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闻录（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历史杂闻录（三）试读：

内容提要

历史斑驳不清，真相无法寻觅，只有在梦中，探求于渭水河畔，梦呓于汨罗江边，翻看这一本书，你看到的将是光怪陆离的历史影像……

第一章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背景和过程

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的日子。74年前的12月13日，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人间惨剧“南京大屠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展开全面侵略中国的大规模战争。7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声明中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全国上下掀起全民抗战的浪潮。

同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展开淞沪会战。战役初期，日军于上海久攻不下，但日军进行战役侧翼机动，11月5日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卫间登陆，中国军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形势，战局急转直下；11月8日蒋中正下令全线撤退；11月12日上海失守，淞沪会战结束。

淞沪会战结束后，中国军队向南京方向溃退，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处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由于从上海的撤退组织的极其混乱，中国军队在上海至南京沿途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中国将领唐生智力主死守南京，主动请缨指挥南京保卫战。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

经过淞沪会战三个月鏖战，日军也损失甚巨。日本参谋本部原计划让上海日军“凯旋归国”，并没有进攻南京的计划。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给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的命令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追击的战线为苏州、嘉兴以东”。然而日军中下级军官不愿就此罢休，11月15日的第十军军团扩大会议达成决议：“全军独断敢行，全力向南京方向追击。”11月22日，松井石根致电多田骏：“为了尽快解决事变，要求军部批准向南京进军和占领南京。”12月1日，日本参谋本部正式下达占领南京的命令。日军经过数月连续作战，此时进攻上海以西数百公里的南京，几乎没有后勤支持。日军军官称：“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在西进途中，日军抢劫、杀害平民、强暴妇女的暴行已经开始。

自从命令下达后，罪恶感就消失了，军人们变成了到处偷袭抢夺谷物、家畜来充饥的匪徒。这个就地征收的命令，使下级军官发狂，不但抢夺粮食，并且强暴了中国妇女……对于反抗的人就以武力解决。（曾根一夫，《南京大屠杀亲历记》）

12月4日，日军逼近南京外围。8日，日军占领南京外围阵地，已从北、东、南三面包围南京，此时南京守军只剩西面的长江一条退路，然而唐生智做出“背水一战”的姿态，一方面下令集中力量固守复廓阵地，另一方面命令销毁长江上全部渡船，并令宋希濂三十六师看守城内通向下关的唯一通道挹江门，严禁部队从此处退出。自此，南京城内守军和平民的退路被全部切断。10日，日军发动全线进攻，但直到12日仍未能突破南京城防。12日晚7时，唐生智突然下令突围撤退，自己乘保留的汽艇出逃。南京守军瓦解，大部向下关溃退，在挹江门与三十六师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击破城门逃至下关。由于渡船已经销毁，许多难民与士兵仅试图依靠木板渡江，最终大多冻溺江中。其他人见渡江无望，返回城内。许多士兵脱下军装躲入南京安全区。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手无寸铁的南京民众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抗战胜利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

第二章　末代皇帝蛰居津门的日子

辛亥革命爆发后，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但他仍享有清室优待条件而在紫禁城过着小朝廷的生活。

1924年11月，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把溥仪逐出紫禁城，他才真正从贵为天子的万岁爷变成一介“平民”。从1925年2月25日至1931年11月10日，溥仪在天津过着表面上悠闲自在，内心里却是挣扎纠结的生活。

溥仪被驱出宫后，在郑孝胥和日本人的策划下，经北京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化装成商人，由北京前门车站乘火车匆匆逃往天津，落脚于旧日租界张彪之宅——张园。这天正是旧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溥仪选择这一天，是期盼着将来重新回到北京，恢复大清祖宗遗业。

张园的“皇室”仍然保留了清宫的“内务府”，挂上了“清室住津处”的大牌匾。虽清册减政，仍排场宏大。为报答昔日的皇恩浩荡，张彪对园内诸事倍加关照，增岗添哨，保护安全，还把以前的旧家具全部换成了英国惠罗公司的欧式家具，将三层“平远楼”加盖成四层，增加了健身、球室、琴、棋、书、画、歌舞等活动场所。除其政务开支由内务府照办之外，园内另外支付全由张彪无偿供应。

初时，惊魂未定的溥仪心情很不好，失落、苦闷、懊恼的情绪是他生活的主调，动不动就发脾气，张园的空气异常紧张。后来，张彪让自己14岁的儿子张挺前来陪伴溥仪。与溥仪天天形影不离的张挺教会了他骑马、打高尔夫球、打台球、骑摩托、开汽车、弹玻璃球……漠然苦涩的“龙颜”，终于露出了欢欣的笑意，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被放飞、重获自由的快感。这样一个玩伴，犹如阴霾里的一缕阳光，让这个20岁的末代皇帝在心灵上得到一丝丝慰藉。溥仪还学会了赶时髦，他时常头戴浅色鸭舌软帽，身穿英国进口开司米紧身毛衣、褐色运动短裤、白色长筒袜、轻便软底球鞋，脱去龙袍的中国皇帝，俨然是一个英姿勃勃的摩登少爷。

但好景不长，1929年张彪去世后，张家派人向溥仪收取租金。无奈，同年7月2日，溥仪被迫迁居乾园（今鞍山道69号），这是民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公馆，溥仪逐渐与日本人走近，将“乾园”改名“静园”，以静待时机，完成复辟大业。

从苏格兰老师庄士敦那里溥仪得出了一个结论：外国人的东西一切都是好的。中国除了帝制之外，什么都是不好的。因此，静园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使用抽水马桶和暖气了，这些“现代化”设备带来的舒适是皇室的养心殿无可企及的。过上西式浪漫好日子的溥仪，携妻带妾出入租界地灯红酒绿的舞厅、游乐场、百货商场，凭借出卖他和弟弟溥杰捣腾出来的紫禁城文物，过着极度奢靡的生活。

在那个华洋杂居之地，溥仪更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洋人”，他的生活方式完全西化，天津市房管局党委宣传部的吴梅介绍：当年溥仪外出时一定要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袖上是钻石袖扣，手上是钻石戒指，手里一定要有一柄“文明棍”，戴着德国蔡司厂出品的眼镜，浑身发着密丝佛陀、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身边还跟着两条或三条德国猎犬和奇装异服的一妻一妾。

然而，静园并不平静。1931年8月25日，淑妃文绣突然从静园出走，住进了民国饭店，通过律师向溥仪提出离婚。一时轰动整个民国，各报纸纷纷刊登消息，因为文绣是第一个敢跟皇上打离婚的人，故而称之“妃子革命”。溥仪为了顾及颜面，不愿闹上法庭，经双方律师交涉“私了”，溥仪支付文绣5.5万元赡养费。

九一八事变后，静待时局的溥仪开始不安现状，这个26岁的年轻人似乎又看到他复辟的希望，他指望着东北在日本人的干预下独立，从而使自己重新登上皇帝的宝座。

1931年冬季一个不寻常的晚上，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的陪同下造访静园，劝溥仪“到东北去主持一切”，并表示日本会“尊重领土主权”和他的“自主”。这些提议经过静园内的“御前会议”以及一系列争执，终于使溥仪下定了依靠日本人的力量来恢复大清江山的决心。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天津市面一片萧条，日租界全面戒严，就连平日繁华的旭街也是行人绝迹，为溥仪出逃制造了良机。11月10日傍晚，溥仪乔装改扮偷偷地溜出了后门，把他的贵胄之身窝进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趁月色的掩护下遁离静园。大沽口外，日本商轮“淡路丸”号奉命载着这位一心复辟的前清皇上，暗渡白河离津出关……

第三章　“三讲”教育

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全国都要这样做，北京市更要起带头作用。”

1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讲学习，主要是学理论，学知识，学技术。首先是学理论。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同一切歪风邪气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

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决定，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这次为期3年的教育活动，发扬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精神，采取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式，使全党同志，尤其使领导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党风教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次活动无疑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是三讲教育三个基本的方面。讲学习，就是要做讲学习的表率，就是要在掌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上，在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讲政治，就是要做讲政治的表率，就是要在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切实提高工作质量和效果上下功夫；讲正气，就是要做讲正气的表率，就是要在讲党性、讲原则，公正无私，刚直不阿，言行一致，扶正祛邪方面下功夫。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共产党》月刊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有力地促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时造就了一批初具马克思主义思想、积极探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先进知识分子，建立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酝酿之中。1920年2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在上海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同时跟李汉俊、沈雁冰、施存统等人共同讨论社会主义新思潮并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李汉俊、杨明斋、李达等人发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借鉴了列宁建党前创办《火星报》的有益经验，决定创办一份党内机关刊物，从思想上把全国各地的党组织统一起来，从而尽快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诞生。该刊为16开本，在全国秘密发行，李达任主编，陈独秀、李达、施存统、沈雁冰等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创刊日的选择颇具匠心与历史意义，这一天刚好是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选择俄国劳工农民推倒资本家和军阀成功日为创刊日，就是希望中国革命走上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陈独秀在《共产党》月刊创刊号的《短言》中明确提出“跟着俄国共产党”，“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宣布“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指出“既要反对第二国际式的议会道路，又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创刊号还刊登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俄罗斯的新问题》以及专门介绍列宁的文章。其中《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一文指出：1917年11月7日，是为20世纪世界革命“开一个先例的那一天”，“就是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实现那一天”。文章用大量篇幅介绍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的情况，驳斥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种种责难，论述了十月革命不仅使俄国人民摆脱政治上的不自由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也同时开创了世界革命的前途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同年12月，《共产党》月刊第二号出版，后因经费困难，中断三个月。

创办初期，为筹集经费、开源节流，李达和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沈雁冰商量，由月刊社成员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以稿酬作为运营经费。编辑部最早设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后迁至辅德里625号一个不到6平方米的亭子间里。反动当局严禁“过激主义”言论，追查“过激党”分子，共产党人冒着被反动势力监控和迫害的危险，采用化名的办法来保护作者和刊物的安全。运营经费短缺、工作环境艰苦、办刊处境危险，这些困难丝毫没有动摇《共产党》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决心。

1921年4月，《共产党》月刊第三号出版，并刊登了一篇未加署名的文章《告中国的农民》。文章在发表时开了天窗，头一面是空白纸，印着“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一行醒目的大字。文章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村尖锐的阶级对立及中国四类不同的农民，并指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我们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这种自觉呀！”作者还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号召农民团结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文章强调，“你们不要说你们没有力量，你们的力量比什么还要大”。文章认为，共产主义者不能消极等待农民的觉悟，应该积极、主动地把共产主义思想灌输到农民中。这一时期的《共产党》月刊主要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第三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情况及美国共产党的党纲、宣言等。与同一时期各地共产主义者办的宣传刊物比较，其最为鲜明、突出的特点是正面地、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1921年5月至6月，《共产党》月刊第四、五号相继出版。此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酝酿、筹措阶段，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经过交谈，大家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力度、扩大社会影响，《共产党》月刊改为半公开性的刊物，《新青年》自1921年第九卷起连续刊登《共产党月刊社启》的要目广告。此外，刊物内容较之前期也产生了变化，由介绍国外经验转为论述国内革命问题，批判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统一建党思想，探讨党的纲领和策略。第四号的文章《告劳兵农》指出，劳兵农要起来革命，首先要认清自己的仇人，哪些是我们的仇人呢？“第一就是官僚”，“第二就是军人”，“第三就是资本家”，还有侵略中国的外国官僚、外国军人和外国资本家。文章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等基本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共产党》月刊所刊登的文章和资料为正在筹建的中国共产党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使他们对共产党的纲领、性质、特点、组织原则、组织机构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提高了大家对共产党的认识，对于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在思想上组织上完全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起了很好的宣传和组织作用。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谈到国内建党情况时说：“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由此可见，《共产党》月刊的出现是建党的第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实际步骤，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必要前提。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从此，中国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后，《共产党》月刊第六号发表了一大决定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太平洋宣言及我们应采取的态度》、《上海劳动界的趋势》等文章，该期还发表《短言》指出：太平洋会议就是英美日处分中国的会议，什么正义人道，就是掠夺和分赃；什么门户开放，就是自由到中国夺取富源；什么机会均等，就是均分中国财富；什么领土保全，就是把空壳留下来利用那班中国的政客军阀做他们的帐房和监工者来搜刮压榨中国无产阶级供给他们的利益！作者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扑灭世界资本主义，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建设劳工专政的国家，方能挽救当前的危机，免掉将来的苦痛！文章对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上海劳动界的趋势》报道了声势浩大的工人罢工运动，指出“上海劳动界反抗资本家的空气愈益紧张，工人自动的组织工会，创办劳动学校……”

不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共产党》月刊和《新青年》在内容上有所重复，建议两刊合并，代之以一份新的周报。自此，《共产党》月刊停刊。

今天，《共产党》月刊已经成为宝贵的革命历史文物，其创刊号现珍藏于国家图书馆，由首任馆长冯仲云捐赠。

第五章　毛泽东像章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农历十一月十九）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按照中国人的习俗，他在童年时代其父母也为他过生日，过法并无特别之处。因为，他的父辈是农民，家境并不富裕。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立志走出乡关，并声言“学不成名誓不还”之后，无论是长沙求学，故乡建党，穗沪生涯；还是秋收起义，井冈战斗，苏区创建，以及长征壮举，他忙于发动民众，领导武装斗争，把生死都置之度外，昼思夜想的只有革命和人民。那时毛泽东和其他同志一样，都不过生日。

延安时期，毛泽东为许多人祝过寿，但拒绝别人为他做寿。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翻身得解放，人们想为毛泽东祝寿，但他坚持说：“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

毛泽东步入老年以后，开始注意起自己的生日，但从不接受别人的宴请。他有时在12月26日这一天，邀请一些人聚一聚。餐桌上没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套话，更没有寿星端坐，接受别人祝寿之类的旧俗。只摆几个简单的菜和一些红白酒，与人聊一聊。这种寿辰小聚往往像开会，充满了政治内容和时代特色。毛泽东的“生日”，时过时不过，过法各不同，一切由他自己决定，既有趣又耐人寻味。

五十岁生日：拒绝做寿

194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50岁生日。按照中国的习俗，50岁是大寿，理应好好庆贺一番。于是党内一些同志提议为他做寿，同时宣传毛泽东思想。这年的4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致信毛泽东，报告了这一计划。这是毛泽东1910年离开故乡以来，第一次遇到“生日问题”。

此前，延安一些同志已开始着手准备。任弼时郑重嘱咐毛泽东的好友、诗人萧三：写一本毛泽东传，以庆祝他的五十大寿。毛的秘书胡乔木也极力赞成此事，为使萧三集中精力写成这本书，免除了他的一些会议活动，力争12月下旬写成。为此，萧三访问了延安的许多老同志，搜集了大量素材。更为难得的是毛泽东在与他聊天时，也零星地谈到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根据这些材料和萧三自己做学生时与毛泽东的接触，准备写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公开发表。

毛泽东看了凯丰的信，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共产党的领导人不能做这类事，何况又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经过认真考虑，他在4月22日给凯丰回函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

在这封信中，针对凯丰所言“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他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尚没有成熟。”这番话，表达了毛泽东对自己思想理论的冷静评价和高标准要求。

既然毛泽东对做寿之事明确拒绝，所以到了12月26日，延安各界都没有什么祝寿之类的举动。萧三为毛泽东作传的计划也就放缓，他那篇长文延至1944年7月初才在《解放日报》上刊出，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看了，几次传话给萧三，让其停止写他个人，后来还当面劝萧三多写群众。萧三争辩说：“我这是自己补课，并且写你和写党的斗争是不可分的，这有重大教育意义……”

当时，许多人并不知道毛泽东的寿辰为何日，这就引出一个关于毛泽东生日的小插曲。1944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中宴请五六名高级干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饭后漫谈时，八路军晋绥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问毛泽东多大岁数，毛说是光绪十九年癸巳生人。续又问月日，毛说是阴历十一月十九。续范亭这才知道，毛泽东比他小一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九是毛泽东50岁整寿。他当场赋诗一首：“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大家听了鼓掌说好，毛泽东笑着点头致谢。

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拒绝为自己做寿，“怕生出不良影响”，但他对许多老同志的生辰却记挂在心，如对吴玉章、林伯渠、朱德、徐特立等，用书信、题词或其它形式热情祝寿；他还邀请住地枣园村24位年过60的老人赴宴，为他们集体祝寿。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他人第一”的高风亮节。

五十一岁生日：接受集体祝寿

延安时期，毛泽东拒绝为他自己祝寿，但也接受过集体祝寿。1944年12月16日，中央办公厅为杨家岭党中央机关的56位50岁以上的老同志，举办了一次集体祝寿活动。第二天，《解放日报》作了如下报道：

中央办公厅政治处在中央大礼堂为全杨家岭56位50岁以上的同志集体祝寿，从伙夫、马夫到毛主席、总司令。会场四壁悬挂着各界送的寿灯、寿幛、寿联、寿诗、寿词。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致开幕词，说今天为56位同志祝寿，是我党一件大事，这样红火的大会象征着我党事业的辉煌前途。56位中从伙马夫起一直到徐（特立）老、林（伯渠）老、吴（玉章）老、董（必武）老，以至朱总司令、毛主席止，包括工农商学兵。中间有66岁的劳动英雄姬仲飞、特等劳动英雄岳恒书。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代读毛主席的答词（因有要公不能参加）。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刘少奇致祝词说：这次祝寿有伙马夫，有中央委员，有朱总司令、刘伯承师长，这说明我们党对伙马夫与中央委员是一样的，是平等的。他们都是一个目的，为人民大众服务。只有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人，才配得上受人民大众的尊敬。他说：毛主席、朱总司令都是以一个人民大众的勤务员的身份为人民大众办事的。要学习这些同志为公忘私的优良品质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新四军陈毅代军长致词，他号召青年党员不要两眼向上，要重视事务工作。徐老（徐特立）代表全体寿翁致谢词，他以自己一生的经历说明过去经过许多摸索，走过许多冤枉路，才走上革命道路，51岁入党。这次祝寿有世界意义，从前称老人为“老顽固”、“老朽”，今天不同了。晚上民众剧团演出秦腔助兴，并举行盛大舞会。寿公姓名年龄如下：徐特立68，吴玉章65，朱宝庭64，董必武60，朱总司令58，林伯渠58，李六如57，刘伯承53，范文澜52，毛主席51……

五十九岁生日：请来一个人，同吃清汤面

1952年12月26日上午，毛泽东醒来后，吩咐卫士叫来他的保健医生和行政秘书王鹤滨，陪他吃饭。

紫云轩的过厅是毛泽东用餐的地方。王鹤滨到时，八仙桌上已摆了几碟小菜，有酱菜、辣椒、腐乳和酱牛肉，都是厨师廖炳福按照湖南口味制作的。桌上没有毛泽东经常吃的米饭和炒菜，但却多了一盆刚煮好的清汤白面条。两只中号高脚玻璃杯里，已斟好了多半杯葡萄酒。这种吃法，王鹤滨很少见，不免有些诧异。

毛泽东从卧室走出，招呼王鹤滨入座。他举起酒杯微笑着说：“王医生，来，干杯！今天是我的是生日。”说完，与王鹤滨碰杯而饮。

王鹤滨这时才知道毛泽东请他陪吃饭的原由，心中十分激动，赶紧说：“祝主席身体健康！长寿！”说完，一饮而尽。

毛泽东喝了一口酒，说：“王医生，咱们不祝寿，但是可以吃清汤面，是吧！”说着，就要拿碗给王鹤滨盛面条。王急忙先给毛泽东盛了一碗面条。毛泽东拌着小菜吃得很香，高兴地对王说：“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人活百岁就不得了喽！”这话是针对一位工作人员前几天的话说的。当时，毛泽东听了“祝您万寿无疆！”后说：“这是屁话，哪有活一万岁的？”稍停，又说，“哪里有什么万寿呀！人是不会活到万岁的！”

这时，王鹤滨想起前几天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来请示：“主席，兄弟党和外国首脑发来（给你）的祝寿电报怎么办？”毛泽东当即明确表示：“收下来，都不见报！”还补充说，“如果人家要问，为什么没有在报上发表他们的电文，就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习惯。”毛泽东的59岁寿辰，就这样与身边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吃了一顿清汤面度过了。

六十岁生日：在京刚过完，江青又安排

195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花甲”大寿。党中央收到世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友好团体和知名人士发来的贺电、贺信，热情祝贺毛泽东六十大寿。毛泽东决定，对于这些贺电、贺信，一律不准公开发表。

可是，警卫人员们抑制不住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想给他祝寿。这天，中央办公厅警卫科长申虎成很早就来到值班室，走到毛泽东床前，把大家的心意报告给他，并祝他健康长寿。

毛泽东听后微笑着点点头，说：“谢谢同志们！”稍停，又对申虎成说，“你去备点酒，让老廖师傅做四个菜，一个汤，请大家一起吃顿饭。”毛泽东还特别叮嘱说，别忘了告诉烧锅炉的工人和秘书同志们，请他们一起来。

这次简朴的“寿宴”只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参加，没有他的亲属。当天毛泽东就启程赴杭州，晚上到达，住在西湖边上的刘庄。

这是毛泽东建国后首次来杭州，他一生共来过40次。除北京外，杭州是毛泽东住得时间最长的城市，他把杭州视作第二故乡。

毛泽东这次来杭州，一住就是两个半月，第二年3月14日才回北京。主要工作是亲自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随行人员有中办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以及叶子龙、江青。

毛泽东住下后，江青找到负责接待的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王芳说：主席不愿意人家向他祝寿，但我们得有个表示。1954年元旦快到了，是否请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请主席吃饭，并以此向主席表示祝寿。但不要说“祝寿”、“长寿”什么的，意到话不到，免得主席不高兴。

浙江省委完全同意这个方案。12月30日晚，毛泽东高兴地赴宴。餐桌上除了酒菜外，还摆放了花生、红枣和面条，意为庆祝华诞、祝愿长寿。席间气氛热烈愉快，大家轮流向毛泽东祝酒，他高兴地一一作答。他平时很少喝酒，但那晚却喝了不少，对杭州菜也很喜欢。末了，毛泽东面前还有四杯茅台酒，他冲王芳说：你喝了吧，别浪费。王芳遵命，一扫而光。几年后，毛泽东还传话给王芳，要他少喝点酒。

这年毛泽东60周岁，两鬓已有一些白发。吃完饭后，他的兴致依然很高，没有离席之意。大家高兴地围着他说话。罗瑞卿开玩笑说：“王芳厅长，你一个山东大汉，怎么起了个女人名字，应该改一下，去掉‘芳’字的草字头。”王芳表示同意改，并当场请主席批准。毛泽东红光满面，谈笑风生，笑着说：“我可不同意，你们山东绿化搞得不好，到处都是荒山秃岭，连草都不长。你王芳头上刚长了一棵草，就要除掉它，我不同意。什么时候山东绿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这番话，引起大家一阵笑声。

事后，王芳问江青：主席领会我们设宴的用意吗？江青笑而不答。稍停又说：这不重要，反正我们的心意到了。似乎对于她自己的这次巧妙设计很得意。

六十六岁生日：人在杭州读书忙

195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6岁生辰，他在杭州读书中度过了这一天。

1958年，“大跃进”中发生了一些违背经济规律的问题，干部中由于缺乏经济学知识出现一些混乱思想。毛泽东自己也深感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以便指导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于是，他点名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这几位秘书和党内理论家，与他一起去杭州，从1959年12月10日起，历时25天，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

这次读书活动，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一般是每天下午4时至9时左右，大家到丁家山一所平房一起读书，风雨无阻。下雨时，毛泽东扶仗上山。每人一本书，毛泽东让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轮流诵念，大家边读边议，主要听毛泽东谈话。后来，他们三人自作主张作了分工：邓作记录，胡、田轮流诵读。毛泽东发现后悄声问邓为什么不读？邓回答说自己口音不标准。毛泽东看他作记录，也就不说什么了。遇星期日和元旦放假休息，人们可以爬山赏景，也可以办理私事，气氛轻松愉快。杭州是毛泽东很喜欢的地方，从1953年冬首次来杭，几乎每次南下都在这里住一段时间。他曾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在最喜欢的地方做最喜欢的事（读书），毛泽东的心绪极佳。

12月26日是星期六，他们下午照常读书。但毛泽东因为这些日子读书有得，或偶尔爬山赏景，心情非常好，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生日。下午读书结束后，他从椅子上缓缓站起来，高兴地说：“大家留下来，在这里吃饭吧，今天是我的生日。”另外，他还邀请了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作陪。江华井冈山时期就和毛泽东在一起，是老朋友。人在生日这一天，很容易想到过去，想到朋友。饭菜并不复杂，只是多了一碗面条，几盘小菜里多放了一点油和一些盐，一盘干炒辣椒、一盘豆丝、一盘盐水萝卜皮和一盘干竹笋片。毛泽东打趣说：“各位都是大才，今日这顿饭菜实在是不成敬意，还望各位海涵！”

饭后，毛泽东乘兴赠给每人一册文物出版社刚出版的线装大字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诗作为纪念。这两首诗是《七律·读报》和《七律·读报有感》，内容都是“反修”的。

六十七岁生日：大讲调查研究

196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7岁生辰。他不主张做寿，但每逢这天，身边工作人员总是要提醒他一下，擀碗长寿面条给他吃。有时，毛泽东还把他身边工作同志请来，一起相聚，吃顿便饭，和大家拉拉家常。

这一天，毛泽东原打算在晚饭时同大家聚一聚。可是，他一早上床，直到下午怎么也不能入睡。他让李银桥告诉机要秘书高智：决定和大家一起坐坐，吃了饭再休息。于是，叶子龙、汪东兴、王敬先、林克、李银桥、封耀松和高智七人，便到毛泽东办公室那个只能摆一张圆桌的过道里，同他一起吃饭。平时，毛泽东吃饭就很简单，这顿生日便饭，因在国家困难时期，所以更简单。没有肉，没有酒，只有几个素菜，一盘辣子，一个汤，主食是米饭，李师傅特地又擀了一点面条。

毛泽东在饭桌上与大家亲切交谈。他语气沉重地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已经67岁了。今天请你们来，你们都是我身边的人，大家一起吃顿饭。可是现在老百姓遭了灾，衣食无着，受冻挨饿，我心里难受啊！”他还谈到早年革命斗争的一些事，要求他们认真读马列著作。接着，毛泽东话题陡转，说：“不能老浮在上面，老浮在上面就会空虚。”又说，“现在，咱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还缺少经验，要想法常下基层，多深入实际，老老实实向群众学习。不然，老在屋里看文件是会死人的。”忽然，毛泽东睁大眼睛，把大伙儿一扫，提高声音说，“你们谁愿意下去？”高智紧坐在毛泽东的右边，抢先说：“我愿意下去。”“好！”毛泽东伸出大姆指，接着又问，“你们谁还愿意下去？”大家争着一个接一个地报了名。

这时，毛泽东精神大振，高兴地说：“好！你们明天就下去！”高智说：“主席，明天就下去不行，还得学习学习，准备一下才行。”“那好，你们去北京参加两个星期的训练班，准备一下再下去。”又说，“以后要轮流下去，其他同志，等你们回来再下去。”

第二天清早7时许，毛泽东按电铃把高智叫去拿夜里批阅过的文件等，同时交给他用铅笔写的一封信，指示他去交给汪东兴办。信是连夜给准备下去的几个人写的：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河南省）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1961年1月15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又接见他们。经过两周准备的他们都穿着下乡的衣服，毛泽东“检阅”后很满意，并同大家一起合了影。下乡的同志，除原定的6人，机要室和警卫局又抽出局、处级干部4人，共10人。

接见时，毛泽东又谈到下乡的意义。他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你们下去搞些调查研究，看看那里的生产和生活到底有什么问题？集体吃食堂到底行不行？群众有什么意见，如实反映上来。不要隐瞒，一定要讲真话。”还说，“你们下去以后，既要了解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也要向群众学习一些生产知识。”

他们按毛泽东的指示，去河南、江西搞调查研究，实行“三同”一年，带回许多真实情况，向毛泽东如实作了汇报。毛泽东表扬了他们。此间，周恩来也仿照毛泽东的办法，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下基层搞调查研究。这些做法，对于制定和调整党的政策，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六十九岁生日：作诗设家宴

196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9岁（虚岁70岁）生日，他比较看重这个生日，过得也很充实。

此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紧张的。因为中苏两党积累下来的政治分歧和矛盾，经过一段僵持之后，1962年底又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一些欧洲国家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在苏共的指挥下，发声明，作决议，结伙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密切观察动态，分析情况，谋划对策，布署论战。许多文章的观点、题目、思路，以及发表方式、时间，都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此外，西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也在疯狂反华。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迎来了他的69岁生日。“诗言志”，他把这一阶段蓄积在心中的思想情感，以诗的形式喷发出来。这天，他写了一首《七律·冬云》，并特意标明写作时间：“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首诗是这样的：“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喜欢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这首诗名为咏赞梅花，实则咏人达志。“梅”就是坚持斗争、力挽狂澜，不怕任何攻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化身，也是作者人格的写照。“寒流”、“虎豹”、“熊罴”、“苍蝇”等对反华反中共势力的喻指，很贴切。“英雄”“豪杰”与“虎豹”“熊罴”的对比，“梅花”与“苍蝇”的对比，加深了诗的主题。我们可以想象，当毛泽东写完这首诗时，一定是壮怀激烈，豪情满怀，心情极为欢畅！

其实，这一天毛泽东是当作70岁（虚岁）生日过的，这是中国旧时计岁的习惯。他向来对自己的生日漠然，但这次却不同。也许是想到了这是“古稀之年”，是大寿，所以他决定举办一个小型家庭寿宴，这是前所未有的。

这天，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备了两桌便饭。参加寿宴的除了毛泽东的亲属之外，他还邀请了四位80岁以上的老人。其中有三位是他的湖南老乡：章士钊（81岁，湖南长沙人，1919年就与毛泽东相识，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程潜（81岁，湖南醴陵人，1949年响应中共号召率部起义，使湖南和平解放，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季范（毛的姨表兄，湖南一师读书时的老师）。另外一位是叶恭绰（广东番禺人，时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82岁）。毛泽东考虑到这些朋友年事已高，所以发请柬时关照，每位来客可以带一位子女来。章士钊带了女儿章含之，程潜带了长女，王季范带了孙女王海容。毛泽东同四位老人同席，晚辈则与毛的亲属一桌。

饭前，毛泽东同四位老人谈笑风生，说古道今，气氛欢快。他还问到客人晚辈的生活、工作情况。当他听说章含之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时，风趣地说：“年纪不大，硬是老师哩！”接着说，“你来教我英语行不行？”章含之忙说：“我的英语水平低，不敢教主席。”毛泽东哈哈大笑说：“怕什么，我的水平很低。”一个多星期后，章含之就去教毛泽东学英语，每周一次。

七十岁生日：自费办了一次“像样”的家庭寿宴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0岁大寿。古云“人活七十古来稀”，加上此时全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中苏论战初获胜利，毛泽东心中充满喜悦。他第一次主动提出，自己出钱办酒席，设家宴请大家，一起过这个生日。

宴席设在颐年堂，时间定在12月26日晚上。对于吃什么菜，喝什么酒，请什么人参加，设几桌菜等，毛泽东都作了具体交代。

12月25日下午，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顾作良与厨师们一起，讨论制定菜谱。他们决定不搞什么山珍海味，也不上什么名贵酒水，大多是毛泽东平时爱吃的普通菜肴，再增加几道有祝寿意义的菜而已，是一次既普通又有庆祝意义的宴席。他们把这个方案报上去后，得到了批准。12月26日，毛泽东厨房的两位厨师，加上从服务科请来的一位厨师，开始了紧张的准备。

晚7时，寿宴正式开始，有30多人参加。厅内灯光明亮，洋溢着喜庆气氛。毛泽东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同席，他的亲属们坐另一桌。大家推杯换盏，欢声笑语，同祝毛泽东健康长寿。毛泽东站起来笑着举杯答道：“谢谢，大家健康长寿！”然后喝下一口酒，大家鼓掌欢笑。

庆寿家宴结束后，毛泽东提出要与每个人照一张相留念。人们鼓掌欢迎。这天晚上，毛泽东没有讲更多政治性的话，但始终微笑，流露出少有的轻松愉快；人们也没有许多祝寿词，但从心底真诚地祝主席健康长寿。

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和丈夫孔令华、侄女毛远志和丈夫曹全夫及他们的女儿曹立亚、毛泽东的表侄孙女王海容，都来看他，他显得很高兴。饭后，毛泽东特意穿了他那身浅灰色的中山装，与孩子们一起照了几张纪念相。

七十一岁生日：自费请了几十人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这次生日过得很特别，是应大区书记们的要求，他自掏腰包，不让子女参加，在人民大会堂的小餐厅请了30多人吃饭，规模可谓空前绝后。

在12月2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四清”的性质：是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几天后，是毛泽东71岁生日。几位大区书记想通过某种方式，缓解会上的紧张气氛，就鼓动陶铸劝毛泽东在生日那天请客。毛泽东说：以前有规定，中央领导人不做寿。陶铸说：不是做寿，就是要你拿稿费请客。毛泽东只好说：你们都要我请客，那我就请吧。

参加12月26日晚宴的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领导人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贺龙、薄一波、陆定一、彭真、邓颖超、曾志等；劳模有董加耕、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等，他们刚参加完人代会。科学家有钱学森等。三张大桌子按品字形摆放着。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安排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与毛泽东同坐主桌。

毛泽东到得比较晚。他一进来，大家起立鼓掌。大家坐定后，毛泽东就宣布说：“今天既不是请客，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四同’，我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在一起，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有些人一摸到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东西不要翘尾巴，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毛泽东挨个问了董加耕、陈永贵、邢燕子的情况后，说：“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三侠五义》、《聊斋志异》等等，越读越蠢。我的孩子就是的，一个已经下农村了。今天我没有请他们吃饭，他们不够资格。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

这时开始上菜了，是分餐制，每道菜装在一个小搪瓷盘里。第一盘先端给了董加耕，董加耕礼貌地让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谢谢！”他又对董加耕说，“你年轻，是从农村来的，多吃一点。”旋即又问，“你是哪里人？”董加耕说：“江苏盐城人。”“你是苏北盐城人，知道盐城有两乔吗？”董加耕猛地一愣，一时没有听懂这问话的含意，只是盯着毛泽东不答。毛泽东知道董加耕没听懂，便提示说：“两乔，他们都很会写文章。”董加耕一下子想了起来，便高兴地回答说：“我知道，他们是我的同乡胡乔木、乔冠华。”毛泽东高兴地笑起来。

据参加这次宴请的薄一波说：毛泽东批评把“社教”运动的性质说成是四清与四不清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的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还谈到党内产生修主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七十三岁生日：像召开一次会议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生日。这天晚上，他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吃饭。参加的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没有林彪、周恩来等人。吃饭按他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

吃饭前，毛泽东先作长篇讲话，像是举行一次会议。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没有留下正式记录。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说，毛泽东讲的话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八十一岁生日：在长沙放了鞭炮

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81岁生日，是在湖南长沙过的。毛泽东从武汉乘火车，于1974年10月13日，抵达长沙养病休息，住在湖南省委宾馆九所。院落不大，平房前桂树枝叶繁茂，花坛里腊梅、茶花飘香，是一个幽静的处所。

但毛泽东不可能专门养病，他在长沙接见了几批外宾，还要操心筹备中的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以及设法扼制“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自己的健康状况日益下降。所以，他的心情并不轻松。26日这天清晨，宾馆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厅内，又把盛有几种湖南风味小吃的果盘，悄悄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

毛泽东来到客厅时，发现这里有了新的“变化”，朝着工作人员会意地点头微笑。

过去，毛泽东一直反对别人为他祝寿。这次是在他的故乡，所送“礼品”又都是家乡的土特产，他破例领受了大家这种盛情。中午，厨房特意为毛泽东做了寿面，并准备了一瓶深红色的芙蓉酒。当晚，宾馆工作人员在院子里燃放了几挂鞭炮，向毛泽东表达家乡人民对他81岁寿辰的祝福。

这次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礼——朝鲜苹果。毛泽东得知金日成也患有眼病时，立即派出身边最好的眼科专家唐由之，赴朝为金日成治病，并亲自审阅有关治疗的电报。1975年4月14日，金日成访华，两位战友最后一次在北京亲切会面。

最后一个生日：面条全碎在锅里

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82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这天，毛泽东特地请来了以前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几位同志。一早，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和护士长吴旭君、秘书张玉凤等来到毛泽东的居室，居室里立刻传出了欢声笑语。

这次生日，毛泽东的餐桌上也很简单，只是比平时多了几样菜。负责毛泽东生活事务的吴连登给田树滨师傅打电话的时候，老田正在电话机边守着。田树滨是中南海的面点师傅，面食点心做得特别好。毛泽东生日的长寿面，每次都是他擀的。放下电话后，田师傅急忙拿上工具到毛泽东的厨房擀面条。没多久，毛泽东说要吃饭。田师傅把面条下入沸滚的锅里，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面条全碎了，一节一节的，没有一根是整的！这一幕惊呆了毛泽东厨房的庞师傅、于师傅和吴连登。田师傅流着泪说：不得了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面条。吴连登强烈地感受到厨房里浓厚的伤感和惊慌气氛。

毛泽东吃饭的时间短，菜又不多，只等着吃寿面。再擀面条肯定来不及了，吴连登当即决定：煮挂面！几十年后吴连登说：“主席临终也不知道这件事，他哪里知道这最后一碗长寿面不是手擀面，而是挂面。但他吃得还是很香。”这顿生日饭，毛泽东还喝了胖头鱼汤，并高兴地说：“胖头鱼汤好香噢！”他坚持自己用勺舀汤喝，显得格外高兴。

毛泽东最后一个生日时，金日成又送来了朝鲜的大苹果，表示祝贺。这些苹果，装在竹制的圆形果篮里。篮子的把上缀着两个红色缎带，上面有金日成用朝文亲笔写的：“祝毛泽东主席长寿”几个字。

毛泽东见了老朋友送的礼物，自然高兴。他拿出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端详片刻，然后对身边的人员说：“这苹果，留下两个，其它的你们分着吃吧。”他时刻想着别人！

第六章　阎锡山的山西故事

领导辛亥太原起义获得成功，是阎锡山戎马一生的开篇。获得孙中山非常高的评价，在国内也是仅此一人。

然而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凯却篡夺了革命果实，当起了大总统。对于袁世凯的真面目，阎锡山虽有所认识，但摄于袁世凯的威力，又对袁抱有幻想，最终成为了袁世凯的同谋。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等五团体正式改组为国民党，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阎遂于1913年春宣布脱离国民党，并听任袁派到山西的爪牙肆意打击、迫害以至杀害同盟会员。

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阎锡山更是提供经费银币两万元，还说“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并恳求袁“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袁世凯阅后喜不自胜，批复“颇有见地”。

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称帝后，遂封阎锡山为一等侯。而拥戴袁世凯称帝，阎锡山可谓不遗余力。不过，后来他却说这乃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采取的措施。

袁世凯死后，阎锡山找到了新的靠山段祺瑞。由于段祺瑞执政后，拒绝恢复被袁废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下令讨伐段祺瑞。此刻阎锡山站在段的一边，但在后来抗击护法军的战斗中遭到惨败。“拥袁称帝”与“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后，阎锡山汲取经验教训，开始在山西大搞建设，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却在扩军备战。

如今的太原钢铁集团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不锈钢企业，然而却很少有人知晓，太钢就是出自这位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之手。“造产救国”与孙中山的所倡导的“实业救国”一脉相承。他把孙中山提出的“实业救国”移师山西，大兴“造产救国”，使得当时山西偏安一隅，相对独立。

1912年，孙中山来到山西视察时曾讲，“此次到山西，见山西煤铁甲于天下。方今为钢铁世界，有铁有钢可以自制武器，以供全国扩张武备之用。”

于是，阎锡山先后在太原建立了大小炼钢厂和一系列机器业工厂，大力发展军火工业。从德国引进制造大炮、机关枪的精密机器和技术，既能生产兵器，也能生产民品，为山西打下了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

据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近代史研究室主任雒春普介绍，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全国有三个生产军火的基地三足鼎立，一个是汉阳，一个是沈阳，还有一个就是太原。

据介绍，他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又把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师。

阎锡山故居副馆长说，1933年，阎锡山精心编制了《山西省十年建设计划》，成立西北实业公司，自任总经理。他这西北实业公司主要有煤炭、矿产、炼钢、烟草、面粉等30多个企业。最著名的就是太钢，其前身就是阎锡山创办的。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李茂盛说，阎锡山在山西建设是很有成绩的，在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山西就被命名为模范省。在抗战进行时，他所执掌的第二战区是模范战区。所以，阎锡山的一生得了三个模范。

第七章　林觉民的与妻书

林觉民（1887-1911），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汉族，福建闽侯人。幼嗣可山先生，性聪慧，幼体弱善病，早丧母，未尝就外傅。少年之时，即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推崇自由平等学说。留学日本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1911年春抵香港，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4月24日夜写下感人至深的《绝笔书》。这是他给妻子的遗书，写道：“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吾充否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哭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1911年4月27明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林觉民参加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进攻总督衙门，不幸受伤被捕。入狱后进行绝食斗争，后被清朝杀害，葬于广州黄花岗，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林觉民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他二十岁的时候东渡日本留学。谙熟日语之外，他还懂得英语和德语。林觉民比鲁迅小六岁，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可以从容地出入国际性舞台。

黄花岗烈士殉难一周年之后，孙中山先生在一篇祭文之中流露了不尽的悲怆之情：“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时隔十年重提这一场起义，孙中山先生的如椽大笔体现了历史伟人的高瞻远瞩。他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言之中写道：“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之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大革命以成。”1911年春回国，留下情真意切的绝笔“与妻书”，和族亲林尹民、林文随黄兴、方声洞等革命党人勇猛地攻入总督衙门，转战途中受伤力尽被俘。在提督衙门受审时慷慨宣传革命道理，最后从容就义，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与妻书》全文：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词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辛未三月廿六夜四鼓，意洞手书。

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

第八章　辛亥革命元老熊克武

熊克武，字锦帆，1885年12月生于四川省井研县盐井湾。1903年春他考入成都东游预备学堂，同年冬自费赴日本，入东京大成中学学习。

到东京后，熊克武广泛接触爱国志士。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熊克武被选为评议部评议员。同年11月，他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愤而退学归国，在上海从事同盟会总部委派的联络工作。

1910年秋，熊克武与吴玉章、但懋辛等由上海到香港，与在港同志共同策划广州黄花岗起义，负责沪港间联络工作。广州黄花岗起义时，黄兴率百余人攻打两广总督衙门前门，熊克武带领17人负责袭击督署后门。当他们冲杀到督署前门，和那里的革命党人会合，准备攻取督练公所时，途中和清兵相遇，展开巷战，相持到午夜。熊克武考虑天明后，清兵援军一到，寡难敌众，便带队撤退。撤退时和清兵巡逻队又发生两次战斗，队伍被冲散。熊克武只身一人，得到当地群众的掩护才告脱险。此役死难烈士都是同盟会的优秀成员，熊克武的战友方声洞、林时爽、喻培伦、秦炳等，均在此役壮烈成仁。孙中山在评价这次起义时指出：“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之变色。不半载而武昌之革命以成。”

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黄兴为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熊克武向黄建议组织蜀军，把四川作为战略基地，以防变故。黄同意并内定熊克武为总司令，同时拨一批枪弹由熊带至宜昌，吸收学生和革命青年组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队伍。3月底，他到达重庆，所部编为蜀军第一师，成为四川军政府的基本武装。四月下旬，成、渝两军政府合并，第一师改编为川军第五师，熊任师长兼重庆镇守使。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孙中山发起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熊克武在重庆加入讨袁行列，被推为四川讨袁军总司令，率三万人自重庆分两路迎战袁世凯调来的五万军队，曾取得局部胜利，但终因敌人力量太强而失败。9月15日，熊克武被袁世凯通缉，离川去日本。到日本后，孙中山交给他一份在南洋没有暴露革命党人身份的名单，派他去南洋活动。1913年10月他与李烈钧等到南洋，以“中华水利促进社”的名义积极开展活动，募得大量捐款。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他于1915年9月携款回国，到昆明与蔡锷、唐继尧等人共商护国讨袁大计。战争中他随滇军进入四川，并以四川招讨军司令名义，组建了一支五千人的队伍，为护国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领导滇、粤军抗击段祺瑞的军事进攻。熊克武与来四川做联络工作的章太炎商量后，以重庆镇守使名义通电护法。1918年1月9日，他在重庆就任四川靖国军各军总司令职，2月20日督率部队攻占成都。3月3日孙中山依据四川省参议会公举，任命熊为四川督军。1920年11月29日，他通电辞去督军职务。之后于1924年2月率一部兵力转入贵州的遵义等地，结束了他在川的军事活动。熊克武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支持国民党改组。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由孙中山提名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夏被孙中山任命为建国军川军总司令。孙中山北上时，曾给他一封英文密函，嘱其将部队带到武汉待命，他做了认真的准备。

孙中山逝世后，熊克武力排众议，率部到广州，准备参加北伐，却遭汪精卫、蒋介石陷害，被囚禁于虎门两年之久，从此释去兵权。1927年被释放后长期隐居成都。

1937年7月抗日军兴，熊克武举家从香港返川，与桑梓父老共赴国难。抗战胜利后，他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1949年刘邓大军逼近成都时，他和刘文辉等人共商起义。不久，蒋介石邀集熊克武等人谈话，诱迫他们携带家属去台湾，他毅然留在内地，迎接解放。

1954年他调到北京工作，先后担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1970年9月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5岁。

第九章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开女禁的经过

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在清末民初先后留学德国和法国，目睹西方国家大学男女并收同校共学，感慨良多又向往不已。

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次年初到校履职后，他就大刀阔斧改造这座旧式学堂，各项举措相继出台，使之朝着研究高深学问、培养学问家人格的新型大学迈进。1920年又来了个一鸣惊人：“北大”开放大学女禁！

蔡元培开大学女禁的过程，颇为艰难曲折。

当时，虽已进入共和民国，男尊女卑的陋俗依然根深蒂固，不论官场还是民间，仍将“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亲”等奉为金科玉律。

有鉴于此，蔡元培校长先造舆论。他在北京青年会作了《贫民院与贫儿教育关系》的讲演，主张仿效欧美男女同校共读：“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是大多数男女同校。我们现在国民小学外，还没有这种组织……我们还能严守从前男女的界限，逆这世界大潮流么？”这篇讲话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受到众多年轻知识女性的欢迎。“慕男女平等之义”的甘肃女子师范学校学生邓春兰，阅读蔡元培的讲话后，深受鼓舞，于当年5月中旬写了《春兰上蔡校长书》：“今阅贵校日刊，知先生在贫儿院演说，主张男女平等。我辈欲要求于国立大学增女生席，不于此时更待何时？春兰愿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如蒙允准，即负笈来京，联络同志，正式呈请。”

其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时，蔡元培因抗议当局残酷镇压学生，已于5月9日愤而辞职，去了老家绍兴息影，所以未能见到邓春兰的信，此事也就暂无结果。6月间，邓春兰又发出了《请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暨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呼吁知识女生自身奋斗，争取进入大学。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邓春兰的两封信，引起各方关注，众多有识之士表同情支持。

由于各方极力挽请，蔡元培于9月12日返回北大复职，看到了邓春兰的来函，还接到了“新青年一分子”谢楚桢的信，信中代表全国女界请求北大开放女禁。他遂于12月13日复函，表示完全赞同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

开大学女禁，既有社会守旧势力的阻挠，又有北京政府的压力。早在1918年底，教育部就曾行文北京大学，内有语云：“国立大学为社会视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以免发生弊端。”

蔡元培以其勇气与睿智，有理有节摆脱教育部的羁绊，请看他与《中国新报》访员的谈话：大学之开女禁问题，则予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女之规定，如选举法中之选举权者。且稽诸欧美各国，无不男女并收，故予以为无开女禁与否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适之女学生，尽可报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

有教师担心政府兴师问罪，建议蔡校长先请教育部核准。他理直气壮道：“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

对此顾颉刚的《悼蔡元培先生》一文中也有叙述：当时有女生要求进入北大读书，这使得校中办事人为难了，究竟答应不答应呢？蔡先生说，章程上并没有说只收男生不收女生的话，我们把她们收进来就是了。

江苏无锡女青年王兰成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她托在“北大”就读的弟弟王昆仑，要求入校读书，蔡元培欣然准允，因为已过了招生时间，所以先在一年级旁听，时间是1920年2月中旬。请看王昆仑的《蔡元培先生二三事》：那时，我姐姐正因病失学在家，她很想进北大求学。我就去问蔡校长。蔡校长问我：“她敢来吗？”我说：“她敢。”蔡校长说：“可以让她来试试。”这样，她就成了北京大学第一个女生，这就开了男女同校的新风尚。

消息传出，又有江苏的奚浈、查晓园两名女生进入北京大学成为旁听生。至3月中又增加了6位女生：甘肃的邓春兰、贵州的杨寿璧、四川的赵懋芸、赵懋华、天津的韩恂华、安徽的程勤若。

秋季招考时，蔡元培决定正式招收女生，以上9名女生都被录取，对此，他的《我在北京大学》中有记：“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指民国9年，即1920年）有几名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北京大学日刊》特辟“本校女生”一栏，介绍了招收的九位女生。因属前所未有的创举，所以连“北大”的师生也感到新奇，也据顾颉刚《悼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有一天我去取北大《日刊》，哪知早已被同学们一抢而光，原来这天报上登着这些女同学的姓名，大家要先睹为快呢！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首开女禁，上海、南京、广州、天津等地竞相仿效，女生络绎进入各地大学，终于蔚成风气。

第十章　日本战败签字仪式举行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美国的“密苏里”号巡洋舰上举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第二天即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一百年来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十一章　乾隆的三希堂

三希堂，位于故宫博物馆养心殿的西暖阁，原名温室，后改为三希堂。是清高宗弘历即乾隆帝的书房，也是其作为养心殿主人留下的最明显的标志。乾隆皇帝书写的“三希堂”匾额和《三希堂记》墨迹，至今还悬挂在墙上，匾额两侧对联为“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其中豪素指书法）。另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也有一处“三希堂”，藏有《快雪时晴帖》。三希堂始于乾隆朝，后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都从未有任何变动，至今仍保持原貌。

三希堂内仅八平方米，但陈设幽雅、古朴，弥补了空间的不足：狭长的室内进深用楠木雕花隔扇隔分成南北两间小室，里边的一间利用窗台设摆乾隆御用文房用具。窗台下，设置一铺可坐可卧的高低炕，乾隆御座即设在高炕坐东面西的位置上。乾隆御书“三希堂”匾名，“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对联分别张贴在御坐的上方和两旁。低炕墙壁上五颜六色的瓷壁瓶和壁瓶下楠木《三希堂法帖》木匣，被对面墙上落地大玻璃镜尽收其中，小室立显豁然开朗。此外，小室隔扇横眉装裱的乾隆御笔《三希堂记》，墙壁张贴的宫廷画家金廷标的《王羲之学书图》、沈德潜作的《三希堂歌》以及董邦达的山水画等，更为三希堂增添了无限韵致。

所谓“三希”有二解；一曰“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即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成为知天之人。“三希”是鼓励自己不懈追求，勤奋自勉。第二种解释为“珍惜”。古文“希”同“稀”，“三希”即三件稀世珍宝。在当时，这两层含义是并重的。乾隆帝文韬武略、博学多识，能诗词，尤擅书法，曾多次在全国寻求历代大家的名贴，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在此收藏了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这三件古代墨宝，被乾隆帝所珍爱，特意贮存在此，不时把玩。至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时，三希堂收藏了晋以后历代名家一百三十四人，墨迹三百四十件以及拓本四百九十五种。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至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乾隆帝敕命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等人，将内府所藏历代书法作品，择其精要，由宋璋、扣住、二格、焦林等人镌刻成《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简称《三希堂法帖》）。法帖共分32册，刻石500余块，收集自魏、晋至明代末年共135位书法家的300余件书法作品，因帖中收有这“三希”，而珍藏这三件稀世珍宝的地方又被称为三希堂，故法帖取名《三希堂法帖》。完成之后，仅精拓数十本赐与宠臣。后于乾隆十七年，复从宫中藏品中再次精心挑选出历代名人法书五卷，摹刻上石。至此，《三希堂法帖》始成完璧。至清代末年，其传始广。法帖原刻石嵌于北京北海公园阅古楼墙间。

后来“三希”在近代经历颠沛流离，1951年离宫之后四易其主的《中秋帖》和《伯远帖》被国家收购后送还故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此时距离“二希”离开紫禁城已经整整过去了二十七年，三希堂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样子，“三希”帖却没能一起回来。命运多舛的《快雪时晴帖》飘泊了大半个中国，最终却流落到了千里之外的台湾，目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台北有三希堂的复制品。

第十二章　英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新趋势

从世界近代档案事业发展历程上看，英国档案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在近代，英国在法国档案工作改革的影响下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颁布了第一步档案法（1838年），二是成立了两个档案馆，其中一个是中央级综合性公共档案馆，一个是部署专门档案馆。而进入新世纪后，英国档案工作改革成就令世人瞩目，档案事业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休闲及信息服务理念“档案在休闲社会中的作用”作为第14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无疑将档案的休闲利用提升了一个新高度。正如英国著名档案学家迈克尔·库克所指出的：“整个社会应该把档案馆看作是它的一个文化机构，即使是贴上‘文化娱乐’、‘消遣’的标签也无可厚非。档案馆应该像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休闲场所一样，只要人们愿意，闲来无事时，就可以去这些由社会建立起来的机构，按照个人兴趣进行活动。英国在档案公共休闲利用上独树一帜。他们把休闲看作是完善个人修养和体现自我价值，人们自由地凭自己的意思和想法，在平和与宁静中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欢娱和享受，从而达到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和谐统一。英国公共档案馆，简称PRO（The Public Recordoffice），在如何把握公众的需求、切中公众的兴趣点，改变传统档案馆作为”冷衙门深宅大院的形象上下足了功夫。在伦敦西部的丘园（Kew）新馆公众可以联机浏览从1086年英王威廉一世颁布的英国全国土地、财产、牲畜和农民调查清册——《末日裁判书》到近年来英国政府部门开放利用的所有政务信息，享受快速、专业的信息服务又称为开发性服务，这种服务形式包括口头咨询、书面咨询、电函咨询以及主动向潜在利用者报道馆藏档案信息等。英国档案学者迈克尔·库克曾鲜明地指出之所以称信息服务为开发性服务是因为这种服务是由档案馆主动直接将馆藏信息开发出来，报道给各种利用者，而不是单纯地提供档案原件或其复制件。在馆内，人们可以惊奇地发现与国内传统档案馆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小孩正兴致浓浓得看着虚拟的档案展览，年轻人在馆内上网、购书、喝咖啡，父母在浏览最新政务信息、查阅所需档案原件，老人在翻阅报纸和陈旧的照片，眼里饱含着幸福的泪水。此外，为了吸引更多公众的兴趣，英国国家档案馆还利用面具、鬼脸和声、光、电等高新技术手段。公众到档案馆可以不带有任何目的，完全凭自己的兴趣，任意浏览、参观、阅览、购书和上网。对于英国的休闲服务理念着实令人惊叹。

二、国家数字化档案中心（NODA）的建立

在人们的传统意识中，档案馆的功能可用获取、存储和使用这三个词来概括。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数字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开发，档案馆的职能也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信息技术使得档案馆完成其传统的历史使命并向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迈进。而档案的数字化及维护正是新形势下档案界亟待解决的新课题。所谓档案的数字化是指由公共资助的研究部门或政府机构产生的，以电子格式存在，能为公众利用的文本、数据或文档。具体包括：光盘上的数据汇编、电子数据库、英特网上可提供利用的文献，以及以数字化格式存在的声音记录、静止或运动的画面等等。从当前的形势上看，由于缺乏妥善安排与保管，数字化档案的保护问题日益严峻，许多存在潜在价值的数字化档案正在消失，以《末日审判书》为例。英国广播公司BBC在1986年刻录《末日审判书》时遇到一些难题，由于技术的发展，当时采用的LV-ROM存储技术已被CD-ROM和DVD技术所取代，大部分LV-ROM存储格式的光盘由此变得无法识别，因此如何制定一个相互协调一致的数字化档案工作以避免国家记忆出现空白已刻不容缓。但由于数字化档案的载体形式（包括文本、数据、文档等）、来源部门（包括商业出版部门、学术团体和政府各部门机构等）以及侧重点（如盈利、传播研究成果、保护国家智力资源等）的多样性，因此他们不可能执行同样的档案政策。要想系统制定数字化档案政策，就必须建立一个被授予管理权限的协调机构——国家数字化档案中心（简称NODA）。这样的协调机构目的就在于在公共领域内协调数字化档案工作，同时也为各类档案工作者提供表达自己观点和见解的专业论坛。此外，为了使国家数字化档案中心的数字化档案都能被更加有效的鉴定和管理，马修斯等人认为采取强制划一的措施来永久保存数字化档案是不大可行的，而实际上一些档案材料也保持着原始形式，以便日后档案工作人员对档案的形成有更好的了解和把握。当然他们并不排除某些情况下采用改建后的形式来保管档案，因为这样能保证数字化档案的可读性。另外，英国政府也表现出对数字档案保护及利用的足够重视，支持和配合英国国家档案馆与世界各国档案同行的合作。如1999年10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届欧共体国家电子文件与电子工作论坛中，与会的国家（如英国、美国、荷兰、奥地利、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分享档案数字化保护的各种经验，总结了欧洲国家在建立数字化档案馆方面的科研进展及其经验，最终将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整个社会，成为该领域建设的最佳实践指南中的英国政府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三、公共档案馆网站（PRO）建设

随着世界各国档案学者对档案服务与互联网络关系认识的深入，现代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当前档案馆普遍开辟出新的服务方式——网络服务，用户可以在任何地方自由检索公共档案馆网站提供的各类信息。以英国公共档案馆为例。英国公共档案馆网站（PRO）建设可以追溯到1998年，英国国家档案委员会在名为《英国档案馆的发展道路》的报告中提出了由英国皇家历史手稿委员会负责建立并维护国家总网站，提供了英联合王国档案目录并链接到其所属网站的网络档案馆计划。其中，英格兰档案网站与苏格兰。威尔士及高级系统等档案自网络共同构成了全英联合王国的一体化网络体系。通过该一体化网络体系可将档案目录展示给用户。其后，由于历史原因，英国各公共档案馆保存了不少具有世界意义的档案，这就决定了英国公共档案馆网站的利用对象与服务对象的多元化。以提供公共档案馆与家谱文件中心的具体时政新闻、工作任务和发展计划为中心的公共档案馆网站（简称PRO网站）的普遍建立。PRO网站不仅为国内外利用者提供了关于原公共档案馆和皇家历史手稿委员会的详细信息，还为研究家族历史、电子文件理论研究以及档案文件的普遍保管原则等提供了详实的档案材料。用户可以通过电话、信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档案馆查询所需档案，档案馆均将予以认真回复。2001年底，公共档案馆网站PRO还推出了完整的公共档案在线目录检索，档案利用者可以足不出户，就能获取跨省市、地区甚至国家的档案信息。这些都将有利于档案意识与社会的融合。此外，PRO还为下一代公共网络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行动。他们承诺凭借公共网站服务平台将为数字化普遍服务、基于数字网络的广泛链接制定计划，并特别指出：“政府应当帮助社区宽带网络总体规划建议的实施，将所有本地和社区网络与公共档案馆相连，为他们提供技术和咨询支持，进一步采取措施来促进网络的共享、光谱或载波共享，形成更大的覆盖范围兑现宽带普遍服务的提议”。[另外英国公共档案馆还开展了跨国界的合作，他们认为“档案馆”是为档案和文件管理职业设置的，所有的公共档案馆在文化服务与利用宗旨上具有一致性。所以PRO网站提供了全世界成千上万档案馆网址链接，提出并资助了以瑞典国家档案馆网站为总网管的欧盟档案一体化网络（简称EUAN），为欧洲现代信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电子政务的广泛推行

2003年12月9日到13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世界信息社会峰会上，国际档案理事会（ICA）向与会代表呼吁要保护信息社会记忆，充分运用信息技术促进行政管理的透明度。由于英国政府力图使本国在信息社会中走在世界前列，所以电子政务建设目前在英国进展很快，政府无纸化办公已基本实现。在电子政务建设方面，英国政府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建立以公众为中心的政府，在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加强跨部门的合作，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改进服务方式。2000年3月30日，英国召开信息时代特别内阁会议，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把英国全面开通“电子政府”的时间从原计划2008年提前到2005年，并承诺2005年前政府机构的全部服务项目都将在线提供，所有公众与企业都能从“电子政府”获得所需的各种公共服务。从“电子政府”计划具体的实施上看，英国公共档案馆及皇家历史手稿委员会在政务文件电子化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英国政府于2003年4月2日在这两个机构的基础上组建了一个新的档案管理机构——国家档案馆即丘园新馆（Kew），使之成为电子政务网络建设及数字化建设的“领头羊”。为了更好满足公共对“电子政务”信息的利用需求，英国政府从2005年开始实施《信息自由法》这一法令确立了英国国家档案馆为政府提供电子文件管理和保护的咨询服务的权能，从而有利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更好的保护公民的知情权以及政务信息的透明化。正基于此，2006年11月，英国国家档案馆凭借着“国家的档案馆全球搜索”、“国家档案馆的数字化项目”、“国家档案馆的学习网站”三项服务一举获得了2006年国家电子政府奖的最终提名，成为当今英国最受欢迎的五大政府网站之一。此外，2008年12月13日，英国国家档案馆发布了令世人瞩目的时事新闻：“公布1915年到1977年的内阁文件，并建立了一个开创性的内阁政务公开网站”。该网站主要涵盖英国政府在20世纪的相关政府文件，展示了政府是如何应付20世纪所发生的从全国总罢工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国家福利体系的建立中的真实内幕。该项目是通过JISC数字化项目建立的，可以在线获得超过50万页的内阁会议记录和备忘录文档。这些在线资源能够用于用户的教学、学习、研究，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开放给更广大的市民。表明英国在广泛推行电子政府上下定了决心。

五、档案法制化建设

英国是一个最典型的采用分散式档案管理事业体制国家。所谓的“分散式”是指国家不设立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统一掌管全国的档案工作，中央和地方的档案工作实行分权管理，各司其职。这就意味着英国的档案事业缺少了作为全国档案事业指挥中心、依法定职权对全国档案事业进行组织化、有序化的管理、监督和指导的档案行政管理机关。英国政府为了弥补分散式档案管理体制的不足，特别重视档案法制建设，强调全国档案工作必须依法行事。英国自1838年颁布了第一部《公共档案法》以来执行了120年后于1958年重新颁布，1967年以来都有不断的修订。自20世纪70年代官方《信息公开法案》出台到2000年11月30日《信息公开法》颁布，再到2005年英国政府开始实施的《信息自由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如《公司法》、《合同法》等，无不涉及到对档案馆中的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事业发展以及各部门、企事业单位乃至个人的档案工作都必须依法行事的规定。此外，英国各级档案机构、地方各级政府都可以就工作需要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如公共文件办公室曾对档案接收工作作出明确规定：“凡档案在形成单位保管满30年，必须移交给公共文件办公室保管，并向社会无偿提供利用，达到资源共享”。另外，英国档案工作部门严格执法加强对档案移交部门的指导监督，如规定对于形成单位应当移交的档案，需要继续保管使用的，必须在报告中申明理由并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延期使用。档案工作部门有权对档案移交部门管理利用中的不当行为责令其限期改正等。另外，1947年成立英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在档案法制建设上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英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会员来自于全国各级、各类档案机构或专业团体。协会通过定期召开档案工作专业会议和出版专业刊物，来增进档案人员的相互了解和交流，促进档案法规的贯彻实施，成为宣传英国档案法制化建设的“先锋”。

第十三章　八路军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为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由原西北主力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而成“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把各“路军”改编为“集团军”），并下达命令：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9月14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通令。但此后仍习惯称为“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参谋处处长：彭雪枫；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

改编后，八路军各级将领按照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原则，先后被国民政府授予了相应的军衔，他们中：

朱德（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八路军副总司令）、叶剑英（八路军参谋长）、林彪（八路军第115师师长，一说1938年1月挂少将军衔）、贺龙（八路军120师师长）、萧克（八路军120师副师长）、刘伯承（八路军129师师长）、徐向前（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宣侠父（八路军总部总参议）等被授予过陆军中将军衔。

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虽然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编制问题上毫不松口，但是对于这些主要将领的军衔，蒋介石还算是大方，据说对八路军、新四军将领的军衔问题有这样一个相对的原则：改编时候授的军衔原则上不低于部分将领在1927年（包括1927年）之前拥有的军衔，例如朱德、刘伯承、贺龙就曾经获得过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叶剑英、叶挺、宣侠父等也有过陆军中将军衔。

在整个抗战时期，八路军前线各级指挥员除林彪、罗炳辉、徐海东、彭雪枫、周昆等因为工作需要佩戴过军衔，其他将领几乎均未佩戴军衔领章，但是这并不表明我党不承认国民政府历史给我军将领临时授予的各级军衔，其实这时候的军衔一般本人都清楚，主要见于履历表和相关工作报告中。

1937年8月，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深入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成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军事力量。1939年末，诗人公木和作曲家郑律成共同创作了由六首歌曲组成的《八路军大合唱》，《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即其中的两首。这两首歌的旋律浑厚深沉，蕴含着内在的力量，讴歌了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人民军队的光辉业绩。

第十四章　洛川会议

1937年8月22-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省洛川县城北10公里处的红军指挥部驻地冯家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彭德怀、张国焘，部分红军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肖劲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钟等22人参加了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基本任务的报告，张闻天作了政治形势的补充报告。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后的新形势，指出，国共两党的争论已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片面抗战路线。会议认为，中国的抗战是艰苦的持久作战，必须经过持久作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伟大领袖高屋建瓴地发表了著名的“洛川讲话”，谈到“不要到抗日前线当炮灰”的思想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的具体政策：

一，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二，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

四，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五，八路军的具体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会议在基本原则一致的前提下，对八路军出兵的时机、数量及陕甘宁留兵多少、红军作战形式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等11人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对外称主席、副主席）。

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四、改革政治机构；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七、改良人民生活；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的正确方向。

第十五章　抗战中为国捐躯的民族忠魂

张自忠将军，字荩忱，是一位抗日民族英雄。1940年5月，时任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将军，在“枣宜会战”中，为保卫三峡咽喉重镇宜昌，率部与日军奋战九昼夜，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张将军是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最高将领，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50余参战国战死沙场的最高将领。1940年8月，在延安举行的张自忠将军追悼大会上，毛泽东题写“尽忠报国”挽词；1943年5月，在《追念张荩忱上将》一文中，周恩来称他为“抗战军人之魂”。

无畏屈辱和战死勇赴国难无所惧

喜峰口之战日军遭受重创后，日本人也十分敬畏张自忠，并企图拉拢他，但未得逞。七七事变后，奉国民党中央之命，张自忠借势留守北平与敌周旋，希望为中央军前来增援赢得时间。后来，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张自忠眼见大势已去，乃设计脱险，辗转抵达南京。一路上，他多次身陷险境，更承受着千夫所指的屈辱，因为很多舆论都把北平沦陷与张自忠联系在一起。

1938年春，国民党任命他为59军军长。返回部队那天，他对部众宣誓：“今天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战死的地方。”不久，战事延至徐州外围，日军侧面进攻临沂，张自忠受命挥兵前去增援，将敌军精锐部队击退，日军仓皇后撤时，张自忠乘胜追击，歼灭残敌，书写了抗战史上有名的“临沂大捷”。经此一役，张自忠名震中外，并因此擢升为33集团军总司令。

武汉失守后，张自忠所部奉命调至鄂西，组织汉水防线，担任保卫宜昌、沙市的重任。

1939年3月，日军进攻鄂西，进犯随县、枣阳，张自忠再次亲自率军迎战，大破日军，击毙击伤敌军超过13000人，再次为抗战史上书写了“鄂北大捷”。

宜昌为鄂西重镇，素称“三峡门户”、“川鄂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武汉沦陷后，成为拱卫陪都重庆和大西南的最前哨，早被侵略者觊觎。1939年底，侵华日军在中国军队的冬季攻势打击下，特别是在桂南战役惨败后，为扭转战局，威逼陪都重庆，决定发动“宜昌作战”。1940年2月和4月，设于武汉的日军第11军接受天皇及国内大本营的指令，分别作出《会战指导方针》和《作战计划大纲》，将“宜昌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枣阳为中心东线作战，第二阶段以宜昌为中心西线作战。日军的方略是声东击西，最终目的不在夺取枣阳，而是占领宜昌，后称“枣宜会战”。

在“宜昌作战”之前，张自忠曾赴重庆述职，返回前线途经宜昌时，当着驻守宜昌的军政要员郭忏（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严立三（湖北省政府代主席）说：“到了决战时刻，就跟敌人死拼！”为防备敌军进犯宜昌，张自忠将33集团军总部移至当阳慈化，兵力布防于宜昌最前沿阵地。“宜昌作战”于1940年4月30日在鄂北襄花公路打响时，张自忠的集团军总部已移至距敌较近的钟祥快活铺。5月1日拂晓，信阳、随县、钟祥三地日军6个师团20余万人，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向鄂北、豫南之第5战区全线发动进攻，攻势凌厉，一举突破中国军队阵地，向枣阳方面包围，枣阳随即陷落。中国军队发起反攻，收复失地。在最关键时刻，张自忠留下阵前遗书：“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之后迅速渡河督战，向北进击。

张自忠率总部特务营、74师两个团及骑9师一部，经过几天激战，5月14日回师方家集，截击南窜之敌。至15日，又驰援宜城南瓜店。日军出动数千兵力，在飞机和大炮配合下，向南瓜店附近发动进攻，张自忠所部伤亡甚重。16日晨，日军复以大部包围，张自忠登山督战，与敌拼杀，多次击退日军进攻，但张自忠部500余名官兵大部牺牲。张自忠自己身中6弹，屡次爬起冲杀，左右部属请他突围逃生，张自忠坚持不允，弥留时向左右卫士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在长山山坡下，张自忠血溅沙场，壮烈殉国。

慷慨赴死震乾坤万众敬仰祭忠魂

日本人也被张自忠的英雄气魄所震撼。他们把张自忠的遗体装殓好，举行了下葬仪式，日本官兵在他坟墓前行了致敬礼。

不久，中国援军赶到，重新开棺以上将礼服重殓。当灵柩抵达宜昌时，宜昌公祭全城哀悼，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10万人。湖北省政府代主席严立三、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郭忏、中央军事委员会战地军风军纪巡视团委员王陆一、第26军军长兼宜昌城防司令萧之楚等10多名高级军官，以及湖北省宜昌行署主任林逸圣等地方官员，齐集宜昌市郊杨岔路汉宜公路旁搭起的祭棚前迎灵。

在悲壮的哀乐声中，举行了迎灵仪式。然后由8名身着素服的扛工抬着灵柩，随着送灵队伍沿汉宜公路向市区行进。刚刚起灵，突然响起空袭警报，日机一架接着一架地在送灵队伍的顶空疾掠而过。面对敌人的威胁，送灵人们毫无畏惧，大义凛然，怀着悲愤，沉着镇定地护送灵柩继续前行至东山草堂公祭。

参加吊祭活动的王陆一先生，在敬仰和感怀中书写了《宜昌哀挽行》诗文，叙说这天“不期集于东山寺者逾十万人”，当日夜晚，“万火荧荧，衔哀野祭，山头路角终夜闻悲叹声”，人们听说张将军是北方人（山东临清），第二天要送其灵柩西上赴渝，“几多老母夜起手制面食，曰：我为张将军作北方饭也”。

公祭结束后，送殡的队伍集聚于东山公园，民生实业公司运送张将军灵柩的“民风”轮停泊于二马路码头，已准备待发。从东山公园经果园路、汉宜公路（今夷陵大道）、云集路、通惠路（今解放路）、二马路至江边码头几华里的街道上，自发送灵的群众不期而至，多达10万余人。灵柩经过的第一条街道是云集路，该路民宅不多，是军事、商务、外国领事机构较为集中的街道，平时这里过往市民稀少，可这天竟然人头攒动，路两侧挤满了数层人墙。宜昌通惠路、二马路此前是市民稠密的繁华商业区，那段时间为防日机轰炸，多数商店都已关门，市民们有的疏散到郊外农村，早去晚归，有的躲进了防空洞，街上冷清。可是这一天，马路两旁却是人山人海，人行道上香案林立，祭奠的香烟弥漫，花果祭品分陈，送殡队伍路过时，鞭炮声震撼着大地。许多郊区农民也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向这位抗日民族英雄表达内心的哀思。

在送殡过程中，日机始终在空中盘旋，“十万送殡者置若罔闻，无一人退祭”（宜昌烈士陵园“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公祭纪念碑”碑文）。王陆一先生《宜昌哀挽行》目睹记：“十万人缀队以行，庄严沉毅，整肃无比，视敌机盘旋蔑如也。”

当张自忠将军安卧的灵柩抬上素旃徐展的“民风”轮时，所有停泊在江边的轮船汽笛长鸣。在长时间的鞭炮声和铜鼓大号军乐声中，专轮徐徐起航。数以万计的爱国同胞边擦眼泪，边挥白巾，向张将军灵柩依依惜别，目送“民风”轮载着民族忠魂向长江三峡驶去……

第十六章　百年前的“橡皮股票风潮”

近百年前，上海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将全国卷入恐慌之中。1910年7月21日，上海的正元、兆康、谦余三家大钱庄同时倒闭，亏欠其他钱庄和银行款项700万两，上海市面猛烈震荡，此为形成恐慌的第一道冲击波；同年10月8日，中国最大的银号——上海源丰润倒闭，累及各地17家分号，恐慌波及全国，形成恐慌的第二次冲击；1911年3月21日，著名的票号上海义善源倒闭，牵连外埠分号23家，形成第三波冲击，恐慌达到极点。受金融恐慌的冲击，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1903年之后连续6年的上升势头被打断，大萧条延续了数年之久，破产的商号和企业不计其数。

这场恐慌被称作“橡胶风潮”，它的直接原因是上海商界和金融界参与了国际资本的橡胶投机活动。当时上海人把橡胶叫做橡皮，所以习惯上又称为“橡皮股票风潮”。

国际橡胶投机盛极而衰

20世纪初，由于交通事业的飞速发展，造成橡胶资源紧缺，价格暴涨。1908年伦敦市场橡胶每磅售价2先令，1909年底涨至每磅10先令，1910年春达到最高点12先令，国际资本大量转向了橡胶资源的开发。南洋群岛是各国投资的重点地区，到1910年初，为开发南洋橡胶资源而成立的公司达到122家。在伦敦金融市场，橡胶股票最快的销售速度是100万英镑的股票在半小时之内销售一空，国际橡胶投资已接近疯狂。

中国最大的资本市场上海也被深深地卷入了这场国际资本橡胶投机活动。据《泰晤士报》估计，在开发南洋的122家橡胶公司中，至少有40家公司开设在上海，大多由上海的洋行经办并代售股票，并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开户，40家公司的资本总额达2500万两。当时，很多上海人连橡胶是什么东西都还没弄明白，仅凭道听途说，就疯狂抢购橡胶公司的股票，惟恐落于人后失去暴富机遇。在从众心理的驱动下，到1910年4月，仅仅几个月时间，40家公司的2500万两股票已经销售一空。经过炒买炒卖，股票价格轮番上涨。一家叫做“地傍橡树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格，1910年2月19日每股仅25两，4月6日就上涨至50两，一个半月上涨了一倍。

1910年6月，国际橡胶投机活动盛极而衰，世界金融中心伦敦橡胶股票行情暴跌，上海股票交易所的橡胶股票立即停止交易，直到1911年春才恢复交易，但此时只有卖盘，没有买盘。1911年7月，买盘开始出现。据上海股票交易所的通告，6月29日橡皮股票的卖盘开价每股5两，7月6日的买盘报价每股4两，与一年前炒买炒卖的价格有天壤之别。

1909年到1910年之间，上海各界购买橡胶股票动用的资金总计达到4000万两，投机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参与投机的重要力量是上海的各大钱庄。以此为导线，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同时倒闭，受牵连而倒闭的钱庄总共达到9家，这只是橡胶风潮的初起，以后源丰润、义善源的倒闭则是恐慌的形成。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

在晚清，中国最主要的金融机构是钱庄，此外还有票号和银号，它们都是传统的金融机构，但汇划、放款等主要业务已经与中外贸易和工业等新经济行业发生密切的联系，成为中国新式金融业的主要力量，其势力之大，对金融市场影响之巨，远远超过刚刚兴起的银行业。倘若没有钱庄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的失败对于上海众多商民而言只是赔损钱财而已，不至于爆发一场金融大恐慌。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主要通过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参与股票买卖，二是以贷款方式介入橡胶股票投机，其中后一种是更为普遍的形式。上海许多钱庄并没有直接参与股票投机，而是处于股票的卖方（外国洋行）和买方（上海商人和市民）的中介地位。由于橡胶股票炙手可热，许多人倾其所有犹嫌资金不足，纷纷向钱庄举贷。钱庄的大举介入，增强了橡胶股票投机活动中的资金运用，扩大了投机的规模。虽说很多钱庄没有直接抢购股票，但发挥了金融机构对市场的融资作用，危害也就更大。

不管是以哪一种方式介入股票买卖的，上海的大多数钱庄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投机。统计资料显示，1910年上海共有91家钱庄，在橡胶股票风潮冲击下倒闭歇业的达到48家，占总数的53%，亏欠款总额1933万两。而在清末，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则在8000万两左右，可见上海钱庄介入投机程度之深。

不过，当风潮初起之时，人们还没有方寸大乱，因为这时上海银钱业的巨擘源丰润、义善源还挺得住，只要它们不倒，上海市面就乱不到哪儿去，更不会引起全国大乱。源丰润是一家银号，义善源是一家票号，历来领袖上海银钱业，实力不在大清银行（清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之下。由于同业之间生死与共，利害相关，每逢市面不稳，源丰润、义善源都会竭力救市，成为上海乃至中国银钱业的擎天之柱；同样，官府也会调剂款项，增强这两大机构的力量，以稳定市面。所以在7月的风潮发生后，上海道台蔡乃煌采取的最重要的应急措施，就是向外国银行借款350万两，其中的140万两代正元集团归还欠款，其余210万两存放于源丰润、义善源，以稳定这两大金融机构。这样，在风潮发生两个月后，上海市面渐趋平静，危机虽然没有过去，但只是潜流涌动，未现惊涛骇浪。

恰在这时，即当年9月，大恐慌爆发了。风起于青萍之末，全国的大恐慌居然是由一件不大的事情引发的。

昏庸指令使得恐慌爆发

1910年9月，清政府按照惯例要上海方面从源丰润、义善源等庄号提取190万两“沪关库款”，用以支付当年到期的“庚子赔款”。“沪关库款”是属于国库性质的上海海关的税款，历来由上海道台经手，存放于信誉卓著的源丰润、义善源，以备中央财政不时之需。9月度支部（财政部）欲提“沪关库款”，时距正元等钱庄倒闭仅2个月，上海道台蔡乃煌上奏朝廷，请求暂不从源丰润等钱庄中提取这笔巨款，改由大清银行拨银200万两垫付“庚子赔款”。当时市面未稳，源丰润、义善源虽然实力雄厚，在猛烈的金融风暴中不能独善其身，在某种意义上，大金融机构承受的压力也更大。但清政府所关心的只是能不能如期交付“庚子赔款”，认为这事关国家信誉，而金融风潮只是上海一隅之事。因之，军机处对蔡乃煌不愿提取源丰润存款十分不满。按照奏折的性质，蔡乃煌的奏折交度支部处理。度支部侍郎（副部长）陈邦瑞与蔡乃煌素有嫌隙，指使江苏巡抚（当时上海归江苏管辖）参奏蔡乃煌，说他妄称市面恐慌，恫吓政府，不顾朝廷颜面，拖付“庚款”。罪名如此之重，蔡乃煌当即革职。

蔡乃煌革职后一度申辩，但遭军机处斥责，羞愤之下，一举从源丰润等钱庄提回款项200多万两以交还政府，源丰润当即倒闭。对此，洞悉内情者说：蔡乃煌火急追讨官款逼倒源丰润，是愤恨于军机大臣斥责他“以上海市面恫吓政府”，故特为此举，使市面动摇，还政府以颜色，“以（证）实其前致电部中‘维持市面’之说”。

上海恐慌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对上海金融危机的懵懂无知，一再下达昏庸指令，以及地方官不顾大局斗气泄愤所致。重大的历史事件追究到底，竟然与一些细枝末节之事相关，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源丰润的倒闭，带倒了9家银号和钱庄，造成30家钱庄歇业，金融恐慌爆发了。继源丰润之后，义善源不能独存也告倒闭。源丰润、义善源分号遍布全国，往来庄号不可胜数，它们的倒闭，致使北至营口、北京，南至广州，西至重庆，全国各大商业工业城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随之而来的全国经济萧条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十七章　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常简称南昌起义或者八一起义，又称南昌起事，国民党称南昌暴动、南昌兵变，是指1927年8月1日凌晨二时于中国江西省南昌，由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军队针对中国国民党的分共政策而发起的武装反抗事件。由周恩来、谭平山、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中共人士和贺龙领导。贺龙在事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中还有第20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库马宁。“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继承孙中山的武昌革命起义，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起义的目的是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唤醒广大中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要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并不是要通过南昌起义这样的一种起义方式来夺取国民党的政权，共产党的目的是联合愿意革命的国民党左派，挥师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二次北伐，实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南昌起义，由于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指导上缺乏经验，没有和湘、鄂、赣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而是孤军南下广东，企图打开海口，争取外援，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代，加之两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歼敌，成为敌人各个击破等原因，最后遭至失败。但这次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它以实际行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它对创建伟大的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十八章　毛泽东：等我死后，人家得把江青整死

摘要：在陕北时，毛泽东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一句话，使这些人几十年后都有深刻印象，这话是：“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由此看来，毛泽东对江青的下场还是很有预见的。

在中南海丰泽园工作过的人多年后讲起江青，几乎无不在怒骂后又摇头叹息，这个女人当年四处横行祸国殃民，把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几乎尽数得罪，可是大家那时又对她无可奈何！

粉碎“四人帮”之后，揭露江青罪行的文件、书籍、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不过从更深的层次分析，江青这个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所以能够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政治生活中，并造成那样大的危害，既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余毒影响的结果，也是她本人在旧社会黑暗腐朽的生活经历和后来特权地位相结合所造成心态异化扭曲。

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便是存在决定意识。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自身思想的形成。出生于山东诸城的江青自然也非生来就坏，不过她少年时代的家庭环境便充满了旧封建家族的恶劣气息，年轻时又进入当时便是藏污纳垢的十里洋场，打下了很糟糕的人生最初烙印。

江青（1914～1991），原名李云鹤，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由于其母是小老婆而在青少年时期受到周围歧视，滋生了叛逆和虚荣的双重性格。

成年以后，李云鹤同一个名为章泯的男青年出走，后受到过进步思想影响，于1932年在青岛又同当时的地下党领导人俞启威（即解放后的天津市委书记、中央委员黄敬）结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应该承认，10几岁时的江青（当时还名李云鹤）曾对黑暗的社会不满，这从她在山东青岛结识和跟随俞启威参加过革命活动，并在30年代前期一度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也可以得到证明。

江青入党不久，青岛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她在白色恐怖下又脱党跑到上海，还办过自首手续，并与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拉上了关系，是被崔万秋等人捧出来的话剧和电影明星。崔万秋是个惯搞两面派的人物，因此也允许江青参加一点进步活动。江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一度逮捕。她的自首和出狱手续，是由赵玉珊负责办的。

自进入上海那个特定的圈子后，艺名“蓝苹”的江青便在当时黑暗的社会中层和艺术圈内过着糜烂的生活，成为一个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从十里洋场中浸透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最腐朽的思想作风、又在黑社会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之间鬼混、长期浪迹江湖的一个怪胎。当年上海报纸就报道过这个艺名“蓝苹”的三流影星的一些生活丑行，恰恰是她恶劣品质的反映。

在上海演艺界中，江青也有落魄的时候，所住的亭子间夜间又经常有男人来往。一次有个男人毒打她，这位“蓝苹”小姐大喊救命，同楼的保姆秦桂贞赶去救护，还受了伤。遇到缺钱甚至没饭吃的时候，秦桂贞也来帮助。江青离开上海之前曾感激地说：“以后我会报答你的！”

如何“报答”呢？全国解放后，江青生怕别人知道她过去的丑行，对秦桂贞虽记在心头并时时注意，却再不来往。开始后，江青马上找到吴法宪，让她把秦桂贞抓起来，一关许多年。如此恩将仇报，表现出心理扭曲到了何等程度！

在描写宋代的小说《水浒传》中，曾讲到清风寨官员刘高的妻子被强人劫住准备当“押寨夫人”，幸亏遇宋江救下。结果这个刘夫人事后生怕一度被强人所劫之事外传，发现宋江这个救星后不但不感谢，反而要丈夫把他抓起来，还想杀掉。这是因为，担心自己名声受损的精神压力，远比感恩的道义负担重得多。江青与古代这种封建贵妇的心理，真是毫无二致！

后来参加审判江青的人曾总结此人的一生品质，那就是：她要讨好一个人、拉拢一个人、想利用一个人，可以处心积虑、费尽心机，施展各种手段，以各种假相来达到目的。一旦爬到了一定地位，她就要役使别人，折磨别人，显示她是掌握了对别人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物。

1937年江青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组织上未作认真审查，由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社会部长、同乡康生代她隐瞒了这段历史和她在上海的腐朽生活作风。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这次的包庇，所以她跟康生的关系也格外密切。

江青很快通过演戏、提问题求教，混到刚刚妻子出走的毛泽东身边，并取得了好感。

像这样一个虽表面有过追求进步表现，却存在着极其恶劣的潜意识的人物，能进入毛泽东身边并于1938年秋成为夫人，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江青是演员出身，结婚后的几年间在文娱活动方面对毛泽东确实提供了一些乐趣。在90年代后期出现的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的*里记载，她1940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去看毛泽东时，发现这个新婚夫人对主席照顾得很周到，与个性很强的贺子珍不同，于是还称赞了几句。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拍了大腿说：“刘英同志，你真是了解我的人，你要替我多宣传啊！”

毛泽东这时讲的“多宣传”，是针对延安的诸多新老同志对此事议论纷纷，希望刘英能做些解释。据卫士李银桥回忆，在艰苦恶劣的战争环境中，江青确实曾以她的文艺特长给毛泽东和身边的一些普通战士在精神上以休息和放松。1947年转战陕北时，大家疲惫不堪或蹲或站或拉条小板凳依墙而坐，听一段京剧清唱或是猜几个谜语，真是莫大的享受。

在陕北时期，毛泽东常常由于紧张过度、用脑过度而痛苦地以手加额用力地揉搓，闭目叹长气。这时江青便打开她从上海带来的那架手摇留声机，为毛泽东放几盘京剧唱片。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几张唱片翻来覆去听，每次听过之后，毛泽东都显出一种精神获得调节之后的安宁和愉快。他有时还惬意地点头说：“好，很好，再放一遍吧。”

不过当时一直在毛泽东身边的李银桥回忆说：“江青在表现出她的种种优长之处的同时，也不断地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这些缺点和弱点仿佛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再也改不了，并且不断发展，终于造成与毛泽东感情生活上的裂痕。”“江青来自上海，受现代文明熏陶，未必不是好事。她也有深入工农群众，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愿望。但是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使她始终不曾与任何一名普通群众‘打成一片’，她甚至始终未能与她的丈夫毛泽东感情融洽，心心相印。”

当时从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就可以表现出江青品格上极端狭隘自私的一面，而且条件一好便追求享受，并想居于他人之上。例如，她在毛泽东忙于工作时常常无事可做，便找警卫员打扑克。那时革命队伍中讲究人人平等，没有人有意让她赢。当她打输了时，便称别人偷看了自己的牌，竟为这点事向毛泽东提出要把赢了的警卫员从工作岗位上赶走。对阿姨做针线活一类小事不满意，也是当面训斥甚至发出羞辱性的挖苦，搞得人家哭鼻子。

中央机关的生活条件一改善，江青又要耍威风。从陕北到西柏坡后，房间里装了电铃，她也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不管大事小事、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

有一次江青按电铃。卫士张天义匆匆赶进屋，只听她懒懒地指着他说：“把暖水袋给我拿来。”其实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须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宁愿按电铃下命令，也不愿意欠欠身。张天义为此事很伤感，回来对李银桥反映了此人“越来越习惯于指手画脚”。

对这些，毛泽东当时一再生气地批评她说：“你就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一些事情上江青还拿出当年在上海十里洋场养成的作风，会撒泼要挟。

据当时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的警卫副官龙飞虎回忆，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逼延安时，毛泽东坚持到最后才肯走。江青便跑去闹，要求马上离开。毛泽东开始和颜悦色反复说不要紧，而江青却大哭起来说什么：“你当然不着急，到了紧急关头，有人会抬着你跑！谁管我们啊！”

毛泽东气得吼起来，把桌上的缸子都摔到地上，怒斥说：“滚！给我马上滚！”

李银桥等警卫人员都说，江青每逢被毛泽东训斥，往往都是披衣冲出窑洞，哭哭啼啼，直奔周恩来的窑洞。她每次同毛泽东闹了矛盾，都要找周恩来诉苦。周恩来是解决矛盾的能手，往往能调和关系，当时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不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其实周恩来对江青一向并无什么好的看法，只是他组织纪律性强，从不背后议论，不像延安其他一些领导人那样经常对这个“三流演员”发些不敬之词。

更糟糕的是，江青从这时起便显示出在人际关系上愿意拨弄是非，经常添油加醋地在毛泽东面前讲一些人的坏话。此刻她还不能涉入高层政治生活，攻击的还是些身边的小人物，以致于秘书和警卫人员都被她得罪遍了。

看到这些情况，毛泽东对找个江青这么个老婆也有些后悔，不过他已经是最高领袖身份，感到也不便再轻易离婚。对此，李银桥回忆说，在陕北时就有过这么一件事：“下午，我服侍毛泽东起床。他坐在床上抽烟，一支接一支。他向我诉苦。讲了很长时间，声音沉重，很有些伤感。大致意思是：你是我的党小组长，我心里有不痛快的事，要跟你说说。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务员早就把她赶走了。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现在怎么办？我现在的身份，我的具体情况，离婚也不好。江青没大错没大过，现在离婚同志们会有看法，日后会有各种说法。不离婚呢，就背了个政治包袱。唉，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

对于江青拨弄是非说别人坏话，毛泽东有两次听了嘀咕，都是望着江青说：“你这个人哪，跟谁也合不来！”“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

在陕北时，毛泽东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一句话，使这些人几十年后都有深刻印象，这话是：“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江青的下场还是很有预见的。

第十九章　汉朝女子节烈观敢爱敢恨再嫁三嫁极为平常

都说唐朝女子最幸福，其实有点误解。除了几个身在政治漩涡中的公主后妃，留名千古的唐朝女子并不多，那几个标明女诗人的徐惠、上官婉儿、薛涛、李冶无论文名还是影响力都远不如前世后代的女子，实在有点辜负了那个辉煌盛世。

相形之下，还是汉朝女子的幸福指数更高。检点正史野史演义传奇，种种记载都毫无疑问的表明：在汉朝，无论贵族妇女还是平民女性，都有着更多的自由和更为宽松的生活空间，她们精神更加独立，言行更加率性，感情也更加热烈奔放。

汉朝时还没有那么多女性节烈观，有着对爱情婚姻相当自主权。社会对女性极为宽容，女子再嫁三嫁那是极为平常而自然的事情。不仅平民之女卓文君可以“夜奔”司马相如，演绎出千古佳话，至高无上的皇后太后公主都可以再嫁乃至三嫁四嫁。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汉景帝的王皇后也都是再嫁之身，大臣百姓既无人非议，也没有人没完没了的拿来说事儿。汉武帝为了让母亲开心，竟然亲自接来了他同母异父的姐姐，并赐爵封邑，等于向全天下公开了太后入宫之前的再嫁之身。赫赫有名的开国大臣陈平的妻子在嫁给陈平之前居然嫁了五次，放之当下，都是让人目瞪口呆，叹为观止的。

每次读那首传诵千古的汉乐府诗《上邪》，总是无比震撼。“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是怎样的深情，这是怎样勇敢的表白，后世也有能写诗作赋的女子，可谁能无拘无束的喊出“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样震撼人心的爱情誓词？爱是真爱，是地老天荒生死不悔的爱；恨也是真恨，是决绝不顾返的恨。《有所思》中的女子，“闻君有他心，拉杂催烧之。催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虽然不幸被辜负，却不是凄惨悲痛，唯有流泪叹息的弃妇，将曾经的爱情彻底埋葬，不留一份纠缠与犹疑。

还有《陌上桑》中的罗敷，《羽林郎》中的胡姬，《白头吟》中的女主人公，无论是爱是恨，都是一样的勇敢果决。胡姬面对势力熏天的霍家奴表示“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羽林郎》）与白头吟中的女子对深爱的丈夫是说出“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都是同样的令人感动钦佩。汉朝女子，真是当得起“自尊自爱、敢爱敢恨”的考语了。

汉朝的时代，距离封建理学的诞生还很遥远，且保存了母系社会的一点余韵，因此比之后代，汉朝女子有着后世女子无法想象的社会地位，其参与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其它朝代难以比拟的。

从西汉到东汉，临朝执政的太后很多，堪称是中国历史上女性掌权执政的最高峰。从吕雉开始，西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东汉章帝的窦太后，和帝邓太后，安帝阎太后等等，达到七八位之多。不仅如此，即使那些没有执政名义的太后也拥有极大的权势，给国家和政局造成深刻影响，女子封侯更比比皆是。

汉时对女性也十分宽容尊重。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都是出身歌妓，身世卑微，却也一样的母仪天下，无论是大臣还是民间，全都认可。

历史学家班昭，秉笔兰台，续写《汉书》，并使马融等当朝大儒在她的门下跪听教喻。解忧公主奉命和亲乌孙，先后妻祖孙四代乌孙王，这有违伦理的婚俗对于一个汉家女子来说是比生死更艰难的抉择和牺牲。解忧公主的侍女冯缭也挂印封官，周旋于西域各国之间，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外交家。

汉朝女子不仅襟怀磊落，敢爱敢恨，果敢自信，更有一份心灵的舒展与意态的从容。王昭君主动请嫁，朱买臣妻自请离异，那是对女性自我价值的充分认识，以及改变自身命运的抗争。班昭续史，文姬着诗，提萦救父，文君夜奔，一个个美丽热情、自信勇敢的女子，用智慧与执着写出自己的幸福人生，演绎出汉代女子的非凡传奇。

画图省识春风面，佩环空归月夜魂。两千年的距离实在太过遥远，更多汉代女子的绝代风华早已不可见。可仅凭那史书上的几页书几行字依然能让后人窥见她们曾经的非凡神采和夺目光华。千载之下，余韵悠悠，真是让人无限神往。

做一个汉朝女子，真是幸福无比。

第二十章　包公清廉底气从何而来：年薪超过两千八百万

近日读史，无意发现有关包公报酬的记载，颇有意味。

包公在开封府当一把手的时候（《宋史·职官志》），每月粮三十石，其中米和麦子各一半；柴禾二十捆（每捆十三斤）、干草四十捆；冬天外发十五枰（每枰十五斤）木炭；月发“公使钱”一千五百贯、“添支钱”一百贯。

包公时在中央任职，头上还有龙图阁直学士和尚书省右司郎中的帽子。在开封当官属于外任藩府享受副部级待遇的高级官员。因此，包公享受朝廷无偿划拨的职务耕地二十顷（二千亩），允许收租，不缴国税。按每亩租米一石估算，这个进项达二千石。

如此算来，包公年收入约为：铜钱二万零八百五十六贯、大米二千一百八十石、小麦一百八十石、绫十疋、绢三十四疋、罗两疋、绵一百両、木炭十五枰、柴禾二百四十捆、干草四百八十捆。

按当时物价，米每石四百文、麦子每石三百文；绫每疋一千六百文、绢每疋一千二百文、罗每疋四千文、绵每両四十文；木炭每枰一百文、柴禾每捆五十文、干草每捆十九文。

把实物换成货币，折合铜钱一千零二十二贯，加上货币收入二万零八百五十六贯，年收入约为二万一千八百七十八贯。据时任淮南转运史的张根说，他管理的淮南二十个州，每个州年上缴中央财政的税约一点五万贯。换句话说，包公的年薪比一个州上缴中央的税收还要多得多。当时的十贯钱与一両两黄金等值，那时的一両相当于现的四十克，包公的年薪相当于黄金八万七千五百一十二克。按二〇一一年七月份金值每克三百三十元计算，包公的年薪相当于人民币二千八百多万元。这个水平比目前效益好的大型国企和上市公司的老总的年薪还要高。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的年薪是二十万美元，布什和奥巴马的年薪都是四十万美元，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年薪为二百一十八万美元。包公的年薪折合成现在的美元约为三百八十七万美元。宋朝公务员的工资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包公时代，官员的工作很轻松。官僚制度设计上有“官”、“职”和“差遗”之分。“官”是一种等级待遇，相当于现在的“主任科员、处级调研员”之类，是拿工资的一种标准。“职”是加官的虚衔。“差遗”才是实际职务。

宋政府规定最低的官员配一名服务人员，宰相可配一百名，这些服务人员相当于现在党政机关的附属编制，国家发工资。碰上皇帝生日、官员退休或是死亡，政府还允许高级官员的直系、旁系亲属甚至门卫保安顶替到政府机关工作。

宋朝的公务员不仅好当，且门坎不高。宋末时，一次录取的进士有六七百人。进士及第就任命官职。如果你高考落榜，考十五次也没考上，那么政府就特授你“本科出身”，到真宗时应试五场而没有及第的就可以获得这样的称号。只要你有耐心、身体好，那怕没什么水平，捱到五次高考就出人头地了。

可以想象，包公当官的时代，有着这么高的年薪和应有尽有的各种待遇，他还犯得着去收礼收贿？为政清廉做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了。这种做法跟新加坡高薪养廉的政策如出一辙。只是北宋的这种高薪政策有些离谱，不合国情。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北宋的公务员队伍相当庞大，加上为了稳定边界还要给随时可能把北宋王朝吃掉的辽、金每年的岁币和西夏的岁赐，最终导致政府的巨大财政赤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久女真打入汴梁，宋朝也随之死亡。这个教训实在不小。

第二十一章　揭秘：300多年前路易十四为何致康熙信函？

日前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一场“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中法艺术文化的交会”的特展上，一封泛黄的路易十四致康熙的信函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路易十四为何要给康熙写这封信？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康熙为何未能收到此信？要解开这些疑惑，我们就要回溯到300多年前的时代。

17世纪，法国为了扩张势力、发展科学和传布天主教，决定派遣一批数学造诣很深的耶稣会士赴华，但财政大臣科尔伯的去世使这一计划一度搁浅。直到16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法国长久以来的心愿得以实现。当时，恰逢一个暹罗使团到访法国，转达了纳莱王与法国结盟并开放通商口岸的愿望。路易十四决定借机向东方派出一艘名为“飞鸟号”的战舰，以期造访暹罗和中国。

1685年3月3日，以肖蒙骑士为大使的赴暹罗使团和以洪若翰神父为团长的赴华传教团在布雷斯特港登船起航了。赴华传教团由洪若翰（又名洪若）、张诚、白晋、李明、刘应和塔查尔六位耶稣会士组成。他们个个饱学多能，并在出发前都被路易十四授予了“皇家数学家”的称号。“飞鸟号”于1685年9月22日到达暹罗。传教团随后应自行设法前往中国，但由于海上风暴以及季风原因，继续前行的计划被打乱了。直至1687年6月，除塔查尔外的五位神父才乘坐一艘商船向他们期望已久的中国驶去。1687年7月23日，传教团初到宁波，便遭浙江巡抚等人的诘难。后来，在南怀仁和殷铎泽两位神父的斡旋下，康熙帝最终下令：“洪若等五人，内有通立法者亦未可定，着起送来京候用；其不用者听其随便居住。”1688年2月7日，传教团终于进入北京，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就在洪若翰等神父滞留宁波期间，南怀仁得知只有五位耶稣会士抵达中国，便于1687年10月再次致函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拉雪兹，呼吁更多的同仁来华，并提议以后的传教士经陆路前来。南怀仁这一提议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海路与陆路相比，不仅行程更长，而且危险性更大。据柏应理估算，之前经海路前往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共计600余人，而真正到达中国者只有100余人，绝大多数神父都因疾病和船只失事等原因葬身大海。二是传教士可以沿途建立新的传教区，使越来越多的东方民族皈依天主教。此项提议得到了路易十四的支持，他指派了闻名欧洲的西里伯爵负责开辟前往中国的陆路通道，并指派给他四位传教士和一些侍从。1688年8月7日，路易十四写了三封分别致波斯国王、俄国沙皇和中国皇帝的信函，寄送给了在华沙的西里伯爵。其中一封就是参观者们在此次展会上所看到的这封信，它的内容如下：

杰出、卓越、万能而又崇高的陛下，朕最为亲密的朋友：

上帝愿增加您的荣耀，使您有一个幸福的归宿。获悉陛下希望在身边及贵国有大量精通欧洲科学的饱学之士，朕在几年前曾下旨派遣了六位皇家数学家，为陛下带去我们巴黎城内著名的皇家科学院中最新奇的科学知识和最新的天文观测成果。但是分隔我们两国的漫长海路使人极易遭遇种种不测，只有耗费大量时间并历尽各种艰险才能完成旅途。朕拟此次向陛下再派一批皇家数学家耶稣会士，随西里伯爵经更短、更安全的陆路前往，以便他们能作为我们相互尊重和友谊的证明尽早到达陛下身边，以便通过西里伯爵归国后对您令人赞赏行为的记述，使朕能够忠实地见证所有非凡的事件。

在此，朕请求上帝能够增加您的荣耀，并使您得到一个非常幸福的归宿。

1688年8月7日，马尔利。

路易十四致波斯国王和俄国沙皇的信件内容大致相同。除了对对方的赞美之词外，主要阐述向中国派遣皇家数学家是为了进行科学观测，获得科学知识，以便服务于世界各民族，并希望对方能够同意借道并为传教士提供必要的帮助。

西里伯爵收到法王的信后，于1688年9月初从华沙启程前往莫斯科。此次受命的四位传教士本来预想的最佳路线是通过莫斯科和西伯利亚进入中国，但由于担心俄国的阻挠，决定兵分两路。阿夫瑞尔和薄贤士两位神父走上述路线，另外两位神父则通过土耳其、波斯一直到达希尔万公国首都沙马基。如果俄国给予方便，去沙马基的神父则前去莫斯科和其同伴会合。如果俄国拒绝，在莫斯科的神父将和西里伯爵前往沙马基，整个使团会合后再通过波斯北部和中亚地区进入中国。但不幸的是，俄国果然提出种种诘难，拒绝传教士借道，而且更出乎他们预料的是，俄国故意将他们拆散，命令西里伯爵立刻沿波斯方向离开俄国，却让另外两位神父沿加利西亚和摩尔达维亚方向离开。阿夫瑞尔返回法国，薄贤士虽历尽艰险，但终未完成寻求新途的任务，后经海路抵达中国。西里伯爵携路易十四致康熙的信于1689年夏天按之前的约定抵达沙马基与走第二条线路的神父会合，然后一起向伊斯法罕进发。他们本打算于1690年夏天穿越乌兹别克人居住的地区。然而，同年5月，西里伯爵被他的一个侍从勒死，这个意外事件沉重地打击了他的传教士同伴，使之停止了继续前往中国的脚步。这封致康熙帝的信件因此也就未能到达中国，而是被传教士带回了法国。后又几经辗转，现存于法国外交部档案处。

路易十四向中国派遣的第二个传教团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停止了赴华的脚步，但西里伯爵使团的失败并不代表着法国耶稣会士在华事业的中断，因为自1698年法国商船“安菲特里特号”首航中国后，来华传教士不绝于途。

第二十二章　学者谈龙年邮票：该凶或萌争议在人心智贏弱

农历的龙年还没到来，一张小小的生肖邮票就引起了一场不小的网络风波。对于这枚壬辰龙年邮票，网上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龙的形象“有点凶、不够萌”；另一种认为中国现在强大了，就是要有一股霸气，现在的图案很好。

龙本是华夏民族的远古图腾，而不是现代吉祥物，更不是卡通片里的乖乖宝。也许在自然界里我们找不到龙的现实对应物，但其形象却自有历史渊源，不可随意更改甚至异化。这次壬辰龙的邮票形象正是来源于古代皇帝龙袍前胸的织绣正金龙图案，并参考了清代琉璃九龙壁的造型及色彩。从历史上看，龙的形象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其图案于古有据，本无可非议。

其实在这场关于邮票的争议中，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龙的形象狰狞，而在于人的心智贏弱。在如今这个混合了现代性的压抑和后现代的颓废的花花世界，一切神圣性、敬畏感都被解构了，所有的人和事都被娱乐化、调侃化。

在《易经》中，龙是六十四卦中《震》卦的象征。《说卦》曰：“震为雷，为龙，为大途，为长子，其究为健，为蕃鲜。”在八卦之中，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震为长男。长子负有家族传重的大任，自然要庄重威严。有个成语叫“龙马精神”，其中的马为乾之象，其德为健；龙为震之象，其德为动。动而能健，这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现代家庭多是独生子女，于是父母望子成龙之心更为迫切。但究竟什么是龙？父母所望的是一条温顺可爱的卡通龙，还是一条刚毅威猛、叱咤风云的蛟龙呢？所行与所愿背道而驰，暴露出我们教育的悖论。再大而言之，我们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不正是为这样一种锲而不舍的龙马精神而骄傲自豪吗？《震》卦象辞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我们若能以此“恐惧修省”之心态，振起不屈不挠的阳刚精神，这不正是惊蛰萌动、奋发复兴的大好机缘吗？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不在于龙的形象是凶还是萌，关键在于我们的心是坚强起来还是贏弱下去。

第二十三章　让欧阳修贬官的绯闻：外甥女供称与他有染

欧阳修活了66岁，做了42年的公务员，一生三次被贬，两次与范仲淹有关，还曾两次遭遇绯闻。

第一次被贬是在1030年5月。当时范仲淹上《百官图》，批评宰相结党营私，任人不唯贤，结果反遭诬陷，贬至饶州。欧阳修对范仲淹主张改革、为政清廉向来尊重，公开发表言论表示支持，结果也被贬到湖北夷陵。第二次被贬是在1045年秋，与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有关。第三次被贬是在1067年，英宗去世，神宗即位。国丧期间，欧阳修内穿紫袄，被御史弹劾，贬，知亳州。

欧阳修遭遇绯闻，起于第二次被贬前。1043年，青年皇帝仁宗亲政，面对内忧外患，他号召群臣出谋献策，改革吏治。范仲淹提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得到仁宗的赞赏。短短几个月，范仲淹就被提升为参知政事，担任副相。在“庆历新政”推行过程中，越来越尖锐地触及既得利益者，譬如裁减冗员、惩治腐败，必然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有人攻击范仲淹搞派系斗争，利用少壮派打击元老派，闹得仁宗不知如何收场。次年6月，西北边事吃紧，仁宗正好趁机让范仲淹去守边。11月，进奏院的刘巽和苏舜钦召集文人聚会，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被人举报，仁宗大怒，批捕数十人，史称“奏邸狱”。

1045年新年刚过，杜衍被罢相，富弼被免职，推行“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作鸟兽散。欧阳修不识时务，公开为改革派鸣怨叫屈，惹仁宗不悦。但仁宗惜欧阳修之才，不想拿他怎么样。此时欧阳修的朋友田况由真定改任秦州，仁宗就让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欧阳修临时代理真定府事宜。可是，一个险恶的阴谋正在向他袭来，始作俑者就是谏官钱明逸。

钱明逸嫉恨欧阳修，说出来令人啼笑皆非。据《钱氏私志》载：欧阳修“后修《五代史·十国世家》，痛毁吴越，又于《归田录》中说文僖数事，皆非美谈。从祖希白尝戒子孙，毋劝人阴事，贤者为恩，不贤者为怨。”也就是说，欧阳修在参与编纂《新五代史》时，贬斥了钱氏的祖宗，即吴越国王钱氏家族。

钱明逸将诬告欧阳修私吞财产的状纸递到开封府。开封府尹杨日严阅状而窃喜，因为他主政益州（今成都）时，大肆敛财，贪污官银，曾遭到欧阳修弹劾，一直怀恨在心，这下正好撞到他枪口上。状纸经开封府递达朝廷，宗仁即刻着人调查。结果查无证。但钱氏家族并不就此罢休，换了一种方式攻击欧阳修，制造了“盗甥”和“私从子妇”的绯闻。“盗甥”事件是诬陷欧阳修与外甥女通奸。欧阳修妹妹嫁张氏不久便守寡，张氏前妻遗一女，欧阳修可怜她们，将她们接到家里抚养。其外甥女长大成人后，嫁与欧阳氏远房侄子欧阳晟，但她不守妇道，与家仆私通，被人告发。后受人利用，屈打成招，竟然说欧阳修和她有乱伦，还欺占了她娘家的财产——有人事先用张氏的家财购买田地，落在欧阳修名下。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斗争，目的就是置欧阳修于死地。

尽管仁宗皇帝不相信欧阳修会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并多次作出批示，表明态度，但人言可畏，何况那些人不依不饶，仁宗只好将欧阳修贬到滁州。到滁州后，欧阳修还是比较乐观的，游山玩水，赋诗作文，如散文《醉翁亭记》、七古诗《菱溪大石》等，几乎看不出他有什么失意的牢骚。可是，“盗甥”绯闻被小人四处传播，如影随形，历时长久，欧阳修心情岂能不受影响。“盗甥”事件之后，那些小人又编造出“私从子妇”的绯闻，说欧阳修与儿媳乱伦——宋司马光《涑水纪闻》言：“士大夫以濮议不正，咸疾欧阳修，有谤其私从子妇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蒋之奇，承流言劾奏之。之奇仍伏于上前，不肯起。诏二人具语所从来，皆无以对，俱坐谪官。先是之奇盛称濮议之是以媚修，由是荐为御史，既而攻修，修寻亦外迁。其上谢表曰：‘未乾荐祢之墨，已弯射羿之弓。’”

经历两次绯闻的打击后，欧阳修心灰意冷，淡薄仕途，多次要求退休。1071年，欧阳修办好退休手续后，回到安徽颍州，次年与世长辞。

第二十四章　不想“再活五百年”康熙吐槽不想过劳死

史上最勤政的皇帝是这样吐槽埋怨的

关于康熙，有一句最有名的歌词：“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大概后人觉得他当老板当得太过瘾太刺激了，因此老马恋栈，于是捉摸圣祖的心思，写出这么一句歌词来。

康熙是不是这么想的？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他老人家不是这么想的，《金瓶梅》里头说：当家三年，连狗都嫌。其实自己也累，皇帝这份工也不好打。为什么说我有把握呢，因为我手里头拽着康熙爷的遗诏呢，当然，是印刷的，不是原件。大家跟我来读读小玄子的遗诏，看看这位大清帝国大老板走到最后时段的内心世界。

文/刘黎平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心迹一：

对工作成绩不太满意

最满意自己的工龄

康熙六十一年阴历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公元1722年的公历12月20日，估计北京城都已经下大雪了，小玄子康熙不行了，崩盘了，那时候叫驾崩，这么大个人物走了，总得向全国人民、向文武大臣交代一点什么，于是，遗诏出台。

工作态度还不错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