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思考：任继愈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严青,郭改雲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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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思考：任继愈传试读：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出生在山东省平原县一个中等家庭。其实，任家祖上曾经也属殷实富裕之家，但任继愈祖父在和几个兄弟分家之后，因生意失败，而致家道中落。任继愈的父亲任箫亭出于经济考虑，报考了费用较低的保定军官学校，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刘峙、顾祝同等是同班或同级。任箫亭后来官至少将，但由于生性耿直，不屑弯腰折桂，一直被国民党嫡系部队视为“异己”，1945年4月，他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到张自忠的部队，参加了抵御日军的“老河口战役”，之后转任参议闲职。

任继愈自己则认为，父亲报考军校，其实还有冲出封建家庭樊篱的另一层意思。

任家是一个大家族，四代同堂，有那种“像巴金笔下《家》的味道，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大家庭”。封建家庭的特点就是封建家长制，子女要绝对服从家长，不能违逆，婚姻不能自主，诸如此类。任继愈认为，父亲在那个环境下很受束缚，于是没有受限于任家的世代书香门第，选择离开家庭，考上了保定军官学校，成为任家第一位行伍之士。

不过任箫亭仍然喜欢读书，属于文武兼修的“儒将”。他迎娶的夫人、任继愈的母亲宋国芳，出自平原县一户乡绅家庭，她在50岁时开始学识字，后来竟能与远在他乡的儿子们往来书信。

任家的几个孩子分别叫任继圣、任继愈、任继亮、任继周，都寄托了父母的殷殷希望。在父母的影响下，任继愈和几个兄弟自小就懂得学习和做人的很多道理。

母亲还演绎了现实版的“昔孟母，择邻处”的故事。任继愈两三岁时，任家仍然生活在大家族里。一天，大家族另外一家生活比较富裕的小孩，约比任继愈稍长一两岁，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大枣。小继愈眼巴巴地看着，渴望的眼神一直跟随小孩翕动的嘴巴。小孩很得意，故意做出眼馋小继愈的举动，然后将吃剩的枣核丢在地上，让小继愈去拣。正当小继愈蹲在地上准备将枣核捡起放到嘴里时，看见这一幕的任母，及时伸手拿掉枣核，抱起小继愈借故离开。此后，任母便有了要搬出大家族的想法。

最终，他们一家人在鲁南一带自立门户。

搬家之后，任父远在外地从军，任母独自担起家庭重担。这位坚强的女性，用她深沉博大的母爱，呵护着小继愈兄弟几个。有一次，尚在吃奶的小继愈得了重病，医生开了汤药。母亲给他喂药时，小继愈的脚不小心把药碗踢翻了，汤药泼了一地。母亲连忙趴到地上吮吸汤药，再通过乳汁喂给他。这件事任继愈终生铭记在心，直到他90多岁高龄时，还常常回忆。每每讲起，眼泪盈眶，他说：“人的本性天生是善良的。”

然而，无论生活怎样艰辛，平日非常严格、节俭的母亲，却十分重视孩子们的文化教育。除了大儿子过继给叔父，其余三个孩子都被母亲送去学堂读书，对孩子们需要购买的报刊和书籍，她从不犹豫。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小继愈得以4岁就入私塾。

有一次，小继愈看到一块方砖上一只蚂蚁在向上爬着。它爬得很慢，似乎在边爬边思考，又像是边跑边等着谁。小继愈焦急地等待着，试图探究小蚂蚁究竟要爬到什么地方去。慢慢的，小继愈开始为这小家伙担心起来，因为它拐向下坡的路——它头朝下爬了起来！小继愈心想，小蚂蚁一不小心掉下来会不会摔着？会不会头晕？于是，小继愈赶忙拉来了母亲，让母亲和他一起看小蚂蚁。“小蚂蚁会头晕吗？”小继愈用小手牵着母亲的大手问，声音里透着浓浓的童真。

因为他想到自己头朝下的话，就会晕晕乎乎的。“不会的。”母亲耐心回答着儿子的问题。“那，我为什么头朝下的时候会头晕呢？”小继愈扑闪着炯炯有神的眼睛。“因为它是小蚂蚁，你是小人儿呀！”母亲觉得自己的回答很巧妙：既掩饰了自己不明其理的尴尬，又“解答”了儿子的疑问。

然而，小继愈却并不这么想，他还在琢磨：为什么小蚂蚁头朝下不会晕，而自己就会呢？小继愈没有再往下追问，他更喜欢自己从书本中去寻找答案。从那时起，每每遇到连父母都不能解答的问题时，小继愈毫不气馁，因为他知道，书本里有个神奇的世界，那里会有他想揭示的一切事物的答案。

有人说，任继愈从小养成的这种刨根问底的习惯，正是他日后成为一代哲学大家的基础。宋代理学家朱熹小时候也是如此，当他父亲用手指着天，告诉他上面是天时，朱熹马上问：“天上面有什么？”这就是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他不仅想知道事物的表面，还想知道事物的本质和背后。自由宽松的家庭环境、专注思考的学习态度、热烈执著的求知欲望，让小继愈日益养成了哲学家所需的素质和思维方式。应该说，在小继愈的启蒙阶段，家庭给他创造的物质条件虽然有限，但却给了他一个自由自在的精神发展空间。后来，任继愈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方面，亦是如此。他强调让孩子们自由发展，以自学为主，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寻找答案。他最为反对的就是按照固定的标准，把孩子放到设定好的“流水线”上去教育、培养，而无视孩子的兴趣爱好和特长。2、初遇良师

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小继愈也更换过几所学校，但真正完成小学学业的，却是在离家100公里外的省城济南，当时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更名为大明湖小学）。

任继愈就读的山东省立第一模范小学，采用的是级任制，老师从低年级开始接收学生，一直带到毕业。学校分高小、初小两个部。

在读初小时，教语文的级任老师叫曹景黄，山东新泰人。曹老师有一次上《论语》课，讲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曹老师说：“蔡是乌龟，古人以龟为神物，近人以乌龟为贬义，骂人的话。我的村庄取名蔡家庄，是乌龟庄。”任继愈和他的同学都笑了。从此，他不仅记得曹老师是新泰人，还记得他家乡的村庄名。

小继愈是幸运的，正是这个曹老师，为他今后的古汉语阅读和运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对他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曹老师教习字课，用元书纸写毛笔字。作文课则要当堂写作，下一周批改后发还。作文卷子按照成绩顺序发给学生，成绩好的学生放在前面，差的靠后。每发一回作文卷子，就是一次作文讲评。作文用文言文写作，好的作文，曹老师会指出好在哪里。常见的错字，或用词不当，曹老师就结合作文向全班讲解。作文课是写作练习，评作文的课则是语文修辞的练习。有一次，曹老师让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小继愈文中一段“吾乡多树，每值夏日，浓荫匝地——以待行人憩焉”深得曹老师赞赏，认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这让小继愈非常骄傲。此后，他在写作上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小继愈喜欢上曹老师的语文课，因为曹老师讲课绘声绘色，幽默风趣，不是照本宣科地朗读课本讲义，而是善于把深奥的道理，变成一下子就能让小孩子弄懂的东西，深入到学生脑海中去。哪怕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曹老师似乎也能够讲出浅显易懂的道理来，这让小继愈觉得很有意思，听起来欲罢不能。在老师的带动下，他很早就读了诸如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以及《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打下扎实的文化底蕴，这使得他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以及研究方面，都能融会贯通，信手拈来，许多篇章甚至出口成诵。

曹老师的教学方法很对小继愈的“胃口”，他不会局限于课本的内容本身，往往会从中引申开去，带出更多的知识，这很符合小继愈寻根问底的个性。比如讲到《论语》中的“巧言令色，鲜仁矣”时，曹老师结合课文，举了一些社会上流行的巴结上司，拍有权有势人物马屁的可笑举动的例子，指出那种说假话、吹吹拍拍、风吹两边倒的作风，是最可耻的。这给学生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常常引得哄堂大笑。

与众不同的曹老师，甚至还敢直面当时的教育“禁区”，开创性地给学生们做了一些性启蒙教育。比如讲到涉及酗酒荒淫的文章时，曹老师就会附带讲授一些相关的性知识，告诫学生们将来婚后性生活要节制，否则会伤害身体一类的话。须知当时还处在读“四书五经”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社会大背景下，曹老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实不简单。

对于这位启蒙老师的教诲，任继愈一生记挂于心。无论岁月如何延宕，许多教诲像刻在心里一样，总不能忘却。“我最忘不了的，是我小学的老师。”任继愈自己后来经常说。他认为小学老师最无私，学生的成就越大，他越开心。可是到了大学，就有些不同，某些先生总怕学生超过自己。

曹老师对任继愈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为人处世方面，要求学生们做人要正直，不要逢迎，不要讲违心话，不要显摆自己，要尊重别人。任继愈一生精于学问，不攀龙附凤，不趋炎附势，始终保持正直的节操，应该说，曹老师功不可没。可见，年少时老师的影响往往是终身的。

曹老师的教学方法，还是保留了很多“书院式”的私塾教学的方式。他在讲《岳阳楼记》时，讲完了，还要吟诵一遍，以加深对作品的印象。这是古代书院帮助理解、欣赏文学作品的通行办法。明代王守仁（王阳明）的学生向王守仁请教《诗经》的一章，王守仁没讲话，只是吟诵了一遍，问学生：“懂了吗？”学生回答“懂了。”王守仁满意而归。

日后，任继愈在教育方面，也践行曹老师的言行。他给学生上课，喜欢采用“书院式”的学习方法，师生一起讨论；他强调自学，要求学生会读书、会实践；他提出“积累资料、培养人才”的教育方针，甘愿坐冷板凳，做一些古籍整理方面的工作，为后来人学习和研究创造条件。

任继愈对待家人也是一样，他对两个孩子的学习，也是允许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兴趣爱好，强调自学。任继愈先生的孙子有段时间学习成绩不是很好，家人曾经讨论将孩子放到山东老家去读书，因为那儿的学生成绩都不错。后来得知这所学校主要是应试教育，任先生连忙说，不去了。任继愈并不认为考试成绩是培养人才的标准，而是要建立起正确的学习态度。他以自己举例，读书时考试成绩也不是班里最好的，但他学习的态度是很认真、扎实的。每次考完试后，都要认真检查错在哪里，认真复卷成为他学习的习惯。他觉得，这样学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当时考了100分的要少。虽然名义上不是满分，但最终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3、青葱岁月

在中国，1928年是又一个龙年。

这一年，任继愈12岁。

1928年5月，日本军队大举向山东济南进攻，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因惨案发端于5月3日，故又称“五三惨案”。当时，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时期，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出兵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图统一北方。支持张作霖的日本帝国主义害怕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侵犯它的利益，就借口保护侨民，把军队开进了济南，阻挠蒋介石的军队北上。

5月1日，蒋介石的军队一开进济南，日本军队就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3日，日军又以种种借口在济南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中国军民在马路上行走时，在商店里买东西时，甚至在洗澡、理发时，只要被日本兵碰上，立即遭到杀害。日军还唆使日侨义勇团杀害平日有反日言论或者取缔过日货的中国学生、工人、店员。

尤其惨无人道的是，日本军队公然破坏外交惯例，冲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无理地将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和其他17位外交人员捆绑毒打。蔡公时虽然当即向日军说明了身份，但日军却毫不理睬，逼迫他们跪下。蔡公时用日语抗议，日军大怒，将他的耳朵和鼻子割去。蔡公时坚持民族气节，怒斥日军暴行，日军又将他的舌头、眼睛挖去；并对其他人也百般蹂躏。最后，除一人侥幸逃脱外，其余外交人员全部被日军杀害。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

这次“济南惨案”，日军杀死中国军民6000多人，伤1700多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抵制日货的怒潮随即席卷全国。蒋军官兵对日军暴行忍无可忍，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但蒋介石竟下令各师“约束士兵不准还击”。

第二年，中日两国政府签订“济南惨案”协定，规定南京政府负责保障日侨生命安全，日军于两个月后全部撤退。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屈服，“五三惨案”如此草草了结。

其时，任继愈无法继续在济南上学，于是回到了平原县读书。县里只有初中，已办了两届，他是第三届入学的。学校每年只招收一个班，约为40人。学生住校，任继愈每个星期天回家一趟。

家里的生活是艰难的。尽管随着父亲军职的不断晋升，家里的收入好了一些，但几个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还是只能靠母亲一人来承担。这让懂事的任继愈，感到生活的责任，也让他更快地成长起来。

有一件事情，让任继愈一生记忆深切。当时他念初中，由于住校，任继愈每个月交一次伙食费。每次交费时，他总会多挑一些粮食去学校，这样可以找回一些现钱，贴补家用。有一次，他忘记送粮食到学校，只得交现钱。不得已，他从学校赶回家找母亲要钱，母亲从贴身的衣袋里拿出一块银圆给他。任继愈说：“银圆还是热的，带着母亲的体温。以后再也不敢忘记交粮食了。”

13岁的任继愈体味到母亲的不容易，更加自觉地承担起一些家庭责任，有时间就帮母亲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

有时候，任继愈带着弟弟们看蚂蚁打群架，看蜘蛛结网捉蚊蝇；有时候站在院子的太阳底下，把小镜子照在堂屋的大镜子上，叫弟弟看反射在天花板上晃动的小太阳；有时候带着弟弟看夏夜天空中的星座，讲一些嫦娥奔月、后羿射九日、夸父追日等听来的或自己编排的故事……在四弟任继周看来，那时二哥从学校回来，是他们兄弟最快乐的日子。

更让弟弟们觉得开心不已的是，任继愈还经常想出许多花样翻新的点子。家里养了猫狗，他就组织猫狗和弟弟们赛跑，全家一片欢腾，特别是为家务长年操劳的母亲，也难得开怀大笑。后来，任继愈从学校回家时，买了一对鸽子，却惹来母亲狠狠一顿批评，说他不知道节俭，乱花钱，最后母子两人相拥痛哭。可母亲没有想到，这两只鸽子却生下了好多鸽蛋，繁殖了一大群小鸽子，甚至还从别的鸽群中拐回了新的“客人”。鸽子给弟弟们带来了一片新天地，也给母亲带来了惊喜。任继愈则教弟弟们认识每一只鸽子，辨识鸽子们咕咕的叫声，给它们起了名字。后来，他去北平上高中，还郑重地把照顾鸽群的任务交给了四弟，要求他细心观察每一只鸽子，并记下它们的动向。当任继愈从北平放假回来时，便要四弟报告鸽群的情况和故事。为表示奖励，他还从北平带来一些鸽哨，从单响到二十几响，引得弟弟们狂喜雀跃。然后，任继愈带着弟弟们把鸽子捉住，按照鸽子体格强弱、大小，分别把鸽哨给它们佩带在尾翎上。随着鸽子在蓝天白云间翱翔、盘旋，哨声忽高忽低，忽强忽弱，悠扬婉转，真是美极了，宛然一座空中音乐厅，让弟弟们看得、听得如痴如醉。任继愈与弟弟们

任继愈教给弟弟们的还有更多。有一次，家里的小猫死了，他便领着两个弟弟给小猫送葬。任继愈还专门写了碑文，刻在一块大砖上。弟弟任继亮手巧，用点心盒改造了一个小棺材，用干草衬垫好，将小猫入殓，再用两根木棍做了一具抬棺材的“杠”，模仿大人出殡的模样，和老幺任继周抬着棺材。任继愈走在前头，用两手做吹喇叭的样子，嘴里发出哇哩呜喇的声音。两个弟弟也哇哩呜喇和着调子，庄严地行进着，把小猫的棺材送到后院的大槐树底下。80多年后，当住在北京医院、生命濒危之中的任继愈和弟弟聊起这段往事时，还用双手在胸前比画吹喇叭的样子，还说：“小孩的心里，虚幻与现实没有界限。大人不理解，看着好玩。儿童是认真的，是真难过。”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四弟任继周的心里，就撒下了一些“种子”。日后，他选择了畜牧兽医作为自己大学的主攻方向。再后来，任继周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现代草原科学奠基人之一。

任继愈初中时期的学习成绩无庸赘言，由于在小学打下良好的基础，又坚持着认真专一的读书态度，他的成绩总是位于前列——尽管他自己从不看重分数。任继愈尤其爱好看书，各种书都爱读，只要能够见到的，他来者不拒。他喜欢文学，喜欢那些让人默默深思、让人频频颔首的哲理和道理。初中时有一位教英文的涂老师，后来又兼教国文。涂老师喜欢讲新文学，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的古典戏剧，自己也创作小说和散文，有时候也在班上朗读出来，给任继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初中开始，任继愈就喜欢看鲁迅的作品，如《风波》、《呐喊》等等。他觉得鲁迅看问题比较深刻，透过表面现象，一针见血，文辞也很美，有力量，有功夫。4、前路初定

时间很快来到1931年。任继愈15岁，该读高中了。

这时候，父亲已经担任了较高的军职，家庭条件有所改善，任继愈得以远赴北平，就读于北平大学附属高中。

这所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是宗真甫，河北人，曾留学法国。因此他的办学思想有点法国风格。他没有把教育的力量放在升学，放在死读书上，而是放在全方位为青少年打好文化基础上，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这所高中不分文理科，课程除教育部规定的之外，二年级以后还开设了选修课。教材也不用教育部统编的中学教科书，而是授课老师自行选编，集中在文化基础训练方面。

给任继愈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所学校招生，并不限于北平本地，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学校也不限制学生的爱好，体育、美育、德育、智育并重。学校的校风强调民主、开放、活跃，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的学习之道。

在这种自由民主的氛围之下，任继愈昂首阔步地行走于精神世界的广阔天地，也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文学和哲学的充沛营养。他高中时期的几位国文教员，几乎都是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

有位教员叫刘伯敭，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他给学生选的教材从《左传》、《国语》到孟、荀、老、庄等人的文章。他讲的语文课像文学史，又像哲学史。从他选的教材中，任继愈读过张煦、胡适、梁启超、唐兰、冯友兰等人关于老子年代的讨论，使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还有一位教员叫鲁涤平。那时国民党政府要求学校必须有“党义”的课程。鲁老师早年留学日本，喜欢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三民主义课程不重视。他的教学方法和小学时的曹景黄老师有些相似，善于引申开来，把教授“党义”的课堂变成自己发表政见的讲坛，专门攻击“三民主义”。

攻击之前，鲁老师选用“三民主义”中的一段话，指出：“大家听听可笑不可笑？主义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你看可笑不可笑？”以此来提起学生的兴趣和表明自己轻蔑的态度。这门“党义”课先生不重视，学生自然也不重视。同学们私底下组织读书会，也有参加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的。

良好的治学精神和校园氛围，使得在这里受教育的学生，肯钻研，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后来他们大多出类拔萃，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如著名革命家、作家马识途，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1956年驾机起义的刘善本，等等。

然而遗憾的是，这所中学的寿命太短了。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侵略中国的图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策划和制造了“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进攻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并占领沈阳。事变震惊世界，标志着日本将征服中国的计划推进到新阶段。

从1931年到1935年期间，日军一步步加紧侵略华北的计划。学生和教师因不满南京政府卖国投降政策，学生运动连年不断。每次学生游行及宣传活动，总有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的同学参加，这引起了北平警察对这所学校的注意。恰巧由于北平大学各院校不愿意掏钱办这样的中学，便借故宣布停办，由学生自行转学。

学校创办后的第二年暑假，学生发起了护校运动，留校的学生推举代表，进行新闻发布会，向全国通电，申明不应停办的理由。最后，大家提出，如当局不收回成命，即联合起来，到南京向教育部请愿。根据同学名册，通知家在铁路沿线的同学按规定时间、车次，会齐同去南京。学生的愤怒像潮水，暂时逼退了当权者的气焰。北平大学怕事情闹大，作出了让步，答应以后虽不再招生，但一定让已入校的学生学完毕业。因而这个学校只办了两届，毕业了6个班，总共4年的时间。

任继愈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的3年学习生活，对他的性格、阅历和知识的培养历练都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所以他常常往家带东西，除了帽子、书包之类，还订了很多报刊，如《儿童世界》、《晨报》、《大公报》给弟弟们。冰心的《寄小读者》一出版，任继愈也赶紧买了寄给弟弟。另一方面，他也在思考，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推崇老子，爱好哲学，认为哲学是为弱势者呼，老子所提倡的“上善若水”，更能体现一种宽容。而现实中，老师们给他教授了为社会奉献的知识，同学们用行动证明着为社会奉献的信念，这一切都让任继愈决心致力于哲学的研究，想为广大处在动荡飘摇的乱世中的弱势群体找到一条出路。虽然他也明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读哲学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但最终还是坚定了信念，决定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二章挥斥古今负壮猷1、师从大家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

也许因为儒家“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古训，任继愈在探索为弱势群体寻找出路的同时，也学习了一些中医知识，甚至学过针灸的具体针法。只是令任继愈没有想到日后“文革”时在干校锻炼期间，他竟然成了乡村里有名的“赤脚医生”。

高中毕业之后，18岁的任继愈仍然选择了哲学作为自己主攻的目标。他很清楚，哲学是出了名的难学，而且毕业后的出路也很窄——事实上，与任继愈一起入学的北大哲学系同学，毕业时只剩下3人。任继愈所在中学的国文老师中，有不少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就连大名鼎鼎的朱自清，也出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则从事文学写作和教学。然而，出于打小养成的对世界和宇宙间终极性问题“寻根问底”的习惯，任继愈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坚持了自己的理想。

1934年，任继愈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这是他最想读的学校和最理想的一个系。当时北大的学生习惯于个人单独活动，宿舍里几平方米左右的地盘，也往往用布幔隔开，形成自己的独立空间。任继愈在北大的西斋住校，也有一个单独活动的小天地。虽然住宿的空间不大，但任继愈却感觉很快乐，他的心情每天都随着天上的白云和飞鸟一起飞翔。

北大的图书馆尤其给任继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北大图书馆设在沙滩松公府的一个四合院里，夏季时，寂若空谷，静如古刹，但冬季则阴冷潮湿，凉气直冒。后来建了新馆后，条件才大为改善。新馆采用钢门窗结构，宽敞明亮，一扫旧馆沉闷幽暗的气氛。中文阅览室里常用书、工具书如《四部丛刊》、《二十四史》、《通典》等，沿墙排列一周，随手查阅，十分方便。

当时北大校门任人出入，教室任人听课，图书馆阅览室任人阅读。不管是不是北大的师生，都可以走进来，坐下就看书，无人干涉。自由出入图书馆的外来人员，除了不能从书库借书外，实际享有查阅中西文开架书刊文献的一切方便，与北大正式人员并无不同。说来也奇怪，在这种极端开放，几乎无人干预的情况下，没有听说图书丢失的事件。

任继愈还回忆到，当时北大图书馆允许学生凭一张借书证，进到书库里去看书。他认为这样大有裨益。因为在书库里，亲手翻一翻，看一看，与查阅书目得来的印象大不相同。而且，研究者无心翻阅到的资料，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或许，正是在北大图书馆的学习生活，让任继愈对图书馆的开设和运行有了亲身的感触。这一经历，让他在后来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期间，也厉行革新，推行了不少方便公众、方便研究的措施。

这期间，任继愈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等哲学研究大家，为他今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汤用彤是学贯中西的大儒，赴美留学期间曾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其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至今还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经典著作。1946年，正是他力邀季羡林回国，到北大任教。他对任继愈的学习和生活都非常关心，后来成为任继愈的硕士研究生阶段导师，还与罗常培一起为任继愈的婚事牵线搭桥。与老师贺麟

贺麟是中国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后来担任过任继愈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副导师，他对黑格尔、斯宾诺莎等人的研究颇深。任继愈的座右铭：“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即是出自斯宾诺莎。

而被中国学术界尊称为“一代宗师”的钱穆，最高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自学成才。他讲课的讲义编成《国史大纲》，将考古学、人类学、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且一直风行。

在当时几任校长的坚持下，北大不仅秉承了深厚的历史积淀，而且在学术思想上兼容并包，在用人上不拘一格：有的教师如汤用彤、贺麟等都不是北大毕业；有的如熊十力、钱穆，虽没有高学历，却有真才实学；有的如卞之琳、钱学熙，未到国外却是外语专家。曾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说过，“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络众家之学府也”。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弘，规模巨大，而是学术气度广大，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北大学生长期生活在视野开阔、群星灿烂的学术环境中，对其学业和性格的养成都大有裨益。

任继愈最不能忘记的是熊十力先生。

1934年，任继愈刚入北京大学，听高年级同学介绍北大的老师，其中一位先生就让他非常感兴趣：这位先生不在课堂上课，而在他家里上课，且是北大唯一一位在家里上课的老师。原来，熊十力受不了上下课时间的约束，认为如果按照这个时间上课的话，听者得不到实际的益处。于是，他就给选他课的同学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学生们都深以为然，于是就把信贴到了哲学系办公室。

这以后，熊十力的家就成了他们的教室。

熊十力冬天室内不生炉火。听课的学生全副武装，坐着听讲。当然，熊十力先生与比他年轻许多的同学们冷暖与共，并无不同。他开的课，虽每次两个课时，但一讲起来就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讲课不下三四个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熊十力喜欢站在屋子中间，不爱坐着讲。在他看来，坐着讲课，既不提气，也显得对讲授的内容不太虔诚。

熊十力还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画画，讲到高兴时，或者认为重要的地方，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者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堂宇。

熊十力是非常坚持原则的一个人，从不依附权贵，光明磊落。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很尊敬他，请他来教书。但他只愿意教自己擅长的一门课，所以一直就只能当个讲师。因为按照规定，只有讲三门课的老师才能当教授。但熊十力不为名利所动，他虽是个讲师，但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不论什么人来访，他从不和人家谈论天气，一谈，就是学问。

任继愈觉得，听熊十力讲课，既在学知识，又在学做人。比如他讲“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的时候，往往大骂蒋介石致东北沦陷，不抵抗，投降卖国。可以说，熊十力不仅是以他的知识教育人，他那种不媚俗、疾恶如仇的品格，也感染了包括任继愈在内的绝大部分学生。“从熊十力和许多良师益友身上，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何去走人生之路。”任继愈如是说。

任继愈认为，在熊十力的生命深处，埋藏着一个高远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百折不回，精进不已，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他在北平的寓所里挂了一副手书的对联：“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充分表明了他的理想。他孜孜不倦，开门授徒，著书立说，就是要让人们重新拾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无论如何艰难，如何繁重，为了这个理想，他以对中华文化的深切热爱，以铁骨铮铮之躯，以拳拳赤子之心，披荆斩棘，不断前行。

这种理想、这种情怀，与中华几千年来的儒家传统精神何其类似！这种深挚而悲苦的责任感是20世纪多灾多难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不仅熊十力，还有一批这样的仁人志士，尤其是以探索终极真理为目标的哲学家，更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他们“浩荡为学，高尚做人”的品格，一直深深影响着任继愈。日后，他也像老师们一样，逐渐意识到并担负起了这种责任感。

任继愈和熊十力，师生间还有一段故事。任继愈虽然师从熊十力，但后来随着自己对事物的不断学习、认识和思考，加上贺麟、冯友兰的影响，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越来越认同。1956年，任继愈给熊十力写信说：我已决定放弃儒学研究，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熊十力则回信，说任继愈“诚信不欺，有古人风”。此后，师生二人虽书信往来，却再不探讨学问了。任继愈说，之所以写信给老师，就是觉得不应该欺瞒老师，要实话实说。正如亚里士多德对老师柏拉图所说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一样，任继愈说：“我从小就形成了这种世界观、价值观，觉得这样做心里踏实。”

任继愈在北大的同学中也出了不少知名人士，如后来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陆平、曾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原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原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2、共赴国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侵略势力逐年向华北延伸。北平成了边城。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12月9日，任继愈与北平15所大中学校3000多名同学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反动军警进行镇压，许多学生被捕或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以示抗议，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毛泽东认为：“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东北军和第17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随蒋同行的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昭示扣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抗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立即邀请中共派出代表赴西安会商解决办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

在这样严酷的时局和动荡的生活、学习中，任继愈更加理解了古代圣人、哲人、贤人，无不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说“天生德于予”；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苏轼说，“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他更理解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而要研究哲学，就必须和积贫积弱的国家结合起来，和探索贫苦大众的出路结合起来。哲学不是故纸堆里的学问，而是活着的文化。

然而，还未等他学成毕业，日军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进攻北平。

1936年，日本策划华北5省自治未逞，准备以武力攻占平津，进而侵占华北。驻北平的29军（原为冯玉祥的国民军旧部，素以爱国抗日著称）37师反对屈膝求和，主张以强硬态度对付日方。

从1937年6月开始，驻丰台日军经常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制造战争气氛。37师为防万一，一面在北平构筑城防工事，一面调派军队在日方演习地附近同时进行演习，监视日军行动。同时，37师为鼓舞斗志，激发民心做好抗战准备，提出了集中北平大中学校男同学实行军事训练的建议，得到了各学校的赞同。为避免日方干扰，对外称体育训练。但开学第一天，还是有3个特务自称记者，坚持入内采访，与门卫发生冲突，经军训总队负责人亲自出面处理，方才平息。

任继愈正好是受训对象。军训总队由37师师长冯治安任总队长，何基沣为副总队长。何基沣治军严明，颇得同学们信赖。每天清晨，他都会给学生讲述日方无理行动和平津地区防务情况，要求同学们多学点军事知识，以便应付突发事变。日本军方非常重视北平学生军训这件事，认为29军意在培训青年，准备全民抗战，曾以对日不友好的理由，要求停办，我方未理。原定训练45天，当进行到约30多天时，七七事变爆发了。

7月7日凌晨，何基沣向全总队学生讲话，告诉同学们日军昨晚在宛平寻衅，双方军队正在对峙，可能一触即发。我军已做好准备，同学们安心受训。

当天晚上，日军在卢沟桥进行军事演习。10点40分，诡称一士兵失踪，强行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中国驻军29军37师219团团长吉星文以时值深夜予以拒绝。中日双方经过反复交涉，约定派员前往调查。8日凌晨约4点钟，双方代表到达宛平。正在交涉间，日军开枪射击，并炮轰宛平城，中国军队当即奋起自卫还击。“七七事变”发生后，军训总队大队长、中队长、班长陆续调回部队参战。任继愈和同学们每于深夜被隆隆炮声惊醒，念及国家存亡，不能安枕。几天之后，各学校当局考虑学生安全问题，建议提前结束军训。经军训总队同意，各校派出汽车将学生接回，后各自返回家乡。

任继愈的宿舍一夜之间被日本兵占去，书籍全部丢失。北平已失，华北和山东也已危矣。但国民党当局仍然以为日军只是恫吓而已，不致全面作战，因此抗战决心难下，日军应该不会久据平津，最多半年左右。时值暑假期间，北大、清华和南开3所高校，通知学生从平津南下，欲迁徙到湖南省会长沙，设立临时性大学，以使我国主要高等教育事业不致中断。任继愈看到启事后，简单把家里东西收拾一下，带着母亲和两个弟弟，先坐火车赶往武汉，那里有他的父亲任箫亭。

长途跋涉中，任继愈除了照顾家人，偶尔与同行的朋友讨论一下时局之外，四弟任继周发现，他一直在看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明代抗倭著名将领戚继光所写的《纪效新书》。这部书系统阐述了选兵、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等内容，有许多新思想。戚继光在序言中说：“夫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戚继光创造了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人防御重点，迅速瓦解歼灭之的兵法，沉重打击了骚扰海疆的倭寇。不仅如此，戚继光还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他以“保国卫民”训导官兵，可谓从世界观的层面提升了戚家军的战斗力。任继愈在当时研读这部兵书，是否有投笔从戎之意，已经无从考证。但他关心时局，以天下为己任的想法，可从中窥见一斑半点。

将家人安顿在湖北沙市后，任继愈未作片刻停留，直接奔湖南长沙新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在那里，“临大”于1937年11月1日，在非常简陋的情况下，草草筹备就绪，正式开学上课。只是好景不长，日军持续对长沙进行空袭。12月13日，南京失守，武汉震动，这才唤醒了一些人的和平美梦。

日军对长沙的轰炸不断增加，临时大学面临再迁徙的命运。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的方案，得到国民政府批准。

1月20日，临时大学第43次常委会对西迁做出安排，临大师生分三路赴滇：一路是陆海并用的路线，由樊际昌、梅美德和钟书箴带领，成员包括教师及家属、体弱不适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他们分批经粤汉铁路到广州，取道香港，走海路到安南（今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第二路是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10余名教授乘车由长沙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镇南关（今友谊关）抵河内，再由滇越铁路进入昆明。第三路是近300名师生徒步西迁，由长沙、益阳、常德、桃园、芷江、晃县（今新晃）到贵州玉屏、贵阳、镇宁、丰彝（今云南富源县），最后到达昆明。21岁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这一路。也正是这一路的徒步旅行，揭开了中国抗战史、世界教育史上著名的一幕——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

临大规定，这次徒步旅行的宗旨：“借以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而事实上，却是战时迫不得已的应急举措。这次旅行，任继愈领到了学校发给旅行团学生每人20元的旅费。教授每人领取65元。但他看到，许多教职员将自己的旅费捐助给了体弱寒苦的学生。

为保证旅程安全，全团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团员统一着装。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委派黄师岳中将领队，临大军训教官毛鸿上校任参谋长。全团分为两个大队，大队长由另两位军训教官邹振华、卓超中分任。每个大队又下设3个中队，每个中队又有3个小队。

大“湘黔滇旅行团”中队长和小队长都从学生当中遴选。

任继愈和同学们穿着黄色咔叽布制服，背着湖南有名的油纸伞和军队发放的黑色外套，他们总被老百姓误称为“粮子”（老乡把国民党军队叫做“粮子”）；也有人说他们是警察、宪兵、航校学生或从前线退回的队伍。“前线的消息怎样？”或者“你们的枪呢？”任继愈看到，那一张张朴实的面孔上，满是惊异与疑惑。3、初涉征途

经过体检、填写志愿书、打防疫针等一系列程序后，1938年2月19日，任继愈参加的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在长沙圣经学院的操场，举行开拔仪式。20日正式出发。从此，近300名师生开始了历时68天、历程3500里的“小长征”。

任继愈回忆，“湘黔滇旅行团”还设有辅导团，由11位教师组成。南开大学的黄钰生教授为主席，另几位分别是北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清华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清华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助教李嘉言，地学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等。

旅行第一天，雄鸡初唱。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的部分教师合影

吹号的同学在朦胧中爬起来，吹出几声并不纯熟的号声。同学们一骨碌爬起来，迅速卷起铺盖卷儿，有人背到行李车边。傍晚，在距离宿营地三四里的地方，大家又从行李车上取下铺盖，搬到自己宿所。

还在出发前，不少人就预料这趟行程将非常艰难。杨振声教授还曾调侃体弱的闻一多教授：“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不想到了昆明，老友相见，闻一多反唇相讥：“假使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于是彼此大笑一场。

行军开始，血气方刚的任继愈和同学们，却对这次走出校门的远程旅行兴奋不已。团员们穿着军装，打着绑腿，别着毛巾水壶，大踏步向前走着。但很快，他们就感到了旅行的困难。首先是腰酸腿痛，脚板上磨起水泡不说，行军队伍是分成两列纵队，后面的人要提防踩着前面人的脚后跟，还要提防后面同学踩到自己，两只眼睛明显不够用，暗暗叫苦。后来，团长宣布“不准超前，落伍者听便”，大家才大为解脱。

奇怪的是，仅仅八九天之后，哪怕是体力最弱的人，一天也能很不费力就走上四五十里地，后来最多的时候，一天竟能走八九十里。每到晚餐时间，不用清点，吃饭的始终不少一个。再后来，脚也不起泡了，腿也不酸疼了。当然，3500多里行程，宿营地是不能讲究的了。有时候一觉醒来，任继愈和同学们会发现，床位边赫然陈放着一口棺材，有时候会有猪的哼哼声和难闻的腥臭气。但习惯了，也就不在乎了。无论白天看着多么肮脏的地方，晚上一铺上稻草，就是天堂了。只是有一天，行李车到达宿营地时，已是夜晚10点多了，天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大家好不容易扛着行李，摸着山路，爬上山腰的寓所，却忽然传来可怕的消息，有一批土匪快要逼近了。寓所里立即布满恐怖的气氛和可怕的阴影。最初有人主张放哨，最终恐惧挡不住疲倦。当第二天号声又吹响时，大家才知，已经平安度过了一夜。沿途烧柴做饭

在路上，同学们也爬了无数险峻的山峦。什么五里山、镇雄关、关索岭，尤其在普安，从山顶到山脚，弯曲着二十四个“之”字，令同学们叹为观止。

时间一天天过去，眼看着一点点接近目的地，一步步走向成功，加之一路领略着异乡的一切，尽管历经艰苦，任继愈和同学们的心里还是满怀希望。他们可谓一路故事一路曲、一路笑声一路歌，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坚持着。

湘西的风景真是美不胜收。路两边山谷青黛，鸟鸣声声，沟壑溪涧，清澈可见。不时还能看到山涧中的牛和羊在溪水边上，悠悠吃草或咂咂汲水的情景，悠悠嘶鸣回荡在宁静的山间，却又让人感觉更加静谧深远。看管牛羊的孩子们，似乎都忘了自己的“使命”，有的躺着小憩，有的互相追逐嬉戏，根本无暇他顾。如此美丽的景致面前，牧童和牛羊都在放任自己。

当旅行团经过山区乡民的吊脚楼时，任继愈发现：远处不见主人进出，走近见到了，也看不到他们举止慌张。世上的争端与硝烟，血与火，生与死，升与谪，毁与誉……与他们全然无关。

在如此美景中行走，即使累一些，也会迅速缓解的，美丽的风景就是一剂让人精力充沛的良药；再说，与可亲可爱的老师和同学在一起，大家幽默说笑，完全忘记了路途的疲劳和战争的狰狞，尽管他们是被残酷无情的战争威逼着，离开了美丽的校园。途中，他们还不乏新奇的发现。沿途有红军留下的标语，尽管字迹已经模糊，但仍可依稀辨认。更有领队的老师闻一多，随身携带画笔，执笔作画或引吭高歌，精神抖擞。既把美丽的景色临摹下来，更把富有纪念意义的历史遗迹收藏起来。“小长征”，给走出象牙之塔的旅行团师生打开了书本以外的大世界。饱览名胜古迹和名山大川，增强了师生们对祖国的热爱；拜访苗寨、接触民众、调查社会，使他们感受到祖国经济的落后和百姓生活的艰难。辅导团的教师也不失时机地进行教学：闻一多讲授桃花源地名的原始意义，指导学生收集民歌、研究地方语言；李继侗教授介绍乡野农村的情况；袁复礼教授则实地讲解河流、地貌和演示的构造变形；等等。同学们，也包括老师们，都得到了许多书本上无法得到的知识。这次旅行，竟成了一次真正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实践行动。

在湘西一带，是经常有土匪出没的。当地的高山大沟、密林深洞，以及封闭的疆界、凋敝的生活和剽悍的民风，都给湘西土匪的滋生提供了许多条件。民间流传，“湘西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幸好旅行团里有一位描写湘西边城而名满文坛的当地人——作家沈从文。当时沈从文还没有在大学执教的经历，“卢沟桥事变”之后，他随杨振声、朱光潜等教授从北平南迁至长沙。因是湘西子弟，更自幼闯荡江湖，沈从文便担当了与沿途匪帮交涉行程安全的任务。湘西匪患之烈名满华夏，从常德至晃县，更是土匪帮派盘根错节的老巢，但因有沈从文的书信，更有学校当局不菲的一笔“买路钱”，“湘黔滇旅行团”一行始终没有遭遇太多的波折，甚至还有“绿林兄弟”们在远远的山冈上，暗地里保护他们。在一种既兴奋刺激，又惴惴不安的旅行气氛中，这群手无寸铁的书生们，终于离开了湖南地界。4、苦乐行程“湘黔滇旅行团”从沅陵乘汽车至晃县（今湖南新晃），随后便开始了他们横穿贵州的徒步旅程。途中，袁复礼先生西服革履，手里提着斧头随时打击山石，加以考察。闻一多先生穿着中式浅色长衫，腰束黑带，斜插大烟袋，下面绑着腿，拿着手杖，风尘仆仆地赶着路。一多老师的胡子是出发前蓄上的。他表示，抗日不成功，他不剃胡子。

旅行团在贵州玉屏县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迎接，县长特别张贴文告：“对此振兴民族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

在镇远县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化学家曾昭抡先生还发表了关于国防工业的演讲。那个时代的学人兼通文理、学贯中西者众，这位曾国藩的曾侄孙才情奔逸，不但在化学领域卓有建树，还是学界有名的探险家，到云南之后陆续考察了滇缅公路与彝藏边区，有《缅边日记》与《大凉山彝区考察记》等书存世。学生们在镇远县虽只逗留了一日，却发现鸦片是戕害贵州民众的一张难以斩断的毒网。有学生在日记中回忆到，“黔东山多田少，生计艰难，农民多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鸦片以弥补不足，以致烟毒弥漫，害人害己”。其实，这次旅行，任继愈总感觉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特别是进入贵州地界，那蒙蒙的雨，红白的花，恐怖的山谷、瘦弱的灵魂，以及破败的村庄，随处可见。这使他一生都在思考，难以释怀。

在炉山县（今凯里市），师生还与苗民举行了一场联欢会。盛装的苗族男女随芦笙起舞，学生们馈以小合唱和宣传抗战的短剧。随行的植物学家李继侗教授更搂抱一名男校医，以西方交谊舞示众。虽然都有些拘谨，但以平等的态度尊重弱小民族同胞，或许正是这些暂时被褫夺了一切虚荣的文化青年们，在万水千山行过后，最重要的一课。

从安顺再往黔滇交界的盘县行进，山势逐渐险恶起来。沿途的风景也不再明媚可人。已经在风雨中跋涉了一个半月的“湘黔滇旅行团”，逐渐接近体力与意志的极限，烈日和大雨交错的天气让徒步行军的师生们吃不消，汽车托运的行李也因为山路蹉跎，总是跟不上旅人的步伐。“晚间因铺盖、炊具多耽搁在盘江东岸，同学一大群如逃荒者，饥寒疲惫，在县政府大堂上挨坐了一夜。”身为教师辅导团成员，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国家500万元最高科技奖得主吴征镒，在其日记中描写夜宿安南（今晴隆县）的场景，“半夜里，有人同黄子坚先生侄公子口头冲突，几乎动武，县太爷披衣起来拉架。旅行‘乐’事、‘趣’事，于此叹为观止。”

抢渡盘江天堑的经历更为惊险。4月11日，当旅行团到达盘江时，过江的铁索桥断了，脚下水流湍急，只有一种叫“舟子”的小船可以横渡。坐船的人必须直线排列蹲坐在船中间，两手紧握船舷，放稳重心，因为丝毫的晃动都会带来危险。两位艄公一前一后掌舵，先选好对面上岸的地点，然后到离该点很远的上游放行。小船如弩箭离弦般，顺急流俯冲而下。行至江心时，艄公撑篙急划，掌准方向才能成功渡江。时间不过几分钟，却令人惊心动魄、目眩神迷，犹如遇难再生。安全抵达彼岸，大家对那几位彝族老艄公的高超技艺，满是叹服与感激。抢渡盘江

进入云南，云南省政府派车来边界接运行李，对于长途跋涉、筚路蓝缕的师生们来说，真是一种极大的安慰、教育和鼓舞。这段苦旅中唯一的乐事，是抗战前方传来台儿庄大捷的喜讯，鼓舞了这群流亡在深山腹地的爱国学生。大家呼口号，唱救亡歌曲，开始了雨天泥地的夜间游行，从城内到城外，不少人的布鞋和袜子全湿了，精神上却异常快乐。

4月27日，旅游团一行终于到达了昆明。对于这场千里跋涉，曾戏言要“带着棺材走”的杨振声教授评价极高：“我们在昆明拓东路又以骄傲的眼光去迎接他们。他们都晒得黑光光的，腿肚走粗了，脚皮磨厚了；同时人生的经验增加了，吃苦的本领加大了，精神也更饱满了。就这样的，他们步入了历史的新页。”抵达昆明“湘黔滇旅行团”师生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长征”，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奇迹。当时驻美国大使胡适先生，将照片在美国展出，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说：“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对于任继愈来说，这段与老师、同学们共同走过的历程，必将对他今后的人生发生深远影响。这也是自幼生长在小康之家的任继愈第一次真正走进乡村，近距离地接触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这次“旅行”，使他亲身体验到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在穷乡僻壤，在深山幽谷，他看到的是贫穷、愚昧、瘟疫、混乱的社会秩序和无处不在的鸦片烟毒……但就在这样的悲惨环境里，挺立着中国的脊梁：深陷于穷困中的农民，出粮出人，承担着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重担，那些被绳子捆着拉走的壮丁，一旦懂得了爱国主义这个道理，就拼死抗击日寇。

农民的贫困、农村的破败，让年轻的任继愈深受震撼；国难当头，生活于困顿之中的民众却能舍生取义，公而忘私，中华民族在危难中的不屈精神，令他感动，也令他深思。一种爱国的情愫，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在他的胸腔里油然而生。

任继愈用脚步丈量中国西南的国情，沿途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使他从思想上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他治学的出发点。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正如哲学起源于惊讶一样，这一次浪漫而辛酸的文化苦旅，使得任继愈深深地思虑并叹服于这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所具有的韧性——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抗战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中国农民身上，而中国农民的状况又如此堪忧。但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却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为什么？任继愈开始注意到中华民族根源的问题：民族的根到底在哪里？民族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它源于何处？它的支撑是什么？接着，任继愈又开始思考如何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正如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在任继愈看来，数千年间，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的风雨和苦难，其间不乏崇尚庸俗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过后，往往就是民族的灾难。然而无论在怎样的时代，社会的需要总会召唤出高尚，并以此作为民族的脊梁。任继愈决定，从此将穷己一生，去深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关注脚下这片多灾多难而坚强可敬的土地。这之后，他从热衷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哲学。祖国、人民、使命、热血，夯筑起他学术的坚实根基。这根基召唤着他，迈开自己的脚步，怀着虔诚的心情。

从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心里会想“蚂蚁会不会头晕”的孩童时代，任继愈就是这样一个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的孩子，这是他后来能成为哲学大师的天赋。早在北平大学附中读书时，在老师的影响下，任继愈开始读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先生关于老子生年辩论的文章，引发了他研究哲学的念头，并最终考入自己所喜爱的学校和科系——北京大学哲学系。然而，这次“湘黔滇旅行团”的经历，让他的思想完成了一次嬗变。从此，任继愈确立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在此后一生中的70多年间，他不改初衷，勇往直前，从未停歇。

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杜继文回忆，任继愈曾说：“社会主义不仅要脱贫，还要脱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就是同中国爱国主义相结合。”在任继愈一生为学的思想中，他将这种爱国情怀，这种对国家前途的忧思深深融入学术研究中，这在中国现当代学者中，并非人人都能做到。5、笃学潜斋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合大学校歌中的这句“绝徼移栽桢干质”。绝徼，指荒僻的边土，桢干质，指大树良材。即把那些正在成长的、国家的栋梁之材，移栽到边远的地方去，免受日寇摧残，保护起来，积蓄民族未来的希望。这也是3所大学从北向南，在血与火中进行艰难转移的根本目的。因为在当时，“保存与保护民族文化与人才”，几乎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据一位原东北流亡学生回忆，当他找到张学良将军，要求上前线时，张学良却对他说：“我要武，也要文。你们是文武全才，应该到后方去读书。”从而使他走上了“读书救国”之路。

直到今天，云南昆明、蒙自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依然对当年的西南联大记忆犹新。那时，他们还在青春年少之时，似乎在一夜之间，昆明来了一大批举世闻名的学者。他们蓝布长衫，落落大方，以一种共赴国难的高风亮节照亮了整个社会。那时候，城里一些富裕的人家不好意思再穿绫罗绸缎，太太们也收起了绣花衣服，小姐们则放开被缠的小脚，到学校去念书。而每当西南联大教授举办讲座，昆明街头的店铺就会收铺板关门，因为老板与伙计都要去听讲。演讲内容，有时是时事，有时是佛学、儒学，有时则是《红楼梦》、《三国演义》。讲到国破之痛，台上的教授流泪痛呼，台下的群众一片悲愤。

任继愈就在这样一所大学——西南联大，学习和工作，度过了长达8年的青春时光。

西南联大

1938年2月28日，天气温和晴好。“湘黔滇旅行团”的最后一天行程。

任继愈和同学们既兴奋又感伤，兴奋于旅行终于即将结束，到达目的地昆明；感伤则因为不能再做这样可爱的旅行了。

距离昆明还有十余里地的时候，已经有先前到达的两路同学迎接他们。有的骑着马，有的骑脚踏车，大家握手、拥抱，百感交集。进入昆明，有一位联大女同学向黄师岳团长敬献一束红花，另有4位小姐，着白底浅蓝花长衫，抬着一大竹篮鲜花献给同学们。许多市民驻足围观，道途拥塞。一会儿，又有从海道先来的男女同学高举横幅，高呼欢迎口号，引导大家向联大办事处前进。

此情此景，让任继愈不由得想起，还在他们走到贵州一个偏僻小县玉屏时，就看到一张县长“布告”，上面称他们这些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精神领袖”，要求民众于此国难关头予以爱护。民间的这种纯朴精神，任继愈后来在昆明市民为他们流亡师生准备的茶馆里，也深有体会。物理学家李政道也曾盛赞：“昆明的茶馆民风，体现出对知识分子的同情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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