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恭禄 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近百年史试读：
《商务印书馆文库》编纂大意
本馆自1897年始创，即着意译介西学，编纂课本，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务。
迨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学界亟需高等书籍，本馆张元济、高梦旦诸先生乃与蔡元培、梁启超等学界前辈擘画宏图，组编诸科新著，以应时需。是为本馆出版学术著作之始。
尔后数十年，幸赖海内外学人伐山开辟，林林总总，斐然可观。若文学，若语学，若史学，若哲学，若政治学，若经济学，若心理学，若社会学以及其他诸科学门类，多有我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山之著、扛鼎之作。学术著作的出版使本馆进一步服务于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培植和民族新文化的构筑，而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光荣。
五十年代以后，本馆出书虽以移译世界名著、编纂中外辞书为先，而学术著作的出版亦未曾终止。近年来已先后有多种问世，今后拟更扩大规模，广征佳作，以求有为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建树。
转瞬百年。同人等因念本馆素有辑印各种丛书的传统，乃议无论旧著新书，凡足以反映某一时期学术思潮、某一流派学术观点、某一学科新的建树、某一问题新的方法以及其他足资长期参阅的作品，均拟陆续选汇为《商务印书馆文库》而存录之，俾有益于文化积累而取便学林。顾兹事体大，难免力不从心，深望各界读者、学界通人共襄助之。商务印书馆编辑部1997年10月自 序
余写成《中国近代史》后，友人以为分量太多，决非中学生所能读。该书原非为中学生及一般人士而作，顾今供给其需要之史籍，实应参看发表之新史料著作成书，庶可改正昔日相传之错误，及不正确之观念，而有可读之信史。近百年来，中国受外影响，政治、社会、经济、思想之剧变，开从古未有之局势，非有信史，将不能明了其造成之原因，国内之问题，及国际上所处之地位。此为国民应有之常识，近百年史当足以应此需要。本书之写成，专为中学生及一般人士之用也。
全书凡二十一章，内容见于目录，无庸说明，大体上偏重内政。民国以来之史迹，共占四章（第十八至二十一章），篇幅似已稍多，盖史书异于报章杂志，决不能据之成书。关于此时之重要档案，多未公布，且史迹尚在演进之中，难于论断其是非轻重，或免选择史料偏重之弊。近人编著近百年史，偏重民国以来之史迹，篇幅常占全书之半，殆为旧说所囿，实则历史并无一定分配篇幅之原则，当视史料之质量及著者之目的而定。书之价值，固非决定于篇幅之分配也。凡此四章，不过说明近时之大事，及国内之问题耳。
全书因叙内政较多，年月沿用旧历，但为读者便利之计，附注公历年月；据著者意见，读者不记年月则已，记则宁记公历年月也。陈恭禄自序于高资寓庐民国二十四年七月第一章道光初年之国内状况
疆域 清世祖于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入关，战败流寇，据有黄河流域，遣兵而南，次第战败明之起兵诸王，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统一中国。圣祖（康熙）继之，削平三藩，满人之政治地位始乃巩固。对外与俄缔结《尼布楚条约》，两国以外兴岭为界，独蒙古西准噶尔部不服，滋扰于外蒙古西藏等地，圣祖世宗（雍正）高宗（乾隆）先后用兵，征服其地，进而收复回疆，外蒙西藏因而内附。沿海岛屿虽禁人民移居，而固收入版图，台湾且设郡县。属国朝贡者，有朝鲜、琉球、安南、暹罗、缅甸诸国，领土广大过于汉唐。宣宗于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嗣位，明年，改元道光。其统治疆域，仍为其父祖所遗，尚未削小。
中央官制 清帝入关之后，采用明制，仍为专制独裁之政府，初设内阁大学士，亲王并得参与机要。世宗另设军机处；军机大臣或为大学士，或为尚书，奉旨入直者也。拟定朝旨，应对询问事件，内阁遂无实权。尚书为办理庶政者，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有尚书二人，侍郎四人，满汉各半，各部皆有司员分司办事。制度上之弱点，则军机大臣为谘询顾问，不得自由发表意见。六部则堂官太多，责任不明。满汉并用，徒相牵制。更就名实而言，亦不相副。信如清季王大臣奏曰；“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礼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刑工二部，尚为能举其职者，故未论及。六部之外有院。一曰理藩院，掌藩属事宜。二曰都察院，司纠察事宜。三曰翰林院，掌讲书撰文等事。其次有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等，为秦汉以来遗留之官制，历代帝王偏于保守，设而不废，多为清闲衙门。遇有非常大事，翰林院、都察院亦得参与朝议。内务府宗人府分掌宫内皇族事宜，国子监则司训导生员，钦天监则掌授时，均无详论之必要。
地方官制 地方官制；京师设顺天府，有府尹，直省十八，其最高长官曰总督巡抚。官制殊不划一，如直隶（今河北）四川各有总督，无巡抚；山东山西河南各设巡抚，无总督，其他总督往往管辖二三省，湖广总督管理湖南湖北，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皆其明例。五省各有巡抚。总督巡抚同在一城者，多所牵制。办理漕运河道大员，亦称总督。学政官位视督抚为低，而能分庭抗礼，因为朝廷派遣，且寓右文之意。布政使按察使赞助督抚治理一省，前者俗称藩台，管理民政钱谷，后者俗称臬台，掌管刑狱驿传。其有盐务省分，尚有运使，或设盐道。其下为道，或统辖兵备，或管理河工，或掌运漕粮，盐道上已言之。道下为府，直隶州或直隶厅，其长官为知府、同知或通判，管辖数州县厅，直隶厅或不辖县。州县各有官长，维持境内之治安，征收钱粮，审理诉讼等，各级官长均有属员佐之。
组织上之弱点 综观清代官制，一本历史上之遗传，君主往往不能因时制宜，有所创作，切合当时之需要。一则清帝以外人入主中国，不肯深信汉人，设官治民，互相监视，多所掣肘，造成如此复杂之组织，尤以地方官制为甚。实际上统治之领土广大，交通不便，地方官除督抚而外，多无言事之机会，督抚乃常握有实权。顾自宋代理学发达之后，忠臣思想更形强固，以臣叛君者于三藩乱后，实不常见，固与牵制复杂之官制无关，牵制之结果，则官吏多所顾忌，蒙蔽之弊遂生，敷衍塞责，办事迟缓，犹其余事。凡官于外省者，例须回避本省，初至一地，民情风俗尚不可知，应兴应革事宜，自无从办理，乃奉胥吏为师，胥吏多久任，营私舞弊，官长无如之何。
仕途 官吏出身，旗人优于汉人，大体而论，仕途可别为三。一曰正途，指考试录取者而言，士子考取秀才，身分即异于平民，乡试中式后入京会试，录取者始入仕途，乡会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国家遇有大庆，尚有恩科。每试录取多者三四百人，翰林院久有人满之患。二曰武功，凡参与战事或剿平匪乱立有功绩者，朝廷类多许其主将择尤保举，主将莫不利用事机，多所奏保。十八世纪末叶，教匪之乱大起，历久始平，继之以苗人诸乱，军功保举者益多。三曰捐输，指富人纳钱为官而言。朝廷每逢财政困难之时，或遇兵灾凶年，往往许民纳银捐官，收入旺年，至三四百万两，仕途因而益冗益杂，候补无期，正途出身者，亦尝等至一二十年。
俸给 官吏俸给至为菲薄，一品高官年俸一百八十两，他更无论已。世宗诏给文武臣僚养廉银，较俸银增加。然官吏仍不易维持一家之生活费用，执政或有权势之长官，尚有外官馈遗，小京官则穷苦不堪。外官初无办公费，恃田赋之浮收以为挹注。世宗诏额外之浮收如火耗陋规等项为国课，亦另给养廉，其数各省不同，要视地方肥瘠，官级大小而定。总督多者至三万两，其下以次降低，知县少者仅得六百两，“尚有科场考棚之摊捐，解役缉捕之费用，驿路大差之供应，委员例差之应酬，”上司之节礼等，何能足用？势不得不受陋规贿赂馈遗也。凡新官上任，室中用物，均由属吏购办，谓之办差，去时或将其带去，或由属吏承买，善于居官者固无患贫之理。与其许其额外需索，不如斟酌情形，提高其俸给并发给办公费也！
军制 清帝以武力征服中国，仍恃军队维持境内之治安，兵丁六七十万，而空额极多，战时则多临时召募，尤以绿营兵为甚。清初兵制可别为二，一曰八旗，指军旗颜色而言，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是也，中分满蒙汉三军，人数二十余万。其人初则久历戎行，战斗力强，死后子孙继之为兵，乃不能战。军饷发给银米，多者每月得银四两，米四斛；其困难则家人不得从事于其他职业，兄弟三人，一人补甲，所领之银米养活全家，生活乃大穷困。绿营则指悬挂绿旗之各省军队，平时军饷月为一两、米凡三斗，省库窘绌尚有不能全数发给者。将领则一品大员，一年俸金不过九十余两，乃故留缺额，侵蚀军饷。兵丁难于维持生计，则听其包庇营私，大小操时，列阵行走而已。其所用兵器，多为古代遗物，以之防御外兵，故无不失败也。
财政 皇帝统治全国，土地人民均其私产，理论上虽可榨取于民，实际上限制极多，清代税制本于明之遗规，担负以农民为最重，盖政府收入以田赋为大宗也，田税视土壤生产力等而定，各地不同。赋指丁税，由来已久，圣祖下诏永不加赋，后将其并入田税计算。十八世纪中叶而后，开垦之土地增加，收入至三千万两，余以盐课关税为多。据嘉庆十七年（一八一二）报告，盐课收入，共五百七十九万两，关税四百七八十万两。三者额征四千四百九十余万两。斯年蠲免者四百八十余万两，实收四千万两。支出则以皇室经费、军费、政费、河工为多。嘉庆中叶，年凡三千五六百万两，尚有余款，此就和平时期而言，遇有天灾祸乱，即感财政困难。宣宗承受父业，颇能勤俭爱民，顾祸乱之酝酿已久，国内之纷扰时起，加以天旱蠲免田税，并发米银救济灾民，收入乃感不足。
人口之增加 祸乱之原因，虽曰政治组织不密，积弊深痼，官吏贪墨，军队腐败，而土地广大，交通不便，更足以促成之。此种原因，无论何时均可适用，要非造成祸乱之因素，其症结之所在，则人口于和平期内，有增无已，土地不敷分配，一般人民生活困难，终遂铤而走险也。清以前之历代人口，据官书纪载，鲜有超出六千万，古有丁税。自不免于隐瞒。清帝于流寇滋扰屠杀流亡之时，入主中国，人口问题作一解决。据《皇朝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及《东华录》列表如下：
上列数目，颇有可疑之点，如顺治康熙相去五十年，而人口增加，只有三百万人。固不足信。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诏称巡幸所至，询知一户或五六人，止一人纳赋，或九丁十丁止一二人纳粮。贫民为避免纳赋之计，乃以多报少。及丁税并入田税，宜若可信，无奈官吏视之，无足轻重，所得数目，亦非根据访问调查。《皇朝续文献通考》称嘉庆十七年，人丁三万六千一百六十九万有奇，视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反多六百万人，时无大乱非常之灾，相去九年，何竟减少，故据《东华录》。要而言之，官书所载人丁不能视为精确。自大体或趋势而言，人口实有增无减。洪亮吉生于乾嘉时，本于敏锐之观察，尝论当时之人口曰：“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洪氏所论增加之倍数，虽不足信，要可证明人口之有增无已。
古代帝王奖励人丁之增加，一则视为兵士，强之入伍；一则视为纳税服役之机械，多多益善。清代旗兵世袭，营兵召募，无强迫入伍之事，徭役久已出钱由官召募，丁税并入田税永不再加。凡此种种不过证明古今形势之不同。人口增加，则由于伦理观念，早婚风俗及和平时久也。
耕地之估计 百数十年，人口大增，而人民多以耕种为业，开辟限于禁令，视今狭小，据官书记载，列表于下。
上表异于著者所得之和，详见《中国近代史》。就表数字而言，百年余内，耕地增加凡一万九千二百万亩，约占百分之三五。据田亩及人口平均计算而论，清初一家约有田地百亩。乾隆而后，开辟之地稍有增加，而官书未有记载。据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户部报告，全国田地共七万四千二百万亩，时当大乱之后，江皖诸省尚有荒地，合黑田、官田、学田等而言，道光中叶，耕地殆不下十万万亩。黑田指隐瞒漏税之田地而言，尤以四川及边省为多。无论如何，土地开辟远不如人口增加之迅速，农民量腹而食，亦感不敷。其不安于穷苦生活者，加入秘密会社，乘时暴动，道光中年其势已成，时人纪载，亦以之为言。祸乱之原动力酝酿已成，一旦爆发，遂成燎原之祸。
欧人直航来华 清至道光已入衰弱时期，而外交形势亦忽剧变。初古代中国欧洲原有陆路海道往来，罗马帝国覆亡之后，欧人丧失地理知识。其后回教徒势盛，据有欧亚交通之路。马可婆罗于十三世纪仕于元廷，其《游记》引起欧人好奇之心，航海家谋觅新路直航中国。十五世纪末年，葡萄牙人绕道非洲南端，东至印度，十六世纪初年，来至广东。其人乖张为非，尝为粤官所驱逐，更往闽浙海港贸易，粤官许其纳租，住于澳门，葡人垄断远东商业凡百余年。其继之来华者，有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诸国。西班牙直接商业无足轻重，荷兰偏重经营南洋群岛。英国在华商业自十八世纪以来，最为发达。美利坚独立以来，商船亦来广州贸易，额数次于英国。法国商业未有进展，对于远东传教事业较为重视，此就自海道来华之主要国而言。陆路则中俄三面接壤，长逾万里，边境贸易亦有进步。
中外关系 自欧人直航东下以来，航海术大有进步，实用科学亦颇发达，世界交通趋于便利，各国关系因益密切。十九世纪中叶，国际形势根本剧变，中国于此情状之下，仍持古代夷夏之观念，轻视外人，不知彼国内之情状、政治制度、学术思想之迥异，与其陆海军之实力、工商业之优势等，既无从认识新时代各问题，更无有适当处置之办法，于是见迫列强，交涉处处失败。夫环境之变迁，非成于一朝一夕，惜当时君臣尚不之知。道光初年，中外关系，受时代影响者，可别为三。
一、商业——沿海商港，初许外船贸易者，有广州、厦门、泉州、宁波等，乃后限于广州一地，外船入港，买卖货物，除违禁物外，均交行商（亦称洋商）代办，官吏征收船钞货税而外，尚有规礼。道光九年（一八二九），英商提出条件，货船不肯入港，作为要挟，顾终失败。英船后有北上请求于他港贸易者，亦遭拒绝。其时商业受时代之影响，视前发达，问题益为严重。
二、属国与边界——中国向不干涉属国内政外交，朝臣疆吏于其国内情状尚不之知，缅甸安南与英法交战，丧失领土权利，中国初未过问。英统治印度，边境与藏地连接，界址未尝勘定。俄国经营亚洲属地，不遗余力，侵蚀西北边境，谋夺黑龙江下流，而清廷对于边境从无促进其发达之计划，其后交涉失败，已多兆于此时。
三、文化——耶稣会教士于明末来华，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于中国，清初颇重用之，雍正而后，教禁渐严。教士或深入内地，或在钦天监当差，出而传教。嘉庆朝禁令益严，而基督教（即新教）教士乃于此时来粤。其来固为传教，然亦足以介绍一部分欧美学术于中国。医学传入，亦与教士有关。
对外思想 就上三者而言，商业为双方有利之企图，而朝廷以为外人非有我国之茶叶大黄，则无以为生。外人贩运鸦片，更增加困难。属国与边疆之问题，朝臣疆吏尚未认清，传教视为风俗人心之害，信者有罪。其所重视而严管理者，则为商业。外人来至广州，住于城外商馆，不得购置产业，入城观光，不得自由与华人接谈，划船游园亦有限制。其尤严厉执行者，则禁外妇住于商馆，兵船驶入虎门。其他争执，尚有杀伤交犯等案。大体而言，中外人士相处尚安，其原因则外船来粤者，重视商业，安于现状。及英国东印度公司专利权废除，困难遂起，其详见于下章。第二章鸦片战争及善后问题
律劳卑来粤之交涉 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英国会通过法令，取消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之特权。英王任命律劳卑（Lord Napier）为商务监督，明年，商人自由来粤贸易。六月，（公元七月，以下省注公元）。律劳卑率其率员抵于广州商馆。两广总督卢坤闻知夷目抵澳，饬行商说其暂住其地。至是，行商谒见监督；监督不愿与之往来，称将直致公函于总督，明日，遣书记投递，不得。行商说其改用禀帖。律劳卑弗应，卢坤迭谕行商说其退出广州，亦不可得。行商进退困难，主张停止英商贸易。总督尚欲夷目悔悟，又得英舰二只泊于虎门外之报告，遣委员三人见之；双方争放坐椅，达二小时，及见，未有结果。七月末（八月），总督下令封舱，八月初（九月），英舰驶入黄埔，形势剧变，卢坤调兵严备。会律劳卑病疟，交涉由属员主持，英舰退出，律劳卑亦去广州。总督派船押其出口，复准英商贸易。
交涉困难之原因 今观交涉之始末，律劳卑为英国大员，奉命与华官往来，直接投递公函，而外人向用禀帖，例由行商传递，后因积弊丛生，乃许外商于城门投递，从无直接投递公函之例，倘许此请，则总督降而与夷目平等，信如卢坤之言曰：“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有丧国体，则罪甚重。就总督地位而论，亦决不能自卑也。公司驻粤领袖，名为大班，官称为夷目，先未奏报朝廷，而即住于商馆，卢坤倘不令其退出广州，将受处分。其处置方法，自当时立场而言，无可非议。律劳卑要求平等待遇，直递公函，原为国际上当然之例，而中外习惯不同，固难适用于道光初叶之中国也。律劳卑奉和平亲善之使命而来，乃徒造成恶劣之情状，惜哉！九月（十月），律劳卑死，其继为监督者，采取缄默政策。商人反对，请以武力改善待遇。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义律（Elliot）继为监督。
中英问题 其时中英问题，一为商欠。行商欠英商款项约三百万元，无力偿还，总督饬令分期摊还。一为烟禁。罂粟传入中国颇早，国人初用其汁制之成丸，用以治病，十八世纪，改食为吸，销路激增，尤以来自印度者为多，雍正七年（一七二九），输入年凡二百箱，（箱以百斤为多），嘉庆五年（一八○○），增达四千余箱。清帝迭下禁令，顾无实效。宣宗（道光）嗣位，外商不敢于黄埔及澳门贩卖鸦片，烟船泊于虎门外之伶仃岛，卸于趸船，贩烟者勾通兵弁，用船运银出洋，载烟入口，并有军械自卫。宣宗迭谕禁烟，加重罪名，而鸦片输入反而激增，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竟至三万箱，问题遂益严重。其先外船来粤，携带现银贩买丝茶，及鸦片销路日广，外商反有余款带回本国。清初纹银一两，换制钱八百，至此，增至一千六百文。官吏解银入京，乃致赔补，吸烟又足以破坏家庭，增加社会上之罪恶，而外商视为有利可图，莫不贩运来华。商欠则外商禀请总督核办，烟禁则粤官责令义律负责。义律就职之后，来至广州，外交部谕其不得擅用禀帖，又以烟禁问题，复至澳门。英国渐变政策。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东方舰队来粤示威，终以烟禁造成战祸。
烟禁 道光十六（一八三六）年，朝臣许乃济奏请弛禁，主张以货易货，庶塞漏卮，粤官奉旨覆议，奏称可行，朝中忽有异议。十八年（一八三八）夏，鸿胪寺卿黄爵滋请用死刑禁烟，宣宗谕交外省将军督抚覆奏，奏上，未有赞同弛禁者，廷议亦然，乃谕各省长官严拿罪犯，王公且有以吸烟受罚者。各省奉旨禁烟，粤督邓廷桢捕获烟犯，欲杀于商馆前以示威，因外人反对作罢。湖广总督林则徐覆奏，主张严刑禁烟，并拟订办法，实行保甲，查拿烟犯。于其管辖境内，严厉禁烟，成效昭著。十一月，宣宗诏授林则徐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口事件。则徐入京陛见，帝谕邓廷桢合作。邓氏雷厉风行，并饬海外趸船离粤，外商推诿，几致封舱。明年正月二十五日（三月十日），林则徐来至广州。其禁烟办法，则晓喻外人以理，而并怵之以威，令其将趸船烟土尽行缴官。二月四日（十八），谕行商晓喻外人缴烟，并具甘结，永不敢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明日封舱。英商初托辞推诿，后愿交出一千余箱，钦差知其去实数尚远，惩罚奉行不力之官员行商，会义律来至商馆，形势一变。
缴交鸦片 义律住于澳门，及知钦差缴烟，冒险抵于广州，此十日（二十四）事也。于是谣言蜂起，钦差下令撤退商馆之雇员，添兵扼守要隘，断绝黄埔澳门往来信息。外人颇为惊惶，钦差催其交出鸦片。十三日（二十七），义律通知英商，报告鸦片箱数于监督，明日，禀报钦差共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中有美商鸦片一千余箱。义律意欲联合美国一致行动，土耳其烟则未交出。报告箱数中有计算二次者，实则不足二万箱。钦差得禀，赏给商人食物，并欲义律具结。义律不可，心存报复，四月九日（五月二十一），鸦片缴清，后三日，率同英商退出广州，并求美商同去，美商不可。至于英商缴交之鸦片，林则徐奉旨销毁，乃于虎门外挑池，四月末开始销毁，夥粒悉尽。参观之外人，深赞钦差之公正。同时，各省严禁鸦片，广东成绩优于他省，政府另订禁烟新例，贩烟者死。
形势之严重 义律既至澳门，态度转而强硬，不肯议订禁烟章程，拒领赐赏之茶叶，不收钦差之批谕，英船贩运货物，概由中立国商船转运。船只泊于香港，五月（七月）末，水手饮于九龙之尖沙村，醉而棍杀林维喜，村人谓为英人。义律不理粤官之要求，形势趋于恶化。澳门葡官奉命不许英人居住，英人无法购买食物。七月二十七日（九月四日），义律于九龙开枪，死伤八人，强买物去。林则徐初以英国不敢启衅，中国断其粮糗淡水，即足以制其命，陆军非其所长，上岸即无能为，会知战无把握，新得不可冒昧偾事之旨，遣员与义律会商于澳门，颇有让步。九月，英船具结入港贸易，朝旨令其停止英商互市，钦差态度转而坚决，令义律交出林案罪犯，限英船三日内入港，或驶归国，否则焚烧。义律率同军舰二只，要求取消前令，九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二日），与广东水师战于虎门外川鼻岛，水师败入虎门，损失颇重。
第一次和战 义律缴烟之报告，八月达于伦敦，内阁承认义律越出职权之行动，及林案发生后之事变报至伦敦，政府决定用兵，实业界亦以为言，国会通过宣战，政府遣军舰陆军来华。道光二十年（一八四○）五月，英兵船来粤封锁广州，其统帅兼专使则懿律（George Elliot）也。其统率之军舰十六只，炮五百余尊，武装汽船四，运输船二十七，陆军四千人，六月北上。其去广东者，非惧林则徐之设备，乃奉政府训令也。六日，抵于浙江洋面，攻陷定海。英国用兵专为达其和议条件，两次设法递送外相公函，均不可得，乃入渤海，进逼海河。直督琦善奉旨接收其公文，并与义律会商，争执焦点为赔偿军费。琦善求免战祸，以含浑隐约之辞答复，最后决定到粤后再议。八月，英舰南下，宣宗之意倾于议和，以为英人诉冤，查办后即可了事，战祸延长，沿海各省调兵设防，所费甚巨也。
英舰返至定海，病者甚多，专使与钦差大臣伊里布议定浙江休战后，南至澳门，琦善亦至广州。英方交涉，由义律主持，一索烟价，一请割让香港。和议决裂，十二月十五日（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战起，虎门外炮台被毁，水师亦败。提督关天培请许其要求，琦善迫而许割香港，亲与义律会商，订成川鼻条约。条件远胜于南京条约，论者谓其裁兵，尽废守具，实无根据之讹言。林则徐时在广州，亦言战无把握。后与友人书曰：“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今此一物（指大炮）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宣宗初知义律要求，即主剿办，诏伊里布进攻定海，旋知虎门外炮台陷失，诏授奕山靖逆将军，杨芳隆文为参赞大臣，调兵入粤，后知琦善屈服议和，诏令押解来京，查抄家产。伊里布亦奉旨办罪。和议既成，定海英兵奉令撤回，宣宗谓为粤省声罪致讨所致。条约报于英国，内阁认为所得无几，将其否决，招回义律而以朴鼎查（Poltinger）代之。
广州之役 道光二十一年春，援军入粤，广东长官修筑炮台，义律认为蔑视和约，提出要求，二月初战事复起，炮台毁陷，虎门失守，关天培死焉。英舰驶入黄埔，战败水师及外省援兵，粤督迫而求和。会杨芳兵至，战亦不胜，再向义律乞和。闰三月（五月），奕山等亦帅兵至，四月夜间袭击，战又大败。英军乘胜攻城。奕山应粤人请愿，遣员议和，其主要条件，则援兵限期离开广州，交出六百万元，作为广州赎金，英舰退出虎门，屈服无以复加。言者犹夸张三元里义勇围困英酋之事，实则英兵奸一妇人，村民聚众，粤官出而弹压而已。广州兵败，宣宗知之，以为和局已成，置而不问，饬令沿海各省裁撤军队，会闻海风大作，淹毙“夷匪汉奸”浮尸满海，发大藏香以谢海神，不知朴鼎查至，祸又作矣。
英舰第二次北上 六月（八月），朴鼎查来粤，舰队奉命北上，有兵舰十只，汽船四只，陆军二千五百余人，七月，攻陷厦门，留船守鼓浪屿而去，再陷定海，八月，进攻镇海，陷之，钦差大臣裕谦自杀，不战而得宁波，遣船至慈溪、奉化、余姚，测量水道。宣宗闻知败报，诏授奕经为扬威将军，督军应援，明年一月，援兵抵浙，奕经划定作战计划，分路进攻。其时朴鼎查南至澳门，英兵待援进攻，至是，击退清兵，追杀甚惨。宣宗得报，意渐转变，起用伊里布，不准杀害捕获之逆夷汉奸。其尤使之失望者，迭谕奕山乘机往攻香港，而奕山终不敢动，实则渡海往攻，必无倖胜也。三月二十七（五月七日），英军退出宁波镇海，往攻乍浦，陷之。浙抚刘韵珂再请议和，奕经送还俘虏，而英船先已他驶，四月末（六月），驶近吴淞，攻陷炮台，两江总督牛鉴先逃，提督陈化成战死，乘胜进至上海。朴鼎查率援兵至，于是共有军舰二十五只，汽船十四，大炮七百余门，运输船犹不计焉。作战兵士约七千人，五月末上驶，未遇抗拒，直抵镇江，六月十三日（七月二十），战败守兵，攻陷县城，船再上驶，七月初，直抵南京，乃订和约。
和约之成立 宣宗于浙东败后，意始转变，及英船驶入长江，始命耆英议和。耆英为帝亲信，奉命入粤，及至浙江，奏请议和，故有此命。会镇江失守，命其便宜行事，且曰：“但期有成，朕亦不为遥制。”其主和之原因，固由于战败，而国内情状之不安，匪徒乘机作乱，亦促成之也。耆英伊里布迭函英使请和，英使复称全权大臣来商条约，即可罢兵。耆英复称钦差与全权大臣无异，和议开始进行，由布政使黄恩彤等往议。朴鼎查提出条件，争执有三，一、福州开放，二、行商废除，三、外人挈眷同住。英使不肯让步，终许其请。七月二十四日（八月二十九），条约于英船上签字，是为《南京条约》，共十三条，其要款如下：一、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港口，许英商贸易，眷属居住，并准其设置领事。二、割让香港。三、赔偿烟费六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军费一千二百万元。四、废除行商。五、往来文书，概用平等款式。
条约之重要 综观战争之始末，中英之冲突已久，其根本原因，则为中外礼教之不同，又无适当解决困难之机关与途径，误会益多，烟禁直其导火线耳。虽然，条约为烟商索烟价，论者谓为鸦片战争，亦有所见。自战斗力而言，中国远不及英，决无胜理，奈时人不知英国状况何？战败结果，订成《南京条约》。其重要则解决一部分之争执，为中国开关之起始，渐而与列国发生寻常之国际关系。不幸当战败之后，丧失主权之条约，次第成立，言者谓为不平等条约之开始。要而言之，固改变中国国际关系之重要条约也。条约成后，其有待于解决之问题尚多，兹分述之于下。
善后事宜 一、善后条约——通商章程说定于广东再议，明年议成，二国又订《虎门条约》。美法闻知中国开港，各遣使来粤。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春，美使顾盛（Cushing）抵粤，与耆英会商，夏间订成《望厦条约》。俄而法使亦至，缔结《黄埔条约》。中国准许小国享受商业上之权利，间有许与订约者。条约之中，以《望厦》为最重要，损失亦最大。外人享受之权利，以最惠国条款之故，可谓相同。其他主要条款凡四：（一）领事裁判权；（二）关税协定；（三）兵舰驻于商港；（四）十二年后修改条款。其未载入约中而关系至巨者，则应法使之请，旨许免拿中国习教之人也。虽此禁从前并未实行，而明令弛废教禁则始于此时。
二、五口开放——广州为议商税则之地，首先采用新税率，粤人不许外人入城，造成严重之局势（其详见后）。其他商港以上海开放为最早，地方官许外人于城内租屋，后则划定其居住区域，是为租界之起始，更以内乱丧失管理之主权。宁波福州厦门商业均不发达，外商至者甚少。
三、香港与澳门——香港割让于英，中国尚未丧失管理往来船只之权，不幸粤官置而不问，丧失主权。澳门初为外人唯一居住之地，至是，香港与之竞争，香港为自由商港。澳门有华官征税，乃处于不利地位，葡官提出要求，朝廷不许，终遂驱逐华官吏，封锁海关，不交地租。
四、鸦片——烟禁促成战祸，战后禁令如旧，而官吏视为具文，烟商公然贩卖于广州上海，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增达四万二千余箱。英属印度政府视烟为大宗收入，朴鼎查等力劝钦差奏请弛禁，奏上，宣宗皆不之许。烟禁弛废之实状，帝盖不知。
广州入城问题 自订约开港后，外人来华者益多，时值英国工业发达时期，二国有轮船往来，恢复闭关状态，断不可能，而朝臣疆吏从不认识环境之剧变。宣宗之批准条约，则受群下之恐吓，以为兵力不能战胜外国耳。士夫清议，更始终反对和议，而亦别无良策，唯造讹言诋毁主和之大臣而已。于此期内，中外争执自不能免，其最严重者，当推广州入城问题。南京条约未有入城之文，而上海等地许外人住于城内，粤人气甚壮，力反对外人入城。耆英布告开放广州，市民起而暴动。英国考虑后，允许缓期入城，要求中国不割让舟山群岛于他国，耆英许之，问题暂告解决，然与粤人争执迭起。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英采积极政策，兵舰突入黄埔，耆英屈服，许其要求，广州于二年后开放。后徐广缙代为总督，不肯如约开放广州，乡勇团练驻守要害，严防英人入城。英国以为粤人反英之气盛，强迫入城，终无所得，未有举动。徐广缙奏称胜利，宣宗诏赏官绅，报至英国，外相训令英官提出严重警告。文自上海白河投递，终无结果，双方之误会益多，更以其他事故，造成二次战祸。第三章太平天国之兴起
祸乱之酝酿 祸乱之原动力酝酿已久，一为人口激增，耕地有限，关外旷地尚禁人民开垦，其往海外经商者，亦为法令所禁。洪亮吉尝谓人口增加，游手好闲者数十倍于前，遇有荒灾固不肯束手待毙，乃勾结会党，乘机举兵。秘密会社于中国社会上之势力不可轻侮，历史上之大乱，莫不与之有关，乾嘉之世，已数起而为乱。乱平，而潜伏之势力并未消灭，西南以三合会之徒众为多，长江一带则以哥老会为盛，北方则教匪之势力较强。鸦片战争期内，各省匪徒有蠢蠢然欲动之势，疆吏朝臣尝以之为言。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宣宗病死，子奕嗣位，明年改元咸丰。其初嗣位也，诏求直言，朝臣上疏言事，均言吏治腐败，有司贪墨，政治之积弊深痼，固促成祸乱之一原因也，乃予洪秀全起兵之时机。
上帝会 洪秀全生于广东花县，住于乡村，家境穷困，读书应试，屡不得售，尝于广州得教士编述之书，会病，见有异象，以为得见天父与耶稣。耶稣为天父长子，己为次子，与其徒冯云山入广西浔州传教，创设上帝会。言者谓其创于朱九涛，实不足信。其教义至为简单，信如李秀成曰：“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后洪秀全返家，冯云山传教，信者渐多，毁坏神像，引起绅士之反对，其领袖乃秘密活动。其时湖南匪徒逃至广西，广西多山，地瘠民穷，匪徒滋扰之结果，一则农民不能安耕，一则创办团练。团练各自成派，常相械斗，道光三十年六月（七月），洪秀全利用之举兵。其发难也，与其党杨秀清等合谋，上帝会徒多不之知，迫而从之，起兵后匪党客民应之，有众数千。
太平军攻扰六省 洪秀全举兵，官军方剿他股匪徒，乃至坐大。其滋扰之地，初在浔州府属各县，如桂平武宣等。巡抚郑祖琛老庸，力无能为，遣兵攻之，不胜。朝廷调兵会剿，亦无功绩，大员且多死亡，统兵诸将又不和协。明年，洪军攻下永安（今蒙山县），建国号曰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封起兵同志五人为王。其最重要者当为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二人出身穷困，一称天父下凡附于其身，善谋能断；一谓耶稣下凡附于其身，忠勇善战。官军围城，久不能下。咸丰二年（一八五二）洪军突围而出，进攻省城桂林不下，率众进犯湖南，所至城破，独长沙未陷。其入湘也，众至十数万，惟冯云山萧朝贵战死耳；乃犯湖北，明年，沿江而下，如入无人之境，二月（三月），攻下南京，遂奠都焉，号曰天京。其战胜之主因，一则官军不堪战斗，一则太平军死中求生。其人或贪慕富贵，或为会党，尚有家人在军，唯有力战而已，据其宣传，胜负定于天父，死则且为升天也。就两军纪律而言，太平军胜于清军，愚民迎之；清兵每至一地，商民往住罢市。洪秀全
两军之战守 清帝文宗（咸丰）嗣位数月，即有大乱。叛乱之起，虽非一人一事之故，要当振作，帝好女色，旗人家无见粮，尚不恤其艰苦，亲选秀女，其亲臣多为宗室，亦无才能，其诏命督师之大员，多为文官。朝廷求功太急，唯责其进剿，固无军事计划，亦不知当事者之困难也。统将进剿或赴援无功者，即奉旨办罪。其较能战者，一为向荣，所部为绿营，一为江忠源，所部为勇。顾其人数太少，未有大功。向荣初为主将所厄，后则尾追太平军，收复其放弃之诸城，及洪秀全定都南京，向荣所部亦至，驻扎孝陵卫一带，是为江南大营。方太平军进陷武汉，文宗诏琦善统率旗兵，中有黑龙江骑兵，扼守河南，阻其北上。及太平军东下，乃驰赴江苏，后称江北大营，其战斗力尚在江南大营之下。
北伐之失败 洪秀全既据南京，不肯悉众北上，遣将李开芳东陷镇江，渡江进据扬州，会琦善兵至，不得沿运河而北，乃绕道行，出安徽，扰河南，入山西，突攻直隶防军，迭陷要城，直逼天津，不胜，南陷静海，筑垒固守。李开芳之北伐也，未据城邑，或设官治理，同于流寇。北方人民强于南方，恶其劫粮胁众，不为之助。南北气候迥异，粤人不惯居于地冻水冰之北方，又无过冬之服装，乃大处于不利地位。清将僧格林沁督兵围攻，咸丰四年（一八五四）春，李开芳突围而出，逃入山东，清军颇有斩获，天王遣兵赴援，为清将胜保所败，明年北伐军全没。其在江苏，太平军据有镇江扬州。镇江以东全为清廷统治疆域，上海小刀会作乱，遣使乞援，天王弗应。及李开芳北伐，江北大营力攻扬州，守兵退守瓜州，会小刀会平定，清兵自上海来攻镇江。江南大营驻于南京城外，未有若何重要战绩。天国诸王初殆淡然视之。
太平军之西上 天王既遣军北伐，又命兵西上，再陷沿江要城，直攻江西。值江忠源奉命东下，乃助守南昌，飞召湘勇赴援，罗泽南率勇前往。罗氏原为书生，兴办团练，剿匪有功，至是，出省应援，初战不胜，改剿股匪，平之。南昌则以江忠源之力，得未攻下。九江则为太平军所陷，乘势而上，江氏赴援亦不能胜。太平军直入湖北，分兵四出，不胜，退回安徽。其在皖北者，势颇张旺，江氏往援，困于庐州，城陷而死。鄂督来战，咸丰四年（一八五四）一月，兵败而死，太平军乘胜再陷汉口，分军而出，一往湖南，曾国藩乃率兵讨贼。曾氏久官于京师，学问文章，颇称于时，会以母丧告假在籍，朝廷令其督办团练，又以友人之劝说，始往长沙练勇，饷糈出自捐输，大为绅士所恶。兵又与勇械斗，迫而移居衡州，一面分兵剿平股匪，访拿恶棍，不顾残酷之名，而以严刑杀之，一面创办水师，至是统率一万七千人，自衡州出发，公布讨贼檄文。内容则列举太平军之罪状，如抢劫掳人，破坏名教，谕民捐输，久陷贼中者自拔来降。檄文虽有夸张曲解之辞，所言之罪状，要多事实。
湘军出征 曾国藩统兵出战，两次败退，投水自杀，为从者所救，回归长沙。论者谓勇无用，徒废民财，主张解散，会湘潭大捷之报至，太平军迫而退守岳州。湘军重行整顿，罗泽南奉命回湘，胡林翼亦督军助战。胡氏官于贵州，奉命募勇，所部黔勇时在湖南，故与曾国藩合作。六月，大军二万人水陆前进，击败拒抗之敌军，不战而下岳州，攻陷城陵矶，进至湖北，收复武汉，焚毁敌船千只，兵势大振，沿江东下，半壁山之战尤为激烈，太平军败逃。湘军进至江西，围攻九江。翼王石达开统兵西上，沿长江北岸而进，战败防兵，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再陷武汉三镇。湘军方屯于九江城下，撤师不得，乃遣胡林翼罗泽南先后往援，明年，罗氏进攻武昌，重伤而死，胡林翼仍督师围攻。及冬，守军弃城而逃，胡林翼时任巡抚，自此而后，湖北始渐巩固。江西则以石达开之回援，城邑多破，曾国藩困于南昌，颇濒于危。
两军之形势 就上所叙之形势而言，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北伐军业已消灭。上流两军战守互相胜负，太平军失地较多，要处于不利地位。江苏省内，清军先已收复扬州，方力围攻镇江。江南大营尚在城外，其主将不理内应者之建议，坐失时机，不足有为，然可阻碍交通，妨害粮运，且有利用事机袭入城中之危险，固所谓心腹之患也。于此情状之下，天京之粮日少，形势趋于严重，东王杨秀清遣将李秀成率兵往援镇江，大败围兵，乘胜渡江，战败江北大营，再陷扬州，顾未分兵防守，弃之而去，回师攻击高资（镇江西）守兵，杀巡抚吉尔杭阿，乃攻江南大营。大营分兵往援邻县，兵力单薄，城内又出兵夹攻，势遂不支，兵卒溃散。主将向荣退至丹阳，李秀成追之，于是太平军之势一振。
内讧 方李秀成之追败兵也，天国诸王竞相残杀。初西王、南王战死，余有三王，东王杨秀清，机巧善断，掌握军政大权，尝托天父下凡，欲杖天王，又称天父命其佐治天国，有取而代之之意。天王则深居宫中，颇有失德，臣下呼为万岁，东王则称九千岁，与之相去一阶耳。其共同举兵之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莫不惮之。据《天父下凡诏书》，北王在东王府议商政事，尚不敢多言，相见且须请安。据《李秀成供》，北王翼王恶其专政，谋欲杀之，原意只杀东王，乃东王死后，北王大杀其异己者。翼王几不免难，缒城出逃，率兵来讨，天王杀韦昌辉始已。翼王入朝，天王忌之，遂统兵外出，行止无定，同于流寇。天王于此变后，不信臣下，重用其亲，其亲毫无才能，朝政日坏，识者知其将不能久，有解散之意，而官军不肯赦免老贼。粤人唯有死斗，战争延长而已。
军纪之比较 自洪秀全起兵，迄于诸王内讧，时约六年，战争或滋扰区域凡十数省，两军攻守城邑者，先焚城外民房，以免敌兵利用掩避，武昌、南昌等城均有其例，且强城中壮丁助守。大军经过之地，抢掠拉夫自不能免，官军纪律废弛，扰民之甚，初远过于太平军。潮州勇丁入湘，无恶不作，湘人恶之之深，追念太平军之不扰民，曾国藩作文纠正绅士之观念，则其证也。又如湖北官军所过之城镇，商民辄相率罢市，太平军至，贫民有迎之者。《贼情汇编》称为悖逆，而不为之稍讳，盖当太平军初起之时，各县仓有积谷，农民安耕，中等之家亦有余粮，沿途掠粮尚不苛求，并常以其剩余分给贫民，拉夫虽亦为之，然行一二日程，许其还乡，财货则多取之于官绅富户。军中遵行天律，严禁奸淫，故不为贫民所恶。及后战事延长，人民无力进贡，抢劫至为惨酷。此乃形势变迁，非搜劫罄尽，难以维持军食也。
宗教思想 洪秀全起兵之初，颇借宗教迷信之力，鼓舞战士，自称天父次子，耶稣之弟，天父天兄常接其上天，万事由其作主。杨秀清诈为天父下凡附于其身，指言人私有若神明，萧朝贵则称天兄下凡附身，激励将士作战。其刊行之《天父下凡诏书》及《三字经》等莫不牵强附会，以宗教为号召，求达政治目的。其立国也曰真天命太平天国，及奠都南京，称为天京，法曰天法，律曰天律，历曰天历，军曰天军，民曰天民。朝廷之上，杨秀清称天父下凡，数天王失德，并欲杖之，朝臣哀求，天父不许，天王伏而受杖，天父始许免杖。太平军每至一地，常搭高台，讲演道理。其所谓道理，一指天父遣子下凡灭妖，一则说明天律。天律仿自《旧约》摩西《十诫》。其敬拜上帝耶稣圣灵之礼节，尽为国内固有之习俗。简略言之，天国领袖之宗教思想，盖利用民间之迷信，牵合于耶稣教之教义。洪秀全虽尝受教于美教士，然时甚短，殆无若何之重大影响于上帝会也。
官制 天国之政体为专制集权政府，天王名义上总揽一切大权，事实上深居宫中，少见群臣，军权政权均握于东王杨秀清之手。其官职则为军师，其下为副军师，萧朝贵、冯云山初授此职，军师原为小说上之名称，秘密会常或用之。其下设官甚多，上下之分森严，官以王为最尊，其下为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等，每一官名，设官繁多，职权往往不同。奏事则官禀报上司，按次传转达于军师，由其转奏天王，谕令亦次第传转，达于执行官员。其弊则官员太多，传递稽延，盖当立国战争之际，多授官职，便于号召也。天王宫中及各王府均有女官，宫中朝中不相往来，言语不准互传，传者罪斩。臣下“谈及后宫姓名位次者，斩不赦也。”朝中忌讳甚多，隐语亦夥，其立国久暂，决定于军事胜负。天国定有营制营律，初亦严峻，其兵多为会匪，后则强民入伍，人数先后不同，要多缺乏操练，战斗力殊低也。
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之领袖，多出身穷困之家，深知多数农民生活之困苦，谋一救济之办法。其理想社会，则“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其办法分田为九等，曰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上上之田，每年一亩，收谷一千二百斤，其下以百斤为差。凡十六岁以上者受上上田一亩，或下下田三亩，十五岁以下减半。此种计划，盖受古所谓井田影响，井田划一整齐，而土地限于山陵河泊，非地广人稀之区域，决无实现之理。及人口增加，非得广大人稀之新地，终将崩溃，无法维持。孟子倡言井田之后，识者深恶兼并之家，往往主张均田，王莽改革失败，北魏孝文亦行均田，北齐、隋、唐亦尝踵行。顾以人口之增加，终复崩溃。天国制定田亩制度，而国内田亩人口之确数均不可知，时当战争之际，方榨取于民，固无法实行，亦无求其实现之诚意。
禁令 其他改革尚有消极禁令，兹略言其主要者于下。（一）禁娼——洪秀全起兵之初，严禁男女往来，及奠都南京，创设女行（即女馆），安置无依赖之妇女。凡不嫁人又不入馆者，罪或至死；其弊之极妇女于夫新死，即奔从他人，其原意则防娼妓也。民间夫妇成婚之后，不许离异，统治阶级固得纳妾。（二）禁烟酒赌博——三者均为社会上消遣物品。烟则吸之成瘾，尤以鸦片为害为甚，酒则多饮有伤身体，赌则荡产倾家，天王概严禁之。顾国内娱乐之种类甚少，非有代替之物品，禁令徒为具文耳。（三）毁偶像——上帝会不拜别神，凡太平军所至之地，无不毁坏佛寺及美术上珍贵之建筑物，有形之偶像虽毁，而人民之信心固未一旦遽变。
国内之纷扰 战争既久，城邑往往空虚，不能剿平小股土匪，土匪多为地方无赖，于太平军未至之先，聚众掠粮，称为进贡，及其去后，假其旗帜，滋扰乡村，所在皆是。盖当用兵之际，政府之威信丧失，无赖无所畏惧，人民失其遵守法律之精神，附乱者益多也。且祸乱之酝酿已久，会党领袖及不满意于政府之少数民族乃乘时举兵。其在北方，捻匪之势力颇盛。捻之原义今不可知，初为掳人勒赎之土匪，至是以安徽淮河一带为中心，出扰山东、河南，与太平军合作。新疆有外匪窜入，西北回人有不安之势，云南回人时已起兵，贵州苗人亦乘时为乱。广西自太平军北上，官军追之，小股土匪因之大起，所在皆是，广东、福建等省亦有叛乱。沿海诸省又有海盗，商船非私出钱，或由外船保护，多遭抢劫，长江内亦多盗船，国内几无安乐之土。
人民之痛苦 人民于扰乱区域，难于耕种，或死于饥馑，或死于逃亡，或死于兵火，或死疾疫，尤以女子死者为惨。其人重视贞操，有恐失节先自经死者，要以中级社会为多。民间财产之损失，更无法计算。清廷以田赋之收入锐减，而兵饷之支出反多，陕西等省奉旨预借钱粮，官吏更藉端剥削贫民。人民不堪，有聚众滋事者，统兵大员常以军粮无着，强绅富捐输，或创厘金扰商病民，后且遍于国内。其他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北京税及贫民住房，则其例也。政府无铜鼓铸制钱，民间收藏纹银，货币不敷流通，清廷又以财政困难，发行不兑现之纸币，鼓铸铁钱，强民使用，货值因之提高，商业几至停顿。河南、山东、江苏又受咸丰五年（一八五五）黄河改道之影响，民益贫苦。黄河先夺淮水故道入海，泥沙淤积，河身渐高。斯年大水，自河南开封铜瓦厢决口，夺山东大清河道入海，官吏置之不问。淮水储于洪泽湖，自运河入江，肥沃之地，淹没于水中，今始着手疏导。第四章咸丰朝之外交
外交之形势 咸丰帝（清文宗）嗣位，对外改变抚绥政策，采用强硬态度，追论先朝议和之失，处罚主和或议和大臣，起用于台湾杀害英商之姚莹。朝臣称其英断，以为方可驾驭夷人，乃后丧失之权利，屈辱之情状，过于鸦片战争。其困难则在朝廷上无人认识环境之变迁，新时代之进步，岂能决定大计，解决外交上之问题。其时中国新与美、法等国订约，许其十二年后修约，英国以广州不许外人入城引起严重之交涉。法人保护教士，而内地官吏，怀疑教士，往往发生事端。俄与中国接壤长逾万里，五口开放之后，朝廷尚不许其商人至海口贸易。俄自经营亚洲属地以来，遣人至黑龙江下流探检，谋欲修改界约，将其占并，兹分言之于下。
修约之失败 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亟欲于中国广求市场，乃以贸易限于五口，税则太高为憾，谋欲利用最惠国条款，修改条约，扩张贸易之机会，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值当改约之期，商得美、法同意，共同进行。三国代表初向钦差大臣叶名琛交涉，未有结果，改商于两江总督，朝旨不许。英、美二使北上，船抵大沽口，要求与全权大臣议商修约，朝饬盐道交涉，谕其不得轻有允许，英使要求公使驻京，外商得于内地购买地产，多开商埠，及修改税则等。美使条件与之相同。奏报朝廷，文宗称其荒谬，对于主要条件概不之许，后二年，三国使臣照会叶名琛再请修约，为其所拒。美使北上，交涉仍归于失败。中国时称条约为万年和约，美、法条约中有修改之规定，原为因时稍为变通，朝廷不欲多所更改，而三国要求关系重大，双方之意见悬殊，故无结果。英乃谓中国不肯遵守条约，非以武力，不能修约。其政府商于美、法出兵中国，武力修约，后得亚罗事件之报告，益有所借口。法国则因教案，与英合作。
亚罗事件 初沿海渔民抢劫船只，渐而变为有组织之海盗，造船置炮，声势张旺，水师从不敢出海缉剿。鸦片之战，广东水师败没，海盗益无所忌，其领袖多住于香港，粤官乃常怀疑香港之水手。政府无法剿平海盗，商人出款交给外商，由其保护，流弊滋多，英、法领事后禁本国商人干与。香港政府定有华船注册章程，此乃侵犯主权之举动，而叶名琛昏庸未有抗议。亚罗为华商船只，曾向香港政府注册，船长例为外人，中有中国水手十四人，泊于黄埔。咸丰六年九月（一八五六年十月），粤官巡江，见船挂有英旗，登船执水手十二人去。船长报于领事巴夏礼（Parkes）。巴夏礼出而请其放还，不得，致抗议书于叶名琛。
战争之起始 叶名琛久官于粤，自巡抚擢至总督，平日轻视外人，不肯与外使相见，至是，覆称中有海盗三人，交还九人，巴夏礼不可。双方辩论，各不让步，英领方面预备作战，提出最后通牒，叶名琛迫而交出水手，巴夏礼称其未照条件交还，不受。英舰奉命开炮轰炸城墙，毁民房甚多，叶名琛调兵固守，坚持如故。英舰之轰城也，未有政府训令，初不过威吓叶氏欲其让步，解决争执耳，而叶始终不屈，大失所望，回归香港。粤官悬赏斩杀英人，团练杀一英人，英军即焚全村。于此仇杀报复期内，粤人火焚商馆，叶名琛奏报朝廷，多所讳饰。文宗饬其不为已甚，许英乞和。英国政府先已商于外国武力修约，及得报告，视为用兵之机会至矣，而下院否决出兵之议，内阁将其解散，新选之议员，通过议案。政府遂与法国联合出兵中国。法国出兵之理由，则为教案。
教案 耶稣教创于犹太人耶稣，其后派别繁多。其先入中国者为景教徒、天主教徒。景教于唐时传入，天主教先于元代传入，后于明末再至中国，其后皆受政府摧残。清自十八世纪中叶，严禁邪教及秘密会社，而神父仍有潜入内地者。鸦片战后，中、美条约许美建筑教堂医院于五口，法使至粤进而要求废除教禁，其理由则天主教劝人为善，并非邪教。钦差大臣耆英为之奏请，上谕许之，并发还天主堂旧屋于教徒。事实上朝廷之让步，则为抚绥之计，谕旨固未公布。教士传教限于五口，而天主教神父潜入内地，其为官吏发现递解至粤者，时有所闻。咸丰三年（一八五三），有马神父者私往广西西林传教，县官初不之问，后三年被杀，领事得报，提出要求。粤督方面所得报告，谓无其人，“只有惑众拜会抢掳奸淫之林八马子农等，”月日又不相合。双方各执一辞，真相究不可知。法皇拿破仑第三认为中国杀害教士，又以英国之请，决定出兵中国，诏葛罗为使臣。英王委任额尔金为使臣。咸丰七年（一八五七）二使东下。
广州之陷失 额尔金先至香港，时印度军队叛乱，来华之军队无几，未有活动。其时俄使普提雅廷、美使列威廉亦先后来粤。俄国闻知英、法出兵，借助中国之名，改订东北界约。初克里米战起（一八五四年），俄遣船运兵防守海口，官员阻之，不得，反而要求据为己有，朝廷弗应，乃令黑龙江北岸屯户移居南岸。至是，普提雅廷来津，不遂所欲，南至香港。美国原与英、法合作，要求修约，及是，不应英国出兵之请，然仍欲得商业权利，故亦遣使来粤，会葛罗亦至。十月，英、法二使议定先攻广州，向叶名琛提出要求，为其所拒，十一月，提出最后要求，亦置不理。十三日（十二月二十八），联军攻城，军士共五千余人，守兵拒战，团练助之，皆大败逃，明日城陷，叶名琛被捕，后送往印度，死于其地。英军夺取库金，复令巡抚柏贵为长官，下设委员会佐之。朝廷得报，命黄宗汉为钦差大臣，办理夷务。
四国天津条约之成立 明年，四国专使各致照会于军机大臣，要求于上海议订新约，否则北上。朝旨答复。英、法、美使，称已委派黄宗汉，可回广东交涉，对于俄使饬其即往黑龙江勘界。专使认为不满，二月乘轮船北上，直达大沽口，直隶总督谭廷襄时在天津。英、法二使要求全权大臣议商条约于天津或北京，朝旨不可。美使列威廉与谭相见，议商条约，未有所成。二使态度益形强硬。普提雅廷出而调停，亦无结果。军舰奉命作战，攻陷大沽炮台，扫除白河障碍，驶抵天津。文宗无奈，始诏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花沙纳赴津，并饬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于通州设防。耆英俄亦奉旨赴津出席会议，英、法二使均不之理，并受英使译员之侮辱。会议乃由桂良、花沙纳办理，中、俄条约首先成立，美约次之。争执最烈者，则为英约中之三款，一、公使驻京，二、开放长江口岸，三、内地游历。英使乃以进兵北京为恫吓，桂良迫而尽许其请，签定条约。明日，中、法条约成立。至修改税章，则在上海会议，此五月事也。
主要条款 文宗批准条约，原非得已，乃欲于上海改约。其办法则中国海关不收税银，外国放弃公使驻京及长江通商等款，诏桂良等往议。两江总督何桂清力持不可，未能提出。其时中国国际贸易，英占三分之二，关税会议由英委员主持，桂良等不过承认而已。修约未能成功，反许额尔金乘坐兵舰驶往汉口，无怪文宗愤怒也。关税章程同于条约，又一重大损失。四国天津条约载有最惠国条款，凡许一国享受之权利，其他缔约国亦得享受。其主要条款凡八：一、公使驻京；二、开放牛庄、登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台湾、淡水、潮州、琼州；三、内地游历；四、传教；五、关税协定；六、领事裁判权；七、鸦片弛禁；八、赔偿英商损失费二百万两，英、法军费各二百万两。
天津条约之重要 今观条约之内容，天津条约可谓重要。一则改变中国之国际关系。中国先无驻外公使，外使亦不得驻京，遇有交涉事件，无法直接协商，误会因之时起，朝廷坚持反对者，囿于传统思想少见多怪也。多开商埠，内地游历，亦为中国进一步之开放；先进国原无所谓商埠，入其国者经商游历，多能自由，我们仍有限制。其不同于我国者，一无租界，二外船不得驶行内河，或享受沿海贸易免税之权利。开放之十商埠，登州后换烟台，南京、琼州开放较迟。一则权利损失之重大，其明显之例，当为协定关税及领事裁判权。二者虽非始于天津条约，而天津条约实有进一步之规定，如船钞减轻，海关雇用外人，外商贩运进出口货，纳一子口半税，即可免去厘金，其税率为百分之二·五，而本国商人反纳重税。领事裁判权规定外人及其财产处于被告地位，概按本国法律归其领事或法官审判。传教先已弛禁，条约上之明白规定，则始于天津条约。鸦片弛禁乃应英国之请，每石征税三十两银，仍须交纳厘金。其他条款，殆无说明之必要。
衅端之再起 初联军退守天津，僧格林沁移军设防于大沽，建筑炮台，并置木桩以防轮船。及修约失败，文宗诏称“该夷北来，我兵必先开炮，”而英使毫不介意，仍欲入京换约。朝旨改变，许其入京，但自北塘上岸。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六月，英使卜鲁士（Bruce）北上，兵船十六只同行，法使、美使亦同入京，及船抵大沽口，要求撤去防具。直督恒福时驻北塘，请其自北塘上岸。英使之来，兵船卫之，原有作战之意，不理恒福之请，兵船发炮，水兵上岸。守兵应战，击沉兵船四只，重伤者六只，死伤四百余人。文宗得报，仍谕恒福请其换约，恒福致送照会。英法二使不应，美使许而从之，俄使时已入京，美使不肯觐见，国书由桂良转递，换约则在北塘。
联军第二次北上 英船战败，南至上海。其地中外贸易如常，官绅密与英商议定和平办法，文宗态度忽转强硬，事遂不谐。其时英、法二国，以欧洲问题，难于合作。英外相主张和平解决，及知清廷欲废津约，二国乃再合作。咸丰十年（一八六○）二月，二国预备用兵，提出要求，文宗将其驳斥。英、法兵船，遂禁漕船北上，并驻兵于定海、烟台、金州。朝旨忽又改变，严谕将士“不可贪功挑衅，致误抚局，”顾不知如何进行。会额尔金、葛罗来华，英、法军队预备作战者共一万六千余人，六月十五日（八月一日），自北塘登岸，进攻守兵，所向克捷，七月初，进据天津。僧格林沁退守通州。方联军之前进也，恒福迭送照会，请二使入京会议，未有结果。帝命朝臣文俊、恒祺伴送二使入京换约，亦为其所拒绝。及大沽炮台失守，帝授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及桂良抵津，而联军已据天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