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宏杰
出版社：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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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试读：
目录
CONTENTS自序 为什么写“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
导读
第一篇 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一章 中国历史的几条大脉络
第二章 夏朝为什么出现在河南
第三章 中国文明起源的世界因素
第四章 中国文明的基本性格
第五章 为什么希腊人“弑父”而中国人“杀子”
第六章 夏商周三代：血缘纽带的扩大
第二篇 秦始皇以前的中国
第七章 贵族文化的黄金时代
第八章 乱世的活力
第九章 战国史就是变法史
第十章 法家的基本思路
第十一章 秦国崛起的秘密
第十二章 中国统一与欧洲分裂
第十三章 影响深远的周秦之变
第十四章 孔子为什么经常梦到周公
第三篇 秦汉与罗马
第十五章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的秦朝
第十六章 汉代对秦代的重大升级
第十七章 秦汉与罗马的神奇联系
第十八章 为什么罗马帝国分裂后不再统一
第四篇 从秦朝到清朝的历史循环
第十九章 “按下葫芦起了瓢”
第二十章 丞相名称背后的权力演变
第二十一章 在二级和三级之间徘徊的地方政府
第二十二章 中原与草原的循环
第二十三章 唐太宗是胡人还是汉人
第五篇 秦以后王朝的周期性崩溃
第二十四章 关于“封建”与“郡县”的2000年争论
第二十五章 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起大落
第二十六章 为什么秦之后不停地治乱循环
第二十七章 沉重的“轻徭薄赋”
第二十八章 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
第二十九章 欧洲没有“官逼民反”
第六篇 欧洲与中国的交错
第三十章 中国历史循环中的突破
第三十一章 中国文明的顶峰和衰落
第三十二章 没有中世纪，就没有新欧洲
第三十三章 “自治城市”：诞生资本主义的容器
第三十四章 古代中国对商人的防范
第三十五章 中国历史上的官营传统
第三十六章 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自治城市
第三十七章 统一国家和全球化的开始
第三十八章 “公司式殖民”的出现
第三十九章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
第七篇 两个世界的撞击
第四十章 饥饿的盛世
第四十一章 乾隆皇帝与鸦片战争
第四十二章 从财政角度看鸦片战争的失败
第四十三章 “借钱”的能力与英国崛起
第四十四章 被约束的权力更强大
第八篇 打开国门后的世界
第四十五章 近代世界转型最顺利的国家：日本
第四十六章 朝贡体系与中国的面子外交
第四十七章 要吞并大英帝国的缅甸
第四十八章 海上来的蛮夷和陆上来的不一样
第四十九章 蛮夷之国实现了中国“三代”的理想
第五十章 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结语 中国历史的独特性
后记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自序为什么写“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一历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
有多重要？
历史就是一个国家的记忆。
我们都知道，记性不好的人，今天的事明天就忘，做事颠三倒四，他的人生显然会受到很大影响。
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善于梳理分析自己的历史，它在现实当中就会总犯错误，甚至会总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因此有一句话，“读史使人明智”。
但是，“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并不是说一个人只要多读几本史书，就会明智起来，没那么简单。读史关键在于方法，要善于总结和分析。记住一堆年号并不能使人明智。
然而，分析历史的规律是件很难的事情，面临着很多困难。
第一个是历史资料方面的困难。
有些国家历史分析的困难在于历史太短，资料太少，没啥可总结的。而中国历史分析的困难在于太长，资料太多，总结不过来。
确实，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国家，从商代开始我们就有史官了，因此，中国是世界上历史资料最多的国家，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别的不说，一套“二十四史”就有四千多万字，读起来非常困难。
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人说他通读过二十四史，你最好别信。
为什么呢，因为二十四史是古文，里面有今天读者不熟悉的大量生僻字，不知道的人名、地名，不熟悉的典章制度，读起来很费力。因此，假设你一天读3000字原文，不论过年过节、刮风下雨，一天也不间断，那么读一遍二十四史，要花多长时间？我算了一下，大约[1]是36年。因此，除了少数的专业史学家（比如张舜徽），极少有人能真正通读二十四史。
那么除了二十四史，我们还有《资治通鉴》《史通》《通典》……都是大部头的。如果你都想通读一遍，再去总结，一辈子也读不完。
所以这是第一个困难，资料方面的困难。
第二个困难，是总结和梳理的困难。
你掌握了史料，读了大量的史书，也不见得能从历史当中获得益处，相反，还可能被历史给坑了。
为什么呢？因为同样的一段历史，不同的人可能会总结出完全不同的规律。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然而，并不是记性好的人就能生活得很好，因为记忆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并不是同义词。
很多人记性很好，但是思维的逻辑性很差。比如我的一位舅妈，她的记忆力并不错，说起多年前的什么事来都讲得连枝带叶，非常生动。但是每次生病她都不去医院，而是去找村里的算命先生。她坚决认为人生病都是因为“冲撞”了什么“不洁的魂灵”所致，按照算命先生的指导，朝某个方向焚化纸钱就能够治好。曾经有两次巧合，烧完纸后不久，她的病真好了，她的那套理论因此更加强化，还嘲笑我关于病毒和细菌的说法是异端邪说。直到50多岁因为急性肾炎拖延治疗而去世前，她都认为我是读书把脑子读坏了。
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中国拥有最庞大的史料库，然而并不见得因此就能产生最伟大的历史学。事实上，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历史学家们基本上是按照“善恶忠奸”这个简单的思路，对复杂的历史记忆进行整合。几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总是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治理好，就是因为人心不古，不肯好好听孔子的话。如果大家都老老实实贯彻孔孟之说，那么尧舜之治很快会再现。而普通老百姓听了历代的评书、演义，得出的结论更是简单：一切成功都是因为皇上听了忠臣的话，一切失败都是因为皇上听了奸臣的话。所以只要“亲贤臣、远小人”，天下自然太平。这种历史总结能力，是中国从秦朝到清朝，一直在“鬼打墙”式的治乱循环中绕圈子的原因之一。
所以，读史需要悟性。“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并不绝对正确。学历史不见得都能获得智慧，有的时候获得的是更深的愚昧。
一般来说，我们普通读者的头脑中，其实充斥着大量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历史常识，比如：“欧洲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也是世袭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尊的是孔子、孟子的学说。”“以推翻王朝为目的的农民起义是全世界历史共有的现象。”“中国历史上腐败很严重，是因为皇帝们不能下狠心反腐。”“历史是直线发展的，越到后面肯定越先进。”
…………
这些都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常识。二
基于读史的困难，我决定写一本简单明了的“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
它的作用，是帮助普通读者在世界史的背景下，迅速了解中国历史的大脉络，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对中国史的一个整体概念。
有人问，为什么不写一部《中国通史》？
第一个原因，是通史的体例不利于读者简明地了解中国历史大脉络。通史字数往往比较多，比如著名的白寿彝的《中国通史》，共12卷22册，约1400万字。另外一个，通史的写法通常比较刻板，首先是按照朝代的顺序，一朝一朝地讲下去。其次是每一朝分成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一块一块地码豆腐一样地码上去。往往看到后面，就把前面的忘掉了。特别是现有的通史，很多都有同一个问题，那就是重史实而轻史识，只注意罗列知识点，并没有把这些知识点背后的逻辑线打通，也就是说，没有下功夫梳理历史背后的规律。
因此我要做的，是打破朝代的顺序，提炼中国历史的大脉络。跳出具体朝代、具体人物、具体事件，聚焦历史背后大的规律。
所以这本书不会津津乐道于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的权谋故事，一次又一次的君臣争斗过程，还有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起和崩溃，因为这些过程虽然每次都花样翻新，但本质上无非是一些规律性的重复。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这些过程背后的游戏规则，以及这些规则是怎么形成的。
所以打个比方，通史像是一个人的年谱，每一年都要写到。而我的“简读”，更像是一些对这个人的点评或者考察结论，只谈几个重点，但是希望谈深、谈透。三
第二个原因是，通史很难进行中外比较，或者说难以在世界史的背景下分析中国史。
有的时候，历史需要“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地去看，才能发现一些整体性的规律。比如只有升上太空，你才会看清地球是圆的。或者说，只有跳出庐山之外，你才能发现庐山的真面目。“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特[2]质。”不读世界史，你无法准确地判断中国文明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自身的独特之处。
所以这本《简读中国史》要做的，是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的背景下去观察。
一般来讲，中国人写中国史，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局限于中国自身，不注意影响中国的世界因素。然而事实上，在中国史的发展过程中，世界因素在很多时候起了关键作用。比如两河流域文明的一些要素，对中国早期王朝的出现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刺激作用。当然，这些外来因素并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中国的文化个性。
所以这本书还有一个重点，是分析中国与世界的相同与差异。事实上，中国历史有很多与欧洲历史相似的阶段。比如周代封建制下的贵族社会，与西方的“封建时代”（也就是中世纪），有着非常相似的贵族精神和游戏规则。中国的秦汉帝国，更是与欧洲的罗马帝国也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汉帝国崩溃后的“蛮族入侵”（或者说所谓的“五胡乱华”），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当时一个世界性的现象，罗马帝国也是在同一波“蛮族入侵”中崩溃的。中国史与其他国家的历史也有“神同步”的阶段，比如晚清中国面对外来侵略的[3]反应，与东南亚的邻国缅甸几乎一模一样。
当然，中国史与其他国家的历史更多的是本质上的不同。比如罗马帝国虽称帝国，却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也没有做到书同文、车同轨。正是这种不同的历史本质，导致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分别崩溃后，中国和欧洲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因此我会在这本书中对比在地理因素影响下的先秦和希腊文明，对比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对比清代中国与工业革命前后英国的财政能力，对比中国、日本和缅甸在西方殖民主义入侵时的反应，这样才能凸显出中国历史的独特规律。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读史也都会总结出不同的经验和教训。这本书的性质是普及读物，并非对历史知识的均衡叙述。更为重要的是，我自始至终是一个“历史爱好者”，而非“历史学家”。因此我的这本书是典型的一家之言，肯定有很多偏颇之处。但是如果这本小书能刺激你更主动、更积极地思考历史，或者说，你能把这本书当成我手绘的中国历史导游图，拿着它去漫游，探索更深入、更广阔的历史，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1]张舜徽（1911—1992）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说：“年龄稍大，又发愿通读‘二十四史’，不畏艰难，不避寒暑，坚持不懈地认真去读。从《史记》到《隋书》，都用朱笔圈点，读得很仔细；从新旧《唐书》到《明史》，也点阅了一遍。整整花了十年时间，终于读完了这部三千二百五十九卷的大书。”（《自强不息，壮心未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2]借用并改写西南联大皮名举教授的话。原话是“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落后”。[3]同样是因为面子外交、礼仪之争（中国是叩头问题，缅甸是鞋子问题），而导致国势进一步沦亡。详见本书第四十六、四十七章内容。导读一
张宏杰老师的《简读中国史》几易其稿，终于与大家见面了。熟悉他的读者朋友，从这本书的目录和体例，便不难看出，这是他的一次野心——将中国的历史放置在世界坐标下，以最清晰、简明、有趣的文风呈现给大家。
提起中国的历史，我们会有一种自豪骄傲感，因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被中断过的文明。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文明都在历史长河中湮灭，只有华夏文明一直延续下来，走到了今天。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原因，恐怕除了专家学者，却少有人能厘得清。对于年轻人而言，想要了解一个世界上历史资料最多的国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你读了一些史书，知道了一些历史事件，也未必能总结和梳理出一定的规律。面对这些，大多数人只能望洋兴叹。
或许，这是张宏杰写作《简读中国史》的初衷——想要帮助年轻读者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看清、明白我们民族的历史，以及这些历史发生背后的逻辑和动因。这次，他将视野拉得很宽广，将中国的历史放置在世界史的背景下，在纵向讲述的同时，时时不忘横向的参照和比对。最终，让你在纵横间清楚地了解懂得中国历史的独特性。
这也是张宏杰首次尝试图书联合音频同步发行，为了让更多的人能了解掌握我们的历史，在写作之余，张宏杰献声为大家讲述本书的内容，《张宏杰：极简中国史》音频节目为大家快速梳理中国史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作为一个有着丰富高校授课经验，同时拥有着低沉磁性的音质的老师而言，相较于其他的历史研究者，这是张宏杰讲述方面的优势，也是他带给广大粉丝们的福祉。二
全书核心内容分为八篇：《中国文明的起源》《秦始皇以前的中国》《秦汉与罗马》《从秦朝到清朝的历史循环》《秦以后王朝的周期性崩溃》《欧洲与中国的交错》《两个世界的撞击》《打开国门后的世界》。
开篇《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大家需要先关注“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大脉络”，本书之后的讲述就是围绕这五条脉络展开。除此之外，还可以重点关注下“为什么希腊人‘弑父’而中国人‘杀子’”一节，看张宏杰是怎样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来讲述中西文化在对待“父与子”的关系上的不同理解。《秦始皇以前的中国》这部分内容中，“中国统一与欧洲分裂”“影响深远的周秦之变”是比较重要的两节。
张宏杰从中国和希腊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中西思维逻辑上的巨大差异，来阐述彼此对待统一与分裂的不同态度，从而得出“崇尚一元与崇尚多元，从上古时期就已经成为东西文明的本质区别之一。”
关于“周秦之变”，我们要关注的是，秦灭周后，中国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建立了一个高效严密的官僚体系。血缘关系被打破后，人际关系变得冰冷残酷。孔子看到了专制社会对社会基本道德的腐蚀，主张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儒家由此诞生。
第三篇《秦汉与罗马》中，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中国的秦汉帝国，是与欧洲的罗马帝国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的。汉帝国崩溃后的“蛮族入侵”，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当时一个世界性的现象，罗马帝国也是在同一波“蛮族入侵”中崩溃的。那么，秦汉罗马两帝国，命运为何不同？为什么罗马帝国分裂后不再统一？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在《从秦朝到清朝的历史循环》中，我们看到中国历史“统一”和“分裂”交替往复的循环规律同时，还应注意草原与中原、边缘与中央的循环，也就是游牧民族周期性入侵这一问题。
第五篇《秦以后王朝的周期性崩溃》中，我们不难理解“过度汲取和没有福利保障，是中国社会循环性崩溃的主要原因”。那么，对于欧洲为什么没有“官逼民反”这一现象，张宏杰从“中世纪农奴的基本权利受到保护”“上一层有义务向下一层提供免遭人身和财产侵害的保障”“欧洲教会慈善活动的作用”“农奴与庄园主发生冲突，有申诉妥协的空间”四个小点向我们做了阐释。
在《欧洲与中国的交错》《两个世界的撞击》《打开国门后的世界》最后三篇中，张宏杰向我们对比了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自治城市的差异，分析了为什么在西方，商业发展能导致自治城市的出现，而中国却不可能。
我们也应注意到清代中国与工业革命前后英国的财政能力，中国、日本和缅甸在西方殖民主义入侵时的反应等等这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相信每个读者或者听众，都会有自己关注的侧重点和独特的理解。以上种种，也只是为大家提供一些“线索”或者小小的提示罢了。
感谢所有为这本书付出的人，感谢每一位阅读或聆听本书的读者和听众，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音频节目的出品方围炉Talk、以及平台方喜马拉雅。“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全方位”的解读，是野心，更是诚意。希望你们喜欢。编者2019年7月29日第一篇中国文明的起源第一章中国历史的几条大脉络
我在自序中讲到，这本书的目的是呈现中国历史的一些大脉络。那么，中国历史到底有哪些大的脉络呢？
在第一章中，我先简要地目录式地为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条脉络是，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这是今天我们很多人会非常自豪地说起的一点。
确实，这是中华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今天的中国人使用的是商朝时就已经使用的文字，从字体上，已经由甲骨文演变成了楷书。我们现在读中国三千年前的诗歌（《诗经》中一些周代早期作品），会发现仍然是押韵的。今天中国人祭祀祖先的方式与商周时期大同小异。事实上，如果一个汉朝人在今天醒来，他会发现，这个民族的心理和处世习惯，与汉朝其实相去不远。也就是说，几千年来，中国文明总体上是独立发展的，一直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
对比一下世界史，这一点看得就更清楚。人类历史上的其他古文明，今天都已经“灭绝”了。今天的埃及人除了利用金字塔发展旅游，他们的文化和古埃及文明几乎没啥关系，因为在历史上，他们先后被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语言、文化甚至种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两河流域的所有古代文明，比如苏美尔文明，更是这样。事实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阿拉伯人原本不知道苏美尔文明的存在，直到近代以来充满好奇的西方外交官在这里挖掘出几千年前的神庙遗址，人类才知道这片土地上以前居然有过这样一段辉煌的历史。罗马帝国崩溃后，蛮族大量涌入，社会面貌彻底改变，拉丁语由活的语言变成了死的语言，再也没能恢复。比较一圈下来，只有中国，文化几千年一以贯之。如果把文化多样性比作生物多样性的话，中国文化就是一只从远古一直幸存到现在的“古生物”。
因此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在《中华帝国全志》中用惊讶的口吻说：“……4000多年间，它（中国）自己的君主统治着自己的国民，从未间断。其居民的服装、道德、风俗与习惯始终不变，毫不偏离其古代立法者们创立的智慧的制度。”这在世界各国中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从这一点我们能得到的启示是，中国文化的惯性是极其强大的，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要强大。因此“太阳底下无新事”这句话用在中国身上特别合适。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一切现象，在历史上几乎都可以找到先例。也正是因此，我们可以预测，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现象，在以后还会重演。这也是我们要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重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中华文明有这样强的延续性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地理特点。
世界上其他几大古文明，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和交流很多。为什么呢？我们看地图就会明白，它们中间有一个地中海，如同内湖一样，让它们连接在了一起。
在世界古文明中，只有中国与其他文明的隔绝程度是最高的。中国的西南面和西面，是一系列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是沙漠和大草原。而中国人还嫌这种隔绝程度不够，后来在北边又筑起了一道万里长城，以加强与外部世界的隔绝程度。这种隔绝是很有效的，所以玄奘要去一次印度，得走上十来年；甘英出使罗马帝国，也是无功而返。
这种地理上的隔绝有两个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中国文明在几大古代文明中，并不是最早发展起来的。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文明并不是最古老的。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是出现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间是公元前3500年前后。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生根后，开始陆续向欧亚大陆的其他方向传播：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它们都鲜明地受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二里头文明起于约公元前[1]1750年。由于中国地理上的隔绝性，中国文化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东一些文明要素，比如青铜、战车、牛和羊，传播到中国时，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特点已经形成了。“造成中国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的确与中国地理环境有莫大的关系。……因为中国与印度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早期文明中心距离很远，[2]很难到达，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很少。”
但是中国地理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黄河中下游非常适合农业文明的发展。
人类四大古文明都兴起于大河流域，这说明灌溉农业对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而黄河流域在四个大河流域中是条件最好的，因为黄土的结构疏松，天然适于农耕，人们仅仅利用原始的石刀木犁，就可以开辟大面积耕地。
因此，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非常适合文明发展的“子宫”。所以中华文明有后发的优势，一度比其他文明发展得快，很早就到达成熟状态。
这就造就了中国的第二条发展脉络：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明。
农业文明在黄河中下游出现后，发展得非常快。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上，中国的政治文明也迅速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大规模实行分封制的国家，中国建立的层层分封的“封建制度”，不但时间上比欧洲早了一两千年，而且在形式上也比欧洲更整饬有序。中国的青铜文明虽然后起，但是远比其他地区的青铜文明辉煌，这个在博物馆中展示得一目了然：湖北省博物馆中的曾侯乙墓青铜文物，其精致和繁复程度，是其他地区的青铜器物无法望其项背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出现了诸子百家，这早早地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及至秦朝，中国又率先在人类史上创立了最大的郡县制君主专制国家，建立了当时国家对人民最严格、最精密的控制。因此，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是，社会很早就出现了“现代化”的面貌。李侃如说：“发端于秦朝的官僚制度，经历几个世纪，呈现出近代西方官僚制度的特点：界定清晰的职位，基于功绩的任命，明确的报酬结构，职能的专业化，高度发达的正式沟通体系，关于权力行使的适当路线的详细规章，定期的报告职责，正式的监察组织，等等。”李零说，秦代政治的那套“理性设计”，包括“郡县制”、法典化控制以及文官制度等，“若以西洋史的眼光看，都是非常‘现代’的创设”，远比世界其他地方“先进”，西方要在一千多年后才出现这些东西。决定中国文化特点的几乎一切因素，从文化特性到政治体制，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完全成熟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认为，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出现要比其他地区早得多：“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
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演变的步伐突然慢了下来。自秦朝到晚清，中国思想文化基本上都是沿袭阐释先秦诸子，原创性的新成就不多。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是历代沿袭秦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因此在历史上，就体现为治乱兴衰的不断循环。
中国文明的早熟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中国文明后来的稳定，也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在文明基本成熟之后，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周边民族文化上的普遍落后使中国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战很小，从而使它丧失了探索农业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动力，也丧失[3]了自我剧烈变革的压力。
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三条脉络，是两头变化剧烈，中间不断循环。
我们说中国文化是连续的、没有中断的，但并不是说没有过变化。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大突变：周秦之变和卷入全球化之变。
周秦之变，说白了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变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根本的一次变化。
在周秦之变之前，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我们需要先明确的是，“封建”这两个字，用来指秦始皇之后的中国历史是不合适的，封建就是封邦建国，指的是政治制度中的分封制，这是周代的事。在周代封建制下，人们生活在一个又一个小的自治社会中，用老子的话说，是一个个“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这个时代和后来欧洲中世纪的贵族时代很相似，大家都生活在一个个分散的庄园之中，处于半自治状态，横向联系不多，纵向也没有一个能“一竿子捅到底”的政治权力。
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进入帝制时代。社会运转规律完全改变。小自治体被打散，统一成了一个大共同体，政治权力纵向一竿子捅到社会最底层，国家直接控制每一个人，汲取能力空前提高，因此也形成了一系列非常独特的中国特色。秦到清这个时期的中国，很多特征是人类其他政治体绝无仅有的。
因此所谓周秦之变，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
第二个变化，是卷入全球化。这个变化也就是李鸿章所谓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或者是历史教科书所说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这一变局让中国不可回头地卷入全球经济新秩序中，整个社会的运转规律又一次发生了质变。
在周秦之变和全球化之变当中的两千多年，则是我们都熟知的王朝兴替时期。也就是说，一个王朝建立一二百年后，就会“官逼民反”，出现农民起义，不久被另一个新兴王朝取代，如此循环不已。
这种现象大家都习以为常，但是可能很多读者不知道的是，这种频繁的改朝换代、易姓更王，并不是世界历史的常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是这样的。日本天皇万世一系，英国“威廉征服”以后直到今天，血统上也是一直延续的。事实上，世界上只有中国和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的越南和朝鲜，出现过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导致改朝换代的现象。在中国范围之内，也只有汉文化地区才有此类现象，西藏地区和大部分土司统治地区，都没有周期性的所谓“农民起义”或者“农奴起义”现象。何以如此？最基本的原因是郡县制下，政府的汲取能力空前提高，而这种汲取能力缺乏有效的制约，通常很快就会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导致社会的崩溃。当然，这个机制的具体过程，我以后还要细讲。
我要介绍的第四条大的脉络，是在一头一尾两次巨变中间，中国政治和社会一方面不停地循环，另一方面却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演进。
从表面上看，从秦到清中间这两千多年陷入一种简单的循环当中，不只是王朝更替的循环，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循环。比如在皇帝与丞相的关系上，表现为皇帝对丞相的防范，用自己身边的临时的秘书班子取代丞相或者正式的政府机构。结果这个小班子又演变为正式的政府机构，皇帝又建立新的小班子取代这个正式的班子。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丞相的名目不停变化的原因，从丞相变为尚书省，再变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变成内阁大学士，再变成军机大臣。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上，朝廷总信不过地方官，派出临时官员前去巡察。结果这些巡察的官员慢慢又变成固定的地方官，下一个朝代又要制定新的临时巡察制度，如此循环不已，两千多年一直在不停地玩这种游戏。
当然，这个循环当中也有进步。这两千多年并不是如西方学者所说，是一个完全僵化的、停滞的时代。在这两千多年间，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政治技术的不断演进。比如，虽然皇帝和丞相的关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循环当中，但是总的趋势是皇权越来越重，相权越来越轻，直至皇权可以完全取代相权。这一变化，又影响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
我要介绍的中国历史的第五条大的脉络，是边疆与中央的关系问题。
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新兴政权，都是起自边疆地区。对夏人来说，商人是边缘民族，是东夷。对商人来说，周人也是边缘民族，是西夷。一些历史学研究认为，周人的先祖很可能是北方的狄人，比如徐中舒先生认为，周人出自北狄中的白狄。而在中原的诸侯国看来，秦人也是西边的蛮夷之国，受草原文化影响极深，“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待之以夷狄。然而正是这个边缘的、被视为蛮夷的国家，最终一统天下。
这种边缘与中央的关系，到了汉代以后，还产生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就是几乎都是起自东北的少数民族占据半壁江山，或者一统天下。占据半壁江山的是鲜卑的北魏、契丹的辽朝和女真的金朝，一统天下的是蒙古的元朝和满洲的清朝，他们都曾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这些民族有很多相似性，比如鲜卑、契丹、女真和满洲人都剃去前额和头顶的头发，鲜卑有“八柱国”，契丹有“八部”，满洲有“八旗”。隋唐两朝也是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极深的王朝，因为他们的开国之君身上不但有着至少一半以上的鲜卑血统，而且在文化上也严重[4]地“鲜卑化”，这些在隋唐前期的政治中有鲜明的体现。
因此，边缘民族入主中原，不是一时一世的特例，而是中国历史的规律性现象。这一规律性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
以上就是我这本《简读中国史》的大的脉络。接下来，我们将按照这些脉络分章进行讲解。[1]但西方学术界往往把中国文明的起始定于商代，也就是更晚。因为国际学术界判断文明产生所惯用的三大标志是城市、青铜器和文字，安阳殷墟是上述三大标志性要素都齐备的最早文化遗址，这在中国境内具有唯一性。[2]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413页。[3]对这种早熟和不变，有两种评价。歌德说：“在审美标准上，当欧洲人还在丛林中奔跑时，中国人已有优美的传奇故事了。”这句话演变到今天，就变成了我们常说的“我们中国人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你们欧洲人还生活在树上呢”。但是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活化石”型的社会，甚至语出惊人地说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当然，这种说法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4]他们的父祖都是鲜卑王朝的武将，甚至是柱国，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受鲜卑的影响非常深。第二章夏朝为什么出现在河南一
在我上学的时候，历史课本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上百万年前，中国大地上生活着许多原始人类，比如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和北京猿人。今天的中国人是从这些古人类进化来的。
这听起来非常合理。中国人自古生活在中国，原汤化原食，听起来很自然。然而，今天的分子人类学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复旦大学有一个“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他们做了一项研究，一共采集了12000多名中国人的Y染色体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中国[1]人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类一样，是六万多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也就是说，六万多年前，生活在东非（大约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一带）的一些现代人，也叫“智人”，开始向外迁移。其中一部分智人在大约三万年前，抵达今天中国的疆域之内。
有人问，那么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和北京猿人到哪儿去了呢？[2]很不幸，早就灭绝了，他们的基因对今天的中国人没有影响。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建立在大量的科学数据基础上，所以在世界上被比较广泛地接受，成为主流认识。但是在中国，存在两种看法。第一种是接受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第二种则仍然坚持原来的独立起[3]源说，认为中国人和世界上其他人类不一样，是独立起源的。二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认为，智人最早是从云南和珠江流域进入中国的，来到中国后，又很快向北迁徙，迅速遍布中国大地。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个文明中心，对考古学比较感兴趣的读者肯定都知道北方的红山文化、中原的仰韶文化、东方的龙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西南地区的三星堆文化。
当然，这些文化中心彼此相距都比较远，它们如同一颗颗星星，在当时文明还是一片黑暗的中国大地上，一点点地亮起来，所以，考古学中称这个时代为“满天星斗”。
这些文化中心有的在辽河流域，有的在陕西，有的在长江下游，那个时候草莱未辟，交通非常不方便，甚至可以说没有交通，因此有学者说它们“从起源到兴盛均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我们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这些文化确实都带有自己强烈的个性，风格各异。
但是，这些文化中心也都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共性，比如对玉器的重视和崇拜。
我们知道，玉器这个东西，中国人一直是很重视的，但是世界上其他地方很少出现。在世界各古代文化中，只有大洋洲的新西兰及中美洲的墨西哥等极少几个地方发现了玉器，但是出现的时代都比较晚，而且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就消失了。
而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很多文化中心就出现了玉器，比如红山文化那个著名的玉猪龙，是距今约8000~7000年的东西，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在中国各个文化中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都出现了玉器，这在人类历史上其他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因此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玉器“是西方文化中未见而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
而且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各地出土的玉器长得还很不一样，各有特点。然而到了晚期，就长得越来越像，甚至完全一样了。比如最早出现在薛家岗文化中的玉琮，造型就很有特点。后来，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出现的玉琮和玉璧，发展到非常精美的阶段。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地上从甘肃陕北到山东河北，再到湖南，都出现了这样的玉琮和玉璧，长得与良渚文化中的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读这些考古资料的时候，我经常感觉很惊讶。在六七千年前，中国大地上还没有道路，各个文明中心之间就已经开始了交流，而且这种交流还越来越密切。一个文明中心的东西，往往不过百十来年，就传到了几千千米外的另一个文明中心。因此，那时候各地交通联系[4]之密切，可能远超过今人的想象。所以徐良高在《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中说：“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三
说到这里，我要介绍一个我非常认可的观点。这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多次强调的：“文明是在交流和碰撞中产生的。”
人类的整个历史证明，一种文明能不能进步，往往取决于它能否从外界获得刺激。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机会越多，各自进步也就越快。而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社会，注定要停滞，因为它们接收不到外来的刺激和压力。这就是几乎所有高级的文明都产生在欧亚大陆的原因。
我们知道，世界共有五大洲，但是较为发达的文明，比如中东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都产生在欧亚大陆，埃及文明也紧邻欧亚大陆的中心区。美洲、非洲中部和南部、澳洲都只产生了相对低级的文明。
为什么呢？显然是因为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是相互联通的，特别是因为有了地中海，各文明可以相互促进、相互启发，中东文明、埃及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都是环地中海文明，而美洲、非洲与澳洲相对隔离。“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某个社会群体拥有的向其邻近社会群体学习经验的机会。该社会群体的发现会传播给其他社会群体，且这种交往越多，学习的机会就越大。文化最简单的部落基本上是那些与世隔绝较长时期、因而无法从其邻近部落的文化成就中获益的部落。”[5]所以，交流带来文明成长。
那么，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出现在河南。
河南在地理上有什么特点呢？它位于“天下之中”。所以我们今天还管河南叫“中州”。
我们讲过，中国的地理环境是封闭的，北边是草原，东南是大海，西边是青藏高原。在这种地势的包围之下，是可以相互交流的中国腹地，而这个腹地的中心就是河南。
为什么中东会率先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文明呢？因为中东正好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十字路口，是当时各个新石器文化中心交流的中心地带，所以它能从周围吸取到最多的信息，受到最大的刺激。因此，这个地区在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都起源于中东，人类最早的农业社会、最早的城市也都起源于中东。
河南也是这样，它在中国大地的各文化中心中，处于中心位置。所以我们从出土的文物来看，一开始，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并不比其他文化——比如红山文化——先进，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好，各地文明的交流都要经过它，所以它可以不断接触，不断学习外来文化。与此同时，河南周围没有天险，四面都是威胁，文明部族想要生存下去，就要强化自我组织的能力。这就刺激它成为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诞生地。
所以徐良高说：“夏朝之所以在黄河中游地区兴起，一方面是因为，它同各个周边文化的交往接触均便利，有利于它吸收各个文化的优点与长处，另一方面，它受到周边各文化的冲击、压力最大，挑战最严重，应战也就最有力，发展也就最快，优势地位从而率先确立，强有力的社会组织机构出现，一统国家建立了。”关于夏朝的存在及[6]时间，现在世界学术界还有争议。中国主流学术界一般认为，夏朝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夏朝的领土大部分在河南。但是对于夏朝前期的首都在何处，却一直没有新的发现。一般认为，在河南省西部发现的二里头，可能是夏朝中后期的首都之一。汉族的前身叫华夏族，“华夏”今天是中国的代名词之一，都是因为夏这个朝代而起。
当然，夏朝的出现，除了位于中国地理位置的中心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也受到了中国版图之外的文明的刺激。[1]李辉、金力：《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金力说：“在做2001年的那篇论文时，我心想我是中国人，祖先是从非洲来的？我非要找出一个人，不是非洲人的后代。做了覆盖整个东亚、东南亚、西伯利亚……的12000人、163个群体以后，我都傻眼了。我都不信这个结果。我对学生说，你把数据拿来看一下，看上去比较模糊的，你给我重新做一遍。又有400多个样本重做了，结果，还是这样子，那我没办法，我只能说，大概就是这样是对的。”[2]智人在迁移的路上，与尼安德特人可能出现过偶然的杂交，以至今天人类体内有少量的尼安德特人基因。[3]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刘武表示，我国进行基因研究的学者大多持“单起源说”，而搞考古的大多持“多起源说”。（刘铮：《“北京人”是我们的祖先吗？》，《新京报》）[4]“那时候不仅陆上交通频密，海上交通也远比我们想象的发达。史前中国与日本的海上交流已经出现，日本出土了中国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典型文化遗存，中国福建黄瓜山遗址出土了公元前两千年来在北方的小麦种子。山东半岛发现了长江良渚文化风格的陶器。”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413页。[5]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40页。[6]关于夏朝是否真的存在、传统夏史记载是否可信，近代以来发生过多次争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田野考古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因此中国主流学术界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都。20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1959年以来夏文化考古的总结，然而欧美学术界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存在质疑。参见陈民镇《信史抑或伪史——夏史真伪问题的三次论争》。第三章中国文明起源的世界因素一
关于夏朝的出现，中国传统史书的解释是，本来原始部族的三个领袖尧、舜、禹之间一直是高风亮节地禅让的。然而后来大禹产生了私心，改变了传位方式，传给了儿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就这样出现了。
当然，真实的历史绝不可能这样简单。
上一章我们讲到，夏王朝出现在河南，是中国内部各文明中心之间交流的结果，而现代考古学的进展则证明夏王朝的出现也有世界因素的刺激。什么世界因素呢？那就是青铜文明、小麦、牛和羊从中东[1]传到中国，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早期王朝的出现和发展。
前面说过，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出现在中东。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比夏朝要早。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就已经建立了发达的灌溉网，进入文明时代。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已经建立城邦，从农村人变成城里人，修建了巨大而精美的神庙，留下了众多精美的塑像，创立了成熟的历法，还用楔形文字记载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生活（读这些文字，你会惊讶于那时人类的心智已经成熟精微到那样的程度）。而当时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青铜文明最早也产生在中东。中东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器。人类学界已逐渐达成共识：“大约五千年前西亚和中亚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逐渐形成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欧洲与东亚都是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区。大约四千年前东亚开始进入青铜时代[2]世界体系。”
这一点在考古学上的证据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已经挖掘出来的成熟的青铜器，按时间顺序，是先出现在中东，然后出现在新疆，经过新疆的绿洲一点点向中国内陆传播，经过甘肃，沿着黄河，传到夏王朝可能的首都二里头。“中国北方，由西往东，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之下层，这一连串位在北疆的文化，都有铜刀、铜制装饰品出土，其间有相当的一致性，时代大都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早、中期。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们可以说连成一条青铜进入中国的[3]通道。”中原地区发现的第一批青铜器，是公元前19世纪后期，在二里头文化第一、第二期出现的为数不多的一批青铜器，它们带着浓郁的西北早期青铜文化圈风格。
因此，在丝绸之路之前，已经存在着一条青铜之路了。沿着这条青铜之路传进来的，不只有青铜，还有小麦、黄牛和羊。这些也都是从中亚传进来的。
有人说，牛、羊都是六畜之一，难道不是中国本土的物种吗？
还真不是。中国内地的所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没发现过公元前2500年之前的驯养黄牛和绵羊的遗骸。
事实上，考古学家公认，人类文明最早期的一些驯化物种，几乎都是在中亚和中东出现的，比如距今10000年前，人类在中亚西部驯化了小麦；也差不多同时，也就是10000年前，人类在中东驯化了绵羊和山羊；距今8000年前，人类在中东一带驯化了黄牛。“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没有小麦、大麦和燕麦栽培过程的证据”，“绵羊和山羊引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和小麦、大麦的东传是平行发生
[4]的”，这些驯化物种，小麦、牛和羊，传入中国的途径和青铜相同，它们先是传入新疆，然后传入了中原。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驯养的牛和羊的骸骨开始出现在中国内地的遗址中，而且数量越来越多。所以考古发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公元前2500年以前用来祭祀的供品一直是猪，从来没有出现过牛和羊。而到了商周时代，就普遍地改用牛和羊了。“中原地区，除了传统的猪殉葬外，绵羊首先在河南偃师商城成为殉葬仪式中的组成部分。这种做法在商代晚期[5]的都城安阳殷墟变得更加司空见惯。”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太牢”和“少牢”，太牢就是指祭祀时用牛、羊和猪，少牢就是只用羊和猪。
因此，六畜之中，只有一半，也就是猪、狗、鸡，是中国的土产。[6]其他三种，马、牛、羊，都是从中亚传进来的。二
那么，牛、羊、小麦的传入，和中国早期王朝的出现有什么关系呢？
它们提高了生产力。
中国本来没有食草的驯养动物，猪、狗、鸡都不吃草。所以牛和羊传进来后，既不会跟中国本土的猪、狗等传统家畜争夺食物，又为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新的肉食来源。
小麦是一种高产农作物，中原地区原来都是种小米的，但夏代之前突然开始普遍种植小麦。
因此，这些外来物种的贡献首先是提供了大量食物，支持人口增长。“外来驯化的动植物，如小麦、大麦、绵羊、山羊和黄牛，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二里头和商时期逐渐成为常见之物，成为新的食物来源，使城市中心的人口迅速增长，也促进了早期国家疆域[7]的扩张。”
其次，小麦和青铜的引进，提升了中国人的组织能力。“由于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因此它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8]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这就需要出现新的社会管理组织，正是这种需要促进了中原文明的发展。而青铜器的出现，更促进了文明不断成熟。因为与石器和木器相比，青铜器的制造要复杂许多倍，需要通过大规模的精密的社会组织行为才能实现。“考古资料显示，如果没有吸收来自中国之外的很多新技术，中国文明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复杂程度。最显著的发明如青铜技术、马车、小麦、大麦、马、山羊、绵羊，都是从中亚传入中国的。……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刺激了中国社会政治与技术的发展。外来技术被中原[9]居民改造，并被纳入本土的社会政治与精神观念系统。”
所以夏文明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外因和内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外来刺激常常引起质变。日本近万年的绳纹时代文化发展缓慢，受外来文化影响弥生时代文化发展异常迅速。中国的新石器时代6000[10]多年发展缓慢，进入青铜时代明显加速。”“在国家形成期，从二里头到商，（外来）技术运用之密集度与[11]强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如果说我所引用的上述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让你相信外来因素对中华文化的刺激作用，那么我只能引用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了：“探源工程最近十来年最新的发现表明，尽管中国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由于地理的原因处在东亚地区，是相对孤立、相对独立、自己摸索向前发展的，但是在古国时代的晚期，最近十来年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表明，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触，源自于中亚地区的麦类作物，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品种以及青铜冶金技术，在这个时期陆续进入了中国文明之中。而且，其中一部分很快地被加以改造和提升。这就为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或者能量，也就体[12]现了中国文明的互相借鉴、兼收并蓄能力。”三
除了青铜、牛、羊和小麦，中国文明中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来自中东，马和战车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是在商代传入中国的。
公元前5000年左右，人类在中亚高原驯化了马。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的人又发明了轮子。这两者一结合，便诞生了战车。
战车刚出现的时候是很简陋的。考古发现，最早的战车车轮只是简单的圆木，后来演变成了实心的木头圆盘，在中亚经过1500多年的漫长发展，最后才变成了辐条式车轮。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亚的战车发展到非常精美和成熟的阶段，一辆战车由几十件非常精致的零件组成。战车从最初到原始状态，再到最终定型状态，就像马的化石显示原来很小的始祖马进化为后来的高头大马一样，这中间的发展过程在中东的考古发掘中展示得非常清楚。但是中国战车的出现却是“横空出世”的。在商代之前的遗迹当中从来没有出土过战车。最早的战车出现在商代晚期，而且一出土就已经非常成熟。所以苏联的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巍等人都注意到两者“在功能和结构上的一致性，以及原则上和细节、部件上的共同性”。如果排除中国古人有超人一样的聪明，更大的可能性是，战车是和马一起，直接从中亚传过来的。
此外，中国文化中还有很多因素可能是来自中东和中亚。
比如中国的十二生肖。其实不只中国有十二生肖，埃及、印度和希腊都有，只不过十二种动物不完全一样。比如印度的十二生肖，用狮子取代了中国的老虎，其余都一样。郭沫若认为，各民族的生肖都起源于巴比伦，是中亚地区居民模仿巴比伦黄道十二宫而制定的。
另外，对于中国自古以来用来纪年的干支中的十二地支，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中也认为其起源于巴比伦黄道十二宫。
有什么证据呢？
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
我们读到这一段，会感觉非常困惑，因为这些词明显不是汉语。晋代著名学者郭璞虽然“博闻多识，犹云字未详”，在《尔雅注》中对此只好“阙而不论”（见《尔雅》郭璞注）。今天的读者读到这些词，估计第一反应都会认为这是译音。竺可桢认为，这些词源自外来[13]语的译音词是“无可讳言”的。岑仲勉认为是来自伊朗，郭沫若则认为是来自古巴比伦文化。
我们来看第一个，“太岁在寅曰摄提格”。甲骨文的“寅”字是弓箭的形状。郭沫若说，这个星在巴比伦文化中对应的是丰收女神伊[14]什塔尔，通常也是站在狮背上手持弓箭的形象。
史有为说：“从郭沫若提供的巴比伦语或其亲属语言的对音来看，其中大部分确实有语音上的对应关系。这些读音不是个别的，因此不能用偶然相似来解释。另外，这十二岁名也确实不像汉语固有的，名称奇特，无法用上古汉语单音节语素去解释。巴比伦是古代天文学最早也是最发达的地区，根据各方面的合理推断，古代华夏人同西方的联系也应该早在史籍记载之前就已经开始，因此天文知识连同这些[15]名称万里辗转输入中国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还有人解释说，摄提格对应的拉丁语是Sagittarius /sædʒi 'teəriəs/，即十二星座中的射手座，这个词前三个音节Sagitta（音瑟即他）发音与“摄提格”接近。因此，这个译音与拉丁语有亲缘关系。这个我们就存而不论了。
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所以很久以来就有一种说法，叫“文明西来说”。
郭沫若说，中国的早期天文学知识与中东如此相似，所以“古巴比伦星历之输入，必在有夏一代。意者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知识，入中土后而沿用之邪？”。
也就是说，商族人有可能是在夏代从中东来到中国，带来了天文学知识。
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则断言，有一个中东或中亚的部族向东迁徙到黄河沿岸，才有了高度发达的殷商文明。四
那么，中国文明到底是不是西来的呢？
到今天，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中国早期的一些驯化物种，也包括一些重要的技术，比如青铜、马车，还有一些天文学知识，确实是从中东和中亚传入的。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断言，中国文明是西来的。
因为在这些物种和技术知识传入之前，中国本土文明的基本特点和性格已经完全形成了。“考古学家已经揭示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是本土起源，且连续进化。”这些新技术不但没有改变中国本[16]土文明的基本特点，相反，还刺激了其独特发展。[1]青铜时代起源于欧亚西部的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不仅发生的时代早，而且传播过程具有持续性、广泛性，对沿途文化的影响全面而深刻。国内外学术界很早就展开了相关研究，近年来，随着中亚和中原新的考古发现以及多学科研究的突破，学术界对史前“青铜之路”有了全新认识。目前的研究表明，随着史前“青铜之路”的开辟，至少还有小麦的种植技术、羊和牛的驯养技术西东向的传播。中原文明的起源是多种因素碰撞交融与发展的结果，特别是自西向东的外来因素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2]庄孔韶主编：《人类学研究》（第八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第234页。[3]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第40页。[4]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01页。[5]同上书，2017，第115页。[6]这里的牛指的是黄牛。不过水牛也不是来自中国本土牛的驯化。“线粒体DNA检测的结果表明，中国现代水牛属于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沼泽型水牛，因此它不可能源于中国本土野水牛。……中国本土水牛遗存中没有驯化过程的证据。”同上书，第119页。[7]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15页。[8]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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