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约瑟夫·古尔登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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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下）试读：

第十三章 暂时平静

中国人消失在北朝鲜冰天雪地的山岭中后，留下了一个谜。这次撤退是否反映了毛泽东天性中的谨慎气质？中国人是想考验美国对其介入的反应？或者甚至是在发出愿意进行谈判的信号？又或者这种试探只是一种侦察手段，等到流血受伤的军队有机会得到增援和补给后，就会发动全面攻击？

美国军方力图从军事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寻求解释，这是可以理解的。回头看来，这两个因素似乎都在起作用。然而，由于对中国共产党军队近期和长期的情报工作都存在缺陷，极大地妨碍了美国的情报分析。

陆战队最初认为，中国军队是因“弹尽粮绝而退出战斗”。根据对中国战俘的审讯报告和中国内战的记录，情报专家了解到中国步兵只携带三到五天的食物——一种是米饭，还有一种是朝鲜人用大米、豆子和小米磨成面后混合在一起的主食，可以与水和在一起吃，在战场情况紧急时也能干吃。弹药的配给同样少得可怜——基本上就是一个士兵在其衣袋里，或者一种粗布卷袋里能够携带的数量。尽管中国人征用朝鲜人用传统的A字形背架运送补给，但再补给的路线实际上并不存在。

在中国人的“第一次战役”中，陆战队的侦察机在长津水库北岸发现了很多中国人的卡车。这些卡车极为宝贵，又容易成为巡航的海盗式战斗机火箭的理想目标，所以中国人很少使用它们。这样一来，中国军队的总指挥林彪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就受制于一种僵化的框框：在第一线的师只能战斗三到五天，食品和弹药便消耗殆尽，不得不用其他部队来替换。

如果美国的情报部门能更加注意中国革命时期的策略，他们就能更为准确地解释中国人为何突然消失。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高潮时，毛泽东用简单明了的方式阐述了他的游击战信条。对于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来说，《论持久战》一书中的词语是具有预言性的：“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他认为撤退是一种战术，并用反诘的方式问答道：“英勇决战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在另一篇文章中，毛泽东把他的战术归纳成一个口号，从此在非正规战争的史册上名垂千古：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然而，美国军方和情报界对毛的哲学却知之甚少。据非正规战争专家、政治学家吉恩·汉拉恩和小爱德华·卡兹巴赫说，毛泽东著作的译本“在全世界的共产党国家都广为发行”。但它们没有到达美国军方情报部门手中。1954年，伦敦出版了毛的著作，在这一年晚些时候，纽约的国际出版家协会也出版了毛泽东的著作，但在此之前，毛泽东的著作“……除了一些散布在各地的零星小册子以外，在美国几乎是无处寻觅……包括国会图书馆”，据汉拉恩和卡兹巴赫说，“甚至在军方的图书馆中也找不到。……”

由于对毛泽东在以前战争中的战法缺乏了解，军方只能依赖那些没有根据的猜测。中国人越是推迟新一轮的攻势，一些军官就越发相信中国人不会再来了。朝鲜严冬的到来让他们更加确定了这个想法。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第三周过去了，中国人还没有露面。在此期间，甚至连奥利弗·史密斯少将都产生了错觉，认为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就算是成吉思汗，”他说，“也不敢在朝鲜的冬天打仗。”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是战场上的迫切需要，还是外交斡旋，或者只是中国领导阶层方面的犹豫不决——这种平静使美国的战略家们有机会重新评估战争的政策，而麦克阿瑟这边却匆匆忙忙地做出了决定。在这位老兵看来，中国人的干预不过是虚晃一枪。一旦第8集团军能够重新部署并获得补给，他就打算重整攻势，他也是这样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1950年11月初，麦克阿瑟的情报机构就中国人的意图和能力写了数百页的分析，但这些都没能动摇这位将军的基本信念：进行一场战争的最佳方式就是把战火引向敌方。

差劲的总统顾问

杜鲁门总统的顾问们承认，在这个阶段，他们没有为总统当好参谋。由于他们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判断失误，最主要的是害怕冒犯麦克阿瑟，从而使美国丧失了保持战争正确方向的机会。迪安·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叹道：“政府错失了遏制在朝鲜走向灾难的最后机会。所有相关的总统顾问，不论是文的还是武的，都知道出了大毛病，但究竟是什么毛病、怎样找出来、怎样来处理，大家都搞砸了。”

五角大楼的主要罪过是胆小怕事。在麦克阿瑟面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像是学校的男童在小镇的恶霸面前那样怕得发抖。当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鉴于中国人已经采取行动，在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保留空隙是否明智时，麦克阿瑟异常傲慢，对这个质疑不屑一顾。“麦克阿瑟将军总把我们当成一群小孩子，”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说，“他从来都自行其是。”

表面上看来，麦克阿瑟仍然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9月27日的训令行事，即如果中国军队大规模介入，他必须转入防守，并向华盛顿做进一步请示。11月8日，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在询问麦克阿瑟对联合国军可能采取的行动有何意见时，提醒他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并说他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使命，即“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这个使命一直是以中国人不进行干预为前提的。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直说，但其言外之意是麦克阿瑟应该放弃攻势，守住已经夺取的地盘。

麦克阿瑟继续推进

然而，麦克阿瑟并无这种打算。在前一天即11月7日，他在要求解除对空中行动的限制时还抱怨说，中国军队“大规模”介入朝鲜“已彻底改变了整个局势”。现在，他悄悄绕过了这一许可，拿参谋长联席会议10月9日授权予他的训令作为挡箭牌，即在“中共……在朝鲜境内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的情况下，只要他“有可能获得胜利”就应继续采取行动。在麦克阿瑟看来，“联合国最根本的和基本的政策，即‘摧毁朝鲜所有进行抵抗的武装力量，以使朝鲜成为一个统一和自由的国家’如有动摇，就会有致命的后果”。在这一小段电文中，麦克阿瑟设法把参谋长联席会议赋予他的军事使命与联合国大会10月7日就朝鲜统一问题的提案糅在一起，混为一谈。尽管有中国人的干预，但他显然不愿意受到约束。

这位将军相信，他的空中力量能够阻止中国人从“满洲”越过鸭绿江进行增援，还能消灭已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在这些空中轰炸以后，他打算在11月15日发动攻势，彻底消灭敌军，饮马鸭绿江边。麦克阿瑟再次抛出他的计划，其条件暗示着参谋长联席会议除了批准，别无他择：如不这样，任何计划都会彻底削弱我部队的士气，其心理后果将无法估计。这会使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北朝鲜无期限地停滞在一条极其困难的防线上。毫无疑问，这会引起南朝鲜人的极大不满，以致他们的军队会垮掉，甚至可能转而反对我们。

对于英国人提出的沿鸭绿江建立一条缓冲区的建议，麦克阿瑟也不屑一顾，他将这一计划与1938年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德台区割让给德国的行为相提并论。他认为，联合国的正确做法是：通过一项谴责中国的决议案；如果中国人不撤退的话，还应以军事制裁相威胁。放弃朝鲜的任何部分，哪怕只是将其作为缓冲区，“都会是自由世界近期以来最大的挫折。事实上，如果采纳如此糟糕的主张，我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就会破产，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会难以立足”。如果不让他的部队前进到鸭绿江，就“显然会步英国人之后尘，英国人以绥靖政策承认了共产党中国，失去了其他所有亚洲国家的尊重，也没有赢得中国人的敬意。……”麦克阿瑟“以极其诚挚的心情”提议，“绝不能在此关键时刻减弱攻势，我们必须一往直前，直至彻底胜利。……”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1月9日开会前几小时收到了麦克阿瑟的这份电报，实际上没有人理会这份电报。参谋长联席会议要商讨的首先是中国人的意图，然后是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中国人的干预出自三个动机：

——中国人力图保护鸭绿江沿岸的水电设施，并在江南岸建立一条警戒线。如果这些便是中国人的动机的话，那么中国人就可能撤退，以换取联合国的一项保证，即“满洲”的主权以及水电设施都不会受到侵害。如果联合国做出了保证而中国人仍继续参战的话，“那么就可以排除对中国人行为的一种可能的解释了”。

——另一种可能是中国人“不宣而战”，以把美国的军力牵制在朝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希望朝鲜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从而使美国在其他地方出现麻烦时无从应付。然而，中国人的这一目的也许能为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敞开门户。

——第三种可能是中国人力图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但如果没有苏联海上和空中力量的支援，这一努力是无法成功的。苏联的干预标志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也预示着联合国军将被迫撤出朝鲜。

那么，美国应如何行事呢？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认为有三种选择：重新发动攻势，迫使战争以美方胜利告终；在“满洲”边界以南建立并守住一条防线；或者撤退。第一种选择要求增兵朝鲜，即便中国人不会在实质上扩大他们卷入的规模。第三种选择是无法接受的，一旦美国被迫做出这种抉择，“它只能作为全球战争的前奏加以接受”。

参谋长联席会议显然倾向于第二种选择，即在鸭绿江以南建立防线，这种做法“在澄清由中国人的干预造成的军事和政治问题以前，可以作为一个权宜之计”。参谋长们敦促说：“要不惜一切努力……以政治方式，最好是通过联合国……刻不容缓地解决中国干预的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得到公开的保证，即联合国无意把战争引向中国。他们还建议通过承认红色中国的国家来进行和谈。

参谋长联席会议虽然认为最佳方案是在鸭绿江以南建立防线，但却未做任何努力让麦克阿瑟实行之。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那么可以想象，战争的停歇期将让艾奇逊获得时间，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寻求一项政治解决。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麦克阿瑟的任务不应改变，尽管应“经常予以审查”。这样又让麦克阿瑟得以随心所欲地发动攻势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11月9日开会时，没有准备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杜鲁门没有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艾奇逊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仅仅讨论形势”，由工作人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起草一份建议。他说：“我们需要更确切地知道我们目前的处境，然后再决定如何行动。”

艾奇逊探讨了一项政治解决的前景。他指出，美国已经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公开声明中描述自己的目标。“在联合国，我们从未赞成过要求把共产党人从整个朝鲜驱逐出去的任何决议。”国务卿说，“我们也没有说过我们要一直待在那里，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因此，在政治上，我们没有承诺要征服整个朝鲜，如果除此之外能够找到某种令人满意的解决方式的话。”在这里，艾奇逊无视联合国以前关于朝鲜统一的决议，而麦克阿瑟眼下正把它们作为他在朝鲜北部采取行动的根据加以引用。但是，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没有采取行动，来协调华盛顿和东京各自奉行的不同的政策目标。

在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看来，没有弄清的问题是“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充当……苏联人的……马前卒”。史密斯说，中央情报局估计，在苏联的物质援助下，中国军队的卷入表明苏联人会冒着在朝鲜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苏联人应该愿意美国与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这将意味着我们在欧洲的承诺……成为空谈”。“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美国将被迫……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从莫斯科而不是其外围解决问题。……苏联人没有任何风险，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候对他们的卫星国釜底抽薪，并开始和谈。”史密斯接着说，但“苏联人不太可能考虑放弃朝鲜，并在那里遭受一次重大的挫折”。

史密斯的结论是，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么前进，要么后退”。“维持原状或是撤退，在政治上都会造成可怕的后果。”他认为没有“确实的理由去改变（中央情报局）以前的估计，即苏联人并没有做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准备”，尽管他们愿意让美国在亚洲打仗。在史密斯看来，“危险的是，苏联人像东方的地毯商一样对我们步步紧逼，直到非打一场战争不可”，苏联人能够而且将会接受全面敌对的状态，就像在“满洲”的情况那样，而无须进行全面战争。他说：“但是民主国家却无法接受这种有限的敌对状态。”中国人在某些时候会被迫对美国飞机轰炸“满洲”做出反应，“因为这牵扯到中国人的面子”。

布雷德利将军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言，他回顾了军方在前一天讨论过的中国人的三个可能意图（保护鸭绿江水电设施的警戒线；在更南的地方建立一条固定的战线；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布雷德利认为，美国可以保住其目前的阵地，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进攻‘满洲’的基地，究竟经受得住多大的压力”，守住目前的防线“将会造成严重的局面，因为长此以往，我们将损失大量人员”。布雷德利指出，苏联人最近向中国运送了200至250架飞机，由于这些飞机编队飞行时已听不到俄语对话，他推测这些飞机“已交付给中国人，俄国人已经回国”。

尽管麦克阿瑟认为，授权让他轰炸鸭绿江桥梁可以把中国人赶走，但布雷德利却认为这种观点“有些太乐观了”。然而他接着说：“麦克阿瑟毕竟是战地指挥官，在给他下达的训令发生改变之前，他可以随意推进。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现在不应改变训令，但应经常检查这一训令。”

国防部长马歇尔注意到，美国的军事形势“已复杂化，原因是我们在朝鲜东部兵力分布过散，易受攻击”（他是指第10军所在地区，陆战1师正在从那里向“满洲”推进）。

布雷德利回答说，麦克阿瑟分散兵力是为了执行他占领全朝鲜、举行选举的指令。（实际上，布雷德利对麦克阿瑟的命令所做的解释过于笼统，尽管与会者没有人对此质疑。）

布雷德利在回答艾奇逊提出的一个问题时说，麦克阿瑟看来对西部的战局并不担心。艾奇逊追问道：从军事上看，有没有比麦克阿瑟目前的阵地更好的战线？布雷德利答道，“从军事观点来看，战线越靠后，我们的处境就越好”，然而“这种后退行动可能会使我们失去政治支持，并可能会使南朝鲜人丧失斗志”。

艾奇逊继续就此提问。显而易见，“俄国人对纵深防御特别有兴趣”，缓解苏联人担忧的一个办法是在朝鲜东北部建立一个缓冲区，由联合国委派的警察部队而不是武装部队来管辖。艾奇逊接着说，就国务院来说，它打算“在联合国公开地猛烈抨击中国共产党人，使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军队不是志愿者”。艾奇逊私下（有时是公开地）说：“我们也许要探寻这样的可能性，即在鸭绿江两岸各10英里的地域内建立一个20英里宽的非军事区。根据这个方案，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撤出朝鲜，我们将举行选举，然后撤出朝鲜。”但艾奇逊也指出，他的这个想法有一个缺陷。如果中国人接受这一方案，他们会坚持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并建立一个能同时代表朝鲜南北两方的政府，“而这就意味着它将是一个共产党的政府”。

讨论结束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目前”不改变给麦克阿瑟的训令，这位将军“在军事方面可以自由行事，但不得轰炸‘满洲’”。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人到达联合国时将举行政治讨论。（艾奇逊承认，国务院一直在试图“寻求与北京当局打交道的某种方式，但均无结果”。）

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看不出任何紧迫的意思。委员会在给其工作人员下达的研究任务中没有规定时限，唯一的指导意见是他们应与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进行磋商。

国家安全委员会11月9日提出的建议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它使得美国在政治和军事路线上自相矛盾。在中国人干预以前，政策制定者们设想，战争可以在不牵涉北京的情况下结束。根据这一设想，如果中国人进行干预，联合国军就要停止军事行动，转入防御，以待事态发展。然而，中国人的初次干预虽然为时很短，却足以提醒华盛顿：中国能够迫使联合国军离开朝鲜。尽管如此，国家安全委员会却打算允许麦克阿瑟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进攻，现在又认识到（据布雷德利承认）轰炸“满洲”对取胜也许是必要的。然而，艾奇逊在第二天，即11月10日向总统报告会议情况时，他不诚实甚至是愚蠢地谈到一项与之平行的外交努力，以便开始谈判。艾奇逊的辩护士们——以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最为著名，他是一位学究型的政治学家，朝鲜战争期间曾在白宫供职——争辩说，这位国务卿不愿插手军事战略，特别是在他执行的远东政策已经遭到攻击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说，”诺伊施塔特后来写道，“风险在‘军事方面’。如果更换战地指挥官已经是势在必行，那么参谋长联席会议必须做出判断，并报告杜鲁门。”这种说法是书呆子的胡言乱语。朝鲜战争的战略就是军事和外交行动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当一项军事行动使一个外交和政治的目标难以或不可能实现时，艾奇逊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向总统提出忠告。艾奇逊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样，他的心怀城府和麦克阿瑟的自以为是结合在一起，把美国一步步引向灾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杜鲁门对这一问题的把握似乎比他的谋臣策士们更胜一筹。1950年的11月之后很久，顾问诺伊施塔特问杜鲁门，他是否曾经对麦克阿瑟的“结束战争的攻势”感到过担忧。尽管诺伊施塔特承认杜鲁门的回答是马后炮，但他认为，这反映了当时杜鲁门观点的实质：我们其实当时应该做的是停止在朝鲜颈部这个地方（他用手指着一个地球仪说）……那是英国人所希望的。……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边界线有近100万人左右的军队。……但（麦克阿瑟）是战地指挥官。你挑选了他，就必须支持他。这是一个军事组织得以运转的唯一方式。我得到了我所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意见，而在前线的这个人说了，这件事应该这样做……所以我就同意了。这是我做出的决定，不管事后怎样来看。这样，麦克阿瑟就继续筹划一次攻势，以便在年底赢得战争，而且仍然遵循了初秋时他就在执行的训令。

麦克阿瑟再度乐观

麦克阿瑟没有丝毫紧张的迹象。恰恰相反，11月14日他在与他的政治顾问威廉·西博尔德谈话时极为乐观。他说，他的近期目标是摧毁鸭绿江上的桥梁，这样便切断了“满洲”和前线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远东空军将摧毁敌军后方的集结地域，这样共产党人就不能“在朝鲜生存下去”。麦克阿瑟对西博尔德说，向鸭绿江挺进的准备正在进行之中，至为重要的是要在鸭绿江封冻之前赶到那里（中央情报局估计，江水将在11月24日至12月10日之间封冻）。如果他的进攻能够赶在封冻前成功的话，战争就会结束；否则的话，他认为除了轰炸“满洲”的目标以外，没有其他选择。人所共知的是，如果这样做“就大事不妙了”，几乎可以肯定苏联人会进行干预。他希望不必采取这种极端的行动。如果联合国军能够成功地推进到边境，麦克阿瑟认为战争就会结束。中国政权也能够证明他们确实有意愿帮助一个共产党邻国，并且有能力打一场现代战争，这样，他们就会在无损“面子”的情况下撤出朝鲜。

三天以后，即11月17日，麦克阿瑟在与穆乔大使的一次谈话中坚持说，不超过3万的中国人可能已经渗透到北朝鲜。如果多于这个数目，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他的“全力进攻……将在10天之内‘肃清’仍在北朝鲜人和中国人手中的所有地区”。然后，他将把所有的中国战俘押送到边界并释放他们，接着把第8集团军撤到日本，让第10军、联合国其他部队和韩国军队占领朝鲜。

在麦克阿瑟看来，中国人仅仅是推迟了，但并没有阻止他进军占领整个朝鲜。

联合国中的僵局

11月，在外交方面，美国在联合国陷入了僵局。美国在几个方面采取了行动，但每一行动的主要目的都是力图使中国人放心，美国无意侵犯他们的边界。

11月8日，安理会投票讨论麦克阿瑟关于中国人干预的一份报告，并邀请一位中国代表参加。美国同意了，并期待与中国开始对话。

安理会讨论了两个提案。一个是美国的提案，呼吁中国军队撤出朝鲜，并且确保联合国军驻留朝鲜，直到在联合国一个特别委员会的监督下建立一个“统一和民主的政府”为止。对此，法国人也提出了一个提案，要求联合国军“对军事安全的必要性加以应有的考虑”，采取措施防止破坏鸭绿江的水电设施。在此之后，五角大楼、国务院和法国人之间就可接受的措辞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国务院希望把法国人的措辞改为“对军事需要不造成损害”，以给予麦克阿瑟更加广泛的自主权限。法国人同意了，但要求美国的提案中包括这样一句话，以肯定联合国的政策是“确保中国与朝鲜的边界不受侵犯，并充分保护中国在边境地区的合法利益”。参谋长联席会议称这一补充意见“完全无法接受”，因为这实际上会“给中国飞机提供一个庇护所，使其免遭攻击”。

尽管如此，国务院还是压过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接受法国要求保证中国边界“不受侵犯”的措辞。美国和另外五个国家于11月10日提出了这一提案，但它旋即成为苏联故意妨碍议案通过的牺牲品。苏联坚持，必须在一名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才能讨论这个问题。

11月11日，中国人简要地通知联合国说，他们将不参加关于麦克阿瑟报告和提案的任何讨论，但是北京同意派一个有14名中国外交官的代表团去成功湖就台湾问题进行磋商。抵达日期原定于11月14日。出于不明原因，中国人在途中磨磨蹭蹭，取道莫斯科、布拉格和伦敦，直到11月24日才到达。这一阶段正是中国军队在朝鲜脱离接触的时期。中国人拒绝参加辩论，使得安理会的大部分成员国确信没有必要马上采取行动，安理会转而讨论其他问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11月15日给麦克阿瑟打电报说，尽管未经正式投票，但仅仅提出由美国发起的提案就会使中国人放心，联合国军不会侵犯其边境。

杜鲁门的核心圈子也像奥斯汀一样充满信心。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随声附和其他军种的文职部长的观点说：“你要记住，红色中国人一直都在进行威胁。……坦率地说，我觉得这和总是喊‘狼来了’是一回事。”佩斯承认，他对中国人干预这个问题的看法，受到了他从东京听到的说法的影响。“当然，麦克阿瑟将军非常明确地认为他们不会干预，而且我必须说，仁川登陆以后，我对麦克阿瑟将军在现场评估问题的能力钦佩不已。”

盟国政府不像华盛顿那样有信心。11月中旬，很多友好国家的外交官都向华盛顿转达了警告。瑞典驻北京大使报告说，大批中国共产党军队正开往朝鲜。缅甸大使馆认为，中国人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援助北朝鲜，并且报告说，中国人正掀起一场“歇斯底里的喧嚣”，声称联合国军打算入侵“满洲”。11月17日，荷兰向美国国务院转达了荷兰驻北京大使发回的消息，说中国人干预朝鲜的动机是担心“满洲”受到侵犯；如果联合国军停止在鸭绿江以南50英里处，中国人就不会再前进。中央情报局在评估这些报告时充满疑问，它认为中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大概仍然是防御性的”。英国军方首脑在给艾德礼首相的内阁的一份报告中说，他们认为，北朝鲜对“民主国家在战略上没有重要意义”，没有任何必要为了征服整个北朝鲜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而去冒爆发大战的风险。

不过，盟国的忐忑不安，促使杜鲁门总统和国务院都进一步试图减轻中国人对入侵的担心。11月15日，艾奇逊在华盛顿一次关于外交事务的市民会议上，向北京间接地发出了一个信息。“排除中国人头脑中可能存有的任何误解”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他们担心他们的边界，那么“世界上正在进行的……每一件事，都会让他们明白，他们的正当利益将会得到关照”。但是，如果他们不遗余力地挑起一场“真正严重的危机”，那么美国就要坚定地面对这一危机。

翌日，杜鲁门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援引了联合国关于中国的决议，以此作为一个姿态，来表明美国没有把敌对行动引向中国的意图。联合国和美国的政策都是“使冲突地区化，而且一旦形势允许，就尽快从朝鲜撤出其军队”。杜鲁门说，美国——……将采取所有正当的步骤防止远东敌对行动的扩展。如果中国共产党当局或中国人民不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这只能是因为他们受到某些人的蒙骗，这些人谋求延长和扩张在远东的违反所有该地区人民利益的敌对行动，以便从中获得好处。

就在总统做出和解姿态的同时，五角大楼的工作班子争辩说，在麦克阿瑟向鸭绿江进军的征途上不应设置任何障碍，尤其不应采取一些来自“国务院的某些分子”的建议。陆军部G-3（作战处）处长查尔斯·博尔特少将11月20日的一份报告语言尤其尖刻，此文大胆地指出，英国和法国的压力对国务院“影响极大”，使它赞成沿中朝边界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博尔特写道，G-3“坚定不移地反对”建立一个缓冲区，做出这样的承诺“会严重地束缚美国（和联合国）的军事行动，而不会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将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任何利益”。

博尔特的报告力陈重开攻势的利弊得失，以及在军事和心理方面的危险和好处。该文是唯一的一篇全面论述，说明为什么陆军部、接着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不对其战地指挥官提出质疑。

博尔特写道，不发起全面攻势的唯一理由是它会造成“全球战争的巨大危险”。他把军事局势看成是相持不下，不管麦克阿瑟采取攻势还是按兵不动，苏联人和中国人都会按他们的既定方针行事。

博尔特对中国人的能力并不担忧，“不必设想中国共产党人会成功地把目前在朝鲜的联合国军队赶出朝鲜，除非他们得到苏联地面和空中力量的大力支援”。“在目前的优势条件下”，麦克阿瑟的部队“拥有足够的力量守住在北朝鲜的任何战线”。博尔特并不希望干涉已付诸实施的计划和政策：在中朝边界附近继续实施进攻，毫无疑问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剧而不是减缓局势的紧张程度。然而，越过三八线的决定是基于在朝鲜全境清除共产党军队的考虑。有鉴于此，任何越过朝鲜边境的进攻在国际上都会被认为是一种明显的军事侵略行为。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目前的局势。因此，把所有的共产党军队赶出朝鲜，据信可能会使我们更有机会实现冲突地区化。此外，面对今后的侵略，示强则阻遏之，示弱则纵容之，此乃至理名言。

除非麦克阿瑟提出他无力继续开展行动，“否则，停止攻势对美国公众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而且与我们为之战斗的原则也大相径庭”。

陆军部计划处在一份相关的报告中，建议采取比地面攻势更为激烈的行动：应该通过联合国或由美国单方面向中国人提出一项最后通牒，要他们离开朝鲜；否则，美国就将对“满洲”的军事设施发动空中和海上攻击。

更有甚者：“美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一旦总统下令时，确保有能力立即对中共使用原子弹。”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麦克阿瑟将军在华盛顿因主张严厉打击中国而备受批评，但五角大楼的官员在他之前就鼓吹使用核武器。

国务院最后促成了一项妥协方案，它虽远未到以核武器相威胁的程度，但是比英国关于建立一个非军事区的要求走得更远。国务院在官僚争斗中拥有优势（应归功于艾奇逊的循循善诱），这在迪安·腊斯克这位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奉命起草一份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一事上可见一斑，电报命令麦克阿瑟停止在一条不触及，但又能瞰制着鸭绿江的战线上。

腊斯克的命令以开诚布公的政治警告开头：如果因你部直取朝鲜和“满洲”—苏联的整个边界而与中共发生重大冲突，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将表示愈发担心……爆发一场全面冲突的可能性。这也许会……导致在联合国内部失去支持……（但）也涉及不断增长的军事性质的风险。

腊斯克接着提及了联合国的“情绪”，即沿边界建立一个非军事区，以减少中国人对于联合国军对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担心，“以及苏联对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所表示的相应的敏感”。

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其他官员”的一致意见是，麦克阿瑟的任务保持不变。不进攻边界“也许可以为中共提供一个台阶，他们可撤回‘满洲’而又不失面子；而且这也可能减少俄国人对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安全的担忧，这种担忧也许是俄国人施压中共干预朝鲜的根源”。腊斯克以间接但明白易懂的措辞，似乎是在敦促麦克阿瑟不要直取鸭绿江，而是在防御阵地按兵不动。这封电报是华盛顿不愿意给麦克阿瑟下达措辞清晰的命令的又一个绝好例证。

这也表明华盛顿无意采取冒险政策，它要告诉中国人和苏联人，联合国军打算根据联合国的指示占领北朝鲜并停留在那里，中国人任何扩大战争的行为都会受到严重的回应。美国确实不会在亚洲从中国人那里“赢得”一场地面战争，但是美国的空中力量会把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炸成废墟，中国领导人将不得不考虑这一损失。整个11月，美国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推测中国人会做什么，而不是美国能做什么。

中国人短暂的“第一次战役”让他们明白，他们可以惩罚联合国军队不受回击，而且华盛顿的官员不会下令打击他们的后方基地。美国要打一场默许敌人本土不受攻击的战争，这在美国军事史上还是第一次。

然而，麦克阿瑟却不打算听从参谋长联席会议—腊斯克电报中的告诫。电报抵达朝鲜时，他已经发动了一场公开宣布的攻势以“结束战争”，而不管中国人会怎样做。

第十四章 走向深渊

麦克阿瑟准备进攻，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历史上也许还从没有一位将军像他那样，把自己的计划如此彻底地暴露给敌人。11月24日，伦敦《泰晤士报》刊发了一则来自华盛顿记者的消息：“美国有报道说，7个联合国师，包括3个美国师和4个南朝鲜师，还有英联邦旅，已准备就绪，去进行所谓的‘最后的攻势’，目标是扫荡从西海岸至南朝鲜部队已到达地点的这段鸭绿江下游地区。”《泰晤士报》的记者认为，事先宣布这次进攻“还真是一种奇特的打仗方式”。在以后的几天里，这种做法还造成了重大伤亡，因为在西方的共产党外交官肯定把这一行动告诉了中国人。具讽刺意味的是，第8集团军里一位身居高位的上校（在此姑隐其名）曾在诺曼底战役前被撤销将军军衔，因为他在不该听到的人面前脱口透露了该计划的很少一部分。虽然获准留在陆军，但他的档案中注明了，他再也不能获得将军军衔。然而，他的“泄密”与麦克阿瑟大举进攻中国人时发出的震天军号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11月23日感恩节这天，前线部队享用了一顿节日大餐，比大多数美国人都丰盛得多：有鲜虾盅、夹馅橄榄、烤小公火鸡加红莓酱、红薯、水果沙拉、水果蛋糕、百果馅饼和咖啡。在第10军的指挥部，阿尔蒙德和其他军官，包括一些不太开心的陆战队军官，比如奥利弗·史密斯将军，也举行了聚餐。席上有鸡尾酒，使用了桌布、餐巾、瓷器、银器，甚至还用上了席次牌。在一些军官看来，在兵戎之地如此铺张，似乎显得荒诞不经，但阿尔蒙德却自得其乐。人们谈起了把军队“养肥了好宰”的笑话，但最让人高兴的好消息是，戴维·巴尔将军的陆军第7师第17团的一支分队在惠山津镇抵达了鸭绿江。第7师自登陆以来进展神速，且无重大战事，其主要障碍是华氏零度以下的严寒，而不是共产党士兵。第17团与中共军队只有一次短兵相接，在白山城击毙了50人。该团顶风冒雪前行，至11月21日第1营进入惠山津，并占据阵地，俯视着即将封冻的鸭绿江。阿尔蒙德将军兴致勃勃，他特地飞往惠山津，并以“满洲”为背景与一群高级军官照相留念。（其他军官看到中共军队的哨兵隔江来回巡逻时则惶恐不安。）

麦克阿瑟给阿尔蒙德打电报说：“内德，衷心祝贺你。请转告戴维·巴尔，第7师立了大功。”阿尔蒙德也嘉奖了巴尔和他的士兵：“仅在20天前，你师才在利原滩头实施两栖登陆。在崎岖陡峭的山地中行进200英里，并在零度以下的严寒中成功地打败顽敌，此事将作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载入史册。”

但是，在第10军的感恩节盛宴上，巴尔私下里对史密斯将军透露说，这种推进使他紧张不安。据巴尔说，他不得不斤斤计较地进行这次行动，他手头的补给从未超过一天的用量。在几乎是无法通行的道路上，这样做是在铤而走险。

由于阿尔蒙德继续施加压力，巴尔完全没有像在其西面推进的陆战1师那样，小心翼翼地实施命令。巴尔能够在供给不足、缺少翼侧保护的情况下推进神速，在恶劣的天气下通过天险之地，的确是居功至伟。但正是因为阿尔蒙德，巴尔后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第7师没能保障自己翼侧的安全，也没有准备好足够的补给线。它让一队人马急速穿过崇山峻岭，深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敌人面前，此举仿佛是夺取了鸭绿江的一个前哨阵地，便会赢得这场战争。巴尔的推进和陆战1师相比，还有另一个重大的区别：第7师仅仅遇到了北朝鲜军队的残兵败将，而陆战队推进的第一天就与中国的新锐部队遭遇。然而，巴尔的神速进展得到了求胜心切的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的祝贺，这也注定了他的师大部分士兵都将要在严寒和中国人的枪林弹雨中做生死挣扎。

然而，在麦克阿瑟看来，到达鸭绿江极富象征意义。他的军队把战争引向了中国边境却好像不会受到惩罚，现在他准备迅速结束冲突。11月24日，他发布了一份给所有部队的公报：联合国军对在北朝鲜作战的新锐赤军的大规模压缩包围现已到了决定性时刻。作为这只铁钳的独立组成部分的各类空军，在过去三周里，以一次堪称协同和战斗力模范的持续攻击，成功地切断了敌人来自北方的补给线。因此，敌方的后续增援急剧减少，必要补给明显受到限制。在海军重要的有效支援下，这一钳形攻势的东段现已抵达了居高临下的包围阵地，把敌人占有地利的北部地区一分为二。今天上午，在钳形攻势的西段发动了总攻，以完成包围，合拢钳口。倘能成功，此举事实上就能结束战争，在朝鲜恢复和平与统一，并使联合国军事力量迅速撤出，让朝鲜人民和国家享有全部主权和平等的国际地位。我们正是为此而战。

回家过圣诞节

同日，麦克阿瑟飞往第8集团军设在清川江沿岸新安州的指挥部，“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降落在坑坑洼洼的跑道上。那天寒气逼人（华氏15度），但天气晴朗。将军把派克大衣的帽子拉到头上，然后蹲下来，开玩笑地拍了拍那只德国小猎狗埃贝，它是弗兰克·米尔本将军领导的第1军的吉祥宠物。沃尔顿·沃克将军和其他军官简述情况之后，他用了大约5个小时的时间乘吉普车视察前线。在和第9军的指挥官约翰·库尔特少将交谈时，麦克阿瑟想起了威克岛会谈，当时他曾对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说过，他也许能在圣诞节之前把一些部队送回美国。关于麦克阿瑟所言及其解读有好几种版本。据在场的一位《时代》周刊记者说，麦克阿瑟对库尔特和第24师师长约翰·丘奇少将说：“我已经向第24师的小伙子们的妻子和母亲打了包票说，小伙子们将在圣诞节回国。可别让我说瞎话。赶到鸭绿江，我就放你们走。”麦克阿瑟的参谋人员考特尼·惠特尼少将也在场，五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麦克阿瑟说的话是“半开玩笑，但在意思和目的上带有一定的肯定性……‘如果这次行动成功，我希望我们能使小伙子们回家过圣诞节。’”麦克阿瑟在自传中仅仅说：“在和一些军官的谈话中，我告诉他们布雷德利将军的意愿，希望在圣诞节前把两个师调回国内，要是中国不干预的话。”麦克阿瑟很勉强地争辩说：“这句话被新闻界曲解为我们行动胜利的预言，而且这个错误的曲解后来被用作狠狠打击我的一个有力的宣传武器。”的确，麦克阿瑟的政敌用“回家过圣诞节”的说法反对他，使他极为尴尬。他宣称，是新闻界造成了对进攻行动的过分自信。但是，他自己11月24日的公报之满怀激情（他在回忆录中未提此事），使他的这一说法显得荒谬可笑。一个更为可信的解释来自麦克阿瑟当时对《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说的一段话，希金斯是他的红颜知己，他对她颇有好感。据希金斯说，麦克阿瑟在攻势失败后“私下承认说，他发表这样一个乐观的公报是犯了错误”。麦克阿瑟的事后借口（将军准备了一大堆）是：他所说的撤出美国军队“旨在使中国人放心，一旦我们到达‘满洲’边境就离开朝鲜”。

麦克阿瑟在多年以后发表的回忆录中声称，进攻开始当天，他在前线看到的事情“使我极为担心”，韩国军队状况不佳，整个战线兵力“薄弱得令人沮丧”。麦克阿瑟说，他已决定，如果中国人参战，他就“立即”放弃攻势，并停止任何北进的努力。就算麦克阿瑟确实做出过这种决定，它也并没有被传达给他的战地指挥官，或者他的参谋人员，而且，远东司令部的档案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麦克阿瑟曾下令要求在前进时遇到中国人就撤退。

麦克阿瑟当天下午再次登上“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并对驾驶员托尼·斯托里说：“朝西海岸飞，然后沿鸭绿江向北飞。”这确实使所有的人大感意外。参谋军官们面面相觑，惊愕不已。即使“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备有武装，并有大量战斗机护航，这一飞行也是极其危险的。但参谋军官们知道，一旦麦克阿瑟决定亲自侦察，要与他争辩是徒劳无益的。他说他想研究一下地形，还要寻找一下敌人活动的迹象。他说，别担心没有战斗机护航，敢于进行这次飞行的胆略就是最好的保护。考特尼·惠特尼等人希望麦克阿瑟背上降落伞。麦克阿瑟笑道：“你们这些绅士如果愿意就背上它，我可要留在飞机上。”一位随行的记者对麦克阿瑟的副官西德尼·赫夫上校低声抱怨说：“锡德，这次飞行真有必要吗？”

斯托里在鸭绿江口把飞机掉头向东，在大约5 000英尺的高度沿江飞行，这使机上人员能够清楚地看到白雪覆盖的“满洲”。道路和小径都历历在目，但没有大量使用的迹象。然而雪下得很厚，足以掩盖任何新近交通的痕迹。那番景象使惠特尼感到畏惧：“极目远望是无穷无尽的穷乡僻壤、崇山峻岭、裂谷深峡，还有近乎黑色的鸭绿江水，都定格在死一般沉寂的冰雪世界中。”惠特尼感到麦克阿瑟不要降落伞是对的：在紧急情况下，留在飞机上要胜过跳进“这冷酷无情的荒郊野地中”。

麦克阿瑟结束这次巡视后，沃尔顿·沃克将军站在跑道上敬礼告别，然后目送“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消失在地平线。“狗屁。”他低声说道，并不特指什么人，然后登上自己的吉普车。他的副官迈克·林奇清楚地记得这句话，“因为沃克将军不论遇到什么恼火事，从不恶言谩骂”。

沃克找到第24师师长约翰·丘奇少将，交给他一份给理查德·斯蒂芬斯上校的信，他的第21步兵团将作为进攻的先头部队。“你告诉斯蒂芬斯，要他一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撤退。”

威洛比紧张不安

麦克阿瑟的情报官查尔斯·威洛比这次却不像将军那样持乐观态度。甚至在麦克阿瑟筹划新攻势时，威洛比就警告说，尽管中国人已经脱离了接触，但他们仍然“打算全力打击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11月10日，一份情报综述列举理由，说明为什么关于（中国人）“会采取全面行动的预测……是成立的”。中国人当初推迟参战，是认为北朝鲜人会取胜，因此“没有准备仓促进行干预”。他们的大规模行动一直延迟到战争打到了边界，这样“他们的交通线得以大大缩短”。在联合国军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情况下，这一点至关重要。威洛比还预见到中国人在政治上得到的好处：在边境地区可以得到的最大好处是世界舆论惯有的对侵略行动的理解程度。这样，对于在边界的另一边发现区区几个团，舆论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公开行动。……这样做也将很容易得到中国舆论对实施重大军事行动的支持，只要他们宣称东北边界受到了直接威胁。消息来源相信，尽管中共军队领导人肯定知道联合国军无意越过东北边界，他们还是会这样宣称。

在这些天里，其他的每日情报也报告了中国人在“满洲”和北朝鲜集结的消息。据估计，从11月4日到11日，第8集团军当面的敌方兵力从40 100人增至98 400人。每天对战俘的审讯表明，新的中国部队在源源不断地越过边界。威洛比在11月15日警告说，“大约30万有作战经验的中共军队”已在鸭绿江北边的安东至满浦津80英里长的地段集结。来自华南广东的情报说，“大批火炮、轻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正装船北运。

威洛比读到这些报告时愈益担心。他在11月7日写道：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显示他们有能力轻易地把部队渗透到朝鲜。中共军队利用偏僻的道路和夜幕的掩护，完全可能秘密地把……这支准备就绪的部队运动到鸭绿江以南的阵地，以准备一次反攻。后勤支援……应该相对简单……因为补给线极短。

中共军队“具有相当的潜在增援能力，这一能力……能够对联合国军构成严重威胁。……”

在此很久以后的战俘审讯报告中揭示了情报处难以计算中国人渗透数量的原因。以任何标准来衡量，中共军队强行军的能力都是非凡出众的。一个记录在案的例子是，三个师从鸭绿江“满洲”一侧的西北角安东出发，用16至19天的时间行军286英里，抵达北朝鲜东部的一个集结地域；一个师在18天里，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平均每天行军18英里。中国士兵的“白天”开始于夜幕降临时，在晚上7时左右，直至翌晨3时。破晓时分即5时30分，他们应该挖好掩体，伪装好所有的武器装备，并吃完饭。在昼间，只有侦察部队行动，以寻找第二天的露营地。如果一名中国士兵在白天暴露了，飞机来时他必须在留下他踪迹的地方一动不动。军官有立即枪毙违令者的权力。

这样，在10月和11月，中共军队把大约30万人运动到北朝鲜，这些士兵都静止不动并加以伪装，空中摄影和观察是无法看到的。

11月16日，情报处在另一份忧多喜少的报告中警告说，在11月的头两个星期里，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大大加强了”他们的防御能力，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易受”空中和两栖攻击。游击队的活动也得到加强，由多达1 000人的部队进行了“精心计划和实施的”作战行动。“由于这些游击队攻击联合国军补给线的薄弱部分，因此对他们既不能不予理会，也不能留给新组建的警察部队去对付。可以作为宝贵的机动战略预备队的联合国部队因此被牵制在后方地区。”如果联合国部队要重新发动攻势，这支部队“每一次进攻也许都需要集中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共产党的空中支援以及从12月至次年2月间近于华氏零度的严寒将“进一步妨碍联合国军的攻势”。

所有迹象表明，中国人已重新做好战斗准备——威洛比将军在东京的情报部门察觉了这些迹象，但麦克阿瑟却视而不见。

沃克小心谨慎

在第8集团军的区域，沃尔顿·沃克将军很担心会把他的部队派到曾经战败的战场去，特别是在中国人的意图不甚明了的时候。因此，他推迟了重开攻势的时间，违抗了来自东京的进攻急令。沃克希望能确保他的部队有足够的补给，翼侧得到保护。进攻的第一道命令于11月6日发出，当时第8集团军仍在清川江以南重新部署。该命令把进攻日期定在11月15日，但是第8集团军军需处的军需官小艾伯特·斯特宾斯上校却抱怨不已。第8集团军进攻时每天需要4 000吨物资，这些补给还没运到。11月15日的时限到了，超过了，又重新定在11月20日，然后再定于11月24日。沃克过分关注战术细节问题，他希望在进攻中能互相密切协同，所有部队从始至终都要在第8集团军的掌控之下。陆军史学家罗伊·阿普尔曼写道，沃克的命令反映了“相当程度的谨慎和对敌军的某种敬意”。沃克对这次任务很有信心，他能够到达鸭绿江。然而，他在指挥部里与记者私下谈话时，却不是很有信心。他至少对一位记者说，他之所以对越过清川江犹豫不决，而且对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言语尖刻的电报保持沉默，是因为他知道他也许不得不准备撤退。在中国人的“第一次战役”中，同样的谨慎态度也许就解救了第8集团军。

沃克因推迟进攻冒了很大的职业风险。他在麦克阿瑟指挥部里的朋友悄悄对他说，由于第8集团军在中国人面前撤退，他差一点丢了官。麦克阿瑟从战争头几天起就不喜欢沃克。尽管没有人直接提出建议，但沃克知道，他必须按麦克阿瑟的计划发起进攻，并按麦克阿瑟的计划取得胜利，否则他的戎马生涯就会到此为止。

五角大楼惊恐不安地注视着麦克阿瑟结束战争的攻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战场身经百战的马修·李奇微每天都看军事态势图，对于沃克“危险地暴露”其右翼极为担心。沃克右翼的唯一保障是不甚可靠的韩国军队。李奇微也不同意麦克阿瑟的进攻想定：尽管麦克阿瑟把这次向鸭绿江的推进称作“进攻”，但实际上不过是一次接敌运动。在未弄清敌人的位置以前，在未证实敌人是否真的存在之前，在敌军部队根本就未与你的部队接触之前，你是无法向敌人发起攻击的。当野战部队的很多指挥官都深信强大的中国部队一定在什么地方伺机而动，而且也有一两位指挥官对那种罔顾侧翼安全、不与两翼友邻部队取得联络而盲目向前推进的做法心存怀疑时，没有一个人知难而退，很多人还表现出像总司令的那种过于乐观的情绪。

灰心丧气的陆战队

在朝鲜东部第10军的地域，陆战1师接到重新发起进攻的命令时情绪低沉。奥利弗·史密斯将军觉得，阿尔蒙德北进的计划“是基于我们正在追歼被打垮的北朝鲜军队这一假设，没有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介入”。史密斯认为，更合理的进攻路线应是沿东北部的海岸前进，陆战队在那里可以依赖海上支援，还可使用两栖包围战术打击敌人的据点。但阿尔蒙德坚持认为，左翼地区是“进攻中最关键的地区，在那里可能会遇到敌方最顽强的抵抗”。阿尔蒙德希望陆战1师作为“该军最为骁勇善战之师”而奉命出征。

史密斯从11月初的几天里与阿尔蒙德进一步的交谈中得知，该军团“要在冬季到来之前急速推进至‘满洲’边界，这样我们就不必在冬季条件下进行一场战役”。史密斯虽不同意，但由于第10军显然“任务已定”，他便为一次冬季战役做起准备。命令送达到了后勤部队：“开始搜集你们所能找到的所有寒区装备。”

自从11月初以来，史密斯就与阿尔蒙德矛盾重重。他和战区的其他将军一样，把阿尔蒙德视为麦克阿瑟的“分身”，与这位第10军指挥官争辩就等于和远东部队总司令本人争辩。但由于史密斯隶属于另外一个军种，这使他勇气倍增。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麦克阿瑟与海军陆战队的关系颇为紧张，史密斯这个师级指挥官敢于冒犯“钻地洞的道格”（这是陆战队给麦克阿瑟起的绰号），是不会损害他的前途的。在多次争辩中，史密斯常常自作主张，超越了谨言慎行的界线。然而，在与中国人的初次接触结束后，他服从了命令，让他的部队开始再次向长津水库运动。在推进的头几天，阿尔蒙德便赶来祝贺陆战队早些时候取得的战绩。当他听说托马斯·库尼上尉的英勇行为后——这位连指挥官尽管两处负伤，仍然为一个关键的高地坚持战斗——他决定当场授予库尼一枚银星勋章。手头没有勋章也阻止不了热情奔放的阿尔蒙德，他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下“英勇战斗之银星勋章——阿尔蒙德”，然后把纸别在库尼的军上衣上。

就在麦克阿瑟计划新的攻势时，11月8日中午，一支由志愿人员组成的巡逻队离开真兴里去侦察中国人的情况。他们离开了主要补给路线，沿着小路穿过崎岖不平的乡间，走了大约25英里，到达了古土里和水库西南不远的高地，但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巡逻队的指挥官威廉·戈金中尉用无线电报告说，沿途没有敌情，这样，第3营便穿过黄草岭关到达古土里。

他们一路上心绪甚佳，未遇到任何抵抗，只有一头小熊在11月9日至10日夜里跑进了一个连的防卫圈里。这位不速之客把一名陆战队二等兵吓得爬出了睡袋，他第二天早晨认真发誓要给它戴上一个锤子和镰刀的标记。不管这只熊属于哪个国家，陆战队员们几声吼叫就把它吓得慌忙逃窜。

然而陆战队的好景不长。11月10日晚，雷·戴维斯中校的营沿古土里高地的一条河露营。当夜天气十分暖和，他在溪流中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两个晚上以后，寒风凛冽，气温降到了华氏零下16度。“我们早上起来后，”戴维斯说，“所有的车辆都发动不着。士兵们的鼻子都变白了，上面还有大斑点，他们的手指也麻木了。气温在24小时内的这一变化令人难以置信。”阿尔法·鲍泽上校看到陆战队员们从阵地上下来时“就像是僵尸一样。天气寒冷至极。在严寒中作战也许是最为令人难受的”。他说：“任何情况都不能与之相比，不管是潮湿、酷暑或其他任何天气。在极度的严寒中不时……会出现某种瘫痪状况。”当严寒袭来时，“我们的士兵很不适应”。陆战7团的指挥官霍默·利曾伯格上校承认说：“军医报告了不少案例，士兵们来到医疗所，看来都是由于惊吓所致。其中一些人是哭着来的，还有些人极度紧张不安。医生说，这仅仅是由于他们对骤然降临的严寒没有准备。”

然而陆战队很快就做出了调整。他们学会了在白天和夜晚经常开枪射击，防止武器冻住。各排支起了“暖帐篷”，里面有用排气管当烟囱的柴油炉，热咖啡壶和大汤锅昼夜不停地在炉上冒着热气。这样，士兵们就可以在巡逻之后，或者在阵地上待了几小时后来到这里缓一缓。士兵们在不外出巡逻时就钻到睡袋里取暖，但是规定要求在每个火力点或散兵坑里至少有一个步枪手保持清醒，以防中国人进攻。尽管如此，很多陆战队员还是患了冻疮，皮肤变成青紫色。那些发现患有冻疮的士兵奉命撤退。（好多天后，人们发现很多士兵尽管脚趾都冻黑了，但却瞒过了军医，仍然留在前线。他们的理由都一样：他们“不想离开弟兄们”。）

在11月的最初几天里，阿尔蒙德将军给陆战1师下达的命令几经变更。开始，陆战队的唯一任务是前进至长津水库以西，然后向正北直抵“满洲”。后来命令又修改了。第一阶段的推进极为顺利，所以阿尔蒙德打算要陆战队向长津水库东北大约50英里的赴战水库派出一支尖兵，以试探中国人在那一带的防御情况。与此同时，戴维·巴尔少将的第7步兵师原来跟随陆战队沿着通往下碣隅里的道路行进，现在冒险走到另一条道路上，它向上一直通往长津水库陡峭的东岸。

陆战队的一个侦察队很快就发现，阿尔蒙德的计划有一个重大错误：赴战水库周围没有任何道路，唯一的道路在赴战水库以西很远的地方，就是巴尔的第7师正在走的路。阿尔蒙德根据史密斯报告的这些情况，告诉陆战队放弃向赴战水库前进的行动。但阿尔蒙德旋即又另有打算，陆战队的迅速推进使他确信第10军不会遇到中国人的激烈抵抗。他曾乘飞机侦察过那个地区，亲眼看到了那里的荒山野岭，陆战队也向他报告了被误认为是二级道路的车辙小路的恶劣状况。大规模的中国军队肯定不会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作战。他认为，真正的战斗将会在西面第8集团军的地域进行，在中国人的“第一次战役”中，陆军第24师曾在那里遭到重创。

阿尔蒙德的决定于11月15日由麦克阿瑟作为正式命令下达，它大大改变了陆战队的任务。该命令承认，在大约10万人联合国军部队的当面有10万同等数量的“敌人”（命令并未说明是中国人还是北朝鲜人），但又说他们会被美国的空中优势解决掉。尽管如此，中共军队在鸭绿江北估计有14万人的可供增援的部队。所以，阿尔蒙德（和麦克阿瑟）希望陆战1师向西面的武坪里派出其部分部队，协助第8集团军进攻，然后再向北直奔鸭绿江。实际上，陆战1师将作为一支阻滞部队，防止中国人从第8集团军右翼迂回的企图。

史密斯拒不从命。“我去见阿尔蒙德并对他说：‘我们根本不能向两个方向主攻。我们只有一个主攻方向，就是沿着长津湖畔的这条道路直取鸭绿江。而你现在却要我们准备向西北发动主攻。’”史密斯认为这种兵分两路的做法愚蠢至极。他提醒阿尔蒙德说，陆军的第3步兵师最近已在朝鲜登陆，并建议派该师去保障第8集团军的侧翼安全。

实际上，史密斯已经准备好让陆战队在当前位置就地停止前进，并掘壕据守，等待冬天过去。他打算让陆战队只守住足够的区域以保护咸兴—兴南—元山地区的安全，这是沿海的一个滩头阵地。史密斯对水库附近的士兵进行了一次视察。他确信，在严寒的气候下，他们首先要被迫求生存，更不要说发起进攻了。

陆战1师也不断得到令人不安的关于中国人意图的情报。尽管在战场上只能发现零星的中国士兵，但陆战队往北飞行的飞行员却报告说，大批卡车接连不断地通过鸭绿江驶入朝鲜。边界最南端的城市新义州不断遭到火箭射击和炸弹轰炸，但这些轰炸以及城里燃烧的房屋的滚滚浓烟并未使运输行动稍有减缓。飞行员的报告不断形容着从中国南下的运输规模：“交通量很大，非常之大，大得惊人，巨大无比。”

但是，怎样才能把这些零星材料拼入一幅完整的拼图呢？11月8日，一支巡逻队冒险进入古土里东部大约10英里处的新兴谷，在一所房子里发现一名睡觉的中国士兵。陆战队情报处认为这名士兵讲述的情况难以置信，因为其出自级别如此低下的士兵。他说，中国已经决定在朝鲜投入24个师。分析人员经过研究，认为这是一个骗局——一个陆军士兵不可能被告知如此重要的战略情报。然而情报机构估计错了，与现代军队不同，中国部队灌输的东西中（正如情报处后来发现的那样），包括了关于投入部队的情况以及希望他们完成的任务的比较准确的情况。

史密斯将军像其他人一样，对中国人可能的意图没有把握，他在11月15日做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和拯救生命的）决定。他回避了阿尔蒙德的命令，而且是有意为之。“我力图要做的，”他多年后承认说，“是放慢前进速度并停滞下来，直到我能让我们后面的陆战1师跟上来，我们的全部人马能够会合。”他要行进中的部队“不慌不忙，我们每天确定一个目标”。第10军希望他进至鸭绿江，他会到达的，但要以他的速度前进。然而，推进的势头有时也使史密斯超越了谨慎的做法。“我告诉利曾伯格前进速度不要过快。他不想穿过（德洞岭）关口，往下走到柳潭里，因为我们的侧翼过于暴露。但我们受到压力，要我们往前赶路。我终于不得不要求利曾伯格继续前进，穿越关口，并占领柳潭里。”

但是，史密斯也想到向华盛顿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报告他所面临的难以忍受的形势。他在11月15日给海军陆战队司令凯茨将军写了一封长信，此举表示他不相信消息可以通过东京到达华盛顿。史密斯概述了他的战术形势，描述了他进行作战的地形，并解释了他怎样小心翼翼地使他的部队收拢，尽管阿尔蒙德下达了截然相反的命令。尽管中国人已经退到北部，我并未催促利曾伯格急速前进。我们接到的命令仍然要求我们前进至“满洲”边境。我们师是第10军的左翼，但我们自己的左翼极为暴露。利曾伯格西南80英里以内没有第8集团军的任何部队。在方便的时候，第10军可以证明我们的左翼没有任何部队。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没有任何理由不让第8集团军与我们齐头并进。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不愿意设想在一条从咸兴至中朝边境120空里的唯一山间小路上把一个陆战师一线展开（这条路的里程近200英里）。我现在有两个团战斗队正在这条路上，而且当普勒的陆战1团被第3步兵师接替之后，我要让他紧跟上来殿后。“我十分担忧的是，”史密斯接着说，“我在冬季的天气中向两个在山地中的团战斗队提供补给的能力。雪融后再结冰，会使这条路难以通行。”沿途部分地段有一条铁路，但到山脚下就终止了。再往上，从长津水库至边境，“除山路外别无他择”。冬季进行空投既不足以向两个团战斗队提供补给，也不足以支持他们撤退。由于气候情况、部队分散和他们作战地区的海拔高度，就是乘直升机视察部队也很困难。史密斯接着直接批评了阿尔蒙德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其形式在军事报告中实为罕见：正如你来此地时（凯茨曾在早些时候去朝鲜视察）我所向你表明的，我对该军的战术判断力或他们计划的现实性不甚信任。我在这方面的信心仍未恢复。他们是在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拟制计划，我们是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执行任务。兵力不断地分散，不断地给小部队派遣任务，这使部队处于孤立无援之境地。这种作战方式看来在朝鲜很普遍。我确信，他们在这里的许多失败都是这种不顾部队的完整、不管天时地利的做法造成的。我多次试图告诉军指挥官说，海军陆战师是他的一支强大力量，但如果分散其兵力，就会失去其全部战斗力，起不到任何作用。也许我在坚持自己观点时比其他师的指挥官幸运得多。某位高层人士将不得不就我们的目标做出决定。我的任务仍然是向边境前进，西南80英里以外的第8集团军在20日以前不会发起进攻。显而易见，我们不应该不管第8集团军而自行推进，我们只会进一步走向孤立无援之境地。如果第8集团军不前进，那么就必须对下一步的行动做出决定。我相信，在北朝鲜山地中进行冬季战役对美国士兵或陆战队来说是过于苛刻了，而且我怀疑在冬季向这一地区的部队提供补给或支持撤退伤病员的可行性。

尽管有这些担忧，史密斯说，陆战队仍在着手准备执行下达给他们的任务。咸兴至下碣隅里的道路已得到整修，以利坦克和重型车辆通行，下碣隅里的飞机跑道也正在修建。史密斯声称没有悲观丧气（尽管他信中的内容与之不符）。“我们的人干得真不错，”他说，“他们士气很好，他们还会干得很好。”但他重申了他对“毫无保障的左翼”的关切，对“在一条从咸兴至边境120空里的唯一山间小路上把一个陆战师一线展开”的前景表示担忧。

就在史密斯给凯茨写这封悲观失望的信当天，远东部队海军司令特纳·乔伊上将的参谋长艾伯特·莫尔豪斯少将走访了他。“因为我感到我是在‘家里’讲话，”史密斯后来讲述说，“我直言不讳地把我的担忧告诉了他，即第10军的计划缺乏现实性，该军在需要急速推进时往往忽视敌人的能力。我在与陆军，尤其是与第10军打交道时发现，他们的情绪或是极度乐观，或是极度悲观，似乎没有什么中间态度可言。”

第二天，即11月16日，史密斯在兴南遇到了弗兰克·洛少将，此人是总统的老友，以总统的不管部长之类的身份来到朝鲜，了解后备役和国民警卫队的表现情况。洛碰巧带着标有第8集团军态势的透明图，这些文件是他几天前偶然访问第1骑兵师时得到的。史密斯急不可待地研究了这些地图，因为地图中有他第一次得到的关于另外一半联合国军部署的确切情况，他们就在离他的阵地几十英里以外的地方打仗。“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史密斯后来惊叹道，“这位作为杜鲁门总统在朝鲜的私人代表的陆军后备役少将，居然是第10军与第8集团军之间实际联系的唯一手段。这两支部队之间所有其他联系都要通过总司令部的电报往来。”

另一位疑虑重重的陆战队军官是第1团团长刘易斯·普勒上校。11月10日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成立纪念日，普勒在这天用一把缴获的北朝鲜军刀切开一块100磅重的蛋糕（由于没有蜡烛，只能用小萝卜和果子冻点缀）。他按照陆战队的规矩，读了一小段赞美陆战队历史的颂词，然后把它塞进口袋，对集合起来的部队发表了一通即兴（多少有点悲观的）讲话：现在你们要照我说的去做，我打算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一些事。就给我做一件事——给你们家里的人写信，告诉他们这儿在打一场该死的战争；告诉他们说，那些光屁股的北朝鲜人，让很多所谓精锐的美国军队乘船来到这里，而且他们可能还会这样做；告诉他们我们国家没有秘密武器，只能艰苦奋战，赶到那儿去打仗。你们要让家人明白，如果我们还在这里心慈手软，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永存。美利坚将不复存在——因为一些外国大兵将会入侵美国，霸占我们的女人，再养出一群野种。

后来，普勒在他的宿营地私下给妻子写信说：“只有一场惨败才会改变我们目前的制度，这一制度正把我们引向灾难。”

史密斯尽可能地采取预防性措施。他尽量拖延部队的行动，就差直接抗命了，他还要确保他的师的侧翼安全和得到足够的补给。他实际上是率领着一支紧紧收缩、层层设防的部队，他们的生命线（主要补给线）从山区往回一直延伸到海岸。

在11月24日，也就是“最后的攻势”发起日之前，陆战1师的三个团都已进至长津水库以东地域，第7团战斗队已经占领水库以西4英里的柳潭里。不管陆战队愿意不愿意——他们的军官是不愿意的——他们已经就位，准备直取鸭绿江。

第8集团军开始行动

在朝鲜西部，麦克阿瑟的计划要求第8集团军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发起攻击，这条战线的开端之处几乎跟清川江平行。从西到东，第8集团军的构成是：美国第1军，该军由美国第24师、英国第27旅和韩国第1师组成；美国第9军，其中有美国第2师和第25师，以及土耳其旅；韩国第2军，由韩国第6师、第7师和第8师组成。美国第1骑兵师在后方的顺川附近担任预备队。

这种配置使沃克将军十分不安。过了清川江战线后，朝鲜半岛骤然加宽，这意味着他的攻击线越往北越宽，并使他更加远离在东边的第10军阵地。攻击开始的前几天，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巡逻队试图在两支部队之间的分割线上取得联系。由于地形以及其他问题，他们未能发现对方，甚至新闻界都感觉到了第8集团军的担忧和疑虑。

在《读者文摘》的战地记者詹姆斯·米切纳看来，攻势开始时一次记者吹风会上的对话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印象深刻的”。新闻发布官介绍情况之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位年轻的广播记者乔治·赫尔曼问道：“将军，你说你的巡逻队已经与左翼‘据信是友邻’的部队建立了联系。它们是友邻部队吗？”“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将军答道。“你不知道吗？”赫尔曼追问说。“我们认为它们肯定是友军。”将军说。“你们与左翼没有任何联系吗？”“没有，我们是各自独立作战。但我们确信，那些部队肯定是友军。”

然而几天以后，联合国军司令部得到的情况却与之相反。

在进攻的头两天里，第8集团军的部队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在最西部，第24师向其目标定州跃进了10英里；位于中部战线右侧的第2师到达了距出发地军隅里大约10英里的球场洞，但其右翼的三个韩国师却进展缓慢。进攻的第二天，南朝鲜人仅仅从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德川向前运动了几百码。韩国军队无法前进使美军第2师的指挥官劳伦斯·凯泽少将提高了警觉，因为他发现他大大超越了应该保障其右翼的部队。这时，空中侦察报告说，敌人正在加宽一条通往德川的道路。“该死！”凯泽叫道，“那是他们要攻击的地方，那里将是主攻方向——就在我们的侧翼，是针对韩国第2军的。”

凯泽说对了。当天晚上，中共军队以重兵猛攻第8集团军战线的西端，把韩国第1师向后驱赶了大约2英里。中国人沿着第8集团军的战线逐一进行试探，似乎是在寻找不堪一击的韩国军队。（位于最西部的美军第24师在攻势的头几天没有碰到敌人。）

中国人在11月25日发现了缺口，并发起了无情的攻击。在阵阵铜钹声、呼啸的军号声和刺耳的哨子声中，中国人蜂拥直扑时运不济的南朝鲜人。根据中国人的战法，其先头部队溜过韩国军队的防线，建立阻击阵地切断退路。然后，中共军队的主力开始进攻，成百上千人拥进韩国军队的阵地。很多韩国士兵都是几天前从汉城街上和农庄里抓来的新兵，全然不是强悍的中国人的对手。他们抵挡不住，便四下逃窜，丢弃了枪支和其他装备仓皇逃命。几小时后，沃克的侧翼保障便不复存在了。在中国人的攻击面前，三个韩国师土崩瓦解了。

韩国部队的崩溃意味着第2步兵师失去了翼侧保障，将其右翼暴露给中国人，中共军队很快就利用了这一有利形势。沃克将军扫视着地图，发现了中国人的意图，如果他们从他的部队南面迂回并向西进至黄海，成千上万人的联合国军就会被孤立起来。

中国人下一个主攻点指向了美军第2师，就在韩国部队西面的方向，具体来说，就是第9步兵团的B连。该连的第一个任务是夺取219高地，这是清川江西岸一个重要的山脊。B连和第8集团军的大部分连队一样，由新兵和老兵混合编成，其中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南波士顿的步枪手沃尔特·克劳福德下士只有17岁。129名官兵中大约三分之一是黑人（包括执行军官埃利森·韦恩中尉），还有10多名韩国士兵。

B连里的士兵在吃着牛肉土豆泥早餐、喝着咖啡时牢骚满腹。他们说，该团每次打仗时，B连都打头阵，现在他们又接受了这个苦差事。他们并未料想会打多少仗。事实上，很多士兵甚至扔掉了他们的钢盔，说它们碍手碍脚、过于沉重；此外，刚发下来的绒线帽能够更好地御寒。他们也不愿意带很多弹药——每人平均带1枚手榴弹，每支步枪平均只有16发子弹。挖战壕的工具呢？在路上丢失或扔掉了。罐装的军用食品呢？太沉了。他们背着空背囊行军，要靠朝鲜民工下午把食品和铺盖卷背来。战地电话呢？唯一的一部还不能使用（尽管该连通过炮兵前进观察哨的电话线与后方保持着脆弱的联系）。这就是第8集团军在其“结束战争的攻势”中一个典型的连队状况。

219高地是一连串的低矮山丘，上面布满了松散的石块和密密的灌木。B连的先头排在上山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离山顶还有25码时，突然被中国人雨点般的手榴弹所阻滞。在整整一天的交火中，B连遭受很大伤亡——包括威廉·华莱士上尉，他的一只耳朵被迫击炮弹片削掉了一半——但却无法把中国人赶出坚固的阵地。

团长小查尔斯·斯隆上校简要地观察了一下激烈的战斗，然后用无线电报告第2师指挥部说：“我想这一次不太一样，这也许是真家伙，我们最好观察一下。”但师部不同意。

中国人在当天晚上实施了猛烈进攻，击溃并部分歼灭了最左侧的第9团第3营，并在清川江边包围了第2营。然而对B连来说，战斗演变为防守219高地一侧的两个小山包：一个山包上有14个人，另一个山包上有40人左右，他们面对着10倍、20倍之多的中国人。

中国人爬到离西奥多·韦瑟雷德中尉率领的、人数比较多的那个山头不到20英尺的散兵坑里，并向山头掷手榴弹。山顶地域狭窄，士兵们无法躲过手榴弹，他们只能把手榴弹踢开或在爆炸前把它们甩开。韦瑟雷德后来估计，在两个小时里有60枚手榴弹扔到了山包上，有40枚被甩开了。激战中不时可以听到一阵阵刺耳的哨音，然后中国人便跳出散兵坑，试图冲上山头。这样，美国人学会了保留他们稀有的手榴弹，直到听见哨音。哨子一响，他们就把手榴弹扔下山坡。中国人十多次重复了这种错误，山坡上死尸成堆，足以构成另一道防御屏障。

战斗稍有停歇时，韦瑟雷德召唤150码以外的韦恩中尉，他在那里指挥着一伙被包围的士兵。“向我们靠拢，”他叫道，“这里情况好一些。”

韦恩同意了。“做好跑过去的准备，我掩护你们。”他对其他人说。

这位身高体壮的黑人军官已经没有武器在手，但他无所畏惧。他俯身抱起一大堆石头和罐头食品，只身站到毫无屏蔽的山包边缘，把石块和罐头向不到25英尺外的中国人头上扔去。中国人被他的勇敢行为所震惊，一时竟停止了射击。一名美军士兵爬到防御圈外，与韦恩站在一起。他挥动手中已经没有子弹的步枪，准备把任何冲向韦恩的敌人打翻在地。

韦恩在所有人都撤离山包之后才动身离开。那位士兵则把他的步枪扔向山下的中国人，算是撤退前的最后一击。

就在韦恩转身离去之际，一枚中国人的手榴弹在他头部上方爆炸，削掉了他的一边脸部。然而，直到傍晚前的空袭把中国人撵走，他仍然留在山上，并拒绝接受包扎和麻药。“给那些伤重的人用吧。”他说。韦恩后来由于失血过多而晕倒才被抬走，他在医院里住了117天。

这场历时26小时的残酷战斗打响时，B连有129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34人，其中6人为“能走路的伤员”。

与此同时，第9团的G连在战斗的第一天晚上平安无事，尽管该连在清川江沿岸阵地周围的所有部队都被分割开来。但是，在11月26日拂晓，该连遇上事情了，当时的情况使G连先发制人。破晓时，该连的步枪手在清川江边一个较高的山坡上掘壕据守，他们在华氏零下15度的严寒中浑身发抖，遥望着江面上升起的晨雾。军士长威廉·朗打哈欠和伸懒腰时，看到一些人正沿着他下面的一条小河运动，丝毫不作隐蔽。朗毫不上心地望着他们，认为他们一定是美国人，才在这个地区公开行动。朗一直盯着他们，当他们走近不到300码时，他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中国佬！”他对他的排喊道，“他们是中国人！”

步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的第一排子弹把半数中国人打倒在地，幸存者慌忙爬到稻田地和河床的石头后面躲起来。连长弗兰克·穆诺兹上尉叫来一辆坦克。在5分钟的时间里，G连击毙了70名中国人，还俘虏了20人。

然而，中国人当天晚上就凶猛地扑向G连，把该连和F连都赶下了沿江的高地。中国人一波接一波地顽强进攻，用步枪和机关枪猛烈射击，抛出了看来是永不告罄的手榴弹。他们冲上美军阵地，用刺刀把他们刺死在散兵坑里。当天晚上，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G连有70多人被打死。

中国人俘虏了一名叫斯莫利的二等兵和两名配属给该师的韩国士兵，并把他们押到后方一个地区。审讯员是一位操着流畅英语的军官，他打了一个响指，接着韩国人就被押到几步外枪毙了。

那位军官转向斯莫利说：“我们对你们了如指掌。”他接下去讲述了G连的情况和该连军官的名字。“你现在回去吧，告诉你们连长不要使用燃烧弹——凝固汽油弹——打我们。你的部队在那边，”他指着河对岸说，“走吧。”

斯莫利觉得他背后要挨枪，便急忙奔向河边，并找到他部队的残部。他是被中国人俘虏又马上释放了的许多步兵之一，这显然是为了宣传，然而这种做法对斯莫利却未能奏效。“给我一挺机关枪，”他对连长穆诺兹上尉说，“我看见了他们是如何对待那些韩国人的。”

然而，并非每个士兵都像勇敢的斯莫利那样意志坚强。在撤退中，穆诺兹听见河边一所简陋的木棚中传出一阵哭泣声。他感到很奇怪，随后发现一名惊恐不安的美国士兵在地上缩作一团，泪流满面。“你在这儿做什么？”穆诺兹问道。“我不知道——不知道。”士兵结结巴巴地哭着说。“跟我来。”“上尉，我不想去那里——”

穆诺兹忍无可忍，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起来。“把你的屁股坐到那些坦克上去！”他命令道。这个士兵服从了。穆诺兹收拢了其他掉队和受伤的人，然后向河边行进。一些中国人向他扑来，他拔出0.45英寸手枪打倒了其中5人。他的一行人终于逃到安全地带。

第8集团军陷入混乱

11月26日这天，第8集团军开始四分五裂，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的一场协同密切的攻势已经不复存在。至此，战争成了一系列连级小规模战斗，所有的连队都在孤立作战，也没有希望能得到增援，它们被蜂拥而至的中国人四面包围，与上级指挥部的联系也被切断。第8集团军甚至不能把局势稳定下来，以便让其优势火力发挥作用。作家费伦巴克（他对朝鲜战争也做过重要的研究）当时在第2师指挥一支部队，他写道：“在其车轮无法到达的地区不能实施机动，在这些山岭中无法观察或联络，美军是被一口一口吃掉的，而不是被大批击溃的。”

美2师的军官直到11月26日午后才得知该师溃败的严重程度。第38步兵团团长乔治·佩普洛上校守卫着该师右翼，按计划应与其东部的韩国师协同。他从他的指挥所看到韩国军队的一个整团正穿过美军阵地溃逃。这个韩国师已被中国人粉碎，他们的指挥官要士兵逃到美军地域以保全性命。

佩普洛给第2师师长凯泽将军打电话。“韩国军队的一个整团正拥向我的防区，我究竟该怎样对待这些人？”

凯泽对这个听起来跟废话一样的问题勃然大怒，他厉声答道：“指挥他们，使用他们，浑蛋！”

为了堵住战线右翼的这个突然出现的缺口，沃克将军把几天前才来到朝鲜的5 000人的土耳其旅紧急派往那里。（历史学家马歇尔把这一调遣比作是“用一个阿司匹林药瓶的软木塞去堵一个啤酒桶的桶口”。）土耳其人事先未得到情况介绍；尽管他们极其需要与美2师密切协同，但他们的部队中却没有配属美国顾问。他们被匆匆忙忙地投入战斗。

然而几小时之后传来了土耳其人大获全胜的惊人消息：他们第一次与“蜂拥而至的中国人”交战，就守住了阵地，并以白刃格斗赢得了一场“浴血战斗”，还抓了“几百名俘虏”。美2师的情报部门派遣一位翻译耕夫路中尉去审讯俘虏。他发现这些俘虏是一些时运不济的韩国士兵，他们在逃离德川附近的阵地时误入了土耳其人的防线。被打死的“中国人”全都是南朝鲜人。

翌日，11月27日，当土耳其人在卧云村与一大股中国军队遭遇时，再也不会搞错对方身份了。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当时所发生的确切情况。不管情况如何，土耳其人进行了战斗，而且大部分人阵亡了。据一些报告说，军官们把他们的帽子扔到地上，以此为线，不许后退一步，“要与阵地共存亡”。战斗以后，只有几个土耳其连队得以幸存，而且也都罹受重创。

麦克阿瑟的攻势显然已被阻滞。沃克将军的目标不再是抵达鸭绿江，他现在必须竭尽全力解救第8集团军于灭顶之灾。

第十五章 死里逃生

与此同时，在第10军的地域，陆战1师在11月下旬继续在长津水库西岸附近的冰天雪地中小心翼翼地登攀。尽管中国进行了干预，爱德华·阿尔蒙德将军仍然指望陆战队员们横向出击，与西面的第8集团军衔接起来。行军开始时，该师部队在几乎无法通行的道路上排了40多英里长。这一纵队的先导位于水库中部以西约5英里的柳潭里，由两个加强团组成——霍默·利曾伯格上校的第7团和雷·默里中校的第5团。南面14英里处（道路距离为20英里），一个加强营扼守着位于水库南端的下碣隅里。切斯蒂·普勒上校指挥的第1团之大部仍位于南面11英里的古土里。古土里以南10英里的真兴里由唐纳德·施玛克中校指挥的一个营守卫，进山的道路在此骤然变得陡峭。

11月26日下午，陆战队进入柳潭里时，发现那里并无什么价值。炮弹炸毁了大部分房屋，只有几个饥寒交迫的朝鲜平民在废墟中挤作一团，他们或是不愿意，或是不能够逃离这里以避开战事。入夜，气温降至华氏零下17度，陆战队员们苦中作乐，说起了“冰碗”的笑话。呼啸的北风席卷过结冰的水库，扑向蜷缩在山谷里和附近山上的帐篷和浅洞里的士兵。

柳潭里实际上位于一个宽阔山谷的中央，四周由五座山岭环抱。这些山岭按照该村庄与它们的方向关系，分别取名为北山、西北山、西南山、南山和东南山。每座山岭都起于该村边缘，向外伸延数千码，一路群峰突起，沟壑纵横。长津水库的一角经由北山和东南山之间向柳潭里伸延，始于该村的另外四条通道都是公路。

陆战队的任务是穿过这些山岭，向西部约55英里的武坪里出击。11月27日晚10点，利曾伯格在一座四处漏风的帐篷里，作为在场的级别最高的军官，主持了一次参谋作战会议。这座帐篷对蜷缩在里面的军官来说是形同虚设。他首先讲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在这前一天，抓到了三名中共军队第60师的士兵。他们在审讯中说，中共军队第58师、第59师、第60师已于11月20日抵达柳潭里地区。这些俘虏都是普通士兵，他们说，中国人的战略是等美军两个陆战团通过以后，就向柳潭里南部和西南部运动，并切断美军的主要补给线。陆战师和第10军的情报部门都不相信这些报告，因为消息提供者的级别非常之低，尽管中国战俘过去提供的情报被证明是极为准确的。情报处认为，中国军队将继续向西撤退，主要战斗将在柳潭里周围的山岭中进行。陆战师的作战方案便是以此为基础的。

据后来缴获的文件证明，中国士兵所提供的情报是正确的。中共军队第九野战军已经秘密地把12个师从“满洲”派到长津湖地区。指挥官宋时轮将军自17岁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就一直带兵打仗，1934年至1935年长征时担任过团长。他的部队在中共军队的总攻势中承担东路的攻击任务，他要从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的空隙中南进，然后挥师东海岸，并把第10军的10万多美军和韩军分隔包围起来。他要消灭长津水库东岸第7步兵师的部队，然后来收拾被分割的陆战1师。中国人显然认为陆战队是他们的劲敌。战斗打响以前，中国部队里散发了数千本名为《血腥的历程》的小册子，该书由一位名叫多伊扎什维里的苏联海军上尉撰写，对陆战队的昔日历史和他们在朝鲜的存在竭尽诬蔑诽谤之能事：1950年夏，当美帝国主义掠夺者在朝鲜挑起血腥大屠杀时，华尔街的看门狗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把美国所谓的“海军陆战队”立即置于他的指挥之下。这位职业屠夫和顽固不化的战犯打算把他们尽快投入战斗，旨在对朝鲜人民施以当时他所认为的最后打击。麦克阿瑟提出这一要求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部队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美国部队受过更多的训练，以对爱好自由的英雄的朝鲜人民进行空前残暴、野蛮和掠夺性的战争。强盗头子麦克阿瑟对海军陆战队讲了这番话：“一座丰饶之城就在你们前面，那里有无数美酒佳肴。拿下汉城，那儿所有的姑娘就都是你们的了。居民的财产属于征服者，你们就可以把它们寄回家去。”

这本充满诽谤的小册子指责海军陆战队几十年来“劣迹昭著、灭绝人性”，是一伙“强取豪夺之徒”。

在这一宣传攻势中，中国人小心谨慎地不露踪迹。对长津水库北部地区进行的空中侦察没有发现任何大部队集结的迹象，这是中国人善于伪装和夜间运动的又一杰作。但是，利曾伯格知道中国人就在这一地区，因而他绝不贸然行事。他要把强悍的巡逻队派往南山和西南山以及两山之间的山谷中，那里有通往下碣隅里的生死攸关的道路。如果主要补给线被切断，两个陆战团都会陷入危险之中。陆战队仅把一辆潘兴式重型坦克设法开到了柳潭里，因此其重型武器十分有限。

利曾伯格的作战计划要求哈罗德·罗伊斯中校率领的陆战5团2营首先向西发起攻击，该营的直接攻击目标是西北山和西南山的山峰以及两山之间通往西面的道路，其攻击距离约为1.5英里。与此同时，陆战7团在柳潭里进行环形防御，并准备紧跟着陆战5团发起攻击。利曾伯格认为，侧翼有了保障，罗伊斯就能够集中兵力在谷地挺进。

利曾伯格知道该计划有一个他所无法控制的缺陷。命令陆战队西进实际上是企图实施包围，这依赖于这样一个前提：第8集团军作为“阻滞力量”能够阻止敌军逃跑。但是，11月27日早上攻击开始时，第8集团军已经在后退；不到24小时，第8集团军便开始全线撤退。然而，陆战队仍然得到阿尔蒙德将军下达的命令，除了遵命外别无他择。

11月27日早上，冻僵了的陆战队员爬出他们的睡袋和掩体，为了恢复血液循环，他们不停地跺脚和戴着手套拍手。他们把野战食品放在油火上烤化，现在他们知道了，吃冰冻食物会导致严重的肠胃病。他们还给武器加热，以使零部件活动自如（一位机灵的士兵发现，野根牌发乳可以临时用来当优质的擦枪油）。8时刚过，陆战连开始运动。一个连向西，先下到西北山和西南山之间的土路上，然后登上道路周围的山坡；另一个连则向村庄北面和南面的山岭运动以保障侧翼。

位于最北部的第3营H连进展迅速，到上午10时，该连未遇抵抗便占领了其目标西北山主峰以远的1403高地。在南面，托马斯·库尼上尉（阿尔蒙德的“纸质银星勋章”还装在他的背囊里）指挥的G连几分钟后也未遇抵抗便夺取了西南山的主峰。这时，该连遭到大约500码以外的另一座高峰上敌人轻武器的猛烈射击，尽管由于距离远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但却令人讨厌。

被派往进攻两山之间谷地的5团2营遇到了相当多的麻烦。尤尔·彼得斯上尉率领的F连是该营的先头连，该连差不多刚刚离开在柳潭里的营地，就遭到轻武器的猛烈射击，接着便遇到了一连串坚固但无人防守的路障。F连在迫击炮火的掩护下离开公路，去攻击中共军队阵地的北侧。与此同时，第5营的D连继续沿公路前进。下午3时，正面的猛烈火力最终使两个连停止了前进。夜幕很快降临了，罗伊斯中校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掘壕据守。陆战队在第一天仅仅推进了1 500码，而攻击的任务是55英里。

罗伊斯的执行军官约翰·霍普金斯少校在营指挥所拿出了一小瓶白兰地，并小心翼翼地把酒倒进两个行军杯中。“今天是我生日，哈尔，”他对罗伊斯说，“我从军医那儿讨来的。”“祝你健康。”罗伊斯答道。“致我们完成将要进行的最为漫长的55英里，如果我们能到达那里的话。”霍普金斯祝酒说。

在南面，塞缪尔·贾斯基尔卡上尉指挥的第2营E连在西南山的南坡建立了阵地，该连的任务是担负营的后方警戒。那里的地形极为糟糕：一条狭窄的南北走向的通道上散布着几座小窝棚、一些矮树和灌木丛，在山沟中间有一条封冻的小溪。贾斯基尔卡指挥他的部队很快地建立了环形防御阵地。他的阵地前是一片便于发挥火力的开阔地，任何可能出现的中国人都无处藏身。

陆战队和中共军队都不知道，中国人已经犯了一个战术性错误，这很可能使他们失去了在柳潭里消灭陆战队两个团的机会。如果中共军队的防御部队沿着道路后撤，比方说后撤2至3英里，陆战队便会被诱至远离他们柳潭里营地的地方，以致陆战队的包围行动无望进行。中国人在陆战队推进的第一天便进行抵抗，然而战绩平平——这也许是军事史上为数不多的战例之一，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6时左右，黄昏来临，陆战队之大部已经离开山谷，进入了山区。10个不满员的步枪连部署在高地；第5团的两个营位于村庄附近的山谷中；第7团的C连和F连位于通往下碣隅里的公路旁孤立的阵地上，F连尤为孤立：一边距下碣隅里有7英里，另一边与C连有2英里山路。在北山，陆战7团的两个连——D连和E连——分别在两个山头占领了阵地，中间隔着一个500码长的马鞍形山脊。用陆战队的行话来说，它们的侧翼“空空荡荡”，双方除了偶尔有巡逻队往来外没有任何联系。这两个连的阵地前线合在一起，延伸约2英里。整个环形防御阵地也因很多小的间隙而受到损害。

陆战队所具有的一个优势是令人生畏的支援火器。40多门榴弹炮——30门105毫米榴弹炮和18门155毫米榴弹炮——部署在柳潭里平原的南端；还有75毫米无后坐力炮和4.2英寸迫击炮。但是弹药只有三天的储备，而且利曾伯格没有把握让更多的卡车沿公路进山。无论如何，陆战队已经为夜晚战斗做好了准备。

当他们后来试图描述当时的严寒时——不管是一周后与战地记者的谈话，还是一个月后的一封家信，或是三十年以后的一次访谈——陆战队员们都不得不费尽心思地寻找字眼，毫无例外。一位前中士说：“无论穿多少衣服都不能保暖，更谈不上舒适了。你被手套、风雪大衣、长男内衣、头兜和所有的东西捆得紧紧的，肯定会出汗。结果是，一旦你停止不动，汗水就会在你那该死的衣服里结成冰。冬天的早上在户外摸过冰冷的金属吗？噢，想象一下怎样好好对付一支M-1式步枪或卡宾枪吧。那件钢家伙是冰，你赤手碰它就会被粘住，甩掉它的唯一方法就是舍去一层皮。有一次我的嘴实际上被冻得张不开了，我的唾液和我的胡子冻在一起了。”海军陆战队耗费了几百万美元研制一种特制的冬季缚带防水鞋，但在华氏零下20度的严寒里，只要一个士兵几个小时不活动，这种靴子穿起来就很不舒服。正如陆战队史学家林恩·蒙特罗斯写道：“汗水湿透的脚慢慢肿了起来，疼得要命。”

武器亦是如此，尤其是构造复杂的卡宾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士兵们需要它们才能生存，然而很多枪支的零件冻得结结实实，以致无法使用。“我在战役开始时知道了，在枪支完全冻住的情况下，你可以往枪上撒尿使枪机活动，”一位名叫布伦顿·凯斯的二等兵说，“可是见鬼，你能有多少尿呢？你一晚上只能撒一次尿，但即便这样，过不了多久又会冻上。”

美国海军陆战队为了保卫自己而迫不得已，竟然到了如此水平：在风雪漫天的亚洲山野中，快要冻僵的士兵蜷缩在散兵坑里，他们的武器装备有赖于自己膀胱中的尿量。

中国人在夜幕中开始行动了。中共军队第79师和第89师的攻击营的任务是打击柳潭里及其周围的两个不满员的陆战团；与此同时，另一个师即第59师，则利用第10军和第8集团军之间的空隙，已经南进数英里并进入阵地，以攻击南山和德洞岭关之间的主要补给线，准备切断下碣隅里至柳潭里的道路。三个中国师对两个美军团，中国人还拥有比他们三对一的人数优势更为重要的优势：麦克阿瑟在几天前的公开讲话中，把陆战队的意图明确地告诉了中国人。这样，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发起进攻。

在夜幕降临的头几个小时，小规模中国巡逻队对美军阵地进行了短促的袭击，好像是在寻找薄弱环节和空隙。偶尔传来的中国人说话声或脚在雪地上滑动的声音打破了沉寂——中国人肯定也在受苦，他们穿的是薄薄的胶底帆布鞋。

晚上10时过后不久，整个柳潭里山谷突然枪炮声大作。军号声发出了进攻信号，迫击炮弹猛轰美军阵地。中国士兵突然跃起，在近距离扔手榴弹，另一些人则用轻机枪射击。

几分钟后，战斗就变成一系列的小部队战斗，每场战斗都英勇壮烈，令人恐怖，且极为残忍。

在E连的防区，萨姆·贾斯基尔卡命令士兵在最后一刻才射击，因为他已经请求营里发射照明迫击炮弹，以便照亮中国人接近的地域。然而，照明弹却没有发射。幸运的是，一阵机枪射击引燃了E连阵地前约200码的一间茅屋。中国人遍布整个山谷，他们在若明若暗的火光中不停地冲击，成为机关枪射击的理想目标。翌晨，贾斯基尔卡清点出300多具中国人尸体，其中一些就在阵地前不足15英尺的地方。他清点时只走到100码的地方，便不敢再往前走了，但他可以看见远处还有敌军尸体。有人把他选择的防御阵地称为“轻松小径”，但是那天晚上，柳潭里的任何事情都不“轻松”。

在贾斯基尔卡的阵地左侧，中国人在E连与F连之间发现了一处空隙，便大举拥入，直扑营长罗伊斯的指挥所，公路也有被切断的危险。一等兵约翰·米德带头组织了一批人去堵塞这个缺口。他把六七个士兵部署在可以向蜂拥而来的中国人猛烈射击的阵地上。弹药告罄后，他跌跌撞撞地穿过雪地，到连部弹药库取弹药。他来回三趟，每次都满载而归，就是在春季干燥的平地上，这些重负也会使人举步维艰。米德跑遍了阵地，把子弹匣和手榴弹送给其他陆战队员，然后停下来进行射击。第四趟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腿部，枪伤如此疼痛，以致一位看护兵为他包扎时，伙伴们不得不把他按在地上。第二天，进攻被打退后，该连阵地前堆积着75具中国人的尸体，其中15人是米德击毙的。

在山谷北面，中国人首先攻击了第3营的H连，该连沿山岭作弧形配置，瞰制着通往山谷外部的公路。H连完全孤立无援，中国人很快发现并利用了这一点。该连连长列罗伊·库克上尉在进攻一开始就被打死，他的军官除一人外都告负伤。该连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中国人调来了增援部队，他们越过早先被打死的弹痕累累的尸体，向H连轮番攻击。H连据壕力守，但在凌晨4时左右，营指挥官认为继续抵抗已徒劳无益。H连奉命撤至山谷，身后留下数百具尸体。中国人现在占领了1403高地，这使他们在柳潭里山谷北部拥有一个瞰制山谷的阵地。陆战队显然处于一个不断收紧的钳口中。

又是一场浴血之战。陆战7团E连（这与陆战5团贾斯基尔卡的E连不是一回事）很晚才抵达战场，士兵们心力交瘁，冻伤累累，漫长山路上的艰苦跋涉使他们疲惫不堪。他们在11月27日只睡了几个小时，便在北山的1282高地进入了环形防御阵地。连长沃尔特·菲利普斯上尉把两个排部署在主峰，并把第三个排部署在柳潭里方向的一个山嘴上。陆战队在下面的山坡上布设了绊索照明弹，然后进入阵地。

中国人的第一次进攻不过是一次骚扰行动，守军轻而易举地打退了由轻机枪手和投弹手组成的进攻分队。接下来是一段沉寂，菲利普斯对另一位军官说：“他们原以为他们要攻打的是一个排，但却碰上了一个整连。他们还会回来的，还会来更多的人。”他说对了。午夜时分，一阵由尖叫的哨音和军号啸鸣组成的离奇古怪的声音打破了沉寂。在阵阵喧嚣声中，可以听见几千只脚踏在雪地上嘎吱嘎吱的声音。排长约翰·杨西中尉请求发射照明迫击炮弹和炮火支援，但都未如愿。杨西是一位性情暴躁、动辄咒骂的人，在瓜达卡纳尔岛曾获得一枚海军十字勋章。这位后备役军人在战争开始时离开了他于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酒铺。在仁川登陆的那天——他是在许多天后听说的——他的妻子生下了一名婴儿。他与陆战1师的其他后备役军人一样（大约占整个兵力的一半），不认为自己是职业军人。这样，杨西和其他陆战队员等待着，倾听着，直到冲击的第一批中国人影隐现在黑暗中，他们才拉动引发绊索照明弹的绳索。他们面前展现的是不断涌来的成排的中国人，在照明弹照亮的范围内至少可以看见有四列队伍。中国人发出令人费解的啸声，还用英语高喊：“狗娘养的陆战队，杀死你！狗娘养的陆战队，死去吧！”他们在两个小时里不停地冲击，冲入机关枪和手榴弹的猛烈火网之中。有些中国人倒在机枪阵地前不足10英尺的地方。陆战队伤亡惨重。步枪子弹打中了菲利普斯上尉的肩部和腿部，但他拒绝撤离。手榴弹片削去了约翰·杨西的鼻子，流出的血使他窒息。他难以呼吸，但他也留在了阵地上。

中国人在凌晨2时放弃了进攻，留下了200多具尸体，足有两个连的人数，犹如一位陆战队员所说，是“尸横遍野”。陆战队守住了1282高地。

但两小时后，中国人又重整兵力，卷土重来。他们以班为单位，向疲惫不堪、危在旦夕的陆战队的两个排发起了轮番攻击。增援部队从柳潭里匆匆赶来，在黑暗中冒着华氏零下20度的严寒在山坡上攀冰爬雪。这时，中国人冲进美军阵地，单兵之间用枪托和刺刀拼杀。约翰·杨西的鼻子仍在冒血，他力图在连指挥所周围组成一道防线。一枚手榴弹在他眼前几英寸处爆炸，一块弹片在他的上腭划开了一个可怕的伤口，但他继续战斗。两次负伤的沃尔特·菲利普斯也是如此。据安德鲁·吉尔说，菲利普斯不顾一切地冲向中国人，拼命地扔手榴弹和叫喊：“坚持住，士兵们，这里是E连！”他从雪里抽出一支步枪，把刺刀插在地上。“我们就守在这里。”几秒钟后，一阵轻武器射击打死了他。

E连现在仅剩下几个人。执行军官雷蒙德·鲍尔中尉接替了指挥，尽管他已经两处负伤而动弹不得。不久后，他又多处中弹，慢慢失去知觉后死去。

令人敬佩的杨西排现在只剩下9个人了，杨西每次呼吸都喷出鲜血。他不停地咯血，但仍然试图组织反击，他大声喊道：“使劲打，陆战队，使劲打！”

一位叫斯坦利·鲁宾逊的步枪手是听见喊声的士兵之一，他由于双脚严重冻伤，那天晚上奉命去包扎所。鲁宾逊听说他的部队处境危险时，便一瘸一拐地回到阵地上，他的双脚在雪地上留下斑斑血迹。他听见并响应了杨西的呼唤。“使劲打！”他怒喊道，这一小批人上好刺刀，步枪喷着火舌，迎着冲击的中国人猛扑山顶。一发子弹打中了杨西的面部，使他双目失明，跪倒在地。但他以惊人的毅力继续向前线爬行，还把步枪插在他面前。然而E连已经不能再打了，中国人席卷了1282高地。他们现在控制了通向柳潭里的又一个关口要道，针对两个陆战团的包围圈越收越紧。

在东面的1240高地上再现了E连的悲壮场面，这次遭到打击的是米尔顿·赫尔上尉指挥的D连。该连的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终于被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中国人攻占。拂晓时分，赫尔已数次负伤，有战斗力的人只剩下16个。他的前面是居高临下的中国人，两翼被包围，通往山下的后路也被切断。

11月28日的拂晓一片沉寂，令人紧张不安。中国人仍然占领着夜晚夺取的高地，但为了躲避美国的空袭，他们躲藏起来。他们的伪装使他们在冰雪覆盖的山野中难以被发现。

奥利弗·史密斯将军在下碣隅里过夜，他用一台吱吱乱响的电台收听了利曾伯格上校的战报。来自朝鲜西部的消息说，第8集团军在不断罹受灾难。他向阿尔蒙德报告了陆战1师的困境，但直至上午10时仍未收到实质性的答复。使史密斯感到震惊的是，“没有从第10军收到关于修改计划的只言片语”，这意味着陆战1师还要继续从柳潭里向西推进。史密斯认识到，这种推进的任何企图都是愚蠢至极。“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继续采取进攻行动是不明智的。我们现在是在为生存而战，在弄清情况之前，有必要在所有地方采取守势。”史密斯自行其是，命令陆战5团和7团巩固他们目前的阵地，即在柳潭里掘壕据守，并等待进一步的指令。

“我真为那些中国佬惋惜”

陆战队陷入困境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世界那一边。在加利福尼亚州德尔马营的海军陆战队训练中心，一位军官冲进了司令官梅里尔·特文宁准将的办公室。“将军，”他喊道，“电台收到一条消息说，中国人包围了陆战1师。”

特文宁从办公桌上漫不经心地抬起头说：“年轻人，我只能说，我真为那些中国佬惋惜。”

11月27日晚些时候，史密斯终于从阿尔蒙德的指挥部收到了一些命令，要他把他的一个团调回下碣隅里，“以解救水库东面的陆军部队”，这对他来说是难以置信。“我的上帝，”他叫道，“当时我们自己正受到中共军队三个师的攻击……我们显然是遇到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但在两天的时间里，我们没有从军部得到马上撤退的命令，所以除了进行防守以外我们别无他择，因为不经上级允许我不能撤退。”陆战队逃出陷阱

在史密斯看来，阿尔蒙德、麦克阿瑟和他们的参谋人员都已束手无策。“每隔四小时，我们就（向第10军）报告发生的情况，但他们显然是惊呆了。他们对中国人大举进攻一事做不了判断。……他们不得不调整他们的想法。”

直到11月28日晚些时候，史密斯才接到命令，要他把全部军队撤至下碣隅里，并向沿海地区“前进”。“他们用了两天才琢磨过来。”史密斯愤愤不平地说。

制订两个陆战团撤退计划的命令终于放到了师作战处阿尔法·鲍泽上校的野战办公桌上，他随即把它交给他的执行军官约瑟夫·瓦恩科夫上校。“我的天啊，”瓦恩科夫说，“我必须去找一本参谋手册。我从来没有碰到过陆战队会参与后退或撤退行动的事情。”

史密斯将军也没有遇到过。计划完成后，鲍泽和瓦恩科夫把它拿来交给史密斯，他的指挥所设在一间废弃的朝鲜茅屋里。讨论计划时，有人使用了“退却”这个字眼。“退却”不是一个在陆战队指挥所里谈论的字眼，史密斯根本不愿听到它。他对军官们说，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要去夺回我们的主要补给线。这根本不是一次退却，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进攻”。

第二天，一位英国记者就他写的一篇文章征求史密斯的意见：他应该把陆战队的行动称为“退却”还是“撤退”呢？“我向他指出，因为我们已经被完全包围，我们既不可能退却也不能撤退，只能打将出去。”报上最后登出来的那段引语——史密斯没有质疑——是：“退却，见鬼去吧，我们不过是向另一个方向进攻。”

福克斯高地的磨难

不管是退却还是前进，在11月27日晚至28日凌晨，以及在此之后若干个苦难的日日夜夜里，有一支陆战队部队是史密斯将军或其他任何人所无力相助的，那就是陆战7团2营的F连。该连得到重机枪和81毫米迫击炮的加强，总兵力达240人，比正规的陆战连大约多50人。威廉·巴伯上尉指挥的F连接受了一个艰巨任务——防守柳潭里至下碣隅里的主要补给线上位于德洞岭关的阵地，以保障撤退的路线畅通无阻。高级军官们现在都知道这是势在必行。中国人已经在这两个村庄之间的两个地方切断了主要补给线，但利曾伯格认为可以把中国人从这两个地方赶走。然而，守住德洞岭关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国人夺取了这个关键的高地，两个陆战团就有可能覆灭。该营的另一支部队C连已经被中国人占压倒性优势的攻击赶出了德洞岭关地区。中国士兵曾经一度把手榴弹装在袜子里，一次向陆战队扔两枚手榴弹。该连少数的幸存者撤退了。

F连没有撤退的余地，巴伯的命令是坚守高地直至最后一个人。

福克斯高地——这是后来为了纪念它的守卫者而这样称呼——地形极为险恶，甚至以朝鲜东部的高标准来看亦是如此。陡峭的山坡一直伸向公路，然后突然终止在一个10英尺高的垂直悬崖边上。悬崖和公路之间有几间破旧的茅草屋。山坡下部长满了小树，在靠近山顶的地方逐步变成了一块块灌木丛。福克斯高地从其最高处以马鞍形向下倾斜，长约900多码，一个陆战队员把它比作是一个“中间凹两边陡的屋顶”。这个鞍状山顶的另一端与一个巨石累累的山脊相连，它位于F连的环形防御圈之外。巴伯不喜欢这个鞍状山顶的样子，因为它是中国人接近的天然通道，他们可能会从那个无人防守的山脊悄悄摸过来。由于防守地域很大，兵力又很少，巴伯除了尽力收缩防线以外别无他择。

巴伯把罗伯特·麦卡锡中尉指挥的3排配置在向北的主峰；约翰·邓恩中尉指挥的1排配置在与之相连的右翼；埃尔默·彼得森中尉的2排在左翼；连部和一个火箭筒班位于背坡上；巴伯把他的指挥所和迫击炮排配置在沿公路的山脚下。这种配置好比是一个倒置的马蹄铁，巴伯的小分队在底部镇守空当。巴伯还命令在白天派出巡逻队，防止中共军队破坏主要补给线的企图。

正如陆战1师在别处的部队一样，夜晚的酷寒比白昼更为侵彻肌肤。军官们对阵地并不完全满意，但要固守福克斯高地需要一个整营。高地上土质坚硬，陆战队只能挖些浅坑作工事。当陆战队为夜晚掘壕据守时，所有的人都预料中国人会在拂晓前进攻，麦卡锡中尉记起了半句旧时军训课上的话：“月光对防御者有利。”他想，也许吧。但不管月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都无法补偿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给听觉带来的影响。要么把耳朵遮上，要么就冻坏。哨兵都是聋子，他想道。没有耳朵的半拉哨兵，只有眼睛，这对防御者来说是毫无裨益！

沉沉夜幕中，士兵们可以听见柳潭里周围酣战不止，但F连周围动静全无。实际上，这天晚上静得反常，以致麦卡锡在午夜时分唤醒了各班班长，要他们更加警觉，尽管他们都被冻僵了。

凌晨2时30分，马鞍尽头的山脊上火光熊熊，枪炮连天。枪声、军号的啸鸣声和军队的喊叫声使陆战队员匆忙爬出睡袋。“他们真来了！”一位年轻的一等兵情不自禁地喊道。

正如巴伯所担心的那样，中国人在头一次冲锋中便越过了长长的鞍状地带，他们的白色军装使他们在雪地中难以被发现。中国人第一个冲击波的目的是要在第2排和第3排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但三名陆战队员坚守在结合部，并绝不弃守。其中一位是身材高大的、21岁的二等兵赫克托·卡弗雷德，他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稳稳瞄准迎面冲来的中国人。另一名二等兵肯尼思·本森——这名后备役军人现在正在打一场正规战——他蹲在卡弗雷德身下的一个坑里，拼命拉动他的勃朗宁步枪冻住了的枪栓。本森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卡弗雷德的步枪每响一下，他都能听见卡弗雷德咕哝着一个数字：“9……10……11……12。”这时，卡弗雷德的步枪卡住了。他怒吼一声，向前跑了几步，然后把他那支不能用的M-1步枪扔向中国人。他抓住本森的肩膀说：“咱们走吧，本森，到那上面去。”

他们跌跌撞撞地来到山上的一个掩体。那里的人不是死便是伤。“给我一支步枪，”卡弗雷德喊道，“谁给我一支枪！我的枪打坏了！”

一个伤兵把一支M-1步枪扔给卡弗雷德说：“你来射击，我给你压子弹。”他开始在掩体中搜罗枪支，并把弹匣安在弹卡上。卡弗雷德再次站起身来，使自己暴露在工事外面，朝中国人打完了一支又一支步枪中的子弹，只是在把空枪换成压满子弹的枪时才停顿片刻。

中国人又祭出了手榴弹。据海军陆战队史学家菲利普·皮尔斯说，掩体中的一些士兵抓起了挖工事的工具，就像使用垒球棒一样挥舞着它们，把手榴弹挡开。但也有些手榴弹没有被挡住，有两枚手榴弹落到了卡弗雷德的脚边，两次他都踢开了它们。有一枚手榴弹越过他，落到了伤员中。卡弗雷德猛然扑过掩体，抓起手榴弹，猛站起来，往外扔去。手榴弹在完全离开他的手指之前爆炸了，他的手掌被弹片削下一块块肉，一根断指飞落在地上。

现在，陆战队是用挖工事的工具、刺刀、枪托和拳头在作战。双方士兵在雪地中纠缠厮打，互掐脖子，竞挖眼珠，残忍至极。不胜者则亡。

陆战队胜了。天际露出第一缕晨光时，中国人吹起了尖啸的收兵号，攻击者脱离了接触，急急忙忙撤至山中。6时30分，福克斯高地上又平静如初。

他们清理了陆战队阵亡者的尸体，把他们10个一行排成两行。看护兵吉姆·莫里西在检查死者的身份牌时想，把死难者整整齐齐地排好，这才像陆战队。他停了一下，让那萦绕心头的葬丧号音在他脑海中响过。

但是，F连的厄运才刚开头。

中共军队继续进攻

11月28日这天从早到晚，F连阵地周围轻武器声此起彼伏，但中国人一直未发起新的攻击。F连除20人阵亡外还有54人负伤，弹药亦将告罄。为此，威廉·巴伯上尉重新组织了防御，并在战场上搜寻枪支弹药。他们发现一些中国人携带着美制汤普森冲锋枪和1903式斯普林菲尔德步枪，显然是从战败的蒋介石那里得到的战利品。

巴伯这天从无线电台中得知的消息是，柳潭里周围仍然战乱不已，下碣隅里也遭到共军攻击。巴伯并不打算对他的下级军官掩盖F连的困境：5团和7团已被切断，伤亡惨重；他们必须经F连防守的道路杀出重围。“这是他们所有车辆的唯一出路，”巴伯说，“如果我们守不住这个高地，他们便走投无路了。”

他看了看指挥所中士兵们疲倦和肮脏的面容。有几个人脸上冰雪斑斑，遍体鳞伤，血浸绷带。巴伯叹道：“就是这么回事，先生们，赶快准备吧。”

现在只能随机应变了。陆战队员们用阵亡的中国人身上可以搜集到的任何武器来装备自己。（严寒得以保存阵亡的中国人的尸体。那天上午，F连阵地前面有450多具中国人的尸体。陆战队员甚至把一些尸体拖上山，堆放在掩体周围挡子弹。）

二等兵肯·本森仍然为一枚中国手榴弹在他附近爆炸而头晕目眩，他今天最急切的是找一副新手套。他走下高地，来到头天晚上战斗中他和卡弗雷德得以幸存的掩体，这里的情景使他怒不可遏。他不但找不到自己的衣物，他的睡袋还被中国人打得弹洞累累，捅了很多刺刀。中国人显然认为陆战队的人在里面。

他突然计上心来，拿来阵亡者的睡袋，把里面装上雪，再把它们摆成环形或排列起来。中国人也许会认为里面有人，当他们来动手时……

在下午余下的时间里，肯·本森都在搜集睡袋，把里面装满雪，布置他自己的埋伏。

当天晚上，F连进入了与头天晚上大体相当的防御阵地，但是该连人数已大为减少。尽管如此，巴伯感到士兵们胸有成竹，他们已经经受住了中国人最厉害的——或是最糟糕的——手段，并且可以再次守住这个高地。

中国人急速飞来的迫击炮弹标志着新的攻击开始了。每发炮弹的爆炸都震撼了封冻的土地，高爆弹重击和弹片飞散的尖叫声撕裂了空气。

中国人以每次八九个人一个班的兵力向阵地冲来，同时大声喊叫和射击，然后撤退，显然是在寻找空隙或薄弱环节。陆战队现在知道会看到什么了——中国人的人海攻势。一波又一波的中国人跑进美军步枪、迫击炮和手榴弹无比精确的火力网里，后面的攻击波都绕过先前阵亡者支离破碎的尸体。陆战队打散了一个冲击波，几秒钟后另一个冲击波又扑过来。两小时后，第3排守不住了。中国人像一股激流，毫不停歇地猛打猛攻，他们撕破了防线，把第3排追打下山坡。巴伯和麦卡锡中尉急忙组织兵力去堵缺口。一阵机枪射击划破夜幕，把他俩的腿骨打断，他们跌倒在地。

中国人此时已突破了美军防线，但他们似乎不知如何动作。大约50多人毫无目的地走过第2排后面的地域，似乎是在等候一位长官出现。他们高声叫喊和谈话，还大声吹号，并紧紧站在一起。

埃尔默·彼得森中尉迅速地估计了形势，掉转他的两挺机枪。仅仅几秒钟的猛烈射击，这些中国人就被打得尸骨成堆，无一生还。

但环形防御圈外正在撤退的中国人确实发现了可以痛击美国人的机会——有一些摆成半圆形的陆战队睡袋，好像是为从阵地上撤下来的伤员准备的。中国人狂喊着冲向那些沉眠的目标，并向睡袋开枪、捅刺刀。

二等兵肯·本森拿着他的勃朗宁自动步枪，坐在几码远的地方观察。他仔细地瞄准后开枪射击。6声枪响后，6个中国人应声倒下。他扛起勃朗宁步枪，回到山上。

11月29日拂晓，中国人再次脱离接触，消失在群峰之中。巴伯的部队伤亡大减——美军5人阵亡，29人受伤。尽管F连有战斗力的人已不足半数，但巴伯知道他还要在福克斯高地再坚守几天。上午10时的一次空投使F连得到了充足的粮弹供应，该连连续三天晚上掘壕据守。

这天晚上，中国人一直与之保持距离。他们时而吹号好像表示要进攻，时而打冷枪冷炮，但最令人恼火的是他们用扩大器的喊话声：“F连，你们被包围了。我是陆战11营的一名中尉。中国人会给你们暖和的衣服和良好的待遇，赶快投降吧！”

F连一位步枪手忍无可忍，大声喊道：“打一发照明弹，我要和那个狗崽子谈谈。”一发照明弹划破夜幕，这位步枪手把M-1步枪中的子弹都朝喊话的大致方向打去。此后再也听不到喊话了。

尽管如此，F连仍然位于一座被成千中国人包围的孤山上，陆战1师的其他部队则在他们下面通过，转向安全地带。

雷·戴维斯的任务

但是，F连并未被遗忘。11月30日，利曾伯格上校在柳潭里的部队中寻找一位最佳人选来领导一次营救任务。他已准备开始让陆战队的主力部队沿着道路运动，这是中国人所期望的行动。然而，派一支精锐部队穿山越野不仅能解救F连，还会使中国人措手不及。利曾伯格决定派师里最出类拔萃、最勇悍顽强的年轻营长雷蒙德·戴维斯中校。利曾伯格对戴维斯讲述了他的意图：“很显然，我们不能沿公路强行突进（至F连处），我想中国人不会料到我们将通过陆路行进。（F连）必须营救出来，德洞岭关必须守住。准备明天上午行动。”

戴维斯立即着手准备。他把病号和能走的伤员挑出来，让他们把该营的车辆在路上排成纵队，然后着手整顿突击部队。每个士兵携带四餐的食品、一行军水壶的饮水和额外的弹药。他所关切的是带什么样的食品，现在士兵们最清楚在寒冷中什么东西嚼得动。大部分人挑选了罐装面包和水果，如果把它们塞到紧挨腹部的军服上衣里便不会结冰。戴维斯把他的迫击炮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以分担这些沉重的负载。部队中的每个士兵要额外携带一枚81毫米迫击炮弹，每个齐装满载的陆战队员要负担120磅，甚至在平地和好天里这也是一匹驮马的负载。戴维斯的士兵在华氏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里已经度过了三个星期，除了冻得硬邦邦的野战食品外，很少吃到其他的东西。由于在封冻的土地上挖散兵坑，所有人的手都有肿痛的裂口。由于陆战队员体格训练的缘故，士兵们初来朝鲜时都精干灵活，但现在平均每人体重都减少了20磅。当雷·戴维斯观察他的部队时，他看到人们由于疲劳和饥饿而面容憔悴，偶尔还有冻伤的白色痕迹。

他让士兵们按营的队形列队，告诉他们必须做的事：夜间徒步翻过一些险峰恶岭，仅能从携带的东西中得到补给，营救F连，然后坚守主要补给线，以解救两个陆战团。人们嘟囔着表示赞成。第1营便从柳潭里进入山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一座在公路以东1 000码左右、名为1419高地的小山包。掘壕据守的中共部队顶住了飞机大炮和正面攻击，已经顽强地坚守了三天。整整一天，士兵们都在溜滑的山上攀行，常常在冰雪中手膝并用，还不断遭到中共军队火力的猛烈袭击。在一次激战中，莱斯利·威廉姆斯中尉率领的一个排与中国人展开了白刃战，并粉碎了抵抗。

这时已是晚上7时，伸手不见五指。戴维斯看了看温度表，气温之低使他感到震惊：华氏零下24度。一天的奔波使他的士兵疲惫不堪，沉重的军服里汗水淋淋。戴维斯用几分钟时间，看了一下地图，思索片刻，然后做出了决定：如果在这种严寒中，穿着这样湿透的内衣在这里过夜，明天就动弹不得了。这样做是自己找死，而最好的做法是接着推进。

戴维斯命令约瑟夫·库凯巴中尉率领的B连在前面开路，营指挥机构紧随其后以加强指挥。戴维斯披着大衣蹲下来，仔细看了看指北针，确定了行军方向，部队随即进入茫茫黑夜之中。尖兵以南部一颗明亮的星星作为确定方位的补充手段。雷·戴维斯多年后说：夜里寒气逼人。沿途有一些中国人挖的旧工事。为确保准确的行军方向，我常常下到这些工事里……用指北针判定方位。我两次把军大衣披在头上，然后趴在地上，借手电筒的亮光，校正我的地图，以检查行军方向。我把头对准一个方位物，然后关上手电，掀开大衣，走出工事判定方向，可我常常记不起我在大衣下干了些什么，而是站在那里茫然发呆。周围的两三个人会说上几句话，这时我就会忘记了我正在做些什么事。我不得不走下工事，从头再来一遍。所有的人都不得不三番五次地找你，好弄清要干什么。严寒使我们完全麻木了。

走过小路的陆战队员越多，路面就越滑。“我们滑下坡的那个地方底下便是岩石，”戴维斯说，“没有树根，斜坡是硬邦邦的冰，就像坐滑梯一样，嗖地一下就碰到底了。”

气温之低，海拔之高，使得化雪饮水全然不能，甚至生火也无济于事。士兵们只好吃雪解渴。他们把干袜子和腰垫放在腹部（后者是为防止背带擦伤），还要想着每隔几小时就换一次。戴维斯吃的是干燥的饼干。“除此之外，所有食品都冻得硬邦邦，无法化开来吃。”

这天晚上某个时候，当部队穿过深雪翻越一连串的山脊时，戴维斯试图向尖兵传话，要他们暂停前进。他担心他们是在径直走向敌人主力部队。“但每次只传过两三个人便有人说，‘闭嘴别出声’，只好到此为止，所以我不得不竭尽全力赶到队伍前面。这时，我已上气不接下气，但我却使他们停止了前进，改道走上该走的路。”

凌晨2时30分，部队抵达通往F连的主要山脊的顶峰。在最后几码的行程中，“我们不得不手脚并用，紧紧抓住树枝草根，防止滑回下面的冰雪小路上去”。

戴维斯决定就地停止前进，而不是试图在黑夜里与F连取得联系。F连没有通信设备，戴维斯也不希望他的救援部队在黑夜里被误认为是中国人而被打死。

但他也担心陆战队员睡着：当我命令部队离开山顶时，他们就像苍蝇一样散开了。他们站立不稳，我不禁为部队的极度疲劳深为担忧。我命令每个连都组织一个由三名军士组成的小组，使部队进入阵地，并在拂晓前的几个小时里来回巡视，使部队中有人保持警觉。

中国的狙击手在这几个小时里从远处偶尔向该营射击，一发冷弹几乎打中戴维斯。当时他刚刚爬到两块石头之间，拉上睡袋的头罩，突然感到头部受到一股冲力并有刺痛，原来是一发强弩之末的子弹穿透了布层，“擦伤了我的头皮”。

翌晨拂晓——这是F连在弹痕累累的山头上的第六天了——戴维斯的营穿过鞍形地段走向主阵地。巴伯远远地看见了他们，他瞥了一眼就知道那些戴着兜帽的人是陆战队。他可以看见，在几百英尺以下的主要补给线上，卡车正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向南驶往下碣隅里。

戴维斯的士兵走近福克斯高地时，穿过了中国攻击者的遗骸。一位名叫谢弗的笨手笨脚的中士喊道：“上校，快到这儿来，让你看样东西。”戴维斯说：“中士弯下身去，从一个坑里拖出一大块东西，原来是一个中国士兵。我问道：‘他死了吗？’中士说：‘还活着，眼睛还在动。’浑身上下只有眼睛还可以动。”F连的环形防御圈外还发现有6个快要冻死的中国人，后来都死了。

抵达福克斯高地后，巴伯和戴维斯马上统计了一下伤亡情况。F连有22名重伤员，必须把他们抬到山坡下面等候的卡车上。有两名士兵因紧张过度而精神崩溃，必须用临时制作的拘束衣加以控制，但在撤离前两人都死了。

撤离福克斯高地之前，巴伯上尉统计了一下五昼夜战斗的代价：26人阵亡，89人受伤，包括7名军官中的6名，还有3人失踪。巴伯连里的幸存者愿意下山到主力部队那里去吗？

不，巴伯说，他们要和戴维斯的营留在福克斯高地上，协助守住德洞岭关，直到陆战1师的最后一辆卡车穿过这里驶向安全地带。

就在雷·戴维斯中校前去解救F连时，利曾伯格下属的其他部队便准备撤离柳潭里，向南运动。两天的激战后，战斗减弱了。中国人显然保持了两天战斗、休整、再战的安排，这是因他们糟糕的补给系统所必须采取的方式。中共军队在野战中得不到空投食品和弹药的支援，如果一个士兵耗尽了他的携带物品，不管是打光了子弹还是吃光了食物，就不得不撤出战斗。“一个中国人受了伤就等于被判了死刑，”史密斯将军指出，“他将被遗弃而冻死。陆战队可以听见中国伤员的叫喊声，随着他们被冻僵而死，喊声便逐渐消失了。另一方面，尽管天寒地冻，受伤的陆战队员还是得到了照料。”陆战1师作战处的阿尔法·鲍泽上校后来认为，如果中国人拥有足够的后勤支援和通信设备，陆战队将不可能逃离长津水库。“陆战1师不过是侥幸而已。”他说。

史密斯谈到的医疗技术之一是军医们用嘴融化冻住的吗啡注射器，设在柳潭里、由团军医切斯特·莱森登海军少校领导的医院采用了这个方法。莱森登的工作条件极为不利。步枪的流弹打穿了他的帐篷，而且由于伤员过多，一些人不得不放在外面的草垫上，盖上防水帆布。

长津水库的鏖战结束以后，莱森登医生对《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凯斯·比奇讲述了他所遇到的问题：所有的东西都冻住了，血浆冻住了，瓶子冻裂了。我们不能使用血浆，因为它无法变成液体，而且注射器都被微粒堵住了。我们不能给伤员换敷料，因为我们必须戴手套工作，使手不致冻坏。我们不能为处置一处伤口而剪开伤员的衣服，否则他就会被冻死。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去管他，他常常反而会更好些。你从未试过把伤员塞进睡袋里吧？

一些伤员在雪地里连续躺了72小时，然后被拉出来，绑在卡车的散热器上。“我们到达下碣隅里时，”陆战1师的军医尤金·赫林海军上尉说，“判定伤员死活的唯一办法是看他的眼睛是否活动。他们都冻得像木板一样硬邦邦的。”

11月30日下午，陆战1师接到了撤离柳潭里的命令，这一天中国人加强了对防御圈的压力。部队逐步撤回了村庄，仅仅在重要的高地上保留了阵地。经过一夜的计划讨论，决定把作战行动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前往营救F连并坚守德洞岭关；二是把该团的其他部队和装备经主要补给线南下撤至下碣隅里。尽管阿尔蒙德将军强烈反对，史密斯将军仍宣布绝不放弃他的装备。史密斯说：“他要我烧掉或破坏装备和补给，说我在撤退时可以由空投重新获得补给。我对他说，我的运动速度将取决于我撤出伤员的能力，而且我必须且战且退，因此不能摒弃装备，所以我打算带走我的大部分装备。”阿尔蒙德没再争辩。

罗伯特·塔普莱特中校的营的任务是夺取并坚守由柳潭里向南的主要补给线两侧的制高点，保障主力部队由此南下。利曾伯格上校精心安排了行军序列。队伍以陆战队在柳潭里的唯一一辆坦克为先导，一个炮兵连紧随其后，该连每前进数千码就停下来占领临时发射阵地，为后卫部队提供火力掩护。防御圈里的炮兵部队撤退以前要打完大部分155毫米炮弹，多余的炮兵改当步兵，并编入各排。能走的伤员也照此办理，他们携带步枪并参加战斗。只有重伤员可以乘卡车，这些卡车组成了行军纵队的中央部分。利曾伯格做出了一个严峻的决定：陆战队在突围中还会遭受更多的伤亡，而且他还要拉上F连的幸存者，所以陆战队在柳潭里埋葬了85名阵亡者，因为卡车空间有限，无法腾出地方来把他们运出去。

塔普莱特的开路营离开了柳潭里，踏上积雪覆盖的公路，去攻打主要补给线两侧的高地。后面是小心翼翼地行进的卡车和能走的伤员。一位幸存者回忆说：“我每走三四码就跳到路边的石头后面，开枪打一些中国佬，以免他们打我。由于老往石头和冰块上跳，我的膝盖被撞得稀烂，疼了好几个月。”天气寒冷至极，以致士兵们的脚都冻到了他们的靴底上，脱袜子时把皮都揭了下来。本来会因失血而死亡的伤员也因血液凝结和停止流动而得以幸存。“看到血液凝固以前冻结是不可思议的，”该团军医莱森登少校后来对凯斯·比奇说，“凝固的血液是深褐色的，而这东西却是粉红色的。”

夜行军继续进行，中国人此时加紧了反击——宋时轮似乎将军认识到，猎物正在逃脱他的罗网。这天晚上，陆战队又出现几位勇士，使中国人遭到痛击。上士威廉·温德里奇带领一个班离开前沿的一个阵地，力图阻止中国人打开一个突破口。在几分钟里，12个人中有7人负伤，包括头部中弹的温德里奇。但他仍然坚持战斗，然后跑回连指挥所求援，以撤出其他士兵。这时，子弹又击中他的腿部，但他再次拒绝包扎，并对看护兵说：“没时间了，那不过是小窟窿。”他又在队伍中奔波了一个小时，终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在以后的三天里，陆战队与中国人混战不已，为每个高地、每条山脊角逐争夺，猛烈的反击都在晚上进行。第一天晚上，中国指挥官有效地指挥着部队，他们的部队充分利用了后三角队形的优点，以班为单位同时攻击美军阵地的中段和侧翼，推进到手榴弹投掷的距离以内。陆战队竭尽全力进行战斗，他们退下来，重新组织，再度战斗。单个的步枪手和机枪手不止一次地坚守在濒于失守的阵地上，以他们的生命有效地掩护了陆战队同伴的撤退。二等兵巴里·莱斯特多年后甚至不知道营救他生命的中士的名字。他们连死伤惨重，与另一个连合并了。尽管士兵们在同一条战壕里同甘共苦，但他们的彼此介绍从未超过帕特或查利这样的称呼。莱斯特说：“在头天晚上，也许是第二天晚上，我记不清了，什么都搅在一起了。我们5个人分布在侧翼一个高地大约25码长的一个陡坡上。我们在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与中国人来回相互对射。他们冲上来，极力冲进手榴弹投掷距离，接着又退了下去。我们打得他们屁滚尿流。我的小腿中了一枪，痛得要命，血流了一地，但最后不流了，因为冻住了——或是看护兵后来这样告诉我的，不管怎样。“中国人一次比一次冲得近，我们的弹药快打光了，所剩无几，我们知道该转移了。这位中士是我那天下午才碰上的，他腹部受了重伤，而且肯定伤了他的脊骨，因为他说他的腿动不了了。“‘把你们的弹匣扔给我，你们所有的弹匣，赶快返回下面的主要补给线去，’他喊道，‘我留在这里掩护你们。’我们依从了。我很难受，因为我知道他没法离开那个山包。但我也知道我们不能把他活着背下山，如果中国人知道我们撤离，他们就会紧追不舍。”

莱斯特和另外三名陆战队员从弹袋里拿出所有的弹匣交给中士，然后溜进夜幕里。他们听见了从山包上射击的声音，也许有10分钟之久，然后就沉寂了。

还发生了一些严重事故。一座桥被一辆卡车压垮，二十多名伤员被抛到一条结冰的小河上。他们在卡车上是躺在用降落伞和导火索搭成的床上，其中四人被缠在卡车下面。尽管河水冰冷刺骨，莫顿·西尔弗少尉和一个助手保罗·斯温还是跳到河里，砍断绳索，救出了被困的人。另一辆运伤员的卡车快到下碣隅里时被一发子弹打穿了水箱而动弹不得。西尔弗组织了一批士兵，设法把卡车推上一个山顶，然后站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卡车滑向下碣隅里和安全地带。陆战5团的执行军官约瑟夫·斯图尔特中校对比奇说：“为使伤员不致死亡，付出了多少神圣的心血！”

行军途中，默里在临时设在一座朝鲜茅屋的指挥所里看到了塔普莱特。伤员们在一间屋子里挤作一团取暖。在另一间屋里，塔普莱特疲倦不堪，眼光呆滞，他坐在一个冒烟的火堆旁，脱下靴子，挖掉脚趾之间的冰块。“你怎么样？”默里问他。“我的脚快冻掉了，”塔普莱特咕哝着答道，“但我们会成功的。使血液循环，然后继续前进。”他穿上靴子，走到外面继续行军。

空中支援也给地面上的英勇表现锦上添花。海军和陆战队的飞行员执行夜间飞行任务，仅靠封冻大地上隐隐闪烁的照明弹的指引，把凝固汽油弹和炸弹倾泻到黑暗之中。飞行员们对陆战队阵地200码以内或更近的地方进行了轰炸，为了避免误炸，他们的飞机几乎擦山而过，以致一些步兵咒骂飞机的螺旋桨把树枝都削掉了。近距离支援飞机使中国人蒙受重大伤亡。仅仅在一次保护一个殿后的陆战营的轰炸中，海盗式飞机就用汽油弹和500磅炸弹对一条山脊整整轰炸了25分钟，使之成为“世界上最无用的地皮之一”。

中国人在这种压力下开始后撤了。一支步兵部队错误地在拂晓时停止攻击，他们企图在陆战队机关枪的射程之内逃跑。没有人出去统计中国人的伤亡，但在最后一阵射击停止后，一位有双筒望远镜的军官估计有300名中国人被打死。在沿主要补给线向南的地方，雷·戴维斯中校从福克斯高地上撤下来加入了行军队列。由于偶然的原因，他的两个连使中国人的一支大部队大吃一惊。中国人正沿公路南撤，全然不知一支陆战队正从下碣隅里北上接应从柳潭里出发的队伍。利曾伯格上校从电台里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他转身对雷·默里中校轻声说：“雷，通知你的第3营营长，中国人正往西南撤退，正中他的下怀。”

第3营营长罗伯特·塔普莱特开始时企图让下碣隅里的炮兵射击，但距离太远，无法奏效。因此他要求空袭，尽管该地区上空多云。陆战队这次又交上了好运。海盗式飞机飞抵目标上空时，刚好云消雾散。身陷重围的中国人无法逃离公路，遭到飞机汽油弹和炸弹的轰炸，以及迫击炮和机关枪的南北夹击。据塔普莱特的战报说，这个中国营有700多人，被“全歼”了。

翌日，当队伍末尾的车辆燃油耗尽时，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小冲突。但是，12月3日晚7时，陆战队的首批人员出现在下碣隅里郊区时，柳潭里突围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有人命令队伍停止行进，陆战队员们安静下来，（或者因为疼痛）神情肃穆庄严，站成操练队形。他们的钢盔、大衣和面孔都银装素裹。一些士兵拖着冻坏的双脚，痛苦地走着，冻得发紫的脚板每次踏在冰冻的地面上都疼痛难忍；一些人茫然若失地看着前面，好像他们不知道身处何地，或者为何如此。但陆战队还是昂首挺胸，列队进入下碣隅里，甚至把冰雪路面踏得铿锵作响。

后面跟着的是能走的伤员，遍体鳞伤的陆战队员互相搀扶着，一些人肩上背着M-1步枪，另一些人什么也背不了，只能倚靠着同伴作依托。迈伦·威尔科克斯上尉的下巴被子弹贯穿，头部被包扎得像个大木乃伊，但他昂首挺胸地走着，以坚强的意志激励自己和同伴。

再后面跟着的是车辆，很多车上装着昏迷不醒的伤员，他们被固定在引擎盖上的担架上，有些就放在金属板上，总共有1 500人，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冻伤者。“他们之中很多人开始时都茫然若失，稀里糊涂，”海军陆战队史学家林恩·蒙特罗斯写道，“另一些人则面无表情，毫无目的地东游西逛。但也有少数人精神受到刺激，而这不是睡个好觉、吃些热饭就能医好的。”伤员立即被送往医疗帐篷，其他部队则去用餐帐篷喝热咖啡。

阿尔法·鲍泽上校当晚在下碣隅里与史密斯将军和其他军官一起坐在一顶医疗帐篷里，他们突然听到唱陆战队军歌的声音。“我看着史密斯将军，”鲍泽说，“我说，‘我们的问题了结了，我们完成了任务。’”

第二天，当一些饱受苦难的中国人零零散散地从山里出来投降时，陆战队员们有些幸灾乐祸。一些中国人说他们已经断粮四天，很多人没有鞋子穿。凯斯·比奇和一位陆战队中尉正开着吉普车，三个中国人从雪地爬到路上，他们赤裸的双脚已经冻得血肉模糊，不成样子。“我就愿意看到他们这个样子，”那位中尉毫不怜悯地说，“我真希望那些狗崽子们都冻死。”

在从柳潭里开始的跋涉过程中，下碣隅里似乎给人以一个避难所的假象，艰难困苦将到此终止。事实并非如此。陆战队抵达下碣隅里，不过是完成了离开山区的艰苦跋涉的第一步。他们还须继续跋涉，先到古土里，然后到海上。但纵观陆战队的历史，没有什么更甚于柳潭里突围途中经受的艰辛困苦了。

战斗间歇

使四面受敌的陆战队感到宽慰的是，中国人并不打算进攻他们的避难地下碣隅里，甚至柳潭里的陆战队抵达后亦是如此。陆战队认为有几个原因：下碣隅里的防御阵地修得很牢固，并且显而易见，因此中共军队的进攻易受美军空中支援的打击。陆战队除向南退却外别无他择。等到他们沿狭窄的公路撤退时，他们离日本海还有67英里，中共军队在这里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歼灭“资本主义的战争走狗”。陆战队要利用这个间歇休息；中国人也要趁机将部队南调，并沿主要补给线构筑工事。“冰雪长津”之战远未结束。

尽管如此，史密斯将军的陆战师充分享受了旷日持久的战斗后这一短暂的间歇。陆战队员们需要时间休息、补充，并处理一些战斗带来的不良后果。

史密斯下达的第一个命令是用简易机场撤出伤亡人员，这个机场是他不顾阿尔蒙德将军的反对而坚持修建的。12月2日，陆军第2步兵师的头一批伤亡人员开始源源拥来。史密斯因此更看不起美国陆军了，他说，很多没有受伤的士兵为了登上后撤的飞机都假装受了重伤。“他们走到跑道上，裹上一条毯子，倒在担架上呻吟。看护兵就过来把他们抬上飞机。”陆战1师的军医尤金·赫林上尉提醒史密斯注意美2师中大量装病开小差的人。12月2日上午，他的医院里有450人，当天由空运撤走了914人，但天黑时还有260名卧床不起的伤员。赫林认为，“有为数众多的没有受伤的士兵”得以登上飞机。陆战队加强了登机检查。陆军第2师的这些部队使史密斯感到厌恶，他们丢弃了武器，在下碣隅里的行为令人耻笑，“他们连支帐篷的事都不做——他们认为应该由我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吃的，给他们支帐篷。我们打消了他们的那种想法”。

当柳潭里的陆战队步履蹒跚地进入下碣隅里时，赫林医生确定了一个新的撤离伤员的标准。据史密斯说：“一些医生往往富于同情心，还有一些医生则铁面无情。赫林医生最后自己来仲裁有疑问的病例。他以陆战5团军医（莱森登少校）为标准。这位医生虽然脚被冻伤，但仍可以蹒跚而行。伤情不重于（莱森登）的伤员就不予以后撤。”到12月5日，4 312名伤员空运撤出了下碣隅里。

史密斯下令优先撤出阵亡者的尸体，这使第10军感到不高兴。克拉克·拉夫纳少将给史密斯的参谋长格雷根·威廉姆斯上校打电话，要求把阵亡者留在下碣隅里，把飞机留给伤员。史密斯打断了他的话，陆战队员“对他们在战斗中阵亡的同志极为崇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带出尸体。他不会把他们留在“一个我们即将撤离的孤寂荒芜的朝鲜东北部村庄里。我们把尸体拖上飞机，这很简单——尸体冻得硬邦邦，不会发生腐烂之类的事情。我们把尸体都运了出来，一共138具”。

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指手画脚也使史密斯十分恼怒。当冻伤患者到达日本的医院时，远东司令部把冻伤的现象斥为“缺乏领导”。“这使我勃然大怒。”史密斯愤愤不已地说。他给海军陆战队司令克利夫顿·凯茨将军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我在这里刚刚把一枚银星勋章授予一名中士，他为了扔手榴弹脱下了手套，手指被冻伤。你能因为这位士兵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冻伤而把他送交军事法庭吗？你能因此把他的营长、团长、师长送上军事法庭吗？

这个问题荒唐可笑，最后不了了之。

然而下碣隅里仍然是一个临时的栖身之处。空军的C-119运输机空投了大批补给品——372吨弹药、炮弹、汽油和柴油，以及野战食品，史密斯认为这“刚刚够”维持该师行动之用。

史密斯很清楚，五天的沉寂不过是虚假的平静。情报报告说，大批中共军队集结在主要补给线至古土里一带，已证实的有7个师，也许还有2个师，这意味着中国人具有9:1的优势。这次行军计划与陆战队撤离柳潭里的计划相差无几：由先头部队夺取公路两边的高地，随后是能走的伤员、步兵和1 200多辆车辆的混合编队，然后是后卫部队；队伍上空将集中朝鲜战争中最强大的战术空军，这是一支由100多架陆基战斗机和舰载战斗机组成的机群。《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玛格丽特·希金斯12月5日搭车进入下碣隅里，她听了雷·默里中校向军官们做的简报。他们从柳潭里艰难跋涉而来，已经精疲力竭。“他们是一些茫然若失的人，认定会死却又绝路逢生。他们说话时语不成句，欲言又止，好像有难以言表之感。”

希金斯认为她从默里的声音中体察到一种严峻的语气：“这绝非退却，这是向另一个方向进攻。通往海边的道路上有比我们面前更多的中国人在围堵拦截，但我们还是要离开这里。”“任何有不同看法的军官可以被当成是瘸子，并用飞机撤出。我想不会有人这样做的。”没有人这样做。

12月5日晚，下碣隅里的炮兵向南下道路两侧实施了猛烈的饱和射击，155毫米的炮弹呼啸着落在中国人的集结地域。（这些猛射也消耗了陆战队无法带走的多余的155毫米炮弹。）

12月6日拂晓，行军纵队开始穿过弥漫的白雾向南进发。炮兵营要推进约5英里，到达离古土里一半多一点的地方，然后建立发射阵地，以保障行军纵队的安全。史密斯将军留在下碣隅里，一直到下午4时他确信部队正在顺利行进，然后才登上一架直升机，向南飞往他在古土里的新指挥所。这次飞行用了11分钟，然而该师部队的行军却并非如此轻而易举。

行军开始时还很顺利。在下碣隅里以南约1 500码处，陆战队发现一些中国人在一个小村庄里睡觉，并打死了其中20多人。其后，中国人加强了抵抗。中国人的迫击炮火好几次使行军纵队停了下来。路障随处可见，常常是使用毁坏的美军车辆。美军前边开路的坦克把路障都推开了。

被俘的几名中国人表明，中国军队的状况比陆战队差多了。他们饥寒交迫，美军的火力优势又使他们士气低落。利曾伯格命令烧毁沿途的所有草房。“我们绝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取暖的地方。”

陆战队整夜都在战斗，利曾伯格认为，夜战的危险性（这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时段），还是比不上敌人运动到美军阵地发起进攻的危险。陆战队又出了不少英雄。陆战队的一辆坦克被猛烈的机枪火力所阻，挡住了后续部队。地形和射击角度都对中国人有利。利兰·埃利希中士把他的班组织起来并喊道：“我去干掉他们。”他冲过公路，登上陡坡，在溜滑的冰雪上艰难地攀行。中国人吃了一惊，掉转机枪向他射击。他们打死了他，但在中国人的机枪组重新组织火力以前，陆战队的子弹就打死了他们。两辆运伤员的卡车被中国人的火力击中起火，火光把汽车完全暴露给中国人。军士长威廉·麦克朗跑向卡车，拖下几个伤员。敌军的一发子弹打死了他，但公路又重新开通。

12月7日早上5时30分，先头连与切斯蒂·普勒上校在古土里基地的部队取得了联系。他们用了22个小时才走完这9英里。90分钟后，第一批部队步履蹒跚地进入古土里，但立即被告知返回主要补给线，以保障后续部队通行无阻。一个炮兵连刚刚进入阵地，一名观察员就发现800名中国人在集结准备进攻。大炮在100至500码的距离上怒吼，中国人除几十人外均被击毙。

与此同时，下碣隅里的后卫部队在中国人的凶猛攻击下岌岌可危。撤退的第一天上午，陆战队设法夺取了一个关键的高地，中国人从11月29日起就一直占据着这个对他们十分有利的高地。陆战队需要一个突出部掩护部队撤退，所以他们前去夺取这个高地。中国人仅抵抗了几小时。为了登上山顶，陆战队用铁栓把绳子固定在冰雪覆盖的山顶，然后把机枪、迫击炮，甚至人员拖上山去。但这仅仅是一场长达22小时的战斗的前奏，大批中国人又卷土重来。下午4时，海盗式战斗机轰炸了一支正强行通过一个通向山顶的鞍状山脊的中国大部队，替陆战队赢得了这场战斗。中国士兵大批投降，一个陆战排居然受降了200多名俘虏。（但陆战队仅仅拘留了他们几个小时，尔后解除他们武装并发放一天的食品后让他们自讨生路。）

中国人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在12月7日上午早些时候发动了一场进攻，柳潭里的幸存者称之为整个长津湖战役中“如果不是争夺最激烈的，那也是最为壮观的战斗”。陆战队史学家林恩·蒙特罗斯写道：他们（陆战队）从未见过如此众多的中国人蜂拥而至，或是进攻得如此顽强。时而夜空被曳光弹交织成一片火网，时而一发照明弹发出可怕的光亮，把小跑前进的一列列中国部队暴露无遗，他们立即按部署一片片卧倒在地。陆战队的坦克、大炮、迫击炮、火箭筒和机关枪大显身手，战果赫赫。但是敌军仍然不停地涌来，他们顽强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使陆战队肃然起敬。成群的中国人身穿厚厚的棉军装，看起来像是滚圆的小矮人，他们时不时会冲进手榴弹投掷的距离内，然后又被打倒。

在高地上第2营的阵地前阵亡的中国人估计有800人。

行军队伍的后卫部队在近距离遇到了中国人的最后抵抗。师部连的行政人员把机枪架在卡车上的货堆上，军乐队队员成了机枪手，不让敌人靠近，直到把燃烧的卡车推下公路。但中国人仍不断冲来。拂晓时分，查尔斯·沙利文中尉——他身高6英尺4英寸，体重240磅——对着冲上来的中国人打完卡宾枪里最后几发子弹，然后跳将起来，大吼一声，把手中的枪像一杆标枪一样扔了出去。枪上的刺刀穿透了15英尺之外一个中国士兵的胸膛，其他中国人掉头逃窜。沙利文从尸体上拔出刺刀，揩干血迹，找到子弹后继续射击。

12月7日夜幕降临时，行军队伍的末尾也离开了下碣隅里，爆破部队后面留下的是冲天的烈焰、浓烟和爆炸声——这是无法带走的多余的弹药和燃油。陆战队的工兵用推土机把一箱箱的食品和多余的被服压毁，然后浇上燃油。

然而，中国士兵忍不住想要找到食品，他们冲进火焰之中，在废墟中搜寻。陆战队停下来，向他们发炮告别。

尾随着陆战队的是一支惨不忍睹的战争难民大军：成百上千的妇女、孩子和老人，带着他们所能带走的一切。下碣隅里已经不复存在。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受长津湖战役波及的其他村落也毁于一旦。工兵们不断警告平民们，桥梁和道路都安放了炸药，走在上面可能会被崩上天。但这些警告无法阻止北朝鲜的难民，他们在工兵炸桥前几秒钟蜂拥而过。他们在金日成统治下生活了五年，显然觉得中国人也不会改善他们的生活。

古土里阶段的撤退工作终于在其开始38小时后结束，1万名军士和1000多辆车辆安然无恙。陆战队有103人阵亡，506人负伤，7人失踪，共计616人。陆战1师得以幸存，归根结底，是由于奥利弗·史密斯将军拒绝屈从于麦克阿瑟将军和阿尔蒙德将军，这种执拗顽固挽救了1万名陆战队员的生命。

修复断桥

长津水库撤退战是分阶段进行的，这在心理上非常糟糕。陆战队从柳潭里蜗行至下碣隅里，短暂休整后又行军至古土里。他们现在必须养精蓄锐，以完成到达海上和安全地带的最后路程。到兴南还有43英里。

陆战队的体力承受程度已达极限。大部分未受伤的人都患有严重的腹泻。在极度疲劳的翻山越岭中，他们的衣裤为粪便所脏，但也无可奈何。在从下碣隅里至古土里的行军中，没有人敢停下来点火热饭，所以陆战队只能吃半冻的食品，不然就要挨饿。一个多星期以来，人们在华氏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中，最多是在暖和的帐篷里待上片刻。那些能走的人步履沉重；一些伤员在担架上躺了三天，动弹不得。

在古土里，朝鲜冬季的严寒又对筋疲力尽的陆战队施以最后的打击。一场暴风雪使地上的积雪厚达半英尺以上，风雪钻进了大衣和睡袋的缝隙中，使陆战队员行军时周身麻木，苦不待言。

史密斯将军最为关切的还是撤退伤员的问题，然而这次他却没有像在下碣隅里那样的简易机场，唯一的一个小机场无法接纳R-4D型运输机（即陆战队和海军版的空中列车C-47，或DC-3）。所以，陆战队飞行员使用过时的鱼雷轰炸机（TBM），这种飞机能够在狭小的地域起降，每个架次可以运出6至9名伤员。三名飞行员——杜鲁门·克拉克中尉、约翰·墨菲中尉和艾尔弗雷德·“小麦克”·麦凯莱布中尉——以前谁也未驾驶过这种鱼雷轰炸机。没有关系，一位着陆指挥官用旗子引导，他们在12月9日多次飞抵古土里，运出了80多名伤员。陆战队二等兵利兰·戈登当时躺在跑道旁的一个担架上，他的右大腿负伤，麻药难以完全止疼。“我记得听到飞机声，当时大雪纷飞，我只能看见我的鼻子。突然间一声喊叫，飞机着陆了。人们把我的担架抬进机舱，飞机就起飞了。”

史密斯的计划仍然是柳潭里和下碣隅里撤退战斗的翻版。陆战队将夺取主要补给线两侧的高地，主要行军纵队在提前到达的炮兵部队的掩护下沿公路南下。一直在旁观长津战役而烦躁不安的刘易斯·普勒上校将坚守古土里，直至行军纵队全部离开那个小村庄，然后担任后卫。唐纳德·施玛克中校的陆战1团1营为了使中国人猝不及防，并迟滞他们向古土里运动，将沿主要补给线向北佯攻，并建立阻击阵地。

然而，侦察报告的情况却表明，陆战队迄今为止的努力有可能前功尽弃，使整个陆战师在古土里陷入困境。中国人炸毁了一座桥梁，切断了通往安全地带的公路上的一个隘口——那里无法绕道而行。越过这个29英尺宽的鸿沟成了整个78英里路程中最为棘手的问题。

史密斯将军听到这个消息时不禁愁眉不展，他十分了解这座桥。他11月16日从真兴里驱车北上时经过了那里，当时他就想，毁坏那座桥会给他的部队造成很大困难。桥位于古土里以南3.5英里处。“在这里，”史密斯说，“长津水库的水经山边的隧道引来，注入四根引水管道（水泥制的大管子），管道沿陡峭的山坡直通下面山谷里的发电厂的水轮机。引水管道与公路交叉处有一个水泥制的变电所，它没占地面，而是建在覆盖管道的公路上坡一方。在变电所的下坡处是一座单行道水泥桥。这里的山势向下极为陡直，没有绕道而行的可能。这座桥完好无损对我们是生死攸关的，没有它，我们无法撤出我们的车辆、坦克和大炮。”

中共军队发现这座桥是一个绝好的关口要隘，在12月1日和12月4日两次炸桥。第一次炸桥后，陆战队的工兵用一座木桥取而代之；第二次炸桥后，工兵又架上一座钢制车辙桥。车辙桥是两根长钢条，按履带车辆的轮距安放。现在，中国人又第三次炸掉了它。

工兵部队的军官约翰·帕特里奇中校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车辙桥的部件空投到古土里，然后用卡车运到断桥处。但这些部件重达2 500磅，降落伞难以负载这个重量。他要求空军在南朝鲜的一个空军基地试投一下。空军照此办理，结果桥的部件扭弯了。另一名工兵军官赫塞尔·布拉辛格姆上尉急中生智，建议用两个降落伞空投。这次试投成功了。帕特里奇在12月5日至6日的夜里把他的计划告诉了史密斯，将军询问了他很长时间，发现帕特里奇预见到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和补救办法。“我看得出帕特里奇开始生气了，”史密斯说，“他最后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他让我们渡过了汉江，他为我们修筑了道路，给我们修建了简易机场，而且还要为我们修一座桥。我告诉他，按他的计划进行。”

次日清晨，帕特里奇飞临断桥现场，以查看问题的确切情况。天气奇冷，以致他无法做笔记，但他估计断裂面的整个跨度为16英尺。

凑巧的是，切斯蒂·普勒上校团里的一位工兵查尔斯·沃德中尉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意大利的一个车辙桥连的成员，还在陆军工兵学院上过车辙桥课。沃德所在排的四辆卡车就能够运送车辙桥，因而架桥行动一开始很顺利。空投定于12月7日上午9时，古土里的陆战队被告知离开空投地域，以免建桥部件砸到他们头上。

尽管只需要4根钢梁，但空军却投下8根，其中一条落到了美军阵地外面。此外，空军还投下了一些胶合板构件，用于安放在两条钢轨之间，供除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外的窄轮距车辆通过。车辙桥可承受50吨的重量，胶合板可承受20吨。由于使用了金属跨桥和胶合板，这座桥将确保坦克和车辆不间断地通过。

在此之后，工兵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把建桥的部件运往山涧，沿途为纷飞的大雪、不停的火器射击和其他麻烦所阻遏。但到达断桥时他们大吃一惊，中共军队又炸掉了10英尺长的桥面，还有连接桥南公路的拱座。这样，断裂面的总长增加到29英尺，而现有的车辙桥只能跨越24英尺。工兵们没有就此罢休，有人发现桥下面有一堆旧铁路枕木。60名中国战俘投入工作，把枕木拖上路基，并且灌装沙袋。12月9日下午4时，工作完成了。帕特里奇向史密斯表示了歉意。他曾保证一个半小时之内可以架好桥，但实际上用了三个小时。

修复后的桥通车了，车辆以每小时2英里的速度隆隆驶过。帕特里奇上校看着通车的场面，不禁为功成业就而暗暗自喜，同时也体验到一种意外的美感。“那天晚上的感觉极为怪异。似乎所有的东西都在发光，尽管没有照明，但人们似乎看得很清楚。炮兵在射击，传来很多大炮发射的声音。许许多多的鞋子和车辆把松脆的雪压得吱吱作响。……北朝鲜的难民走在公路的一边，陆战队走在另一边。……不时传来一阵婴儿的哭叫声。公路上还有一些牛。所有这一切都使整个气氛更为放松。……”

桥南1英里左右是由1081高地瞰制的黄草岭关，这是最后一个主要障碍。在这次战斗中，陆战队依赖唐纳德·施玛克中校指挥的陆战1团1营这支相对新锐的部队。该营虽然对主要补给线以南地区进行了前出性的巡逻，但还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战斗。因此，12月8日凌晨2时，当“第一中的第一”营穿过黑暗、顶风冒雪向北开进时，他们精力充沛、斗志昂扬。

这次，陆战队从中国人那里夺取了夜间的优势。他们在能见度近乎为零的天气中行军，落满白雪的大衣是很好的保护色。尽管没有碰上一个中国人，但陆战队在溜滑的公路上行进6英里却用了6个小时。在1081高地，他们在大雪的掩护下，突然袭击了一个掩体区的数百名中国人，击毙或击溃了所有的人。中国人毫无觉察，甚至丢弃了正在煮食的米饭。（他们还留下了无数的虱子，陆战队决定当晚不在这些掩体中过夜。）

南下的部队虽然进展迟缓，但却稳扎稳打，陆战队进行了几十次班、排、连级规模的战斗。严寒风雪是比中国人还难以克服的障碍。最辛酸的场景发生在主要补给线上一个路障北面的路段上，这些路障是为阻止中国人追击南下的陆战队而设置的。不可避免的是，路障也成了阻挡成百上千无家可归的难民南下的障碍，他们在刺骨的风雪中只能抱团取暖。陆战队员不是铁石心肠，但是他们别无他择，因为在过去的交战中，北朝鲜和中国的士兵都曾伪装成平民。一名陆战队员回忆说，从那堆难民中传来一阵“低沉和痛苦的惨叫声”。在12月8日夜里，气温在华氏零度以下，陆战队的卫生员爬过路障为两位妇女接生。

令人宽慰的是，12月9日雪终于停了，但小部队的激烈交火又开始了。然而两个星期不间断的战斗也开始使中国人遭受损失。两个连在过桥时查看了离公路数码远的一些散兵坑，发现了50名中国人。“他们被严重冻伤，”索耶少校说，“我们的人干脆把他们从散兵坑里拎出来放到路上。”后来他们都加入到战俘的行列中。

12月10日凌晨3时，第一批陆战队陆续到达真兴里。中国人仍有垂死挣扎的实力。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朝鲜平民警告说，大批中国人在头天晚上潜入真兴里以南位于主要补给线上的水洞村。这一带是陆军第3师的防区。他们派出了巡逻队，但没有发现中国人。然而在午夜时分，陆战队的行军纵队穿过水洞时，中国人从该村的房屋后面蜂拥而至，用手榴弹和冲锋枪击毙了好几辆卡车的司机，还放火烧毁了车辆。在头几分钟里，美军一片混乱，他们在忽明忽暗的火光中无法发现中国人。这时，陆军中校佩奇和陆战队二等兵马文·沃森挺身迎击中国人，他们打退了挡住先头部队的20多名中国人。佩奇中弹身亡，沃森两处被手榴弹炸伤。这位吉普车司机包扎好伤口后，用75毫米无后坐力炮向一座中国人当掩蔽物的房子打了三发白磷弹，跑到外面的中国人又被机枪火力打倒。接下来，沃森又挺身而出，把正在燃烧的装载弹药的卡车推下公路。战斗结束后，一位陆军军官赠给沃森一个新称呼：“美国革命精神。”

中国人的最后一击是针对由40辆坦克组成的行军纵队尾部，欧内斯特·哈格特中尉率领的一个只有28人的不满员的排负责保卫这些坦克。成千上万的朝鲜平民跟在后面，中共军队的士兵也混在里面。由于路窄雪滑，坦克每次只能前进几英寸，只好由下车的乘员来保持坦克行驶在坚实的路面上。

午夜过后不久，灾难发生了。倒数第9辆坦克的制动器冻住了，挡住了末尾的部队。31辆坦克继续前进，其他坦克则被困在车辙桥以南约2 000码处。就在乘员们下车修理时，5个中国人从难民中鱼贯而来。领头的人用英语说，他们打算投降。

哈格特满腹疑云，他走上去交谈，下士乔治·阿米欧特手持勃朗宁步枪作掩护。领头的中国人突然跳到一边，后边的中国人端起了藏起来的冲锋枪。哈格特扣动了卡宾枪的扳机，但扳机冻住了。他扑上前去，把枪像棍子一样抡起，打碎了一个中国人的脑袋。阿米欧特用勃朗宁步枪连发4弹，另外4名中国人应声倒毙。

这个阴谋诡计是中国人从旁边的高地和后面发起突然攻击的前奏。一枚手榴弹炸伤了哈格特，他坚持站着，决定放弃坦克，冲向安全地带。就在哈格特和其他24人开始冲往安全地带时，坦克乘员终于松开了堵路坦克上冻住的制动器，它和另外两辆坦克隆隆驶向前去。一个乘员莱特下士以前从未开过坦克，但他喊道：“我非把这辆坦克开出去，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他率先绕过了障碍物，顺着冰雪覆盖的道路开向前去。

在战斗的最后几分钟，一次爆炸把年轻的二等兵罗伯特·德莫特崩到路边，他滚下山谷。其他士兵认为他已经被炸死了，就没有去寻找他的尸体。几分钟后，他恢复了神智，挣扎着回到路上，发现路上全是难民。他飞快地穿过难民，赶到真兴里。他是逃出长津水库的最后一名陆战队员。现在，陆战队只需在平原上短途行军便可抵达兴南—元山的安全地带。陆战队历史上最为艰辛的磨难总算结束了。

在这最后几英里，陆战队员们居然有精力唱歌，他们模仿《保佑大家》，那是一首当年在印度的英国陆军的老调军歌：保佑大家，保佑大家，保佑共党，保佑美国，保佑所有人：进攻下碣隅里的那些眯缝着眼的中国士兵们，现在领教了美国陆战队了吧。可我们和他们拜拜了，我们是召之即来的哈里警队。背上你的行装，下一站是西贡，打起精神，弟兄们，保佑大家！

背水一战

12月9日以前，史密斯将军打算在兴南港附近的沿海地区建立防御阵地，控制住一个孤立的区域。但是，麦克阿瑟认为这种部署十分危险。诚然，中国人已退出主要战斗，他们由于补给问题而不得不遵循进攻——暂停——进攻的周期。麦克阿瑟已经吃过两次苦头。他知道中国人还会再次进攻，而且他也不打算冒险在一个狭窄的、易受空中攻击的沿海防御圈与中国的几个野战军对峙。所以，麦克阿瑟发布了新的命令：第10军的部队抵达兴南后，立即登上运输船，向南航行至釜山。在西部，沃尔顿·沃克的第8集团军要向南部几条战线连续撤退，并力图守住汉城—仁川地区的环形阵地。如果中共军队打算绕过第8集团军向南进击，麦克阿瑟有把握打击他们拉得过长的补给线。在同一道命令里，麦克阿瑟终于同意结束仁川登陆以来就使第10军和第8集团军感到忧烦的分头指挥。第10军撤至釜山后，立即作为第8集团军的一部分归沃克将军指挥。

陆战队要在兴南进行的是一场“反向两栖登陆”，大约有10万兵力——陆战队、美国士兵和韩国士兵——要从一个由空袭和舰炮火网掩护的逐渐收紧的环形阵地中撤出。

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国人会把炮兵部队调至打击港口的距离内，把炮弹射向堆积如山的补给品。这种事并未发生。尽管中国人打了几排不着边际的迫击炮弹，但他们似乎丧失了战斗力。

后勤军官认识到，把四分之一英里长的装满食品、肥皂、猪油、咖啡和果汁的仓库搬运一空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便敞开库门，由人们随意取食。《时代》周刊记者德怀特·马丁当时穿过了补给仓库：美国士兵和朝鲜码头工人整天都吃个不停，他们为了做一块三明治可以漫不经心地打开一听听6磅重的猪肉午餐肉罐头，为了喝一口果汁可以打开一加仑重的罐装果汁。在仓库外面，一位留着黑胡子的美军中士正把他的塑料野战食品勺插进一听10磅重的咸牛肉罐头里，其不屑的神情就像一位体重超重的妙龄女郎面对着一桌丰盛的自助餐。

一队队朝鲜妇女穿过一排排望不到尽头的大米和面粉，肩扛头顶拿走了一袋袋50磅和100磅重的袋子。码头区有一列日本制造的崭新的铁路货运车皮，洁白的车厢侧板标有美国陆军运输队的标记。一位军官看到这些车皮和其他大型装备说：“天啊，我们刚把这些东西中的大部分弄到这里。如果东方人继续前进，我们就不得不大动干戈，把它们都炸掉。愿上帝保佑纳税人。”

部队装船进展顺利，他们登上运输舰，将航行400英里前往釜山。所有的陆战队于12月14日之前装船完毕，剩下的守卫着防御圈的陆军部队将在最后几天装船完毕。在此之后，史密斯允许把尽可能多的朝鲜平民运出滩头阵地。他们之中有背着东西的老叟老妪；有带着绑在白色布带里的婴儿的母亲；有好奇的青少年，其中有些人没有双亲，急于“乘大船”去南方。在蜂拥登船的过程中，4 000人挤上了一条坦克登陆舰，把它压在淤泥中动弹不得。韩国士兵用冲锋枪朝天射击，把所有的人赶下了船，船长才得以把船开到深水区，然后朝鲜平民重新登船。另一艘大型商船运走了12 000名平民。（一些韩国人惧怕他们的政府，其程度似乎不亚于害怕共产党。在汉城地区，南朝鲜军队的行刑队打死了700多名与北朝鲜人有合作嫌疑的人。西方神父抗议很多处决都未经审判认可，但军队指挥官回答说，行刑队处决比绞刑“更为方便”，而且他不打算加以制止。）

接着便开始系统地摧毁无法运到釜山的补给品。陆军第175战斗工兵营在朝鲜铁路工人的帮助下，用机车头和棚车塞满了一条2 100码长的铁路桥。“当朝鲜人得知要毁掉这些铁路车辆时，”卡罗尔·格鲁思中尉说，“他们就不情愿了，必须在催促之下才干活。相反，工兵们却发现工作蛮有意思，这使他们的压抑心情得以放松。”一个桥孔炸毁后，车厢和车头都挤入断裂处，冲下谷底。工兵们把一些车厢塞满汽油桶，以便彻底摧毁它们。然后他们点燃了木制桥架，整座桥便焚毁殆尽。“火势极为凶猛，以致一辆车头被烧得通红，汽笛长鸣。”格鲁思说。

圣诞节前夕，防御圈里的所有部队都已撤退完毕。美国军方不打算留给敌人任何东西。2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和3艘火箭发射舰在距岸边仅数百码的地方排成一线，向这座被放弃的城市倾泻了猛烈的炮火——近34 000发炮弹和12 800枚火箭弹组成弹雨，其猛烈程度甚至超过进攻仁川前的炮火。最后一阵震天巨响来自引爆了的400吨凝固甘油炸药和500枚1 000磅炸弹。“整个兴南濒水区好像被一次火山喷发崩上了天，火焰、浓烟和碎石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蘑菇状烟云，笼罩在断壁残垣上空。”一位陆战队的目击者说。

圣诞节这天，史密斯将军灰心丧气地想起了一个月以前麦克阿瑟让美军“回家过圣诞节”的大话。与之相反，陆战1师现在却前往釜山重新部署，并准备从头开始，再度参战。将军们相互致电，庆贺巧妙地摆脱了中共军队，但这并不能掩盖已经发生的基本事实：中国人把第10军赶出了战斗。

然而中国人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10月26日至12月15日，陆战1师的战斗伤亡总数为4 418人——604人在战斗中阵亡，114人死于重伤，192人在战斗中失踪，3 508人在作战中负伤；另外还有7 313名非战斗减员，大部分属轻度冻伤或消化不良，他们很快就都归队了；此外，陆战队还有8名飞行员被击毙，4人失踪，3人负伤。

在以后的战斗中缴获的中共军队文件承认，陆战队当面的中国人伤亡人数为37 500人，其中被陆战队地面部队击毙15 000人，击伤7 500人；此外，在空袭中有10 000人被击毙，5 000人受伤。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在战后分析部队的表现时直言不讳。中共陆军第26军抱怨说，由于运输方面存在的问题——部队在忍饥挨饿，他们吃的是冰冷的食物。他们无法为作战保持体力，伤员……不能撤离……我军的火力严重不足。大炮要射击时没有炮弹，有时炮弹还是哑弹……

中共陆军第20军痛惜地说，尽管“我们成功地分割包围了敌人……但却没有逐个消灭敌人。……”这个分析指责高级军官战术僵硬，没有充分发挥长处，不允许小部队在希望出击时快速出击，因此陆战队能够脱离接触，逃出包围（陆战队同意这种观点，在进攻下碣隅里的战斗中，中国人接连几天晚上攻击美军阵地的最强点，这就使陆战营顶住了优势兵力的进攻）。中共陆军第27军尤其抱怨气候恶劣，以及缺乏御寒被服和掩蔽所：部队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没有足够的房屋居住，无法忍受刺骨的严寒，这是大量非战斗减员的原因（达1万多人），武器不能有效地使用。作战期间，当战士们在雪地上露营时，他们的脚、袜子和手冻成了冰团；他们无法拧开手榴弹盖，导火索也拉不着，手也不听使唤；寒冷使迫击炮炮管收缩，70％的炮弹打不响；手上的皮也被炮弹和炮管粘掉。

中国人的确把第10军赶出了“冰雪长津”，但付出的代价却足以使其九兵团在关键的几周里无法参战。现在，史密斯有机会在昔日的釜山防御圈这个相对舒适的环境中让军队重整旗鼓。

第十六章 陷入灾难

11月28日午夜过后不久，华盛顿开始认识到麦克阿瑟给美国军队带来的灾难的严重程度。远东司令部的一份电报说，韩国第2军已经土崩瓦解，第8集团军也即将被迫撤过清川江。此份电报在华盛顿时间差几分就到凌晨1时之际到达五角大楼的电讯中心。四小时之后，麦克阿瑟在一份电报中承认攻势失败，但却以一贯的方式就这次失败为自己开脱罪责：由我们的进攻行动导致的形势发展现已展示得十分清晰。希望把朝鲜冲突仅局限于由北朝鲜部队和象征性的外来分子组成的敌军，所有这种想法现在可以休矣。中国在北朝鲜投入了大批军事力量，而且实力仍在增强。任何在志愿名义或其他伎俩的掩饰下进行小规模支援的托词，现在都不具有一丝一毫的有效性。我们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

麦克阿瑟接着说，“中国人的战略格局”现已明朗。10月下旬的最初介入是为了阻止联合国军的推进。达此目的后，中国人便脱离了接触，以便为大概将在春季发起的攻势集结压倒性优势的兵力。（麦克阿瑟替中国人拟定的时间表没有什么道理。如果中国指挥官并不打算在四个月之内将其20多万部队投入战斗的话，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把这些部队暴露于朝鲜冬季的冰雪严寒之中达数月之久呢？把他们安顿在“满洲”似乎是更合逻辑。）在麦克阿瑟看来，中国人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摧毁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

然后，麦克阿瑟抱怨说，委派给他的部队的任务已经超出了其能力。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这种喋喋不休的牢骚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来说将屡见不鲜，并使他们恼怒万分。麦克阿瑟写道：目前，由于鸭绿江封冻，中国人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增援和补给通道，这是我们的空中力量无法阻止的。显然，我们目前的军力不足以应付中国人的这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天时地利对他们更为有利。由此而产生的形势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这种局面扩大了从全世界范围来考虑问题的可能性，超出了本战区司令的决定权限的范围。本司令部已在其职权范围之内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它目前所面临的局势却超出了它的控制和力量。

麦克阿瑟说，他打算“从进攻转为防守，并根据经常变化的局势进行可能需要的局部调整”。他全然忘记了仅仅三天前他发动“结束战争的攻势”时曾经说的话。在此之前，他的战地指挥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他自己的情报官员都对他的做法所引起的危险提出过警告。

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于早上6时15分用电话向杜鲁门通告了这一坏消息。布雷德利和三军参谋长在前一天讨论了局势，他们认为局势虽然“严重”，但却怀疑“是不是严重到像我们报纸所要我们相信的那种灾难性失败”。布雷德利告诉杜鲁门说，中国人已经“把两只脚都踏进来了”。

总统立即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布雷德利的主要担忧是共产党可能要充分使用他们的空中力量。美国情报部门估计“满洲”的机场上至少配置了300架轰炸机。如果这些轰炸机参战，它们将会严重打击美国的补给线（第8集团军每天消耗3 000吨补给品，其中1 000吨由空中运输），或者摧毁拥挤在朝鲜空军基地上的美国飞机。布雷德利说这些机场“极易遭受攻击”，有一次空袭已经毁坏了6架美国飞机。

杜鲁门问道，有没有防止空袭的可能？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回答说，只有轰炸“满洲”或把飞机撤回日本。

国防部长马歇尔警告说，美国无论是单方的，或是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都不应卷入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否则就会陷入俄国人精心布设的陷阱之中”。他说。美国既不应进入中国领土，也不应使用中国国民党的部队。

布雷德利不同意麦克阿瑟关于他兵力不足、无法完成任务的抱怨。“麦克阿瑟那里有足够的兵力。”他说，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派不出更多的地面部队了”。（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指出，美国国内现在只有一个师，即第82空运师，而国民警卫队的部队要到次年3月15日才能做好准备，甚至1月1日以前连“新老交替”的工作都不能完成。）

马歇尔对把第10军的部队暴露在朝鲜东北部的做法表示关切。马歇尔“认为他（麦克阿瑟）会把进攻的部队撤回来”，这个问题应该“在华盛顿这里加以考虑”，因为它牵涉到与中国直接交战的问题；尽管如此，“干涉麦克阿瑟在现场的作战行动是毫无裨益的”。

政治上非常敏感的副总统艾伯·巴克利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对本政府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麦克阿瑟“回家过圣诞节”的说法已被广为引用。巴克利“想要知道（麦克阿瑟）是否真的讲过这样的话；而且如果讲过的话，他知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如果知道的话，为什么还要讲这样的话”。

杜鲁门回答说，麦克阿瑟“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至于为什么，副总统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布雷德利认为，麦克阿瑟的“声明也许是说给中国人听的，以向他们表明，我们在这次进攻之后就撤离朝鲜”。

总统希望不要出现让麦克阿瑟“在中国人面前丢脸”的任何言论。马歇尔表示同意，政府应“把这个声明看作是一件令人窘迫的事情，我们应以某种方式避开它”。

讨论随后转入对巴克利称为“非常令人沮丧的”局势应该或者能够做些什么的问题上。马歇尔并无良策。他说，“我们要避免被拴在朝鲜”，但是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体面地离开朝鲜？”

艾奇逊认为，美国“比以往更接近于一场全面战争”。他仍然把苏联视作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和幕后操纵者。尽管如此，“我们现在不要说苏联对此负有责任，因为我们在进行这样的指责之后无法有所作为……这是由于（原文如此）我们盟国的态度”，但美国应该在联合国继续指责中国为侵略者。国务卿还要告诫麦克阿瑟说，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必要占领朝鲜东北部，“我们不能在朝鲜打败中国人，他们能比我们投入更多的部队”。艾奇逊将“非常、非常仔细地考虑”空袭“满洲”的问题，“如果这对解救我们的军队是至关重要的话，那就势在必行”。但如果美国真的进入“满洲”，“那么要停下来就很困难，而扩大冲突却很容易”。如果美国在“满洲”取胜，那么“俄国人大概就会介入，以援助他们的中国盟友，而不考虑这是在与我们交战。我们会更深地卷入其中。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条我们能够守住的战线，并守住它。这将有助于我们符合盟国的观点，并向他们表明我们并非好战，我们在等待中国人的下一步行动”。

马歇尔在会议最后总结说，麦克阿瑟的攻势对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意图还是必要的。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了。”

杜鲁门的确采取了一个谨慎的步骤。会议结束后，他打电话给马歇尔，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所有电报都必须“通过国防部长呈送给总统本人”。

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对这场惨败做出了首次公开回应。他令人难以置信地宣称说，措手不及的是中国人，而不是他的部队。他的司令部于11月29日发布的新闻公报其实是他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电文的压缩版，把这场危机描绘成一场“全新的战争”。但他也加上了一句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弥天大谎：联合国军的攻势已经“迫使敌方过早地投入战斗”，因而干扰了他们“后来以压倒性优势的兵力突然攻击我军阵地”的计划。

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所作所为仅仅是袖手旁观和忧心忡忡，让麦克阿瑟继续旁若无人，自行其是。谢尔曼海军上将对朝鲜东北部的局势十分担心，在那里支援第10军的海军舰船十分危险地靠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谢尔曼希望命令麦克阿瑟把该军撤至一条稳固的战线，但其他参谋长一直不情愿给麦克阿瑟直接下令，而只是对麦克阿瑟提出询问，希望这会提醒他注意危险。他们在11月29日问道：“你计划怎样协调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以及如何部署在我们看来是过于暴露的第10军的部队？”参谋长联席会议允许麦克阿瑟由攻势转为守势，正如他在第一封告急的电报中要求的那样。“战略上和战术上的考虑现在是首要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说。他们建议——但不是命令——麦克阿瑟应考虑封闭两支部队之间的缺口，并建立一条横贯半岛的连成一气的防线。

同一天里，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拒绝了麦克阿瑟重新提出的、曾被两次驳回的要求，即允许他在朝鲜使用中国国民党的军队。麦克阿瑟指出，蒋介石以前的提议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担心共产党对台湾的进攻迫在眉睫，而在朝鲜使用他们会给中国参战以口实。由于这些考虑已不再适用，而且没有其他现成的兵员可用，因而麦克阿瑟打算与蒋介石直接谈判使用其部队的问题。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份回电的草稿中说，动用国民党的部队有可能把台湾引入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战争中。国防部长马歇尔和国务卿艾奇逊修改了电文，更加强调从政治和外交方面进行考虑。杜鲁门本人同意了最后的文本：你的提议正在考虑中。……它涉及世界范围的影响。我们必须考虑它可能将干扰与我们在联合国合作的国家的一致立场，以及使我们陷入孤立的可能性。对（英）联邦的国家来说，把它们的军队与中国国民党人一并使用，也许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这有可能把敌对行动扩大到台湾和其他地区。顺便提一句，我们在联合国的领导地位正遭受最严重的损害，有必要以最大的谨慎来避免破坏联合国中至关重要的盟友阵营。

麦克阿瑟现在的表现马上就变得自相矛盾和令人困惑。这些行为表明他既迷惑不解又惊慌失措，他不希望他所身临其境的现实损毁他意向的幻梦。这一系列令人奇怪的行动中之第一步是他在11月28日把他的两位战地指挥官沃克将军和阿尔蒙德将军召到东京，参加一个“战争协商会”。（“此时离开战场的后果他们可承受不起。”柯林斯将军以挖苦的口吻评论说。）他们的谈话未做记录，但做出的决定是：第8集团军必须撤至足以远离被中国人从侧翼包围的地方；与此同时，第10军要放弃麦克阿瑟“挺进鸭绿江”的命令，并撤至咸兴—兴南地域（陆战队的史密斯将军一直力促采取这一行动方针，但两周前却被麦克阿瑟否决了）。当时还简要地讨论了一项建议（在这里重提此事都很可笑）：陆3师从东海岸的元山地区向西推进，以打击在第8集团军右翼作战的中国人，这大概要跨越半个朝鲜半岛。这个想法出自第10军助理参谋长埃德温·赖特将军，以回答麦克阿瑟提出的该军如何减轻第8集团军压力的问题。应该感谢阿尔蒙德，他插进来，在供与会者参阅的地图上用教鞭熟练地点了几下，指出拟议的行军路线要穿过太白山脉。不管地图上是怎么标的，山上无路可寻。他说，第3师如经此地，必定全军覆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阿尔蒙德后来又同意支持这一建议，条件是沃克将军在该师越过太白山脉西坡时向它提供补给。沃克做不到这一点，他十分明智地保持沉默。麦克阿瑟说他以后再做决定。（几小时后，麦克阿瑟对这个西进行动，先是下达了一个简短的进军令，但随后又撤销了。）

麦克阿瑟在11月29日的一份电报中宣布了他的这些决定（这等于被迫撤退他的整个部队），然而这些决定贬低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他的部队的担忧，并且为他部署部队的方式做了辩解。麦克阿瑟声称，第10军非但没有遭受严重伤亡的危险，而且它事实上威胁着与第8集团军对阵的中国人的主要补给线，还牵制了6至8个中国师；否则的话，它们就会随心所欲地攻击第8集团军的侧翼。麦克阿瑟并没有说明，等到第10军撤至沿海地区，它将如何完成这个任务。他给部队下达的命令，与他告知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部队的行动，两者大相径庭。就史密斯将军而言，他与麦克阿瑟打交道经年累月，能够抓住这个等待了好几个星期的机会。一等到第10军奉命撤出其流产的攻势，他立即要陆战1师开始考虑保存自己的方式。

然而，麦克阿瑟没有听从参谋长联席会议要他把部队一线摆开的建议。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因为距离太远，他的部队人数不足，还有绵延于朝鲜中部的崇山峻岭带来的后勤问题。

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麦克阿瑟的言辞无法令人信服。布雷德利将军在看影印的电报文本时，在页边空白地方草草地写了一条又一条的怀疑性评注，尤其是在关于第10军“威胁着”敌人补给线的说法旁边。他在麦克阿瑟为该军未与第8集团军会合所列举的理由旁边画了一个大问号。陆军史学家罗伯特·沃森在20年后采访布雷德利时，发现这位将军仍然记得这份电报是“侮辱性的”，这是所收到的麦克阿瑟发来的许多电报之一。布雷德利“情绪有些激愤地”对沃森说，麦克阿瑟“把我们当成了小孩子对待”。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会容忍这种行为？

在收到这封电报后不到两个小时，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又收到了麦克阿瑟的电报，这份电报中充满了惊恐情绪。尽管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进行空中封锁，中国人仍在增强其军力。情报报告说，中国军队经两夜的行军便可抵达前线，使其有可能“不断和迅速地集结”。他认为第8集团军不可避免地要继续撤退。“所有这一切都得出这一结论”，他说，即中共军队的意图是“彻底摧毁”联合国军。

这一令人忧郁的消息使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1月29日，从下午3时10分至4时55分召开了第四次会议。然而，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还是不愿意给麦克阿瑟直接下令。他们确实使用了略微强硬的措辞表示了他们的担忧：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大的缺口”。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第10军的部队应“尽快撤离它们暴露的阵地”，并且两支部队“应充分协调，以阻止中国人的大部队从两支部队之间穿越或者包围这两支部队”，这是至关重要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是以命令，而是以“希望”的方式表达了上述关切，希望麦克阿瑟在计划下一步行动时加以考虑。

这份电报草稿送交马歇尔审阅时，他给麦克阿瑟加上了一条指示：“不必顾及朝鲜蜂腰部东北的整个地区（第10军的作战地域），除非是从与你部队的安全有关的战略和战术考虑。”

第二年（1951年）春天，在麦克阿瑟被解职后的听证会上，布雷德利被问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何不采取直接行动堵住这个漏洞。布雷德利答道：噢……我们从这里看地图时是有点担忧。……我们没有给他发去任何有关我们对部署的担忧的电报，因为我们不能从7 000英里以外的地方打仗或指挥一场战斗。你必须让你的战地指挥官指挥打仗。

柯林斯将军认为，布雷德利“也许应补充说，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能从7 000英里外指挥打仗一样，麦克阿瑟将军也不能从700英里外指挥打仗”。

杜鲁门进退两难

对哈里·杜鲁门来说，战场上的坏消息预示着他担任总统时期最为糟糕的月份开始了。1950年12月伊始，他所领导的政府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在输掉一场海外战争的同时，也与英国这样的传统盟国日渐离异。现在，国内的反对势力也势不可当，共和党在1950年11月国会选举中的胜利便预示着这一转折。民主党在参议院中的多数党席位优势已由12席减至2席；在众议院中，多数优势也由17席减至12席。落选的参议员中包括杜鲁门在国会山的三名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多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斯科特·卢卡斯；军事委员会主席、马里兰州的米勒德·泰丁斯；多数党党鞭、宾夕法尼亚州的弗朗西斯·迈尔斯。与之相反的是，共和党参议员中增加了一些强烈支持中国国民党的人，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理查德·尼克松，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和马里兰州的约翰·巴特勒，以及政府的宿敌、俄亥俄州的罗伯特·塔夫脱，爱荷华州的布克·希肯卢珀，科罗拉多州的尤金·米利肯，印第安纳州的霍默·凯普哈特，以及佛蒙特州的亚历山大·威利。此外，节节胜利的共和党人在竞选中已经把“丢失”中国和共产主义的其他胜利归罪于杜鲁门，甚至把西方的挫折也归咎为政府内部的一个“阴谋集团”。他们希望奉行一条更为激烈的反对毛泽东的政策，不那么依从像英国这样的西方盟国，减少经济援助，还要对国务院进行“大扫除”，从艾奇逊开始，下至所有的人。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理查德·斯特宾斯指出，政府的外交政策从未免遭批评，虽然这些批评者是不是代表美国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可怀疑的。但是，“11月7日以后，相当多数的美国人已不再同情政府的政策，并对其目标将信将疑，这是毫无疑问的”。《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在选票公布的第二天写道，国务院是这次选举中的“输家”。

罗伯特·塔夫脱把选举的结果视为一条通向1952年总统宝座的光明坦途。他在俄亥俄州的大获全胜使他成为共和党总统选举提名之佼佼者，而他并不打算打出“我也是”国际主义者的旗号进行竞选，他认为这是托马斯·杜威在1948年落败的原因。与塔夫脱有交情的传记作家威廉·怀特简述了这位俄亥俄州人的想法：入主白宫需要一次“势如破竹、石破天惊般的竞选，要自始至终地充满攻势，以便使他或任何真正可靠的共和党人无往而不胜”。而且，塔夫脱也准备放弃战后一直作为美国政治标志的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他得出结论认为，民主党在国会占多数地位，他们将在国内问题上占上风；而共和党将在许多关于安全方面的问题上收获颇丰：与苏联人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的秘密交易；原子武器垄断地位的丧失；阿尔杰·希斯以及其他被指控为间谍的案件；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现在，杜鲁门又把朝鲜战争弄得一团糟。

塔夫脱把攻击矛头指向了艾奇逊。根据政治学者约翰·斯帕尼尔的说法，艾奇逊是“美国在全球卷入的象征，并且是由此而来的大部分恐惧和失望所指向的目标”。共和党人，尤其是参议员麦卡锡，成功地把艾奇逊描绘成“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这一直是对美国政治的莫大讽刺，但克里姆林宫肯定不会赞同这种观点。艾奇逊在塑造杜鲁门主义方面功莫大焉，当英国人突然放弃了他们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历史性责任时，美国力挺这两个国家，从而阻止了苏联在中东、南亚和北非长驱直入。艾奇逊协助制订了在经济上支撑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并组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而使西德进入美欧军事集团。而且，在北朝鲜入侵的那个星期天，迪安·艾奇逊是杜鲁门顾问中的第一人，甚至早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以军事手段对付这场挑战。

但艾奇逊在华盛顿并不具有很高的个人声望。他只为一个选民服务——哈里·杜鲁门，即便是友好的民主党参议员在他身边也感到不自在。1950年11月的选举结果使国会议员们认识到，与艾奇逊过分接近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11月13日，塔夫脱开始大张旗鼓地攻击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要求美国“重新审视”对欧洲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的规模、方式和性质。（艾奇逊则反唇相讥，把塔夫脱比作是“每天早上都要去田间揠苗助长的农夫”。）几天以后，塔夫脱对杜鲁门宣布要派四个师去欧洲加强防务，并任命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北约总司令的决定提出了挑战。塔夫脱和他的亲密盟友肯尼思·惠里参议员提出了一项反映参院意向的动议，要求在“由国会”制定一个有关北约的政策以前，不得向欧洲派遣军队。

在此之后的辩论一直持续到1951年春，这使杜鲁门政府处于明显的不利境地。辩论也提出了一些杜鲁门的助手认为是难以公开回答的问题。派到欧洲去的部队不过是起到牵制作用，无力阻止红军，这等于是自投罗网，卷入一场必输的陆地战争。把军队部署在苏联卫星国的边界无论如何都是挑衅性和毫无裨益的，因为它们极易受到原子攻击。此外，当你不情愿在远东为台湾和南朝鲜竭尽全力时，为何还要费尽心力地去保护欧洲呢？塔夫脱和他的支持者主张使用海上和空中力量。在他们看来，欧洲是可以牺牲的。“以我之见，”塔夫脱在一次辩论中说，“我们完全有能力保卫美国本身（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从政治上束缚了杜鲁门在亚洲的行动自由。在共和党谴责他的政府“丢掉”中国的情况下，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为了求和而使北京获得联合国的席位，或因此而撤除美国对蒋介石的安全防卫义务。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东京看到了这些情况，他在1950年12月发表了许多挑衅性的言辞，因为他能够指望得到塔夫脱的共和党人的保护。

但是，塔夫脱一谈到亚洲就语无伦次。1950年6月，他认为北朝鲜人的入侵是受苏联人教唆，因而担心会“导致与苏俄的战争。苏俄完全有可能会出手……帮助北朝鲜人，当前这场有限的……冲突就会波及整个文明世界”。然而，后来塔夫脱又对麦克阿瑟言听计从。中国参战后，他认为“俄国不会把只轰炸中国而不派兵入侵视为对俄国本身的侵略，或视为开战的原因”。塔夫脱支持麦克阿瑟的要求，如轰炸“满洲”，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以及为了入侵或以入侵相威胁而使用国民党军队，“以使中国南部骚乱不已”。他毫不担心美国在亚洲“更为强硬”的政策会把朝鲜战争变成一场核浩劫。奇怪的是，他并不希望在欧洲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因为那就会激怒苏联，因而他投票反对批准北约条约和把美国军队派往欧洲。

对于杜鲁门在朝鲜问题上的反应正确与否，塔夫脱的态度也来了一个毫不脸红的大倒退。他在6月还认为，反对共产主义入侵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中国人参战后，他认为美国被联合国这个“靠不住的墙头草”“拉入”了战争，杜鲁门“急不可待地把现有的每一名美国士兵派到了朝鲜”。塔夫脱自己都不明白他到底要什么：他曾几次主张把美军撤到日本、冲绳和台湾；几天以后，他又会支持麦克阿瑟提出要对中国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的要求。

对不是每日每时沉浸于外交和政治的细枝末节中的那些外行公民来说，塔夫脱的批评是一种令人困惑和沮丧的老生常谈。美国人从每天的报纸中得知朝鲜的情况不妙，而且美军可能不得不撤退。犹豫不决的杜鲁门与塔夫脱同样使人迷惑不解，他始终不承认国家处于战争状态这一事实，也不下令实施动员，以使美国进入战争准备。他希望打一场不干扰美国日常生活的战争，商界、工人、消费者、农场主都希望享受战后经济的持续繁荣。但公众对战争的不满每周都在增加，哈里·杜鲁门最后几乎不能使任何人感到满意。

12月13日发生的一件事表明，共和党决心把杜鲁门赶下台。总统把两党领袖召到白宫，讨论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增加军事装备生产和实行某些经济方面的控制等事宜。艾奇逊觉得，参议员塔夫脱、惠里和亚历山大·史密斯开会时“异乎寻常地沉默寡言和不发表意见”。后来秘书们整理房间时，有人发现一份写在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信笺上的备忘录。备忘录上未署名，但那是惠里曾坐过的地方。备忘录建议反对共和党参与任何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行动，“以便一旦发生弹劾总统的行动，可以维护本党的立场”。经过商量，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给惠里打电话说，会后发现了一个“封上的信封”，还问他是否丢了什么东西。“是我丢在那里的！”他惊叫道。信封退给他了，而且是封上的，但杜鲁门已经知道了它的内容。

麦克阿瑟推卸责任

麦克阿瑟的部队在节节败退，他却竭尽全力保持他那一贯正确的战斗指挥官形象。记录表明，他知道由于他说话随便而使自己陷入了困境——如果他的部队“回家过圣诞节”，那便是以失败而告终，而非凯旋班师。所以麦克阿瑟急不可待地改写了前一周的历史，这毫无疑问是前所未有的最为神速的历史修正派。麦克阿瑟意识到，美国人和欧洲人都会寻找替罪羊，因而对他发动攻势的目的进行改头换面是十分重要的，还要说明攻势失败是由于华盛顿所强加的政治上的限制，并非战场上的指挥错误。麦克阿瑟本人不停地接受访谈，他的司令部也频频发布特别“声明”，令人眼花缭乱：11月28日，发给名不见经传的《三星号外》电台新闻节目的雷·亨利一个特别公报；11月30日，回复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工作者、《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阿瑟·克罗克的问询；12月1日，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采访；同日给合众国际社社长休·贝利发送一份长电。其他的访谈和电文还有伦敦《每日邮报》的沃德·普赖斯（以便影响外国读者），以及国际新闻社的执行主编巴里·法里斯。麦克阿瑟在这些言辞中强调了三点：

第一，他重复了最初在11月28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的说法，即他的攻势迫使中国人过早地出手，破坏了他们发动突然进攻的计划，该计划本来会使他们以“一次势不可当的行动”摧毁美国部队并占领朝鲜。

第二，他否认了因他进入北朝鲜过深而引起中国人介入的说法。他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符合联合国的决议。他抨击了那种“使人误解和讨厌的流言蜚语”，他是奉命停止在三八线、平壤，或者“未抵达国际边界的任何战线上”的。（严格地讲，麦克阿瑟说得不错。然而，他却有意回避军令，即只许韩国军队而非美国军队在靠近“满洲”的边境地区行动。）“跟联合国打仗，这是中共领导人一个基本的、策划已久的决定，其付诸实施的直接动因是他们的卫星国北朝鲜的军队遭到了惨败。……”

第三，也是麦克阿瑟最为大肆声张的一点，他反对报界把他从北朝鲜“有计划的撤退”描绘成“退却”（麦克阿瑟显然成功地对他的战地指挥官们隐藏了他的意图）。他斥责“愚昧无知”的记者分不清什么是技艺高超的撤退，什么是军队的“仓皇溃逃”。麦克阿瑟的确赞赏了中国人某些“战术上的成功”，但又说之所以如此，仅仅是由于他们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并且付出了“令人震惊的人员伤亡的代价”。他对欧洲报刊“不负责任的评论”尤为愤怒，并批评欧洲人的“观点颇为自私且鼠目寸光”，他们认为保卫自己的大陆比保卫亚洲更重要。

最后，麦克阿瑟隐晦地批评了他在华盛顿的上司禁止他越过鸭绿江打击共产党的军队。

他在回答《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时说：问：你是否认为，限制你无约束地追击中国……军队，以及无约束地攻击他们的基地，这样做妨碍了有效的军事行动？答：这是巨大的妨碍，在军事上史无前例。问：敌人虽然没有空中力量，但却能够面对拥有相当强大空中力量的军队，取得有效的进展，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答：这是因为前面提到的那些限制，加之运动的方式使空军对地面行动的支援极为困难，以及由于中立的庇护区紧靠战场，使空军不能发挥其战略潜力。问：这是否为美国计划的重大教训？答：是的。

下面两个问题是关于使用原子弹的事，麦克阿瑟的回答闪烁其词，令人不寒而栗。问：能谈谈在你进行的战斗方式中使用（原子）炸弹的有效性和无效性的问题吗？答：此时此刻我的评论将是不甚适宜的。问：按目前在朝鲜进行的这种作战方式，敌人部队的集结程度是否足以使我方有效地使用这种武器？答：此时此刻我的评论将是不甚适宜的。

麦克阿瑟描绘了一幅他历尽艰辛的阴郁图景：“人的忍耐能力从未像在朝鲜战役中那样受到如此严厉的考验，高尚的人类行为准则也从未受过如此坚韧的磨炼和如此坚定的捍卫。”

这些言论使杜鲁门恼羞成怒，尤其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那篇文章，这个杂志是他的劲敌。在总统看来，麦克阿瑟犯下了与他的政敌拉帮结伙的罪孽。杜鲁门后来对他的知己说，他几个月前就打算“罢免麦克阿瑟”，但由于联合国军陷入困境，杜鲁门感到不得不在批评者，尤其是欧洲人面前替将军辩护。他在11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当一个人节节胜利时，人们总是拥戴他；但是当他遇到一点麻烦时，他们又都对他口诛笔伐，指责他应该做这做那，而以前他们并没有告诉他要这样做。”麦克阿瑟“干得很好，而且还会干得很好”。但是，杜鲁门那天晚上却私下里在日记的开头嘲弄了麦克阿瑟：这个月一直闹哄哄的。麦克将军像往常一样信口开河。他在竞选前发表的一次讲话使我们丢了一些选票，他在竞选后发表的一次讲话使他在欧洲和国内陷入困境。即使他在很多不同场合拆我的台，我仍须为他辩护，为他挽回面子。但我必须站在我的战友一边，难道麦克就不“喜欢”这个他认为是“低人一等的”人的话吗？

麦克阿瑟对报界的讲话使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感到厌恶，他对迪安·艾奇逊说，麦克阿瑟“害怕了”，他在发表“告后人书”。洛维特对麦克阿瑟所称官方人士没有告诫他向边界推进并不明智的说法表示异议，他把麦克阿瑟的这番话称作是“虚假的和捏造的”。他还认为，这是一件“他从未见过的最为奇特的事情：……将军居然能在这个时候坐下来”给报界写电报。

由于麦克阿瑟还在继续发表批评性言论，杜鲁门终于采取行动让他沉默。总统在12月6日对所有行政官员——但显然是针对麦克阿瑟——发布了两项命令。第一项命令是，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发表任何“有关外交政策的”讲话、新闻稿“或其他公开言论”，其目的是确保公开发表的消息“准确无误，并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完全一致”。第二个命令更为具体。命令说，海外官员，包括军事指挥官和外交代表，应“在公开讲话中极为谨慎，除例行声明外，所有声明都要经各主管部门审批，并禁止就军事或外交政策问题与美国的报纸、杂志或其他公共媒介进行直接联系”。这项命令使得麦克阿瑟总部发出的评论有所减缓，但这仅仅是暂时的——使麦克阿瑟安静并不等于使他沉默。

随便谈论原子弹

尽管总统在努力使麦克阿瑟免开尊口，但他本人却随随便便地谈及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从而触及了欧洲盟国以及很多美国人最为敏感的神经。战争爆发以来，五角大楼就一直在研究何种条件下可能使用原子武器。11月20日，亦即麦克阿瑟发动攻势前一个星期，劳顿·柯林斯将军对同事们说：“据信，很快将会请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发表意见。还可以想象，在中国共产党发动全面攻势的情况下，对他们的部队和物资集结地使用原子弹也许是使联合国军能够守住一条防线，或者尽早地进行（一次）向‘满洲’边境推进的决定性因素。”他建议就使用核武器的应变条件进行研究。

一个星期过去了，柯林斯建议的事情显然一无所成。这时，中国人已经大规模参战。11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秘书莱勒海军少将向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递交了一份“优先”请求。如果苏联人介入，莱勒希望提议“有可能使用原子弹，作为阻止这种干预继续进行，或者协助从朝鲜撤出联合国军队的一个因素”。他请求就可能使用原子弹的数量、目标地区，以及关于“使用方法、时间和运输方式等”考虑提出见解，还请求就“事先提出或不提出最后通牒而对中国使用常规或原子炸弹”的问题提出意见。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僚机构中，甚至可能4 4使用原子武器的事也是一个严加保守的秘密。莱勒的备忘录中有一条告诫：“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秘书拥有这一备忘录的唯一副本。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对于此事的知情要严加限制。”

当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人员还在研究这一问题时，11月30日，杜鲁门总统就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引发了对核武器的讨论。总统所使用的语言既不严谨，在法律上也不准确。《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莱维罗：总统先生，进攻“满洲”是否取决于联合国的行动？总统：是的，完全是这样。莱维罗：换句话说，如果联合国授权麦克阿瑟将军要走得更远，他会这样做吗？总统：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满足军事形势的需要，正如我们经常做的那样。《纽约每日新闻》记者杰克·多尔蒂：这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总统：这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保罗·利奇：总统先生，你说的“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是否意味着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总统：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不希望看到使用它。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将其用于和这场军事入侵毫无关系的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而如果使用原子弹，就会发生那样的事。

合众国际社老资格的记者梅里曼·史密斯显然认为，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比原来打算的走得远。他给了杜鲁门一个逐渐后退的机会。梅里曼·史密斯：总统先生，我想再回到刚才提到的原子弹的问题上。我们是不是清楚地理解了你的意思：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正在积极考虑之中？总统：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史密斯。这是我们的一种武器。国际新闻社记者罗伯特·狄克逊：总统先生，这是不是意味着用以打击军事目标或民用——总统（打断他的话）：那是军方人员将要决定的事。我不是一位批准这些事情的军方权威。

记者们提了几个问题后又回到了原子弹的问题。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记者弗兰克·布戈尔策：总统先生，你刚才说这取决于联合国的行动。这是不是意味着除非联合国授权，否则我们将不会使用原子弹？总统：不，完全不是那种意思。针对中国的行动要取决于联合国的行动，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则负责武器的使用，正如他通常做的那样（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杜鲁门总统大错特错了，正如苦不堪言的白宫新闻办公室几小时后在一份“澄清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根据《原子能法》，只有总统能够授权使用原子弹。但在这份澄清声明发出之前，美联社和合众社已经把杜鲁门的这番错话飞快地传遍世界，《华盛顿邮报》的爱德华·福利亚德写道，这引起了“国内外舆论一片大哗”。英国官员说，这种说法使他们“震惊和错愕”。他们认为，这意味着难以捉摸的麦克阿瑟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对中国人使用原子弹了。

尽管杜鲁门从未以语言精确著称，但他对总统在如此敏感事宜上拥有的权力问题说错话，实在是引人注目，以致令人百思不解。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有时候是一份不良记录）中说，报界误解了他，但是他没有再去引用他自己说过的使用核武器“是军方人员将要决定的事”这句话。有一个证据表明杜鲁门并非瞎说：他打算警告中国人和苏联人，如果暴力在朝鲜升级，就有引发全面战争的危险。

当时的情况是：11月30日下午，亦即杜鲁门的记者招待会后几个小时，比利时驻华盛顿大使巴伦·西尔弗克赖斯会见了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西尔弗克赖斯指出，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范齐兰德是欧洲委员会的部长委员会主席，他经常会见西欧其他领导人，因而他能够向那些人“转达我们可能有的任何想法”。腊斯克回答说，美国准备“尽其所能去避免爆发全面战争，但我们不准备撤出朝鲜”。

据腊斯克说，巴伦·西尔弗克赖斯接着提到了杜鲁门关于原子弹的说法，“还问我是不是指我们要使用它”。腊斯克回答说：“我不能说我们是否要使用原子弹。”西尔弗克赖斯说，他“推测”总统的意思是，由于总统自己就能授权使用原子弹，因而总统将听从战地军事指挥官的建议。

腊斯克在后来的谈话中再也没有谈到核武器的事。但在他送西尔弗克赖斯去电梯时，比利时人说，如果美国确实打算把原子弹引入战争，“他认为对中国城市使用原子弹没有任何特别的价值。为什么不再进一步去摧毁苏联制造原子弹的设施呢？”西尔弗克赖斯指出，那些设施“位于离我们目前的作战地区直线距离并不很远的地方”。

腊斯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他谈话的要点却意味着，一位友好的大使得到的是模棱两可的信息，以供其外交大臣在欧洲各国首都传播。如果杜鲁门确实想搞核讹诈，那么他的信息会很快传到中国人和苏联人那里。

不管杜鲁门的动机如何，他的评论在英国议会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大使馆把这称为“1945年工党上台以来，下议院就外交事务所进行的最为激烈、焦虑和负责的辩论”。大约100名工党议员在一封递交给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的信上签名，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原子弹。议会中的不满情绪是普遍的，甚至包括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和安东尼·艾登这些美国的忠实朋友，二人都是下野的保守党人士。另一位保守党领袖理查德·巴特勒说：“英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希望在他们的命运（被扩大到中国的战争）决定之前得到保证：他们正在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辩论中，艾德礼的助手们急急忙忙地给美国使馆打电话。首相说，他要宣布他准备会见杜鲁门以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样，这场辩论就可以结束。总统很快同意了。英国议会中的紧张气氛暂时得到缓解，休会时爆发出一阵欢呼。

盟国在联合国的反叛

与此同时，政府也听到联合国里怨声不已。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报告说，那里的人对麦克阿瑟的“不信任情绪”在增长，因为人们认为他“不很听指挥”。11月29日，甚至在杜鲁门就原子武器挑起轩然大波以前，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拉德温·杰布爵士和法国驻联合国大使让·肖夫尔在一次冗长和牢骚不断的会议上，就美国的政策与国务院的欧内斯特·格罗斯发生龃龉。他们强调了欧洲的担忧，即处于“前线，并为苏联的全面军事进攻敞开了大门”，他们不希望让“亚洲的章鱼吸干我们所有的共同力量”。杰布直言不讳，只要6名工党议员在一次关于朝鲜的信任投票中弃权，艾德礼政府就会倒台，因而艾德礼没有多少回旋余地。

11月30日傍晚，西方国家的大使们匆匆赶往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那里，杜鲁门关于核武器的讲话使他们深感忧虑。肖夫尔说，荷兰代表“含着眼泪”问他是否有机会避免战争。杰布说，西欧其他国家的人与英国人同样有“巨大的担心”，美国正“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里和可能出现的最困难的战略条件下”，使他们在亚洲卷入战争。欧洲人不想谴责中国人为侵略者，因为这等于企图“重新征服和解放”已经被北京夺取的“地区”。

联合国的联合阵线迅速地土崩瓦解了。

华盛顿考虑撤退

11月30日至12月1日夜间抵达华盛顿的电报报告说，战场局势急剧恶化。那天（星期五）上午8时30分，对战争的看法更为忧郁的人群之一集聚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会议室里。自战争初期以来，这是头一次听到认真讨论美国是否应承认战败和从朝鲜全部撤退的问题。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迪安·艾奇逊所说的在联合国里“我们的朋友中实际存在的惊慌状况”。他说，很多人抱怨美国领导地位的破产，而且“目前的困难是麦克阿瑟将军的错误行动造成的”。艾奇逊认为，为了欧洲安全，恢复团结是至关重要的。

艾奇逊提出，要找到一条在军事上能够守住的防线，然后以此作为基础，开始政治谈判以结束战争。他也看到了危险：中国人有可能拒绝接受固定的战线；而且，即使美国撤出了朝鲜，中国人撤回其东北，韩国人仍然不得不对付北朝鲜人。“问题是那样做将使我们处于何种境地？”艾奇逊说。“无论如何，”他接着说，“我们必须在朝鲜有所行动。而且我们也必须有所行动，以反击在德国急剧复苏的中立主义。”艾奇逊打算下周去联合国大会发言，但美国首先必须有一个意见一致的行动计划。

艾奇逊想听听军方的意见。如果不能在军事上守住一条战线，“那么我们就会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必须考虑各种不同的情况”。

布雷德利将军只能提出悲观的设想。除非第10军重新部署，“否则很难稳住一条战线。现在还说不准，如果我们在东部损伤惨重，就没有足够的兵力守住一条战线”。布雷德利提到，有情报说，来自“满洲”的交通运输极其繁忙。他说：“我们可能不得不后退得更远。”他重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经杜鲁门批准、于头天晚上告知麦克阿瑟的指示：从联合国部队的任务来看，没有必要守住蜂腰部以北的地区，除非从有关他部队的安全考虑，“他可以不必顾及这一地区”。

但是，最有利的做法是什么呢？艾奇逊问道。

布雷德利和劳顿·柯林斯将军都无以对答。（结果是马歇尔将军要柯林斯当天前往日本和朝鲜，以寻求某种答案。）

海军参谋长福雷斯特·谢尔曼说：“从战略的观点看，美国应该离开朝鲜，撤至日本列岛。”他指出，然而放弃朝鲜“对日本是危险的，因为朝鲜那里有机场”，因此美国应该守住朝鲜蜂腰部，并把这作为一个长远的战略计划。

谢尔曼对中国人一直听任联合国军掌握制空权的做法感到惊奇。他对麦克阿瑟提出的允许他轰炸“满洲”机场的要求表示强烈的反对（即便未指名道姓）。他说：“在我们的处境得到改善以前，我们不应干预这一局势。”目前，“保持边境我方一边的制空权利大于弊”。如果俄国空军介入，“我们大概无法保持制空权”。但即便局势得到稳定，美国是否还要在牺牲大西洋防务的情况下，派遣其他舰船和军队去朝鲜？

如果中国人派飞机参战，美国应如何行事？布雷德利不想对此预先做出决定。如果还击，“就可能招来苏联的空军。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也许不得不推迟出击”。

柯林斯将军坚决支持布雷德利。“我们如果进行还击，”他说，“就是对中国人的严重挑衅，而且有可能导致苏联空军甚至潜艇参战。到那时，唯一能够解救我们的就是使用原子弹或以使用原子弹相威胁。因此，我们应避免轰炸中国，即便这意味着我们的地面部队必定要遭受一些来自空中的打击。”在柯林斯看来，“由于俄国人拥有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另一翼的阵地，朝鲜是分文不值的”。

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报告说，中央情报局一份新的估计“提出的情况，比……以前认为俄国计划很快参战的看法要好得多”。苏联人的首要目标是挫败欧洲重整军备的任务。史密斯说：“他们可能不打算现在就和我们打仗，但如果他们能够使我们在亚洲陷入困境的话，他们是愿意打仗的。”这位中央情报局头目的建议直言不讳：“我们现在就应该撤出朝鲜，尽管我们的撤退解决不了问题。俄国人肯定认为我们不打算在亚洲打仗，因而认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逼迫我们。……他们可以使我们在亚洲损耗殆尽，与此同时挫败在欧洲重整军备的努力。”

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力图使人们达成一致意见：尽管朝鲜不是一个关键地区，但丢掉它可能会危害日本。因此，“最好是为政治目的而守住朝鲜。我们应重新部署部队，并以拖延争取时间，其结果可能是从朝鲜共同撤军”。

会议就如何对付中国大规模空袭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布雷德利和史密斯都认为，如果俄国真的支持了中国人，美军将不得不撤退，并且有可能进行战争。柯林斯插话说，那意味着或是以“原子弹相威胁，或是使用原子弹”。

艾奇逊最后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军方人士对接受停火并返回三八线有何看法？他问道，从军事观点来看，这是否是“最佳选择，他们（军界高级人士）是否会认为能达成这种安排已经是万幸”？

布雷德利将军、柯林斯将军和谢尔曼海军上将都表示赞同，尽管马歇尔和柯林斯都说：“我们还不应该赞成此举。”

讨论结束时，马歇尔将军多少有些有气无力地说：“接受停火将表明我方极为软弱。”没有人愿意对这个说法再做讨论。于是，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在五角大楼会议室这个神圣之地，美国决定放弃在朝鲜获胜的任何想法，并决定以一条尚未确定的停火线为基础，尽量争取达成最好的协议并撤出战争。

美国在朝鲜将不能取胜。

国会的质询

无巧不成书，五角大楼召开这次具有决定性的会议当天（12月1日），碰巧也是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为支持战争而追加拨款170亿美元的日子——这是朝鲜战争前五角大楼年度预算的4倍。为了获得支持，他邀请国会领袖前来白宫，向他们通报战事和整个国际形势。

国会议员们对所听到的情况并不满意。众议员约翰·麦科马克（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问道，“中共在‘满洲’一直部署了大量的部队，这是人所皆知的，难道不是吗？”“是的。”布雷德利将军回答说。“麦克阿瑟的总部就没有一个情报部门吗？”麦科马克挖苦地问道。

中央情报局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谈到了苏联方面出现的不祥之兆。“在过去的10天里，欧洲的苏联控制区非常安静，而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史密斯说。俄国人刚刚结束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演习”，有50万军队参加，并集中演练空运作战和强渡江河。苏联武装力量的60％至70％估计部署在乌拉尔山脉以西，虎视眈眈地面对西欧。

参议员肯尼思·惠里想知道史密斯是怎样得到这些数字的。史密斯说，军队的数字来自“武官、叛逃者、逃兵和‘其他方式’”。惠里问中央情报局是否使用了“所有来源”。“我们是不讲仁义道德的。”史密斯回答说。（这句话博得一阵笑声。）

史密斯随后谈起了在中国境内活动的游击队。他说，他们的装备“极为落后”，但“正在努力改善这一状况”。

参议员惠里问正在向游击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史密斯不肯具体回答，但他确实说了，“正在以金钱、建议和‘目标’的形式提供援助”。

杜鲁门接着谈到了这次会见的目的。由于中国人的进攻，他将向国会“提出意义重大的”170亿美元追加拨款的要求。他请求国会立即采取行动，这场危机把军事采购的速度加快了大约18个月。“我们力图在1952年中期得到我们原来打算在1953年中期得到的东西。”总统说。

会见结束时，杜鲁门敦促国会议员们记住，他们听到的是“高度机密的”情报。“不要告诉任何人，甚至不要告诉你们的妻子。你们今天在这里听到的东西，如果我不催促这些人告诉我，我也不能听到。”

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佐治亚州民主党人）感到很抱歉，他听到了这一切。他认为自己睡觉不讲梦话，并且希望今天夜里不会讲。

美国在乞求和平吗？

不管是从华盛顿、东京，还是从千变万化的朝鲜战场来看，星期六，即12月2日，都可被列为开战以来令人沮丧的日子之一。在上午早些时候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迪安·艾奇逊要部下们开始考虑如何跟苏联人或中国人，或者两者同时接触，谈一项停火协议。会上还继续议论了联合国的一项决议，但是艾奇逊明确地说，压倒一切的因素是五角大楼对战局“极为悲观的”看法。

在上午10时左右传阅的一份报告中，中央情报局得出结论认为：“中共政权完全不可能在没有得到苏联有效支持的具体保证下甘冒这一风险。”中央情报局预言：“一旦美国对中国领土采取大规模行动，苏联人将根据中苏条约公开地从军事上支持中国。”苏联“准备接受（也可能是希望促成）美国和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全然不顾其引发全球战争的风险”。然而，苏联人自己是否为全球战争做好了准备，中央情报局说，这个问题它也回答不了。

在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的讨论继续了一整天。夜幕降临时，艾奇逊和马歇尔将军已准备好去白宫向杜鲁门报告。

布雷德利直言不讳，在48小时至72小时的时间里，军事形势将出现“崩溃的局面”；从后勤方面看，第10军可以在5天之内撤退完毕，但他对“撤退的方式”没有把握，“除非停火得到保证”；第7步兵师“可能会得救”，位于港口附近的第3师“能够撤出来”；但“我们不能只把我们的部队撤出来，而丢下韩国首都师和其他师不管”。

马歇尔说，如果中国人发动空中攻击，甚至一次“敦刻尔克式”的撤退也可能会困难重重。马歇尔说，“解救我们的部队还是维护我们的民族荣誉”，这让人进退两难。

杜鲁门问起了麦克阿瑟多次提出的越过边界作战的要求。艾奇逊说，任何此类决定都应“完全取决于它是损害还是有助于我们的部队”。他认为：“我们需要在军事上做出极为准确的判断，即如果破坏中国人的机场，是否会引来俄国人。”这一决定不应由麦克阿瑟做出，而应由国防部长马歇尔在柯林斯将军的协助下做出，后者正在前往东京和朝鲜的途中。

然后，艾奇逊试图提出撤换麦克阿瑟的远东美军司令职务，他是以间接方式提出这个建议的。艾奇逊提议，在这次危机期间，柯林斯应“待在东京”。国务卿完全明白，陆军参谋长在那里将使麦克阿瑟处于从属的位置。（“我已经对麦克阿瑟的判断完全丧失信心。”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没有任何人支持艾奇逊，他的建议在无人附和的情况下不了了之。

这样，讨论又回到联合国安理会可能采取的行动上。杜鲁门认为，这种行动充其量是一种“缓兵之策”，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作为一项和解方案的报偿”将会提出的要价。艾奇逊认为：“他们至少会要求我们回到三八线以南。”马歇尔认为他们不会“只要求这么一点东西”。艾奇逊认为中国人的要求会逐步加码：美国离开朝鲜；

中国在联合国

没有人愿意承担向中国人提出停火的责任。马歇尔指出，现在离总统与艾德礼首相的预定晤面时间还有三天时间，在此之前，这场危机将达到高峰。在“采取任何明确的步骤”之前，应该与英国人磋商。马歇尔认为有一个办法可以使美国表面上挽回一点面子：“最好是让艾德礼先生提出一项和解建议，而不是由我们承担提出建议的负担。”

讨论又转向了国内方面的问题。艾奇逊希望“尽快加强”武装力量，由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确立对物价、工资和生产的控制。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接着，他要艾奇逊、马歇尔和布雷德利第二天上午会见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之后立即向他报告。

对杜鲁门政府来说，朝鲜战争现在是一场挽回面子的行动。中国在联合国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使者也抵达了成功湖的联合国总部，然而西方与他们打交道的尝试全都徒劳无功。艾奇逊在一份给美国驻联合国外交使团的情况通电中说，中国人的态度“毫无妥协与和解之意”。甚至与北京友好的使团同他们交谈的尝试“也被拒绝”，中国人“除了与苏联代表团有联系外，与其他所有代表团都断绝了来往”。国务院希望对友好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们根据被苏联人否决的安理会决议的精神，支持联合国大会谴责中国的决议。

情况表明，中国代表在未得到北京的具体指示以前不会采取行动。12月1日深夜，印度代表贝内加尔·劳终于会见了中国的伍修权将军（劳把他称为“头脑冷静的士兵”）。在场的还有一位名叫乔冠华的职位稍低的“顾问”，他在中国外交部担任一些职务，包括国际新闻司司长。劳认为乔是中国代表团的“智囊”。是的，中国人可能会与印度人吃饭，但在48小时之内还不会。［美国代表团的欧内斯特·格罗斯认为，劳在“奉行（一条）软弱的绥靖路线”。］

格罗斯在当晚的一次宴会上遇到了劳。劳把他拉到一边说，中国人已做好准备与美方会谈，时间是第二天上午10时30分。格罗斯向国务院建议说：“由于劳常常行为冲动，我认为应该有所警惕。”他认为，劳的某些热情是“政治上不成熟”的结果。但他希望避免“陷入圈套”，那可能“在联合国成员中”造成“虚假的希望”。格罗斯因此开始教训劳，苏联人在谈判中常常以“装出希望‘讨论’的宣传伎俩”来转移自由世界的注意力，他告诫劳不要“陷入这种为人熟知的圈套之中”。尽管美国“不急于”与伍将军“会谈”，“但如果伍将军有什么想法的话，我们随时洗耳恭听”。

在彬彬有礼的外交语言后面隐藏着一个信息：美国尽管谨慎小心、疑虑重重，但是已经准备好接收中国人想要发出的关于结束战争的任何信号。

华盛顿惊恐不安

对五角大楼来说，午夜过后不久来自东京的一份电报中严峻的记录是坏消息的开始。联合国部队在11月30日和12月1日有超过1.1万人阵亡、负伤、失踪或被俘。第2步兵师损失了超过6380人，几乎是其兵力的一半。据信，土耳其旅的5000人中，损失了1 000人。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在战场上的兵力加起来也不过是11万人，而据情报分析，中国人的兵力为25.6万人，北朝鲜人的兵力为1万人。

人们正在领悟这一悲观的消息时，麦克阿瑟令人沮丧的消息又似雪上加霜。第10军正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撤至兴南地区；第8集团军的处境“日益危险”，沃克将军现在提出的不是在平壤，而是在汉城周围守住一条战线。麦克阿瑟认为把两支部队合二为一毫无裨益（也“不可操作”），两支部队“数量上都处于绝对劣势”，合在一起会给来自不同的后勤补给线的补给输送造成麻烦。

他还认为建立一条横贯朝鲜蜂腰部的防线没有什么好处。这里的地面距离为大约150英里，这意味着7个美军师中的任何一个师将不得不防守一个20英里或更长的正面，“而当面的中国人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其拿手好戏是穿过崎岖陡峭的地形进行夜间渗入”。麦克阿瑟认为，这样一条没有纵深的战线“没有什么实力，而且作为一种防御概念也将遭到渗透，结果是被包围歼灭或被各个击破”。这一概念也许适用于对付弱一些的北朝鲜人，“但不可能对付中国军队的强大兵力”。

麦克阿瑟接着抱怨说，华盛顿还不理解“由于中国军队的公然参战而导致的基本变化”。有26个中国师参战，后方“至少”还有20万人的部队正在向前线运动。美国空中支援的价值由于地形的缘故而被降低。由于中国军队在内陆集结，海军炮火不起作用。国防部一再告知麦克阿瑟再也派不出部队了，但麦克阿瑟依然要求“最大限度地派遣地面增援部队”，否则他的部队将被迫节节撤退，“而每次撤退都会降低抵抗力”，直至被逼到“滩头防御阵地”。

麦克阿瑟赞扬了他的部队的士气和效率，尽管“它在五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是不间断地战斗”（这样说是错误的：战争已进行了五个月，但大部分美军师直至9月中旬，也就是战争爆发两个半月之后才抵达朝鲜）。韩国军队的战斗力“微不足道”，其他外国分遣队人数太少，不足以产生影响。麦克阿瑟希望大大增强军队且大大改变与他作战有关的规定：对此间局势的全面估计，必须以这样一种观点为基础：这是在全新的情况下，与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全新的强国进行的一次全新的战争。我所执行的行动指令的基础是以北朝鲜部队为对手。由于新事件的发生，这个指令已经完全过时了。必须清楚地了解这样的事实：我们相对较小的部队现在面对的是具有全面进攻实力的中共，这个国家因苏联的大量物资供给而得以更强大。以前非常成功地适用于与北朝鲜军队作战的战略思想，现在继续用来对付这样的强国就不顶用了。这就需要重新制订可行的、足以应付有关现实问题的政治决定和战略计划。在这一方面，时间是重要的，因为每小时敌人的力量都在增长，而我们的力量却在削弱。

五角大楼悲观丧气

星期天上午9时30分，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在五角大楼开会，用艾奇逊的话来说，他们在“越发沉重的气氛中”阅读了麦克阿瑟的报告。麦克阿瑟的抱怨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慰藉。为美国陆军遭受沉重打击而感到沮丧的马修·李奇微将军通报了军事动态。他并不乐观，对第10军能否脱离接触并抵达兴南、第8集团军能否先于中国人抵达汉城没有把握。如果部队能够抵达仁川、咸兴和釜山的滩头阵地，他们就能够守住阵地，直到做出撤退的决定。

艾奇逊突然把讨论转向了关键的问题：“军事形势是否达到了我们有必要寻求停火的境地？”

布雷德利回答说，如果代价不是过高，停火是“可以的”。“我们会离开朝鲜吗？他们呢？”如果美军能够抵达滩头，军事形势就会改善。美国正在迅速地丧失主动权，如果不能在48小时之内通过联合国达成停火，“我们是否必须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必须自己采取行动”？布雷德利提出的一个办法是：“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拒绝停火，我们认为我们是处于战争状态。”他预料要采取封锁海岸、轰炸和“很多其他方式干扰他们，尽管我们不一定要使用原子弹”。

艾奇逊并不像布雷德利那样对停火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而又被拒绝，就会在联合国引起一场辩论。美国必须考虑到其军队的安全，以及它在远东和“全世界”的地位。国务卿不希望很快撤退：“如果我们抛弃了朝鲜人而他们又遭到杀戮的话，我们就有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姑息养奸者的危险。如果出现了敦刻尔克式的情况，我们被迫撤出，这虽然会是一场灾难，但却不会丢面子。”如果中国人和苏联人提出了条件，“撤退到三八线似乎是可行的”（尽管他马上补充说，这“太容易了”，他怀疑敌方会不会接受）。

作为一个外交官员，艾奇逊不愿意被拉进关于台湾的谈判中去，因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得不到国际支持。他说，其他国家“认为台湾不属于我们，并且不同情我们的立场”，但他能够找到支持在三八线实现停火的“道义力量”。美国“必须期待”有人——他在这里提到了克莱门特·艾德礼——提出一项停火建议，在此种情况下，国务院的作用就是说服其他政府“坚持正当的和正确的事情”。

布雷德利将军重复说，停火将对军事有用，“如果代价不是太大的话”，但是“提出这项建议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艾奇逊希望“仔细考虑”任何直接针对中国人的行动。如果停火要求遭到拒绝，“而且我们不得不杀出一条路来的话，所有针对中国人的军事步骤都应与撤出我们的部队联系起来”。他不希望“仅仅进行报复”，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与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而这会导致很快与苏联人进行全面战争，那么我们就将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战斗”。

海军参谋长谢尔曼不希望做任何妥协。美国已经损失了士兵，“人们可以说我们输了一仗，但我们并没有被打败”。他不同意要求实行停火。“与中共打交道的唯一正确方式是对他们说，要是不住手，他们就是在跟美国打仗。”如果中国人选择了战争，“我们就尽可能完好地撤出我们的部队，并且进行战争。如果我们不采取这种方针，其他人就会欺负我们。如果有人能够打死那么多美国人而又不在战争状态，那我们就战败了”。

布雷德利认为中国人不会同意停火解决。他认为“双方在竞相抢占滩头”，问题不仅仅在于军方能够守住滩头多久，还在于“在我们不说与中国交战的情况下，美国公众对这种状况还能容忍多久”。“我们正在与一个错误的国家打仗，这是一个重大问题，”艾奇逊说，“我们在与第二梯队打仗，而真正的敌人却是苏联。”

布雷德利不想把士兵派往中国，但他“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在回家之后，就把这件事抛诸脑后”。

艾奇逊“当然”做不到。他问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与中国交战会对美国同苏联打仗的能力有什么影响。“苏联愿意看到我们与中国人打得难分难解”，如果美国的资源都用于对中国的战争，“我们就不能够增强在欧洲的力量”。

艾奇逊接着说，另一个问题是与中国开战将对美国盟国产生的影响。他“认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将会离开我们，并与苏联打交道”。艾奇逊说，法国人“极为软弱，他们得了炮弹休克症，急于达成一项交易，这会给他们一种安全的幻觉”。

讨论接着转入美国决定撤退时可能采取的安全措施的问题上。有必要实行新闻检查吗？艾奇逊问道。

谢尔曼说：“非常有必要，但是这很困难。也许最好的办法是让记者们离开那里。”

艾奇逊想起了内战时期威廉·谢尔曼将军的政策：“把他的所有计划都告诉记者，然后把他们都关进监狱。”

艾奇逊终于提到了关键的问题：如果某个国家提议在三八线实行停火，而且这是可取的，在座哪一位对此还有疑虑？

根据菲利普·杰塞普的会议记录，没有听到有人回答，也没有人反对。然而，布雷德利的确对“国会和军队中的反应”表示关切。他问道，在不对中国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情况下，还有多少东西可以放弃？他怀疑中国人是否会接受三八线，“我们先前越过了它”。

布雷德利认为存在着两个问题：在政治方面，美国是否应该请求停火。在军事方面，“如果我们后退至滩头，是否要开始撤出我们的部队；或是打下去，直至敦刻尔克式的撤退？”从仁川可以很快撤出人员，但却不能很快撤出装备，“如果我们现在就动手，就可以撤出更多的东西。釜山也是如此，但兴南却成问题。必须马上决定我们是否要开始撤退。”

装备是至关重要的吗？艾奇逊问道。“我们没有别的东西了，”布雷德利回答说，“但是不能说它们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不要撤退韩国军队？”艾奇逊问。“如果他们想撤出来的话，我们不能丢下他们。”国务院的弗里曼·马修斯说。

马歇尔又回到了“要不要开始承认彻底失败”的问题，由于“心理因素”，他不喜欢这样。马歇尔认为，“如果有人在我们抵达那里之前，提出一项在三八线停火的建议，那在政治上将是有用的。一旦我们退到了滩头，中国共产党人就能够席卷南朝鲜”。

韩国陆军是否要撤至日本？杰塞普问。腊斯克认为不能这样做，“共产党目前在日本的朝鲜人当中极为活跃，引进韩国陆军也许有危险”，必须另外给韩国军队找一个栖身之地。

布雷德利认为，其他与会者对美国的溃败及其在其他地区的后果这个问题重视不够。“如果中国人在朝鲜攻击我们不算战争的话，”他说，“那么他们在柏林攫取我们的占领区算不算战争呢？”布雷德利回顾说：“我们曾说过，攻击美军的一个排就意味着战争。”他不希望下一步美国军队“在柏林被东德人横扫”。布雷德利怀疑美国会接受被迫撤退，而对中国人“不予回击”。他不希望与中国交战，“然而，不与中国交战就撤出或被赶出来，其影响是非常之坏的”。但是，他“在我们完全撤出以前，不会提议进行报复”。

艾奇逊希望尽可能合法地处理任何停火问题，他描述了外交上的两难境地。美国舆论不会容忍政府提议“在任何基础上的停火”。美国“不能在停火后仍然与中国人打仗，除非他们违反了停火协定并重新发起进攻，否则我们就是在单枪匹马地发动一场违背联合国命令的战争”。如果美国必须继续进行战争，“我们就不能采取结束敌对状态的方针。我们只能是被迫离开朝鲜，因此必须拒绝一项停火建议。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让中国人受到谴责，并给他们戴上侵略者的帽子”。

艾奇逊在会议结束时说，总统希望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尤其是做出可能与中国全面交战的决定之前与艾德礼首相会谈。那么应该命令麦克阿瑟去干什么呢？谢尔曼敦促说，应命令麦克阿瑟立即把部队调往滩头。（前面提到，麦克阿瑟在不久前的一份电报中提到，撤退至滩头也是他的几个战略选项之一。）

开会期间，布雷德利一直在涂写什么。这时他念了一份命令的草稿，要麦克阿瑟“按要求尽可能久地守住滩头，等待整个局势尘埃落定”。

马歇尔表示反对。他怀疑是否有必要在形势及其发展问题上谈得如此具体。他认为仅仅批准在美军防守的三个基地（仁川、元山和咸兴—兴南）重新部署就足够了。

没有就此投票表决，甚至没有进行非正式的举手表态，但一致的意见是显而易见的：麦克阿瑟的部队应撤至那些海港，并准备撤出，这是美国军事史上第一次没有取胜的撤出。

对马修·李奇微来说，这次会议是一次痛苦的经历。作为一个军人，他深知麦克阿瑟的问题，即这位将军对军令耍尽手腕，任意妄为。李奇微坐在那里，惊讶于他的上司们除了麦克阿瑟的问题，其他无所不谈。尽管艾奇逊和马歇尔作为总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但显然谁也不愿向这位远东司令官下达断然的命令，扭转一下正在迅速陷入灾难的糟糕事态”。尽管这个屋子里，拥有“责任和权威”的人物俱在，但谁也不说话。

最后，李奇微的良知战胜了谨小慎微，他“充满感情地”说，与会者“已经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争论上，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有负于战场上的士兵，坐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房间里的人们最终必须对士兵的生命负责。有20个人出席会议，他们都是美国军方的最高官员，而回答李奇微的是一片沉默。（一位海军将领草草地写了个便条：“以你为荣。”）

会散了。李奇微极为沮丧，他凑到霍伊特·范登堡将军跟前。李奇微在西点军校任教时，范登堡是那里的学员。李奇微认为不需要兜圈子，他后来回忆说：我问他：“为什么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呢？”范登堡摇了摇头：“那有什么用？他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又能怎么样？”听到这里，我发火了。“任何指挥官不服从命令，你可以解除他的职务嘛，怎么不行呢？”我大声质问道。范登堡当时的脸部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张着嘴，困惑而惊愕地望着我，接着二话未说就走开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同他讨论此事。

五角大楼的这次会议以后，艾奇逊、马歇尔和布雷德利立即向杜鲁门汇报。据艾奇逊的记述，有两种可能性：继续对中国人进行战争行动；或是“在败局不可收拾之前”停止战斗，“以挽救我们的军队”。他显然拒绝了第一种可能，因为他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对他来说，目前的问题是以何种方式撤退。

艾奇逊认为，在撤退中要考虑到情况不同的三个地区：东海岸、仁川和釜山。他说，东海岸的撤退“应只考虑解救部队”，因为于那里坚守在政治上会一无所得。（艾奇逊的这个建议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是一致的，即希望麦克阿瑟把第10军从位于长津水库的极为暴露的阵地上撤下来。）在礼仪方面，艾奇逊总是说好听的。他对杜鲁门说，他“不希望将它作为意见提出来，因为这完全是军事上的问题。然而，如果军方确实需要某种政治行动，比方说停火，以便在东海岸实施撤退的话，那么军方就应该让我们知道”。关于仁川的决定可以再等几天，但艾奇逊提出，如果第8集团军的部队为了避免被包围而必须从这个港口撤退的话，那么他们就应在日本重新登陆和休整，而不应该去朝鲜南部。艾奇逊说，把韩国士兵抛弃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将是“极为可怕的”，应该为他们找到“一些途径或其他办法，在南朝鲜重新登陆，然后再渗透到他们的家乡去”，重要的是不要抛弃他们。

然后，艾奇逊提出了美国“将为在朝鲜发生的事件必须付出的”代价问题。如果美国提出了停火并被接受，“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白，不能干像轰炸‘满洲’那样的事了，而且我们自己要遵守这一点”。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停火的要求可能不会被接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艾奇逊的言外之意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轰炸“满洲”了。）

大家的共识是，杜鲁门要等到与克莱门特·艾德礼会谈后再做出决定。艾奇逊“倾向于认为，我们不应单枪匹马地干，而且事到如今只能如此”。

最后，布雷德利让杜鲁门同意给麦克阿瑟发一封电报，命令他把部队集中起来。这封电报于下午晚些时候发出。命令说：“我们认为，保存你部实力为当务之急。同意将部队集中在几个滩头阵地。”

那个星期日晚上，艾奇逊终于要睡觉了，他想道：如果他被一场全球大战的消息惊醒，也不会感到吃惊。

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也和艾奇逊一样担心。12月6日，中国人占领了平壤，并继续穷追猛打遭受重创的第8集团军。就在同一天，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全世界所有美军指挥官发出了一个严峻的警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目前朝鲜的局势已大大增加了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接到此电的指挥官（应）采取可行的行动，严阵以待而又不造成恐慌气氛。”

五角大楼的会议也使迪安·腊斯克十分沮丧。回到国务院后，他对联席会议参谋长们的士气表示担心，他们“所有的人看来都垂头丧气”。他认为，军方“目前的心态，不能为我们在朝鲜做出最佳的努力”。

问题也许在于麦克阿瑟在战场上的表现。腊斯克建议采用暗招来赶走这位将军，劳顿·柯林斯将军将离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前往朝鲜指挥部队，麦克阿瑟则被降级，“用全部时间研究对日和约问题”。这种有名无实的安排将是对麦克阿瑟的公开贬弃，对此将军不会默默无言地蒙羞受辱。谈论解除一位战地指挥官的职务与国务院的业务毫不相干，腊斯克显然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会议备忘录很快就跳过了他的建议，也未指出以后还要对此进行讨论。

乔治·凯南不喜欢进行谈判的主意。要求停火会被苏联人看成是“乞求和平”，他们将“打算攫取所有可能得到的好处，并尽可能到处破坏美国的声誉……他们的回应将不可避免地是骄横无礼的”。如果以实力为基础进行谈判的理论成立的话，“那么现在显然是很不利于与俄国人打交道的时候”。

但是，当务之急是“军方对其抵抗能力的准确分析”。腊斯克说：“如果我们不能在三八线实现停火，我们就必须停在最佳的位置。”如果不能达成一项停火，美国就必须尽可能久地坚守阵地，并迫使中国人为赶走联合国军付出尽可能大的代价。轻易地“躬身退出”将会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艾奇逊用电话向马歇尔将军报告了这些讨论的结果。马歇尔有保留地同意说：首先，有必要看看第10军能不能撤出；其次，美国“绝不能作茧自缚”。艾奇逊表示同意。

但是，就在国务院的外交官们敦促联合国军停止撤退、进行战斗的时候，五角大楼的高级文职人员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三军部长们向马歇尔提出的建议与艾奇逊的建议截然相反。如果联合国军被撵过三八线以南，就应该撤出朝鲜。但是，美国应该拒绝承认战败，在此之后应封锁中国，并准备轰炸中国的交通线，同时要小心避免在中国大陆投入地面部队。“我们政策的基点，”他们写道，“不应是像接受一场战斗或战役的失败那样接受目前的军事失败。”但他们强调说，已经提出的报复行为只有经联合国同意才能付诸实施。马歇尔知道，后面这条附文使部长们的建议毫无意义。美国的问题是要说服联合国的多数成员不要扩大战争，但要继续参战，不论部队的数量如何。

美国报纸每天都在头版刊登“形势图”，表明中国人正在包抄第10军，并在以钳形攻势包围第8集团军。“这是珍珠港以来美国在军事上最惨重的失败，”《新闻周刊》说，“也许这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军事失败。除非在军事或外交方面出现奇迹，否则，被投入朝鲜的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陆军可能不得不进行一场新的敦刻尔克式撤退，以使他们免遭一场新的巴丹式覆灭。”同一周的《时代》周刊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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