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凯瑟琳·德林克·鲍恩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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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试读：

作者序

凡是奇迹，都有它的缘由；凡是奇迹，都曾被祷告祈求。迦南的美酒原是白水，首先要有一场婚礼和需求，水才会变成酒。如果说奇迹其实是人类希望的实现，费城的奇迹也不例外。从一开始，这个国家就朝向这一刻前进，以自治与统一为目标。我们可以细数众人所做的各种实验：1639年的《康涅狄格基本法》，1677年的《西新泽西基本法》，1754年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以及1765年以来，在独立革命期间发布的各种决议、指令、宣言、条款和条例。多个联合方案、政府体制被试行，出错，奏效，遭废止，一直到《巴黎和约》签订四年以后，美国人终于尝试进行国家大实验。

本书即为纪念这一实验而作。它的目标全在于再现和提供联想。作者希望可以让读者仿佛亲眼看见代表们在大会中一一起立，向主席华盛顿致词，或是在委员会中互相讨论。作者更希望让读者听见当年代表们的声音：威尔逊冷静锐利的理性词锋、古弗尼尔·莫里斯从容流畅的讥语反讽、舍曼一口懒洋洋北佬腔所说的普通常识、麦迪逊那日复一日虽沉静却不凡的卓越表现。作者若在某处停止叙述转为解释，目的也在于为读者提供有关的历史背景资料。

无可讳言，作者对大会、对代表的确笔带崇敬。其实就连他们的短处也颇为有趣，某些代表乃是为私利所动，反而使整个场面更真实、更戏剧化。一定也会有人批评作者陷入过时的浪漫情怀——这个作者分明是个老辉格党人，带着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式的观念心态。一点没错，而且和作者持有同样想法者不乏其人，包括富有怀疑精神的大法学家霍姆斯。他读了比尔德所作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后，写信给英国友人波洛克表示异议：“你我都坚信，人要具备高贵心灵并非不可能。”《民主的奇迹》一书采用叙述体，取材于原始资料，有当年联邦制宪会议的记录，有报纸、日记，有诸代表及其友人的信件与谈话记载。在当时这些人眼中，国事危殆已极，他们也一再地如此表示。他们认为合众国立须挽回，而救亡图存的工作不可再有延误。只要读了代表在会中的发言，无人看不出当时情况的紧张，以及代表们担心会议失败的焦虑之情。大会进行到第五周时，华盛顿写信给汉密尔顿提及自己濒于绝望，这种心情在信中流露无余。将军句句出自肺腑，忧心忡忡，亟需友人扶持。虽然华盛顿在信中不曾表示若新宪不成，政府不立，合众国将有沦亡之虞；可是他以往却的确有此论调，麦迪逊及汉密尔顿二人也与他持相同看法。

曾有史家认为这都是过虑，1787年时十三州的情况其实相当不错，在外为欧洲所敬重，在内也正从六年独立战争的破坏中逐渐恢复元气。可是作者看到的各项证据却使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各家在这个论题上所作的研究探讨，其详尽透彻恐怕没有一个题目足以相比。从乔治·班克罗夫特到查尔斯·沃伦、麦克劳克林以及科温等人（后者的大作足足有五磅重），众多史家都在这方面下过功夫。而1913年以来，以查尔斯·比尔德到本杰明·怀特、麦基尔韦恩、内文斯、詹森、梅森、莫里斯、汉德林、内特尔斯、哈克、梅因、布朗、摩根、麦克唐纳、罗西特、贝林诸家历史学者，众人意见也不一致。有一派认为当年大会“保守”得吓人，完全是发达的地主商贾集团为自己巩固利益。而另一派（也就是如今当行的修正派）却再度回归传统的班克罗夫特—贝弗里奇的理想主义观点，认为大会代表是一群充满信念热情的人士，急于建立一个为人民所接受的新政府。

作者广泛阅读了各种相关卷帙，并大量研究了这些著作所本的各项证据，从中作出了自己的判断阐释，并固守这个立场不疑；本书不介入学界争论。约在二十年前，作者首次接触了马克思·法兰德编纂的《1787年联邦制宪会议记录汇编》，其中收集了代表们的会中发言记录，以及大量附有详注的会后信件和谈话记载。当时作者刚刚出版了法官霍姆斯的传记，正着手准备下一部有关约翰·亚当斯的新书。这两本书都不曾论及联邦制宪会议，可是大会情事及其代表却从此深植作者脑海。随着时间过去，多年来作者又先后为首席法官柯克以及弗朗西斯·培根作传，构思逐渐成形：叙述美国的独立、美国与过去的决裂——那关键的1787年，对英国政治传统所作的保留、所行的扬弃。

然而作者写作本书的用意，并不在于向美国宪法以美言辞藻作一味的颂扬。法官霍姆斯说：“这部宪法是一项实验，正如整个人生就是一个实验。”作者关心的重点是从事这项大实验的人，以及当年众人聚会的风云时刻。有关这方面的讨论虽然汗牛充栋，可是一般美国人对我们宪法的成形经过却所知甚少。大家常常将联邦制宪会议与当时设于纽约的邦联国会混为一谈；更把后加的头十条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误以为就是大会拟定的宪法正文。一般人也忘了在《邦联条例》为美国宪法取代之前，十三州已在前者规范下度过了许多年月。众多有关宪法的著作，多从1787年大会之后谈起，显示宪法在19世纪经由历次最高法院释宪而成的发展。

本书从1787年5月讲起，终于当年9月，唯一的例外是最后三章记述各州批准经过，于一年之后结束。会议进行到盛夏之际，在大会激辩的最高潮，作者也曾笔锋一转，带领读者暂离议事所在的宾州州议会厅，随着亲切的外国友人，前往当时18世纪的“美国各州一游”。因为作者认为有必要让读者亲见这个国家，这个大会欲为其建立一个政府的国家。基于同一理由，作者也不时在书中收纳会外人士的言谈——当时在欧洲的杰斐逊、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潘恩以及波士顿的塞缪尔·亚当斯等人都密切关注费城进行的大事。约翰·亚当斯曾说过一句话，本书不曾收录。论到历史，他问一位友人：“你难道不觉得，这些会中新闻就像阿拉伯来的政治夜谭，或天狼星特派信使捎来的消息一般新颖吗？”

从各项记录看来，联邦制宪会议的确令人感到异常新鲜、“新颖”。会议背后是一种折衷妥协的精神，似乎谈不上有什么号召众人的神圣大旗。“妥协”可以是一个脏词，意味着与魔鬼立约，牺牲了上好的，以将就那最糟的。可是制宪会议中，这个妥协精神却由美善与荣光领军；华盛顿坐镇主席位上，妥协精神就如和平之鸽栖息在他的肩头。当众人起立发言之际，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与彼此出身、地域观念、所属州立场所带来的种种偏见争斗——南对北，东对西，商对农。我们也看见他们改变心意，克服自尊，在必要的时刻，坦承自己的谬误。若说这是一则老故事，故事后面的精神，却似周一早晨般其新无比。

若所有的故事都已道尽，弟兄啊，那就再说一回。

若少人前来，就让那乐意倾听的人体会。鲍恩谨志

尽管来自这么多不同的州（你知道，这些州绝无相类），作风迥异，境况各别，偏见不一，众代表却能摒除各有理据的歧见，联合建立此一国家级政府的体制：此事对我来说，不啻奇迹。——华盛顿致拉法耶特，1788年2月7日

联邦大会十三州出席代表名单（依地理位置序）

新罕布什尔

约翰·兰登 John Langdon

尼古拉斯·吉尔曼 Nicholas Gilman

马萨诸塞（简称麻州）

埃尔布里奇·格里 Elbridge Gerry

纳撒尼尔·戈勒姆 Nathaniel Gorham

鲁弗斯·金 Rufus King

凯莱布·斯特朗 Caleb Strong

罗得岛

未派代表

康涅狄格（简称康州）

威廉·塞缪尔·约翰逊 William Samuel Johnson

罗杰·舍曼 Roger Sherman

奥利弗·埃尔斯沃思 Oliver Ellsworth

纽约

罗伯特·雅茨 Robert Yates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

小约翰·兰辛 John Lansing， Junior

新泽西

戴维·布里尔利 David Brearley

威廉·丘吉尔·休斯敦 William Churchill Houston

威廉·佩特森 William Paterson

威廉·利文斯顿 William Livingston

乔纳森·戴顿 Jonathan Dayton

宾夕法尼亚（简称宾州）

托马斯·米夫林 Thomas Mifflin

罗伯特·莫里斯 Robert Morris

乔治·克莱默 George Clymer

贾里德·英格索尔 Jared Ingersoll

托马斯·费兹西蒙斯 Thomas Fitzsimons

詹姆斯·威尔逊 James Wilson

古弗尼尔·莫里斯 Gouverneur Morris

本杰明·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特拉华

乔治·里德 George Read

小冈宁·贝德福德 Gunning Bedford， Junior

约翰·迪金森 John Dickinson

理查德·巴塞特 Richard Bassett

雅各布·布鲁姆 Jacob Broom

马里兰

詹姆斯·麦克亨利 James McHenry

丹尼尔·圣托马斯·詹尼弗 Daniel of St. Thomas Jenifer

丹尼尔·卡罗尔 Daniel Carroll

约翰·弗朗西斯·默瑟 John Francis Mercer

卢瑟·马丁 Luther Martin

弗吉尼亚（简称弗州）

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埃德蒙·伦道夫 Edmund Randolph

约翰·布莱尔 John Blair

小詹姆斯·麦迪逊 James Madison， Junior

乔治·梅森 George Mason

乔治·威思 George Wythe

詹姆斯·麦克勒格 James McClurg

乔治亚（简称乔州）

威廉·费尤 William Few

亚伯拉罕·鲍德温 Abraham Baldwin

威廉·皮尔斯 William Pierce

威廉·胡斯顿 William Houstoun

北卡罗来纳（简称北卡）

亚历山大·马丁 Alexander Martin

威廉·理查森·戴维 William Richardson Davie

理查德·多布斯·斯佩特 Richard Dobbs Spaight

威廉·布朗特 William Blount

休·威廉逊 Hugh Williamson

南卡罗来纳（简称南卡）

约翰·拉特利奇 John Rutledge

查尔斯·平克尼 Charles Pinckney

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 Charles Cotesworth Pinckney

皮尔斯·巴特勒 Pierce Butler第一部分制宪会议第一章大会会场；源起此多事之秋，世情纷乱，欲摧毁政府甚易，欲建立政府却难值上加难矣。——约翰·亚当斯致詹姆斯·沃伦，1787年1月

费城全市笼罩在一片溽热的暑气中，老人家说，这是1750年以来最糟糕的一个夏天。有人在日记上记道，平常消暑去热的雷雨也没有往常那么频繁猛烈；也许是家家户户屋顶上新竖起的“电棒儿”，把云层里的电气都给吸走了吧。法国来的旅人，写信回家抱怨说热得不能呼吸了：“每吸一口气，你就得为下一口发愁，稍稍动一下就难过得要命。”

在我们现在称为独立厅的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厅里，由十二州州议会派来的约五十五名代表们，正聚在一堂开会（罗得岛拒绝合作，不曾出席）。他们辛苦了一个夏天，在热烈讨论之下，拟出了一份政府组织纲领方案，希望各州能够批准。这份建议书，代表们定名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会议在5月份开始，闭会时已经是入秋的9月了。出席代表中不乏全美赫赫有名之士，包括华盛顿、麦迪逊、汉密尔顿、富兰克林；南卡罗来纳的拉特利奇及平克尼家两位堂兄弟；宾夕法尼亚的罗伯特·莫里斯和古弗尼尔·莫里斯；特拉华的迪金森；弗吉尼亚的威思、梅森和布莱尔；康涅狄格的舍曼；马萨诸塞的鲁弗斯·金和格里等等。整个名单读起来，就好像在念美国国庆的纪念辞、爱国英雄的名人榜一样。他们几乎个个是青年才俊，查尔斯·平克尼才二十九岁，汉密尔顿年方三十。鲁弗斯·金三十二岁，新泽西的戴顿二十六岁。一条木腿、温文尔雅的古弗尼尔·莫里斯也不过三十五岁。连今日被尊为“宪法之父”、谨慎持重的法律学者——弗吉尼亚来的麦迪逊，都只有三十六岁而已。全体代表平均年龄不到四十三岁，这都还得怪高龄八十一的富兰克林把它给拉高的呢。那个年代，人老得快，死得也早。约翰·亚当斯三十七岁的时候，有人请他赴波士顿演讲，他就曾表示自己“年事已高，不克复作大型演说”。

当时亨利·李曾由弗吉尼亚来信表示，欣见大会“济济多士，年富力强”。代表们当中，连最年轻的成员，也不乏问政经验。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曾出席独立前后的大陆会议；多位担任过州议员，并在独立之初参与各州州宪的制定。还有八位曾经在《独立宣言》上签名，七位担任过州长，二十一位打过独立战争。难怪当时远在巴黎的杰斐逊读了这份名单，不禁叹道，这可真是一场“半神大会”啊！

话虽如此，这次会议可不是稳当必成的事。代表们看来相当紧张焦虑，但也只在会中同仁面前表露。每会都秘密进行，绝少泄出半点消息，写信给朋友也措辞谨慎。事实上，当时全国各界并没有把这场大会看作是一个“制宪”会议，连代表们自己也不例外。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名称是后来才叫开的。如果一起始就打着立“新宪”的主意，起码有三分之二的代表都会裹足不前。而报上也只是说在费城要召开一场重大会议，或称为“联邦大会”，并且总不忘用古雅的复合元音拼出“联邦”（Foederal）一词以示慎重。而会场内外，众人对会中正在起拟的法案，以及自己打算起拟的内容，都毫无把握。早先于2月份在纽约召集的国会，已明令这场费城之会“唯一且特定的任务，系修改现行《邦联条例》”。国会可丝毫不曾提过什么新宪法。对十三州而言，以《邦联条例》作为宪法已经足够了；从1781年以来，大家不都是靠着它的庇佑这么过来的么。《邦联条例》第三条载道：“……准此，以上诸州互结稳固之友好同盟……”也许打仗拼命时，为了赢得这场战争，可以光靠友谊就使全国上下一心共赴患难，但是在平时，光仗着友谊却是不够的。可怜的邦联，只是单凭大家的信用存在的空架子，既无实力收税、保国御敌、偿还公债，更遑论倡兴贸易与商务了。1781年的那一天，约克敦大溃英军的捷报传来，国库竟然穷窘到连支付递报佳音的信差费用都捉襟见肘。在会诸公只好各自掏腰包，每人拿出一块钱才应付过去。国会在无计可施之下，只好向各州发出征用令，华盛顿对此现象有一说：“国会怯怯地有请诸州解囊。”但信寄出去常常石沉大海，其中尤以新泽西和纽约两地最为顽强。1787年10月1日的《纽约邮报》上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告示，它登过两回：

本年度纽约州应缴款项，本人迄今尚未收到分文。汉密尔顿联邦征税人

而那些照规定完税的州呢，更是打心眼里看不过去，愤愤不平地指责着抗不应命的几州。弗吉尼亚有人曾在1787年写道：“新罕布什尔从停战以来，就没有缴过一个子儿，而且他们打算就这么一直赖下去。至于纽约，他们付得起，那是因为他们可以打劫新泽西和康涅狄格。而新泽西为了报复和利害关系，一定会大干一场的。”

其实，《邦联条例》不敷应用、亟需修改的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历届国会议长除了一再向各州去信催款外，也再三要求各州议会投票授予国会更多的权力，各州议长也分别吁请州议会提案加强国会的权力。可是始终一事无成，毫无动静。最早推动修法改革的人士当中，以华盛顿、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三人最为突出。虽说史家们迄今仍有争议，为麦迪逊作传的人士也大费周章地为他抢功，但根据各项证据显示，最强有力地促成1787年制宪会议召开的人，似乎非汉密尔顿莫属。但是，如果我们说，麦迪逊在理论逻辑上看出了会议的必要，汉密尔顿以滔滔雄辩宣扬了会议的必要，那么华盛顿是以亲身的体验，很早就深深感受到邦联力量的薄弱。对英作战争取独立期间，眼看他的部队饱受补给不足之苦，鞋子、肉类、军火、军服、营房、药物，可以说要什么缺什么；身为总司令的华盛顿在信中往往怒气冲天，充满了愤懑之情：“我们当中生病的打着赤膊，没病的打着赤膊，不幸被敌人俘虏的也照样打着赤膊。”当年面对着部队的如此窘况，国会不是一点也未曾帮忙吗？总司令亲笔签名的急件，从剑桥、哈林高地、莫里斯敦、福吉谷各处阵地飞驰国会，有云：“1780年5月27日，莫里斯敦。本人无限痛心地知会国会，肉类再度短缺，亟需补给。”而一筹莫展、不受各州议会支持的国会，只能不通气地回复：“上一回作战，军服都是由士兵自己筹措打理的。”

上一回，上一回……真是活见鬼，华盛顿不禁为之气结。上一回在独立以前跟法国人打仗，只是局部零星的战事——而且经费根本是由英王出的。国会难道搞不清楚状况吗？这一次战争是大陆的，经费和责任该由全部十三州、由大陆共同分担！现在不是地方争权夺利眼红吃味的时候。身为独立战争部队总司令的华盛顿，觉得国会里各州派来的代表，只对提名任命新官员、新将领有兴趣；他们看重的只是如何输送利益到老家巴结选民，对于军队的需要根本漠不关心。

华盛顿自己这个独立战争大陆军（又名大美陆军）将军的头衔，也是国会赐予的。文人控制军队，是革命战争的最高原则。约翰·亚当斯即曾告诉霍雷肖·盖茨将军：“我们不打算把太大的权力，长久地托付给你们这些将军们。”国会还另外制定了所谓的军队管理规则条例。但是华盛顿抱怨这些规定非改不可，不然他没有法子维持军纪，也不能枪毙逃兵，或有效惩治那些盗窃军马和医药补给、焚烧抢掠军营附近民舍的士兵，这样倒不如干脆把部队解散算了。各州部队依恋本乡本土之心特重，很容易就激起地方情绪。华盛顿曾想劝新泽西来的部队向合众国宣誓效忠，他们竟然顽强地一口回拒：“新泽西才是我们的国家！”而新泽西来的一位代表，竟然因此在国会里抨击华盛顿这种做法失当，不成体统。

华盛顿把问题背后的症结，可是看得很清楚。美国现在独立了，格局已经是大陆性、整体性的，大家必须学着从这个层面上来治理国家。将军对于政治及本国政情，自有一番愤世而务实的见地，再加上他具有一种论事一针见血、直指问题核心，被人认为极富知性的本事，他曾在1783年写道：“老天爷，国会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不都是人民推举出来的吗？不都行事对人民负责，仰人民的鼻息度日？那到底有什么好怕的？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便宜行事施政、为邦联造福的权力呢？”

十三州之间的争斗越凶，将军的怒火越盛，他在制宪会议开幕前不久曾写道：“运用影响力绝非为政之道。”更早之前，他还写道：“除非就像州政府的政令可以有效通行全州一般，我们设立一个能将号令施行全邦联的中心权力，否则我真不敢想象我们还能够作为一个国家长久存在下去。”

至于汉密尔顿，他在战时曾担任华盛顿的侍从官。一个是在国外出生、年轻气盛、才思敏捷的律师，一个是老成持重、遇事徐缓、自有灼见的总司令。两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友谊。他们在国会和十三州的问题上，看法完全一致。而且，汉密尔顿还不断在华盛顿身上下功夫，敦促将军采取更坚定的立场，并经常替他在这方面的谈话执笔撰稿。1780年9月，汉密尔顿从革命军在新泽西自由竿镇（今称恩格尔伍德）的总部行营，给友人杜安写了一封如今极为有名的信，信中首次仔细申述召开制宪会议的必要。单看这封印出来足足有十七页的长信，姑不论出自何人笔下，都会令人叹为观止；更何况是这位在国外出生，当时才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呢？他写道，透过十三个各自为政的主权州来治理合众国，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没有实权的国会，使政府变得什么都不是，既无法应付战时的需要，也不能处理平时的国事。“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召开一个各州全体参加的大会。”而且汉密尔顿认为，此事越快越好。同时，在会议召开以前，应该不断有许多“既有内容又广为流传的好文章”，以便让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于是在以后的七个年头里，汉密尔顿无时无刻不在推动这个会议的诞生。他写私函和公开信，做演讲，在报上发表一系列以《大陆主义者》为题的文章——只此标题便可看出他的心意。他大声疾呼，我们迫切需要的，不再是一个“我们一向习于局限在狭隘殖民地意识里”的政府；相反地，他期待在一个“有更大的格局，合于独立国家地位的政府”。他虽然不是纽约州议会一员，却在1782年促使他们通过决议，敦请国会召开一个大会。同年，他当选国会代表，亲自草拟了一份类似的提案，却仍然不见效果。

各州来个相应不理。有国会就可以了，干吗还要另起炉灶再开什么大会？马萨诸塞州的代表鲁弗斯·金宣称：当前的国会就是“研拟任何修改的最适当机构”。他写信给约翰·亚当斯道：“这个大会能够完成的任务，国会都能达成，而且还会更合乎当初立国的原则。”

当初的原则标榜的是革命的精神，日后联邦大会召开之际，就发现这个名词非常好用。而当初的原则，也依各人需要，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对纽约州长克林顿、宾州法官布莱恩、帕特里克·亨利、年轻的詹姆斯·门罗以及弗吉尼亚州的国会代表格雷森等人来说，当初起始的原则，就是政府越小越好；大家组成一个邦联，各州各自为政，国会则听命于他们行事。《邦联条例》不就是照着这个最高指导原则写成的吗？从1776年起，这些条例自草拟、国会辩论表决、修正折衷到终于在最后一个州也获准施行，费时五年之久。这些条例事实上就是美国第一部宪法。《邦联条例》第一条就说：“邦联之名称定为‘美利坚合众国’。”而各州也唯有在战争的危险威胁之下，才勉强首肯形成这个薄弱的结合。当时，约翰·亚当斯甚至曾将马萨诸塞湾区称为“我们的国家”，将马萨诸塞派出的代表称为“我们的大使”。危难险阻的确是令众人结合最有力的混凝土。

在这种环境之下，只有靠着少数几个人锲而不舍、富有技巧地苦心经营，联邦大会最终才得以召开。原来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两州，正为波托马克河的航行权闹得不可开交。1785年春天，两方议会决定各派专门委员，在弗吉尼亚的弗农山开会讨论此事，顺便处理东西两边交流的一般问题。双方发现，这是个拉拢邻州合作助阵的好机会。委员会因此扩大，次年9月再度在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会面。麦迪逊出席了这次会议，汉密尔顿也专程从纽约前来参加。

安纳波利斯委员会议在结束之前，向国会建议（报告由汉密尔顿执笔）十三州应一律派遣代表到费城，“于次年5月2日，开会讨论合众国的贸易与商务事宜”。“商务”一词，非同小可，麻烦可多着呢！各州战债高筑，信用低落，情况好转的希望不大；有七州已经得求助于发行纸币了。不错，战后不景气的状况，正日渐消除，可是要谈到繁荣，还只限于一地一区。宾夕法尼亚印行的纸币，只能在自己的地盘里流通。州县党派之间，忙着羡忌猜疑，正事不做，只顾为未定的几处州界争执，设关税法规互相抵制。新泽西有自己的海关；纽约根本就像外国一样，得小心防备它的蚕食鲸吞。各州之间，彼此报复的伎俩高强，甚至有九州拥有自己的海军（弗吉尼亚居然还单独批准了对英和约）。而康涅狄格、特拉华、新泽西几州的货物运输，则全操纵在宾夕法尼亚、纽约和马萨诸塞几个大州的手里。

麦迪逊把问题看得很清楚，他写道：“新泽西就像一个两头开孔的酒桶，夹在纽约和宾州两大之间难为小。而北卡罗来纳夹在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之间，则像个两臂流血的病人。”原来弗吉尼亚曾通过法令规定，凡是过往其港口的船只，如果不缴纳税金，任何人均可将其扣押，强制执行，“税金的一半赏予通风报信之人，余下一半缴交州库”。注意这项法令的对象，不是西班牙或英国，而是同国的宾夕法尼亚、马里兰以及马萨诸塞的货船。麦迪逊写道：“目前我们政治上的许多弊病，追本溯源，都出在商业上面。”信哉此言，于今国家之间，亦普遍如此。小州怕大州，对其恨之入骨。康涅狄格的舍曼曾在联邦大会上表示：“小州的居民日子比较安乐。”可是他又加上一句：“但是罗得岛恐怕又实在太小了，内部反而更易起纷争。”康州另一位代表埃尔斯沃思也说：“大州的管理最糟：弗吉尼亚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将支配权延伸到肯塔基一带，马萨诸塞甚至连首府外一百里的和平都无法维系，现在得组成部队来保卫了。”

这番嘲讽可真击中了要害。1786年以来，马萨诸塞就因谢司领导的西部农民暴动，在各州面前大为丢脸。当地农民不堪“波士顿”苛捐杂税的剥削，眼看着牛只土地被法院一一扣押，不禁全豁出去，闹出一场暴动。他们抄起草耙和木板条，追随当年独立革命的榜样，冲到郡公所示威，吓得主张金币本位、反对纸币的人士不知所措，也使得华盛顿将军大为愤慨：一个刚从一场艰苦战争中获胜的国家，竟然无法在和平时期维持秩序。到了1787年1月，十四名原遭判处死刑的暴动领头分子，全部获得赦免；新选出的麻州议会，应谢司党人曾有的要求，也立法通过多项改革。但是，这场纷乱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而后来出席联邦大会的人士当中，如威尔逊、罗伯特·莫里斯以及迪金森就曾吃过暴民为虐的苦头，他们很清楚暴动是有传染性的。

因此，带着这个余悸犹存的印象，国会经过讨论，应安纳波利斯会议报告所请，投票通过在费城举行一场大会。尽管如此，国会的行事如履薄冰。本来安纳波利斯的报告不但建议费城会议应对贸易商务事宜进行讨论，也暗示整个邦联体制都得加以修正。国会却不敢造次，特别声明该次会议的“唯一且特定的任务”——这句话不久就成了反宪分子的护身符——“系修改现行《邦联条例》”。从缅因到佛罗里达，各地不断兴起强烈反对会议的声浪。大家独立自主，各凭己力，辛苦革命六年，好不容易才打了胜仗，击退了敌人，为什么送走了一个强悍的王家议院，却要换来另一个强悍的国会来抽我们的税？让我们各州自个儿管自个儿的事好不好！这种想法，是各地普遍的观念。各州仍然存有一种无政府的心态，就好像当年的麻州小镇阿什菲尔德，被“自由”冲昏了头，竟于1776年在镇民大会上投票通过宣称：“除了宇宙的主宰，我们不需要任何统治者；在宇宙的主宰者之下，设一议院，以与合众国内其他人民协商，共谋众人的福祉。”

约翰·亚当斯说得好，他早就看出一件事，打倒全欧所有的船炮部队容易，把我们自己管好却难上加难。

各地一共选派出七十四名代表出席费城会议，可是最后只来了五十五位。两位雄辩之士不能出席，大会虽感遗憾，却不时感受到他们的影响力。其中一位是约翰·亚当斯，其时在伦敦；另一位是杰斐逊，身在巴黎。他们正分别忙着和欧洲各国政府协商商务合约及外债事宜，希望法兰西、荷兰等国愿意信任初生的合众国有能力依约偿还贷款。他们两位对于这个会议具有高度的兴趣，与代表之间不时有书信往还。那本刚刚出炉、论宪法历史和现状的新书《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辩》卷一，大会代表人人传阅。至于褒贬之辞，则随每个人对联邦问题和两院制度的立场而有不同。

坐镇在纽约的国会，则抱怨费城会议把代表都拉走了，害得他们人数不足。自从战事结束以来，国会一直有法定人数不足的问题。代表们索性待在家里，根本不来开会，认为本州个别的利益比共同政府的事务要紧（1783年对英和约由巴黎送达时，国会里竟然只有七州代表在场，距法定的批准州数还少两州）。因此国会不得不发出信函，敦促众人前来纽约赴会。其实就算它最好的人才不去费城开会，国会之惨也够瞧的了。1787年4月间，甚至有人动议干脆休会，把国会搬到费城去算啦。这个建议虽然没有通过，代表们却很苦恼，不知道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现阶段，国会落脚于纽约市政厅的楼上。有人形容这个市政厅，是“一组坐落在华尔街上堂皇壮丽的建筑群——比起波士顿的麻州议事厅，长度虽有不及，宽度却两倍有余”。国会的驻地曾变迁多次，纽约只是其中之一。1774年以来，可怜的国会在战火中一再迁移，曾在费城、巴尔的摩、兰开斯特、约克敦、普林斯顿、安纳波利斯、特伦顿等多地集会。有一次甚至为了躲避因粮饷太差闹兵变的宾州民团，不得不落荒而逃。

5月29日，弗吉尼亚的国会代表格雷森埋怨国会中的人数实在太少了，又听说费城会议可能开上三个月之久，不禁大发牢骚：“这个会到底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我实在看不出来。我不认为美利坚的老百姓已经成熟到可以接受什么了不起大创新的地步。”

几百年来，“创新”并不是什么好字眼。它给人的感觉是冲动、无聊的琐事，热心家搞的玩意儿，而且十之八九不合法。同时代的那位英国政治家伯克就说过：“创新并不是改革。”而且要是回到16世纪英国柯克法官的时代，指控一个政治家企图创新，可以马上使他身败名裂。而此时与格雷森持同样论调者亦不乏其人，北卡罗来纳另一位国会议员，获派参加费城会议的布朗特，就曾表示对大会的发展情势不敢苟同：“我还是认为，我们大家迟早会走回到各管各的、彼此完全互不干涉的老路上去。”

会议开始，许多代表却姗姗来迟。5月24日，马萨诸塞的鲁弗斯·金写信回去说，新英格兰的代表竟然只到了他一位，真令他“痛心疾首”。“这种慢步调真不像话，拜托你们大家可不可以快一点来。”新罕布什尔由于州库拮据，没法子负担费用，本来有四位代表，到将近8月才来了两位。其中一位是来自朴茨茅斯的富商兰登，曾任该州议长，据说“仪表堂堂，举止高贵；其人热心名望之切，有如恋人情爱之烈，义士节操之贞”。罗得岛则索性来个拒不出席。位于首府普罗维登斯的该州议会，控制在农民党派手中；他们甚至曾立法规定，如果债权人拒收罗得岛当地一路膨胀的通货，将遭罚款处置。许多政客因此大肥，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而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一定会勒令债务人以金银正币偿债，但罗得岛目前可是一个子儿也没有。波士顿一家报纸厌恶之余，把罗得岛改名为“流氓岛”，建议把他们“逐出合众国，或是干脆让邻近几州把它瓜分了算了”。

对于这个似乎在蓬勃发展的小州，大家对它的嘲弄愤怒不断。纽黑文一位人士，公开宣称“罗得岛的作为，连最蛮荒的野人看了也要脸红。那个小不点儿州，是我们政治体中桀骜不驯的一员，是我们大家的笑柄和耻辱”。“罗得岛，”会议期间，华盛顿曾于7月1日写道，“仍然一味坚持它那无礼、不当、下作、可耻的行为；近来在其所有的公共议事中，便一再展现了这种作风。他们到现在为止，仍然不曾派代表前来开会。”杰斐逊则用法文，叫罗得岛为那个“什么玩意（vaut-rien）”。

从纽约的国会过来的麦迪逊，则本着一向凡事准备周到的作风，在会议开幕十一天以前就早早地到了费城。长年浸淫在学问研究里面，麦迪逊已经具有了一种洞明世事的远见。早在当年4月份，他就在写给华盛顿的一封信里，一一列出大会该当讨论的几项重点。麦迪逊，个子矮小，有人笑他“还没有半个肥皂大”。他的声音低沉轻微，开会时，大家得叫他把声音放大一点，有时书记员也无法记全他的发言内容，“因为他说话声音太小没法听见”。朋友们则昵称他为“杰米”。

麦迪逊有一个难得的优点，那就是他虽然执拗却能变通——很少人能同时兼具这两项特质。所有代表之中，要数他在学理知识上准备得最为充分。应他所请，大他八岁的杰斐逊从巴黎寄来书籍，麦迪逊请他把历来所有有关宪政民权的书籍都一并搜罗寄来。寄来的书不是一两本，而是上百本，其中包括了三十七巨册的新版《方法论百科全书》，政治理论、各国法律、历史，柏拉玛克、伏尔泰、狄德罗、马布利、内克尔、德伯恩的著作，还有十一大卷传记、回忆录、史述，以及法国革命派政治家米拉波正好适时出版的《辛辛那提协会》。为了报答，麦迪逊则回送他各式各样的美国果树树苗，如胡桃、特选苹果、蔓越橘之类，以在法国展示。不过杰斐逊要他运去的北美负鼠和一对“弗吉尼亚红雀”，他却没有遵命办成。麦迪逊潜心研究古往今来所有存在过的同盟联邦，长篇累牍地一一比较其优劣得失，并在各个分析后附上题为《合众国政治制度的弊端》的个人论述部分。他主张：“在需要有一致行动的决定上，应该让国家级的中央政府具有绝对并积极主动的权力。对于各州所有的立法决议，中央政府也应该像历来英王一般具有否决的权力。而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也应该延伸到司法部门。”

行事论理有条不紊的麦迪逊，成为弗吉尼亚州反宪法派人士——尤其是那位易怒的老革命党帕特里克·亨利——最有力的死对头，也就不足为奇了。就像汉密尔顿熟知纽约政情一般，麦迪逊深谙弗州政情，也明白制宪之路漫长诡谲。他知道这个具有革命性的制宪会议有何等的意义，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已一一陈述了自己对这方面的看法。首先，各州应该指派代表与会；其次，大会必须取得协议签订文件；最后，此文件应送交国会核可。如果国会通过，再请各州分别召开大会审核批准。因此，就技术层面来说，费城之会只具有提供建议的地位。

如果此举不成，还可能再召开第二次会议吗？在4月，距大会开幕尚有一整个月，麦迪逊就已经向弗吉尼亚一位同仁表示，每想到这一路可能发生的状况，日子越近，他越发害怕。他写道：“从大会达成决议、国会批准，一直到最后各州的核可，这个过程中需要经过的每一步路，重重险阻，都难免使人灰心丧志，从而选择其他比较容易的退路！”

但是麦迪逊认为，当前的情况太危急，不容人灰心，这正是他一向的本色。同样地，华盛顿也不是向困难屈服的英雄，英国史学家特里维廉说，华盛顿“已经习得了勇者最大的秘密，就是心中虽有最坏的打算，存有放弃的念头——但在行动上却永不屈服”。五十五岁的华盛顿，虽说比麦迪逊大上一轮，两个人却相交已久；麦迪逊自1776年以来就在弗吉尼亚政府中任职。很难说他们两个人的个性，到底谁比较严肃，但是从他们俩长篇累牍的论政信件里面，不论是麦迪逊冷静的说理风格，或是华盛顿雍容有致的节奏，我们在那精辟说理的背后都可以感受到一股对国家的关切热爱，就中的庄严感令我们觉得安心。这两个人，丝毫不因自己坚持到底、有时甚至严肃到尴尬地步的个性而感到赧然，我们也为此而高兴。第二章会议代表与州议会厅；华盛顿与麦迪逊以为，我们正走在改进的路上，因为我们正在做实验。我——富兰克林，1786年

华盛顿在一个礼拜天，5月14日，会议开幕的前一日，抵达了费城。为了欢迎将军，当局特地敲钟鸣炮致敬，并从斯古吉尔河格雷渡口开始，一路由本城骑兵队护送开道——他们穿着白马裤、高帮靴，头戴银边黑圆帽，分外抖擞。将军第一件事就是造访富兰克林先生，他就住在第三大道上的市场大街旁边。老人家早已备下了一大桶啤酒来迎接这个场合。身为宾夕法尼亚的议长，以及举世最负盛名的学者，款待与会代表自是这位博士的工作。在写给妹妹的信中，他提到自己新修建的饭厅可以容下二十四位宾客。富兰克林在国外差不多待了九年，直到两年前才回家。更早以前，他也经常来往于伦敦、费城之间，为宾州事务与英方协商；在《印花税法》事件期间，也曾任多处殖民地的代理。美洲十三处殖民地宣布独立之后，国会又派他前往法国争取同盟。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几已年届七十高龄的富兰克林告诉国会，他已日薄西山，只剩下“最后一截”了，他们“爱怎么差遣他就怎么差遣他吧”。动身以前，他还自掏腰包，借给穷哈哈的政府四千镑大洋。他一身朴素的衣着，头上戴着那顶大名鼎鼎的毡帽，满头不搽香粉的灰发，巴黎人可爱极了他。富兰克林本人虽然不是贵格派的信徒，倒也不急着否认；因为他很清楚法国人对“费城贵格派”充满了罗曼蒂克的仰慕。

当时和他一道在巴黎的约翰·亚当斯曾写信说道，富兰克林的名望“甚至比莱布尼茨、牛顿、腓特烈大帝和伏尔泰等人还要响亮，而众人对他的敬爱，也是他们任何一位所不及的”。不过富兰克林对政府组织的看法，却并未完全为本次费城大会所赞同。他主张师法宾州，设立单一院制的国会，未免太半套民主；又认为政府高级官员不应支薪，也颇有沿袭英格兰与贵族传统的嫌疑。其实，富兰克林的个性一向令人捉摸不定。美利坚是挺以这位博士为傲的：因为他不但“驯服”了闪电，又让各处都把他当作世界公民似的欢迎；可是，世界公民回到了家，却免不了遭人猜疑。如塞缪尔·亚当斯，就始终挥不去这个念头，认为富兰克林骨子里其实是个托利党；而波士顿和费城一些圈子里头的人士也觉得，一个人若是可以在君主制的欧洲处得那么好，其私德必定有亏。

事实上，从富兰克林的信函中可以看出，他视托利党为死对头。1776年独立事起，他的私生子威廉公然宣称站在英方，带给了他极大的折磨苦痛。他事后写道：“从来没有一件事让我如此痛心。”富兰克林在原则上始终是个不折不扣的共和派，他对人民的信心从未动摇。“老天保佑，”他写信给一位英国的友人道，“请让地上各族各邦不但爱自由，也知人权，哲人方可踏足任何一地均能宣称：‘此乃吾土。’”

但是话说回来，不管费城的联邦大会对富兰克林的观感如何，世界上实在还找不出几处会议拥有如此一位德高望重、让人不具戒心的哲人参与。

5月14日，星期一——大会揭幕之日——全场却只有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的代表到会。那一整个礼拜都在下雨，道路深陷在泥泞之中。乔治亚来的四位代表，其中两名从设在纽约的国会前来，另两位得长途跋涉由八百英里之外赶到。一直到5月25日，大会才凑足了法定的七州代表到场。在这期间，弗吉尼亚来的代表每早自行聚会，下午3点（晚餐时分）则和宾州代表一起用餐，“好彼此熟悉一下”。大会的轮廓就是在这些早期的聚会里成形，弗吉尼亚拟议的十五条纲领，最终将成为合众国宪法的核心和基础。

弗州来的代表不但善于交际，也都是政坛老手。这个老牌的前殖民地自治区的确有其可傲之处：不但最先派定与会代表，而且还一下子就送来了七名。他们个个都是赫赫之士，包括两位“阁下”（华盛顿将军、州长伦道夫），一位大人（法官布莱尔），还有四位律师先生（麦迪逊、梅森、威思以及麦克勒格）。弗州的政坛名人帕特里克·亨利，因为未曾前来反而大受注意。他拒绝了出席大会的提名，认为此会“启人疑窦”。亨利时年五十一岁，任弗州州议员，在当地政坛举足轻重。尽管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我不是弗吉尼亚人，我是一个美国人。”事实上在这些人当中，帕特里克却是彻头彻尾最弗吉尼亚的一个。眼下，弗州的政事在他心目中才是当务之急。麦迪逊就老实不客气地一语道破，帕特里克留在家里不来，根本就是为了照看弗吉尼亚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权益——这是内陆屯垦区的生死大事，因为西班牙人在南方控制着新奥尔良的出海口。此外，塞缪尔·亚当斯也待在波士顿没来；他不曾获得提名出席，本身也疑心有人存心要“把邦联做个大修改”。虽然他最后还是改变了对宪法的看法，其间却曾激烈地反对过。他曾如此形容过自己的心境：“我走到了门口，不觉大吃一惊，我本以为来的是一个由独立主权州组成的联邦式组合，没想到却见到了一个国家级的中央政府。”

帕特里克·亨利、塞缪尔·亚当斯——这两位在1776年鼓动民众起义的老革命不在场。他们外号火爆汉子，善于策划并投身革命，却缺乏建立政府的长才，正像约翰·亚当斯所说的，长于破坏而不善建设。潘恩也不在场，他去了欧洲，宣扬自己在美国不受重视的筑铁桥的构想。挑选代表实在不是一件易事。“看在老天的分上，一定要慎重选人，”马萨诸塞的鲁弗斯·金写信给同州的格里，谆谆嘱道，“尽量多派，而且最好让他们多了解各州的事务，明白邦联制度的优缺点。”

弗吉尼亚的代表人数仅次于宾州，后者派了八名之多。每州与会代表人数并无限制，小州如特拉华就派了五位，新泽西也是，而马萨诸塞只来了四位。如依当时各州人口多寡排列，最大的三州分别是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和马萨诸塞，再依次是北卡罗来纳、纽约和马里兰。

随着代表们由各地姗姗而来，费城当地的报纸也一一报道他们的抵达，并且很高兴会议选在宾州州议会厅，而非国会所在的纽约市政厅召开。这么多位闻人名流莅临本城，令报界甚感光荣，纷纷使用比大会所用的正式称呼还要高贵的尊称，按着他们的身份地位等级（州长、法官、国会议员、各地知名之士等等），依次用阁下、大人等名称来介绍他们，最后是一个“可敬人士”的名单。看来老祖国英吉利那一套礼节，一时还很不容易摆脱。

大会揭幕第四天，一个星期四，《宾夕法尼亚邮报》诗兴大发，洋洋洒洒登了一首华丽的十五节六行韵诗，诗名《费城大会颂》。诗的本身虽然没啥道理，这一点却也不要紧，只不过向大会略表致贺之忱罢了，完全是一番好意和光荣感，相信代表们都有感于这份诚意。诗章最后一节是这样的：

党争将止，孜孜功成

四邻不再彼此怒斥，

友谊之手相携：

强大联盟团结众人，

消除流言冷笑怨恨，

和睦融融缔结。

与此同时，长老派教会正巧也在费城召开大会，而更重要的是，由独立革命军官组成的辛辛那提协会也在此地。政治、宗教、军事，各界盛会云集一地，《宾夕法尼亚邮报》不禁又非常得意地大肆报道一番：“看来本城正迎来有史以来最风光的场面。此刻，美洲大陆各地来的代表们，在这里集思广益审度我邦联大国的政经大事。而另一宗教大会，也正在此地向全美开启传扬信息的大河。那些英勇地完成革命壮举的沙场老将们，又再度与旧日袍泽同聚一堂，不但共话当年，也向他们饱受流离之苦的兄弟们致上和平的祝福。”

事实上，那些英勇的退伍军官却成了华盛顿将军的困扰。任何一个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团体，都有威胁影响到政情的可能，过去如此，如今亦然。而且，有些人一直很抗拒该会，担心辛辛那提协会中的诸位绅士“一心热望着贵族名衔，胸前戴着鹰扬飞舞的阶章”，会变成一个美国式贵族阶级，或克伦威尔式军事政府的核心分子。而华盛顿将军当时竟然就是该协会的会长！因此，1787年年初之际，华盛顿曾在其弗农山庄老家告诉友人说，两会这么不凑巧地同时在费城召开，他还是避开不来为妙，免得他这个辛辛那提协会会长的身份，造成联邦大会的不便。后来经过麦迪逊、汉密尔顿、伦道夫，以及将军的挚友诺克斯将军等人苦口婆心力劝之下，将军才终于首肯前来费城参加大会。

可是等到会议正式开锣，大家对辛辛那提协会潜在的威胁反而不大留意了；不过该协会之名却也的确被人在会中提过不止一次。在讨论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选举办法时，马萨诸塞来的格里就担心：“如果交付全民投票，辛辛那提协会一定有办法左右最高行政长官的人选。”他认为一般人的知识不够，“会使选举的决定权，操纵在一批分布邦联各地却互通声气的人的手里”。格里对“群众”一向缺乏敬意——他认为，群众就代表着不稳定——他表示自己“绝不能坐视，随便把这么大的权力交在他们的手里实在既危险又不恰当”。

而遇事一向需要再三考虑才做决定的华盛顿，在这年冬天1月，不幸痛失幼年的玩伴，也就是他最亲密的兄弟约翰·奥古斯丁——“因脑中积凝血块而逝，我最亲爱的兄弟啊。”将军在日记中伤痛地记道。而从他的信中，也可看得出他的心情颇乱，并不想把自己的名声孤注一掷在一个可能失利的行动上面。到了3月，将军又犯了风湿在床上动弹不得，他在给麦迪逊的信中说，他连把手举到头部都有问题。所幸后来及时痊愈，才一路坐车来到了费城。他刚一进门就被城里的贵妇名媛包围邀约。他曾在日记里记载“与多名女士”一同喝茶，或是参加“宾厄姆夫人家豪华的茶会”。宾厄姆夫人是位美丽活泼的少妇，曾在国外居住，喜欢豪奢地大宴宾客，自诩为沙龙的女主人。要知道，费城是美国第一个城市，当时大约有四万三千名居民，发展快速惊人，更被视为一个文明有礼的高级都市社会。那个5月里，有关一场诗歌朗诵会的消息在报上登得很大。地点在学院礼堂，朗诵人是一位孀居的奥康奈尔夫人。她表现出的“纯真、理性”颇受激赏；在场的观众也被赞美不辍，“包括神学、法学、医学三界的上流士绅，以及富贵之家的淑女们”。华盛顿也参加了这场盛会，不过仅仅在日记上简略地记道，奥康奈尔女士的表现“差强人意”。

整个夏天，将军都由罗伯特·莫里斯做东翁，住在他的家里。一个被华盛顿称为“宾客满座”的夜晚，他却目睹了一件糗事。有人带来消息，莫里斯的票子在伦敦遭到拒兑。想想看，莫里斯，联邦大会的一员，费城的首富，又曾在1781年到1785年间担任所有十三州的财政监督，他竟然会发生这种新闻，实在不仅是一桩像华盛顿日记中所说的“扫兴小事”而已。事实上，它的确为后来发生的事情露了兆头。罗伯特·莫里斯此人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战时战后，多亏他手腕高明，政府才不至于破产；但报界却百般和他过不去，公开调查他做生意的手段，终于逼得他只有辞职。莫里斯的崛起很不简单，他的下场也很凄惨。最后和许多生意人一样，由于在西部地区的投机失败，大片土地无法脱手，付不出税款，在梅子街的债务人监狱中待了三年，就这样毁了。

这些当然都是后话。在1787年这年春天招待华盛顿的时候，莫里斯一家还正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他们不但拥有冰库、温室，还有一间可容十二匹马的马厩。此外，他还在城东林木蓊郁的斯古吉尔河岸买了一栋别墅避暑。一位法国来的访客曾表示，莫里斯的豪奢，“绝对不比伦敦商界任何一名花花公子逊色”。莫里斯本人身材高大，性情开朗愉快，讲话爽直有力，不过在联邦大会期间很少发言。他工作努力，待人温暖亲切；在英国出生，很年轻就来了美洲，十六岁便入了商界。华盛顿一直很敬重喜欢他，后来还曾请他做财政部长。

对自己在政坛的地位以及公众人物的身份，华盛顿也不曾忽视，因此当然不只是在朋友家吃饭喝茶而已。他校阅费城骑兵队，参加第四街圣玛丽教堂——他称之为“罗马佬教堂”——的弥撒，出席爱尔兰圣帕特里克教友的晚宴，也和辛辛那提协会的会员聚餐。（当时有一位外国来的人曾质问他：为什么爱尔兰人一来此地马上就是“美国人”，而德法来的移民却老是被人叫做“德国人”、“法国人”呢？）

在这种宴饮不断的招待气氛之下，代表们想要守住保密的规定一定很不容易。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信件看出，各方不停地追问代表们各种问题，想要一探究竟。比方像乔治亚的代表皮尔斯就特别健谈，尤其在他转往纽约出席国会议事时更变本加厉。而富兰克林博士也不是一个嘴巴特别紧的人物，听说某一次在他的欢宴上，博士谈兴正浓，在大谈掌故之际，差一点要漏出大会的秘密，好在在场另有一位谨慎的代表，赶快打岔，把话题带开。

当然，也有人不赞成保密规定，杰斐逊听说此事就很不高兴。可是当初如果真的让大会公开，任由大众批评建议的话，恐怕宪法很难有成形的一天。州议会厅各处门口都派了岗哨把守；未经准许，代表们不得擅自誊抄当日会议的记录。立法集会以秘密形式召开，在当时并非新创，革命时殖民地所有的集会也都是秘密进行的。第一届大陆会议因实际需要而秘密召开，而国会的会议记录也一直不曾公开。美洲政界的人士都知道，英国下议院几百年来，访客未经批准，一律不许擅入。

比起外面溽暑的街道，州议会厅还算凉快，走道也很阴凉——至少在早上10点代表进来开会的时候还不算太差。在走道上透过拱门往右边望去，可以看见州级最高法院的开庭室。穿过大厅，就是联邦大会所在的东厅。这里也曾是大陆会议会址，《独立宣言》签字的地方，现在被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占为己有。他们前不久才休会，9月里将再度开会。州议会的议事因为攸关地方利益，受到费城本地的密切注意，联邦大会和国会两者加起来的分量，在当地人心目中远不及前者重要。州议会厅外面沿着板栗街的路面，则已由费城行政长官着人铺满碎石，以减低过往车马的嘈杂声。

这间东厅布置得极为高雅宜人，有如一间士绅的府邸，足足有四十英尺见方。石灰天花板高二十英尺，全厅不见一根梁柱，宽广气派。南北向设有一排木栏分出议席，中有门扉供议员出入，格局和英国下议院一般。高大宽阔的百叶窗在两侧一字排开，夏季的烈日不致射入，但冬天里却仍有足够的光线。大厅东首墙上，镶嵌了灰色的木板，在明亮的早晨常常泛出一种微青的色泽。主席的座位（访客称之为“宝座”）就设在这里，高背椅椅背上端是一块平滑镶板，上面是刻工细腻的扇贝形浮雕。厅内还有两座大理石面的大壁炉，右首一扇门则通往书香满盈的委员室，大家称为“图书室”。

代表们就坐在铺着绿色粗呢桌布的案前开会——一俟夏季的烈日升空，人人汗流浃背；不到中午，屋里就已一片死气沉沉。为了保密，窗户一律紧闭；而一旦打开，苍蝇又源源飞入，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新英格兰来的“东部绅士”们身着毛呢，大为受罪，只有南方来的代表穿着合适的薄外套和便裤。场内的议席极为宽大，每个可以合坐三四位代表。但出席人数始终不定，最后抵达的一位——由马里兰来的默瑟——一直到8月6日才姗姗而来。而会议期间，代表常常告假返家料理公私事务，或因意见不合而中途退席。虽说报到人数一共有五十五名，开会时间往往最多只有十一州代表到场，人数也很少超过三十位。多数早晨，会场看来只像是一个大型委员会在开会。

每位代表在由大会介绍之时，同时也呈递其州议会颁授的委任书。细读这些委任书，可以看出各州行事的作风。大多数文书的内容都很简短，遵循标准的立法条文格式，首先陈明业经国会议决，召开一次大会，“唯一且特定的任务，系修改现行《邦联条例》”，然后一一列出该州代表的大名。纽约州的稍微长一点，提到“为配合政府急务及合众国的长治久安所需而进行的修改及规定”。马萨诸塞则在卷尾的日期上多了一点花哨：“公元1787年4月9日，美利坚合众国独立第十一年。”

但是另外也有几州却决定借此机会畅所欲言，依照英国国会古老的立法传统，洋洋洒洒地写了一长篇序文，以说明决议派员前来开会的缘由。如新罕布什尔写道：“鉴于共和肇始，一时难定万世良法，改造势所难免……国会诸公有鉴于此，数度呼吁各州，我等面临存续关头，非扩大国会职权无以为继……本州有鉴于此，不惜为大公克尽小我，为全体安全幸福自我牺牲让步……是以通过此议……”如此长篇大论，新罕布什尔倒也当之无愧，说起来它还是在1775年第一个制定了州宪的殖民地呢！

弗吉尼亚委任书的序文更进一步，明白地提到上次安纳波利斯之会，以及“修正邦联体制各项缺失的必要性”。弗吉尼亚并指出一项极为重要、却为其他诸州忽略的事实——就是各界一再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国会自己不能修改邦联有关事项，却要大费周章另行召开特别会议来讨论呢？这是一个合理的疑问，对此弗吉尼亚在序文中给出的答复是，国会的例行业务将有碍于特别会议的进行；同时这么重要的议题，若没有非国会议员人士的参与及意见，也是一项缺失。这个说法可谓一针见血——直指制宪会议的核心及存在的理由。其实弗吉尼亚还可以再添上另外两项（正如一个世纪之后，历史学家布赖斯爵士的看法一般），即特别制宪会议不会受到请托谋职的关说困扰，而且会期也可较短，便于各界有关人士参加。

接下来，弗吉尼亚州的委任书提高了调门，用起了一种劝诫口吻，蕴有当年革命时期各乡镇或殖民大会由代表们向四方发出的“训示”的义愤之情：“值此危急存亡之秋，美利坚的良善百姓面临一重要抉择：他们光荣博得的独立、血泪凝聚的联盟，是从此在各方公义大度的共同努力之下，撷取甜美的果实；还是怯懦地屈从于猜忌偏见或一时私利，而使敌者大快呢？”

与会代表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当时欧洲加诸美利坚的种种屈辱。西班牙和英国都对新生无章的共和国虎视眈眈，算计各自在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俄亥俄乡间各地，以及密西西比河一路绵长重要的贸易线的利益。加拿大边界南端的关卡，仍然在英国人的手里，对美国皮毛贸易商和边疆拓荒人造成很大的不利，他们频频向国会申诉，指出印第安人和背后撑腰的英国人同谋挑衅。西班牙人则在新奥尔良和纳齐兹两地，扼守着从南方出海与欧洲贸易的通口，还贿赂买通乡下地方的政客遂行所需，并在纳什维尔到乔治亚南部一带的边界，利用克里克、乔克托、奇克索部落的印第安人不断地制造骚扰。而且，每一位代表都很清楚，英西两国都不相信十三州的联盟组织能够发挥真正的作用。英方对合众国的态度往往是冷淡不屑，那会儿就有人告诉身在伦敦的约翰·亚当斯，英王陛下的政府，只能与十三州个别地进行交涉；因为依照他们的经验，邦联不甚可靠。英国方面曾表示：“要北美诸州以一国的身份共同行动，恐非易事。他们这样对我们来说不足为惧。”

在这种情形之下，怪不得弗吉尼亚认为分裂徒使敌人称快。再说，既然弗吉尼亚都已经愿意放弃在俄亥俄北部一大片地方所有权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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