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中原
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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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张闻天与长征胜利试读：
引言
1935年10月15日，苏联首都莫斯科穆霍瓦雅大街1号共产国际[1]总部的会议室里，不久前由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正在开会。会议由共产国际总书记、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主持。会议桌旁围坐着书记处的书记和候补书记们。他们大多是各国共产党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有：著名的理论家、联共的曼努伊尔斯基，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德国的威廉·皮克和弗洛林，捷克的哥特瓦尔德。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王明和康生也出席会议，他俩是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新当选的候补书记。
会议室里安静极了，书记们正倾听一位名叫史平的中国同志作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2]那时，还没有“长征”这个名词，因为是向西撤退，称为西征。
史平这样开始他的报告：“同志们！今天我要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报告的不是中国红军与苏维埃的发展问题。我只讲一讲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西征的情况。”[3]史平从为何决定西征讲起，分三个阶段叙述了西征的过程，讲到红军征途中遇到的艰难险阻，取得的重大胜利和主要的失误，讲到在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4]史平进而叙述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军事指挥下，红军灵活机动地作战，接连取得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胜利，终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实现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作报告的这个史平，不是别人，正是陈云。
陈云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在长征中，他还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党代表、军委纵队政委。1935年5月31日泸定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派他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工作。
6月7日、8日，红军攻占天全、芦山。陈云随军到达天全县北雪山脚下的灵关殿，由地下党员、灵关小学教员席懋昭护送，悄悄离开红军队伍。安排陈云离队的同志故意让被红军扣押的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局长溜掉，让他同躲避红军外逃的陈云、席懋昭相遇，结伴同行。陈云这样一路顺利通过所经关卡，经天全到荥阳县城那个教育局局长的家里住了一夜。后经雅川（今雅安）抵成都。陈云带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找到刘在成都美丰银行任职的朋友，托他给上海章乃器（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汇去请章转交上海地下党的一笔活动经费，并托人在《新新新闻》报上登载一则“遗失私章”的《廖家骏启事》，向中央发出平安到达成都的暗号。陈云离开成都后直奔重庆，持刘伯承信找到在重庆开中药铺的刘的弟弟刘叔禹。在他家住了十多天，登上民生公司的轮船直航上海。[5]
陈云到达上海后，同先到达此地的潘汉年会合。由于白色恐怖严重，经与共产国际联系并经组织决定，潘汉年和陈云先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潘汉年参加了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陈云于9月下旬到达莫斯科，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三个正式代表之一。当时在上海的陈潭秋、曾山、杨之华等苏区干部随陈云同行，一起到达莫斯科。
陈云是最早向国外传播红军长征这一人类军事史上艰苦卓绝伟大壮举的第一人，也是系统总结长征经验的第一人。他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报告中，不仅叙述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经过、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而且还总结了红军长征的经验。陈云指出：“我们在中国西部的远征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它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得到了锻炼，的确变得有能力领导像我们的西征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遵义会议“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6]。
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报告中总结的长征胜利的首要原因是完全正确的。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史上，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就不可能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也就不可能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而遵义会议最重要的功绩，是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确立。遵义会议撤换了错误领导，推选洛甫（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习称党的总书记），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成为红军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毛洛合作”，团结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领导全党全军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在谈到长征胜利及其经验时，特别着重指出遵义会议确立正确领导的关键作用。在以后漫长的革命征程中，毛泽东没有忘记张闻天的功劳，多次评说“毛洛合作”和遵义会议、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胜利的关系。
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7]
1950年1月18日，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与正在赴莫斯科途中的周恩来通电话，商定派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随后，毛泽东即电告在北京的刘少奇，指示“新华社发布新闻时”，须介绍张闻天“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各项革命工作”[8]。第二天新华社发表的《张闻天简历》特别讲他“1931年以后，参加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在1934年冬至1935年冬中共中央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军队举行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张闻天是这一长征的领导组织中的一员”[9]。
1969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上提议要选举张闻天当九届中央委员。他说：张闻天、王稼祥，遵义会议是靠在我们一边的，同我们合作的。那时候我们很困难。以后也是好事做得多嘛！王明回国以后，他们没有站在王明一边，是站在我这一边的。这一次张闻天、王稼祥是否选上，值得考虑。[10]
毛泽东为什么难以忘记张闻天？通过回顾长征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毛洛合作”同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成功关系太大了！“毛洛合作”同长征的胜利关系实在太大了！本书试图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和分析，来回答“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的关系这一问题。希望对读者了解长征的历史，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有所裨益。
让我们从毛泽东和张闻天一同踏上长征路说起吧。[1]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1919年3月成立，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通过决议宣布解散。[2]这个报告的俄文记录稿标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报告》。中文版发表于《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题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5]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陈云传》作者所据材料为：陈云《我的自传》手稿，写于1940年7月10日；陈云的一次谈话记录，1940年7月22日。[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7、9页。[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关于选举问题的两次讲话（节录）》（1945年5月24日、6月10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9]新华社1950年1月19日电。引自《新华月报》1950年2月号，第841页。[10]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837页；徐则浩主编：《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04页。
一 同上长征路
中央队三人团
开始长征时，不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那么长的路，没有“长征”这个名词。那时红军是向西边走，实行战略大转移，最初的目标是到湘西同先行突围转移的红二、六军团[1]会合。当时把这次军事行动称为“西征”。
长征出发时，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战军团中去。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后提出异议，这才被留在总部。毛泽东与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一同行军，一起宿营。1934年10月10日晚上，毛、洛、王三人一道，从中央军委所在地瑞金的梅坑出发，到赣南省省会于都集结，渡过于都河，踏上西征路。就这样，毛、洛、王三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中央队三人团”并不是一个正式机构。三个成员中，毛、王两人，一病一伤。毛泽东恶性疟疾刚止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肚子里还有弹片。他们两人都坐担架。担架是毛、王自己设计的。竹子抬杆特长，便于爬山，抬起来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好像南方船上的篷，不怕雨淋日晒。洛甫（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他们随军委第二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行动。这个纵队由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供给部、卫生部、红军大学、军委二局等组成。
长征出发时，毛、洛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主要有两个相互影响的因素：一是博洛矛盾的加深，一是毛洛合作的发展。图 长征出发前的红军队伍图 瑞金武阳桥——中央红军走过此桥踏上长征路
1932年冬，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后，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和实际工作中，以“博洛矛盾”（即中央两位主要领导人博古和洛甫）的加深为标志，中央“左”倾领导集体已经出现裂痕，开始分化；而以“毛洛合作”的发展为标志，受“左”倾领导集团打击、排挤的毛泽东的路线，已经被实践证明为正确路线，毛泽东和洛甫已经在同“左”倾错误的矛盾、斗争中取得一致，建立了战友的情谊。
“博洛矛盾”的加深
张闻天（洛甫）同秦邦宪（博古）相识很早。1925年暑期后，张闻天到苏州乐益女中任教并开展苏州地下党工作的时候，秦邦宪是“苏高工”（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中的先进人物。张闻天到“苏高工”作过讲演。同年10月下旬，张闻天离开苏州到苏联留学；第二年年底，秦邦宪也到了莫斯科。他们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Иэмайлoв（伊斯美洛夫，张闻天的别名“洛甫”即取其俄文化名的后一个音节）以学识渊博著称，Пoгopелoв（博古雷洛夫，秦邦宪的别名“博古”即取其俄文化名的前两个音节）以能言善辩出名。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博、洛都站在支部局的一边。1930年博古回国，在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同王明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博古担任团中央书记，显示了组织与鼓动才能，受到少共国际表扬。图 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1931年秋，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博古被选中接替他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在此期间，张闻天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博古共事，虽然工作作风不一样，对若干具体问题难免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上，革命目标一致，在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面，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原则分歧。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闻天在实践中逐渐觉察到“左”的危险性，认识到“左”倾也会成为革命前进中的最大障碍物，反对“左”倾的一面开始滋长。1932年秋冬，张闻天接受“左”倾错误在实践中不断碰壁的教训，在上海就已写出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等反对“左”倾错误的文章，开始了由执行“左”倾路线到反对“左”倾路线的转变。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从思想认识到方针政策直至策略路线，逐步挣脱“左”的桎梏。但是博古却迟迟没有这种觉悟，而且他的警觉的目光，总是寻找着一切“右”的迹象，加以无情的打击。因此，张闻天从“左”倾到反对“左”倾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同犯“左”倾错误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产生、发展、加深的过程。所谓“博洛矛盾”，在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博、洛之间政治上的分歧主要产生在以下几方面的认识上。
第一，对于“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也即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变化的认识。
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向华北进犯的形势下，中共发表宣言：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愿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作战协定。在国内、国际都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强烈的反响。然而，博古却从进行下层统一战线和打击中间力量的共产国际的“左”的固定公式出发来理解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认为我们的宣言只是对群众说的，对士兵说的，或者至多是对国民党下级军官说的。至于国民党上级军官，那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也决不会同他们去谈什么条件，同他们去订立什么共同作战的战斗协定。宣言上的提议只是个宣传口号，是用来揭破国民党的造谣诬蔑的。张闻天则不同。他接受了淞沪抗战事实的教育，对日本侵略下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开始有所认识，纠正了“一·二八”事变后对国民党十九路军军官的过“左”的策略思想，所以，他对在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的对日作战协定的理解与博古大为不同。他认为：“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2]。围绕着对“共同抗日三条件”应怎样理解的问题，张闻天同博古进行了争论。博古没有采纳张闻天的意见，所以，宣言发表以后，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没有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宣言发表以后的八九个月里，也没有同任何一支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第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与政策。
这是博、洛之间又一个分歧点。先是博古发表《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3]，重复王明在《两条路线》中阐发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反帝、反封建与反对资产阶级并列的观点。博古认为，当时的中国革命不但要“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且同时要进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斗争”，这是工农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博古主张对资本主义政策的基点是“限制”，“在发展苏维埃经济中间、在相当的容忍资本主义发展中间来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苏维埃政权下的阶段斗争》等文章中提出“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主张，认为应该允许资本主义发展，采取利用、限制、竞争、斗争的政策。显然同博古将资本主义作为“反对”对象，采取“系统限制”的政策大相径庭。博古在随后发表的《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的第三部分[4]中对张闻天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博古强调：“资产阶级将成为我们当前的唯一的最主要的敌人，所以，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是不可允许的。”他认为，对于资本家，“不是‘妥协’政策，而是坚决的发展阶级斗争”；除了消灭他们的反抗，限制他们的剥削之外，应该是“强迫”他们为苏维埃工作。博古不点名地指责张闻天主张的“让步”“妥协”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甚至认为这种“对资本家的投降情绪”是当时苏区职工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提出要以“坚决的无情的火力反对这种危险”。博古的这些话已经不是同志式的批评，而是严词斥责了。
第三，关于同十九路军的联合和怎样对待“福建事变”。
博、洛之间更大的分歧发生在“福建事变”前后。
1933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利用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暂停南侵之机，坐镇庐山，调兵遣将，部署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这时红一方面军执行临时中央“长电”的错误指示，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分为中央军和东方军两路反第五次“围剿”，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求胜。从7月至9月，彭德怀统率的东方军在对十九路军作战中发展顺利。连城大战之后，随即进军闽北。每战皆捷，形成挺进福州之势。十九路军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原本就同蒋介石有深刻的矛盾，在此形势下，听从周围一批进步人士的劝说，决定变“剿共抗日反蒋”的方针为“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他们响应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主动派代表秘密前往红军驻地商谈停战反蒋事宜。
第一个来到延平（今南平）前线同红军联络的代表，就是当年张闻天在上海从事新文化运动时的朋友吴明（即陈公培）。吴明于1933年9月22日晚在王台八角楼红三军团总部会见了彭德怀。第二天又同彭德怀、袁国平举行会谈。此后，吴明即于10月初陪同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秘密到达瑞金，进行正式谈判。
对于同十九路军谈判，博、洛态度大不相同。博古疑虑重重，他看不到十九路军将领的进步，总以为他们来谈判很可能是为等待援助而施的狡计。他仅仅把谈判看成一种宣传性的措施，只想通过谈判来揭露十九路军将领的欺骗，提高共产党和红军的威望。因此，十九路军代表到瑞金谈判时，博古避而不见，表示冷漠、轻视。张闻天则相反，十分重视这次谈判，认为这正是实现“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的一个具体行动。如果谈得好，同十九路军停战并进而合作抗日，对粉碎第五次“围剿”，对整个反蒋反日斗争，都有重大积极的影响。张闻天当时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内具体指导谈判、签约的领导人之一，他热情接待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促使谈判顺利进行。谈判进行了近一个月，双方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之后，苏维埃政府又委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代表，同十九路军谈判代表一起赴闽。临行那天早晨，张闻天同毛泽东、林伯渠等前往送行。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了联共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针对博古他们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采取的关门主义方针，张闻天于11月22日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文章，鲜明地提出批评。张闻天指出，在全国的民族危机面前，“个别的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宣言的可能”。我们应该“利用这种可能”，“在个别地方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号召一切反动营垒中真正爱国的分子同我们一起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战”。他认为，“对这种国民党军阀，我们是不怕同他们订立反日反蒋的作战的战斗协定的。我们的任务在这里不是关起大门来表示自己无产阶级的纯洁，而是经过这种协定来更进一步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并不拒绝这种妥协”。他嘲笑“自命清高、否认一切这种妥协的可能的‘左’倾幼稚病者，往往把这种谈判当儿戏，或简单的‘玩把戏’”。他严厉地指责道：“这除了表示出他们对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一窍不通以外，没有别的。”
对于张闻天“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主张，博古他们充耳不闻。张闻天对“左”倾幼稚病者的尖锐批评，并没有使他们将大门敞开。博古他们确实是把同十九路军的谈判、签约当作“儿戏”。“福建事变”爆发以后，在政治上他们不仅不做有力的声援，不去积极地推进联合，反而起劲地进行揭露、批判，采取一种极“左”的诋毁、排斥、打击的策略。在军事行动上，博古采取“完全不配合”的策略，张闻天则“主张积极配合”。“福建事变”爆发之际，正是中央苏区反第五次“围剿”战争遭到重大挫折之时。“福建事变”使得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包围圈的东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蒋只好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迅即从“围剿”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蒋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这就大大分散了“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打乱了蒋原来的军事部署，为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如果红军同十九路军真能联合起来，不仅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必将破产，而且可以对南京政府构成直接威胁。然而，博古和刚来到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却没有利用这个机遇。他们不同十九路军直接配合，争取主动，粉碎“围剿”。他们不听彭德怀的建议，也不采纳总政委周恩来的主张，而执行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团的指示。他们没有指挥红军东出侧击“讨逆军”，反而向赣江方向活动去攻击永丰地域的敌人堡垒，企图越过赣江，进逼南昌。
张闻天得知红军西调，立即提出“反对”，主张红军应该东调援助十九路军。张闻天认为，只有在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我们才能在当时这一重要关键上不失去消灭蒋介石主力、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机会。军委采纳了张闻天的建议。然而，等到这时才把红军东调，为时已晚。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之下内部发生分化，福建人民政府已呈颓势。十九路军参谋长尹时中于1934年1月9日到瑞金求援，博古、李德却迟迟不作肯定答复。就在迁延之间，维持了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于1月13日解体。
第四，关于广昌战役。“博洛矛盾”从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是在广昌战役开始之前和失败之后。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坐落在盱江左岸。1934年3月，敌人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自盱江两岸夹江南下，缓缓地向广昌作堡垒式推进。博古、李德决定全力保卫广昌，与敌“决战”。毛泽东、张闻天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对毛、洛的意见，李德、博古根本不听。他们调集红军主力九个师，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从4月10日至28日，红一、三、九军团进行了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敌人依仗空军、炮兵的优势，步步为营，以平均每天2公里的速度，向广昌推进。坚守广昌的红军部队虽然英勇战斗，大量杀伤敌人，但由于战争指挥的根本错误，兵力消耗巨大，终于不得不在4月28日放弃广昌。广昌战役的失败完全是李德、博古不接受毛、洛正确主张，推行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结果。
广昌战役失败后，在5月中旬中革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对博古他们提出了严正的批评。指出：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
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不承认错误，反过来给张闻天乱扣右倾的帽子，说张闻天这种指责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
张闻天一向温和沉静，面对博古这种蛮横态度，也无法按捺内心的气愤，当即予以批驳。他据理力争，指出：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责备党，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运用武器的”，那是根本反对武装起义，以为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得到胜利。今天批评广昌战斗，是说同敌人死拼这种拼消耗的打法是错误的。敌人空中每天有三四十架飞机分批轮番轰炸，地上有一个炮兵旅的大炮轰击，兵力又大大强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想靠野战工事来坚守阵地，怎么可能？我们绝不应该单纯防御，死守硬拼！应该保存主力，用别的办法战胜敌人。同普列汉诺夫根本反对武装暴动有什么相同之处？张闻天越说越激动：博古同志说我是普列汉诺夫，是机会主义，这是诬蔑！我坚持，广昌战役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
博、洛二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会也没法开下去了，结果不欢而散。
其实，军委大多数同志是赞成张闻天的意见的。只是在那样的场合，不便发表而已。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在广昌战斗后就曾当面斥责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他们把好不容易创造的根据地断送掉，是“崽卖爷田心不痛”。[5]
事后，博古曾找张闻天交谈，转达李德的意见，说：你们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国的事情还是要由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你们之间应该消除前嫌，很好合作。[6]张闻天无意于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抱成一团，对这种提示未予理睬。更重要的是，博古他们丝毫没有从广昌战役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军事行动上仍然坚持“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战术，在敌军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实行全线防御，红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博、洛之间的分歧当然无从缩小以至弥合，更何况博古他们还在组织上排挤张闻天呢！
“毛洛合作”的发展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博古同洛甫的关系逐渐疏远以至发生冲突的同时，毛、洛之间却逐渐接近，以至互相信任，亲密合作起来。
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当时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月，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两人入会的消息，一起发表在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上。以后毛、洛的行踪在《少年中国》上时有披露。由会友这一层关系，他俩早已相互知道对方了。只是毛泽东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并不怎么热心，张闻天当时去了国外，[7]在20世纪20年代两人未曾会面。
1931年2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以后，在上海期间，对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的情况时有所闻。那时，从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苏区中央政治局，总的说来对毛泽东不仅不尊重，而且还排斥打击。张闻天在文章中、在会议上同样采取这种态度。他在1932年4月4日根据中央会议精神写成的那篇批评所谓“党内机会主义动摇”的社论中，否定毛泽东在反“围剿”中创造的“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策略，认为是“深厚的等待主义”。在1932年10月6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苏区工作时，博古批评“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认为“应该做坚决斗争”，张闻天也提到“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这个意见同中共苏区中央局10月上旬宁都会议作出的决定（“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是一致的。张闻天这些错误主张和做法，是当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导方针下势所必致的。不过，当时他同毛既未共事也无直接冲突，在个人关系上并没有什么嫌隙。
张闻天同毛泽东会面、相识，是在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之后。
1932年10月下旬，上海团中央机关遭到大破坏，对临时中央构成极大威胁，张闻天再也无法在上海继续从事地下斗争了。到1932年冬，临时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继续立足。经请示共产国际，得到答复：整个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
1932年底，张闻天离开匿居了两个多月的上海跑马厅旁边的摩律斯新村。他头戴礼帽，身穿长袍，化装成一个富商，在一名地下交通员护送下，登上驶向汕头的海轮。抵达汕头后，又坐船到大埔，再由大埔秘密坐船前往福建、广东交界的游击区。上岸后即由武装交通队护送，经上杭，过长汀，顺利到达瑞金。张闻天走的这条线路是从上海到瑞金的一条主要的交通线，多少年一直保持畅通。张闻天到达瑞金是在1933年1月中旬。没过几天，陈云、博古等同志也先后到达。上海临时中央总算安全地撤到了中央苏区。
博古到瑞金后，随即主持召开了一个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陈云、刘少奇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推选博古为书记、总负责人。张闻天担任常委兼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党中央机关设在瑞金下霄区的观音山。办公和住宿都在一个大祠堂里。大祠堂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张闻天和博古、陈云、罗迈（李维汉）、吴亮平等都住在这里。
开始，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才干并不真正了解，关系平常。不久，张分工管理政府工作，同毛接触的机会多起来，对毛也有所了解，并逐渐接近。如上所述，毛、洛二人，在执行“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同十九路军签订协定和支持、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等重要问题上观点一致，而同博古等人有重大分歧。
毛、洛合作的历史契机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及其后的人事变动。
六届五中全会后，张闻天在党内的职位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担负的工作有了较大的变动。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全会以后，接着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闻天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毛泽东只当选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主席。单从表面上看，似乎张闻天得到了重用。然而，身处党内高层矛盾旋涡中的张闻天，却已经比以前“更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排挤”。他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8]在行动上，张闻天当然服从中央集体的决定。这样，从1934年2月起，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住处也紧靠在一起。
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并没有按照博古等人排斥毛泽东的意图去做。相反，他采取同毛泽东合作，尊重毛泽东的态度。洛就职以后，同毛长谈了好几次，倾听毛移交工作的意见。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是请毛参加和指导。经济工作本来是毛管的，洛接任以后，还是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经常向毛汇报和请示；毛仍然参与经济方面重大问题的决策。这样，毛、洛关系不仅没有趋向紧张，反而更加密切起来。
从以下几件具有标志性的大事，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洛合作”发展的进程，以及毛、洛之间的关系到长征出发之际达到了何等亲密的程度。
洛发表毛的调查报告，并与毛合著《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
1934年1月至2月，洛甫（张闻天）在他主编的刊物《斗争》上分六期连载毛泽东的两个农村调查报告：《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是两个调查报告的首次发表。不仅如此，洛还效法毛的办法，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1934年4月，标明“张闻天、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这是毛的《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和洛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的合集。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毛洛合作”的一个标志。
在广昌战役问题上，毛、洛一致采取反对态度。
前面已经提到，在博古、李德准备组织广昌战役时，毛、洛一致反对；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博、洛在军委会上激烈争论，毛是支持洛的。广昌战役问题上的分歧或一致，使得“博洛矛盾”又加深一层，而“毛洛合作”则前进一步。
长征出发前，毛、洛两人在云山古寺坦诚交谈。
1934年8月1日，敌机轰炸瑞金。此后，党中央迁云石山，军委迁梅坑。毛、洛的住处都搬到瑞金城西云石山上的一座小庙——云山古寺里。一侧厢房住毛泽东、贺子珍一家，另一侧厢房就是洛甫的房间。两人朝夕相处，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关心。1934年9月毛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赣南省委给洛甫打电话求助，洛立即派中央政府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星夜赶去诊治。
长征出发前，毛、洛两人之所以能倾心交谈，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看法比较一致，在党内生活中有共同的遭遇和感受。
广昌战役失败后军委会上那场争论之后，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采取了一个“排挤”洛甫的部署：派洛甫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其实，在这之前，项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闽赣省已经做了较长时间的巡视检查，刚刚回到瑞金，完全没有必要再派一个高层领导同志前往。所谓去闽赣“巡视”云云，完全是博古他们把洛甫从政府领导岗位上调开的一个由头。
洛甫服从决定，7月上旬即赴闽赣，巡视工作进行了四五十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这时，洛甫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红军战略转移前的准备工作以及所有高级干部的去留，都已由“最高三人团”决定。洛甫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在组织人事方面，洛甫有权能做的事，只是按他们规定的中央政府随军转移的中级干部名额提出名单，交“最高三人团”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当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瞿秋白，被“最高三人团”列入“留”的高级干部名单之中。瞿秋白向人民委员会主席洛甫表示希望“走”。洛甫深表同情，随即向博古陈情。博古没有一点商量余地，硬是以病弱为由把瞿秋白留了下来。洛甫在延安整风时写的自传中谈到此事，说当时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9]
洛甫此时的这种感受，在毛泽东的心里早已郁积多年。从赣南会议（1931年）到宁都会议（1932年），到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毛泽东一再受到排挤打击。毛泽东当时在党内的境遇比洛甫差得多。毛泽东从于都回到瑞金已经是10月初了。
这时，洛甫和毛泽东都住在云山古寺。眼看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现在又不得不离开这块血汗浇灌的红色土地，他俩心中都充满抑郁、愤懑之情。有一天，毛、洛二人坐在住处前黄桷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洛向毛倾吐了心中的不快、不满。毛、洛之间这次坦诚的交谈，使他们的关系，在踏上长征征途的前夕，进入了一个称得上是战友的全新的阶段。
张闻天发表“战略社论”
长征出发前夕，在1934年9月29日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一篇张闻天署名的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社论发表后，红军总政治部立即发布“政治指令”，要求全军根据这篇社论就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董必武在1936年写的回顾长征的文章《出发前》中，称它是“一篇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他和何叔衡读了这篇社论后，立即意识到红军即将进行战略转移了。这篇社论，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宣言书和动员令，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概括，标志着张闻天的思想已经跃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比较自觉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反对“左”倾路线的高度。它清晰地说明，张闻天已经完全摆脱了“左”倾错误的桎梏，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完全合拍和一致，走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一边。
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决策，在广昌战役失败后的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已作出。向共产国际报告后不久即得到同意。但当时中央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决断，不过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在积极进行。正如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报告中所说：“首先，在我军主力纵队撤出中央苏区向西部进发之前，党先派一部分部队打出苏区，深入敌后。尤其是我们派了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向福建方向和赣闽边界地区挺进，于是我们的部队插到了东北方向敌人的后方。”“第二个行动：派部队从湘赣边区打到湖南去。”此外，“为红军主力部队补充了青年战士。我们吸收了三万名志愿者参军”；“我们培养了一批基本干部和部队的骨干”；“我们筹集了60万担粮食，供红军西征开始阶段用”；“还加紧生产弹药，弹药生产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还给战士置备了特制的军服，筹集了必需的通信器材”[10]。
中央确定从赣南突围之后，以潘汉年为红军代表同南方军阀、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的谈判即紧锣密鼓地进行，进展相当顺利。停战协定的签订，为红军西征开出了一条通道。但是，对于突围行动这一巨大的战略转变，在干部与指战员中没有进行解释工作，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进行讨论。对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和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直到9月下旬，中央才要张闻天撰写一篇社论，从理论上对红军战略大转移作出解释，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
由于“博洛矛盾”的加深和“毛洛合作”的发展，张闻天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自觉。六七月间，他就连续发表文章，提出要“同‘极左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批评“‘左’倾总要比右倾好”的流行观点，指明“极左主义是机会主义另一种形式的表现”，“不要惧怕‘左倾革命家’的威吓”。[11]还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分兵把口，困守堡垒的办法”，指出“这种公式必须立刻粉碎，我们的同志必须立刻从堡垒、从空机关走向群众”，“武装广大群众，发展游击战争”。[12]长征出发前中央要他撰写这篇社论，正好给了他一个系统阐述在斗争实践中得到的新认识的机会。
张闻天在社论中回答了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红军为什么要实行战略大转移。
张闻天从总结反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入手，批评了“左”倾的进攻路线。指出：“我们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决不能解释成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就可使我们得到胜利。这种见解，实际上是把革命当作只是一种向上的、直线式的、不断胜利的行动，或是一次的、短时期的、在一个战线上的英勇的决斗和突击。这种对于革命的抽象的了解，必然会想出种种‘抽象的公式’或‘教条式的药方’来限制自己的活动，其结果是很明显的，或者是我们拿一种固定的斗争去束缚运动，或者是由于我们的成见与固执，放弃了其他斗争的领导。”
在此基础上，张闻天对“进攻路线”作出了新的解释，说明依照当时的环境，不单采取进攻、反攻，就是采取“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进攻路线”。这就在那时允许的范围内突破了只准讲进攻、不准谈退却的教条。张闻天又正面提出正确的方法论原则：“根据于每一具体环境的分析与了解，决定在当时何种斗争方式最为有利，并且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的斗争方式。”据此，他分析了实践中运用的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并以十分醒目的表述，肯定了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以便“缩短战线”，突破封锁，“转移地区”，是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堡垒层层封锁之下可取的保存有生力量、争取战争胜利的方式，相当明确地预示了中央红军即将突围转移的战略意图。
张闻天还进而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这一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层次上，阐明应该怎样看待突围转移的战略决策。张闻天指出：“国内战争的战线是延长在全中国”，“这种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在这种决战中，我们可以在某些区域得到空前的伟大的胜利，在有些区域则可遭受部分的挫折”。他自觉地运用这一带规律性的认识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发展轨迹作出概括，进行批评。并指出，一切机会主义者，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这一基本问题，取得某些胜利时，就会被“胜利冲昏头脑”，“放弃了继续不断的，坚持的，残酷的斗争”；一旦遇到阻碍或停滞，就会“悲观失望”，“失去了革命的信心和前途”，在“转移地区或缩短战线时”，就会“走到灰心绝望中去”。在这里，“‘左’倾机会主义者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完全表现了他们相反的一致”，其症结就在于“看不到整个国内战争的实质”。
从以上毛、洛关系发展的几件事情，特别是张闻天写的“战略社论”中可以看出，到长征前夕，张闻天的思想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变化。他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对革命战争基本规律的认识，同毛泽东的认识已经非常接近以至基本一致。同六届五中全会断定中国存在着“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等观点完全不同，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革命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不是在几年内就能够完全胜利的。用这样的战略思想武装全党全军，指导中国革命，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张闻天虽然还没有冲破“进攻路线”的外壳，但已经十分明确地在实际上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提出并阐明了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尤其是退却、缩短战线、转移地区的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争取胜利的观点。对于主力红军的突围西征来说，这是到那时为止得到深刻表述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指导思想。
总之，在踏上征途时，毛、洛走到一起，不是偶然的。在同“左”倾错误领导共同斗争中达成的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策略及其规律性认识的一致，建立起来的深厚的战友情谊，是他们在长征出发时走到一起的坚实的基础。[1]红六军团于1934年8月7日在中央代表任弼时和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领下，从江西碧溪、新江地区突围转移。10月14日在黔东印江木黄与贺龙、关向应、夏曦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开辟湘鄂川黔边根据地。[2]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3]《斗争》第8期（1933年4月15日）发表了此文的第一、第二两部分。[4]《斗争》第16期（1933年6月25日）。此文发表第三部分后即中断。[5]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6]伍修权：《纪念遵义会议 怀念闻天同志》，《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7]张闻天1920年7月至1921年1月在日本东京留学，1922年9月至1924年1月在美国旧金山留学，1925年11月至1931年1月在苏联莫斯科留学。[8]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第81页注6。[9]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11]张闻天：《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写于1934年6月24日，载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6—7期。收入《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12]张闻天：《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1934年7月26日在闽赣战地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载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71期。收入《张闻天文集》（一）。
二 长征路上的争论
毛、洛、王在征途上的交谈
长征出发后，“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忙于指挥战事，把“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放在一边。长征开始阶段的这种特定环境，给毛、洛、王三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机会。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面。洛向毛、王讲述从福建事变到广昌战役同博古的种种争论，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分兵把口、拼命主义等做法很为不满。毛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过程，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对比，细致地分析李德、博古军事领导上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战法等错误。这一路纵意交谈，充分讨论，毛、洛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也更趋一致。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洛和王都接受毛的观点，认识到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中央队三人团”这个集体，及其长征出发后的一路交谈，对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对于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转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就此专门写了一章。他以西方人的幽默，为这一章拟的标题是“担架上的‘阴谋’”[1]。张闻天也十分重视“中央队三人团”的作用。不过，他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以东方人的深沉，采用了富有哲理的语言。他写道：在长征出发时，“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2]。
过了老山界以后的激烈争论
红军西征开始时，好像大搬家，恨不得把根据地所有“家产”全都搬走。从兵工厂的机床到刚造出来的炮弹，从印刷钞票和书报的机器到办公桌椅，从发电机、电台到成捆的电线，更不用说各种文件、档案和中央金库的金银财宝了。用驮子和挑子组织起来的运输队绵延好几里。所有野战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被动挨打。
过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因为同“南天王”陈济棠的粤军签了停战协议，还算顺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敌人布置在湘江沿线的第四道封锁线时，遇到了凶猛的阻击。红军损失惨重，从突围西征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这时，西征的红军已经失去了原定的到达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陷入了困境。“最高三人团”在如此严重的挫折面前几乎丧失了指挥能力。博古一筹莫展，有时还用手枪比划自己的脑袋。军事顾问李德老发脾气，不但不认错，还把湘江战役的惨败归结于没有及时执行他的决策，认为是意见分歧延误了战机。[3]图 过湘江（黄镇长征途中画）
毛、洛、王感到，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1934年12月4日至6日，红军翻越地处湖南、广西交界的逶迤苍茫的老山界，即五岭之一的越城岭，进入苗族聚居区。部队暂时摆脱了追击的敌人，毛、洛、王一起，开始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中央队三人团”同错误领导的争论和斗争，一直延续到遵义会议。
周恩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4]张闻天说：“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5]博古也说：“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6]
毛、洛、王对李德、博古的批评，首先集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与突围西征的军事指挥的错误上。他们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红军本应运用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而李德等人却否认这些成功经验，采取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打阵地战的办法。开始时实行“全线出击”，在敌人进逼下又变为“全线防御”，致使敌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得逞。他们批评此次撤出苏区的突围又成为惊慌失措的逃跑，西征变成了搬家式的行动，一路避战，对孤立疲惫之敌也不主动反击。
过了老山界后行军途中一路争论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有亟待解决的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洛、王指出，李德、博古坚持认为只有到达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灭敌人，这个方针也是错误的。
通道“转兵”
在红军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蒋介石已经识破了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战略意图，在湖南洪江、藏江，贵州石阡、铜仁、松桃一带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设了四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在这样的情势下，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12月9日给各军团首长的命令中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硬是要往这个口袋里钻。洛甫了解战局的重要变化后，立即找到毛泽东，告诉毛敌人的部署，商量解救危局的对策。洛同毛、王一起向周提出：在去湘西的路上老蒋已经设置了重兵，原定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已经丧失，建议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934年12月11日，红军攻占湖南省通道县县城。12日，在通道举行了中央领导人的紧急会议——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李德、博古全然不顾变化了的、不利于红军的情况，还是机械地要向红二、六军团所处地区推进。这实际上是自投罗网，把三万多红军往虎口里送。会上，毛泽东首先坚决反对李德的方针，建议向贵州进军。这个建议本来就是毛同洛、王商量后提出的，洛甫当然坚决支持，强调应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周恩来也支持向贵州进军。这样毛、洛、王的建议遂为多数人赞成而通过。中革军委即于当晚19时30分发布红军于13日入黔的命令。但是，博古、李德仍然固执己见，否定多数人的决定，重又命令各军团按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行动。14日，军委才又命令红军夺取贵州黎平、锦平，开辟前进道路。
黎平决策
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红军向何处去？这个战略方针问题再一次十分紧迫地提上日程。
12月18日，在黎平城内，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洛和李、博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关于黎平会议的情况，陈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作了以下报告，从中可见会上争论之激烈程度——图 红军攻占黎平后，送给当地向导的防风灯
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结果我们终于纠正了所犯的错误。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在湘桂边界，敌人集结了四五倍于我军的兵力严阵以待，以为我们会沿着红六军团从前进军的路线行进。桂军则从南面进攻我们的后卫部队。此外，后面还有大部队追击。
原来的领导人坚持直线前进的做法，认为此后也必须照此办理。我们坚决加以反对，指出这一计划只能有助于敌人，不会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任何好处。原来的领导人竟要将持此种意见的人送上军事法庭。我们回答说：应该交付法庭审判的是你们这些领导人，而不是我们。[7]
通过激烈争论，毛、洛、王的意见被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第一，会议作出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等要求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否定了有人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张，通过了毛、洛、王在通道地区就已提出并得到周支持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第二，会议还作出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召开遵义会议——到遵义地区后，中央政治局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黄平橘林谈话
图 红军时期的洛甫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准备渡乌江北上。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在继续前进的路上，李德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洛甫对此深为焦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贵州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洛甫和王稼祥的两副担架放下来休息。其时是农历十月下旬，南方正值深秋，绿树上挂满了金黄的、橙红的橘子。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
王问洛：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
洛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王稼祥当晚就把洛甫的这个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
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毛泽东出来指挥。[8]
十天后，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草塘）开会。猴场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一不过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二要回头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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