切实实地走进去了。这一刻，我的感觉正是这样。

我回到了下宾菲尔德的教堂内，那已是三十八年前的事了。从外表上看，我，肥胖，四十五岁，戴着假牙，戴着一顶圆顶硬礼帽，可在内心深处，我是乔吉·保龄，刚满七岁，谷物和种子商塞缪尔·保龄的小儿子，就住在下宾菲尔德大街五十七号。今天是礼拜日，我都能闻到教堂的味道！教堂里的那种味道你知道吗？奇怪、湿冷，灰尘般的味道，腐败中却混杂着一股芬芳的味道。这味道里头能感觉出蜡烛油，也许还有香料发出的香味，说不定还有死耗子的味道；到了礼拜天，这种味道就被黄肥皂和斜纹哔叽织成的裙子散发出的味道盖住一些。不过，那种芬芳、腐败、灰尘般的味道还是占了上风，闻上去就像是死人与活着的人混在一起散发出的那种味道。其实，这种味道是从撒了粉的尸体上发出的。

那段日子，我差不多有四英尺高。为了能看到教堂前排前面的事，我站在祈祷时用的垫子上，我能感到母亲的黑布裙子在我的手下，我能感到包裹住我的膝盖的长袜——过去，我常这么穿——还有每到礼拜天家里人就会硬让我戴上的只有在伊顿公学上学时才会戴的那种有锉锯齿的硬领。我听到风琴在呜呜响，有两个人大声唱出了一首赞美诗。在我们那片儿的教堂内，有两个领唱的男人，他俩在唱诗的时候总是抢风头，别人要想插进去非常费劲。其中一个叫舒特尔，是个卖鱼的；另外一个叫维泽罗尔，是个老头，身份是木匠，也在殡仪馆中干活儿。他俩常坐在教堂中间，面对面，一边一个，就在离讲坛最近的地方。舒特尔是个矮胖子，浑身上下都是通红通红的，脸上很光滑，鼻子很大，胡子向下垂着，下巴都快从嘴那儿掉下来了。维泽罗尔就大不一样了。他是个大个子，很瘦，年纪在六十岁左右，不过很有力气，瞧上去像个恶魔。他有一张死人脸，灰色的头发很硬，有半寸长，根根立在脑袋上。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哪个活着的人跟他一样，长得和骷髅这么像。在他的脸上，头骨上的每一条纹路都能看见，他的皮肤就像山羊皮，他的下巴又瘦又长，嘴里长着一口黄牙，上下动着，就像解剖学博物馆里的骷髅。尽管瘦，可他却像一根钢筋那样壮实，似乎他会活到一百岁，等到为教堂里的每个人都打好棺材之后再死。他俩的声音也很不一样。舒特尔的是一种绝望而痛苦的吼叫，似乎有人在用一把刀子顶住他的喉咙，他在用最后一口气喊救命。而维泽罗尔的却是一种巨大的、极具冲击力的、隆隆作响的噪音，从深深的胸腔之中发出，就像一个个巨大的木桶在地底下来回滚动。尽管他弄出的声音这么大，可大伙儿都知道，他还是留着一多半的力气的。孩子们因此给他起了个“吼叫的肚子”的外号。

他俩过去总轮替着唱，特别是在唱赞美诗的时候。最后一句总是维泽罗尔唱。我真觉得他俩私底下是朋友，可小时候，我总想着他俩是势不两立的敌人，总想着把对方的气势给压下去。舒特尔吼出一句“上帝是我的牧羊人”，维泽罗尔就接上一句“这么说，我就什么都不缺了”，把前者就给彻底压下去了。不用说，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大师。过去，我常盼着那篇描述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和巴珊的王噩（听到佐格国王的名字让我想起的就是这个）的赞美诗。舒特尔先唱一句“亚摩利人的王西宏”，接着，有那么半秒钟的时间，你会听到众教徒小声发出一个“和”字，然后，维泽罗尔就用他那浑厚而巨大的男低音吼出一句“巴珊的王噩”。那声音就像潮涌，把每个人都淹没了。多希望你也能像我一样，听到维泽罗尔发出“噩”这个名字时所投注的那种巨大的、轰隆隆的、犹如巨大木桶在地底下滚动时制造出的噪音。过去，他时常把“和”这个字的前半部分抹去，在我还是个孩子时，听到这句话总误认为他唱的是“巴珊的王狗”。等我最终把这两个名字听准时，透过我的心灵之眼，我看到了西宏和噩长什么样。在廉价的百科全书中，我曾看到过埃及那种巨大的石像，有三十英尺高，面对面坐在宝座上，手搭在各自的膝盖上，脸上挂着略带神秘的微笑，我把他俩想象成了这个模样。

如今，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种很特别的感觉——只是一种感觉，无法用语言准确描述——那种我们身处教堂内才会有的感觉。那种死尸上散发出的芬芳气味，礼拜天去做祈祷时衣服摆动发出的沙沙声，管风琴的呜咽，那两个人的吼叫，还有从窗户洞里射进来的慢慢爬向教堂中部的光。成年人会通过某种方式骗自己，让自己相信这种别具一格的表演是必需的。过去，你手捧《圣经》，大段大段地背诵经文，你觉得这样是理所应当的。每一面墙上都贴着教义，《旧约》中的每一节你都烂熟于心。甚至这会儿，我的脑袋里还塞满了经文。上帝看到以色列的后代们又在做坏事了。亚设穿着他的半长裤，跟着他们从以色列一头走到另一头，重击他的第五根肋骨，这样他就死了。你永远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你连试都没试，或者你不想去搞懂，这只是一种药，味道有点苦，不过你必须咽下，还知道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么做是必要的。一个个的人名竟是那么长，什么示每呀、尼布甲尼撒呀、亚希多弗呀、哈拔大拿呀，真是不嫌费事。人们穿着又长又硬的长袍，留着亚述人那样的胡子，骑着骆驼行走在庙宇和西洋杉之中，做些不同寻常的事。奉献出祭品，在燃烧的火炉中行走，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鲸鱼吞掉。所有这一切都和墓地中的芬芳、斜纹哔叽布做成的长裙、管风琴发出的呜咽混在一起了。

看到那张佐格的海报，我的思绪就回到了这样一个世界中去。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自己不只是想起了它，而是置身于它之中了。当然了，这样的感觉是不会持续很久的，几秒钟就算长了。又过了一会儿，当我重新把双眼睁开时，我还是那个四十五岁的我，斯特兰街上仍是那么堵，不过余效还在。有时你从一连串的思绪中出来，你感觉自己是从深水中出来的，但这次不同，我感觉自己回到了1900年，那时我一直在呼吸清新的空气。这么说吧，甚至是现在，当我睁开双眼，看到街上这些该死的傻瓜走过来走过去，看到那些海报，闻到汽油发出的刺鼻的气味，听到汽车引擎发出的巨大轰鸣声时，我觉得这一切比三十八年前我在下宾菲尔德度过的那个礼拜天的早晨还不真实。

我扔掉雪茄，仍旧慢慢朝前走。我能闻到尸体的味道。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在我仍能闻到这种味道。我回到了下宾菲尔德，那是在1900年。市场上，马槽旁边，拉车的马戴着饲料袋。街角的糖果店里，维勒老婆婆正在称量半磅白兰地酒夹心糖果。贵妇拉姆普玲的马车过去了，后座上坐着一个凶神恶煞般的人，穿着白条马裤，交叉着双臂。伊西吉尔大伯正在骂乔·查普林。招募士兵的军官穿着红色外套，紧身蓝色工装裤，戴着圆筒帽，一边捻着胡子，一边来回踱步。喝醉的人正在乔治酒馆后面的院子里呕吐。维多利亚女皇在温莎，上帝在天上，耶稣在十字架上，约拿在鲸鱼肚子里，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在熊熊燃烧的火炉里，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和巴珊的王噩端坐在王座上，看着对方——什么也不做，就那么待着，只是存在着，就像一对炉壁，或者两头狮子，或者两头独角兽。

一切就这样永远逝去了吗？我不太确定。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那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我属于它，你也属于。Part Two童年，永远是人生最美的一段记忆战前的那个夏天

见到海报上佐格国王的名字让我暂时想起的那个世界，跟我此时此刻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是如此不同，我猜你会有点不敢相信我曾在它里面生活过。

我想，这会儿你心中已经有了我的一个大概模样——肥胖、人到中年、戴着一副新假牙、有一张红脸——在潜意识中，你在想，我在摇篮中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可四十五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尽管有些人没怎么变，可有些人在慢慢发生改变。我变得挺多，经历过起起落落，事业主要是向上走的。这事似乎很奇怪，可我的父亲要是能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很可能会为我感到骄傲的。他觉得他的儿子竟然拥有了一辆汽车，住在一栋带卫生间的房子里，这可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这会儿，我有些飘飘然，可在别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战前那段日子，而那时的情景是我们做梦都不会梦到的。

战前！我想知道，这句话我们会说多久？说多久才会想到我说的是“哪次战争”？在我看来，人们提到“战前”时，大多指的是波尔战争。我是在1893年出生的，还能记起波尔战争爆发时的情景，因为我的父亲和伊西吉尔大伯常为这事吵得不可开交。我还记得波尔战争爆发一年前的几件事。

我记起的第一件事是驴食草的气味。在厨房通往铺子的石路上走着，那味道越来越浓。母亲在门廊里装了一道木门，不让我和乔（我的哥哥）溜进铺子里去。至今，我仍记得我站在那儿扒着栏杆朝外看的情景，还能想起驴食草和潮湿的灰泥混在一起散发出的那种气味，那是过道里才会有的。又过了几年，一有机会，我就会翻过那道木头门，跑到铺子里去。每逢这时，装食物的那些罐子当中就会有一只老鼠从其中的一个里头蹿出来，从我的两脚间跑掉了。那家伙蹲在玉米粉里吃个不停，浑身都变成白的了。那年我六岁。

一个人在非常非常小的时候，似乎猛然间便会意识到很久以前发生的事就在鼻子底下。你周围的事一件接一件游进你的脑子里，特别是在你醒过来的时候。比方说，四岁那年，我突然想起我家曾养过一条狗，名字叫内勒，是条白色的英国梗，现在这种品种的狗早就消失了。我在厨房的桌子底下碰见了它，然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觉得它是属于我们的，还知道它的名字叫内勒。同样，更早的时候，我发现那道木门外头，过道的尽头有一个地方，驴食草的气味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而铺子里头呢，有巨大的尺子、木头做的称量工具、铁锹，还有贴在窗户上的白色的大字和一只装在笼子里的红腹灰雀——要是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你是不大能看清它们的，因为窗户的玻璃上满是灰尘——这些东西就像拼图玩具那样，一个接一个都在我的脑海里找到了位置。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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