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第3卷,华中近代经济地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任放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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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第3卷,华中近代经济地理试读：

《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总序

描述中国在近代（1840—1949年）所发生的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变迁的空间过程及其形成的经济地理格局，是本书的基本任务。这一百余年，虽然是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时期，却又是中国通过学习西方逐步走上现代化道路，从而告别数千年封建王朝的全新的历史时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现代化进入新的阶段。

近20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然而对近代经济变迁的空间进程及其形成的经济地理格局的研究，却仍处于近乎空白的状态。本书的写作，旨在填补这一空白，以便学术界从空间的角度理解近代中国的经济变迁，并增进对近代政治、文化及其区域差异的认识。由于1949年10月1日以后的新阶段建立在以前的旧时期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展开比较全面的研究，也有助于政府机关、学术界和企业认识并理解古老而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数千年未有的巨变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并在学术探讨的基础上达到一定程度的经世致用。

全书共分成9卷，除第一卷为《

绪论

在个人分头研究的基础上，尽量吸收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将一部从空间的角度反映全国和各区域经济变迁的概貌以及影响变迁的地理因素的著作，奉献给大家，是我们的初衷。然而，由于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的复杂性和明显的区域经济差异，以及长期以来在这些方面研究的不足，加之我们自身水平的原因，本书在深度、广度和理论建树方面都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真诚地欢迎各方面的批评，在广泛吸纳批评意见的基础上，推进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的研究。绪论

本书为《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第三卷：华中近代经济地理》，研究的范围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区。近代历史上，这四省区不仅地理位置毗邻，而且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较为紧密，大体构成中国近代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单元。具体而言，湖北、湖南又可构成一个次级经济单元，学界习称“两湖”。因此，在本卷的写作框架设计上，遂分为“两湖篇”、“江西篇”、“安徽篇”，以便陈明史实，勾勒线索，展现华中地区在近代时期的经济布局及变迁轨迹。

近代中国是与古代中国相对而言的一个历史概念，其特异之处在于：在西风东渐的影响下，老大的中华帝国逐渐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形态缓慢地由传统向近代演进。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的经济形态发生了诸多根本性的改变，华中地区也不例外。鉴于中国之大，情形之复杂，各地区的经济成长呈现不同状貌，新旧杂糅的程度断不可同日而语。职是之故，采取区域研究的视角，分别审视不同的经济单元，是获得较为真切的历史认识之所必需。即使同一经济单元，也不可一概而论，而应该注重内部差异性，如平原湖区与丘陵山区、汉人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等等。仅就华中地区来看，通商口岸几乎成为近代经济的引擎，汉口、宜昌、九江、岳阳等口岸城市历史地成为近代经济中心地，并对周边的经济腹地产生长期的有着导向性的多方面影响，在客观上造成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现象。这种经济上的差异，必然导致不同地区“近代性”的强弱。在华中地区，“近代性”最强的当推湖北，其次是江西，较弱者是湖南和安徽。扩大言之，此种“近代性”之强弱甚至影响到此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历程。

应该指出，本课题的研究旨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史写作，而是凸显经济成长的空间分布。它既是历时性的，也是共时性的，时间的意义通过空间格局得以体现，人们的经济活动不断形塑区域经济的形态。故此，经济地理的研究对象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在若干历史时点上，经济地理的变动较为剧烈，但在更多的时候，变化的步幅则相对缓慢。为了更好地把握华中地区经济地理的近代变迁，笔者将分析的切入点放在部门经济上，即通过农业、工业（含手工业、矿业）、商业（含对外贸易）、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等行业在近代的不同表现，来展示区域性的经济地理。这样的研究路径可以较为完整地呈现不同经济部门的成长轨迹，可以比较经济部门之间乃至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充分认识经济地理的差异性，是深入探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窗口。它提醒人们：近代中国的经济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多层次、多面相的区域特质；经济成长的差异性既是时间上的，也是空间上的；近代中国经济具有发展与不发展的双重性。忽略这些事实，任何形式的近代中国经济研究均系隔靴搔痒。

从经济部门的实态看，农业无疑是传统色彩最为浓厚的经济部门，近代性最弱。尽管有各式各样的农业改良，然而囿于复杂的因素，农业进步整体上乏善可陈。在某种程度上，农业近代化的迟滞，拖累了近代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以两湖为例，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湖北新政”办得有声有色，但在农业方面却毫无建树，不谈引进机械化作业，就连引进美棉（优良的美国棉花品种）也困难重重。可以说，近代时期的华中地区，农业生产没有多少近代性，基本上沿袭传统的技术及方法，生产效率低下，绝大多数农民家庭处于糊口经济水平。不过，由于中外关系的渐次加强（尤其是对外贸易的规模不断提升），若干农副产品（生丝、茶叶、猪鬃、桐油等）进入国际市场，遂使相关农业区的某些经济行为具有外向型的特征。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经济外向性仅仅体现为流通方面，在生产技术上并无多少实质进步，在经济组织和管理制度上也无根本改观。因此，仅从贸易依存度的角度评估农业生产的近代性，会出现历史偏差。这种从属于对外贸易的农业近代性是表象，是低层次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农业技术变革、农业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没有实质意义。一旦对外贸易的渠道被阻断，这种农业经济的外向性便会戛然而止。湖北羊楼洞的砖茶贸易就是典型例证。近代时期，华中地区农业的落后状况之所以没有得到彻底扭转，关键在于内部的技术变革缺乏动力，经济组织缺乏近代意义上的效率。近代中国虽然艰难地迈上了工业化的征途，但是工业化的阶段性成果没有转化为农业生产力，两者形同陌路。

在工业领域，西方资本力量（早期的洋行、银行、轮运，甲午战后的直接投资）是新技术的引进者、新制度的示范者，中国的洋务运动则是学习西方的经济近代化运动（附带有文化教育的近代化变革）。先重工、后轻工，先军事、后民用，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主要路径。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湖北纱布丝麻四局，堪称近代中国早期以官办为主导形式的工业化之缩影。民国时期，官营、民营企业均获得长足发展，但缺乏规划，顾此失彼，经济结构相当畸形，如湖南矿业病态式的发展、华中地区中国人在轮运业方面的弱势，无不透露出近代经济的残破之像。因此，在肯定近代工业化取得若干成效之际，切不可夸大其词，以偏概全，而是应该全面审视工业化的格局，充分认识到华中地区工业化的缺漏与失误，以为后来者鉴。大体上，近代华中地区工业化的最显著成效，体现在钢铁业、矿业和纺织业方面，其次为水泥制造业、各类加工业（如砖茶、蛋品等）。值得一提的是，个别近代企业一度引领风气之先，如汉阳铁厂是亚洲第一座近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生产企业，汉阳兵工厂是中国最先进的军工企业之一，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标志性成果。从工业化成果的分布看，华中地区最密集之地当推湖北省的武汉地区，可谓一枝独秀，其他三省鲜有如此高技术产业区。时至今日，武汉仍保持着华中地区高科技中心及现代产业中心的地位。与湖北接壤的湖南，虽然在矿业方面拥有巨大优势，但却没有优质的煤矿和铁矿，同样面临无法逾越的工业化瓶颈。在考察近代工业的同时，不可忽视手工业的状况。基本情形可描述为：近代时期的华中地区，传统形态（没有或很少机械化）的手工业大量存在，构成民间经济力量的主干。武汉著名的民营企业周恒顺机器厂，原本是一家手工作坊，添置机器之后仍然保留大量的手工劳动。通过较为详细的数据分析，我们认为近代华中地区的手工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机器生产并存，既有竞争，也有协作。那种认为近代工业横扫传统手工业的说法，以及断言鸦片战争之后自然经济分崩离析的论调，都是历史的幻象，都是不切实际的揣测。传统与近代的共生，是我们深刻认识近代中国的基点之一。

商业方面，近代中国存在两套相互交集的系统：一是传统的国内贸易，二是新兴的国际贸易。前者仍然充满活力，成为近代中国经济成长的有机组成部分；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传统的市场网络，不断强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长期以来，学界在谈论近代中国市场流通问题时，基本上局限于对外贸易方面，有意或无意忽略国内贸易方面。实际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既有交叉，也各自独立，不存在一方取代另一方的问题。在这里，需要探讨的问题包括：传统的商帮（如明清时期的所谓十大商帮）在近代的演变情形如何？传统的市场网络如何在近代条件下进行调适？如何确认通商口岸的经济腹地？外商与华商的经济关系如何？对外贸易在多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增长的步伐？如何看待新型商业组织的形成及新型商帮的成长？此外，商品结构、商业资本、市场层次（如施坚雅模式）等问题，均须纳入思考的范围。毋庸置疑，近代中国的所谓“约开口岸”（如汉口、九江）基本上是传统时代的市场中心，这表明传统与近代之间是接续而非断裂。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可以使我们在剖析近代中国的市场关系时保持较为客观的学术立场，而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式的近乎粗暴的价值判断。商人、商品、商路始终是商业研究的关键词，是我们厘清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相关问题的问题意识链。就华中地区而言，以长江为主干的流域是我们考察近代商路的主要对象（铁路、公路、航空的影响力相当微弱），徽商、晋商、粤商等是我们重点考察的近代商人群体，茶叶、粮食、桐油等则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大宗商品。

在近代性的呈现上，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领域格外明显。它是近代性在经济层面最早萌发之域，也是近代性生长最快、效应最为持久之域。与工业化相比，近代商业的进步在规模及影响力方面更为突出。以华中地区为例，商业化的“汉口模式”比工业化的“湖北新政”不仅更具扎实的历史基础，而且泛文化效应更为长久。放之于全国，类似于“汉口模式”的近代经济成长模式所在多有。在某种程度上，近代中国的经济变革实质上是一场发生于商业领域的变革，或可称为中国式“商业革命”。这就不难理解，在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构成中，为什么商人（加上金融家）是中坚力量？不过，这种商业主导型的近代化道路，既没有促成工业化的全面展开，也没有促进工业化成果转变为农业生产力，从而造成农业、工业、商业在技术、组织、制度诸层面缺乏互动和激励机制，形成农业长期落后、工业缺乏动力、商业病态繁荣的经济格局，不利于近代化的推进。

金融业是近代经济构成中新旧杂糅的一个行业。新式银行与传统的金融组织（钱庄、票号等）长期并存，在经济领域扮演不同的角色。首先是外国银行的进入（在中国设立分行或代理机构），然后是中国人自己的银行渐次出现。在此过程中，钱庄、票号等传统金融组织一方面维持旧有的融资业务，另一方面尝试新的资本活动。如同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的关系一样，近代银行与传统金融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既有竞争，也有协作。从华中地区看，直至抗战前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传统金融组织仍然大量存在，且相当活跃。这再一次提醒我们，不可对近代经济的发展妄下断言，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客观论述各类经济现象，并分析背后的成因。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无论是近代银行还是传统金融，均集中于通商口岸，此乃时势使然，非人力之所为。这一方面强化了通商口岸的经济统摄力，另一方面拉大了中心与边缘的经济差距，使市场层级的结构趋于固化。

交通运输业是谈论经济地理不可或缺的环节。就华中地区而言，传统时代经济要素的分布主要依据水运条件的优劣，那些拥有良好水运条件的地方（平原湖区）往往保持经济发展的较强势头，反之，缺乏良好水运条件的地方（丘陵山区），其经济成长步履迟缓。令人惊讶的是，在近代时期，这一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水运条件仍然是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要因。具体地讲，长江航路由下游向中游拓展是清代以降的事情，由中游向上游的拓展则是近代以降的事情。确切地说，轮船的出现导致现长江航路的全面拓展，导致航运格局的实质性改观。西方资本主义最早进入中国的交通工具，就是轮船。轮运业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新型产业之一，它提升了长江航运的整体水平，也改变了包括华中地区在内的中国许多地区的经济形态。尽管后来中国人投资轮运业，但在资金、技术、规模、效率等方面，尚不能与西方相抗衡。近代时期的华中轮运业，基本上是外人独大。张之洞的“湖北新政”就没有制造轮船的项目。清末民国，铁路（卢汉铁路、粤汉铁路等）交通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轮运业在商品流通（尤其是进出口贸易）上的主导地位，公路的修筑对商品流通的影响更形微弱。不可忽略的是，传统的木船业并未在轮船来临之际迅速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地，木船业保持顽强的生命力，一直是包括华中地区在内的中国许多地区商品流通所依赖的交通工具。套用上面的话讲，机器工业与手工业、银行与钱庄（票号）、轮船（铁路）与木船并存不悖，形成二元结构的经济格局，形成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的常态。

在梳理上述各类经济地理之后，近代华中地区的经济布局大体可以了然于心。通商口岸（汉口、九江等）是中心议题，它是近代经济成长的引擎；对外贸易是重要内容，它是衡量近代性的关键指标；工业化（钢铁业、纺织业、矿业等）是重点考察对象，它是近代经济不可或缺的内容；洋行、银行、海关、轮船、铁路等亦须分别论列，以凸显近代经济的增长点；传统农业的迟滞，传统金融业（钱庄、票号等）的兴衰，传统木船业的沉浮，传统商帮的更迭等等，需要特别关注，不可轻下非历史主义的断语；华中地区内部的差异性（不同经济板块之比较），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近代性的评估……均须据实描述，深入分析，以提炼新知，深化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认识。第一篇两湖近代经济地理引言[1]两湖近代经济地理研究述评[2]

本书讨论的两湖，是指近代时期（1840—1949年）的湖北、湖南两个区域，在行政区划上大体类似于现今的湖北省、湖南省。基于历史上的地缘、人文诸般联系，将“两湖”视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此前亦有许多学者在“两湖”框架下进行学术研究。

迄今为止，学界对经济地理的定义莫衷一是。虽然如此，经济地理的要义不外乎人类经济行为在空间上的分布与变迁。历史经济地理则是研究特定历史时期人类经济行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就笔者目力所及，关于近代两湖经济地理的精深研究尚付厥如，相关成果散见于区域史、断代史的著述之中，尤以近代区域社会经济史为最。职是之故，笔者立足于经济地理的学术立场，分别从农业地理、工业地理、商业地理、交通地理、城市地理、人口地理诸层面，概述近三十年来有关近代两湖经济地理的研究成果，以期为今后的学术工作开启一扇窗口。一、农业地理

明清以降，两湖成为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地区，遂有“湖广熟、天下足”之民谚。两湖地区具备发展农业经济的良好条件，包括光照、热量、水土等指标在内，均有利于农作物（尤其是双季稻）的种植及推广。不过，关于近代两湖农业地理的研究，乏善可陈。目前可资借鉴的成果，当推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该书虽以清代前期为重心，但也涉及晚清。由于两湖农业近代化的程度偏低，因此清代前期的农业格局虽有变异，但大体亦可推之于清末民国。龚氏讨论了两湖之耕地、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耕种技术与种植制度、农业地理之人地关系、农业经济的时空特点，颇具参考价值。苏云峰在论述近代湖北经济现代化时，以“农业改良”为题，讨论了农业知识之输入与传播、农业考察、农业试验场之设置、[3]经济作物改良、林业发展诸方面。张朋园也略微讨论了近代湖南农[4]业的改进情形。另可参照陈钧、张元俊、方辉亚主编《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的近代部分。值得一提的是，符少辉、刘纯阳主编《湖南农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涉及的问题较广，是一部较有分量的农业史著作，但对农业地理的变迁疏于勾勒。

学位论文方面，可资参照者计有：任晓华《晚清以来湖北省农业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研究》，武汉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周群《清末民初湖北农村经济社会的变更》，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董谋勇《清代湖南农业经济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李秀霞《论北洋政府时期湖北的农政与农业》，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潘红石《抗战时期湖南粮食储运之研究》，湘潭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等。其中，任晓华、董谋勇的学位论文有较明显的经济地理取向，在若干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总体上，近代两湖农业地理没有实质性变化，基本承袭了明清时代的格局。虽然政府及有识之士提倡农业改良，且为之作出了努力，然而限于财力、教育、时局等因，成效多不理想。纵观近代百年间，两湖农业在种植制度及技术上仍然囿于传统，没有根本变革，从而抑制了农业的近代转型，乃至拖累了整体性的区域经济。当然，也有少许变化，特别是受对外贸易的刺激，茶叶等经济作物的“外向性”增强，使特定地区（湖北羊楼洞、湖南安化）的农业结构具备了所谓“近代”色彩。二、工业地理

这里所谓“工业地理”之工业，包括机器工业、手工业及矿业。学界对近代两湖工业的研究偏重于机器工业，手工业的研究相对薄弱。苏云峰在其专著中，论述了近代湖北工业发展政策，钢铁、材料与机械工业体系之建立，轻工业之发展，工艺技术之引进与推广等问[5]题。陈钧、任放论述了清末湖北工业的发展历程，包括传统手工业、外资企业、洋务工业和民族工业，认为湖北近代工业框架的耸立出现于张之洞莅鄂之后，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完成：一是张之洞及其后继者创办了近20家洋务企业，使湖北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工业面貌，即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的实业格局；二是民族工业的勃兴，创制了一种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为辅的实业格局。这两大类实业格局的拼[6]合，构成了湖北近代工业的总体格局。罗福惠对清末湖北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并将工厂名称、国别、开办年代、资本、创办人身份、工人数、产品情况、地址等制成表格，便于浏览。其中，160余家的民营工业企业主要分布于武汉、黄石、宜昌、沙市[7]等城市。刘泱泱在其著作中，专辟一章讨论近代湖南工业的兴起，涉及早期的湖南机器局、最早的轻工企业（和丰火柴公司）、机械工业之滥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电子工业的早期发展、纺织工业发展概况、抗战时期沪汉工厂内迁与湖南近代工业发展诸内容。刘氏也论及湖南外向型手工业的勃兴，以及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8]问题。关于近代湖南的新兴工业和手工业，张朋园作了简要的勾勒。[9]此外，王继平《晚清湖南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对此稍有涉及。近代两湖地区的矿业亦属考察之对象，因为近代工业的动力之源是矿藏的大规模开发。苏云峰分别讨论了近代湖北地下资源之调查，以及煤铁矿之开采。张朋园则从矿业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官绅与[10]矿业、各矿之开采与冶炼诸问题。刘泱泱论及《马关条约》后列[11]强对湖南路矿权益的掠夺，矿业的发展和近代化之关系。

不可忽略的是，若干学位论文也从不同侧面探讨了近代两湖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有：陈曦《近代湖南资本主义发展与辛亥革命》，湖南师范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刘淮《二十世纪初叶湖南现代化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刘兴豪《1912—1937年湖南经济现代化研究》，浙江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林荣琴《清代湖南的矿业开发》，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张绪《民国时期湖南手工业研究》，武汉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王肇磊《光绪时期湖北资源勘查活动初探》，河北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王安中《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工矿业述评》，湖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李颖《抗战时期湖南特矿业研究》，湘潭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金阿勇《抗战时期迁湘工业研究》，湘潭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等。其中，林荣琴、王肇磊、王安中、李颖的学位论文，均以两湖矿业为研究对象，大体描述了矿业的地理分布；张绪的学位论文对湖南手工业的类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刘兴豪、金阿勇的学位论文在资料发掘、问题阐发等方面均有拓进。

张之洞督鄂是近代两湖工业格局转型之契机。然而，晚清时期张之洞的工业建设，重点放在湖北而非湖南，因此湖南的工业几无起色。进入民国，湖南实业建设出现兴旺之势。抗战爆发之后，湖南成为工厂内迁之枢纽，两湖工业格局发生重大改观。与之同时，手工业并未萎缩，与机器工业构成“二元经济”之架构。矿业是近代两湖工业地理之亮点。在张之洞一手营造的“湖北新政”中，矿业既是重点，也因湖北矿产之缺陷（有铁无煤）成为“短板”。相比之下，湖南矿产资源丰富，但矿业的发展迟至民国才崭露头角。号称中国矿业大省，湖南也存在先天性的结构缺陷（缺乏优质的煤矿和铁矿），这为湖南的近代工业化罩上了阴影。加之其他复杂因素，导致近代时期湖南的工业水平整体上逊于湖北。这是我们考察近代两湖经济地理时必须了解的一个关结点。三、商业地理

由于汉口开埠是两湖经济步入“近代”之标识，因此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成为两湖经济变迁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成为考察近代两湖经济地理的重要指标。苏云峰将“商业之发展”纳入近代湖北经济现代化的考察范围，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即现代商政、商展与商场之设立，西式公司与商会之设立，以汉口为中心的湖北对外贸易。[12]陈钧、任放对清代湖北的商业进行了系统论述，包括清代前期的湖北传统商业、国门洞开后湖北商业贸易的变迁、张之洞的商战思想[13]与商政措施、商人集团的崛起与城市商业贸易的繁盛态势等。罗福惠指出，从清末汉口、宜昌洋行及人数统计看，以英国为最，其次为德国、俄国、美国、法国、日本，另有荷兰、丹麦、西班牙、瑞典、挪威、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等国。洋行约有32家，人数约有412[14]人。张珊珊对近代汉口港的贸易发展和腹地变迁进行了专题研究，讨论了汉口港在全国通商口岸中的地位、茶叶贸易时代的汉口港及其腹地、多元出口时代（桐油、棉花、芝麻、畜产品）的汉口港及其腹地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她连带考察了港口贸易与长江中上游农业、工业、城市的关系，认为进出口贸易和近代交通加强了长江中[15]上游和外界的经济联系。关于近代湖南商业，张朋园以岳（州）长（沙）开埠与外商入湘为切入点，论述了进出口贸易、往来船舶、洋商洋行等，指出长沙发展迅速，成为本省对外贸易的枢纽，而岳州却日渐衰落。又称，长、岳两地不过是内陆港埠的地位，没有多少国[16]际贸易的色彩。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湖南的蜕变由此拉开帷幕。刘泱泱论述了“五口通商”与湖南商路转移、“洋货”冲击下的湖南[17]传统工商业、岳（阳）长（沙）开埠与湖南外贸的发展。

学位论文方面，计有：黄强《晚清陕西与湖北双边贸易研究——以陕西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李菁《近代湖南桐油贸易研究》，湘潭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杜七红《清代两湖地区茶业研究》，武汉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黄继东《清末民初汉口棉花市场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杨乔《民国时期两湖地区桐油产业研究》，天津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等等。这些关于桐油、茶叶、棉花等大宗商品的专题研究，有助于人们认识近代两湖地区的商品结构和市场体系，而“结构”或“体系”正是经济地理关注的对象。

客观而论，近代两湖商业地理受制于各种因素，致使汉口的市场结构及功能得不到完善，仅能发挥商品集散地之优长。尤其是，汉口依凭通商口岸之平台畸形发展，与两湖经济腹地之不振形成巨大反差，未能发挥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引擎”作用。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近代两湖地区的贸易结构——土货贸易与洋货贸易、间接贸易与直接贸易、农产品贸易与工业品贸易、原料及半成品贸易与各类制成品贸易、消费品贸易与生产资料贸易——呈现不对等的状态，表明商业机制存在缺陷。此外，湖北与湖南的商业联结也不够紧密，区域性市场长期缺乏有效整合，经济中心与腹地之互动差强人意。四、交通地理

传统时代，两湖地区的主要交通优势在于水运，既有长江、汉水之便利，又有湘水、澧水、资水、沅水等流域之依托。突入近代，各类新式交通（轮运、铁路、公路）交相出现，改变了木船航运独大的交通格局。交通运输业的新旧交替，堪称近代两湖地区过渡型经济地理格局的真实写照。关于近代湖北的交通事业，苏云峰论列了铁路、[18]轮船、邮电事业的发展。陈钧、任放讨论了湖北近代交通事业的影响与文化价值，认为近代交通工具——轮船与铁路的相继出现，[19]成为湖北传统社会向近代化跃进的主要杠杆之一。罗福惠指出，清末长江航线上海至汉口的轮船公司，中国有轮船招商局，外轮公司以英国和美国为主。在汉口至宜昌的航线上，则以轮船招商局为主。[20]在论述湖南经济的现代化时，张朋园从水陆交通、邮电交通、报纸杂志三个方面分析了交通发展情况，指出清末民初湖南交通建设仍[21]属起步状态，于工商业发展帮助不大。黄娟研讨了湖南水运交通地理与近代航运业兴起的原因、湖南近代航运业的发展历程、管理航运业的机构和政策、近代航运组织及其功能、湖南近代航运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近代湘鄂两省航运业的比较、航运业与区域经济发展[22]的关系等内容。余建明考察了湖南近代交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论及湖南的传统交通、湖南近代化交通发展的动因、近代化交通[23]的起步与发展、交通进步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另有张海山、李声[24]满、尹红群的论述，均有参考价值。至于传统木船的数量、类型、航线、船工等情况，相比之下甚为模糊。

通观近代时期，两湖地区的交通地理出现渐进式的变革，以通商口岸为中心逐步形成新的交通网络。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新的交通网络是对原有的交通网络的利用和改造，两者之间既有重叠，又有排拒，在一定时间内同生共存。通商口岸以贸易为基轴，商品流通之运道（商路）在此时呈现新旧杂糅之特质。商路堪称商业地理之脉络，有纲举目张之功能。近代商路，因轮船航运的出现而具有变革之意味，它首先适应对外贸易之需。然后，新式轮运由对外贸易领域渐次深入国内贸易领域，尽管国内贸易之商路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传统交通工具。当然，对外贸易之商路仍然需要传统木船之辅助，不可能完全排挤掉后者。于是，近代两湖交通地理便展现出既与传统有别，又与传统相契的面目。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新式交通工具（轮船、火车、汽车）成为近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或瓶颈，都不可否认传统的交通工具（如木船）在近代的顽强生命力，它们在交通地理的历史版图上占据着重要一席。五、城市地理

如同中国其他省区一样，近代两湖地区的各类行政中心所在之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其次才是经济中心。因此，城市地理之状貌可以用行政等级之大小来表示。问题在于，明清以降，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非行政建制之商业型市镇异军突起，其中的大型市镇往往超越行政型城市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如汉口）。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地理的属性，出现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的现象。尽管学界在市镇的属性上没有达成一致，然而，仍有部分学者将市镇纳入城市史的范畴进行论说。就两湖地区而言，将汉口视为城市史的研究对象似乎已成共识。[25]

近代湖北城市史的研究，代表作当推罗威廉的两部《汉口》，评论甚多，兹不赘述。另有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关于近代武汉城市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当推冯天瑜、陈锋主编《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该书讨论了汉口模式与中国商业近代化、晚清汉口的对外开放与经济演变、清末民国时期的武汉及湖北工业、民国年间武汉经济地位下降之原因等问题。关于近代湖北的社会变迁，苏云峰重点讨[26]论了汉口市的发展，兼及湖北都市化概况。罗福惠认为：汉口之外，清末湖北的中小城市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府州县治所在地、商业较为发达、人口约在3万到5万之间的城市，约占全省府州县治所在地总数的1/3，宜昌堪称典型；二是府州县治所在地、商业并不发达、人口约在3千到3万之间的城市，约占全省县城总数的2/3；三是商业较为发达，但并非府州县治所在地的城镇，如沙市、老河口、樊城、黄石、武穴等，人口多在3万以上。另有市镇1900余个，其中人[27]口在1000以上者约有60余个，大小城镇构成了湖北商业贸易网。

关于湖南的城市，张朋园以“都市兴起与社会变迁”为题作了专题研究，对1916年、1931年湖南各州县城的面积、人口、人口密度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并按人口多寡将湖南城市分为7类，即2千5百以下、2千5百以上、5千以上、1万以上、2万以上、5万以上、10万以上。张氏重点剖析了长沙、衡阳、湘潭、常德、邵阳、岳阳、洪江、株州等重要城市。大体说来，都市人口不超过6%—7%，则属于传统社会。湖南在1916年的都市人口仅有3.5%，1936年亦不过5.3%，于[28]此可见湖南属于较为落后的地区。刘泱泱还讨论了益阳、醴陵的发展状况，认为近代湖南城市的兴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受到开埠通商的影响，若干旧城逐步向近代化城市转变；二是随着近代交通事业（航运、铁路、公路）的发展，兴起了一些新的交通枢纽城市；[29]三是由于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区域中心城市。近年出版的郑佳明、陈宏主编《湖南城市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按照从远古到民国的时序进行描述，晚清部分注重城市近代化转型，民国部分则分为前期、后期，八节内容有三节标题出现“现代化”一词，表明著者力图揭示城市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轨迹。

市镇方面，笔者近些年来致力于清代至民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探讨，涉及市镇类型、分布、兴衰、市场体系、交易行为、传统市镇的近代转型等，亦包括近代工商业与市镇、近代交通与市镇之议题。[30]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主张将市镇笼统地纳入城市史范畴，强调将市镇进行类型划分，其中少数的超级市镇（如汉口）具有明显的城市特征，是市镇发展的最高级形态。可以将这类市镇与传统的行政型城市区别开来，与其他乡村特征明显的中小型市镇区别开来，将其定位为非传统的经济型城市。同时，也可以将这类市镇置于城乡关系的历史背景之下，深入剖析其由乡村（或城郊）之市场原点演变为区域商业中心，进而城市特征日渐浓厚的历史轨迹，注重其自身多元的、内在的、深刻的乡村属性，完整地揭示其“城市化”之阶段性。这样的学术立场，可能更接近于明清以降市镇的真实面目，更有助于理解“城市”、“城镇”、“乡镇”等现代语词背后的丰富的历史内涵。

学位论文方面，近年成果颇为可观，计有：龙玲《近代长沙的城市变迁与发展研究》，湖南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魏幼红《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城镇地理初探》，武汉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张河清《湘江沿岸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7世纪中期—20世纪初期）》，四川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周涵《沙市开埠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1895—1915）》，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陈松《清代长沙城市地位的嬗变》，四川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刘兵权《洞庭湖区城镇体系演变的历史过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郑美霞《近代岳阳城市变迁初探》，湖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吴越《试论岳阳城陵矶港口的近代变迁（1899—1949）》，湖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肖嘉平《清代湘潭的社会状况——基于光绪〈湘潭县志〉的考察》，江西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曾艳红《鸦片战争以来武汉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地理环境》，武汉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等等。这些以城市为论题展开的个案分析，虽然是狭义的城市地理之论述，但为我们编织广义的城市地理之网提供了便利，其意义不容低估。

近代两湖城市地理之变迁，其关键之因素是汉口等通商口岸之开辟。这导致传统的行政型城市与非传统的经济型城市几乎同时受到“近代性”的浸染，尽管效果不一。通商口岸的市场圈与行政中心城市的权力圈之间，在空间上存在着部分叠合，在功能上既有竞争性，又有互补性。主要通过对外贸易展现的市场力量，已能对区域性的城市地理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已能形塑“近代”类型的城市分布版图，这一现象正是近代两湖城市地理研究之重点。它表明，在城市生态上，政治与经济的合体（传统）经由明清市镇之崛起，复经通商口岸之连缀，已使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近代）得以强化，有利于提升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六、人口地理

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经济地理的变化从特定角度反映了特定时期和特定区域之内，人们在经济领域的实践结果及其空间形态。因此，人口分布及其变动是经济地理的重要内容。在论及近代湖北社会结构时，苏云峰注意到人口的变动与分布情况，指出因为没有可靠的资料支撑，无法知晓湖北人口的地理分布和人口结构在时序上的变化。[31]张朋园分析了明清以来湖南人口的变迁，以及影响人口增殖的因素。他认为，湖南人口是逐渐增加的，1746—1895年的年增长率为0.60%，1902—1934年的年增长率为0.59%，相差无几。影响湖南人口成长缓慢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天灾人祸、溺婴、对外移民。他还考察了湖南各府的人口密度，进而推测以湖南农业的实力，可以养活三[32]四千万人。刘泱泱对清代至民国湖南人口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较详[33]细的论述，包括人口的区域分布、性别结构、少数民族等内容。龚胜生在讨论清代两湖农业地理时，专门论析了清代两湖人口的历史[34]发展和空间差异。另外，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王勇《湖南人口变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著作也研讨了近代两湖人口问题。

学位论文方面，可参阅：易晓萍《明清时期湖南人口迁移及其规律研究》，湘潭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刘谋文《清代湖南人口结构研究》，湘潭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夏先中《清代湖南人口与环境》，湘潭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廖启新《明清湘潭县人口迁移与社会变迁》，湘潭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等。仅从这些学位论文的选题即可知晓，明清以降两湖人口史的重点偏向湖南，湖北人口的变迁缺乏足够深入的探讨。

虽然人口因素是研究历史经济地理问题的关键点，但是，留给今人的在时序上成系统的资料却难以寻觅。既有的资料在关键时点、关键数据方面缺失严重，而且不可尽信其实，需要仔细考辨真伪，并与其他材料比对，方可采用。鉴于历史学将史料置于第一位的学科特性，材料的严重缺漏自然限制了两湖人口史的研究水平，这是令人无可奈何的窘境。不独两湖，全国其他地区的人口史也概莫能外。仅就资料而言，在近代两湖经济地理的研究方面，人口地理与农业地理属于最弱环节。此一状态，几乎与社会经济史领域一样，即近代两湖人口史与农业史的研究成果相对薄弱。于此可见，历史经济地理与社会经济史虽有畛域之分，但确实存在相互提携之必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近代两湖人口地理可以弃之不顾。根据现有的残存资料，小心求证，慎下断语，仍然可以推测近代时期两湖地区的人口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的粗略形态。七、余论

虽非直接相关，但对本课题有参考价值的成果，计有：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梅莉、张国雄、晏昌贵《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彭恩《清代湖北地区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西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龚政《清代湖南的经济开发和生态环境的变迁》（西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杨乔《王东原与战后湖南重建（1946—1948年）》（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等。不可遗漏新近出版的“湖湘文库”著作，尤其是刘泱泱主编的《湖南通史·近代卷》，宋斐夫主编的《湖南通史·现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刘云波、李斌主编的《湖南经济通史·近代卷》，王国宇主编的《湖南经济通史·现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由上可见，有关近代两湖经济地理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加之资料条件欠佳，在某种程度上实属学术空白。从上文提及的著述看，绝大多数成果属于宽泛的社会经济史的范畴，与经济地理的关联度不高。它们或多或少论及两湖的地理环境，但却不是重点所在，只是作为背景材料加以运用罢了。同样是研究近代两湖经济，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切入，与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切入存在显著区别。将近代两湖经济变迁纳入经济地理的框架内，旨在弄清楚人们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以及各类经济现象在空间上的呈现状态。这种“空间感”或对“空间”的凸显，是历史学意义上的经济地理研究与一般性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最大差异。对于前者，空间概念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经济空间的位移频次和变化幅度，它着力于对经济结构的把握；对于后者，空间的感觉止于“区域”，虽将研究定位在区域史的研究层面，但不太关注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在空间上的格局及变动，至少不以此为考察重点。当然，这两种不同视角的研究不全然对立，而是存在诸多重叠之处。两者的最大交集，是对“时间”的强调：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在不同时段是有变化的，因此，经济地理呈现阶段性特征。空间形态随时间而改变，不同的历史时段必然呈现不同的历史结构。经济空间的结构性改变，在时间的尺度上就是历史周期。大体上，近代两湖经济地理的变化周期存在两个关键时点：一是1861年汉口辟为通商口岸，一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大周期下，还存在小周期，湖北、湖南各不相同，暂不详述。由于社会经济史框架（制度层面与实践层面并重）之内的研究内容多与经济地理框架之内的研究内容相同或相似，因此，充分吸纳前者的成果对于后者大有裨益。这也是本课题研究的意义所在。上升到方法论层面，两者只是研究视角的不同，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既不要苛责社会经济史研究者不以经济地理为重点，也不要片面夸大经济地理研究的学术价值，而是应该相互对话，汲取对方之精华，共同推进相关课题的历史学研究。[1] 第一篇由任放撰稿。[2] 近年来，学界对以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出现不同认识。基于长久以来的学界习惯及本丛书之体例，笔者暂且沿用故有之“近代”概念。[3]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87年，第419—429页。[4]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83年，第320—326页。[5]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87年，第353—396页。[6] 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9—149页。[7] 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5、347—372页。[8] 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0—175、208—253页。[9]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83年，第327—336页。[10]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87年，第341—352页。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83年，第261—300页。[11] 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5—112、224—231页。[12]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87年，第397—418页。[13] 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50—263页。[14] 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9—134页。[15] 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159—169、178—186页。另参张珊珊：《近代汉口港与其腹地经济关系变迁（1862—1936）——以主要出口商品为中心》，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16]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83年，第110—119页。[17] 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3—104页。[18]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87年，第430—460页。[19] 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86—196页。[20] 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6—140页。[21]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83年，第301—319页。[22] 黄娟：《湖南近代航运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23] 余建明：《湖南近代交通发展与社会变迁》，湖南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24] 张海山：《列强在华内河航行特权与清末湖南近代航运业》，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李声满：《抗战时期湖南铁路建设研究》，湘潭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尹红群：《湖南传统商路》，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5]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与《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共同体，1796—1895》（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26]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87年，第518—543页。[27] 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827—3836页。[28]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83年，第372—402页。[29] 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6—198页。[30]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市镇的历史研究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0年。[31]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87年，第68—75页。按，苏氏统计了湖北嘉道咸间各府州县进士举人人数，参见第79页。[32]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83年，第8—23页。[33] 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64页。[34] 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53页。第一章环境、资源与人口

简言之，经济地理所要探讨的就是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因此，研究某一区域的经济地理，首先需要弄清楚该区域的环境与资源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自然环境与资源类型决定了经济地理的现有格局与可能走向。第一节 自然环境与资源

本节所谈论的自然环境，主要包括地质、地貌、气候、土壤、水文。自然资源，主要涉及不同类型的植物与各地所拥有的多种矿物。一、政区沿革

湖北，《禹贡》荆州之域。明置湖广等处承宣布政司，旋设湖广巡抚及总督。清康熙三年（1664年），分置湖北布政司，始领8府：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郧阳，并设湖北巡抚。迨至清末，共领10府、1直隶州、1直隶厅、60县。民国时期，湖北[1]的行政督察区屡有更易。据1941年的统计，总有8区，下辖76县。[2]至1947年，湖北省计有1市（武汉市），70县。

湖南，《禹贡》荆州之域。明属湖广布政使司，置偏沅巡抚。清初因之。清康熙三年（1664年），析置湖南布政使司，为湖南省，移偏沅巡抚驻长沙。清雍正二年（1724年），改偏沅巡抚为湖南巡抚，并归湖广总督兼辖。迨至清末，共领9府、5直隶厅、4直隶州、3属州、64县。民国初年，湖南废置府、厅、州，保留道制，形成省、道、县三级行政建置，计有湘江道、衡阳道、辰远道3道，下辖75县。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的行政建置由省、道、县三级变为省、县两级，另设行政督察区。1936年，划定4个行政督察区，下辖25县。1937年，将全省划为9个行政督察区，下辖75县。至1947年，湖南省计有2个[3]直辖市（长沙市、衡阳市），10个行政督察区，下辖77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湖北省包括武汉、黄石、宜昌、沙市、襄樊5个市，并黄冈、孝感、荆州、宜昌、恩施、襄阳6个专区，下辖71个县，土地面积约为187500平方公里。湖南省包括湘潭、常德、邵阳、衡阳、郴县、黔阳6个专区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辖86个县，另有长沙、衡阳、株洲、湘潭、邵阳、洪江、常德、津[4]市8个市，土地面积约为210500平方公里。二、环境概况

在地质结构上，湖北位于秦岭褶皱系与扬子准地台的接触带上，湖南北部属于扬子准地台江汉断拗，湖南南部属于华南褶皱系赣湘桂[5]粤褶皱带。长江中游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岗地、平原兼备。湖北境内的山地约占全省面积的55.5%，丘陵和岗地约占24.5%，平原湖区约占20%。全境西、北、东三面被山地环绕，山前丘陵岗地广[6]布，中南部为江汉平原，与湖南洞庭湖平原连成一片。湖北全境地势呈三面高起、中间低平、向南敞开、北有缺口的不完整盆地。湖南山地约占总面积的51.2%，丘陵约占15.4%，岗地约占13.9%，平原约占13.1%，河湖水面约占6.4%。全境西、南、东三面为山地环绕，北部地势低平，中部为丘陵盆地。详言之，湘西主要为武陵和雪峰两大山地，有碍东西向交通发展。湘南山地为长江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其低谷垭口间为南北交通要道。湘东山地是湘赣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其隘口为湘赣通道。湘中多为波状起伏的丘陵盆地。湘北有中国著名的淡水湖——洞庭湖。气候类别及土壤特性，是制约经济作物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因素。在气候类型上，两湖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参见下表。表1-1-1 两湖地区的气候（资料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201、207页。）

两湖地区光照充足，热量丰富，雨、热大致同季，有利于主要农作物生长，特别是有利于满足双季稻对热量的要求。但两湖为中国多雨省区，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及年际变化大，是导致旱涝灾害频繁发生的原因之一。

就土壤而言，潮土（又名潮沙泥）、水稻土等隐域性土壤（又名非地带性土壤）土质肥沃，耕性良好，是最佳的农耕土壤，在江汉平原、湖南滨湖平原，以及湘、资、沅、澧“四水”沿岸的冲积物上分布甚广。红土和黄土是湖南具有代表性的地带性土壤。

长江由西向东横贯湖北全省，穿行于江汉平原，再过小池口流入江西、安徽2省。汉江全长的3/4流经湖北省境，与源出边境山地的众多河流，共同汇注长江。省内中小河流计有1千多条。长江干流偏于省境南部，主要支流多集中在北岸，水系发育呈不对称性。省境淡水湖泊众多，有“千湖之省”之称，多分布在江汉平原上。湖南水系完整，除湘南、湘东极少数小河分属珠江和赣江水系外，均属长江流域。以湘、资、沅、澧“四水”及洞庭湖为主干，5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千多条，自西、南、东三面汇入洞庭湖，形成扇形水系。洞庭湖在清[7]代仍号称“周围八百里”。长江也有部分水量分泄入湖，会同“四水”经城陵矶出洞庭湖又入长江。由于长江中游水网稠密，每年长江汛期来临，多发生洪涝灾害，因此水利建设对于两湖经济发展及社会安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三、自然资源

这里所谈论的自然资源，主要包括植物和矿产，动物、药材等暂且省略。湖北的植物具有南北过渡性的特征，1000米以上山地，自然植物有冷杉、云杉、华山松、亨氏油松、白皮松；较低山地以及丘陵地带，以落叶阔叶和常绿阔叶为主，常见树木有黄檀、黄连木、枫香、枫杨、山槐、毛竹等，部分地区有马尾松、杉、栓皮栎、麻栎等残余森林。湖南低山、丘陵为常绿林区，最常见的植物为松、杉、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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