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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田钦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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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我国高校组织及制度变迁试读：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结束至今已经过去了近40年。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反思、研究就陆续出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为什么要研究“文化大革命”？这不仅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场浩劫，陷社会于动乱、人民于痛苦之中，使得中国社会的发展倒退了若干年，我们必须从这场浩劫中吸取教训；还因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社会基础或许至今仍然存在，我们必须深刻挖掘导致“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源，厘清是非，以使这样的灾难不再重现。“文化大革命”虽然给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荡，但首当其冲的则是学校和教育。教师不能正常授课，学生不能正常学习，学校不能正常办学，其结果是一代人的成长受到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停课革命，停止招生，学校搬迁，教师下放，高等学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因此，研究“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不能不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高等学校。“文化大革命”在高等学校是如何展开的？“文化大革命”对高等学校的办学产生了哪些影响？“文化大革命”中的高等学校的组织与制度怎样？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文化大革命”中的高等教育以及“文化大革命”自身。

高田钦博士的这本论著——《“文革”时期我国高校组织及制度变迁》正是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高等学校的一个有益的尝试。这本论著以比较充实的史料为依据，运用历史实证的研究方法，从组织与制度两个层面考察了“文化大革命”中高等学校的变化。在组织层面，探讨了“文化大革命”中影响高校组织变迁的思想社会背景，通过对“高校的撤、迁、并”和“‘文革’时期的‘新生事物’”两个典型方面的剖析，试图展现“文革”时期高校组织变迁的全貌。在制度层面，以“高校内的夺权斗争”、“‘工作组’的派驻和撤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体制”这样三个不同阶段、不同领导体制中的权力格局变化为主要线索，考察了“文化大革命”中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变迁过程；以对“文革”初期的教学大批判、“文革”中后期的以“三结合的教学基地”、“三结合的教师队伍”、“三结合的教学方法”为特征的“三结合”教学的分析为主要内容，考察了“文化大革命”中高等学校教学制度的变迁过程；以对“文革”初期新招生制度的试点与推广、“文革”中期的调整与反复以及“群众推荐”、“社来社去”等招生制度的典型特征的分析为基础，考察了“文化大革命”中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变迁过程。论著还以历史的实证考察为据，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中高校组织与制度变迁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带来的历史影响，归纳出诸如政治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扭曲、高等学校职能异化等“文化大革命”中高校组织与制度变迁的基本特点。

在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的高等教育之系统研究还相对较少的今天，高田钦博士的这本论著的出版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高等学校变化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受史料等的限制，这本论著仅仅从某些侧面研究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高等学校，离历史的全貌尚有一定的距离。为此，研究还必须深入下去。希望高田钦博士以这本专著的出版作为研究的新起点。

是为序。胡建华2013年11月目录

序

绪论 一、概念界定二、问题缘起三、研究方法四、文献综述五、体系结构

第一章　组织机构变迁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高校组织机构变革的回顾 一、建立新的高校组织制度（1949～1951）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1952～1956）三、“大跃进”中的高校急剧膨胀（1956～1961）四、大调整中的高校数量缩减（1961～1963）第二节　组织机构变迁的思想社会背景 一、“五七”指示勾画的理想蓝图二、“七二一”指示的弦外之音第三节　高校的“撤、迁、并” 一、“撤迁并”的直接动力二、“撤迁并”的情况概述三、“撤迁并”的个案分析第四节　“新生事物”的“异军突起” 一、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二、“五七”大学三、“七二一”大学

第二章　领导体制变迁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高校行政管理体制和领导

体制的发展沿革 一、高校行政管理体制变迁二、高校领导体制的变迁第二节　高校内的夺权斗争 一、风起云涌——“文革”前夕高校内的大批判运动二、点火北大——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第三节　“工作组”的派驻与撤出 一、派出“工作组”二、反“工作组”的浪潮三、“反干扰”阶段四、撤出“工作组”第四节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体制 一、红卫兵运动的狂潮二、工、军宣队进驻高校三、从“文化革命委员会”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第五节　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委员会

第三章　教学制度变迁 第一节　毛泽东的教学思想与对教学制度的批判 一、毛泽东的教学思想二、毛泽东对教育工作的批评第二节　形形色色的教改方案 一、“天下大乱”时期的教学大批判二、“复课闹革命”时期的教改设想三、上海的三篇调查报告四、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方案第三节　“三结合”教学的名与实 一、“三结合”的教学基地二、“三结合”的教师队伍三、“三结合”的教学方法

第四章　招生及考试制度变迁 第一节　“文革”前夕对招生考试制度的批判 一、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确立二、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弊端三、关于新招生制度的设想第二节　新招生制度的试点与推广 一、北大、清华两校的招生试点二、“群众推荐”的过程与内幕三、新招生制度的推广第三节　新招生制度的调整与反复 一、1972年的调整二、1973年的反复三、“社来社去”的招生原则四、“三来三去”的招生原则第四节　“文革”时期高校招生制度产生的后果及影响

第五章　高校组织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影响及特点 第一节　高校组织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影响 一、对高校规模的冲击和破坏二、高等学校的广大干部、教师受到严重摧残，造成师资严重短缺三、普通高校少培养百万名以上合格大学毕业生，造成一代人才断层四、扭曲了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在人们精神上留下巨大创伤第二节　高校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特点 一、错误理论指导下政治与高等教育的关系错位和扭曲二、盲目的“自主探索”难辨远大理想与乌托邦的现实三、高等学校职能的异化四、错失发展良机，拉大了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差距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出版后记绪论一、概念界定（一）“文革”(1)“文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简称。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概括的、定性的描述。文件明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2)的内乱。”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先是有“文化革命”的提法。关于“文化革命”，列宁1923年在《论合作社》中就指出：“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阶级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3)了。”毛泽东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宣称：“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4)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改变经济落后、文盲过多的状况，中央重提“文化革命”，重视教育、科技和知识分子工作。1953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文化革命的基本前提，便是消除文盲。”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显然，这些关于“文化革命”的表述与我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有着历史和逻辑上的连续及因果关系。而且，我们如果梳理20世纪60年代初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演变脉络，还会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及内涵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早在1963年11月，毛泽东就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提出了批评，认为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又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5)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1964年6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批示中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6)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此后，文化部和文艺界进行整风和批判，1964年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等文化革命事宜。经中共中央指定，该小组成员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由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此为发端，江青、张春桥、姚文(7)元很快挑起了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大批判运动。1966年2月3日，文化革命小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会议讨论的结果被整理成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通知》否定了《二月提纲》，撤销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正式提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8)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文化革命”与“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概念虽然有历史的延续和表述上的相似，但在内涵上是有很大差异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不仅仅是“文化”领域的“革命”，它更像是一场“政治大动乱”，冲击到经济、社会、文化的每个方面。（二）“文革”时期“‘文革’时期”指的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时间段。国内学者通常认为这一时期是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所以有“十年文革”的说法。若对这十年再进行阶段(9)划分，大体上有三个阶段：

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为“文化大革命”的主体阶段。主要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对刘少奇、邓小平等进行错误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造反”和“全面夺权，全面论战”运动。

1969年4月至1973年8月，即从党的“九大”到“十大”，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主要是全面进行“斗、批、改”，又搞了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即冒进，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和开始纠正“左”倾错误。

1973年8月至1976年10月，即从党的“十大”到粉碎“四人帮”，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三阶段。从林彪反革命事件中觉醒了的干部和群众，在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与“四人帮”进行反复斗争并取得最后胜利。

国内不少研究者赞同这一历史阶段划分办法，如《东方教育的崛(10)起——毛泽东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70年》；有的研究参照这个办(11)法并略有改动，如《高等教育史》认为，“文化大革命”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1966年5月至1967年初”、“1967年初至1969年4月”、“1969年4月至1973年8月”和“1973年8月至1976年10月”。国外的研究在这一点上与国内差别很大，其中美国人研究中国的最为知名的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在颇具代表性并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著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的结论为“‘文化大革命’是大致从1966年5月到1969(12)年4月的一次超级大革命”。显然，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阶段划分，能够帮助本研究更清晰地考察“文革”时期高校变迁的轨迹。（三）教育革命“教育革命”是我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报刊和中央领导讲话中频频使用的一个词汇，其原因是“教育革命”与“文化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1958年三、四月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上提出，为了实现文化革命，教育工作在扫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师范教育等方面及改革教育制度、内容与方法方面必须实现几项任务。1958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获得胜利之后，应当提出新的革命任务，即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并具体分析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逐步地做到一般的乡都有中等学校，一般的专区和许多的县都有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由此不难看出，当时是把变革和发展教育作为文化革命的首要任务来看待的，虽然尚未具体提出“教育革命”的口号。

1958年6月，陆定一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以前我们在教育中进行了革命，包括接收学校，进行思想改造，增加马列主义课程，建立党的组织，院系调整，教学改革等等，从去年毛主席提出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口号之后，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革命，走上了第二步。”在1958年8月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发出以后，教育方面的革命情况正如1958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所说：“今年以来，全国各地进一步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做到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促使教育事业万马奔腾，飞跃前进。我国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教育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我们党的教育方针，已经发生巨大的威力，高奏凯歌，从胜利走向胜利。”“教育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爆发前夕，毛泽东多次对教育工作提出批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话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五七指示》中进一步强调：“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的《五一六通知》，也在结尾明确指出：“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教育革命”无疑是“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教育领域中的革命又是最敏感、最激烈、最丰富的。高校的组织和制度变迁虽然只是教育革命表现形式中的一小部分，但唯有全面把握整个文化、教育革命的大背景，才能准确、深刻地描述变迁的全貌。（四）高校“高等学校”的简称。由于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很少称作“学校”，而近代虽有近现代教育概念的植入，却并未形成完善的高等教育系统或鲜有以政府名义颁布的高等教育制度。因此，“高等学校”一词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前并不多见。即使在一些相关法规与政策文件中偶有出现，也并非确切指代高等教育机构，其真正内涵与现代所说的高等学校相差甚远。如夏偕复在介绍日本学校时提到“高等(13)学校”：“高等学校为大学之预备科，分为三部……”此处的“高等学校”显然不是指整个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而是指实施预科教育的机构。

将“高等学校”一词用于高等教育法令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4)以后的事。1950年5月，政务院在《各大行政区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中指出：“高等学校包括大学、独立学院及专科学校。”(15)1950年8月，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暂行规程》第三条中又一次对“高等学校”进行规定：“高等学校包括大学及专门学院两类。”(16)1952年，政务院在《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又将“高等学校”界定为：“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为各种高等学校，即大学、专门学院(17)和专科学校。”1978年，在《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专科学校改为学院的审批权限的请示》中，规定高等学校“包括大学、学院和专(18)科学校”。在本研究中，“高等学校”主要是指普通高等学校，即大学、独立学院及专科学校。在此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出现了许多工厂或农村的县、乡办起的学校，如“红专学校”、“红专大学”、“农业大学”、“‘五七’大学”和“‘七二一’大学”等。尽管这些学校与正规的高等学校相比，无论是条件、师资还是教学制度都差距很大，但当时正规的高等学校很少，或者说几乎全部被破坏，另外，当时国家和政府教育部门对它们也认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因此它们也被列为本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五）组织和制度“组织”和“制度”都是具有多重含义的词汇，不同的理论研究领域，对它们的定义和解释各不相同，尤其是组织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研究无意于对“文革”时期的高校进行组织社会学或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因此，下文所讨论的组织和制度仅仅指的是一般意义的概念范畴。“组织”即(19)“按照一定目的、任务和系统结合的团体”。“制度”是指“在一(20)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具体地说，本研究一方面重点关注“文革”时期我国高校“有形的”组织机构的变迁，如高校的撤、迁、并，教研室的军事化班排编制；另一方面考察高校中观层面的管理制度、教学制度、招生考试制度等等。二、问题缘起（一）论文选题的理由

论文选题的理由，就是为什么选这个题目来做论文，原因可能很多，是否有意义或者重要意义应当是其中之一。但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因素，例如，在确切地知道它有无重要意义之前是否有些朦胧的直觉导引自己的注意力，或者尽管它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但是完成这项研究的条件是否具备，可能性有多大等等。因此，论文选“‘文革’时期我国高校组织及制度变迁研究”为题的理由需要从必要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来陈述。

1．必要性

作为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理论研究者，每当我们审视我国近代以来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时候，总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从1895年天(21)津中西学堂开创至今，具有现代意义的高校在我国已有110年的历史。近代以来，高校的发展和改革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主体和重心。纵观高校这一百多年发展变革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清末至民(22)国”、“新中国建立初期17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这几个阶段的高校发展历史在许多前辈及同仁的努力下已逐渐清晰，而恰恰只有对“文革”十年间的高校存在和变迁状况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少人问津。一些“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或“高等教育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中，对这一阶段的叙述大多语焉不详，或以“教育机构全部瘫痪”、“制度虚无”等结论概括之，客观上出现了我国高校历史研究的断裂。“文革”期间的高等教育真的是一段空白吗？“文革”的许多亲历者和一些关于“教育革命”的研究证实，情况并非如此。通过了解“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的全貌，我们便会形成这样的初步结论：在我国一百多年的大学或高校发展变迁史上，有些变革格外引人注目，如蔡元培执掌校政时期的北京大学的改革，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高校改革，这些改革今天看来是成功的；有的“变革”虽然失败了，但是“变革”的力度之大，过程之复杂，结果之惨烈至少说明这段历史非但不是空白，甚至蕴藏着丰富的资源，“文革”时期我国高校的变迁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因此，从还历史之原貌和高校历史研究之连续的角度看，“文革”时期的高校变迁情况很有必要研究。

必要性的另一个方面在于：研究分析这一时期高校变迁的指导思想、实施途径、实践的过程及其失败的原因，将会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进展，也会给今天的高校改革提供某些帮助，即所谓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需要另外论述，此处先说明为什么以高校的“组织及制度变迁”为具体研究对象。原因有二，其一是基于“文革”时期高校变迁的思想基础是不成熟的，是片面、封闭、盲动的结果，正因为此，一些学者称之为“伪变革”。从一些理想化的、狂热的标语口号中去挖掘教育思想或理念，不仅毫无意义，也将劳而无获。相比较而言，“文革”时期高校在组织和制度变迁上却内容丰富且“波澜壮阔”，出现了许多“空前”可能也“绝后”的大胆“试验”，这也正好为研究者提供了绝好的素材。其二是因为一些观点认为，“文革”、“文革中的教育革命”都是极其复杂的文化、思想、社会现象，想要全面深入地研究它并非一蹴而就的事。这样一来，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从实然的变迁状况入手，由外在形式到核心内容，由现象入本质。因此，系统研究“文革”时期的高等教育，当从考察“文革”时期高校的组织和制度变迁开始。

2．可能性

尽管“文革”时期我国高校组织及制度变迁这一问题有必要研究，也有研究的价值，但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者的心理情结等方面的因素，研究者很难获得真实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这也是许多人望而却步的原因。当时报刊上的许多报道、总结和报告既纷繁芜杂又难辨真假；一些当时投身这场“革命”的师生虽然有着丰富的感性知识，但由于种种原因都不愿或不敢提起那段往事；现有涉及“文革”时期“教育革命”的研究成果极少，专门研究“文革”时期高等教育或高校变迁历史的则更少。（详见研究文献综述。）这些无疑给本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然而，近年来获取的另外一些信息为这项研究带来一线希望。我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30多年之后，重新评价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不仅因为中国的重大变迁使我们有了足够的距离感进行历史反思，还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000年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重要史料，这使我们能够比以往更准确地描述这场运动。一是国内少数党史理论研究专家（如王年一、席宣、金春明等）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一系列“文化大革命简史”之类的著作，从整体上介绍了“文革”的过程和原因。另外一些学者（如郑谦、周全华、程晋宽等）在此基础上对“文革”中的“教育革命”这一专题进行了重点研究。这些成果应当说为本论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从“文革”结束(23)（1976年）至今已满30年，根据《档案法》相关规定，“文革”时期的一些档案可以对社会开放。（从2005年3月20日起，浙江省档案馆向公众首次开放“文革”时期的部分档案，这在全国省级档案馆属(24)首次。广东省档案馆也于2005年6月21日开始，正式向社会开放(25)从1949年到1974年间形成的127031件档案。）一些大学的校史档案也随着校庆的举办而被全面整理并陆续对外开放，在极短的时间里即有不少披露当时鲜为人知的事件的新书上架。这将为了解、研究、汲取、反思这段历史提供资料。三是当年投身这场“革命”的“将士”如今在世的大多已退休，他们中的一些人痛定思痛之后决定把亲历的(26)事情讲出来，把惨痛的教训留给后人汲取。以上这些无疑给许多研究者增添了勇气和希望，鼓励我们从各个领域（包括高等教育）研究“文革”，以至于一些学者断言，在今后一段时期，“文革学”可能会成为社会之“显学”。

除了上述客观方面的条件以外，主观上的条件是否具备呢？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概括地说，“文革”时期高校组织及制度变迁包括高校的增设（如“七二一”大学、“五七”学校）和撤并，高校的领导制度、招生考试制度、教学制度以及师生关系等方面的内容。而选题者长期在高校学习、工作，对上述内容并不陌生，且在攻读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对高等教育的相关理论知识有所学习和思考，并有信心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这项研究工作。（二）论文选题的意义

选题的意义对一项研究来说至关重要，也是在研究之初需要明确的，否则研究就容易失去目标而显得盲目。论文选题的意义一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理论意义，二是现实意义。

1．理论意义“文革”时期我国高校变迁可以看做对高校进行的激进、极端的大“试验”，这种“试验”不管成功与否，其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正如金春明教授谈到“文革”研究时所指出的：“大动乱年代较之和平年代，更少粉饰，易露真情，……这就在客观上为认清中国国情提供了大量生动详实的资料和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放着那样难得的反面教员不去求教，交了昂贵的学费而不努力去学到应有的东西，岂不是太可惜了吗？”“文革”时期的高校变迁正是在教育思想、组织模式、管理制度等方面给我们展示了非常“异端”的情形，它用“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各项教育教学工作的指导思想，以“革命运动”的方式推进高等教育发展，在高校组织的增设和撤并，内部的招生考试、教学管理等制度以及师生关系等方面都表现出异常激烈而极端的形态。因此，研究这段历史的意义首先在于揭示历史的真相，如前所述，在于“还历史之原貌和高校历史研究之连续”。

然而，意义仅在于此是不够的，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从历史的发展中把握内在的规律，简单地说，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以唯物史观分析，“文革”时期的高校变革是我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高等教育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文革”时期到底是哪些主要社会因素促使高校发生了变迁，“文革”时期的高校变迁与新中国建立头17年甚至近代以来的高等教育发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除此之外，有没有个人的偶然因素在起作用，等等，这些都是这项研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弄清这些问题也是本研究之意义所在。具体地说，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利于真切地认识高校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有利于厘清近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和高校变革的脉络，有利于对一些高校办学思想和内部管理制度有个清醒的认识。可以初步预见，“文革”时期的高校变迁不仅仅是政治动乱的附属品，它的成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有社会、经济以及高校自身发展的不成熟；产生“文化革命”的思想根源是复杂的，既有少数人的专断领导和荒谬诠释，也有广大师生长期以来所受传统思想之熏陶而形成的不觉醒。这些深层次的原因不挖透就不能从中真正吸取教训。

2．现实意义“文革”已经结束30年了，其错误早有定论并经过拨乱反正得到纠正，所以研究它不是“翻老账”，而是因为它对今天和未来具有现实意义。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过，如果我们忘记了历史，那我们就将重演历史。汤因比也说：“人类的生活是生活在时间的深度上的，现在的行动的发生不仅在预示将来，而且也根据了过去。假如你随意忽视过去，不去思考甚或损伤过去，那么你就妨碍自己在现(27)在去采取有理智的行动。”这对“文革”时期高校变迁的研究也是如此。从1977年开始，我国高校的改革基本上是否定“文革”期间的做法的，将高校改革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的模式，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是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并取得显著成效。但是，仔细分析当前高校改革所面临的重大的深层次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中许多也是“文革”时期企图要解决的矛盾，例如“高等教育公平问题”、“高校内的权力分配问题”、“高考的改革问题”、“产、学、研的矛盾”等等。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虽然“文革”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文革式”的思维方式和“大跃进”式的变革还随处可见，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受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仍很严重，并且受经济产业大潮的冲击而无法自立。作家冯骥才也在《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中指出：“至今牵绊改革双足的，仍有许多是深远的来自‘文化大革命’的结实的丝缕，不管是看得见的体制上的，还是看不见却牢牢潜入人们意识里的，而一切看得见的却存在于看不见的之中。我们的民族也许苦难太深，总是避讳言之不吉，而放弃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人类前进所必需的力量，一半来自教训。”许多“文革”的亲历者深切的感受是：十年“文革”，几乎把中国各阶层的底都翻了个遍。经历的时间、参加的人数、触动的灵魂、影响的深远，都是空前的。但它究竟留下了什么？我们不说它、不问它，甚至把它当作一件丑恶的记忆想忘记它。如果这样，它就真的丑恶了或不存在了吗？我们对自己经历的这样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多么不负责任！法国大革命对法国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不管它当时多么血腥。但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来说，简直变成了一个暴富者不光彩的历史，恨不得把它一笔抹掉。真太奇怪了，太不负责任了。高等教育领域同样如此，“文革”的教训太惨痛了，不能“哀之而不鉴之”，而只有深入地研究这场变革的每个细节，探寻其背后的思想根源，才能汲取教训，不让悲剧重演。三、研究方法“方法是任何特殊领域中实施程序的方式，即组织活动的方式和(28)使对象协调的方式。”选择科学、适切的研究方法是实现目标的重要保障。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因素分析法，辅以比较研究法和调查访问法。（一）文献研究法

本研究属于历史研究，并且集中在特定时期的专门领域。因此，文献的搜集、整理、鉴别和分析尤为重要。由于“文革”结束以后的拨乱反正，对“文革”时期的文献不注意保存，现在只能对少量的报刊、档案等史料进行查阅。如“文革”时期的“两报一刊”、教育年鉴、大学校史和档案资料。其次，除了学者和官方资料外，还有经历者的回忆录、纪实作品、文学著作和回顾反思，其中反映出的很多颇为有益。但要考虑由于当时的浮夸、隐匿和歪曲现象较严重，一些出版物的内容未必真实，因此还需要考证史料的可信度。最后一点是，治史的关键还在于对搜集的资料进行分析（文本分析、逻辑分析），把看似一个个的孤立信息通过挖掘背后的相互关系把它们勾连起来。（二）因素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的前提依据是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与事物之间，事物内部的各要素之间及事物发展的前后阶段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针对“文革”时期高校变迁的历史，分析影响这一现象的因素有哪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历史必然的、个人偶然的），影响的方向程度如何及影响的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有利于相互地、整体地揭示历史真相。例如，可以通过分析“文革”大的背景来解释高校变迁的原因，同时又可以以高校变迁的细节折射出“文革”的全貌。（三）比较研究法

分为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本书将“文革”时期的高校变迁情况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的高校变革情况进行比较，还与国外相似的文化、政治背景下的高校进行比较，以便进行原因分析。（四）调查访问法

访谈一些“文革”时期的大学教师、工农兵大学生以及其他参与者和知情者。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本书还注意将“文革”运动与“文革”时期区别开来，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同“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纲领”区别开来，将高校及高等教育同中小学等基础教育区别开来。只有这样才能尽量客观准确地把握这一时期的高校变迁。

在写作体例上，第一层按提出问题，历史概述，关键问题（组织、制度），理论分析分章；第二层按历史、原因、现状、评论来分节；第三层的历史和现状按时间先后顺序叙述，第四层先总体后个案。四、文献综述（一）与该课题相关之研究的层次分类

在检索和梳理关于本课题的研究成果时，笔者基于这样的认识：“文革”是这一时期的大背景，也是主导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指挥棒”，“文革”在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运动。而教育界一方面是“文革”开展的主要领域之一，是这场运动的“重灾区”，另一方面教育界的一些学校（主要是高校）和一些师生又充当了“文革”的工具，沦为政治运动的附庸。因此，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内的“革命”动力主要来自政治的高压，也有来自自身的“推波助澜”。由此，考察“文革”时期我国高校的变革应当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从考察整个“文革”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核心思想和本质特征入手，二是从考察教育的历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入手。

笔者认为，该课题的研究文献主要从以下三个层次查阅。

一是全面介绍或论述或评价“文革”历史的研究成果。如王年一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大动乱的年代》和席宣、金春明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对“文革”的全过程进行了描述，还对“文革”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核心思想和本质特征进行了分析。了解这些有利于从宏观上把握“文革”时期高校变迁的大背景，而且如上所述，“文革”的核心思想（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正主义”等）也正是高校变迁所遵循的指导思想。

二是与“文革”中的高校变迁相关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如《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和《当代中国教育》等，这些成果对教育这一单独领域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梳理，特别是对新中国教育变革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文革”时期的教育及高等教育的“革命”与中国教育变革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尤其是与新中国成立后头十七年的教育变革联系更为紧密。

三是专门论述“文革”时期教育或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这是与本课题联系最紧密的研究，遗憾的是现在可以查到的这方面的成果很少，仅有郑谦著的《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周全华著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程晋宽著的《“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1966～1976》三本著作和少量论文。专门研究“文革”时期高等教育或者高校变迁的著作尚未发现。（二）国内外关于本课题的研究现状综述

1．国内部分

国内关于“文革”的研究可谓越来越丰富。自从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邵燕祥提出建立“‘文革’学”的意见以来，人们越来越感到研究“文革”的重要性。目前与“文革”相关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绝大部分是从介绍、描述、叙事的角度揭示片断的史实，而从评论、分析、总体把握的角度进行理论研究的很少。前者当然是做好后者的基础，但是由于本课题的研究重点所限，在此只介绍后者。首先是王年一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大动乱的年代》一书，该书对于本课题的启示大抵有三：一是该书对“文革”进行了整体评价和原因分析。该书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非常特异的事件，说它史无前例，是一点儿也不夸张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也是极好的反面教员。”作者对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形成的，怎样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该书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惊天动地、改天换地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他（毛泽东）要建设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权利’、‘一大二公三纯’、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限制商品经济发展、在分配上大体平均、封闭式的社会主义，他要以开展‘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毛泽东为了扫除实现他的主张的‘障碍’，更为了实现他的主张，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二是该书在叙述“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时，对学校特别是高校在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及“天下大乱”、“全面夺权”运动中的表现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从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引起的全国轰动，到不少学校成立造反组织、红卫兵组织“罢课闹革命”，以及后来的“造反派”、“保守派”、“工作组”之间的复杂斗争等细节都给予了梳理和分析。这是“文革”初期造成学校领导瘫痪、秩序混乱的直接原因，也是其后“全面夺权、天下大乱”的萌芽。三是该书对“教育革命”进行了单独描述，尽管篇幅很少，而且仅仅是对从1967年11月中央文革小组编印《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到1971年8月发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一段的内容，却也勾勒出这一时期教育领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核心思想。

与王年一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大动乱的年代》一书相比，席宣、金春明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的特色之一是从考察“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的历史发展中，重点采用矛盾分析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并概括为“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三个方面恶性循环的结果。书中指出：“国内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这一结论促使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重新把知识分子一般地错划入资产阶级范围，并认为“老的资产阶级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财产被剥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现在能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知识，而知识是在头脑中剥夺不了的”。这一论断有利于揭示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高校普遍痛恨、迫害“知识分子”和“学术权威”的原因。此外该书还对大中学生停课闹革命和“红卫兵”运动以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行了记述，但内容不多。

教育通史、新中国教育史诸作仅有少数几种涉及“文革”中的教育。这就是中央教科所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起于1949年，止于1982年，共33年，“文革”期间的教育占了10年，是很有价值的资料汇编。国内教育科学诸名家汇撰的大型多卷本《中国教育通史》和《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分别以最末的第6卷和第8卷述及新中国教育（1949～1985），两书皆以一个专章写“文革”对教育的破坏，篇幅皆为4万余字。两章皆为苏渭昌一人执笔，体例、观点、材料大同小异，论述“文革”十年教育为国内最详，也是写“教育革命”开先河的教育史专论。近有中央教科所编的《当代中国教育》，涉及“文革”中的教育仅万余字。

与本课题相关的论述“文革”以前教育的专著还有赵德强著的《1949～1957：共和国教坛风云》，该书重点论述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1949～1957年间我国教育工作的成就和教训进行总结，其二是对1949～1957年间教育界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进行回顾和思考。另一本是胡建华著的《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该书在对20世纪50年代初大学改革前我国近代大学及大学制度的形成和历史发展进行回顾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大学改革和新的大学制度建立的过程。和本课题高度相关也是本课题需要学习借鉴的是，该书不是泛泛而论，而是着力抓住被称为“院系调整”的大学体制改革和以专业设置为中心的教学制度改革来写，并指出改革的结果是建立了以单科院校为主的大学体制和成立了以专业为中心的大学教学制度。

以“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为题材的专著目前有三本：郑谦著的《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周全华著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程晋宽著的《“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1966～1976》（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虽然研究的对象相同，但是作者的出发点和侧重点各异。郑谦的书是基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领域是一个特殊的、敏感的、各种矛盾集中的领域”，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教育革命这个特殊的角度，比较容易接近和发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因此，该书在体例上以时间先后为顺序，侧重于详实地叙述教育领域的“革命”的全过程，对其产生的原因则未作深度探讨。周全华的书则更像教育学类的著作，它从分析“教育革命”的由来与内涵入手，分别对“教育革命”的全面展开、“教育革命”新体制的确立、“教育革命”的种种“新生事物”、围绕“教育革命”的两次斗争、“教育革命”的终结与教育的拨乱反正等问题进行详细描述，其中也夹叙夹议，最后又对“教育革命”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前两本相比，程晋宽的书在参考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重点对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这是前面两书所不及的。一是对“教育革命”概念的解析，对研究它的意义，以及国内外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的研究状况的综述。该书不仅内容丰富，占的篇幅比例较大。二是分析“教育革命”的动力和指导思想——晚年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设想。三是对“教育革命”的命运进行评价，对“教育革命”进行合理批判。

无疑，这三本专著对本课题是有帮助的。从“教育革命”的全过程中可以大致了解高校在“文革”时期活动的印迹，对“教育革命”的理论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了对高校变革的理论分析。

2．国外部分

国外学者对我国“文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一些国家。他们的起步较早，1966年初夏“文革”爆发不久，国外学者就敏感地意识到这场革命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意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相继发表。比如在美国，《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亚洲概览》（AsianSurvey）、《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等学术刊物在两三个月之内就开始讨论“文革”问题。

仅以美国为例，在“文革”开始以后，许多学术期刊登载了研究我国“文革”的文章，较有代表性的期刊有《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夏威夷亚洲研究》（Asian Studies in Hawaii）、《亚洲概览》（Asian Survey）、《中国新闻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中国报道》（China Report）、《亚非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当代中国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环球》（Orbis）、《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周六评论世界》（Saturday Review World）、《比较共产主义研究》（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政治季刊》（The Political Quarterly）、《今日世界》（The World Today）、《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1967～1970年间《中国季刊》曾登载菲利普·布里奇海姆（Philip Bridgham）的一系列有关分析中国“文革”的文章，如《毛泽东的“文革”：起源和发展》（Mao's Cultural Revolution：Origin and Development）、《1967年毛泽东的“文革”：夺权斗争》（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67：The Struggle to Seize Power）、《毛泽东的“文革”：巩固权力的斗争》（Mao's Cultural Revolution：The Struggle to Consolidate Power）。《共产主义问题》从1966年第5期，即9、10月号起刊登专题讨论会“毛泽东主义是什么”（What is Maoism？）的研究成果。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施拉姆为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是《毛泽东及其学说》（The Mao and His Doctrines），另一名专家柯亨（Arthur A.Cohen）的论文为《毛泽东及其政治学》（The Mao and His Politics），另外还有与会者发表的评论以及两位作者的答辩。接着，从第6期起，《共产主义问题》开展了总题目为“新革命”的系列讨论，一直延续到下一年。以下是一些论文的题目，格尔曼（Harry Gelman）《毛泽东和不停息的清洗》（Mao and the Permanent Purge）、陈赐恩（Theodore His-en Chen）《痛苦中的民族》（A Nation in Agony）、特里尔《围困心理》（The Siege Mentality）、迈克尔（Franz Michael）《权力之争》（The Struggle of Power），等等。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则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在各省》（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一书，总结了黑龙江、上海、四川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状况。另一本书《“文化大革命”：回顾1967年》（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67 in Review），分别从工人、农民、学生、外交、贸易等各方面论述了这一年“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美国兰德公司也于1971年出版了罗宾逊（Thomas W.Robinson）主编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一书，以及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美国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等著作中也有所涉及。

关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也很多。如加拿大学者朱丽娅·邝（Julia Kwong）的著作《变迁中的中国教育：“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澳大利亚学者普赖斯（Ronald F．Price）的著作《中国现代教育》、澳大利亚学者柯莱威利（John Cleverly）的著作《中国学校教育》、美国学者约翰·霍金斯（John N.Hawkins）的著作《毛泽东和教育：他的思想和教导》、美国学者苏珊娜·佩珀（Suzanne Pepper）的著作《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与教育改革——对一种理想发展模式的追求》、美籍华裔学者朱东成（Chu Dong-chean）的著作《毛主席：无产阶级的教育》。

国外关于新中国教育变革过程的研究论著有：石鸣虎（Shi Ming Hu）和伊莱·塞弗曼（Eliseifman）合著的《朝向一个新的世界观：1949～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文献史》、罗纳德·N.蒙塔坡托（Ronald N.Montaperto）和杰伊·亨德森（Jay Henderson）合著的《变动中的中国学校》。

总的说来，国外对“文革”的研究要深入细致，涉及的领域也很广泛。他们主要采用比较法、思想史法和心理分析法，多视角地思考分析、搜集求证，许多研究成果很有借鉴价值。这些研究成果虽然不是探讨“文革”时期“教育革命”的专著，但是它们都对这一领域进行了不同侧面的透视，有的着眼于“教育革命”起因的研究，有的着眼于“教育革命”的目的和动机的研究，有的着眼于“教育革命”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关系的研究，有的着眼于红卫兵运动的研究，有的着眼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研究，有的着眼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变革过程的研究，有的着眼于“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思想认识斗争的研究，有的着眼于“教育革命”的结果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不同观点、不同层次、不同范围讨论了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当然也包括高等学校。在国外“文革学”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说“文革”是毛泽东体制内的“夺权斗争”。在他们看来，“红卫兵”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革命的，因此不能叫做“造反派”，甚至连“造反派”也都是说着毛主席语录革命，由此证明“文革”就只是参与毛泽东的“夺权斗争”。这样一种偏见几乎把“文革”中不同阶层丰富多样的经验给完全抹杀了。就毛泽东当时在全国人民和全党全军中的威望看，他要夺权根本用不着“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所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图，也被“权力斗争论”一笔抹杀了。总之，按照“权力斗争”的套路，“文化大革命”的丰富经验将会荡然无存。五、体系结构“文革”时期，我国高校的组织和制度变迁有多种写法，可以从宏观政策分析入手，也可以进行微观史学分析。由于“文革”时期高校的组织和制度变迁尚处于研究起步阶段，加之种种原因，官方的真实政策文件和过于详细的一手资料难以掌握。因此本研究采取以叙述典型事物、事件的变化来折射整个变迁的过程。“文革”时期的高校组织变迁虽然“场面宏大”，但其内容并不复杂，所以可以用一章对它进行全景式的扫描，着重介绍高校“撤迁并”和“新生事物”出现的情况。高校的制度变迁相对来说过程复杂，内容繁多，但是可以抓住领导制度、教学制度和招生考试制度这三个突出典型，从不同角度反映制度变迁的特点。基于以上考虑，本书的体系结构为正文部分五章，每章下根据内容需要分若干节，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文革”时期我国高校的组织机构变迁。本章首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高校组织机构变革进行回顾和梳理，目的是考察“文革”之前的高校组织机构变迁与“文革”时期有何种内在的连续性或背景关系；接着，本章对影响“文革”时期我国高校组织变迁的思想社会背景进行分析，着重研究了《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在此基础上，本章最后通过对“高校的撤、迁、并”和“‘文革’时期的‘新生事物’”两个典型方面的深描来展现“文革”时期我国高校组织变迁的全貌。

第二章为“文革”时期我国高校的领导制度变迁。本章虽然旨在研究高校内部的领导制度，但是为了对高校的内外领导制度有个全景性的展示，本章首先简要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文革”时期我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演进过程。在考察“文革”时期我国高校的领导制度变迁时，本章主要对“高校内的夺权斗争”、“‘工作组’的派驻和撤出”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体制”这样三个不同阶段、不同领导体制中的权力格局变化进行叙述和分析。此外，本章最后还扼要介绍了“文革”时期我国高校内的“工农兵学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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