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族宗法的文明——西周(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图说中国历史系列》编委会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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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宗法的文明——西周试读：

第一章　西周一代的兴亡

夏、商、周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继商而起的周王朝，以平王东迁为界，分为东西二周。西周起于公元前11世纪末武王伐纣、建都镐京，止于前771年犬戎破周、平王迁都洛邑，前后共约280年历史。西周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取得了更加灿烂辉煌的成就，它是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亦是华夏民族意识的肇起时期。

黄土地上崛起的农耕民族

周族是活动在中国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部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相传它兴起于“陶唐、虞夏之际”，发迹于今晋东南或陕西泾渭流域之间，始祖为弃，在舜时被封为后稷一职，主管农事。其后人世袭后稷之职，直到不时才失官。夏商鼎革时，周族被迫西迁，与西部的戎狄杂处混居。公刘时期，周族得到较大发展，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了国家阶段。古公父时，周族在父的带领下迁徙到今陕西岐山之下的周原，在那里修建宗庙、城邑，驱逐侵扰的夷狄，由此开创了剪商霸业。此后，周人仅经王季、文王、武王三代人的努力，便推翻商朝，建立了“

赫赫宗周

■后稷播百谷◆兽面纹此器造型古朴大方，生动奇伟。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甑；下部是鬲，用以煮水，外壁饰有兽面纹，底有三足。

相传周的始祖为弃，是轩辕氏黄帝的后裔。其母为有邰氏女，名姜，传说为黄帝曾孙帝喾高辛氏的元妃。据《诗经·大雅·生民》记载，周族始祖弃出生的情况大致是：弃的母亲姜在野外偶然踩在了一个巨人足迹的大拇指上，感而有孕，生下了始祖弃。之所以名弃，是因为他曾3次被其母抛弃。由于姜认为此子无父而生，不吉利，遂将他抛弃。她先把他抛弃到陋巷之中，然而过往的牛羊不但不踩反而过来喂养看护他；于是姜只好把他抱走，抛弃到较为偏远的荒林之中，又恰巧被伐木的工人抱回；最后，姜把他弃置在一片寒冰之上，此时，只见一群飞鸟翩然落下，用它们的羽毛小心翼翼地温暖他。见到这些奇特现象，姜认为必定有神灵在护佑他，于是把他抱回养大。◆三角援戈三角形援，长内曲端。援后部有一圆孔，截面呈菱形，后端有两个长方形穿，饰兽面纹。

这种关于远古氏族部落先祖诞生的神话传说自然不足凭信，但是从姜生弃的传说当中，仍可窥见周族起源的蛛丝马迹——弃诞生的过程，正好反映了周人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历史。周人之所以奉弃为始祖，大概是从他开始，周族才建立起独立的父系氏族部落。至于相传姜为帝喾元妃的说法，则反映了弃为始祖的周族与夏的密切关系，而且很有可能周族是有邰氏和高辛氏两个部落繁衍出来的一个支族。

弃生长的母家有邰氏，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由于受到有邰氏农业生活的影响，弃从小就喜欢玩种麻植豆的游戏，长大后便成为耕种庄稼的能手。他不仅掌握了除草、选种等先进的耕作技术，还会根据不同的土质选种适宜的庄稼。在弃的带领之下，有邰氏很快成为著名的农耕部落，他自己曾被尧举荐为“农司”，后来又被舜任命为后稷，专门主管农事。其后代也世享恩泽，累居后稷之官。由于后稷对农业的贡献和他勤于农事而死的精神，被后人尊奉为农神。◆公刘庙

■公刘与父

根据司马迁《史记·周本纪》所列周族的世系，从后稷到武王克商的先公时期，共有15位先公，他们是：后稷—不—鞠—公刘—节庆—黄仆—差弗—毁—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父—季历—文王。很显然，这“15”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因为从周族兴起的虞夏之际到周文王，历经夏、商两个王朝，共1200多年历史，决非15代人能经历完成。若依《史记》记载，后稷之后为不，然不之时正值成汤灭夏之际，与虞夏同时的后稷居然与其子相隔数百年，简直是匪夷所思。所以史学家认为，由于这些先公的世系都是后人追记的，有可能因时代久远而漏记，也有可能是将某一时代的若干世误认为一世，譬如“后稷”，本是管理农事的职官，传说自弃之后，其子孙累世为后稷之官，直到不时才失去官职，因此，很可能“后稷”是周族历史上的一个时期，而非单指某一个人。惟此解释，方不致有悖常理。在这15个有史可查的先公里，公刘和古公父是周人的两个著名先公。

公刘时期，周族逐渐强大起来，并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迁徙——周人从邰迁到了豳。为什么会有这次重大的迁徙？历来史学界有不同说法，一说以《史记·周本纪》为主，认为周人为了发展农业而主动迁徙；一说以《诗经》毛传为主，认为周人为了躲避戎狄的迫害而被迫迁徙。◆史墙盘庄白村西周窖藏中，出土青铜器多达103件。史墙盘是其中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也是近半个世纪中发现的西周带铭青铜器中，字数较多的。在盘内底刻铭18行，计284字，字迹工整，结体端庄，除历史价值外，也是研究西周金文书法的珍贵资料。

关于公刘时期的这次重大迁徙，《诗经·公刘》有详细记载：伟大的公刘率领众人穿过泾水，来到了豳地（在今陕西县西北）。他上山下原，勘察地形，选择高地用来建筑城池、居邑。他来到这里后大力发展农业，亲自勘察水源，将低平肥沃的地方划为田地；又架设浮桥，把河对面的石料运过来制造工具。后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繁衍，加上周边人民的陆续归附，连皇涧和过涧的两边都布满了聚居的村落。人们逐渐安定下来，建立起强大的军队，驱逐侵犯的敌人；兴造巍峨的庙宇，祭祀伟大的祖先。

公刘时期是周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史记·周本纪》称“周道之兴自此始”。因为公刘不仅有计划地选定和营建了新的国都，创建了国家机器，而且周族在公刘的带领下，恢复并发展了农业生产，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了国家阶段。所以，公刘是第一个被尊称为“公”的周人先祖，是著名的先公之一。◆青铜胄胄又称盔，作战时用以保护头部。该胄为青铜制成，呈帽形，左右及后部向下延伸，以保护耳部和颈部。

在关中平原西部，有一片肥美的黄土高原，它东依漆水，西傍河，北枕岍山，南临渭水，东西长约7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这一块高原就是著名的周原，周人曾赞美道：“周原，堇荼如饴”，意思就是说在这片沃野上长出来的野菜，吃起来也像饴糖一样甜美。这片肥沃的高原，成为周人迅速崛起和繁荣的理想之地，而带领周人在这块宝地上耕作的是周族的另外一位著名先公——古公父。

古公父被周人尊称为“大王”，而周族先公也是自父时才开始称王。古公父之所以赢得后人的如此尊重，主要源于他的两项功绩：一是带领周族从豳地迁到了岐山之下的沃野周原，二是开创了剪商的霸业。

对于父迁岐的经过，《诗经·大雅·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诗云：“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几句指明了父率众迁徙的方向、路线以及目的地。这里的“水”指的是渭水，大概当时古公父率领族众沿着渭河西行，从今天的晋西南迁到了岐山的南面。这次的西迁之举源于周边戎狄的威胁，因为周人所居的豳地，处于戎狄（即后来汉代时所称的“匈奴”）等游牧民族部落的包围之中，他们经常对周人进行掠夺。孟子在《梁惠王下》中记载：古公父继位之后，狄人大举进攻。父向狄人进献皮币珠玉、牛马牲畜，仍然无济于事。所以父便决定率领族人离开豳地，沿着渭水向西而行。不久，父率领周人来到岐山之下的周原，在用龟甲占卜之后，选中周原作为他们新的居所，然后大兴土木，建立了用于居住的室家、办理政事的宫殿，还有恢宏的宗庙和社坛。另外，父在恢复后稷之业，消除戎狄习俗之时，还建立了分别掌管庶务的“五官有司”和强大的武装，逐渐解除了周围混居的少数民族的威胁，并从此奠定了周人迅速崛起的基础。自从父迁岐、营治周原之后，仅经过季历和文王两代人的努力，就使原来的“小邦周”变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强大国家。到武王时，则旌旗一挥，天下诸侯响应，一举灭商。所以父在周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尊为“大王”，其位在“烈祖”之首，史书也称自大王时，“实始剪商”。◆西周瓦当

■季历与文王

古公父在岐山下建国，开创了剪商霸业。他有3个儿子，分别为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即《史记》所称“虞仲”）及幼子季历。相传大王看到季历的儿子昌有“圣德”的兆象，遂决定把王位传给季历，而太伯和仲雍为了让位给季历而逃亡到“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建立了后来的吴国。后世史学家认为，太伯、仲雍与季历之间的权位谦让之事可能发生过，但肯定与季历的儿子即后来的文王昌的“圣德”无关，而且太伯、仲雍远避荆蛮之地也不单纯只是退让避嫌之举。事实上，在父率族众西迁之时，就对周族的力量进行了部署：一是让太伯继续留守豳地以抵抗戎狄，保持周族原有的影响，后来，出于形势变化和战略考虑，太伯率部分族人从豳地南下，来到今江苏苏州一带建立吴国；二是让次子仲雍西迁之后在岐山西北面的地区开疆拓土，后来建立了国；三是让幼子季历和父一起营建周原，作为周人的大本营。为什么在父迁岐之时要作兵分三路的部署呢？《诗经·鲁颂·宫》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即父揭开了周人兴盛的序幕，而到了季历、文王之时，周人又把首都向渭水下游的丰、镐一代迁移。这种迁移的趋势与后世秦国为了经营中原而逐步东迁的方略是一致的。父让太伯在东南建吴（也称虞国），北可拓土，南可越过黄河进入洛水流域，东则可窥商朝京畿地区，是周向东方开拓的重要据点。同时，太伯南下建国和仲雍西北拓土形成夹辅之势，辅助居于中间的周原。因此季历在父兄的帮助之下，使周国的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其后，文王的经营又为武王的一举灭商进一步做好了准备。◆刖刑方鼎上部为四足方鼎，鼎体四角棱各饰一条行龙，头生双角，回首反顾。下部一侧设可以开合的两扇门扉，右门扉有一圆雕的受过刖刑的守门奴隶。下面又设四足方座，足上有立雕凤鸟。

大王死后，三子季历称王，也称王季。古公父时期，基本解决了周边夷狄的威胁，而季历在太伯的帮助之下，四处开疆拓土。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季历先后为商王朝征讨了鬼方、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和始乎之戎。◆巨冠玉鸟

鬼方是殷周之际居于中国西北方的一个方国部落，他们经常骚扰中原，对商王朝边疆形成威胁。商王武乙统治时期，季历奉商王命令讨伐鬼方，力战3年，俘虏了鬼方二十多个部落首领。继征服鬼方之后，季历又于商王文丁时期进一步征讨山西地区的燕京之戎。燕京之戎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今山西静乐周围、汾水两岸直到祁县以西、邬县以北，方圆两百多里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燕京之戎比较强大，季历曾被打得大败而归。由于征伐燕京之戎受挫，季历转而征伐山西地区的余无之戎，并大获全胜。在这之后，季历又分别征伐位于滹沱河流域的始乎之戎和翳徒之戎，都取得了不俗战绩。◆青铜长方形，器与盖形状相同，侈口收腹，下有四矩形矮足，应是用来盛放黍、稷、稻、粱的器皿。在盖与器身的短边坡面铸有上下相应的兽首耳。器与盖均饰夔龙、凤鸟、象首、云纹等，细密华美。

在季历继位的初期，由于商王朝必须联合周人对付进犯中原的戎狄，所以商王对周人很倚重。在季历对鬼方用兵取得初步胜利时，商王武乙曾赐给他土地、玉器以及马匹，以示奖励；后来，商王文丁为了嘉奖季历攻克余无之戎的功劳又命他为诸侯的方伯首领。但是，因伐戎而强大起来的周族也就逐渐成为商王的心头之患。“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季历因其势力的不断扩大招致商王的猜忌，最终被文丁杀死了。

季历被商王文丁囚杀之后，其长子昌继位。昌就是被后人尊奉的周文王。文王继位时已届中年，他当时接管的领土范围不过百里，还远不是商王朝的对手。鉴于父亲季历的悲惨结局，文王一方面小心谨慎地侍奉宗主国——商王朝，以减少商王的顾忌和猜疑；另一方面则暗中壮大实力，积极谋划剪商大业。

文王在位的时间很长，据说有50年之久。他内修政事，建立了一套卿士制度，健全了政权机构；并积极选贤任能，广罗人才，如后世熟知的军师姜子牙、弃商纣而事周的大臣辛甲以及众多方国首领如散宜生、鬻子、闳夭、太颠等都被文王所用。此外，文王还“勤于政事，废寝忘食……发展农业生产，关怀小民、照顾鳏寡孤独，使万民咸和”。在文王的贤明统治下，周的国势蒸蒸日上，在方国部落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相传虞、芮两国争讼，久不能决，便入周请求文王调解。当他们进入周国境内以后，只见“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于是惭愧而去。虞、芮争讼的故事传开之后，周文王声名鹊起，据称“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有余”，河东小国纷纷归附到周王旗下。据史料记载，今天的陕西省岐山县就是西周王朝的发祥地。为寻找西周王陵，考古工作者50多年来进行了大量的探寻，但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直到2005年5月，考古队在岐山县凤鸣镇周公庙风景区凤凰山一带发现了西周早期古墓群。据推测可能是西周时期的王陵。

文王在对外团结诸侯的同时，一直殷勤、恭顺地事奉商王，终于博取了商纣王的信任。纣王册封文王为“西伯”，让他负责征讨叛国事宜。周文王则正好利用这个时机，有计划地用兵西方，解除戎狄对周的威胁。文王先后灭了周以北的犬戎和以西的密须，为东进灭商消除了后顾之忧。犬戎就是古公父迁岐之时就为患不宁的混夷，而密须则是居于今甘肃灵台周围的姓之国，势力颇为强大，经常骚扰周民，所以文王首先征伐这两地。为了达到东进灭商的目的，文王在打败密须之后，把都邑迁到了位于岐山之南、渭水北岸的程，即《逸周书》所说的“周王宅程”，以图向东发展。

文王宅程之后，积极向东推进。他先东渡黄河，进入河内地区，攻伐黎、等国；接着沿渭水东进，拔掉商朝在渭水流域的重要据点崇国。黎又称耆，地处晋东，其地迫近商朝的本土。在灭掉密须的第二年，文王伐黎，《尚书·西伯勘黎》记载了此事。国在黎的南面，位于黄河北岸，应在今天河南沁阳周围，属于商王的田猎范围。黎、两国距离商都朝歌已非常接近，且在山西高地的东边，可俯瞰商朝王畿的平原，直扣商朝的大门，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周人在攻克黎、两国之后，又于第二年攻伐崇。崇位于今河南西部嵩山附近，在殷商末年属于崇虎侯的封地。崇国是周人东进的一个重要障碍，因为崇虎侯是商纣王的亲信，负责在关东监视周人。文王就曾由于此人告密被商纣王囚禁于里，最后在周大臣闳夭进献了美女、良马和奇物之后才被释放回周。但是崇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经过了一场持久的攻坚战之后，周人才征服了崇。伐崇的胜利不仅拔掉了商王朝楔在渭水流域的一颗钉子，扫除了周人东进的一大障碍，同时还让周人拥有了关东的膏腴之地，大大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诗经·文王有声》记述，在征服崇之后，文王把都城从渭水北岸的程迁到了渭水南岸的丰。丰在地理形势上更适合作国都，从这里出发，调动灭商的大军将更加便捷。史书称文王在这里建有灵台和灵囿，据后世考古发现，这里建有城墙及其相匹配的城沟，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

文王于迁都丰邑后不久去世了。他虽然没有完成剪商大业，但是为武王伐商作好了准备：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周人已经占据了渭水流域和黄河中游一半的土地，还有晋南和江汉地区；而商王只剩下黄河下游以及东边的东夷之地，可以说周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在武王继位不久，就一举灭掉了商王朝。◆易旁簋簋是用于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该器奢口，圆腹，高圈足，兽首耳下有垂珥。口沿饰垂冠回首夔龙纹，中间用两个浮雕的牲首相隔。圈足饰长体夔龙纹，用云雷纹填地。内底有铭文3行共24字，记述易旁为答谢遣叔赐给他3串贝和3个家奴一事，做了这件彝器。赫赫宗周

兴起于西方的小邦周在经过历代首领尤其是古公父以至季历、文王的开拓之后，已由最初的蕞尔小国变为能够与殷商分庭抗礼的大国。文王去世后，武王继志。武王以牧野一战灭商，定都镐京，建立了赫赫的周王朝。建国不久，武王去世，尚在襁褓之中的成王继位，于是周公旦居摄国政，辅佐成王。周公摄政7年，东征顽殷，营建成周，分封诸侯，制礼作乐，使成康之际出现了“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的安定局面。武王以至成康之际的周王朝，国势蒸蒸，典章制度、礼乐刑政都日臻完善，中国进入了奴隶制的鼎盛时期。

■武王克商

发生在公元前11世纪末叶的殷周鼎革是先秦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春秋时人认为“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损，周是以兴。”即商周交替的原因在于商纣王的暴虐和文王的韬光养晦。事实上，商纣之季的商王朝已成四面楚歌之势：北面是雄踞山西高地的周人，南面江汉流域也成了周人的疆土，东边则是刚刚平定的东夷；而商王朝中因奸臣当道，贤人尽去，其统治岌岌可危。故武王灭商是水到渠成，商周交替也是商周之际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周镐京附近古迹图

相传周文王长寿而多子。长子伯邑考在文王生前已经亡故，故文王去世后由次子姬发继位，是为武王。武王继位之时，商王朝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残暴的纣王不仅设炮烙之刑，还重用费中、恶来等谄毁善谀的佞臣。对于当时殷商末年的形势，纣王之兄箕子曾断言：纣王任用奸宄小人必将殷商社稷推向无涯的深渊。◆天亡簋天亡簋做于周武王时期，是目前所见周代最早的铜器，因铭文中有“天亡又王”句，故名。又因铭文中有“王又大丰”，故又名“大丰簋”。

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小邦周”与“大邦殷”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还是很悬殊的，所以继位之后的武王并没有直接进兵而是继续文王的政策。据说武王继位之后连年号都未改，仍沿用文王受命后的年号。可见武王继志之后是继行文王之道，等待灭商时机的完全成熟。

武王一方面重用文王时期的旧臣以及召公、毕公、毛叔郑等一批贤臣大修内政；另一方面在离丰邑东边不远的丰水东岸营建了镐京，为进一步东进灭商做准备。镐京在今西安市西南，丰、镐在后来周公营建东都成周之后与之相对称为宗周。

盟津也作孟津，位于黄河北岸，在今河南孟津西南十多里处，因附近曾有一个城邑叫“盟”而得名。《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继续文王克殷的天命，先祭祀天神，然后载着文王的牌位率师东进，与各路诸侯会师于盟津。据说不期而会的诸侯有八百之众，他们都认为可以讨伐商纣王了，但是武王认为时机并未完全成熟，于是暂时退兵西守。盟津观兵是一次对商朝武力的刺探和实战的预演，既达到了与诸侯结盟期会的目的，又熟悉了北上伐纣的地形和路线，为伐纣预先作好了准备。

与此同时，商纣王的统治更加岌岌可危。殷商贵族中的有识之士为了挽狂澜于既倒，纷纷向纣王谏言，但是残暴的纣王不但没有觉醒，反而将谏言的王叔比干杀掉，把箕子囚禁起来。于是微子和太师、少师等人纷纷向周逃亡。这时，商王朝的统治核心已经分崩离析，商纣王在众叛亲离之后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武王灭商的时机已完全成熟。◆文王访贤姜尚，姜姓，吕氏，名望，字子牙，也称吕尚。相传他的先祖在舜时屡立奇功，被封在吕地（今河南南阳），但到了姜子牙时家境已经败落。姜子牙虽有雄才大略，但大半生穷困潦倒。他听说文王的圣名后，便到渭水河畔假借垂钓之名观望时局，希望得到文王的赏识。一次文王外出打猎，巧遇姜子牙，被他睿智机敏的谈吐所打动，遂请姜子牙辅佐他治理天下。姜子牙后来在辅助文王、武王征伐殷纣的过程中，高屋建瓴，纵横捭阖，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武王十一年（前1046）元月，即观兵盟津后的第二年，武王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以及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方国部族武装向东讨伐纣王。这支讨伐队伍在渡过盟津之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盟会誓师，武王历数了纣王的罪状，勉励伐纣的各路诸侯与周师官兵一道像虎、熊一样英勇前进，以达到一举灭商的目的。盟津誓师之后，伐纣大军采取急行军战术，日行几十里，仅用了4天时间便赶到了朝歌郊外的牧野。他们连夜布阵，于第二天早晨与纣师决战于牧野。

对于牧野之战的过程，后世有很多记述。《逸周书·克殷解》记述牧野之战的经过是：周师率350乘戎车布阵在牧野，商纣王也率军队前来抵抗。武王先让太师吕尚即姜子牙和百夫长与商朝军队单车挑战，然后亲率虎贲、戎车等精锐部队冲击商朝的军队，使商军大溃而逃。商纣王在败兵之后逃回都城，登上鹿台自焚而死。《韩非子·初见秦》和《战国策·秦策一》的记载为：牧野之战在一天之内结束，次日，周武王一举攻下了商朝的都城，建立了新的王朝。◆铜器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公斤，器及方座饰兽面纹，圈足饰夔龙纹，均以细雷纹衬地。腹内底有铭文4行32字。是有关武王征商史实的惟一文物遗存。

对于两军对垒力量的记述，后世史书则多有不实，且互为抵牾。《史记·周本纪》记载周除了自己的3000虎贲，还有四方八国的战车4000乘，而商纣王则发兵70万以抵拒，这与《韩非子》和《战国策》说纣王“将率天下甲兵百万”的说法都属夸张之辞。事实上，商在牧野的军队数量远不到百万，但数量上确实是超过周的军队，《诗经·大明》说，商朝军队的旌旗如林般布满牧野。但是，在人数上占优的商朝军队并没有取得战役的胜利，反而在战场上“前徒倒戈”，成为武王的先锋，所以牧野之战在一日内便结束，以武王大获全胜而告终。◆牧野之战周朝的士兵在武王、姜尚的率领下，在牧野举行了誓师大会。牧野之战后，周武王逐渐统治了商朝原有的地域。

牧野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商朝军队一触而溃的原因，后世史家认为大致有二：一是商纣王的暴虐失去民心，得不到臣民的拥戴，最终导致士卒在战场上倒戈相向；二是商纣王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得不到有效的援助。由于长期对四夷的掠夺使得商朝与四方夷戎部落的关系紧张；同时与东夷的连年征战使其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再加上商纣王对逃亡罪人和奴隶的庇护，加剧了他与周边方国的矛盾，并成为周人联合诸侯伐纣的利器。相对而言，周师能够以少胜多，则在于周武王领导集团的“同心同德”，姬、姜两姓贵族的联盟以及西方诸侯的合作，当然还有武王选定的克商时机、战略部署的正确和周师的昂扬斗志。◆夔纹鬲饪食器。器表光洁。圆形，平沿，平唇，三袋足，二腹耳高出口沿。颈部饰上、下顾首三角形夔纹，袋足中线饰高大扉棱，足饰大型夔纹。铭文5行30字。此器造型雄奇瑰丽，在装饰上也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效果。

牧野之战后，周师直接进入京畿，在这里遭到了比较顽强的抵抗。《诗经·武成》篇曾记载，双方在京畿附近展开了惨烈的激战，以至鲜血汇流成河，连战斗用的木棒都漂了起来。商纣王自焚而死后，武王用黄钺斩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大白旗上。牧野之战次日，武王在商王的宫殿举行了隆重的革殷授命仪式，正式宣告商朝的灭亡。

武王在膺受大命之后，实行了几件大事。一是安抚殷商遗民：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继续统率商的遗民；下令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箕子和百姓；表彰商朝的贤人商容和比干，并为比干修葺了坟墓；将商王囤积在鹿台和仓廪的钱物发放给民众。二是将传国的九鼎和宝玉带回周，以象征殷周政权的嬗递。三是在军中举行祀典，告慰先祖，祭祀神灵，然后继续剪灭殷商贵族的残余势力。

武王克商之后，在商都朝歌只停留了7日，便班师回周，然后“燎于宗庙”，祭祀祖先。据《诗经·武成》篇记载，武王从元月发兵至四月班师，只用了短短两月余就完成了灭商大业，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诚如《大盂鼎铭》所说：“武王嗣文王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这个奇迹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周族几代人奋斗不息的结果。◆大盂鼎炊煮或盛食器。侈口，折沿，深腹倾垂，二立耳，环底，三柱足。颈部及足饰兽面纹。器内壁有铭文19行，共291字。此鼎造型庄严厚重，纹饰古朴典雅，铭文雄伟有力，是西周前期著名青铜器之一。

■周公摄政

武王在灭商4年后病逝，其子成王继位。此时的成王还是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自然不能料理政事。此时，商王朝的残余势力以及还未臣服的方国部落是刚刚建立的周王朝的最大威胁，灭商后的武王也曾为此夜不能寐。在如此形势之下，只有能担当大任的人才能接替武王肩此重担，于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

周公旦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曾跟随武王伐纣，在灭商之后又与召公一起勤勉地辅助武王，是武王诸弟中最通情达理、堪委于重任的一个。武王在临死之前考虑到周王朝初建尚未稳固，只有周公旦可托大任，曾想以兄终弟及的方式，传位给他。当时周公惶恐，泪流满面，拱手辞让。在武王病笃期间，周公设坛祷告，愿意用自己代替武王去死。然而，周公的祷告并没能挽救武王的生命。武王去世之后，周王朝的形势更加严峻，为了完成武王的未竟事业，周公毅然摄政称王。◆周公像◆周公辅成王画像石

周公的摄政称王在周王朝的统治内部果然引起波澜：贵族们对周公摄政的动机产生了怀疑，连召公也怀疑周公旦，认为他想乘成王年幼，取而代之；留在殷都监视武庚的管叔和蔡叔则由怀疑发展至不满，终于引起了三监和东夷的叛乱。武王克商后，让管叔、蔡叔留在殷都朝歌，监视纣王的儿子武庚，共同管理殷商的遗民，所以管叔、蔡叔以及武庚统称为“三监”。管叔是周公旦的兄长，如果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那么摄政称王的理应是管叔而不是周公旦，所以管叔怀恨在心，于是唆使蔡叔，勾结武庚公然叛乱。

面对三监的叛乱，周公显示了自己的过人才干和果敢决断。他首先争取政权核心的支持，稳定统治集团的内部。他反复向召公和姜太公表明心迹，消弭了误会，取得了他们的鼎力支持；然后向王室百官及方国友邦宣讲形势的严峻以及平叛的决心和希望。他坚定地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即宣称东征平叛是继承前辈的遗愿，完成先王的未竟事业。周公在“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之后，亲率大军东征。◆兽面纹鼎饪食器。圆形直口，口沿上附一对长方形耳，圆腹，圆底，下接三条柱形足。颈部以雷纹铺地，与三足对应，腹部分别饰饕餮纹。该鼎造型生动，工艺精湛。

东征战事历时3年，《尚书大传》说周公第一年制止叛乱；第二年平定了三监之乱；杀掉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第三年则相继削平参与叛乱的东方小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继续东进，征服了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当时的东征战事非常激烈，据《诗经·破斧》所载，这次的征伐把斧、戕都用得残破了，可见战事的惨烈程度。

历时3年的东征，以周的胜利而告终，它既解决了因周公摄政而引起的王位之争，又沉重打击了殷商的残余势力，可以说是第二次灭商。东征之后，周王朝的势力和影响达到了东海之滨，这对周王朝的巩固具有重大意义：武王克商之时，只经过牧野一役便推翻了商王朝的统治，但是占领的只不过是京畿及其南边的方国，除了原有的西土之地，周可控制的范围十分有限。而商朝灭亡后，原来京畿的殷商贵族仍保持着较大的势力，所以当三监和东夷叛乱时，周一度陷入了“大艰”的局面。因此西周在东征胜利之后，经过周公的二次克殷，才大大加强了对殷遗贵族的控制力度，同时还将东夷纳入周朝的直辖领地，真正完成了统一大业，奠定了西周统治的版图。◆周公庙位于陕西岐山县北，原名周公祠，始建于唐初，经历代修葺，规模宏大。现存周公、姜太公、姜圣母等正殿，献殿以及亭台楼榭等殿宇，多为清代建筑。

在东征结束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周公便着手营建东都洛邑。关于营建东都的计划，早在武王时期就已经形成。武王在克商之后的归途中，曾在伊洛地区停留，对这里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此地比关中开阔，更适于建立都城。洛邑的地理位置确实适宜建立都城，在此建都可坐镇中原，西守周的根据地，东扼殷顽势力，并控制东边的新土。但是由于战事不断，营建东都的计划一度搁浅，直到周公东征结束之后，才腾出手来实施这一计划。◆周公测景为了加强统治，周公建议营建东都洛邑（成周），将反对周朝的“殷顽民”迁徙至此，加以控制。图为周公令人以土圭测日影来确定新都地点。

东都洛邑的营建始于周公摄政的第五年。这一年的二月乙未日，成王先派召公前往洛邑考察，选址兴建新都。三月戊申日，周公亲自前往洛邑视察，举行祭典。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周公陆续把平叛后的殷周遗民迁往洛邑和镐京一带。对于殷商遗民的处理，武王克商之后采用的是安抚政策。但是这种政策虽然能在短期内安定殷遗民，却不是长久之计，武王去世不久发生的三监叛乱即证实了这种政策的弊端。平定叛乱之后，周公把殷遗民迁到洛邑，这样既可以利用这批劳动力修筑城池居邑，又可以使他们失去根基而直接置于周王朝的监视之下，可谓是一举两得。◆目雷纹簋盛食器。侈口鼓腹，兽首耳，兽足形四长珥支地。器颈饰目雷纹一周，圈足亦然，是西周中期出现的簋类。

洛邑由两部分组成，在水以西的是以宗庙宫室为主的王城，以东则为安置殷遗民之所，统称“洛邑”，又称“新大邑”或“成周”。因洛邑在西都镐京以东故又称为“东都”。与之相应，西都镐京称为“宗周”，即为天下宗族宗庙的所在。《汉书·地理志》称：东都洛邑建成之后，东西两都的京畿连成一片，“京畿千里”，成为统治全国的枢纽。

洛邑建成之后，周公便还政于成王。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洛邑，继续勘定叛乱，稳定天下局势。成王时期，宗周镐京与成周洛邑都是周王朝发布命令的重要场所，而周公与成王也往来于宗周和成周之间处理政务。在成周也建有宫室和宗庙，与宗周六师一样驻扎有八师，作为周朝戡乱戍卫的重要力量。相对于西都宗周而言，东都成周的任务更侧重于接受四方的贡赋和监视诸侯群臣的举动。◆周公测景台

周公还政成王后，仍兢兢业业地辅佐成王，最后病逝于丰邑。周公临死前留下遗言说：“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可见周公辅成王是忠诚谨慎，尽心竭力。周公的大公无私也成为辅政贤臣的典范而流芳百世。从平定叛乱到营建成周，从分封诸侯以藩屏周，到制礼作乐以化成天下，周公在西周的建国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周公摄政，前承文武之续，后启成康之治。

■成康之治

在周公东征、营建成周之后，成王开始正式统治西周王朝。成王和其子康王时期，周王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成王以勤于政事而著称，他勤勉地执行周公制定的政策，并亲耕籍田，为世典范。康王则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认为殷之所以亡国，殷人的酗酒是一个重要原因，故戒酒抑奢，告诫诸侯勿骄奢。《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晋侯筑宫而美，康王使让之”。就是说晋侯因宫室修筑得过于华美而遭到康王的责备。◆禽簋盛食器。禽簋内铭文23字，记载周成王征伐盖侯的史事。铭文中的“盖”，就是奄，是参加叛乱的邦国之一；“王”指周成王；“周公”就是率军东征的主帅。

成康之际，西周的国力昌盛，对外战事也取得了不少胜利，《大保簋铭》记载成王伐录，获胜后封其为子爵；《小盂鼎铭》记载康王伐鬼方，大有斩获，第一次就生擒鬼方首领3人，斩杀4300多人，俘获1.3万多人以及战车30辆，牛300多头。在成康之际，还多次会盟诸侯，成王有“岐阳之狩”，康王有“酆宫之朝”。另外还大封诸侯，以藩屏周。故成康之际，社会安定，百姓休息，以至“刑措四十年不用”，出现了天下安宁，社会繁荣的局面。

西周的衰微与平王东迁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似乎都遵循着兴、盛、中、衰的发展轨迹，西周也不例外。自武王灭商到公元前771年犬戎灭周，西周共历280余年，传11世12王。武王、周公、成王、康王四世，是西周的兴盛时期，国力蒸蒸日上，各项典章制度日趋完备，使西周成为闻名于世的泱泱大国。昭王以至夷王，为西周的中衰时期，这一时期西周对周边的战事仍然不断，继续扩大周的势力和影响。但不断的战事也不断消耗着国力，尤其昭、穆二世的出游远征，加剧了社会的消耗，各种矛盾、隐患已经潜伏在冰河之下。厉王以至幽王为西周的晚期，王道缺失，王室衰微，荒服不朝，而厉王的暴政引发了国人暴动，使西周颓势一发不可收拾。虽然其间尚有宣王的中兴，但终难扼颓败之势，至幽王时则因宠褒姒、烽火戏诸侯而亡国。◆天山天池相传穆天子西游时曾在此会见西天母。

■周召共和

成康之世，国民享太平之世四十余载，周朝的国力也达到了顶峰。康王之后为昭王，昭王南巡渡汉水时淹死。昭王之后为穆王，穆王好远征，曾西征至河上，北逐犬戎至太原，东南平徐戎，南伐荆越，是继成康之后再度取得扩张胜利的君主。穆王在位41年（一说为55年），有记载其西游昆仑而见西王母故事的《穆天子传》传世。穆王之后，传子共王，共王传子懿王，懿王传位于叔父孝王，孝王之后复传位于懿王之子夷王。◆西王母画像《史记·周本纪》载，西周王朝至昭王之时始显颓衰之势。昭王、穆王之时还是王道“微缺”和“衰微”，到懿王之时则是“王道遂衰”，以至北边的戎狄（即匈奴）侵入中原，进入到京畿镐京附近。到了夷王之时，周朝更加衰弱，以至“荒服不朝”。随着西周王室权力的日衰，作为统治基石的奴隶制度也盛极而衰，走向历史的尽头。

夷王去世之后由其子胡继位，是为厉王。厉王好利，故执政之后任命同样好利的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即专天地百物之利为王所有，将山林川泽的渔猎之利统统收归于王室，不准百姓樵采渔猎。“专利”是西周后期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随着奴隶制公田所有制的瓦解而出现的一种私有制现象。到了厉王时期，“私有”的观念越演越烈，不仅“匹夫”、贵族专利，连天子也专利起来。“专利”虽然是西周后期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趋势，但是天子专利却非同寻常，它一方面因不符合周的王道政治而失去了贵族的支持；另一方面则使本已不堪赋税之重的广大民众又断绝了渔猎薪樵之源，遂导致“财力殚竭，手足靡措”、“民不堪命”的局面。厉王的“专利”触动了各阶层的利益，尤其对国人的利益侵害最大。◆国人暴动

国人即国都的平民，他们居住在王畿内，有自己的土地，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他们还享有参与国家大事决策的权利，如国家有难、废立君主、迁都等重要事宜，决策者都要在征询他们的意见之后才能采取行动。到了西周后期，由于对外战事和赋敛的有增无减，国人与奴隶主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沉重的赋役使得老百姓无暇顾及生产，无力供养父母和妻儿。而厉王的贪婪好利更恶化了国人的生存条件，因此他们对厉王的不满也更加强烈。

为了镇压国人的不满，厉王从卫国请来巫师，专门监督国人的言论，一旦发现有人“诽谤”，就把他抓起来杀掉。厉王的恐怖政策使得国人惶恐，不敢言论，路上相遇只匆匆递个眼色就算打招呼了。看到国人不再谤王，厉王很满意，为自己弭谤有方洋洋自得。有识之士召公曾向厉王谏言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应该让国人说话，广开言路，才能长治久安。但是刚愎自用的厉王一意孤行，继续执行高压统治。

公元前841年，不堪忍受厉王暴政的国人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他们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向王宫。厉王仓惶出逃到了彘（今山西霍县），厉王的太子静则躲在召公家中。国人将召公的住所团团围住，要召公交出太子静，召公只好将自己的孩子代替静，才使得太子幸免一死。

国人暴动是一次以国人为主的、由广泛社会阶层参与的一场驱逐暴政的行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起义。它成为西周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赫赫宗周江河日下，周王朝的统治日益衰微。而厉王逃到彘后一直不敢回都城，于是人们推举有威信而好仁义的共伯和来主理政事，史称“共和行政”。从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起，中国历史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年。

■宣王中兴

共和十四年（前828），厉王死于彘。共伯和联合诸侯尊太子静为王，是为宣王，共伯和则回到他原来的属国卫国。宣王在位共46年，由于他亲历了国人暴动的风暴，所以能以史为鉴，在执政期间，锐意革新，任贤使能，使周王朝得到复兴，史称“宣王中兴”。◆平遥古城墙平遥在周时已建城，现在的城墙为明时所筑。平遥古城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宣王继位后施政的重点是改变厉王的高压政策，以缓解阶级矛盾。《毛公鼎铭》说他谆谆告诫官员：“不要侵害百姓的利益，并且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宣王还任用召公和周公为相辅佐他，又重用尹吉甫、仲山甫等贤臣。宣王继承文、武、成、康等先王的遗风，取得了诸侯的信任，周王室的威望也逐渐恢复。◆扬簋

宣王在国势振兴之后，便着力驱除王室衰微以来进入中原的夷狄，于是北伐猃允，南征淮夷、荆楚。宣王的北伐取得了较大胜利。《诗经·六月》称：“薄发猃允，至于太原”，即宣王一直打到今甘肃平凉一带，解除了猃允在北方对周的威胁。北伐猃允之后，宣王又南征荆楚和淮夷，并封他的大舅于申，作为南方诸侯的首领，保卫周室的南疆。宣王的南征恢复了周对南方的影响。南征之后，宣王还派秦仲率领7000援兵讨伐西戎。这些征伐的胜利，使得一时出现了四方平定、诸侯朝周的中兴景象。

但是，连年的征伐也消耗了周的国力，而且到了宣王后期，战事连连失利，故宣王的中兴如昙花一现，转眼即逝。宣王时，西周的井田制进一步遭到破坏，出现了奴隶集体逃亡、田地荒芜的现象，甚至连宣王都不修籍田之礼。随着王室的衰微，诸侯的离心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宣王自己带头破坏宗法制的威严，在鲁国废长立少，引发了鲁国内乱后，“诸侯多畔（叛）王命”。周王室对诸侯的控制越来越弱，中兴气象在宣王死后便成了过眼云烟。

■犬戎灭周

宣王四十六年（前782），宣王去世，其子幽王继位。幽王是西周的最后一个王，他继位之后，并没能挽救宣王晚年的颓败之势，反而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幽王二年（前781），周朝王畿周围的渭、泾、雒三川地区发生强烈的地震，出现三川断流、岐山崩陷的重大自然灾害，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加剧了社会的动乱和不安。这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与夏、商二代灭亡前的景象相似，故被视作西周灭亡的征兆。

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幽王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安民抚众，反而任用奸邪小人，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形成比天灾更为严重的人祸。幽王时任用的人多是谄佞暗昧之徒，使得“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周王室的统治更加黯淡。而在后宫及王位继承问题上，幽王的荒诞和一意孤行，直接导致了周王室的灭亡。◆骊山烽火台遗址

幽王有一个宠妃叫褒姒，“褒”为国名，“褒姒”即为从褒国嫁入周王室的女子。传说“褒姒”是龙涎所生的妖女：夏朝末年，有两条龙忽然停在夏朝王宫的大殿之上，自称是褒国的两位先祖。夏王叫人占卜，结果显示无论是把这两条神龙杀掉或赶走都不吉利，只有将视为龙的精气的龙涎封藏起来才为吉，所以夏王在神龙走后将它们留下的龙涎用匣子封存起来。就这样，这个装着龙涎的匣子一直传到了西周王朝，历经三代都没有人敢开启。直到周厉王末年，厉王因好奇将它拿出来观看。不巧龙涎从匣子里流淌出来，怎么也除不掉。于是厉王叫宫女们赤裸着，大声叫嚷，想把龙的精气吓走。龙涎于是化作一条大蜥蜴潜入后宫。它在后宫碰到一个7岁的小宫女，而这个宫女在及笄之后便生下了一个女婴。由于无父而生，宫女遂将她抛弃。宣王时，民间流传一句童谣说：“桑木做的弓、箕木做的箭袋，是导致周亡国的元凶”。宣王听到歌谣后，恰好发现在都城有一对夫妇正在卖这些东西，于是叫人把他们抓起来杀掉，以除后患。这对夫妇仓惶逃命，而他们在逃亡的路上恰好碰到被宫女丢弃的女婴，于是将她抱走养大。这个女婴长大后出落成惊艳四方的绝色美女。当时，褒国国君获罪于幽王，于是褒人将她献给周王以赎罪。幽王在后宫见到褒姒，遂将三千宠爱集于她一身。不久，褒姒生下了王子伯服。

据说褒姒不爱笑，自从进宫之后就没有人见过她的笑容。幽王便下了悬赏令，谁能使褒姒一笑，就赏千金。一个叫虢石父的人给幽王出了个“烽火戏诸侯”的馊主意。原来，周王朝为了防备西边犬戎的进攻，在镐京附近的骊山（今陕西临潼东南）一带修筑了20多座烽火台。一但有犬戎来犯，守关的兵士便依次燃起烽火报警，附近诸侯见到信号就会发兵救援。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真的下令燃起了烽火。诸侯们匆匆率兵赶来，不见犬戎，才知被愚弄了，只好愤然离去。看到诸侯们乱哄哄地一阵奔忙，褒姒不禁粲然一笑。这一笑笑得幽王心花怒放，哪还管诸侯们的感受。当时的诸侯、贵族以及国人都对幽王宠褒姒表示不满，并把周的亡国归咎于褒姒。《诗经·瞻》中“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的诗句即反映了国人对褒姒的不满。与此同时，幽王还随意征发赋役，夺取人民的财物土地，使得民怨更深。幽王的昏庸无道所导致的天怒人怨，使得统治阶级部内部的贵族都感到形势危殆，纷纷另谋出路：大臣皇父在东部另建自己的城邑，司徒郑桓公也到东部寻找立足之地以避祸。◆烽火戏诸侯为博褒姒一笑，周幽王导演了“烽火戏诸侯”这一幕。美人是笑了，但这离西周亡国也为期不远了。

周幽王一意孤行，甚至用废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的方法来博取美人的欢心。幽王这不计后果的一废一立，终于招来了灭国之灾。申后为申侯的女儿，申后被废之后，太子宜臼也逃回舅家—申国避难。幽王十年（前772），幽王与诸侯会盟于中岳嵩山，为了除掉宜臼而兴兵讨伐申国。于是，申侯于幽王十一年（前771），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举兵攻周。幽王率兵与之战于骊山，大败而归。幽王被杀于戏（今陕西临潼），而褒姒则被犬戎虏获而去。在周被攻以至幽王被杀的过程中，各地的诸侯都没有派兵前往营救，除了是“烽火戏诸侯”的恶果之外，更在于周天子已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因此诸侯才敢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

幽王被杀之后，伯服逃到晋国，晋有立伯服之意。而申侯则联络了一些诸侯拥护前太子宜臼即位。因为申侯方面的势力较为强大，所以晋侯最终杀了伯服，倒向了宜臼一方。宜臼即位，是为平王。西周京畿所在的镐京，由于犬戎破坏，已残败不堪，平王继位后于第二年，即公元前770年，在晋文公、郑武公、卫武公、秦襄公等人的护送下迁都洛邑，建立了东周。历时280多年的西周正式宣告灭亡。

第二章　以礼制为命脉的宗法社会

所谓“礼制”，不仅指礼仪典式，更指贯穿在这些礼仪典式中得以确立和维护的重要典章制度。当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到青铜文明鼎盛的西周王朝时，其政治组织已相当严密，文明教化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故孔子盛赞“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周的立国典制之中，分封制和宗法制是宗周的两大柱石。西周王朝通过分封把宗亲贵戚分出去建国，以藩屏周；又通过宗法血缘来维系各级“大宗”的地位，形成一个开放型的稳定格局。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分封制

据《左传》记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鉴于管叔、蔡叔的忤逆作乱而“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开创了西周的分封制，而“封建亲戚”也就成为分封制的核心。

封土建国的封建制度实始于陶唐、虞夏之际，夏、商两朝亦有分封，但周代的分封与夏、商的分封有着显著的区别。周代的分封是建立在“亲亲”的原则之上，将宗亲贵戚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而分封在离周朝王畿远近不同的地方上，这种分封以宗法制为保障，自上而下，层层分封：周王室的嫡长子继承王位为周天子，庶子分封出去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继位为诸侯，庶子分封出去为大夫；大夫的嫡长子继位为大夫，庶子则分封出去为士。周朝的分封在融合了其特有的宗法精神之后，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夏、商社会的“等衰”社会。而夏、商两朝时期的分封不过是一种方国部落联盟的松散形式，并没有形成像周天子与诸侯那样严密的君臣关系。◆蜗体兽纹簋盛食器。侈口直腹，高圈足有宽边，兽首形耳垂长方珥。器腹饰两组两两相对应的蜗体兽纹，此种纹饰仅流行于先周到武、成、康三世。圈足上饰雷纹铺地的龙纹。

周朝的这种分封制度在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开始形成，经成康之际的大量分封得以确立，成为定制。在此之前，文王和武王也进行过分封，如武王克商之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并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以继殷祀。但是这些分封都不是周公之后真正意义的分封，仍属于传统的巩固部落联盟的分封。

据古书记载，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很多，《吕氏春秋》说周天子分封的国家有400多个，臣服的方国部落有800之众。在这些封国之中，以周王室的宗亲为主，《荀子·儒效》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这些姬姓的贵族，又集中在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后裔当中。据《左传》记载，先后受封的管、蔡、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等国是文王的后裔，晋、应、韩等国是武王的后裔；蒋、邢、茅、胙、祭等国是周公的后裔。这些封国多在今关中地区和黄河中下游经济发达的地区，属于周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此外，姬姓之国还有芮、息、随、贾、沈、密、郑、虢、滑、樊等国。在这些姬姓诸侯国当中，周公之子伯禽所建的鲁国，武王同母弟康叔封所建的卫国，召公之子旨所建的北方大国燕国以及成王叔虞所建的唐（即后来的晋国），成为周宗室的主要屏障。

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所建的诸侯国，位于山东半岛。半岛南部的奄国，在三监之乱时参加东夷的叛乱，就是《尚书》大传所说的“三年践奄”的“奄”。武王克商之后，封周公于鲁。由于周公忙于辅佐成王，一直没有就封，直到东征结束之后，周公才派他的儿子伯禽代替他前往封国，成为鲁国的第一任国君。因鲁国尊奉周公为始祖，所以将鲁国位于文王后裔之列。

在伯禽就封前，周公曾告诫他要谨小慎微，千万不要因为自己身份尊贵而傲慢无礼。鉴于镇守东夷之地的重要性，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还得到了不少特权。伯禽抵达封国之后，坐镇“商奄之民”，谨行周公教诲，成为辅佐周室的重要封国。孔子之所以能从周礼，是因为周公所建的鲁国完好地保存了周的礼仪制度。《淮南子·齐俗训》也记载：“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这些话未必真的出自周公、太公之口，但是由此可见鲁确实是尊奉周公制定的宗法制度，完好地保存了西周的礼仪制度。正因如此，孔子才能根据周的文献，删《诗》、《书》，定《礼》、《乐》，编著儒家经典。◆姜太公祠

卫国的始祖为武王的同母少弟叔封，因初封于周室王畿内的康国，故称康叔封。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封康叔封于卫，都城在今河南淇县。由于地处殷人旧地，封赐仪式颇为隆重，由司空聃季授土，司徒陶叔授民，得到殷民七族以及车、旌旗、钟等玉器仪仗。在临行前，周公亲自向康叔封发布训诫，即为《尚书·康诰》。为了让年轻的康叔封谨记殷商亡国的教训，周公还特别作了一篇《酒诰》以告诫康叔封。在成王时期，康叔封还担任司寇一职，执掌刑罚大权。卫国在所有封国中封地最大，又地处中原，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又执掌“成周八师”，成为当时屏藩周室的重要支柱。

燕国是西周北疆的一个大国，由召公的长子旨所建。燕国的军事位置十分重要，此地不仅可以震慑曾为殷商与国的孤竹国的殷顽，还是沟通中原和辽海地区的枢纽。

晋国是成王弟叔虞的封国。晋在今山西境内，历来是戎狄杂居的地方。武王死后，这里的唐国曾经参加叛乱；成王时封其弟叔虞于唐，以加强对唐的控制；叔虞之子燮父时改国号为晋。传说晋的建国始于成王的一次戏言，一天年幼的成王与叔虞一起玩耍，成王把一张桐叶剪成圭状，作为封土的圭玉赐给叔虞。后来成王果然兑现儿时的戏言，把唐封给了叔虞，这就是有名的“桐叶封弟”传说。◆侯盂盛食器。侈口，深腹，双腹耳，圈足。器腹饰垂冠夔纹，圈足饰夔纹，以雷纹为地。器内壁铸铭5字。全器造型端庄厚重，花纹雄丽，反映了西周早期青铜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此盂应为西周时期北燕之器，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除了姬姓之国，西周还分封有功大臣及臣服的与国。在这些异姓诸侯当中，姜姓的齐国、子姓的宋国、芈姓的楚国等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国家。子姓的宋国是周公为了稳定殷遗民而立的；芈姓的楚国在文王时始封为子男，后来成为与周天子分庭抗礼的强国；姜姓的齐国则是周初所立的诸侯国中最显赫的异姓国。齐国毗邻鲁国，其地东至海滨，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是抗周势力蒲姑的旧地。武王克商之后封吕尚即姜太公于此，周公东征之后又命姜太公征服这里的“五侯九伯”，使之成为夹辅周室的重要力量。

分封制度终西周之世而存在，以周公、成王和康王时期最为集中，故至西周中期的宣王时期，在西周的版图上形成了姬姓诸侯与异姓诸侯交错并列的格局，如《国语》所说：“当成周时，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荆蛮戎狄之人也。”即姬姓国家以东、西两都为中心散布，似众星拱月般环绕在王畿四周，同时又与异姓诸侯以及地方土著居民相间，形成星罗棋布、犬牙交错之势。

周王室与诸侯之间通过分封与受封的形式形成主从关系。受封的诸侯对周天子承担捍卫王室、镇守疆土、定期朝觐纳贡以及奉命征伐等义务。除了周天子分封诸侯外，在诸侯内部，诸侯也可以将本封国内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也可以继续分封给子弟和家臣。周通过分封，形成天子与诸侯的上下君臣关系，诸侯臣服于天子，而在诸侯内部又有自己的臣民和疆土，形成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而这种分封制既有别于夏、商的部落联盟，又异于后来中央集权制兴起后的郡县制，是周在政治体制上的一种创举。

西周通过这种独特的分封建国制度，加强了周王朝对四方的控制力度，建立起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奴隶制王朝，对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的强大，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最终导致了春秋战国之际诸侯争霸、列国纷争的局面。

大宗维翰，宗子维城——宗法制

分封制和宗法制是西周社会的两大基石，两者相辅相成：分封借助宗法得以顺利实施，宗法则通过层层分封得以固定。宗法制度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庭公社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系统。国家产生之后，奴隶主贵族将之改造为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商代末年宗法制基本形成，至西周时已趋完备，并与分封世袭制度相结合，成为西周一代的重要政治制度。西周的宗法制以嫡长子继承制和馀子的分封制为核心，通过“大宗”和“小宗”的区分层层分封，最后形成“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的局面，以及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以至庶民、工、商的金字塔式的宗法社会。◆乳钉纹簋侈口，鼓腹，兽形双耳，耳下有方形珥，圈足。颈部饰目雷纹，腹上饰雷纹为地的乳钉纹。

■天子大宗，天下共主

按照宗法制的原则，西周的继承制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即立嫡夫人所生的长子，如果嫡夫人无嗣则立身份尊贵的夫人所生的儿子，这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为大宗，其他旁系庶子为小宗。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周天子为天下大宗，由嫡长子继承，是姬姓贵族的最高族长，又是治理天下的共主，而其他诸子则为小宗，分封为诸侯。在诸侯国内，也要按照嫡长子世袭的原则，由嫡长子继承诸侯之位，其他诸子分封为卿大夫。相对而言，继承侯位的嫡长子是该诸侯国的大宗，而其他诸子则是小宗。在卿大夫的采邑内，继续执行嫡长子继承制，继承采邑的嫡长子为大宗，其他诸子成为士为小宗。至“士”这一阶层，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则为庶民。通过嫡长子继承制，从周王室到诸侯、卿大夫，形成“世卿世禄”的特权制度，他们是姬姓氏族中不同等级的大宗，而每一等级都是上一级的小宗。

在嫡长子继承制下，只有大宗才有祭祀宗庙的特权，所以宗庙都建在大宗的所在地。周天子是天下大宗，故天子祭祀的宗庙是最高一级的祭祀祖先的场所，称之为“太庙”。诸侯、卿大夫也在各自所在的地方设立祭祀始祖的宗庙，供奉牌位时，始祖放在中间，其后按照父在左为“昭”、子在右为“穆”的次序排列。在宗法制下，只有大宗才有主祭的权利，故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古代社会，只要掌握了祭祀大权就等于掌握了国家的军政大权。

■金字塔式的社会阶层

在宗法制度之下，大宗与小宗的关系，是“本根”与“枝叶”的关系，即为一种等级从属关系，小宗必须服从大宗，各级小宗也都要受到同级大宗的支配和约束。周天子为天下大宗，故西周天子所居的都城镐京被尊为“宗周”，而各级大宗都要受到同族子弟的尊崇，故被奉为“宗子”。宗子通过对祭祀大权的掌握强化大小宗之间的等级从属关系。与嫡长子世袭制相适应，大宗永不迁祖，而小宗“五世则迁其宗”，即高祖以上的远祖神位要迁入祧庙，不再祭祀，大宗与小宗之间至五世之后就成为疏远的族属。“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即西周的宗法制同样适用于异姓诸侯。姬姓的贵族通过联姻的方式与异姓诸侯联系起来，故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叔父、伯父，称异姓诸侯为叔舅、伯舅。

通过这种甥舅关系，周天子将异姓诸侯也纳入到宗法制的范围中来。

最初，宗法制的原则只在周天子和诸侯之间实行，随着分封制的发展，波及到中小贵族，以至士与庶民之间，在奴隶主贵族内部，形成了“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的等级名份制度。而这种等级之分又产生了“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西周墓葬中的列鼎数目：天子的墓葬为9鼎，卿大夫7鼎，下大夫5鼎，士则1～4鼎，也可反映这种等级制度。故在宗法、分封制度之下，西周成为“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等级社会。

植根于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是西周贵族相互联系的黏合剂，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关系的连接纽带，故宗法制对周代的社会秩序具有积极的稳固作用。而其宗法观念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成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维系与发展的核心纽带之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井田制

西周的井田制是在分封和宗法的过程中形成的，与分封制和宗法制密不可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周天子是西周土地及权利的最高所有者，他通过分封，把西周的土地在统治贵族的宗族范围内实行层层封赐，最后形成多层次宗族贵族占有的土地所有制。西周的井田制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但又不等同于这种土地所有制，与战国以后的国家授田制也有区别，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独特的土地所有制度。这种土地制度行于西周之世，直到战国商鞅变法时才有所改变。至秦得天下后，“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井田制在经历500年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对于井田制，先秦的许多文献都有所提及，如《国语·鲁语下》曾记述孔子论古时征军赋情况时谈到，古代以“井”作为田地及军赋的计量单位；《国语·郑语》也说：“故王者居九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即周王对百姓征收“什一”之税。《孟子·滕文公上》中则描述了井田制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的划分方法，“公事毕，然后敢治私田”的耕作秩序以及“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的田赋原则。但是按照孟子所描述的“方里而井”的井田区划，从后世田地的区划情况来看，这种繁复的区划方式是不可能形成的，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井田”只不过是存在于孟子的“乌托邦”中。然而后世的考古发现为西周的井田制提供了有力证据。1980年，在四川青川县发掘了一批战国墓葬，其中一个墓葬出土了一件反映秦武王二年，丞相甘茂前往蜀地平定叛乱后更改田律情况的木牍。这一发现不仅佐证了西周井田制的存在，还证明了孟子关于井田制的说明符合西周的田制情况。

至于井田的具体划分办法，《周礼·大司徒》载：先按照所封之国都城的大小而制定都城的疆界；沟封之后，再按照土质的好坏划分土地的数量。在搭配好份地之后，还要定期进行重新分配。

通过分封制，“普天之下”的土地可以分为3个部分：一是属于周王室直接管辖的籍田；二是分封给诸侯建国的土地，这些土地可经过诸侯再次分封给各级宗族贵族；三是周天子直接赏赐给王朝卿士或有特殊身份的中、小贵族，成为其领地。◆兽面纹象首附有带高钮的球冠状盖，盖和体均铸有高凸的扉棱，肩附有二象首双耳，体满饰浮出的兽面、卷龙、夔等纹样，繁缛华美。圈足浮雕前足屈跪的牛纹。显示了西周时西南地区青铜器的地域风貌。

西周的社会基层单位为邑、里或社。《周礼·小司徒》说：1邑有4井，共36户人家。邑也称里，由于在邑、里中都有“社神”，故邑、里又称之为“社”。西周时期，封赐贵族都以邑、里为计算单位，一个贵族往往拥有数十至数百邑人口，而邑、里的成员是耕作的庶民。西周庞大的上层建筑就是建立在以邑、里为单位的井田制的剥削之上。

西周的井田制与夏、商时代的氏族田制一样，也分为“公田”和“私田”，其耕作方式如孟子所说的“公事毕，然后敢治私田”。

西周的井田制在“方里而井”的区划之后，形成了与夏、商不一样的赋税制度。周人是“百亩而彻”，与“殷人七十而助”有很大不同：殷商的农民完全为奴隶主服劳役；而西周的农夫则是为贵族服劳役并缴纳稷禾、秉刍、缶米等实物，故周人的“彻”是“贡”与“助”的结合，实行劳役地租与实物地租的并行制度。其征收的赋税大概是总收入的是1/10，即什一之税。

在井田制下，各级奴隶主由天子那里分得土地和依附农民。但他们只有土地占有权，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没有买卖权。《礼记·王制》所说的“田里不鬻”即此意。因此，西周的井田制与分封制和宗法制紧密相联，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官制

周王室在推行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同时，也建立了一套比夏、商两代更为完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统治机构。成书于战国的《周礼》系统地记述了西周的这种统治机构，它说周有六官之制，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可见周朝的官职整齐而严密。但是，《周礼》在编辑之时经过了儒家的改造，加进了大量的理想化和系统化成分，只能作为代表儒家思想的著作，所以关于西周一代政权机构的详情已难考查，仅可从《诗经》、《尚书》等先秦资料以及铜器铭文的记载中略知一二。

在西周初期的政治机构中，周天子下面重要的辅弼之官为太师和太保，故有“召公为师保，周公为师”的说法。“师氏”与“保氏”的性质相同，只不过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故太师和太保作为西周初期中央政权的首脑，掌握着朝廷和军政大权，并成为保育和监护年少君主的长者。

召公名，其采邑在召，后封于燕，由于辅佐成王未能就国，遂让其长子姬克就封，其次子一支则留在周室世代继承召公的职位。在周初的铜器中有不少“公大保”的铭文，可以佐证召公曾担任太保，并被尊称为“公大保”。在召公担任太保期间，曾奉命率兵出征，后来康王的继位大典，也由召公布置。◆三年壶容酒器。盖榫外侧有铭文60字，大意为：三年九月丁巳日，周王在郑地举行飨礼，王命虢叔召，赏赐羔俎。己丑日，周王在句陵举行飨礼，王命师寿召，又赏赐彘俎。为答谢天子之赐，做祖考祭器。以纪荣宠。

周公名旦，其采邑在周，武王克商之后封之于鲁，但因战事频繁一直未能就国，故在平定殷顽之后，让其子伯禽就封，次子一支相周，世代袭为周公。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原为太宰，辅佐武王伐纣。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称王7年，至东征胜利，营建成周之后还政成王。成王命周公留守成周，主持东都事务。

姜尚，姜姓，名望，因官至太师，又称尚父，又因被尊为齐国的始祖而称太公，民间则称其为姜子牙或姜太公。太公在武王时统率大军相武王伐纣，武王死后，与召公、周公一起作为辅政大臣辅佐成王。“三公”是后起的称谓，在西周之时不是官职而是对周公、召公和太公的尊称。其中，召公居太保之职，而周公与太公都居太师之位。所以说太师和太保为周初的最高官职，而非“三公”。

根据西周金文资料，西周的中央政权可以分为卿事寮和太史寮两大官署。

金文的“卿事”即为文献的“卿士”，周将执政大臣称之为卿事或卿士，是卿事寮长官的简称，主要执掌军政大事。前文所述的“三公”即属于卿事寮，西周初期为太师和太保，而到了后期则为太师，他们是卿事寮的最高级官员。

按《周礼》所说，自“天子立三公”之后，又有“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等为“六卿之属”。虽然《周礼》为后儒所编，但据史料及金文记载，周的卿事寮与《周礼》六卿大体相同，司徒、司马、司空确为西周的重要大臣，其位仅次于称“公”的太师或卿士。司徒又称司土，管理农田耕作及劳役征发；司空也称司工，负责管理百工职事和工程建设；司马则管理军赋征收及军旅事宜。司徒、司空、司马并称为“三司”，其管理的事务又被称为“三事”。除“三司”之外，诸尹、里君和百工也属于卿事寮系统，但职事不如“三司”重要。

与卿事寮相对的是太史寮。《诗经·小雅·节南山》说：尹氏和太师是周王室的砥柱，执掌着国家大权。这里的“尹氏”，就是内史尹或作册尹，是太史寮的长官，与卿事寮的长官太师一起执掌国政。太史寮的出现是周王权加强的结果，在西周初年就有很多史官活跃在政治舞台之上，在《周礼》中，“史”也是数量最多的官职之一，他们是周王的近臣，主要负责起草和宣布册命，传达周王的命令，整理和保存文化典籍并主持典礼和仪式等。在西周的中后期，史的地位上升，太史寮的长官太史的地位仅次于太保和太师。史官除了记录天子言行之外，还可以规谏周王的缺失，如商旧臣辛甲归周之后成为太史，行使“命百官、官箴王缺”的职责。

在周的卿事寮和太史寮之外，还有一个位列太保、太师和太史的“太宗”一职。太宗也称“宗伯”，是管理宗族内部事务的最高长官。

根据职位高低和职权轻重的不同，西周建立了相应的官爵制度。据文献考证，西周的官爵至少有公、卿两级。公一级的，在西周早期为太保、太师，在后期则为太师、太史。而执掌军政大权的太师或卿事一职往往由两人担当，称为“二卿事”，如周初成王时周公旦和太公望同为太师，厉王时虢公长父和荣夷公同为执政大卿事，幽王时则有虢公鼓和祭公敦共秉国政，直到春秋时仍沿用这种左右二卿事执政的制度。卿一级的，在早期为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大宰、公族六卿，到了中后期司寇职位下降，剩下5位大臣。至于中下级官吏的爵位，还有待继续考证。

随着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实施，周贵族阶级中的权利分配日益明朗化和固定化，因而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出现了如虢季氏世代为师、微氏世代为史的官职世袭情况。周天子对每一位世袭的官职要进行重新册命，在重新册命之时，可以对职位进行变更和调整。周王的这些册命之文在周的彝铭中有不少记载，足证在西周中后期已逐渐形成官爵世袭制度。在周王室外的诸侯国内，也仿造王室建立相应的官职，而且诸侯还可以兼任王室的官职，周天子也可以任命、调度诸侯国内的官员。

第三章　礼乐昌教化

礼乐本源自先民的祭祀活动，礼为祭神的供奉，乐为娱神的歌舞，故周公之前，礼乐的主要功用是敬神。而周公之后，礼乐则成为维系社会等级制度和张扬至高道德的礼仪规范。如果说分封和宗法是西周立国的两极，使之建立了广阔的疆域国土；那么礼乐则是巩固典制、规范西周等级社会、以讽诵化成天下的利器。所以说西周以分封建国，以宗法立家，以礼乐化成天下，奠定了中国礼乐文化的基调。

周公制礼作乐

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在孔子看来，夏、商、周在礼仪制度上的变化是“损益”的关系，即有所减损或增益。殷承于夏，周又承于殷，在周代以后虽然经过百世也还能看出它们的承接关系。

孔子对夏、商、周三代文化因承关系的论断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来说，可谓公断，然而单就夏、商、周三代而言，其变化还是比较显著的。因此近代史学大家王国维在其名著《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人的礼乐制度既因于殷礼，因为当时殷人的文化水平确实高于兴起于西方的小国周；但在周公、成王之后，周人的礼与殷人的礼差异很大，由此可断定周人在革殷商之命后，继而革殷商之礼，这个巨大的变革即为周公的“制礼作乐”。

关于周公制礼作乐的记录始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其中记载季文子的话说：“先君周公制礼作乐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事民。’”鲁为周公之子伯禽所建的封国，奉周公为始祖。季文子是鲁国的世家子弟，所在的春秋时代距离西周并不久远，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且根据殷商周初的甲骨文和金文以及后世文献考证，武王之后的周礼与殷商有较大区别。而武王去世之后，成王幼弱，能继承大统并改制的只能是践天子之位而摄政的周公，所以说周公制礼作乐应该确有其事。那么，周公到底制了什么礼，作了什么乐呢？《尚书·召诰》记载周公总结夏、商灭亡的经验教训时说道：“我虽然不知道夏、商的统治应该延续多少年，但是它们因为不敬阙德故而失去了天命，早早离开了历史舞台”。然后，他们又对殷人“先鬼而后礼”的天命思想进行了反思。周人已经认识到“天命无常”，即天命会发生转移，而这个转移的基点就是“德”，是民心所系。也就是说天命以人心向背为根据决定王权的兴衰，而民心的向背又取决于统治者的“德”。于是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将殷人的重神事转移到人事中来，同时用礼乐制度来表现和巩固周人之“德”。可见周公的制礼作乐，是基于“德”的观念。◆四虎四虎重16千克，体饰兽面纹，上有云雷纹方钮。与众不同之处，是在体两侧各附饰二伏虎，一上一下，均头下尾上，上虎卷尾伸至钮两侧，并以立柱与体连结，呈稳定的三角形构图。是精美的西周青铜乐器。

至于西周的具体典章制度、礼仪规范、干戚乐舞，则见于反映周代礼仪的“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根据“三礼”的记载，西周礼仪是一套繁复而严谨的等级制度，如规范日常生活的冠礼、丧礼、聘礼、乡饮酒礼、士相见礼，规范祭祀的祭礼，饮食宴客的飨礼、燕礼，规范君臣上下之制的觐礼、朝礼以及军队的出征礼仪—军礼等。这些礼仪规范的目的在于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可见西周贵族生活在严密的等级规范里。与礼同源于祭祀的乐—娱神的乐舞，与礼相须为用，不可分割。“乐由中出，礼由外作”，即礼从外在来规范人伦，而乐则是通过舞乐来使这种制度深入人心，使之从内心发出对礼的欣然认同。所以上古说：礼以范人，而乐以和民。在西周，乐舞与礼仪相配，有十分严格的制度，不同的等级配以不同的乐舞。◆编钟此钟为乐器，有铭文104字。甬与体腔相通，篆间及舞部饰云纹，鼓部饰卷龙纹和鸾纹。

严格来说，周公制礼作乐并非是说在周公之前没有礼乐，而是周公对礼乐进行了新的定义和规范，使之更符合西周政权统治的需要。周公之前的礼乐在周公革新之后发生了转向，而中国文明也在周公之后发生了转向。所以周公制礼作乐对西周以及整个后世的中国文化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完备、繁复的礼仪规范

作为“德”的外在形式的“礼”是各级贵族的行为规范，其基本功用就是为维护西周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服务，所以礼有其特定的使用范围，如《礼记》所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西周一代上承夏、商礼仪，又经过了周公的改造和规范，所以礼仪规范相当完备，但也相当繁复，从国家大事的祭祀、征伐之礼，到贵族之间的交往礼仪，涉及到西周社会的各个层面。◆兕首折觥觥盖前为兕首，臣鼻鼓目，大角后卷；后端作兽面，眉作卷曲夔龙。觥体前有流，后有中线，四角饰透雕扉棱，装饰华丽。盖内和器内有铭文，盖器同铭，器6行，盖4行，各40字。此觥造型别致，纹饰繁缛，铸工精美，是西周青铜器中的佳作。

■天子籍田之礼

不仅上古的风俗习惯能演变成礼，而且先民的生产耕作形式也能演变成为礼，如天子的籍田之礼—籍礼。在氏族公社时期，人们在集体耕作之前，往往由族长或德高望重的长老带头进行耕作，并在耕作之前主持开耕仪式。这种仪式今天在中国一些边疆少数民族的生产活动中仍然存在，如海南岛的黎族在开耕前，由富有经验和威望的“家长”主持仪式，即象征性地挖几下土。在商殷之时，这种仪式被称之为“”，到了周则称为“籍田礼”。根据上古文献记载，西周的开国君主都要行籍田之礼。《尚书·无逸》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诗经·周颂·嘻嘻》说：“嘻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这种隆重的开耕典礼一直被视为天子的神圣职责，因为中国是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以农立国，在上古时代，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以及天文历法知识的缺乏，为了不耽误农时，需要由长者教民以时。后来，随着人们对天文历法知识的增多，天子的籍田之礼也渐渐流于形式，所以在西周后期，就出现了宣王不修籍礼的事情。《国语·周语上》记载了虢文公劝谏宣王的一段话，他认为宣王不修籍田之礼，万万不可，因为“民之大事在农”，只有“王惟农是务”，百姓才能“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不解于时，财用不乏，民用和同”。◆鸭尊容酒器。尊作成站立的鸭形，鸭腹圆厚丰满，双足粗大有力。腹后部铸一立柱，与双足形成三个支点。背部有一侈口的筒，作为注酒口。胸饰斜方格纹，两翼有线刻。此器造型稳重典雅，生动巧妙。

从虢文公的谏言可知，西周的籍礼大致由5个步骤组成：一是作行礼前的准备，即派太史观察天时和地情；二是在行籍礼之前举行饮酒的飨礼；三是正式举行籍礼，由天子带头掘一，然后百官和庶民仿效，“终于千亩”；四是举行宴会，犒赏群臣和庶民；五是宣布天下民时，广泛耕作，并由各级官吏分批巡查耕作情况，可见周的“籍礼”隆重而严肃。

■贵族相见之礼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而见面之礼是交往的首要礼节，所以很重要，以至《礼记·表记》说“无辞不相接也，无礼不相见也”。贵族在初次相见或有要事相见之时，必须按照身份和任务的不同，执一定的见面礼物，并举行相应的见面仪式。这种见面所执的礼物叫做“挚”，也作“贽”，所以这种执“贽”相见的礼节就叫做“贽见礼”。这种礼被广泛应用在贵族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的方方面面，如贵族男子举行冠礼之后，要作为成年人执“贽”拜见国君、乡大夫和乡先生；男女婚嫁之前的问聘、纳吉等过程都要执贽相见，行贽见礼。如果士初次相见，所行的贽见礼称之为“士相见礼”；如果是卿大夫奉命会见其他诸侯国的国君，称之为“聘礼”；如果是诸侯朝见天子，则称为“觐礼”，这些都是高级的“贽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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