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春贵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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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觏政治思想研究--儒家功利学派在宋代的发展试读：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
李觏（1009-1059年）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宋史·儒林传》对他的生平有个简短的记载：
李觏，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人。俊辩能文，举茂才异等不中。亲老，以教授自资，学者常数十百人。皇佑初，范仲淹荐为试太学助教，上《明堂定制图序》。……嘉祐中，用国子监奏，召为海门主簿、太学说书而卒。
李觏年轻时，以康国济民为意，精心撰写文章，希望引起朝廷主政者的注意。因科场不利，自35岁便退居家乡，专事写作和教育，成为当时江南著名学者。朝廷在授予他通州海门县主簿的告词中，对他的评价是：
尔醇明茂美，通于经术，东南士人，推以为冠。
可见李觏生前是个比较活跃、颇有影响的人物。但自南宋以后，李觏除不时被小说家（笔记小说）和同乡的士人（如明代的左赞等）提起和关注外，几乎声名不彰近八百年。1922年胡适先生偶读《直讲李先生文集》，发现了李觏思想的卓越之处，遂写下《记李觏的学说》一文，把李觏称为“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并指出：
李觏是北宋的一个大思想家。他的大胆，他的见识，他的条理，在北宋的学者中，几乎没有一个对手！……近来读他的全集，才知道他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因此，我现在热心的介绍他给国中研究思想史的人们。
胡适先生可谓李觏的知音。尽管他没再继续深入研究李觏的思想，但这一段话为后来的学者指示了方向，上面所引的这段话亦屡被近年来研究李觏的文章引用。
究竟李觏说了些什么引得胡适先生如此褒扬？胡适先生的褒扬是否夸大其词了呢？如果李觏真的具有胡氏所言的成就，又为什么会被埋没如此之久呢？
在搜集相关材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近三十年来李觏研究颇为繁盛。李觏的著述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如哲学、政治、经济、法学、文学、教育、军事、管理等，都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因此笔者一度对这个选题有所犹豫。不过，随着阅读的深入，特别是对宋代儒学发展有了一些认识之后，觉得李觏研究还是可以再深入一些的。对笔者启发最大的是邓广铭、漆侠、陈植锷三位先生关于宋学的研究。“宋学”原本是一个使用较为随意，因而其内涵也较为复杂的词。有时它指的是一种学术方法，如《四库全书总目》（以下均简称《总目》）总结两千年来经学发展之八变，最后将之归结为：
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
就是说，宋学是汉代训诂考证之学的对立面，即义理之学。方法与内容是一体之两面，所以“宋学”一词的含义也就很自然地扩大为宋代的学术上来。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即在此含义上使用“宋学”一词，并将其划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宋学仅指理学（或称道学，下同）：
所谓狭义宋学，……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周、程、张、朱之学，英语称之为“Neo-Confucianism（新儒学）”，几乎就是朱子学的同义语，其实有时候也将陆王包含在其中了。
广义的宋学，则泛指宋代的一切学问，囊括了各家学说在内。这种用法在我国古已有之，如明代唐枢著的《宋学商求》一书，不仅将“横渠之学”、“明道之学”、“伊川之学”列入宋学，“涑水之学”、“魏公之学”、“乖崖之学”、“希夷之学”、“云溪（种放）之学”也统统被包罗进来。既有哲学、政治学，也有史学、文学；既有儒家，也有道家。可见，广义的宋学因没有严格的遴选标准而显得过于宽泛了。
现代学者对于“宋学”一词的用法也不甚严格。陈寅恪先生提出了建立“新宋学”的说法，但他并未明确界定宋学的内涵。钱穆先生经常谈到宋学，也未予明确界定。或许他们认为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广铭先生首次给宋学下了个明确的定义。在《略谈宋学》一文中，他指出：
如果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我以为是比较合适的。
以此他纠正了自己以前对宋代思想史的看法。他曾参与撰写1962年出版的《中国史纲要》一书，其中《两宋的哲学思想》一节是他写的。那时他认为：
支配两宋三百多年的哲学思想，是理学。两宋理学是佛教哲学和道家思想渗透到儒家哲学以后出现的一个新儒家学派。
其实这也是以前笔者对宋代思想史的一个模糊印象。邓先生指出，这是完全说错了的，亟应加以纠正。他认为理学只是宋学中的一个支派。理学在学术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时间较晚。不仅北宋时期理学没有显赫地位，即使到南宋朱、陆两位大师生活的时代，理学在思想界也没有压倒的优势。
陈植锝先生是邓广铭先生的博士研究生（1987年毕业），其博士论文《北宋文化史述论》一书出版于1992年。陈先生发挥师说，进一步突出了宋学的概念，以“宋学”一词概括两宋儒学思想流派之全部。该书以学术思潮为线索，详尽描述了宋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宋学发展的诸阶段，归纳出了宋学的主题及其精神，阐明了宋学与佛老之关系，及其对宋代文化其它方面的影响。
漆侠先生是邓广铭先生最早的研究生（951年研究生肄业）。他从1994年开始，以古稀之龄撰写《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书，惜未完成即离世，遗稿于2002年出版。该书也发挥师说，以“宋学”指称宋代儒学思潮整体，又将宋学细化为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苏蜀学派、洛学、关学、理学、事功学派等许多流派，按照宋学形成、发展、演变三个阶段，分析各个学派的兴衰承递。与《述论》相比，此书的写作以人物为中心，并以唐宋之际社会经济的变革为宋学的基础，把宋学形成的背景往上推至唐代中叶。
邓广铭先生重新界定的宋学概念为我们观察宋代儒学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儒学复兴并重新取得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是宋代思想文化领域最为引人瞩目的事件。这不是一个直线发展、直奔理学主题的简单过程。笔者认为，以“无事袖手谈心性”、“存天理，灭人欲”、“以理杀人”等简单化、脸谱化的描述来认识宋明理学，这是一种片面；以宋明理学之重心性来认识古代儒学，则是另一种片面；而把程、朱、陆等人的理学思想视作宋代儒学的主流，还是算不得全面。
理学是宋代儒学复兴的重要成就，但决不是唯一成就。我们在承认理学是最主要成果的同时，也应该对那些在宋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起到过非常重要作用、而又独立于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的其它学派，如北宋的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苏蜀学派、南宋的永嘉学派等予以客观的评价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客观评价宋代儒学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来观察宋代儒学复兴，“宋学”一词庶几能满足这一需要。
此外，给宋学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也是避免语词滥用的需要。以“宋学”指称一种学术方法，过于专用，兹不论。以“宋学”来指称一切宋人的学问，也就失去了宋学一词的意义了。此外，虽然程、朱、陆等各家学说最能体现宋代儒学复兴的成就和宋人的学术精神，但程、朱、陆之学已有“理学”、“道学”以及“新儒学”这些术语。再以“宋学”名之，则不免叠床架屋，徒然造成语词的混乱。
笔者采用邓先生对“宋学”一词的定义，并以之为视角（关于以宋学为视角，下文还有进一步的阐述）来认识宋代儒学的复兴，也重新审视了李觏的政治思想。这就为李觏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作为宋学开创初期的人物，李觏的学术方法与政治思想对于儒学的复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说宋代政治思想大致可分为“理学”与“功利”两大倾向（萧公权语）的话，那么这种分流在宋初思想界的几位重要人物那里造成了什么样的分歧呢？特别是李觏的思想，与另几家的分歧何在？对于相同的时代问题，是什么使得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式，而这对于他们的学术研究又有什么影响？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这是深入了解和客观评价李觏政治思想的需要。
研究古人的思想，我们不仅要用现代学术语言系统地梳理其理论体系，还应该置身于思想家的历史环境，尽可能地还原思想家建构与完善其思想体系的动态过程，这样才能比较透彻地了解和客观地评价其思想。
赵宋王朝在列国纷争中崛起，立国三百余年，始终有强敌环伺，因而以富国强兵为主要内容的功利学说是其思想的主流。正如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指出的：
宋代政治思想的重心，不在理学，而在与理学相反抗之功利思想。
功利学派的思想最终被理学的光芒压倒，像李觏这样主张富国强兵、倡导事功的思想家逐渐被挤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今人欲述宋代的政治思想，不得不述其功利思想；而欲述其功利思想，则不得不自李觏始。
目前，从政治学角度对李觏思想的研究已有不少的论文。但从宋学兴起和学术变革的角度，深入探究李觏政治思想的发展与完善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认为，如果不能将李觏的政治思想置于宋学的背景中，肯定其作为儒学重建的一种努力，那么李觏的所有理论设想就不过是一种智力的游戏和仓促的应对措施而已，不能充分说明其价值所在。
因此，笔者对李觏政治思想的考察，不仅以宋代社会政治危机与变革为背景，也以宋学兴起为背景。对其思想资源进行梳理时，不仅仔细检视了李觏对前人思想资源的利用，也突出了他在构建起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所实现的学术方法变革。希望笔者的研究可以对李觏政治思想，乃至整个宋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都有所裨益。
其次，深入研究李觏的政治思想，不仅是政治学科研究之要求，对于把握古代儒学发展之全貌，亦有其重要意义。
理学取得了儒学正宗的地位后，学者们往往忽视了儒学发展中的另外一些流派（或称思想脉络），故对儒学发展的研究不免有以偏概全之憾。当代已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不满，要求更全面地看待、研究儒学的发展。如张汝伦先生指出：
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倾向和基本特质是实践哲学，……将心性论阐释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和正宗，恰恰会使中国传统思想中真正有普遍而永恒价值的东西湮没不彰。
虽然这里是就古代哲学整体而言的，但以之描述儒学的发展亦无不妥。蒋庆先生则用“政治儒学”一词来说明与宋明理学不同的儒家思想脉系。他认为，中国儒学传统中有一个“政治儒学”的传统，此传统与宋明心性之学为代表的“生命儒学”传统不同。“生命儒学”也被称为“心性儒学”，他指出：
宋明以降，心性儒学偏胜，政治儒学式微，……现代新儒家遥承生命儒学余绪将心性儒学推向高潮，把儒学改造成了一种系统的生命形上学。
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蒋庆先生最后的结论，即主张以政治儒学“回应当今中国学术问题、政治问题、制度问题、中西文化冲突问题及儒学未来复杂问题”。但从宏观角度言，“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的提法，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儒学内部关于政治建设的不同思路和趋势。但以“政治儒学”来命名儒学中与理学不同的派系，且如此严整的一分为二，也有些勉强。儒家学说本质上就是积极入世、注重实践的政治学说，社会政治制度建设是其关注的焦点，扶危救亡、富国强兵亦是其题中应有之意。宋明理学亦是如此，只不过其所采取的政治建设路径与其他各派不同而已，谓之“心性儒学”也有以偏概全之嫌。
笔者并不打算对儒家思想流派进行全面的梳理、藤别工作。本文强调的是，在儒学史上确实存在着一些和宋明理学家有着不同的精神气质的儒者，他们也前后呼应、继承，形成一个可以辨识的思想脉络。他们都追求事功、功利，所以可称之为功利主义学派。《李觏集》的整理者王国轩先生指出：
李觏基本是个儒家，其思想特点是求实和针对性。我认为在儒学发展中有个功利学派，比较重视义理与功利的结合，重社会实际，竭力批判社会现实，力图革新社会，在北宋李觏是个代表人物或开创人物。此后王安石、陈亮、叶适、辛弃疾多属这派人物，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派即实学都和这派有关联。
以往研究者多不加区分地以“功利主义”来描述这些儒家学者的功利思想与法家、墨家的功利思想，但它们之间是有着本质不同的。儒家功利学派的学者们是在儒家基本价值体系下发挥功利主义的，故有必要以“儒家功利主义”来命名突出这一思想传统。
李觏是宋代儒家功利学派的代表，主张义利统一、义利并行是其思想的特色和长处。实际上正是李觏重建了儒家功利主义传统，这是他对儒家思想的主要贡献。认识到这一点，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儒家思想。
其三，李觏义利统一、义利并行的主张，对于当下我国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宋代儒学复兴初期的学者们充分发挥了儒学传统中的事功和义理两个方面。在宋学的早期开创者（如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人）那里，注重事功、功利和发挥心性、义理并不冲突。心性和事功都是儒学之内的东西，只是在具体的每个学者那里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李觏注重事功，但他的名篇《袁州学记》中也有“为臣死忠，为子死孝”这样道学味很浓的话。王安石是讲求功利的儒学大家，但他也是宋代探讨心性问题的始作俑者。被推崇为理学开创者的张载、程颢、程颐等人，也非不重视事功。他们都是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只是他们对心性、义理强调得多一些罢了。
随着学术探讨的深入，心性与事功这两个方面被对立起来了。“重义轻利”的传统被理学家们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这个提法，联系其具体语境和时代氛围，自有其合理性。但后来宋明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被推向了神坛。理论变成了教条，主张简化为口号，宋明理学不免被发展到“重义非利”的地步，成为“以理杀人”的教化工具了。儒家功利主义学派则被排斥和忽视了。其流弊则是，学者只谈心性，不谈事功。明末、清末国运艰难之际，学者们对此体会更深。“重义轻利”或“重义非利”的传统牢固地支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笔者认为，实际上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人都没走出这个传统。“文革”时代，尽管人们宣称“与一切传统实行最彻底地决裂”，但其行动背后的思维方式，则未能脱离此道。在笔者看来，所谓“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贫穷的社会主义”等提法，与“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风气亦随之转向。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大行其道，国人不再耻于言利。在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风气每况愈下。道德滑坡成为当今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重建社会道德成为刻不容缓的要求。我们既不能回到“重义非利”的传统，也不能容忍“见利忘义”之风的蔓延。对当代中国社会而言，遵循“义利统一”、“义利并行”的原则，谋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经济发展同步进行才是正道。
鉴古知今。回顾前贤得失，可为今日中华文明复兴之借鉴。尝读陈寅恪先生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作的序文，其文曰：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以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今日国内思想界之情势，颇似宋代以前：魏晋以降，儒学不再独尊，与释、道相竞，几度衰微。数百年间，三家学说相互碰撞、借鉴、融合。待赵宋王朝崛起后，优容士大夫，文化氛围颇为宽松。学者得以兼收并蓄，竞造新说，最终经由朱熹等人之手，将传统思想文化推向其演进的顶峰，故曰“造极于赵宋之世”。或许陈先生之意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必须以思想学术的自由研究为前提，以各种学说的充分发挥为基础，最终抟成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即是“新宋学”之建立。
在此过程中，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充分研究与发扬必不可少。若民族固有文化无存，何来复兴？笔者认为，或许这就是今日研究古代思想之价值所在。
第二节 李觏研究忒献餘述
李觏研究并非显学，还有可能对现代学者研究李觏的文献进行近乎全面的搜集。根据胡文丰先生编订的《李觏研究论著目录》，从1908年至本文定稿，国内外学者共发表了247篇研究李觏的专题文章（扣除重复发表的篇目）、4部专著及硕博论文。下面先对百年来李觏研究的情况做一个大致的数量分析。
从地域分布上看，目前笔者所见到的1949年以前现代中国学者研究李觏的文章有6篇；1949年至今，大陆学者发表了205篇论文，台湾学者有22篇。外国学者的研究论文共有14篇，以日本学者居多，目前可知至少有7篇日文专题论文。此外还有德国、韩国、新力口坡等国学者研究李觏的文章7篇。
专著及硕博论文中，有20部是大陆学者出版的，台湾学者有3部。国外研究专著则仅有谢善元先生（谢先生是台湾籍华人，因其著作在美国写成并在那里发表，所以将他归在外国部分）于1972年撰写的博士论文The Life and Thought of LiK-oul009-1059。
从时间分布上看，台湾和外国学者对李觏的研究，数量不多，分布较均勻。大陆学界在1949年到1979年间对李觏的研究近乎空白。从1980年开始，李觏研究有了较快的发展，30多年间总共发表了205篇论文，以上提到的20部专著、硕博论文也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
这里应指出，江西省有关单位先后举办了两次李觏思想研讨会，这对李觏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一次是200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由南昌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的全国首届李觏思想学术研讨会。据会议材料称，自从上世纪初胡适先生提倡研究李觏思想至2002年近九十年间，共发表了论文50篇，著作4部，而这次会议就发表了40余篇。彼时笔者尚未涉足这个领域，未能躬逢其盛。第二次是2009年11月29日至30日，由江西省资溪县主办的纪念李觏诞辰千年学术研讨会，会议又收到论文34篇。笔者有幸参加，收获颇丰。
从1980年至今，以2001年为界，之前共有论文63篇，专著、硕博论文4部。2002年至今，则有论文142篇，专著、硕博论文16部。官方提倡对于学术繁荣之刺激力量，可见一斑。
从研究的内容上看，中国学者的233篇论文的分布为：政法（包括政治、法律、军事、管理）类44篇，哲学类37篇，文学类33篇，经济类32篇，综合介绍类26篇，史实考证19篇，学术思想类15篇，教育类13篇，宗教类8篇，其它方面6篇。
专著、硕博论文内容的分布为：综合研究5部，经济学5部，政治学4部，文学3部，伦理学1部，材料集及通俗读物6部。
哲学、政法、经济、文学是研究者关注最多的领域，这也符合李觏思想的基本内容。下面对部分李觏思想研究的文献进行分析，因篇幅所限，仅限于和本文写作相关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
一、专题论文
上文已述，胡适先生推介李觏的文章影响很大，当代论者多以胡适为现代人研究李觏的开端。实际上进入20世纪以来，最早以现代人眼光研究李觏的文章，当属黄节的《李觏传》。该文着重介绍了李觏的平土、均产思想，认为李觏的学说“务排抑君权，恢扩民义”，“若折衷三代，恢扩民义，乃自李觏始”。此文当是寄托作者反清、革命主张之作，故应归为现代文献范畴。但今天看来，这个评价虽高，却不甚准确。李觏何曾抑君权？而恢扩民义，究竟指民主还是民本？若指民主，则李觏不曾有；若民本则古已有之，非从李觏始。加之该文以文言文、传记文体写成，故影响不大。
此后还有署名大痴的《李觏的社会文学》、邹枋的《李觏的土地经济论纲领》、谭玉模的《李觏、王安石与北宋的小地主阶级解放运动》、漆侠的《论李觏与孟子》。大痴的文章很短，盛赞李觏是“白乐天第二”，因为他和白居易一样，“专替我们平民说话”。邹枋的文章较长。作者从国用、富国、安民、强兵等几个方面，详细分析了李觏的土地经济纲领，认为：
有宋一代，言土地经济政策，则自当推王荆公；如言土地经济思想，则惟有李觏一人。
谭丕模的文章以阶级斗争理论分析李觏和王安石的理论，认为北宋时期存在着“在经济领域已占优势的小地主阶级与残存的大地主尖锐的对立”，“李觏是北宋小地主解放运动的理论大家，王安石是北宋小地主解放运动的前卫战士代表”，并指李觏为“素朴的唯物论者”。漆侠的文章则简要描述了李觏和王安石对待孟子的不同态度，考查了李觏对孟子的矛盾态度，但此文并未深入分析何以李觏如此对待孟子。
1949年以后（至1980年），大陆学者对李觏的研究基本中断。在此期间，台湾学者发表过3篇论文，其中有韦政通先生的《宋朝思想家李觏的思想》一文。韦先生在文中指出，李觏的思想“不属于孔孟的传统，他实是继承了荀子的思想进路，作了一次高明的发挥”。继胡适之后，他再次呼吁学界重视李觏的思想。后来韦先生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思想史》一书中，进一步强调了李觏对荀子的继承，指出对中国思想史中荀学系统的研究大有必要。
从1987年到1990年，夏长朴先生先后写过5篇关于李觏的文章，分别讨论了李觏的非孟思想、李觏的实用思想、李觏与荀子的关系、李觏与王安石的关系、李觏与范仲淹关系等问题。其中四篇收在其文集《李觏与王安石研究》一书中。
在《李觏的重礼思想及其与荀子的关系》一文中，夏先生梳理了李觏的礼论并对比了他和荀子的相同之处，指出荀子是李觏关于礼的观点的重要来源，但李觏的文集中提到更多的是《礼记》、《周礼》、《易》、《左传》等典籍，却很少提及荀子，这是个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
在《论李觏的实用思想》一文中，指出李觏的实用思想有几个特色，即“重视人事，强调有为”；反对弃人事，将福祸委之于天命；“重视时变，主张行权”。他指出，李觏思想所表现出来的实用色彩，“正是先秦以来儒者重视事功的传统”，这和后来理学家重视心性之学的学风是各异其趣的。《李觏的非孟思想》一文梳理了李觏对孟子的批评。夏先生将其归结为人性论、义利之辨、王霸之辩、不尊周四点。他指出，李觏在批评孟子不尊周的过程中，由于过于强调天子之不可废，使得自己的观点前后有些不一致的地方。《李觏与王安石的关系》一文考察了李觏与王安石的异同。夏先生指出，两人在重视人事、强调有为、重视学习与教化、实用主义、理财富国以及许多具体的治国措施方面有着相同之处。《李觏与王安石研究》一书中还收有《李觏与北宋前期学者的排佛老思想》一文。该文考察了李觏和他同时代诸学者的排佛思想，认为李觏与欧阳修是提出以恢复儒家传统的礼教来对抗佛教的主张的先驱，并为李觏没有在这方面进一步深入探讨而感到遗憾。
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魏明政先生于2007年发表了《李覯非孟思想中的义利問題》。作者考察了前人关于李觏义利问题的研究，以“宋朝积弱不振的反动”、“‘排佛风潮’与对荀子的承继”、他的出身背景、对法家思想的认同等因素，说明李觏“不耻言利”的义利观的形成。作者认为，李觏对孟子的“义利之辨”的理解，实际上混淆了“价值层面”与“现实层面”的差异。孟子强调义，仅是就价值层面的优先性而言的，并未取消利。而李觏以“不耻言利”对孟子的批评，却有可能引起负面因素，作者最后以之批评台湾社会：
李觏“不耻言利”的义利观，在宋朝也许未必能形成普遍的时代风潮。然而这样的“不耻言利”，在今日的台湾社会中，却已是处处可见，令人忧心不已。问题是，“重利轻义”是导致一切“笑贫不笑娼”、“投机而不务实”、“黑金政权”、“腐败社会”、“自然生态破坏”、“生活品质降低”的罪恶价值根源，因而令人不得不怀疑，这是否为我们想要的、李觏所追求的理想生活？
对此观点，笔者还要在后文进行回应。以上是1949年后台湾学者的有代表性的相关论文。
大陆学者从1980年重新开始李觏研究。姚家华先生的《论李觏的经济思想》可能是这一时段最早的一篇论文。在文中，姚先生分析了李觏的利欲观、财富观、理财观，指出：
李觏和同时代的一些儒家比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讲求经世致用之学，重视现实社会经济问题，并且提出了不少独到的思想和主张，这在当时崇尚空谈性理的儒家学者中，可称是独树一帜。
姜国柱先生在新时期较早投入李觏研究。他发表过《李觏的<礼论>思想》、《论李觏的哲学思想》、《李觏的政治和法治思想》、《论李觏的经济思想》等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都被《李觏评传》一书所吸纳整合，故姜先生对李觏的研究放到下文相关部分）。较早对李觏进行研究的还有陈国钧先生，他先后发表了《李觏哲学思想简论》、《简论李觏的政治思想》、《李觏及其哲学思想》等文章。1986年，曹德本先生发表《李觏的功利主义思想及其哲学基础》一文。曹先生指出：
李觏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功利思想，其全部政治思想都是以功利思想为中心而展开的。
曹先生认为，李觏功利思想以“唯物主义天道观”和“礼本说”为哲学基础，以“民惟邦本说”为出发点，以“富民说”为落脚点，以“义利统一说”为核心。他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主张抑制豪强兼并，有利于中小地主和广大劳动人民，对社会的发展会起着积极的、进步的推动作用。
付胜国、罗伽禄在《李觏的礼》一文中指出，“对于‘礼’的作用，李觏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的认识范围。‘礼’在李觏那里既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同时又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政治规范”，并认为李觏企图通过封建统治者本身建立什么“平土之法”来解决土地兼并以达到“礼”治的理想境界只是一种空想。
余敦康先生在《李觏的<易论>》一文中指出，要想深入了解李觏易学的思想实质及其所反映的时代风貌，有必要联系范仲淹及其门下诸子的共识作一番宏观的考查。他们都把弘扬易学看作是配合新政、复兴儒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掀起了一个持久不衰的研究《周易》的高潮。他指出：
李觏《易论》作于前，《删定易图序论》作于后，《易论》多明人事，《删定易图序论》则从刘牧的象数之学中受到启发，着重于援引天道来证明人事，总的都贯穿了一种明体达用的精神。
赖井洋先生关注李觏十多年，先后发表了（包括与人合撰）十余篇相关论文，全面探讨了李觏的哲学、辩证法、礼论、与荀子的关系、经济伦理、平土思想、气本原论、认识论、功利主义、重农、富民等诸方面的思想。
郑晓江先生对于李觏的人生观与人生践履有着独到的理解，写过论李觏人生观、生死观的文章多篇。他对于李觏的看法，可以他为罗伽禄著《北宋名儒李觏》所写的序言《草民思想家李觏的不朽之路》为总括。他将李觏一生事迹总结为“四叹”：叹其本是“江南贱夫”（李觏自称），却以政论名世；叹其无科举功名，却成为一代儒宗；叹其殁后九百年而研究者众多；叹其后裔及遗存事迹之不清。他认为：李觏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批评家、教育家，也是一个有独创性思想的学者，同时，李觏可以说也是一个落魄的文人。这四种人生定位构成了完整的‘另类的李觏’。
赖功欧先生发表过《一代通儒李觏论》等研究文章，他将李觏称为“一代通儒”，并主张重新评价李觏的历史地位：
李觏对理学与实学的巨大影响，早已证实其作为一代通儒的思想史意义，然而对其思想的深度发掘，仍有待理论界的工作；不过值得提出的是，对李觏的历史地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彳I']是否有重新评价之需要？
顾厚顺与吴小龙合撰的《李觏对中国传统哲学“道”范畴的继承和发展》一文认为，李觏对“道”范畴的阐述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其内涵主要表现为，李觏“把‘道’看成是自然规律和道德规律；是常与权的统一；是一与不一的统一；是无不至，无不通”。
2008年出现了三篇针对李觏的学术研究的文章，即夏微的《李觏<周礼>学述论》，饶国宾的《师古以用今：李觏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刘越峰的《论李觏以人为本的经学思想》。夏微先生分析了李觏对《周礼》的认识、诠释《周礼》的方法、诠释《周礼》的旨归后指出：
李觏虽持传统之见，承认《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书，但他在《周礼》本经的诠释上独树一帜，不仅以己意裁断郑《注》，还以议论解经的方式抒发经世之思开启了宋代以议论解《周礼》的研究新风，从而变汉唐诸儒诠释《周礼》的考证之学为论辩之学，对此后宋人的《周礼》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李觏的《周礼》学在宋代《周礼》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开先之功，是研究宋代《周礼》学不容忽略的重要环节。饶国宾先生认为，“李觏如何在解读儒家经典的基础上阐述自己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拓展李觏现实主义思想特征研究的重要内容”，他以“师古以用今”作为李觏学术思想的特征，认为：“以康国济民为意”，可谓师古以用今之情怀；“道不以权，弗能相济也”，乃李觏对《易》之解读；“捩其大略而述之”，体现了《周礼》的回归及对现实的思考。刘越峰分析了李觏的经学研究“上溯阴阳二气，下重衣食住行”、“以礼为纲，众生平等”、“强调祸福由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到等方面后，指出：（李觏）从重民生、求平等、发挥主观能动性等方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其“以人为本”的经学思想，这是对北宋初期“重人事”经学思想的深入探讨，为以后经学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在宋代庆历前后的思想家中，李觏是颇具见地的。
王国轩先生在为1981年版的《李觏集》写的《前言》中概括介绍了李觏的经济、政治、法学、军事、哲学等思想，指出李觏是“一位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是‘庆历新政’理论上的支持者”。在2009年纪念李觏诞辰一千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王先生又提交了《李觏的历史及思想定位》一文。该文以详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重新对李觏进行了定位，认为他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王先生还从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角度，肯定了李觏对儒家学说的历史贡献，否定了一些对李觏的错误定位。王先生关于儒家功利学派的论述对笔者启发很大。
日本学者的研究文章，诸桥辙次写于1926年的《儒學史上に於ける李泰伯の特殊地位》（《论李泰伯在儒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可能是最早的一篇。作者分析了宋代社会危机对儒学的刺激，认为宋代儒学的目的分化为修养、正名、经纶三派，李觏是儒学目的分化的前导，与之相应的是朱熹是儒学分化的最后成果、集大成者。他在文中探讨了李觏的经世思想、排佛老、与王安石的关系、非孟等问题，指出李觏的著述对于了解宋代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李觏是儒学史上不可或缺的思想家，他的著述中所包含的一些思想、理念的确在儒学史上独放异彩。
市川安市写于1955年的《朱子文集に見ぇる李覯常語について——宋儒孟子觀の一斑》（《论<朱子文集>所见李觏的<常语>——宋儒孟子观之一斑》）一文，对《常语》做了一番考证，分析了李觏以其名分论对孟子的批评，以及朱熹对李觏的名分论的回应。作者认为，按照李觏的名分论，君主和臣下的关系是永恒存在、不容颠佳J的；朱熹则强调，内在的、超越的理才是天命，人事的兴亡是永恒存在的，君主要常怀有对天命的畏惧之心，以历代兴亡为镜鉴，不断进行反思。
本田济写于1958年的《李覯について》（《关于李觏》），讨论李觏的礼论、经济思想、经学主张，重点分析了李觏排佛主张。他注意到李觏对宗教的矛盾态度，如他关于五通神的文章，指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如苏轼等）在理性的知识体系中，往往混杂有一些卑俗的民间迷信思想。他以西方宗教的经验解释这种现象，指出西方在泛灵论、巫术的阶段之后，经历了一个排他的、要求所有人对之膜拜的人格神阶段，并对精灵、巫术等进行了驱逐；而中国人则由泛神论、巫术直接超越人格神阶段，发展出以万物有灵的泛神论为特征的无神论自然哲学。由于没有经历以驱除巫术、神灵的阶段，自然科学又不发达，所以许多巫术的要素就被完整保存下来了。谢善元先生认为，这是他所看到的最好的一篇关于李觏的文章。
小口彥太写于1975年的《李覯の思想の一側面》，以唐宋之间的社会变革为背景，探讨了宋代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分析了李觏关于土地制度、君主权力的观点。作者认为，以佃户制为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与君主独裁制之间有冲突，但两者在李觏的思想中得到统一，故他以二元论为李觏思想的一个特点。
以上是笔者所见到的国内外学者关于李觏研究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论文，下面是对相关专著和硕、博论文的概述。
二、专著、硕博论文
目前来看，最早的李觏研究专著当属谢善元先生的博士论文The Life and Thought of Li Koul009-1059（1972年）。该论文先是于1979年由美国旧金山中国资料中心出版，后又翻译成汉语，1987年以《李觏之生平及思想》大陆发行，1991年又以《李觏》为名在台湾发行。
该书总共写了九章。第一章是导言，介绍了写作的缘起、文献资料、著作的精华等内容。据作者自述，在他确定此论文的选题时（1968年），已有的研究文章（当时他仅找到13篇文章）都不曾深入研究李觏的生平及思想，所以他决心对李觏做一番深入研究。第二章介绍时代背景。作者指出，李觏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但又有隐伏问题的时代里”。在真宗、仁宗两位皇帝的治下，宋朝社会有其光明的一面，但也潜伏着种种危机，如皇帝的性格、政府官吏、军事、财政经济等方面的问题。第三章介绍了李觏的生平，指出李觏“基本上是一位壮志未酬的学者”，是当时“考试制度下的牺牲品”，“如果说他在世时曾对他当时所处的社会有贡献，则这些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写作上”。第四章是介绍李觏的著作。作者考证了一些篇目的成书年代，考察了李觏思想的前后变化，指出了李觏晚年对其早年文章的重复。在第八章中，作者考查了李觏和王安石的关系（相关章节还要提到）。最后一章是对全文的总结。
作者指出，第五至七章是“全书的精华”，这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创见。在第五章，作者建立了一个儒法比较的间架结构，指出李觏在保持了儒家基本价值的前提下，“尝试着把法家及儒家的哲学综合起来，以便使儒家哲学更能应付国家危机”，所以他把李觏称为“折衷持论的政治思想家”。第六章中，作者指出“李觏对儒家哲学的贡献主要在于把五德系统化”，而这个工作在他25岁之前就完成了。第七章，作者介绍了李觏对当时社会的批评，指出李觏的解决思路是“由有眼光及有权力的人来一一解决”，而李觏所向往的是管仲和商鞅这样的公认为法家的人物。
这本书对笔者的研究启发很大。首先是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作者对李觏的生平事迹和重要篇章进行的考证非常细致，不仅分析了李觏的思想和著述的材料来源，还考察了李觏思想的前后变化，详细列举出李觏晚年对其早年文章的重复，甚至对主要篇目的字数都进行了清点。为写时代背景，他阅读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和《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等著作，所以他写的时代背景与笔者所读到的其他几乎是千篇一律的背景介绍感觉明显不同。
其次，谢先生提出的用概念间架（Conceptual Framework）进行思想分析的方法，被笔者效仿。他提出但未能完成的一些设想，也为笔者提供了研究思路。如谢先生曾设想：“如果能把李觏的思想与宋朝的许多理学家做一个有系统的比较，一定会很有意思”。但由于当时学力和时间不允许，他的论文重点解决的是李觏与王安石的关系问题。以后由于学术兴趣的转移，他也没将“李觏与张载、周敦颐、二程、朱熹以及陆王相比，他会有何种地位？”这个思路进行下去。
笔者认为，李觏与王安石的比较是同一阵营或同一思想脉络的确证。而要想更好地凸显李觏思想的特色，横向的比较是必不可少。现在学界对于李觏和王安石的分析非常多了，亦不乏精彩之作，因此笔者的分析将以横向的对比为主，即分析李觏和理学早期人物有何相同之处、又因为什么而有何不同，这些不同又如何在以后的传承中逐步扩大的？
谢著要到1987年才在大陆出版，因此在大陆最先出版李觏研究专著的是姜国柱先生。姜国柱先生是容肇祖先生的研究生。容先生注意到了李觏的思想，劝姜先生做这方面的研究，于是姜先生写下了《李觏思想研究》，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相隔十余年后，1996年姜先生又写下《李觏评传》一书。《李觏评传》一书共十章。第一章是时代背景，介绍了宋朝社会从建立到李觏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关于李觏的思想渊源，姜先生强调了李觏对传统思想、典籍中的气本论、易论、礼论、无神论、人性论、道德观、平土论、法治思想、军事思想的继承，姜先生也肯定了李觏对于宋学的历史贡献。第二章介绍李觏的生平与著作。第三章介绍李觏的哲学思想。作者指出李觏是“中国十一世纪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进步的思想家”，介绍了李觏的本体论（“气为万物之源”）、辩证法（“万物都在易中”）、认识论（“习是见广之知”）。第四章介绍了李觏的无神论，指出李觏的无神论思想具有其“科学性、战斗性、针对性和现实性，因而颇具特色、很有价值”。第五章介绍了李觏的礼论。姜先生认为，礼在李觏的整个学说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第六章介绍李觏的性之三品说，及其“教化成善”的道德学说。第七章介绍李觏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平土均田、理财富国和薄赋均役等主张，肯定了他为民申怨的出发点。第八章介绍李觏的政治思想，将其政治思想归结为“明君治国理民”、“通变救弊”、“一致于法”、“效实用人”等方面。第九章介绍了李觏的军事思想，介绍了李觏的“兵为大事的重兵思想”、“本末相权的用兵策略”、“兵农合一的强兵之策”、“精兵择将的建军思想”。第十章讲李觏的思想影响，姜先生探讨了李觏与王安石、陈亮、叶适、唐甄思想上的继受关系。
可见姜先生著作对李觏的研究更加全面一些。对于大陆学界的李觏研究，姜先生的开拓之功甚大。
此外，关于李觏的专著、出版物还有周春林、罗伽禄、程寿鹏合编的《盱江先生李觏》（2002年东华理工学院印刷厂印行），邱尚仁、邱笑辰合编的《李觏》（2004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印行）。之后又有方树成编的《千年乡贤之首——李觏》（2009年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千年的纪念》（2010年资溪县政协印行），这些著作都对李觏的生平事迹或思想进行了全面介绍。
罗伽禄先生于2010年出版了《北宋名儒李觏》（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书，这是他多年专注于李觏研究成果的总括。该书写了五章，第一章李觏的生平与影响，介绍李觏的时代、人生践履、家世、遗存及后人祭祀、世人评说；第二章介绍李觏的亲情与交往，介绍了他的亲人、门人，以及与范仲淹、王安石、曾巩、祖无择的交谊；第三章李觏的理论著述，介绍了李觏的主要著作；第四章介绍了李觏的诗文创作成就；第五章是李觏思想之研究，介绍了李觏关于礼、人才、文学、人格、教育、农业等方面的思想，以及近年来两次李觏研究会的情况。相比于上两位学者的著作，罗著的特点在于对文学方面阐发较多。罗先生还充分发挥本土优势，广泛吸收近年来李觏研究的成果，对李觏的生平事迹考证较为详细，收录资料也较多。
以上是已出版的专著的情况。关于以李觏为研究对象的硕、博论文，在大陆最早是胡春力撰写的《论李觏的经济思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982年）。之后经济类的硕士论文还有张旭的《李觏经济思想研究》（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1999年），孙雪的《李觏经济思想》（东北财经大学，2006年），李胜的《李觏经济思想再研究》（云南大学，2008年）等。
关于李觏的文学研究，有吴智昌的《李觏诗歌研究》（硕士论文，南昌大学，2007年），段守艳的《李觏诗歌研究》（硕士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欧婷婷的《李觏诗歌创作研究》（硕士论文，广州大学，2009年）。
关于李觏的哲学思想研究，有陈旭辉的《李觏易学思想研究》（硕士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10年），焦秀萍的《李觏伦理思想研究》（博士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
关于李觏的政治思想研究’有李磊的《李觏礼论思想》（硕士论文，湖北大学，2006年），李国平的《李觏礼论研究》（硕士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金霞的《李觏经世思想研究》（博士论文，南开大学，2008年）。
焦秀萍的《李觏伦理思想研究》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李觏思想，指出李觏在荀子礼学的基础上，构建了独特的礼学思想体系。作者以儒学复兴和政治改革为李觏伦理思想之背景，以元气本体论和人性三品五类说为其基础，以礼为其中心，以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为其价值取向，以经世致用为其实践诉求。作者认为，李觏伦理思想的特征是博取众家、儒法结合、注重实际、讲求实效，是范仲淹改革的理论支撑、王安石改革的理论先导和南宋事功学派的思想先驱。
金霞的《李觏经世思想研究》，以传统的“经世”为题阐发李觏的政治思想。所谓经世就是“一种学术思想方法，意指将经术的研究运用于治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这里的经术是指经学、儒术。经世思想重人事、事功和实际，它的精神实质在‘用’上”。作者以《周礼》和《荀子》作为李觏经世思想的来源，以气一元论、天生人成观、人性三品论、义利观、礼统内外论为其经世思想的理论基础。在《李觏经世的政治主张》一章中，作者介绍了李觏的开源与节流并举的富国主张（包括土地与劳动力的有机结合、以事给事的产品分配原则、“量入为出、略有节余”的理财原则）、兵农一体的强兵思想（包括以府兵制代替现行的募兵制、本末相权的用兵策略、通过利益刺激方式打造精良的兵器）、以民心为导向的安民思想（包括学校教育为教化的主要形式、仁义与刑罚并重的仁政思想）、重实效的选才思想（包括根据实效录用人才、依据实际政绩决定官员升迁）。作者以李觏、欧阳修、王安石为宋代江西学派的主要代表，认为三者中李觏最讲究功利，是宋代功利主义思想的先驱；其功利思想在陈亮、叶适的功利思想得到重现和发扬光大。
在台湾，辅仁大学的胡文丰先生最早撰写了关于李觏的经济思想的硕士论文《李觏生平及其富国思想之研究》。他从财政、农业、社会、经济这几个方面详细探讨了李觏的富国思想，指出“重农”是李觏富国思想的重要特色，认为李觏关于处理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失衡问题的主张值得重视。
在此文之后，又有胡彩纹的硕士论文《李觏之礼学》（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1990年），兹不赘述。
三、思想通史著作中的相关章节
思想通史类著作一般是用作教科书的，因此对于具体人物的研究往往极为简略，无非一二三四分列那么几条。但此类著作往往也体现、代表、塑造了一个时代人们的普遍认知水平。纵向对比此类著作中对某个人物的评价，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得知人们对此人物的认识。下面是笔者所见到的从民国到当代的一些通史著作的述评。
政治思想通史著作，以下面几部为代表，按其初版年代分别是：1、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初版于1932—1935年）；2、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年）；3、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年）；4、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1945）；5、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1969年）；6、徐大同、朱一涛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1981年）；7、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1992年初版）；、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1999年初版）。
陶著有四册，仅写至明代，但没有提到李觏。而杨著虽只有薄薄一册，却有专节对李觏进行评价，指出“李觏之政治思想以功利主义为中心”，“以礼制为治国之大本”，“李觏之政治思想体系，可于其《周礼致太平论序》中得一总结”；“论及政治实施之方略，而以富国强兵为中心之主张”，“主张霸道的政治”。
萧公权先生指出：
两宋功利思想虽以王安石为中坚，而致用之风气则欧阳修倡之于先，李觏广之于后，李氏之勋名远逊荆公，其立言有条理，则有过之。
他把李觏的政治思想归结为：主张“致用”；阐“功利”以矫俗儒；为霸政作辩；“安民”和孟子之民本论；论礼合于荀子；周礼致太平。总之，他认为李觏的学术精神“与临jlI固有暗合之处”。
吕振羽先生的著作于1937年写成，建国后也多次再版。在该书第九编（“封建主义衰落期的各派政治思想”）第三章（“中小地主及中间诸阶层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中，作者以李觏为“中4、地主及中间诸阶层”的代表，把李觏作为王安石的前驱者来介绍，将李觏的政治思想归结为：1、提出“设泉府之制”的主张，去抵制大地主的高利贷。2、提出“观其丰捻而后税敛”，意在减轻小地主的负担。3、反对贪污。4、主张“均役”，要求大地主家族和中小地主及其他中间诸阶层平均负担徭役的要求。5、提出设置“平准”的要求，对抗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的“邸店”的独占特权。作者认为
这些要求，成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虽然部分地符合当时的中小商人、手工业者，乃至自耕农的要求，但主要是从中小地主阶层的立场提出的。
萨著的第五篇为“宋元的政治思想”，第一节为“北宋进取派的政论”。作者以李觏为首位进取派的代表人，下面是苏洵、王安石。其论李觏则注意到李觏对礼的分析，及其辨王霸、主赏刑并重，指出“李觏偏重于荀子”；但李觏强调“养民”、“安民”，不忘教化，故“亦未曾离开孟子”。萨氏认为李觏关于富国强兵的议论为最重要，本于法家的农战，“其富国强兵的思想确是深中时弊，于是王安石继之而起，实行变法图强。”
徐大同先生和朱一涛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没有为李觏立专章或节，仅是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导思想略加介绍。刘泽华先生和葛荃先生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认为李觏受范仲淹的影D向，又是王安石的先导；将其主张归纳为：1、礼和王霸同质论；2、义利统一；、救弊之术（开言路；选官人；强法$彳）；4、强本节用（均土田安百姓；尽地力足国用）；5、强兵。
曹德本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以宋明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完善期，以功利思想为宋代首篇，而又以李觏为功利思想之发端。李觏政治思想被归纳为：以“唯物主义天道观和通变的思想为理论基础”；强调民本；强调“本于财用”的治国主张；“平土均田”的改良措施；义利统一的功利思想。
关于宋代思想文化的专著，就更不能绕开李觏的思想了，如上节提到的漆侠、陈植锷两位先生的著作中，对李觏都有所评价。
陈植；先生在论及宋儒治学方法的转变时，认为李觏抛弃传注、采用论文和语录的形式著述，是“一个大胆的主张，与当时一般疑古派即李觏所批评的仅仅‘以异于注疏为学’的‘世之儒者’相比，李觏朝着义理之学的目标又跨前了一步”；在讨论北宋初期的排佛思想时，指出了李觏对于宋儒从排佛到融佛方面“给后来宋学家的启迪，比欧阳修又大大地进了一步”。
漆侠先生认为李觏是宋学形成时期的重要人物，称他是“面向社会实际，与时代息息相关的思想家”。漆侠先生指出，李觏在宋儒中第一个提出了王霸、义利之辩，“李觏对义和利的关系说得还不够，有待后人的继续发挥。而在王霸问题上，陈亮、朱熹反复论难，但都没有达到李觏认识的高度。”对于李觏的井田制社会改革方案，漆侠先生称之为“一个空想的社会改革蓝图”（其它尚有许多重要著作涉及到李觏的思想，与本文相关的将在文中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以上是百余年来学术界对李觏及其思想研究的一个概况。应该说，近三十年来，李觏研究的视角和方法都大为丰富。就哲学、政治学而言，李觏的气本原论、礼论、功利论、人性论、平土论、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吏治主张、排佛主张、李觏与王安石、陈亮、叶适等的关系，都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也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但就笔者所见到的材料来看，从宋学兴起和经学变迁的角度来考察李觏政治思想，以及从儒家思想体系的内部来考察李觏功利主张的研究尚不多见，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展开研究。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节循例说明一下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关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笔者在有限的阅读经验中体会到，每一种研究方法其实都与该方法的创希U者本人有直接的联系，往往只有创制者才能使用得好。这就好比古代拳师的拳法，往往只有第一代才是最好的使用者，以后的传人越是牢守家法，越是一代不如一代。有此认识，故读到韦政通先生在《中国思想史方法的检讨》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时，颇感“于我心有戚戚焉”。他说：
每一种有点效验的办法，都是根据别人的经验经由苦思和探索所得，因此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依样画葫芦地拿来应用的。你如果想建立一种适合自己应用的方法，必须依靠自己辛苦的摸索。
也就是说，每一个前辈学者的研究方法，都带有着鲜明的人身属性。勉强使用，能得其形而未必能得其神。这分明是一种反方法论的主张：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不存在像技术操作规程一样的、人人经过训练即可使用的方法。但韦先生也指出，若要建立自己的方法论，仍须从总结前人的经验开始，为此他曾经编辑了一本《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考察以前的学者的方法论。
笔者循着他所指示的方向，也向前辈学者讨教了一番。就在这番回顾中，笔者发现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还是有的。有些自己也一直在用，只不过没有从方法论的角度总结一下罢了。以下就是笔者准备在文中应用的一些研究方法。
一、系统研究法
系统研究法和下面要讲的发生研究法、解析研究法都是劳思光先生总结出来的。在他完成于六、七十年代的《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中，他检讨了以往的哲学史研究常用的这三种方法。
系统研究法“就是将所叙述的思想作系统的陈述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按照思想家的理论脉络，将其理论完整地呈献。劳先生也提示了这种方法可能出现的问题：为系统的完美而删除思想家歧出旁生的观念，或补充思想家的没有的观念；以自己的眼光褒贬思想家的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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