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组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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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创造力：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竞争力试读：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努力寻求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崛起。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们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中一些有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并邀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编辑和出版反映与中国道路研究有关的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中国道路”丛书的定位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立足中国实践、通达历史与现实、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推动和传播。“中国道路”丛书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历程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受挫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和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时因应世界的变化。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从来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而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中国道路”丛书将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例如，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和截然对立的评价；再如，极力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因而，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路，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应该成为致力于中国道路探讨的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积极促进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研究，那些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学术新风。我们相信，通过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会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中国道路”丛书具有跨学科及综合性强的特点，内容覆盖面较宽，开放性、系统性、包容性较强。其分为学术、智库报告、专访、企业史、译丛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涵盖不同类别，例如，在学术类中就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
这是一项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界理论创新观念不足等现状是制约因素之一。然而，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与了解中国国情、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担当精神的中国学派，共同推动这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工程。
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勇于承担大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信将以历史担当的使命感，来持续推动中国道路出版工程。
2014年8月，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平台，凝聚力量，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携手中信出版社共同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顶层设计。“中国道路”丛书的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将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努力使“中国道路”丛书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孵化器，中国学派的探讨与交流平台，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传播思想、凝聚人心的讲坛。导言|chapter 01中信改革发展的实践与探索一、中信集团的发展历程（一）中信集团与改革开放进程紧密相连
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和支持下，荣毅仁先生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并开启改革创新、引领发展、产融并举之路。
1.引进资金。
1982年1月，中信公司发行武士债券，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在境外融资的经济体；此后中信公司发行扬基债券，又成为首个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经济体。
2.境外投资。
中信公司是首家在境外直接投资的公司，也是首家在境外收购商业银行的公司，还是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公司（原中信泰富）。
3.行业的开创者。
中信公司是中国首家专业咨询公司，首家商业房地产公司，首家合资租赁公司，首家进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的公司。（二）中信集团的发展阶段
中信核心价值理念是：诚信，创新，凝聚，融合，奉献，卓越。
中信集团发展历程如图1所示。图1 中信集团发展历程（三）涉及业务
中信集团业务涉及金融、资源能源制造业、工程承包、房地产等领域，如图2所示。图2 中信集团涉及业务（四）多领域居领先地位，拥有较为显著的品牌效应
中信集团连续9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如图3所示。图3 中信集团《财富》世界500强排名（五）布局新业务
1.节能环保。
中信股份与KKR（科尔伯格-克拉维斯）集团联合收购在新加坡上市的联合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环境”），并将其更名为中信环境技术。联合环境拥有覆盖膜生产、水厂工程建设和水务投资的全产业链平台，将在水治理领域充分发挥整合后的产品和技术优势。
2.现代农业。
中信集团收购中国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隆平高科，成为其单一最大股东；发挥平台作用，打造种子综合服务提供商，推进隆平高科的国际化。
3.消费业。
中信集团布局消费领域，践行金融与实业均衡发展战略。中信股份、中信资本、凯雷与麦当劳达成战略合作，进一步发展麦当劳在中国的内地和香港业务。
中信集团将借助麦当劳强大的网络和消费群体发展中信未来业务。
4.虚拟现实。
中信集团战略投资数字王国，开发全球领先的虚拟现实（VR）及虚拟人（VH）技术，发展虚拟实境及相关技术。
5.循环经济。
中信集团进入生物质提炼领域，采用生物质综合利用技术，推动生物质利用产业化发展。
6.新能源。
中信集团进入光热发电领域，推动光热发电的产业化。二、中信集团的整体上市与混改进程（一）中信集团的成长与进步
30多年来，中信集团秉持创新理念和多元化发展战略，伴随中国经济的成长与进步，成就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系列成功首创，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如图4所示。图4 中信集团的成长与进步示意（二）中信整体上市进程
第一步：整体上市（如图5、6所示）。
2014年，中信集团将包括大部分资产的中信股份100%股权注入香港上市平台中信泰富（00267.HK）。本次交易中，中信股份100%股权对价2269亿元（2866亿港元），中信泰富通过现金和发行股票支付相应对价；上市公司更名为中信股份，原中信股份更名为中信有限。图5 整体上市方案实施过程示意1图6 整体上市方案实施过程示意2
第二步：引进战略投资者，加快国际化进程（如图7所示）。图7 中信集团加快国际化示意
中信集团通过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实现业务发展、公司治理、人才交流。（1）业务发展。
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助于中信股份进一步获取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业务机会，各方已在电商、资源能源、医疗、消费等方面合作。（2）公司治理。
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利于中信股权结构进一步国际化和多元化，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中信集团还设立了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定期会晤研判市场机遇，明确合作的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3）人才交流。
公司合作各方在合作中建立人才交流机制，互派员工到对方市场研修，加深对彼此发展战略与竞争优势的了解。（三）整体上市的意义
中信整体上市是国家首次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减持国企股份回收现金的成功案例，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做出了有益探索，为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实施“走出去”战略、服务“一带一路”创造了更好条件。
中信的整体上市开辟了多项创新，如开创了股权整体注入红筹上市公司的国企境外上市新模式，搭建了境内外两个资本运作平台，首创“三步走”的配售安排。（四）中信集团下属公司的混改案例
1.党的十九大报告相关论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还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2.中信实践。
党的十九大对国企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中信集团积极推进下属公司的混改，如2018年2月12日，中信网络完成49%股权转让，交易总价为78亿元，引入市场化机制，优化治理结构，盘活存量资产。三、产融协同竞争优势（一）综合性企业产融协同发展之路
中信集团在其发展历史的几个大的阶段中，基本都坚持了产融并举。时至今日，中信集团已发展成拥有金融业、资源能源业、制造业、工程承包业、房地产业及其他业务的综合性大型企业集团。
集团的整体上市不仅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而且为中信未来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案例：地产业务整合
中信集团通过整体上市和混改，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开展进、退、整合方面的业务组合管理。
2016年，中信集团在明确商业地产主营业务定位后，将中信地产和中信泰富内地住宅地产业务整体出售给中海地产，中信股份获得中海地产10%股权和价值61亿元的资产包，交易完成后将专注国内商业地产和城市大中型综合项目的开发运营。（二）中信集团的协同战略
经过多年摸索，中信集团逐渐形成了六大协同模式，产融协同贯穿于其中的四个模式，如图8所示，其协同战略具体表现为：（1）母子公司独立运营，实现风险隔离；（2）金融业务并非为实业输血而生；（3）是市场化前提条件下的协同，是符合关联交易规则的协同。图8 中信集团的协同模式（三）产融协同企业的竞争优势
产融协同企业的竞争优势具体表现为：（1）“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抗风险能力。多元化的增长方式有利于企业分散经营风险，保持稳定性。（2）提供多种产品和服务的综合能力。综合性企业具有为客户或地区提供多种产品或服务的能力，这是其区别于单一企业的明显优势。（3）业务的动态调整和延伸能力。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综合性企业，不仅具有较强的融资和资本运作能力，而且具备产融结合及组织实施各类项目的管理经验和能力。（4）内外部资源的整合能力。产融协同企业依托金融平台进行产业链整合，占据价值制高点，推动产业快速发展。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用是符合需要、顺应趋势的。像中信这样的企业有责任、有条件践行国家特殊战略，有能力优化资本布局，有必要承接管理经营性资产。（四）新时期的发展和探索
1.互联网+转型。
2016年，中信集团制定“互联网+转型”战略，成立“中信云网有限公司”，建设独特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持续推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以“中信云平台”为基础“做强”网络化，“做精”数字化，“做优”智能化。
2.品牌主张。
2018年4月，中信集团正式发布“共生共享”的品牌定位和“共创新可能”的品牌主张，挖掘丰富的产业资源，深化“大协同”，推进“互联网+转型”，打造独特的多元生态平台，与各方携手共创更多新的可能。第一部分|chapter 01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的提出近年来，综合性企业集团因其良好的经营业绩和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日益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关注。综合性企业集团与其他类型企业有何不同？其业务布局、管控机制和发展模式是什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背景下，在全球经济疲弱复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宏观环境下，研究综合性企业集团的发展模式，对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有哪些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本书以中信集团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综合经营格局为主要研究对象，并选择具有类似特征的国内外综合性企业开展对标分析，试图总结提炼出中信集团作为综合性企业的竞争优势、整体协同效应和价值创造逻辑，进而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供经验和建议。一、研究背景（一）政策背景
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经历了从利改税到承包制、从厂长负责制到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等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做出一系列部署，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总体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
第一，坚定不移把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习近平同志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第二，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第三，明确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国有企业改革要先加强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第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提高国有经济质量效益。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要求，推进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布局优化，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第五，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习近平同志强调，“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第六，科学论述了国有企业改革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坚持于法有据与勇于创新相结合、坚持协调推进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试点先行与容错机制相结合四个方面的改革方法论。习近平同志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讲话精神，构成了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顶层设计的四梁八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习近平同志讲话精神指引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决定》，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印发，明确提出了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等六项改革任务，是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的行动纲领。（二）宏观经济背景
从国际经济形势看，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缓慢复苏进程，复杂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凸显。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新技术虽然不断涌现，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美国新一届政府将经济增速放在重要位置，提出实施减税、贸易保护、产业回迁、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政策，但效果尚不明朗，有待观察。欧元区和日本结构性改革滞后，人口老龄化严重，短期内很难摆脱低增长状态。新兴经济体面临外部需求低迷、负债高企、劳动生产率提升放缓等多重压力。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明显上扬，经济政策“内倾化”明显，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严重，在整体上了影响全球经济复苏。
从国内经济形势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变。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当前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易发高发。2017年7月，习近平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他还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诸多机遇：一是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消费升级机遇，二是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带来的绿色发展机遇，三是“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机遇，四是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点的全球经济布局机遇。
在此背景下，国家把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着力振兴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等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这既构成了国有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是国有企业践行国家战略、履行社会责任所应承担的具体使命。（三）实践背景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关键阶段，各项试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综合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国企改革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国企改革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指导意见》印发后，国务院国资委确立了以《指导意见》为引领、以若干文件为配套的“1+N”政策体系，为国企改革提供了政策指引。第二，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取得进展。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并在中粮集团等中央企业开展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在诚通集团、中国国新开展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第三，推进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出台，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发展、监管和考核的基本原则得到明确，完成了中央企业功能界定分类。第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推动中央企业产业重组合作取得进展。中央企业从2012年底的115家调整到当前的98家，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减少了同质化竞争，提升了专业化水平，增强了产业协同效应；在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尽管取得了上述成绩，但国企改革仍面临一些难点问题。例如，从国有经济的布局来看，仍过于集中在传统行业，布局结构调整的行政化色彩过浓，市场化动态调整机制尚未形成；企业公司治理、经营管控、领导人员激励约束机制等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难题，构成了本书的实践背景。（四）理论背景
通过文献梳理和分析，本书对综合性企业竞争力的分析主要依据以下理论：
第一，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主要侧重从供给角度分析产业内部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经营绩效。本书在结构—行为—绩效模型的框架下，分析国企改革政策、互联网新技术等外部因素如何影响金融和实业并举的综合性企业所涉及的行业结构。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特点又如何从整体战略和业务发展角度改变企业行为，影响经营绩效。
第二，资源基础理论和核心能力理论。综合来看，企业在资源、能力方面的差异是影响企业经营绩效和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而作为竞争优势源泉的资源和能力应当具备以下条件：有价值，独特稀缺，其他资源无法替代，延伸性，等等。本书可据此总结提炼综合性企业竞争优势的具体表现。
第三，综合性企业的协同效应理论。基于协同理念的战略可以像纽带一样把企业多元化的业务有机联系起来，使企业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和优势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多元化战略的协同效应主要表现为：通过人力、设备、资金、知识、技能、关系、品牌等资源的共享来降低成本，分散市场风险，实现规模效益。本书可据此归纳总结综合性企业中协同效应的分类和协同机制等。
第四，公司层面战略及母合优势模型。母合优势模型用来描述、分析母公司如何帮助子公司创造价值，主要有4种类型：（1）单独影响，母合价值来源于母公司通过设定基本的业绩目标，针对子公司的战略决策施加影响来提高子公司绩效；（2）联结影响，母合价值产生于子公司之间的密切合作与协同效应；（3）职能与服务影响，母合价值产生于母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行政和管理服务支持；（4）整体发展影响，母合价值产生于业务组合管理。本书可据此分析并归纳综合性企业创造价值的逻辑。
第五，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都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本书可据此分析综合性企业组织结构与边界平衡。二、研究对象、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一）研究对象
本书以中信集团金融与实业并举的产业格局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选择具有类似特征的通用电气、三星、伯克希尔-哈撒韦、伊藤忠、和记黄埔等境外优秀公司和华润、招商局、中粮、国开投、华为、平安、复星、阿里巴巴等境内优秀公司开展对标分析。
中信集团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同志亲自支持下，由荣毅仁同志创办的。邓小平同志倡导创办中信的初衷在于，开辟对外开放的窗口，设立改革的试点。承担着这样一种历史使命，中信通过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按国际惯例办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探索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信集团目前已成为一个具有较大规模的国际化企业集团，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之一，业务范围包括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资产管理等金融服务领域以及基础设施、工程承包、资源能源、机械制造、信息产业、房地产等实业投资领域，2017年名列《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第172位。
通用电气、三星、伯克希尔-哈撒韦、伊藤忠、和记黄埔，以及华润、招商局、中粮、国开投、华为、平安、复星、阿里巴巴等都是典型的综合性企业，从企业属性看，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和国际企业；从综合性企业的特点看，既有偏金融的综合性企业，也有偏实业的综合性企业，还有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综合性企业。通过对这些企业的分析，本书试图总结提炼出中信集团作为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综合性企业的协同发展模式、价值创造逻辑和竞争优势，进而为推进国企改革提供有益借鉴，也为清华、北大等高校及其他研究机构提供商业案例。（二）研究问题
首先，金融与实业并举企业的综合性业务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业务间的协同效应和竞争优势如何体现？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如何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业务边界是一个重要问题。从经验上看，综合性国有企业因业务分布广泛，可对冲周期性风险，所以在业务规划、风险防控能力以及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影响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中信集团作为典型的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的企业集团，其业务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和逻辑是什么，协同效应如何体现，是否具有竞争优势，是本书关注的首要问题。
其次，在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背景下，综合性国企总部的功能定位和作用如何随改革需要不断改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在此背景下，综合性国企总部的功能定位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设立具有一定的研究参考意义。本书尝试通过对中信集团和其他综合性企业总部功能的梳理，为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总部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和经验。
最后，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下，如何优化综合性国企的公司治理与管控模式？本轮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由于综合性国企业务结构多元、法人结构相对复杂，受到国内外多元化监管结构的制约，对综合性国企的研究，更有利于提出完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有效建议。同时，按照中央关于规范金融综合运营和产融结合以防范金融风险的工作要求，如何在综合性企业做到有效管控、防范风险，也是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本书希望通过对中信集团公司治理与管控模式的探讨，为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供参考。（三）研究意义
开展本书研究，对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有利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试点开展与推广。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设立条件、功能要求来看，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综合性国有企业是理想试点对象，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能够为试点的推进及国有资本布局的优化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找准方向、取得实效。国有企业存在的体制机制和结构性问题不仅在综合性企业中有所体现，而且在其中更容易凸显。以综合性国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于国企改革的整体推进有着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第三，有利于探寻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切入点和推进模式。综合性国企往往是国民经济的缩影，研究其如何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发挥协同效应、形成综合优势，既可以为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提供借鉴，也可以为推动实体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等提供经验。第二部分|chapter 01综合性企业的业务组合管理中信集团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之一，业务涉及金融服务与实业投资两大领域，是典型的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的企业集团。本部分首先回顾中信集团的创新发展历程，揭示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业务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其次介绍中信集团多元化业务格局现状，分析其综合竞争优势和整体协同效应；最后介绍与中信集团类似的企业集团的业务格局。通过上述介绍和分析，厘清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业务格局形成的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一、中信集团的创新发展之路
中信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信集团。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会见荣毅仁等同志，希望他们为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出谋划策、贡献力量。同年2月，荣毅仁同志向中央提交了《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设想》，很快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1979年6月27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同年7月8日，新华社正式公布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消息，同时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同志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国务院在批准中信公司成立的文件中指出，中信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各部门、各地方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有关法令，引进华侨资金、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共同举办合资企业”。
中信公司成立初期，国家划拨现金2.4亿元；1985年至2002年又相继划拨仪征化纤、原国营五四一总厂、原洛阳矿山机器厂等资产合计23.37亿元，拨入现金1000万元，通过退税增资16.83亿元，累计投入现金及资产42.7亿元。在国家投入较少的情况下，中信公司积极践行国家战略，根据改革开放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不同历史时期主动调整战略方向和业务重点，逐步发展成为一家业务涉及金融服务与实业投资诸多行业和领域的国有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2017年，中信集团名列《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第172位。截至2016年末，中信集团全年实现合并营业收入3511亿元人民币，合并净利润215亿元，其合并总资产达65204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达2904亿元。回顾中信集团发展历程，其产融并举、综合经营业务格局的形成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发挥国家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作用，积极创新发展，初步形成产融并举的业务格局（1979—1993年）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是我国开始改革开放、探索并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历史转折期。
这一时期也是中信公司创立和发展的初期。1979年10月至1993年3月，荣毅仁同志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1983年之前兼任总经理，1983年6月由徐昭隆同志担任总经理，1989年12月由魏鸣一同志担任总经理）。在他们的领导下，针对当时国家基础产业薄弱、资金和技术匮乏等情况，中信公司在诸多业务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成功开辟出一条通过吸收和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及管理经验，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创新发展之路，迅速发展成为一家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五位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充分发挥了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的重要作用；投资经营活动产生了许多国内首创与第一，甚至成为国内一些行业的创建者和市场引领者，不仅起到了重要示范作用，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经验。中信公司投资和经营的重点包括：
1.坚持把兴办实业、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无论是在中外合资还是在自身投资业务中，中信公司都按照发挥对国家经济计划“拾遗补阙”作用的要求，将80%以上的投资集中于生产领域，主要是国民经济急需而又薄弱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其他工业，如平朔煤矿、利港电厂、北黑铁路、仪征化纤、齐鲁石化、渤海铝厂等。在开展投资业务时，中信公司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帮助国内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如湖南株洲硬质合金厂、洛阳铜加工厂等。中信公司还投资汽车生产领域，成立戴卡轮毂制造公司，涉足汽车配件产业；合资组建北京轻型汽车有限公司；投资广州标致汽车公司，这是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在华的第一个投资项目，也是我国汽车工业的第二个投资项目。
2.率先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在境外开展投资经营。中信公司自筹资金在海外积极慎重开展投资业务，以依赖进口的原材料工业为主营方向，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分别投资美国西林公司、加拿大塞舌尔纸浆厂和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等，经营木材、纸浆、电解铝等业务，是第一家在海外大规模投资的国有企业。为促进中国香港和澳门的繁荣稳定，中信公司在香港投资第二条海底隧道建设，收购国泰航空、港龙航空、香港电讯、泰富发展、香港嘉华银行等企业；在澳门投资了澳门水泥厂和澳门电讯等企业。到1992年底，中信公司境外成立投资控股企业14家，占中国在境外投资总额的18%，投资涉及金融、工业、贸易、房地产、航运、电信、仓储、咨询、矿业、原材料、制造业等业务领域。
3.利用外资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中信公司首创负债经营模式，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以弥补国内资金不足。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22项重点工程之一的江苏仪征化纤项目一期工程因资金不足濒临停工，但项目已有投入故而面临重大损失。1982年1月，中信公司冲破层层阻力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武士债券，不仅救活了仪征化纤项目，而且开创了利用国际资本市场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的负债经营之路。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中信公司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在境外融资的经济体。此后，中信公司又先后十几次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筹集了大量资金，在国内外产生强烈反响。中信公司率先在国际市场发债之后，众多中国企业开始在境外开展融资活动，改变了国内长期以来“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传统观念，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信公司成立后的十年内累计在境外发行债券和商业贷款约30亿美元，除去还贷，70%用于投资业务，30%用于金融业务。
4.开展对外技术合作，在通信、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开发和推广新技术。为满足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卫星资源的需求，中信公司与英国大东电讯、香港和记黄埔合作成立亚洲卫星公司，投资经营亚洲一号卫星，并推动亚洲一号卫星由中国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从而使中国火箭第一次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另外，中信公司还开发经营了中英文文字处理机、数字程控用户交换机、工具酶、高磁性材料，研制了激光血球仪、棉检仪等。
5.开展金融业务和港口贸易业务。为适应国家银行业改革趋势，中信公司在银行部基础上组建中信实业银行，这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成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之一，也是国有企业创办的第一家现代商业银行。为服务国家浦东开发开放战略，中信公司在长三角地区布局业务，经国务院批准，负责成片开发宁波市北仑区大榭岛，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这是我国第一个由企业主导开发建设的国家级开发区。中信公司还逐步扩大贸易业务，除为自身投资企业引进原材料、设备以及出口产品外，积极为其他企业服务，做进出口代理，尤其注重出口创汇，为国内一些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开拓了渠道；积极开拓中东、中南美地区贸易。
6.为便利外商来华投资及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积极开展服务业务。中信公司成立房地产部和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中信律师事务所、中信会计师事务所、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中国租赁有限公司、中信旅游公司、中信出版社等，开展房地产、租赁、商务旅游、国际经济研究、信息检索和经济书刊出版等业务，投资建设了中国第一座高档涉外商务办公楼——国际大厦，提供国际经济咨询、财会、审计、法律、企业诊断等服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服务体系，积极服务于中外商务合作。（二）开展清理整顿，探索金融控股模式（1993—2006年）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成。这一时期我国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在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投资、流通、住房、社会保障和宏观调控等领域稳步推进一系列重大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
1993年3月，荣毅仁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务院随后调整中信公司领导班子，魏鸣一同志任董事长，王军同志任总经理；1995年4月，王军同志任董事长，秦晓同志任总经理；2000年7月，孔丹同志任副董事长、总经理。中信公司继承和发扬荣毅仁同志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创新精神，顺应国家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以及金融、房地产等领域改革趋势，先后制订并实施了中信公司十年发展计划和“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十五”计划，与时俱进调整发展战略、发展方向和发展思路；推动业务调整，开展清理整顿，控制投资规模，夯实资本基础；明确以金融为主业，以“金融、实业和服务”为重点优化业务格局；大力拓展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全面推行经营计划管理，加强重大项目管理；举全集团之力解决制约中信银行发展的不良资产等问题。
1.开展清理整顿。根据国家开展清理整顿政策要求，中信公司深入开展发展战略研讨等活动，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在深入讨论基础上提出了“整合、优化、发展”的工作方针，明确要进行战略性调整，既要坚持多元化经营，又要对一些业务进行集中合并。针对投资过于分散、财务压力和经营风险加大等情况，1993—1996年，中信公司清理非生产性、经营性子公司，先后关闭了600多家公司；通过清算、转让撤资、停业关闭等方式，稳妥处理了一批参资项目，这次清理整顿对公司整体战略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清理整顿的基础上，中信公司进一步明确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务是公司发展重点，并对证券、信托、工程承包与建设、房地产开发、信息产业、资源能源、机械制造业、商贸等业务进行了一系列整合，提高了专业化经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形成了若干具有一定市场影响力和具备持续发展能力的优势业务，为未来发展搭建了平台、奠定了基础。
2.改革经营体制。“十五”时期，为适应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市场变化，从根本上解决经营体制与国家法律法规不相适应的矛盾，中信公司按照“改革、创新、调整、发展”的工作方针，制订了经营体制改革方案。经国务院批准，2002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成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组建中信控股有限公司，探索金融综合经营道路。这次经营体制改革是中信公司成立以来最重大的改革，是一次具有前瞻性的体制创新，有利于其发挥综合优势，全面提升整体竞争力。
3.举全集团之力解决中信银行发展问题。中信银行是中信公司最大的子公司，对中信公司整体发展至关重要，为适应国内金融业全面开放的竞争态势，中信公司没有向国家伸手，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通过自身努力，全力解决中信银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不良资产较多等问题。2001—2005年，通过发债为中信银行增资171亿元，中信银行利润留存27.4亿元，利润转增资28.5亿元，累计提取拨备及核销不良资产163.5亿元，净资产从2000年末的85.6亿元提高到2005年末的250亿元，使中信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18%，提前一年达到监管要求，为改制重组并上市奠定了良好基础。
4.积极发展证券、信托等金融业务，进入装备制造领域。1993年以后，中国金融业开始分业经营，1994年中国证券市场快速崛起。为把握资本市场发展机遇，中信公司对证券、期货业务进行了重组，停止国际期货业务，将国内期货业务归口经营，将分散在各子公司的证券业务集中起来成立中信证券公司，并对证券自营业务进行控制，解决了证券业务过于分散、机构重叠等问题，改变了中信公司证券业务在外圈徘徊的状况。2003年1月，中信证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公开上市的证券公司。此后，中信证券率先完成股权分置改革，通过收购万通证券、金通证券和华夏证券，规模不断扩大，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行业地位持续增强，成为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按照分业经营要求，2002年，中信信托重新登记，承接中信公司信托业务，实现独立发展，重组后的中信信托贯彻“无边界服务，无障碍运行”的理念，增强业务创新能力，不断优化业务结构和赢利模式，逐步形成差异化的产品特色，资产质量和业务创新能力名列同业前茅，短期内确立了行业绝对领先地位。1993年12月，国务院决定将洛阳矿山机器厂（后更名为中信重型机械公司）并入中信公司，该公司资产质量差，累计亏损大，或有负债多，社会负担沉重。2002年，中信公司抓住国家鼓励国有企业通过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政策机遇对中信重型机械公司实施改革，下岗分流一批冗员，减轻了企业负担。此后，中信重型机械公司实现了快速发展，迅速成为我国装备制造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5.拓展境外融资领域，推进中国香港金融业务发展。1993年7月，中信公司在美国首次发行2.5亿美元扬基债券，这是自1911年湖广铁路债券在美国发行以来，由美国投资者认购的第一笔中国公募债券，国内外给予很高评价。它改变了过去中国对商业性中长期资金的筹措主要依赖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市场的局面，为中国赢得了在国际融资市场上的主动权。此后，中信公司又在国际资本市场发债或借款，既改善了债务结构，也使中信公司一些投资项目获得继续发展的动力，并在全球资本市场树立了中信信誉。2001年，中信嘉华银行收购香港华人银行；2002年7月，中信嘉华银行和香港华人银行整合，香港华人银行更名为中信嘉华银行，中信嘉华银行更名为中信国际金融控股公司；2002年2月，中信公司与中信嘉华银行合资成立中信资本市场控股公司，香港地区金融业务取得长足发展。
6.开拓国际国内工程承包业务。国际工程承包业务是中信公司继开展海外资源能源等业务外的又一个重点发展领域，中信国华国际工程公司和中信国际合作公司是承担海外工程承包业务的主要力量。1995年3月，中信公司与伊朗德黑兰地铁公司签署了德黑兰地铁一号线、二号线总承包合同，此项目是中国公司第一次按照国际惯例实施的海外工程，也是中国对外合作的典范工程。此后，中信公司在安哥拉、委内瑞拉等欧亚非拉地区的诸多国家中标了社会住房、高速公路、焦化、发电等领域的一大批项目，在国际工程承包领域打响了品牌，提升了影响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3年8月中信公司中标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项目；2005年5月，中信-中铁建联合体成功中标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项目，合同总金额达60多亿美元，标志着中国公司正式进入国际工程承包高端市场。
7.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果断退出一些业务领域。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国家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中信公司原有的一些优势逐步成为劣势，资本金不足成为制约公司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为此，中信公司先后主动退出一些业务领域，获得资金以补充资本金，优化业务结构，提升财务实力和抗风险能力。1994年5月，中信公司明确境外投资将侧重在中国香港的基础设施领域，如航空、隧道等，随后中信公司择机关闭了在加拿大、美国等地的纸浆厂、造纸厂等项目；卖出中萃公司15%的股权，抓住时机实现投资收益，但中信公司仍为中萃公司第二大股东。1996年，亚洲卫星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后，出售了10.35%的股份，获利1.03亿美元。1996年底，中信公司以高于当时香港股市平均市盈率和充分反映中信泰富股票内在价值的价格，出售中信泰富部分股份，获得了108.9亿港元收入，这是当时国有企业从境外资产转让中获得的最大一笔收入，公司净资产大幅增加，资产负债率明显下降，财务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为业务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为有效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外部环境剧烈变化带来的冲击与考验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10月，中信公司退出广州标致项目。2004年，中信集团将持有的郑州日产股权转让给东风汽车集团。（三）加大整合力度，明确重点业务，做好做强金融业务，培育有发展前景的非金融业务（2006—2010年）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并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中信集团认真贯彻中央重大决策和部署，继续创新发展。
2006年7月，国务院调整中信集团领导班子，孔丹同志任董事长，常振明同志任副董事长、总经理。中信集团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精神，制订“十一五”发展规划，强调坚持“改革、创新、调整、发展”的工作方针，继续把金融主业做好做强做大，大力培育和推动有发展前景的重点非金融业务，加强执行能力建设，发挥综合优势与整体协同效应，为员工施展才能提供广阔的平台，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开创中信事业的新局面；明确提出中信集团的发展愿景是“努力成为若干领域领先、综合优势明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大型企业集团”；梳理和清晰业务板块，制订工程承包、房地产、资源能源、基础设施、信息产业、装备制造等行业发展规划；推进并完成商业银行、房地产、工程承包等业务整合；妥善处理中信泰富澳元期货合约危机；加强风险管理，成立风险委员会和风险管理部，推动全面风险管理建设；采取积极措施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信集团2008年主要经营指标提前实现“十一五”发展规划目标；2009年再创历史新高，整体经营业绩、资产质量、赢利能力和竞争力显著提升，首次进入美国《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名列第415位。
1.实现中信银行改制上市。中信银行是中信集团最大的子公司，对中信集团整体发展至关重要。国内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国家大量注资和承接不良资产，完成重组改制上市，而中信集团在清理银行不良资产时没有向国家伸手，承担了巨大的财务成本，采取发债增资、利润留存、提取拨备及核销不良资产等措施，使中信银行净资产大幅提高，资本充足率提前达到监管要求，具备了改制上市条件。2007年4月，中信银行成功在香港和上海同步上市，融资（美元资金和人民币资金）约合450亿元人民币，创造了一年内完成股份制改造、引入战投、两地上市“三步走”的时间纪录；以3.3倍市净率的价格向境外战略投资者西班牙对外银行转让了中信银行5%的股份，该价格是迄今为止我国商业银行向境外战略投资者转让股份的最高价。中信银行改制上市，成为我国国有企业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商业银行重组、改制和上市的成功范例。上市后的中信银行经营业绩快速增长，主要经营指标位居全国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前列，在中国经济和金融界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2.推动重点业务整合重组。按照集团控股、子公司专业化经营思路，中信集团完成了商业银行、房地产、工程承包、机械制造等业务整合重组，提高了这些业务的综合实力和在行业内的竞争力。
第一，整合商业银行业务。中信国际金融控股公司是中信集团在中国香港控股经营的上市金融机构，也是中信金融业在境外的重要平台。在集团安排下，2008年11月，中信国际金融控股公司利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香港资本市场调整的有利时机，成功从香港联交所退市，为集团整合商业银行业务铺平了道路。2009年10月，集团向中信银行转让70.32%的中信国际金融控股公司股份，使集团商业银行业务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为中信银行搭建了国际化经营平台，也为中信嘉华银行发展注入了资金和活力。2010年5月，中信嘉华银行更名为中信银行国际，标志着集团商业银行业务整合工作基本完成，中信银行国际作为中信银行在境外市场发展平台，与专注于中国市场的中信银行一起，共同打造国际领先的商业银行品牌。
第二，整合重组房地产业务。为抓住中国房地产发展机遇，做大做强房地产业务，中信集团以中信房地产为主体，整合中信华南集团、中信深圳集团以及中信国安集团下属海南博鳌投资控股公司和海南中信国安投资开发公司的房地产业务和资产，2007年12月24日成立了中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整合后的中信房地产公司基本形成“立足京津、珠三角、长三角，有选择地进入二线城市”的全国布局，土地一级开发和二级开发的规模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品牌优势、赢利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突出。
第三，整合重组工程承包业务。工程承包业务在中信集团占有重要地位，涉及冶金、化工、电力、有色金属、基础设施、社会住房和农业种植等多个行业，遍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近十个国家；国家体育场“鸟巢”、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安哥拉及委内瑞拉社会住房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中信集团对开展工程承包业务的国华国际工程承包公司和中信国际合作公司资产、人员和业务进行整合，使中信建设公司成为集团工程承包业务实施主体。通过整合，中信建设公司工程承包项目规模、市场拓展能力和赢利能力不断提高，在国际工程承包领域的品牌影响力持续增强。2010年，中信建设公司在施合同额达156.5亿美元，已签约待生效项目合同额达102.4亿美元，进入国际一流承包商行列，在2010年《工程新闻记录》（ENR）国际承包商排名中升至第32位，在上榜国内企业中排名第6位。
第四，重组机械制造业务。中信重型机械公司、戴卡轮毂制造公司分别改制为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戴卡轮毂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从生产型企业向研发型企业转变，保持了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以1.85万吨油压机为代表的“新重机工程”竣工投产，标志着中信重工已成为全球最具实力的重型装备制造商之一。中信戴卡轮毂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在稳固占领国内高档汽车轮毂市场的同时，为全球12家最大的汽车生产商提供配件，连续多年蝉联全球最大铝车轮制造商。
3.推动中信集团整体改制上市。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各项部署，彻底解决中信集团融资渠道单一、业务布局分散、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抗风险能力较低、战略协同效应有待整合、核心竞争优势有待加强等问题，以改革促管理，形成倒逼机制压力，中信集团党委经过认真研究，确定了推进整体改制上市的发展思路。这是中信集团在关键时期的历史性选择，是面对新形势、迎接新挑战、创造新优势的历史性探索，对中信集团长远发展意义重大。另外，中信集团重组改制方案还获得了国务院批准。
4.妥善处理中信泰富澳元期货合约问题。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澳元期货合约问题暴露后，股价暴跌，引起香港金融市场巨大震动和社会舆论高度关注。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指示精神，中信集团从维护香港金融市场稳定的大局出发，经中信泰富特别股东大会通过果断实施一揽子解决方案，并得到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证监会、联交所和主要债权银行的支持。交易完成后，中信泰富恢复正常运行，财务状况渐趋稳健，各项业务顺利推进。在处理和解决中信泰富问题过程中，中信集团既帮助该公司顺利度过危机，实现了对其绝对控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使中信集团的投资实现了保值增值，也为保持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5.稳步推进证券、信托、保险等其他金融业务发展。中信集团按照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政策和要求，注重发挥金融业务门类齐全、资源丰富的综合优势，不断提高证券、信托、保险等其他金融业务的市场竞争力、风险控制能力和赢利能力。2006年，中信证券向中国人寿集团和人寿股份定向增发5亿股A股股票，募集资金46.45亿元；2007年，中信证券完成公开增发3.33亿股A股股票，募集资金约250亿元，成为国内资本规模最大的证券公司，注册资本为33.15亿元；之后经过转增股本，公司股本扩大到99.46亿股。另外，中信证券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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