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宏杰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曾国藩的经济课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的经济课／张宏杰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1
ISBN 978-7-5426-6789-2
Ⅰ．①曾… Ⅱ．①张… Ⅲ．①曾国藩（1811-1872）－经济思想－研究 Ⅳ．①F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41551号曾国藩的经济课张宏杰 著出品人／一 航选题策划／航一文化出版统筹／康天毅责任编辑／殷亚平特约编辑／康天毅封面设计／熊 琼版式设计／林晓青监 制／姚 军责任校对／张大伟出版发行／（200030）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331号A座6楼邮购电话／021-22895540印 刷／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版 次／2020年1月第1版印 次／2020年1月第1次印刷开 本／700mm×980mm 1/16印 张／24.5字 数／450千字书 号／ISBN 978-7-5426-6789-2/F·791定 价／68.00元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自序为什么要研究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一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既重要又复杂的一位人物。不过人们在历数中国历史上著名清官的时候，往往遗忘了曾国藩。究其原因，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过多聚焦于他的功业道德文章，忽略了他“琐碎”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曾国藩本人唯恐得到“清官”之名。他的一生，可谓既“清”又“浊”，以“浊”为表，以“清”为里。这种居官行事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我在阅读《曾国藩日记》《曾国藩家书》等常见资料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关于他个人收支的零星记载，因此在2006年前后慢慢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通过梳理这些大量、琐碎而分散的资料，给曾国藩的一生算算账。后来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中又见到曾国藩亲手记的日常生活账簿，其中从买了一棵大白菜、剃了一次头、雇了一次车到收了别人十两“炭敬”、给某大学士送了三两“节礼”和一两“门包”，事无巨细，悉数记载。通过对这些材料进行估量，我认为可以大致复原曾国藩一生的家庭经济收支状况。
这个题目当然很有趣味，因为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通过观察他的经济生活，窥探这个传统社会最后一个圣人少为人知的一个侧面，我们可以衡量他在这个最隐秘的角落呈现出的“真诚”与“虚伪”。同时，通过曾国藩这一个例，我们获得了观察晚清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断面。比如可以穿越门禁重重的大小衙门，观察晚清官场的种种微妙而复杂的“规矩”。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汇的河口，在器物和制度的外衣之下，传统的力量，仍然在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分析曾国藩在金钱诱惑面前采取的既原则分明又现实圆通的态度，分析他所作所为的制度背景，对理解今天的社会现实也有帮助。二
曾国藩研究已可以称得上是一门显学了。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曾国藩生平思想言行的著作就已经大量出版，1949年以后这股“曾国藩热”在台湾犹有余韵。当然台湾在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工作是后来《湘乡曾氏文献》《湘乡曾氏文献补》《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等资料的影印出版。(1)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以朱东安的《曾国藩传》、王澧华的《曾(2)(3)国藩诗文系年》以及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的出版为标志，曾国藩研究再度兴起，关于曾国藩的生平、事功、思想各方面都出现了很多研究作品，唯有一个空白地带，那就是他的个人经济生活。数十种曾国藩的生平传记和思想评传中只有何贻焜和刘忆江两人的两部《曾国藩评传》对曾国藩的个人经济生活稍有涉及。
不仅关于曾国藩的经济生活研究极少，整个中国史领域内关于官员个人经济生活研究也不多。
以专著论，目前所见研究传统官员个人经济生活的唯一专著，是(4)张德昌的《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作者以李慈铭日记为基本材料，梳理计算他的收支细目，并做了简单的分类和分析。
相关论文也不多，有关曾国藩家族经济生活的比较有价值的一篇(5)研究论文是刘鹏佛的《清代湘乡曾氏家族与经济社会》。这篇论文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观察整个湘乡曾氏家族。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据湖南省图书馆所存的曾氏家族经济史料，比如曾氏家祠所藏的地契、曾八本堂所藏契据及《佃户姓名总目》等，描述了湘乡曾氏一族族产（主要是祀产）的扩大过程。有关清代京官生活状态的论文中，(6)孙燕京的论文《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比较好地勾勒出了晚清满族京官那桐的经济生活概貌。三
要深入了解曾国藩的经济生活，我们必须了解与曾国藩个人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清代经济社会状况、俸禄制度、财政制度。在这些方面，有很多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经济社会及俸禄制度方面，黄惠贤、陈锋主编的《中国俸禄制(7)度史》中对清代俸禄制度进行了较高质量的研究。肖宗志的《候补(8)文官群体与晚清政治》对清代文官候补制度及候补文官的薪俸水平(9)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张振国的《清代文官选任制度研究》对清代京官进行了详细的分类。(10)
在晚清银钱比价以及物价变化方面，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对晚清社会的货币种类和粮价变化有较为全面的探讨。彭凯翔的《清(11)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对清代粮价、物价变化的研究是这个领域比较出色的研究成果。而彭凯翔的论文《近代北京货(12)币行用与价格变化管窥—兼读火神会账本（1835—1926）》，从利用火神会账本中的货币与价格史料出发，结合其他直接、间接史料，对近代北京的货币行用状况与价格结构变化进行探讨。特别是其中通过实例对“京钱”贬值过程的描述和解释令人信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据所藏的前北平社会调查所汤象龙等整理的统计资料数据整理(13)出版的《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是了解北京附近粮价变化的重要资料。这些都是我重建曾国藩经济生活的背景材料。
关于清代军队俸饷制度及军人生活状况的研究方面，皮明勇的(14)《晚清军人的经济状况初探》、郭太风的《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15)(16)、刘庆的《经商与走私：清代军队腐败的重要根源》、杨呈胜的(17)《湘军军饷运用情况和特点考》是比较重要的论文，它们研究了政府常例军费支出情况及军人经济生活状况，揭示了晚清低饷制对军人生活的直接影响。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曾国藩制定厚饷制度的时代背景。
有关清代地方财政及陋规制度的研究领域有很多重要著作，比如(18)曾小萍的《州县官的银两》。这本书探讨了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分析了陋规形成背后的制度因素，以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与(19)破坏过程。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是第一本系统、深入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作的图解，对了解清代地方政府正式体制中的非正式人事因素的运作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此外，李春梅的《清朝前期督、抚(20)陋规收入的用途》对清代前期督抚陋规收入中用于公务的部分进行了较为明确的分析，对许多话题的展开具有一定开创性意义。
本书探讨的另一个重点是晚清乡绅家族的成长过程，这个领域的研究著作比较多。张仲礼、费孝通、何炳棣以及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等中外学者对中国士绅社会，特别是由科举制引发的社会垂直流动这个话题，都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张仲礼的《中国(21)(22)绅士研究》和《中国绅士的收入》被中外学术界认为是对晚清中国绅士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他对绅士收入来源的细分，特别是对通过调解社会纠纷和从事地方公共事务服务而获得收入的分析使我深受启发，不过他将“陋规收入”直接列入官员的个人收入，是不合适的。(23)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艾尔曼的《帝制中国晚期的科举文化
(24)史》等，对明清社会阶层流动中关键一环即科举的成功率进行了深入统计分析。刘彦波的《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
(25)变》对晚清地方官员与绅士关系演变的过程进行了很好的梳理。当(26)然，另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研究成果是李荣泰的《湘乡曾氏研究》，这本书简要梳理了湘乡曾氏的家世源流和迁徙过程，分析了曾国藩诸弟和亲族的军功及余荫。对我来说，其中论及曾国潢在乡举动所获评价部分最有参考价值。
关于曾国藩研究的基础性资料，最完整和最系统的是由湘潭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和古籍研究所等单位整理编辑的《曾国藩全集》。在台湾方面，由吴相湘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收入《湘乡曾氏文献》及《湘乡曾氏文献补》，于1965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这是曾宝荪、曾约农姐弟在1949年8月离开大陆，辗转香港，于20世纪50年代初带到台湾的曾氏家藏手稿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文献，可补从前各类曾氏全集之不足。
此外，曾国藩的两位入室弟子黎庶昌、王定安编撰的《曾国藩年
(27)(28)谱》和《曾文正公事略》，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王澧平等(29)(30)编辑的《曾氏三代家书》，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李慈(31)(32)铭的《越缦堂日记》，以及《刘光第集》等，都是本书重要的参考资料。四
本书纵向按“京官时期”“湘军时期”“总督时期”来分别观察曾国藩及其家族经济生活的变化。横向上则涉及传统时代低薪制与京官生活来源，士大夫个人性格、理学修养与经济操守的关系，晚清军事军饷制度与战斗力的关系，陋规、养廉银的来源与去向，乡绅如何凭借政治资本获得经济收入等晚清经济社会生活的多个侧面。
日常生活史研究个案的特殊性使研究者容易犯“见木不见林”的毛病。因此我在书中还简要分析与曾国藩同时代或者相去不远的几位京官及督抚的经济生活状况，确定曾国藩这个点在宏大历史背景上的坐标，从而判断曾国藩的典型性。“（理想的微观史学著作）它能够以其趣味性吸引读者；它传递了活生生的经验；它既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又通过聚焦事件、人物或社区而发散开去；它指向了普遍(33)性。”当然，这只是我的目标，至于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还是得乎其下，还要读者评判。(1) 朱东安：《曾国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2) 王澧华：《曾国藩诗文系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3) 《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94年。(4)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5) 厦门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2003年度博士学位论文。(6) 《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6页。(7) 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8) 肖宗志：《候补文官群体与晚清政治》，巴蜀书社，2007年。(9) 张振国：《清代文官选任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0年，第25～26页。(10)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1) 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 彭凯翔：《近代北京货币行用与价格变化管窥—兼读火神会账本（1835—1926）》，《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13)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4) 《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15)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第103～107页。(16) 《中国军事科学》1998年第4期，第218～223页。(17) 《扬州职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20～24页。(18) 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9) 法律出版社，2003年。(20)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年第2期。(21) 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年。另一个版本是与《中国绅士的收入》合并而成的，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22) 张仲礼著，费成康、王寅通译：《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23) 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成功之梯：1368—1911年》（《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2），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24)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25) 刘彦波：《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590～594页。(26) 李荣泰：《湘乡曾氏研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1989年。(27)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28)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4年。2013年，岳麓书社出版了标点本。(29) 曾麟书等：《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30)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31)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32)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33) István Szijártó，“Four Arguments for Microhistory，”Rethinking History, Vol.6，No.2（2002）.[14]（p.212）.转自周兵：《显微镜下放大历史：微观史学》，《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2期，第38页。自序二
2015年，我的两篇论文《曾国藩京官时期的经济生活》（2009年至2012年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和《曾国藩湘军及总督时期的经济生活》（2012年至2015年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期间完成的博士后论文）由中华书局出版，名字分别为《给曾国藩算算账（京官时期）》和《给曾国藩算算账（湘军暨总督时期）》。
在交给中华书局时，我原本已把两篇论文合并，但编辑认为字数太多，出成一本书过厚，不便阅读，因此分成两本出版。此次再版，为使读者阅读方便，我压缩了字数，恢复为一本。
为了更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在中华书局版的基础上，我对本书进行了一些调整。首先，我把原来属学术史回顾部分的《绪言》进行了较大删减，删除了其中“日常生活史范式的社会生活史研究回顾”等过于专业并且与本书关系不大的内容，改为《自序》。
其次，对书中其他内容进行了删减压缩。比如把第四章《曾国藩李慈铭收入支出结构对比》一节删除，其他章节叙述繁冗、引用过多的地方也进行了删节压缩。
第三，对部分叙述语言进行了调整。
一般来讲，学术语言要求表述准确，不修饰，不考虑接受的难易程度，因此难免显得艰深晦涩。
虽然我在写作论文的时候，已经考虑贴近读者的阅读需要，不想写得那么“高冷”，但事实上还是没有充分做到深入浅出。因此，在再次阅读稿件的时候，我对部分词句进行了调整，力争更为明白简易。同时，对部分文言文进行了撮要式翻译，以便普通读者阅读。
第四，增加了大量小标题，以调整阅读节奏。
我相信，很多好的历史学术作品，可以成为好的通俗史学作品。学术性和普及性是可以兼顾，甚至相互促进的。这是我的理解和努力。当然，因为此次修订时间限制以及功力所限，我做得还远不够，尚祈读者原谅，并对文中谬误之处进行批评。第一编 京官时期第一章长途拜客“打秋风”：曾国藩筹集“进京资本”第一节 从普通百姓到官宦之家一 典型的“平头百姓”
湘乡曾氏家族本来是非常典型的“平头百姓”。曾国藩曾说：(1)“吾曾氏家世微薄……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也就是说，从元明到晚清五六百年，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
确实，查阅《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从南宋年间那个可疑的“宋翰林院学士曾仕珪”往下，到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为止的二十二代(2)间，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
直到清道光十二年（1832），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才取得突破，成为曾氏家族第一个秀才，曾家才脱离平头百姓行列，进入“绅士阶
(3)层”，不过属于“下层绅士”。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又考中了进士，曾氏家族也由此跨过了“上层绅士”阶层的门槛。此后，曾国藩在官场上不断升迁，他的兄弟曾国荃以军功崛起，曾氏家族上升为“豪门巨族”，登上传统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从这个角度来说，曾国藩家族是研究清代社会垂直流动的一个很好的样板。二 中个秀才不容易
在传统时代，平头百姓要想爬上士绅阶层，并不比骆驼穿过针眼容易。明清两代士绅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在最多的时候也不过百分(4)之一左右。
平民百姓想要改换门庭，最主要的途径当然就是科举。然而传统时代科举的录取率极低，最低一级功名秀才（生员）的录取率不过(5)1%左右，至于举人、进士功名，当然更是难上加难。何炳棣说，以明代1393年为例，“进士只占总人口的0.000055，而在清代1844年，(6)则占0.000048”。也就是说，进士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平均不过十万分之五左右。
因此，由布衣而入仕，通常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业，往往需要好几代人进行接力。宗韵在《阶层与流动：明初农户入仕案例分析》一文中，对明代二十个家族的奋斗史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明初普通农民家庭攀升为官宦之家，平均需要四代到五代人，花130年左右(7)的时间才能完成。
在这个漫长的奋斗过程中，通常有两个必须通过的关口。第一，奋斗的起点往往是这个家族从中农以下变成富农或者地主，也就是经济地位要有一次上升。第二，有一代人获得秀才这个低级功名，后代才有可能中进士。
为什么要经过这两个关口呢？首先，只有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供孩子读书。虽然中国科举制度最令人称道之处就是它的公平性，然而这种公平性是受到经济条件的极大制约的。潘光旦、费孝通分析了清朝从康熙到宣统年间的915份朱墨卷，得出的结论是，科举制看似公平，但是实际上对城镇居民、有产之家庭更为有利。张仲礼也认(8)为科举制实际上更有利于有财富权势者。因为供孩子读书、参加考试，特别是乡试以上级别的考试，是要花很多钱的。参加乡试，需要在省城住店或者租房，“而此时房租又颇昂贵，非一般贫寒子弟所堪承受。而参加会试，更是所费不赀。有些离京城较远的省份，第二年三月的会试，在前一年十二月初就准备上京。旅途劳顿之苦，旅费之(9)巨，不难想见”。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河南拔贡王锡彤由汲县赴北京参加朝考。河南离北京并不算远，然而往返路费还是花掉了约50两白银；到了北京之后，他经历了到礼部投(10)文、报到、买卷、团拜等必需的程序，又花掉50两左右。这样大的支出是中农以下的人家通常难以负担的，所以大部分科举的成功者都出自小康以上的家庭。
而要由前代人获得一个低级功名给后代人做垫脚石，是因为获得举人、进士等高级功名的难度远远大于秀才。艾尔曼说：“在3万名生员中，只有1500名（5%）从乡试中胜出成为举人，而在举人中最(11)后只有300名（20%）可以通过殿试。”也就是说，按所有参加科举的人数与最终的进士名额计算，录取率是0.000136。
由平民家庭白手起家中了秀才的第一代科举成功者，由于教育质量的限制，往往只能止步于第一阶。但是他们却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为优越的教育环境，做孩子的启蒙老师，成为孩子们向上攀登的阶梯。王先明研究证明，晚清考中举人的那些人，查他们的祖、父两代，大部分都取得过秀才等基础功名。“其祖、父有功名身份的举人(12)所占比例占绝对的多数。”何炳棣也说，明清两代近百分之七十的(13)进士不是出身于普通平民之家。具体到清代，百分之八十以上进士(14)的三代祖先中至少出现过一个秀才。
曾国藩的同时代人李鸿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安徽李氏最初(15)“清贫无田”，到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立志要光大门户，发奋苦读，无奈时运不济，两次乡试均告失败，止步于生员。李殿华从此退居乡间，率子孙耕读，“足不入城市几近五十年”。他承担起所有家事，让自己的子孙们专心于学业。命运终于对李氏家族的顽强努力加以回报，李文安父子后来双双金榜题名，“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16)。
曾国藩家族的科举史与此十分相似。湘乡曾氏接力式奋斗的起点，也就是经济地位的上升是在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这一代完成的。曾玉屏出生之时，家境属于中农。他“少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一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以至人们担心曾家在他手里破落。好在从三十五岁起他痛改旧习，勤苦力田，“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多种经营，一年到头，无稍空闲。高嵋山“垄峻(17)如梯，田小如瓦”，曾玉屏“凿石决壤”，将十几块小田土连接成一片大田地。几十年艰苦创业，终于使曾家经济状况逐渐改善。
公元1811年（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时，家里有田地百余亩(18)，家中有祖父母、父母、叔婶、大姐加上他共八口人，人均至少十二亩半。晚清中国人均田地，学者的乐观估计是三亩，悲观估计仅为(19)一点四亩，具体到嘉庆十七年，吴慧提供的数字是一点七一亩。也就是说，曾家人均土地是全国水平的七点三倍。
毛泽东的出生地与曾国藩家相距不远，出生时间较曾国藩晚八十二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说，“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20)农”，后来又买了七亩，“就有富农地位了”。人均五亩多地就算富农，这一几十年后的标准亦可略资参考。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曾家的成分为小地主。曾国藩为曾玉屏作的《大界墓表》中说曾玉屏中年(21)以后成为地方上的头面人物，经常修桥补路，救助孤贫。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这是曾家向绅士阶层进发的第一层基础。
曾玉屏对湘乡曾氏家族更大的贡献，是高瞻远瞩地供自己的儿子读书。
曾玉屏深知功名对光大家业的重要性。据族谱记载，曾玉屏并不是湘乡曾氏的第一个地主。事实上，在五六百年的历史中，曾氏一族也数度上升到小地主阶层，比如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元吉就生财有道，在康熙、乾隆年间积聚了数千两的产业，置买了数百亩田地。然而由于没有功名做保障，这一短暂的地主地位很快被中国社会“诸子均分”习俗所打破：曾元吉晚年将家产均分给了六个儿子，自己只留下衡阳的四十亩田作为养老送终之用。六个儿子每人可以分到五十亩左(22)右的田地，再次回落到中农阶层。
为防止曾家的富裕如曾元吉时代一样昙花一现，曾玉屏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博取功名。他一力负担起所有家业，供长子(23)曾麟书从小读书，并且不惜代价“令子孙出就名师”，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
在曾玉屏的严厉督责下，曾麟书“穷年磨砺，期于有成”。无奈他的天赋实在太差了，前后应考了十六次秀才，都失败了。直到四十(24)二岁头发已经花白的时候，才“得补县学生员”。
虽然来得有点儿晚，然而这毕竟是曾氏家族史上破天荒的重大突破，值得大书特书。曾国藩回忆父亲生平至此，不觉叹道：“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创获，何其难也！”三 从下层绅士到上层绅士
取得秀才即“生员”身份，即意味着获得一定的特权：从面子上讲，“一得为此（指秀才—作者注），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25)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可以免除一点儿赋役，出入可乘肩舆，见了地方官，不必下跪。在法律上也享有一定特权：犯了罪，先要由学官免除秀才身份才能定罪。因此小吏和衙役(26)等人不能随便欺负，“平民且不敢抗衡，厮役隶人无论矣”。
然而，这点儿实际利益对一个安分守己、家口不多的普通生员人家来说，意义不大，也就是说，秀才功名对家庭经济地位的改变十分有限。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秀才不能当官。
确实，在曾麟书成为秀才后，曾氏一家的经济地位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几乎每一个读书人的目的都是走上仕途，而只有举人和进士才能保证他们获得官职。然而曾麟书中了秀才后，却再也没进过考场。通过十七次艰难科考才得了一个秀才这个事实，让他认识到自己确实缺乏读书的天分，根本无力跨过从生员到举人的鸿沟。他早已经把努力的重心转到了培养几个孩子，特别是长子曾国藩身上。
曾国藩祖父和父亲对曾国藩的殷切期望从曾国藩的学业进程中就(27)可以体现出来。曾国藩四岁即启蒙，八岁就读完了五经，开始学习(28)写八股文。“读五经毕，始为时文帖括之学。”
然而由于天资平平，曾国藩的科名之路开始也并不顺利。他十三岁即赴省城参加考试，一直考到二十二岁，前后考了七次才中了秀才，看起来很可能要步父亲的后尘了。不过在那之后就峰回路转，早年扎实的基本功让他厚积薄发，转过年来就中了举人。在两次进京会试失利后，在道光十八年春也就是二十七岁时取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更因在随后的朝考中发挥出色，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
曾家三代努力至此大功告成。相比宗韵所说的一百三十年，曾国藩家族的奋斗过程算是相当顺利的。从父亲曾麟书读书起到曾国藩中进士，前后不过四十多年；不过，曾国藩父子两人异峰突起之前，却是这个庶民家族五六百年之久的蛰伏。曾国藩屡屡说他的发达“赖祖(29)宗之积累”，这并非虚言。第二节 为入京而“集资”一 曾家生活排场的变化
在曾国藩中进士以前，曾氏一家始终过着普通农家的日子。
曾玉屏一生勤苦，家境小康之后，仍然一早一晚亲自浇地灌田。曾国藩在墓表中引用祖父的话：“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30)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每天早上起来给菜地锄草，喂猪养鱼也亲自动手。曾国藩小时候和弟弟们课余时间也常干放牛、砍柴之类的零活。为了补贴家用，几兄弟甚至还到集市上叫卖过菜篮子，到采石场帮人推过运碑车，这进一步证明了晚清一个小地主家庭经济状况的不稳定。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提及此事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31)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
不但曾麟书成为秀才没能让曾家富起来，即使在曾国藩成为举人之后，曾家的经济状况也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以至后来曾国藩两次进京会试的花销，对小地主曾家构成了相当沉重的负担。道光十六年，曾国藩会试失败后，返乡途中“为江南之游”，在南京看到一套《二十三史》，爱不释手，遂典当了自己的衣服买下。回到家中，父亲曾麟书“且喜且诫之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公（曾国藩—作者注）闻而悚息。由是侵晨起读，(32)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者几一年”。曾麟书嘱咐曾国藩，他不惜全力还此债务，但曾国藩只有认真研读此书一遍，才算不负父亲的努力。曾国藩因此足不出户在家里苦读了一年。可见，这一套《二十三史》的支出，在曾家看来是多么重大的事件。
道光十七年冬十二月，曾国藩再次入京会试，家中已经空乏得拿不出路费。“称贷于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余三缗(33)耳。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四处借贷，才借到三十二吊钱，节衣缩食赶到北京，手里只剩三吊，也就是说，已经没有回来的路费了。如果不能取中，有可能流落街头，无法返乡。
然而在曾国藩中进士之后，曾家的生活排场，马上发生了巨大改变。
中了进士之后，曾国藩风风光光回到家乡。他外出拜客，排场是(34)“仆一人，肩舆八人”，坐着八人抬的肩舆，后面跟着一个仆人，昂然行走于湖南乡下，引得农民们纷纷驻足观看。在中举之前，曾国藩衣着朴素，经年不过一件长衫而已。而再次进京当官之前，曾国藩统计自己置办的衣服，已有如下内容：羊皮袍、呢皮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绵绸
小袄、薄绵布小袄、绵袍套、绵圆袍、绵套裤、绵马褂、绒领、(35)
绵小帽、秋帽、秋领、线绉夹马褂……
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常大鱼大肉，但宴客时已经能上“海菜”了。这就是所谓的“鲤鱼一跃过龙门”。
曾国藩虽然中了进士，但是此时还没有被授予正式官职，用通俗的话讲，还没有工资收入。为什么曾家的生活水平，一下子上了这么大一个台阶呢？
这是因为，获得进士资格意味着肯定会当官，因此马上有很多人前来巴结。在明代，一个人取得进士功名后，在社会上立刻就会受到与现职官员相同的待遇。顾公燮描述：“明季缙绅，威权赫奕，凡中式者，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36)承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
也就是说，明代一个人考中之后，前来报喜的人手持短棍，从门口一路打进去，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坏，说这是“改换门庭”。随行的工匠立刻上前修补，新科进士家的装修活以后就由这名工匠承包了。接下来，会有同姓之人前来通谱，也就是认为同族，有人来当媒人，有人来当门生，不惜赠送千两白银。
古典小说中的很多描写更有助于我们了解通过功名获得收入的具体过程。比如《儒林外史》中描写周进中举后，“回到汶上县……汶(37)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认识的，也来相认”。
范进中举当然更为典型。范进家境破落，经常无米下锅，与缙绅之家更无交往。乡试过后，更是饿了两三天没人救助。
然而一旦中举后，“当下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
与他素无来往的做过一任知县的张乡绅立刻坐轿来拜，与范进平磕了头，送了他贺仪五十两。又见范家房屋寒陋，硬是送了自己在东(38)门大街上三进三间的一所宅子给范进居住。这还仅仅是开始，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范进由社会底层的平民一夜而成为巨富。
中国绅士阶层的诞生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征是政治权力的超经济强制，也就是说，财富依赖于权力。一个地主或者商人，即使拥有土地财产再多，如果没有“功名”，也仍然处于平民之列。而对绝大多数获得高级功名的绅士来说，即使他原本家世清寒，获得功名之后也注定会在经济上上升为中等地主以上阶层。“英国缙绅阶级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土地产业，间或因其他形式的财富。……中国的缙绅阶级则不然。在明清两代的大部分时期中，他们的地位由来只有部分是财富，而极大部分是（科举所得的）学(39)位。”
至于科举成功者经济上升的具体渠道，则因个人的情况不同而千差万别。曾国藩成为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薪俸十分有限，然而“边际效应”却非常大。这种边际效应主要体现为筹资能力的增长、获得干预地方政事的权力，由此导致曾家可支配财富的迅速增长。下面我们不妨通过湘乡曾氏这一实例，对清代士绅家庭的财富来源进行具体了解。二 拜客的总收入是多少
按国家定制，翰林院庶吉士相当于“实习翰林”，应该在翰林院学习（“住馆”），三年学习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根据成绩决定是否正式录用。但从清代中叶起，这项制度已经大打折扣，不但学习时间缩短为一年，且留京、回乡自便，只需一年后参加散馆考试即可。
因此点了翰林之后，曾国藩请假回家，在老家逍遥“把戏”（玩耍之意）了近一年。衣锦还乡是新科进士的惯例，曾国藩返乡的目的有三。一是整修门楣，光宗耀祖。曾家老屋门前竖起了旗杆，曾国藩遍拜各地曾氏宗祠，还重修了族谱。二是充分休息，以抵偿自己十年寒窗的辛苦。日记中甚至有“昨夜打牌未睡”等记载。三则是为将来进京当官筹集“资本”。
为什么要筹集“资本”呢？这是因为清代财政制度和今天有很大不同。首先，传统时代交通不便，进京当官，需要花掉一笔很大的路费，对于湖南到京城这么远的路程来说一般要一二百两。这笔钱要由官员自己出。其次，翰林等官员薪俸很低，而国家又无公款配给之制。到达北京之后，住房、官服、仆役，种种花费均需自己负担。所以进京“创立”之初，必须有一笔巨款垫底。
一般来讲，这笔巨款的解决方式有三种。第一种，家里经济实力雄厚的，会由家庭提供。第二种，经济条件一般的，只能“打秋风”。正如康有为所说：“故得第之始，则丧廉寡耻，罗掘于乡里，抽丰于(40)外官。”一个人一开始获得当官的资格，马上就要丧失廉耻，因为他不是在乡里四处挖掘财源，就是到地方官那去打秋风。比如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提到的一例，即他的好友陈源兖（岱云）：岱云江南、山东之行无甚佳处，到京除偿债外，不过存二三(41)
百金。
陈岱云为了找钱，到江南、山东跑了一大圈，最后弄到的钱不多，除了还债外，不过剩了二三百两。
第三种则是借钱，有的时候甚至是借高利贷。
因为筹不到钱没法到北京当官的情况在清代多有发生。比如康熙(42)时的魏象枢，“其初得京官时，亦患无力，不能供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被钦点刑部主事，因为家境贫困，无力支持当京官的花销，竟曾一度不想就任。所以筹措“进京资本”，是曾国藩一家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而曾家所能想到的最主要的筹资方式就是“拜客”。
在前三种方式之外，曾国藩的拜客过程为我们提示了又一条主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另一种“打秋风”。只不过陈源兖打秋风的对象是外省官员，曾国藩拜访的对象和借口都有所不同。
传统时代，一个人进学、中举、中进士后，照例要四出拜客。毛泽东1919年在《湘江大事述评》中曾这样对民国时代残留的拜客风俗进行描写：这位毕业生，得了喜报，他便坐着轿子（若家里没轿，便要
新制），红顶帽，马蹄衣（多半新制），轿子背后悬着“中书科
中书”等样的灯笼，向亲戚故旧的家里“拜客”。亲戚故旧得此
一拜之后，“荣莫大焉”的跑到这位毕业生家里去贺喜。至则这
位毕业生家里的头门上，又悬着一块写着“举人”或是“拔贡”
字样的小匾，红底金字，更是好看的了不得！一场酒食，各自散(43)
归，这便叫“做酒”，又叫“打把食”，又叫“打秋风”。
曾国藩中进士之后的拜客过程，与毛泽东所描写的颇有不同。毛泽东笔下的拜客者是民国时代官立学堂的毕业生，形式是在向乡亲四邻通报喜信后大家聚餐一顿，随个份子。这是前清举人拜客的大大简化版。而作为新科进士翰林公，曾国藩拜客比毛泽东描述的要隆重盛大得多：一是时间长，二是范围广，三是路程远，四是收入多。
按《曾国藩年谱》的记载，回乡这年曾国藩的主要活动是：“四月，公至衡阳。五月，至耒阳县谒杜工部祠堂，遂至永兴。有曾纪诗者，执贽愿从事，公为书‘勖之以学’。六月，还至耒阳。舟行出昭阳河，至清泉县之泉溪市，还寓石鼓书院，数日乃抵家。议修谱牒，清查源流。八月，公由邵阳至武冈州，还至新化及安化县之蓝田。十(44)月，抵家。”
这段记载很巧妙地隐藏了曾国藩拜客的主要目的，将他的出行描述成一次休闲旅游。但曾国藩的日记和《湘乡曾氏文献》却还原了曾国藩的拜客过程。《湘乡曾氏文献》中存有曾国藩亲笔所记的流水账(45)簿，就专门记载他这一段拜客收入。这两种资料显示，自道光十八年年底抵家，到十九年十一月离家进京，曾国藩在家乡待了二百九十六天，这期间他外出连续拜客四次，共计一百九十八天。也就是说，居乡近一年间的十分之七都用于拜客了。他的足迹遍及湘乡、衡阳、清泉、耒阳、永兴、武冈、新化等十县州。所拜之处，达一千二百家左右。
虽然到许多地方拜客的借口都是“议修谱牒”，但他所拜远不止各地宗祠。他拜访的对象包括以下四类：一类是自己的亲戚故旧，如岳父、外祖家、诸舅家等；二类是族谱上能找到的湖南各地曾氏家族族人，其中大部分是已经累世没有来往的；三类是非亲非故的各县官员和著名乡绅；四类是在外县经商的湘乡籍的老板们。
其目的除了“议修谱牒”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三重：一是向亲朋好友通报喜讯；二是与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建立起社交关系；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则是借此收受贺礼，收敛钱财。这是当时社会之通习。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正式开始拜客。
出了位新科进士翰林公，自然是方圆百十里内的轰动性事件，这不仅是白杨坪曾家的光荣，也是整个曾氏一族乃至湘乡县的莫大光(46)荣。要知道，清代湘乡县平均二十六七年才出一位进士，翰林更是上百年才能出一个。曾国藩每到一地，都受到隆重欢迎，不但摆酒款待（常有海参席、鱼翅席、蛏虷席），有的还请戏班前来助兴（如四月十一日日记记载，是日“唱剧，客甚多”）。各处主人不但要给曾国藩送上“贺礼”，还要附送“轿钱”。
他到的第一家是岳父欧阳家。岳父在欧阳宗祠大开筵宴，请客八席。在岳父家收获多少呢？从《湘乡曾氏文献》的“人情账簿”中我们可以查到，正月十六日他刚抵岳父家就收到“轿钱四百六十四文”。第二天在欧阳宗祠，又一次收到“轿钱四百文”，正式的贺仪则是“十二千八百文”。可谓小有收获，于是当天就“着人送钱十二千文(47)回家”。
除了亲戚家外，曾国藩拜客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祭拜各地的曾氏宗祠。从岳父家出来，十九日他到达了庙山曾氏家祠。二十日，“走各处坟山扫墓”。二十一日，“祠内经管请外姓人吃酒，四十余席”(48)，场面相当盛大。这一天曾国藩收入“轿钱三千二百文”。
在这几次拜客过程中，最重要的对象是各地官员。这自然是赤祼裸的“打秋风”了。各地官员对这位前途远大的新科进士都不敢怠慢，基本上都要宴请一次，然后再送上礼金。日记中频见此类记载，比如(49)(50)“沈明府请吃饭”“饮宋公（耒阳令—作者注）署中”“（武冈(51)—作者注）刺史杨莘田邀饮”“饮（新化—作者注）知县胡廷槐(52)(53)署内”“县令严丽生邀饮”……
官员所送一般都较丰。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冈州城，知州杨超任“请酒极丰，又送席”，又送银二十两。另两名地方官员一人(54)送八两，一人送二两。
除了亲戚、同族、地方官员之外，曾国藩拜客还有不可忽略的一项内容，那就是湘乡人在各地所开店铺，人情簿中记为“拜乡亲店”。凡是湘乡老乡开的店，不论烟店、当铺、纸行、布店、钱庄、绸缎庄，还是杂货店、烟袋店，曾国藩一概拜到。这种拜访，目的更是赤裸裸地敛财。而这些小老板对这个新科大老爷当然不敢怠慢，无不或多或少予以馈赠，有的还恭恭敬敬请他喝酒。比如九月他在新化拜店凌兴隆、胡德昌、戴永隆、孙义盛等八家，“十五早请酒，席极丰盛，且(55)恭，又共送钱十二千文”。
所以曾国藩从这些小老板处也颇有收获。比如他在宝庆城内拜了四十四家湘乡店铺，收了十六千九百文，平均每家收了三百八十四文。城外四十六家，收入三十六千六百文，平均每家收入约七百九十六文。
曾国藩拜客过程中，除“修族谱”及“拜访”“送卷”等名义之外，还有“挂匾”“收学生”“点主”等许多活动。新科进士是社交场中被热烈追捧的对象，因此所收的钱财也名目繁多，大致有贺礼钱、人情钱、轿钱、发卷钱、贽仪、题主钱，等等。
比如九月二十八日，他到荷叶堂曾祠，收到“公祠钱二十千，卷子钱三千文。夫子一千五百文，宗孔请题主钱四千文”。
族中那些实力雄厚的乡绅送钱往往较多。曾国藩九月中旬到新化杉木桥，此村举人、曾任直隶河间献县知县的曾功杰于本年三月去世，九月十六日其家“开吊”，曾国藩十七日赶到，“伊家款待甚隆……送钱三十千文”。其侄曾任新宁教官的曾功光也送他三十千文，另两个(56)侄子也各送二十千文，共计收钱一百千文。
有时候所获钱财多于预期，他在日记里会特别提一下。比如五月二十五日在耒阳写道：“辰后，仍写对联、条幅。益能叔侄款待甚丰，(57)馈赠甚腆。”查五月二十二日“流水账簿”，曾国藩收到曾益能贺礼二十千文，其侄兆安又馈送八十千文，侄贞璧送二十千文，合计一百二十千文，同时益能的两个儿子拜国藩为老师，送贽仪一百千文。(58)加在一起共有二百二十千文，确实为数颇巨。
当然，曾国藩一路拜客，也并非空手而来。在日记中，他多次提及写对联、扇子、挂屏、条幅等，有时甚至一写就是一整天。一般来讲，他到各地官员、乡绅及重要公祠，都会奉上亲书墨宝为礼，有时还会为人写寿序，因为新科进士的墨宝为人所重。这样所收礼金中又兼有润笔性质，自然更为丰厚。
一般来讲，送钱多少，要根据双方关系亲疏，施与方的地位和财力，双方过去的人情往来，各公祠祠规惯例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授受双方心中是有一定默契的。多的可达数十两，少的可能只有“羊毫(59)笔二支，印色一合”。然而有时双方并非心有灵犀，不愉快就不可避免。有的地方对新科进士大表欢迎，引导他去拜祭扫墓，请他书写对联，但提到贺礼，却不痛不快，导致曾国藩十分恼怒。比如他四月到达松陂曾氏家祠后，祠堂经管人又请他写字，又请他扫墓，折腾他好久，过后却提出手中没有现钱，贺仪须等到八月再送。曾国藩联想到前年父亲曾麟书来此祠送匾，祠堂经管人也曾许诺来家里送贺仪，过后却食言，因此勃然大怒，严厉训斥了他们一顿。四月初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道：“是日，松陂祠未具贺仪。又前年，父亲至此祠送匾，伊言当送钱来家贺，后食言。今又言贺仪待八月送。又前日要余扫墓，情理不顺，余盛气折之，祠内人甚愧畏。”
曾国藩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是因为传统时代的宗谱族规中大都包含有对中式者的奖励条款，各地宗祠对于科举中式者应该承担明确的致送贺仪任务。这在许多宗族族规资料中可以找到旁证。
比如湖北黄冈《孔子世家宗谱》“考试条例”：一、族中文武童考列州县前十名者，给花红银二两，案首外
加一两。二、文武童入学者给花红银八两，院案首外二两。三、
生员岁科试列一等者给银三两，前三名者加一两，案首加一两，
武生亦如之。四、增附生员补廪膳者给银四两。五、生员及贡监，
中试举人者给银二十两，武举亦然。六、族有俊秀子弟者，有志
进修，家无糊口，不能给俸，该户户头举族长验试，果有专心致
志，每年出学俸若干，以励成才。
湖北黄冈《淞湖陈氏家谱》：十九，中进士者，付庄专给贺谷三十石，点翰林者今议加谷
十石，点鼎甲者，加谷二十石（因此田已当一石一斗二升半，只
存四石八斗七升半） ……二十，中乡试者，祭田给贺礼二十千，
中会试者四十千，点主事中书即用者又五十千，馆选者六十千，(60)
点鼎甲者八十千。
从曾国藩的账簿记载看，他到各地曾祠，一般都由“首事”接待，(61)会收入一笔“公钱”，或者叫“公祠钱”，这应该是各祠产中用来(62)奖励科举中式者的例钱。
四月十二日记载，曾国藩的雷霆之怒使得松陂管祠人十分害怕，请人说情给曾国藩赔了不是，还送了一部分钱。“松陂请人说情，送押钱六十四千。”
当然，作为拜客活动的副产品，曾国藩对于族谱的修订确实也做出了一些贡献。比如日记中所记：余与家叔及上增叔……议修谱事，议每丁出钱百三十文……(63)
需谱者每部钱四千文。
那么，曾国藩四次拜客收入总共多少呢？首次拜客从岳父家拜到塘头湾曾祠，时间不长，只有七天，范围不广，都是至亲，收入也不多。曾国藩自己统计了一下，共收入二十一千一百八十文。
要准确计算曾国藩的收入，我们需要统一计算单位，把铜钱换算成白银。清代铜钱兑换白银的比率一直处于变化之中，道光年间大约在一千二百余文兑换一两到一千七百余文兑换一两之间波动。在此次(64)拜客过程中，曾国藩记载过三次兑换数字。为方便起见，我们把这三次兑换比率平均，按一千六百零二文兑换一两计算。这样算来，曾国藩拜客一周，收入为13.22两白银。
首次拜客不过是小试牛刀。接下来曾国藩又有三次拜客，时间、路程特别是收入均大大超过第一次。第二次拜客中，仅三月初七日至三月十一日在湘乡县城的四天，就收入钱十二千六百文，银四十一两八钱。我们按《湘乡曾氏文献》账簿将第二次拜客收入逐笔相加，共计钱二百三十六千九百文，白银二百三十八两三钱，以白银总计为386.18两。
第三次拜客收入，曾国藩在账簿中自己做了这样一次总结：三月二十九日出门，到六月二十二日到家，通计得现钱并轿
钱、下人钱五百××（原文如此—作者注）千文，花元二百三十(65)
元。
所谓“花元”，指流入当地的外国银圆（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说：“道光年间，洋钱已深入内地，自广东、福建一直到黄河以南，都有流通。”“鸦片战争前后那几十年间，最通行的莫过于西(66)班牙银元。”“大的重七钱二分。”）。如果按重七钱二分、成色百分之九十三计算，合足银一百五十四两。则第三次拜客收入合银466.1两。
第四次拜客，按《湘乡曾氏文献》流水账簿逐笔相加，共收入钱七百一十九千三百二十文，银一百一十七两六钱。以白银合计为566.61两。
其实在道光十九年正式大规模拜客之前，道光十八年由北京回湘乡路上，曾国藩就已经在中湘地区顺路拜过一次客了。《中湘拜客》账簿载，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日，他拜白果、东山、龙山等处的纸行、账簿店、钱店、布店、烟店、槽店、花店等四十三家，共收钱三十一千四百文，银19.85两。在湘潭县拜了知县、教谕、训导及其他(67)两位绅士，共收银23.6两。城内外合计收银43.45两，钱三十一千(68)四百文，以白银合计为63.05两。
以上五次合计，曾国藩所拜之处，包括宗祠、店铺及人家，约一千二百处（据《湘乡曾氏文献》约略统计）。共收入钱一千五百零八千八百文，白银三百九十九两三钱五分，花元二百三十元。以银两合计，共为1495.17两。
除了银钱之外，曾国藩收到的贺礼中还有少量实物。湘潭县一位(69)乡绅请吃酒，又送点心四匣，茶叶一篓，鸭子一对。另衡州府城的(70)纪文灿笔店没有送钱，而是“送笔十支”，贺五爷“送小菜四坛，(71)酒二坛，鲜鱼二斤”。
嘉庆、道光时期，物价水平很低。猪肉一斤五六十文，鸭蛋每个二文多，普通瓜菜如黄瓜每斤二文上下，葱每斤五文，桃子六至十文(72)一斤。至于一亩良田只要三十两银子。这样说来，曾国藩的拜客收入，可以买五十亩良田，或者四万斤猪肉，可谓巨款。
为了直观了解曾国藩拜客路程，我根据日记及账簿记载，对其行程大致加以勾勒，绘制成《曾国藩道光十九年四次拜客行程图》（图1-1）。
第一次拜客的目的地是岳父欧阳沧溟家金溪庙，路程不远。按地图上两点间的线路简单计算，往返29.22公里。
第二次拜客，主要经行地为永丰、梓门桥和湘乡。按各点间线路(73)简单相加，计133.06公里。
休整五天后，曾国藩开始了第三次拜客。从三月二十九日由家起程，走衡阳，二十二日至衡州府城，在府城停留十天。五月十一日到达耒阳县城，在县停留八天，三十日至永兴。六月初五由永兴雇船下耒阳，十七日又回到衡州府城。六月二十一日由衡城起身，二十二日(74)到家。按各点间线路简单相加，计456.35公里。
在家休息一个月后，曾国藩七月二十二日出门，开始第四次拜客。八月十二日至宝庆府。八月十七日由宝庆起行，二十二日抵武冈州。九月初二日离开武冈，十二日由杉木桥至新化。二十二日至安化蓝田。(75)十月初三日至永丰，初四日到家。按各点间线路简单相加，计603.3公里。图1-1 曾国藩道光十九年四次拜客行程图说明：此图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清代湖南省为底本，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11年），增加了栗江、花园、横板桥、白果、金溪庙诸地。
四次简单相加，共计1221.93公里。曾国藩行走的实际路程肯定要超过此数。一是因为上图所画路线是以他的主要经行点简单连线而成，实际行走路线要远比图上所示曲折。二是因为他每到一城，通常都要出四门到四郊拜客，行程也不算短。因此我估计他的实际行程为一千五百公里左右。拜客过程中一路所宿之地，多数是公祠，有时也宿乡绅家、客寓及各县湘乡会馆。从这张图中，不仅可以看到曾国藩拜客路程之远，也大致可以看出曾氏一族在湖南的地理分布概况。
在传统社会中遇到人生大事，亲友往往以礼金、礼物等方式互助，这是很多传统礼俗的起源因素。
科举成功后，一个中式者会面临一系列庆祝活动和大笔经济开(76)支。比如要打发前来送报单的报子，要竖旗挂匾，穿袍褂，簪花挂红，焚香告祖，拜客，送扇，印卷……林林总总，颇为繁重。商衍鎏回忆他中秀才时的情景：旋由学政牌示，定于某日到学政衙门簪花，赴学宫行拜孔子
礼，穿的是蓝袍、缎靴，戴红缨帽金顶，簪花披红……礼毕各人
乘轿回家，谒祖，拜尊长，尊长各给红封利试一包，后即出家门，
往拜从前受业过的各老师，至亲父执辈亦要登门叩头，家中设宴
数席款待亲友，亦要行礼周旋，到晚客散，因为叩头太多，两腿(77)
酸楚，疲惫不堪了。
这一过程花费不菲。比如李慈铭中举后，“致送贽礼，缴付墨卷刻费，购买衣袍，修墓扫墓，以及应酬饮宴等费用，花了四百两”。(78)他在日记中叹息说：“寒士得中乙科，耗费至是！”
这种大笔花费普通人家很难负担，因此催生了中式后的“贺仪”。当然，对新科进士的帮助不同于其他互助。向这样即将成为官员的人致送礼金，显然是一笔前景很好的投资，利润必定丰厚，因此很多中式者家庭互助圈子以外的人会主动前来送贺礼。
曾国藩以拜客方式收受的大量礼金，显然相当多是出自“投资”的目的。多年之后，曾氏在家信中回忆起这段经历，显得颇为后悔：我自从己亥年（道光十九年—作者注）在外把戏，至今以
为恨事。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
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
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79)
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也就是说，将来如果做了外官，那些送或者借给他钱的人找上门来，曾国藩付以十倍的回报，当事人也并不见得满意。因此，现在所送，都是钓饵。
这是后来的悔悟，当时困窘中的曾国藩面对这些“钓饵”，并无丝毫犹豫。因为当时经济条件决定，曾国藩不可能不遵此陋习。
除了在家乡“把戏”时四次拜客外，道光十九年秋天，曾国藩北上入京为官时沿途拜客收入也相当不菲。
结束在家的休整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曾国藩从家乡出发，经湖北、河南北上至京。
一路上他的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与各地官员相往还上，上至巡抚，下至县令，乃至学官，他都拜到。
十一月初六日他到达湘乡县城，收到县令严丽生以下共银三十二(80)两余，钱三十五千文。其中县令送银十六两。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