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劳伦斯·赖特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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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巨塔试读：
序幕
[1]圣帕特里克节这天，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负责国外情报的丹尼尔·科尔曼特工驱车前往弗吉尼亚州泰森斯角，去新的岗位报到。离1996年的那场暴风雪已经过了几周，路旁的人行道还埋在一堆堆灰色的雪下面。科尔曼走进一座名叫格洛斯大厦的、毫不起眼的政府办公楼，在第五层出了电梯。这里就是亚力克站。
中央情报局的其他情报站，都分布在各自负责的不同国家；亚力克站是第一个“虚拟”的情报站，离兰利的总部大楼只有几英里远。在组织结构图上，这个站点被标为“恐怖分子资金链”，隶属中情局反恐中心。但实际上，它的工作就是追踪一个人的活动——奥萨玛·本·拉登，他以恐怖活动的主要资助者知名。科尔曼第一次听说此人是在1993年，当时有一个国外消息来源曾提到某位“沙特王子”正在资助一小撮伊斯兰激进分子，他们企图炸毁纽约的标志性建筑，包括联合国大厦、林肯隧道、荷兰隧道，甚至还有科尔曼上班的地方[2]——联邦广场26号。现在三年过去了，调查局总算抽出时间派他来查看亚力克站收集的情报，以决定是否需要展开调查。
亚力克站已经收集了35卷有关本·拉登的材料，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安全局的电子耳监听到的电话录音。科尔曼发现这些材料多有重复，而且无法让人得出明确结论。不过他还是就本·拉登建起了一份情报案卷，主要是想让它在工作中占一席之地，以防这个“资助伊斯兰激进分子的人”变得更危险。
和其他许多特工一样，丹·科尔曼接受了针对冷战的训练。他于1973年加入联邦调查局，做的是档案管理员。他有学问爱钻研，自然对反情报工作很感兴趣。20世纪80年代，他的主要工作是在联合国周围的众多外交团体中招募间谍；东德的一名大使专员是他当时最大的战利品。然而，随着1990年冷战结束，他发现自己所在团队的工作重心转向了中东的恐怖主义活动。新的转变让科尔曼有些措手不及，因为他在中东方面的经验很有限。不过，这种感觉对整个联邦调查局而言也一样。当时局里认为恐怖主义只是烦人的小事，而没有把它看作一种真正的威胁。在柏林墙倒塌后阴云散尽的日子里，要说美国还有什么真正的敌人仍屹立未倒，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1996年8月，本·拉登在阿富汗的一个山洞里向美国宣战。声明中给出的原因，是美国军队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5年之后仍然滞留在沙特阿拉伯。他宣称，“由于你们在我们的国土上耀武扬威，对你们进行恐吓是我们合法的权利，也是一种道德义务。”他自称这一宣言代表着所有的穆斯林，甚至还在这篇冗长的“圣令”中把矛头指向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本人：“威廉，我要告诉你：这些年轻人热爱死亡就像你热爱生命一样……他们不会要你做什么解释。他们会大声喊道，我们之间没有解释的必要，只有杀戮和斩首。”
除了科尔曼，在美国（甚至在联邦调查局）很少有人知道或者关注这个沙特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力克情报站的这35份卷宗描绘了一个以救世主自居的亿万富翁；他出身的家族规模庞大且极具影响力，与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统治者关系密切。他自己也因为在阿富汗发动反对前苏联入侵的圣战而名声大噪。由于读过不少历史，科尔曼看出了本·拉登在战争宣言中对十字军东征与穆斯林早期斗争的引用。实际上，这篇宣言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中的时间似乎还停留在几千年以前。文章里提到了过去，提到了现在，但却没有任何将两者区分开来的东西。似乎在本·拉登的世界之中，十字军的战争还在进行。拉登的愤怒如此强烈，这也让科尔曼难以理解。我们到底把他怎么了？科尔曼觉得很奇怪。
科尔曼把本·拉登“圣令”的文本交给了纽约南区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公诉人。这是一篇滑稽而怪异的文章，但它能算是犯罪吗？检察官们苦苦琢磨法律条文，发现了一条罕有引用的、制定于内战时期的煽动串谋法，该法令禁止挑动暴力行为及企图推翻美国政府。如果[3]说这条法令能用在一个住在托拉博拉的山洞里、没有国籍的沙特人身上，似乎也管得太宽了；然而，科尔曼正是根据这有限的法律先例，为一个日后成为联邦调查局有史以来头号通缉犯的人建立了犯罪档案。当时，关注此事的依然只有科尔曼一人。
几个月后，也就是1996年11月，科尔曼和美国检察官肯尼思·卡拉斯和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去了美国驻德国的一个军事基地。那儿[4]的安全屋里住着一个紧张兮兮的苏丹告密者，名叫贾迈勒·法德勒，自称曾在喀土穆为本·拉登工作过。科尔曼拿来了一个简报本，里面有本·拉登已知同伙的照片，法德勒很快就认出了其中的大部分人。他极力想让别人相信自己的故事，不过他显然认识有关的参与者。问题是他一直在对调查员说谎，说话时添油加醋，把自己吹嘘成一心要走正途的英雄。“那你为什么要离开？”检察官们想知道答案。
法德勒说他热爱美国。他曾经在布鲁克林住过，还会说英语。后来他又说自己逃走是因为想写本畅销书。法德勒一直很紧张，怎么也坐不住。很显然，他要说的事情还不止这些。调查员们花了好几天工夫，才让法德勒不再编故事，并承认自己是拿了本·拉登十多万美元逃走的。交代完这些，他开始不停地抽泣起来。这是审讯的转折点。法德勒表示，如果有一天对本·拉登进行审判，他愿意做官方证人；但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政府检察官们所能想到的指控都很轻。
然后，法德勒自己主动谈起了一个名叫“基地组织”的团体。房间里的所有调查员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法德勒详细描述了训练营和潜伏的分支机构。他谈到本·拉登喜欢购买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他说1992年的也门爆炸案是基地组织所为，而同年在索马里击落美国直升机的叛乱分子也是他们训练的。他交代了人员的姓名，还画出了组织结构图。他说的事让调查员们大为震惊。连续两个星期，他们每天花6到7个小时反复询问细节问题，测试法德勒的回答，看他所说的情况是否前后一致。他的答案始终没出过差错。
等科尔曼回到调查局，却没有人对此事给予特别关注。他们也认为法德勒的证言确实很吓人，可是又怎么能证实一个窃贼和骗子的话呢？更何况，眼下还有更重要的调查要做。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丹·科尔曼独自一人继续对本·拉登进行调查。由于他被派驻到了亚力克情报站，调查局多少有点把他给忘了。通过窃听本·拉登的往来事务，科尔曼绘出了基地组织的网络分布图。他发现基地组织的很多同伙都和美国有关系，这让他十分担忧。他断定这是一个以摧毁美国为宗旨的国际恐怖组织；可是，当科尔曼想与上级讨论此事时，上级却连个电话都不回。
无人理睬的科尔曼，只得独自思索那些日后每个人都会去想的问题：这个组织从何而来？它为什么单单选择攻击美国？我们怎样才能阻止它？他就像是一个观察着载玻片的实验室技术员，那上面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病毒。在显微镜下，基地组织的致命特性开始显露出来。这个组织很小（当时只有93名成员），但它是更大规模的激进运动的一部分；这种运动遍及整个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基地组织扩散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个组织的成员训练有素，久经沙场；他们的财力显然颇为雄厚。此外，他们还狂热地信奉着自己的事业，而且抱着必胜的信心。将这些成员团结在一起的人生哲学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以至于他们情愿——而且是盼望着——为之牺牲自己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想尽可能地多杀人。
然而，这种新威胁最可怕的一点，是几乎没有人重视它。它太怪异、太原始，也太遥远。美国人坚信，现代性、科技以及自己的理念，一定能防止历史上的那种野蛮场面降临到他们头上；面对这种信心，本·拉登及其追随者的挑衅姿态就显得很荒谬，甚至有些可悲。然而，基地组织绝非只是出自7世纪阿拉伯的古董，它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现代工具和现代思维。这并不奇怪，因为基地组织的故事其实是不久以前从美国开始的。
[1] 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是每年的3月17日，为纪念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而立。这一节日5世纪末期起源于爱尔兰，美国从1737年3月17日开始庆祝。——译者
[2] 联邦调查局纽约外勤办事处所在地。——译者
[3] 阿富汗东部山区，是20世纪80年代抗击前苏联入侵的阿富汗游击队的藏身处，后来被本·拉登占据。——译者
[4] 指谍报人员或秘密警探的藏身地点。——译者
第一章 殉教者
在由埃及亚历山大港开往纽约的一艘游轮上，头等舱里一位瘦弱[1]的中年作家、教育家赛义德·库特卜经历了一场信仰危机。“我到了美国之后，是像那些拿奖学金的普通学生一样整天吃吃睡睡，还是应[2]该与众不同？”他这样想道。“我是应该坚持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抵制诸般罪恶的诱惑，还是纵容自己，沉溺于随处可见的诱惑之中？”当时是1948年的12月。新世界在地平线上隐约出现了，那是一个胜利、富有、自由的世界。而在他身后，则是满目疮痍、苦难深重的埃及。这位旅客以前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国家。现在他离开也并非心甘情愿。
这位神情严肃的单身汉身材瘦小，肤色黝黑，前额凸出，留着一撮比鼻子略窄一点的板刷胡。他的眼神流露出一种容易招人冷落的孤傲。即便是在埃及炙热的太阳底下，他也宁愿穿着三件套的黑色西装，总让人觉得很正式。对于这么一个极度自尊的人来说，在42岁的年纪回到学校读书似乎有些纡尊降贵。然而，作为一个来自土壁泥墙的上埃及村庄的孩子，他已经超越了自己当初那并不远大的目标——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公务员。他的文学与社会批评使他成为埃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但是，这些批评也激怒了埃及恣意挥霍的独裁者法鲁克国王，他签署了对库特卜的逮捕令。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很同情[3]库特卜的处境，急忙安排他离开埃及。
那时库特卜在埃及教育部做主管，工作非常轻松。政治上他是个热忱的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而这种立场也是当时官僚中产阶级的主流思想。至于那些将会催生所谓宗教激进主义的思想，此时在他脑海里还没有完全成形。实际上，库特卜后来说过，在踏上这[4]次旅程之前，他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虽说他10岁就[5]会背《古兰经》，而他的写作近来也开始转向更为保守的主题。但库特卜和许多同胞一样，由于英国对埃及的占领而变得激进了；而昏聩的法鲁克国王与英国串通一气，这也让他极为鄙视。反英示威游行、各个矢志要将外国军队逐出国门的煽动性政治派系——也许还有国王——使得埃及备受折磨。库特卜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层政府职员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他那些直言不讳而影响深远的时事评论。虽然他从未跻身于阿拉伯当代文学的前列（这让他一直颇为苦恼），但是在埃及政府看来，他却逐渐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大敌。
库特卜在很多方面都很西化——从他的装束，到他对古典音乐的钟爱，还有对好莱坞电影的喜好。他读过翻译成阿拉伯语的达尔文、爱因斯坦、拜伦和雪莱的著作，而且特别喜欢法国文学，尤其是维克[6]多·雨果的作品。但是，即便是在去国离乡之前，这吞噬一切的西方文明所取得的进展仍然让库特卜深感担忧。尽管博学多识，他却把西方世界看作一个单一的文化实体。资本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之于犹太教，法西斯之于民主，这些区别与库特卜心目中惟一最大的分野相比都无关紧要；在这个分野的两端，一边是伊斯兰教与东方世界，一边是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世界。
殖民拓展一直是欧洲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但美国在这方面却截然不同。二战结束时，美国对于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间的政治分歧持观望态度。事实上，人们很容易把美国视为反殖民主义的榜样：这个被压制的民族赢得了解放，并且将曾经的统治者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个国家的力量似乎源于其自身的价值观，而不是欧洲那些文化优越性或种族、阶级特权的观念。由于美国把自己标榜为移民国家，它与世界各国之间就有了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阿拉伯人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也在美国国内建立了自己的聚居区；在亲缘关系纽带的影响下，他们也更为倾向这个国家所宣扬的理念。
因此，美国政府在二战结束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让库特卜和许多阿拉伯人都很震惊，大有遭到背叛之感。就在他乘船离开亚历山大港口的时候，埃及和其他5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即将在一场战[7]争中最终败下阵来——这场战争确立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中作为一个犹太国家的地位。阿拉伯人惊呆了：这不仅是因为以色列士兵的决心和作战技能，更是因为本国军队的无能和领导人灾难性的决策。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羞辱对阿拉伯知识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程度远远超过当代历史上的任何事件。在哈里·杜鲁门总统签署命令将10万犹太难民送回巴勒斯坦之后，库特卜曾这样写道：“我恨这些西方人，我鄙视他们！所有的西方人，无一例外：英国人、法国人、荷[8]兰人，最后还有美国人，那么多人曾经信任过的美国人！”
头等舱里的这个男人也有过浪漫的爱情，但他经历的主要是爱情带来的痛苦。他曾在一篇小说中略加掩饰地描述过自己一段失败的恋情；从那段感情之后，他就拒绝了婚姻。他说，在那些把自己暴露在[9]众目睽睽之下的“无耻”女人中间，他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伴侣。不过他还是喜欢女人的——他和三个姐姐的关系就很亲密；但性欲让他感觉受到了威胁，于是他就以不赞成亲密关系的态度来保护自己，并把性视为获得救赎的大敌。[10]
他所体验过的最亲密的感情关系就是和自己的母亲法蒂玛，一个不识字但却非常虔诚的女人之间的感情。她把早熟的儿子送到开罗去学习。1933年库特卜2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在随后的3年里，库特卜在外省的好几个地方教过书，后来调到了开罗一个富足的郊区赫勒万，他就把全家接过来一起生活。他极度保守的母亲在这里过得始终不太安心。她总是很警惕；因为在赫勒万，悄然发展的外来影响比她以前住的小村子要显著得多。这些影响在她老于世故的儿子身上一定也表现得很明显。
赛义德·库特卜在舱房里做着祷告，对自己的身份仍旧感到犹疑不定。他是应该“正常”，还是应该“特别”？是抵制诱惑，还是沉溺其中？是坚守伊斯兰教的信仰，还是将其抛在一旁，转而接受西方的物质主义和罪恶？像所有的朝觐者一样，他同时走上了两条征途：一条向外，朝着更广阔的世界；另一条则向内，通往自己的灵魂之中。[11]“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他下定了决心。可是他立刻又自问：“我是真的这么想，还是心血来潮？”
一记敲门声打断了库特卜的沉思。他的舱房外站着一个年轻姑娘；[12]按照他的描述，她又高又瘦，“半裸着身子”。她用英语问道：“今晚让我做你的客人好不好？”
库特卜回答说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床也能睡两个人呀！”她说。
惊诧万分的库特卜猛地一下关上了门。“我听见她摔倒在门外的地板上，这才意识到她原来是喝醉了，”他回忆道。“我当即感谢真主帮助我战胜了诱惑，让我能坚守自己的道德信仰。”
这就是库特卜——一个正派、骄傲、充满烦恼而道德观念极强的人。他那无人赏识的天分，日后将动摇伊斯兰教，危及伊斯兰世界的各个政权，并成为阿拉伯民族无着无落的年青一代的指路明灯；寻求着生活意义和目标的这一代人，最终在圣战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13]
库特卜抵达纽约港时恰逢美国的假日季节，当时的繁荣景象[14]在这个国家是前所未有的。战后的经济飞速发展，每个人都在挣钱——不管是爱达荷州种土豆的农民，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还是华尔街的银行家。如此多的财富，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模式的信心；在不久以前的大萧条时期，这种模式曾受到残酷的考验。失业这回事似乎和美国根本不沾边；根据官方数据，失业率低于4％，而从实际上说，任何想要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现在，全世界一半[15]的财富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当库特卜漫步在纽约街头的时候，美国与开罗的反差一定让他觉得尤为苦涩。四处装点着节日的灯火，华丽的橱窗里摆满了他听说过却从未见过的东西——电视机，洗衣机——这些科技创造的奇迹充溢着每一家百货商店，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曼哈顿一座座崭新的办公楼和住宅大厦，肩并肩地填满了帝国大厦与克莱斯勒大厦之间空中轮廓线的空隙。市区和外围城区的许多大型住宅区还在建造之中，它们能容纳大批的移民。
在如此充满活力与信心、文化融合达到空前程度的环境之中，树立起一个具体的象征物来代表业已改变的世界秩序，正可谓恰逢其时——这个象征就是俯瞰纽约东河的新联合国大厦。作为战争留下的遗产，坚定的国际主义精神在联合国这个组织上得到了最有力的体现；不过，与任何一个单一的理念或机构相比，纽约这个城市本身就更为有力地代表着全球和谐的梦想。整个世界都在涌向纽约，因为这里是权力之都，金钱之都，也是可以带来变革的文化能量的所在地。这个城市里有大约100万俄国人，50万爱尔兰人，同样数目的德国人，不消说还有波多黎各人、波兰人和数不清的中国劳工（大多是非法的），他们也在这个好客的城市之中找到了庇护所。而黑人的人数也在短短8年里增加了50％，达到了70万。这些黑人也是难民，他们从种族主义的美国南方逃到了这里。在800万纽约人之中足有四分之一[16]是犹太人，其中有许多人是从欧洲的大灾难之中逃出来的。纽约下东区许多商店和工厂的标志上都印着希伯来文字，大街上常常能听到意第绪语。对于库特卜这样一个憎恶犹太人的中年埃及人来说，这将会是个挑战；不过，他在离开祖国之前还没有真正见到过犹太人[17]。对很多（也许是大部分）纽约人来说，政治与经济上的压迫是与生俱来的一部分，而纽约这个城市则为他们提供了避难所，给了他们一个可以谋生、养家、重新开始生活的地方。因此，希望这一强烈的情感让这座城市保持着生机，而开罗却是个充满了绝望的都市。
与此同时，纽约也是一个糟糕的地方——城市拥挤不堪、人们牢骚满腹、竞争激烈、风气轻佻，到处都戳着“客满”的牌子。呼呼大睡的酒鬼堵住了门口。市中心广场造型滑稽的房子装点着鬼气森森的霓虹灯，皮条客和扒手就在灯下逡巡。鲍厄里区的廉价旅馆出租帆布床，每晚只需20美分。阴暗的小巷里横七竖八地扯着晾衣绳。嚣张的少年犯成群结伙，像野狗一样在郊区游荡。对于一个英语只会点[18]皮毛的人来说，这个陌生的城市可谓危机四伏；而库特卜又生性沉默寡言，这使他与别人的交流愈发困难。他想家想得要命。“在这个奇怪的地方，在这个被他们称作‘新世界’的大工厂里，我觉得自[19]己的灵魂、思想和肉体都处在孤独之中，”他在写给开罗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在这儿最需要的就是个能说话的人，”他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里写道，“不是谈美元、电影明星、汽车品牌，而是能就人类、哲学和灵魂之类的问题做一番真正的谈话。”
到美国两天之后，库特卜和一个埃及熟人住进了一家旅馆。“因[20]为我们的肤色和开电梯的黑人很相近，所以他挺喜欢我们。”库特卜写道。那个人提出要帮两位旅客找点“乐子”。“对此他举了好些例子加以说明，其中还有性变态。他还给我们讲在旅馆的某些房间里发生的事情，甚至有过两男或两女搞在一起的。那些人让他拿几瓶可口可乐来。他后来进屋的时候，他们甚至连姿势都不动一下！‘难道他们不觉得羞耻吗？’我们问道。他觉得很奇怪。‘这有什么羞耻的？他们不过是在享受生活，满足自己的特别需要罢了！’”
这次经历以及其他许多见闻，让库特卜益发坚信乱交必然会导致性变态。至于美国自身，则刚刚因为印第安纳大学艾尔弗雷德·金赛与同事合作的长篇学术报告《人类男性的性行为》而深受震撼。这篇长达800页的论文充满了令人震惊的数据和有趣的评论，它就像一块击穿教堂彩色玻璃窗的石头，粉碎了美国所剩无几的维多利亚式假正经。金赛报告称，在抽样调查的美国男性中，37％的人有过同性恋行为并达到了高潮，将近一半的人有过婚外情，69％的人召过妓。金赛向美国举起了一面镜子，它反映出其国人不仅有着强烈的欲望，而且也对性感到困惑、羞愧、无能，有些人对性的无知则令人瞠目。虽然调查证明美国人的性行为形式多样，频率也很高，但实际上当时的人们几乎从来不讨论与性有关的问题，就连医生也是如此。金赛的[21]一个研究者曾经采访过1000对没有子女的美国夫妇；这些妻子都还是处女，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生孩子。[22]
库特卜对金赛报告很熟悉，并且在后来写书时引用它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美国人和禽兽没多大分别——“这群不顾后[23]果、受了哄骗的人只知道肉欲和金钱。”可以预料，这样一个国家的离婚率会高得令人咋舌，因为“每当丈夫或妻子注意到一个光彩四射的新人物，他们就会猛扑上去，就好像这人儿是欲望世界之中的新[24]时尚”。从库特卜的抨击中也能听到他内心激烈斗争的弦外之音：“一个女孩看着你，表面上她像是一个迷人的林中女神，或是逃离海底的美人鱼，可是当她走近时，你只会感觉到她内心中嘶喊着的本能，你能闻到她火热的躯体，但那气味并不是香水的芬芳，而是肉体，只是肉体。确实，那肉体很诱人，但也只不过是肉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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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的结束为美国赢得了胜利，却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很多美国人都觉得他们刚打败了一个极权主义敌人，紧接着又要面对另一个远比欧洲法西斯主义强大、阴险的对手。“共产主义正在以不可阻[25]挡的势头，悄然侵入那些贫穷的地区，”年轻的福音传道者葛培[26]理警告说，“如备受战争折磨的中国，还有动荡不安的南非。如果不能把这些国家从不信上帝者的手中解救出来，美国将在这个世界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也在美国内部进行着。联邦调查局不择手段的头儿J·埃德加·胡佛声称，每1814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是共产主义者[27]。在他的督导下，调查局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这一方向，开始挖掘颠覆政府的证据。库特卜来到纽约时，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已开始听取《时代》周刊资深编辑惠特克·钱伯斯的证词。钱伯斯作证说，他曾参与过阿尔杰·希斯领导的共产主义基层组织。作为前杜鲁门政府的官员，希斯是联合国的创立者之一，当时还担任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主席。整个国家的注意力都被这个听证会所吸引，它给人们的恐惧提供了依据：共产主义确实潜藏在各个城市、郊[28]区和隐蔽的基层组织之中。“他们无所不在，”美国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断言，“工厂、办公室、肉铺、街角、私人商户——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着能致社会于死地的病菌。”美国感到自己不仅身陷政治体制被取代的险境，更面临着宗教信仰丧失的危机。“无神论”是共产主义威胁最根本的一个特征，于是基督教遭到攻击之感就让整个国家本能地作出了反应。“不是共产主义死，就是基督教亡，因为这[29]其实就是基督与敌基督之间的一场决战。”葛培理几年之后写道。而在当时，这种情绪正是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的主流看法之一。
库特卜注意到了这种开始左右美国政治的强迫观念。出于类似的原因，他自己也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实际上，共产主义者在埃及要比美国活跃得多，也更具影响力。“我们要么就走信仰伊斯兰[30]教的道路，要么就走共产主义的道路。”库特卜在来美国的一年前曾这样写道。他眼中的前景和葛培理的预期同样严峻。与此同时，他[31]也在列宁的政党中看到了未来伊斯兰世界可以采用的政治模式——后来他将要创立的政治体制。
在库特卜充满激情的分析之中，共产主义体制和资本主义体制没有多大差别；他认为，这两者都只顾及人们的物质需求，却忽视了精神的层面。他预言，一旦普通工人丢掉了致富的幻想，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共产主义。基督教将无力阻挡这种趋势，因为它“就如同纯[32]粹理想世界里的幻象”，只存在于精神王国之中。而伊斯兰教却[33]是个“完整的体系”，它具备法律、社会规范、经济规则，还有自己的治理方法。只有伊斯兰教提供的模式，才能够建造出一个公正、虔诚的社会。因此，真正的战斗将最终显现出来：它不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较量，而是伊斯兰教和物质主义的斗争。而且，伊斯兰教必将取得胜利。
毫无疑问，在1948年的假日季节，伊斯兰教和西方世界的这种冲突对大部分纽约人来说还很遥远。但是，尽管新的财富还在不断涌入这座城市，战争的胜利自然也带来了自信心，但人们对未来还是普遍感到担忧。“这座城市，在它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当年夏天，随笔作家E·B·怀特这样评论道。“只需一小队形同人字雁群的飞机，立即就能终结这个岛屿的狂想，让它的塔楼燃起大火，摧毁桥梁，将地下通道变成毒气室，将几百万人化为灰烬。”怀特此文写在核子时代即将来临之际，文中这种易受攻击的感觉在当时还不多见。“在可能发动袭击的狂人的头脑中，”他写道，“纽约无疑有着[34]持久的、不可抵挡的诱惑力。”[35]
新年过后不久，库特卜就搬到了华盛顿，在威尔逊师范学院[36][37]学习英语。“在华盛顿的生活还不错，”他在一封信中说，“特别是我住的地方离图书馆和朋友们很近。”他享受着埃及政府提供的丰厚奖学金。“普通的学生每月180美元就能过得挺好，”他写道，“而我呢，每月的开销是250到280美元。”
虽说库特卜来自上埃及的一个小村庄，他却在美国发现了“一种[38]让我们想起丛林和山洞时代的原始之感”。社交聚会中充斥着虚伪的谈话。博物馆和交响音乐会虽然来者盈门，可是人们去那儿不是为了看或是听，而是出于一种狂热的、自恋的需求，要让别人看到、听到自己。库特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国人总之是太不拘小节了。他在写给开罗朋友的信中说：“我在这儿的一家餐厅里，前面坐着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他穿着衬衣，前襟本该打领带的地方却印着一只橘黄色的土狗；他也没穿马夹，衣服后背上倒有一幅炭笔画的大象。这就是美国人对色彩的品位。还有音乐！这个话题我们还是留着以后再[39]谈。”他抱怨说，美国的食物“也非常怪异”。他曾谈到在学校咖啡馆碰到的一件事：他看到一个美国女人正往甜瓜上撒盐。他不怀好意地告诉她埃及人更喜欢放胡椒粉。“她居然照做，还说味道好极了！”他写道，“第二天我又告诉她有些埃及人喜欢在甜瓜里放糖，她觉得这样吃味道也不错。”就连美国的剪发方式也让他牢骚满腹：[40]“每次从理发馆回来，我都要用手重新把头发梳理一遍。”
1949年2月，库特卜住进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做扁桃体切除手术。那儿的一个护士向他一一列举自己梦中情人的必备条件，让他极为反感。这个美国女人的热情举动已经叫他起了戒心：“她对自己的美貌十分了解——她的身体、容貌、勾人心魄的眼睛、丰盈的双唇、饱满的乳房、浑圆的臀部，还有光滑的大腿。她穿着能唤起原始性本能的鲜艳衣服，什么都不加隐藏，那令人兴奋的笑声和大胆的眼[41]神更增加了这种感觉。”可以想象，库特卜当时肯定是一个叫人情不自禁的挑逗对象。
2月12日，传来了穆斯林兄弟会最高指导哈桑·班纳在开罗遇刺的消息。库特卜称那天医院窗外的街道上一片喧哗。他问是不是在庆祝[42]什么节日。“今天基督教在东方的敌人被除掉了。”库特卜说医生这样告诉他，“今天，哈桑·班纳被杀了。”如果说1949年美国人在埃及政治上投入了许多，因此对班纳之死感到欢欣鼓舞，这很难让人相[43]信。《纽约时报》确实报道了他的死讯。该报说：“哈桑谢赫的追随者狂热地忠于他，他们中很多人宣称，哈桑一个人就能拯救阿拉伯[44]和伊斯兰世界。”但对于身处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国度、躺在病床上[45]的库特卜来说，这个消息不啻于晴天霹雳。虽然库特卜和班纳素[46]未谋面，但他们都知道彼此的声名。他们都生在1906年的10月，日子只差几天；都上过同一个学校——开罗一所名为达尔·艾尔乌卢姆的师范学校，只是入学的时间不同。和库特卜一样，班纳也很早熟，颇具领导才能，不过他还是一位实干家。他在1928年创立了穆斯林兄弟会，目的是要将埃及变成伊斯兰教国家。仅仅几年之内，兄弟会已遍布整个埃及，然后又扩展到整个阿拉伯世界，为后来的暴动埋下了种子。
班纳的声音湮灭之时，恰逢库特卜所著的《伊斯兰的社会公正》一书出版——这本书为他赢得了伊斯兰世界重要思想家的声誉。尽管库特卜也倾向于将伊斯兰教用于政治的观点，他却态度鲜明地与班纳的兄弟会保持着距离；然而，这位知识界同辈对手既然已经死去，库特卜皈依穆斯林兄弟会的障碍也不复存在。对于库特卜的生活和兄弟会的命运而言，这都是一个转折点。但在如此重要的时刻，这位显然要继续领导伊斯兰复兴的接班人却形单影只地生着病；他远在家乡万里之外，没人知道他是谁。
说来凑巧，身在华盛顿的库特卜也并非完全无人注意。有一天晚上，詹姆斯·海沃思-邓恩在家里款待他。詹姆斯是一位英国的东方学者，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他向库特卜谈起穆斯林兄弟会带来的危险。他认为，这个组织在阻碍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据说他告诉库特卜，“如果兄弟会成功掌权，埃及将永远无法向前发展，而且会成为[47]人类文明的绊脚石。”随后他提出要将库特卜的新书翻译成英文，[48]并付给他1万美元的版税；对于这样一本不起眼的书，这可真是一大笔钱。库特卜拒绝了。后来他猜想，海沃思-邓恩可能是想把他拉进中央情报局。不管怎样，他说：“没等离开他那所房子，我就下定[49]决心要加入兄弟会。”[50]
科罗拉多州的格里利位于丹佛东北部，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农业社区。1949年夏天，身体逐渐康复的库特卜来到这里，在科罗拉[51]多州立教育大学学习。当时，这所学校被誉为美国最先进的教育[52]机构之一。暑期开课时教室里总是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他们来这儿不仅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学历，也是为了享受凉爽的气候和附近山区的美景。晚上，学校遍植树木的公共用地上会举办音乐会、[53]讲座、肖托夸教育集会的课程，还有室外的戏剧表演。为了容纳这些额外多出来的课堂，学校搭起了一顶顶圆形的帐篷。
库特卜在格里利待了6个月，比在美国其他任何地方待的时间都要长。格里利的生活，与他在快节奏的纽约和华盛顿的不愉快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实际上，美国很少有哪个地方能比格里利更符合对道德极度敏感的库特卜的胃口。格里利是1870年《纽约论坛报》农业版编辑内森·米克创建的，创立之初就是一个禁酒区。米克以前住在伊利诺斯州南部靠近凯罗的地方，位置在俄亥俄州与密西西比州交界处以北，也就是伊利诺斯州的“小埃及”一带。他意识到伟大的文[54]明都诞生在河谷区域，因此就在卡凯河和南普拉特河肥沃的三角洲地带建起了自己的居住区。米克希望通过灌溉将“美国大沙漠”变成农业天堂——埃及人自从文明之初就是这么做的。米克所在《论坛报》的编辑霍勒斯·格里利对他的构想给予热情的支持，以他的名[55]字命名的格里利市很快就成为全美曝光率最高的规划社区之一。
最早在格里利定居的人并不是年轻的拓荒者，而是人到中年的中产阶级。他们来到这里时坐的是火车，而不是四轮马车或公共马车；他们也一并带来了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将成为未来城市典范的社区，它所依靠的是每一位定居者都必须具备的美德：[56]勤奋、品行端正、戒酒。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必然能建立起一个纯洁而繁荣的文明社区。确实，当赛义德·库特卜在格里[57]利走下火车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丹佛和夏延两地之间最重要的定居点了。
家庭生活是格里利社区的中心；这儿没有酒吧，也没有酒店，可每个街角似乎都盖着一座教堂。科罗拉多州立教育大学以拥有全国一流的音乐系为豪，经常举办音乐会，爱好音乐的库特卜想必是乐在其中。到了晚上，讲演厅里会有著名的教育家来讲学。那时刚刚以小说[58]《南太平洋的故事》获得普利策奖的詹姆斯·米切纳也回到这里开设写作研习班，1936年至1941年间他曾在该校学习、教学。无意间，库特卜终于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社区；他最为珍视的所有追求，在这里都得到了颂扬：教育、音乐、艺术、文学，还有宗教信仰。“我[59]现在住的这个小城叫格里利，它美极了，实在是太美了！”来到格里利之后不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每一座屋子都像是鲜花盛放的大树，街道就好似园中小径。你能看到屋子的主人们在闲暇时间里辛勤劳作，不是洒水浇花，就是修枝剪叶。看起来，他们闲暇时做的就是这些事情。”纽约令库特卜反感的那种快节奏生活已经远在天边。那年夏天的《格里利论坛报》登过这么一篇头版报道，说有只乌龟成功地穿越了市中心的一条街。
不过库特卜很快发现，即便在格里利这么平静的表面之下，也有[60]令人不安的潜流。学校往南一英里有个名叫“花园城”的小社区，那儿到处都是酒吧和酒店。在这个地方，格里利绝对戒酒者的主张根本行不通。这个小镇的名字源于禁酒令时期；那时，本地的私酒贩子会把酒瓶子藏在西瓜里，然后把瓜卖给学校的学生。每逢聚会，学生们就会光顾“花园”，好弄点货作为储备。格里利清醒的表象与花园城暗中纵酒的丑行是如此天差地远，这一定让库特卜非常吃惊。其实，美国禁酒运动的失败让库特卜十分鄙夷，因为他觉得这个国家没能在精神上坚守戒酒的承诺，而只有伊斯兰教这种无所不包的体制才有望取得成功。
美国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有色人种。在曾经去过的某个城市（他没有具体说是哪里），他亲眼目睹一个黑人遭到一伙白人暴徒毒打：“他们不停地用脚踹那个黑人，直到他血肉模糊地躺在大街上。”[61]可以想见，这位黑皮肤的旅客在美国感受到了怎样的威胁。即便是格里利这个风气自由的居住区，也因为种族偏见引起的恐惧而变得颇为紧张。城里很少有黑人家庭。而经过一场战争（是役有14名骑[62]兵阵亡，格里利的创建者内森·米克也被割去了头皮）之后，当地的大部分尤特印第安人都被赶出了科罗拉多州。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劳工被引入该州，在田地和屠宰场劳作。虽然城里禁止墨西哥人在天黑之后逗留的标牌已被摘掉，但天主教堂仍然给有色人种单独设了一个入口；他们进来后只能坐在楼上。在法院后面的漂亮公园里，英裔美国人总是呆在南边，西班牙裔的则呆在北边。
在如此紧张的种族环境下，学校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所处的地位很令人不安。来自非洲、拉美、亚洲的学生以及一部分夏威夷学生组成了国际俱乐部的核心，库特卜也是其中的一员。学校里还组织了[63]一个小型的中东社团，团内有新近逃离巴勒斯坦的难民，还有几名伊拉克王室成员。总体而言，格里利的居民对他们都很友善，经常邀请他们到家里聚餐、共度节日。有一次，库特卜和几个朋友被一家电影院拒之门外，因为影院经理误以为他们是黑人。“可我们是埃及[64]人，”一个朋友解释说。经理当即道歉，还请他们进去，但库特卜拒绝了。黑肤色的埃及人可以进电影院，而美国黑人却不得入内，这让他感到恼怒。
尽管城里的气氛很紧张，但学校在种族问题上却保持着积极的态度。暑假课程期间，会有大批南方黑人师范学院的学生来到格里利，不过在正常上课的月份这里却只有寥寥几个黑人学生。校橄榄球队明星杰米·麦克伦登就是这少数的几个黑人学生之一。他是国际俱乐部的成员，和一个巴勒斯坦学生同宿舍。因为格里利的理发师拒不为他服务，他只好每个月开车到丹佛去理发。最后，几个阿拉伯学生陪他一起去了当地的理发店，然后就待在那儿不走了，一直等到理发师替[65]麦克伦登剪过头发才离开。后来库特卜写道：“种族主义让美国从[66]山顶滚落到了山脚——还把人类的其他成员一起拖了下来。”
对科罗拉多州立教育大学来说，1949年的橄榄球赛季可谓沮丧不堪。身上有伤的麦克伦登整个赛季都只能在场外观战，球队则赛一场败一场，在和怀俄明大学的比赛中还输了个令人难忘的103比0。目睹美式足球的场面，只不过是证实了库特卜原先的看法：这种比赛[67]太原始。“脚在这种‘足球’赛中根本不起作用，”他这样写道。“相反，每个球员都拼命用手去抢球、拿着球猛跑，或是把它扔向球门；而另一方的球员会使出一切手段去阻止他，可能会踹他的肚子，要不就猛力把他弄得断手折脚……与此同时，球迷们则在大喊‘扭他脖子！敲他脑壳！’”
不过，对这个孤独的埃及单身汉来说，真正的威胁还是女人。与美国西部的大部分定居点相比，格里利所表现出的女性审美特征都要强烈得多。这个城市从来没住过矿工、流浪汉或是铁路工人，这些人生活的世界之中基本都没有女性；从一开始，格里利的居民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女性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座座温馨的房屋前都有宽敞的门廊，便利的商店里货品井然有序，样式美观的公立学校，低矮的建筑，还有相对自由的政治氛围。不过，女性影响表现得最为强烈的地方，还是教育大学本身。在秋季学期注册入学的2135名学生当中，女性占了42％；而在当时，美国全国女性的平均入学率只有大约30%。学校里没有工商系或工程系，主导全校的3个杰出学院是教育、音乐和戏剧。来自丹佛和凤凰城的都市女郎、来自农场和平原牧场的乡下姑娘，还有来自山区小镇的女孩——她们之所以都受到这所学校的吸引，不仅是因为它全国皆知的名气，也是因为女性在这儿的校园里能得到享有权力之感。在这里，在环抱着大片公共用地的黄砖墙建筑之间，来自西部的女孩子们品尝到了大多数美国女性还要再过几十年才能充分享受的自由。
在这个偏远的西方小镇，赛义德·库特卜接触到了先进的思想。就认识而言——对自身、自己的社会地位，当然还有与男性的关系——他所遇到的美国女性比大部分同时代女性都要超前得多。“性关[68]系只不过是个生理问题，”学校里的一位女性对库特卜解释说。“你们东方人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非要把道德因素加进去。公马和母马、公牛和母牛、公羊和母羊、公鸡和母鸡——它们交配的时候谁也不会去考虑什么道德后果。这样一来，生命就能延续下去，简单、轻松，而且自由自在。”在库特卜看来，这番话出自一个身为教师的女人之口无疑更具破坏性，因为她那不道德的人生观会教坏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当年夏天库特卜开始了学业，旁听一门基础英语写作课程。到秋天，他已经对英语有了足够的信心，于是就试选了三门教育学的研究生课和一门演讲技巧课。他决心要熟练掌握这门语言，因为他暗自怀着一个目标——用英语写一本书。1949年秋天，仅仅在来到美国一年之后，他就在学生文学杂志《支点》上发表了一篇随笔，题为“世界是个不孝的孩子！”。仔细读一读这篇古怪而又令人不安的文章，就可以看出库特卜在语言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埃及有个古老的传说，”他写道。“智慧与知识之神创造历史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很大的习字本和一支长笔，对他说：‘去这个世界上走一走，把你看到或听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历史照着神的吩咐做了。他遇到了一个聪明美丽的女人，她正在温柔地教一个小男孩学习：
历史震惊不已地看着她，然后仰面对着天空大喊：‘她是谁？’‘她是埃及。’他的神回答。‘她是埃及，那个小男孩就是世界……’
古老的埃及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仰？因为他们非常先进，他们拥有的文明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伟大。其他民族还住在森林里的时候，埃及就已经是文明社会了。埃及教会了希腊，希腊又教会了欧洲。
小男孩长大之后又怎么样了？
长大后，他抛弃了他的养育者，他仁慈的养育者！他打她，还企图把她杀死。我很难过。这不是什么修辞手段。这是事实。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当我们来到这里（可能就是联合国），请求英国归还我们的权利，世界帮着英国与正义为敌。当我们来到这里，请求制裁犹太人，世界帮着犹太人与正义为敌。在阿拉伯与犹太人的战争之中，世界也帮着犹太人。
噢！多么不孝的世界！多么不孝的孩子！”
库特卜比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年长不少，因此他自然而然地与别人保持着某种距离。学校布告栏里有一幅他的照片，那上面的他正在向校长威廉·罗斯展示自己的一本著作。照片说明中对库特卜的标注是“著名埃及作家”和“著名教育家”，因此学校的老师们对这位同行肯定颇有几分敬意。不过，他交际的主要对象还是外国学生。有天晚上，阿拉伯学生举办了一次“国际之夜”活动，他们准备了传统的[69]阿拉伯食品，库特卜则以主人的身份向来客解释每道菜的来历。没有活动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用他的唱机听[70]古典音乐。
城里每周都有几次波尔卡舞会和方块舞会，学校会请来知名的爵士乐队。那年最流行的两支舞曲是《多么迷人的夜晚》和《巴里哈》[71]，都出自根据米切纳的小说改编的音乐剧《南太平洋》，当时在格里利的广播电台想必是频频播放的曲目。大乐团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摇滚乐此时还没有出现。库特卜在书中写道，“爵士乐是美国的音乐，创作这种音乐的黑人就是要满足自己的原始本能——他们[72]喜爱噪音，让人性欲勃发的东西最对他们的胃口。”这说明他难免也受到了种族歧视观点的影响。“如果没有吵闹的歌唱相伴，爵士乐是无法让美国人满意的。随着音量的提高（让耳朵难以忍受的痛苦也随之而来），观众的情绪也越来激动；他们的叫声越来越高，手掌越拍越响，直到你什么都听不见。”
学校在星期天不供应膳食，学生们只好自行解决。很多国际学生，包括像库特卜这样的穆斯林，星期天晚上会到教堂去。格里利的50多家教堂在礼拜仪式之后都会供应简餐，有时还举办舞会。“舞厅装[73]点着黄、红、蓝各色彩灯，”有一次库特卜回忆说。“留声机里狂热的音乐让整个房间都在震动。舞动着的光腿挤满了大厅，胳膊搭在腰间，胸脯抵着胸脯，嘴唇触着嘴唇，房间里充斥着情欲的气氛。”牧师带着赞许的神情欣赏着这一切，甚至还调暗了灯光，以增添浪漫的氛围。接着他放了一首名为《宝贝，外面很冷》的曲子，这首俏皮[74]的情歌出自当年夏天埃丝特·威廉斯主演的电影《海神的女儿》。库特卜最后不无嘲讽地说：“牧师停了一下，看着这些被他照料的年轻人在富有挑逗意味的歌声中随着节奏轻轻地摇摆；然后他就走了，留下他们去尽情享受这个快乐、纯洁的夜晚。”
在12月份写给朋友的信中，他的笔调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他开[75]始谈起自己在思想和肉体上感到的“疏离”。那个时候，他没有再去上任何一门课。
赛义德·库特卜在美国又待了8个月，大部分时间是在加利福尼亚。他所感受到的美国，与大多数美国人对本国文化的看法大相径庭。在文学和电影之中，特别是在电视这一新兴媒介上，美国人都把自己描绘成对性感到好奇却缺乏经验的人。然而，库特卜眼中的美国却与金赛性学报告中勾勒的情景更为相似。他看到了一个精神的荒原；不过当时在美国，对上帝的信仰却几乎是全民一致。库特卜坚持认为，美国教堂、宗教书籍和宗教节日的不断增加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误的印象；但不变的事实却在于，物质主义才是美国人真正的上帝。“对美国人[76]而言，灵魂毫无价值，”他写信告诉朋友。“有一篇博士论文探讨的竟然是清洗盘子的最佳方法；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比《圣经》或宗教还重要。”很多美国人也逐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美国人生活中疏离的主旋律，才刚开始给战后的欢庆气氛蒙上阴影。从许多方面来看，库特卜的分析虽然有些尖刻，但也不过是超前了一点而已。
当然，这次旅程并没有让库特卜在埃及的朋友们如愿以偿。美国的经历非但没有让库特卜变得开放，反倒让他在回国时更为激进。此外，他对美国的糟糕印象在见诸报端之后，将深刻地影响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对这个新世界的看法；当时，它们原本十分敬重美国和美国的价值观。
他带回国内的还有一种新的、持久的愤怒，其根源是种族问题。[77]“欧洲或美国的白人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他宣称。“我们把白人的文明、普遍准则和高尚目标教给自己的孩子，但与此同时白人却把我们踩在脚下……我们教育孩子，要对主人心怀畏惧和尊敬，但这个主人却在践踏我们的尊严，把我们当作奴隶。让我们转而在这些孩子的灵魂中埋下仇恨、憎恶和报复的种子。从这些孩子羽翼未丰的时候起我们就要教导他们，白人是全人类的敌人，一有机会就应该加以消灭。”
奇怪的是，在美国与库特卜相识的人都说他似乎挺喜欢这个国家。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个腼腆而礼貌的人，有政治立场，但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不张扬。只要是给他做过介绍，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他都不会忘记；他也极少表露直接针对客居国的批评意见。或许他把轻蔑之情都藏在了心里，等到回国后再安全地散布出来。
显然，他所写的内容并非仅限于美国。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现代性。现代的价值观——世俗论、理性、民主、主体性、个人主义、性自由、宽容和物质主义——借助西方殖民主义的媒介传染给了伊斯兰。如今，美国是上述所有观念的代表。库特卜把抨击指向了那些试图改变伊斯兰教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埃及人。他想要表明，伊斯兰和[78]现代性这两者完全无法相容。他的宏伟构想（此时才初露端倪），是要捣毁现代性的整个政治与哲学架构，还伊斯兰以其未被污染的本来面目。对他而言，这是一种神圣的同一状态，是真主与人类的完全结合。圣哲与凡俗、国家与宗教、科学与神学、心智与灵魂，这些概念之间的分裂是现代性的标志，西方世界已成为它的俘虏。但是，伊斯兰教无法容忍这样的分裂。他坚信，在伊斯兰教之中，神性一旦遭到削弱，就只能以毁灭告终。伊斯兰教是完全的，绝不会作出妥协。这是真主的不易之言。可是，受西方世界迷惑的穆斯林却忘记了这一点。只有让伊斯兰教重新成为他们生活、法律和政府的核心，穆斯林才有望夺回他们作为世界主流文化的应有地位。这是他们的责任；不仅是对他们自己的责任，也是对真主的责任。[79]
1950年8月20日，库特卜乘环球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回开罗。像他一样，这座城市显然也变得越发激进了。由于腐败现象与暗杀事件肆虐，再加上1948年与以色列交战时蒙受的羞辱，埃及政府的统治在民众中毫无威信可言，完全对占领国惟命是从。虽然英国名义上已经从埃及撤军，并把部队集中到了苏伊士运河区，但帝国之手仍然深深影响着这个动荡的首府。从俱乐部到酒店、从酒吧到电影院、从各家欧洲餐厅，到这个饱经风霜的败落城市之中的百货商店，随处都可以看到英国人。脑满肠肥的法鲁克国王不顾民众嘘声一片，乘着他两[80]百辆红色轿车之中的一辆（在这个国家只有他才能坐红色的车）在开罗街头飞驰，去勾引年轻的姑娘（如果有人胆敢直言的话，这就是事实）；要不就是带着他的游艇船队，扬帆前往里维埃拉海岸的各个赌场，他在这些地方的荒淫生活足以打破历史纪录。与此同时，衡量绝望的常见标准——贫穷、失业、文盲与疾病——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控制。随着股票的下跌，投资也纷纷抽离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政府虽然忙得团团转，却根本于事无补。
在这种腐朽的政治环境之中，有一个组织却始终坚持为人民的利益而行动。穆斯林兄弟会修建了自己的医院、学校、工厂和福利组织；他们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在巴勒斯坦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并肩作战。与其说这个组织是一个反对派的政府，还不如说他们是一个反对派的社会；事实上，建立这样的社会正是他们的目标。兄弟会的创建者哈桑·班纳不愿把他的组织视为一个单纯的政党；它应该是对所有政治理念的挑战。班纳完全反对西方社会世俗民主政府的政治模式，这与他认为伊斯兰教应统治一切的观念相悖。“伊斯兰教的本质就在于统治，而不是被统治；伊斯兰教就是要把它的律法施行到所有[81]国家，把它的力量扩展到整个星球，”他这样写道。
面对英国的入侵，兄弟会是惟一一支有组织、有效率的抵抗力量，[82]这一事实使他们得到了中下阶级民众的认可。1948年，民众痛恨的警察局长萨利姆·扎基在开罗大学医学院的一次暴乱中身亡，埃及政府随即正式解散了穆斯林兄弟会。但是，兄弟会当时的成员和支持[83]者已经超过了100万——而埃及的总人口是1800万。虽然兄弟会是一种群众运动，它却结成了一个个关系紧密、相互合作的“家庭”[84]——每个像这样的基层组织，其成员最多不超过5人。这种组织结构赋予了兄弟会灵活、隐秘的特点，让它不容易被发现，更难以彻底根除。
穆斯林兄弟会有其暴力的一面，这种特点日后将深深植根于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之中。在征得班纳的同意之后，组织内部建立了一个“秘密机构”。虽然兄弟会的大部分行动所针对的是英国人和数量剧减的埃及犹太人，但他们也在幕后指使了两起埃及电影院的爆炸事件、杀害了一位著名的法官，还刺杀了（另有多次刺杀未遂）政府的几名官员。到政府将班纳杀害的时候，这个秘密机构借着自我保护的名义，在兄弟会内部拥有了强大而难以约束的权威。
1952年1月，英国军队为报复针对其基地的袭击，突袭了运河城市伊斯梅利亚的一处警察驻地，在近距离开枪扫射长达12小时，打[85]死了50名新招募的警员。消息一传开，开罗的街头就聚起了一群群激动的民众。他们烧毁了英国人常去的赛马俱乐部和著名的谢泼德[86]大酒店。在穆斯林兄弟会秘密机构成员的带领下，纵火者割断了赶来救火的消防车的软管，然后又跑到开罗的欧洲区，将市中心的电影院、赌场、酒吧和酒店全部付之一炬。直到第二天早晨，废墟上空的浓烟都还没有散尽。至少有30人被杀，750座建筑被毁，1万5千人失业，1万2千人无家可归。开罗这座大都市已不复存在。
不过，新的事物也即将出现。当年7月，在极具领袖才能的年轻陆军上校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指挥下，发动政变的军人集团把法鲁克国王赶上游艇逐出埃及，并在未遇丝毫抵抗的情况下控制了政府。2500年以来，这还是埃及第一次由埃及人自己来统治。
库特卜重新做起他在教育部干过的工作，并且回到了原先在赫勒万郊区的家。那地方以前是个古老的温泉疗养地，因水中含有硫磺能治疗疾病而知名。库特卜住的是一座邻近大街的两层别墅，前院里种着兰花树。会客厅里，他收集的古典音乐唱片摆满了整整一面墙[87]。[88]
这次革命的部分筹划工作，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进行的。纳赛尔和政变的军事策划者在这里与穆斯林兄弟会的人见面，协调合作事宜。其中的几位军官，包括后来继任纳赛尔的安瓦尔·萨达特，都与兄弟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政变失败，兄弟会将帮助军官们逃离埃及。结果，政府轻而易举就被推翻了，兄弟会在政变的过程中并没有参与多少。
库特卜后来发表了一封致革命领导人的公开信，向他们提出建议：要想清除旧政权造成的道德腐败，惟一的办法就是施行“正义的[89]独裁”，这样才能保证政治权力只掌握在“有德者”的手中。纳[90]赛尔后来邀请库特卜担任革命指挥委员会的顾问。库特卜本希望在新政府的内阁中得到一席之地，但政府给他的选择却是教育部长或[91]开罗广播电台总经理，这两个职位他都拒绝了。纳赛尔最后任命他为革命编委会的负责人，但是库特卜上任几个月之后就辞了职。这两个人之间的棘手谈判，也反映出了兄弟会与自由军官组织之间最初紧密合作的关系；不过在这场社会革命中，两个组织都认为革命应该由自己来控制。其实，这两个派别在民众中都没有足以统治国家的权威。
两个组织之间的竞争，迅速缩小到了军事社会还是宗教社会的选择上；而这样的故事，在中东地区还将被一再重演。纳赛尔掌握着军队，兄弟会则控制着清真寺。纳赛尔的政治梦想是实现泛阿拉伯国家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现代、平等、世俗而工业化的制度，福利国家的作用将无所不在，并主导人们的生活。他的理想，与库特卜和兄弟会所信奉的伊斯兰神权政治毫无共同之处。后者想要自上而下地彻底重塑社会，把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加诸生活的各个层面，让每一个穆斯[92]林都能以最为纯粹的方式来表达伊斯兰精神。要想做到这些，就只有严格施行伊斯兰教法。教法是从《古兰经》和圣训中提炼出的法则，统管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伊斯兰激进分子认为，任何达不到教法要求的事物都不属于伊斯兰，而是“贾西利亚”——也就是先知得[93]到神谕之前的蒙昧世界。库特卜反对平等主义，因为《古兰经》称：“我们按阶层一级级创造了你们。”他反对民族主义，因为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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