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脚踏进央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梦

出版社：人民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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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脚踏进央视试读：

在台里，有很多像王梦这样的年轻人，年轻得像学生一样。他们是有梦的年龄，有梦的状态，从校园里带着梦走出来，一脚踏进央视。

央视以什么模样迎接他们？

当然不是沈力、赵忠祥老师他们当初入门时那样。电视在中国初创时，大多数人不知电视为何物，前辈在寂寞中开创、坚守，当他们盛年时才迎来了电视的盛景。

当然也不是我和小崔、小白、小水走进电视时那样。我们赶上了好时候，电视空前发展，眼看着台里的频道从两三个，发展到十几个。借着第一媒体的光，我们也获得了实现职业理想的舞台。

王梦他们走进央视时，媒体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网络来了，新媒体成气候了，媒体生态变了，电视不那么好干了。

就在这时，王梦来了。

我在屏幕上见过王梦，但没有合作过，也没有交谈过。而这次看了她的书稿，就像是交谈过了，谈得挺深，挺投机。

在书稿里，我看到了屏幕背后的王梦。作为一个电视人，镜头前的工作，只是她职业的一小部分，镜头后面，她在忙什么？为什么忙？忙的乐趣是什么？忙的享受是什么？在她的笔下，我看到了她的工作场景——外交部、会谈现场、地震灾区、西藏、海面上、洪水中、冰雪里……她享受着她的工作现场，享受着她的职业，即使遇到这样那样的不顺不爽，她也会说：我愿意。我欣赏她的职业观：“最糟糕的职业：成就感仅来自于挣到钱的那一刻。”她不愿做这样的职业选择：“今天知道明年的今天在做什么。”这样的人当然要去做记者。

在王梦的笔下，可以看出她的眼力和眼光、她对人对事的观察判断、对细节的捕捉、她的审美倾向。很多事情很多人都写得很有趣，即使是在宏大的背景上，也有属于她的感受和表达，在她的表达里，有一个记者的职业的理性色彩，也有一个小姑娘的可爱的小资味道。

一脚踏进央视，一干就是5年。这5年，对年轻的王梦意味着什么？梦开始的地方？有密度的生活？成熟的前奏？第一串脚印？

王梦的书，是在回头看脚印吧？

看完了脚印，她就该上路了。带着新的梦去印度，去做CCTV新一代驻外记者。她赶上了，赶上了CCTV走向世界的关节点。离开北京，似乎离CCTV远了，但其实，也近了，离前沿近了，离国家电视台的梦近了，世界大台的梦想就要在这些年轻人的手中实现。有梦的王梦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恒河边，我们会看到一个中国姑娘的身影，她手里的话筒上写着：CCTV。

我在猜，沿着第一串脚印，王梦也许会走很远。若干年后，走过千山万水，她可能不会像这本书里这样说了：“中国版图上我没去过的省区用一只手就能数完。”呵呵，她会记得，那是在央视刚上路时说的，那时可真年轻啊！2010年立秋在忐忑中与未知握手——写在前面

每次我对别人说，我是记者，他们总会一脸惊讶，说，哦，是么？

仿佛记者是一个怪异的职业。

怪异？可能有一点。不过更恰当的说法是“过瘾”，因为作为记者的日子从来都不是轻描淡写的，而是像油画那样浓墨重彩，每一笔都恨不得把最浓重的颜色狠狠按在画布上。身披这样一个职业，恐怕很难从工作中得到单纯的快乐，任何一点成就感都必须以苦、累、紧张、遗憾为代价。

而几乎是转眼间，我就已经在这样的日子里沉醉了5年。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我终于把5年的记者生涯整理成册。我避免把这本书写成一本自恋的书，而是暗暗希望，这会是一本大家都喜闻乐见的书。

5年这样一个年份，总会被人为地划出一个阶段，以示纪念。在我的这第5年，却是命运为我划出了一个段落。

2009年春天，中央电视台选拔驻外记者的公告已经贴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不为所动。直到有一天，同事张鸥哥哥问我：“你为什么不报名驻外？”“在北京的生活多好呀……我舍不得放下。”“你什么时候开始恋寨了？”

第二天，我递交了报名驻外的全部材料，离报名截止只差3天。我被“恋寨”这两字击中了，我的字典里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两个面目可憎的汉字？

在得到驻站的正式通知之前，我已经拿到了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录取通知书。一下子，数条岔道摆在我面前，任何一条都充满魅力，又都荆棘丛生。

有趣的是，在我每一次对“驻站”内心退缩的时候，命运就像听到了一样，不知道从哪里爆发出一股力量推我一把。有的时候推得我顺风顺水，有的时候推得我踉踉跄跄。最终，我走到“万事俱备，只等签证”这一步，竟然像是被命运带到了这里。

也许，命运早已为你写好了歌词，谱好了曲，你乖乖地唱就行。

也许，命运只是给了你一个一个的机会，要不要抓住全看你自己。

我想再说几句关于梦想。

小时候，我不喜欢自己的名字，觉得它不像别的小朋友的名字那么壮志凌云，于是问爸爸，为什么我叫“梦”？

爸爸告诉我，人生最大的快乐是梦想成真，想要梦想成真首先得先有“梦”。但是，爸爸妈妈只给了我“梦”这个名字，“成真”的脚步，他们让我自己老老实实地迈出。

现在看来，我走过的每一步路，不过是实现一个又一个梦想的过程。画画也好，写字也好，采访也好，旅行也好，驻外也好……我不知深浅地折腾，用各种惊心动魄装点生活，而所有的一切，不过是缩短梦寐以求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前行的道路注定荆棘丛生，模糊不清。但是，唯有前行，才能获取通往梦想的门匙。

而我，从来都坚信梦想的强大力量。第一部分小记者与大事件我和印度缘分的开始

直到现在，每次看见驻外记者名单上赫然写着“新德里王梦”，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新德里”“王梦”这些汉字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某种密切的联系？偶尔回头看看，竟发现一切早有预示，皆有安排。

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出访印度。那时，我顶着“中央电视台记者”这个梦寐的头衔还不到一个月，第一次专访就降临了，对象是时任印度驻华大使苏里宁。人们一向喜欢用“微妙”这种含糊的词来形容这两个大国的关系。中印两国人口加起来占世界人口的40%。在西方国家眼里，我们被认为相似，同样身处东方，同样神秘，同样处在急速发展时期，一个因为劳动力廉价是“世界工厂”，一个因为殖民时期留下的英语优势成为很多跨国公司服务外包基地。而中印两国自己深知彼此差异，还有和美国、俄罗斯等其他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私下还暗暗较劲。

当年我面对印度大使的时候，还是在北京广播学院上大四的学生，住在学校宿舍，刚刚结束了英语专业八级的考试，下班之后还在准备毕业论文和答辩。让我这样一个人专访大使？领导对我的信任甚至超过了我对自己的信任。

当时我的直接领导叫王未来，是我们采访组的头儿。这么多年，他每次把我介绍给别人的时候都会说：这是王梦，我培养出来的！

那些时刻，我都很高兴。但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他。

那是我的第一次专访，面对的是另一个国家在中国的全权代表，用的是英语而不是母语，谈的是一个我知之甚少又并不简单的话题。不过我一直相信，有本事出现在我生命中的困难，我就有本事解决它。

第一个困难竟然是打电话。和电波那头的人沟通，说明采访缘由，敲定采访的时间地点，竟成了我采访生涯初期最大的困难，甚至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仍是这样。以至于我一度怀疑自己有社交障碍症。

硬着头皮和印度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敲定了专访时间之后，我开始准备问题，并且列出了一堆关于中印关系的概念性问题。拿着问题向王老师汇报并被强力指教过之后，准备工作算是告成。

采访的日子如期而至，4月4号。那天我专门穿了件粉色的衣服——粉色是我的幸运色，每当有什么重大事情，我总会让自己身上有点粉色。那天，我是粉色风衣里穿着粉色衬衫。

初春的北京已经很温暖，使馆区的银杏树叶又开始了这一年度的重新焕发生机。走进印度使馆，浓郁的印度风情扑面而来，左顾右盼，身边都是印度教的神灵相伴。此情此景，脑中会立刻漂浮出穿着沙丽的天竺少女载歌载舞而来。

使馆工作人员把我和摄像汪曙光老师领进会见室，待我们摆好机位，调好光线之后，苏里宁大使走了进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大使非常和蔼。可在当时，什么程度的和蔼都无法消除我的紧张。

我紧紧张张地在沙发上坐下，把写着所有问题的采访小本摊开了放在沙发扶手上。虽然所有问题都烂熟于心，但还是生怕自己忘了什么。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就这样小心翼翼地问了小本子上的所有问题。当然，我不可能落下什么该问的问题没问，但是也无暇根据采访对象的回答随时追问。更不用说灵光闪现的精彩问答。四平八稳而已。

这条新闻也是一样，很多问题只是涉及到而已，没有深入，没有追问，没有具体的内容，没有证据，没有细节。

都是遗憾。

尽管如此，这次采访在今后的日子里经常被我提起，对自己是为了耳提面命别再留下类似的遗憾，对他人，有点炫耀：瞧，我当记者才一个月就采访了大使呢。而如今再次说起，竟然好像是为了证明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力量。我怯生生地坐在苏里宁大使面前时断然没想到，5年后，我将去他的国家工作生活若干年。我的记者生涯从印度开始，到了5年这个坎儿上，转变又始于印度。

这个神奇的国度还会在我这儿上演什么样的神奇故事呢？走进中国外交部

上大学的时候，从远在五环外的广播学院坐大公共“进城”，总会路过朝阳门东南角一座有弧形玻璃墙壁的大楼。每次路过我都忍不住目光追随。这座在我的描述下貌似颇具艺术气质的大楼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外交部。在那个年月，我打心眼儿里觉得那是个神圣又神秘的地方。

可那时候我对政治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甚至想将来就算当记者也要当一名文化记者。

而在工作的5年里，我却牢牢地和“时政”“外交”拴在了一起。成为一名混迹于外交官当中的小记者，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个误打误撞给我带来了受宠若惊的好处：当你还是一名小记者的时候，其他的小记者还在为自己的新闻能不能上版面苦苦挣扎，你笔下的时政外交新闻已经跑到了一档新闻的头条，并被多档新闻反复使用，你的能力也很快得到提高。当然，必须清楚，并非自己技胜一筹，而是背靠“外交”这棵大树，因为政治新闻就是新闻的主流。

那栋我当年只能遥望伴随注目礼的外交部大楼，竟成了北京城里我采访最多的地方。每周二、四下午，外交部会举行例行记者会，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厅回答各路记者提问。我几乎每场必到。因为那些记者会对媒体来说是了解中国政策以及中国对当前热点问题态度的重要渠道。你不需要打一万个电话找“相关部门”联系采访，只需要把问题装在脑子里，在发布厅坐下，举手，向站在台上近在咫尺的发言人提问，就能得到全中国最权威的回答。

面对这样“送货上门”的采访机会，记者们往往如狼似虎。在外国记者眼中，no news is good news，所以只要是news，就很难是good事情。

于是，记者会上外交官和记者的“舌战”在所难免。

有一段时间，美国总拿中国军费说事。一次发布会上，有外电记者借美国政府指责中国军费不透明，问发言人秦刚：中国军费为什么不透明？秦刚说，如果有一个人，每天趴在你家门口从门缝往里偷看，还跟你抱怨说，你们家门怎么不开大一点儿，你作何感想？

我坐在发布厅里，听着五湖四海的问题飞来砸去，特别直观地感觉到，有时候新闻就是“貌似客观”的，确定选题是主观的，选择报道角度是主观的，措辞仍然是主观的。同时，我也感到，一个国家越强大，就越不惧怕这些。强大的表现不是拿着真刀真枪在城门口守护，而是张开双臂，热情包容。正如对于一个人来说，自嘲代表的永远不会是自卑，而是内心的极大自信。

记者会通常半个小时左右，发言人要在确认没有记者有问题之后，才会宣布记者会结束。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泉在当发言人的时候调侃过一位美国记者，在那场记者会持续到一个多小时的时候，一位美国记者第4次举手，孔泉笑着对他说：难道你不着急回去发稿吗？

发言人严词也好，开玩笑也好，有一个动作是永远不能做的：擦汗。堂堂发言人，哪怕只是热得脑门儿出汗了，伸手往额头上一抹——瞬间，一个国家的气势都没了。搞不好还被记者咔嚓咔嚓拍下，再配上几个记者的刁难问题，第二天见诸报端，这下子就真的热闹了。

记者会有硝烟弥漫的时刻，也有云淡风清的时刻。2008年12月24号，临近圣诞节，外国记者们无心恋战，只有一位记者问了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之后，无人举手。

秦刚说：没有问题了吗？我倒数：3、2、1……好，发布会结束，谢谢大家！

在外交部采访了5年，从前只能隔着电视屏幕看看的外交部发言人不仅是我每周都要面对的采访对象，甚至是有事没事相互问候开开玩笑的朋友。但是，正如中国上世纪20年代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中国古话中最残酷的一句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四海为家，似乎是外交官的宿命。我这样的小记者既然常年和外交官打交道，自然也逃不掉和这种宿命带来的伤感打照面。

我先是眼看着孔泉结束4年发言人生涯远赴法国任大使，然后送别刘建超赴菲律宾任大使。

在参加刘建超最后一场记者会之后，我们走上台拉着他合影。那个背景写着“中国外交部”的讲台瞬间在庄严中渗入了温情。

后来，刘大使发来短信：我也有点怅然若失……真舍不得你们这些好朋友！六方会谈促我成长

有一段日子，基本上每个月，六位分别来自中国、美国、朝鲜、韩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副部长级别的外交官都会各带一个代表团来到北京相聚，讨论朝鲜半岛局势。通常，他们是怀着达成一致的期望而来，却难以带着共识回去。

很遗憾，这就是我曾经描述过的六方会谈。

我总是说，我是伴随着六方会谈成长起来的。这个让政客各说各话，让专家看不明前景的国际级复杂事件，却从我初出茅庐起就一直相伴左右。

2005年7月初到8月中，《中国新闻》几乎所有的老记者都在西藏拍摄采访系列报道，谁也没有料到，7月19号，中国外交部突然宣布：朝鲜半岛核问题第四轮六方会谈定于7月26日开始在北京举行。这个停滞了一年多的会谈突然重启，当时从业仅4个月的我就“猴子充大王”地被扔进了这场世界瞩目的新闻事件中，并因为会说英语，被派报道美国代表团的新闻。

领导放出话：王梦，你要是落了美国团的新闻，提头来见我！

报道六方会谈最重要的任务是“蹲守”，即每天在各方团长下榻的宾馆大堂里架好摄像机，在他们进出门的必经之路上守候，期盼团长看见记者时能透露只字片语，那几乎是我们了解会谈进展的唯一来源。

在这样漫长的蹲守中，我们了解到美国要求朝鲜先弃核再向朝鲜提供援助，而朝鲜要求其他各方先提供援助再弃核；我们发现这样的互不信任每每阻挠会谈进程；我们了解到日方屡屡把朝鲜当年绑架日本人质的事件放到谈判桌上；我们从外交官各为其主的言语中了解到会谈的每一点进展，每一次卡壳，每一轮峰回路转。

据说，这种“蹲守”的始作俑者是日本媒体。早年召开六方会谈，各国媒体还没摸到报道的门道，日本媒体财大气粗，展开人海战术，在各个代表团驻地、召开会议的钓鱼台门口统统布上记者，还派车跟着几位团长的去向。有一次还真跟着了美朝团长共进午餐。直到现在，人员分布得最广的仍是日本媒体。

等待很漫长，等到之后就是手忙脚乱。

希尔结束会谈回到宾馆基本都在晚上7点半左右，《中国新闻》最重要的一档是晚上9点。于是，从听希尔回答问题开始，我就全神贯注地记录重点，一结束，立刻跑上车，在疾驰的黑灯瞎火的车里写稿。到台，稿子必须已经写好，马上配音，编辑。唯一能让我松口气的是每次都有经验丰富的摄像与我同在，他们编辑画面的速度极快。

每天我都要经历恨不得每一秒钟都掰成两瓣用的一个多小时。每次看着新闻按时播出，我的紧张都尤在，然后想起，哟，还没吃晚饭呢。

因为时间太紧，晚9点播出的片子总是不够完美。我通常会再修改一遍。于是，凌晨回家，5点必须起床，这就是六方会谈留给我的睡眠时间。纪录是3天睡了不超过10小时，这导致我在国际俱乐部等待希尔的时候，会一不小心在宾馆大堂的沙发上睡着。六星级宾馆的服务生喊醒我的时候说得很艺术：小姐，您在这儿睡着会着凉的。

六方会谈一方面在考验记者的精力，同时还在挑战记者的智力。

面对这样一场复杂的谈判，谁都很难非黑即白地说谁对谁错，往往谁的声音比较大公众就容易听信谁。美国政府深谙此道，各位团长中，面对媒体最积极的就是希尔。这位风度翩翩的外交官，永远和颜悦色地面对记者，容易博得媒体的集体好感。于是，人们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的总是：美方希望怎么样，美方认为朝鲜应该怎么样，美方希望日朝怎么样……

我曾经被评价为：不像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像华盛顿来的。言下之意：你就像美国记者，是美方观点的传声筒。

政治博弈是最高明的博弈，政客的言语最意味深长，外交官是最“狡猾”的采访对象。他们侃侃而谈，颇得你欢心，就在你觉得他们和蔼到难以置信，他们所言远远超出你的期望而且句句在理的时候，请小心，不知不觉，对方的价值观已经在侵入你。这种侵入无关价值观的好坏，而是成为他人宣传价值观的工具，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的事。

于是，六方会谈教会我：把“危险”两个字放在脑子里，不要被富有魅力的采访对象迷惑。希尔的确一度在我的偶像名单之列，但是，当我手拿话筒面对他的时候，必须保持理智。被迷惑双眼可以，心灵就算了。

不是我不聪明，而是“敌人”太狡猾。在与最狡猾的“敌人”斗过智斗过勇之后，进入任何战场就都有了游刃有余的底气。如今的朝鲜半岛

2009年4月，朝鲜退出六方会谈。

2009年5月，朝鲜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

2009年7月，朝鲜连续发射数枚导弹。

……

诸如此类的消息喷洒在全世界各大媒体最重要的位置，我满心难以言说地遗憾。

2007年，当六方签署具有实际意义的《2·13共同文件》，确定朝鲜弃核的分阶段步骤和各方补偿方案的时候，当朝鲜真的开始把宁边核设施去功能化的时候，我是有些成就感的。这点成就感像保尔·柯察金说的“为人类解放而做出努力”。这件事情或许无关于衣食住行，却关乎世界和平。我觉得若干年参与六方会谈的报道确实是在做一件超越了低级趣味的事情。

可是，突然，我倾注了心血和智慧，并且正在偷偷引以为豪的事情突然灰飞烟灭，而且看上去简直不堪一击。

尽管在《2·13共同文件》协议签署的时候，我也没有让笔下的新闻喜气洋洋，只是谨慎地说：“事态如何发展，需要时间检验。”哪怕我知道文件里白纸黑字写着：以朝鲜最终废弃核设施为目标……朝方关闭并封存宁边核设施，包括后处理设施……等等等等。因为我也知道，朝核问题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就算眼下大家一团和气地达成一致，接下来还会有什么？不敢说。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达成大体上的一致只是第一步，越涉及具体事宜，问题会越多。就像领结婚证不难，难的是未来日子里的柴米油盐鸡毛蒜皮。

只是没想到，有一天连婚约都不算数了。

然而在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的时候，我也没有太悲观。这个事情不稀奇。早在2004年，第3轮六方会谈期间，朝鲜大使馆门口守候着各国媒体，却一直没有等来朝方的只字片语。一天夜里，朝鲜大使馆的大门突然打开了，一个人走出来，拿出一张纸开始念，主要意思是：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

但是，朝鲜还是回到了谈判桌前，六方会谈还是重启了，机制犹在。这个事件也成了我们的心理底线。面对六方会谈中经常发生的前进两步退一步的曲折，大家习以为常。我们相信峰回路转这回事。

我可以宠辱不惊地面对六方会谈中的这样那样的情况，可当朝鲜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各个国家一直在努力的“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顿时显得尴尬。限制一个无核国家让它没有能力生产核武器已然这么困难，让一个一直都在努力、好不容易进入有核国家俱乐部的国家弃核？太难了。或许，我们必须接受，从此，世界上又多了一个控制核按钮的国家。

而且，离我们很近。

在全世界对朝鲜大张旗鼓的谴责中，中方的表态让西方国家觉得过于温和：希望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中国对朝鲜半岛局势有特别的关切，中国和朝鲜是邻居，这一点，恐怕是大洋彼岸的美国、欧洲所不能理解的。”言下之意，如果各方用极端的方式激怒朝鲜，最终导致冲突甚至爆发战争，对于美欧来说，那是远隔大洋的战火纷飞，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响在耳畔的枪声。

人们失望，却没有放弃努力。之后，虽然“斡旋”两个字用在朝核问题上稍显无力，但是此刻，我们分明又看见半岛局势隐约出现了转机。可我们不敢轻易微笑面对。因为，矛盾没有解决，变数也没有减少。我们害怕笑容还未展开就僵在脸上的尴尬。

外交官们依然跨国跨大洋飞来飞去，用语言、援助、文化承载各自的聪明才智，以求改善局面。我们依然可以期待。

也许，我已经没有可能再次介入六方会谈的采访，我那些关于朝鲜半岛的报道也许应该被封存。但是，我知道，“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东北亚稳定”这些字样无论何时都会引我关注。

如果一个姑娘坐在你面前，侃侃而谈这个乱象丛生的问题，请不要讶异，她只是一名记者，她只是曾经对这场政治事件投入了过多的情感。中日韩外长会

自从2009年下半年要召开中日韩三国外长会的消息流传开，各国媒体就炸了锅，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的各种版本四处流传。

我们对整数年份总是有特殊的关注，这次中日韩外长会的召开，正赶上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建立10周年。10年是个节点，会是个怎样的开始？中日韩三个朝核问题的相关国聚首，能给朝鲜半岛局势开出什么药方？外长会很大程度上是给紧接着要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打前战”，在领导人会议上，首次作为日本首相访问中国的鸠山由纪夫会释放怎样的对华政策信号？

问号这么多，媒体的高度关注是可以理解的。

终于，中国外交部宣布：9月29日，中日韩外长会在中国上海举行。

领导对我说，王梦，去趟上海吧。

飞往上海的航班上，我居然遇见了NHK和朝日新闻两家日本媒体的记者。我很诧异：你们在上海不是都有记者站吗？他们给了我同样的答案：怕人手不够。

老天，中央电视台只有我们两个人！

28号中午之前，我们就到达上海。入住，弄清楚会议地点到宾馆的车程，查了一大堆资料，我觉得一切都准备妥帖，如约和一位刚来上海的美国朋友共进晚餐。没想到让我抓狂的事情随上海的夜幕一同降临。整个晚上，我对着电话的时间远远超过面对身边漂亮的美国朋友。

台里来电话问：“王梦，明天的中日韩外长会，你能做视频直播连线吗？”

就这一个问题，最后演变成：从第二天上午8点开始，我要在每个整点分别和新闻频道还有4套做电话连线，尽管外长会在下午2:45开始。我还要在电话连线的间隙测试转播车直播的线路，对好卫星信号。下午，从3点开始的每一个整点，我都要做一到两次视频连线。

在我以为一切都落定的时候，电话又响了：“王梦，明天外长会之后的记者会能直播吗？”

直播记者会？要知道，外交部的记者会从来没有直播过。我和外交部反复交涉，确认了各项事宜之后，得到回复：史无前例，杨外长亲自批示，记者会可以直播。

就这样，我抱着“做一条新闻”的预期来到上海，最后演变成了“一整天的直播”。餐桌对面的美国朋友一直面带微笑，在我每一次接完电话说抱歉的时候都说没关系，还会问一句：一切都还顺利吗？

顺利吗？这是一个好问题，可是一般都没有好答案。

虹桥宾馆被称做上海的钓鱼台，29号的外长会就在那儿举行。我们一早就赶到会场，测试视频连线的线路。一切妥当，中午时分，我已经用电话发回了4次报道。

一下午，我在会场外进行了4场视频直播。

很无奈的是，因为事先并不知道要直播，所以我没带手机的耳机。于是，电视上出现的就是我一只手握着话筒，另一只手拿着手机的尴尬画面。

这次直播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孙玉胜台长的一句话：大量的视频连线可以成就一名记者，也可以毁掉一名记者。一名记者身处各方瞩目的大事件中，频频面对镜头侃侃而谈，当然容易被观众记住。可是面对这种大型会议的直播，记者往往很无奈，因为我们在前方得到的消息非常有限。从会谈开始到结束，都是闭门进行，鲜有关于谈判内容的消息透露出来。于是，每小时一到两次的直播连线就是很大的挑战：我还能说什么？难道只能一遍一遍地说同样的背景、外界的期待？

记者都在寻找出路。

我们的行话把面对镜头“出镜”叫做“出现场”，现场是被记者发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发现与其提前20分钟就站在镜头前保证自己的形象、表达一丝不苟，倒不如去现场走一圈，看看能发现点什么。这下，考量记者好坏的机会就来了，好记者一定是敏感的，粗线条的人看到的是概念，敏感的记者看到的是细节。掌握概念很简单，而能不能捕捉到支撑概念的细节则决定新闻的好坏。

至于摄像机镜头，那是一名好记者最后需要面对的东西。

每一次报道都会留下遗憾，这几乎是记者逃不掉的宿命。你拼了命地追求完美，最终获得的仍是断了手臂的维纳斯。或许因为准备不充分，或许因为各种主观客观的机缘巧合，或许只是自己吹毛求疵。但是，完美这个词从来不是创造给新闻人的。

无论如何，我这直播的一整天总归是在兴奋中结束了。夜上海华灯初上，我稍稍放松下来，接到台里人事办的电话：“是王梦吗，明天开驻外记者动员大会。”

等等，这么说我是考上驻外记者了？！这就算正式通知了？还不明说我是考上了，而是让我去开会！我其实内心波澜起伏得要命，却故作镇定地对电话那头的人说：“我在上海出差，明天还有一场中韩外长会，动员会去不了了。”“行，我们知道了。”

就这样，我知道我考上了驻外记者，将赴印度。流动的盛宴

2009年4月23号，一场生日会在青岛附近的公海上举行。

没有温情愉快的生日歌，有的是海浪翻腾的声音。

没有烛光闪耀的生日蜡，有的是冰冷坚毅的军舰。

寿星是中国海军，年纪：60岁。

60岁的人已经开始安享晚年，60岁的中国海军却刚走出深闺，第一次请来14个国家的舰艇、29个国家的代表团共同庆生。如此大操大办生日party，在中国海军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庆生的方式是举行海上阅兵。

我在阅兵前一个星期才接到这个采访任务。之前，我几乎没有参与过军事报道，更不用说如此重大的军事事件，它如同天上掉馅饼一样砸到我，像是给疲软困顿的身体扎下一针兴奋剂。临时抱佛脚应当算作我这种小记者的生存技能。世界之大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你有幸遇到万众瞩目的事情，却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这并不奇怪。但你必须具备迅速学会的能力。不是学习，而是学会。

只有了解一个事件，你才能掌控对它的报道，你才能在寻找选题、角度的时候驾轻就熟，你才会有胆量提出自己的见解，你才能最终奉献出一条条妙能生花的新闻。雨雾缭绕的青岛

4月19号，我和搭档贺学国老师搭乘早班飞机前往青岛，中午下了飞机直奔青岛港。听说有些国家的舰艇到得比我们还早。

青岛冷得出奇，雨雾蒙蒙，完全不是4月春暖花开的模样。走在港口，海风吹来，我瑟瑟发抖。颤抖之余，我的眼睛还紧盯身边一艘艘大家伙。我之前没见过军舰，更没到过军港。我想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那些舰艇。雄伟、漂亮？太平庸，完全不能表现那一个个巨大的闪着金属光芒的庞然大物。激动、兴奋这类词也完全不能概括我一步步走近那些军舰，看着它们越来越高大时的心情。

内心都翻腾成那样了，我的脑子里还一直不合时宜地萦绕着一首歌：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

偶尔看见穿着军装的高个子高鼻子的外国军官，我们就追上前采访。他们对来到中国感到兴奋，对见识别国舰艇满心期待。

我们也期待，期待几天之后的那场盛宴。当海洋成为交流的平台

阅兵前几天，青岛一直在下雨，让人担心观赏阅兵的效果。每一次和演播室做连线，主持都会问我：青岛天气怎么样？

我说：在下雨。不过按照中国人“贵人出门多遇雨”的俗话，说明来访的各国海军都是中方的贵客。

我都不知道这些甜言蜜语从哪里冒出来的。不过倒是事实，阅兵开始前，中方准备了丰富的“头盘”——多国海军活动。比如在北京奥运会的比赛场地——青岛澳帆中心举行多国士兵舢板比赛；比如在青岛五四广场，多个国家的军乐队共同奏响“欢乐海洋”的乐章；还比如一场场宴席，大家围坐在一起，各国军官在觥筹交错间留下意味深长的言谈。

任何一场聚会都是社交。只不过有的社交是蜻蜓点水式的，点头微笑之后就擦肩而过。有的社交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可能搅动整场聚会的气氛。比如，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拉夫黑德在青岛的握手，就被外界看作是中美两军关系恢复的信号。2008年4月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美间各个层面的军事交流随即中断一年。趁着阅兵这场聚会，拉夫黑德一行来到青岛道贺。那是一年来，美国向中国派出的级别最高的军方代表团。

就在那短短几天，中国和若干国家的军队高层进行了密集的会面，有远隔重洋难得见面的朋友，也有一衣带水的邻居，还不乏和中国在海域上有争端的国家。

我们不能指望这些会面解决具体问题，任何两个国家的军队关系也不可能因为一次握手就冰雪消融。但握手至少是向好的积极信号。阅兵

终于，酝酿了那么多天，做了那么多新闻铺垫，气氛也渲染得相当热乎，连青岛都在憋了好几天阴云之后放晴。阅兵的日子终于到了。

临近中午，我们在青岛港登上检阅舰，在大海上行驶了近一个小时，到达公海等候阅兵。

中国核潜艇第一次浮出水面公开亮相。

水面舰艇编队明星舰艇云集。

海军现代化程度重要体现之一的海军航空兵划过长空。

我不得不说，电视新闻是画面的艺术。任凭我怎么描绘，恐怕也无法在你脑中上演阅兵的气势，恐怕也无法让你理解，我一个几乎只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掉眼泪的姑娘，在阅兵现场居然激动得哭了。

当你看到舰艇驶过，会发现巨大的舰艇上星星点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很多海军，面向检阅舰行礼致意。你能看见海风呼呼吹过他们的身体，他们却岿然不动。相对于庞大的舰艇，他们每一个人都小到几乎要被视线忽略，但他们是大海上的精灵，是舰艇的魂灵。

观赏阅兵的各国军官原本都穿着礼服版的军装在检阅舰上正襟危坐。各种舰艇一出现，他们就拥到甲板的围栏边上，或者干脆站在椅子上，拍照，大声叫好，还对着别的国家的军官招呼：“嘿，看，这是你们国家的军舰！”他们远远地向站在舰艇上的士兵挥手。各国海军被大洋隔开的距离就在这挥手之间拉近。

然而，当面对我的话筒的时候，各国军官立刻平复心情，回归理性。荷兰皇家海军上校说：“各个国家之间的海上合作非常重要，各个国家都要通过合作增进友谊，打击海盗。”

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说：“中国是有实力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海军展示了他们在抗灾、援助等领域的实力，比如在亚丁湾打击海盗等活动中发挥了力量。我想很多国家都希望中国海军能够继续加强国际合作，带给世界海洋安定。”

看，他们观赏中国海军的先进舰艇，一边赞叹，一边还要告诉中国：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相信在那天之后，会有更多双眼睛用不同的眼光张望审视中国。

所有的情感堆积于心，我在新闻里写下了一句话：多国海军飘洋过海而来，带来的是各自的装备和观念，乘风破浪而回，带走的是中国记忆。

阅兵之前，我有一次意外地采访到梁光烈。被问到海军阅兵的意义，梁光烈说：“中国海域广，维护中国的海域、主权、领土完整是海军的职责。”被问到中国军力增强会不会引起别国不安，他说：“我们会按照军队的需要加强军队建设。”被问到邀请这么多国家参加、观看阅兵是不是炫耀，他说：“这次邀请14国海军参观阅兵，是我们向大家学习、借鉴。”收 获

近一周的阅兵报道，我要保证每一分钟头脑都在飞速转动，每一个细胞都要充满能量。而每天都只有到晚上8点以后才得空吃当天的第一顿饭。报道结束，回到北京，所有人都说我黑了瘦了，一上秤，整整掉了4斤肉。

作为记者，报道一个事件性很明确的选题，不会太困难。但是那次阅兵真正的事件性报道只有4月23号，其他的日子里都要费尽心思找选题。其实，“将在外”，没有人逼迫我每天都做出新闻。但是作为一个新闻人，在一个重大事件的现场，要是不能每天都出炉新鲜的消息，我会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职业。

作为一个25岁的姑娘，我时常会担心自己身上有太多的脂粉气和儿女情长。经历阅兵，无论是海军之于我的震撼，还是报道本身的辛苦，甚至是采访中的委屈，对我来说，都会是受益终生的收获。

到达青岛的第一天，结束了一天的采访，躺在床上，我想起昨天才过完25岁生日。“看来，我的25岁就在神经紧张的奔波中开始了。”当时我这么想。

现在看来，更像是为我接下来一年的生活定下基调。而在那一天，我已经对这样的生活说了句：我愿意！走遍宁夏

要讲述宁夏的故事，得这样开头才够分量：

千年前，当历史的年轮划过中国大西北的时候，产生了一个神秘的西夏王朝，它的疆土横跨甘肃、陕西、青海、内蒙古，盛极一时。而现在，它就像是一个被历史封住的秘密，连文字都少有人认识，只留下一座50多平方公里的帝王陵寝——西夏王陵作为证据，诉说当年的荣辱兴衰，任由我们想象昔日王国曾经有过的盛景。

这座被称作“中国的金字塔”的西夏王陵就在宁夏首府银川。宁夏是中国版图上最小的一个省级地区，却丝毫不妨碍它承载厚重的历史。

2008年6月到9月，我两次赴宁夏采访报道，第一次是拍摄奥运火炬传递城市的小专题，第二次是拍摄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小专题，加起来有一个月的时间。

或许你和我启程前一样，对这片黄土高坡上的土地并没有太多的期待。但是在宁夏的日子，每一天我都在更新对黄土高原对大西北的认识，然后重新输入储存记忆。因为它藏着的许多意料之外可能就在你脚下车轮碾过的土地中。银川，曾经72连湖的塞上江南

我们对黄土高原上的城市总会有这样的想象：贫瘠，荒凉，黄沙漫天。但是银川在第一时间击碎了我类似的臆想。

我们在银川的第一个拍摄地点是在城中一个几眼都望不到边的湖里。我坐在船上采访一位生活在银川的名叫高嵩的作家。我和高老的交流时不时就被芦苇丛里飞出的成群沙鸥打断。

这里怎么会是西北？这分明是江南！

高老70多岁了，白发童颜，看见我惊叹鸣翠湖之大，他悠悠地说：“你知道嘛，船一度是银川的主要交通工具，这座城市历史上出现过72连湖的景象。”高老说，银川的地形很特殊，贺兰山是南北向，黄河也是南北向，山河之间留出了广阔的连湖区，银川就在这里，如此特殊的地貌在地球上没有第二个。他把银川称作是“黄河母亲最宠爱的孩子”。

上岸后，我又在惊叹中路过了漠漠水田飞白鹭的稻田，到了黄河边。黄河这位偏心的母亲，弯弯绕绕流经宁夏的时候划出了一个“几”字形，水流顺势灌溉了银川，滋润了这里的粮食、土地，还有生活在这儿的人。银川就成了一座被称作“塞上江南”的城市。

我是抱着“拍摄大西北”的设想来的，我也是做了功课的，但是我还是没想到黄土高原上能有这么多水。中国的西部我都走遍了，它们可不是这个样子。

我一路上都在说服自己这里真的是传说中的黄土高原。

我第二次去银川采访的时候，雨一直在下，后来因为大雨我们延误了两天的拍摄。是的，我们一个摄制组5个人在黄土高原上被大雨耽误了进度。

但是当我企图用银川的相貌定义宁夏的时候，发现这样不行。我在宁夏走得越来越远，到过的地方越来越多，发现银川对于宁夏来说甚至都是特殊的。黄河流经银川，滋养了这座城市。但是远离母亲怀抱的其他城市就没那么幸运了，它们依然贴着黄土高原的标签，依然是你我印象中贫瘠、荒凉的面貌，依然扣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帽子。哪怕它们隔壁就是“塞上江南”。

但往往转个身就是另一番天地。黄土高原

当我们行车离开银川，行驶在宁夏的大地上，眼前的景象又与我们心中的黄土高原重叠在了一起。空气干燥，烈日当头，风沙乱作。一路上，远远望去是连绵的黄土，倔强地长着高高的白杨树。

但就是坐在车里奔驰在黄土高坡上的那些时刻，我觉得自己有点喜欢这个地方了。那是一片无比坚毅的土地，它可能颗粒无收，它却无比开阔。“喜欢”这种情感最开始总是那么一点，如果好好培养，它会越来越多，如果一直消耗，总会殆尽。于是，会有那么一天，对于曾经惊天动地喜欢过的人或事，再也投入不了一点情感了。

遗憾，却无能为力。

我说不清楚接下来在宁夏的日子这种喜欢是在增加，还是在消耗。

我想，至少中卫那个叫做沙坡头的地方我还是喜欢的。

去中卫之前，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虽然它已经存在了千年。“中卫”这个名字据说是朱元璋在这里设立的军事组织的名称，后来被用作地名。如此不经意间留下的一座城市，却拥有一幅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景象。

河流，沙漠，树林，这些看似无法共生共存的自然产物，却在中卫沙坡头相依相伴。沙坡头北边是茫茫的腾格里沙漠，南边是浩瀚的黄河。人们说，这里是黄河和沙漠约会的地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这首著名的诗描绘的就是沙坡头。

宁夏的吴忠就是另一幅模样了。

吴忠的一天是从清真寺里传出诵经的声音开始的，它是整个宁夏回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汉族人在那儿是“少数民族”。

在吴忠有一片地方叫做回民新村，以前住在附近农村的回族人大都搬进了这个新建的小区。小区里可不是单元楼，而是每家每户一个单独的院子。我们从门口瞄见了一个漂亮的小院，里面盛开的鲜花和浓绿的蔬菜让小院的颜色很艳丽。小院里的老爷爷看见我们拿着话筒拎着摄像机，高兴地把我们迎进门。他是一位年过古稀的回族老爷爷，姓郭。

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我们和郭老晒着西北的太阳聊天，时不时还能听见牛棚里牲畜哼哼两声，郭老养的小动物就在我们脚边钻来钻去。他的老伴儿却在屋里不愿出来见生人。“这些年我过得很轻松，很安逸……”郭老跟我们说起他这些年的生活，“2000年我还去麦加朝觐……我就是一个放牛娃，没读过一天书，想不到有一天还能去麦加朝觐……”说到这里，郭老竟然哭了。

按照《古兰经》里的指示，每位穆斯林一生都有一个必修功课，就是去麦加朝觐。朝觐的前提是经济条件允许，也就是说信徒千里迢迢去过麦加回来之后，还要有过日子的经济保障。对于早年的郭老来说，任凭每日虔诚的礼拜，麦加朝觐还是一个缥缈的梦想。人到晚年终于成行。那时的满足，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恐怕就无法体会了。总之，郭老眼下是在心满意足地过日子，了无遗憾。

吴忠有一座宁夏最大、历史最久远的清真寺——同心清真大寺。它立在茫茫黄土高原上，远看是一座中国古典建筑，可是走近了，就会发现它在细微的木刻和砖雕上极具伊斯兰风格。

这样的融合似乎是整个宁夏的浓缩。在这样一个被叫做“回族自治区”的地方，戴着白帽子的穆斯林不断在你身边穿梭。街头巷尾，你一个不经意就看见白绿相间的伊斯兰小屋，闻见满街的羊肉飘香。这些都是宁夏的气息。

我们到同心清真大寺的时候不是礼拜的时间，清真寺里安安静静，能听见呼呼的风声，不时看见有鸟飞过，清静到难以想象上千人同时在这里做礼拜的情景。

坐在清真寺的围栏上，我问阿訇：为什么伊斯兰教对于女人有很多要求，却又赋予男人很多权利？比如女人不能进清真寺的大殿做礼拜，比如女人必须蒙得只露眼睛和手，可是男人不仅可以娶4个老婆，而且只要对老婆说三遍“我要和你离婚”婚姻关系就不复存在，这是为什么呢？

阿訇说，在《古兰经》里，对女人有两种形容：女人是珠宝；女人是羞体。

哦，都是要放在家里的。

我赶紧把挽起的袖子放了下来。其实，穆斯林不会责怪一名远道而来的汉族女子在大夏天露着胳膊。我虽然不是信徒，但是我尊重信仰，甚至羡慕那些心中有坚定信仰的人。那可能是宗教，也可能是某种执着的坚持。

我相信信仰之于人的强大作用，相信有信仰的人有更高的道德底线和更强大的内心。因为心中有所畏惧，所以不敢胡作非为，因为心中有所坚持，所以不会被轻易打倒。固原

总觉得自己在走得越多之后发现自己越不了解这个世界。

看见得越多，需要去看的也就越多。

固原，从我们的父辈开始就是贫困的代名词。对爸爸妈妈说我要去固原采访，他们就觉得我要开始一段艰苦的行程。于是，我想象，固原是满眼黄沙，土地干涸到开裂，山坡上蹲着啃馒头的老农。嗯，就是这样一幅景象。

车一路开进固原，我看见满山遍野的绿树。

过去，固原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种粮食，一年辛辛苦苦的劳作，得到的收获甚至不能养活家人。不是他们不勤劳，是大自然不配合，老天赐予的雨水太少，土地干涸。其实，土地那么干涸，就算下雨也存不住水，只能带来山体滑坡。

唯一的办法就是种树。可是，肚子都填不饱，谁去种树？

2001年，固原实行退耕还林。政府说：你们都不用种粮食了，国家给发，你们把耕地都改成树林，种树就行。

7年过去了，固原真的变绿了。

那么生活在那儿的人呢？

我们走进了一位农民家。主人带我们看了看他家现在的小院，里面盖了一栋一层的房子，种着核桃树。他又带我们看了看他当年住的窑洞，那就是两个纯天然的山洞，一个是卧室，里面放着床，另一个是厨房。“能去你们家的树林看看吗？”我问他。

他把我们带上了山，途中遇见他的媳妇儿正推着一车植物下山。“那是什么呀？”我问。“苜蓿，喂牛用的。”

小山坡上种满了既抗旱又能保持水土的树木，其间种上了苜蓿。苜蓿是牛的天然饲料。于是，他们家就从几年前开始养牛，一头牛能卖到5千多块钱，上一年卖了4头。“这比种粮食强多了。”他对我们说。

以种苜蓿养牛的办法是固原最常见的养家方式。

采访中，一位当地的林业干部一路带着我们前行。

我问他：既然已经种树保持住了水土，为什么只种苜蓿呢？为什么不在林间嫁接经济作物，比如枣树什么的，然后在村里或者镇上发展后续加工产业，做成果脯蜜饯，农民种的树立刻就能变成经济效益，比养牛挣得多，他们的生活从根本上改变，还会继续种树，保护树林，这是一个多好的良性循环？！

林业干部对我说：王记者，你的设想很好，但是这里的气候环境太差，经济作物收成很有限。

我那点觉得自己能当地方官的洋洋得意被瞬间浇灭。

我以为我坐在北京高楼大厦里想出的方法能让一方人脱贫致富。我甚至看不上那些农民出身从窑洞里走出来的当地干部，觉得他们表达不流畅思路不开阔，可是人家的土办法却落到实处见了成效。

面对这一片黄土，我才是井底之蛙。

所以，大学生要想走仕途可以从村官当起，官员要想升迁最好有基层工作经验。你可以看很多书学到很多知识，但是书本看得再多脑子里装的也都是别人的描述和判断，只有你自己走过了，想过了，甚至错过了，才能说你开始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才会不只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

才会真正地心怀天下。

我把在固原的经历和感慨写在了博客上。有一天，我看到了一条留言：

谢谢你对固原的认知。

感谢你对“窑洞”干部的认可。

不过更高兴你的感言，你一定会“心怀天下”。

其实，生于斯已是不幸。但我们无法选择，只有更坚信再坚持，山会更绿，水会更清。“林业干部”

看到“林业干部”给我的留言，我很惊讶，随即是惭愧，还有一阵心酸。

固原那个地方并不是很适合人类居住，尽管一代又一代人在努力，试图改变它的贫瘠、荒凉，但是在那里费心工作一辈子几辈子，也不可能把荒山全部变绿，更不用说让那里的老百姓过上我们认为的幸福生活。实际上，如我所见识到的那般绿色已经是奇迹，可就是有那样一些人，仍然面对黄土费心尽力。

我们看到了太多被这个时代扭曲的价值观，仿佛世界上只剩下功名利禄，其他的都是bull shit。而当有些人不去理会那些，所作的一切只为内心的理想或者坚持，我只能说崇敬。

当我还在固原的时候，林业干部告诉我，退耕还林政策在2008年已经到期。一旦国家不再下拨粮食，农民会不会偷偷地把树林砍了变回耕地，他们都很担心，怕这些年的努力白费。

离林业干部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又过去几年了。固原现在怎么样了？经历灾区“人活一世，最重要的任务是生活，而不是单纯地活着。与其冥思苦想如何延长时日，不如身体力行善用每一点辰光。”杰克·伦敦这样说过。这位美国记者用生命解释了这番话。他去过非洲采访波尔战争，去过日本采访日俄战争，曾在战时被新闻社解雇而住进了贫民窟。他是一位应该被我们当作楷模的前辈。而他说过的这番话总能触动我，也让我在面对艰难险阻和未知的时候通常选择来者不拒。不靠谱的启程“不靠谱”的生活是记者的宿命。24小时待命，接到任务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必须立刻出发，没有任何借口推诿。其实，从小我就说对未来的工作有两点要求：一不要朝九晚五，二不要今天知道明年的今天在干什么。成为记者，超我所愿。

2007年6月，中国南方进入汛期。一天，我接到制片人孙岩峰老师的电话：“梦梦，能去趟灾区吗，湖南洪水很严重，最好今天就出发！”“没问题！”放下电话，我边往家赶，边在路上交代了接下来几天的事情，到家后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了行李。我边查资料边等待领导指示，三个小时过去了，孙老师来电话：“梦梦，北京人手不够，你先不用去灾区了。”

仅仅两天后，我再次接到指示：“马上去广西，那边有洪水！”放下电话两个小时，我出现在了飞往桂林的飞机上。当天傍晚，我赶到受灾严重的桂林市灌阳县。亲历灾区

没有亲身到过灾区，就不会知道灾区是什么样子。

做新闻有一大遗憾，就是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记者往往难以出现在现场。不管是事故，还是自然灾害，或者暴乱，当我们赶到，事件已经成为历史。

当我和摄像庄强老师赶到广西的时候，洪水已经退去。走进一栋被洪水冲刷过的房屋，墙上留着洪水走过的印迹，我比划了一下，水印的顶端在我脑袋以上——洪水中，这个房子被过滤了一遍。房子里家徒四壁，家具都摆在大街上晾干。

这样的遭遇在灾区算是幸运的，你还会看见一摊石块木头零碎地堆在路边，然后被告知那些曾经是房子。你会奇怪，房子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

一位老奶奶站在废墟边上，告诉我那曾经是她的家，告诉我那栋房子如何在瞬间变成了这样。她试图对我说得更多，但是说着说着便泣不成声。

辗转到另一个村子，我们爬上一栋三层小楼站在天台上望去，一片汪洋。那些房子就像一个个孤岛，泡在水里，只有人字形的屋顶露在外面。村干部说，村里52座房子淹了44座，船是村民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

突然，一位老汉划着船进入我们的视线，船上载着他的老伴儿，老汉嘴里还叼着烟。其实那都算不上是船，充其量也就是自己扎的小木筏。就是这样一名平日里面朝黄土的老汉，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对房屋的损毁，面对昨天还在行走的道路转眼成了无法蹚过的河流，平静泰然，一副处变不惊的神情。

坚强，真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本领。

山水成就了广西的美景，也让广西在救灾时遭遇困难，因为不少受灾村子在陡峭的山上。我们前去拍摄的一个村子就在山上，只能徒步前往，洪水过后，上山的路变成了瀑布，虽然没有深到灌进雨鞋里，但是脚下的石头泡在水里光滑无比，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最辛苦的是庄强老师，还扛着20多斤的摄像机拍画面。

进村了，已经中午时分。村民都穿着民政部门送来的军衣，但是很多人都没有穿鞋子。

房子倒塌了的村民就住在房子没倒的邻居家，一个小房子里往往住着好几户人家。屋里屋外放着成箱的矿泉水，还有整袋整袋的大米。厨房里大锅米饭已经煮上，得供好多人吃。看上去，经受了灾难的村子很平静。直到一位漂亮的姑娘穿着军衣光着脚接受我采访，说了没两句竟然哭了。我一时措手不及，眼前的平静一下子被击碎了。

也许，他们只是试图让自己适应这一切，努力平复心情，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积蓄力量，等待着重建家园的那一刻。告别广西

柳州是一座饱受洪灾侵扰的城市，在那次大范围洪灾中也没能幸免。我们去了柳州下属的一个村子采访，那是一个彻底被洪水围成了孤岛的村子。

我们坐着冲锋舟进了村，和我们同在冲锋舟上的还有方便面、矿泉水。进村道路那时是水路，能看见路边的树梢露出水面。整个村子依水而建，不少村民就靠在池塘里养鱼为生，大水一下子把他们赖以生存的鱼塘和房子连成了一片汪洋。走进他们被水过滤过的屋子，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一贫如洗”，怎样的贫穷能比被洪水冲洗过更彻底？

那天，我每一步都蹚在泥浆里，头上顶着大太阳，不敢抱怨一句。这一切对我来说只是一次采访，可对当地人，是一段时间里必须面对的日常生活。

遇上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奇葆来到这座村子慰问，我穿着凉鞋蹚着黄泥巴水迎上前堵住他的去路，问：“怎么做才能保证全区近200万灾民有地方住有饭吃呢？”警卫使劲拽我，我几次差点摔倒到泥浆里。刘书记没有停下脚步，但是回答了我的问题。虽然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言语，但是他的任何表态对于这一方水土来说都是重要的。

第一次到灾区，所有的震撼和困难我都没有经历过，没有技巧消化，有的时候硌得我心里生疼，也只能一声不吭地承受。没有精力多愁善感，也没有时间消化眼前的无力承当。我必须表现得专业专业再专业，越是当自己不够专业的时候越要耳提面命地对自己这样说。

从前，我总觉得“去过灾区”这回事会立竿见影地给我一些启示，比如说从此以后更加珍惜在北京的舒适生活，更加豁达宽容什么的。但是，没那么脱胎换骨，也没那么戏剧性。在我经历了数次灾害报道之后，我发现对于脚蹚浑水这回事能够轻松地一笑了之，对于那些曾经让我龇牙咧嘴的委屈习以为常，我发现，坚强成熟已然融于心。

那次在广西灾区发回最后一条新闻，已经快晚上8点了，我和庄老师坐在柳州电视台门口的台阶上小憩，直到那时才有机会左顾右盼看看“甲天下”的山水。我一边挠自己被蚊子咬得满是包的两条腿，一边想如果这几天在北京，也就是日常采访，不会太费劲，也没有危险。可是让我再选一次呢，我当然还是要来这里。那天吃晚饭的时候，电视里说巴勒斯坦武装冲突不断，加沙几乎成了空城。我指着电视对庄老师说：我要去那里！

I don' t want to say I have no choice, I chose my choice.

我不想说我别无选择，我选择了我的选择。雪灾

一开始，一切都只是下点小雪而已，是那种会让生活在南方的人感到欣喜的小雪。

后来，雪下大了，但在南方仍是稀罕的景象。

慢慢地，下雪成了大家口中的抱怨：道路积雪，交通堵塞。

终于有一天，交通拥堵发展成了高速公路封路。

雪依然在下，人们发现，这场雪已经10多天没有停过了。

雪灾不像地震、火灾那么突如其来，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自然灾害很容易让人在一开始掉以轻心。而当十几天的轻描淡写终于累积成了大面积停水、断电，所有人才缓过神儿来，而灾害也已经无法逆转地发生了。

这就是2008年初那场席卷中国南方的冰冻灾害。冰雪带来的灾难发生在南方如同天方夜谭一般。启程

从2008年1月开始，中国南方就在连续不断地下大雪，一个个以“火炉”、“水乡”闻名的城市相继变成雪白一片。2月初，《中国新闻》迅即派出几组记者前往湖南、湖北、贵州等地报道灾情。

那天，我正在铁道部采访雪灾期间的春运情况，领导一个电话：“王梦，马上去江西，报道雪灾。”

江西是我的家乡，我在南昌生活到17岁。可那一次，回家的路少了温情。就在头一天，南昌昌北机场封闭，回南昌要坐火车。一票难求的春运时分，我和摄像贺老师跑到铁道部好说歹说，拿到了两张站票。那时候，我以为“在火车上一宿不睡”会是这次采访过程中最痛苦的部分，后来发现，小菜一碟。初见灾区

颠簸一夜，一大早到南昌，我和贺老师放下行李就前往受灾县。

因为冰雪，南昌作为省会，在1月底大面积停电好几天，而对于一些县、村，就不是用“天”来计算停电的日子了。

从南昌进县城进村庄的路上，我脑子里的词只有：震惊。记忆中家乡的绿树、稻田、村庄全都埋在白雪里，好好的高速公路全都结冰了。新闻里说，下雪之后，南方不少道路要么封路，要么多车追尾，要么车行缓慢。南方的司机哪里会在冰天雪地里开车？

我在南方生活了17年，我没见过那样的南方，白雪皑皑。我甚至都没有见过如此白雪皑皑的北方！

白雪皑皑，这样一个气势磅礴又有点诗情画意的词翻脸成了灾难。

我们以最快速度到达受灾严重的抚州市时，已经是下午。抚州市下属12个县，其中6个县因为大雪已经停电近一周。对于这样的停电，谁都很无奈，按照设计，南方电力基站的电线能承受3厘米厚的冰雪，但是罕见的大雪让电线不堪重负，拉倒了连接电线的塔架，导致大面积停电。

那些塔架都在一些不高不矮的山上，我们行驶在公路上就看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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