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智慧：商学院绝对学不到的诺曼底领导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日）野中郁次郎,（日）荻野进介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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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智慧：商学院绝对学不到的诺曼底领导力试读：

1918.11.1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6.28 《凡尔赛和约》签订

1920.1.16 国际联盟成立

1925.12.1 《洛迦诺公约》签署（确认莱茵兰的非军事化等）

1928.8.27 《巴黎非战公约》签署（集体安全保障体制）

1929.10.19 华尔街大股灾

1931.9.18 “九一八”事变

1932.1.9 德国发布不再支付战争赔款的声明

3.1 伪满洲国成立

1933.1.30 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纳粹党、国家人民党、冲锋队合并）

3.4 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第32任美国总统

3.28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10.14 德国退出国际联盟

1934.1.26 德国和波兰签署互不侵犯条约

8.2 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统兼总理（兴登堡去世）

1935.3.16 德国通过《国防军强化法案》（重整军备宣言、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成立空军）

8.31 美国通过中立法案（对交战国实施武器禁运）

9.15 德国制定《纽伦堡法案》（开始迫害犹太人）

9.18 苏联加入国际联盟

10.3 意大利侵入埃塞俄比亚（1936.5.9吞并）

10.5 罗斯福发表“隔离演说”（指责意大利的侵略行径）

1936.2.29 美国通过第二次中立法案（禁止借款给交战国）

3.7 德军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撕毁《洛迦诺公约》）

3.19 英法结成同盟（禁止单独媾和）

7.17 西班牙内战爆发（1939.3.28结束）

11.25 日德签署“防共协定”

12.11 意大利退出国际联盟

1937.4.26 德国空袭格尔尼卡

6.11 斯大林“清洗”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红军将领

7.7 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11.5 《霍斯巴赫备忘录》（希特勒论扩大东方生存圈的必要性）

在人类历史上，有些大型项目是通过众多的人团结协作才最终取得成功的。谈到这样的项目，我们首先会想到哪些呢？

有人可能说金字塔，在没有重型机械的时代，金字塔是依靠人力经过长年累月建造起来的。可能也有人想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因其宏伟壮观，即使在太空中都清晰可见。时代不断向前发展，可能也有人会提到总预算达200亿美元、由40万人参与的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

不！“大型项目”并不只局限于“建设”，以破坏和杀戮为特征的战争也属于宏大的项目——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众人必须相互协作，集思广益。

无论是激烈程度，还是规模范围，在历史上这种致力于胜利的战争项目中，最为辉煌的就是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胜负大势的诺曼底登陆战。

诺曼底登陆战从计划到实施共耗时两年零两个月，以美军、英军以及加拿大军队为主，共有300万名官兵参战。仅在1944年6月6日的登陆突袭，就投入了包括12个装甲师和3个空降师在内的39个师。次日，在6艘战列舰、1 070只战斗舰艇的护送下，133 000名官兵、14 000台各种车辆、14 500吨补给物资利用6 000艘各类船只，渡过了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被送上诺曼底海岸。在空中，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也频繁出动，忙于支援、掩护和运输。

而整个战役又必须秘密进行。为了不让德军察觉登陆的地点和时间，需要尽可能地伪装和欺骗。同时，为了顺利输送后续部队和补给物资，人工码头的建设和水陆两栖坦克等新设备的研发也不可或缺。由于盟军的战役司令部是由以英美为中心的多国将领组成的，还存在怎样做到意见统一等人事组织问题。

进一步说，登陆并不代表战斗的结束，而是和接下来解放法国、向德国中心地带进攻的内陆战役形成一个整体。既然是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总统、首相等各国政要都深度参与了战役的计划与实施。

对！诺曼底登陆战就是在盟军和纳粹德国之间展开的、史上最大规模的“智力竞赛”。战争正是人类品德与能力的基础

可能有人会说：“把战争比喻成什么智力竞赛是不合适的。”也有人认为战争是罪恶，所以对这个词本身都厌恶和避讳。事实果然如此吗？

在“爱好和平”方面，英国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并不落于人后，但是他对战争却采取强烈的现实态度。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介绍他的言论如下：当我说战争是一切技术的基础时，意思是战争同时也是人类一切崇高品德和能力的基础。这一发现于我有些奇异，且颇为恐怖，但我知道，这却是难以否定的事实。简而言之，我发现，所有伟大的国民，他们真理和思想的力量都是从战争中得来，并在战争中得到滋养的，而至和平时代则被浪费。他们因战争而得到教诲，因和平而受到欺骗，因战争得到训练，因和平而遭到背叛。总之，生于战争，死于和平。

当代著名战略思想家爱德华·N.勒特韦克在他的《战略论》中引用“想要和平就得备战”的古罗马格言，提出了“战争或许是大恶，但也是大善”的观点。

如果真如他们所言，战争是人类品德与能力的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回避它，而是需要真诚地面对。因为在战争中，的确存在着值得后人吸取的大量教训，其中也包括避免战争的智慧。

我曾在《失败的本质》中分析二战中日本军队的失败原因，很幸运，该书获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后来，以“形势逆转的战争”为主题的《战略的本质》也得以付梓。

本书和《失败的本质》正好相反，主题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且以盟军的一次战役为题材，并没有出现日本的一兵一卒。具体地说，就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行，追寻“史上最大战役”的计划与实施过程，和德军方面相比较，在政治、军事两方面去发现盟国和盟军领导者的卓越之处。登陆战役人才济济

诺曼底登陆战不但实际出动的官兵人数最多，使用的武器数量最多，而且众多不同国籍的政治家也都深度参与了战役的计划和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说，诺曼底登陆战也是史无前例的。图0-1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战略”一词的词源是古希腊语的“strategos”，意思是“将军的工作”。在此战略有三种含义，一种是决定国家资源如何使用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一种是决定靠现有武力如何战斗的“军事战略”（military strategy），还有一种是决定何时何地、怎样战斗的“作战战略”（operational strategy）。再接下来的就是具体决定怎样战斗的“战术”（tactics）。这个词也是以希腊语“taktikos”为词源，有“配置部队”的意思。

不过，战略和战术意义上的界限本来很模糊，可以说没有明确的区别。最早对二者做出明确区分的，是活跃于18世纪的普鲁士军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他在《战争论》中做了这样的定义：“战略是运用战斗的方法，战术则是运用战斗力的方法。”

这里重要的是各种战略和战术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战术是从它上一级的作战战略出发推导出来的，但有时不得不根据现场形势做出改变，这时它上一级的作战战略也不得不改变。这样一来，各种战略和战术就不是依靠简单的因果关系来维系的，而是构成了一个互相影响的复杂体系。

那么，在诺曼底登陆战中，战略战术的各层级都是由什么人来决策和推行的呢？

首先，参与盟军大战略的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以及领导“自由法国”的夏尔·戴高乐、强烈主张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最后成为诺曼底登陆战）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

与上述四人针锋相对的是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而盟军方面大战略的间接参与者还有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真可谓人才济济。

那么下一层级的军事战略的参与者，美国方面是在盟军最高指挥部任欧洲战场最高司令官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以及大战中始终做其坚强后盾的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英国方面则是担任陆军总参谋长的阿兰·布鲁克。

德国军事战略的首脑是德军西线总司令卡尔·鲁道夫·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不过希特勒并不信任包括他在内的现场指挥官，经常横加干预，所以伦德施泰特的作用无法和艾森豪威尔以及马歇尔等盟军将领相提并论。

在作战战略的决策和推行中承担重要任务的，美国方面是指挥第1集团军的奥马尔·布莱德雷、打破战线胶着状态的第3集团军司令乔治·巴顿，英国方面是登陆地面部队司令伯纳德·蒙哥马利、空军上将特拉福德·利——马洛里以及海军上将伯特伦·拉姆齐。而在德国方面和他们针锋相对的则是号称“沙漠之狐”的B集团军群司令埃尔温·隆美尔。

及至战术层面，更是涌现了无数具备卓越领导力的英雄。例如盟军美国方面的代表人物：从诺曼底最大的激战区奥马哈滩登陆、奋勇当先深入敌阵的诺曼·科塔准将。杂乱无章的盟国大战略

诺曼底登陆绝不是采用通常办法的战役，从当时形势看，不能实现的可能性也很大。这和盟国的政治战略，也就是“大战略”并非坚如磐石有很大关系。

丘吉尔头脑中反复盘算的，是维持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的议会制民主制度和大英帝国的持续发展，因此他对在德军占领区直接登陆的诺曼底登陆战（向法国北部进攻）并不积极。相比于这种“直接战略”，他更主张从北非或“轴心国柔软的小腹”之称的地中海经巴尔干半岛进攻德国的“间接战略”。在他意见的背后，则是对战后世界更深远的展望——与斯大林支配下的东欧以及巴尔干国家相抗衡。

但罗斯福并不像丘吉尔那么厌恶斯大林和苏联，甚至已经怀有将苏联也纳入“国家联合机构”（后来的联合国）的构想。

而且，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成为大战的当事者，不得不同时进行两场战争：在太平洋面对日本以及在大西洋和欧洲面对德国，其负担的确沉重。究竟哪个优先呢？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罗斯福曾对丘吉尔表示，击败德国要先于击败日本，而提出这一顺序的，则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他主张“欧洲优先，击败德国最重要”，说服罗斯福相信“向法国北部，即诺曼底进攻是通向胜利的捷径”。这是因为他们对本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和军事技术有着莫大的自信。

而斯大林则一直疑神疑鬼。他认为英美居然袖手旁观，避免流血，只让苏联和德国一决胜负，真正目的是让德国和苏联最好两败俱伤。实际上，自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巴巴罗萨计划”）以来，的确是苏联在独自承受着轴心国的军事进攻，所以斯大林产生这种心理也不无道理。

总之，斯大林只盼望德国早日垮台，对其他方面，不管是盟军在北非战场击溃德军，还是遏制威胁大西洋船队的德国U型潜艇，抑或对本国的巨额物资援助，都不以为意。

唯一得到斯大林肯定的就是诺曼底登陆战，由此形成的欧洲第二战场使苏联方面的压力大为减轻。在1942年11月6日的苏联革命纪念日演说中，斯大林甚至威胁说，如果第二战场迟迟无法开辟的话，他将不得不与德国单独媾和。

所以说，尽管盟国在打败德国这一目标上是一致的，可是到了具体方案上，各国首脑的大战略却大相径庭。1944年6月6日“D日”计划的实现还面临着错综复杂、反复无常的形势。最后，美国在德黑兰会议（1943年11—12月）上，利用斯大林的力量，终于实现了诺曼底登陆战的决策。这正是在盟国内部展开的政治战略游戏。

如果采纳丘吉尔突击“轴心国小腹”的主张，那么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役也许就无从谈起了。当然，现实中它还是实现了，这完全是由于盟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们的决策使然。“实践智慧”带来的最优判断

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要做出无数次判断，何况在战争期间！

作战部署、组织编制、领导人选、兵站保障、新武器研发、行动时间、行动地点、进攻到什么位置、何时取胜等，从大战略到军事战略、作战战略，以至于现场战术，所有领导者都必须在对瞬息万变的形势加以判断的同时依次做出行动。一旦做出决策，即使知道有误也无法推翻重来。领导者们必须在“当下”做出“最优判断”。

能够获取的信息也未必很充分，不仅如此，战时信息传播受限，当然会经常出错。在这样信息不足的条件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仍能做出“最优判断”呢？

让我们在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实践智慧”中寻求答案。这个词可翻译为“深谋远虑”（prudence）、“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或“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我们多将其称为“实践智慧”。

实践智慧指的是为实现全社会所追求的正确目标（共同善），在注意事物之间复杂关系的同时，及时且完美地做出判断的能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具备实践智慧的领导者的典型是古希腊将军伯里克利。他是把雅典带进兴盛期的卓越政治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详细记载了他的事迹。

正确决策的基础是正确的判断。判断一词的英语是“judgment”，它和“决定”（decision）有着微妙的不同。“决定”指的是在已有的多个选项中找到合理的。如果给计算机编好程序，可以通过计算机代为决定。在这一点上，判断则不一样。“判断”是考虑选项本身时必要的智慧和才能，它需要全身心地投入，所以也伴随着行动。

那么，具备这种实践智慧的领导者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呢？换句话说，出色的判断力、出色的决断力是由哪些能力构成的呢？

我们认为以下六种能力很重要：（1）树立正确目标的能力（2）直面现实的能力（3）适时创造氛围的能力（4）描绘直观本质的能力（5）将想象变为现实的能力（“政治力”）（6）组织实践智慧的能力

实际上，我在归纳这些能力的时候会想起的一个领导者是丘吉尔。丘吉尔堪称现代版的伯里克利，是具备实践智慧的领导者。拥有实践智慧的领导者的六大能力——“实践理性领导力”实践智慧领导者的典型：丘吉尔

下面我们就前面提到的六种能力进行具体说明。

第一，丘吉尔最重要的，是对善恶的判断非常清晰。在厌倦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国民面前，丘吉尔的前任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以及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一直对纳粹采取绥靖政策。哈利法克斯甚至主张，应该委托意大利总理贝尼托·墨索里尼做中间人，向希特勒探听一下保持和平的条件。而丘吉尔与他们不同，只有他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坚守文明与自由”，只身一人与希特勒针锋相对。丘吉尔认为，英国国民是基督教文明与自由主义的守护者，坚持着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铸就的“民主主义”这种“共同善”，在他的演说中总是保持着这样的信念和气概，而全体英国国民也被他这种正确目标所打动，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第二，丘吉尔具备直面现实的能力。他喜欢到现场去，也频繁地出现在战场上，从和军官们的交谈中获得启发，制定新政策。他绝不是那种坐在桌前冥思苦想的类型，而是边行走边思考。

日语中的“现实”一词有“真实”（reality）和“事实”（actuality）两层意思。“真实”的意思是，将自我主体和眼前的主体分离，用旁观者的态度面对客体，并以客体为对象进行分析；而调动五感，深入当时的脉络，深刻地参与客体，在主客不分的状态下直接观察，则是“事实”。丘吉尔在任何时候都注意“活生生的现实”。

第三，丘吉尔善于在各种场合与别人脉络相通，保持一致的感受。他频频创造和其他盟国首脑直接对话的机会：他和罗斯福、斯大林、流亡政府“自由法国”领导人戴高乐，以及直接指挥诺曼底登陆战的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等频繁相会，直接对话。

丘吉尔也总是注意国民的视线，经常亲自视察受灾地区和机场，是“常露面的首相”。他易受感动，时常落泪，在众人面前热泪盈眶也不觉得难为情。即使面对意想不到的事态，他也能展现出绝妙的幽默，缓和现场气氛。由于他善于控制氛围，因此很多人内心里能够萌生“追随这位领袖而战”的愿望。

第四，丘吉尔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事物直观本质的能力也很突出，也可以说是“修辞”能力突出。战略的制定也是编写故事，通晓历史和文学的丘吉尔具备写作才能，后来甚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据说遭受空袭的伦敦市民都是通过聆听广播中他那莎士比亚风格的绝妙演讲和辩论得以安然入睡的。同时，他洞悉整个战局，面对敌方的行动时，有着一个战时领袖所应有的言行、见解和观察，而这一切都来自他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洞察。

有这样一则逸闻。在德军就要发动进攻的某个夜晚，丘吉尔与内阁官员们谈论英国本土遭到侵略的话题，有人注意到丘吉尔的用词是过去式的。原来丘吉尔所谈论的，并不是近在眼前的德军，而是11世纪诺曼人进攻英格兰的故事。

第五，丘吉尔具备使自己所编写的故事得以实现的政治魄力。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充分利用战时的最高领导机构——战时内阁（War Cabinet）。丘吉尔兼任国防大臣，首先把自己安排在能够就最重要的问题发挥最大影响力的位置上。此外，战时内阁的成员也压缩到最有能力的、约5人左右的政治家，力图彻底与迅速地实现决策。内阁成员当然也和其他议员以及陆海空三军领导层一起发表积极言论，使这场国家保卫战得以顺利进行。

他的行事作风并不只限于理性做法。在处理政治纠葛所必需的过程中，为达成一致意见，他也会依靠人的情感跨越与对方的分歧点。说服、威胁、愤怒（或真或假）、嘲讽、冷漠、谩骂、毒舌、泪水等等，他把所有手段都巧妙地结合到一起。

第六，丘吉尔也具备组织实践智慧的能力，也就是说，他特别注意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他尤其擅长各尽所能的人才调配。当他认识到取得对德空中保卫战的胜利将左右英国今后的命运时，立刻就赋予空军研究研发部门负责人、推进雷达研发的休·道丁上将空军战斗机司令这一新职位，后来这个雷达的确是拯救了英国。另外，为了使举国一致的战时体制坚如磐石，他任命工党的资深议员欧内斯特·贝文为劳工大臣，全盘接受了后者提出的“增加劳动者权利和充实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因为在战争时期，工厂、矿山和运输线上的劳动者的力量尤其不可或缺。

正如他自己所说：“困住、难住、咬住。”所谓丘吉尔式的人才培养法就是提出按照常理不易回答的根本性问题，以及质疑旁人的建议。例如陆海空三军的参谋长反驳丘吉尔的主张时，如果不能提出高度缜密的反对意见就不可能得到采纳。对在他手下任职的人而言，丘吉尔的做法是极为苛刻的，简直是那种师父训练徒弟的作风。丘吉尔就是依靠和众多部属形成类似师徒的关系来培养实践智慧的。希特勒缺乏实践智慧

那么，与丘吉尔相对立的希特勒是怎样做的呢？

第一，尽管在当时的德国，废除《凡尔赛和约》以及振兴德意志民族、收复领土的战争目标得到支持，可是一旦跨出德国本土，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怎么也说不上是正确了，最后竟然上演了“屠杀犹太人”这种惨无人道的戏码。在《大西洋宪章》中，罗斯福与丘吉尔宣告遵从人类的“共同善”，不谋求领土扩张，而希特勒显然不具备这种否定帝国主义的理念。

第二，希特勒的认知能力也有所欠缺。他坚信自己永远正确，不能平和地接受他人的建议，更不肯听取尖锐的批评。

第三，希特勒直面现实的能力也不及格。在整个二战期间，希特勒只是在进攻波兰时亲赴前线。即使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他也不理会前线指挥官的意见，而是在遥远的德国发出意向模糊的指示，最后白白浪费了大量时间，未能成功退敌。至于他抵达巴黎东北部120千米处的梅济耶尔视察西部战线，已经是诺曼底登陆11天以后的事情了。

不过，希特勒确实能够敏锐地洞悉对手的心理，善于发动隐藏于其后的突然袭击。他不惜冒险，能够灵活运用新式武器，敢于抓住对手破绽采用大胆的作战方案。从突破《凡尔赛和约》禁止重新武装德国的限制、进军莱茵兰非军事区，到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入侵波兰，在采用对别国态度保持高度关注的“将死棋”一样的心理战、海因茨·古德里安提出的闪击战，以及埃里希·冯·曼施泰因主张的“挥镰行动”等方面，希特勒充分显示了他军事才能的锋芒。

第四，关于直观本质的讲述能力，希特勒也相当不一般。他增加信徒的演讲才能使听众如同被实施了催眠术一般。不过，他的修辞能力似乎对有足够智慧的人并不灵验。

第五，希特勒的“政治力”也许可以说及格了，不过，比起令他人自愿服从，他的强制性和处罚性更为可怕。

第六，关于实践智慧的组织化，说希特勒性格孤僻、不肯信任他人，应该不会错。

丘吉尔比希特勒年长15岁，两人是真正的对手。

虽然丘吉尔和希特勒都是理想主义者，但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指出两人的内心截然不同。他说：经常年锻炼，丘吉尔的视野堪称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而希特勒的理想主义则植根于德国人特有的传统，认为历史是观念的产物。

希特勒在无视现实的唯心论上暴露出了软肋。另一位实践智慧领导者艾森豪威尔

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位领导者有着和丘吉尔不一样的实践智慧，这就是诺曼底登陆战的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

从1944年6月6日的“D日”开始，艾森豪威尔巧妙地指挥欧洲战场的盟军，最终击败德国。战后他访问苏联，和苏联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元帅格奥尔吉·朱可夫等人多次会谈，从一个军人的角度对冷战的体制有着深刻的理解。在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总司令后，他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总统，1953年1月，他就任第34任美国总统。虽然他作为政治家的经验为零，但外交经验极为丰富，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总统。

在以平易近人的品格和充满魅力的笑容赢得国民爱戴的同时，他对苏联推行冷静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取得封锁政策的成功。近年来，艾森豪威尔因“对第三次世界大战防患于未然”而重获好评的希望越来越大。

盟军最后取得胜利，应得益于以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为代表的拥有实践智慧的领导者。

开场白有点过长了。再说明一下本书的结构。第一章至第六章在关注上述各领导者决策的同时，还将探讨“史上最大战役”是如何计划和实施的，第七章从战史研究的角度回到诺曼底登陆战的战略论，第八章则尝试深入挖掘率军作战的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的领导艺术。关于军队组织编制

时代不同，国别不同，军队的编制也有所不同。但是到了现代，对军队的组织编制和等级，各国基本都采取大致一样的标准。下面是不同时期各部队组织编制概况，可供阅读本书时参考。因兵种不同，部队人数等也存在很大差异。“级别标志”是室内演习时所用的标记。部队编制失败的教训  第一章希特勒的挑战和丘吉尔的英明决断——以“闪击战”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欺骗战到史上最大规模的撤退

1938.2.4 希特勒掌握军队的最高指挥权

3.13 德国吞并奥地利

9.29 慕尼黑会议（英法德意）决定割让苏台德地区

11.9 “水晶之夜”（德国全境掠夺和屠杀犹太人）

1939.1.12 罗斯福发布国防计划报告（总额5.35亿美元）

3.14 德军进驻捷克斯洛伐克，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划为保护领地

4.7 意大利吞并阿尔巴尼亚

5.11 诺门坎事件

5.22 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钢铁条约》）

8.23 苏联和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秘密协定瓜分波兰）

8.25 英国和波兰签署互助条约（后来成为对德宣战的根据）

9.1 德军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9.1 马歇尔就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9.3 英法对德宣战（澳大利亚、新西兰同时对德宣战。9月10日加拿大对德宣战。丘吉尔就任海军大臣）

9.5 美国发布中立法案

9.13 美国成立中立法案修正特别议会

9.17 苏联进攻波兰

10.6 波兰对德投降

11.30 苏联军队进攻芬兰

美国允许交战国购买本国军火（采用现金购买运输自理的方式）

12.14 国际联盟将苏联除名

1940.3.12 芬兰和苏联媾和（芬兰割让卡累利阿地峡等）

4.9 德军进攻北欧，丹麦当天投降

5.10 德军进攻荷兰，在西部战线开始发动攻势（出动136个师、坦克2 500辆、飞机3 200架）

丘吉尔就任英国首相（兼任国防大臣），组织战时内阁

5.14 德军装甲部队突破阿登森林（闪击战）

德军伞兵在荷兰以及比利时境内空降

5.15 荷兰投降

5.26 敦刻尔克大撤退（6.4结束。“发电机行动”）

5.28 比利时投降1五天决胜负的闪击战德军进攻波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8个月后，经历过“宣而不战”的战争，沿着卢森堡、荷兰、比利时三国与德国相邻的边界形成了西部战线。其南方——法德边境横亘着马其诺防线。这一防线像比利时南部的森林与沼泽一样，发挥着天然屏障的作用。德军突破传统做法，执行崭新的作战方案——更主要的是他们的闪击战，加上一次又一次的好运气，号称拥有欧洲最强大陆军的法国只坚持六个星期就战败了，而英国则竭尽全力投入本土防卫。

它被称为“宣而不战”的战争。1939年9月1日拂晓，德军突然进攻波兰。翌日，与波兰缔结互助条约的英国发布宣战文告，与德国开战。6小时后，法国也畏畏缩缩地采取了同样举措。从此以后，伴随着巨大的物质破坏、伤亡人数达6 000万之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转瞬之间，波兰就遭到德军蹂躏——无论是战略理论还是军事装备，波兰军队都落后于时代，还处于以骑兵为主力的水平，根本不是德军先进坦克的对手。9月17日，根据前一个月和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时的秘密协定，苏联军队也侵入波兰。

波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遭到了德国和苏联的瓜分，波兰政府成员不得不逃往罗马尼亚。

这期间，英法两国却没有任何应战动作。尽管法国陆军相比德国陆军占有更大优势，可是面对德军进攻波兰，法国只作壁上观。德军也没有继续向西进攻的态势，所以尽管有了宣战文告，但一直没有发生战斗。因此，这一时期的状态被世人嘲讽为“宣而不战”的战争。

英国人的海军拥有守卫英吉利海峡的强大力量，即使德国的轰炸机飞来，英国空军也可轻易将其击落。他们深信，法国人的坚固堡垒马其诺防线已经把德国的威胁远远隔开。所以，英法两国的民众仅仅是防卫意识比较强烈，在战争初期，他们的确缺乏真正的战斗意志。德国没有西进的三个原因

那么德军为什么没有积极西进？

首先，希特勒希望和英法，尤其是和英国达成和解。实际上在10月6日进行的议会演讲中，他说：“如果德国和英国达成和解，有望给欧洲以及世界带来和平。”

然而，这样的和解等于让英法承认德国获得的领土，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自1936年3月以后，希特勒屡施奸计，在莱茵河西岸莱茵兰的非军事区驻军，占据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正如你见到的，又把波兰收入囊中。

不久，看到英法的坚决态度，希特勒明白和平解决已经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于是向陆海空三军的首脑表明了进攻西欧的打算。希特勒认为：“德国陆军强于法国陆军，只要装甲部队和空军相互配合，就可轻易把敌人击溃。”尽管陆军强烈反对，但希特勒固执己见。有一次甚至已经把11月12日确定为向西进攻的开始日期，最终由于天气原因不得已推迟。西进计划后来屡次延迟，延迟次数竟达39次之多。如此，军方反对加上天气不佳，是德国推迟进攻的第二个原因。

到了第二年的1940年1月10日，希特勒命令一个星期后开始进攻。但是在1月17日，德国第2航空队的联络官发生了一次意外，他乘坐的飞机不幸迫降在比利时境内（“梅赫伦事件”）。这名军官携带着记录希特勒整个西进计划的文件，尽管他当场就销毁了一部分，但大部分都落到了比利时政府手里。

德国方面也吃惊不小。本应严格保密的作战计划暴露无遗，只好再一次彻底更改计划。这是德国进攻延迟的第三个原因。

尽管如此，“宣而不战”的状态结束的日子还是到来了。古德里安的“闪击战”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德军从4月9日开始进攻挪威，直到5月10日凌晨，持续对重要目标进行空中打击。由此开始，希特勒启动进攻比荷卢三国和法国北部的“黄色计划”，开始进攻西欧。希特勒认为击败法国是迫使英国议和的最好办法。德军的装甲部队势如破竹，很快就突破了卢森堡、荷兰、比利时等国的边境。最初的闪击战，入侵波兰的德军装甲部队（1939.9.3）（Bundesarchiv, Bild 146-1976-071-36/photo）什么是闪击战？——以德国装甲部队为例闪击战的核心内容，就是将所有的坦克和装甲部队倾尽全力集中于战略要地，保持不给敌人丝毫喘息之机的作战速度有力支援地面装甲部队的德国空军俯冲轰炸机容克JU-87（1940）（Bundesarchiv_Bild 101I-646-5184-26/photo）

总之，所谓的闪击战，就是以坦克为核心，快速开动装甲运输车，由跟随战车部队的机械化步兵和乘坐卡车的装甲步兵组成快速部队，抓住敌军防线上的弱点加以突破，继而迂回到敌军后方的战斗方法。闪击战通常是地空一体作战，由俯冲轰炸机和空降部队打头阵，拔除妨碍地面部队进攻的火炮和碉堡。这样就把前线的敌军从后方孤立出来，使其陷入混乱和不安，不能全身心投入战斗和组织有效反击，不能发挥有组织的战斗力。

古德里安在运用闪击战这一新型作战方式的同时，自己也作为指挥官亲率部队屡建奇功。他乘坐最新式的装甲指挥车，与先头部队同行，通过无线电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由指挥官赶赴几乎可与敌军直接交战的前方，这和在后方安全的指挥所里指挥前线部队的惯用战法截然不同。而后者这种老方法对于机动能力优异的装甲部队是行不通的，指挥官这样奔赴最前线，观察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亲身感受并当机立断，不错失战机，迅速通过无线电指挥所属部队的做法最有效力。古德里安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方法，而支撑这一切的则是德国先进的无线电技术。

那么为什么古德里安能够想到这种战法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德国陆军的规模急剧萎缩，古德里安被调到陆军运输兵总监部。当时他是这样思考的：德国此时不设防，在可预想的未来战争中，发生阵地战的可能性非常低。这时只能依靠机动性的防卫力量，汽车运输不可或缺。这样掩护汽车的装甲车辆就成为必需。这里所说的装甲车辆指装甲侦察车、装甲运兵车、装甲运输车等，是装置了装甲的军用车辆的总称，坦克也包括在内。

当时德国的装甲车辆极少，在这一领域英国和法国要稍好一些。古德里安找到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利德尔·哈特、吉法德·马特尔等诸多英国军事家的著作，刻苦钻研各国装甲部队的情况。最后他得出结论，步兵和骑兵已经落后于时代，应该把汽摩部队从随从的后勤部队变化为主力战斗部队。所以，部队需要披上抵挡敌军炮击的装甲。领导者肖像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1888—1954）他生于普鲁士军人之家，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学习了无线电技术，“一战”后管理通信运输，研究汽车及坦克等机械化战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还在德军设于苏联境内的秘密基地参与装甲部队的使用和训练。1935年德国公开重新武装计划，古德里安被提拔为新设立的装甲师师长。他在所有车辆中装备无线电，亲自乘坐指挥车在前线指挥战斗。他集中利用坦克部队和空中支援，将闪击战应用于实战，在西部战线任装甲兵第19军军长，成为击败法国的主力。后任装甲兵总监，努力重建被消耗掉的装甲部队。1944年7月希特勒经历暗杀未遂事件后任命其为陆军总参谋长，但他一直对介入具体战斗指挥的希特勒怀有对立情绪，在战争结束前遭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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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闪击战可以说是机动作战的一种，关于后者，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讲述。

古德里安在1929年认识到了这一点，四年后，出任德国总理的希特勒也很快对闪击战表现出强烈兴趣。

在1933年召开的新式武器展览会上，古德里安在希特勒面前讲解了大约30分钟。当一小队摩托兵、坦克兵和反坦克兵在眼前进行实战演练时，希特勒非常注重部队的速度和行动的准确性，不停地叫嚷：“这个应该有！这正是我长期以来所盼望的！”

德国最早的坦克部队出现于第二年的1934年，其后，众多坦克得到研发和量产，其乘员——坦克兵也得到大量培养。曼施泰因计划的采纳

5月10日凌晨1点，巴黎东部文赛诺城的法军总司令部接连不断地收到有关德军动向的报告。到早晨6点，德军的入侵已成定局，英法及荷兰、比利时联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奋勇发出“实施代尔河计划”的命令，但最终还是没能遏制德军的猛烈进攻，正确地说，是徒劳无功。这是为什么呢？

代尔河是布鲁塞尔以东20千米处的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流，英法联军坚信，这次大战德国仍将以荷兰和比利时为立足点攻入法国。如果德军发动进攻，英法两国军队就先进军比利时，在代尔河构筑防线阻击德军——这就是前一年9月对德宣战以后联军持续操练的“代尔河计划”。如果德国照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施里芬计划”，从比利时向西进攻，那么“代尔河计划”正好对其迎头痛击。

施里芬计划是“一战”时期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元帅采取的作战方案，尽管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使德军避开了沿法国东部国境修建的坚固的马其诺防线，突破了荷兰、比利时两个中立国，攻入了法国西北部。

但显而易见，“施里芬计划”不仅谈不上是奇袭，而且使德军正好与料定自己会通过比利时来犯的英法精锐部队正面交锋。当时在德国陆军内部也存在争议，认为应该有一个能击溃敌人的、更具想象力的作战方案。

确实有一个更具想象力的作战方案，它由伦德施泰特麾下的A集团军群参谋长埃里希·冯·曼施泰因中将提出。该方案并没有以英法联军所料想的右翼为目标，取而代之的是位于中央位置的、从比利时南部延展到卢森堡北部的阿登森林。也就是说，由B集团军群从右翼侵入比利时与荷兰，佯攻联军，这样作为主力的A集团军群就未必会受到敌人攻击，可以从防守薄弱的中部强行突击。此时能够想到的主力就是机械化的装甲师。

在法国方面有一个顽固的预设，就是“德军不会穿过阿登森林而来”。1934年，在法国陆军委员会上，菲利普·贝当元帅也明确表示：“阿登森林并不是危险地域。”其实德国方面也抱有同样的认识，只有一个人不这么想，他就是曼施泰因。正是曼施泰因制订了这样一个通过阿登森林进攻法国的作战计划。

曼施泰因和自己的大学同学、闪击战的践行者古德里安商议该方案。古德里安详细地对照地图，并考虑了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了解的地形特点，认为该计划很有可能实现。不过他对大量投入机械化装甲师这一点，持有保留意见。

大多数德国军官的认识是一致的：机械化部队在被湿地围绕、道路狭窄的阿登森林通行极为困难。所以，尽管曼施泰因得到顶头上司伦德施泰特的支持，制订了具体的作战计划，但送到陆军总司令部后并未获得通过。结果，强烈主张这个计划的曼施泰因遭到司令部降职。

后来不知为什么，就在不得不重新制订计划时，曼施泰因居然获得了谒见希特勒的荣誉。在进行说明后，该计划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

虽然该计划最初并未获得希特勒的首肯，但由于希特勒最喜欢奇袭，所以他逐渐动心了。1940年2月，希特勒不顾陆军内部的反对，执意采用该计划，仿佛最初他就是这么考虑的一样。无济于事的马其诺防线

在“代尔河计划”中，法军将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部署在比利时北方，而在森林和沼泽遍布的南方——阿登附近，则是最孱弱的部队。作为意在将德军永远拒之门外的唯一屏障，马其诺防线一直延伸到那里。

那么马其诺防线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法国与德国接壤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是地下资源的宝库，两国围绕这一地区的所有权经常发生纷争。19世纪后半叶的普法战争后，这里归胜利者德国所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则刚好相反，这里成了法国的领地。如果德国再次发动侵略，法国将不得不在国境线上抵御敌人的进攻。那么在援军赶到之前，用什么办法才能守住这个地方呢？

1922年，法国陆军部长安德雷·马其诺力推的防线构筑计划得到采纳，这就是1929年开始建设的马其诺防线。不过即使在陆军内部，关于防线的形制和长度也存在着不同意见，而且受困于建设资金短缺以及工人的频繁罢工，防线竣工时已经是1938年了。尽管最初的目的是保卫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但是最终，却将从瑞士到比利时长达760千米的广大地域都纳入了保护范围。

从德国的角度看，马其诺防线简直是沿着法国东部及东北部国境线建造的从巴塞尔到蒙梅迪的法国版“万里长城”。不，应该说是用钢筋水泥建造的“陆地战舰”更为恰当。反坦克障碍工事、地雷阵、机枪位、反坦克炮等，紧紧环绕着每隔15千米设置一座的要塞，要塞之间用地道甚至地铁连接起来，要塞里面设置了升降梯、扶梯和士兵居住区，以及电话交换机房、医院、士兵休息室等等。领导者肖像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德国总统兼总理，使整个欧洲陷入战火长达6年。在1925年以前是奥地利国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入德国陆军，在西部战线战斗4年，升任下士。曾被英军的毒气伤害，一度失明，在波希米亚住院，其住院期间德国战败。痊愈出院后，他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发誓要在战后兴起的共产主义势力和犹太人的“毒害”中守卫德国和德意志民族。标榜德国是继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帝国之后的“第三帝国”，力图向东方扩展德意志民族的生存范围。他思维独特，有时确能成功，但因主张“战略、战术和战斗并无区别”而招致德国军人的批评。斯大林格勒战役惨败后，他坚决不认可军队依靠机动性来组织灵活的防卫战术，孤注一掷地下达“死守”的命令。他并不关注挫败诺曼底登陆的盟军后把兵力集中到东部战线去，而是期待在诺曼底展开决战，对驻法的德国部队的损耗反应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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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线上配备了最先进的火力，如同受到指挥一样，能使炮弹准确命中敌人的进击地点。在要塞前面设置的观察所中有地图，地图用数字和希腊字母划出区域，例如，当敌人出现在“248—B”的时候，观察哨就当即用电话发出报告，10秒之后，这一区域就会有炮弹从天而降。“只要有了这个就能抵挡德国的侵略！”所以法国人沉溺于错误的安全感中也是理所当然。

不过，马其诺防线存在着本质缺陷：由于防线只修筑到蒙梅迪（洛林地区的默兹省），如果德军迂回绕过这里，就可以长驱直入整个法国。这简直就像小孩子玩的抢地盘游戏一样，却又是近在眼前的事实。流产的“代尔河计划”

曼施泰因计划的行军路线恰似镰刀挥出的形状，所以称为“挥镰行动”。根据该计划，德军的攻击要点正是马其诺防线的断点——比利时边境。

为什么马其诺防线已经延伸到那里却没有继续修筑呢？首先，除了地表柔软难以夯筑地基这个理由，据说法国也担心遭到比利时国民指责“法国只守卫自己的国土，而对我们见死不救”，所以和比利时接壤的边境并没有构筑防线。

即便是在预料之外的地点遭到攻击，法国也装备着机动性不亚于德军的坦克部队。与德军的2 800辆坦克相比，联军的坦克数量多达4 000辆。不过，虽然数量占据优势，但联军方面也有致命的软肋，那就是作战意愿和行军速度。

卢森堡很快就放弃了抵抗，对德军的通过只是袖手旁观。荷兰军队同样经受不住德军的猛烈进攻，不得不后撤。德军在比利时的进击也异常迅猛。

尽管如此，以法军为核心的联军却遏制了最初的颓势，居然守到了5月13日。如果在第二天，也就是5月14日，根据“代尔河计划”开始反击的话，整个形势还是有可能逆转的。然而这时传来了坏消息：荷兰投降了（5月15日正式投降），所以德军已经不需要在那里投入更多兵力，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其他地区。

联军也终于弄清了德军的意图。原来德军并不打算经由中部的比利时突破，而是计划突破南部的阿登森林地区，沿防御薄弱的默兹河一路打来！

法军阵线被打开一个80千米长的缺口，大量德军由此涌入。德军的目标是多佛尔海峡。放弃战斗向西败退的法军士兵越来越多，甚至阻碍了沿大路东进的运输部队。

在此期间，法国总理保罗·雷诺多次致电同盟国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屡次要求“把英国空军战斗机部队派来”。5月16日，丘吉尔思忖自己应该亲眼去观察战况，于是从伦敦飞到了巴黎。在总理办公室召开的会议上，除了雷诺，还有国防部长兼陆军部长爱德华·达拉第、联军总司令甘末林上将出席。

甘末林将军站在地图前，用了大约5分钟时间向丘吉尔介绍了联军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于是丘吉尔问道：“战略预备队，也就是机动部队的主力在哪里呢？”

甘末林耸了耸肩膀回答：“哪里都没有！”

负责防守长达800千米战线的司令官居然没有机动部队！建造马其诺防线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把军队直接守卫的国境缩短，然后把节省出来的兵力充作机动部队吗？后来丘吉尔在他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中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最为惊讶的事情之一。”面对甘末林“为遏止颓势请派出战斗机”的要求，丘吉尔决定派遣极为珍贵的6个中队的战斗机予以支援。

5月20日，德军A集团军群浩浩荡荡地开进位于索姆河口的阿布维尔。阿布维尔以东是比利时的平原，英国的远征军和法国第1集团军已经处于西面的德国A集团军群和东面的德国B集团军群所构成的钳形夹击中。5月28日比利时投降，英法联军与钻进口袋的老鼠别无二致。图1-1 西部战线的进攻计划和反击计划2另一个命运之日：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于5月10日开始向西发动闪击战，说来也巧，在海峡对岸的英国，丘吉尔也在这一天就任首相。丘吉尔立即抛弃了前任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呼吁国民义无反顾地抵抗纳粹。少数派丘吉尔就任首相

1940年5月10日是星期五，两天后就是圣灵降临节了。伦敦市内将从这个周末开始迎来连休，街头一派祥和景象。对西欧的基督教徒而言，举行纪念基督受难和复活的祭典是非常重要的活动，从复活节开始到50天后的圣灵降临节，7个星期都被称为复活节期。

在这种祥和的气氛背后，笼罩着整个英国的则是山雨欲来的形势。希特勒为了获得北海的制海权，于4月9日突袭挪威和丹麦。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遭到轰炸威胁，因此当天就宣布投降了；挪威得到英法两国的支援，进行了顽强战斗，但到6月9日，其国王和政府也迫不得已逃亡，整个国家处于德国的支配之下。

英国事先察觉到了德军的动向。为防止德国进攻本土，英军计划在中立国挪威登陆，发动进攻，最后却失败了。从5月7日开始到第二天，围绕着失败责任问题，英国政界从上到下吵成一团。

5月10日传来德国进军比荷卢三国的消息，由于来自保守党内的反对，下午5点过后，张伯伦首相辞职。据说国王乔治六世本期待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出任首相，但后者却不具下院的议席。

正如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所评论的“老将出马”，有工党参与的英国战时内阁选择了当时65岁的温斯顿·丘吉尔做首相。那个时候斯大林61岁，罗斯福58岁，希特勒51岁。

初入政坛当选下院议员40年后，丘吉尔就任首相。他这样表明自己的信念：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你们会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对此我的回答是，我们要尽自己的全部力量，以及上帝赐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空中战斗！与人类黑暗的、可悲的犯罪记录上前所未有的暴政战斗！你们会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丘吉尔和战时内阁

英国的战时内阁体制十分独特，其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1916年12月，由当时的首相戴维·劳合·乔治倡议组成。

丘吉尔的战时内阁有5人。首相兼国防大臣由丘吉尔本人担任，枢密院议长为前首相张伯伦，掌玺大臣为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外交大臣由哈利法克斯留任（后为安东尼·艾登），不管部大臣为工党副领袖阿瑟·格林伍德。

正如丘吉尔所说：“如果我们没能获胜，那么押赴刑场面临砍头的，只有这5个人。”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由极少数精英所组成的战时领导体制。在这个体制中，虽然有像哈利法克斯那样主张对德妥协的声音，但丘吉尔绝无此意。丘吉尔上任后，就在前面引用过的议会演讲中，面向国民表达了无论如何也要战斗到底的决心，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丘吉尔由首相兼任国防大臣这一异常的职务安排。这一兼任虽然得到了国王的认可，但并没有因此修订法律。丘吉尔模糊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就是为了在战时充分发挥领导力。

本来英国当时并没有“国防部”这个部门，国防大臣的职能是指挥监督参谋长会议，掌握战争指挥权，相当于军事协调委员会委员长。而丘吉尔同时还是首相，在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掌握着包括人事权在内的广泛权力。

当然，丘吉尔并没有堕入独裁的权力欲之中。尽管对所有的军事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但他从不把自己的见解拿到参谋长会议上去讨论。

参谋长会议的主要成员阿兰·布鲁克是丘吉尔的得力干将，他精心设计了“发电机行动”，也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述这一经过。后来他升任陆军总参谋长。他的作用是向战时内阁报告在参谋长会议上达成的一致意见。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评价布鲁克是“比其他任何陆军军人——恐怕也比任何海军军人或空军军人——更有对整个战争的观察力”。丘吉尔有时出于政治或经济原因，也肯倾听不同意见，但在军事问题上则完全遵从参谋长会议的决定。领导者肖像阿兰·布鲁克Alan Francis Brooke（1883—1963）生于法国并在法国接受教育，曾在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在陆军大学和国防大学任教后，他作为英国远征军军长在二战爆发后被派往法国，指挥了敦刻尔克大撤退。1941年12月就任陆军总参谋长，直至战争结束。他作为军事顾问辅佐首相，在战时内阁下属的参谋长会议任议长，负责战略指导。他头脑冷静而敏锐，从不掩饰自己对经验欠缺的美国司令官的担忧：“在使英美关系尽可能保持良好方面，艾森豪威尔毫无疑问功不可没；可是他对战略却一无所知。作为推动战争的最高司令官，非常明显，他并不胜任这一职务。”

Imperial War Museums

在匆忙完成内阁官员的任命后，时间已经是5月11日凌晨3点了，丘吉尔终于安心就寝，他这样记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就这样，我终于掌握了对整个局面发号施令的权力。我感到自己和命运同行。而我过去的人生，都不过是为了现在，为了今天的考验而做的准备。

当然，此时的丘吉尔并不知道，要取得对德作战的胜利，还需要花费五年的时间。世家子弟

人们印象中的丘吉尔总是戴着大礼帽，手上夹着雪茄。他出身于公爵家庭，是一个世家子弟。

1874年11月30日，温斯顿·丘吉尔出生于牛津附近的布伦海姆宫。这里是首次击败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令英吉利王国在欧洲名声大噪的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约翰·丘吉尔建造的。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是丘吉尔的八世祖。后来丘吉尔还为自己的这位祖先撰写过传记。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是著名的政治家，母亲詹妮是一位美国富豪的女儿。（所以后来有人暗地说丘吉尔是“美国佬”。）

丘吉尔历经三次才考入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骑兵专业。从军官学校毕业后，丘吉尔很快加入轻骑兵第四团任陆军少尉，前往印度。他利用假期考察古巴战争，将其见闻投寄到《每日图片报》（Daily Graphic）上刊载。

他文笔优美，又有在埃及和苏丹的从军经历，1899年被任命为《晨邮报》的特派记者，前往南非。当时那里有荷兰裔移民建立的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他们正与英国开战。丘吉尔在这里被敌人俘虏。虽然被关在战俘营，但丘吉尔居然跳出了厕所的窗户，翻墙逃脱了。

丘吉尔将这段经历写成《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出版，四个月就卖了15 000册。依靠稿酬支付日常的各种开销，这种生活方式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

在此期间，丘吉尔不再认为当军人是男人一生的事业追求，转而立志成为和父亲一样的政治家。1900年9月大选时，26岁的丘吉尔第二次成为候选人，当选为下院议员。33岁时，丘吉尔被任命为商务大臣，首次进入内阁。三年后由内务大臣转任海军大臣，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加里波利登陆战失败，他一直耿耿于怀。尽管他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于保守党内阁中任财政大臣，作为政治家获得了新生，但20世纪30年代，他不再担任阁僚，这一时期被人称为“在野期”。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丘吉尔再度担任张伯伦内阁的海军大臣，次年，他一路做到了首相。对他而言，大战的爆发正是命运的安排。领导者肖像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965）一个贵族政治家，只穿丝质内衣，即便在战争时期也没戒掉昂贵的雪茄，绅士风度无人能出其右。他对所有事情都有着浓厚兴趣，积极果敢，尤其对军事作战保持着烈火般的热情，经常亲临现场，思如泉涌，然后用纸条写下自己的想法让手下执行（尽管多数不切实际）。如果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超乎善恶”的政治家，那么丘吉尔则平易近人、充满激情。他演讲时面带笑容，使用一些独特的古语，能使人感受到鼓舞国民勇气的热情，所以也产生了很多名言。正如罗斯福的妻子艾莉诺所谓“幸运的友情”，在纳粹猖獗的黑暗时期，美国和英国由罗斯福和丘吉尔带向光明是幸运的。而这样的友情用丘吉尔面对戴高乐时的表述，则是：“我们是要解放欧洲吧？那是因为美国和我们在一起。如果需要我在您和罗斯福之间做出选择，我应该选择罗斯福。”从讲述军旅生活的作品到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丘吉尔著述颇丰，195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Yousuf Karsh.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e0107516433英法联军的“史上最大撤退战”敦刻尔克是个边境港口，位于巴黎以北240千米，直面多佛尔海峡和北海。其名称在佛兰德语中的意思是“沙丘上的教堂”。大约公元7世纪，在这一带的沙丘上建有一座教堂，后来围绕着教堂出现了贫穷的小村庄。人们可能不太熟悉这里，但它却是排在勒阿弗尔和马赛之后的法国第三大港口。1940年5月，西欧的大国法国和英国被德军步步紧逼，在敦刻尔克展开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撤退”，退向英国本土。实施“发电机行动”

1940年5月下旬，面向多佛尔海峡的敦刻尔克海岸，这里的海面上漂浮着无数船只。驱逐舰、巡洋舰、扫雷艇、鱼雷艇这些军用舰艇自不必说，还有大量的商船、渔船、小舢板、游船、牡蛎舟，最后连漂在伦敦泰晤士河上施放烟花的小船都出现了。

沙滩上聚集着无数士兵。匆忙建起的栈桥从沙滩伸向海中，小船频繁往来，将士兵运送到海面上停泊着的驱逐舰等大型船舶上去。而在空中，则是涂着“卐”字形纳粹徽标的战斗机不停地用机枪向海滩扫射，“容克式”俯冲轰炸机投下的炸弹发出尖厉的呼啸。

在此前的5月26日傍晚6点57分，英国海军总部发出命令：实施“发电机行动”。这一名称来自在多佛尔城下断崖深处设置的地下备战工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人们将发电机放置进去，而将工事本身称为“发电机房”。“在两天之内，将如同袋中老鼠一样被德军围困的英国远征军和法军共计45 000人从大陆撤退到多佛尔。”

这就是海军总部的作战目标。虽然想救回更多的将士，但可以预见，德军对撤退的部队当然不会置之不理。

实际上，海军总部也曾考虑从同样面向多佛尔海峡的布洛涅和加来撤军，但很不凑巧，上述两地都承受着德军的巨大压力，能够作为撤退桥头堡的只剩下拥有漫长海岸线的敦刻尔克了。

作战指挥官是伯特伦·拉姆齐海军中将，他也是多佛尔军港的司令，对整个海峡了如指掌。在后来的诺曼底登陆战中，他已晋升为海军上将，并任海军总司令。

人们在敦刻尔克和多佛尔之间选定了三条逃生航线。据该战役亲历者的记录《敦刻尔克的奇迹》，最短航线是Z航线，有65千米，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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