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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秋雨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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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家小史试读：

余秋雨

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早在“文革”灾难时期，针对当时以戏剧为起点的文化极端主义专制，勇敢地建立了《世界戏剧学》的宏大构架。灾难方过，及时出版，至今三十余年仍是这一领域唯一的权威教材，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同时，又以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完成了全新的《中国戏剧史》，以接受美学的高度完成了国内首部《观众心理学》，并创建了自成体系的《艺术创造学》，皆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所写作品，既大力推动了文物保护，又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体，模仿者众多。

二十世纪末，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遗迹。作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现场抵达的人文学者，一路上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他所写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在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近十年来，他凭借着考察和研究的宏大资源，投入对中国文脉、中国美学、中国人格的系统著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自二○○二年起，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联合国中国书会讲授“中华宏观文化史”、“世界坐标下的中国文化”等课题，每次都掀起极大反响。二○○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陈羽）

自序

中国文化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毛病。毛病中最让我感到痛切的，是它纵容谣言。

在《何谓文化》一书中，我曾用八个押韵的短句概括过谣言在中国的优惠待遇：

造谣无责，

传谣无阻；

中谣无助，

辟谣无路；

驳谣无效，

破谣无趣；

老谣方去，

新谣无数。

不少上了年纪的读者告诉我，这几句话他们已经能背诵了，因为实情确实如此。只要是中国人，一读就能会心微笑。

但是我必须指出，当这种实情充分展开的时候，受害者的遭遇极为可怖。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气吞山河的将军、贤臣、诗人、智者未得善终，细细追索悲剧的成因，最后总会找到几句关键谣言。“青史因高尚而立，高尚因谣诼而溃。”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历史步履蹒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且不说古老的血迹、邻家的悲泣了，就以我自己家里为例吧，谣言之祸害，刻骨铭心。

我叔叔在“文革”中自杀，就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我爸爸被关押十年，也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他们两人一死一关，我家经济来源断绝，老老少少八口人饥寒交迫、生死挣扎，就是因为那几句谣言。

叔叔刚烈，决心以生命的代价让“革命群众”明白，那些都是谣言。但他一死，“革命群众”齐声说，他是“畏罪自杀”。他们让他的鲜血，加固了谣言。

爸爸老实，原来也想自杀，却又考虑到全家生计而活了下来，天天在歹徒们的暴虐中撰写长文来反驳谣言。这种长文，他连续写了十年，还用蓝印复写纸誊抄，一手擦泪一手执笔，直到眼睛几乎失明。因此有时，经造反派当权者批准，由他口述，由我记录，一份份往上送。但事实证明，这些堆积如山的长文，并没有反驳掉任何一条谣言。

叔叔和爸爸后来在名义上都已“平反”。他们墓头的草树，枯了又青，青了又枯，不知多少年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当初的造谣者是谁。

叔叔和爸爸是社会最底层的小职员，连个“副科级干部”都挨不上。当时，比他们高得多的人物，直到国家主席、学术权威、艺术大师，全被谣言困住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社会上的每一个单位，都发生了“谣言井喷”，几乎一切稍稍像样的人都成了叛徒、特务、汉奸、坏分子，而且都有大量“细节”、大批“证人”。于是，全国几百万个“专案组”为这些谣言而设立，一设十年，却没有一个专案组破除过一个谣言。这么大的数量，这么长的时间，实在是人类史上的奇观。

造成这种现象，除了从上而下的政治背景外，更由于从下而上的文化土壤。

政治背景容易更替，文化土壤很难改变。

一些民众喜欢谣言、企盼谣言、参与谣言、庇护谣言，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也就是集体文化本能。结果，造谣在中国，变成了一种既安全又显赫的群体职业。在这一点上，我对中国“国民性”的评判，比鲁迅更为严厉。原因是，鲁迅没有遭遇过那么多运动，那么多民粹，那么多谣言，那么多灾难。二

我原以为，经历过“文革”，中国人对谣言的癖好也许会稍稍减轻一点。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文革”的谣言只由大字报传播，而现在，谣言凭借着网络和传媒，可以顷刻笼罩万里江山。一次次以谣言为基础的群体投注，使一个民族的心理底线因过度消耗而日渐脆弱。那些造谣者，更是具有了呼风唤雨的号召力，远远超越他们的前辈，或他们自己的前半辈子。

中国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这其实只是一个空洞的自我期许，而不是社会真相。因为智者未必是仁者，仁者未必是勇者，不存在阻止谣言的道义和胆气。相反，他们的智商很可能成为谣言的动力，使谣言更精致、更耸动、更有传播力。因此，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谣言止于智者”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谣言。

我相信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少数谣言有可能被阻止。但在整体上，我们对谣言基本上无能为力。

谣言在什么时候又会快速点燃人们的轻信、无知而酿发新的破坏性运动，搅起新的社会灾难？几乎难于避免，而且难于预测。在如此无奈中，我能做的，仅仅是记取自己叔叔和爸爸的惨痛教训，那就是：不像叔叔那样为谣言自戕，不像爸爸那样与谣言争辩。

我从父辈身上获得的这两大教训，可能是世间对谣言最明智的认识。

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要考验这种最明智的认识，居然，我本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谣言狂潮。

为什么说“前所未有”？只要与叔叔、爸爸的遭遇一对比，就能明白。

第一，叔叔遭受谣言攻击，半年就自杀了，爸爸则被谣言闷住了十年。而我，已被谣言包围了二十年，等于又经历了两场完整的“文革”；

第二，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主要集中在本单位，没有报刊参与。而对我，除了本单位没有参与外，全国一百六十余家报刊都参与了。其中南方一家著名报纸主导了每一场谣言围攻，覆盖面之大无与伦比，且被海外华文报刊广泛转载；

第三，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内容比较固定，两三项诬陷而已，而我遭受的攻击，范围漫无边际。从所谓“文革历史”、“文史差错”、“文化口红”、“地震捐款”、“阻止请愿”到“深圳赠房”、“遗产大会”、“美女作家”、“离婚声明”等等，面面俱到，与时俱进；

第四，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主要来自不知法律为何物的造反派歹徒，具有暴烈性却不具有权威性。而围攻我的那么多传媒和打手，几乎都在炫耀权势，标榜背景，展示团队、高谈法律，让谣言披上了足以霸凌一切的行政胄甲；

第五，叔叔、爸爸遭受的谣言攻击，从现存的材料看，发动者文化程度很低，只知摆弄极左口号。而攻击我的造谣者，却擅长笔墨，会编故事，懂得版面，巧言令色，有煽动性。

——仅此五点，我就有信心对叔叔、爸爸说：“千乘万骑，久围一人，比之父辈，纵亡无恨！”

但实际上，我还是有“恨”的。当然不是恨那些造谣者，他们不值得恨，就像我们不会去恨蛇蝎，只会去恨那些欣赏蛇蝎伤人的人。

那么，我究竟恨什么呢？

在“文革”中我就很惊讶，当一个歹徒喊出口号要“打倒”某个教授时，绝大多数民众的眼睛都会直视那个教授，欣赏他的惊讶、委屈、气愤、失措，而不会回过头来看看，喊口号的歹徒是谁。也会有几个人回头，但那只是好奇和怂恿。过一会儿，“打倒”改成了“吊死”，大家仍然欣赏那个教授的恐惧表情，还是很少有人会回头看歹徒一眼。

我最恨的，就是民众的这种目光走向。

我在遭受每一次谣言攻击时，一开始总想告诉民众，这是假的。但很快发现，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或者不在乎真假，只等待我的狼狈，我的慌张，我的失态。我原来抱怨，大家怎么都成了旁观者？后来发现，根本不是旁观者。因为旁观者是中立的，他们绝不中立。如果中立，就不会有我爸爸的十年，我的二十年。

我等待过，不是等待歹徒消失，而是等待民众的目光能投向歹徒。但是，等了那么久，我等不到了。

我非常失望。因为我是一个历尽艰险寻找民族尊严的人，一个走遍世界阐释中华文化的人，但每次回来，总是谣言、谣言、谣言，而且越来越污浊，越来越肮脏，越来越嚣张，越来越盛大。当然耳边也会听到一些同情的低语，却永远缺少真正的帮助。

我一直企图说服自己，这种现象与我所钟爱的脚下的土地无关。但是，所有的事实告诉我，不是无关，而是有关。

我终于明白了杨长勋教授对我的告诫：赶快离开。但是，我和马兰，都有年迈的父母亲需要照顾。

正这么想着，我爸爸，却被攻击我的谣言气死了。他的死，也有医学上的病因，但不能排除他临终床头的那三份报刊。一份广州的，一份天津的，一份上海的，对他造成了最后残害。

这些报刊在造我的谣，而这些谣言使爸爸联想到了我家在“文革”中的悲惨经历。一种巨大的逆反，让老人家痛彻心肺。这位抗拒了十年谣言而获得过胜利的英勇老将，终于牺牲，为了他的儿子。

对这件事，我写道：

我是一个博爱主义者，常常对那些严重伤害过自己的人予以原谅；但我又是一个中国人，终身不会淡忘“杀父之仇”。我即使把“必要仇恨”缩得再小，也会永远记得爸爸临终床边放着的那些报刊，以及报刊背后那几个人。

博爱使我容光焕发，仇恨使我双目炯炯。

我的宗教情怀反对我报仇，却不反对我出走。前思后想，觉得我们夫妻两人也算非常对得起这片土地了，只是年纪已大，很想避开歹徒们的惦记，寻个安全，因此即使远离，也已无须汗颜。但是，歹徒们的势力范围很大，欺骗领域更大，欧美很多大城市的华文圈都已有他们的阴影，我们只能敬鬼神而远之。我和马兰讨论过塞浦路斯、以色列、南非，而在这本书的最后，则指向了西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

那里有可能是几千年前河姆渡文化或良渚文化湮灭时的先民逃生处，因此也可以看成是远祖的家园。在密克罗尼西亚，我们特别羡慕那对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二十五年，从未上岸栖宿的夫妻，那位妻子还是中国人。但是，看来只能羡慕了，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

当然，不管到哪里，还是阐扬中华文化。可以想象在那个归息之地，我展卷而叹，抚伤而忆。而马兰，则拭泪而歌，仰天而吟。三

临了，还要以这本书的名义，对谣言表示感谢。

谣言也有正面意义，那就是，让我们在内心确认真实之为真实。

因为有那么多虚假，真实就显得更加珍贵。但在平时，有关真实的记忆常常沉睡了，黯淡了，褪色了。等到谣言一起，真实的记忆从深处唤醒。唤醒一处又会连带多处，生命的重量又重新回归。

我自己，就曾一次次被谣言带出来的真实所震惊，所感动。

前面提到，爸爸在“文革”十年间天天撰文反驳谣言，其间又因眼疾由我代笔。我发现，一切善良者的反驳其实都是回忆，点点回忆连成逻辑，很快，愤怒的口气变成了动人的自述。

我毕竟懂得文学，总是向爸爸追问人情细节，祖母和妈妈又在一旁补充。结果，在那一个个风雨凄迷的夜晚，一部小小的家族史诗渐成雏形。

爸爸把这些自述的一部分，长期珍藏在抽屉里，我在他去世后找得。一页页轻翻旧纸，一次次眼湿鼻酸，觉得还应该继续做点什么。

于是，我以爸爸的自述为线索，开始了“长辈寻访”，这就是《借我一生》那本书前半部分的由来。我把这种写法称之为“记忆文学”。因为是文学，便增添了一些细节描写，改易了一些人物姓名。

书出版后，更多的长辈、亲友、同事、邻居参与了回忆。他们不断向我指出需要补充和更正的地方，但他们提供的素材，又互相矛盾，还常常与我自己的记忆不同。

因此，我再度一一拜访，细细追问，认真比勘，小心排除。结果，素材越来越多，篇幅反而越来越少，历史的筋骨出现了。因此，我把《借我一生》删改成了《我等不到了》，最后又改写为眼前这本书。有了这本书，以前的那两本只能算是草稿了，不必再出。

有趣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还收到了寄自浙江、福建、湖北、安徽、四川、湖南、江西等省份的诸多《余氏宗谱》，以及与余姓有关的大量考证、搜辑、名录、事迹、诗文。这使我产生一种兴奋的晕眩，一次次重新判断自己究竟属于哪一支脉。

你看，如果当初不是谣言对爸爸的反面催动，哪里会有这本书的起点，哪里会有后来的这些篇章？

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主要写我们一代，更是由谣言激发出来的。

我甚至认为，正是二十多年一拨拨不间断的谣言进攻，帮助我完成了这本书。

因此，我要以自己的这个经历告诉年轻读者，祸福相依的古典哲学，一点不错。如果哪一天你们眼前的坏事已经坏到匪夷所思，那么，千万不要沮丧，里边一定埋藏着一个重大契机。

那么，谣言究竟是怎么帮助我写书的呢？且听我略举数例。

试想，如果没有那个有关“文革写作”的谣言铺天盖地，我怎么可能发布那个著名悬赏？我在悬赏中宣布，只要造谣者举出一个最细微的证据，例如指出我在“文革”中写过他们臆想中的一句话，一句，仅仅一句，便可立即获得全年高额薪水。这个悬赏使造谣者们产生了急迫的金钱向往，非常辛苦地查找了十几年，居然一无所获。这个结果，连我自己也十分惊讶，因为经历过十年“文革”的中国文化界很少有人经得起如此规模的查找。我为什么会这么干净？一幕幕往事渐渐浮现。于是，由长辈写了前半部分的家庭小史就由我延续下去了。此外，我受同一个谣言的刺激，写出了《四十年前》、《寻石之路》等填补历史空缺、重划历史分期的文章，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重视。

又如，如果没有那个有关“地震捐款”的谣言轰传天下，我怎么可能把自然灾难与人文灾难放在一起思考，然后从“民族大灾难”的视角来提炼我家三代经历？灾难的形成、扩大、救援、曲解，以及灾难中的牺牲、躲闪、起哄、鼓噪，成了这本书的主导线索，并由此上溯到余家远祖。作为这一谣言事件的具体起因，我个人捐建而被谣言指为“诈捐”的三个学生图书馆，一直屹立在灾区，已无须多言；但我要感谢这个谣言把我拉回到民族命运的瓦砾废墟，使我的写作具备了概括历史的高度。

再如，如果没有那个“文史差错”的谣言奇异爆发，我怎么可能认清我们和对手之间在文化格局上的根本差别？这样的谣言貌似斯文却出自当年“文革”造反派首领的手笔，又受到当代海内外媒体的强烈追捧，我突然明白我家几十年来对付的并不仅仅是无知歹徒。中华文化的歧路选择，隐伏在打打闹闹后面。我后来的数万公里文化历险，在他们看来也都是“文史差错”，因此要用那么多谣言在阻遏。

又如，如果没有那个定期出现的“离婚”谣言，我怎么可能从他们的逻辑推断出当代文人婚姻的破碎频率？由于这种谣言的日趋污秽，我明白了造谣者们极为可悯的情感生态和猫爪挠心般的疯狂嫉妒。同时，这个谣言又使我能够更多地记述马兰父母的非凡经历，以及马兰本人作为一个纯净艺术家的坎坷传奇。

……

总之，几乎一切谣言，对我都大有助益。

就连那些临时涉足又快速退出的造谣者，他们一开口，也就立即开启我的一段记忆。例如，这个，是因为我在主持上海文科教授评审时否决了他的申请；那个，是因为我公开声斥了他的变相盗版行径；这个，是因为我没有推荐他担任某个职位；那个，是因为我退回了他吹捧我的几篇长文……

他们的骂声后面，是我内心的隐隐歌声。他们的假话后面，是我内心的历历真相。于是，我在别人无法接受的荆棘丛中，获得了真正的自在。

尤其是那位坚持二十多年而不懈的沙姓造谣者，我更要深深感谢了。正是他的坚持，从一个连贯的侧面印证了我生命的硬度。他竟然非常天真地以为，社会上还会有人记得他几十年前被我救命又被我绝交的往事，因此不断地要用谣言来擦拭。于是，就有了他梦话滔滔的二十年，有了我不动如山而又疾步如风的二十年。

我为什么能“不动如山”，又“疾步如风”？还是要感谢他。由于他连续不断的谣言堆砌，使我成了一个疑点很多，却又谁也不知真相的“雾霭人物”。这种状态，对我来说实在太好了。“雾霭”成了一个隔离层，使我能够免除官方和民间的种种“抬爱”，不受任何干扰地写那么多书，走那么多路，研究那么多重大课题。

因此，没有他，就没有我近二十年来的文化成果，没有成熟意义上的我。当然，更没有这本书。

这，还不值得感谢吗？

由此，我体验到了很多历史人物的共同尴尬：终于发现自己的最大恩人是以仇人的面目出现的，却又找不到感谢的方式。那就只能偷偷一笑，继续接受对方的特殊恩泽。

本来这个过程还会延续下去，可惜他衰年失智，居然伪造了我妻子的离婚声明，致使“毕生谣业，毁于一旦”。这一来，我的书也就失去了反向推动，写不下去了，真是遗憾。

照理，这本书是应该写得更长一点的。四

就这样，薄薄一本书，从“文革”的囚室写起，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一路强忍悲痛地写了下来。直到最后，为母亲写出悼词。

回想起来，围绕着全家的长久魔咒，一是造反，二是造谣，可以概括为“两造”。“两造”，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倒是一个重大词汇，因此我也不忍糟践，就把家庭魔咒转化成了生命笔墨。

我相信，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年轻人还是外国人，都很难读懂里边的内容，因此想用最简单的语言介绍几句——

这本书，写了现代中国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的历史；

这历史，虽然低微却以小见大，与通行的历史教条有根本区别；

而正是这区别，使它与生存良知有关，与文学本性有关。癸巳春日在一次次有关我们“离婚”的谣言中，我们彼此为路，相持相扶。除此之外，不再有路。

第一章

一 秘史朦胧

三年前，在上海的一家茶室，一位八十多岁的韩国老人，满脸皱纹，但身板挺直，带着助理和翻译，出现在我面前。

我安排他们坐下，沏上茶水。

老人立即就做自我介绍，他和我一样，也姓余。九百年前，宋朝派出不少使臣去高丽，其中有一位姓余的，办完事情后留了下来。到今天，余氏家族在韩国已经繁衍到两万四千多人，其中有不少成功人士，遍布科学界、传媒界、企业界。他本人，便是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板，已经退休。

九百年前？宋代？姓余的使臣？两万四千多个后裔？我一听，立即来了精神。

老人急切地问我：“我们余姓，在中国怎么样？”“人数不多，但也不错。在我比较熟悉的文化领域，就有不少代表人物。”我说这话的时候，心中想的是顶级诗人余光中，顶级小说家余华，顶级音乐家余隆，以及已故的顶级传媒人余纪忠……这些人，都是我的好友。“我想证实一下，我们余姓的男人，是否有两个共同点？”老人严肃地问。“哪两个共同点？”我饶有兴趣。“一是倔。”老人说。

我想了一想，说：“对。”“二是特别疼老婆。”老人说。

我连忙向翻译确认：“他是说怕老婆，还是疼老婆？”“疼。”翻译说。

我立即轮番想了想那些同姓朋友的家庭，忍不住笑了，便大声地回答：“对！”

老人很满意，立即站起身来与我紧紧握手。

余姓，古代的历史线索比较模糊，好像是从秦代的“由余”氏派生出来的。反正历来不是大姓，也没有出过太大的名人。到了宋代稍有起色，除了那位出使高丽的余姓官员外，还有一位出使契丹的叫余靖。好像余姓比较善于与周边世界交往。据宁波余君方先生考证，宋以后，浙江余姓的线索也渐渐明晰起来，其中“上林车头余氏”一脉显然与我家特别亲近。

但是，余姓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族群，历来颇多纵横驰骋的脚印，因此，我更愿意离开谱牒排列，把目光放得广远一点。例如，公元十三世纪余姓中所出现的奇迹，就特别吸引我的注意。

简单说来，在当时激烈角逐的蒙古军队、西夏王朝和宋朝这三个方面，都十分醒目地冒出了余姓。其中两个方面，显然是由原来少数民族的姓氏改为余姓的。

先看看西夏王朝这边。《元史》这样记载着一个叫余阙的官员的来历：

余阙，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喇臧卜，官庐州，遂为庐州人。

请看，这个余姓的官员是唐兀人。唐兀人其实就是西夏王朝的党项人，来自古羌民族。

西夏王朝是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毁灭的，灭得很彻底，没有多少人活下来。据《西夏书事》记载：“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也就是说，一百个唐兀人只能活下来一个，其他九十九个都死了。这活下来的一个，改姓了余。

奇怪的是，打败唐兀人的蒙古人中，也冒出了一批姓余的人，而且明确表示是从蒙古姓改过来的。一九八二年在四川西昌发现的《余氏族谱》上有这样两句诗：“铁木改作余姓家，一家生出万万家。”还说：

吾余氏祖奇渥温，胡人也，入华夏而起于朔漠，初号蒙古，铁木真出矣。

唐兀人改姓余，和蒙古人改姓余，两者有什么关系？有人认为唐兀人中极少数的幸存者是先被战胜者改为铁木，后来再改为余姓的。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猜测。对此，我的朋友、西夏史专家李范文教授说，余氏的形成和流脉，是西域历史的一个重大难题，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只不过，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我们余姓中极为重要的一脉，本来不姓余，也不是汉人，而是由古代羌人繁衍而来。他们从惊天血火中侥幸爬出，改名换姓，顽强生存。他们说不出清晰的家族谱系，却能“一家生出万万家”，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力。据调查，现在中国各地余姓的绝大部分，都与这一个脉络有关。而且，就精神气质而言，今天的余姓朋友，凡是身心比较坚毅，无惧长途跋涉的，可能都与古代羌人脱不了干系。

十三世纪那些年月，大家还没有搞清余姓和蒙古人的血缘关系，却有一个名字把蒙古人吓了一跳，那就是抗击蒙古军队最有力的将军，叫余玠。

余玠是在一二四二年出任抗蒙总指挥的，具体职位是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当时，半个世界都在蒙古马队的踩踏下颤抖，但是由于余玠的高明策划，合川钓鱼城居然像一座铁铸的孤岛，保持了整整三十六年的不屈态势。结果，蒙古大汗蒙哥死于钓鱼城下，改变了蒙古军队的战略方向，由此也改变了世界历史。只是余玠本人未得善终，才指挥了几年就死于他人的诬陷。

余玠画下了宋朝在军事上最动人的一笔，尽管这一笔已经无救于宋。元朝终于取代了宋朝。

但是，谁能想得到呢，九十几年后元朝也走向了灭亡，而为元朝画下最动人一笔的将军，也姓余。尽管他的这一笔，也已经无救于元。

为元朝画上这一笔的将军，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由唐兀人演变而来的余阙。在元朝岌岌可危、农民起义军围攻安庆并最后破城的时候，作为守将的他自刎坠井而死，妻子相与投井。与他一起赴死的大批官员中，记有姓名的就有十八人。安庆城的市民知道余阙的死讯后，纷纷搬出楼梯爬到已经破城后的城墙上，说要与此城共存亡，誓不投降。当时城墙已被焚烧，冲入烈焰自愿烧死的市民多达一千余人，实在是够壮烈的。

有记载称，余阙死后没留下后代。但是，当时为余阙作传的著名学者宋濂访问了余阙的门人汪河，知道余阙还留有一个幼子叫余渊。

余渊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为捍卫元朝而死的，但他仍然接受了明朝，还在明朝中过举人。根据几部《余氏宗谱》记载的线索调查，余渊的后代也是强劲繁衍，至今在安徽合肥大约有五千多人，在桐城有一千多人。四川有一万多人也很可能是余渊的嫡传，但还无法确证。

……

余姓，实在让我晕眩了。早的不说，就在宋代那个去了高丽的使臣之后，就有唐兀人的余，铁木氏的余，抗击蒙古人最坚决的余，最后为蒙古人政权牺牲得最壮烈的余……在十三世纪的马蹄血海中，为什么一切对立面的终端都姓余？为什么最后一面破残的军旗上都写着一个“余”？为什么在战事平息后一切邀功论赏、荣华富贵的名单中却又找不到余？

细细想来，这几脉余姓几百年来全是被动生存。灾难，灾难，永远是灾难。我的祖先面对一个个扑面而来的灾难，先是尽自己的能力辨别道义，然后就忠于职守。

当然余家也会有一些不肖子孙在一代代的血火沙场上成为败类，但他们好像并没有使自己的家族整个沉沦。因此，历史上很难找到哪一支骠匪悍盗，以“余”为号。记得十七年前我在东南亚游历时曾有一位余姓老者向我出示一本手抄家谱，家谱扉页上用比较生硬的毛笔字写了这样四句诗：

余孙啸荒沙，

财帛奉老家。

闭户逐不肖，

唯仁走天下。

可以猜想，也许是余家的一个孙儿在荒漠上呼啸成势，获得不义之财送回老家，但他的祖父把大门关上了，还在门内教训了他两句。诗就是这位祖父写的，写得比较粗糙，可见是一位乡间的平民老汉。

我想，在余家的历史上，这样的老汉可能不止一位。他们都是灾难中的生存者，因此绝不给别人增添灾难。

余氏家谱我看到过很多，每次翻阅，都能从密密麻麻的长辈姓名间看到他们在接连不断的灾难间逃奔、挣扎、奋斗、苦熬的身影。这个清清朗朗地顶着一个“人”字的姓氏，无法想象为什么自己的一部部家谱全都变成了灾难史。

今后还会这样吗？可能还会这样。这是余家的命。

二 秘史渐近

余家流徙到浙江的流脉，我在这里不做仔细考证了。只说可以排得出辈分的祖辈，在家乡分成了两支。一支在山上种茶，一支在山下养蚕。

简单说来，我的祖辈，安安静静地在青山绿水间向外面提供着茶叶和丝绸。

粗粗一想，这环境，这活儿，都不错。

他们怎么会想到，正是他们提供的茶叶和丝绸，给中国带来了灾祸。

原因是，欧美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对茶叶和丝绸的需求大量增加。时间一长，他们发现，为了茶叶和丝绸，他们每年要支付中国一百万两至四百万两白银，也就是产生了巨额贸易逆差。这个情景，与他们现在对“中国制造”的抱怨如出一辙：明明是他们自己的需求，却要惩罚中国。

为了取得贸易平衡，英国商团向中国倾销鸦片，美国商人也参与其间。结果，贸易逆差快速扭转。

鸦片严重地祸害了中国人，毒瘾笼罩九州，到处烟灯闪闪，大批有为之士再也无力从事一切正常劳作，一个个面黄肌瘦，沦为废物。后来连多数官员也在吸食，最后都一一家破人亡。这是西方留给中国的一页人权记录。

奄奄一息的中华民族也曾试图反抗，因此引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其他许多侵华战争。结果是，中国一次次惨遭失败，一次次割地赔款。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列强势力的进入，带来了上海的畸形繁荣。我家乡离上海只隔了一个海湾，很多走投无路的家乡人都想到上海闯一条生路。

有一个统计，十九世纪后期，上海的人口增长，是世界平均增长数的整整十倍。这个庞大人群中的不少首领，与我家乡有一点关系。

例如，一个在十四岁就闯荡上海的男孩子叫虞洽卿，就是我们家乡人。他后来出任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工商协会会长。此外，上海帮会首领黄金荣、张啸林，上海现代娱乐业创始人黄楚九，算起来也都是我们家乡人。

我的曾祖父余鹤鸣先生和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没有他们那么出名，却与他们基本同龄。与他们一样，也挤到了奔赴上海的人流之中。

余、朱两家只隔半华里，曾祖父和曾外祖父从小就认识。他们是一起坐木帆船渡海湾来上海的，从慈溪的庵东出发，到上海的金山卫上岸。

那天两人是结伴步行去庵东的，各自背着一个不小的蓝布包袱。包袱里除了很少几件替换衣服外，还塞了不少茶叶和丝绸，是准备用来换食换钱的。这是当时家乡出门人的习惯。老上海

两人互相瞟了一眼就笑了，从包袱的大小可以判断，他们所带的茶叶和丝绸，在数量上差不多。

曾祖父稍胖，曾外祖父略瘦，个子一样高。他们走得很快，大概走到胜山头，曾祖父哼起了这里流行的滩簧调。

邋遢包袱重九斤，

出门就是吴石岭。

曾外祖父一笑，含糊地跟了下面两句：

千难万难都是难，

一步一步要小心。

曾祖父和曾外祖父去了上海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发达，终于都成了大老板。

他们的发家史，可说是干脆利落。曾祖父余鹤鸣先生与别人一起开了一家不小的烟草公司，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则买下了一家很大的染料公司，这已经使他们进入富商的行列。一九一五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染料停运，曾外祖父趁机大大发了一笔意外之财，成了大富商。十年后，一九二五年，上海市民反抗日本、英国暴行的“五卅爱国运动”连带出了“不吸外国香烟”的热潮，给曾祖父的烟草公司带来了巨大商机。

余、朱两家，都成了上海十里洋场中真正的“阔佬”。

花园洋房、私家汽车、银行账户、大批仆役……一切好像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余、朱两家对此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

克服这种不安全感的方法，就是强化对儿子的教育。当时上海的富人，都看不起贵族背景，认为那只是北京、天津的破衫遗老在翻已经发霉的老家谱。他们自己的家谱是新的，正装在儿子的书包里，让儿子一年年去编写。

祖父和外公不约而同地考上了当时极难考的启慧学校，成了同学。

祖父和外公在走进学校的第一天就互相认出来了，两家父母经常餐聚，他们多次见过。一星期后，他们又结交了一位叫余鸿文的同学，细说起来还是祖父的远房堂弟。半个月后又多了一位一起玩的邻班同学叫吴瑟亚，他父亲是一位洋行买办。

外公和余鸿文经常去虹口的一家“复礼书院”，能够见到一些穿着长衫马褂前来演讲的国学名家。祖父和吴瑟亚偏向西学，喜欢去徐家汇的一家“东印度总会”。

不久，曾祖父因病去世。一年后，曾外祖父也走了。那年月，多数人的寿命都不长。两个葬礼办得非常隆重。余、朱两家，就此进入了祖父和外公的时代。只可惜，祖父和外公为了当家，都把学业中断了。中断了国学，中断了西学，一头扎进了当时亚洲最繁华的街市，刚起步，便昂首。

这两个富家子弟，都风度翩翩，堪称典型的“海派俊彦”。但是当他们接手了企业，仅仅十年，两家几乎同时败落。在上海，这个过程之快，甚至来不及细加描述。

像一切败落一样，最后一关是人格灾难。正是在这一点上，祖父首先崩溃。

他，抽上了鸦片。

鸦片肯定是在东印度总会抽上的。外公和余鸿文先生一直认为，这是那个总会的两个英国经理故意设下的一个圈套，为了报复曾祖父在五卅运动中令他们遭受的亏损。但是，这种说法缺少证据。

一切高明的报复都缺少证据，何况，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小。说大了，鸦片是对茶叶的报复；再说大一点，毒品是对快乐的报复。人类的一切灾难都因报复而来，只是人们找不到其间的因果线索。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置身在密密麻麻的报复图谱中。

天地间再小的报复，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可能是灭顶之灾。而且，灭顶的，不止是自己。

祖父上瘾后，不敢到家里抽。他知道这事对不起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因此一直隐瞒着，不露任何痕迹。

祖父不仅把家吸穷了，而且把身体吸坏了，但他已经不能自拔。他变卖和典当了家里的大量财物，而他那时已经有了七个孩子。

每天下午，祖父避开家人的耳目偷偷摸摸出门。他去的地方既明确又不明确，因为当时上海的鸦片馆数不胜数，仅法租界就有一万多个。

深夜回来，祖母还没有睡，祖父总会从皮包里拿出七八本书交给祖母，说：“收在书柜里，以后孩子们要读。”

这事一直让祖母感到奇怪。孩子们不都在学校里读书吗，为什么还要在书柜里存放以后要读的书？

原来，祖父已经看到自己的末日。他算来算去，被自己吸剩下来的家产，今后没法让七个孩子都上学了，那就只能让他们去做工，回到家里还有一柜书可读。但是，吸到后来，他已经举债累累，断定自己走后，妻子根本养不活这么多孩子，只能送人。因此，不再买书。“你已经一个多月没买书了。”那天祖母对祖父说。“读书也没用。”祖父说，“大难一来书作坟，乱中添乱是儒生。”

祖母疑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怎么了。

三 还债

一九三七年的春节，我未来的外公朱承海先生向祖父、祖母拜年。外公是个热闹人，还带来了自家的几个亲戚。其中一位，大家叫她“海姐”。海姐一进门，就伸手挽住了祖母的手臂，亲亲热热叫了声“阿嫂”。

祖母平常是受不了这种亲热的，但今天很高兴，没有让开海姐的手。

海姐是上海市民中那种喜欢附着另一个女人的耳朵讲悄悄话的人。她拉祖母到二楼的一个小客厅，突然反身把门关上，扣住，把祖母按在椅子上，随即轻轻问了一句：“阿嫂，你先生每天晚上是什么时辰回家的？”

这句听起来很普通的话，被她神秘兮兮的动作一衬托，祖母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她从来没有怀疑过丈夫。

海姐知道祖母误会了，立即解释道：“放心，不是轧姘头。是这个——”她伸出右手，翘起拇指和小指，把中间三个指头弯下，再把大拇指移到嘴边。这是对鸦片烟枪的摹拟。

祖母稍稍松了口气，却又坐在那里发怔。

海姐细声地在一旁劝慰，祖母听不进。海姐终于要走了，祖母疲乏地站起身来，送到门口。

是的，丈夫不仅说了“大难一来书作坟”的话，而且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奇怪了。似乎成天没精打采，脾气变得异常柔顺，眼角里却又会闪出一些特别的光亮。晚上回家，身上有一股幽幽的气息，不香，不臭，不清，不腻，有点像乡下道士炼丹炉边发出的味道。

祖母没想多久，就做出了确定无疑的判断。她在晚饭时想对丈夫开口动问，看到满桌孩子的眼睛又停止了。丈夫放下饭碗就出了门，祖母追出去，早已不见踪影。

祖母把家事全都托给女佣陈妈，自己一家家找去，想把丈夫拉回家。她知道找到也没用，但还是找。

天下妻子对丈夫的寻找都是这样，要找了，已经没用了。追上了，也不是自己的了。

祖母一直没有追上祖父，而是祖父实在跑不动了，自己倒下。

祖父临终前两眼直直地看着祖母，牵一牵嘴角露出笑意，嗫嚅道：“本来想叫孩子们多读点书，出一个读书人。我这么走，不说读书，连养活也难……”

祖母擦了一下眼泪，按着祖父的手说：“会养活，会读书。”

祖父轻轻地摇了摇头，又嗫嚅道：“天天都在防灾难，没想到，灾难出在我身上……”

没说完，他头一歪，走了。

周围的人都在猜测，带着七个孩子的祖母会做什么。

出乎大家意料，祖母做的第一件事是卖房还债。

祖父在最后的日子里已经向祖母一一交代过家里的账务，自己欠了哪些人的债，哪些人欠了自己的债。祖母一笔一笔记住了。按照当时闯荡者的习惯，这些债，大多是“心债”，没有凭据。

那天晚上祖母把家里的女佣陈妈叫到房间，感谢她多年的照顾，说明今后无法再把她留在家里，然后，就细细地打听穷人的生活方式。陈妈早就看清这个家庭的困境，却没有想到祖母会做出卖房还债的决定。“这房子卖了，不能全还债。选一选，非还不可的还了，有些债可以拖一拖。孩子那么多，又那么小……”陈妈像贴心老姐妹似的与祖母商量。“这没法选。”祖母说，“还两笔，拖两笔，等于一笔也没有还。”

陈妈叹了一口气，说：“老爷前些年借给别人的钱也要去催一催。那些人也太没有良心了，明明知道这一家子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么多天来也不来还！”“有两个到灵堂来了。”祖母说。“那就去找！”陈妈忿忿地说，“领着最小的两个，志杏和志士，上门去要，我也陪着。”

祖母想了一想，说：“没凭没据，上门要债，他们一尴尬反而会把账全赖了。这样吧，我领着孩子上门去向他们一一讨教卖房事宜。这比较自然，顺便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还债的心思。你就不要去了。”

从第二天开始，祖母就领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在三天之内“讨教”了五个人。结果比祖母想象的还要糟糕：他们谁也没有提到那些账。

一双大人的脚，两双小人的脚，就这样在上海的街道上走了整整三天。

很快，原来在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卖掉了，去偿还祖父生前欠下的全部债务。

还债的事，祖母叫十八岁的大儿子和十五岁的二儿子一起去完成。大儿子叫余志云，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大伯伯；二儿子叫余志敬，那就是我的父亲，他后来习惯于“以字代名”，叫余学文。

两兄弟把一沓沓卖房得来的钱用牛皮纸包好后，放在书包里，一家家去还债。很奇怪，好几家都在准备搬家，房间里一片凌乱。搬家最需要用钱，一见有人来还债都高兴地说是“及时雨”。只有最后到一家鸦片烟馆老板家还债时，那个黑黑瘦瘦的老板不说一句话，也并不数钱，只是用手按了按纸包，便翻开账簿，用毛笔画掉了欠债。

兄弟俩正准备离开，忽听得屋子角落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慢慢交走！”

随着声音，一个浓妆艳抹的高挑女子趿着绣花拖鞋从背光处走了出来。她嘴上叼着一支香烟，懒懒地走到兄弟俩跟前后举手把香烟从嘴里取下。她的手指又长又细，涂着指甲油。

她问志云：“听你刚才说，这烟债是你父亲欠下的。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志云懒得理她，低头轻轻地说：“他刚过世。”

女人顿了顿，问：“他过世，与鸦片有关吗？”

志云点点头。

女人停顿的时间更长了。

终于她又问：“那你们为什么急着来还鸦片债？”

志云不语。弟弟志敬抢着说：“妈妈说了，好债坏债都是债……”

女人又问：“这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

志云想拉住志敬不要说，但志敬还是说出了口：“我们把房子卖了！”

女人又紧接着问：“你们有兄弟姐妹几个？”

志敬说：“七个。”

女人走到桌子跟前，看了黑黑瘦瘦的老板一眼，说：“这事我做主了。”顺手就把那包钱拿起来，塞在志云手上。

志云、志敬大吃一惊，连忙把钱包放回桌上，说：“这不行，这不行……”

女人又一次把钱包塞给志云，说：“回去告诉你们妈妈，我敬佩她这样的女人！”

志云毕竟懂事，拉着志敬向着女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阿姨，你退还给我们这笔钱，等于救了我们家。我想请教你家老板的尊姓大名，回去好向妈妈禀报。”

女人笑了，说：“他叫吴聊，一听就是假名。真名我也可以偷偷告诉你，叫吴瑟亚，琴瑟的瑟，亚洲的亚。”

四 墓碑

志云、志敬回家后问祖母，知道不知道一个叫吴瑟亚的鸦片馆老板。祖母觉得名字有点耳熟，但一听是鸦片馆老板就没好脸色，说：“不知道。”

志云随即拿出那包钱，把吴家老板娘的表情、动作、语言详细说了一遍。祖母听完，开始发呆。

祖母在闸北地区的一个贫民窟里租了一间小房子，全家大小都挤在里边，晚上一起打地铺。

到了闸北，志云、志敬才明白，为什么他们去还债时好几家都在准备搬家。

家难，撞上了国难。

闸北，已经是一个战场。就在祖父去世的前几天，日本军队从几个方面向上海发动了进攻。与闸北隔了一条河的南岸，有两个受英国、法国、美国控制的“租界”，日本军队暂时还不敢侵入，成了一个“孤岛”。前些天志云、志敬看到的那些搬家人家，都是从租界外面向租界里面搬。余家本来住在英租界，这下反倒搬到租界外面的闸北来了，在当时完全是逆向行动。

闸北地区的人流越来越大，主要是上海周边几个省逃避战乱的难民。不巧安徽淮河又发生水灾，大批灾民涌来，壅塞在街道、弄堂、屋前屋后的每一个角落，连走路都很困难了。

正在这时，原来家里的女佣陈妈找来了。她告诉祖母，自己正在附近的一个难民收容所工作。收容所目前缺少人手，陈妈知道祖母处理麻烦事的能力，因此问祖母，愿不愿意参加。

祖母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那些日子大家都忙着抗日，她总觉得自己也要做点什么。这份工作有一点微薄的薪水，可以勉强地养家糊口。

大儿子志云在另一个难民收容所里做事。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先前在一家佛教精舍担任文书，战争爆发后他在难民收容所里办了一个小学，自任校长，每天回家都疲惫不堪。

志云病了几次，医生说，都是从灾民中传染的。志云问医生有什么方法防治，医生说，这年景也找不到什么药，多吃大蒜头吧。

有一天，志敬急急跑到祖母面前，兴奋地说：难民收容所新来了一位负责人，竟然是吴阿姨。“哪个吴阿姨？”祖母问。“就是那个退钱的鸦片馆老板娘！”志敬说。

祖母刹时停下了手上的活。那包钱，实实在在帮助余家渡过了难关。她本想好好去道谢，却又不愿意面对一个鸦片馆的老板娘。好几次，她重复地听着两个儿子对这个老板娘的描述：浓妆艳抹，高挑个子，绣花拖鞋，细长的手指上涂着指甲油……

她急急地拍了一下志敬的肩膀说：“快，领路，我要见她！”

祖母见到这位女人时上下打量了一下，发现她已经完全没有浓妆艳抹，只是嘴上还叼着香烟。祖母对她诚恳地笑着，又指了指志敬，说：“吴太太，我是他的母亲。上次的事，真该好好谢谢你了！”“是余太太啊，”吴阿姨上前一步，对祖母说：“其实是你开导了我。这是阿坚，我的儿子，我想让他与你的儿子多交往！”说着她把一个蹲在地上玩的男孩子拉了起来。

在回家的路上，祖母叹了一口气，对志敬说：“打仗是坏事，却让我、陈妈、吴阿姨，还有很多女人，都变成了另外一种人。”

志敬说：“刚才阿坚说了，那天我们去了以后，他们家关了鸦片馆。”

大蒜毕竟只是大蒜，防疫的功能有限。

三年后，大儿子志云终于从难民、灾民中传染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绝症。

志云很快就去世了。由于家里房子太小，完全无法隔离，他的病已经传给了三弟志夏和四弟志纪，他们也都在一年之内走了。

又过了一年，女儿志梅得了一种说不清名目的怪病，人急剧消瘦，而且连日高烧不退。医生说，需要用美国生产的一种药，但这药跑遍上海的药房和医院都买不到，最后也只能放弃。到一九四三年，祖母的七个儿女只剩下了三个：志敬、志杏、志士。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艰苦的年月，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已经打得精疲力竭。死人，在那个时候变得稀松平常。到处都是纸幡飘飘，哭声连连。祖母的嗓子哭哑了，却很少有人听见。

一天，祖母到菜场为难民收容所采购食品，一个熟悉的身影挡在了她的眼前。祖母一愣：这不是海姐吗？

祖母对她，有点害怕。

祖母站在菜场的过道上一时不知言动，却眼圈泛红。海姐，自从那天你拉我到二楼小客厅里说了鸦片的事情之后，你知道余家发生了什么吗？

海姐一把拥住了祖母的臂膀，还是亲亲热热地叫“阿嫂”。这一声“阿嫂”，叫得祖母头皮发麻。“阿嫂，你家的事，我全都知道。四个孩子为什么走得那么快？给他们的父亲抬轿子去啦。不多不少，正好四个。所以，你要赶快给你先生好好做个坟。坟做好了，他也就不必再坐轿子了。”

祖父去世后立即运回家乡安葬了，但是，坟做得比较马虎，这倒是真的。家乡已被日本人占领，灵柩运回去时一路麻烦重重，能安葬已经不容易了。现在听海姐一说，祖母半信半疑，但无论如何，把家乡的坟重新做一做，是应该的。

要重新做坟，立即想到的是墓碑。书写墓碑最好的人选，远近都知道，是后来成为我外公的朱承海先生。朱家应该还很有钱，但按照祖母万事不求人的脾气，再困难时也没有想过要去叩求“朱门”，因此差点儿想不起来了。这时猛然记起，又知道海姐是他的亲戚，就问：“朱先生怎么样了？”

海姐一笑，说：“他呀，也气数将尽！”

祖母问：“怎么回事？”

海姐说：“像你老公一样，陷到上海的一个黑洞里去了。”

祖母问：“也抽上鸦片了？”

海姐说：“不，他是迷上了跑狗场的跑狗。”

祖母松了一口气：“哦，那还好。”

海姐说：“什么还好，比抽鸦片还上瘾，手上的五家厂已经毁了三家半。怎么，你有事找他？”

祖母说：“请他写墓碑。”

海姐说：“这好办，我告诉他，他一定答应。”

祖母说：“不，这不是小事，还得我自己上门去求他。”

过了几天，祖母叫小儿子志士陪着去朱家，志士竟然明确拒绝。志士现在已经十五岁，上了中学。他与姐姐志杏最要好，志杏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前些年已经虚报年龄到一家纺织厂做了工人。志士上中学的费用，都是志杏供给的。志杏听母亲说过，父亲临终前曾说希望余家出一个读书人。现在家里最有文化的大哥去世了，志杏决心让小弟弟把书读好。

志杏在工厂里受到社会反抗力量的强烈影响，年纪轻轻就成了罢工和示威的积极分子，很快又成了组织者。后来她显然已经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而且还是一个不小的首领。这一来，她对弟弟上学的目标有了更明确的设定，希望他成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到共产党的“革命圣地”延安去。

志士在姐姐的影响下，已经开始阅读革命书籍。但他在文化上受大哥志云和堂叔余鸿文的熏染很深，更喜欢的是《红楼梦》。这种喜欢他只是藏在心底，而在社会观念上，则越来越明确地追求公平、正义、进步、反抗。因此，他完全不能接受朱承海先生这种天天迷溺于跑狗场的富家士绅，认为他们是国破家亡中的“寄生虫”。即使只是见见面，他也不愿意。

他知道，这样激烈的观点不能讲给自己的母亲听，因此换了一种说法来劝阻。他说：“这个人与爸爸，算得上是两代世交。但是，除了在爸爸出殡的时候送了一副挽联，后来就百事不问了，这算什么人哪？墓碑不能让他写，你更不要亲自上门！”

祖母听了，深深吐了一口气，说：“他不是一个势利人，而是一个糊涂人。糊涂人不知人情世故，你不求他，他想不到你。”

祖母觉得，凭着两代交情，墓碑还是要请他写。但又担心志士心中有气，到了人家面前也会露出脸色，就不要他去了，让志敬陪去。

朱家在沪西安定盘路，口语中叫忆定盘路，现在叫江苏路。当时，这是富人的聚居区。志敬刚刚在铁门环上轻轻叩了两下，门就开了，好像早有准备。我未来的外公朱承海先生快速从书房来到门厅，满脸是一种像做错了事一样的笑容。

有哪个人做了一大串让人生气的窝囊事惹得什么人都想斥责他但一见他真诚的眼神就会把气消了一大半的吗？有哪个人已经两鬓斑白满脸皱纹却又能不知伪饰地咧嘴而笑而且笑出一个既天真又无知的童年的吗？如果有，那个人现在正站在祖母和志敬面前。

祖母一看就明白，今天这里的气氛，完全是海姐造成的。她昨天就派了一个佣人来通报了，什么人将来登门拜访。

对于余家的事，外公知道得很少。不是因为糊涂，而是他被一场心理风暴击倒了。

他在启慧学校与余鸿文一起，信奉国学救国，甚至从学术到服饰都在警惕“汉奸嫌疑”。但是，事实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他极为尊重的国学大师罗振玉和另一位国学水准很高的官员郑孝胥，居然都做了汉奸。他认识的一个长期研究古代谋略的长髯学者，居然用文言文写了一本《支那之诈》在日本出版，连“中国”也不想提了。在他自己庞大的朋友圈中，对国学最精通的，是清代硕儒梁章钜的孙子梁鸿志，他经常到毕勋路梁公馆的“三十三宋斋”请教。这个斋名就让人只敢仰望宋代，不敢多提明、清的事。但是，上海沦陷后，外公再到梁公馆，说已经搬到日租界去了，梁鸿志结交了日本军方。

外公发觉自己错了，却不知道错在哪里。他从根子上不喜欢西学，现在又失去了固守国学的理由，心中立即变成了荒原。

他一次次喝醉了酒痛骂汉奸又痛骂自己，骂过后，走向了跑狗场。那跑狗场，离原来梁鸿志的“三十三宋斋”只隔了一条路。

在跑狗场，他总是输。唯一的办法，是贱卖家族企业。他当然不愿意说“贱卖”，甚至连一个“卖”字都不能说，只说“盘”。这次他又搓着手对身边一个企业主说：“我把兆丰公园后门那家厂盘给你，今后不管赢钱输钱，都算在那个账里了。赢够了，把厂还我；输光了，把厂给你。”

过不了一年，兆丰公园后门的那家厂完全不属于朱家了。丢了一家再把另一家“盘”出去，海姐说原来拥有的五家厂已经毁了三家半，其实第四家的产权转移文书也已经签过，海姐不知道。

外公有很多酒肉朋友，主要是同乡。同乡的概念，以余姚、慈溪、龙山为主，东至镇海，西至绍兴，再远一点，就不算了。把同乡当作自己生存的第一群落，这是当时上海的风尚。连已经出了大名的虞洽卿、黄金荣、张啸林、黄楚九等，也不会拒绝与同乡一起喝酒。

那年张啸林做了汉奸，相传即将出任伪浙江省省长，朱承海先生就把同乡们召集起来，几十人签名写了一封绝交信，放在一只砸破的酒坛里，叫人抬到张啸林家的门口。绝交信的最后几句话是朱承海先生自己想出来的：

吾等与尔绝交，实乃家乡与尔断情。故园山水，桑梓鸡豕，皆鄙尔唾尔，啄尔逐尔。倘若奸公读此函而发怒，下令缉捕，则不必四处查访，吾等于沪西跑狗场左厅大包厢静候。

当然，张啸林并没有下令到跑狗场来缉捕，他成天提心吊胆，后来确实也被暗杀了。只不过，朱承海先生自从策划了这件事之后，觉得自己的民族气节问题已经解决，就更加安心地跑狗、喝酒了。偶尔，喝到一定程度，他还会冒出半句豪言壮语：“我连汉奸都不怕，难道……”“难道”什么呢？他永远无法把这句话讲完。

此刻祖母看着他友善而尴尬的表情，笑一笑，直接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她拍了拍志敬的肩说：“他父亲的坟，想在乡下认真做一做，麻烦你为他写一个墓碑。”

朱承海先生一听，心中的石头落了地，立即就说：“阿哥的碑，我当然要写。这不麻烦，举手之劳。不，不能说举手之劳，我会恭恭敬敬地写，一遍遍写到满意为止，你放心。”

说着，他向门外挥了一下手，招进来一个托着木盘的仆人，木盘上，有几沓塞得满满的红纸袋。显然，这是早就准备好的。“阿哥家的事，我一直没有尽力。又要过年了，我给孩子们准备了一点压岁钱。这是给孩子们的，大人不能拒绝。”

他边说边把脸转向志敬，又说：“我记得阿哥下世时你们兄弟姐妹有七个，我准备了七份，你代我去分一分。”

一看红纸袋的厚度，就知道这不仅仅是压岁钱，是他对余家的一种援助。这些钱，可能与他刚刚签过产权转移书的第四家工厂有关。

志敬束手，不知接还是不接。祖母慢慢抬起手，从木盘中取下三份交给志敬，然后又把木盘搬到朱承海先生面前，说：“死了四个，只剩下三个了。”

朱承海先生一震，后退一步，眼睛直直地看着祖母：“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祖母说：“我代表三个孩子，谢谢你这么厚重的压岁钱。墓碑写好后，我叫志敬来取。十天，够吗？”“够了，够了。我很快就能写好。志敬，你明天下午就来取吧。”

五 朱家小姐

第二天下午，志敬到安定盘路的朱家叩门，开门的是一位小姐。她的容貌，让志敬吃了一惊，连讲话都不利索了。

眼前这个小姐，眉眼间埋藏着浙江山水，而神情又分明被大都市描绘。这对志敬而言，有双重的亲切感。他突然想起，远房堂叔余鸿文曾经说过，他一生所见好女子，以朱家二小姐为最。那位海姐也说过，朱家家境日衰，最大的财富是两个女儿。两个都好看，但论身材，大小姐更胜，而论品级，二小姐更高。

志敬想，眼前的，一定是二小姐了。“你是余家兄弟吧？”小姐主动开口了，“我爸爸的字写好了，你请进来，坐下喝口茶，我马上去叫爸爸。”

志敬在客厅坐下，小姐就招呼女佣上茶，然后又很随意地说了一句：“我最崇拜你母亲。”“你认识我妈妈？”志敬奇怪地问。“不认识，但她的事情我全知道。一个女人，无依无靠，卖房还清了丈夫欠下的债，用自己的力量养育那么多孩子，而且都养得那么登样。”

小姐在说“都养得那么登样”的时候，还用手向着志敬比画了一下，使志敬很不好意思。“你是二小姐吧？”志敬问。“我是大小姐，二小姐是我妹妹。”她笑着问志敬，“你是不是也听说了，二小姐更漂亮？”

志敬哪里听过这么爽直的小姐谈吐，连忙解释：“没有，没有，我是看你年轻……”

正说着，朱承海先生从书房出来了，手里拿着一沓折好的宣纸，递给志敬。

志敬站起身来，叫声“朱叔”，恭敬接过。

朱承海先生说：“除了主碑外，我还写了两翼副碑。告诉你母亲，要请好一点的石匠来凿。如果做不好，我对不起你父亲。”

志敬连忙答应，一再道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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